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医学的未来篇1
关键词：医学生；精神疾病；态度；职业选择
医学生对精神病学和精神疾病的态度是影响他们选择精神科作为职业和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处理精神障碍的意愿（willingness）的重要因素[1]。《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中要求“广泛宣传，普及大众精神卫生知识”[2]。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2008-2015）》确立的工作目标强调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公众对精神卫生的知晓率，目标要求普通人群心理健康知识和精神疾病预防知识知晓率达到30%；到2010年达到50%，2015年达到80%[3]。有调查表明，2014年部分省市的大学生对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仍未达到70%[3，4]。医学科学发展到今天，生物-心理-社的医学模式已被广为接受和推崇，作为未来基层医务人员的医学生，在治疗患者的同时还要承担着心理健康宣教重任，因此必须掌握一定的心理卫生知识。为了全面了解我市在校医学生对精神疾病认知情况及其与精神科职业选择的关系，对部分医学生进行调查分析，现报告如下。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调查对象为四川省川北医学院大一、大二、大三和大四在校医学生，其均未去过精神科见习。随机抽样600名学生，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24份，有效回收率87.5%。其中男生157人，女生367人，年龄18～24岁；大一46人（8.8%），大二175人（33.4%），大三153人（29.7%），大四150人（28.6%）。临床专业318人，占60.7%；非临床专业206（39.3%）。
（二）方法
1.调查工具采用自制调查问卷，问卷共20题，全为选择题，内容涉及对精神病知识的获取、对精神病患者的印象及态度和治疗的理解。
2.统计方法采用百分率分析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
（一）医学生对精神疾病知识的把握及获取途径
调查发现，医学生对于精神疾病知识的获取方式有，①对精神疾病知识的了解情况：非常了解7人（1.3%），比较了解78人（14.9%），一般了解439人（83.8%）；见图1；②参加过精神/心理知识讲座193人（37.0%）；③获取精神疾病知识途径：网络256人（48.9%），教科书105人（20.0%），电视88人（16.8%），杂志20人（3.8%），其他55人（10.5%）。
（二）医学生对精神疾病的总体印象
①世界精神卫生日10月10日：491（93.7%）的在校医学生对不清楚；②有93人（17.7%）认为精神病可以根治，304人（58.0%）认为可能根治、87人（16.6%）认为不能根治，40人（7.7%）不知道；③认为精神疾病与生活联系：电影或电视节目380人（72.5%），学习生活103（19.7%），经常看到19（3.6%），没有接触过22人（4.2%）；④导致精神疾病的原因：认为是大脑功能所致222人（42.4%），家庭问题112人（21.3%），病人性格190人（36.3%）；⑤228（43.5%）的学生认为精神疾病是遗传病。
（三）医学生对精神疾病患者态度
①认为精神疾病患者多的学生为152人（29.0%），不多220人（42.0%），未留意人152（29.0%）；②认可"精神疾病患者杀人不犯法"的学生200人（38.2%），否决324人（61.8%）；③如果身边有精神疾病患者，采取对其态度为：不搭理41人（7.8%），警惕236人（45.0%），认为可以来往119人（22.7%），同情128人（24.5%）；④认为精神疾病患者在生活中可以做贡献的医学生有152人（28.8%），认为其冲动、毁坏社会秩序的有293人（55.7%），对周围的人有危害78人（15.5%）；⑤认为社会对待精神疾病患者的态度：如普通人176人（33.6%），歧视121人（23.1%），比其他残疾者更歧视55人（10.5%），不清楚172人（32.8%）；⑥认为社会歧视对精神疾病患者有何影响：影响不大15人（2.9%），伤害精神疾病患者自尊心261人（49.9%），对精神疾病患者不及时治疗85人（15.1%），严重影响163人（32.1%）。
（四）医学生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理解
①认为精神疾病患者应该选择的治疗方法：医学417人（79.6%），宗教或迷信8人（1.5%），二者兼备96人（18.3%），关起来3人（0.6%）；②认为精神疾病患者治愈后能否生活、工作、学习：可以489人（92.9%），不安排22人（4.2%），做不了15人（2.9%）；③对于是否帮助过精神疾病患者：有55人（10.5%），有想过199人（37.9%），没有297人（51.3%）；④对精神疾病患者是否要终身服药的回答：131人（25%）认为要终身服药，277人（52.9%）不清楚，116人（22.1%）否。
2.5医学生对是否将来从事精神卫生工作：58人（11.0%）愿意从事。从各个年级来看，大一学生中15.2%有意愿，大二有12.0%，大三有11.1%，大四有8.7%。
三、讨论
精神科在医学界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地位较低和不重要的专科，即便在发达的西方国家，精神科遭遇着的同样处境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5，7]。近几年来，精神卫生再次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2001年，wHo将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定为精神卫生。同年，前国家领导重视和加强中国的精神卫生工作，并专门致函wHo总干事布伦特兰博士。另外，2002年又颁布了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可见我国党和政府对精神卫生的重视程度。在这样优良的大环境下，了解现今医学生对精神病学的态度，对精神卫生知识的了解与推广，对精神医学的正确理解和导向，对精神医学教学工作的提升等均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从此次的调查中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医学生都能体会到精神疾病患者在社会中受到歧视，以及自尊心的伤害，患者的家属或亲人也会受到间接的影响，这也关联到成千上万的家庭的生活质量。作为未来的医务者，医学生更是承担着重任。
本次调查显示，只有14.9%的在校医学生对精神疾病比较了解；93.7%的在校医学生不清楚世界精神卫生日，这可能与精神病日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被重视有关；55.7%的医学生认为精神疾病患者在生活中经常出现冲动、毁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这是社会环境造成了许多人对精神病患者的先入为主的偏见；89.0%的医学生未想过从事精神卫生方面的工作。值得庆幸的是对比各年级的学生，从大四到大一的学生从事精神科的意愿人数呈递增趋势，说明现在的精神科的吸引力正在提高。另外，现在许多大学都开展心理讲座，参与人数相对较多，这让大学生对自身心理健康的认识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精神病学课程也逐渐得到重视。而导致我国精神疾病就诊率和治疗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的精神卫生知识匮乏，尤其是对与心理问题有关而且应该寻求心理帮助的常见问题缺乏了解[8]。
综上，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国家、社会、患者和家庭各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国外已有研究表明，精神医学教育可以改变医学生对精神科和精神病人的态度[9]。因此，要普及推广精神卫生知识，正确对待精神病患者，才能做到对精神病患者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争取良好的预后，防止复发以及预防精神残疾。另外，我们建议要加强对未来医务工作者-医学生的精神知识的教育和引导，除了课堂上的授课，更应该让医学生及时接触临床和患者，如见习或实习阶段，这将是医学生提高和掌握精神知识的良策，也为将来医学生的职业科室选择起到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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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医学的未来篇2
关键词：中医；治未病；科教结合
中图分类号：R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4-0841-03
1中医关于人“不病―治未病”的认知是科学的
1.1天地人合一――“不病―已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中医医人人不是单个的抽象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医认为天地人合一，人与天地相通，“不病―已病”受天地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1]。“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1]。中医认为人体本身又是一个严密的自组织系统，依靠人自身的机能调节，很多疾病可以自愈。如“六经调者，谓之不病，虽病，谓之自已也”[1]。因此，在思考天地与人（不病―已病）的关系的时候，中医认为人要顺应天地自然，“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1]，“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1]。“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1］；在思考人与“病”的关系的时候，主张维护身体经脉功能正常，控制病情，人要把身体功能调节放在首位，扶正祛邪，“以平为期”。
中医学是一门“天地相参，强调整体，以人为本”的医学。在整体医学的不同分工中，“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3]。
1.2“病”是一个可知可控的过程，人具有主观能动作用（1）过程是可知的：中医认为，这个“认知”很重要，只有把握疾病发生发展变化过程的细微信息，加予及时的控制，才能取得较好的疗效。但是，病之始生，极微极精。“不形见于外，故俱不能见也。视之无形，尝之无味，故曰冥冥，若神仿佛”[1]。“邪气之中人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先见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1]。古代科技工程发展的水平有限，对事物的认知主要依靠人的观察。“睹其色，察其目以知其散复者，视其目色，以知病之存亡也”[1]。“肝热病者，左颊先赤…”[1]。“望而知之者谓之神”[2]。“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1]。对实证的反复考察验证，一方面，造就了扁鹊等一批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神医，他们通过“观言察色”就可以知道病之所在；另一方面，发展了中医的人相学和中医司外揣内的认知方法。“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是谓阴阳之极，天地之盖”[1]。
没有其他科技手段（如仪器）的支撑，想成为名中医确实不容易。因为人体三部九候阴阳调与不调相互影响，关系要素复杂，所以，中医同时特别强调临床实证回顾性的对照研究，“法于往古，验于来今，观于窈冥，通于无穷。粗工所不见，良工之所贵”[1]。
（2）过程是可控的①“治未病”，从病人的“知行”控制开始。“凡诊者，必知始终，有知余绪”[1]。当今社会，人与人关系疏远，医学服务模式也不便于医生对人病初起症状的诊察，待病人求医，病已深重，故“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1]。中医认为“治未病”必须以病人为本，病人是控制病情的第一主体。②“治未病”，看医工的“知行”控制水平。中医将“治未病”的技能作为划分医工水平的标准。“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3]。“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1]。“病之始生也，极微极精，必先入结于皮肤。今良工皆曰病成”[1]；“观其冥冥者，言形气荣卫之不形于外，而工独知之，…工常先见之，…是故工之所以异也”[1]；“上工之取气，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败其形”[1]。“上工，刺其未生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1]“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实脾，则肝自愈”[4]。“中工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2]。因此，“治未病”就是要知微见著，“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5]，做足做好“防微杜渐”的干预措施，使相关的“未病之地”不受已病之邪气所伤，取得“同治”的疗效。而不是“病形已成，乃欲微针治其外，汤液治其内，粗工凶凶，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1]。
综上所述，“治未病”包含了医生对病人“早治”和病人对医生“治已病与已病防变”双管齐下、预防“重病”的互动要求。所以，中医学又是一门“全人”治未病的医学。
1.3“不病―治未病”是人之所“同”，是广大的社会需求“君王众庶，尽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1]。“不病”，百姓既不需要医药消费，劳作与生活的质量水平也较高，为人之所求。“已病”，病人身心、经济等负担加重，甚至无药可救，“病成，名曰逆，则针石不能治，良药不能及也”[1]。“病久则传化，上下不并，良医弗为”[1]。“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3]。“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1]！中医先辈深明此理，因此，为了满足百姓的“全形之欲”而特别重视研究“不病―已病”过程（未病）的中医控制。
2中医药“治未病”简便验廉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2.1健康教育知行调节中医认为七情等精神因素对疾病的形成与转化具有较大影响，“清静则志意治”[1]，“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1]。“清静则肉膝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1]。“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神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1]。因此，中医“治未病”尤其注重人作为主体的精神与行为调节。“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1]。“喜养性者，治未病之病。…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3]同时，也非常重视常人的健康教育，“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澹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1]，教他们学习圣人的养生保健技术，及时避开“虚邪贼风”的外来袭击，通过“恬淡虚无”等自主行为，调节身体的内在环境，使之和谐（真气适而从之，精神留守于内，病无从产生）。将中医养生保健的理论与技术纳入到中医药社区文化教育等活动之中，最大限度地为现代人服务是当前中医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2.2保健康复药食同源中医认为，科学的药膳可以保健和促进疾病康复。2000多年前的《周礼》中已有食医的记载，而《黄帝内经》、《神农本草》、《食疗本草》、《饮膳正要》等也都有相关的研究。“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1]。“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1]。“精不足者，补之以味”[1]。“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1]。重视药食同源，体现了中医对百姓利益的关怀。中医药食养食疗理论及产业化研究，应该把走进百姓的健康生活放在重要位置，与相关生产、消费的需求和利益相结合。
2.3技术创新以人为本“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必明为之法，……先立针经”[1]。百姓生病，精神和经济负担较重，考虑到这一点，作为百姓之“父母”、“医国”之君的黄帝，希望医工直接使用简便适宜的“微针”技术，代替“药石”来医治病人，相对减轻病人负担。同时，为保障中医“微针”理论与技术持续发展的利益，黄帝提出必须“立针经”，进行规范建设。但是，以减轻百姓医药环节费用负担为目的，提高医疗服务社会效益的中医“微针”技术创新改革，病人要享受到它的成果，关键还在于医工的水平。因为，“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上工平气，中工乱脉，下工绝气危生。故曰：下工不可不慎也”[1]。
2.4综合干预辨证施药“西方者，……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1]。“毒药攻邪”[1]。药物疗法也是中医主要的诊疗技术之一，但中医并不主张滥用药物，伤人正气，而是根据世道变化发展与人的实际需要，辨证施药。“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馄石、针灸治其外也”[1]。为何？当今之世，风云变幻，气候失常与人精神心理失衡交织，内科奇难杂症增多。“乱世用重典”，即使这样，“毒药”也只是对付这些重大疾病的其中一个武器，“故圣人杂合而治，各得其所宜”[1]。
“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1]。中医“治未病”的优势体现在“病为本”与多样化“简便验廉”诊疗技术综中华中医药学刊合控制相结合，因为符合医学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统筹兼顾的法则，“智者有余”，所以中医可以长久，千百年来而不衰。古人对“不病―治未病”的认识深刻，论著丰富，中医药是一个宝库，有待挖掘，就是这个道理。作为中医药科教工作者，从上古圣人的教义，可以受到启发，在学习与工作实践的过程中，不断领悟和把握中医“治未病”理论的科学真谛，更好地、更快地传承中医学的精粹，为百姓提供多样化的专业服务。
3科教结合促进中医药“治未病”发展
3.1中医药“治未病”发展的新机遇第一，我国城市、农村社区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构建，对中医药完善“治未病”能力建设提出了迫切要求。随着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国民生活水平和医学知识水平不断提高，自主健康的需求日益增长，健康医学的发展是国富民强的需求。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以医院临床诊疗为主的专科医学服务模式向以社区公共卫生与医疗保健中心为主的全科医学服务模式转变；临床诊疗以疾病为本，医药干预控制为主向以人为本，心理、社会、环境及医药综合干预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减轻百姓医疗等负担，才能促进当前消费。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我国政府把着力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作为“十一五”医药卫生工作重点，加大投入，构建和完善我国初级公共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体系。形势发展要求加强中医药“治未病”能力建设，使之在城市与农村社区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以及创建和谐社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精微医学发展的新认知―中西医结合“相长”，对中医药“治未病”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疾病谱变化研究显示对人危害最大的身心疾病，其致病因素都是复杂的。人命关天，望而知之，当然不能充分保障群众的利益。精微医学的发展，旨在发现疾病发展的细微变化，为百姓提供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治未病”服务，并不是以“高精尖”代替“简便验廉”，更不是让精深的医学科学远离人们的生活，使医患关系失谐。中西医结合是“治未病-病为本”下中医与西医在精微医学理论与技术上的通约，是我国医学发展的自主创新，根据百姓医疗保健的需求，建立中西医合一的医学新体系是我国医学的发展方向，现代中医应看到自身学科的比较优势与发展使命。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政策，对中医药集约西医药科技优势，促进中医药“治未病”理论与诊疗技术现代化，尤其是中药应用现代化创新，在更为广阔的天地发挥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改革开放，现代科技分化综合与应用发展为中医学“治未病”理论多学科传承与产业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医对生命与疾病的认知构成中医学知识的核心，对中医养生、诊法、疗法、方剂、中药、针灸及临床实践等各个环节发挥指导作用。从学科理论来看，中医药经典是历代名医关于天地人（不病―已病）关系的认知（中国古代哲学/中医哲学），并与疾病斗争过程中反复检验（历史/中医药科技史）的理论总结（古代文言记载/中医药名词述语）。因为重视医患互动与多学科应用传播，它运用了古代哲、史、文，以及理（天文、地理、气象、心理等）、管（政治学）、农等学科的“语言”，是多学科集约的领域；也正因为“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式的集约整合，中医学因而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语言是思维的外壳，中医学现展要摆脱边缘化的危机，必须整合多学科资源，进行学科规范建设，处理好科技（中医学理论与技术，中西医，中医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科技与人（中医学与百姓）之间的相通关系，使博大精深的中医学走进现代百姓生活，走上世界科技舞台，更广泛地应用传播。
3.2中医药“治未病”科教结合发展观第一，以人才为本，科学教育，使中医药“治未病”发展转到提高人才队伍的素质上来。调整高等中医教育专业结构，促进院校中医基础教育、毕业后中医教育和继续中医教育一体化发展，全面提高中医药队伍整体素质，从而为百姓提供有效的“治未病”服务。大力培养中医类别全科医学专业人才。全科医学是以人为中心，以维护和促进健康为目标，向个人、家庭与社区提供连续、综合、便捷的基本卫生服务的新型医学学科。2006年“国中医药发[52号]文”，在中医类别医师执业范围中增设了“全科医学专业”，与“小病进社区”的医疗卫生发展战略思路相配套，高等中医药教育专业结构需要进行对应的调整，加强中医全科医学继续教育和院校中医专业课程改革，培训和培养一大批素质高、能力强，能够熟练运用中医药理论与方法，开展社区中医药预防、养生保健、康复、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健康教育和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的中医类别全科医学人才。加快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的培养。几十年来实践发展证明，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的创新发展。2001年，《关于医师执业注册中执业范围的暂行规定》正式将“中西医结合专业”列入中医类别医师执业范围；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又将中西医结合医院、门诊部和诊所定为中医医疗服务机构。学科专业服务组织规范发展的政策对中医药逐步转向结合现代科技医学手段作出了宏观的引导。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到争取健康是世界范围医学发展的趋势，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空间巨大。促进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人才素质，依靠中西医结合创新的持续研究与优秀人才培养并重。
第二，加强科技创新，使中医药“治未病”发展更好地为广大人民服务。完善中医药科技管理，发挥中医药先进生产力的整体作用。完善医药科学发展规划、拨款、立法、信息、评估等宏观调控与行政手段，促进中西医、中医中药协调发展。完善中医药科教管理与人才政策，进一步落实中央与地方协“同”管理，扩大区域中医药集约发展的自，有效统筹中医药先进生产力资源。加大投入，支持和保障中医药科教、医疗卫生及文化体育等公共事业发展，使中医药先进生产力步调一致，共同为广大人民提供集养生保健医疗康复于一体的“治未病”服务。发挥高等中医药院校作用，加快中医药“治未病”科技进步。中医药高等院校是中医药“产学研”先进生产力汇聚，发挥“顶天立地”作用的重要平台。加强高等院校为主体的重点实验室建设，完善中医药院校“专业―学科”的课程发展环节，促进学科成果转化为课程教材，服务于人才培养。促进中医药院校科技社区文化工作，大力开展中医药健康教育，树立科学的健康观，使学业变成学生修心养性，德才兼备的过程，使百姓掌握生活保健的知识，修心养性，合理膳食，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加强高等中医药院校产学研工作，推动中医药高科技产业化。高等中医药院校与中药专业镇对接的基地和附属医院制剂中心建设，是我国教、医、文、卫、体等事业和工、农、贸等产业生态化调整发展，共建中医药和谐集体的重要举措，中医药大学科体系的集约发展，将进一步解放中药农工“粗糙、落后”的生产力，为现代中药农业工业化发展和中医药保健与临床研究提供强大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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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医学的未来篇3
【关键词】抗精神病药物；高尿酸血症；精神分裂症；检验诊断
中图分类号R74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6805（2015）34-0028-03
【abstract】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pidemiologicaldistributionofhospitalizedpsychiatricpatientswithhyperuricemia，correlationanalysisandantipsychoticdrugs.method：600casespsychiatricinpatientswerecollected，therewere103casesofconcurrentincludedconcurrentgroupincluded497caseswithoutcomplicationsnotconcurrentgroup，comparedtwogroupsofrelateddataanddruguset.Result：therewere103cases（17.17%）ofasymptomatichyperuricemia，takingantipsychoticpotency（480±235），medicationtimewas（13.4±12.3）years，medication[clozapine（39.81%），risperidone（16.50%），chlorpromazine（23.30%）andother（20.39%）]，combineddrugs（15.53%），comparedwiththosetherewerenosignificantdifference（p>0.05）.Beforeandaftertreatment，serumconcentrationsofUahaddifferentdegreesofrise，butthedifferencewasnotstatisticallysignificant（p>0.05）.Conclusion：psychiatricpatientswithhigherriskofhyperuricemia，rationaluseofdrugstohelpreducelong-termriskofhyperuricemiaconcurrency.
【Keywords】antipsychoticdrugs；Hyperuricemia；Schizophrenia；Laboratorydiagnosis
First-author’saddress：Qujingthirdpeople’sHospital，Qujing655000，China
doi：10.14033/ki.cfmr.2015.34.010
高尿酸血症（hyperuricemia，HUa）即尿酸高于正常水平的一种代谢性综合征，是关节炎、肾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风险因素，其病发与基因遗传、药物等密切相关[1]。临床上，在应用抗精神类药物时，需监测相关指标，保障用药安全，降低并发HUa、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抑制糖尿病病发、进展，有助于增进疗效，改善患者生存质量[2]。本次研究以精神分裂症为对象，探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与高尿酸血症的相关性，为后者的检验诊断提供经验借鉴，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12年2月-2014年2月笔者所在医院共收治精神病患者600例，其中男363例，女237例，年龄23～73岁，平均（55.2±4.9）岁，病程8～38年，平均（23.2±10.3）年，住院时间1～13年，平均（5.3±4.1）年。纳入标准：（1）参照CCmD-3国际标准[3]，确诊为精神分裂症；（2）住院时间≥1年；（3）自愿参与、知情同意；（4）未合并有严重的并发症，如严重心律不齐、肾功能不全；（5）未常用口服调压、降脂等药物；（6）无痛风、卒中发作历史；（7）知情同意。
1.2方法
进行采血，筛查诊断高尿酸血症。正常饮食，次日晨起8∶00，空腹抽取静脉血，使用贝克曼库尔特CX5pRo生化分析仪及配套试剂检测尿酸（Ua）等相关指标。自制调查问卷，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如年龄、性别、病情等，调取治疗报告，收集患者用药、疗效评估等情况。
1.3判定标准
在正常饮食下，非同日两次空腹血尿酸水平，男>416μmol/L（7mg/dl），女>358μmol/L（6mg/dl），且无痛风发作，可判定为无症状高尿酸血症[4]。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8.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字2检验。p
2结果
2.1合并高尿酸血症情况
600例患者，共发生无症状高尿酸血症103例（并发组），其中男72例，女31例，平均年龄（53.4±8.3）岁；病程8～35年，平均（22.2±10.5）年；住院时间1～12年，平均（5.6±3.2）年。未发生高尿酸血症患者497例（未并发组），其中男291例，女206例，平均年龄（54.2±3.8）岁，病程8～38岁，平均（23.8±10.9）年；住院时间1～13年，平均（5.2±4.0）岁。两组性别、年龄、病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高尿酸血症与用药情况
两组服用抗精神药物效价、用药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两组用药类型分布、合并用药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2.3用药情况对血清尿酸水平影响
用药治疗前后，血清Ua浓度均有不同程度上升，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3。
3讨论
本次研究中，精神病患者高尿酸血症发病率为17.17%，略高于谢红涛等[5]统计，可能与纳入标准存在差异、年龄偏高有关，远高于同年龄段正常人群高尿酸血症发病率，提示精神病可增加并发高尿素血症风险。
应用抗精神病药物是治疗精神病主要疗法，本次研究基于此，对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精神病患者高尿酸血症与用药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发生无症状高尿酸血症者性别、年龄、病程与未发生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住院本身不会增加合并高尿酸血症风险，但参考文献[6-7]统计结果表明住院时间越长、年龄越大，合并高尿酸血症风险越高，与此次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医院收治入院时合并高尿酸血症比重较高有关，本组患者平均（55.2±4.9）岁，平均住院时间（5.3±4.1）年，尽管不同患者年龄差较大，但经过长时间系统的规范治疗，抵消了来自于年龄的正相关作用，使不同时间段住院患者合并高尿酸血症比重维持在均等水平。精神分裂症患者未并发高尿酸血症者与并发者，服用抗精神药物效价、用药时间、用药类型分布、合并用药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用药与高尿酸血症发生不存在显著相关，与徐爱良等[8]学者研究相悖，这可能与医院用药价效、合理用药水平较高有关，本组患者人均药效（449±255）、平均服用时间（14.48±11.2）年，用药有效地控制了病情，抑制疾病进展，最终起降低高尿酸血症病发风险目的。用药治疗前后，血清Ua浓度上升幅度在20～30μmol/L，其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明晰，但有研究证实每一次较明显的代谢紊乱都可能带来短期内无法挽回的靶器官伤害，这种损伤难以有效规避[9-10]。
综上所述，精神病患者并发高尿酸血症几率较高，合理用药有助于降低长远期高尿酸血症并发风险，但可能致短期内靶器官损害，易合并肾脏病、心脑血管病等多种疾病。医院应围绕控制、治疗精神病，尽量降低抗精神药物的使用剂量，积极探索其他疗法治疗精神病，积极引起抗不良反应治疗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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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医学的未来篇4
所谓“未病”就是身体健康，没有疾病，心理以及社会适应能力正常。中医称人的这种状态为“阴阳平和”，即属于无病的范畴。为了达到无病、抗老防衰、延年益寿的目的，《黄帝内经》还把“摄生”作为“治未病”的最佳举措，如“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等都是“治未病”的经典记述。根据这些经典名句，后世医家发明了吐纳导引、疏通经络、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体育锻炼、心理疗法、精神疗法、服补药补品、吃药膳、吃蔬果等的“治未病”方法，以求得强健身体，祛病防衰、延年益寿。
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论诊候第四》中说：“古人善为医者，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于是混淆，既病者难以救矣。”这里是说古代好的医生注重在人身体健康时采取各种措施预防疾病。中等医生注重在人将要生病时采取各种措施避免疾病发生。一般医生只注重已经发生的疾病的治疗，但如不及时治疗，待到疾病严重后才去治疗，往往难以救治。
“冶未病”，即未病先预防，应注重调养身体，调养精气神，提高机体抗病能力。中医十分注意精神调养、体育锻炼和衣食住行。中医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志刺激是百病之源。因此，中医认为，人如能情绪稳定、情操高尚，不生气发怒，无私寡欲，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才能气机调畅，气血平和，正气旺盛，不生疾病。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人就不会生病。饮食上如过饥，过饱、大鱼大肉、抽烟、酗酒、饮食不卫生，都会损害脾胃及脏腑，使人生病。人要随季节变化而有规律的起居，特别是不要熬夜，不要早晨睡懒觉。还要讲究卫生，防止衣物、环境、水源、食物污染，并要注意避免外伤、毒虫毒蛇野兽咬伤等。
精神医学的未来篇5
医学生作为已有职业定位的特殊群体，作为未来医学领域的工作者和管理者，担负着救死扶伤、促进人类健康的使命，其意识行为决定着他们的工作态度，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危。高等医学教育担负着培养高级医学人才的重任，医学生在校期间，接受专业课程的教育，为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国家未来发展需要的医学生，不仅要具有精益求精的医疗技术，而且还要有良好的行为意识，高尚的医德医风，在未来从事医务工作的职业生涯中才能成为履职尽责，让人满意的医务工作者。体育锻炼本身的价值特点在某种程度而言对于医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意识，高尚的医德医风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1体育锻炼对医学生时间意识的影响
高校的素质教育与中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大相径庭，大学生的课外时间相对较多，这些零散时间的管理对于个人未来的成就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谓时间管理（timemanagement）是指个人以有效运用和管理时间，避免不当的时间浪费，以提升个人的工作效率和追求幸福美满的人生为目标所进行的有计划的安排时间的一种行为[2]。医学生通过体育锻炼既可以愉悦身心锻炼身体，又可以有效的利用课外时间，提高时间意识。学校体育在追求趣味性的同时也兼顾竞技体育“更高、更快、更强”的理念，学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比赛战胜对手，故而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学生其时间意识更强。时间意识的重要程度于医学生不言而喻，医生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通过体育锻炼的形式培养良好的时间意识亦可达到意想不到的收效。
2体育锻炼对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的影响
团结合作是人的生存方式，具有团结合作意识是现代人的重要素质。现代社会大生产和快节奏的社会生活方式要求人们有高度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3]。很多企业分外注重员工团队意识的培养，大多数单位在大学生入职的招聘中明确提出具有团队合作精神。目前的高校课堂已着手学生相关能力的培养，例如体育课堂采用的合作教学模式，很大程度上培养了同学们的团结协作意识。医学生在大学期间借助体育课或是体育锻炼学会了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对其今后从业生涯的帮助至关重要，医务工作者在救死扶伤的过程中处处需要合作，体育锻炼对于医学生的团队意识的培养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3体育锻炼对医学生竞争意识的影响
竞争是体育运动的特点，体育是在竞争中发展，一场激烈的运动竞赛就是灵与肉的较量，人们一方面要超越自己，创造新的体能、成绩与精神，另一方面要超越对手，夺取比赛胜利，优胜劣汰得到具体的体现[4]。在医学领域同样充满各种形式的竞争。纵观古今，疾病是人类摆脱不掉的伴侣，当地球上有了人类，就遭遇到疾病，为对抗疾病，就诞生了医学。因此，疾病史、医学史、人类史犹如三驾马车如影随形。随着医学的发展，疾病的发展势头更加猖獗，一些疾病的治疗方案尚在研究之中，另外的医学难题又如雨后春笋般接踵而至，很多患者在等待有效治疗方案出来之前就已不幸离世，无形的竞争压力已使医务人员难以喘息。体育教育不仅教育学生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更要教育青少年在竞争的过程中树立起健全的观念―--胜不骄、败不馁，医学生也应具有这种观念，才能不断突破自我，突破疾病，更好地服务于医学事业。
4体育锻炼对医学生吃苦意识的影响
任何一个运动项目技能的掌握，除了要具备一定的天赋，还要经过后天不懈的努力才能达到，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会出现疼痛甚至损伤，精神上会出现沮丧甚至是颓废，若要战胜必须坚持。医学生在校期间如能拥有这种体育精神，定会为日后的人生或事业锦上添花。医务人员穿上白大褂后的庄严令世人艳羡不已，但是其背后的心酸并不为人知。医生的辛苦也许只有同行才能知晓，但是在尚未踏入工作求学之时，就能够拥有敢于吃苦勇于拼搏的精神并坚持不懈，那么在工作中岂不更容易适应角色的转换。
精神医学的未来篇6
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是相对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而言的。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十分显著。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具有自然属性。其次,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内涵。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对自然科学基础学科、技术学科的依赖非常明显。医学在具有显著的自然科学性质的同时,还具有显著的人文科学性质。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具有人文属性。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之为人,就在于其有精神活动、能够能动地改造环境;人以社会的方式存在,人的生存不仅要与外界交换物质,而且要与他人、与社会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人的健康状况与疾病同人的精神活动、与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医学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也必须建立在对人的精神活动的认识、对人与社会的联系的基础之上。其次,人文科学也是认识人的健康和疾病的重要工具。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依赖于人文科学,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在内的许多学科也是医学发展的基础。这些学科已经或正在为医疗卫生活动、医学研究、医学人才培养提供方法和途径,成为医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还突出地表现为,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是以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生命的关爱为基础的,没有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就没有医学,治病救人,提高人的健康水平永远是医学的永恒目标,是医务工作者不懈的追求。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与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共存于医学活动之中,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相互交融,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人的健康和疾病是自然因素、心理、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在与疾病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健康和疾病的自然性质和人文性质,并积累了含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方法在内的诸多预防、诊治疾病的方法。
2新医学模式的确立与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重新发现
综观医学发展的历史,对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主动自觉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忽略了。时至今日,仍存在模糊认识,仍有人仅仅看到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将医学限定为自然科学。原因何在?这主要根源于医学的内部,是医学自身发展的结果,确切地说,与医学在近代以后的发展直接相关。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医家认识和预防、诊治疾病的具有笼统模糊猜测特征的整体观念中是包含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这里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带引号是因为当时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还不是16世纪以后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的。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强调“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医生应具有“利他主义、热心、谦虚”的品质,人的疾病与人的生活方式相关;中国唐代药王孙思邈强调“大医精诚”,都是很好的证明。尽管古代医家的人文观念、他们借助当时的人文知识认识健康和疾病现象与医学的原始形态(尚不独立)相关联,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和无奈,但融自然科学萌芽和人文科学萌芽于一体的古代医学注重整体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
近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武装了医学,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使医学日益成为沿着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思路和方法认识并解决问题的学科,使医学形成了生物医学的观念和模式。与古代医学比较,精确、清晰成为近代医学的特征。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近代医学在注重精确、清晰的同时,不经意地忽略了古代医学的整体观念。其中,包括对社会、心理因素致病作用和预防、诊治疾病的人文科学方法的忽略。用历史的眼光看,这是一种必然,是近代医学发展的代价。因为,当时医学的独立和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发展,激发了医生们的兴趣和热情,占用了他们的精力和时间,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看不到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忽略、甚至远离了人文科学。当然,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被忽略也有医学之外的原因,与人文科学的发展水平低下有关。提出并重视医学人文科学研究是以当代人文科学研究为背景的。应当说,当前的人文科学研究为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终于得到应有的关注。笔者认为,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凸显与医学模式的转换直接相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的取代,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医学模式转变是在根本的意义上即在关于医学本质的意义上对医学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基本结构的反思,对医疗卫生服务的目的、原则、方式的反思。
这一反思既是对现代医学进步和医疗卫生服务的理论层面的总结,更是对医疗卫生服务中存在的过分强调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技术性质,忽略甚至无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倾向的纠正。医学模式不仅植根于医学活动,而且反作用于医学活动。在近代医学基础上建立的,促进了近、现代医学的发展生物医学模式,由于其显著的片面性最终成为制约医学发展的桎梏。而以20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进步、人文科学进步特别是医学自身发展为基础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医学进入了人文科学的视野,人们重新看到了医学的人文性质。新医学模式的建立揭示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成为落实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推动力量。但是,正如新医学模式的落实不尽如人意一样,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新医学模式的确立和在实践中的实施是一个过程,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被普遍认同也是一个过程。令人欣慰的是,新医学模式在实践中的实施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成为医学研究和临床工作的重要理念和指导思想;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也在不断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共识。
3当代科技进步、市场经济建设与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凸显
对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关注还与当代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建设相关。严格地说,是在对医学活动中存在的科学技术至上、市场至上的思潮反思和纠正中,引发了对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关注和认识。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医学发展的两个重要背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提供了层次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宽阔的平台。人类基因组研究、蛋白质组研究、干细胞移植前景喜人,医学影像技术、内窥镜技术、微侵袭手术方式、新的非手术治疗手段广泛运用且效果显著。医学对人体健康、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化,预防、诊断、治疗、康复方法与日俱增,都得益于科学技术进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及其迅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改变了并仍在改变着中国的面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直接间接地促进了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的成果为医学研究和医疗卫生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竞争机制引入医学研究和医疗卫生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医院和医学工作者的积极性。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无论是科学技术进步,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医学的作用都不是单向的。科学技术令人震惊的发展和在医学中的应用强化了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和“科学技术万能”;市场经济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宣扬着“市场万能”。在科学技术的视野里,人是静态的“物质”、动态的“生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属性的人;科学技术对人的健康和疾病现象的认识不断微观化、精确化,向基因水平深入,但这种深入并不深刻,因为基因仅仅是健康和疾病的自然基础,基因组和基因组后研究都不能揭示健康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科学技术武装了临床诊断、治疗,不断为疾病的诊治开辟道路,也形成了对科学技术的过分依赖。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导致医疗高新技术应用上的无序甚至滥用,造成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拜金主义、道德滑坡,成为医学发展的障碍。科学技术至上、市场至上的思潮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不能不引发人们对这些错误思潮的批判。但笔者认为,科学技术至上、市场至上思潮之于当代医学的发展还只是外在的东西。医疗活动接受错误思潮的影响,根源于医疗活动自身。在医疗活动中本应给予强调、重视的东西未得到强调和重视,才抵挡不住错误思潮的侵袭。这就涉及到对医学的基本性质的认识。人们终于发觉,已有的关于医学性质的认识是片面、陈旧的。人们对医学的认识其实是个模糊概念,仅仅将医学判定为自然科学是片面的。
4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研究与当代医学进步
明确医学同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种性质事关对医学的基本认识和医学的基础性的理念,意义十分重大。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任何一项医学研究、任何一种医疗活动就既要符合自然科学的规律和原则,又要符合人文科学的规律和原则;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医学的成果就不仅是自然科学进步,还必然是人文进步;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无论从事医学研究还是从事医疗活动都必须具备自然科学精神和人文科学精神;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医学家的科学探索使命与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就必然是合二为一的;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医学教育就必须以培养具有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人才为目标。可见,关于医学的人文评价、关于医学的人文精神的研究、关于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都是建立在医学具有人文科学性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
在强调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的同时,发现、发掘、阐释医学自身具有的人文科学性质,至关重要。医学具有人文科学性质提示,要重视人文科学在医学发展中的作用,深入开展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实现医学人文科学在当代医学发展中的价值。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自然科学技术进步而发展,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工程学诸多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医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医学工作者关注自然科学技术进步,科技工作者关注医学问题,医学工作者与科技工作者密切合作、联合攻关,开展以解决医学问题为目的的应用基础研究,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成绩。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已经达到基因水平,人们认识了许多以往未全面认识甚至根本未认识的疾病;人们创造了许多诊断治疗疾病的新方法。但医学的进步并不尽如人意。许多疾病病因不清、机理不明;即使未来的基因组后研究、蛋白质组研究能够揭示作为生物体的人的先天遗传特征,也无法说明与人的后天社会、心理状况直接相关的人的健康水平。
精神医学的未来篇7
张大妈，65岁，太原市退休工人。患者自2年前开始，无明显诱因出现：突然发作的胸痛，疼痛剧烈，伴有大汗，呼吸困难，胸闷，心慌，有濒死感，发作时自感死亡已经来临，惊叫，四处呼救，多在夜间12点至2点发作，拨打120急救，每次查心电图除窦性心动过速外，其余均正常，考虑“冠心病”给以吸氧，心电监护，静脉输液，症状不能缓解，给以肌肉注射安定后，症状缓解入睡。曾在省内各大医院住院治疗，也曾经去北京阜外医院治疗，两次做冠脉造影未见异常，多次检查心电图未见明显异常，化验检查正常，心脏彩超，胸片正常，基本排除“冠心病”，但仍给服用：阿司匹林、消心痛、倍他乐克、他汀类药物等等。患者未见疗效，仍然不停发作，每月发作1到2次。之后，每当患者由120急救车送到医院后，急诊室医生和护士都熟悉了，常规心电图后，每次给以肌肉注射安定10mg后，大约半小时就缓解，但病人仍然不敢回家，都要在急诊室睡一晚，问其为什么，“怕回家后又发作，待在医院就放心了”患者常常这样说。
医生建议她去看心理医生，但患者不接受，认为自己性格开朗，不会有精神问题，后在家属劝说下来山西省太原精神病医院就诊。
接诊病人后，患者首先把厚厚的病历资料拿出来，焦虑不安地说：“医生快救救我吧”,我一边安慰，一边仔细询问病史，患者除上述症状外，在发作的同时伴有极度的紧张和恐惧感，好像就要死去，全身乏力，四指颤抖，周身大汗，面红，周围环境似有变化，看不清东西，头昏，头疼，四指麻木，感觉异常等。每次发作持续10到40分钟，很少超过1小时，运用安定剂有效。发作期间始终意识清楚，高度警觉，发作后仍有余悸，担心再发，代之以疲乏无力，需要数天才能恢复。既往没有类似发作史和其他任何病史。
继续询问有无相关事件和可能的原因，患者说3年前老伴因“心肌梗塞”去世，自己也担心患“冠心病”，并且曾经有医生说“你患的是冠心病，非常严重，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不能过多活动，否则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自己整天担心的就是发作的痛苦和自己的生命危险，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不知哪一天发作过后，就再也活不过来了。
进行细致的体格检查未见异常，并且仔细查阅了既往的病历资料：心电图、化验检查、冠脉造影结果、心脏彩超、胸片等等，未发现心脏病证据。
根据患者的病史和临床表现，辅助检查资料，我们诊断为：惊恐障碍。
治疗给以：1.抗焦虑药物：罗拉，帕罗西汀。2.心理治疗。经过4周治疗，患者症状消失，以后继续巩固维持治疗，患者未再发作，情绪稳定，恢复正常的生活。
心慌、气短、胸闷和胸痛是惊恐障碍最具有特征性的症状，惊恐发作而被当作心脏病发作，当作冠心病或心肌梗塞治疗，甚至送入iCU抢救的病例也是较常见的。
精神医学的未来篇8
论文摘要：完整意义上的科学教育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具体层面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传授;二是抽象层面的科学精神的培养。如果说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传授是科学教育的实体的话，那么科学精神的培养则是科学教育的灵魂。不断现代化的中医学已经为融现代与传统为一体的科学精神创造了一种契机，我们应当善于抓住这一契机，归纳符合中医学形态的科学精神，把握中医学为我们创造的科学精神，培育中医药教育的科学灵魂。
1科学精神的内涵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一种自觉崇尚科学的精神状态，它蕴涵着科学的理念、科学的手段和科学的方法，是开启民智、彰显理性的先锋。科学精神所造就的是人类对科学的追求和探索，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1.1科学精神的内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在继承中不断创新与发展。科学精神所张扬的，是贯穿于一切科学活动、一切科学探索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依据和准则，包括思维所依据的准则，判别所依据的准则，行动所依据的准则等等。一个人若自觉不自觉地违背了这些依据和准则，就必定会陷入背离或远离科学方向、科学道路而滑向认知的误区，滑向离真实、离真理、离真情越来越远的道路上去。由此可见，科学精神实际上是从科学中提炼、升华出来的科学理性成分，其内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与人类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在总结科学精神的内容时，既要考虑其时代特征，又要关注其继承性，既不能泥古不化，又不能以现代科学偏废传统.
1.2现代科学精神的内涵是与现代科学体系相伴而生的，是西方古代科学精神的延续。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古代科学精神，有一种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亚里斯多德曾说:“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这种对待科学的态度也正是整个古希腊文化的根本精神所在。兴起于以培根为代表的感官唯实主义的西方近现代科学教育强调科学的工具价值和功利性。培根说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应当是“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海森堡为近现代科学被功利性推进的图景作了如下描绘:“知识的每一步进展都和从它能引导出什么实际应用的问题相联系，科学的进展被描绘为征服物质世界的十字军，实用成了时代的口号”。应该说古代的西方科学远远落后于中国，但西方人对待科学的态度使西方人无形中在不断地进行科学知识的积累，进行科学手段和方法的探求，同时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得以不断地开发和利用，并在运用中得到发展。18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后的西方科学开始走到了我们的前面，近、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夭文学、地理学等等应运而生。在医学史上，显微镜的发明就使西方人对疾病的认识步入了新的阶段，结束了数千年来与疾病抗争过程中的被动地位.正因为如此，西方古代科学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现代科学精神也就萌芽于西方古代的科学精神。
1. 3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创造了早期科学的辉煌，我们不能因其衰微而否认其合理而深刻的内涵。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是一种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和哲学理念上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态度，蕴涵着深刻的科学方法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倡导的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以伦理为本位的实践观，强调要认识自然万物运动、变化和相互联系的普遍规律，并倾注精力去寻找利用这些规律的方法，从而达到认识真理、改造世界的目的。传统的科学精神为我们民族的科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医药就是中华传统科学精神的杰作。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中医药诞生了完整、丰富、而又无法取代的理论体系。在天人合一观的指导下，中国传统的科学没有进入微观世界去分析物体的构成及其运动、变化和联系的规律.在科学发展的早期，人类的科学手段极其落后，科学知识的积累刚刚起步，人类对绝大多数自然现象槽懂无知，天人合一的观念，使科学能够跨越许多障碍，创造出中医药的奇迹。但夭人合一的观念也推动了以自省、自我完善为特征的文化形态，形成了注重人文领域的间题，而对自然之物漠然处之、被动顺应的态度，并进而造就了泛道德主义的传统文化特质.当人们总是以伦理的眼光来观察自然的时候，就不可能赋予自然本体的地位，就缺乏一种按照自然本来的面目客观地认识自然的动机。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就不再张扬科学领域的理念，科学精神被剥离了出来，并逐步消失。但我们不应该否认传统科学精神曾经所开辟的科学途径，对今天的科学仍具有指导意义，重新挖掘传统科学精神对培育完整的现代科学精神体系是十分为重要的。
2科学精神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是一对卵生兄弟，是人们在抛弃谬误、获得真理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思维和行为。但科学精神是激励和规范人们创造活动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是激励人们进行实践创造活动的精神支柱。正是在科学精神的推动下，人们看到了理性力量的伟大，开始不断地进入微观和宏观世界，深刻反省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认知和发掘更强大的科技力量。科学方法是认识自然或获得科学知识的程序或过程，是程序、途径、手段、技巧或模式，从总体上看，科学方法不外三大部类:经验方法、理性方法、臻美方法。科学方法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产生，科学方法中蕴涵着深刻的科学精神，我们研究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必然要从中医学的方法论入手，从中不断提取科学精神的元素。
2.1中医学的科学精神，其实质在于开发人类思想最大的潜力.中华传统科学精神的这一特质与现代科学精神所倡导“发展性、创造性、突破性”的高级思维是不谋而合的。人类社会正是依靠了这三性思维，才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文明的。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中医学“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学说，实际上是古代的系统辨证哲学方法，“从象测脏”实际上是原始的黑箱方法，“取类比象”实际上是原始的同构方法以及辨证方法、原始的系统分析法或状态变量法。这种发散性思维、立体性思维、辐射性思维、求异性思维，从不同的方向、途径和角度去构思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另辟蹊径，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类的智慧，使科学能够突破科学手段不足、科学知识有限的难题和科学研究与道德、伦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取得发展。这也是一种提倡深思熟虑、勤于并善于观察、事事留心、善于哲理思考的科学态度。
2. 2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在于倡导一种唯物、辨证的价值观。在人类还处在原始的神话与迷信的时代，中华民族就能诞生这一新颖的医学学科，一直为世人所惊叹。中医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之所以能按照自己独特的方法论独自发展，就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渗透着唯物观和辨证地看待世界和自然界的方法论。“天人合一”的观念、“道”的概念就是强调要研究自然界、适应自然界，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个部分来思考、来观察.远古中国巫术盛行，但巫术既研究神学，也研究自然规律，甚至包含着对自然规律的顶礼膜拜，乃至神秘化。远古中国对神学的研究、对自然界的研究以及哲学家对社会人与事的研究，互相包含与肯定，互不干扰，为唯物观、辨证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 3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在于为中医药创造一种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医学采用整体观去研究人体和疾病，想尽一切办法，调动一切思维，摸索科学的方法论，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创造出辉煌而惊人的科学奇迹，与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中医学的书籍浩如烟海，可谓学派纷呈而又海纳百川，相互借鉴，共同发展。这一点与西方中世纪教会统治下把愚昧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学术界，科学环境极为黑暗形成了鲜明的比照。
2. 4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在于倡导积极的、多元的思考方式。中医学研究人体和疾病，要求医学研究者必须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因为没有对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深刻研究，既使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也不可能认识人体的发病规律的.事实上中医学在研究人体系统的同时，对人体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及其三者的相互关系都有相当深刻的研究。中医理论体系的源泉—《黄帝内经》就是古人“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而成的。
3弘扬中医药中的科学精神对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意义
科学精神是人们达至思想、观念现代化的最重要基石，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对中医药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3.1弘扬中医药学中的科学精神，可以为中医药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中国的近代史上，对科学的认识曾经走过一段弯路。现代科学传入我国之时，正值内优外患，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科学成为最有魅力的名称，开始由形下之“器”上升到形上之“道”，演变为一种绝对的、终极的信仰体系。陈独秀便明确主张“以科学代宗教”。胡适曾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里的“科学”当然是指发端于西方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这种对科学的极度尊崇，把科学奉为信仰的态度，恰恰违反了西方科学精神对新知识的探求，泯灭了怀疑的意识和理性的批判。因为信仰不能包容怀疑，怀疑的产生标志着信仰的动摇。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人不是去研究中医学所确立的未知领域，而是把中医学排斥在科学之外.中医学从疾病证候出发，通过探讨疾病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的规律，进而研究人体内部生命活动的规律，从一个西方医学未能进入的角度探求生命的本源和疾病的防治，这种学说此时此刻开始经历了惊涛骇浪的考验，屡遭摒弃。事实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和西方的科学精神，都包含了极其深奥的科学准则和依据.中华民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医药学，而西方科学也曾经走过了一段漫漫的长夜，在痛苦中摸索，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挣扎。这就证明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的伟力。东西方科学发展在不同的阶段都各有偏废，都曾经为背离、远离科学方向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解放后，摒弃中医药成为逆流，中医药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但中医药仍然在人们对传统的误读中艰难地前进，中医药教育和科学知识的普及极为困难，部分中医药专业学生专业思想不稳定.弘扬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可以回归科学精神的本质特征，使人们真正理解科学精神的内涵，为中医药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
精神医学的未来篇9
论文摘要：完整意义上的科学教育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具体层面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传授;二是抽象层面的科学精神的培养。如果说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传授是科学教育的实体的话，那么科学精神的培养则是科学教育的灵魂。不断现代化的中医学已经为融现代与传统为一体的科学精神创造了一种契机，我们应当善于抓住这一契机，归纳符合中医学形态的科学精神，把握中医学为我们创造的科学精神，培育中医药教育的科学灵魂。
1科学精神的内涵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一种自觉崇尚科学的精神状态，它蕴涵着科学的理念、科学的手段和科学的方法，是开启民智、彰显理性的先锋。科学精神所造就的是人类对科学的追求和探索，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1.1科学精神的内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在继承中不断创新与发展。科学精神所张扬的，是贯穿于一切科学活动、一切科学探索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依据和准则，包括思维所依据的准则，判别所依据的准则，行动所依据的准则等等。一个人若自觉不自觉地违背了这些依据和准则，就必定会陷入背离或远离科学方向、科学道路而滑向认知的误区，滑向离真实、离真理、离真情越来越远的道路上去。由此可见，科学精神实际上是从科学中提炼、升华出来的科学理性成分，其内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与人类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在总结科学精神的内容时，既要考虑其时代特征，又要关注其继承性，既不能泥古不化，又不能以现代科学偏废传统.
1.2现代科学精神的内涵是与现代科学体系相伴而生的，是西方古代科学精神的延续。www.133229.Com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古代科学精神，有一种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亚里斯多德曾说:“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这种对待科学的态度也正是整个古希腊文化的根本精神所在。兴起于以培根为代表的感官唯实主义的西方近现代科学教育强调科学的工具价值和功利性。培根说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应当是“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海森堡为近现代科学被功利性推进的图景作了如下描绘:“知识的每一步进展都和从它能引导出什么实际应用的问题相联系，科学的进展被描绘为征服物质世界的十字军，实用成了时代的口号”。应该说古代的西方科学远远落后于中国，但西方人对待科学的态度使西方人无形中在不断地进行科学知识的积累，进行科学手段和方法的探求，同时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得以不断地开发和利用，并在运用中得到发展。18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后的西方科学开始走到了我们的前面，近、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夭文学、地理学等等应运而生。在医学史上，显微镜的发明就使西方人对疾病的认识步入了新的阶段，结束了数千年来与疾病抗争过程中的被动地位.正因为如此，西方古代科学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现代科学精神也就萌芽于西方古代的科学精神。
1.3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创造了早期科学的辉煌，我们不能因其衰微而否认其合理而深刻的内涵。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是一种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和哲学理念上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态度，蕴涵着深刻的科学方法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倡导的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以伦理为本位的实践观，强调要认识自然万物运动、变化和相互联系的普遍规律，并倾注精力去寻找利用这些规律的方法，从而达到认识真理、改造世界的目的。传统的科学精神为我们民族的科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医药就是中华传统科学精神的杰作。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中医药诞生了完整、丰富、而又无法取代的理论体系。在天人合一观的指导下，中国传统的科学没有进入微观世界去分析物体的构成及其运动、变化和联系的规律.在科学发展的早期，人类的科学手段极其落后，科学知识的积累刚刚起步，人类对绝大多数自然现象槽懂无知，天人合一的观念，使科学能够跨越许多障碍，创造出中医药的奇迹。但夭人合一的观念也推动了以自省、自我完善为特征的文化形态，形成了注重人文领域的间题，而对自然之物漠然处之、被动顺应的态度，并进而造就了泛道德主义的传统文化特质.当人们总是以伦理的眼光来观察自然的时候，就不可能赋予自然本体的地位，就缺乏一种按照自然本来的面目客观地认识自然的动机。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就不再张扬科学领域的理念，科学精神被剥离了出来，并逐步消失。但我们不应该否认传统科学精神曾经所开辟的科学途径，对今天的科学仍具有指导意义，重新挖掘传统科学精神对培育完整的现代科学精神体系是十分为重要的。
2科学精神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是一对卵生兄弟，是人们在抛弃谬误、获得真理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思维和行为。但科学精神是激励和规范人们创造活动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是激励人们进行实践创造活动的精神支柱。正是在科学精神的推动下，人们看到了理性力量的伟大，开始不断地进入微观和宏观世界，深刻反省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认知和发掘更强大的科技力量。科学方法是认识自然或获得科学知识的程序或过程，是程序、途径、手段、技巧或模式，从总体上看，科学方法不外三大部类:经验方法、理性方法、臻美方法。科学方法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产生，科学方法中蕴涵着深刻的科学精神，我们研究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必然要从中医学的方法论入手，从中不断提取科学精神的元素。
2.1中医学的科学精神，其实质在于开发人类思想最大的潜力.中华传统科学精神的这一特质与现代科学精神所倡导“发展性、创造性、突破性”的高级思维是不谋而合的。人类社会正是依靠了这三性思维，才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文明的。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中医学“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学说，实际上是古代的系统辨证哲学方法，“从象测脏”实际上是原始的黑箱方法，“取类比象”实际上是原始的同构方法以及辨证方法、原始的系统分析法或状态变量法。这种发散性思维、立体性思维、辐射性思维、求异性思维，从不同的方向、途径和角度去构思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另辟蹊径，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类的智慧，使科学能够突破科学手段不足、科学知识有限的难题和科学研究与道德、伦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取得发展。这也是一种提倡深思熟虑、勤于并善于观察、事事留心、善于哲理思考的科学态度。
2.2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在于倡导一种唯物、辨证的价值观。在人类还处在原始的神话与迷信的时代，中华民族就能诞生这一新颖的医学学科，一直为世人所惊叹。中医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之所以能按照自己独特的方法论独自发展，就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渗透着唯物观和辨证地看待世界和自然界的方法论。“天人合一”的观念、“道”的概念就是强调要研究自然界、适应自然界，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个部分来思考、来观察.远古中国巫术盛行，但巫术既研究神学，也研究自然规律，甚至包含着对自然规律的顶礼膜拜，乃至神秘化。远古中国对神学的研究、对自然界的研究以及哲学家对社会人与事的研究，互相包含与肯定，互不干扰，为唯物观、辨证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3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在于为中医药创造一种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医学采用整体观去研究人体和疾病，想尽一切办法，调动一切思维，摸索科学的方法论，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创造出辉煌而惊人的科学奇迹，与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中医学的书籍浩如烟海，可谓学派纷呈而又海纳百川，相互借鉴，共同发展。这一点与西方中世纪教会统治下把愚昧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学术界，科学环境极为黑暗形成了鲜明的比照。
2.4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在于倡导积极的、多元的思考方式。中医学研究人体和疾病，要求医学研究者必须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因为没有对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深刻研究，既使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也不可能认识人体的发病规律的.事实上中医学在研究人体系统的同时，对人体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及其三者的相互关系都有相当深刻的研究。中医理论体系的源泉—《黄帝内经》就是古人“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而成的。
3弘扬中医药中的科学精神对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意义
科学精神是人们达至思想、观念现代化的最重要基石，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对中医药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3.1弘扬中医药学中的科学精神，可以为中医药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中国的近代史上，对科学的认识曾经走过一段弯路。现代科学传入我国之时，正值内优外患，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科学成为最有魅力的名称，开始由形下之“器”上升到形上之“道”，演变为一种绝对的、终极的信仰体系。陈独秀便明确主张“以科学代宗教”。胡适曾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里的“科学”当然是指发端于西方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这种对科学的极度尊崇，把科学奉为信仰的态度，恰恰违反了西方科学精神对新知识的探求，泯灭了怀疑的意识和理性的批判。因为信仰不能包容怀疑，怀疑的产生标志着信仰的动摇。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人不是去研究中医学所确立的未知领域，而是把中医学排斥在科学之外.中医学从疾病证候出发，通过探讨疾病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的规律，进而研究人体内部生命活动的规律，从一个西方医学未能进入的角度探求生命的本源和疾病的防治，这种学说此时此刻开始经历了惊涛骇浪的考验，屡遭摒弃。事实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和西方的科学精神，都包含了极其深奥的科学准则和依据.中华民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医药学，而西方科学也曾经走过了一段漫漫的长夜，在痛苦中摸索，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挣扎。这就证明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的伟力。东西方科学发展在不同的阶段都各有偏废，都曾经为背离、远离科学方向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解放后，摒弃中医药成为逆流，中医药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但中医药仍然在人们对传统的误读中艰难地前进，中医药教育和科学知识的普及极为困难，部分中医药专业学生专业思想不稳定.弘扬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可以回归科学精神的本质特征，使人们真正理解科学精神的内涵，为中医药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
精神医学的未来篇10
【关键词】自杀未遂;流行病学;河北省;现况调查
中图分类号:C91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729(2010)005-0362-04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5.011
伤害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而自杀是伤害首位死因[1]。自杀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影响,大约每一个自杀者的周围至少有5位亲近的人受到牵连,使他们长期为此悲痛和烦恼。自杀未遂是自杀成功的高危因素。目前世界上每年约有100万人自杀,至少1000万人自杀未遂(attemptedsuicide)[2]。如按联合国的估算方式,即每出现一个自杀成功者,就可能有10～20个自杀未遂者[3-4]。据卫生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自杀死亡,200万人自杀未遂[5]。本文探讨自杀未遂者的流行病学特点并分析自杀未遂的相关因素,以预防和干预自杀行为的发生。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来源于2004年10月至2005年3月在河北省进行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现场抽样调查[6]。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按精神疾病患病率15%计算样本量,共调查≥18岁人群24000人,农村框架样本20696人(86.23%),城市框架样本3304人(13.77%),其人口学特征与全省近似[7]。结果失访3284人,有效样本20716人。具体抽样方法及过程参见本课题组之前的研究报告[6]。在调查的20716人中,女性10373人(50.1%),男性10343人(49.9%);年龄18~86岁,平均(44±15)岁;城市2669人(12.88%),农村18047人(87.12%)。
1.2工具
本研究中自杀未遂的定义为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未导致死亡的结局。对自杀未遂的调查采用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与干预中心编制的自杀未遂调查表[8],此问卷为定式访谈问卷,包括一般社会人口学资料,自杀未遂行为的确认,从考虑自杀到采取行动的间隔时间,自伤采取方式、工具来源和主要原因,以前自杀未遂史。自杀未遂行为的确认采用自制量表,为避免被调查者抵触情绪,首先询问其近1年考虑自己生命的意义、考虑自己死亡、希望自己死了才好的念头出现、想过自杀或故意伤害自己等4个方面问题的频率,得分范围为1(无)~4(经常);最后询问过去任何时候是否有过喝药、割腕等自伤或自杀行为(是或否)。
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研究所翻译、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修订的《DSm-Ⅳ-tR轴Ⅰ障碍定式临床检查》(SCiD-i/p)病人版为本次调查的诊断工具,诊断标准为DSm-Ⅳ。
1.3调查方法
由精神科护士对24000名对象全部进行自杀未遂问卷的调查,旁边没有家属及朋友等。对“过去任何时候是否有过喝药、割腕等自伤或自杀行为”一项,回答“是”确定为有过自杀未遂行为。继续询问从考虑自杀到采取行动的间隔时间,自伤采取方式、工具来源和主要原因,以前自杀未遂史。最后由精神科医生(工作≥5年)对有过自杀未遂者进行SCiD-i/p检查,确定精神疾病的诊断。
1.4统计方法
所获资料在epiData下采用双人双重录入计算机,转入SpSS11.0进行数据合并,合并为总数据库后,进行逻辑纠错,最后在SpSS11.0下进行统计分析。采用计量资料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对自杀未遂者进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
2结果
2.1自杀未遂发生率
终生发生率:在调查的20716人中,自杀未遂者170人,发生率为0.82%(95%Ci:0.70~0.94);自杀未遂发生在近1年者37例,发生率为0.18%(95%Ci:0.12~0.24)。性别发生率:女性121人,发生率1.17%(95%Ci:1.02~1.32);男性49人,发生率0.47%(95%Ci:0.38~0.56),女性明显高于男性(χ2=30.45,p
卡方检验显示:小学以下受教育程度、再婚以及离婚者、年龄30~39岁,自杀未遂发生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1)。
2.2自杀未遂危险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以自杀未遂为因变量,性别、城乡户口、婚姻状况、经济状况、职业、年龄、教育程度为自变量,进行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自杀未遂的危险因素有:女性、小学受教育程度、30~39岁、再婚、离婚、精神疾病(表2)。
2.3自杀冲动性
自杀未遂的冲动性表现一般按照从自杀未遂者本次考虑自杀到采取行动的间隔时间划分。5分钟内的29例,占17.1%;10分钟内的38例,占22.4%;半小时内的69例,占40.6%。若按2小时计,则大约有41.8%的自杀未遂者为冲动性自杀。
2.4自伤采取方式、工具来源和主要原因
采取自伤的方式:在170例自杀未遂者中服毒药76例(44.7%),服治疗药57例(33.5%),用工具20例(11.8%),跳落2例(1.2%),其他15例(8.8%)。使用的药物或工具来源:特意购买33例(19.4%),放在家里125例(73.5%),放在它处4例(2.4%),没用工具8例(4.7%)。最主要目的:解脱痛苦125例(73.5%),威胁他人12例(7.1%),对现实抗争9例(5.3%),减少他人负担8例(4.7%),回避责任4例(2.4%),报复他人6例(3.5%),其他6例(3.5%)。
2.5以前自杀未遂史及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自杀未遂史
以前有过自杀未遂史的有65例,占38.2%(缺失3例)。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自杀未遂者7例(3.5%)。
2.6自杀未遂者精神疾病的患病率
170例自杀未遂者中精神疾病患病率为52.9%(90/170)。其中,情感性精神障碍者34例(20.0%),焦虑障碍9例(5.3%),物质滥用8例(4.7%),精神病6例(3.5%),躯体形式障碍3例(1.8%),适应障碍3例(1.8%),器质性精神障碍2例(1.2%),进食障碍1例(0.6%),共病者24例[抑郁障碍与焦虑障碍共病者19例(11.2%),精神分裂症与焦虑障碍共病者1例(0.6%),分裂情感障碍与焦虑障碍共病者1例(0.6%),焦虑障碍与躯体形式障碍共病者1例(0.6%),抑郁障碍与躯体形式障碍共病者1例(0.6%),抑郁障碍与物质滥用障碍共病者1例(0.6%)]。
3讨论
本研究发现,自杀未遂发生率为0.82%。1年内自杀未遂发生率为0.18%,按河北省≥18岁人口4050万人口计算,那么1年内就有7.29万人自杀未遂。
在本研究中,自杀未遂者女性较男性多、农村较城市多、各年龄段中以30~39岁为最多,这与国内外报道相似[9-12]。本研究还发现小学教育程度、离婚/再婚是自杀未遂的危险因素,可能是受教育程度低者,当遇到应激事件时不能采取有效应对,从而影响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容易将自杀做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而离婚/再婚者心理负担过重,应激事件更多。
本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精神疾病是自杀未遂的危险因素,自杀未遂者中精神疾病患病率为52.9%,低于国外有关报导80%~95%[13-14],可能与应激事件和冲动性自杀在我国自杀未遂人群中的作用比重较大有关[8,15]。略高于李献云的37.7%[8],与马长锁的50%接近[16]。提示对精神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可减少自杀未遂的发生。对自杀未遂者躯体治疗的同时高度重视其精神心理健康状况,应掌握基本的评估方法和心理危机干预措施,排除有无精神疾病的诊断。
大多数自杀未遂者采用服毒药及治疗药方式自杀,与多数学者研究结果一致[17-18],并且使用的药物大部分是存放在家里,提示对毒药及治疗药的严格控制并加强管理是预防自杀的关键。
本研究发现,自杀行为更多的表现为冲动性。如果按自杀前首次考虑自杀到采取自杀行为间隔时间在2小时以内者为冲动性自杀[19],有41.8%为冲动性自杀,说明近半数的自杀未遂者是在未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做出伤害行为的。38.2%的有自杀未遂史,提示对自杀未遂人群进行提前干预,防止再次出现自杀行为,以减少自杀死亡人数。
本研究局限性:(1)本次流行病学调查的样本是按照精神疾病患病率15%而定,而自杀未遂发生率
致谢:感谢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为本次研究提供的帮助和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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