市场监管现代化篇1
关键词：信息化发展；市场监督；大数据技术；问题分析；策略分析
近些年，随着国内信息化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大众的生活变得愈发方便。现代化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而在市场监管工作信息化发展过程当中，相关人员应当以国家发展为指引准则，依托现代化信息技术来完成市场监管工作优化。监管工作信息化建设工作不仅是时展的需求，同样也是政府职能部门转变的迫切需要。
目前市场监管工作信息化发展的必要性
现代化信息技术具有高效、便捷等特点，可以帮助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显著提升工作效率，并且在市场竞争当中具有良好的应用空间与应用优势。为此，各行各业都应当积极开展现代化信息技术引入工作，以此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以及核心竞争力。近些年，市场监管工作信息化建设已经从各个方面展开有效推进与探索，逐步转变了传统人力信息收集、整理以及信息记录的做法[1]。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来完成市场监管工作优化，由传统窗口收集信息、整理信息以及数据收集，到现有的电子化办公，将工作人员从复杂纷乱的工作环节解放出来，有效降低了人力资源的投入成本。与此同时，提升了信息收集以及信息处理效率，有效减少人力收集所带来的误差。目前国内现代化信息技术可谓是日新月异，市场监管工作应当充分发挥这项技术的作用与优势，结合互联网技术，对各个工作细节展开科学管控，及时发现日常工作中的问题，并且制定科学的优化工作措施，确保市场监管工作效率可以得到稳步提升[2]。
市场监管工作现存问题
（一）监管方式过于单一，监管效率有待提升
就目前形势而言，基层市场监管工作的对象为市场主体。监管信息收集通常采用人工上报这种方式。监管工作与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通常依靠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缺乏完善性与规范性，对市场数据的感知程度不足，导致监管工作以及其中的重点监管环节信息把控不严，管理效率有待提升，难以精准判定系统当中存在的问题[3]。
（二）信息化建设有待加强
在信息化建设环节，智能监管模式初步形成，但在实践环节，许多业务工作还是采用传统工作方式，信息化技术手段单一、各类系统的工作方式纷乱复杂，系统内部条块化、碎片化严重，登记系统、监管系统、办公系统、执法系统处于割裂状态，数据资源共享不及时、不准确，缺乏必要的沟通与互动，信息化数据应用范围狭窄，难以形成完善的整体性管理平台。除此之外，市场监管工作还存在监管单位职能过多、缺乏信息化专业技术人才以及信息推广工作不到位等问题，不仅对数据库重视程度不足，而且信息质量也得不到有效保障[4]。
（三）缺乏必要的分析与沟通，决策缺乏合理性
市场监管工作对于信息分析以及信息沟通的要求标准较高，这也是推动此项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与重要途径。目前市场监管系统数据量较大，且内容较为多样化，整体结构相对复杂，若各个部门没有实现通力合作、有效沟通，则跨部门联动监管实施困难，极易出现重复工作这一问题。基于此，需要各个部门提升协同作业程度，发挥各个部门的作用与优势，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与义务。除此之外，目前对数据展示、数据汇总、数据加工、数据分析以及数据应用等环节的重视度不足，导致信息化建设工作无法顺利开展，很多重要决策也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建设智慧监管一体化平台及大数据分析监管应用迫在眉睫[5]。
市场监管工作信息化建设发展的优化策略
（一）实施一体化优化策略，提升基层监管效率
首先，应当推动信息统一，引入互联网技术，整合现有的市场资源，掌握相关的互联网信息数据，充分发挥现代化信息技术的作用与优势，升级现有的政务平台与互联网平台的接口，突破传统监管工作，统一开展信息收集以及信息处理。其次，进行系统整合，不仅要对上级部门的政务系统展开优化，同样也要对基层部门的监管系统展开调整，尤其在构建完善的数据中心后，应当首先判定数据是否完成有效汇集。最后，完善现代化信息管理制度，构建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体现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数据处理优势，加强现代化技术应用培训，提升全体工作人员的计算机应用能力以及互联网应用能力，推进整体监管工作的信息化发展智能化发展[6]。
（二）着力构建智慧监管系统，发挥信息技术优势
首先，适应监管机构的改革实际需求，加强业务整合以及数据整合力度，不断推进智慧监管工作机制建设。整体而言，要构建完善的基层工作平台以及互联网优化平台，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来提升整体监管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其次，开发统一的软件，避免软件重复开发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在软件开发环节，应当注重软件的综合性，提升数据的精准判定能力以及系统承载能力。最后，着力构建信息数据处理中心，这是推动整个智慧监管系统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核心步骤。通过各种先进技术的引入，可以实现智能化信息处理，构建符合实际情况的数据库，提升整体数据运转效率。除此之外，还应当注重对外的服务系统建设工作，各个部门之间协调统一。这不仅是智能化建设的需求，更是提升服务水平以及服务时效性的重要手段[7]。
（三）积极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
市场监管工作智能化发展还应当注重管理模式以及管理理念的优化与创新，人工智能技术与大数据分析技术有助于提升企业在数据采集分析、信息处理以及信息合理利用效率。市场监管工作的开展，需要借助这两种先进技术从技术层面展开模式创新、理念创新，适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在此环节需要始终贯彻以下原则：首先，以数据为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来整合资源，构建完善的信息处理中心。其次，引入社会力量。在职能变革这一背景下，相关人员的工作眼光应更加长远，积极引入外界力量，以此提升自身的现代化信息建设水平。最后，进行分步处理，结合实际稳扎稳打，不断对建设环节当中的各个时间与节点展开调整，以此提升现代化监管工作水平[8]。
（四）定期开展信息系统升级，构建完善的信息共享平台
随着国内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日渐发展与进步，市场监管工作的需求发生着明显变化。为紧随互联网时展步伐，市场监管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应当加强。对各种信息以及数据进行分类，构建完善统一的管理系统。在信息升级环节，应当安排专业人员来对本单位各个运行系统状态展开评定与分析，从长远角度展开系统调整与系统优化，不断完善市场管理系统，确保互联网系统可以有效预防各种突况以及突发事件，并合理设定分支系统，使其成为市场监管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助力与支撑，从而实现信息价值最大化这一目标，提升信息化建设水平。相关人员应当注重完善监管平台，这也是整个智能化发展环节中的根本性操作。因此，市场监管相关单位应当详细明确管理平台当中的岗位职责，合理分配各个部门任务，强化各个部门沟通与联系，树立大局意识，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智能化监管平台的建设工作。应最大程度实现资源共享，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确保互联网平台构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充分发挥各种资源的作用与价值。通过合理规划监管工作发展方向，制定完善的监管工作标准，培养市场监管方面的专业人才，引入现代化管理模式与互联网管理理念，定期进行互联网系统升级，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与联系，大幅度提升市场监管工作效率，实现监管工作信息化发展目标。
（五）应用云计算技术，提升数据存储与处理效果
建议在市场监督信息化发展的过程中，应用云计算技术，增强数据存储和处理效果。（1）将Hadoop体系作为主要的大数据存储体系，其中涉及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和列式数据库系统，能够提供统一性、安全性、灵活性、可扩展性的存储平台。其一，使用云计算大数据存储技术，数据采集交换的功能较为完善，可以按照数据类型特点和数据库的情况针对性使用不同的工具，例如：从结构化数据信息到Hadoop采集的SQoop软件、etL工具软件、收集日志的工具等；其二，数据处理体系中涉及离线类型、内存类型的计算技术，机器学习技术和搜索引擎技术等，分别与各类场景相互对应；其三，为确保技术的有效应用，还需创建集群管控平台系统，统一进行整体分布式集群的管理，在平台技术生态体系内开发现代化的管控功能，例如：分布式任务调度管控功能、资源管控功能、数据安全管控和访问安全管控功能、服务监督和管理功能；其四，配置大数据处理工具进行数据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从数据建模阶段到数据定义阶段、数据关系处理阶段、数据可视化处理阶段和数据服务化处理阶段，都可以利用相关的技术进行有效管控。（2）合理采用分布式计算技术。市场监督管理的过程中会涉及来自很多方面的各种类型数据信息，主要包括市场监督管理局内部的数据信息、其他部门数据、网络数据信息等。数据的种类很多，相互之间的关系较复杂，数据量庞大，只采用传统的数据查询技术和分析技术很难满足当前的数据计算和处理需求。因此，需要使用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等进行海量数据信息的计算分析。其一，在非实时性海量数据信息统计工作中，可以用来自动化生成市场监督管理汇总的数据，可以按照月度周期、季度周期、年度周期汇总数据；其二，实时化数据信息的计算和分析，主要是针对实时所获取的数据信息进行计算处理，快速作出响应，数据吞吐量较高、处理工作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其三，实时性进行数据信息的查询处理，按照用户所输入的内容，及时进行数据的查询，作出相应的反应，整体系统不会对查询的条件进行限制，用户可以将查询条件自定义组合，随时按照市场监督管理的工作需求查询数据内容，快速获取需要的结果和信息；其四，数据信息的深度挖掘和利用就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机器学习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等从海量数据信息中挖掘、发现隐藏的有价值的数据信息，为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提供数据查询和处理的基础保障。（3）做好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数据应用场景分类，制订针对性的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处理技术的应用方案，例如：使用分布式技术有效执行海量数据信息的非实时化计算任务，利用流式计算技术方式准确进行各类实时数据的计算分析，同时还可以借助数据交互式查询技术对市场监督管理大数据动态性查询处理。另外，可以利用先进的数据信息挖掘技术，深入挖掘市场监督管理数据中有价值的内容，全面整合内部数据、部门数据、网络数据，为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数据分析、验证、研究等提供一定的支持，使其通过挖掘、研究来自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市场监督管理数据信息，寻找出有助于提高市场监管工作效果和水平的内容，合理进行市场监督工作整体情况的分析、研究、判断，促使各方面工作效果和水平的提升，充分发挥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应用的价值。
结语
市场监管工作的信息化发展是未来市场监管工作的必然趋势，二者之间具有诸多互通之处。相关人员可以通过实施一体化优化策略，提升基层监管效率、着力构建智慧监管系统，发挥信息技术优势、积极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等方式来开展市场监管工作，为提高市场监管工作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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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现代化篇2
[关键词]双重转型；金融控股集团监管滞后；市场稳定性监管；次贷危机
一、我国金融市场综合化转型与监管格局评析
在全球金融综合化转型浪潮中，我国金融分业格局逐步改变，特别是涌现了一批覆盖银行、保险、信托、证券、期货等业务领域的金融控股集团，以及以资产支持证券、金融期货等为代表的衍生性金融产品，在机构和产品的双重维度上推动着金融综合化格局的确立。
所谓机构转型，即传统分业经营管制下的金融企业通过自生(organic)或者并购(aquisition)的路径进行组织扩张，成为可以在多个金融领域开展综合性业务的金融控股集团或者准金融控股集团。所谓产品转型，即依托金融工程技术，传统的单一功能金融产品相互组合或者联结，成为覆盖多个金融领域及市场环节的衍生金融产品。对于金融产业而言，机构转型与产品转型是两股相互支撑的变革维度。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标志着金融综合化转型成为主流趋势，全球金融业开始打破分业经营格局，迅速向综合化转型。我国金融市场综合化进程虽然相对缓慢，但依然保持了与国际一致的演变趋势。
1988年开始的金融体制改革，开启了我国金融混业的初步尝试。商业银行开设的证券公司积极参与证券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市场风险和泡沫。因此，1993年1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金融业开始走向分业经营。而后颁布的《商业银行法》等则进一步从法律和行政规章上明确了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是分业经营模式。然而，综合化经营始终是我国金融业实践中的既有现象，也是金融业发展的现实趋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信、光大集团等就开始控制银行、证券公司等不同领域的金融企业，形成了事实上的金融控股集团。随着全球金融变革浪潮的兴起，综合化经营开始成为国内金融行业的战略目标，形成了五种类型的金融控股集团或者准金融控股集团。
首先是商业银行主导的银行系控股集团。为了应对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化的压力，也为了与具有综合营业能力的外资银行竞争，我国的大型商业银行纷纷向信托、基金、保险等领域扩张，并得到了法律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传统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外，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中型商业银行也进行了综合化布局。事实上，商业银行也是美国金融综合化转型的主力军。《金融现代化服务法》的主要突破就是对1933年《银行法》以及1956年《银行控股公司法》进行了重大修改，支持组建综合经营的银行控股公司。
其次是保险企业并购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形成的金融控股集团。目前成功的范例仅有平安集团。不过由于没有相关法律的硬性约束，平安集团的综合化布局最为健全，囊括了保险、银行、证券、信托、期货等主要的金融领域。
再次是产业资本介入金融市场而形成的控股集团。其形成路径主要是，一方面借助证券交易市场收购上市金融企业的股份，从而达到控股目的；另一方面借助政府力量创设或者入主地方性金融企业。德隆集团、天津泰达、海尔财务、山东鑫源等就是典型。但由于专业经验不足，套利冲动强烈，产业系金融集团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都值得关注。
最后是由地方国有金融资产组合成的金融控股集团。这种组合的线索是股权关系，而在组织架构上却具有一定程度的行政色彩。另外，从现阶段来看，这种地方性金融集团的协同程度并不高，更多的体现为股权和人事上的关联关系，而不是业务以及财务上的资源整合。
综上所述，尽管没有明确系统的立法支撑和确认程序，综合化经营已经逐渐成为我国金融业的基本现实。随着金融期货等衍生性金融产品的来临，市场综合化转型已是毋庸置疑。与变革巨大的金融市场相比较，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变化具有相对较大的滞后性。与分业经营的市场格局相适应，我国在上世纪末正式确立了“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对银行、证券和保险实施严格的分业监管。为了适应市场变革，2000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然而，由于缺乏授权体系和高阶制度的支撑，金融监管协调会议制度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二、次贷危机暴露的全面市场风险和美国监管改革回应
综合化转型是金融市场的优化选择。从收益的角度来看，综合化经营通过互补性协作和创新性产品开发获取巨大的溢价效益。而从风险的角度来看，也有研究表明，业务多元化赋予了金融企业更多避险保值手段，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和效用。例如，由于融资需求的有限性，作为直接融资渠道的证券业务与作为间接融资渠道的银行业务具有成反比的回报率。但是，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讲，综合化转型增加了金融企业风险暴露的广度和深度，革命性地改变了金融风险的范围和性质，构成了全面市场风险，即由于业务的综合性而可能受到多个金融市场领域风险的直接影响。
次贷危机的爆发就展示了这种全面市场风险。在次贷危机中，以花旗为代表的金融控股集团损失惨重，根源就在于转型为金融控股集团的银行积极介入作为产品综合化转型典范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导致本已转移的信贷风险的循环回归。例如，通过长期的证券化过程，花旗集团已经把相当部分的信贷风险转移到了外部市场。但是，在转型为金融控股集团后，花旗又成为美国资产证券化交易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主要业务包括基础资产的收购与证券化衍生品的设计、发售、承销业务，二级市场的证券产品交易业务，以及相关信用支持业务，不但回收了间接融资市场的信贷风险，还主动地吸纳了证券市场的投资风险。截至2008年1季度，花旗集团该部分业务的直接损失就达256亿美元，表内存量敞口达291亿美元。
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看，次贷危机对监管当局提出一个重大的命题：面对日益综合化的金融机构及产品，如何建立和完善全面市场风险管理机制。
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的理念从最早的规范金融交易行为、强调对风险的管理和规范，发展到放松金融管制以促进金融业的跨业经营和竞争。在该法案的体系下，美国实施了所谓的“功能性监管”变革，即基于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的更具连续性和一致性并能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协调的监管。然而，次贷危机证明，在迅速发展的金融创新产品面前，基于权力分散和组织独立的监管体系并不能有效地实施功能性监管。也可以说，与革命性的市场变革相比，改良性的监管调整并不能相匹配。
在次贷危机的沉重压力下，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今年3月31日，美国财政部正式公布了名为《现代化金融监管架构蓝皮书》的改革计
划。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该蓝皮书是对1999年金融现代化法案以来，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继续和深化，是监管体制对于金融市场的机构与产品双重转型趋势的回应。蓝皮书指出，目标性监管模式是未来的最优选择，其三大监管目标为：市场稳定性监管(marketstabilityregulation)，即保障整体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作为中央银行，美联储(Fed)负有稳定宏观经济的传统职能，因此成为市场稳定监管机构。审慎性金融监管(prudentialfinancialregulation)，即对具有政府保证性质的特定金融市场实施监管。为此将专门建立审慎金融监管局。商业行为监管(businessconductregulation)，主要是为市场实务制定行为标准。在商业行为的监管领域，商业行为监管局将取代美国证监会等联邦机构监管者的相应职能。
在实现上述最优化架构之前，将先进行机构改革，主要措施包括：在不改变现有监管权力体制的前提下，增强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的协调功能；新设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设置抵押贷款业务的最低资格标准；将美国储蓄联合会转型为普通国民银行；美联储代表联邦监管州立银行；建立全国保险监管机构；合并期货与证券监管机构等。
三、危机下的反思：中国金融监管机制优化建议
作为持续发展的全球金融中心，美国金融市场的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革进程，具有典型的危机驱动特征。而我国金融市场监管体系的发展历程属于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危机驱动模式下诱致性生成的美国监管体系相比，具有制度变革上的一些优势。汲取次贷危机的教训，考察危机下的变革措施，可以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一些有益的反思。
要正确认识职能监管机构的利益主体性和竞争性，平衡安全与效率考量。在分业经营的情境下，各职能监管机构的治理目标带有明确的部门性，利益难以协调，甚至可能相互冲突。一种流行的看法是，这种监管竞争可以带来政策优化的效率。但是，在市场综合化的情况下，监管竞争可能诱使一些监管机构纵容本部门的越界行为，并造成各金融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甚至只考虑本监管主体的责任而回避所产生的外部效应，从而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事实上，各监管机构的割据化治理模式是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肇因：美联储为了控制通胀而连续加息，导致房贷违约风险攀升，直接动摇了资产证券化市场的信用根基；美国证监会长期疏于关注对冲基金等新兴金融机构；没能有效行使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综合风险监控，导致商业银行转移的信贷资产风险又通过投资业务循环回归集团内部等等。而次贷危机爆发后，现行体制缺乏有效控制风险扩散的监管手段。主要的监管政策手段和中央银行流动性工具是专门用来应对传统银行危机的，对日益增加的源于银行体系以外的金融市场危机束手无策。因此，在分业监管的现有体制下，尤其要重视对监管政策的组织协调和综合考量。
在既有的协调监管安排的基础上，我国金融监管当局有必要进一步厘清权责关系，有效适应综合化转型的市场格局。在我国金融市场混业经营的进行阶段，应当同步进行监管体系的资源整合与架构改造。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明确责任主体，控制全面市场风险，落实市场稳定性监管。在市场综合化的背景下，市场稳定性监管成为首要监管目标，也是抵御金融风险的主要屏障。这种协调性安排生效的前提是有明确的制度构建和授权支撑，否则就会形式化。值得吸取的教训是，次贷危机表明，由于规则的模糊化和原则性，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出台并未改善金融市场的监管状况。例如法案规定，由美联储理事会作为金融控股公司的主要监管人，而金融控股公司的下属子公司依然由各职能监管机构负责。但是，在监管过程中若出现分歧，且分业监管机构认为美联储理事会的监管内容确有不恰当时，优先执行分业监管机关的规定。就我国现有立法而言，《中国人民银行法》第9条规定“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建议以此为依据加快行政立法，由国务院出台具有效力的实施细则，为以央行为伞式监管人的金融监管协调体制提供法律意义上的制度支撑。
市场监管现代化篇3
我国证券市场是新兴市场，证券市场监管严重滞后。我国证券市场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虚假信息、操纵价格、内幕交易、极限投机等方面的问题已经危害到证券市场自身的发展，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在行使职能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头痛医头。方法单一、法规不完善、措施不到位、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充分说明其存在的问题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深入分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证券市场监管的基础建设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因此，研究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加强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基础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证券市场监管基础建设包括：法律法规建设、监管体制重塑、市场规律运用、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内容。本文将通过中外证券市场监管的比较分析，来研究探讨如何加强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基础建设。
一、法律法规与制度建设
现代证券市场监管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1929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根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来了大量的证券发行，同时也带来了整个20年代的经济过热和银行信用的滥用。金融危机和股灾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导致了现代证券市场监管的产生。
大危机后，美国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是从立法开始的。现在，证券业是美国最严厉的立法领域，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规范形成了一个覆盖广泛、巨细无遗的完整体系。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一是30年代关于银行和证券业的立法，以《1933年银行法》、《193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代表，精髓是银行和证券业的分业经营与管理，将证券市场置于政府的监管之下，强调信息公开。3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的名言：“公开是治疗社会病和产业病的最佳药方，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证券市场立法和信息公开成了证券市场监管的两大法宝。二是1999年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顺应金融发展的要求，从法律上确认了银行、证券、保险混业经营的原则，结束了30年代《银行法》以来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实行功能监管。
我国目前规范证券市场的法规体系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由国家统一颁布的法律，包括公司法。证券法；二是由各部门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
1.我国证券市场法律体系分析
我国目前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有两个：《公司法》和《证券法》。但是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从形式上看是滞后与不完备，从内容上讲则是不能适应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在很多方面存在内容过时或者无法可依的现象，在实际运用中则存在缺少程序性规定、有法不依和有法难行的问题，甚至存在较多的法律法规互不配套、相互矛盾的问题。其原因可归纳为：首先，我国证券市场起步晚，发展时间短，在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等很多方面还存在问题，证券市场的实践还不能为立法概括抽象提供应有的深度和广度。其次，我国证券市场立法存在着法理研究和立法经验不足的问题，一些法律条款有明显的法律漏洞，缺乏必要的法理支撑。第三，我国证券市场是在改革中设立与发展的，将在深化改革中发展与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立法不完善有其客观上的原因。
例如，《公司法》是1996年颁布的，1999年底曾作过一次修订，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在明确企业组织形式、规范企业行为、推进市场经济主体的改革与发展等方面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法律规范不完整，存在条款粗疏。内容空缺、缺少必要的程序性规定等问题，在公司行为、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都存在无法可依的现象。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的规定为五条，完全没有涉及监事会议事方式、表决方式等程序性的内容，目前我国公司实践中出现的监事会普遍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状况，应当说与公司法的不足有直接的关系。第二，对有关权利的实现缺乏必要的救济方式。公司在运作过程中涉及众多相关主体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公司法》在调整相关主体间利益关系时，要制定具体有效的法律规范。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设置必要的权利救济措施。我国公司法在此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在公司章程违法侵害相关主体权利时，少数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请求不被董事会接受，董事会、董事长不履行职责，股东大会决议出现瑕疵，法律缺少相应的救济措施，实践中出现这类情况时，权利人往往投诉无门，从而使公司法规定的权利形同虚设。
再如《证券法》，从提议制定到颁布实施，经历了一个一拖再拖，反复修订的过程，终于出台了，其存在的问题也暴露了，一些条款内容过时，一些条款与其他政策规定又相冲突。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的分业管理，在资金在不同市场间的投资运动等具体规定中，存在明显的相互不配套不协调的问题。
在我国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在证券市场的很多领域，法律规范还是空白。如证券投资基金法、投资公司法。证券投资者保护法。投资顾问法等等都暂付阙如。此外，证券市场的法律规范有一个不断修订，不断完善的过程，证券市场在发展变化，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不断出现，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也必须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作出修订。国外的证券市场立法已经经过这样的历史过程，我国现在则正处在对证券法、公司法作出修订最为迫切的时机。
2.证券市场的规章制度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的规章制度与行业自律规则由中国证监会、证券行业协会、证券交易所及证券商分别制定。中国证监会是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有关证券市场监管的各种规章制度由其制定；证券行业协会是自律机构，制定有关自律的各种规章制度；证券交易所不仅仅是一个证券交易市场，也是证券监管机构，制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及证券交易的各项制度；证券商则制定内部风险管理的制度。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对证券市场机构、证券市场行为进行着全方位的规范。
例如，2001年为中国证券监管年，中国证监会有19个制度办法先后出台。内容涉及对证券公司经营行为的规范与合规监管；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和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信息披露、风险揭示：新股发行。证券交易；亏损公司的暂停上市与终止上市等。这些规定、办法和指导意见，涵盖了证券市场的方方面面，在规范市场。防范风险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法律法规和制度办法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所有的证券行为都可以用法律法规来规范。我国的现实则是，在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体系中，各种法律是最高层次的。最重要的，却既不健全又缺乏可操作性，而各种规章、制度、办法则相对要全面完整一些。
3.健全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法律法规制度的措施
（1）加紧《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者保护渤》《投资顾问或咨询法》等法律的制定，填补我国证券市场法律的空缺，健全我国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
{2）根据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对已有的《证券法》《公司法》进行修订，以增强其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3）进一步明确中国证监会、证券行业协会。证券交易所、证券商的权限职责，对所有证券市场的规章制度办法等进行清理、修订、完善，以确保其与法律规范的配套，以及实践中的可运用性和权威性。
（4）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工作，使各类证券从业人员、投资者懂法、守法。
二、监管体制的重塑
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的是政府监管体制，监管框架由三个层次构成：一是设立专门的政府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进行监管；二是自律性监管；三是社会监管。图1可以说明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框架：
从监管体制方面来分析，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表现在：（1）证券监管在金融监管中的地位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不够明确协调；（2）在证券监管体制、监管机构设置、职责划分等方面不完整明确：（3）在政府机构监管与自律监管方面，更多地依赖政府机构监管，且存在监管缺乏权威性、独立性，监管不规范运动式的监管多于持之以恒前后一贯的常规监管等缺陷；（4）在自律监管方面，缺乏合适的制度安排使之有约束力、行之有效；
（5）未能充分发挥社会监管的作用。
如何健全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1.改变分业监管模式，建立混业监管体制。在重新确立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方面，我们要综合考虑以下方面的因素：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从整个金融业发展的大趋势及金融监管的高度及证券监管的目标来考虑证券监管的体制，从保障证券监管的效率。促进市场的发展来考虑证券监管的机构设置及职权划分。
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是混业经营，这是不容置疑的，与之相应的监管体制应是混业监管，这是摆在世界各国金融监管者面前的共同课题。我国现在实行的是明确的分业监管模式。今年设立了银监会，银监会根据授权统一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为保证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的超然地位，将货币政策制定、执行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分开，这是必要的。但从金融监管方面来讲，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构成了真正的三架马车体制，这与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不符。我们需要选择的是：成立金融监管局，把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作为监管局的下属机构；或者仍保留现在的三足鼎立的体制。不同的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上会有差异，多重监管机构分别监管业务交叉的不同金融机构，必然导致一定的混乱。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有利于我们确定统一的监管目标，进行统一的权责划分，提高监管的效率。
2.从机构、业务两个方面来划分不同监管者的监管对象与范围，明确监管者的职责与权利。对中国证监会要明确其监管的市场机构与市场业务活动，确定哪些方面是该管、可以管好的，哪些方面是不该管。也管不好的，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监管的效率，另一方面可以保持市场的活力，促进市场的创新与发展。这对我国一个新兴的证券市场尤其重要。
3.在证券监管方面更多地发挥自律机构的作用。制定统一的行业规范，提供制度方面的保证，为自律监管发挥作用提供一个良好环境。
4.充分发挥社会监管的作用。对证券市场的社会监管包括社会媒体、投资者，信用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监督等多方面。财经媒体是为广大读者、包括投资者服务的，而监督从来都是其最重要的基本职能。市场参与者对证券市场的监督也非常重要，成熟的市场上总有相互对立的利益主体，相辅相成，相克相生，各种利益主体、各方的分析师和媒体一起形成强大的市场合力，推动了市场透明度的提高。在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中，社会监管曾经发挥过很好的作用，如蓝田集团的问题因为社会监督而被揭露。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如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市场服务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包庇造假者；如市场参与者相互勾结，形成“买卖一家”的垄断局面等。因此，发挥社会监管的作用，首先要规范其行为，其次要保证其发挥监督作用的渠道畅通。
5.加强对监管者的监管。对监管者实施监管，是规范证券市场监管行为、保证监管措施行为的合规合法、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手段。
三、市场规律运用
证券市场是一种市场机制，证券市场监管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从而促进并保障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替代市场机制。
根据有效市场理论，证券的价格是其价值的反映，证券价格不可能长期偏离其价值，当证券价值被高估的时候，卖出证券的行为能使其价值回归；当证券价值被低估时，买入证券能使其价格上升。市场运行。市场发展能纠正市场的无效性，证券市场有自我稳定机制。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有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弱效市场，虽然如此，我们不能否认证券市场运行中市场规律的作用。过去我国的证券市场的每一步发展都是行政力量促成的，今后证券市场则应更多地顺应市场规律来发展。对于各类证券市场机构，要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鼓励竞争和强化信息披露，以完善市场机制。
发达国家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是要强化政府的作用，增强行政的力量。我国则不同，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是要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市场规律，是要实现监管方式手段的市场化。这是由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特点决定的。
四、证券市场监管的国际合作
各国证券市场在运行中表现出来的问题具有共同性，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是世界性的课题，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和市场风险在国家间的传递，使得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更为必要。国际证监会组织于1983年成立，现在共有来自81个国家的134个会员机构。
国际证监会组织于1998年5月制定了证券监管目的和原则，包括有三项目标：保护投资者原则（基本原则），确保市场公平和有效透明（核心原则），减少系统风险。证券监管国际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制约跨国界的欺诈、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行为。（2）协调资本充足度要求，加强对跨国金融联合企业的监管合作，降低市场系统性风险。（3）建立证券跨国发行和上市的统一的信息披露及会计标准，降低发行与上市的运行成本和管制成本，促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4）协调解决信息技术和电脑网络发展对国际证券监管带来的新挑战，以维护全球证券市场的稳定和秩序。（5）降低国际清算风险，保证国际证券市场运行的安全性、流动性，维护全球市场一体化和市场的运行效率。
对于我国来说，加强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提高我国证券监管的效率，控制风险，特别是控制风险在国际间的传递；二是可以促进我国证券监管的规范化、国际化、现代化，这一点更为重要。
证券市场监管的基础建设是做好证券监管的前提条件，它决定证券监管的目标取向，规范证券监管的方式方法。完整协调的法律法规体系，健全高效的监管体制，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必能提高我国证券监管的效率，为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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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现代化篇4
关键词：金融监管；次贷危机；目标性监管；市场稳定性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2－0103－06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Financialsupervisionsystemshouldbereformedandimprovedaccordingtomarketchange.americanfinancialinstitutionsandproductsareboostedbyitsfinancialreformsinceFinancialServiceactin1999,butthelagofsupervisionistheresultofthiskindoffunctionalsupervisionsystem.itisSub-primecrisisthaturgesamericatoinspectitscurrentsupervisionsystemsotreasuryBlueprintofmodernFinancialSupervisionFrameworkwasissuedinmarch2008,inwhichobjectives-orientedoptimalsupervisionframeworkwasconstructedbythreesteps.Chinashouldclarifyinstitutionbodyformarketstabilitysupervisionandstrengthencoordinationamongsupervisioninstitutions.
Keywords:LagofSupervision；Sub-primeCrisis；objectives-orientedSupervision；marketStability
作为持续发展的全球金融中心，美国金融市场的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革进程，具有典型的危机驱动特征。2007年初以来爆发的次贷金融危机，就成为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新诱因。
次贷危机的爆发显示了现代金融市场蕴含的巨大风险。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看，次贷危机对监管当局提出一个重大的命题：面对日益综合化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产品，如何建立和完善对全面市场风险的管理机制。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监管当局没能表现出良好的应对能力，并且暴露出在风险管理上的制度性缺陷。经过长达数月的调查和研讨，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政部正式公布了名为《现代化金融监管架构蓝皮书》的改革计划，在各界激起强烈反响，被视为自上世纪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计划，对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都具有深远意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该蓝皮书是对1999年金融现代化法案以来，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继续和深化，是监管体制对于金融市场的机构与产品双重转型趋势的回应。
一、监管滞后与次贷危机：1999年现代化法案以来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
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市场安全、秩序、公平与发展的行政保障机制。为了有效履行职能，金融监管必须着眼于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市场状态为基准来自我调整和完善。当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传导反馈的时差性，监管机制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总是存在一定的时滞，这种“自然性滞后”（naturallag）是不可避免的，从某种视角来看也是有益的。市场创新需要合理的自由空间，能够在规则的缝隙之间纵横捭阖，寻机突破。正是出于这种认识，监管者有时也会主动地保持缄默，给那些充满激情的市场参与者进行试验甚至试错的机会，从而人为地制造“自觉性滞后”（consciouslag）。
这种自觉性滞后的典型案例就是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以下简称现代化法案）实施以来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现代化法案的颁布，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的理念从最早的规范金融交易行为、强调对风险的管理和规范，发展到放松金融管制以促进金融业的跨业经营和竞争（刘宇飞，1999）。①
现代化法案是对美国金融市场转型的承认和推动。②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当时混业经营的金融市场本来可能促生统一的超级监管者，但美国决策者选择了另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通过立法强制实施金融分业。这个抉择一直颇具争议（陈道江，王利民，2003）。相应的，高度分散的监管体系不但没能改变，反而得到了法律支撑下的强化，金融行业的不同分支分属于多个专门机构进行监管，成为典型的机构性监管体制。
随着现代化法案的出台，美国金融业打破了分业经营格局，开始迅速向综合化转型，转型历程包含了机构和产品两个维度。所谓机构转型，即传统的单业机构通过自生(organic)或者并购（aquisition）的路径进行组织扩张，成为开展综合性业务的金融控股集团。所谓产品转型，即在金融工程技术(financialengineering)的支持下，传统上局限于间接融资性质的银行金融产品突破原有界限，在功能上融合了信贷融资、证券投资、信用支持等，在市场上沟通了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担保市场等，在流程上覆盖了多个金融市场环节的综合性的衍生金融产品。对于金融市场而言，机构转型与产品转型是两股并行不悖、相互影响的变革维度。一方面，“产品转型”溶解了原有的市场隔阂，增加了金融企业实行“机构转型”的压力与动力，也为其开展“机构转型”提供了现实的业务通路；另一方面，“机构转型”实现了金融企业业务领域的扩张，使其能够全面参与转型后的衍生产品的各个市场环节。这种双重转型大大增加了金融市场风险暴露的广度和深度，革命性地改变了金融市场风险的范围和性质，构成了全面市场风险，即由于业务的综合性而可能受到多个金融市场领域风险的直接影响。
面对市场的根本性变化，现代化法案对传统的机构型监管模式进行了改革，提出建立所谓的功能性监管体制（functionalregulation），即基于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以金融业务而非金融机构来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强调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③与同期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建立统一监管机构不同的是，美国的功能性监管体制是在不触动现有监管体制的前提下，促进各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协调、信息沟通以及执法合作，本质上仍然是分业监管的模式，并没有提供明确的制度构建和授权支撑。例如，现代化法案规定，由美联储理事会作为金融控股公司的主要监管人，而金融控股公司的下属子公司依然由各职能监管机构负责。④而为了尽量降低改革成本，在原则性地安排监管机构协作关系的同时，功能性监管却没能赋予主要监管者明确的授权。例如，在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上，现代化法案规定在监管过程中若出现分歧，且分业监管机构认为美联储理事会的监管内容确有不恰当时，优先执行各分业监管机关的规定。⑤
选择温和改良性的功能性监管模式，是基于美国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经济倾向、强烈的反垄断意识以及极其分散的利益格局等政治经济层面的原因（赵静梅，2007）。其理论基础是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然秩序原理，认为金融监管作为第三方管理机制，扮演的必须是一种恢复自发秩序而不是实施新秩序的角色。这种认知产生了监管体制的自觉性滞后，在市场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加剧了监管与市场的脱离，并进一步演变为严重的“自生性滞后”（organiclag），即由于一国监管体制的结构特性而造成的制度性滞后。次贷危机正是这种监管滞后长期积累的市场映射。次贷危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明显暴露了美国监管机制落后，以及监管机构监督不力的弊病（palaniappan，2008）。各监管机构的割据化治理模式是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肇因：美联储为了控制通胀而连续加息，导致房贷违约风险攀升，直接动摇了资产证券化市场的信用根基；美国证监会长期疏于关注对冲基金等新兴金融机构；没能有效行使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综合风险监控，导致商业银行转移的信贷资产风险又通过投资业务循环回归集团内部等等。而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现行体制缺乏有效控制风险扩散的监管手段。监管政策框架并未跟上金融市场发展的步伐，主要的监管政策手段和中央银行流动性工具是专门用来应对传统银行危机的，对日益增加的源于银行体系以外的金融市场危机束手无策（Hoein，2008）。
二、向目标性监管架构的演进：《现代化金融监管架构蓝皮书》评析
在次贷危机的沉重压力下，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已是大势所趋。长期以来，包括金融产业在内的美国经济在整体上遵循了诱致性变迁的制度演化路径，而非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金融产业在市场力量的主导下生成和发展，而行政监管机构基本上属于“危机驱动”的滞后性设置。《现代化金融监管架构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正是次贷危机驱动的产物。
对于美国金融机构监管的改革和强化路径，蓝皮书指出有四种模式：一是维系1999年法所制定的基于功能性监管（functionalregulation）的现行模式，即按照历史惯例把金融市场划分为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等四大产业部门（industrysegment）进行分别监管（译者注：这种模式其实还保留了强烈的机构性监管的色彩）；二是建立更强调功能性监管的系统监管模式，按照金融服务企业的业务性质而不是机构分类进行监管；三是模仿英国建立金融市场的统一监管机构；四是学习澳大利亚和荷兰，建立基于目标（objectives-based）的监管模式，依据主要的监管目标来建立监管架构。
在评估了上述模式后，蓝皮书指出，目标性监管模式是未来的最优选择，基于目标的监管模式的最大优势是，可以整合监管责任以发挥自然合力。据此，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确定了面向目标性监管架构的演进路径。考虑到实际情况，蓝皮书制定了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的改革计划，对整体金融市场的监管原则、监管主体、监管权限等都提出了较为详尽而有针对性的构想，对我国金融监管工作也不无启迪。
（一）近期监管改革计划：强化协调机制
从现实考虑，保留现有的监管结构而新设联合监督委员会．是完全统一监管的成本最低的替代方案（aburamus&tailor，2000）。所以，蓝皮书的近期监管计划不会限制或降低现有监管机构的法定职权，而是通过强化或者创设协调机构来尽快实现紧要的改革目标。
1.在不改变现有监管权力体制的前提下，增强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的协调功能。
为了应对1987年的全球股灾，在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的命令下成立了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pwG,president’sworkingGrouponFinancialmarkets），成员包括财政部、美联储、证监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负责人。蓝皮书指出，要从以下方面来应该强化和扩张其权限：
首先，应当由总统新的命令，明确工作组作为金融政策的合作与沟通平台，使其关注范围从单纯金融市场问题扩展到系统风险、市场一体化、投资者与消费者保护、资本市场竞争等整个金融部门。
其次，明确工作组是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者，在不触动现有监管体制的情况下，尽量发挥工作组的合作与协调角色，通过建立常规联席会议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等来消弭系统风险；协调联邦监管机构，共同推进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强化投资者保护等。
最后，要扩大成员范围，正式吸纳美国储蓄机构监理局(otS,officeofthethriftSupervision)、货币监理署(oCC,officeoftheComptrolleroftheCurrency)、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并授权工作组可以就相关事务咨询美联储、联邦信贷联合会管理局（nCUa）、联邦住房建设监管局、农业信贷建立局等其他国内或者国际监管主体。
但是，蓝皮书始终强调，在近期关于工作组的改革计划中，不得采用任何方式来限制、取代或者改变现有各成员机构既有的法定权力。
2.新设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设置抵押贷款业务的最低资格标准。
目前美国的抵押贷款市场由各州自行管理。为加强监管效能，应该在联邦层面设置贷款创设委员会(moC,mortgageoriginationCommission)，并从事如下三方面工作：审查和整理各州关于抵押贷款市场的许可程序和内容，制定全国统一的最低业务资质标准；定期地评估和审核各州关于抵押贷款市场监管的体制，包括行政许可、行政监察和执法三方面；为了履行上述职责，应从监管机构或者市场中聘请中立的专业人士，与此同时，关于抵押贷款发放标准的立法和执法工作，建议依然由美联储承担。
（二）中期监管架构改革：现有监管架构的有限调整
中期改革计划在处理紧急问题之外，着重对金融监管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体现了美国金融市场的现实变化，是基于现有监管架构的有限调整。
1.将美国储蓄联合会转型为普通国民银行。
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邦储蓄联合会（federalsavingassociation）作为抵押贷款资金来源的角色已经淡化。所以，联邦储蓄联合会应当转变为普通的国民银行（nationalbank）（因此将大部分丧失税务优惠待遇）；相应的，其监管机构即美国储蓄机构监理局(otS,officeofthethriftSupervision)也应予裁撤，其职能由美国货币监理署(oCC,officeoftheComptrolleroftheCurrency)担负。上述转型应当于两年内完成。
2.美联储代表联邦监管州立银行。
目前，参与了联邦储蓄保险的州立银行同时接受联邦和州的监管。如果州立银行是美联储的成员，那么由联储来负责联邦监管；否则，就由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来负责。有两种反向的改革模式，即把监管权力集中转移于美联储或者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无论是何种转移，都将对美联储的制度架构造成重大影响。作为一项提议，财政部希望提案提升美联储作为州立银行监管者的议题。
3.将支付与结算系统纳入美联储监管范围。
目前，美国存在多种资金与金融工具的支付结算系统。其中，大额（large-value）支付结算系统（即大额的电子转账系统）尚未处于任何专门、规范、有效的监管之下。美联储应当担负起监管支付结算系统的责任，拥有制定主要支付结算系统的自由裁量权，并为此制定监管标准。
4.建立全国保险监管机构。
135年来，美国保险业一直由各州监管，由此带来许多问题。蓝皮书建议颁发选择性联邦特许资格（oFC,optionalfederalcharter），以此建立保险业的联邦监管体系。当然，保险业者也可以不选择oFC,继续接受州的监管。为此，建议组建隶属于财政部的全国保险管理局（oni,officeofnationalinsurance），负责所有获得选择性联邦特许资格（oFC）的保险企业。考虑到上述议题存在的巨大争议，财政部希望国会能够先行批准设立一个保险监察办公室（oio,officeofinsuranceoversight），以处理当下影响到联邦利益的保险业的紧急问题，
5.合并期货与证券监管机构。
1930年代，随着大宗商品交易法和证券法的相继出台，期货与证券市场被分离监管。自1970年代以来，产品和市场参与者的同化、市场关联化以及全球化都使得这一分割变得愈加模糊而有害。所以，合并美国证监会（Se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成为必然之举。一种经常被提及的反对论调是，这种合并将破坏和抛弃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基于原则的监管思想（principles-basedregulatoryphilosophy）。对此，报告承认了期货领域的监管成果，并建议证监会进行学习和改革，包括学习《大宗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所规定的核心监管原则，并应用于证券市场的结算机构和交易所；证监会应当出台规章，理顺和加速自律监管组织规则制定流程，特别是要加快金融创新产品的市场准入流程，以保障证券交易所与场外交易市场（otC）和国际证券交易市场的竞争力；证监会应当许可那些已经在美国国内或者海外开展的金融业务，并允许全球性投资公司在证监会注册。蓝皮书并建议：由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pwG）起草合并议案。
（三）长期的最优监管架构：基于目标原则的体制革命
蓝皮书指出，与美国现行的机构性监管模式相比，目标性监管可以更加好地适应金融市场的形势变化；与统一监管模式相比，目标性监管可以更加清晰集中地执行特定的监管目标；最后，根据不同目标来划分监管界限，可以订立最为适宜的市场纪律（marketdiscipline）。
据此，蓝皮书提出了三大监管目标：市场稳定性监管（marketstabilityregulation），即保障整体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审慎性金融监管（prudentialfinancialregulation），即对具有政府保证性质的特定金融市场实施监管；商业行为监管（businessconductregulation），主要是为市场实务制定行为标准。
1.联邦金融机构特许制度和监管主体架构。
蓝皮书建议通过颁发特许资格的方式划分三大类金融特许机构（federallycharteredinstitution）：联邦储蓄机构（FiDi,federalinsureddepositoryinstitution），即参加了联邦储蓄保险的所有储蓄机构；联邦保险机构（Fii,federalinsuranceinstitution），即提供附有某种政府担保的零售保险产品的保险机构；联邦金融服务供应机构（FFSp,federalfinancialservicesprovider），即上述两类机构以外的所有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
基于基本的监管目标，最优化的监管架构将建立如下监管机构，对上述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市场稳定性监管机构，对所有类型的金融机构拥有广泛的监管权力；审慎金融监管局（pFRa），作为审慎性金融监管机构，对联邦保险储蓄机构和联邦保险机构实施监管；商业行为监管局（CBRa），负责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在内的商业行为监管，监管对象是包括三类金融特许机构在内的所有类型的金融企业；另外，还将建立两个关键性的授权机构：联邦保险保证机构（federalinsuranceguarantor）和公司融资监管机构（corporatefinanceregulator）。
2.美联储成为市场稳定性监管者，全面覆盖金融市场。
作为中央银行，美联储（Fed）负有稳定宏观经济的传统职能，因此成为市场稳定监管机构。联储实施市场稳定监管职能的途径包括：实施货币政策；向金融系统供应流动性；扮演与众不同的重要的角色，拥有监管整个金融体系和所有金融特许机构的广泛权力；监管支付与结算系统。
传统上，美联储负责监管一些特定的银行以及银行控股公司。而根据改革规划，联储在事关市场稳定的问题上将有权收集、披露相关信息，与其他监管机构共同制定规章，并采取正确的处置措施。联储应当拥有更多的监管授权和清晰的监管职责，以维护市场纪律，限制系统风险。
3.针对有政府保证性质的金融部门，建立审慎金融监管局。
审慎性金融监管的对象是业务附有明显的政府担保的金融机构。所谓的政府担保包括联邦储蓄保险和州立保险业保障基金等。
审慎金融监管局（pFRa）将担负起美国货币监理署(oCC,officeoftheComptrolleroftheCurrency)美国储蓄机构监理局(otS,officeofthethriftSupervision)的现有职责，负责针对联邦储蓄机构的监管责任：资本充足率要求、投资限制、业务限制、现场风险度督察等。
审慎金融监管局将针对联邦储蓄机构（FiDi）建立新的特许体系，以使得各种类型的储蓄机构能够在经济层面上展开公平竞争，而不是受制于差异化监管。该体系应当整合统一现有的国民银行（nationalbank）、联邦储蓄协会（federalsavingassociation）、联邦信贷联合会（federalcreditunion）等各类资格。为了反应金融服务的全国性，联邦特许资格应当优先于州法。而且，为了参与联邦储蓄保险，企业必须获取联邦储蓄机构（FiDi）特许资格。审慎金融监管局并有权限制联邦储蓄机构（FiDi）与其关联方的交易，以及要求关联方向联邦储蓄机构（FiDi）提供资金支持。为达到上述目的，审慎金融监管局应当有权监控和检查其控股公司和关联方。蓝皮书并强调，更广泛的系统风险问题将交由美联储负责。
为了改变目前各州监管保险业的低效率状况，审慎金融监管局将统一颁发联邦保险机构特许资格。为了使政府担保更具有全面覆盖性和可持续性，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保险业保障基金，并继续保留现有的各州设立的保障基金。
4.建立商业行为监管局，监管各类金融机构和产品。
在商业行为的监管领域，商业行为监管局（CBRa）将取代美国证监会（Se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大部分职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部分职能，以及美联储、州立保险监管机构、其他联邦出席机构监管者的相应职能。职责主要包括：
对金融企业的行业进入、产品销售及服务提供适宜的标准。这样的国家标准应当普适用于联邦或者州立金融机构，并且对相关州法具有优先权。且该局的特许和许可权限应当针对联邦金融服务供应机构（FFSp），包括交易经纪商（broker-dealer）、共同基金（mutualfunds）、对冲基金（hedgefunds）、风险投资基金（venturecapitalfunds）、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equityfunds）等。对联邦金融服务供应机构（FFSp）建立一整套国家标准，包括运营能力、专业素质、培训与考核、欺诈与市场操纵、对投资者应负的责任等方面。
对联邦储蓄机构（FiDi）和联邦保险机构（Fii）的商业行为监管包括三方面：信息披露、销售和市场营销活动（包括不正当竞争和虚假宣传的法律规制）、反歧视规制。
考虑到州立金融机构可能获取联邦特许资格，应当让州监管机构参与到商业行为监管局（CBRa）的规章制定程序，并参与合规监察和执法工作。
5.扩张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组建统一的联邦保险担保公司。
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的担保职能应当扩大到保险业，重组成囊括储蓄保险和保险业保障基金（FiGF）的新的联邦保险担保公司（FiGC，federalinsuranceguaranteecorporation）。保险业保障基金（FiGF）将从现有的州立层次提升至联邦层面。
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有权设立风险溢价、事后评估、倒闭的储蓄与保险机构的接受者、实施某些幕后监管。除此以外，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不享有任何直接的监管权力。
6.建立单独的公司融资监管机构。
公司融资监管机构（corporatefinanceregulator）将承担美国证监会（SeC）的部分职能，对公共证券市场的企业进行监管，包括公司信息披露、公司治理、会计监察及其他类似事务。译者注：SeC对于证券市场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则由商业行为监管局（CBRa）承担。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几点启示
作为美国财政部的建议性报告，蓝皮书的改革计划还要经过美国国会的相关立法才能付诸实施。尽管相关的政策博弈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蓝皮书指出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也给正处于金融市场综合化转型期的我国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目标性监管是可供参考的改革路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牵涉面广，难度大，应该立足现有体制循序渐进。蓝皮书提出了三步走的计划，正是考虑到了美国长期的历史传统和利益格局。与其类似，我国实行的是分业监管体制，要实现统一监管需要付出较大的改革成本。①而且，我国的金融市场综合化还处于起步阶段，金融企业的主业特征比较明显，统一监管的必要性并不充分。本质上，无论哪一种监管组织体制，其监管目标也基本一致，即维护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保护公众利益，以及运营秩序等。因此，可以在协调现有机构实施功能性监管的基础上，明确主要监管目标的负责主体。
其次，要尽快明确责任主体控制全面市场风险，落实市场稳定性监管。在市场综合化的背景下，市场稳定性监管成为首要监管目标，也是抵御金融风险的主要屏障。《中国人民银行法》第9条规定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建议尽快出台相关细则，在现行体制下由人民银行承担该职责，并在人民银行内部建立专门的综合监管局，具体负责协调、整合各职能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与行动，共同维护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随着市场综合化转型的成熟，综合监管局可以相机独立，并逐渐吸纳现有监管机构的组织与职能，与人民银行并行承担金融监管职责。
再次，正确认识职能监管机构的利益主体性和竞争性，平衡安全与效率考量。在分业经营的情境下，各职能监管机构的治理目标带有明确的部门性，利益难以协调，甚至可能相互冲突。一种流行的看法是，这种监管竞争可以带来政策优化的效率。但是，在市场综合化的情况下，监管竞争可能诱使一些监管机构纵容本部门的越界行为，并造成各金融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从而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因此，在分业监管的现有体制下，要尤其重视对监管政策的组织协调和综合考量。
最后，要汲取次贷危机的教训，推动立法扩大监管范围，把私募基金、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等纳入规范的监管视野，并加强对金融关联企业的并表监管。蓝皮书检讨了美国监管体制的真空现象，尤其是对冲基金等新兴金融机构的自由放任。虽然我国金融业远未发达，但在近期的股票市场震荡格局中，此类机构的影响已经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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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现代化篇5
我国证券市场是新兴市场，证券市场监管严重滞后。我国证券市场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虚假信息、操纵价格、内幕交易、极限投机等方面的已经危害到证券市场自身的发展，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在行使职能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头痛医头。单一、法规不完善、措施不到位、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充分说明其存在的问题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深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证券市场监管的基础建设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因此，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加强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基础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证券市场监管基础建设包括：法规建设、监管体制重塑、市场运用、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本文将通过中外证券市场监管的比较分析，来研究探讨如何加强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基础建设。
一、法律法规与制度建设
证券市场监管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1929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根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来了大量的证券发行，同时也带来了整个20年代的经济过热和银行信用的滥用。危机和股灾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导致了现代证券市场监管的产生。
大危机后，美国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是从立法开始的。现在，证券业是美国最严厉的立法领域，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规范形成了一个覆盖广泛、巨细无遗的完整体系。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30年代关于银行和证券业的立法，以《1933年银行法》、《193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代表，精髓是银行和证券业的分业经营与管理，将证券市场置于政府的监管之下，强调信息公开。3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的名言：“公开是病和产业病的最佳药方，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证券市场立法和信息公开成了证券市场监管的两大法宝。二是1999年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顺应金融发展的要求，从法律上确认了银行、证券、保险混业经营的原则，结束了30年代《银行法》以来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实行功能监管。
我国规范证券市场的法规体系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由国家统一颁布的法律，包括公司法。证券法；二是由各部门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
1.我国证券市场法律体系分析
我国目前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有两个：《公司法》和《证券法》。但是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从形式上看是滞后与不完备，从内容上讲则是不能适应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在很多方面存在内容过时或者无法可依的现象，在实际运用中则存在缺少程序性规定、有法不依和有法难行的问题，甚至存在较多的法律法规互不配套、相互矛盾的问题。其原因可归纳为：首先，我国证券市场起步晚，发展时间短，在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等很多方面还存在问题，证券市场的实践还不能为立法概括抽象提供应有的深度和广度。其次，我国证券市场立法存在着法理研究和立法经验不足的问题，一些法律条款有明显的法律漏洞，缺乏必要的法理支撑。第三，我国证券市场是在改革中设立与发展的，将在深化改革中发展与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立法不完善有其客观上的原因。
例如，《公司法》是1996年颁布的，1999年底曾作过一次修订，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在明确组织形式、规范企业行为、推进市场经济主体的改革与发展等方面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法律规范不完整，存在条款粗疏。内容空缺、缺少必要的程序性规定等问题，在公司行为、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都存在无法可依的现象。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的规定为五条，完全没有涉及监事会议事方式、表决方式等程序性的内容，目前我国公司实践中出现的监事会普遍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状况，应当说与公司法的不足有直接的关系。第二，对有关权利的实现缺乏必要的救济方式。公司在运作过程中涉及众多相关主体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公司法》在调整相关主体间利益关系时，要制定具体有效的法律规范。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设置必要的权利救济措施。我国公司法在此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在公司章程违法侵害相关主体权利时，少数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请求不被董事会接受，董事会、董事长不履行职责，股东大会决议出现瑕疵，法律缺少相应的救济措施，实践中出现这类情况时，权利人往往投诉无门，从而使公司法规定的权利形同虚设。
再如《证券法》，从提议制定到颁布实施，经历了一个一拖再拖，反复修订的过程，终于出台了，其存在的问题也暴露了，一些条款内容过时，一些条款与其他政策规定又相冲突。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的分业管理，在资金在不同市场间的投资运动等具体规定中，存在明显的相互不配套不协调的问题。
在我国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在证券市场的很多领域，法律规范还是空白。如证券投资基金法、投资公司法。证券投资者保护法。投资顾问法等等都暂付阙如。此外，证券市场的法律规范有一个不断修订，不断完善的过程，证券市场在发展变化，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不断出现，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也必须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作出修订。国外的证券市场立法已经经过这样的历史过程，我国现在则正处在对证券法、公司法作出修订最为迫切的时机。
2.证券市场的规章制度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的规章制度与行业自律规则由证监会、证券行业协会、证券交易所及证券商分别制定。中国证监会是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有关证券市场监管的各种规章制度由其制定；证券行业协会是自律机构，制定有关自律的各种规章制度；证券交易所不仅仅是一个证券交易市场，也是证券监管机构，制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及证券交易的各项制度；证券商则制定内部风险管理的制度。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对证券市场机构、证券市场行为进行着全方位的规范。
例如，2001年为中国证券监管年，中国证监会有19个制度办法先后出台。内容涉及对证券公司经营行为的规范与合规监管；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和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信息披露、风险揭示：新股发行。证券交易；亏损公司的暂停上市与终止上市等。这些规定、办法和指导意见，涵盖了证券市场的方方面面，在规范市场。防范风险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法律法规和制度办法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所有的证券行为都可以用法律法规来规范。我国的现实则是，在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体系中，各种法律是最高层次的。最重要的，却既不健全又缺乏可操作性，而各种规章、制度、办法则相对要全面完整一些。
3.健全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法律法规制度的措施
（1）加紧《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者保护渤》《投资顾问或咨询法》等法律的制定，填补我国证券市场法律的空缺，健全我国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
{2）根据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对已有的《证券法》《公司法》进行修订，以增强其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3）进一步明确中国证监会、证券行业协会。证券交易所、证券商的权限职责，对所有证券市场的规章制度办法等进行清理、修订、完善，以确保其与法律规范的配套，以及实践中的可运用性和权威性。
（4）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使各类证券从业人员、投资者懂法、守法。
二、监管体制的重塑
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的是政府监管体制，监管框架由三个层次构成：一是设立专门的政府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进行监管；二是自律性监管；三是社会监管。图1可以说明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框架：
从监管体制方面来，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存在的表现在：（1）证券监管在监管中的地位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不够明确协调；（2）在证券监管体制、监管机构设置、职责划分等方面不完整明确：（3）在政府机构监管与自律监管方面，更多地依赖政府机构监管，且存在监管缺乏权威性、独立性，监管不规范运动式的监管多于持之以恒前后一贯的常规监管等缺陷；（4）在自律监管方面，缺乏合适的制度安排使之有约束力、行之有效；
（5）未能充分发挥监管的作用。
如何健全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1.改变分业监管模式，建立混业监管体制。在重新确立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方面，我们要综合考虑以下方面的因素：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从整个金融业的大趋势及金融监管的高度及证券监管的目标来考虑证券监管的体制，从保障证券监管的效率。促进市场的发展来考虑证券监管的机构设置及职权划分。
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是混业经营，这是不容置疑的，与之相应的监管体制应是混业监管，这是摆在世界各国金融监管者面前的共同课题。我国现在实行的是明确的分业监管模式。今年设立了银监会，银监会根据授权统一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为保证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的超然地位，将货币政策制定、执行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分开，这是必要的。但从金融监管方面来讲，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构成了真正的三架马车体制，这与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不符。我们需要选择的是：成立金融监管局，把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作为监管局的下属机构；或者仍保留现在的三足鼎立的体制。不同的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上会有差异，多重监管机构分别监管业务交叉的不同金融机构，必然导致一定的混乱。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有利于我们确定统一的监管目标，进行统一的权责划分，提高监管的效率。
2.从机构、业务两个方面来划分不同监管者的监管对象与范围，明确监管者的职责与权利。对证监会要明确其监管的市场机构与市场业务活动，确定哪些方面是该管、可以管好的，哪些方面是不该管。也管不好的，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监管的效率，另一方面可以保持市场的活力，促进市场的创新与发展。这对我国一个新兴的证券市场尤其重要。
3.在证券监管方面更多地发挥自律机构的作用。制定统一的行业规范，提供制度方面的保证，为自律监管发挥作用提供一个良好环境。
4.充分发挥社会监管的作用。对证券市场的社会监管包括社会媒体、投资者，信用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监督等多方面。财经媒体是为广大读者、包括投资者服务的，而监督从来都是其最重要的基本职能。市场参与者对证券市场的监督也非常重要，成熟的市场上总有相互对立的利益主体，相辅相成，相克相生，各种利益主体、各方的分析师和媒体一起形成强大的市场合力，推动了市场透明度的提高。在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中，社会监管曾经发挥过很好的作用，如蓝田集团的问题因为社会监督而被揭露。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如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市场服务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包庇造假者；如市场参与者相互勾结，形成“买卖一家”的垄断局面等。因此，发挥社会监管的作用，首先要规范其行为，其次要保证其发挥监督作用的渠道畅通。
5.加强对监管者的监管。对监管者实施监管，是规范证券市场监管行为、保证监管措施行为的合规合法、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手段。
三、市场运用
证券市场是一种市场机制，证券市场监管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从而促进并保障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替代市场机制。
根据有效市场，证券的价格是其价值的反映，证券价格不可能长期偏离其价值，当证券价值被高估的时候，卖出证券的行为能使其价值回归；当证券价值被低估时，买入证券能使其价格上升。市场运行。市场发展能纠正市场的无效性，证券市场有自我稳定机制。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有实证得出结论，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弱效市场，虽然如此，我们不能否认证券市场运行中市场规律的作用。过去我国的证券市场的每一步发展都是行政力量促成的，今后证券市场则应更多地顺应市场规律来发展。对于各类证券市场机构，要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鼓励竞争和强化信息披露，以完善市场机制。
发达国家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是要强化政府的作用，增强行政的力量。我国则不同，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是要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市场规律，是要实现监管方式手段的市场化。这是由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特点决定的。
四、证券市场监管的国际合作
各国证券市场在运行中表现出来的问题具有共同性，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是世界性的课题，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和市场风险在国家间的传递，使得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更为必要。国际证监会组织于1983年成立，现在共有来自81个国家的134个会员机构。
国际证监会组织于1998年5月制定了证券监管目的和原则，包括有三项目标：保护投资者原则（基本原则），确保市场公平和有效透明（核心原则），减少系统风险。证券监管国际合作的主要包括：（1）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制约跨国界的欺诈、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行为。（2）协调资本充足度要求，加强对跨国金融联合的监管合作，降低市场系统性风险。（3）建立证券跨国发行和上市的统一的信息披露及会计标准，降低发行与上市的运行成本和管制成本，促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4）协调解决信息技术和电脑发展对国际证券监管带来的新挑战，以维护全球证券市场的稳定和秩序。（5）降低国际清算风险，保证国际证券市场运行的安全性、流动性，维护全球市场一体化和市场的运行效率。
对于我国来说，加强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提高我国证券监管的效率，控制风险，特别是控制风险在国际间的传递；二是可以促进我国证券监管的规范化、国际化、化，这一点更为重要。
证券市场监管的基础建设是做好证券监管的前提条件，它决定证券监管的目标取向，规范证券监管的方式。完整协调的法规体系，健全高效的监管体制，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必能提高我国证券监管的效率，为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保证。
[1]黄运成，申屹，刘希普。证券市场监管：理论、实践与创新[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市场监管现代化篇6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金融市场后,全世界再次聚焦于金融监管问题上。全球各国政府都致力于营造更加稳固可靠的金融环境,而美国政府更是在反思的同时加快了金融监管政策改革的步伐,很可能引领全世界范围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对此,我国可以从此次金融危机中发现自身金融监管体制的优势与不足,从而建设发展适合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金融监管政策。
关键词金融监管现状分析发展目标
一、美国金融危机发展过程
1.流动性危机
2007年2月到2008年5月期间,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出现支付危机。这源于2004年,美联储开始加息以防止市场上出现通货膨胀。而由于在美国的次贷合同中规定,通常在合同的第二年或第三年后进行利率重置,由固定利率转变为浮动利率,与市场利率挂钩。因此,这一加息举措无疑加剧了处于利率重置期的次贷借款人的还款压力。而从2006年开始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下行趋势,次贷借款人难以通过转按揭或转卖房屋等手段减轻还款压力,于是次贷市场上开始出现第一波大范围违约。同时,金融市场中以次级按揭贷款为基础的证券及金融衍生品出现了严重贬值①。此时,大规模的、同时的、恐慌性的资产抛售导致了金融市场流动性急剧凝固,银行出现大量坏账。
2.信用危机
从而,2008年6月起,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出现全面危机。美国资本市场中的垃圾债券、资产抵押债券包括信用卡、汽车贷款、学生贷款、按揭抵押债券等债务工具将出现信用违约的连环危机。而正是“证券化”(只要某项非流动性资产在未来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那么该非流动性资产的所有者就能够以未来现金流为基础,将该资产打包成某种形式的债券,通过向资本市场出售债券而收回流动性资金)――20世纪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导致了接下去的信用违约危机,这是一场无法避免的金融灾难。
3.全球金融危机
在大规模信用违约危机的剧烈震荡之下,美国利率及美元在外汇市场上出现双重危机。全球投资者对偿付能力的担忧急剧增加导致世界范围内对美国金融产品的恐慌性抛售和美元的失控性暴跌,由于美元在全球贸易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的重要地位,美元的危机直接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②。由于全球性信用危机,投资者出于对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判断,以及对次贷产品的不信任,减持次贷相关产品,进一步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各国投资者亏损,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从而造成了包括花旗、瑞银等大型投资者的巨额损失。
二、美国金融监管的教训
1.金融监管落后于金融创新
在“最好的监管就是最少的监管”的格林斯潘年代,美国根深蒂固的自由放任思想使金融自由化成为金融政策的主导,从而银行规模的扩大,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加快。但当金融机构进入一个新市场开拓业务时,并且没有产生足够的风险管理程序来控制风险,而全球性的激烈竞争进一步刺激银行冒更大的风险。并且,监管部门掌握的信息滞后于金融机构,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快于监管者的政策干预,因而监管达不到预期效果。
2.银行激励机制的监管不足
在面临金融危机的今天,被批评最多的就是银行的激励机制和分红政策,人们认为是银行家的贪婪和不适当的激励机制间接导致了这次金融危机,原因在于美国金融业界主流普遍相信市场的力量,认为市场的力量可以奖优罚劣,使得金融机构实现自我调节和均衡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金融机构注重把股东的利益同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结合起来,认为给予聪明员工物质上的激励即可使金融机构高效运转有效的规避风险③。但事与愿违的是,这种激励政策市人们过于注重自身短期的财务利益,从而倾向于牺牲金融机构长期的发展目标,最后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的崩溃。
3.分业监管难以驾驭混业经营
此前,美国金融监管模式采取的是“伞形监管+功能监管”,即混业经营、分业监管。但无论国家监管体制如何选择,必须做到风险的全覆盖,不能在整个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创新链条上有丝毫的空白和真空。而在这次次贷危机的发生过程中可以看出,从次级贷款、和其他产品混合到信用评级、打包销售,在这样一个长的链条上,由于分别隶属于不同监管部门的监管范围,在风险蔓延过程中,却没有一家监管机构负责,原来具有优势的分散监管体制反而变为一种劣势。同时,由于多头监管的存在,使得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最佳的监管时机往往因为会议和等待批准而稍纵即逝。现有分散的监管架构与各类金融市场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发展趋势不适应,以及面对市场新的变化和发展又没有法规明确授权,监管者被进一步束缚,不能发挥金融监管的最大效用。
三、我国现阶段金融监管缺陷
虽然中国金融监管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与美国金融监管相比也具有自己的优势,能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损失。但尽管美国金融监管存在以上或更多的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金融监管的手段、经验和方法,与美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中国金融业的监管能力和有效性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1.监管部门人才缺失
美国金融监管部门聚集了众多来自金融市场的人才,具有一批从事美国资本市场和金融模型技术研究的专业人才,这一要素保证了美国金融监管部门比较容易地了解日新月异的金融业务和创新活动,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行新的风险监管技术和标准应对市场变化,基本坚持以市场原则从长计议来设计机制和方案。相比之下,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人才相对缺乏,特别是了解现代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和金融创新技术的人才就更为匮乏。
2.缺乏统一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
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处理过程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国金融市场上拥有大量及时重要的信息,这些市场信息的特点是容易获得、比较准确。得益于美国金融市场相对完整有效的信息系统,使得监管当局和货币当局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事态的严重性和市场的反应程度,从而立即决定政策出台的力度和时机。然而,我国没有统一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经常出现信息的重复提取或无法成功传达的问题④。同时,现代信息技术没有广泛的应用到商业银行的信息系统中去,不能进行较高层次的分析和处理工作,不能形成银行系统内部的资源共享。此外,我国对会计,审计机构工作真实性的监管也就缺乏有效的技术支持,致使监管信息系统的不连贯。
3.法律制度不健全
由于美国拥有严格的法制和完备的存款保险制度以及决策的高透明度,确保了在处理金融机构倒闭的过程中,市场上的投资者没有出现过度的恐慌。相比而言,中国在金融市场法律基础的建设上仍有不少漏洞:金融立法原则与国际惯例相悖,配套法规上不完备,市场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往往导致金融消费者的从众的过度反应和恐慌行为,使得金融风险的防范监管工作更加困难。
四、美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监管改革方案
2009年6月17日,美国政府题为“金融规制改革:新基石”的金融改革方案,并于7月22日向国会递交“2009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议案,对前者进行补充和完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有:改革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并表监管,建立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体系,加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提高国际监管标准和加强国际合作。其核心思路是将金融监管的权利收缩到少数几个机构手里,尤其是美联储将成为具有对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监管权力的唯一机构,这有利于美国政府更加及时地发现金融市场上的异动,从而更加及时地防范与应对潜在危机。无论是创建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以甄别系统性风险,还是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实施更加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管理以及风险拨备管理,都有助于美国政府更好地管理系统性风险,从而营造稳健发展的金融市场。
五、美国金融改革方案对我国的启示
面对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时代,高杠杆盈利模式的彻底颠覆及回归进一步证明了完善现代金融市场中监管体制和机制的重要性。美国政府的金融改革方案对我国金融市场监管的发展目标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一是加强金融监管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及协调合作,避免金融监管真空。二是完善金融市场监管机制,提高市场监管有效性。三是完善消费者保护机制,维护消费者正当权益。四是加强国家之间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来防范金融风险。
1.坚持市场自律与政府干预的平衡
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一代美国金融家们所拥戴的“最少监管”的思想和主张,确实存在着索罗斯所指出的极端市场原教主义的缺陷。完全自由的市场是存在缺陷的,以贪婪为基础的市场运作,特别是复杂的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创新,导致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最终不得不由政府出面来救市。但我们仍不能仅仅依赖于市场或是政府,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维持稳健发展的正确导向。政府应在市场失灵的部分进行干预,弥补自由市场的不足。因此要继续坚持监管内控和提高透明度,把监管的着力点放在培育被监管机构的风险管控能力和市场监督约束机制上,将风险监管与市场纪律有机地结合起来⑤。
2.监管体系应对市场变化的及时更新
面对飞速发展的金融市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金融监管当局要顺应金融市场的发展,大力培育市场化的金融中介,提升金融市场关于风险和商业信用的信息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这是中国做好金融监管、加强风险管理、支持金融产业创新和减少一切不必要行政干预的最需要的市场基础条件,而这尤其是当前中国不断增长和发展的金融市场上最为缺乏的,也是中国不断推进金融体系发展,提高市场竞争中的最大软肋。因此,构建完整有效的金融市场信息系统以应对市场中及时更新的变化是提高中国金融市场效率的关键所在。
3.利用金融监管法制化理念加强监管力度
我国应完善金融市场的法律系统,弥补现有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立法滞后行为,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现有的监管行为有法可依,提高监管主题的权威性,加强监管力度。同时,进一步明确对金融违规违法行为的界定,严格明确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从业人员违反金融法律法规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从根本上抑制金融犯罪活动的发生。
市场监管现代化篇7
（一）有效监管理念的确立
保险业经营的负债性和保险市场的自由竞争引发的“市场失灵”决定了保险监管的存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保险监管本身也存在失灵问题。针对监管失灵的“监管治理”问题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的非管制化和监管改革，是以明确连续的方式解决监管本质问题，克服监管作为政府政策工具的局限性的最早尝试。“有效保险监管”的概念便是监管治理在保险领域内的展开。“有效”包括效益（effectiveness）和效率（efficiency）两层含意。在法律研究的范畴内，有效保险监管主要体现在作为保险监管依据的监管规则的革新上。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偿付能力监管就是在立法上对原有监管规则进行反思与批判并追求监管效率提高的表现。偿付能力监管由于抓住了保险监管中的核心问题，因而减少了对市场主体行为的限制，能够有效节约保险监管的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各国开始接受实行偿付能力监管：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在1974年建立了保险管理信息系统（insuranceRegulatory information System），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为主的偿付能力进行监控，并于1992年在美国各州强制推行偿付能力标准；日本自1985年《保险法》中明确提出偿付能力的概念之后，围绕偿付能力制定了极为详细的监管标准；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在1997年推出《保险监管核心原则》，并于2000年对其进行了首次修订，确立了偿付能力监管的核心地位，这一规则获得了iaiS成员的普遍认可。自此，偿付能力监管已经成为一种模范，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监管规则，并成为各国保险监管制度的核心。有效保险监管也就成为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
（二）偿付能力监管的核心化
1975年至1990年，美国有140家寿险公司丧失偿付能力。1997年至2001年，日本有7家寿险公司宣告破产或重组，引发日本寿险业严重的市场信心危机。这促使各国对以市场为基础的严格监管在预防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无效进行反思。监管变革的结果是保险监管进入对加强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阶段，保险监管制度普遍由传统静态监管实现了向现代动态监管的转变。英国通过对保险公司资产和负债及其匹配关系的监管，实施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美国则采用监管风险资本的方式，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监管。表现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上主要是，naiC从1992年开始在各州强制推行偿付能力监管标准、iaiS在1997年推出《保险监管核心原则》、日本在1985年《保险法》中明确提出偿付能力的概念、2008年2月欧盟委员会向欧盟议会提交了《Solvency ii法令框架草案》等等。由此可见，偿付能力监管成为国际通用的保险监管规则。
（三）市场行为监管的放松趋势
与偿付能力监管加强同时出现的法律现象是放松监管的趋势。1994年欧共体第三代保险决议将保险费率和条件的决定权交给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自由商定，监管目标仅限于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日本从1998年开始放松对保险费率的监管：由非官方机构———费率算定委员会订立纯费率标准，保险公司在纯费率的基础上依据公司的经验数据和管理水平拟定附加费率，纯费率加附加费率就是公司的承保费率，该费率经监管部门审批后可上下浮动12．5％56。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相继取消了非寿险费率表。保险条款和保险合同的定价市场化已经获得了各国的普遍认可。与此同时，保险机构设立的限制也有所松动，国内市场基本开放，保险业也进入了国际竞争的时代。我们仔细审查这种放松监管的趋势，在监管领域主要表现在对市场行为监管的立法松动，由以前的通过法律限制的严格监管变为依靠市场力量的自由化。放松监管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认识之上的：太多的监管会扼杀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进而抑制经济发展。但是，放松监管并不是不要监管。保险主体的市场行为仍然是保险监管的主要领域，只是可以通过监管主体的转换，实现更有效率的保险监管。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能够从根本上并有效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是通过其他监管方式实现的。
二、我国保险监管的发展与困局
我国政府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保监会”）也在监管治理的理念下践行保险监管制度的变革。保监会先后颁布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2003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从2005年至今共16号文件）及其解答和实务指南、《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2005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2008年）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加强偿付能力监管。2009年《保险法》更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对偿付能力的法律规则进行了完善。至此，我国业已形成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保险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偿付能力监管法律建设加强的同时，我国的现行法律制度并没有在市场行为监管上表现出放松的迹象，或者虽然有所表现，但是并不明显，总体上还是坚持对市场行为严格监管的原则。在保险机构的设立上，2009年《保险法》对保险公司的设立条件、分支机构的设立、保险公司的经营活动等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在保险业经营范围的限制上，2009年《保险法》坚持了“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基本原则，严格的市场行为监管方式并未改观。通过立法考察我们发现，我国保险监管的法律规则在强调和加强偿付能力监管的同时，也在强化对市场行为的监管力度，形成了多头并进的局面。这种监管格局的存在，有效地保证了保险市场的良性竞争，规范了保险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推动了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但是，抛却因双管齐下所造成的立法资源浪费不谈，这种监管格局带来的问题也是不能被忽视的：
（一）监管不能承受之重
因法律要求全面，导致保监会的行政审批过多。虽然保监会两次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但是保监会的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较多，比如保险合同条款的制定、保险费率的厘定、保险经营分支机构的设立、营业场所的变更等，仍需要保监会的审批。这与保险业的发展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保险业的发展。同时带来的问题是，由于审批的拖累，不能将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偿付能力监管上来。再者，由于保险监管机构自身受财力和人力及物力的限制，造成了监管力量的不足，造成监管真空的出现。
（二）市场不能承受之重
监管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与创新是有冲突的，过度监管会成为保险市场创新的障碍，与市场不能承受之重同时存在的是市场亦有不能承受之轻。市场的自由竞争，能够激发保险企业的活力，实现保险创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自身的竞争会引发过度恶性竞争，出现保险公司破产，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出现保险行为的诚信问题，保险欺诈，保费设计不合理，保险赔付不及时等问题。市场缺乏监管会在失灵的状态下走向无序，不利于保险市场的发展。监管困局由此形成：过度的监管和市场干预阻碍了保险市场活力和竞争力，缺少政府干预与监管的市场又会由于竞争本身而走向反面。寻求一种更优的制度，能够达到对市场主体的有效约束而非束缚，能够存在竞争的舞台而不至于使竞争走向“死亡”，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三、我国保险监管制度的重构
（一）困局突破的路径分析
保险市场必须创新，保险市场的创新呼唤保险监管的创新。保险监管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保险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保险市场的这种发展是在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互动配合中实现的。所以，有必要对现在的监管规则予以重新审视，这本身也是监管治理的应有之意。有效保险监管体系的法律与制度上的构建就成为本文解决监管困局的方案。本文通过保险监管体系从两个角度对保险监管困局在法律层面上展开：
1．给政府减负。
通过实现保险监管规则的优化，将政府监管严格限定在“核心事项”的监管上。具体表现在监管规则上就是，加强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保险监管规则的法律完善，同时明确政府监管的目标，划清政府保险监管的边界；在监管手段上，通过采用多样化的监管手段，使偿付能力监管真正发挥其监管价值。这是有效保险监管制度应有之意。
2．给市场空间。
政府监管尤其是对市场行为的监管会缩小保险市场的发展空间。这对保险业的竞争力和创新力是种束缚。在政府监管之外，寻求第三方监管力量或第四方监管力量就成为保险监管的必然选择。通过保险公司的治理可以从根本上建立一个健康的合格的保险市场主体，通过保险行业自律可以塑造良好的保险行业自治秩序；通过保险社会监管可以对内控制度健全、市场行为规范的市场主体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所以，保险公司治理、保险行业自律和保险社会监管是有效保险监管制度不可或缺的依靠力量，它们与政府保险监管组成的保险监管体系是保险市场创新和保险监管创新的必然选择。
（二）体系化监管的制度设计
市场监管现代化篇8
关键词：市场失灵、监管、法律不完备性
证券市场监管是对市场机制的校正，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其实质是以政府命令作为一种基本的制度、手段来代替市场的竞争机制，以确保获得一个更好的经济结果。可以说，监管是对某种偏离既定规则的行为实施的干预。监管与市场相伴而生，是现实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现实经济中，由于自然垄断、经济活动外部性和不对称信息的存在，市场机制不可能达到经济资源最优配置的理想状态，这时，作为社会公众利益代表的政府就要用“看得见的手”来弥补“看不见的手”的缺陷，对经济活动和市场进行干预、监管。实行监管的目的，就是要减少市场摩擦，降低交易成本，防止垄断、操纵市场和欺诈行为的发生，减少市场风险，维护市场秩序。对于信息透明度要求高、参与者利益联系紧密、价格波动频繁、容易产生人为操纵、欺诈行为的经济部门和市场活动，更应该实行有效的监管措施，从而保障经济活动健康地发展。同时，监管也是一把双刃剑，监管过度将加大监管成本、降低市场效率，阻碍金融业的发展。如何实施合适的金融监管一直是国际经济社会关注的一个重大难题。实践证明，证券监管的重要性和广泛性不言而喻。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为了提升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做了大量的工作。安然、世界通信等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总统在2002年7月30日签署企业改革法案（Sarbanesˉoxleyact），希望以积极的态度严惩违法企业经理人员。世界上没有政府不监管市场的，关键是如何监管，采取什么样的监管政策与思路。我国同样存在证券监管的问题。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经常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因此，处理监管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
一、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
市场功能的发挥有赖于一个完善而有效的市场。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非常完美的，市场机制能自动调节供求，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政府的职能仅限于守夜人角色。但是，这种理论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如熊彼特认为：完全自由地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到头来却使进入此领域成为根本不可能的事。如果一开始就有完全有效的竞争，引进新的生产方法与新的商品就几乎不可想象，这意味着我们称之为经济进步的很大一部分为完全竞争所不相容。因此，完全竞争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低劣的，它没有权利被树立为理想效率的模范。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市场存在大量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问题，使得市场功能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因此，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种种缺陷和弊端，为了消除这些缺陷和弊端，除了不断完善市场制度外，政府的管制也是不可或缺的。从而，为政府监管市场提供理论依据。
（一）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指由于市场自身所存在的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导致市场运行失衡，从而失去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并进而降低经济效率。
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有：
1.市场垄断或不完全竞争。
市场本身存在一个悖论：竞争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但市场竞争往往导致积累和集中，形成垄断，从而抑制竞争，妨碍效率的提高。垄断会造成价格扭曲和产量扭曲，构成的市场扭曲，不仅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而且抑制竞争，并降低社会总福利。这往往被视为不公平。因此，反垄断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证券机构是经营证券的特殊企业，它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特性，决定其不完全适用于一般工商业的自由竞争原则。一方面，证券经营机构规模经济的特点使证券经营机构的自由竞争很容易发展成为高度的集中垄断，而证券业的高度集中垄断不仅在效率和消费者福利方面会带来损失，而且也将产生其他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而证券经营机构激烈的同业竞争将导致整个证券体系的不稳定，进而危及整个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的稳定。
2.外部性效应。
外部性效应是指某些经济主体在其生产、消费过程中不以市场为媒介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附加效应。外部性效应最重要的后果是对资源配置产生不利的影响。外部性效应出现时，市场对于物品的配置是缺乏效率的。证券业作为高风险行业，其外部性效应是指：证券经营机构的破产倒闭将可能影响整个交易环节的正常运行，其连锁反应可能引起整个证券市场及金融市场的危机，并将通过货币信用紧缩破坏经济增长的基础。证券市场属于符号经济，符号经济有可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出现虚假繁荣，出现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一旦崩溃，就会出现证券市场价格暴跌，甚至诱发金融危机，对金融体系和整个国家经济造成显著的外部负面影响。按照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外部性可以通过征收“庇古税”来进行补偿，但是证券活动巨大的杠杆效应-个别证券经营机构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之间严重的不对称性显然使这种办法显得苍白无力。另外，科斯定理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说明，外部性也无法通过市场机制的自由交换得以消除。因此，需要一种市场以外的力量介入来限制证券体系的负外部性影响。纠正外部性效应是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之一。
3.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原本都是假定信息是对称的。
阿克尔洛夫在把非对称信息引入对市场的研究，并使信息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不确定性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信息经济学表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是市场经济不能像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完美运转的重要原因之一。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的重要前提之一是私人决策者拥有充分、准确、全面、及时的信息。但实际上，由于信息和其他经济物品一样，也是一种稀缺资源，获得信息必须支付费用，而费用往往十分昂贵。因此，信息不完全的情况大量存在。证券市场中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现象更加突出。搜集和处理信息的高昂成本以及搭便车现象使得即使主观上愿意开发信息资源的市场主体失去其积极性，从而导致证券市场信息供给不足。信息是证券市场投资人投资决策的依据，而证券市场的中小股民与大股东、企业经营者、证券经营机构、中介机构等存在信息不对称，小股民处于信息劣势，投资风险较大。信息在指导资本市场资源合理配置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政府及证券监管机构必须承担起克服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的重任，制定并执行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为所有投资者营造获取真实、及时、充分的各类信息的市场氛围。
4.收入分配不公。
正如凯恩斯所描述的，“我们生存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在于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分配有欠公平合理”。收入的不平等难以保证市场竞争的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不断地积累，导致更多问题。因此，要求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消除非价值物品方面有所作为。证券市场同样存在分配上的不公平。造成不公平主要是有下列因素：其一，市场法规、政策的不公正性，对市场参与主体采取差别待遇而使参与者处于不同的起跑线；其二，违法违规行为，导致合法投资者受损，而不法分子受益。通过对市场失灵的分析，我们发现仅仅以“看不见的手”去配置资源达到最优是不现实的。市场缺陷的存在是市场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它是个体经济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的突出表现。这不仅增加了交易成本、劣化资源配置，而且有碍于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这就为政府管制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实际上，现代社会绝无纯粹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混合经济，国家和市场在促进发展中相互作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同时发生作用。现代政治经济学著名学者奥尔森提出“利益集团模型”。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存在着两个基本定律，“第一定律”是指在某种情况下，当个人仅仅考虑自身利益时，集体的理性结果会自动产生。“第二定律”是指在某种情况下，不管个人如何精明追逐自己的利益，社会的理性结果也不会自发出现，只有借助“引导之手”或是适当的制度安排，才能求得有效的集体结果。
（二）政府干预理论市场失灵被认为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制的理论依据。
尽管有些外部性效应和信息失灵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内部化加以解决，但要将市场失灵中的任何一个案例都内部化于市场机制则存在一定的限度，或根本无法实现。尽管“政府干预”的观点自凯恩斯时代起在经济学界广泛传播，但真正意义的管制经济学（economicsofRegulation）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卡恩（alfredKahn）于1970年出版的《管制经济学》（theeconomicsofRegulation：principlesandinstitutions）和乔治？施蒂格勒（GeorgeStiger）于1971年发表的《经济管制论》（thetheoryofeconomicRegulation）标志了一门新兴经济学分支学科的确立。西方管制经济学以公共机构产生的规制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在发生市场缺陷情况下政府的干预问题。
一般来说，管制经济学包含了主张加强政府干预的社会利益学说和对政府干预效果持否定态度的特殊利益学说。社会利益学说肯定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认为现代经济并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并不能带来资源的最优配置，甚至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福利损失。为此，市场参与者就会集体要求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介入经济过程，通过实施管制以纠正或消除市场缺陷，从而改善“一般福利”和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特殊利益论是由20世纪60年代以施蒂格勒（GeorgeStigler）和波斯纳（Richarda.posner）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所提出的，强调监管的成本和危害性。他们认为管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受管制产业的利益服务的，表面上是为了公共利益，实际上是为利益集团做事。归纳起来说：监管的代价是昂贵的，监管会产生道德风险，监管会产生进入和退出市场的障碍，监管会影响竞争性行业内的竞争条件。因此，监管者对整个社会比没有监管者效率更差。尽管芝加哥学派对监管大加批判，管制经济学关于市场缺陷和政府干预合理性以及对干预有效性的分析仍然为证券市场监管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管制的经济理论可被视为广义的社会选择理论的一部分。社会选择理论从公共选择的角度来解释政府管制，鉴于自由市场机制存在市场缺陷，为保证经济体系的高效运行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必然要求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的外部监管，而“管制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只能由代表社会利益的政府来供给和安排，各种利益主体则是管制制度的需求者。对于证券市场而言，社会选择的结果是将证券市场运行的监督责任交给能够代表社会利益的团体，证券监管机构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特定政治结构的反映。社会选择理论对于监管产生的根源和合理性方面的论断，为进一步了解实施证券监管的内在原因并明确证券监管的实施主体提供了佐证。
二、证券监管的特殊性
尽管自由主义的“守夜人”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的“看得见的手”理论对证券市场的管理模式一直有着不同的争论，但20世纪证券市场的管理实践证明，干预性管理模式符合对证券市场的管理，这也是由证券市场自身独有的一些特征所决定的。证券市场与传统其他市场比起来，在市场失灵等诸方面，更加敏感，影响范围也相对更大，因此，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地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模式来管理证券市场。即使是自律式管理体制的英国，也逐渐转向自律与监管的结合，强调政府监管之重要。
（一）证券业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社会性”的产业
1.证券市场的公共产品特性。
一个稳定、公平和有效的证券市场带来的利益为社会公众所共同享受，无法排斥某一部分人享受此利益，而且增加一个人享用这种利益也并不影响生产成本。在证券市场上，一方面，所有拥有企业股票的投资者都是企业的股东，而一个企业的股东可能成千上万，那么对企业经营运作的监督就成了股东之间的公共产品。个别股东对企业进行监督的成本独自承担，其他股东存在搭便车行为。另一方面，对证券经营机构、中介、咨询机构的监督，对整个市场参与者来讲，也同样是公共产品。因此，证券市场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性。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部门构成证券体系的主体，政府主要通过外部监管，提供诸多方面的公共产品以弥补市场的不足，保持证券体系的健康稳定。
2.证券市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首先，证券市场处于国民经济的核心，证券业涉及面非常之广。单从主体上来看，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广大投资者以及监管机构，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其次，证券活动已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无论是电视、广播、报纸，还是网络，证券始终是中心内容、焦点问题。可见，证券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第三，风险一旦爆发，必然造成社会经济巨大的震荡，从而引发国家的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危机，这必将极大地破坏生产力，影响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的安居乐业。
（二）证券业是高风险行业，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证券市场具有一般市场所没有的、由市场特性和市场结构所决定的内生的不稳定性。
众所周知，证券市场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动的市场，其正常波动正是吸引众多投资人的魅力所在。但是超过一定的度，就会影响投资人的正常利益，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甚至影响整个经济的稳定。首先，过度投机是证券市场较为可能存在的现象，也是高风险的体现。由于证券交易的内在特殊性，投机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根源于并不一定理性的心理预期，同时又伴有一般商品市场难以比拟的强烈示范效应，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常常导致证券市场价格扭曲，出现暴涨暴跌，价格信号失真，进而抑制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法恢复到均衡水平。其次，证券市场容易为少数人所操纵。证券市场是信息经济的重要场所，信息的全面、及时、有效对于证券而言即意味着价值。但是，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是证券市场自身的缺陷。少数人利用预先获得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从中牟取暴利，而广大的中小投资者虽人数众多，但较为分散，很难协调一致对抗少数人的市场操纵。另外，证券市场的虚拟化加大了风险。与以实物贸易为主的传统商品市场不同的是，证券市场建立在信用制度的基础之上，其交易品种是虚拟的，因此，理论上证券市场的交易量可以无限放大，并且随着高科技在证券业的广泛应用，这些交易可在瞬间完成。巨大的交易规模和资金流动和迅速完成的交易速度本身就蕴藏巨大的风险。因此，证券市场的自身特性亟须政府通过干预来抑制过度投机、制止市场操纵，减少系统性风险；以使市场保持相对稳定。作为市场有机部分的证券市场同样存在市场失灵，并且，由于证券市场面临更大的风险因素和不稳定性，一旦失控将对社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的功能，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证券监管势在必行。因此，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监管，而是如何有效地实施监管，既要对证券业实施必要监管，保护其安全和稳定，从而稳定和繁荣经济，又不能管得过严，损害证券业的效率，从而威胁证券乃至金融业的繁荣，亦即是，要在监管的稳定与有效之间找到最佳控制点。
三、证券监管适度性
上述的探讨中表明一个观点：证券监管弥补证券市场的缺陷，保障市场功能的发挥，必要而有效。在得出这一结论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是否监管就能消除市场的一切缺陷而无限制地强化呢。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方面，监管都受到质疑。以加利？贝克、斯蒂格利茨和理查德？波斯纳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就提出监管的高成本和有害性。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法律或制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只要有法庭来帮助执行合约就行，根本不需要设立另外的机构，如政府或监管者，来干预人们之间的交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在此基础上认为，当法律设计到最优时，由法庭来执法是最优的制度，而根本不需要任何其他机构（如监管机构）来行使这种职能。美国的大法官波斯纳对监管的看法更加极端。为什么现实中会有监管者呢？这实际上都是利益集团造成的。因为利益集团要到立法者那里去游说，从而建立起了监管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由于监管者代表了既得利益集团，有监管者对整个社会比没有监管者效益更差。新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应在金融市场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斯蒂格利茨（J.Stiglitz）、伯克曼（p.Beckerman）等人为代表的金融深化理论学派认为，市场并不必然在充分的就业水平下自发均衡，强调有效需求和政府的作用。对于新兴市场的监管，“第三世界的政府不可避免地要比发达国家的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实际上，新兴市场的证券监管不但成本高昂，成效不明显，甚至产生反效果，而且还严重阻碍了市场本身的自发演进，使该国的经济在金融上受到抑制。也就是说，证券监管也会失败。
（一）监管会造成巨额成本不仅市场运作存在交易费用，组织监管的成本也决不可低估。
监管机构的设立、人员经费、制定监管规则、监管信息的收集及实施监管等都是要花成本的，而且还有监管对象为遵守有关监管规定所要承担的成本、监管所导致的寻租与设租成本以及反腐败的成本、过度监管所导致的效率损失等。
监管的成本主要包括：
1.执法成本。
即证券监管机构为制定和实施各类监管的制度安排，以及维持证券监管体系运行而付出的成本。即使通过公共选择制定的监管法律符合社会利益，也不能保证这些法律得到有效的执行。监管者在执行法律时，不能排除自身利益对法律实施的干扰。由于法律自身的不完备性，监管者可能对法律作出偏向自身利益的理解，从而可能降低了法律的效力。
2.守法成本。
即包括证券市场上所有被监管的主体为遵守有关监管规定而额外承担的各种成本。目前，上市公司所推行的强制性披露义务所承担的相应费用就是典型的例子。就金融市场而言，守法成本可能非常之大。据英国1986年金融服务法推算，守法成本至少达1亿英镑。正因为监管成本的存在，监管者的监管行为并非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均衡点，证券监管失灵同样存在。如监管经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甚至于走到制度安排的反面。加上监管效应的滞后，当一项监管措施被证明错误时，监管者已来不及纠正了。证券监管同其他政府决策一样，存在认识滞后、决策滞后、实施滞后和生效滞后的问题。对于市场而言，监管总是比落后于市场的变化。也可以说，旧的法律往往构成新的法律的阻碍，增加了执法成本和守法成本。
3.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指由于某些制度性的或其他的变化而引发的私人部门行为的变化并产生有害的通常是不利于生产的作用。正如学者经常举的购买火灾保险的保险人对于火灾隐患往往比购买前更加忽视的例子。监管会导致私人部门去冒较大的风险，也就是说，监管会降低正常的谨慎程度。监管越紧，成本也越高-不仅是监管自身的直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对金融机构提供更低廉、更富创新性和丰富多样产品与服务的竞争力施加了限制-这最终将有损于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
（二）监管可能失灵监管者也是经济人。
即使是在政治领域，个人也是严格按照“经济人”的方式行动的。当人们从市场交易主体变化成公共选择主体，并没有变成圣人。或者说至少没有像学者们所渴望的那样变成实际的圣人。代表政府的监管者，作为经济人，他们也与监管对象一样同样具有自利性，行为都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依归。他们同样受到薪金、工作条件、声誉、权力以及行政工作之便利的影响。不管是制定管制条例还是执行规定，他们都有以公谋私的可能，亦即极有可能成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而偏离和牺牲公众的利益。那种“政府权力单位化、单位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及监管者与监管对象的合谋都是这种以公谋私的表现。即使假定监管者是大公无私的，但监管者对监管对象的信息永远处在不完全、不对称状态。这不仅在监管者的财力、人力和时间有限，而且在于监管对象对自己一直拥有信息优势。这就使得监管者既不可能制定出精致有效的监管规则，也不可能有效地执行现有规则。因为，有效的监管并不一定使监管者受益，有时恰恰相反。
（三）证券监管必须适度由于监管失败的存在，我们对证券监管就不应该过于迷信。
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监管都有可能失败，因此，我们不可陷入两分对立思维的困境，即市场失败就由政府监管来替代，监管失败就由市场运作来替代，而是应以市场法则为依归，如何用政府监管来补充市场的不足。关于监管失灵，监管成本的论述是值得我们深思并引以为戒，至少为我们重新认识监管理论基础提供启示：
第一，监管应是针对市场失灵，而不应作更宽泛的解释。以为政府仅仅只配充当守夜人角色的想法，在今天看来也过于简单，无法应对现代日趋繁复的经济活动。政府应该在经济发展中起重要的作用，但其作用必须基于匡正市场缺陷的理由。
第二，监管并不必然导致证券业发展，相反可能限制市场的发展。与市场一样，监管也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促进市场的作用不能过于夸大，否则将是为行政控制提供口实。
第三，监管必须受制度约束，即监管活动必须依法进行。对于市场参与者的监管必须有法律依据，不能超越法律。并且监管者本身必须接受法律监督和法律约束，以防止其滥用社会赋予的权力。
第四，监管的实施必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尽管监管者存在诸多可能产生阻碍市场的缺点，但监管作为市场健全运作的内在需求，其保护投资者及社会公认的利益，维护证券业安全稳健，保持证券业的有序竞争，促进证券业高效有序发展，功能不可否认。因此，重点在于提高监管的效率，使之继续发挥更大作用。
第五，必须合理界定监管机关的职能空间，明确其职权的合理限度。如果政府为矫正市场缺陷所进行的干预导致公共行政的失败和寻租活动，那么，解决的办法是改革公共行政，而不是返回市场。因此，通过上述对市场缺陷和监管失灵的理论分析，笔者认为：把握监管的度十分重要，亦即监管必须适度。监管适度的关键是必须明确监管法律的目标和原则，确定监管法律适用的范围。这对证券监管的分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当前中国证券监管适度性分析
1.监管的曲折发展。
中国证券市场是典型的新兴市场，政府是市场的积极推动者。监管是市场规范和发展的保障，如果没有监管就没有今天繁荣的证券市场，证券监管功不可没。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种种令人堪忧的问题。2002年前后，通海高科、麦科特、郑百文、蓝田股份、银广夏等“地雷”相继引爆，违规行为充斥市场，信息披露不真实普遍存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机构操纵市场，证券中介机构违背职业道德与上市公司共同作弊，严重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证券监管力度不够，对违规行为的查处滞后而无力。面对这些问题和缺陷，证券监管受到市场各方的质疑和批评。“中国证监会作为法定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其监管力度与法律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还是有较大的差距”。市场中不规范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将是巨大的，市场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并且加大了市场整体的风险。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些违规的上市公司主要是“规模控制、额度管理”下的产物。这也正说明，中国的证券监管确实走过一些弯路。我国证券市场的兴起与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正处于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强烈的政府主导意识和制度惯性导致证券市场留下的显著的行政干预痕迹：证券市场作为融资市场，以为国企改革和脱困服务为目标；证券发行监管则以行政审批、额度控制为主要手段；证券监管以稳定、规范、不出事为目标；证券监管必须体现监管机构对市场的直接控制；证券监管应当通过大量随机式惩处来显示监管权威；证券监管应能自由扩充监管机构运用监管手段的空间；等等。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加之于市场各方的共同努力，证券监管有了一定的改善和优化。
首先，在监管理念上，证券监管确立保护投资者的正确理念。监管机构认识到：证券市场客观上是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舞台和空间，其在以往和以后都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却不应仍然建立在为发展国有企业的根基之上，它应当真正发挥其作为市场的正常功能，服务于所有合法的市场参与者。监管机关也应当公正地对待所有的参与者，维护和体现市场自由、平等的真正内涵。“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且，监管机构提出“证监会要‘回归’监管者的位置”，将积极稳妥地推出一系列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措施，顺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潮流，在稳妥和稳健发展的前提下，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式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
其次，在监管方式上有所改进。2001年3月核准制的正式实行，“行政审批、额度控制”的监管方式也随之终结。政府不再以行政手段来切分市场和控制发展速度，一方面，恢复被扭曲了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基本功能。另一方面，额度之下的“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得到一定的遏制。与此相应的是，在证券欺诈发行案中，投资者对监管者的不满和指责也随之减少，监管者得以置身于市场之外。
第三，证券立法逐步加强，证券监管有法可依。《证券法》关于监管机构职责和措施的规定，确立了监管者的地位，赋予其法定的权力。同时，关于保密义务、勤勉义务、公开义务等一系列义务条款也把证券监管逐步纳入法治的轨道。并且，多年来，证监会（或证券委）单独或与国务院其他部委联合了近300多项监管证券市场的规范性文件，不仅对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也大大地减少了监管的随意性。当然，在证券监管的发展与完善令人欣慰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直面依然存在的一些问题。
2.存在的问题。
首先，从横向上看，证券监管政出多门，部门之间权力重叠，监管机构缺乏独立性。我国政府部门内部涉及证券业务的行政部门不是一个，而是多个。证券市场相关主管部门主要包括：国家计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审批）、国家经贸委（对将募集资金的项目立项与批文）、财政部（国有资产价值与持有，国有股减持，国有股的价格，国有股协议转让批准，国有资产到境外上市的比例与价格）、税务总局（上市公司具体执行的税率。地方税务部门经常会降低税率，直接影响公司利润率）、外经贸部（上市公司进出口业务审批，退税及税率与进出口产品的价格。中外合资企业上市审批）、中国证监会、国家环保局、国土局、建设部、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多个部门管理同一个事务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各部门在管理权力方面表现为界限重叠，在责任方面表现为界限不清。证券市场高风险、高流动、高效率的自身特性需要独立和统一的监管，以迅速应对突如其来的市场变化，化解和减少市场风险。证券监管权力的分散不利于监管的实施，也有违效率原则。
其次，从纵向上看，目前还是过于重视政府监管，忽视自律作用，监管机构仍然习惯于对市场的直接控制。中国证监会是法定的证券监管机构，经历了从地方到中央，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目前，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垂直领导和中央集中监管。政府集中监管具有体现监管权威、防止相互扯皮的作用。但是，由于在证券市场创设之初就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政府集中监管往往体现为监管机构对市场进行全面而直接的控制。关于证券发行与上市的联动机制就是一个例证。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拥有全面的控制权，而上市虽然是证券交易所管理，但是，证券交易所仅是依照程序要求安排企业上市的时间和具体方式，甚至没有得到对企业的上市发表意见的授权。实践中，证券发行之后，一般都在数日或数月后随即上市。从某种意义上讲，监管机构还是忽略了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功能。同样，在证监会强势监管之下，作为法定的自律组织的中国证券业协会，在市场发言的机会不多，对证券经营机构自律管理的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至于证券公司和其他中介机构的自我风险控制作用，也不够重视。但事实上，证券市场确实存在政府监管所不能够及的“死角”，政府监管不能解决所有的市场问题。自律组织及市场参与主体始终置身于市场之中，在监管者监督下的行业自律往往更具有效率。另外，在证券发行中，实质审核、证券承销的通道制度等方面都还存在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的过度干预。审批制转变为核准制之后，同样执行实质性审查，监管机构“内部掌握”的发行标准仍然存在。通道制度尽管有其推动券商增强责任意识、推荐优秀企业的良好愿望，但其实质则是规模控制的延续。这些都是政府对市场的直接控制。
3.解决措施。
针对上述依然存在的不足，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在政府部门层面上统一证券监管权力，实现证券监管机构的专一，并保证其独立性。其一，在新一届政府机构改革之际，是否可以考虑对于将撤销的部委，将其关于证券监管的权力和职责划归专业证券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其二，可以充分发挥各政府部门的专业优势，实行功能监管，但是同时必须强调中国证监会对证券监管的协调功能，实现有效监管。其三，改变原有的行政管理模式，突出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监管机构作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职能就是保证市场的平等、公开以及公正地对待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不应当带有任何倾向，袒护某些市场参与者。监管机构只有保持其独立，才能树立其权威，才能公正地监督市场参与者及其行为，才能真正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才能真正建立公平、有效的市场机制。
其次，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参与者的自律作用。完备而富有效率的市场监管体系是证券市场迅速发展和持续繁荣的重要因素。由于证券行业的复杂性，监管主体过于单一，容易造成监管成本高、效率低。单一地依靠政府监管或行业自律的监管模式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各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之下，证券市场也逐渐相互融通，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也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从而使证券监管更加完善、富有效率。我国也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重视行业自律，发挥市场参与者的自律作用，完善整个监管体系。这已引起监管机构的足够重视。中国证监会主要负责人表示，“在监管和自律的框架里，自律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证监会将实行分层次监管，证券业协会逐步承担实质性监管任务”。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自律组织，应当充分发挥其一线监管的功能。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任何完善的证券市场都要发挥证券交易所的监管作用。上市公司的日常监管主要由交易所执行。因此，在证券发行与上市的程序中，应赋予证券交易所一定的审查职能，一方面充分发挥一线监管的优势，另一方面使交易所在取得职权的同时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克服政府直接承担审核失误的风险。而中国证监会则对证券交易所实行有效监管。由此，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第三，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法律和制度的建设，证券监管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保障市场化的进程。其一，证券立法符合加入世贸的原则要求和所作承诺，并且采纳国际标准，实现立法与国际接轨。其二，通过立法增加证券监管行为的透明度。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金融运行的透明度不够。因此，入世后如何提高金融机构运行透明度以及要求监督行为实行公开，是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的一项全新的任务。其三，加强人大、政协、司法以及公众对监管者的监督，仿效香港，设立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查机构，负责对证券监管机构的程序审查。另外，减少行政审批，强调行业自律，实现市场化。同时，通过法律加重违规责任，提高违规成本。对于证券发行监管的对策则应在证券发行市场全面实施主承销商推荐及相配套的核准制度，形成市场各参与主体“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各负其责、自担风险”的责权关系，将发行审核责任由过去监管部门独家担任，转向发行前改制辅导、主承销商对申请文件进行核查到上市后的回访和保荐延伸，建立证券发行的市场筛选和监督体制。
四、监管如何弥补法律的不完备性
（一）法律不完备性的理论介绍学术界对执法的问题有非常大的争论。
人们通常认为，如果没有执法，法律将是没有效率的，但是应该怎样执法才有效率却有着大量的讨论。不过，这些研究及相关的文献都有一个隐含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它们都假定法律是完备的。即不同的法官面对同样的法律将会得到同一个结论；不同的个人面对同样的法律将会得到同一个结论；每个人都清楚违反法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并且所有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这时，执法碰到的问题不涉及法律问题，只和证据有关。自从20世纪60年代法律经济学发端以来，数千位这个领域的学者都是在贝克（Becker）的体系下进行研究的，都潜在地做了“完备法律”这条假设。而许成钢教授就是对这条假设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条假设显然和现实是不符合的，并从哈特的不完备合约引申出了“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在一个法律制度完善的国家，执法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动式的执法者，就是法庭。他只能等着别人来告状才能进行执法。另一类是主动式的执法人，即监管者。他可以主动进行调查，可以阻止犯罪，可以制定规章制度等等。接下来，许教授修改了“完备法律”的假设，他认为，一个完备的法律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首先，法律不能自相矛盾；其次，法律是适用于所有公民的；第三，法律适用无限长的时间。正是由于上述三个条件，使得“完备法律”是不存在的。因此，即使不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由于法律不完备，同样会产生种种问题。比如由于法律不可能写清楚世间万物，因此，人们就可能认为做某些事时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即所谓的“阻吓不够”；类似的，如果立法机关进行一刀切，完全将一些行为禁止，这样就会带来“阻吓过度”。所有问题的产生都源于法律不完备，也正是由于上述种种问题，为了弥补法庭的不足，监管就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了。经济学家从数学上严密地对上述理论思想进行了论证，说明“法律的完备性”无法满足，结果会出现要么“阻吓不足”，法律漏洞很多，人们可以钻许多空子；要么“阻吓过度”，法律过于严厉，人们的行为基本上被禁止了。紧接着一个问题，如果法律不完备是一个内在的特征，那么我们怎样改善这一制度呢？答案就是引进监管者。许教授接下来证明，由于法律不完善，执法需要进行分工，一种是被动式的评判人们的上告，它就是法庭；另一种是可以主动地进行管理、制定规章、搜集证据等等，它就是监管者。在引入这种主动式的监管者后，如果监管者寻找信息可以不花费成本的话，这个社会可以达到最优（firstbest）。进一步，许教授又证明，如果监管者搜集信息即费力又耗时，再进一步，如果由于法律不完备导致后果非常严重的话，引入监管者将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相反，如果后果不是那么严重，至少同引入监管者带来的成本相比不严重的话，这时监管就是多余的了。通过例证分析，许教授得出论断，首先法律是不完备的，当时的技术发展使得前人根本无法想象来制定相应的法律进行规范；其次，在不采取其他的执法手段的情况下，单单依靠被动式的法庭是无法解决许多问题的。综上所述，许成钢教授认为，由于法律的不完备性，这就使得要想使法律设计到最优是不可能的。在法律不完备的情况下，如果仅依赖法庭被动执法，肯定会导致对违法行为或是阻吓不足，或是阻吓过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或是利用法律的不完备性，钻法律的空子，从而弱化法律的阻吓作用，或是一旦出现违法行为，就采取非常严厉的立法措施，严重地扼杀金融市场的发展。因此，引入监管机构以主动方式执法可以改进法律效果，弥补法律不完备性之不足。
（二）对法律不完备性理论的评价
1.继承。
首先，法律不完备性理论论证了监管之必要性。通过批判继承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许成钢教授提出自己的理论并论证了监管的必要性，该理论认为，监管是对市场行为与法庭执法之间的一种过渡和缓冲。是防止法庭对市场行为的管理不足或立法对市场行为的限制过度。这是对监管必要性的进一步充实。
其次，对监管者的执法与法庭的执法作了区分。由于法的概念可以作宽泛的理解，因此，执法的界定和分类十分繁多。而该理论提出将监管者和法庭在执法层面进行区分。该理论认为，法庭的执法是被动执法，除非告诉，并不直接追查责任。而监管者的执法则往往是主动执法。单单依靠被动执法是不够的，不足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引入主动执法作为被动执法的补充，有助于执法的真正贯彻，并提高执法的效率，从而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第三，强调了法庭的中立性。监管者的主动执法有助于提高效率，同时，也保证了法庭的中立。通过监管者的主动执法，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释解风险，防止风险累积而导致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另一方面，可以使法庭脱离大量的琐碎事务，而是侧重于对监管者的行为进行法律监督，更能体现法庭的中立。
2.批判。
（1）关于监管的界定。
如果对监管进行狭义的理解，那么把监管限制在行政监管的范围内显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对监管作宽泛的理解，那么，监管就不仅仅是行政监管，法庭对市场行为的执法也是监管的一部分，并且，对行政监管者的监管行为是否在法律的尺度内是法庭的权力，对监管的“监管”是对行政监管合法性的保障。监管者对保障市场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整个监管体系的核心部分，而法庭是保证公正的有效救济手段，是监管的最后一道防线。
（2）关于法律不完备性的假设前提。
首先，许教授关于法律完备条件的列举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完备法律’是不存在的”，但这与许教授关于刑事法律完备的例举论述相矛盾。
其次，就许教授提出的“法律的不完备性”是适用于所有的法律领域，也就是说，社会各个需要法律调整的领域都存在“法律的不完备性”，那么，是否各个领域都需要行政监管者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举一简单的反证例子，平等主体之间订立的合同的执行是无需行政监管者的介入的。因此，法律的不完备性并不导致必然的监管。事实上，在成文法国家和地区中，法律的滞后性和不周延性始终存在，这是制定法积极价值与消极价值的二律背反。但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中，法律本来就不是必须以成文的形式出现，法官造法是其传统。因此，法律本身就是时刻在变化和发展的，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不完备性。纵观浩如烟海的法学文献，只有大陆法系的一部分理论家才接受或隐含接受“法律完备性”的假设。即便不提诸如“批判法学”这类理论，在实证法学和自然法学两大传统中都可以找到类似“法律不完备性假设”的理论，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完全信息社会博弈”的演进的法学观点。换句话说，仅从“法律不完备性假设”不必定导出“主动执法”的结论。
经过合理的思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监管的根本立意并不在于法律的不完备性，而是由于市场自身信息分布高度不对称的特征所决定的，法庭被动式的执法无法在“合理”的时间内保证信息的对称，不能保障市场的公平，而监管者可以主动地对信息拥有者进行强制的规范，弥补了信息不对称，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平。
其二，虽然监管者保障了市场的稳定以及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但是，法庭的作用依然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市场行为和监管行为的合法性及公正性都将留待法庭来解决。监管强调效率，是市场发展的要求；法庭保障公平，是市场赖以生存之根本。在证券监管中，单单依靠行政监管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法庭的力量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法庭才是监管最后的一道防线。
市场监管现代化篇9
关键词：证券市场；政府监管；市场调节
一、引言
长期以来，证券市场政府监管就受到经济学家和实务界人士的诟病，以斯蒂格勒（stigler）和佩尔兹曼（peltzman，1976）为代表的“俘获论”观点认为监管机构代表了相关产业集团的利益，产业集团通过寻找代言人说服监管机构采用对自己有利的监管政策，监管机构最终受该产业集团的控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提出的“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中大量的中小企业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政府监管实质上是使资金被特权阶层掌控，运用效率低下。詹姆士·布坎南运用“经济人”假设证明了政府监管失灵的问题。制度经济学家格拉斯·诺斯也认为政府监管的成本大得惊人。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似乎已经表明政府监管只会抑制资本市场发展、增加成本、带来负外部性。尽管如此，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证券市场都存在政府监管，只是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在监管机构、监管手段、监管层次、监管效果上有所差异。特别是一些新兴证券市场，政府监管的范围更广、行政手段更多、监管层次更低、产生的影响更大；人们一面害怕不当的政府监管带来的负面影响，一面又希望通过政府监管可以促进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政府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证券市场各有分工、各有优劣，世界各国的证券市场实践表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靠政府监管或者市场调节来发展资本市场，成功的做法往往是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二、新兴证券市场政府监管的优势
政府之所以可以在证券市场监管中发挥作用，是因为它是国家权利的代表，具有强制力，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监管在证券市场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立法权、执法权、培养教育投资者、减少市场失灵带来的负外部性等。
1．政府立法和执法对规范新兴市场尤为重要。“法与经济学”研究专家llsv（rafaellaporta，florenciolopez-de-silanes，andreishleifer，robertw.vishny）认为各国的法律结构、法律执行情况、法律起源将直接影响证券市场的发展，好的法律保护机制和执行机构促进金融系统发展，从而促进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同时法律对中小投资者保护以及控股股东拥有的现金流量所有权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法律对中小投资者保护力度越强，控股股东拥有的现金流量越多，企业价值越高。新兴市场由于发展的时间短，法律体系不完善，市场基础薄弱，极易受外界政治、经济因素影响产生剧烈波动，更需要法律来规范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行为。政府凭借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llsv（2006：whatworksinsecuritylaws？）以49个国家的证券法律为依据，将法律条款按披露要求（disclosurerequirement）、责任界定标准（liabilitystandard）、强制执行（publicenforcement）进行打分，研究法律对宏观经济因素（包括：外部资本/gdp；国内公司数目/总人口；ipo公司融资额/gdp；股权融资的途径等）的影响，得出披露要求、责任界定对经济有显著正影响。虽然实证结论表明法律对证券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正如defondandhung（2004）所言，市场的监管者在保护投资者利益和激活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必要的前提条件是机构必须是有效运行的，是无偏且没有腐败和政治偏见的。由此可见，新兴证券市场需要法律来规范市场，更需要适应经济发展的有效的法律和高效运行没有腐败的政府。
2．政府培养和教育投资者是新兴证券市场的必然选择。新兴市场中投资者缺乏经验、具有盲目性、投机性强、羊群心理，对上市公司的信息难以正确解读，同时新兴市场中也普遍存在着内幕交易、伪造业绩、包装上市，如果没有政府教育和培养成熟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将受到更严重的损害。投资者理性化需要一个过程，西方国家的投资者经过了几百上千年的证券市场洗礼，才逐步从投机走向投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无可避免地替资者选择上市企业，包括设置上市门槛、退市机制等。新兴市场的政府监管被赋予重任，既要规范市场和上市公司，又要培养成熟的投资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投资者将会依赖政府对市场的监管。
3．政府监管最终目的是为了减少市场失灵带来的问题。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发地调节市场的供给和需求，自利的经济人本质驱动每个人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市场自发的得到平衡。资本主义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彻底打破了市场自发平衡的美梦，市场有它无法避免的弊端。单纯市场调节会造成市场垄断，证券发行价格和企业业绩相脱离，甚至某些投资者完全操纵证券价格；市场调节很难克服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信息需求者和信息提供者相比永远处于信息劣势，上市公司从披露成本和企业发展战略需要出发，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提供完全透明的信息，而及时可靠的信息对于投资者的决策至关重要，只有政府才具有足够的财力、人力和权威相对高效地制定信息披露规则和审查企业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新兴市场中的中小投资者很难具备与上市公司进行谈判的能力，每一个小投资者单独地监管上市公司成本太高，政府或者相关机构替资者监督上市公司可以减少社会监督成本；市场调节很难克服负外部性问题，证券市场上买卖的商品和普通商品有一定的差异，它是人们对未来的一种预期，并不能马上用来消费，因此买卖证券具有高风险和高收益，缺乏政府对上市公司和市场规则的规范，证券市场很容易受投机分子操纵股市而剧烈波动，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的香港证券市场如果没有政府的适时介入将陷入崩盘的境地。因此，政府监管有市场调节无法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新兴市场比较脆弱、经受风险的能力较差，政府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保护投资者和规范市场的重任。
三、新兴证券市场政府监管的现实困境
政府在新兴证券市场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对证券市场的规范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力。但是由于新兴市场的政府本身就是不成熟的，造成证券市场法律不完善、监管者的道德危机、监管机构设置不合理、行政化手段过多、规范和发展难以两全其美等问题。
1．新兴证券市场法律还不完备。新兴证券市场的通病就是法律不完备、执行不力，对投资者的保护力量较弱。完备的法律是实现有效监管的前提，新兴证券市场由于发展时间短，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规范市场，而规范和发展在短期内很难两全，因此新兴市场往往采取杀鸡取卵的做法，靠牺牲规范来发展市场，靠牺牲投资者的利益来成全企业融资的需要，甚至政府和企业合谋瓜分剩余利益。
2．监管机构设置不合理。新兴证券市场在设立监管机构的时候，最通用的做法是模仿成熟市场的设置方式。但是不同的政体下权利配置不可能雷同，如三权分立的国家和一党专政国家在证券监管机构的部门和权利设置方式会有差异，新兴国家很难照搬成熟市场的做法，即使照办，也会水土不服。同时新兴证券市场的市场化不彻底，市场和政府的职能范围经常交错重叠，在机构设置时很容易出现权利真空或者多头管理。以中国的债券市场为例，证监会负责企业债券的上市监管，人民银行负责企业债券的利率核定，国家发改委负责企业债券的发行审批，财政部负责国债的发行和管理。
3．监管者的道德危机。政府的市场监督人员也是“自利”的经济人，目前对监管人员缺乏激励机制，监督工作的好坏很难量化，一部分政府监管人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监督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投资者相对于政府监管者处于信息劣势，在缺乏相关的机构监督监管者的情况下，监管者偷懒、对于上市公司造假视而不见就再所难免了；而另一部分监管人员通过政府权利这层合法外衣与企业合谋寻租，钻政策的漏洞、以身试法、收受贿赂、违规操作等，中国的王小石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给中国的证券市场监管体系敲了一记警钟，因此，如果没有对监管人员的监督和激励机制，这样的事情仍会发生。
4．监管目标多元化。监管目标多元化使得监管部门难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正如波斯纳所言，监管职能在两个对立理论间选择，要么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要么为公共利益服务，哪个集团受到监督取决于该利益集团在该产业的利益。以中国的政府监管部门为例，政府监管部门一方面需要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另一方面，政府在规范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同时不能忽视上市公司强烈的融资渴求，因此，监管机构作为政府的代言人，既是上市公司上市融资的审批者，又是股市的监管者，同时作为上市公司最大股东，还是公司的参与者，因此监管机构要做到完全独立目前尚有很大难度。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十几年来，每一次大的涨幅波动都和新政策的出台、领导讲话、政府压市救市措施密切相关，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监管机构的目标多元化且摇摆不定，既希望证券市场快速发展，同时又不能对证券市场出现的各种问题熟视无睹，毕竟从长远来看，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要靠规范。
5．过多的行政干预。新兴证券市场中的政府监管很难把握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在遇到市场失灵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采用政府强制力执行，殊不知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政府也可能解决不了，政府干预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政府并不是万能的。政府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上市公司和监管机构之间也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相比永远处于信息劣势，因此建立在不完全信息基础上的决策不可能完全正确，政府在制定决策时也不可能完全知道政策实施的后果。当政府监管不当时，可能会带来比政府失灵更糟糕的后果。新兴证券市场的政府很容易犯越俎代庖的错误，简单地估计了政府过度监管的成本。
6．监管者缺乏知识和经验。新兴市场的监管者对于证券市场运行规则缺乏认识，对于如何规范市场促进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缺少经验。如在银广夏、亿安科技、蓝田股份等一系列的事件爆发后，中国证监部门急切地希望从成熟资本市场的监管经验中寻找救市良方，从香港邀请梁定邦先生就任证监会首席顾问、邀请史美伦女士就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然而成熟资本市场的发展经验运用于中国未必可行，毕竟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特别是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殊（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并存）、企业冗余人员难以安置、大学生就业问题亟待缓解，国有上市公司承担了多重任务。实践也证明了引入别国经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结论
和成熟市场的政府监管相比较，新兴证券市场的政府遇到了更多的困难，承担着更大的责任，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也面临着更艰巨的任务。其中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迅速规范法律、合理架构证监部门和配置权利责任、减少过多的行政干预，同时还需要提高监督者的素养并形成制约和激励监督者的机制，在规范中求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证券市场走入良性循环的轨道，真正实现政府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的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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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现代化篇10
[关键词]代办股份转让市场；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监管系统
一、代办股份转让市场的含义及其现状
代办股份转让市场是一个以证券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契约为基础，依托与租用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的技术系统，以证券公司买卖挂牌公司股份为核心业务的股份转让平台。我国代办转让市场于2001年设立，转年退市公司的股份转让也通过代办股份转让市场进行。
2001年6月，我国的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市场正式推出，其初衷是为了解决我国法人股市场的历史遗留问题，但从该市场的功能与定位上来看，它将使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分割、零散的柜台交易市场向更高的层面发展，同时，也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功能与结构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具体体现。该市场实质上是目前在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场外交易或店头交易市场otc的雏形，是我国柜台交易市场发展的初始阶段。截至2007年12月底，代办系统共有挂牌公司73家，挂牌股票77只，投资者开户数逾42万户，总市值207.76亿元，流通市值88.26亿元。目前全国共有27家证券公司1729家营业部和服务部，可为投资者提供股份转让服务。
在交易方式上，对净资产为负值的挂牌公司，实行每周三次的转让方式；对净资产为正值或盈利的公司，实行每周五次转让方式。交易时，涨跌幅限制为前一交易日转让价格的5％，投资者目前还无法看到买卖双方的力量对比和盘面走势，只能通过盘后集中竞价方式配对成交，产生交易价格，所以，相对主板市场，风险较大。投资者决策的依据主要在于个人对市场总体走势和个股基本面的把握。
在法规方面，代办股份转让市场所遵循的主要有中国证券业协会2001年6月12日颁布的《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服务业务试点办法》等10项规章制度。股份转让系统尚处于试点阶段，法规还不够完善。
二、代办股份转让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几年来，代办股份转让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公司的股份流通、化解主板市场退市风险、完善退市机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代办股份转让市场目前尚处于试点阶段。在发行、交易、信息披露以及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及运作方式上仍需进一步改进。
1、信息披露系统安全保障存在隐患。首先，在权威性方面，目前披露信息的传递基本上是主办券商以e－mail方式通过公网(internet)明文传送其所主办的挂牌公司的相关信息，信息在传送过程中的保密性、完整性、唯一性和不可抵赖性均无保障。其次，在实时与同步方面，通过e－mail方式所披露的公司资料，往往滞后信息发生时刻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做到实时与同步地公司信息，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投资者的信息知情权。第三，在效率方面，目前各代办券商所用信息传送系统不统一，增加了信息正常传递的不确定因素，导致信息披露的效率不高。第四，在安全性方面，信息披露系统采用公网传输，又很少采取加密机制，使得信息的安全性无法得到可靠保障。第五，在可追溯性方面，披露信息均以明文(如word格式的文本)方式传送，还没有做到成熟市场所要求的信息披露的连贯性与可追溯性。
2、监管系统存在漏洞。首先，没有建立完整的风险管理系统，对交易及信息披露等不能实时监控。证券业协会在股份转让业务方面逐步加大了主办券商的监管职能，但是主办券商所能够得到的有助于监管的信息却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使得主办券商的监管能力和责任不对称，在监管方面力不从心；而证券业协会在监管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其次，监管数据采取文件上报或传真方式，效率低下，时间滞后，无法做到实时监管。最后，监管部门与监管对象之间信息沟通困难，易产生歧义和误解。
3、系统内部信息交流繁琐。在股份确权的过程中，主办券商和协办券商操作多个确权数据库，确权数据易产生差错，复核校验比较繁琐，投资者不能即时得到确权，信息传输也不安全。许多指令和信息，如停复盘指令等通过传真形式流转，效率较低。信息格式的标准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4、交易系统存在信息孤岛。首先，系统重复建设及相互不兼容。各代办券商采用的柜台系统由多家不同的软件开发商提供，甚至同一开发商提供的不同版本的柜台系统也互不支持。其次，系统结构过时。目前，代办券商仍沿用原有主板市场的柜台交易系统进行股份转让交易，这种基于文件或通讯包交换的模式，导致各券商之间及券商内部使用了多种不相容的技术平台，使得维护多平台、多系统的工作复杂化。第三，系统功能简单。当前，股份转让业务系统的功能比较简单，日常的业务操作，通常只包括订单管理、订单路由和匹配、市场数据和清算交收。第四，缺少行业标准和国际标准。行业非标准化现状使许多应用和业务上的简单升级变得相当繁复，许多新应用往往要通过加载应用系统的补丁程序或以牺牲系统的应用性能为代价来实现。
三、发展我国代办股份转让市场的建议
研究表明，我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金融结构转变未能满足gdp结构调整优化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其生产总值、出口、税收及就业都已占我国的“大半壁江山”，而我国正式金融制度安排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客观上要求完善资本市场，降低市场门槛，简化程序，减少筹资成本，实现直接融资。遵从市场规律，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资本市场的战略部署，促进“放小”工作要求的重要环节。
1、明确建立交易制度。制度建设是保障市场规范发展的基础。交易制度的选择是发展代办股份转让市场必须考虑和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国际上通行两种交易制度：一是报价驱动制度，二是报单驱动制度。做市商制度和竞价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上的背离，这种形式上的背离表现在市场的诸多操作程序和制度中，同时对市场的功能也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市场的四个基本属性，即效率性、流动性、波动性和交易成本表现出来的。目前世界上所实行的交易模式中，做市商制度在各个领域都占据着主导优势。相对来说，在风险较高、流动性较差的证券市场上，做市商制度更能发挥它的相对优势。做市商负责对上市的证券进行评价，并被要求作为交易主方进行交易，以自身资金来承担风险。而投资者自己决定是否承担风险。因此柜台市场在风险要素上的限制比竞价市场小得多，在这个市场上，做市商对风险的分担，无疑是对风险投资的有力支持。采用场内市场的竞价方式极有可能出现流动性不足和价格波动激烈的问题，最终因流动性枯竭而导致市场失败。借鉴美国场外交易市场的经验，做市商制度更加符合场外交易市场的要求。我国未来的代办股份转让市场可采取做市商与竞价方式相结合的交易制度。
2、加强信息系统建设。(1)尽早启动专网建设，为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股份转让市场，应在成功起步的代办股份转让业务系统的基础上，尽早完成股份转让业务专网的建设，实现信息披露、业务监管等信息流转的网络化，更好地促进对各主办券商的业务监管，规范各市场主体的信息披露行为，实现及时的行情揭示，达到各市场主体之间信息传输、业务交流的要求。(2)建立一套先进的报价与交易系统。在相对节省费用的情况下有效地改进现有系统，构建一个基于金融信息交换fix(financialinformationexchange)协议的股份转让市场交易系统通信平台。fix协议具有通信格式的标准化和操作的规范化的特点，是一种不依赖于任何特定通信协议(x.25、tcp／ip等)或者物理介质(铜缆、光纤、卫星等)的协议。它作为各类证券、金融机构进行信息交换的国际协议和技术标准的整体解决方案，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以fix协议构建的通信将以一种连续的工作流环境代替目前的基于批处理任务流执行的项目处理过程。股份转让业务专网的建立为fix协议的应用提供了前提和条件，而fix协议的引进也将为未来代办股份转让市场的扩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3、进行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在主板市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取得成功经验后，积极推进在股份转让市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从根本上解决制约股市发展的基本制度问题。从而完善市场机制，形成合理的定价机制；形成投资者共同的利益基础，强化市场对公司的约束；形成相对稳定的市场预期。通过股权分置改革，从根本上建立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利益驱动机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深化企业改革；使公司充分利用境内外市场；促进股权合理流动，形成控制权并购市场；促进开展金融创新。夯实股份转让市场的“基石”，促进股份转让市场的规范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