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系毕业就业方向篇1
民族史是指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记述与认识，是民族这一主体在客观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轨迹，也是民族发展过程这一客体在人们对全部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和记述。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古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以及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形成史、变迁史、发展史，包括各民族的起源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人口史等等，既有纵向演变过程，又有横向发展联系。从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有各民族形成与发展史；各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专史研究，如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宗教史等；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疆域史与边政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民族史和史学理论研究等。从20世纪初，民族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建立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知识体系和理论支撑。以目前民族史教学的参考书，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为例，简要说明。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以汉文文献记述的材料与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相结合，同时尽可能挖掘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记载与之相互印证，简明扼要地叙述、印证各民族历史发展和各民族的历史如何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既能较好反映民族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成果，又能指导将民族史核心内容在教学中实施、贯彻。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在借鉴有关教材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系统、简要地阐述了自远古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中国民族发展时序感，体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值得在民族史教学中借鉴。从目前指导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来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是民族史教学必须坚持的根本理论观念。唯物史观对分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把握民族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把基本理论尺度。在具体民族研究中，又有多学科理论，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民族史的研究中，也就决定着在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要在中观、微观层面进一步丰富，开阔眼界，将多学科视角引入到民族史教学中来。
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中国少数民族史>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新疆地方史>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2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教改教法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从吉林师范大学2001至2010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总体流向来看，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67.9%，攻读研究生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8.5%，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2.8%。宁夏大学2011年至2013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在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30.7%，攻读研究生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9.3%，行政部门就业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2.3%，其他部门就业的人数占13.2%。这两个学校分别为地方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数据统计时间上有所差异，但仍能反映一些总体趋势。两校历史学毕业生职业流向中，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占有最大的比重；其次是考取研究生人数占比较大；在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宁夏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生在行政和其他部门就业人数占有相当的比重。从两校的当年毕业生待就业人数来看，仍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教育部门是历史学本科生就业的主要渠道，但每年补充因退休的中初等历史教师的缺口，在数量上，总体呈现一个稳定趋势，同时还有大量的历史学研究生来竞争这一岗位。因此，拓宽历史学本科生就业途径成为教育工作者探讨的主要问题。一些学者以全球视野进行综合考察，如姚霏《公共历史学与高校史学人才的培养》、张倩红《世界著名大学历史学本科生培养模式及其导向》等文颇具启发性。姚文列举美国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将史学人才分为具有学院历史学者和公共历史学者两种职业特征的培养模式：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目前，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大多已被保护和开发，成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学基地、影视商业基地等，并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加强历史学本科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素养，既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拓宽就业口径，可谓一举两得。其二，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人才，具有宣传民族团结的专业岗位优势。无论是历史教师、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在同公众“亲密接触”的具体工作中，从专业视角，运用正确的民族观，对人们进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三，政府、服务管理部门中，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因其具有较好分析民族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减少工作偏差。
3总结
历史系毕业就业方向篇2
一、大学生就业研究的现有视角及检视
学术界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密集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目前主要有供求分析视角和社会流动与分层视角两种。
第一，供求分析视角。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帕森斯（t.parsons）考察了学校在实施社会化功能和选择功能中的作用。所谓社会化功能，包含了将成人社会中胜任工作的能力内化于学生；而选择功能则在于依据成人社会的角色框架对人力资源进行分配。［1］功能主义理论和各种经济理论都假定学校与就业市场之间的相互响应。甚至冲突论社会学家鲍尔斯（S.Bowles）和金蒂斯（H.Gintis）也提倡功能主义，认为学校就是要为雇主服务，美国每一重要时期的教育改革都是对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经济生活结构变化的反应。［2］
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国外的研究主要以欧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研究对象，供给—需求分析视角一直居于主流，从需求、供给及供求匹配等三个角度来展开［3］，较好地解释了大学生整体就业和收入状况的长期变化。总体而言，国内研究主要从总量失业、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三方面来解释我国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紧张现象。［4］学者们认为，供给总量上的压力在转型时期相对存在［5］，是高校扩招行为短期造成的［6］，甚至由于统计指标的局限存在一定的夸大成分［7］，摩擦性失业的影响是间接的，通过完善就业中介、强化就业指导可得到有效缓解［8］，只有结构性失业才是核心原因［9］，毕业生较大的就业能力缺口导致“职位空缺和失业共存的结构性失业状态”［10］。
第二，社会分层与流动视角。
在现代社会，教育体系扮演着社会分层过程的“分类机”角色。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职业地位成为社会分层的指示器［11］。郝大海通过CGSS2003数据发现：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进入党政机关时，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不十分突出，而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时，教育影响十分明显；改革后，就业中父亲单位影响的逐渐衰退，教育程度对于获得管理和技术职位影响的增强，反映出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正逐渐由计划模式转向市场配置模式。［12］这印证了倪志伟（V.nee）的论点：市场转型将降低对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提高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13］还有学者从多学科视角探讨大学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关系［14］。目前，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中频繁涉及到大学生群体，主要探讨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获得机制。
网络理论认为，学校与就业市场之间的反应不是自动作出的，就业市场需要社会关系对必要的信息给予传达。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认为，弱关系作为两个独立社会边界的桥梁，可能获得异质的资源和信息，因此可能得到工作机会。［15］林南证实了这一“弱关系假设”。［16］边燕杰等提出“强关系假设”，认为在华人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网络是人情网不再是信息桥，而人情关系越强、得到照顾的可能性越大，获得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彰显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独有的特点，社会关系可以单独发生作用，也可以与其他正式求职渠道结合使用。［17］还有一些研究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进行对比，考察何者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更为重要，或者考察二者的联合作用机制［18］。康小明认为只有当人力资本达到底线要求后,社会资本才能更好地促进其在职业发展成就中的作用。［19］马莉萍、丁小浩以2003、2005、2007和2009年即将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测量他们在工作找寻中所感受到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发现,毕业生将工作能力视为影响求职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学历和专业的传统地位则有所动摇。［20］求职竞争越激烈，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越凸显，且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毕业生，将社会关系视为对较低人力资本的补充。另外的一些研究，分别探讨了专业区隔［21］、性别差异［22］、大学分层与学历层次［23］等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
现有主要成果丰富了人们对于当前高等教育与人才市场的匹配、人力资本与市场需求、高校毕业生职业获得的影响因素与机制等方面的认识。然而，检视现有研究视角，也有以下问题值得反思。
戚务念：把国家带回分析的中心：当前大学生就业研究的新视角第一，大多关注现状。改革开放之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统一招生统一分配，不存在毕业生“待业”或“失业”问题，尚“无”专门研究的必要和可能。文革后，相关讨论文章零星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就业制度的转型，中国的就业走向市场化了，大学生就业已经完全进入市场化的就业模式［24］。在教育学传统中，更多地关注学校教育，而对教育“出口”不甚关注，如今出现了许多探讨就业的文献。2002年度以来，“高等学校招生与就业研究”一直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新进展》这样一本高等教育研究界“系统、全面、实用的工具书”［25］的梳理主题。也许正是缘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现实紧迫性，大多数文献偏向思辨性、对策性探讨，基础性研究并不多。在学校与工作的沟通、社会资本、社会分层视角的大学生就业研究中，也表现出明显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大多侧重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大学生就业状况的探讨，而对于大学生就业何以成为今天的形态则缺乏历史纵深的研究。虽然常诟病高等教育的滞后并呼吁构建“能力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却对导致高等教育滞后的机制缺乏追问，这也往往导致所提对策建议流于口号而不能付诸实践。
第二，结合中国制度变迁背景的考察不足。功能主义视角以及供求匹配分析框架（从经济学意义上“劳动力市场供求”的框架同样暗含着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视角）的研究，基本上还属于运用西方经济学范式。他们从学校教育与人才市场的匹配、人力资本与市场需要这一横向联系维度考察大学生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然而，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分析范式有其社会背景，它们有着较为长久的市场经济发展历史，国家和市场乃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中国不一样。尽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种种巨变，不可否认，在正式制度上，中国的就业走向市场化了，但在转型期的制度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去政治化”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就业问题就完全交给市场来解决了。我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是随着市场转型和教育体制、人事体制改革等相伴而生的。就业所关乎的就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所能处理的私事，一国的就业状况更是关乎经济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稳定与政权巩固等公共问题。
第三，对市场转型的根源、机制的探讨不足。从文献梳理中，可以看到，目前多将大学生就业中的种种现象当作市场转型的后果来考察。如社会分层与流动视角中，大多从先赋因素和后致因素、文化资本以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因素考察市场化改革后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获得，这些研究有利于人们认识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获得机制。也有从大学分层、专业区隔、教学因素等视角来研究大学生就业，探讨就业中的不公平问题。其实，市场转型研究（不同于市场转型论）主要包括资本回报、产权改革与市场渗透（转型的最终结局）等主题，其共同点是这些主题都是探讨市场转型的后果［26］，更多地考虑市场力量的作用。其实，“市场转型”转变的不是市场，而是界定市场的各种制度条件，包括资源配置、新兴的市场特性［27］和相应的政治过程［28］，市场转型是一场全社会范围的制度变迁。缺少了国家角色及制度变迁因素的考察，很难理解当今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秩序是如何生成的。
当然，也有研究考虑到了制度变迁对于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基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背景，林南和边燕杰在布劳—邓肯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单位地位模型［29］。以工作搜寻模型为分析框架，赖德胜等认为“知识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引起的。［30］骆思典（S.Rosen）认为，教育市场化以及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实施不利于贫困子弟的社会流动，教育的不公平体现在教育机会和职业机会的获得等方面。［31］闵维方认识到产业与人力资源结构双调整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32］也有些学者，如杨伟国［33］、赖德胜［34］等探讨了建国以来的就业政策转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就业政策与就业制度不是同一个概念。政府为了解决具体的就业问题而出台的法令法规称为就业政策，是在特定时期出台的，具有明确目的性，一旦问题获得解决，政策也随之发生改变。而就业制度则是有关就业的权力、资源配置和管理的一套思路、方法和模式。就业制度具有稳定性，在短时期内很难发生改变。在特定的就业制度框架内，就业政策可能会经常发生调整。当然，这些不多的研究也可以启发人们将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地考察大学生就业的历次制度变革的逻辑。
二、把“国家”带回大学生就业研究中来：现实与理论的需要
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主体不仅仅包括大学生、高校或用人单位，国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体。在中国，这种情况更加明显。“政府主导型社会”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也是理解中国的一条主要脉络［35］。斯考切波(t.Skocpol)在研究社会革命时强调“国家回归”，倡导关注国家的自主性［36］，甚至在另一本著作中把书名就定为提出“把国家带回分析的中心（BringtheStateBackin）”［37］。“国家回归”迅速成为政治社会学的一个主题。基于如下考虑，笔者套用这一说法，呼吁在大学生就业研究中“把国家带回分析的中心”。
（一）社会变迁的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社会科学的极佳实验场。我国大学生就业经历了“去市场化”到“市场化”的漫长历程。从宏观层面看，我们可以把大学生就业问题置于社会变迁主题中来讨论。由谁“主导”变迁是社会变迁的核心话题，实际上反应的是对秩序组成及来源的分歧性假定：对于人类生活秩序的组成和变动方面，究竟是国家，还是社会因素的解释度更高？如何理解包括国家在内的社会秩序的形成［38］？涉及到中国研究，魏昂德（a.walder）持新传统主义论，认为本质上仍是国家自上而下的管制。［39］许惠文（V.Shue）则持“地方主义”论，认为自上而下的控制关系只存在这个结构的表面层次。［40］但持前一观点者占多数，认为中国的“国家权力与政策推动了社会转型，而不是社会转型推动了国家政策”［41］。中国的市场改革是由国家发动的，这就需要我们考虑国家的政策变量。
制度是社会秩序得以维系和良好运转的基础，如果离开了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国家与社会必将出现紊乱、动荡与冲突不断的局面。在按照常规运作、制度稳定的国家，政策变量对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十分有限，相反，稳定的制度、结构是长期社会变迁的结果。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是处于革命、改革或实验之中。就大学生就业而言，自1949年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较大的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变革阶段。综观新中国历史上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文革”以及改革开放，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分层，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分层结构，都受到国家政策变量的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试图把政治和市场对立起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政治和市场不再是对立的，国家在制定市场赖以运作的制度规则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也即市场扩张不是一个自生过程，国家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具有其自身的利益和偏好。如果要进一步探讨大学生就业市场现状何以生成，就要更清晰地认识国家（制度变革）在大学生就业市场转型的中心作用，考察国家在主导就业制度变迁中的实施路径及其大学生就业市场转型之间的关系，这样才更能更好地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二）“国家—市场”作为就业理论的经典视角
自市场经济诞生以来，“国家与市场”这一分析框架便体现到就业理论中来。经典的就业研究文献中，从不缺少国家和市场的论述。概括地说，就国家/政府在就业市场体系中的角色这一论争，可以划分为如下三大流派。
古典就业理论：市场调节平衡就业。古典的就业理论起于斯密（a.Smith）的“经济自由主义”信仰，萨伊定律是西方传统就业理论的基石。这一派学者主张自由的市场竞争，认为“供给总能产生需求”，推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经济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能够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这派学者提出政府干预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糕，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政府和工会不应干预经济秩序和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即使要干预经济，也仅限于“鼓励生产”。要解决失业问题首先要解决劳动力市场竞争不充分的问题，“只要有完全自由竞争,……就会有一股强烈的倾向将工资率与需求相联,使每个人都能顺利就业”［42］，一个均衡的市场,资源没有被闲置或被浪费，同时也是“充分就业”的市场。
马克思(K.marx)的就业思想：计划分配劳动力。马克思认为，失业即相对过剩人口。从制度层面分析，马克思认为，造成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43］。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生产者在创造先进技术装备的同时却让自己成了过剩人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导致劳动力资源的无序配置，导致大量显性或隐性失业。因此，马克思设想了一个排除商品、货币和价值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不存在任何劳动者失业，劳动者享有天然的就业权，劳动力资源有计划的调配［44］。如此，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得以消除，国家可以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产业间有计划、按比例地合理分配劳动力［45］。正如后人所见，马克思的就业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就业实践。如苏联的革命胜利后，就急不可待地去构建“普遍就业”的社会主义大厦。斯大林甚至在1934年联共(布)代表大会上宣布“在我们这里却再也没有找不到工作和领不着工资的工人了”［46］。新中国成立后，“全部就业”也长期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就业指导思想。1958年，经过十年战后恢复，新中国政府宣布“旧社会的失业现象已经消失了”。
凯恩斯(J.Keynes)的充分就业理论：政府实施需求管理。凯恩斯提出积极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论，强化了政府的政治统治职能。在经济领域，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的调节和干预，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斯基德尔斯基（R.Skidelsky）认为“凯恩斯本人留下的凯恩斯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的就业理论”。［47］他把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设为“已知条件”，仅仅寻求保证对该社会的工业产品的足够有效需求。经济发展要对传统经济结构做大规模的改造。凯恩斯本受业于古典经济学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遭遇长期的经济失调以及相伴随的严重失业，凯恩斯认为这是经济紧缩导致的。20年代如此严重的失业让他反省：自由经济并非完全能够自我调节，自由放任也未必就能够带动经济复兴，于是开始偏离传统学派路线，主张政府采取通货管理政策。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史上最严重、最持久也是最广泛的经济危机，带来空前规模的失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总失业人数达4000万，失业率高达1/4强，生产力普遍倒退了20年。凯恩斯把经济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制度,为了实现充分就业,认为必须摒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资本主义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必须依靠国家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扩大财政支出、减少税收等财政政策以及福利措施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48］。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凯恩斯主义多方面探讨了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粘性，进一步强调政府干预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
一个国家的就业状况不仅与其经济增长（发展）密切相关，甚至直接关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家政权的巩固。可以说，就业理论的创立与演变也体现了国家角色与就业市场的关系变革。在中国大学生就业研究中，有必要重新找回这一分析框架。这在理论发展上，也有利于寻找与前人理论对话的线索。
三、新视角下的任务与策略
在当前大学生就业研究中“把国家带回分析的中心”，也就是在大学生就业研究中重拾历史分析与制度分析策略，遵循国家与就业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一分析框架，在中国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变革与国家角色转换关系中考察制度转型的逻辑，并试图对大学生就业制度的未来改革提供政策建议或启示。
（一）“国家回归”视角下的任务
就业制度的变革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遵循国家与就业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一分析框架，其研究任务可作如是尝试：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变革与国家角色转换之间的关系中考察制度转型的逻辑（转型理念、话语体系、组织体制、行动策略等），揭示各阶段大学生就业制度建立/改革、运行的动力与机制，大学生就业“市场”中各行动主体（国家、用人单位、高校、大学生）的地位设定及其相应的参与行为。透过大学生就业制度/政策体系的变迁轨迹观察与理解国家政策改革的导向对于社会变迁的意义，并对未来改革提供政策建议或启示。
从历史的维度分析中国大学就业制度的转型逻辑。历史分期主要按重大政治事件和政策文件为依据，先分别考察各历史时期制度建立与转型逻辑，然后进行对比分析。从改革的不同阶段看，大学生就业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80年代中期的“统包统配、包当干部”阶段/精英教育阶段，此时实行计划型就业制度。主要考察经历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就业制度后，新中国政权构建统一分配体制的动力来源、组织机制、国家行动策略以及在劳动力市场消失之后高校、用人单位与学生的地位与行为，以此揭示国家全能角色中，国家在大学毕业生分配中的至上地位及其制度后果。
第二阶段，1980年代中期-2000年的改革过渡阶段/精英教育阶段，处于市场化改革的过渡时期。主要考察在经历较长时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分配体制后，大学生就业制度的市场化动因、国家松绑的渐进策略与组织机制、毕业生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主体性初兴等内容。通过这一探索，揭示国家在就业体制上的松绑与角色调整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学生就业市场逐渐复苏。
第三阶段，2000年左右至今的大众化教育阶段，已经过渡到了官方宣称的“自主择业”的市场型就业制度。进入新世纪，国家不再负责学生就业，大学生缴费上学，自谋职业，就业市场又呈现典型的买方市场特征。主要可考察“自主择业”背景下，就业市场中的各主体是如何参与和回应这一改革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治理战略下，大学生就业市场中，国家、用人单位、高校、大学生各自的角色定位及其参与机制、策略与效果。
在梳理与分析大学生就业市场的消解、市场容纳到市场重生三个阶段的基础上，探讨国家在这三个阶段中的角色转换与制度变革路径，发现国家通过话语、组织体制与行动策略等维度得以实现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变革，并借以透视我国大学生就业制度/政策体系的变迁轨迹。在结合基础研究的积累上，继续循着“国家—市场关系”的视角，为未来改革的理念、方向、内容与路径提供政策建议。内容可包括：“自主择业”的今天，国家如何调整自身角色与责任定位，如何建构与调适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支持系统，改善或解决高等教育质量，学生的择业价值观引导等问题。
（二）分析策略
历史分析。波兰著名社会学家什托姆普卡（p.Sztompka）认为，为了理解任何当代现象，我们必须回溯它所发生的根源及其过程［49］。经典大师们通过历史研究，围绕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或者是围绕大转型而产生出了不同的流派。孔德（a.Comte）、托克维尔(a.tocqueville)、马克思、韦伯(m.webber)等主要奠基者们都从历史视野或发展进程的角度提出各自问题和命题。然而，与19世纪的进步主义一样，埃利亚斯(n.elias)发现“十九世纪社会学的著名代表人物曾热衷于长期社会进程的研究，而在二十世纪却一下子转向状态研究了”，它原有的历史取向和历史敏感性也逐渐沦丧，从而导致“社会学思维退化和与之相应的研究范围缩小”。［50］
如今，我们是否应该完全集中于最近或最时尚的趋势，而忘掉过去的一切呢？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要真正领悟从特定的历史进程中生长出来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行为和思想模式，必须走入历史的田野［51］。诚如布尔迪厄(p.Bourdieu)指出：“社会行动者是历史的产物，是整个社会场的历史的产物，是特别的次场内某条通道中积累的体验的历史的产物。”［52］米尔斯(C.w.mills)也强调要回到历史，在历史研究中激发社会学的想象力，“每种社会科学——或者确切地说，每个考虑周详的社会研究——都需要一种具有历史视域的概念，以及对历史材料的充分运用。”［53］因此，社会科学不仅要研究当下的社会状态，也应当回答：社会是如何发展为目前这种状态的？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所谓重拾历史分析，一是引入历史思维，揭示制度变迁中的前后因陈过程及其前后相反又相成的辩证关系。二是引入历史方法，以史立论，论从史出。区别于传统历史研究重叙事而不太关心理论建构的特点，在考辨之外，“历史分析”的理论兴趣更浓厚，更注重寻绎史实背后的社会规律。当然，重拾历史分析是为分析当下的社会状态，并非不关注现实而躲到历史中去。因此，对大学生就业市场/制度变迁的历史规律做一个整体考察是很有必要的。借此追问，中国大学生就业为何如此吸引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的各种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一步一步地生成的。
制度分析。制度变迁，曾经是社会科学的核心主题。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古典大师的根本使命则在于从社会生活中发现稳定的社会制度。然而遗憾的是，在主流社会科学的历史中，制度研究逐渐地趋于衰落。整体主义、客观主义、经验主义和量化分析等实证社会科学的原则导致相当长时间里没有把制度研究放到应有地位［54］。纵观中国近现代史，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是一部深刻的制度变迁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改革开放，最根本的也是制度变化。面对西方社会科学制度研究的兴衰，制度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的意义更为重要。大学生就业制度的形成与变革一直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相伴随，因此，我们不能不关注国家在大学生就业制度变革与市场转型中的角色与作用。因为制度变革的直接推动者是国家，而且在历次制度变革中，国家角色也在调整。国家正是通过制度变革与自身角色的调整而使大学生就业市场转型得以发生与进行，从而导致市场中各主体的地位与行为发生变化。因此，在研究中，国家既被理解为国家政策改革（如大学生制度与政策的变革），也指制度变革中国家角色的转换。作为一种国家意志，制度选择总是能对现实产生深远影响。不过，国家不管多么强势，其制度选择也不可能准确地反映现实以及毫无保留地执行下去［55］。但总体而言，新中国政权属于强势国家。我们一方面肯定国家意志对制度演进的强大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注意考察国家的制度选择在实践中产生的后果，以及国家为此而做出的制度调整。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制度的层面和历史的维度，以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变迁为核心，将相关的主要行动主体一并纳入考察，更有利于认识今天的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秩序是如何形成的。
历史系毕业就业方向篇3
历史学专业创新能力课内外结合
一、课堂教学中创新因素的渗透
目前不少高校存在着一种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事实上，要想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还需要从课堂的五十分钟抓起。在课堂上教师注重将科研创新因素渗透其中，并时刻注意师生的有效互动。
1.课堂教学中注重科研因素的渗透
任何创造都离不开一定的知识。历史教学要创造条件给学生以广博的历史知识，开拓学生的视野，使丰富的历史知识成为学生创造的向导。所以，教师必须重视教学和引导，通过多种渠道使学生获得广博的知识。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既要生动形象地向学生传授知识，又要把科研创新的因素渗透进去。教师可以通过形成知识链条、介绍研究现状、了解专家学者、设计科研课题等环节来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这些环节之间都是互相渗透、互相递进的，前面的环节是后面的环节得以实施的基础和前提，最后一个环节是前面所有过程的结果。其实现，需要教师对所讲授的内容、所从事的领域中的研究现状、专家学者等都十分熟悉。
通过课堂教学，把科研创新能力渗透到讲课环节中，让学生从教师的点拨、问题设计中获得启示，分析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通过课堂教学，学生了解到学科前沿知识，设计出合适的课题，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奠定基础。
2.课堂教学中注重师生的互动
教师课堂的讲授是一门艺术，教师在课堂讲授中不要“一言堂”，要师生互动，让课堂动起来，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让课堂动起来，教师首先要大胆地提问。在讲解《中国政治制度史》课程科举考试时，就可以问学生“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过程和规律是什么”，也可以问“宋代在防止科举考试舞弊上采取过哪些举措”，这些问题的讨论和解决，便于大家掌握科举考试的重点和难点，也便于提高大家的总结概括能力。
此外，让学生走上讲台讲解，能锻炼学生的能力。如讲授《明清史专题》时，提前让学生查阅来自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的明清史专家的研究资料，上课时给全班同学讲解，教师和学生点评，便大大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课外实践中创新能力的培养
历史学专业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除了课内教师讲授课程的渗透外，课外实践中教师对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意识的培养也很关键。这些实践包括：“走进图书馆”活动，让学生了解历史文献的分布与使用方式；组织学生创建学科资料库，为学生掌握学科知识和储备资料准备条件；组织安排有创意的活动，以丰富多样的形式来打开学生创新的路子。
1.走进图书馆
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学习，必须让学生掌握和钻研史料，因为一切历史的结论都来源于对史料的分析和研究。学生要掌握更多的史料，仅靠课堂上教师的讲解远远不够，必须走进图书馆。对学生与图书馆的关系，有研究者提出“应当将新生入馆教育列入学校的教学计划，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并列入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同时，还要让这项教育贯穿学生整个大学生涯，对他们在各个学习的阶段进行跟踪服务，使图书馆真正成为他们的助手和伙伴”。
为了让历史系学生走进图书馆，我在我们院系的学生中开展了“走进图书馆”活动，请图书馆及我系的教师作为指导教师，组织一些学生对本校图书馆书库、数据库、检索方法、历史类书籍分类调查，要求他们将本校图书馆的数据库与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数据库进行对比。活动结束后，他们写出调查报告，在大会上向全系学生汇报。
我还组织学生开展了“查阅资料比赛”、“从读一本好书做起”等系列活动，使全系学生对本校图书馆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掌握了到图书馆查找书籍、检索数据库的基本方法。
2.创建学科资料库
大学各种学科的学习，既需要教师的认真备课和授课，也需要动员大学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行学科资料的创建工作。这项工作在高校的教学中是一个新事物，对学生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学生通过创建历史学科资料库，他们把零散的历史知识整理、归纳、分类，便于课下复习或将来考研。这种资料库的设计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亲自参与的，学生在学习的时候，隔膜性较小，易于进入大脑的记忆系统中。指导学生创建学科资料库是件未雨绸缪的事情，是为学生以后的发展铺路的举措。
大家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学科资料库的创建。指导教师向学生申明了创建资料库的原则和方法之后，班级负责人就要向大家分配任务、落实任务、检查指导，从而提高学生的协调能力。分配任务时，把所要分配的内容，按学号统一安排，让所有学生都承担一部分，最后由班长或学习委员统稿，依序排列，组成一份完整的学科资料，将电子版统一发给大家，获得资源共享的效果。期间，我强调要认真对待，在立足教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作用，将资料库做的更完整、扎实。学生把自己的智慧和热情都融入到这项活动中了。
3.组织有创意的活动
（1）魅力历史
历史是有无穷的魅力的，每年，团委、学生会在系主任的指导下组织一系列活动，如“历史知识竞赛”，教师出题，学生抢答，优胜队奖励“历史知识讲座”，学生作为主讲人，内容由教师指定或大多数同学推荐，或讲解学生普遍感兴趣的问题，或揭秘历史上的所谓“疑案”等；“历史上的今天”，运用手抄报、展板等形式向全校师生介绍生动的历史。毕业前夕，组织大型的“毕业生历史才艺”表演，形式多样。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感受到历史的魅力，更加热爱历史。
（2）讲课大赛
讲课大赛分阶段安排较好：一年级举办教案展，要求每个学生针对自己所学的某门课程的某一章节设计出一份完整教案；二年级举办讲课大赛，要求学生根据一节课内容，写出完整教案并进行生动的讲解；三年级，专科学生实习后进行实结会，并举办二、三年级的讲课大赛。这样安排，循序渐进，经过三四年训练，学生的讲课能力有显著提升。
所有这些活动，都按照历史学专业学生的学年特点设置，到他们毕业时就可以在工作能力、个人能力方面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高度。
三、结语
针对高校历史学专业特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是当前历史学教学改革的方向。课堂教学中创新因素的渗透、课外实践中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我在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要点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注重课内和课外一贯培养。这一模式极大地提升我系学生的创新能力，对提高其他高校历史学专业学生创新能力有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龚奇柱.历史教学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的几个问题［a］.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2］程天芹.《中国政治制度史》课程科研创新因素的渗透［J］.陕西教育（高教版），2011，（7）.
历史系毕业就业方向篇4
实习任务一：苏州城市建筑设计的学习地点：苏州人民路
实习日期：07.3.3(晴)指导老师：aa
实习的第一天，我们来到了历史文化古城——苏州，苏州素有人间天堂之称，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第一次来苏州，感觉没什么特别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高楼大厦。听老师介绍说：苏州进行现代化建设，受到诸多保护条文规范的制约，关注建筑风格成为规划审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建筑风格的要求，以某种法制法规的形成存在，并对苏州城市建筑的设计产生深远的影响。城市规划方面采取对古城风貌的保护的原则，所以现代化的建设要兼顾到历史文化遗产的留存与合理利用。
根据资料介绍：这种源自保护城市风貌的举措对于创造地方特色而言，并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概念，应该承认前者可以用较为稳妥，保守的手法来达成保护的效果，在某些特定场合，甚至可以沿用传统样式和仿古建筑。而后者相对来说是富有开创性，探索性的创造过程，它关注地方文化，自然环境，建筑历史等众多地域因素，其表达方式和设计手法具有相当的差异和丰富性。在苏州，总体文化背景的相对保守和保护任务的紧迫性所导致的对建筑风格的专注是苏州创作环境的一个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州地方主义或地方特色的再创造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苏州市区的建筑，不论是什么结构，都要维持这种现状，表现苏州城市的特点。在我们参观的人民路与干将路的城市建筑是反映苏州地方建筑的一对绝好例子。人民路是苏州古城结构的历史延续，最北端的北寺塔，中段的观前街，怡园，文庙和南端的城市园林——沧浪亭使得人民路从北到南有一个完整的景观序列。干将路着重体现地方性符号以及与城市文脉的关联，其开发规模较大，改造力度较强，但在追求条理化和程序化的过程中又体现了人文关怀的场所精神。最典型就是人民路上苏州图书馆新馆，是一栋着力体现苏州地方文化特色建筑。其轻巧灵秀的立面造型手法，与早期人民路建筑古朴厚重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也隐藏了时代文化上的对比。对地方“风格”的关注在苏州图书馆就集中地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和江南其它地区的表现相比更显突出。
作为一个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本科生，毕业设计是大学阶段尤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对我们大学阶段所学知识的一次综合运用，不但使我们各方面的知识系统化，而且使所学知识实践化。毕业设计实习是在毕业设计前进行一次系统的综合考察，结合所学知识及自己的毕业设计课题，选择自己的设计方向。通过毕业设计实习，使我们能够了解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培养我们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创新能力，并锻炼我们调查研究的能力，对毕业设计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实习任务一：苏州城市建筑设计的学习地点：苏州人民路
实习日期：07.3.3(晴)指导老师：aa
实习的第一天，我们来到了历史文化古城——苏州，苏州素有人间天堂之称，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第一次来苏州，感觉没什么特别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高楼大厦。听老师介绍说：苏州进行现代化建设，受到诸多保护条文规范的制约，关注建筑风格成为规划审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建筑风格的要求，以某种法制法规的形成存在，并对苏州城市建筑的设计产生深远的影响。城市规划方面采取对古城风貌的保护的原则，所以现代化的建设要兼顾到历史文化遗产的留存与合理利用。根据资料介绍：这种源自保护城市风貌的举措对于创造地方特色而言，并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概念，应该承认前者可以用较为稳妥，保守的手法来达成保护的效果，在某些特定场合，甚至可以沿用传统样式和仿古建筑。而后者相对来说是富有开创性，探索性的创造过程，它关注地方文化，自然环境，建筑历史等众多地域因素，其表达方式和设计手法具有相当的差异和丰富性。在苏州，总体文化背景的相对保守和保护任务的紧迫性所导致的对建筑风格的专注是苏州创作环境的一个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州地方主义或地方特色的再创造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苏州市区的建筑，不论是什么结构，都要维持这种现状，表现苏州城市的特点。在我们参观的人民路与干将路的城市建筑是反映苏州地方建筑的一对绝好例子。人民路是苏州古城结构的历史延续，最北端的北寺塔，中段的观前街，怡园，文庙和南端的城市园林——沧浪亭使得人民路从北到南有一个完整的景观序列。干将路着重体现地方性符号以及与城市文脉的关联，其开发规模较大，改造力度较强，但在追求条理化和程序化的过程中又体现了人文关怀的场所精神。最典型就是人民路上苏州图书馆新馆，是一栋着力体现苏州地方文化特色建筑。其轻巧灵秀的立面造型手法，与早期人民路建筑古朴厚重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也隐藏了时代文化上的对比。对地方“风格”的关注在苏州图书馆就集中地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和江南其它地区的表现相比更显突出。
历史系毕业就业方向篇5
如果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改革的标志，我国大学生就业制度从纵向上大体可以分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就业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就业制度两个时期。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就业制度的发展又先后经历了“统包统分”到“供需见面”再到一定范围内的“双向选择”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四个阶段。
新中国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分配工作始于1950年。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在的《关于改革学制的规定》中明确规定了“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的制度原则。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学生的就业分配工作由共和国总理亲自负责。
这个时期就业工作的主要特点是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当干部。具体做法是：由政务院（后为国务院）批准下达由毕业生分配主管部门编制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分配计划，中央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层层分解，直到具体的学校和用人单位，学校按照“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原则，将毕业生一一对号入座，用人单位按计划接收毕业生；毕业生本人凭分配通知书到用人单位报到。
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招生考制度，高等学校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学校的隶属关系有了较大调整，确定了国家、部门、地方三级办学的体制。根据高校不同的隶属关系，1983年，国务院批转了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劳动人事部《关于1983年全国毕业研究生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的报告》，决定实行学校与用人单位直接见面的就业办法，即“供需见面”，使培养、分配与使用更好地结合起来。
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作为改革毕业生分配制度的试点学校，国家教委于同年3月12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委、主管毕业生调配部门、高教厅（局）及国家教委直属高校转发了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毕业生分配改革试行办法，推广两校实行的“招聘、推荐与考核录用相结合”的办法。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毕业分配办法，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制度”。作为国家最高管理层面的意愿表达，首次以公开文件的形式对建国30多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并逐步过渡到“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1986年，国家教委所属高校和部分部委院校对毕业生分配计划采取了“切块儿”的办法，由学校和有关部委及地方主管部门协商落实专业和具体用人单位的调配方案。同时，允许学校有一定自主分配的权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1989年3月2日，国务院批准了由国家教委、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出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方案指出：“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在国家就业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从而加快了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实行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在一定范围（地区范围、行业范围）内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规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劳动制度的改革，除对师范学科和某些艰苦行业、边远地区的毕业生，实行在一定范围内定向就业外，大部分毕业生实行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通过人才劳务市场，采取‘自主择业’的就业办法”。与此相适应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目标是：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度，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纲要》的颁布成为高校就业制度改革正式跨入市场经济体制下自主择业阶段的重要标志。
1996年，人事部印发了关于《国家不包分配大专以上毕业生择业暂行办法》的通知，通知要求实施到各省、各自治区、各直辖市政府人事部门，1996年之后，大学生不再包分配。
1997年由国家教委《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进一步规定自主择业下的工作程序，明确了政府部门、高校、毕业生的职责、权利、义务，1998年，首批并轨改革后招收的大学生毕业进入社会，至此除少数定向招生，民族生在国家规定范围内就业，绝大多数毕业生实现了自主就业。
要说明的是，取消包分配这个举措，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既定的改革目标，与它配套的另一项改革是国家不再承担大学生学费。
到2000年，包分配制度正式告别历史。教育部要求从2000年起停止使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和《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派遣报到证》，启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和《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
“统包统分，供需见面”
总的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就业制度以“统”和“包”为主要特征，这种“统包统分”的计划分配制度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有利于国家对人才的宏观调控和使用，保证了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及老少边穷地区的人才需求。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历史上就一直存在地区不平衡的问题，人才的地区分布不合理古已有之。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建设任务，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工程，如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和“两弹一星”上马等都需要大量高技术人才。结束以后，高等教育惨遭破坏，经济建设同样面临人才奇缺的状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实行计划分配，协调人才资源，从而有重点地保证了国家经济建设部门和老少边穷地区的人才需要。应该说，政府干预人才流向的行为在世界各国发展史上并不乏先例，但具体干预的手段却各有不同。
其次，新中国独立创办并探索新型大学办学模式的早期，人才培养重点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各行各业骨干力量的提高培训或再教育。而随着教育、招生目标模式的改变，大学生资源的不断丰富，就业市场的供需矛盾才逐渐显现。应该说，国家按计划对大学毕业生进行分配的制度是伴随着我国计划经济而产生和完善的，这种分配制度改变了旧社会大学生就业难的状况，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毕业生顺利就业，是实现学校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分配制度对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必要的社会心理支持也是“统包统分”制度得以贯彻落实的重要因素。在“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成长道路”的社会思想指引下，大学生报效祖国，艰苦奋斗的心理准备充分，因而既能够安心学业，又能够积极服从组织分配，在社会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建功立业。而在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利益多元化影响的今天，如果仍旧把“转变择业观念”“降低择业期望值”“到艰苦行业、艰苦地区建功立业”等动员教育的立足点仅仅局限在大学生这样一个单一的群体，显然很难收到“统包统分”时代同样的效果。
计划体制下的就业分配制度在体现其优越性一面的同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也越来越表现出与经济运行机制不相协调的弊端：分配计划带有盲目性，影响了人才的合理使用、合理流动，造成了人才培养的浪费。同时，制约了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计划体制下高等教育管理运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学校按照国家指令性计划招生，按统一的教学大纲（甚至教材）培养学生；学生由国家统包学习费用，由国家统包分配就业。这就构成了一种政府行政主导型的运行机制。在这种机制影响下，政府的行政计划处于主导地位，学校处于从属地位；政府成为学校与社会联系的中介，学校与社会缺乏直接沟通的渠道。客观上造成了高校“惰性”办学和教师“惰性”教学，学校只负责培养，无须考虑社会需求，专业设置、课堂教学与社会需求脱节严重。虽然教育的发展相对于社会需求的变化，确有滞后现象，但在计划体制下，缺乏必要的“市场导向”，“需求导向”的滞后，甚至脱节尤为明显。影响了用人单位择优选拔自和用人积极性，影响了大学生的竞争意识、自主意识的培养。
就业市场的“供”“求”双方本应是最为活跃的力量群体，然而长期形成的统包统分的就业制度，使用人单位和大学生都处于“等、靠、要”的被动局面。由于计划的盲目性和用人单位缺乏自，往往造成用人单位急需的人才未列入计划，而按计划分配来的大学生又不符合实际需要的境况，形成了“人才既缺乏，又积压”的畸形状态。在大学生中，由于就业制度的影响，使学生在学期间缺乏竞争意识，影响了学习积极性。进了大学的门，就是“公家的人”，换上“干部身份”，端上“铁饭碗”。时至今日，这种长期统包统分制度形成的习惯心理仍在不少大学生行为中体现出来，“学好学坏一个样”的混文凭心理，惧怕迈向社会、参与竞争的心理，希望通过考研、考博暂时回避就业的心理，走上工作岗位后的浮躁心理，以及把找不到工作的一切责任归咎于学校、社会、政府等等，都是由于长期以来制度因素形成的社会心理在作怪。
“双向选择，自主择业”
以双向选择、自主择业为基本内容的就业制度改革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总结历史和发展，不难看出这种就业制度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是主要的，首先推动了高等教育各环节的改革。大学生就业制度的改革必然引起高校内部各项运行机制的转换。这种内部机制的转换包括行政管理、教育教学管理、人事管理、后勤管理以及课程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其中，教育教学改革是这种机制转换的核心。市场经济的铁的定律是使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主体都受到供求杠杆的作用影响，高等教育亦不例外。
随着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问题受社会关注程度的日益提高，“就业供求杠杆”越来越成为影响学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办学思路的主要因素。从计划体制下“闭门造车”式的专业设置、学科设置等办学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高校首先着手专业主干课程改革、教学评估方式改革、教师聘任改革，继而带动了高校教育教学、行政管理、后勤社会化等一系列内容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业制度的改革不仅走在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前列，而且带动了全面的改革进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扩大了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选择范围。为了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和综合素质，毕业生不得不确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地充实提高自身能力水平；为了提高选才的质量，同时孕育一个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的环境，用人单位也必须在用人机制建设上下功夫。就业制度的改革同时激活了两方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近年来，一些地方贪图经济利益，大办人才双选会，因参会单位数量质量太差引起毕业生公愤；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落户口”明码标价，一些企业借机赚毕业生的钱；毕业生“一个媳妇许配多家单位”，导致用人单位与毕业生对簿公堂；各种媒体的招聘信息中90%以上包含歧视性条款，用人单位的“无限自”致使毕业生因性别、学历、地域、年龄、学历、身高、身体状况甚至血型等原因被拒之门外越来越多报章媒体所披露的就业市场不规范行为恰恰表明了目前“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制度运行过程中亟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打破“统包统分”，实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给人们带来的观念转变是方方面面的。高校就业指导部门最直接地接受了这一观念转变并付诸实际工作。以清华大学为首的一批国内高校在学习、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成立了专门负责毕业生就业管理的就业指导中心，就业指导部门的实际工作由过去的“就业计划”执行部门向专门化、全程化、个性化的职业指导方向发展，就业工作队伍也开始向专业化、专家化的方向发展。
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高校仍将学生就业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划等号，由政工干部兼管毕业生就业工作。就业部门先后挂靠学生工作部（处），名称上先后采用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从名称的变化上，不难看出高等院校对待就业工作观念上的转变。
历史系毕业就业方向篇6
松风水月，空明九霄。诗意凉山，是大地的恩赐。且看苍莽雄奇的螺髻山、神秘温情的泸沽湖，还有那灿烂绵长的阳光，都使得凉山穿透时空的风烟，携带千年的风雨，把岁月变迁、人文兴达的历史底蕴深深融会在这奇俊秀美的自然风貌之中。彝家节日、傈僳族红裙、女儿国的爱情、藏乡的神韵，每一个独特的生活场景，都能让你感受到美，感受到凉山各族人民生活的充实、幸福和安宁。原生态的多民族文化在此共同交融，孕育了风情万千的民风民俗。个性独特的人文精神滋养着这方山水、这方人，并传承着历史，演绎着今天，延续着未来。
两千多年前，有两条鲜为人知的著名古道经过凉山：一条是“南方丝绸之路”，一条是“茶马古道”。这两条古道不仅是中央王朝治政用兵的官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重要的通道，并由此形成了我国西南的民族大走廊。社会学、民族学大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古代“藏彝民族走廊”。古道的贸易繁荣，促进了川、滇、藏地区汉、藏、彝等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
今天在凉山世居的10多个民族的先民，就是通过这两条民族大走廊，在这里迁徙、繁衍、交往，共同开拓和保卫祖国的西南边疆。各民族文化共生共荣，为我们保留下一条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带，其中有些原生态文化，如彝族毕摩文化、摩梭人母系社会形态的婚俗等，至今都还“活”着，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
凉山彝族自称“诺苏”，人口近200万。在彝族山寨，在彝族聚居的腹心地带，仍然延传着固有的生活方式。彝族的传统文化仍然保留着古朴、独特的原生面貌，传统依然是山地彝人所恪守和珍视的价值理念。
毕摩文化是彝族文化的核心。“毕摩”是彝语音译，“毕”意为“念”、“诵”或“读”，有“举行祭祀时作法祝赞诵经”之意，亦代指宗教仪式活动；“摩”意为“长者”、“老师”，是长老的尊称，毕摩即“掌天命神权的长老师人”或“吟诗诵经之长者”。彝族民众从古到今都认为毕摩是“智者”，是“知识最丰富的人”，他们识古彝文，掌握和通晓彝文典籍，是彝族民间各种祭祀仪式的主持者和组织者，又是彝族宗教和信仰的代表人物。毕摩“身系一族之本位文化”，是彝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毕摩文化”是由毕摩们所创造和传承，以经书和仪式为载体，以信仰与仪式为核心，集成彝族古代的语言、文字、哲学、历史、谱牒、地理、天文、历法、民俗、伦理、文学、艺术、医学、农学、技艺等丰富内容的一种特殊民族文化，它是一种通过彝族“本土知识分子群体”和祭司毕摩世代传承下来的族群文化传统，因而被彝族人民视为历史的“根谱”和文化瑰宝。
因此，毕摩文化是在几千年的彝族文明史中生长出来的一棵婆娑之树，凝聚了彝族民众特有的认识与特别的情感，为彝民族的民族认同、情感联结、文化传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许多彝学研究者都认为，不了解毕摩及其文化传承就谈不上理解彝族的文化遗产。
新闻背景
历史系毕业就业方向篇7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建设专业技术
民族传统体育学于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批准，被设为体育学下的4个二级学科之一；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高校学科专业目录，将武术专业拓宽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自1999年开始招收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生。其业务培养目标是：本专业培养具备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知识与技能的，能从事武术、传统体育养生及民族民间体育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1］近年来，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在教学内容上，打破了传统的教学内容体系框架，并进行了适度的拓展与延伸；在教学目标上，注重武术文化的传承、突出学生武术能力的培养和发挥武术的育人功能；在课程学习的评价方面，强调对学习效果和学习过程的评价；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因此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1.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1毕业生与就业现实脱节。北京体育大学武冬的调查表明，北京体育大学武术专业的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为：一是我们培养的人才很难进入各级运动队从事教训研等工作；二是社会上还没有针对社会体育指导员设定的固定岗位，我们培养的人也不可能进入这样的岗位工作；三是相当一部分毕业生流向大中小校，主要从事公共体育课的工作，以武术套路专项学生为例。［2］北京体育大学的张明廷等人的调查数据表明：近三年的就业形势表明，毕业后从事专业运动训练的学生人数占毕业总人数不足2%；毕业后从事教学的学生人数占毕业总人数不足20%；从事公安的学生占到15%以上，有不少学生选择了自谋职业。而且，通过在校学生及其家长的调查显示，有45%左右的学生和38%的家长希望毕业后从事公安工作；有30%的学生和35%的家长希望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只有8%的学生希望从事教练员工作。［3］
1.2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不严密。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何建东的研究认为：首先，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认识不够深刻，对其内涵与外延仍需进一步界定；其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存在不科学的现象，“重技术轻理论”是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基础理论和民族传统文化课程严重欠缺；再次，课程结构的设置未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必须优化。［4］
2.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主干学科含义的分析
近年来有关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研究表明，一方面疾呼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并采取了暂停招生的方法应对。另一方面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课程体系改革，尝试以新的途径应对已出现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对本专业主干学科理解不透彻。
2.1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主干学科能指。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明确指出，本专业的主干学科为：体育学、历史学、中医学。它暗示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发展方向分别为：体育学――以身体方向发展为主；历史学――在延续具有民族内涵内容的基础上，发展社会需求的以身体为主的体育活动内容；中医学――首先考虑培养对象取得中医行医资格，其次研究开发以中医理论为主的面向社会所需的健身理论和身体活动方式。这三个学科给本专业带来了三个方向的生源和多方面的毕业生就业渠道，也是目前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忽视的关键之处。
资料表明，武术专业拓宽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事实。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建设一直以来采用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用原来建设体育教育专业的方式进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建设。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从上述三个方面考虑，其专业建设需要历史、中医等方面的学者。实际情况是用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或者武术史代替历史学，导致真正的民族体育历史知识的欠缺，达不到民族体育锻炼、娱乐内容的推陈出新。
第二种方式是用发展竞技体育的方式建设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从招生伊始，其招生目标集中在武术专项优异的生源上，目的是在以后的比赛中取得优秀成绩。客观讲，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生源包含三个方面，分别是武术专项、历史、中医。武术专项优异的生源只占本专业的1/3，这种放弃2/3生源的选择导致专业建设只能向一个方向发展。
2.2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主干学科意指。有的研究者认为应重视武德思想教育，理由是武德是习武者必备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准则。实质上，武德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儒家思想的研究史上，把身体作为精神修养的呈现。孟子主张生命与道德合一，人身乃精神化的身体，用以彰显“上下与天地同流”之境界。将仁、义、礼、智收缩到内心里，以证明实践德行，达到境界时，道德都可以化为内心之德流行。仁德被体现，即有仁德之心流行；义德被体现，即有义德之心流行；礼德被体现，即有礼德之心流行；智德被体现，即有智德之心流行。四德体现，说明儒家所理解的身体是形、气、心贯通的结构，其形气面涵摄内外身体的生理功能，心气面涵摄意识与形上的功能，气化面则同时涵摄个体与万物同体的物质基础与形而上的基础。通过儒家以“修身”为其要义，实现儒学传统中所谓“天人合一”、“身心一如”。
2.3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主干学科所指。在观赏武术类的表演时，观众会被表演者所展现的身体能力征服，他的身体有着可以与动物媲美的轻快和柔软，以及比动物更优雅的特点并为此感到骄傲，会发自内心欢呼。细察其原因，表演者的身体活动，使用了一种特殊的表现语言。此时表演者的思维通过身体这个工具得到表现，同时身体本身也在进行思考活动。或者说借由身体的观点和样态来思想，用身体的方式思想。一是隐喻每个人在肉体上高于动物一筹；二是隐喻现实社会里的强壮体魄。
3.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基本问题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主干学科能指，是把人的身体看作从“历史性”延展到“社会性”的场所。从这一角度思考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发展，需要把每一个培养对象的身体作为展现场所的身体，有别于西方认可的身体长期受灵魂的奴役，受心的驱使，彰显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特性。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主干学科意指，是把人的身体作为精神化的身体，用以达成“天人合一”、“身心一如”。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主干学科所指，是以人的自然身体为主体，通过持续的锻炼，得以寿养天年。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基本问题在于在这三个维度上思考其发展方向，这三个维度可以互相辅助，最后达成学科的持续发展，也是目前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发展突破僵局的解决线索。
4.结论与建议
4.1制约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建设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出发点不符合社会需求。
4.2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发展需要重新认识本专业的主干学科，并衍生以身体方向发展为主体育学；在延续具有民族内涵内容的基础上，发展社会需求的以身体为主的体育活动内容的历史学；在中医学的基础上，研究开发面向社会所需的健身理论和身体活动方式。
4.3重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立足理论基础研究，为促进本专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厚实的根基。
4.4建议采用联合办学的方式，从体育学、历史学、中医学方面，完善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师资力量。
4.5建议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从身体角度的三个维度上思考今后的发展。一是培养对象的身体作为展现“历史性”延展到“社会性”的场所；二是把身体作为表达“天人合一”、“身心一如”的主体；三是体现通过持续的锻炼，得以寿养天年的身体。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6.
［2］武冬.对北京体育大学武术专业本科教学计划的思考［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9）.
历史系毕业就业方向篇8
笔者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考证了孙明经在金陵大学的三段履历。
一、理学院读书履历考
孙明经在金陵大学学习七年。对于这段求学经历，有一种说法认为：孙明经于1927年考入金陵大学化学系，1930年学满化学系学分转入电机系，1931年学满电机系学分转入物理系，1934年毕业――按照这种说法，孙明经的大学七年跨了三个系。
还有两种说法：一说孙明经苦读七年，修完了电影所涉及到的多个学科；一说孙明经七年间先后修满化工、电机和物理三系的学分，并辅修国文、音乐和戏剧。
这些说法散见于一些文章和报道中。
孙明经的大学上了七年是不争的事实，但上述三种说法并不准确。
首先，孙明经于1930年转入电机系，并于1931年修满电机系学分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理学院的化学系、电机系以及物理系均为本科，学制是四年，共八个学期。在三个系中，电机系创办的时间最晚，据《金陵大学史》记载：“1930年金陵大学理学院魏学仁院长聘请中央大学教授杨简初兼职金陵大学，负责筹办并于1931年成立了电机科，原附设于物理系。但直至1932年暑假尚未对外招生，而以物理系二年级部分学生作为电机科三年级新生。此后电机科独立成系级行政，改为电机工程科，1936年正式定名为电机工程系。”[1]而据《金陵大学校刊》记载：1931年秋季新聘教员有前任中央大学教授杨简初[2]――与《金陵大学史》的记载一致。
由上述资料可知：1930年理学院的电机系尚未成立，1931年杨简初被聘到理学院才成立了电机系――鉴于此，说孙明经于1930年修满化学系学分转入电机系，并于1931年学满电机系学分转入物理系，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孙明经在理学院的学业是优秀的，曾经得到过奖学金――“理学院自上学期公布奖学金条例后，同学纷纷具函请求该项津贴。现经审查得奖合格者有……孙明经等八人。”[3]尽管如此，孙明经要在七年内先后跨三系，并完成学业，谈何容易。原因如下：
（一）化学系、电机系和物理系课程体系差别大，先后跨系学习难度很大；现在如此，过去也不例外。
（二）金陵大学对学生的考核采用学分制，1931年秋季之前，一学期要修满20个学分，“也就是每周大约工作60个小时，以致课务忙碌，远较其他各大学学生紧张。”[4]1931年秋季之后每学期减少到16学分，每周也要学约48个小时，在这种学习强度下，要想在七年内修完学分、先后跨系两次，谈何容易。
所以“七年跨三系”一说不能成立，至于其它两种说法就更不能成立了。
孙明经本人在回顾自己摄制教育电影的经历时提道：“我从没有学过电影，我仅仅在金陵大学读过三年半化学，两年物理，并在几个中学教过四年理化，不过这些经验使我对于摄制教育电影的观众需要和题材处理有一个基础认识。”[5]这一说法同样证实“七年跨三系”等说法不成立。
那么，要完成三科学业有没有其它方式？
当然是有的，金陵大学的学生除了学分制外，还实行主辅系制，新生在第一学期选定主系和辅系，完成学业要修完主系的必修课程，同时辅系的课程要选够12个学分。作为辅系的学科，一般与主系相近，比如学数学的可以辅修物理、化学，也可以与主系相去甚远，比如理科的学生可以辅修文科，通过这种方式在七年里完成三科的学习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事实是否如此，还需进一步搜寻史料求证。
那么，孙明经在理学院的学习履历应该是怎样的呢？笔者做出如下判断：
孙明经主修过化学系、物理系，跨系一次；可能同时辅修过电机系，也可能同时辅修过国文、音乐、戏剧等学科。
・博士论坛史兴庆：电影教育家孙明经在金陵大学的履历考二、“毕业留校”考
孙明经于1934年从理学院毕业留校任教――这是当前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散见在各种有关孙明经的文章中，然而这种说法不准确：最大的问题在于按照人们的思维习惯，所谓“毕业留校”，就是留在了理学院，或者是留在了金陵大学某个学院，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孙明经毕业了两次，就业了两次。
（一）第一次毕业
1932年，孙明经毕业，就业单位为当时的私立基督教会学校――安徽芜湖萃文中学，孙明经任教员。和孙明经一同毕业的还有12人，就业情况分别为：南京江文女子中学教员2人；安徽宣城皖南中学教员1人，南京中央党部科员1人，九江儒励女子中学教员1人，南昌豫章中学教员1人，南京内政部卫生署技术员1人，海州东海中学教员1人，南京成美中学及青年会中学教员1人，嘉兴香洲中学教员1人，南京成美中学教员1人，南京青年会中学教员1人。[6]孙明经并没有在萃文中学长久做教师，而是不久之后重新回到了理学院学物理。
（二）第二次毕业
1934年春，孙明经从物理系毕业，进入金陵大学附中任理科教员。和孙明经一起毕业的还有三人：一人是化学系毕业，留系任助教，另两人是生物系毕业，去了上海国立医学院。同年秋季毕业10人，毕业去向为：萃文中学教员1人，广东兵工厂技士1人，中央工业实验所技师1人，汇文女中教员1人，杭州电厂技术员1人，建设委员会戚野堰电厂技术员1人，理学院助教1人，理学院科学教育部助教1人，理学院化学系助教1人。[7]
孙明经于1934年春毕业进入金陵大学附中任教。史料表明：到了1935年秋，孙明经已成为金陵大学理学院教育电影部的成员，当时的教育电影部共有5人：潘澄侯、裘家奎、孙明经、钱源浩、管恒芝；潘澄侯为主席兼摄影部主任，裘家奎任字幕部主任，孙明经是研究员，钱源浩、管恒芝为助理员[8]，孙明经是重要的创始人之一。
从附中到理学院教育电影部，是孙明经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那么，这次转折是怎样实现的呢？当然，对出身电影世家而又博学多才的孙明经而言，进入理学院教育电影部可谓顺理成章，但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探求：
一是孙明经自己提到在1934年2月开始参与教育电影部的工作，担任摄影师[9]――这个时间正是他毕业前后，那么他是去金陵大学附中任教，同时兼任理学院教育电影部的摄影师？还是没去附中，直接进入理学院教育电影部？
二是孙明经还提到“曾在金陵大学读过三年半化学，两年物理，并在几个中学教过四年理化。”[10]那么这个“三年半”，指的是从1927年入学到1932年毕业，这个“两年”指的是从1932年到1934年，但“在几个中学教过四年理化”一说何来？
笔者考证孙明经“在几个中学教过四年理化”的时间，显然是在1935秋担任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摄影师之前，那之后，孙明经没有可能再去中学教学，也就是说，孙明经在中学教学的时间，只集中在他读书和毕业这几年，即1927年到1935年的八年间。而在八年的时间里，孙明经要完成三年半的化学、两年的物理学习、四年的中学教学，并从1934年起担任教育电影部的摄影师，1935年秋成为教育电影部的研究员，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一部分工作他是兼职的，而兼职的工作要么是他在金陵大学附中的教务，要么是他在金陵大学理学院的工作。
笔者认为他是兼职金陵大学理学院的工作的，而在金陵大学附中任教是其专职，因为1936年的春季孙明经才被聘为金陵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助教。[11]
综上所述，对孙明经毕业留校，笔者是这么判断的：
1932年孙明经毕业去萃文中学，后来又回到理学院学物理，由于地处安徽芜湖的萃文中学与金陵大学相距并不远，孙明经有可能上学期间仍去萃文中学兼职教学；1934年孙明经再次毕业后，进入金陵大学附中任教，在附中任教的同时，兼职理学院的教育电影工作――这样既与孙明经自己说的有过四年中学执教的经历相符，又在时间上与他在教育电影部的工作经历不冲突，而在1936年，孙明经则正式进入理学院任教。
三、金陵大学的工作履历考
对于孙明经在金陵大学的工作经历，目前的研究文章尚无专门论述，笔者根据史料梳理了一下，大致如下：
1934年2月，孙明经进入了潘澄侯领导的教育电影部，任摄影师。
1935年秋，孙明经成为理学院教育电影部研究员。
1936年，教育电影部主任潘澄侯借调教育部，孙明经负责电影部实际工作。
1937年，教育电影部规模扩大，理学院院长魏学仁兼任教育电影部主任，孙明经任副主任，兼总务组主任、摄制组主任，裘家奎任编译组主任，段天育任流通组主任，电影部另有干事、助理、书记等共13人。孙明经仍然是电影部的实际负责人。
1937年11月，南京沦陷之前，金陵大学师生被迫西迁四川，11月25日，第一批师生在裘家奎、孙明经带领下，从南京的下关出发开始西迁。
1938年夏，金陵大学理学院和教育部合办电化教育专修科，“这是国内训练大学程度影音人才最早的”[12]；电化教育专修科曾由潘澄侯、刘景禧、刘殿卿分期主持工作，期间常由孙明经工作。
1940年8月，孙明经赴美考察电化教育。
1941年9月末，孙明经回国，按照金陵大学的规定，重新予以聘任，《金陵大学校刊》对孙明经的介绍如下：
“孙明经――
学历：本校理学士，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研究；
经历：本校附中教员，本校讲师，兼教育电影部摄制组主任；
现任职务：教育电影部副主任，兼电化专修科主任。”[13]
回国后孙明经正式担任电化教育专修科主任，但在教育电影部的职务仍为副主任，主任为潘澄侯。
1942年以后，孙明经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电化教育专修科的发展上，致力于推行电影教育，并大力采用了静片――即幻灯片这种更经济、更灵活的教育工具，而教育电影的摄制不再作为其工作重心。
1942年3月15日，孙明经创办并主编《电影与播音》月刊，其人生经历从此由推行、摄制教育电影的高峰，逐渐过渡到电影教育的高峰，终成电影教育大家。
1949年，孙明经参与金陵大学校务工作。南京解放之前，陈裕光校长拒绝了台湾校友会迁校台湾的邀请，决定留在大陆；为防止军队败退前对学校的破坏，1月8日，金陵大学正式成立安全委员会，下设七个组：房屋分配组、交际组、消防组、医药组、防护组、膳食组、联络组，孙明经任联络组组长，在解放前为保护金陵大学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宪文.金陵大学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32.
[2]金陵大学校刊编辑部.本学期新聘教职员[J].金陵大学校刊，1931（31）：3.
[3]金陵大学校刊编辑部.理学院得奖之同学[J].金陵大学校刊，1931（15）：2.
[4]张宪文.金陵大学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16.
[5][9][10][12]孙明经.中国中的一个小实验[J].电影与播音，1947（7，8）：93-94.
[6]金陵大学校刊编辑部.本校廿一年度毕业生服务状况调查[J].金陵大学校刊，1932（65）：3.
[7]金陵大学校刊编辑部.廿三年度本校毕业同学调查[J].金陵大学校刊，1934（131）：2.
[8]私立金陵大学理学院概况――民国二十四年度至二十五年度[m].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1936：11.
历史系毕业就业方向篇9
当我们想要进一步的深入探究时，却发现相关的资料甚少且很零散，甚至在国内许多图书馆、资料馆里对这段历史的记载都是空白！研究这段音乐人才培养的历史和培养模式，对现代音乐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燕京大学与音乐系
从1840年开始，美国基督教会在北京陆续建立了一些幼儿园、小学、中学直至几所大学，分属多个不同的教会。1918年美国董事会决定把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合并成一所，考察后选择了出生在杭州后来成为美国驻中国大使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先生担任校长，分男生部和女生部，1919年这所合并的学校正式定名为燕京大学，这一年也就成为了燕京大学的建校之年。经司徒雷登的多方奔走游说，许多在美国的基督教会成员个人筹资，在1926年建成了一片颇具规模的校址，即现在北京大学的校园。燕京大学属于综合性大学，有四大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和宗教学院。与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被称为北京的“3甲大学”。直至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燕京大学被终止办学，各个系分别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高校。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关于司徒雷登先生和燕京大学的一些史实近几年才得以披露，而对燕京大学（以下简称为燕大）音乐系的文字记载极少。
燕大音乐系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1、初期课程开设（1919―1925）
1919年，音乐系成立女生部。
1924年，扩至男生部。
1925年，开始招收音乐主修生。
2、完善发展时期（1926―1940）
1926年，搬入燕大新校园。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日宣战，日本人占据燕大校园，扣押了司徒雷登和许多外籍教师，一些著名的中国任课教授亦未能幸免，燕大被迫迁至成都继续办学。
1945年日本投降，燕大在京恢复了课程，南迁部分陆续返回。
3、鼎盛时期（1945―1952）
1945年正式重建音乐系。音乐系步入稳定发展的教学阶段，直至1952年。
在音乐系的办学过程当中，任课教师先后共有39位，专任外籍教师9位，兼职教师5位。其中代表人物有：苏路得女士（missRuthStahl），从建校就在燕大工作，是音乐系的奠基人，担任了第一届系主任（1923―1927年间），主要教授钢琴课。她知识渊博，教学踏实认真，既严厉又很关心体贴学生，直至1948年初退休回美国，终身未嫁，为燕大音乐系奉献了一生，培养了很多钢琴主修学生，如刘金定、李菊红、程娜、刘培荫等。
范天祥先生（mr.Blisswiant），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卫斯理大学，在中国居住28年，始终任教于燕大音乐系，担任第二届系主任（1929―1940）。他主持开设了多门课程：钢琴、西洋音乐史、音乐欣赏，音乐分析、和声等等，教学经验丰富，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给学生指定很多的参考书，为学生广泛汲取知识进行了有益的指导。他利用假期回美国完成了他的硕士及博士学位，论文分别是《中国复调音乐创作的可能性》及《中国音乐的文化特点与功能》，他还运用中国音乐元素进行创作，为中国的基督教编配了许多歌曲，并编辑成册出版。范先生非常热爱中国，他对中国音乐教育和宗教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是不可磨灭的。他多年来一直指挥着燕大学生合唱团，该团的演出成为中国音乐界的盛事。他还在为孙中山先生举行的国葬仪式中担任管风琴弹奏。1951年4月，范先生回到美国，在美国田纳西州和俄亥俄州主持宗教音乐行政及教育工作。范天祥夫人（mildredanty），中文名字范敏德，义务教授声乐课。她以正统的美声唱法授课，要求学生很严格，她的演唱声音饱满、有穿透力，经常在燕大演出的《弥赛亚》合唱中担任女高音领唱。
另一位声乐教师施美士夫人（mrs.e.K.Smith），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oberlin）大学音乐系，曾担任燕大《弥赛亚》中的女低音独唱。
苏路得教授退休后，由法国教授邵可侣（mr.Reclu，同时兼任西语系法文教授）和美国教授葛维廉（mr.williamGilkey，朱丽亚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先后担任钢琴课教师，他们在教学上各有特色，除了在琴上示范、帮助学生分析，还把学生请到家中听唱片，边听边启发学生，加深他们对乐曲风格的理解。邵可侣、葛维廉两位教师均在燕大举办过独奏音乐会，邵可侣演奏了李斯特的钢琴协奏曲等作品，葛维廉演奏了海顿及欧洲各个流派的钢琴作品，他的演奏以细腻见长。葛维廉还开设了“钢琴作品分析与创作”课程，边弹边讲解，并为学生的创作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使学生们受益匪浅。
中国专职教师6位；中国兼职教师多是1949年以后聘任的，先后有19位。其中有杨荫浏、张肖虎、许勇三、马思聪、沈湘、张权、赵、李焕之、肖淑娴等。许勇三教授担任重建后的音乐系主任，同时还开设了和声、曲式、对位、创作等课程，他的教学循序渐进，对学生反馈出的各种想法进行合理的引导。马思聪先生开设小提琴、理论作曲等课程，他经常告诫学生要打好基础，先掌握各个流派的和声风格，不要急于摸索自己民族的和声风格，否则就会杂乱无章，什么都不像。课余时间马先生还举办了几场独奏音乐会，吸引了当时北京各所大学的学生前来欣赏。中外教师都很受学生们的爱戴与尊敬。
报考燕大由学校组织统一的入学考试，没有文理之分，音乐系也不单独考试其专业。考试科目包括：国文、数学、物理、化学、英文、智力测验；入学后采用的是学分制，对专业和专业以外的课程都有一定的学分要求，课程学习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
1、基础课通修：全校一年级的的新生都要必修西语、国文和历史等课程，没有文理之分，而是统一按照入学程度来分班。还有一些选修课程如：心理卫生等。
2、跨院选课：在第一学年当中，音乐系（属于文学院）的学生除了系内的必修课以外，还要在理学院和法学院各选一门课程学习，但是不硬性规定必须是哪一种课程，可以选数学、也可以选物理、或是生物等等。其他不同院、不同系的学生都可以进行自由选择其他院系的课程，音乐系的合唱、声乐和音乐欣赏等课程是系外学生喜欢选修的。
3、专业选择：各院、系的学生在两年之内，经过与系主任商谈，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转院、系，这被看做是正常学习的一个过程，这样经过一定时间的衡量与调整，学生们基本都安心于自己爱好的专业学习之中了，音乐系有好多学生都是由于深爱音乐而从文学院的其他系转来，当然音乐系的主修生也有转到其他系的；文、理、法、神学院之间都有互相转院的学生，这也与入学考试不分文理有很大的关系。
4、转学考试：燕大是当时许多学生所向往的学校，一些其他大学的学生通过了燕大组织的统一转学考试后，也有机会成为燕大的学生，这个考试包括三项内容，英文、国文和智力测验，然后根据学生在原学校所修科目和学分，决定其在哪个学年就读。
当时音乐系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有钢琴、风琴、视唱练耳、乐理、和声、和声分析、欧洲音乐史、中国音乐史、音乐欣赏、对位、键盘和声、曲式分析、配器、合唱等，其中钢琴开设四年，同时也有少量的选修课：声乐、小提琴等，选修课程开设时间的长短是根据学生的潜质与发展来决定的。
1949年以后又增设了课程：民族乐器、钢琴作品分析与创作、合唱指挥、苏联近代音乐状况和小提琴选修课等，前后加起来共有课程20多门。
1949年以前外籍教师占绝大多数，都是用他们的母语授课，英文授课居多，国文和中国历史由中国老师以中文授课。
二、专业培养方式与教学特点
虽然音乐系每个同学喜好的专业方向不同，有作曲、钢琴或是声乐，但是系里开设的专业课程绝大部分都是必修课，这是燕大音乐系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其中体现了司徒雷登校长“培养专业人才”的办学思想，保证了每一个学生对于音乐发展规律的全面与深入的理解，和对技能技巧的熟练掌握与应用，为使他们在日后的工作中，成为音乐专业佼佼者而打下坚实的基础；钢琴课每周一次课时，单独授课，根据学生们不同的程度安排相应的教学内容，有巴洛克时期、古典时期、浪漫派和印象派、近代乐派的音乐，也有车尔尼的练习曲等，每一学期至少一次的公开演奏会，经过四年认真的学习，燕大副修钢琴学生的程度都达到了很好的水平。和声、对位课程各两年，教师非常注重学生作业的批改，每堂课都直接在课堂上为每一位同学边弹边修改、边讲解，通过对各种习题的讲解，学生们受益很大，一个一个步骤的学习、一个一个音响的听辨，在理论与听觉两方面同时受益。和声的构成有其一定的规律，但是又有太多的可能性，创作的可能性也是无限的，学生们的作业有各种情况出现，教授们以自己渊博的知识，随时根据教学的需要来调整授课内容。
根据四年各门课程的学习，学生们要举行毕业音乐会，根据个人主修方向，选择音乐会的形式。钢琴方向的同学举办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程娜（离休前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央音乐学院钢琴教授）在钢琴毕业独奏音乐会上演奏的是拉威尔的《水的嬉戏》、舒曼的钢琴协奏曲等。李菊红（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钢琴共同课主任）毕业独奏音乐会演奏的是柴可夫斯基《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等，都由她们的主教老师Stahl教授来协奏，主教老师为学生协奏也成为燕京音乐系的一个优良传统，刘畅标的毕业钢琴独奏音乐会曲目：贝多芬的“黎明”奏鸣曲、肖邦的三首练习曲、李斯特的“弄臣”，近代钢琴曲法雅（西班牙）的“火祭舞”还有拉赫曼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葛威廉协奏。
作曲方向的同学要进行作品音乐会，许勇三毕业作品音乐会节目单的标题是《许勇三国化乐曲尝试作》。
声乐方向的同学，学习的是美声唱法，演唱曲目以艺术歌曲为主，毕业要举行独唱音乐会。娄彰后的毕业独唱音乐会举行了两场，一场是外国艺术歌曲，另一场是中国歌曲，由刘畅标担任钢琴伴奏。
历史系毕业就业方向篇10
[关键词]高等学校日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新“国标”；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6-0121-02
一、序言
《高等学校日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会等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等文件的精神而制定的。新版《高等学校日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出台，要求日语专业学生应掌握日语语言文化知识、国际形势相关知识，具备坚实的中国语言文化基础，了解相关专业知识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形成跨学科、跨文化知识
结构。因此，解读国家标准的总体框架下的课程体系，建设适合新建本科院校日语专业的课程体系尤为重要。
二、解读《高等学校日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总体框架下的课程体系
新“国标”对日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以及课程体系都有明确的规定。新“国标”的出台，对日语专业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解读新“国标”，探讨新形势下的日语专业课程体系的发展趋势愈显其意义的重大和深远。
新“国标”下的日语专业课程体系分为四部分，由公共课程、专业课程、实践环节和毕业论文环节组成。
（一）公共课程
公共课程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两类，包括思想政治理论、信息技术、体育与健康、军事理论与训练、人文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第二外语等方面的课程设置。
（二）专业课程
专业课程包括专业核心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和专业特色课程三方面。专业核心课程又包括外语技能课程（听、说、读、写、译等）和专业知识课程（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基础课程，以及论文写作与基本研究方法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中的技能课程有基础日语、高级日语、日语会话、日语视听说、日语演讲与辩论、日语阅读、日语基础写作、中日笔译理论与实践、中日口译理论与实践等。专业知识课程有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基础课程，以及论文写作与基本研究方法课程。有日语语言学概论、日本文学概论、日本概况、跨文化交际、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等课程。专业选修课程要拓展学习领域，提高对所学专业的整体把握能力。有中日语言对比、日语词汇学、译文赏析、日本文学选读、日本文学史、比较文学、日本文学研究与实践、日本社会与文化、日本历史、中华文明史、世界文明史等课程。专业特色课程由各高等学校日语专业根据办学优势及特色、师资力量等灵活设置。有商务日语系列、旅游日语系列、科技日语系列、信息日语系列、翻译系列、区域研究系列、管理学日语系列、影视动漫日语系列等课程。
（三）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重视培养学生的日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思辨与创新能力、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实践环节包括专业见习与实习、课外实践教学、社会实践活动、国际交流等。
（四）毕业论文环节
毕业论文环节是培养学生研究并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可采用学术论文、翻译作品与翻译实践报告、调研报告等多种形式。可以用日文或中文撰写，使用中文撰写时，字数不少于6000字，同时须有不少于2000字的日文摘要；使用日文撰写时，字数不少于8000字，同时须有不少于800字的中文摘要。
通过新“国标”分析可以发现，日语专业核心课程中要求有论文写作与基本研究方法课程。而专业选修课程突出了中日语言对比、日语词汇学、比较文学、日本历史、中华文明史、世界文明史等课程。实践环节增加了国际交流。毕业论文（设计）形式也更加多样化。
三、新建本科院校日语专业课程体系的现状
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日语专业课程体系基本与新“国标”相匹配，但是仍有部分课程体系需要进一步建设和完善。
（一）日语专业核心课程
日语专业核心课程体系与新“国标”匹配。分为外语技能课程和专业知识课程。外语技能课程主要通过专业基础课程完成。听的技能由日语视听a（一）～（五）、基础日语a（一）～（四）支撑；说的技能由日语会话a（一）～（三）、基础日语a（一）～（四）支撑；读的技能由日语阅读（一）～（二）、高级日语（一）～（二）、基础日语a（一）～（四）支撑；写的技能由日语写作、日语论文写作、日语语法（一）～（三）支撑；译的技能由日语笔译（一）～（二）、日语口译（一）～（二）、基础日语a（一）～（四）支撑。
（二）专业知识课程
专业知识课程包括语言、文学与文化的课程。主要通过专业方向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的专业选修课程与专业特色课程完成，开设日语语言学概论、日本文学、日本概况、市场营销c、国际商务谈判等。
（三）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由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完成，开设日文录入实践、日语专业行业模拟实践、日语翻译实践等实践课程。
（四）毕业论文环节
目前笔者所在学校的毕业设计要求单一，要求学生用日文写出6000字的毕业论文。
通过与新“国标”的对比可以发现，我校日语专业核心课程的课程体系与新“国标”匹配。而专业知识课程中的课程名称与新“国标”不完全匹配。例如现开设有日语翻译理论与实践；日汉笔译实务；日汉口译实务课程。但新“国标”中的名称为中日笔译理论与实践、中日口译理论与实践。同时日语专业知识课程中没有设置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另外在选修课程的设置中缺少中日语言对比、日语词汇学、比较文学、日本历史、中华文明史、世界文明史等。
另外，日语专业的特色课程、实践课程和毕业设计的改革创新成为当务之急。只有完善课程体系才能达到新“国标”人才培养的要求，真正实施全人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的日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思辨与创新能力、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