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产生的条件篇1
一、川中丘陵地区农业资源的局限性
川中丘陵地区由于不平坦，其资源条件对农业生产而言，存在许多局限性。
1.生产规模、集约化难度大
由于不同程度存在坡地和谷地，地势不平坦，不易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不利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大幅度提高，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存在局限性。
2.蓄水、保水功能差，干旱现象较严重
由于地势不平坦，同一地域落差大，一遇下雨涨水，雨水很快就从坡地流入沟地，进入小溪、小河、大河，不易蓄水保水。遇到天旱，由于蓄水保水功能差，蓄积的水量有限，很容易出现旱灾。抗旱一般都要一级甚至几级提灌，成本极高，农业生产严重受挫。
3.土壤墒情严重恶化
川中丘陵地区除河坝地段有一些平坝外，可耕作地基本都有一定坡度，有的坡度还相当大，泥沙冲刷严重，肥水流失大，土壤墒情变差，农业生产条件逐渐恶化。
4.生产成本高
无论是保持农业生产的水、肥等生产资料成本，还是农作的劳动力成本或是运输成本，都相当高，很不经济。
二、川中丘陵地区的自然优势条件
川中丘陵地区地理条件特殊，地形条件差，但气候、降水等自然条件有一定优势。大都分布在温带及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件下，无霜期较长，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年降雨量一般都在1000mm左右，年平均气温16℃左右，海拔高度一般在300～1000m范围，对于许多温带和亚热带农作物而言都是较好的自然生长环境。
三、川中丘陵地区农业经济模式的现状
由于地理和历史等原因，为了解决人们的温饱，川中丘陵地区绝大部分都是以农作物栽种为主、经济作物为辅、渔牧副业补充的农业经济格局。长期以来，尽管农业生产成本相当高，但以粮为主的格局始终未打破。究其原因：①由于人口急剧增加，粮食需求量剧增，农民迫于维持生计，所以不愿放弃粮食生产。②农民素质不高普遍，文化程度低，对新技术、新的生产模式及项目不易接受。即使接受了，也不易产生出很好的效果。因此，不想也无力去改善传统的生产模式。③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调整农业结构的初期成本高，农民无法承受。④对不利自然条件缺乏切实可行的改良方案。长期以来，各级地方政府都在花大力气改田、改土、改水，都是想将坡田地改为可耕种的耕地，但由于成本太高，投入又有限，收效甚微。
四、川中丘陵地区农业经济模式优化的原则
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成本高，效益差，加之对环境的破坏不断加剧，这样的经济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和时展的要求。因此，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对现有经济模式进行调整优化。调整优化应遵循的原则：①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当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做代价。在追求产量及收益的同时，要考虑到不能给生态及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能耕则耕，不能耕种则不要强求。②效益最优原则。发展农业要算好经济账，要尽可能以低成本去开发和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成本及费用要尽可能低。多年来，由于处于温饱线之下，粮食需求为第一需要，农业的最大目标是提高粮食产量，往往忽视了劳动力、自备农用生产物资等生产资料的投入。有时即使考虑了，也计算得很低。实际上，许多农业生产是处在亏本经营的境地。③是注重生态效益的原则。要充分认识到川中地区在全国生态系统的位置，特别是水资源及环境的保护要给予充分重视。川中地区泥沙冲刷严重、肥水流失大，不仅对当地，对长江中下游乃至全国大部分地区生态和环境都有极大影响。④市场化的原则。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农业经济要发展，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则，让市场机制在农业生产资料的配置、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农业综合服务等诸多环节发挥作用。
五、川中丘陵地区农业经济最优模式
针对川中丘陵地区的自然资源条件，本着可持续发展和效率最优等原则，其经济模式应确定为：旱地以种植林果业、草业为主，水地以种植水稻和养鱼为主。增大经济林果业种植，扩大森林覆盖面积，特别是大幅度减少土上作物的种植，尽可能避免耕作坡地造成的水土流失和高成本，以大幅度提高森林覆盖面积，达到固沙、保墒和改善生态的多种功效。
六、川中丘陵地区农业经济模式优化的途径
川中丘陵地区自然条件特殊，气候条件好，适宜动植物生长；地形及土地条件相对较差，极易造成环境及生态破坏。要实现经济模式的优化，就必须从多方面考虑，多角度入手。
1.积极实施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
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是当前川中地区经济模式优化的捷径。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将25℃以上的坡耕地，尽可能地退耕还林（还草），大幅度提高森林覆盖面积。25℃以下的旱地，以种植蔬菜和优质农作物为主，水田以种植水稻和稻田养鱼为主。这样，水土流失少，利于生态的优化，也避免了农业生产的高成本。
2.抓好工业经济的发展
无工不富，没有一定工业基础，仅仅依靠农业或第三产业，经济仍发展不起来。经济基础差，农业投入就很少，农业的负担也会加重，农业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制约。
3.抓好农业产业化经营
将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农业为基础，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实行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用管理现代企业的办法，进行农业生产和开发，可以极大促进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促使传统农业逐步向现代农业转变，以切实优化农业经济模式。
4.加快小场镇建设
小场镇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小场镇发展起来，一方面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服务场所，也为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场所，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民群众收入增加，需要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水、电、气等基础设施齐全的小场镇是较理想的选择。因此，要不失时机地加快建设。
小农经济产生的条件篇2
论文关键词：综合农协；“三农”问题
1引言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社会财富大幅提升，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但与此同时，“三农”问题作为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逐渐凸现出来，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主要问题。交易条件恶化、交易成本过高是农村发展障碍的主因，这一观点已取得国内外学者的认同。中国政府多年来通过财政补贴和引进现代金融体系等方式，试图解决农业问题，但收效甚微。2010年，中央再发一号文件，对“三农”工作做出新的部署。文件宣示了一个新的趋向：更多赋予合作社多样化的职能——从承担新增农业补贴、进行产销对接、兴办农村资金互助社、自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建立党组织等诸多方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进行了阐述，反映了中央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立足专业性适度综合化的全面发展思维。中央一号文件为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指明了道路，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性决策。
本文将以分析中国农业发展现状为基础，通过比较农业发展模式中欧美模式和日韩模式的差别，探究中国农业政策未来发展方向，并对如何建设综合农协提出自己的建议。
2交易条件恶化和交易成本过高是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主因
中国小农经济土地规模化程度低、分散化经营、70%以上兼业的本质决定了农业部门生产率在过去30年中没有发生质的提高，而与此同时，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和附加值却取得了质的飞跃，生产率和附加值差距不断拉大的必然结果就是交易条件恶化。这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一种不可逆转的过程，怎样解决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在乡土中国，事实上任何现代化类型的政府体制都不可能对农村提供全面的公共品，也无法克服外部主体与高度分散的九亿农民之间的“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如果这些相对于乡土社会而言属于外来上层建筑的实际费用没有被足额支付，就必定导致现代上层建筑与小农村社制经济基础之间的不适应，就必定带来三治问题。可以用改制之前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来说明这个问题。由于小农经济的特性，农民的借款额度都是非常小的，再加上小农经济剩余小、风险高，放贷之前的信用调查往往都要花费很高的成本，因为农信社只能利用纯商业化的“纵向”信用，即通过工资单、房产局、土地局等途径对农民的信用做出评价，而在农村特有的人情社会中，这些信用评价则来自于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两者之间存在着极高的信息不对称，正是这种极高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过高的交易成本，使农信社更倾向于把钱贷给城市工业部门而非农业部门。
因此，解决交易条件恶化和交易成本过高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大前提，旨在发展农业的任何政策措施都需在这个大前提下进行，有效解决或缓解交易条件恶化和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农业的重要切入点。
3政府农业政策分析
为了解决上述农业衰败的问题，政府每年都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希望通过财政补贴和引进现代金融机构的方式解决农业生产剩余过低和资金极度稀缺的问题，但是，大量的投入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农业衰败的进程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
其实，这些结果还是由于中国小农经济特点所导致的。正如前述交易条件恶化和交易成本过高的前提，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太大（2005年农村人口7亿4千万），每个农民所分到的财政补贴不可能完全填补他的交易损失，农民获得的财政直补相较于其严重恶化的交易条件，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其结果就是政府虽然花费了大量的财政支出对农民进行补贴，但仍无法改变农业附加值低、生产剩余小的状况，农民的交易条件仍然处于恶化的状态。
在当前的农业要素构成中，劳动力是过剩要素、土地是短缺要素、资金是极度稀缺要素，在这种要素配置条件下，如果单纯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资源配置，农业绝对无法产生社会平均利润率，农民也无法得到社会平均收入。资金是农业发展的龙头要素，对农业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为了解决农业资金极度稀缺的困境，政府曾希望使用金融政策，在农业部门中引入现代金融体系，以实现农业资金的融通和再投资、再循环，农村信用合作社、农行等现代金融部门应运而生。农业部门将其与工业部门交易后仅剩的资金存入这些现代金融部门，但是，这些农业部门仅存的生产剩余并没有起到在农业部门中再生产、再投资、再循环的作用，而是以每年数以千亿记的数额通过这些现代金融部门流入了城市的工业部门。因为农信社等现代金融机构均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但小农经济利润率低、剩余少、风险高的特点，以及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导致现代金融部门更倾向于选择利润高、风险小、成本低的城市借贷。资本的净流出更加恶化了农业发展的资金基础，甚至直接导致了农村高利贷盛行的现象，对小农经济以及农村社会的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综上，政府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在现有的条件下，没有达到其政策初衷。
4农业发展模式的国际经验比选
单看工业化阶段的农业模式，世界上大体是“三分天下”的局面。其一，以美国为代表的不超过十个的前殖民地国家实现了规模农业，并靠规模扩张、简单生产力外延扩张来积累足够资本，进行资本化农业；其二，以欧盟为代表的现代化市民农业，其中超过60%的农场主是无力进入高端资本市场的中产阶级市民，这种农业不可能完全靠机械化，而是与生物技术相结合的资本半深化的农业和绿色主义运动导向的生态化休闲农业；第三种，以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日本、韩国所代表的东亚模式，因没有被彻底殖民化，留下了大量的原住民人口，由于人口密集、资源高度稀缺形成的是小农村社制。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农业发展模式的争论就集中于欧美模式和日韩模式的选择上。
欧美模式成型于20世纪90年代，其特点是由政府成立规模庞大的农业信贷体系，政府进行农产品信贷担保，对农业提供高额补贴。
日韩模式的特点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由政府对于农民合作社给予特殊政策支持，日韩等国的农业金融体系是以合作形式为主体，政府给予资金和政策上的扶持，同时政府放开有盈利条件的涉农领域，例如生产资料供应，生产的储运、销售、加工，农业金融、保险等，允许农民组织形成合作社进入这些有收益的领域，研究表明，日本农户收益中的80%得益于此种模式，日韩模式集生产合作、购销合作、信用合作为一体，通过资金互助加强了农民之间的经济联系，日韩模式真正实现了农业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从而拓宽了农村经济及金融业的发展。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既不可能通过殖民的方式来成倍扩充土地以实现土地专业化规模化经营，也不可能每年安排大量的财政资金对涉农领域给予高额补贴，所以我们应该走日韩的农业发展模式，学习日韩综合农协经验，将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综合性合作，保障其在部分非农领域的收益，同时给予普惠性的财政和税收支持，以达到农民增收、农业脱困的目的。
5日韩模式中国化发展方案
5.1专业合作社应逐步发展为综合性合作社
过去中国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一直就土地谈土地，忽视了小农经济的实际情况，忽视了“综合性”这一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点，而且把农民合作局限在收益率很低的农业生产领域，没有放开有盈利条件的涉农领域，这是中国“三农”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的根本原因。
我国小农经济的现状是两亿多农户、70%以上兼业、专业性差、高度分散化以及缺乏组织化，在这种条件下组织各类完全局限于生产领域的专业合作社，让一家只种了几亩地、养了几头猪、几只鸡的农户分别去参加蔬菜合作社、养猪合作社、养鸡合作社，非但不会解决农民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反而会增加农民的生产成本，失败也就成了必然。因此，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小农经济，就需要一种综合性的合作社来提供合作服务。
多种经营领域中的综合合作社是以合作形式为主体，政府给予资金和政策上的扶持，同时政府放开有盈利条件的涉农领域，例如生产资料供应，生产的储运、销售、加工，农业金融、保险等，允许农民组织形成合作社进入这些有收益的领域。农民通过这种综合合作，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改善了交易条件，综合合作社在有盈利条件的涉农领域取得的利润可以反哺农业，真正实现农业资金的再生产和再投资。
5.2综合农协的核心是金融合作
前面提到，资金在农业中属于极度稀缺要素，而且资金是发展农业的最关键要素，缺少资金支持，农业将寸步难行。但是交易条件的恶化决定了现在的农民无法取得社会平均收入，农业无法产生社会平均利润率，而现代金融部门是追求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这就意味着，现代金融部门不会主动进入农村农业，即使在政府政策指引下进入，也会使交易条件更加恶化，不会起到融通农业资金，促进再生产和再投资的作用，改制前的农信社、农行离农而去，与农业渐行渐远，正印证了这一点。
因此，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发展以内部化多种金融业务合作为核心的多种不同经营领域中的综合性合作社。“内部化”的意思就是利用中国农村特有的熟人社会特点，建立起一套有别于现代金融信用体系，但适用于农村的信用体系。这种内部化解决了现代金融体系与农民信用体系的信息不对称，使信用成本在综合农协内部就被消化，从根本上解决了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使农村资金能有更加有效地融通，促进农业的再生产和再投资，从而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的平均利润率，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5.3制度创新是建设综合农协的保证
综合农协作为发展东亚小农经济的重要组织保证，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三农”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我国发展综合农协有其紧迫性和必要性。在全国推广综合农协，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多方面的积极努力，制度创新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综合农协的发展存在着制度上的阻力：“综合农协是什么样的组织机构，是民间团体，还是经济组织，目前我国尚未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因此，如何解放思想，积极进行制度上的创新，努力推动综合农协的发展，是中央乃至各地政府都应考虑的问题。
小农经济产生的条件篇3
关键词:农民增收;现实约束;经济因素
近年来,随着中央农业政策的调整和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民收入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但是,当前我国农民增收的经济基础还是不稳定的,农民要想持续稳定地增收也还存在不少难点和障碍,这里既有农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内在因素,也有市场化、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政策和人文因素。其中农村要素禀赋、农业产业特性、农产品市场特征等是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要素禀赋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约束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任何社会生产都是多种不同的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配置。由于不同国家、地区或行业的生产要素储备或资源禀赋不同,因而产品的相对成本不仅由技术差别决定,而且由生产要素禀赋决定。
(一)土地资源的约束
土地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从土地资源来看,农业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资源约束性行业,包括刚性约束与软性约束。刚性约束是指不断膨胀的人口基数日益受到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制约,使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极低。从全国来看,我国土地所承载的农业人口压力过大,使本来已经紧张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资源的软性约束是指在现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框架下,土地资源流转性差,配置不合理,导致了超小的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和较低的收益水平。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谷物生产效率已经接近耕地光热水土条件下的生产潜力,土地增产空间不大。理论上说,在单产无法提高的情况下,增加农业收入还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来实现,但由于人增地减,规模经营无法实现,如此,靠小规模土地经营并不能够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
(二)资本要素的约束
公共财政理论强调,财政作为一种社会再分配和宏观调控的方式,应该把有限的资金投向重要产业、弱势群体、弱小产业或私人资本不愿投资的领域,也就是财政要扶持和保护市场中的弱势产业和群体。但不合理的财政体制制约了财政对农业的投入。“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但现实情况是,脆弱的农村金融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一,农村金融信贷主体功能发挥不到位,农村信贷支持总量不足。目前,农业银行收缩其在农村的网点,贷款审批权限上收,信贷资金已基本从农村市场退出。农业发展银行应有的农业开发信贷功能未予发挥,对需要政策性金融投入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业务很少。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产权不清、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在硬件设施、经营管理、业务品种、人员素质、服务功能等方面尚不能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相适应。
第二,金融主体信贷服务与创新能力不足,农户联保贷款难。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和农村经济组织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目前农村金融市场的主体——农村信用社的服务却落后于发展的需求。一是农村信用社贷款的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相脱节,影响了支农资金的使用和周转,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二是金融工具单一,一些新的信贷品种没有系统运用,金融服务效率较低。
第三,农村金融风险管理和风险补偿机制建设滞后。当前,我国的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变为总量平衡,农业发展由资源约束转变为资源与市场双重约束,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加大。同时,农业发展项目受自然条件和政策因素影响较大,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加之信用环境较差,欠贷不还问题时有发生,金融部门支持“三农”承担着较高的风险,而目前相应的风险管理和担保机制尚未建立,政策性支农贷款风险也几乎全由商业性金融机构承担,缺乏相应的风险分散、补偿机制,导致支农贷款难以持续快速增长。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趋利性使农村闲置资金大量外流。其中,农村信用社是农村资金外流的重要渠道,邮政储蓄被认为是农村资金外流的“高速公路”。农村资金的外流,削弱了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三)人力资本的约束
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劳动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农产业就业收入普遍高于农业收入,大批有文化和技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从而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偏低,严重影响了对先进农业技术的接受能力,进而使科学技术在农村中的普及推广难度增大,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的效率不高,最终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二是由于我国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大批新兴产业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使原来许多可以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难以适应新的需求,相对收益下降,甚至因无法找到工作被迫返乡。尤其是在非国有企业,由国家统一制定的工资收入标准已被突破,收入按人力资本水平由市场机制决定在劳动力市场中非常明显,高素质群体收入增加很多,而入城务工农民群体的收入则增长缓慢甚至下降。
二、农业产业弱质性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约束
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和经济波动的起点。在我国现
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与非农产业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弱质性特点。
(一)农业生产经营的自然风险
农业是以生命有机体作为生产对象的,具有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统一的生产特点。正因为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无法预测的农业自然风险。一方面,农业要利用生命有机体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来获取产品,而这一过程和外部自然条件的优劣存在着直接的相关性,因此外部自然条件直接决定与影响到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的高低。另一方面,农业中的主体部分——种植业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布广延性特征,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极强,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对外部自然力控制程度相对一定时,气候条件与自然灾害往往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命运。
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农民收入风险系数大。相对于非农产品而言,由于农产品的需求量的变动对收入变动的反应相对不灵敏,因此,即使在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也相对有限,而不会像对非农产品的需求那样迅速增加。农产品需求弹性不足,必然导致农业生产需求拉力不足与市场竞争乏力。而且,在农产品的买方市场条件下很容易形成过度竞争的不利局面,造成农民丰产不丰收的现象。
(二)农业形成产业利润的缺失
农民所从事的产业是农业,农业本来是一个古老而完整的产业,而且这一产业还可以凭借自然生产力而实现产业的发育和进步。从理论上说,从事农业产业应该获得较高的收入。然而社会的发育和经济的运行,使农业产业被分割为产前、产中、产后三个产业,并且分属于不同的经济利益主体。产业资本通过农产品加工获得利润,商业资本在农产品流通中获得利润,而农民仅占有农业产业的中间环节低于平均利润的收益,形成了产业利益获得的空洞。产业空洞对农民收入的第一个影响是使农民收入以第一产业为主,失去了分享二、三产业利润和剩余的机会。这样当一、二、三产业利益不均衡,工农产品价格不合理及农业不景气和农产品跌价时,农民的收入就要受到影响。产业空洞对农民收入的第二个影响是加大了农民收入对农产品供求形势与价格的依赖程度。当农产品卖难和价格走低时,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和收入减少则成为必然。
(三)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比较利益低下
农业产业化作为一种经营制度是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针对家庭小规模经营和市场之间的矛盾对经营体制的一种创新,主要是以当地资源开发利用为基础,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建立支柱产业,目的是通过农户与农户、农户与企业之间的联合形成集体组织力量抵御市场对农业的冲击,并使农户与企业分享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这种方式必然会带来农业的增效和从业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一条适合当前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农业发展道路。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并不十分顺利,除了在少数发达地区发展比较迅速之外,其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经营规模小,目前还是以分散经营为主的小生产格局,缺乏大规模的企业,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农产品加工。第二,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原料收购和被收购的关系。大头利益一般都在工、商环节,农民不是平均利润的分享者,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市场风险基本上由农民消化和承受。第三,进入市场的初加工产品多,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比较利益低。第四,生产手段落后,以手工劳动为主,产品技术含量低,市场竞争力弱。可见,在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的农业发展道路中,目前我国农业仍然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阶段。
三、市场风险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约束
在传统计划经济环境中,农业生产经营几乎感受不到来自市场的挑战与风险,但伴随着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性转轨,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生产经营必须面对市场经济的机遇和挑战。
(一)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市场风险
在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中,农产品的价值实现必须借助于市场机制,因此市场供求状况与经济机制对农业生产经营效益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一,市场经济是通过价格来决定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生产决策与产品销售在时间上分离,因此现实的供求状况并不代表未来的供求状况,生产决策的市场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第二,农业生产增长受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的双重约束。前者的内涵在于人们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趋势,人们对农产品消费需求的相对缩小限制了农业的持续增长。后者的内涵在于人们的消费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农业提供的主导产品恰恰是食物,于是在特定条件下农业生产发展往往会跌入恩格尔陷阱。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拓。第三,农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市场影响农民增收主要通过以下因素:一是市场容量大小。二是市场供求结构。三是市场开放度。这三个因素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往往又是通过农产品的供求价格弹性发生作用的。一般说来,农产品弹性系数同市场容量成正比,同市场需求结构和本国市场开放程度成反比。在农产品弹性系数一定的条件下,扩大市场容量,调整农产品供给结构,可以形成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格局。如果农产品受国外同类产品的冲击,势必造成农产品市场容量的相对减小和农产品市场弹性系数下降,于是出现了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悖论。
(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自我保护能力差
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历来没有规模经营的传统,农户家庭经营分散狭小,市场组织化水平低下,这种小生产组织形式,不适应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的需要,严重阻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超小型土地资源环境格局显然不利于农业市场谈判地位的强化,农民不可能去影响市场价格,相反只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收者。因为农业人口过多,且经营分散,使农民通过适当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利益团体的成本过高,致使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形不成对损害农民利益行为的抗衡力量和制约机制。而作为需方的国家或农产品加工和流通机构却组织严密,这种非对称性导致农民利益受侵害,表现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是农户势单力薄,在交易谈判过程中处在弱者地位。作为买者,要受到来自专业商人和工业厂家的“卖方垄断”,从而不得不接受比自由竞争条件下较高的工业品购买价格。作为卖者,又要受到来自专业商人和工业厂家的“买方垄断”,从而不得不接受比自由竞争条件下较低的农产品出售价格。农民因此受到具有垄断地位的市场主体的盘剥,从而降低了市场效率。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与农业市场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在获取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的同时,将面临着更大市场波动的风险。
(三)农村市场体系发育不完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市场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健全与否对农村生产要素的配置,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很强的关联和影响。经过近30年的改革,应该说,农村市场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市场体系发育还不健全。一方面,市场基础建设差,不能及时为交易方提供准确的供销信息,许多农产品价格形成没有经过充分竞争。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缓慢,基本上以户为单位进行经营,没有形成规模,导致成本高、效率低。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环节过多,造成流通成本高,农民在经济生活中利益损失严重。另一方面,作为市场交易基础的产权制度仍不健全,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并未真正拥有独立的受法律保护的产权,市场机制运行的效果也不理想。同时在供求机制方面,以市场调查和预测为指导的结构调整和农作物品种改良等工作进展相当缓慢。在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方面,农资价格与质量的市场调控不力,农产品的价值实现困难,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这些对农民增收目标的实现是很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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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产生的条件篇4
首先，绿色经济是以生态经济为基础，以知识经济为导向，从社会生态条件出发，所建立的一种“可承受的经济”。绿色农业经济作为绿色经济形态之一，其本质是要实现农业生产经营与社会、生态资源的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发展绿色农业经济对防止单纯追求生产增长或强调生态保护，使农业生产从经济数量增长向社会效益增长转型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次，绿色农业经济生产过程是先按照农业生态规律，对各种农业资源进行开发并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然后在此基础上达到的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活动过程。所以，绿色农业经济生产与一般农业物质生产有着本质的区别，它通过采用具有节约、清洁、无污染等优点的绿色农业生产技术，将经济发展同农业生态环境附加值的增长联系起来，实现了二者协调统一的发展。
最后，由于绿色农产品减少了生产、消费过程中及消费后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因而降低了未来社会治理污染所需投入的资金、技术与人力的强度，也就是降低了未来清洁环境的成本，使得绿色农产品具有很高的价值。所以，发展绿色农业经济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2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
2.1地域环境是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环境支撑条件
绿色农业生产区所在地的地域环境体系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生产区的区位条件，生产区空间分布的特性，生产区的地域、地势、地带特点，生产区的区域差异规律，生产区所在地的生态结构、生态环境状况、人文环境状态及地区环境容量。
绿色农业地域环境体系有助于我们掌握绿色农业生产区的区位特点，使绿色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能扬长避短，根据各种生物所适应的特定繁殖生态位来发展相应的种植与养殖业，以逐步达到绿色农业生产的高产、优质、高效目标；有助于我们看清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有利环境条件与不利环境条件，使绿色农业生产者及时掌握区域环境容量，确定绿色农业生产区所必须遵循的环境约束条件的临界点与阀值，进而将绿色农业经济发展控制在可承载的环境容量之内。
通过提高一个绿色农业生产发展的环境预警屏障，促使绿色农业生产者保持这个生态环境体系的良性循环，以使其足以支撑绿色农业经济持续发展下去。所以，地域环境在绿色农业经济发展中是最为基础的支撑条件。
2.2农业资源承载力是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资源支撑条件
农业资源是农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固有资本”。农业资源承载力是指：一个地区范围内，人均占有的农业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对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当代及后代人口基本生存与发展的支撑能力。从农业生存的角度来看，某一地区所拥有的农业自然资源数量越多、种类越丰富、质量越高，那么该地区的农业资源承载力就越强，其支撑作用也随之增强，农业的生命力也就越旺盛；从农业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当某一地区的农业自然资源能够承载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满足当代人口及其后代人口对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需求，那么，该地区的农业经济就可以持续发展下去。
绿色农业作为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模式，虽然依靠绿色技术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以满足人们对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欲望，但并没有改变农业自然资源本身所具有的原始承载力，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提高了农业自然资源对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的弹性。
2.3绿色农业生产力是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动力支撑条件
绿色农业生产力是指：绿色农业生产在农业劳动力、绿色技术与农业资本（含物化资本）的总体水平运动下，可能转化为绿色农产品的能力。
显然，绿色农业经济发展会受到绿色农业生产力的制约，制约的程度取决于绿色农业生产力对绿色农业经济发展支撑作用的强弱，而其支撑能力的强弱又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在人力上表现为绿色农业生产者的素质水平；在技术上表现为绿色农业科技含量水平及技术普及状况；在资本上表现为资金投入水平及融资渠道的数量和种类。所以，绿色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将决定绿色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它是推进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
此外，绿色农业生产力是一种集合生产能力，其中某单一要素生产能力的大小虽对整体生产能力有影响，但不能决定整体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同时，不同要素之间的组合方式并不能简单的叠加，而要巧妙结合、有机组装，以达到效益最佳的目标。所以，绿色农业生产力作为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动力支撑条件，对其支撑能力的改善应给以相当的重视。
2.4智力支持是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决策支撑条件
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智力支撑条件也可称为绿色农业生产者的管理调解能力，它需要绿色农业生产者的认识能力、决策能力及调节应变能力能驾驭“农业—自然—社会”这个复合系统，以适应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要求。通常情况下，在绿色农业经济发展中以实现“最小”、“最安全”、“最经济”、“最合理”、“最协调”等目标的行为，可统统包含于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决策范畴。
绿色农业的经济发展决策可分为2类：一类主要解决绿色农业经济发展“最优化”的一般性决策，另一类是主要解决绿色农业经济发展中最可能的“安全临界”的风险决策。其中，风险决策是绿色农业经济发展处于某种最优化前提下，综合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某些不确定因素，经过分析后得出到的以最小风险为代价，获得的某种最佳效益的具体结论。也就是说，风险决策是对一般决策的调整与修正，其目的在于使决策更利于绿色农业经济的发展。
绿色农业经济发展不仅要求绿色农业生产者能控制某种或某些变量，还要求绿色农业生产者能评价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系统在这些变量被控制后其反应的合理程度，以便由此回溯，再调整或重新制定相应的若干控制措施，直至系统反应表现出最佳效应或最优特性为止。因此，绿色农业生产者智力素质的高低也成为支撑绿色农业经济顺利发展重要因素之一。
3加强以上条件对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的政策性建议
3.1法律法规
国家根据现有的关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出台国家和省级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规定，并以此为准绳，严格贯彻落实，做好配套细则工作；各地区根据自己的农业经济发展现状，建立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树立农业自然资源整体化的观念，通过农业资源立法的前瞻性，强化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意识，以确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法律的地位，并建立农业资源综合管理系统；各地区尤其是绿色农业试点区要积极拓展有关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的覆盖面，并将绿色农业生产、绿色技术推广、绿色农产品销售统一起来，共同纳入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系统中来。
3.2财政政策
国家结合现有的财政扶持政策，在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的同时，出台一系列支持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相关财政政策，以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向绿色农业领域的转移；探索建立绿色农业经济发展基金，对致力于研发绿色技术、从事绿色农业产业化经营、开发绿色农产品销售渠道的组织给予财政上的重点扶持。
国家在完善现有税收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制定出相应的、专门针对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地区再依照国家规定的优惠标准，根据自身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及实际状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制定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信贷扶持政策，对积极从事绿色农业生产，推进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绿色农业生产经营者，通过农业银行和信合以低息贷款、无息贷款、延长信贷周期、优先贷款等方式予以资金上的支持，并拓宽他们的融资渠道，以逐步完善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融资模式。
通过探索绿色农产品的资源价格体系构造，理顺不同地区的价格体系间的关系，出台绿色农产品的价格调节政策，以确保绿色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经济效益。
3.3技术研发
减量技术：大力普及高效喷灌设施，推广高效栽培技术和集约化养殖禽粪便的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用绿色农产品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推动农业资源高效产出技术和无害化生产。
利用技术：重点研究应用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再利用，在某些相对产出效率较低的农业生产部门，积极推广投入产出转化系统的优化技术，以促使绿色农业生产者更新现有生产设备、再造生产工艺流程、调整绿色农产品结构和提升生产管理水平。
替代技术：重点研发再生能源的高效循环利用技术，积极推进绿色农业能源的应用技术，大力鼓励低物耗、低能耗和高转化率的生物质能转换技术。
系统化技术：加快建设以绿色农业生产试验区为载体的绿色农业产业化经济发展平台，在整个绿色农业产业系统中建立起“生产资料供应商—绿农—绿色产品分销商—绿色产品最终消费者”的持续性物质流和资金流途径，以实现绿色农业经济链上各节点的共生耦合。
3.4教育培训
加大对绿色农业生产者道德文化、市场意识和管理技能的培养力度，以提高他们接受新知识、新观念的能力，树立经营管理理念和市场竞争意识；在已有的职业技术培训体系的基础上增加绿色技术的培训，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来充分发挥资源生产力；采用多层次、多渠道的教育培训模式，不仅要有国家、省级的农业科教机构，地、县、乡也要积极推动绿色技术推广中心、农广校、农业中专的建设与发展；各地区对于开展绿色农业教育培训的组织机构要给予政策上的鼓励和财政上的支持，并最大限度的利用各种媒体广播及网络，大力发展农村远程教育；政府要做好普法教育工作，让农民了解与绿色农业生产及日常生活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自己应有的权利和应经的义务，以提高他们依法办事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刘思华，刘泉.绿色经济导论［m］.同心出版社，2004，（1）.
［2］高洪深.经济系统分析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9）.
小农经济产生的条件篇5
关键词：农产品贸易条件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问题的提出
农产品是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产品，贸易条件则是衡量一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贸易利益大小的重要指标，贸易条件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各国的切身利益（陈洪岩，2012），因此对农产品贸易条件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同时在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大程度上在农产品贸易中获取利益，增强贸易竞争力。
目前学者针对农产品贸易条件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的研究大多是针对中国与日、韩、欧盟等个别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贸易条件或个别因素对中国整体贸易条件的影响，而缺少对中国与世界农产品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研究。因此，本文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变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提高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并推动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测算和趋势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查询了1996-2011年中国大宗农产品贸易的相关数据。按照《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农产品分为四类，包括二十四章。第一类是1至4章为活动物以及动物产品；第二类是5至14章为植物产品；第三类是动植物油、脂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等；第四类是15至24章为食品、饮料、酒以及醋、烟草以及其代用品。由于一些数据的缺失，本文在200种农产品中剔除了小部分贸易额小并且无法计算的数据，最后共选取180种农产品应用到本文的计算中，数据以1996年为基期，即1996年的贸易条件指数为100。
另外，在计算单要素贸易条件时，本文采用黄满盈在《中国贸易条件实证分析（1981-2004）》一文中要素贸易条件的计算方法：用农业劳动生产率来近似代替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总产值/农业就业人数。其中，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就业人数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趋势及其分析
本文在计算总体进出口价格指数的时候为最大化样本数量、减少剔除的数据、尽量减少误差，将报告期与基期所选取的商品类别进行统一，使计算结果更有比较意义。具体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农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2011年与1996年相比，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31.46点。其中1996-2003年，中国农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在波动中下降，在2003-2006年呈现一定的回升之后继续下降，并在2009年达到历史最低点，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及经济萧条的国内外环境所致。2009年之后，中国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
1996-2007年虽然价格贸易条件呈下降趋势，但因为出口数量指数大幅上升，出口数量的增长抵消了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局面，使得收入贸易条件得到改善。由表1数据可以看出，2006年中国农产品收入贸易条件达到一个相对的历史最高点，之后由于受出口数量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的波动性。总体来看，2011年与1996年相比，中国农产品的收入贸易条件改善，这主要是由出口数量指数增长所致。
虽然中国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但是单要素贸易条件自2003年以来呈现出大幅度的增长。2011年与1996年相比，单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增长了44.27点，这主要是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数增长所致。
影响农产品贸易条件变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张先锋、刘飞（2008）、陈洪岩（2012）通过研究发现：汇率、出口商品结构、人均资本存量、FDi和关税水平对价格贸易条件都有显著影响。冯晓玲、张凡（2011）利用回归方程得出由于出口量的扩张，导致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下降的同时，收入贸易条件却呈现逐年上升态势的结论。刘燕（2008）以弹性分析论为基础，通过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会改善中国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文武（2011）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中美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并不显著，经济增长、生产价格指数、劳动生产率对农产品贸易条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高宇（2008）认为宏观因素也是影响大宗商品贸易条件的因素，如经济周期和经济组织的力量以及一些无法避免的自然因素等。综上，本文将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因素归结为汇率、FDi、关税、出口数量、经济增长、生产价格指数以及劳动生产率七个因素。
（一）数据说明与指标选取
Y：我国农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数据来自上文的计算值；X1：汇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直接标价法下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X2：FDi，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X3：关税，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统计的农产品关税税率；X4：农产品出口数量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司；X5：中国相对于国外的GDp，用百分比表示，国外的GDp用世界的GDp减去中国的GDp来表示，反映的是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X6表示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X7：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2000年为基期。
（二）回归模型估计
利用1996-2011年的数据，以价格贸易条件指数Y为因变量，X1-X7为自变量，运用eviews6.0做散点图，X1-X7与Y之间基本上分别呈现线性关系，所以对其建立如下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1）
回归结果如下：
（2）
其中，R=0.9430，F=18.9086，拟合优度较高，但是解释变量中除了X1、X4、X5的t检验值显著外，其他变量均不显著，这说明模型中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异方差或者自相关性，下面对此进行检验并修正模型。
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表明，X2和X6、X6和X7、X2和X7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57570、0.933094和0.929602，最接近1，说明X2、X6、X7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采用逐步回归的办法，修正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分别用Y对各个解释变量进行一元回归，其中X4的拟合优度最大；再将X4与剩余的其他变量与Y间做二元回归方程，得出拟合优度最大的组合为X4、X5；顺次加入其他变量逐步进行回归，最终得到修正的回归结果如下：
（3）
其中，R=0.9201，F=31.6678，拟合优度较高。怀特检验中，由于nR2=9.656064，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11.07的临界值，所以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设。上述模型中的Dw=2.0671，n=16，k=1，取显著性水平α=0.05时，查表得dL=1.106，dU=1.771，而dU
因此，公式（3）即为最终的回归结果，即仅X1、X3、X4、X5对Y有显著影响，且X1、X4、X5为正向影响，X3为负向影响。
（三）结果分析
汇率直接影响进出口商品价格，研究结果表明，农产品实际汇率的上升改善了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实际有效汇率每变动1%，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正向变动1.97%。
FDi对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FDi主要流入到工业领域，由工业领域发生作用后间接引起农业领域的变化，由于影响机制中途可能受到外界的影响较多，所以影响不显著。
关税税率的系数为正值，X3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价格贸易条件改善大约0.34个百分点。说明我国征收关税起到了改善价格贸易条件的作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中贸易大国的地位。
农产品出口数量指数的系数为负值，X4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价格贸易条件恶化0.31个百分点。说明农产品出口数量的增加恶化了价格贸易条件。这一结果也符合供求理论，即供大于求时，价格下降；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
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有正向影响，X5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价格贸易条件改善0.86个百分点。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提高起到了改善价格贸易条件的作用，这主要因为我国通过利用新技术，采用新的劳动工具，提高了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以及产品质量，供给价格可能会随着投入的增加而提高，所以农产品劳动生产率的系数为正值似乎也是合理的。
农业劳动生产率X7对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在现实中是合理的，因为劳动生产率主要是以单位的产出来衡量，但是促使中国和世界进行农产品贸易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产出，而更多的是农产品品种和质量等方面的差别。
政策建议
首先，由于征收关税能起到改善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作用，我国可以根据世贸组织许可的正当保护的原则，合理调整关税税率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其次，不能盲目追求出口数量的增长，而应把重点放在增加农产品的种类和提升质量方面，更好满足并进一步拉动国内市场需求；最后，我国对农业的发展应继续在政策、资金和技术上提供支持，尤其应鼓励农业的科学研究，加大资金投入并且加大技术的引进，真正使我国农产品更具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张先锋，刘飞.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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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冯晓玲，张凡.我国贸易条件的动态变化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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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产生的条件篇6
论文摘要: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条件下，中国财政对农业投资的目标与农户理性经济行为不兼容，财政支农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影响财政支农政策效果。为改善财政支农效果，必须优化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结构，改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环境。
一、问题提出:财政对农业投资效益的反思
财政对农业投资在世界各国具有普遍性，其原因主要在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独特的地位、作用和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稳定农业生产，保证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社会公平等。财政支农政策目标体系内部各项目标之间关系较为复杂，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矛盾性。优化财政支农政策，协调财政政策目标，对于提高财政支农绩效，促进“三农”问题解决和城乡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财政对农业的投人总量也逐年增长，但其占财政支出总量的比重却在降低。从绝对量来看，财政对农业投人从1978年的150. 66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172. 97亿元，增长了20. 1倍，而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则从1978年的13. 43%下降到7. 85 % 。与此同时，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产值、主要粮食产量和农民纯收人增加的各项目标和各项目标协调程度来看，效果均还有较大改善空间。
已有的关于财政支农绩效的实证研究都是检验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和结构对农业产值、农民收入和主要粮食产量的影响。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就业领域扩大和农民收人来源的多元化，应该用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收入的产业结构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和主要粮食产量等的影响来衡量。为此，利用1978一2007年财政支农资金总量和结构数据以及农民收人产业结构等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和主要粮食产量作实证分析，以真实反应财政支农资金的绩效，揭示财政支农支出中的问题，尤其是通过分析财政支农政策的传导机制和微观主体行为模式对财政支农绩效的影响，为提高财政支农绩效提供理论支撑。
从影响农民第一产业收人的财政支出来看，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亿元，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增加0. 61亿元;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占总收人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农民第一产业收入减少2615. 75亿元。主要粮食产量和财政收人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有显著影响，但主要粮食产量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的弹性系数很小为0. 035，即主要粮食产量增加1亿公斤，农民第一产业收人仅增加0. 035亿元。财政支农支出对滞后一期农民第一产业收人的弹性系数为0. 75，即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亿元，农民下一年第一产业收人增加0. 75亿元。农民收人结构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没有显著性影响。
从影响主要粮食产量的财政支出因素来看，财政支农支出绝对额对主要粮食产量没有显著影响;农民第一产业收人比重提高对主要粮食产量有显著负面影响，即农民第一产业收人比重提高导致主要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
从以上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财政支农支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第一产业收人，但对增加主要粮食产量的效果并不明显，农产品产量增加对农民第一产业收入增长的作用非常有限。财政支农效果有待改善，支农政策目标系统内容各子目标兼容性较差，主要体现在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增加和主要粮食产量增加之间的关系不密切。
二、财政支农微观基础和政策传导机制
农户是农村的生产经营主体，是财政支农政策的微观基础和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对财政支农政策的反应模式直接影响财政支农资金运行的效果。研究我国特殊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背景下的农户行为目标、约束和模式是深人理解财政支农政策绩效的重要突破口。
从财政支农政策目标看，宏观上包括增加农产品产量，增加农民收人，缩小城乡差距，保护生态环境等。财政支农政策应该为农户经济行为提供稳定的、目标明确的、预期稳定的导向，要尽量减少政策目标间的冲突，增强协调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是农业和农村资源配置的主体，是财政支农政策落实的主体，其经济行为对财政支农政策的反应方式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效果。
农户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受要素察赋结构等因素影响，小农经济是我国农村家庭经营的主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商品意识逐渐增强，家庭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户的非农化经营不断发展，甚至成为家庭的主要收人来源。但是，传统农业内部以家庭为单位、小规模、分散经营仍然是我国农村家庭经济的主要特征，所以，农户经营行为必然包含着传统农业中农户经济行为与整体经济市场化的矛盾，以致影响财政支农支出政策的效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理性经济行为模式表现为在制度和要素约束下追求家庭收人最大化。在行为目标上，农户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为主的效用最大化。家庭效用函数包括收人、稳定、尊重等，由于收人以外变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或者是收人的函数，追求收入增加成为农户的主要经济行为目标。在约束条件上，包括外在于家庭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社会保障、要素流动、产权保护等制度和家庭可支配的资金、劳动力、技术、土地等实体要素。行为模式是在服从市场经济逻辑的条件下，适应、利用外部条件，合理配置家庭资源，实现家庭效用(主要是经济收人)最大化。
作为传统农户经济行为最为重要的外部条件—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从公共财政角度看，具体表现为，城乡二元的公共品和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和机制，包括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等农村公共服务和生产生活用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这直接约束了农户的经济行为，导致独特的经济行为模式，影响财政支农政策的效果，具体体现在:
第一，财政支农的宏观目标与农户经济行为的微观目标不兼容，是财政支农效果不好的重要原因。从农户家庭效用函数与财政支农目标的关系来看，农户收人最大化目标与财政支农目标是兼容的，即财政支农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能够通过农户追求家庭收人增加目标的行为得到实现。但农民增收目标与农产品供给增加目标存在不协调。受政府农业投人等政策影响，我国农业内部农户的农业生产方式仍然是以传统手段为主，这导致农业、工商业和农业内部不同生产领域较大的比较经济效益差别，导致农业生产行为的扭曲。在农户经济活动中，农业、非农业构成其经济活动集。增加粮食产量是增加农户收人途径之一，但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要素收益率远远超过传统农业，且风险较低，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在内的传统农业内部，传统种植业收益率最低，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在内的种植业中，传统粮食作物经济效益又最低。因此，从追求经济效益目标出发，传统农业中的农户在要素约束允许的条件下将偏离增加农产品供给的目标，这导致农户增加收人目标与增加粮食产量的财政支农政策目标不兼容和冲突。
第二，增加收人和农产品供给增加目标的经济执行主体错位。农户要素察赋与其经济行为的产业、行业选择密切相关，不同经济领域对主体要素数量和质量要求不同，理性的农户都根据家庭要素察赋选择综合收益率高的经济领域。一般地，资金充足，文化水平高，经营管理能力强的农户选择要素收益率高的工商业为其主要经济活动;资金实力弱，文化水平较低，经营管理能力差的农户被迫选择收益率低、经营风险较小的传统农业，尤其是传统粮食种植业。前者有利于收人增加，不利于农产品供给增加;后者有利于农产品供给增加，但不利于收人增加。因此，财政支农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增加农民收人的目标实现主体分离，影响目标的实现。
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财政支农目标和农户经济目标冲突的出路在于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采取新的、高效率生产方式，生产高附加值的、高收人需求弹性的农产品，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益率高，能够实现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和农业生态环境改善的和谐统一，即既有利于财政支农目标达到，也有利于农户收人增加和家庭效用增加，使财政政策有坚实的微观主体基础，政策传导机制顺畅。
第三，财政农业投资与农业现代化要求错位，不利于传统的农业现代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要求劳动者知识技能、生产工具、生产对象、生产方式等诸要素整体协调和层次的提升，任何一个方面的落后都将制约农业现代化进程。从农业生产的要素构成来看，劳动力、土地、劳动工具、农产品品种、基础设施、技术等要素的有机协调，才能有利于农产品的产量增加，以及其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农户从农产品产出增加到收人增加之间还必须经受市场的考验，即完成从农产品的生产、运输到销售，或者从生产、加工、运输到销售的全过程。事实上，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的传统农业经济内部，传统种植技术不能适应农产品新品种的要求，气候等自然条件受控性差，农业自然风险大;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制度不完善，农业经营市场风险大等制约着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要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实现农产品产量增加和农民收人增加的统一，财政必须有所作为，如通过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整治土地，改良土壤，改变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被动服从局面，降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业科研投人，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增强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研究开发、推广先进适用机械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等等。以上措施的综合配套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实现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
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是农业走出传统农业困境的重要前提。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不仅影响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收人的增加，也影响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福利的改善。
由此可见，一定规模的财政农业投资和投资结构的合理化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产品产量增加、质量提高和农业经济效益提高的重要条件，是实现传统农业现代化，缩小农业与现代工商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构建和谐经济社会关系的基础。
三、提高财政对农业投入效益的对策
理论上，要提高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绩效必须使财政投人方式与农户理性经济行为相协调，财政支农目标与农户经济行为目标相兼容，促使农户增加对农业的投人，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事实上，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与农户经济投入的互补性较差，不能产生协同效应，这是财政农业投人绩效不理想的根本原因。提高财政支农绩效必须改变不合理的财政支农投人规模、结构和机制，使财政支农投人能够适应、引导农户经济行为，促使农民收人增加、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生态改善。
第一，增加财政支农的资金投人力度。财政支农资金总量投人增加是结构优化的前提，只有在投人总量增加的前提下，投人结构才能得到有效的调整和优化。根据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规律，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社会，农业投资比较率这一指标值应该接近1。可是，我国的这一指标值还不到0. 2。当前，我国已经开始进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阶段，应该通过完善财政支农制度，强化财政支农政策执行，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速度不低于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逐步提高财政投资比较率和财政支农资金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改变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短缺的局面。这是从根本上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增强农产品供给能力、增加农民收人的重要前提。
小农经济产生的条件篇7
1、从理论上看。①衡阳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是社会主义本身的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本形式之一，衡阳农村要保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就必须大力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实力。②衡阳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方法。邓小平曾说：“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解决“三农”问题，主要是解决农业生产力发展与农民增收的问题。而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保证农民的长远利益，还需靠集体经济的发展。③衡阳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的必要性是由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所决定。邓小平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④是由目前农村现状所决定。目前农村突出问题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农业商品化、社会化程度低，农民增收缓慢，购买力低，个别农民还未脱贫，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滞后，富余劳动力就业困难，农民文化科技素质低，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农民缺乏生活安全感,农村生态环境恶化,污染严重,农村社会事业发展长期滞后，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条件亟待改善。这些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
2、从实践上看。①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发展的启示。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一部掠夺史，马克思说：“资本一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不能采取剥夺农民的方式发展工业，但是工业发展是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是一条规律，我国可以通过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为工业发展奠定基础。②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规律决定。在改革开放以前沿海地区经济普遍落后，工业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沿海经济发展迅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迅速，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增强，而集体经济实力强为发展第二、三产业奠定了基础。如：江苏江阴的华西村，现在全村的资产达到两百多个亿元，农业人口基本上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华西村成为“中国第一村”。另外广东经济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主要原因也在于集体经济实力强。据统计，2001年广东农村集体经济资产总额达到4661亿元，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618.7亿元，集体有收入的行政村占了92.9%。③内地发达地区经验决定。如湖南衡南县工联村,改革开放后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机制,建车队、办果园、养殖场、牛奶加工厂、发展商品贸易，通过集体力量解决了个体农民不能解决的公益事业，如：水泥路通到各家各户、村有电视台、广播电台、医院、敬老院，做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幼有所教、人人能安居乐业。④内地落后地区教训决定。如：湖南省凤凰县新场乡枫木林村有四个生产小组，全村1345人，有稻田870亩，虽然粮食能够自给，但经济落后，人均收入490元，没有副业，村没通公路、没有行政办公大楼，个别学生读到初中1-2年级就辍学了。集体经济实力弱小，使其“统”的职能难以发挥，无法满足承包农户对生产服务和协调管理的要求，影响了农村走向现代化。
二、衡阳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的有利条件
1、中央有明确的政策。党中央指出：应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当前要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扶持措施，抓好粮食生产，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深化农村改革。
2、衡阳市委、市政府的英明领导。徐明华书记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突出增加农民收入，着力落实农村政策，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壮大劳务经济。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大力发展养殖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狠抓农业水利设施、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工程、农村教育卫生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3、周边地区“典型”的榜样作用。远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天津的大丘庄，近如：衡南县工联村、衡阳县群英村、雁峰区高兴村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得很好，积累了很多经验，对其他地区影响很大，起到了示范作用。
工业反哺农业，城镇支持农村，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创造了外部条件。衡阳工业发展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条件，一方面农业生产过程工业化，要求运用工业技术、工业设备、工业管理方式、采用工厂式、批量式和专门式生产模式组织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结果工业化，对农副产品进行工业再制造、再加工，形成农业制成品工业，打造现代农产品深加工产业。
近年来农村有很大的发展，为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奠定了物质条件。近年来衡阳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农村的贫困人口已大幅减少，这为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奠定了物质条件。
4、广大农民迫切希望得到帮助，尽快致富，为发展集体经济奠定了群众基础。农民盼望集体能够解决一些公益事业，如：公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农村居民生活基础设施、抗御灾害等问题。农民对于合作服务、合作开发、合作积累、合作保障的需求十分强烈。从问卷调查情况看，有74%的村干部和农民认为有必要建立健全乡村集体经济组织。
三、衡阳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的途径
1、从衡阳目前农村实际情况出发，首先要提高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作用的认识。教育干部群众认识到没有集体经济的壮大，就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巩固，就会影响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会影响到按劳分配制度的贯彻落实，就会影响到共同富裕，就会影响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就会使农村无法实现现代化。
2、把集体经济建设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对各类合作社要满腔热情地引导、发展，重视集体经营层次的建设，努力完善各种体制，健全村民自治制度，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多种实现形式和多样化的发展路子，下功夫增强集体实力。
3、充分挖掘农村资源，发展村办企业、乡镇企业，增加集体积累。例如，湖南衡阳县汇水乡花岗岩石多，板栗、萝卜、红薯等很有特色，当地村民建村办石灰厂、农产品加工厂，产品远销省内外，村办企业的发展促使集体积累增加，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实力。
4、因地制宜，找到发展集体经济的突破口。靠近公路的村庄，应主要发展第二、三产业；山区应兴办农场、养殖厂、林场、果园、菜园；经济已有基础的企业应转换经营机制，走产业化发展路子；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村应走服务型发展路子，大力兴办技术培训、信息服务和产品营销等经济服务组织。
小农经济产生的条件篇8
中国式小农经济发展现状
中国目前的小农经济是延续制度而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集体土地的承包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按人口均分。为了做到公平，集体分地时，一般都按远近、肥瘦搭配，因此形成了当前中国农村典型的“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且地块分散的中国式小农经济现状。
农户经营面积小而分散，个体农户不仅难以面对市场，而且难以维持基本农业生产条件。分田到户时，中央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当时提出调动两个积极性，一是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二是村社集体的积极性，村社集体层次的经营可以缓解个体农户在基础性生产条件获得上的困难。但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后，村社集体退出农业生产环节的事务，个体农户必须独自解决面对市场和维持基本生产条件两方面任务。为了生产方便，在有些农村地区实行所谓“划片承包”，即尽量将一户经营的土地集中在一片以内，这样可以方便农业生产，比如灌溉和机械化耕作。
“划片承包”所要解决的仅仅是土地分散不连片的问题，而不能解决小农经营规模小的问题。然而，即使要解决土地分散不连片的问题也非易事。全国真正为了农业生产方便而进行“划片承包”的耕地估计不超过10%。之所以无法划片承包，是因为中央政策强调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划片承包”会触动既得利益结构，既得利益受损的农户就可能借中央土地政策反对调整。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规定“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集体再调整土地进行“划片承包”以方便小农经济的生产，就更加不可能。
“长久不变”不只是强化了土地既得利益，而且使得那些已经脱离土地进城的村民仍然可以占有土地。实际上，这些进城村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城市。但他们一般不会将土地卖掉，而是将土地使用权流转出去。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农户也仅是在既有土地上使用土地，任何人包括村社集体都无法为了生产方便而重新调地。随着越来越多村民移居城市，为方便生产而进行土地调整的难度就更大，土地就越是零碎，也越是无法有效经营。
农村人口转移进入城市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即使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中也有相当部分仍然依赖土地收入，即他们还要将土地留作将来进城不成功的返乡退路（保险）。因此，在可见的将来，中国农村农户经营规模不可能得到迅速扩大。如果说目前农户经营规模是“户均不过十亩”的话，三十年后，中国农村户均经营规模恐怕也就20～30亩。大农经济、规模经营，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梦想。任何试图建立在大农经济和规模经营基础上的农村制度设施和政策措施都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应该立足中国目前小农经济的实际来制定农村政策。
之所以说中国农村人口转移进入城市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及中国小农兼业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地说，当前中国农民家庭收入的构成具有明显的兼业特征，且这种兼业是建立在代际分工基础上，一个家庭同时在城市务工和在农村务农，因此同时有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年轻人外出务工，年龄较大的人在家务农。因为既有务农收入又有务工收入，这个农户家庭就可以获得超过温饱的生活水平。
更重要的是，通过代际分工来实现兼业，就使年龄比较大而不再适合城市生产线工作的农村劳动力仍然能够在农业上有所作为。在当前技术条件下，一对六十岁的夫妻完全可以种“户均不过十亩”的土地，而且，他们可能只需要三个月时间就完成全年的农业生产。他们又因为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展开（春种秋收）而获得了劳动的权利，劳动的期待，劳动的喜悦、快乐和充实。
在城市，老年人通常不再是有效劳动力。而在农村，由于农业机械化等技术进步，农业生产对体力要求并不高，农业具有生产性和休闲性的双重特征，老年人完全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并获取农业收入。这就使中国小农经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其实，小农经济不仅具有生命力，在目前中国发展阶段，其还具有更多宏观层面的意义乃至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的方面。
中国式小农经济的优势
具有竞争力的农业。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农业是相当有竞争力的，尤其是粮食生产上，中国农业具有相当大的竞争力，主要表现是价格比较低，其背后则是生产成本低。这很好理解，因为中国农业具有相当自给自足的成份，中国农业主要劳动力是中老年人，且农业是与休闲结合在一起的，从而使得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不计劳动力投入成本。而实际上，中老年人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人进城也是不容易找到高收入工作的。
中国低劳动投入成本的小农经济，为中国抵挡美国式大农提供了相当有力的基础。而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小农则无力抵挡美国大农的冲击，这就是为什么韩国农民更为激进，台湾牛肉案可以引发政府政权危机的原因。
低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因为中国农户家庭有务农和务工的两笔收入，且农村生产费用低，农户可以通过土地获得部分自给自足的生活资料：比如自己种蔬菜、喂猪养鸡，及自留口粮，从而使得农村生活成本极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就低。有了务农收入，进城务工的收入多少就不是太大的问题，年轻人进城务工的收入就可以用来满足更多其他需要。
因为有务农收入，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低，中国就可以为外向型经济提供廉价劳动力，就可以有极具世界竞争力的“中国制造”，就可以从全球化中获益，从而成为全球化中不多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无论美国如何向中国施压人民币升值，只要中国农村仍然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就可以继续从全球化中获益，就有可能将“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
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因为农业的低成本，廉价农产品就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下降。依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人均收入低于2美元/天为贫困人口，则同样是2美元/天，在中国比在一般的发达国家和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要生活得好得多，因为中国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很低。在日本、韩国，西瓜等果蔬都是奢侈品，有一位日本教授到我所在的研究中心访问，我们用西瓜招待他，他说这是他今年第二次吃西瓜。并非他不喜欢吃西瓜，而是在日本，西瓜太贵吃不起。笔者到韩国访问时，一盘牛肉竟要800元人民币，可见其食品价格之高。
正是中国农业的低成本和低价格，使中国丰富的农产品为城市人提供了有保障的廉价的食品，并因此为城市人提供了健康的饮食。即使中国城市的贫民阶层也不至于因为买不起食品而挨饿。
美国具有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政府为农业发展发放了足量的政府补贴，才使得美国人粮袋子和菜篮子比较丰富，而在土地资源较少的韩国和日本，因为农产品价格太高，以至影响了国民的饮食。相比之下，中国在人均耕地如此之少的情况下可以为全国人民提供如此丰富廉价的农产品，实在是一个奇迹。
农业不仅是生产劳动，同时也是休闲方式。中国的农业不仅是经济的一种，而且是休闲的一种。对于被工厂生产线淘汰的中老年劳动力来说，在并无有保障的体面收入的情况下，若仅仅依靠国家的最低生活费，或极少的养老金来维持温饱的状态，实在是对个人价值的破坏。现代社会是丰裕社会，工厂生产线有能力凭社会中少数人的劳动而为整个社会提供最低生活所需。但劳动是人的权利，每个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取人生意义，而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民窟中，相当部分人没有工作，只能靠乞讨和救济来获得温饱，他们这样的人生就没有了尊严，缺少了体面，也就没有了价值。而中国农民即使五十岁以上，在城市已经不好找工作，他们也可以回家种田。春天播种，播下的是焦虑也是希望。他们随着庄稼的生长而忙碌。忙碌中收获充实，焦虑中收获希望。他们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来换取劳动果实。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也是进行生命意义与价值生产的过程。这与完全依靠外来救济是两种完全不同境界的生活。
显然，中国小农经济意义重大，问题是其是否可以持续。
应对小农经济发展困境的出路
来自土地的收入对农民很重要，小农经济很重要，问题恰在于，当前因为农户经营土地规模太小且分散，单家独户的农户无论是面对市场还是维持基本生产条件都过于弱小。应对这种困局，可能的办法有三种：一是发展大农经济，通过土地流转来实现规模经营，而一旦有了经营规模，农户面对市场和基本生产条件，就会有能力得多。这种大农经济及规模经营的实质是美国式农业道路；二是在保持小农经济的前提下，通过综合农协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的体系化改造，从而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在生产上专业化，在市场上体系化。这种发展模式实质上就是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遵循的模式；三是走中国特色小农经济之路，继续保持小农经济，但为小农提供社会化服务。
大农经济和规模经营模式。大农经济和规模经营显然是以农民大量流转进入城市为前提的。但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假若我们不希望中国城市到处是规模巨大的贫民窟的话，我们最好不要贸然通过土地流转将那些不能在城市体面生活的农民赶到城市而不能再回到农村。而在农民没有大规模转移进城、农民收入还要依靠务农收入时，小农经济就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中国不可能发展大农经济，这本来只是一个常识，但政策部门却常常忘记这个常识，地方政府甚至经常性地通过半强制性措施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以实现规模经营，比如成都的例子。学界和政策部门似乎都喜欢现代农业，认为小农经济是落后的，是迟早要淘汰的，迟淘汰就不如早淘汰。
综合农协模式。与美国式大农场主农业不同，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农村至今仍然是小农经济。为了解决小农经济规模太小而无法与市场对接以及无法单独解决基本生产条件的问题，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通过综合农协来将小农经济联结起来。在政府的支持下，综合农协具有相当的力量来组织小农，具体有两个方面：一是为小农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比如提供种子、化肥、农药、机耕、灌溉等系列服务，农户只从事专业化种植。综合农协同时为农民提品的销售。因为全国农协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体系，农协就具有相当大的垄断市场的能力，具有相当的农产品的市场定价权。“综合农协＋小农经济”可以称为体系化农业，体系化农业的重要特点是对农户的专业化组织和对市场的相对垄断。
综合农协的好处是，因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组织，综合农协可以为小农提供强有力的生产服务，小农可能获得较好的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同时，综合农协可以为小农经济生产的产品提供市场。
但是，综合农协模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因为专业化种植，小农经济被组织到农协中，农业高度专业化和高度分工，离开综合农协的体系化的服务，小农经济就无法生存。因此，比如韩国，农民并不能真正做到自给自足，他们的专业化生产是为销售而生产，可能反而使自己无法获得基本的农业食品；二是农协通过对市场的高度垄断，而使农产品价格高得离谱，以至于出现如前所述日韩国民消费不起自己国家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甚至农民也买不起非自己生产的农产品的情况。这是相当严重的情况，因为这一方面使农产品卖不出去，一方面又使消费者消费不起。这种情况出现在中国，就可能造成极严重后果；第三，在wto的背景下，面对诸如美国、中国廉价农产品的冲击，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农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必然会组织起来反对，这就是wto香港回合谈判时韩国农民强烈反抗，和2009年台湾进口美国牛肉会使政府陷入政治危机的原因。不仅如此，农协还会向政府施压，以强化农产品国产运动，以及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抑制外国农产品的销售和消费。
当然，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目前都已是相当发达的经济体，其农业人口数量很少。国家主体已是城市社会市民阶层。即使如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农协模式仍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反而使其农业问题更加无解。在中国大多数人口仍为农民的情况下，综合农协模式能否解决中国小农经济的问题，或解决的问题与带来的问题谁更多，显然是需要仔细思量的。
在一次讨论会上，有学者认为三农问题很好解决，只要粮价涨100倍，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先不说在目前wto的框架下，中国能否让粮价涨100倍，就是可以涨，其后果是什么？是城市人不再消费得起粮食，是进城务工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是农业照样无效率，是国家的主要资源都用于生产粮食而无法发展城市，是“中国制造”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彻底丧失，中国的外贸极大幅度下降。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经济陷入混乱。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中国式小农经济模式。显然，中国的小农经济是相当独特的，可以称为中国式小农经济，其核心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取消农业税前，由于国家向农民收取大量税费，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双层经营”中经常出现村社集体侵犯农民利益的问题。取消农业税之后，国家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而是通过制度安排来避免村社集体对农民利益的侵犯。
这个时候，仍然是小农经济，但通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国家下拨财政支农资金来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所需公共品，另一方面通过为农民提供相对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尤其是乡村两级的农技、水利、畜牧和农机服务，中国的小农经济就可能通过农户家庭内的代际分工，通过兼业，及通过农业生产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人的生命意义的生产（劳动价值论），来获得旺盛生命力。
小农经济产生的条件篇9
一、浙江模式的基本特征
“浙江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将经济体制改革和区域经济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利用制度创新所形成的改革先发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浙江模式”不仅仅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是以区域局部突破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创新模式。
区域经济发展本质上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动态过程，一方面它表现为资源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资源从以农业为主的初级产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即工业化过程;另一方面，它表现为资源在不同的地区空间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资源从广大分散的农村地区向城镇及中心城市等具有区位优势的空间聚集，即城市化过程。
区域的经济制度创新本质上是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主体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迁过程，一方面它表现为资源配置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变化——民营经济部门的企业取代国有经济部门的企业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即民营化过程;另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市场取代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即市场化过程。
从民营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这四个方面的互动关系来看，“浙江模式”也可以概括为是一种内生的由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工业化、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
浙江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是，民营企业的起步和市场的发育较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领先一步，且民营企业的成长和市场的扩张极为迅速，新的经济活动主体和新的经济运行方式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一旦当国家整体的改革目标——市场经济——确立后，在经济体制转轨进程加速的过程中，原先在计划经济体制外已成长到相当规模的民营经济部门，在短时期内迅速地“反客为主”，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推动力量。
由于区域经济内部的发展不平衡，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并非存在着统一的模式，不同的区域内部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地域性差异。浙东北地区在改革开放前具有较强的农村集体经济力量和较好的社会队工业基础，在相当的时期内，浙东北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进程是由乡镇集体企业为主体推动的，非常接近“苏南模式”。相比较之下，浙东南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进程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启动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在农村家庭经济基础上起步的，逐步地发展起了农村家庭工业，然后是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形成了具有区域自身特色的“温州模式”。
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后，发展非公有经济的意识形态障碍基本消除，浙东北地区和浙东南地区的制度创新和“红帽子”企业的“正名”，个体私营经济得以迅速扩张，民营企业规模进一步升级，专业市场和民营企业成了推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由此开始逐渐形成了具有较大共性的浙江区域制度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从制度变迁角度来看，“浙江模式”是一种“准需求诱致”的制度变迁模式;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浙江模式”是一种新古典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二、“浙江模式”的启动条件
从民间的视角来考察，“浙江模式”的启动与区域内的自然禀赋密切相关，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是解释“浙江模式”的启动的一个比较适用的理论框架。
区域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是由区域内经济主体的行为决定的，而所有经济主体选择行为都会受到一组特定的约束条件的制约。因而，区域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启动，一定与该区域内当时的一组初始选择条件的约束有关，在这一组初始约束条件中，区域的自然禀赋与历史禀赋是两个最重要的选择约束条件。
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发韧于农村地区，民营经济部门的企业大多数是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在考察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初始约束条件时，重点是区域中农村地区的自然禀赋与历史禀赋。
农村地区的自然禀赋中最重要的因素应当是农村的人口与农村的土地，农村的人口关乎到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农村的土地关乎到可利用的耕地面积。1978年以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展开后，浙江省大部分农村地区都较早地实施了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尤其是温州和台州等不发达地区又相对地先行一步。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从某种意义上近似于欧洲经济史上从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的转变，农民的生产活动不再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民公社所属的生产大队及生产小队的统一调配，农民自己开始拥有了一定程度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这就为农民从单纯的农业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是，农民是否真正地能作出从农业生产活动转移到非农生产活动的选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区域中的人均耕地面积。浙江省的自然地理条件被概括为“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一自然禀赋条件就决定了在实行农户联产包责任制度后，一方面农民的农业生产劳动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农业迅速增产;另一方面在农业生产技术短期内无法有较大改进的条件下，土地的边际产出及相应的农民的边际收益递减也开始明显地反映出来了。作为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的农民，在面临着由于区域自然禀赋所产生的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的约束条件下，自然就开始逐步地从单纯的农业生产部门转移出来，从事农产品的加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非农生产活动。
农民开始转向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后，这种非农生产活动在一个区域能大规模迅速扩展开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区域的历史禀赋，具体地说，这种历史禀赋就是该区域居(农)民从事手工业制造和商业贸易活动的历史传统及相应的区域商业文化传统。农民的非农生产活动，与单纯的农业生产劳动相比较，前者与市场交换的关系远比后者要密切得多。由于非农生产活动的经济收益大于单纯的农业生产活动的收益。加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严重的短缺经济条件下，简单的制造业消费品生产和商贸流通就能带来较高的收益，这种现实的经济利益能够极为有效地激活区域的经商传统。毕竟这些区域中的经商传统在人民公社制度中仅中断了20余年，况且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也没有完全中断，事实上断断续续地仍旧存在，许多有手艺、懂制造、善经商的人力资源仍在区域中保留下来(例如永嘉县的弹棉花，义乌县的“鸡毛换糖”和永康县的补锅碗等);此外，作为区域经商传统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金融，同样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这些历史禀赋因素一旦条件成熟，人们的区域商业文化传统意识就被激活了，大规模的非农生产活动就在区域中迅速扩张，农村工业化的进程由此启动，区域的制度变迁由此发生。因此，从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理论视角观察，浙江区域经济中特定的自然禀赋和历史禀赋，是启动浙江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三、“浙江模式”的演变进程
同样地，从民间的视角来考察，“浙江模式”的演变进程与浙江区域内专业市场的发展和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及两者的互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专业市场与专业化产业区的关系本质上是市场与企业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最终是由不同改革发展阶段的政策条件及由此形成的“交易费用”的变化决定的。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中，用“交易费用”概念来研究企业的性质及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时，一般并不以社会经济制度的大规模变迁为背景，侧重用比较静态的方法来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但是，从动态的视角来观察，在存在大规模的社会制度变迁的条件下，同样也可以运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解释企业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浙江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和台州等区域中，最早出现的非农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商业活动(例如“百万销售大军”现象)，由此产生了浙江经济中享有盛名的专业市场现象(例如永嘉的桥头纽扣市场和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专业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全相同的。在最初的专业市场发展阶段，专业市场主要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场所，仅仅充当了区域经济发展中商品流通主要载体的功能。在专业市场的扩张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商贸活动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区域内各种家庭工业和各种规模较小的制造业企业开始发展起来了，专业市场一方面开始发挥其作为一种“共享式”的销售网络的作用，成了家庭工业和中小企业共同依赖的市场;另一方面开始发挥着“中间品市场”的作用，协调着区域中个体私营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大致上在90年代中期之前，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中，可以看到的是高度发展的专业市场和遍地开花的家庭工业及中小企业。
专业市场的高度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阶段有关。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经济政策最先是有利于鼓励流通领域的体制外因素的成长，而在生产领域中体制外因素的成长所受到的政策限制相对比较多。所以，对于个体私营经济而言，利用专业市场的发展来从事商贸流通经营活动，从制度角度来看的交易费用比较低。同样地，在90年代中期之前，个体私营经济在制造业领域的企业，无论是在工业用地、工业设备、工业原材料的购买和劳动力雇佣方面，存在颇多的限制，使得民营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过程中，从制度角度来看的交易费用相对较高。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经济体制和政策环境中，从制度角度来看的交易费用起到了鼓励民营企业利用专业市场这种“中间品市场”来实行专业化分工和协调生产的作用。
90年代中期之后，一方面由于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专业市场仍在发挥着“共享式”销售网络和“中间品市场”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对生产领域的体制外因素成长的限制不断地放松，甚至开始更多地鼓励制造业领域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例如逐步取消了民营企业工业用地的限制，加强了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劳动力跨区域大规模流动的机制也逐步形成，缓解了民营企业的招工用工约束。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也进一步深入推进。在这种条件下，从制度角度来看，民营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交易费用大幅下降，民营企业开始迅速成长，并且部分地开始逐渐地减少了对专业市场的依赖。
在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当一部分企业逐渐减少对专业市场这一“中间品市场”和“共享式”销售网络所特有的市场外部性依赖后，企业在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中开始自然形成了新的专业化分工和生产协调的机制，由此产生了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另一明显的特色，即以专业化产业区为代表的区域内产业的聚集，或者说，制造业领域中的中小企业集群。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要求某种同类的制造业企业在一个特定空间中集聚，这一条件的产生与完善与地方政府推行城市化战略关系极大。90年代中期以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中各级地方政府的主动作用愈来愈大，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进程需要相当的财政支出，推动工业化进程(招商引资等)也需要相当的财力，因此通过建立工业园区的方法用土地来换取资金，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手段。由于企业在依赖专业市场的专业化分工生产阶段，已经初步形成了区域内不同地区的专业化生产特色，现在这种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趋势进一步通过同类行业企业在工业园区的大规模聚集得到了强化;而专业化产业区由于能够为企业带来一种类似马歇尔所说的行业外部经济性，又进一步加速了企业的集聚。专业市场的发展和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以及两者间的互动，是剖析“浙江模式”演变进程的一条重要的主线，这条主线反映了不同的改革发展阶段中经济环境和政策所形成的制度方面的交易费用，对民营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方式选择的影响。
四、“浙江模式”的战略选择
从地方政府的视角来观察，政府和民间的良性互动是浙江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选择，对区域体制变迁和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本文所说的“发展战略”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第×个五年计划与远景规划”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而是指政府对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的判断和确定)。当然，毋庸讳言，在浙江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发展战略选择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被动的;有时是清晰和坚定的，有时也会出现含混和动摇的情形。但是，从整个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来看，在浙江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实施方面在总体上是相当成功的。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通常可以被归纳为六大类型，即：货币主义战略、外向型发展战略、工业化发展战略、绿色革命战略、再分配战略和社会主义战略(计划经济及国有部门主导的发展战略)(格里芬，1992)。尽管地方政府从未选择单一的发展战略来引导区域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发展战略的选择常常处于变动与交替和交融的过程中，可是，从最本质的方面来判断，“浙江模式”的发展战略可以用货币主义战略来解释。货币主义战略的精髓是充分调动经济活动中个人的主动性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来推动经济的进步。具体地说，货币主义战略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创造出运转完好的市场，建立起经济成长所需要的相对价格结构，来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产出和收入水平;二是为私人企业部门的成长与运行提供充分的空间，把私营经济部门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和重要的推动力量(格里芬，1992)。但是，问题在于是何种原因使得地方政府做出了有利于顺利推进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中央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大调整，是影响地方政府发展战略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考虑到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开始成为全党和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影响和改变了地方政府的偏好，发展经济可以被视为是各级的地方政府共同具有的偏好。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些地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较早地和较好地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默许、鼓励和支持，地方政府与民营经济两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而同时在另一些地区却没有发生相同的情形。
首先，地方政府的行为显然与区域的自然禀赋与历史禀赋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在具备特定的自然禀赋和历史禀赋的区域中，计划经济体制外的民间经济活动从未真正地中断过，即使在计划经济及相应的意识形态高压下，人们仍在从事着与区域商业传统相关的民间经济活动。地方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对这些“资本主义尾巴”心知肚明，也曾经花费气力去限制和打击过这一类民间经济活动，可事实证明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努力大多是徒劳无益。地方政府清楚，区域商业传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且，在自然禀赋条件较差的地区，地方政府同样清楚这一类民间经济活动是当地老百姓(尤其是农民)维持生态必需的手段，故实际上已多多少少开始逐渐地默许这一类民间经济活动的存在。一旦条件成熟，这一类民间经济活动伴随着农村工业化进程开始成规模地发展起来后，地方政府持有的宽容(部分地也许是无奈)的态度及相应的行为方式，就会形成一种比较有利于民营经济在区域中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宽松环境。
其次，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行为，也与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计划经济的遗产有着很大的关系。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及相关的经济部委在不同区域中推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战略时，在各个区域中国家有关部门投资的差异性极大，由此导致了不同区域中地方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主导工业化战略的认同相当的不同。具体地说，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投资相对较少的区域，地方政府就相应地很少会期望通过“跑步(部)前(钱)进”的方式来争取上级部门的投资，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地方政府对国家主导工业化战略的认同程度低，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后实施类似于联邦财税制度的“分税制”条件下，就会比较容易摆脱对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战略的路径依赖，倾向于探索非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新道路，从而更有积极性重视、鼓励和支持区域经济发展中民营经济的发展。
最后，地方政府对意识形态或政治风险的评估及回避政治风险的能力，也是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税制”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会权衡民营经济及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与民营经济发展可能诱发的政治风险成本两者孰大孰小。在两者的权衡中，地方政府倘若能够通过各种方式(例如“戴红帽子”、“股份合作制”、“挂户经营”等等)将个体私营经济“包装”成符合一定意识形态标准的“公有制经济”或“集体经济”，那么，地方政府就可能有效地降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所诱发的政治风险，更为大胆地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
简言之，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行为这一经济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微观经济主体，同样也适用于地方政府的行为，只要必需的约束条件成立，地方政府支持本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的行为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事实上，浙江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就是一个较好的证明。
五、“浙江模式”的发展前景
作为一种至今来看仍属相当成功的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模式，“浙江模式”的发展前景同样也必须从改革和发展两个视角来观察和判断。具体地说，“浙江模式”的发展前景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浙江区域改革和发展的双重阶段转换的进程。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视角来看，浙江经济已率先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初级市场经济的转换，制度变迁的新历史任务是推进区域经济体制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即改革的阶段转换。为了顺利地推进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换，浙江区域经济面临三大艰巨的任务：一是完成从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生产经营方式向现代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生产经营方式的转换，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起现代的企业制度;二是完成从传统的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方式向现代的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方式的转换，在更大范围内用法制为基础的非人格化交易来取代以地缘、血缘、亲缘为纽带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三是完成政府职能转变，把区域中发展型的强势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高效率政府。
小农经济产生的条件篇10
1.1“三农”问题的基本状况
1.1.1农业发展
(1)农业发展主要成就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由于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结束了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历史。多年来，粮食商品率、人均占有量、粮食调出量、玉米出口量一直居全国首位;农村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为适应市场需求，农村内部结构逐渐向效益转变。农村市场日趋活跃，农业朝着高产、优质、高效的方向稳步发展。
(2)吉林省农业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原则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在全球范围内农产品需求不旺、市场疲软、库存增加、价格下降、生产过剩的情况下，我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将面临着国际国内市场的双重挑战。一是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和价格都高于国际市场，加之农产品结构不合理，品种质量差，加工档次低，在国家取消补贴后，外销市场难以扩大，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二是人世后，南方主要农产品消费省将会从国外大量进口农产品，并加大结构调整力度，这样势必影响我省农产品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面对挑战，吉林省农业必须确立自己的发展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确定产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突出比较优势，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尽快形成区域特色鲜明的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注意工农对接，促进城乡经济良性互动，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1.1.2农村城镇化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小城镇的发展经历了快速发展和稳步发展两个主要阶段。并且我省小城镇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已逐渐显示出来，但是由于经济基础、自然条件及对其利用程度和工作情况的不同，各镇具有不同区位和资源特点。我省小城镇多数位于交通枢纽、经济相对发达区，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条件良好。从历史变革看，有些镇是历史形成的老镇;从资源上看，我省小城镇自然资源潜力很大，具有丰富的土地、水、矿产、能源、林木、野生动植物等资源。尽管近年来全省小城镇较快发展，但这种发展是在起点较低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主要是靠乡改镇的数量扩张来实现的。全省小城镇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与国内发达地区比较，差距较大，主要问题是:(l)城镇规模小，经济实力弱。(2)结构层次低，二、三产业发展滞后。(3)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城建资金短缺。
1.1.3吉林省农民收人状况
改革开放20年来，是吉林省农民收人增长最快的时期。但是分阶段来看，农民收人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却呈阶段性递减趋向。吉林省虽然是国家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但从农民收人看，粮食增产并没有带来收人较大幅度的增长，农民人均收入从全国的第4位下降到目前的第13位。从地方财政实力看，一直都没有改变“粮食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面貌。县乡财政实力不强，经济效益不高的矛盾较为突出。
1.2农村经济发展总趋势
《吉林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十五”规划》指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l)进一步增强农村经济综合实力。(2)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全面推进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突出工业拉动，加速农村经济由农业主导型向工业主导型转变，推动农村经济整体优化升级，实现在较高层次的协调发展。(3)把增加农民收人作为农村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来抓，通过实施农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稳步发展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等政策措施，千方百计解决农民收人增长滞缓问题。(4)努力扭转全省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势头，初步形成适应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生态系统。(5)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坚持“小城镇大战略”的思想，着重完善小城镇服务功能，发展小城镇经济，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
1.3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公路的要求
我省农村经济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这就给农村公路提出了新的要求:
1.3.1出行方式与出行观念的转变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环竟的改善以及农民收人的增加，农民的出行方式已由过去的步行、畜力车为主转变为现在的以农用机动车和公共汽车为主;人们的出行观念也由被动转为主动，摆脱了封闭的自然经济下小农思想，开始寻求多种经营、联合经营、进城打工等增收渠道，出行愿望与频率大为增强。这就要求农村公路在通达方面、路面质量方面和运输设施方面都要有较快的发展，从而活跃农村人口、物资和信息的流动。随着农民收人的增加，这方面的需求将越来越大。
1.3.2耕作方式和农用物资来源的转变
农作物耕作方式已由过去的人力、畜力为主转变为现在的机械化为主，这使得大面积耕种成为可能，同时要求农村公路提供必要保障，我省机耕、机播面积总体增长很快，但是东部山区的机械化程度很低，其农村公路网络不健全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种子、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都由过去的自给自足发展为择优选用，这使得农用物资的流动范围扩大，带来了农村公路运量的快速增长。
1.3.3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我省农村小城镇建设发展很快，农村城镇节点的结构得到了优化，随着进一步加快强市、强县和强村的建设，要求这些节点附近有发达的农村公路网络，保证资源的均衡流动，同时也进一步发挥一强带弱的辐射功能。
1.3.4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变
我省农业结构正在发生质的转变，特产村的发展、粮食深加工范围的扩大以及产业带的形成，都使得农村公路的服务对象和服务范围得到扩展，农村公路网的节点的性质不再主要是行政上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功能性节点。这要求农村公路的网络化越来越复杂。同时也应看到，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虽然都是经济范畴，但其经济学属性确是不同的。农村公路发展规划是要以在农村的面域上发生产业经济为指向。交通部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所的交规划「2000]418号文件《关于印发加快农村公路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和交通部交规划发[2000]723号文件《关于印发农村公路发展规划编制大纲的通知》中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精神:规划要以“服务与发展农村经济，不断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宗旨”。同时指出了农村公路发展的建设重点，即抓好“三路”。这些都说明农村公路规划不仅是以发展产业经济为导向，同时，为适应农村面广、车少、经济活动频度低特点，农村公路的发展，不能主要以交通量来导向规划的制定。综上为我们指出了农村公路的发展方向和规划原则，并以此制定我省农村公路的发展战略、发展目标、结构配置以及建设序列的安排。
2吉林省农村公路建设的墓本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九十年代初期，根据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向纵深推进，交通还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但吉林省把农村公路建设作为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改善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重要任务，将农村公路建设纳入了“四纵三横两环出口成网”的交通总体规划，并提出了“先保畅通，后上标准、上等级”的指导思想。一方面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农村公路建设的指导性政策和行业管理办法。其次建立投资激励机制，支持和鼓励各地发展农村公路。再次按照先集中力量解决晴雨通车，再提高技术等级，改善路面状况，然后再将建设重点逐步向提高通达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的步骤，指导全省农村公路建设。我省迅速发展的农村公路把农村与农村、农村与城市连接起来，对区域经济发展，对城乡物质文化交流，对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为了全面落实党中央指出的小康战略目标，根据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公路的要求，认为我省农村公路发展仍存在以下矛盾和问题:l技术等级偏低，通达深度不够。2建设资金短缺，农村公路发展后劲不足。3管理体制不顺，养护管理工作薄弱。
3吉林省农村公路发展战略思路
3.1战略思路的基本出发点农村公路是农村社会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农村公路发展，一般是按供求均衡的原则，以满足经济对交通的需求来确定发展思路与目标，这实质是把交通看作被动的，处于辅助地位的，认为农村公路的发展，只是为了保证不至于由于农业生产要素缺乏运送条件而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交通在经济系统中还有非常主动的作用，其发展能够推动生产力的提高，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能起到一种引导作用。农村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规模扩张，另一方面是发育进化。二者通常是交替出现的，后者更能实质性地体现出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由此可见，农村经济的发展，既可以靠提高发育进化水平来实现，也可以从扩大规模方面来取得。所以仅仅从供需平衡的角度，以满足经济对交通的需求来研究农村公路发展的战略思路是不够的，还应该根据经济发展所处的形态，从促进农村经济发育进化的角度出发，考虑引导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些应是提出农村公路发展战略思路的基本出发点。
3.2吉林农村公路发展环境
按照上述基本出发点和方法，研究农村公路发展思路应当对农村公路发展环境进行必要的分析。
3.2.1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视，是吉林农村公路发展的有利环境。吉林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农村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根据农村公路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分析，农村公路交通作为其中的基础条件之一，应该并必将得到大的发展。
3.2.2加快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向基础产业倾斜，是吉林省农村公路发展的历史机遇。
3.2.3扶贫攻坚，脱贫致富奔小康，要求吉林省农村公路应有大的发展。广大农民对摆脱贫困的迫切愿望，以及国家对农村公路资金的大力投入，必将给农村公路发展注人强大的动力。
3.2.4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对农村公路交通提出更高要求。农村公路不仅应通乡达村一有相应的规模和一定的覆盖面，而且应畅通安全一公路质量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