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篇1
【关键词】农民收入增收缓慢思考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创造了奇迹，人民丰衣足食，国家粮食储备充裕，农产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农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是，新阶段也出现了新问题，在农业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收入却增长缓慢。因此，分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研究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措施，努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就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及其原因分析
（一）农民收入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农民收入逐年增加。然而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长明显放缓，增长速度持续回落。从1997年到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连续7年没有一年超过5%。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速度是4.6%，远远低于1978-1997年平均8%的增长速度。1998、1999年我国农民收入持续回落，分别只有4.3%和3.8%。2000年之后，中央政府一直强调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农民收入就是上不去。200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再度回落，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增长2.1%，增速连续四年回落。2001年至2003年农民收入增幅有所回升，2001年为4.2%，2002年为4.8%，而2003年是4%，但这些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2004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虽然超过了5%，达到6.8%，这也只是恢复性的，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仍然存在较大的困难。
（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分析
1.农业内部原因。第一，是由于农业生产成本太高。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原始，主要还是手工操作。而且，农户基本上是小户经营，缺乏科学的投资和管理，往往是高投入高产出，追求高产量就导致化肥、农药等使用量增多，这样农业生产成本就不断上涨，农民收入去掉成本就所剩不多了。第二，是由于农产品价格增长空间有限。目前我国大米、小麦、玉米等大宗农产品的国内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我国加入wto以后，开始履行wto所规定的义务，大宗农产品的进口会逐步增加，国内农产品价格难免受到冲击，再靠提价来提高农民收入已经变得不现实。第三，是由于农产品结构不合理。由于受短缺经济影响，形成了农业生产结构单一、产品品质低劣、经济效益差的局面。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出现了转变，对农产品的要求也提升到优质化、高级化和多样化。第四，是由于对农业投入不够。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投入不足，结构也存在诸多不合理，而且农民自身由于收入有限，对农业直接投资严重不足，结果直接导致农业科技含量低、基础设施薄弱，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以及农民收入的增长。
2.农业外部原因。第一，是由于农民税费负担过重。农民税费负担相对于收入较高的城市人口仍然很重。我国一些不发达地区为了维持基层政权的运转和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向农民伸手要钱，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第二，是由于非农就业机会的减少。首先，不少乡镇企业因规模、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明显下降；其次，城镇下岗职工增多，就业压力大，因而许多城市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政策，导致了农民外出务工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再次，农民自身素质较低，也直接影响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就业机会少，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农民收入大大减少。
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造成的不良影响
（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影响改革和发展的进程
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两大基本目标是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而农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近年来，农业发展很快，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且农产品供给全面短缺的状况已经基本结束，因而农民收入目标的重要性尤为突出。
（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首先，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积累能力和投入能力，制约了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能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用于生产投资和家庭经营的费用势必也相对降低。其次，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直接削弱了农村市场的潜力。我国农村居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村是我国潜力巨大的市场。而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目标，必须扩大市场有效需求，特别是要扩大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启动广阔的农村市场。
（三）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团结
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而城镇居民收入提高速度不断增加，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失衡，农民对于这种失衡的容忍和承受程度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极限可能引发社会紧张与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团结。近年来，农民工大量离开自己的家乡，涌入城市，为所在城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同时，也滋生出不少社会问题。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农民工越来越多地体验到了这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造成的生活质量的差距。
（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我国现在已进入小康社会，但这是不全面的初级的小康社会，只有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大多数人口过上富裕的生活，才能算作全面的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民增收。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解决好“三农”问题，切实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不断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农民的小康，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三、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战略性举措
近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例如产品质量低、品种少，区域比较优势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农村就业结构不合理，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等。如果不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农民的收入就不能增加，我国农业就无法应对加入wto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因此，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势在必行。
（一）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为农民增收奠定基础
我国农业内部结构长期以种植业为主，而畜牧业和其他农业则处于“附属”农业的地位。发达国家一般畜牧业高于种植业近10个百分点，而我国畜牧业却低于种植业近30个百分点。农业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了农业效益，影响了农民收入。因此，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要大力提高畜牧业的比重，加快畜牧产业以及其他“附属”农业的发展。在粮食能够自给自足、并有所剩余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畜牧业、水产业、林果业等。
（二）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效益，促进农民增收
农产品的质量好坏，对农产品能否顺利进入市场、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大部分农产品市场已由过去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由原来的吃饱向吃得健康转变。一方面市场上对名、优、特农产品存在较大的需求空间，另一方面，大量的劣质农产品积压。因此，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发展绿色食品已成为新一轮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一要大力培育优良品种，要有名牌产品，要充分利用品牌优势占领市场，实现农产品的优质多样化。二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生态农业、立体农业、节水农业、观光农业等科学技术的综合利用，不仅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后协调发展起到效益互补作用，还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三）扩大初级农产品的转化和加工，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农产品加工业，是指以农、林、牧、渔产品及其加工品为原料所进行的工业生产活动。按照国际产业分类标准，农产品加工业可划分为5大类，即：食品、饮料和烟草加工；纺织、服装和皮革工业；木材和木材产品；纸张和纸产品加工、印刷和出版；橡胶产品加工。由于农产品加工业是以初级产品为原料加工生产产品，因此其发展速度和规模将直接影响农业发展。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例，平均为2-4：1，而我国只有0.8：1；发达国家农产品在产前、产中、产后的产值比例为2：1：7，我国却正好相反，仅为7：1：2。
（四）发挥各地农业的比较优势，保证农民增收
这里的优势主要是指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市场优势等。由于各地农村自然环境、区域位置和生产力水平不同，因而，各地优势就各不相同。近年来，农业区域结构的调整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仍没从根本上解决区域产业结构小而全、大而全、区域结构雷同问题。原因就在于各地不顾当地条件和市场需求，不注意利用和创造自身优势，盲目跟风攀比，别人种什么，自己跟着种什么，这样就难以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和产品。因此，应该从本地实际出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五）加快发展乡镇企业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
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能够为农民的增收、就业发挥巨大的作用。首先，乡镇企业始终是国民经济和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企业是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点。乡镇企业还通过支援农业生产，促进了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因此，发展乡镇企业对于实现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意义。
2.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
小城镇是联结城乡的桥梁和纽带，介于城市和农村的中间位置。城市中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方式，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等都可以通过小城镇向农村扩散。发展小城镇，可以加快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综合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可以促进乡镇企业适当集中和结构调整，带动农村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要解决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必须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推进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应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城市化的重点可以放在建设农村工业小区和发展农村小城镇上。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条件远不如东部，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宜模仿东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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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篇2
八十年代初，有的同志提出：在历史上和理论上，都有两种小生产。一种是自然经济的小生产，曾构成漫长的封建经济的基础，特点是自给自足，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分析的法国小农等，即属此类。另一种是商品经济小生产，其历史虽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瓦解时期，但在整个古代社会只处于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的缝隙中，直到封建社会后期，才获得典型的形式，《资本论》中论述的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直接前提而为资本主义剥夺的小生产即属此类。只有商品经济的小生产的充分发展才能走向社会化大生产。混淆两类小生产，否认小商品经济的合法性和进步性，是导致左倾经济理论的根源之一。[19]当时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从小生产的地位和性质看，均无划分两种小生产的必有。马克思的《雾月十八》和《资本论》提到的小农并无本质区别。小商品生产从来没有也根本不会取得统治地位。它大量存在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时期，但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又会不断分化。[55]不过，两种小生产区分还是被不少学者所接受，并作为分析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一种工具。但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中，尤其是它的后期，何种小生产占居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小生产是否构成过独立的发展阶段，则有不同的认识。
陈家泽认为，“在欧洲中世纪后期，商品经济小生产得到了几乎是纯粹的自身形态的发展，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则始终只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而存在”。但占主要地位的自然经济小生产又呈现出不完整不纯粹的形态。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细胞，自给程度远逊于西欧中世纪庄园，故小商品生产很早就作为自然经济小生产的补充而存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这种不完整性和变通性导致商品经济的早熟及其对自然经济的依附和从属。他认为这种商品经济完全不受价值规律的支配，是“非商品生产的商品经济”。[47]龙登高认为宋代随着个体性综合型生产力趋于成熟和小农家庭独立经营能力的加强，小农与市场联系更密切，代替了前此与乡里宗族的联系而成为小农再生产的外部条件。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市场属于商品内循环类型，并不能诱发个体家庭突破自给性生产，在某种程度上还制约了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动机。[16ab]薛虹赞成“小农经济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提法，但强调明清小农经济中小商品经济的普遍性及其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明清以前小农经济的商品生产基本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商人资本尚未进入小农经济领域，可视为自然经济产物.自给性生产的补充；明清商业资本进入小农经济领域，控制小农生产，价值规律起支配作用，已超出自然经济范畴，不能再视为自然经济的补充。他认为明清小农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封建剥削苛重.商业资本渗入农村和人稠地少相互诱发促成的，是由于农业生产不足追求的补偿。其运营总趋向是下滑的倾势，是生产投入增长率递增而产品价值增长率递减的二律背反的生产。在这基础上中国不可能发展为资本主义。[90]陈庆德不同意把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对立作为划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基本标志之一，不同意把清代商品性手工业简单划归自给性典型的耕织结合，他认为油价农业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化，手工业商品生产向农村家庭化扩展，两个过程融合在一起，把中国的小农毫无例外地卷进商品经济的体系中。它的根本动力是日益深重的农业危机，即人口激增形成对土地的沉重压力下，为补充农业生产不足维系小农生存而发展起来的。“这种与自然性农业结为一体的商品生产正是个体地域性经济中商品经济形式发展的历史特点。”陈铿则强调了封建社会中从自然经济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间小商品经济形态的独立存在和历史进步性。[44]柯建中也论述过明清从自然经济到小商品经济的转化。[61]
在小农经济中，区分自然经济小生产和商品经济小生产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如把这种区分绝对化，则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上都未必妥当。一般而言，小农经济自始至终包含着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两种经济成分，不过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两者的比例各不相同罢了。根据这种比例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小农经济区分为不同类型。总的发展趋势是小农经济中自然经济成分的缩小和商品经济成分的增加，相应地是自然经济小生产类型的缩小和商品经济小生产类型的增加，但终封建之世，小农经济并没有完成从自然经济小生产向商品经济小生产的转化。《资本论》论述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民经济（自耕农），从其农产品大部分供自身消费，谷物价格不受平均利润率的支配看，也并没有完全摆脱自然经济的性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小农经济中的商品经济成分有较大发展，但是否已构成受价值规律支配的独立的小商品经济的阶段，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论证。我们下面的介绍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在海外学者中，黄宗智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的研究是影响比较大的。他着重批评了认为商品化与小农经济不相容和必然导致近代化的观点。他在《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指出中国近代农村演变型式不同于西方，西方小农分化过程归结为农村经济的全面转化；中国则在小农经济范围内发展，它所导致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而是一个分化了的小农经济。他认为家庭式农场（按，黄氏所说“家庭式农场”大体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小农经济）由于规模狭小和地租高利贷剥削的苛重，要依靠家庭手工业和佣工作支撑。但他不同意把中国家庭工业与小农耕作的结合视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他认为18世纪华北平原已高度商品化，小麦成为一种商品作物，棉花已广泛种植，手工业在许多方面已超出为自家消费而生产的“自然经济”阶段，而成为市场经济一部分。不是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商品化了的手工业对近代工业的入侵作了顽强的抵抗。这种商业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商品化带来的不是家庭单位的削弱，而是它的更充会完善和强化。它把更多的妇女和其它家庭成员吸收到生产领域，从事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男耕女织”实际上反映了家庭生产在商品化推动下的这种完善和加强，明清以来蓬勃发展的商品化为什么没有导致近代化？黄宗智认为这是因为明清时代中国的商品化是在人口压力推动下的过密型的商品化，不同于推动近代化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这种过密型商品化导致的过密型家庭生产，使用低报酬的劳动（低于市场上男劳力的工资）的家庭劳动力，形成一个依赖雇佣劳动无法与之竞争的生命力极强的生产体系，虽可提高总产量与总产值，每个劳动日的报酬则是逐渐递减的。[93ab]
与上文提到的特定类型自然经济论相比照，黄宗智的观点可称为特定类型的商品经济论。除此之外，又有即区别于自然经济又区别于商品经济的交换经济论。
崔晓黎通过对1929—1949年无锡清苑农户家庭经济及其与外部市场关系剖析，提出传统农业是交换经济的观点。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调查材料和老农对解放前生活的回忆，当时粮.肉.油.棉等能自给自足或大部自给，灯油.煤炭.烟.酒等则需用货币购进或支出。生产资料投入（种子.农家肥等）基本自给，靠货币购买的为数极少。农户货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清苑为45.5%，无锡县为70%。他把一个或几个与农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的市场所覆盖的区域范围称为“市场社区”，反过来把这一区域内的市场称为“社区市场”。清苑县一个4000户左右的市场社区货币流通总量约为一百万元，在社区内和社区外流通部分各占64%和36%。在与社区外的货币流通中，30—35%为工业品。进入传统农村社区市场的三大工业品是棉布.煤油和煤炭。洋布受到农户中利用机会成本接近于零的家庭剩余劳动力生产的土布的顽强竞争，发展缓慢。煤油已基本代替农户的食用油照明，因它物美价廉，且可省点地种别的。清苑燃料短缺，故廉价的煤炭有相当发展。崔晓黎在分析了这三种工业品替代传统产品不同方式后指出：农民的生产.交易行为确实是处于一个大的广义市场环境约束之下。传统集市市场形成与人口发展同步，属“人口密集成因”。市场有明显历史沿袭性，长期不变，表明农民对市场的内在依赖很高，农户家庭经济的自身运行，是建立在时时刻刻的比较利益之上的。因此，传统农村社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它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商品经济在于它是一非利润约束市场，没有平均利润率制衡机制，交换的实际上是使用价值等等。从原始社会的比较经济，到农业社会的交换经济，再到工业社会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基于一种比较效益的意识和行为。马克思说农业社会是自然经济，这是与工业社会相比较，从农业内部低商品率.农民自给自足部分很大这样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而不是社会发展内在动务角度提出问题。所以自然济与交换经济提法并不矛盾。
五.商品率与剩余率
对我国小农经济的商品率也有不同的计算。兹略举数例：李文治最近估算明清各类地区各类农户商品率：一.买布而衣地区30—50%；二.产粮为主兼植棉纺织地区，黄河中下游自耕农，售麦售布者约35—40%，只售麦类或只售棉布者，20—30%，租佃农交实物租者略减，交货币租者30%以上；长江流域自耕农约30%或更多，租佃农约20%，交货币租者超过30%；三.植棉纺织专业区或专业户，低者60—70%，高者80%以上；四.棉蚕以外其它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混合种植区，多为50—60%。他据此对该时期地主制经济是否仍用自然经济这一术语概括提出疑问。[35c]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调查，农家经济商品率常达50%以上。近年杜昌修整理发表1936年对定县.南京.肖县农村的调查材料，其农民经济商品率分别为64.4%，62.04%.66.96%。[48]曹幸穗对旧中国苏南家庭农场经济研究的结果则是：粮食商品率约为收获量的25%，棉花商品率达90%以上，实物收入与现金收入各占50%左右。[81a]上述农家商品率，均系指农副产品中出售部分占总产量或总产值的比例。对于近世学者调查或估算的相当高的农家商品率，不少学者指出其中包含了虚假成分。如卢锋指出：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应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者剩余产品量的提高为前提。但近代中国往往是耕作规模较小.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户，商品率水平反而比较高。这是因为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售自产细粮，换回粗粮充饥；为了完租还债，又往往在收获时贱价出售农产品，冬春青黄不接时又要买回农产品维持生活。这种同一生产者对同类产品卖出复买进的市场行为，虽然在统计上增大农产品交换比重，却不能真正提高农产品商品化水平。[14]有人称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为“饥饿的商品生产”.“虚假的商品流通”。[1]或提出应将这类与剩余产品无涉的商品交换排除在商品率之外。吴承明对国内市场商品量与商品率的估算方法与此不同。以粮食为例，其商品量是非农业人口用粮，经济作物区人口用粮与商业用粮（酿酒.上浆等）的和，商品量除以总产量为商品率。这样算出来的粮食商品率，基本排除了农民之间在地方市场上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以及为完租等被迫出卖.日后仍需反销的口粮，比较接近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按此法估算，鸦片战争前粮食.棉花.棉布和丝的商品率分别为10.5%.26.3%.52.8%.92.2%。在国内市场中商品值比重前三位分别为粮食.棉布和盐。吴承明认为，鸦片战争前的国内市场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作为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基本指标的粮食商品率仅有10.5%，经调整（排除引起产品单向流动的租赋等因素）后不到10%，商品粮中用于远距离运销的只占20%左右。棉布商品量虽大，但主要是农家自用有余的布，农村中的粮布交易属农家间的品种调剂，是耕织结合的另一种形式，未脱离自然经济范畴。总之，当时农村基本上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28]徐新吾也认为，近代农产品的商品化虽有发展，但在农业生产领域中，自然经济始终占优势。据他的估算，农业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比例，1920年为38：62，1936年为44：56。旧中国农村已以市场经济为主的说法难以成立。近代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受粮食生产长期停滞以至下降趋势的严重制约，和出口贸易兴衰的支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贫困的商品经济”。解放后粮食产量虽然增加，但由于农民生活改善和饲养业的发展，粮食商品率反而下降，即其反证。[71b]
有些世界史研究者根据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理解，强调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现实的人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发展是历史前进的终极原因，倡导开展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的比较研究，也对我国封建社会小农的劳动生产率.净余率和商品率作出估算。庞卓恒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民，以他们的能力可能达到的程度而言，劳动生产率是相当高的。他据《管子·治国》“一夫为粟二百石”推算，西汉一个全劳力已能年产粮2700公斤，高于12—13世纪英国全份地农奴的劳动生产率（2300公斤），以“中农挟四”算，一个全劳力剩余产品已达80%，也高于英国全份地农奴（77%）。但英国平均地租率为21%，净余率为26%，中国农民除唐代受田农民有10%的净余率外，大部分时期，剩余产品全被剥削掉了，仅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无力掀起促成自然经济解体.封建制度向新的社会制度过渡的历史变迁。[61b]侯建新根据他对鸦片战争以前浙江地区农民家庭收支的计算，得出商品率11%，扩大再生产部分及净余率为7%的结论。（以后又调整为商品率14%，储蓄率6.7%）它大大低于英国十三.四世纪的水平（商品率53%，后调整至45%）的水平，根本无法冲破封建自然经济结构。[65ab]这里的净余率为收支相抵的余额，商品率为进入市场部分。据侯建新计算，农户收获粮食除地租.口粮和生产性支出外无剩余，能进入市场者仅为部分棉布，故与李文治等人估算相去甚为悬殊。箫少秋和陈景彪也具体分析了15—17世纪苏松地区的农户生活状况，据他们计算，16世纪苏松农户净余率为4—30%，出现了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17世纪米贵布贱，加上赋役地租率上升，各类农民均无剩余，农村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灭顶之灾。[78]
王家范.谢天佑对我国封建社会自耕农的收支情况作过估算，其中农民占有剩余劳动余额一项与上述学者所言之净余率一致，亦可供参考。兹将其估算表列
五口之家汉代唐代清代
（二大三小）收支占总产%收支占总产%收支占总产%
面积50（汉大亩）30（唐亩）10亩
总产3×50=1501001.5×30=451003×10=30100
口粮90602862.22067
农本10①6.73.8③8.54.515
赋租19②12.67④15.5516
(衣着)（15）10（3.5）（7.8）（2.34）（7.8）
衣着不算3120.76.213.80.52
扣除衣着1610.72.76（－1.84）（－5.8）
①包括种子饲料等。
②包括田租.口算赋.更赋.刍藁.未包括徭役
③包括种子.饲料.农具损耗等。
④包括田租.庸调.地税
上表表明，每一朝代自耕农的实际占有土地面积与最低必要耕地限量几乎相同，在影响自耕农占有剩余劳动量多少的诸变量（亩积.亩产.口粮.农本.法定赋税）中，虽然单产有所增长，但由于亩积缩小.法定赋税量增大，综合的结果是农民占有的剩余劳动余额反趋下降。
对庞侯等人的估算和比较，学术界有不少不同看法。如毕道村按宋代亩产309市斤.每户占地30亩计算，得出每个农户年产粮8343市斤，为十四世纪英国中等农户的1.8倍。佃耕30亩的客户，扣除50%的地租和口粮.种子后，有余粮1521斤，为其收入的36%，远远超过西欧中等农户。明清农民的境况恶化是人口增加.耕地不足.土地兼并等因素导致的。[25b]就我国封建社会实际情况看，农民出售的农产品往往不仅仅是他们生产生活消费后剩余的部分，而农民交纳的地租赋税，也会有部会转化为商品，因而，按农民“净余率”推算商品率会出现误差，但以劳动生产率和净余率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真正基础，仍不失为观察这一问题的有意义的视角。
六.价值规律与劳动消费均衡公式
为了正确判断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及其性质，除了要对农民经济的商品率作出量的估计外，还应进一步研究小农经济的有关运行机制，考察价值规律对小农经济作用的范围.程度和特点。
对于封建地主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胡如雷作过比较系统的分析，他认为封建社会虽然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但始终存在简单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不但对商品生产的商品，而且对非商品生产的商品，即对整个商品经济领域起着制约作用。但商品价值通过价格的摆动而测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价值规律对商品经济所发生的作用，又受到很多封建特权和其他因素的干扰和阻碍。如农民丰收时低价出售粮食，歉收或青黄不接时，不计成本低价出售手工业品以换取谷食，又如货币征税远远超出商品经济的实际水平时，纳税人被迫出售产品，造成供过于求和谷价病态下落，都会对价值规律的作用产生干扰和破坏。价值规律能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各经济部门中的分配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但这种作用也受到很大限制。当农民为出卖而生产一部份产品时，不可能不考虑市场的价格而决定自己的生产安排，尽量选择价格对己有利的生产项目，并根据各种商品价格的变动调节各项生产比例。但农民经济中占大头的自给性生产，则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实际需要，不受价值规律的任何影响。[67]方行根据清代前期的史实，对价值规律在封建社会农民生产中的作用作了探讨。他指出清代前期棉.丝.烟.蔗等商品性农产品和棉纺织.丝织.造纸.榨糖.编织等家庭手工业商品生产有颇大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比种粮有利，体现了价值规律对农民商品生产的调节作用。但封建社会中价值规律作用受到种种限制。如用作租赋的粮食生产，农户经济中的自给性生产都不受价值规律制约。农民不论从事自给性生产或商品性生产，均由家庭劳动力负担，就自给性生产而言，只要能养家糊口，即会耕种土地，是否有剩余产品，不表现为经营土地的界限。就商品性生产而言，家内劳动力的生活费用是可以不予考虑的固定开支，只要家庭手工业产品能收回原料费不略有盈余，这种生产就会继续下去。而其商品的市场价格根本不必提到与其相等的水平。因此，价值规律对农民商品生产的调节作用，是十分迟钝的。气候.土壤和耕地面积等不优裕的自然条件，也成为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限制的因素。方行认为“从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整体看，农业生产中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还主要是取决于农民对直接使用价值的需求结构与数量，而不是取决于价值规律。”但他又认为，全部农民的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的比例关系，是由价值规律来实现的。[10d]
一些主张秦汉是古典经济的学者认为汉代价值规律已能发挥其调节生产并维持社会分工的作用。如秦晖认为，“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是通过利润率的平均化来体现的，整个经济在动态平衡中形成平均利润率，并借以维持社会分工不致失常”。《史记·货殖列传》：“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就是汉代已形成平均利润率的明确记载。[73]薛平栓不同意这个看法。他指出汉代和后世都存在农民“弃本逐末”现象，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尚不建全，没形成平均利润率，致使商业利润高于农业利润的缘故，“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就是这种情形的反映。[88]
关于上述谚语，也有人认为是反映了价值规律发生了调节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的作用。胡如雷对此亦有分析，认为经营工商业比经营农业有利是各种因素造成的（如经营农业所需垫支较大，生产周期较长，税负重而难以逃避等），基本上与价值规律无关。[67]叶茂则指出：“由于商品经济既有发展又不够发展，由于流通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生产，没有能够形成发达商品经济社会那样的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均利润，农民经营既没有平均利润为最低界限，商人赢利亦不受平均利润的制约，商品价格遂在农副业生产和商品流通两端发生了方向相反的对价值的偏离；农民出售农副产品利益经常受损，商业利润却居高不下。农工商之间这种比较利益差距与其说反映了价值规律起作用，毋宁说反映了价值规律的作用被扭曲，无法发挥其正常作用。”[15]
以上是主张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学者的有代表性的意见。这种意见与自然经济主导论完全一致，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主张明清以后我国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或者径已进入商品经济阶段的学者，也并不认为价值规律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已起支配作用，他们把谋生而不是谋利作为小农经济活动的第一原则。下面举两个例子：
陈春声.刘志伟认为，清代太湖流域.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商业性农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农产品商品率达到较高水平，许多农户的生计已同市场有较密切联系；十八世纪广东区域市场结构的有机性和市场功能的有效性，甚至可以与同时代的法国相媲美。但即使是与市场联系最密切的农户，其生产经营活动也仍是以生活上的满足和群体和谐为根本目的。市场上某种农产品较优裕的价格，或者也会对他们产生一定吸引力，使他们改种这一作物。但他们作出这一选择的内在驱动力，不是这种作物作为商品投入市场后可能带来的利润，而是维持家庭生计的需要。农户收益要经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收益大小也取决于市场价格，但对生产资料的拨付使用和劳动力的投入，却没有也不必要根据市场价格来核算。土地收益率的提高是以更多的物资和劳动力投入来获得，至于由此而可能导致的劳动生产率降低或利润（如果有的话）下降，则一般不会被考虑。这种现象，陈.刘称之为“农户经济活动的非市场导向性”，把它和所谓“整体市场活动的非经济导向性”作为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并认为这些特点的形成不能单从经济层面.而应从我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其根源。[45]
如前所述，黄宗智认为明清以来的中国小农经济已充分商品化，但他也强调小农经济是维持生计而不追求利润的经济。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黄氏提出区分不同阶层小农的综合分析法，自称综合了以舒尔兹为代表的形式主义.以蔡雅诺夫为代表的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农民学理论。认为革命前的中国小农具有三种面貌，既是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富农与经营式农场主较象前者，佃雇农更像后者，而自耕农则以中者相似。认为马克思只谈阶级斗争，自然是一种误解，经营式农场主也难以划入小农经济范畴，而自耕农和佃雇农在某种意义都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黄氏进一步指出：“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不是按照舒尔兹的逻辑，而是按照蔡雅诺夫的逻辑推的。”[93ab]
以西奥多·舒尔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传统农业的小农是理性的，他们追求利润最大化，对价格反应灵活，资源配置有效率，象特定条件下的资本主义企业家那样行事。舒尔兹的理论在中国学术界有较大反响，农经界自不必说，史学界也有尝试应用他的理论重新认识小农经济的。如樊树志即根据舒尔兹关于理性小农的论述，指出小农是在传统农业范围内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能作最适度运用的人。把小农和小农经济描写成一切陋俗恶俗的渊薮，未免有失偏颇。[88]不过，舒尔兹等的理性小农论实际上是以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的条件下的小农为模特的。我国传统小农是聪明的，有经营头脑的，但很难认为他们象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故有人根据韦伯理论提出“广义理性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传统小农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以利益和效用的追求为其经济活动的目标，具有创造性和在一定范围的整体中寻求均衡的倾向。[40]
蔡雅诺夫的农民理论是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农村中广泛存在的家庭农场为理论原型的。他认为劳动家庭经济单位类型是独立的经济关系类型，不适合于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古典经济学等理论。其特点是不使用雇佣工资劳动，完全依靠家庭成员从事生产，以满足自身消费为目的。它包括完全自然经济的家庭单位和与市场交换有联系的家庭单位。前者固然以家庭需求的满足为经济活动的依据，后者更关心取得最大的劳动报酬，但仍以满足自身需求为最后原则，而遵循“劳动—消费”均衡公式。所谓“劳动—消费”均衡公式，是指以家庭内部劳动辛苦程度和消费满足程度的评价为决定家庭经济活动的准则。消费需求没获得满足，即两者未达到均衡。这时对劳动辛苦的评价低于满足消费的意义，劳动投入将继续，哪怕以降低劳动生产率或以在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亏损为代价；相反，一旦需求已基本满足，即达到均衡点，则任何进一步的劳动消费都是无意义的。家庭消费需求是家庭经济活动的第一原则。[72a.49.73b]蔡雅诺夫认为，代役租农奴经济接近于劳动家庭农场，基本上适用“劳动—消费”均衡的原则。蔡雅诺夫理论的出发点是既作为生产单位又作为消费单位的个体家庭，亦即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相结合的小农家庭。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性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种结合决定的。其理论对自然经济或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是有普遍意义的。蔡雅诺夫注意到小农经济中经济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关系，注意到由家庭人口自然发展所决定的家庭规模与构成及其对家庭经济发展变化的重要影响。但他忽视小农庭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忽视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对小农经济的影响，因而这种理论难以全面准确地阐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小农经济的发展规律。但他所揭示的小农家庭的特点和运行机制，对于自然经济和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小农经济来说，恐怕是难以移易的准则。
李根蟠把“劳动一消费均衡公式”视为“自然经济决定的原则与机制”，并以此分析《管子·国蓄》中“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的话。“当粮食丰收时，谷价虽贱，农民有较多粮食可卖，收入足供所需，其副业生产可以收缩，或把较多产品留作自用，产品投放市场数量较多，故谷贱万物贵。当粮食歉收时，谷价虽贵，农民没有什么粮食可卖，收入不足抵偿其各项开支，甚至还要买进口粮，这样，只好增加副业生产，把较多产品投放市场，以弥补生计之缺，故谷贵万物贱。这说明在当时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商品生产是自给生产的补充，副业生产是粮食生产的补充，其农副产品投放市场的多寡，主要不是取决于自身的需要，而是取决于自身的需要，即以足够换取自己不能生产的那部分物质资料和交纳贡赋为度，其副业生产规模及其产品投放市场的数量，则依据粮食生产满足上述要求的程度来调节。”“由此可见，在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由自然经济所产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活动机制，仍然起着决定作用。”[34b]
现在我们再回到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上。
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篇3
一、川中丘陵地区农业资源的局限性
川中丘陵地区由于不平坦，其资源条件对农业生产而言，存在许多局限性。
1.生产规模、集约化难度大
由于不同程度存在坡地和谷地，地势不平坦，不易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不利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大幅度提高，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存在局限性。
2.蓄水、保水功能差，干旱现象较严重
由于地势不平坦，同一地域落差大，一遇下雨涨水，雨水很快就从坡地流入沟地，进入小溪、小河、大河，不易蓄水保水。遇到天旱，由于蓄水保水功能差，蓄积的水量有限，很容易出现旱灾。抗旱一般都要一级甚至几级提灌，成本极高，农业生产严重受挫。
3.土壤墒情严重恶化
川中丘陵地区除河坝地段有一些平坝外，可耕作地基本都有一定坡度，有的坡度还相当大，泥沙冲刷严重，肥水流失大，土壤墒情变差，农业生产条件逐渐恶化。
4.生产成本高
无论是保持农业生产的水、肥等生产资料成本，还是农作的劳动力成本或是运输成本，都相当高，很不经济。
二、川中丘陵地区的自然优势条件
川中丘陵地区地理条件特殊，地形条件差，但气候、降水等自然条件有一定优势。大都分布在温带及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件下，无霜期较长，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年降雨量一般都在1000mm左右，年平均气温16℃左右，海拔高度一般在300～1000m范围，对于许多温带和亚热带农作物而言都是较好的自然生长环境。
三、川中丘陵地区农业经济模式的现状
由于地理和历史等原因，为了解决人们的温饱，川中丘陵地区绝大部分都是以农作物栽种为主、经济作物为辅、渔牧副业补充的农业经济格局。长期以来，尽管农业生产成本相当高，但以粮为主的格局始终未打破。究其原因：①由于人口急剧增加，粮食需求量剧增，农民迫于维持生计，所以不愿放弃粮食生产。②农民素质不高普遍，文化程度低，对新技术、新的生产模式及项目不易接受。即使接受了，也不易产生出很好的效果。因此，不想也无力去改善传统的生产模式。③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调整农业结构的初期成本高，农民无法承受。④对不利自然条件缺乏切实可行的改良方案。长期以来，各级地方政府都在花大力气改田、改土、改水，都是想将坡田地改为可耕种的耕地，但由于成本太高，投入又有限，收效甚微。
四、川中丘陵地区农业经济模式优化的原则
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成本高，效益差，加之对环境的破坏不断加剧，这样的经济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和时展的要求。因此，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对现有经济模式进行调整优化。调整优化应遵循的原则：①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当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做代价。在追求产量及收益的同时，要考虑到不能给生态及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能耕则耕，不能耕种则不要强求。②效益最优原则。发展农业要算好经济账，要尽可能以低成本去开发和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成本及费用要尽可能低。多年来，由于处于温饱线之下，粮食需求为第一需要，农业的最大目标是提高粮食产量，往往忽视了劳动力、自备农用生产物资等生产资料的投入。有时即使考虑了，也计算得很低。实际上，许多农业生产是处在亏本经营的境地。③是注重生态效益的原则。要充分认识到川中地区在全国生态系统的位置，特别是水资源及环境的保护要给予充分重视。川中地区泥沙冲刷严重、肥水流失大，不仅对当地，对长江中下游乃至全国大部分地区生态和环境都有极大影响。④市场化的原则。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农业经济要发展，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则，让市场机制在农业生产资料的配置、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农业综合服务等诸多环节发挥作用。
五、川中丘陵地区农业经济最优模式
针对川中丘陵地区的自然资源条件，本着可持续发展和效率最优等原则，其经济模式应确定为：旱地以种植林果业、草业为主，水地以种植水稻和养鱼为主。增大经济林果业种植，扩大森林覆盖面积，特别是大幅度减少土上作物的种植，尽可能避免耕作坡地造成的水土流失和高成本，以大幅度提高森林覆盖面积，达到固沙、保墒和改善生态的多种功效。
六、川中丘陵地区农业经济模式优化的途径
川中丘陵地区自然条件特殊，气候条件好，适宜动植物生长；地形及土地条件相对较差，极易造成环境及生态破坏。要实现经济模式的优化，就必须从多方面考虑，多角度入手。
1.积极实施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
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是当前川中地区经济模式优化的捷径。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将25℃以上的坡耕地，尽可能地退耕还林（还草），大幅度提高森林覆盖面积。25℃以下的旱地，以种植蔬菜和优质农作物为主，水田以种植水稻和稻田养鱼为主。这样，水土流失少，利于生态的优化，也避免了农业生产的高成本。
2.抓好工业经济的发展
无工不富，没有一定工业基础，仅仅依靠农业或第三产业，经济仍发展不起来。经济基础差，农业投入就很少，农业的负担也会加重，农业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制约。
3.抓好农业产业化经营
将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农业为基础，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实行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用管理现代企业的办法，进行农业生产和开发，可以极大促进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促使传统农业逐步向现代农业转变，以切实优化农业经济模式。
4.加快小场镇建设
小场镇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小场镇发展起来，一方面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服务场所，也为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场所，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民群众收入增加，需要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水、电、气等基础设施齐全的小场镇是较理想的选择。因此，要不失时机地加快建设。
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篇4
一、发展农业合作经济，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内在要求
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推动力，农业产业化也是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有力措施，农业产业化更是我国农业适应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必然趋势。而推进农业产业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论题重大，涉及面甚广，比如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农业结构调整、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和保护力度，发挥企业家的骨干作用等等。本文仅从组织创新的角度进行分析，目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已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提出挑战，我们对产业化经营的认识必须深化。发展新型的合作经济，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则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必然选择。
（一）发展新型的合作经济，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的主要载体。所谓农业产业化，它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龙头企业为中心，以谋求经营效益为目标，把种、养、加联结起来，把产、供、销等环节串联起来营运的组织系统和经营机制。从纵向看，它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接起来，形成一条龙型的产业链，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条龙生产经营，其实质是农业生产者和为农业服务的产前、产后相关企业签订合同或合约，来代替市场中相应的一系列临时交易关系，把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融为一体。从横向看，各个供求环节依照各自的专业分工，涉及到资源、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合理组织，涉及到农业与加工业、商业乃至金融、运输等产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形成纵横交织、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体化经营系统。它的组织结构犹如一张活动的网，其中各个生产经营环节既相对独立动作、相对独立核算，彼此之间又相互协作、有机结合，形成自行调节、自我发展、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型经营机制。由上可知，农业产业化既是农业生产经营的机制创新，又是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创新；它既需要专业分工，更需要相互合作，如果没有相应的合作经济为载体，为依托，那么农业产业化就将成为“空中楼阁”，流于空谈了。
（二）发展新型的合作经济，是顺应农业“第二个飞跃”的必然趋势。早在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必须有二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发展集体经济。”邓小平同志这一“两个飞跃”的论断，指明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前进方向。从实际情况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特别是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增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生活逐步提高。在肯定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业发展成效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农业发展的后劲不足，出现了一些深层次的新问题：（1）以家庭联产承包为特点的小农户和社会化大生产、特别是和千变万化的国内外大市场如何相适应问题；（2）分散的农户生产、小块的承包田地和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矛盾问题；（3）小农户和科技兴农、推广农业先进技术的要求如何相适应的问题。以上这些不适应，既涉及到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问题，又涉及到农业生产由现在粗放型耕作到集约型发展的转型问题。要解决千家万户分散的小生产和社会化大市场紧密结合的问题，出路在于深化改革。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农业发展“第二个飞跃”中提出的“发展适度规模、发展集体经济”，实质上就已提出了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的要求。我们必须按照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农业“第二个飞跃”的方向，在基本坚持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同时，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化、合作化程度。因此，创建新型的合作经济，是实现农业发展新飞跃的客观要求。
（三）发展新型的合作经济，是解决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目前，农民增收问题比较突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其中原因也相当复杂，其主要因素一是随着我国农产品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随着消费者对农产品供给由数量需求到质量需求的转变，部分农产品供过于求，供不合求，致使相当部分农产品滞销，甚至卖不出去，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二是随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农产品生产成本加大，也影响了农民收入提高。三是目前农业尚属于弱质产业，抗灾能力不强。一旦遇上旱、涝、虫灾等自然灾害，则出现减产减收，甚至颗粒无收，遇到灾害的农民脱了贫又返贫。四是从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销售的流程来看，许多农民仅仅作为一些企业的原料供应者，其生产利润大部分被农产品加工企业或流通企业占有。农民得不到生产农产品的平均利润，也构成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之一。五是随着农业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农民增收问题面临的竞争更加严峻。一方面，农业科技的发展，一些农业企业集团加大科技方面投入，市场上“名、优、特”农产品增加，许多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农民在优质化的农产品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另一方面，我国加入wto后，农产品既面临本地区、本国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又面临国际上多国农产品进入的竞销压力。分散的个体农户面对如此强烈的双重竞争的压力，如果不提高多数农户的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不把这些农户引入农业产业化的合作经济之中，那么则难以增强竞争力，解决其增收问题，则难以奏效。当然，农民增收问题，还涉及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涉及到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等等。
二、我国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的特点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大致可以分作三个发展时期：第一阶段，从建国后完成土地改革到1956年的互助合作。这一阶段将分得土地的农民组织起来建立生产合作社，避免当时小农经济“两极分化”，同时通过农村供销社组织生产资料和农产品购销，以巩固工农联盟。第二阶段，实行集体化及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化”，这一阶段无论是从所有制形式，还是从决策、分配和对外经济联系方式来考察，其间的集体经济已经嬗变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济了。虽然这种集体经济有助于农业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积累，但由于违背了合作经济关于自愿进出、社员主体、民主管理、利润返还等原则，形成了产权不明、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体制弊端，背离了社员的意愿和利益，导致这种集体经济的解体。第三阶段，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实施到目前各类农民合作组织竞相发展的时期。由于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合作经济初步具备了按真正的合作社原则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利益机制得到有效的启动，按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的体制得以确立，农户获得相对独立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产权和经营权，激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由于农户经济的分散、弱小，市场信息不灵和对外经济联系的渠道不畅，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又产生了互助合作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于是农村各种合作经济又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了。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安徽天长县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科学种田技术协会。1980年，四川郫县又成立了农民养蜂协会。1994年，山西定襄、岐县、万荣、临汾四县组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1993年河南信阳地区提出了“公司+农户”一体化经营的思路。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20多年中，数量由少到多、规模从小到大、形式从单一到多样，合作程度从松到紧密、经济效益从低效到高效，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以湖南省为例，到去年为止，全省农业产业化组织带动种植面积3067万多亩，牲畜养殖732万多头，水产养殖近40万亩，带动农民增收34亿元。其中，发挥龙头作用的企业年销售收入达242亿元。通过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企业与农户建立了产销衔接、合同订单、保护价收购以及股份合作等多样化的利益合作关系，全省现有“订单”作物面积约474万亩，签约产量299万吨，签约金额83亿元，联结农户60万户，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经济效益逐步提升。 由上述可见，本文要探讨的农业合作经济，和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合作化”以及尔后的“人民公社化”，根本不是一回事。农村改革和发展已经到了今天的地步，如果再照搬照套过去“集体经济”的模式，摘强迫命令、“归大堆”、侵犯农民群众对生产资料的使用权，经营权和自主权，则有害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现在，要研究的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切合我国当今时宜和今后发展趋势的新型合作经济，其要点可以概括为：一是坚持和创新相结合。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坚持农民拥有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支配权的前提下进行组织创新。实践证明，家庭承包经营不仅适应传统农业方式，而且也能适应现代农业经济组织。二是自愿和引导相结合。在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原则下，引导农民适应农业市场化、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实行分工合作，通过互利互惠的方式给农民带来好处。三是企业和农户相结合。通过建立农业中的龙头企业，发挥其资金、技术和购销渠道等优势，和众多的农户形成供产销关系，用产销合约或“订单”的形式，把分散的农户生产和社会消费市场联系起来，引导和帮助农户面向市场需求进行生产活动，使农民克服农产品生产的盲目性，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益。四是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相结合。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共同体，农业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关系。在利益上，公司和农户大致按平均利润率进行分配；一旦遇到风险，两者之间按得利大小进行分担。按此原则，建立起公平交易的利益机制，形成比较稳定的双赢的合作关系。五是政府扶持引导和农业企业自主经营相结合，鉴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既要承担自然灾害的风险，又要经受市场波动的风险。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一方面农业企业要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另一方面，政府在减少或避免行政干预的同时，必须予以必要的指导和支持，其中包括规划导向、结构调整导向和相关政策导向等方面给予支持，特别要以扶持龙头企业为重点，使新型的合作经济得以健康发展。
三、农业合作经济的组织形式及其规范化的思索
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业产业化的主要载体，在农业发展的实践中已经显示出强盛的生命力。目前其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不拘一格。从外部表现形式看，主要有：公司+农户、基地（农户）+工商企业、农业专业技术协会+农户、专业批发市场+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还有农忙合作、股份合作、服务合作等模式。从合作主体来看，又可以分作三类：一是龙头企业带动型。即在农业产业化组织中，以或是农业企业、或是加工企业、或是商业企业、或是农工商综合企业为“龙头”、为主体，通过供产销产业链，带动众多农户，发展合作经济。二是专业协会带动型，即以农村专业协会为主体，组织农户进行专业生产协作，为农户提供各种有偿服务。这类组织主要采取同业联合的形式，通过成立同业公会、专业协会等民间合作组织，把分散个体农户、企业联合进来，形成行业合力，壮大同业规模，增加规避风险和市场竞争的能力。如日本农村大量出现的农业协同组合，其目的就是“排除中间商人，发展中间商业”，并使这类“农协”和龙头企业对接，成为龙头企业稳定的优质原料生产基地。三是产权带动型，即以产权为纽带，吸收广大农户和有关服务单位以土地、资金、高新科技等生产要素入股，建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实行公司、农户和服务单位相结合，形成“互惠互利、相互联动”的利益共同体。
上述模式，孰优孰劣、孰长孰短，不宜作出简单化、绝对化的判断，因为不同的模式适用于不同的条件、不同的环境，应当因地因时因条件因环境，侧重于效果加以评论。总之，只要符合大多数农户意愿，有利于农民增收，有利于发展农业先进生产力的模式即可坚持，即可促其健康发展。在坚持“有利于”标准的同时，亦可参考科斯定理加以分析。着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认为，组织化的企业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市场交易存在的大量成本，节省下来的市场交易成本大于组织企业的成本，那么企业就有存在的价值。组织化的企业可以将某些原本由市场交易的资源转化为组织资源，在企业内通过行政方式代替市场交易，从而大幅减少社会总的交易成本，这就是企业存在的原因。这个原理基本适用于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分析。依此而论，一种合作经济组织，如果其主体的组织化成本小于分散农户市场交易成本，则应有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和依据。
联系现实、从总体上看，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还很不平衡，组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一些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生产的能力不强，有的龙头企业到外地采购原料进行生产，对本地农户生产没有发挥带动作用；一些合作组织的利益机制还不完善，松散型结合比较多，尚未形成“一赢俱赢、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政府的扶持和引导力度还不够，扶持政策和措施不健全、不到位。为了实现“十五”期间农业产业化的总目标，进一步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效问题，并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农业生产经营的新要求，必须在发展中逐步规范农业合作组织，以利于从组织创新的层面上推进农业产业化。 在发展中规范农业合作经济，培育龙头企业是关键。我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合作化”，强制的因素比较突出，违背了农户的意愿和利益，以至于不少农民群众至今心存疑虑，谈“合”色变；现在，发展农业合作经济，主要满足农民适应市场的需要，通过龙头企业来带动农户发展生产，因此，在发展龙头企业中规范其经营管理，实属必要。首先，龙头企业要立足于农业发展，着眼于农业开发，努力开发名、优、特农产品，努力提高农产品加工的深度和精度，在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上下功夫，防止盲目地“随波逐流”、搞“多种经营”。宜在明确经营方向、突出主业的基础上，发挥比较优势，扩大经营规模，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增强带动农户的能力。第二，要建设龙头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提高企业家的素质，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增强开拓国内、国际市场能力。第三，龙头企业要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强企业内部监管机制，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努力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第四，要加大政府系统农业等有关部门对重点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要将支持重点转到实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出口创汇、产业升级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转到发挥其对农产特别是中小型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上。要将财政、金融支持重点，转到科技创新潜力比较大、但生产经营暂时遇到资金困难，处于起步和初发阶段、亟需“扶上马，送一程”，主要从事农产品销售，还包括包装、保鲜、分级、品牌建设和管理的中小型企业。
在发展中规范农业合作经济，必须在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建立中介合作经济组织，积极探索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龙头企业为自负盈亏的独立实体，一旦遇到市场需求起伏而利益受到损害，就会把风险转嫁给农民；而作为农民一方，由于龙头企业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也不一定履行“订单”合约，出现谁的价格高就把产品卖给谁的违约行为。因此，有必要在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嵌入一种作为中介的合作经济组织。倡导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建立各种行业互助协会、行业营销协会或商会等中介组织。这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实行民主管理，不断增强其凝聚力和经济实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加强对农户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在产业化经营中发挥桥梁和联结作用。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示范章程和规章条例，明确合作经济的法人地位，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 在发展中规范农业合作经济，必须完善各种经营主体的利益结合机制。发展农业合作经济，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而应以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结合机制为准则，龙头企业、农户、中介组织之间的利益结合方式可以多样化，宜因产业化不同阶段和产业的特点不同而不同。无论采用哪种利益结合方式，都要坚持各个合作主体自愿互利的原则，不能强行干预。对于目前普遍实行的合同契约、订单农业、合同加服务、股份合作、资产入股等利益结合形式，要分析比较实际效果，总结经验，引导其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其规范的原则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各方认可、农民拥护。“利益共享”应按各个合作主体投入的生产要素及产品的交易额来分配；“风险共担”，则宜按各个主体得利的多少来分担。这样，把各个合作主体的责任、利益、风险三者相互联系起来，并以具有法律等效力的条例或合约形式予以界定，在实行中不断总结规范。这类合作制的条例或合约条款的制定，重要的是对各合作方都有利、都认可，特别要注意照顾农民群众的利益，绝不能损农、坑农，否则就会因失去群众基础而“流产”。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各种利益结合方式中，股份合作制由于明确了合作主体的产权关系，对优化资源配置，转换经营机制，理顺各种利益关系，调动合作者的积极性，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实行效果比较好，值得总结和推广。在发展中规范农业合作经济，还必须加快实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要素。发展农业合作经济必须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在土地有序流转过程中，必须坚持“自愿、有偿、依法、规范”的原则，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的自主权，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应加快试点，鼓励探索，防止土地流转中的盲目“刮风”和对农民利益的侵犯。 在发展中规范农业合作经济，要用足wto的“绿箱”政策，用好“黄箱”政策。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三点：一是改革补贴流通环节的政策，将保护价与实际粮价的差额，以收入补贴形式直接补贴给农民；二是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和保险体系，防范和化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三是要给予合作经济组织必要的法律和政策支持，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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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吟棠：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历史和现状[J]，经济研究参考,2002 (25)
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篇5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论述,近几年来经常见诸报刊。许多农经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即必须改变当前狭小的农户生产现状,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但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土地规模大小与生产成本、经济效益之间的经济数量关系,以及适度规模的量化标准等,却鲜有论述或者论述很不深刻。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最终一般都要归结于数量关系,才是明确的,具体的,才能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所帮助。本文试图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以定量的方法,探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
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规模,按照一般定义,是指事物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量的聚集程度。一个生产单位的规模,是指在生产单位这一空间范围内各种经济数量的聚集程度。生产单位内的经济数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讲,既包括投入量,也包括产出量。投入量中又可分为变投入量和固定投入量。因此,关于生产单位的规模,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劳动力数量作为衡量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志;第二种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第三种以产量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规模定义的内涵不同,则有关规模经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在农业这一特定的生产领域内,应当采取哪个“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我们认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一般应当以固定投入的数量为衡量标准,在我国农业现代物质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土地是农业的主要的固定投入,因而采用土地数量作为衡量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准,具有现实的意义。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目前我国农村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除个别集体农场或专业队经营外,绝大多数为农户家庭经营,即一个农户家庭为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土地规模过于狭小。目前,许多专家学者所论述的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及其提出的各种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规模的措施,也是以农户经营土地数量为依据。因而,为保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的连续性,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经营规模标准,也是适合的。原因之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土地是农业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无论国家还是农户,为了获得最大收益,都必须充分发挥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潜能。因此,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规模标准,研究土地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规模经济理论。所谓规模经济,描述的是生产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关系。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下降到某一点,开始上升,如下图所示。生产单位的规模在Q之前,随着规模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只要小于Q的规模投入仍然处于规模经济区;规模扩大经过Q点继续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则随着规模扩大而不断上升,故大于Q的规模投入,则处于规模不经济区。而Q点的规模则为产品市场成本最低点,是最佳经济规模。(附图[图])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这种关系,是由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决定的。所谓内在经济是指生产单位的规模扩大时,可从其自身内部的经济资源配合与利用而引起其收益的增加。如规模扩大,可以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可以综合利用副产品和原材料,可以充分利用劳动潜力或相对减少管理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共同生产费用等。但是,如果生产规模过大,则又会由自身内部资源配合不协调或利用不充分,而引起收益的减少,这叫做内在不经济。如,由于规模扩大而引起管理不便,或某种资源闲置,或某种费用增多,或某些效率减低等。所谓外在经济,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能给有关的生产单位带来收益的增加。如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使相关的原材料供应、信息、技术和销售服务等生产单位,得到较多的业务量,获得较高的收益。与外在经济相对的是外在不经济,这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而会给别的有关生产单位带来损失或损害,如引起竞争加剧、销售困难、运输紧张和环境污染等。规模经济还可以用厂商理论中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来说明。如下图所示。图中,SRaC表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的每一条曲线代表一个生产规模状态,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具有相同的规模。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着不同的规模状态。从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在开始阶段是下降的,即随着可变投入的增加,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随可变投入的增加而上升。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在开始阶段,随着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但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不断上升。在图中,SRaC这一规模状态下的实际成本是t[,1]所在点表示的成本C[,1],而这一规模下的最低成本在a点表示的成本C[,2],这表示SRaC[,1]这一规模不是最佳规模。生产者可以在长期内不断调整规模。随着规模沿LRaC继续扩大,直至SRaC[,3]这一规模此时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重合,单位产品平均成本最低,该规模即为最佳规模。这里需要说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降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下降至a。另一种是通过扩大规模(包括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降至t[,2]直至t[,3]。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指的是第二种方式,即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收益增加。与规模经济相类似的有一种叫做比例经济或比例报酬,实际研究中,二者往往混淆。比例经济是指所有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产出变化。用生产函数表示,Y=f(x[,1],x[,2]),当投入按同一比例K(K>1)增加时,生产函数变为Y·K[n]=f(K[,x[,1]]K[,x[,2]])。n是一个指数,n=1表示比例报酬不变;n>1表示产出增加幅度大于投入增加幅度,比例报酬增加;n<1则表示比例报酬下降。下面用柯布——道路拉斯函数举例说明。Y=a[,x[α][,1]][,x[β][,2]],所有投入按同一比例K增加,上式变为:a(kx[α][,1])(kx[β][,2])=aK[α+β][,x[α][,1]][,x[β][,2]]=K[α+β]y。在这里n=α+β,根据α+β大于1、等于1、小于1,可判断比例报酬增加还是减少。(附图[图])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应当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比例经济。实际上,可能有的单位也混有比例经济因素,但从规模经营的主体来讲,种植业主要是扩大土地规模,而不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同比例扩大。特别是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已严重过剩,如果再增加劳动力,将使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更加失衡,更加不经济。所以,比例经济不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而且实行规模经营,还必然导致投入生产要素比例的变化。规模经济将会产生规模效益,但是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不是等同概念。规模经济,是指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规模效益是指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增加。从表面文字来看,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但只要做点数量上的仔细分析,就可看出其区别和概念上的差别。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图示,来分析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区别。图中,p表示产品价格,LRaC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D点是单位成本最低点。在C点,单位产品成本为p′,高于价格p,总成本为p′oQ[,1]C;规模扩大至a点,单位产品成本与价格相等,总成本为CQ[,1]Q[,2]a,CQ[,1]Q[,2]a与p′oQ[,1]C相比较,减少的这部分即规模效益,是由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从Q[,2]至Q[*],由于单位产品成本继续下降低于产品价格,总成本小于总收入,产生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从Q[*]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单位产品成本开始逐渐上升,进入规模不经济区域,但由于单位产品成本仍低于价格,扩大规模仍会增加收益,因此,规模扩大将持续到Q[,3],即单位产品成本上升至产品价格p为止。在Q[*]至Q[,3]这一阶段上,尽管已处于规模不经济区域,但却仍会产生规模效益。所以,规模经济只是考虑成本的下降,而不考虑价格因素。规模效益则是由成本和价格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规模经济未必产生规模效益,比如当前一些成本高,价格低的农产品生产;规模不经济也可能有规模效益,比如成本低,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生产。同时,通过对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综合分析,可以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户为了经济利益,获得最大的规模效益,在最佳规模Q[*]以后,仍会继续扩大规模。但是,如果单位产品成本上升,是由于土地生产率下降的原因造成,如广种薄收,粗放经营,那么,这种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将会导致社会总产量的下降。尽管农户会因此而增加收入,但是不可取的。这就是说,在讲求微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讲求宏观经济效益,讲求各种资源利用的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篇6
关键词：城乡差异；产生原因；经济影响
中图分类号：F25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4-0-01
目前，中国城乡差异不断扩大，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在中共中央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城乡差异问题。城乡差异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经济社会之间。农业基础薄弱、农民增收难和农村发展滞后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城乡差异的存在导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而且这一差异不断扩大。城乡消费水平差异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对GDp增长的影响。因此，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就是缩小城乡差异，减少其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以下就对城乡差异产生的原因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进行深入地论述。
一、城乡差异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
1.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在建国初期，中国政府为了缩短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大力发展工业。政府将社会资源向城市倾斜，而忽视了对农业发展的支持，这严重影响中国农业的健康发展。“剪刀差”就是指政府利用强制手段，将农产品转化为工业所需资金。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对农产品价格进行改革，提高了农产品价格，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产品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情况。[1]中国政府通过向城市无偿奉献的形式，降低了城市农产品价格。因此，自建国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将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税收投入到了城市建筑之中，造成了今天的城乡差异问题。
2.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基础实施建设，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自从1978年开始，国家财政不断进行农业投资，但是投资涨幅比较小，1978年-1994年农业投资仅从51.14亿元涨到107亿元，年均涨幅为4.72%，远远落后于1978年-1994年农业生产资料的涨幅。[2]因此，国家财政在农业基本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增长速度过慢，所占比重过低，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制约了中国农业的发展速度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二)二元体制原因
中国城乡经济发展关联程度低，处于各自独立状态，呈现出二元社会现象。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户籍制度将城市与农村居民分离开来。这样就将农民与土地绑在一起，限制了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造成了就业制度、福利制度和投资制度的分离，国民经济城乡出明显的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限制被打破，农民可以进城打工。这样既可以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又可以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事实上，中国户籍制度大大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导致农民收入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这样不仅影响了农民根本利益，又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异。
(三)生产科技落后原因
农业的发展还要依赖于自然，受到自然天气变化的影响很大。自然环境影响农业生产，使其不能在可控范围内进行生产。农产品属于生活必须品，市场需求的弹性比较低。同时，农产品市场竞争日益激励，不断缩小了农产品的利润空间。另外，农产品自身具有不易保存、不易存放和不易运输等特点。虽然农业处于基础产业位置，其关系到民生问题，但是这改变不了农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在1952-1978年间，中国农业产值增长69.7%，而工业产值增长1596%。目前，中国农产品地域供给差异不大，优质、健康和安全的农产品供给不足。同时，农产品在运输、存储和加工环节不能实现有效增值，大部分农产品科技含量不高。中国农民人口数量大，农业科技含量低，农业生产力落后，导致农产品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也使得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下降，很多农产品出现销售难、提价难和农民收入难。
(四)国家政策原因
1.公共品的供给不足。中国制度改革也导致了城乡差异不断扩大，改革的倾斜性进一步扩大了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在经济转轨时期，农民和城市居民在教育、医疗和就业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然而，城乡在公共品供给方面的差异并没缩小。中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农民的社会救济费用增长速度慢。同时，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救济水平低和范围小，这些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异。
2相关政策不落实。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说，农业既是基础性产业，又是弱质产业。农业生产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和收益率低。目前，中国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不能得到有效的落实，其结果就会影响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异。目前，国家应该制定完善的扶持政策，并保证这些政策的有效实施，才能缩小城乡差异。
二、城乡差异对经济的影响
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消费水平、投资水平和净出口水平。净出口水平基本持平，消费需求可以刺激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又可以带动经济增长。同时，消费水平下降就会限制投资增长，进一步限制经济增长。因此，消费水平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增长，保证了投资收益。在2010年，中国国民经济为117251.9亿元，比2009上年增长9.3%。最终消费为67442.5亿元，其中城市居民消费为30859.2亿。农民消费为21819.3亿，政府消费14764.0亿，分别占最终消费的32.3%、45.8%、21.9%。[3]同时，2003年城乡消费比2002年增长11.74%和2.60%，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23.82%和4.07%。另外，城乡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拉动率0.38%和2.22%。
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篇7
基于高考命题的这些特点，本文以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两个概念的解读为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同学们高三复习备考有所启发。
一、在比较中鉴别相关概念
例1（2013年新课标Ⅱ卷第25题）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宋代（）
a.中央集权弱化B.流民问题严重
C.土地兼并缓和D.自耕小农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a错。材料未涉及流民问题，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C错。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农失去土地的现象增多，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故选D。
【名师点津】此题涉及一个重要概念：自耕农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自然经济吗？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这三者的异同，有助于准确掌握小农经济这一概念。如图所示，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是三个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是自然经济，但不等于自然经济，自耕农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区别如表一所示：
表一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比较
例2（2014年江苏卷第4题改编题）明隆庆初年，“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易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这说明当时（）
a.官府废止明初以来“海禁”
B.官府有条件地开放“海禁”
C.官府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
D.官方朝贡贸易体系已瓦解
【解析】C选项颇具迷惑性，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一度开放海禁不等于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根据材料“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许有条件地开放“海禁”，答案为B。
【名师点津】题中涉及的重农抑商、海禁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是重农抑商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体现，闭关锁国是海禁政策的延续。两者异同参见表二：
表二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异同
二、在多维分析中理解概念
运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题的一大特点。复习备考应从多维视角来分析理解概念。这里的多维视角，包括三层含义：①构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视角；②将经济概念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视角；③运用唯物史观、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等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视角。
历史概念的类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会议、思想等，构成概念的要素根据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经济史制度、政策、现象类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资本主义萌芽等。构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时间、目的、内容、影响等。构成现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产生原因、历程、影响发展的因素、影响等。我们可根据构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分析中国古代经济史近三年各地高考题，以下特点清晰可见：①题型以选择题为主；②小农经济、土地兼并、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等概念一直是考查的重点，而重中之重，非小农经济、重农抑商莫属；③试题以新材料、新情境、新视角呈现，注重运用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等史学方法考查对概念进行理解和运用。
基于高考命题的这些特点，本文以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两个概念的解读为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同学们高三复习备考有所启发。
一、在比较中鉴别相关概念
例1（2013年新课标Ⅱ卷第25题）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宋代（）
a.中央集权弱化B.流民问题严重
C.土地兼并缓和D.自耕小农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a错。材料未涉及流民问题，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C错。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农失去土地的现象增多，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故选D。
【名师点津】此题涉及一个重要概念：自耕农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自然经济吗？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这三者的异同，有助于准确掌握小农经济这一概念。如图所示，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是三个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是自然经济，但不等于自然经济，自耕农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区别如表一所示：
表一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比较
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
产生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
消亡鸦片战争后开始解体，但至今仍有些地方的农业经济带有一定的自然经济性质到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完全消失。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小农经济一定程度上又有所恢复，但已不等同于古代的小农经济
内涵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家庭经营，经营规模狭小拥有耕种土地所有权的小农经济
对立面商品经济机械化生产租佃经济
例2（2014年江苏卷第4题改编题）明隆庆初年，“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易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这说明当时（）
a.官府废止明初以来“海禁”
B.官府有条件地开放“海禁”
C.官府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
D.官方朝贡贸易体系已瓦解
【解析】C选项颇具迷惑性，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一度开放海禁不等于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根据材料“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许有条件地开放“海禁”，答案为B。
【名师点津】题中涉及的重农抑商、海禁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是重农抑商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体现，闭关锁国是海禁政策的延续。两者异同参见表二：
表二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异同
重农抑商海禁
不
同
点时间最早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实施于明清时期
目的征收赋税和巩固统治，压制商业发展，实质是维护封建经济的基础防范人民的反抗和外来殖民势力的侵犯，维护封建体制
内容对国内市场进行严格规定和控制，采取重征商税、限制商业活动和歧视商人的政策严格限制国人出海贸易和外商来华贸易
影响有利于古代农业的发展，但后期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曾起到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导致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相同点①为了维护封建统治；②由自然经济所决定；③有限制和压制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④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影响了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二、在多维分析中理解概念
运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题的一大特点。复习备考应从多维视角来分析理解概念。这里的多维视角，包括三层含义：①构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视角；②将经济概念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视角；③运用唯物史观、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等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视角。
历史概念的类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会议、思想等，构成概念的要素根据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经济史制度、政策、现象类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资本主义萌芽等。构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时间、目的、内容、影响等。构成现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产生原因、历程、影响发展的因素、影响等。我们可根据构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表三多维视角看小农经济
形成原因铁犁牛耕的出现和推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
特点①分散性：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②封闭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③落后性：农民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精耕细作，相对简单的生产工具，长期不变的生产技术和容易满足的社会心理状态；④脆弱性：规模小、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差
发展
因素有利①生产力：铁犁牛耕的出现和普及，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提高；②生产关系：农民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一定的生产自，能支配部分劳动产品，具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③自身发展动力：小农经济规模小，促使农民努力提高耕作技术，尽可能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促进农业向精耕细作方向发展；④政策：封建政府为保证财源，大都采取重农政策
不利①分散性、脆弱性、封闭性、落后性；②封建剥削严重（沉重的徭役和赋税）；③土地兼并；④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⑤自然灾害
地位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在封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影响积极在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时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提高了农民积极性
消极在封建社会后期，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成长，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并长期延续
表四重农抑商政策
含义重视农业而限制打击工商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
原因①根本原因：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②直接原因：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危及封建统治；③其他因素：富商大贾操纵市场物价
目的①直接目的：确保赋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②政治文化方面：安定人心，加强对农民控制；③根本目的：维护封建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即自然经济），巩固封建统治
主要表现①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形成轻视商人的主流价值取向；②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③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④多方面限制工商业活动，如组建庞大的官营手工业，压制民营手工业发展；⑤通过征收重税、国家垄断经营等方式打击商人
影响积极①经济：有利于稳定农业人口，推动农业发展，巩固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②政治：有利于安定人心和对农民的控制，巩固封建制度，维护国家统一
消极①妨碍工商业发展，强化自然经济，使之迟迟难以瓦解，违背历史发展潮流；②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③造成中国社会的落后
三、在突破思维定式中深化概念
例3（2012年全国大纲卷第13题）唐太宗说：“工商杂色之流……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在此唐太宗强调的是（）
a.防止B.维持社会等级
C.重义轻利D.重农抑商
【解析】答案为B。唐太宗不但把工商业者归入“杂色之流”，而且杜绝了他们入仕的途径，强调工商业者不能与官员“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可见目的是维持社会等级。材料体现了统治者对工商业者的歧视，但没有反映对农业的重视，排除D。
例4（2013年全国大纲卷第16题）明初的户役制度，将户籍分为若干类别，其中主要是民户，还有军户、匠户、灶户（煮盐户）等几十类，并严格禁止更换户别。这一措施有利于（）
a.缓和土地兼并B.促成社会分化
C.强化社会控制D.发展商品经济
【解析】材料说明户籍在古代是身份职业的象征，政府严禁更改户别，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减少人口流动的可能性，答案为C。a与材料无关，严格的户籍制度并不利于社会的分化，也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排除B、D。
【名师点津】重农抑商政策推行的目的是维护小农经济，确保赋税的征收，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从而巩固封建统治，例3答案却是“维持社会等级”。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是重农抑商政策的表现，但例4并没有从经济方面考查户籍制度对农业、工商业发展的影响，而是从“强化社会控制”这一政治角度着眼。这些别出新意的试题大大深化了概念的内涵。
面对高考试题的新材料、新情境、新视角，一些同学往往难以克服思维定式，对概念的理解固化、僵化，从而影响了考试成绩。怎么办？提高材料处理能力是关键。分析材料，要做好两点：
1.抓住材料主旨
试题所提供的史料，并非所有文字都是有用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起铺成、解释作用的，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某个词或句子。抓住主旨可以从材料出处（或说话者的立场、对象）、关键词、转折词（或语气词）、高频率词等入手。
例5（2014年天津卷第12题改编题）（宋）太宗淳化二年诏曰：“关市之租，其来旧矣……征算之条，当从宽简。宜令诸路转运使……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参酌裁减，以利细民”。又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材料表明（）
a.宋太宗重视商业，适当减免商税
B.宋代商业不断发展，商业地位重要
C.宋代依然对工商业者征收重税
D.抑商政策不利于商业的发展
【解析】“当从宽简”“参酌裁减”“不得收其算”，这些含义相近的信息（可以看成高频率词）一再出现，答案为a。其他各选项材料均没有体现。
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篇8
[关键词]黑龙江；小城镇建设；农村剩余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
一、黑龙江省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
（一）推动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目前，我国农业内部的就业压力正不断增加，尤其是种植业和养殖业表现得最为突出。农业内部转移消化劳动力空间有限，而中小城市受基础设施等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在短期内吸收大量农村人口。通过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来转化农业剩余劳动力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极为有效的途径。小城镇地域分布广、数量多，新建和扩建潜力大，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难度和风险较低，其与农村经济、就业结构比较接近，二者容易协调互补发展，可以通过放开县城和中小城市的户口迁移限制，让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务农、经商具备可行性。
（二）加快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进程
农村现代化是城镇化的基础。小城镇的发展将扩大其人口规模，农产品市场需求量也随之增大，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市场原动力。推动小城镇建设可以为农业产业化的生产“龙头”——加工企业发展创造条件；为小城镇产业化发展的“龙头”——农贸市场的形成创造条件，专业农贸市场能吸引各地客商，集聚广大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者，发挥农产品集散地的功能，从而促进产业化生产基地规模的扩大；小城镇为农业科技信息和科技人才的集聚创造条件，形成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科技“龙头”。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将加速形成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并同时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三）有利于优化农村就业结构实现农业产业升级，扩大城市就业容量
通过优化就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发展小城镇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转移，不仅可以优化农业内部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以及农副业结构，还可以发展壮大农村第二、第三产业，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人口城镇化也是城市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可以推动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扩大城市就业容量。
（四）刺激农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
内需不足已经成为制约黑龙江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首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全省较多的农村人口到乡镇企业就业，收入明显提高，但由于其传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环境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他们对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的消费需求。通过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使农民“市民化”，可以使其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与收入水平同时提高，带动城市产业升级。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成为促进黑龙江省经济快速增长的持久动力源泉。应扩大城市的新建、改造、扩容、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为外来务工人员建设廉租房及相应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小城镇是农村工业、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对文化、科学、教育、娱乐、商业服务等产业都有明显的集聚作用。
二、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遵循的原则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这是在科学分析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农村城镇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发展小城镇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城乡一体化发展原则
城乡一体化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要改变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必须在推进小城镇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遵循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原则，有效地消除城市与乡村之间在体制与政策上的二元现象，逐步消除城乡之间相互融合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组合，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二）多元发展小城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原则
从我国人力资源总量及其分布、现有城镇发展基础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结构水平与发展趋势来看，要解决大规模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问题，必须实行多元小城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原则，发挥好大中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小城镇相应行政管理权限，城镇建设由国家单一投资转变为国家集体、外资、个人等多元化投资机制。
（三）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推进小城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进程中贯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注重城乡经济质量的提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一种全新的城乡经济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既要立足于城乡社会经济现状，又要着眼于城镇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未来发展趋势，应避免小城镇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环境质量的下降、生态平衡的破坏、后代生活水平的降低为代价，探索法律调节城镇化发展的方式和机制。
（四）产业化支撑原则
推进城镇化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贯彻产业化支撑原则，注重培育主导产业和特色经济，提高城镇的经济活力，强化工商经济集聚效应，为城镇发展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业支撑，使广大城镇真正成为辐射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区域经济中心。首先，有利于非农产业向城镇集中；其次，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第三，促进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第四，有利于进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三、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对策思路
对于黑龙江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采取单一政策和专项措施效果并不显著，必须采取综合、多元和配套的政策和措施，通过多层次和全方位地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让农民既可以离土不离乡，也可以离土又离乡；既可以进厂不进城，也可以进厂又进城；既可以在农业内部转移，也可以在农业外部转移；既可以向小城镇转移，也可以向大中城市转移；既可以出县、出市、出省，也可以在国际间流动，真正做到逐步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一）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制定小城镇发展战略
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必须统一规划、协调发展、全面升级，形成功能完善、布局合理、结构协调、规模适度的城镇体系，以使各类城镇间、城镇与农村相互依托、相互推动、协调发展。小城镇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形成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小城镇建设要充分考虑区位优势、资源条件和人口规模等因素，突破传统定势，高起点、高标准地做好城镇规划，在保持城镇数量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重点突破和促进城镇规模扩大、功能完备和质量提高，尤其要优先发展城镇中区位较优、实力较强、对周边农村和乡镇具有较大吸引辐射能力、发展前景广阔的农村中心城镇。同时，要以产业和市场开发来促进农村城化镇建设，不能过分强调大城市的重要性，而忽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作用，不要忽视农村的发展作用，应将繁荣农村经济作为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的重要途径。
（二）通过农业综合开发来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黑龙江省各级政府应根据当地资源特点，积极引导农民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道路，大力发展名、特、优、新、珍农产品，达到以深化农业内涵生产来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目的。政府每年可投入一定的资金，同时还可通过吸引外来资金，建立和完善水利基金制度和劳动积累工制度，采取以工代赈、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等形式，来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即引导农民在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提高肥力、加快荒山绿化和加强农村交通建设等方面投工投劳，达到既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目的，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空间。鼓励城市企业和个人向农业投资进行综合开发，鼓励毕业生到农村创业，引导和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可以用土地流转经营权，商品权、农村宅基地、房产、农业生产用房等作为抵押担保方式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贷款。 （三）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培育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内部载体 农业产业化就是要把农、工、贸有机地结合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实现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一体化经营。其基本特征是生产专业化、经营集约化、服务社会化、产品商品化和产业一体化。通过发展农村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带动关联产业群的发展，将产业优势和产品优势转化为农民的就业机会，拓展农民的就业渠道。目前黑龙江省要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把农业产业化作为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一个突破口。
（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第三产业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产业流向
第三产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容易进入的产业，也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目前，我国农村第三产业主要集中于一些传统的、低水平的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服务业上，一些农村急需的第三产业如科技服务、技术信息咨询、金融保险等方面发展严重不足，同时也说明发展潜力巨大。现阶段应重点搞好市场建设，包括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村资金市场建设，为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应注重培育和完善资本、技术、劳动以及企业产权交易等生产要素市场，逐步建立起体系完备、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市场结构。此外，把交通、通讯、保险、农村金融和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作为发展重点，作为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加快农村城镇化的重要渠道；要利用农科教中心等机构的技术力量，发展农机使用、修理、保养指导等修理业、咨询业和社会服务业；要发挥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融资作用，发展农村金融业；充分利用独特的农村旅游资源，积极开发一批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和农业特色的旅游景点；要利用农村相对广阔的地域，发展综合开发的房产业和仓储业；要结合各地传统习俗和土特产，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第三产业体系，最大程度地扩大农村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参考文献]
[1]郭振.农村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调整[m].黑龙江出版社，2009.
[2]韩小波.城镇化与中国农村发展[m].中国城市经济，2012.
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篇9
关键词：全面小康农村经济城市化工业化
历史上自然经济作为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经济形式曾在农业社会中实现家庭自给自足，适合农业社会的发展，但是落后的自然经济无法满足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曾作为重点发展的对象，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工业利用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的出售工业制成品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润，而在服务工业同时，农业经济发展严重受到阻碍。在工业化浪潮中，农村在发展中与城市相比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条件缺失的状况，要破解农村经济发展的困局，需要从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
农村经济发展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就社会发展的大环境而言，农村没有城市丰富的资源，在市场上缺乏城市的竞争的空间。农村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瓶颈凸显了农村在工业化中的尴尬境地。
（一）人地关系紧张
农村土地资源在不同的地区体量上是不一致的，而使用情况也因地区间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一些地区因为地形地势的原因，虽然有广袤的土地，但是不具备农业生产的条件。在农村地区出现人地关系紧张的现象主要存在两种原因，首先就是上文所说的，土地资源本身很紧张，在特定地区的人口增多，人均土地面积减少。另一种情况是土地资源很多，但是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土地，压缩农业生产的土地面积，造成了土地总体量缩小，土地的价值飙升，因此土地的稀缺性增强了地区人民对土地的占有。在这种背景下，人地关系出现紧张。
（二）农业生产力水平低
农村地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空间，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农村自给自足，缺少与外界沟通交流的动力。城市机器化大生产，而农村还延续着传统的牛耕面貌。农业生产力较低，在家庭联产承包制下，家庭实现自主经营自主生产，但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家庭缺乏应付这些因素的能力。农业生产主要是按照传统作物生产的方式来进行，而传统作物单位面积生产量较少，而且生产销售的价格也较低，这就造成了生产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农业经济发展效果不明显。
（三）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
农村发展中根据市场的动态来调整生产可以为农业生产增加更多的额外收入，但是在适应市场时需要有科学合理的规划，而在一些农村地区盲目的跟随市场，结果造成农业生产与实际的自然环境不适应，造成农业生产效率低，农业生产投入成本回收困难。在一些地区农业生产主要有政策导向，而政策上的家长制作风强行的调整产业结构，结构导致了农民对这些政策方案的反感，未能够积极的配合，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总处于变动的状态，农业发展受到影响。
（四）农村资源不利劳动力缺失
农村在发展中需要劳动力资源同时也需要自然资源，而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中，城市的优越条件以及高工资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外迁，农业生产的青壮年劳动力减少进一步造成农业生产的荒废，特别是在一些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农村在发展中可以利用本地区的优势资源进行开发利用，而在一些地区缺乏这种先天性的资源优势，结果限制了本地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在发展中需要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加强与市场间的距离。但是农村在发展中因为没有交通的优势，信息技术发展也不明显，因此农业发展处于孤岛的境地，很难实现较快的发展。
二、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策略
农村经济的发展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要加快农村经济发展转型需要破除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利用农村资源综合开发，同时需要政策上的支持。
（一）加强农村地区生产的科技水平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农业生产的科学技术应用较少。要加强农村地区生产的科技水平，首先要加强对农业生产的工具改造，改变单纯的牛耕模式，利用技术牵引来开展农业的生产。在农业生产的选种上利用先进的品种来种植，增加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在农作物生长的过程中根据农作物生长状况以及地区的土壤以及气候状况来合理的施肥以及除草，对生长的过程加以科学合理的养护。加强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就是通过这种手段来增加农产品的科技附加值来提高农业的发展水平。
（二）规划农业生产优化农业结构
单一农作物的种植时代远远不能适应工业化社会，要在农业生产中根据市场动态合理的规划农业生产。在城郊地区的农村发展经济时需要考虑到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利用城市的市场需求规模化的生产蔬菜供应城市，同时可以整合资源来开发农业旅游项目吸引城市游客，增加农村的收入项目。在较偏远的农村在发展时可以利用地区的资源来布局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相对接。
（三）加大政策的支持力度
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农村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政策性的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和外界市场的对接，农产品需要有快捷的输出渠道，政策上需要加强对农村的交通状况进行改善，加快农村道路建设，同时在互联网时代需要完善农村地区的网络信息基础工程的建设。政策上能够对特色农产品在互联网上进行销售提供资金以及平台支持。政策上还要保证农产品的销售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空间，推进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参考文献：
[1]金晶.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湖南省为例[J].贵州农业科学，2012（07）
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篇10
摘要:城乡要素流动和城乡政策对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就要从城乡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城乡公共产品投入机制、城乡社会保障机制、城乡规划机制等方面入手进行统筹。
关键词:统筹城乡;机制;城乡差距;区域政策;要素流动
一、城乡经济运行原理
(一)假定前提
城乡社会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城市居民从事非农产业,农村居民从事农业。居民都是理性经济人,影响其行为的仅仅只是收入的多少。居民的纯收入由自身能力收入、生活成本和福利保障补贴三部分构成,即纯收入=自身能力收入-生活成本+福利保障补贴,可见纯收入与自身能力大小正相关,与其生活成本负相关,与其所获得的福利保障补贴正相关。这里的生活成本主要指城乡居民获得同等生活条件所需花费的成本,福利保障补贴是指同等条件的城乡居民所获得的国家福利保障等收入。其实,如果把生活成本小看成政府的生活补贴大,那么总收入=自身能力收入+政府生活补贴+社会保障补贴,这样就可以把政府给居民的生活补贴和福利保障补贴统一为居民的政策性收入。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自身能力收入都是在市场中实现的,因此可以把它称之为市场性收入。这样,居民的总收入就是由其市场性收入和政策性收入两部分构成。
(二)运行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作为两个不同的区域,所有的可流动的产品和要素都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动流动从而得到有效配置。由二元结构和增长极等理论可知,城市在整个大区域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发展优势。基于外部经济、聚集经济等原因,厂商、居民以及资本等可流动要素资源向城市集中,以谋取最大利润和效用。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源的时、空有效配置,实际上就是土地要素与其他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当实现社会资源的时、空有效配置时,可流动的要素和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达到供求平衡,从而确定均衡的要素与产品价格;而土地要素则因空间聚集和其他要素与产品市场的均衡达到最佳利用,从而实现租金收入——土地价格的最大化[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成了生产经营的主体,各种机制的运行最终要表现为居民的经济行为(特别是生产经营行为),并要以居民的行为作为运动的基础。因为尽管土地、资本等要素资源也是城乡发展中的重要要素,但是它们都是由人来支配的,其价值都体现为其所有者的收入。因此,在城市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要素中,最核心的就是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这种劳动力要素。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居民追求生产经营中的利润最大化,按最优化原则在各种约束条件的作用下配置家庭资源,参与农外就业、科技进步,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因此,在城乡发展过程中,城乡居民会主动自觉地把自己所拥有的要素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
起初因城市聚集经济的存在,人口不断集中于城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城市土地供给严重缺乏弹性,导致城市土地价格不断攀升,再加上其他种种原因,致使城市聚集经济效益减少,甚至出现聚集不经济。而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边远地区土地的利用提供了机会,降低了城市土地的使用成本。由此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聚集经济的下降,城市的部分居民和其他经济活动主体可能会向城外(农村)迁移,以减少成本,增加利润。总之,出于经济人的本性,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都会作出选择,使其收入水平达到最大。可见,在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主体对收入最大化目标的追求,会使主体在城乡空间上位移,最终实现居民城乡收入均等化,各种资源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居民是居于城市还是农村,只取决于主体的偏好,与其经济收入无关。
当然,实现这个目标是个漫长的过程。正如缪尔达尔和赫希曼所描述的,发展初期地区差距会日益扩大,从长远看地区间的发展将趋向均衡。这种设想也被稍后几年的威廉姆森的研究所证实,并被概括为区域发展的“威廉姆森倒U字曲线”或“威廉姆森法则”。但是,如果仅凭市场的力量,没有人能知道,包括威廉姆森本人,那种使地区差距状况发生转折的倒U形曲线的顶点何时才能到来。
由于居民的总收入由市场收入和政策收入两部分构成,市场收入主要由居民的个人素质、知识、技能等决定,政策收入则由国家对待居民所处区域(城市或农村)的公共产品投入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政策决定。可见,居民的总收入与他们自己的能力有关,也与他们所处的区域(是城市还是农村)紧密相关。相同条件的城乡居民获得的政策性收入不一定相等。
由于农业的特殊性,一般而言从事农业的市场收入低于城市工商业的收入。通过劳动力的区域间自由流动,同一劳动者在不同区域将获得大致相同的收入,不然就会在城乡区域间迁移,也就是说这样就会最终导致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和从事非农业的收入一致。当然,这种收入与城乡总的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而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却又与政府的城乡规划水平正相关。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
1.如果居民在城乡获得的政策性收入一致,那么,这时劳动者是居于城市还是农村,对其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影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偏好不同罢了。
2.如果居民在城乡获得的政策性收入不一致,例如居民在城市的政策性收入大于农村时,那么,只有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大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并且之差不小于其城乡政策性收入之差时,城乡居民的收益差距才能缩小。如果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或者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大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但之差小于其城乡政策收入之差,那么,从事农业的居民就会往城市转移,但是没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居民与能力相同的城市居民相比则其收入可能要低,城乡差距将不会缩小,甚至有可能会拉大。
3.如果居民在农村的政策性收入大于城市,那么,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并且之差等于其城乡政策收入之差时,即可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等化。但是,如果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大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或者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而之差小于其城乡政策收入之差时,则城市居民会往农村转移,直到其总收入均等为止。而如果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而之差大于其城乡政策性收入之差时,则农村居民会往城市转移,直到其总收入均等为止。
(三)结论
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保证相同能力的城乡居民能获得相同收入的前提条件,政府的城乡规划水平决定了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政府对待城乡区域的政策对于城乡统筹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扩大或缩小城乡差距,提前或延后实现城乡的统筹发展。
二、城乡经济差距的现状及原因
(一)城乡经济差距的现状
在现实生活中,城市持续发展,人口持续向城市集中,而远离城市的土地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地价格也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我国城乡差距悬殊,目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并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2]。在人均收入方面,从1978-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差距由2.57倍扩大到3.22倍,绝对差距由209.8元急剧扩大为7238元;如果用反映社会贫富程度的基尼系数来表示,1978年前我国基尼系数为0.20~0.24,1980年为0.33,1990年扩大到0.343,1994年突破警戒临界点0.4,2000年后达到0.417,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已经达到0.447;从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来看,1980年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6.9%、61.8%,到2005年分别下降到36.7%、45.5%,两者差距由当初的4.9个百分点扩大到8.8个百分点;2005年中国农村地区年人均纯收入低于944元的仍有6432万人。当然,这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倍~5倍,甚至是6倍[3]。
2.城乡教育存在严重差距[4],具体表现为:一是原来的《教育法》对农村教育存在歧视。《教育法》规定,农民要负担教育附加费,而大多数城镇居民则没有这个责任;对义务教育学校的基建支出负担方面,城镇由政府负担,农村则要求由乡村负责,部分通过向农民集资解决。类似硬性规定对加大城乡间教育发展差距的影响不可低估。二是城乡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15岁~64岁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比城市的10.20年低了2.87年。这种差距主要在于人口中各种文化层次分布的差异,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明显相对偏低,为8.46%,比城市低了35个百分点;而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又相对过高,为47.62%,比城市高出31个百分点。三是城乡教育投资差距。以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为例,2001年我国城镇小学生均教育经费平均为1484元,农村为798元,城镇是农村的1.86倍;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城镇平均为1955元,农村为1014元,城镇是农村的1.93倍。在学生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上,城乡差距更大:2001年我国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为95元,农村为28元,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生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四是城乡教育的层次结构不合理。城乡教育的办学层次是教育发展的主要指标之一。在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比初等教育多,初等教育的投入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中央政府的责任主要是投资高等教育。然而高等教育集中在城市并且在大城市,因此,农村的高等教育资源十分稀少。在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由于国家的重视和社会的支持,普及九年制教育在广大农村都得到了实现,推动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也使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城市的距离有一定的缩小。但是,其教育层次仅仅限制在9年义务教育上,在高中层次和大学层次上的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农村的高中教育与城市差距巨大,在大城市,一般都基本普及高中教育,但是,农村的高中入学率还很低,有的地方还在28%以下;农村不仅没有大学,就是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机遇也比较少。
3.城乡消费差距有扩大趋势[5]。其主要表现为:(1)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拉大。1978年城镇人均消费支出405元,农村为138元,以后逐年扩大,到2004年,城镇人均消费支出为7812元,农村为2185元,农民消费在城乡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逐年下降。(2)城乡消费结构存在差距。恩格尔系数的差距大,1978-2003年,农村的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为45.6%,而城镇的恩格尔系数则由57.5%下降为37.1%。(3)城乡居民衣着消费差距大,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更重视衣着服饰,从支出额来看,城镇衣着支出额从98.02元大幅度上升到567.05元(1996年),之后虽有下降,但仍维持在500元以上的水平,而农村居民衣着支出增幅一直不大,从30.86元增加到最高113.77元(1996年),之后降到100元以下。(4)城乡住房、家庭用品及精神文化生活差距也很大。众所周知,一般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民的纯收入除此以外,还要有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如果扣除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城乡差距将会更大。
4.城乡差距还表现为[6]:(1)城乡医疗差距大。目前,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只有10%之多,80%以上的农民属于自费医疗群体。近几年,由于公共卫生供给短缺,医疗价格大幅度攀升,农村不少地方出现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2)就业差距大。城市劳动人口的登记失业率为5%,农村劳动人口的失业率没有人计算得出,抛开进城打工的1.3亿劳动力不算,留在农村4亿劳动力的利用率也只有50%左右。(3)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大。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不断下降。
当然,在这些差距中,收入差距、消费差距是最直接的经济差距,医疗差距、教育差距、就业差距、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则是间接的经济差距,因为医疗差距、教育差距和政府公共投入差距都会影响居民的就业和生活,从而影响其收入。
(二)城乡经济差距悬殊的原因
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居民自身素质、能力的差距较大,这体现在城乡教育差距上。但是除了居民个体的能力差异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城乡政策性收入差距造成的,但主要是城镇居民享有较多的福利水平和拥有较多的财产积累,从而具有更强的消费支付能力。
在实际的城乡政策上,确实也证明了这种城乡差别。另外,地方政府在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各地支持农业生产的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总体上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政府对农业支出的份额始终大大低于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投资政策系统不利于农业,这也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在我国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上,中央政府主要以纯公共产品的供给为主,由于农村社区的边缘性、生产的分散性及公共产品受益的区域性,各类物品和服务对农村经济的发展的直接效用并不大;地方政府作为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也没有相应地承担起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而是按照“公共产品的受益原则”将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层层下推,大部分的准公共产品,特别是“软”公共产品或者不能有效提供,或者最后由农民自己承担。这种农村个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关系的模糊与颠倒是中国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之一。这具体体现在最主要的地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上,如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水利设施、道路交通等实质上实行的是农村地区“自给自足”的政策。相比之下,城市公共产品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提供[7]。还有土地征用制度也对农民存在着的明显不公平,农民合法权益被大量侵占。这些因素都是造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另外,城乡要素不是完全自由流动,这不但阻碍了城乡经济的更快发展,也阻碍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程度和步伐。
许多发展理论认为,劳动力从边际劳动生产率近乎为0的农业转移到非农部门,可以通过缩小两个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差别来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但是,现实却出现了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情况。蔡昉(2005)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如果劳动力流动不足以形成足够大的力量,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或者农村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或者甚至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在劳动力流动发生的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也仍然会保持甚至扩大。林毅夫等(2004)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认为迁移的确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机制,但他们同时也观察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目前的迁移规模仍然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
在城乡要素流动方面,从理论上讲,二元结构理论,只谈到了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却没有讨论城市居民往农村转移的问题。实际上,目前我们的人员流动主要是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转移,并且这种转移还不是充分的、自由的,还受到很多的制约,劳动力的流动不是理论上的自由流动。因此,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到城市,转移到城市的人口也不能完全享受到城市的同等待遇,致使转移人口拥有的农村资产没有退出来,没能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另外,由于国家的土地政策等制度约束,城市的人口基本上不能往农村转移,导致那些在农业方面有专长和爱好的城市居民不能进入农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导致了城乡人力资源都没有得到有效合理的利用。由此可见,城乡差距悬殊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不完善,城乡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尤其是城乡劳动力要素流动受阻,得不到有效配置。
2.城乡空间作用机制不能完全形成,市场主体不能根据市场收入在城乡自由选址,致使城市向周边农村在空间上的扩散步伐受阻。
3.城乡公共产品投入机制不完善,致使在农村居民收入本已低于城市居民的情况下,农村居民获得相同生活条件的生活成本又大于城市居民,从而加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4.城乡社会保障机制有欠缺,致使在农村居民收入本已低于城市居民的情况下,城市居民获得同等条件下的福利保障补贴大于农村居民,使本已在收入上与城市居民相比差距悬殊的农村居民雪上加霜。
三、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机制的构思
区域政策决定区域居民的政策性收入,影响区域的经济环境,并且也对所在区域居民的市场性收入产生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城乡经济差距之所以一直这么大,甚至越来越大,原因就在于没有很好地对城乡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城乡的政策性收入不一样;同时,又不能使城乡要素真正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严重的阻碍,致使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难以缩小。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的差距,而且要充分利用城乡要素资源,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因此,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不能寄希望于某个领导或某个领导班子,不能指望行政命令来强制执行,而应该从问题的根本入手,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构建城乡共同发展、缩小差距的机制。总的说来就是应该允许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同时,统筹城乡政策,对城乡建设进行统筹规划。鉴于此,笔者认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应该从以下几个“机制”入手。
1.要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要素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让城乡要素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发流动,实现收入最大化目标下的有效配置,使居民城乡市场收入均等化。
2.要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产品投入机制,使城乡公共产品均等化。目前主要是增加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以使农村要素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利用,降低农村居民获得城市居民同等生活条件的生活成本,同时也为农村居民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从而使农村居民获取市场收入的潜力和能力得到改善和提高。
3.要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农村居民能够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利,获得相应的福利保障补贴。目前急需要做的是缩小、甚至均等城乡福利保障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