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中的孝道篇1
论文关键词:儒家孝道;传统社会;社会稳定;当代省思
论文摘要: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是儒家孝道的创始人,他们所推崇的孝道思想对中国传统孝道的发展具有定型和导向的意义,成为中华伦理道德体系的起点和诸德之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孝道的内容、形式、功能也必然随之改变。以新的时代精神为主导,经过创造性的转换,儒家孝道必将焕发生机,为今所用。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是儒家孝道的创始人,他们所推崇的孝道思想对中国传统孝道的发展具有定型和导向的意义。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进程中,先秦儒家孝道不仅是一种“善事父母”的日常伦理规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和首要精神,并逐步成为中国传统孝道的核心和主体。其影响之大,涵盖之广,最终使它发展为中华伦理道德体系的起点和诸德之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先秦儒家孝道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孝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没有它,中国就没有伦理道德可言”。先秦儒家孝道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的推崇备至。无论从社会伦理思想观念上还是从哲学文化遗产上看,它是中国人最高的道德准绳和行为规范,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的社会习惯、心理素质和民族精神。说儒家孝道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这不是近代现代的发明,在中国已经说了几千年了。就现存的典籍考查,最早是《左传》,其说:“孝、敬、衷、信,为吉德。”吉者,美也。孝是美德。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是赞成还是反对,它已经是中华文明史以重笔渲染的大章,是不可磨灭的。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人们正在强烈地呼吁着孝道的回归,这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是时代的要求。
(一)先秦儒家之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罗国杰教授认为:“孝”是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内容,是道德行为的生长点,在调整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可见,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核心内容,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明特点。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埃及文化虽然不能说没有养、敬、爱父母的伦理观念,但世界还没有哪个民族文化像中国文化这样把孝道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上,也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如此的重视孝道。正如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说:“《孝经》所讲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的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要能够把忠孝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
儒家之“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文化虽然是由儒释道等多种要素组成的,但其中心则是儒学,而仁学又为儒学之主要精神,但仁学之精神,却是完全由孝道出发的”,所以孝道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的创始者——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就是以“孝悌”为其根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论语·学而》)。而反映先秦儒家孝文化的经典着作《孝经》在强调父慈子孝的同时,还高度重视君臣关系,即“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在家为孝子,才有可能事君以忠。于是在儒家孝道学说是支配与影响下,在历代封建王朝的提倡与鼓励下,逐步形成了以孝老、养老为主的民间社会风气。
在传统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孝观念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从政治上的宗法管理制度和选官制度、法律中对孝行的维护制度、经济政策中的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及其教育内容、社会生活中的礼仪风俗习惯、社会舆论等等各个方面,孝在各个领域中都具有应用机制,具有可操作的内容,整个社会的运行基调就在维护家庭的体制。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所有的关系都是在围绕着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的范式而展开而创造。
(二)先秦儒家孝道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儒家不仅在其论着中处处皆谈及孝道之义理,而且它还成为儒家伦理的基础和核心。从儒家孝道的主要思想内容来看,它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准则,既是对亲子、君臣等伦常关系的规范,也体现了人生伦理行为的价值取向。它是人们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也是涵盖面极广、功能性极强的道德实践,儒家之孝在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居于超乎寻常的核心和基础地位。孝道不仅影响着中国古人的思想,同时也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准则和评判人们德行的标准,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孝道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发展,由最初的家庭伦理规范向社会伦理规范的方向发展。因此,人们一生也许都处于孝道意识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成为“孝子贤孙”是古代中国人努力以求实现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认识目标。因为遵守孝道的结果不但会带来家庭、家族的和睦与稳定,而且能使人际关系趋于和谐,这就为人生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人成为孝子贤孙后,将带来很高的社会荣誉,这是人仕与建功立业的基石之一。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家庭生活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与最主要的部分,践履家庭伦理道德,尤其践行孝道是人生的头等大事。
二、先秦儒家孝道是传统社会稳定的伦理基础
对中国文化不无偏见的黑格尔说过这样一句颇为中肯的话:“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征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通过规范个人的行为来调节特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道德的基本功能和主要目的。在血缘宗法社会里,最根本的就是处理以亲子关系为基点的血缘宗法关系,无论是人内在心性的修养,还对人社会行为的规范,都是以血缘的维系为价值方位。这样,作为宗族共同体最高道德准则的孝也由此被突出,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儒家不断对它进行补充、加工、深化,不同程度、各有侧重地予以宣扬和提倡,从而使其成为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对传统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了文化之基的作用。
(一)先秦儒家孝道既是人之善性的根源,又是为政的根本
孔子认为,孝是道德的根本,同时也是为政的根本。孝敬父母,追念先祖,并把这种风气推而广之,社会的道德风尚就会变好,人们就会具有仁德,树立忠心,天下、国家也会治理好。也就是说,孝道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孝道作为社会道德规范,在封建社会的早期阶段,对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安定,发展生产力,培养人们对国家、社会、家庭的责任感,也有某种程度的进步作用。孔子日:“孝慈则忠”(《论语·为政》);“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家庭的稳定最终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士子行孝可以导致忠顺于国君,所以孝的最终指向的是“忠”。而国君做到了孝的表率,也就能使民服、民顺,实现自己的统治。孝的范围的扩大化,孝的功能的扩大化,使孝能为君王服务,成为其治理天下,管理臣民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使孝由“善事父母”走向“以孝治天下”成为可能,使孝在以往的氏族宗族个体家庭之外又添上一抹政治色彩,也成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尊崇的理由。中国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特殊模式在这儿得到了一种体现。
在儒家看来,推行孝道,使宗法制的家庭稳固了,在宗法制家庭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宗法制政权也就有了稳固的基础。所以,孝道不仅是人的行为的根本法则,不仅是维系家庭的感情纽带,而且是治理天下的核心问题。
在中国古代,孝道对社会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受到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儒家一向认为忠臣出于孝子之门,长幼顺而上下治。如果人人都做到了对父母的孝和对兄长的悌,就是一个恪守宗法制的好人。这样,喜欢犯上作乱的人就少了,不喜欢触犯上级而好作乱的人简直不会有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家表现老老实实,外出也不会越轨胡闹。小处做好,大处自然就没有问题。曾子也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是说谨慎地对待父母死的问题,对他们以礼埋葬,以礼祭祀;认真追念远代的祖先,对他们按照一定的礼节来祭祀,经常怀念他们的功德。如果大家都这样做了,经常缅怀祖先的功业,认识现在的统治者和自己都是祖先的继承人,应该老老实实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人归于厚道,人人心向大宗,尊敬大宗,服从大宗统治,天下就太平了。因此,儒家认为“孝悌”和“仁”一脉相通,而且它还是“仁”的根本。仁是协调矛盾之道,稳定统治之道,孝道在当时社会生活中也一样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二)先秦儒家之孝本身就是一种协调亲子、宗族关系的协调性的人际道德孝道在儒家伦理道德中,被看作是人之善性的根源,孝既是一种自然亲情,又被当作主要的文化指令与人子义务加以教化,这样就从内外两个方面都确保了首先是可以协调父子关系中的冲突,把这种伦理精神扩大到家族的其他成员身上,必能而且是在实际上发挥起和睦家庭的做用。孝道作为家庭伦理规范,有维持家庭稳定的功能与作用。人们用孝道来调节家庭关系,使敬老、尊老、养老的伦理观念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孟子强调用“孝悌”来教化百姓;使百姓懂得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伦理道德。孟子反复论证和强调“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各个地方行政组织,建立乡学,要反复不断地用“孝悌”的道理来教育子弟。孟子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粱惠王上》)孟子认为,“孝悌”的伦理观念深入人心,就能形成良好的尊老、敬老的社会风气。这样,头发斑白的老人就不至于在道路上背负重物,老年人有丝绸穿,有肉吃,使老年人的生活有所保障。儒家孝道的这些规定,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道德。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这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一种很重要的德行,也是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内容。从古到今,中华民族对鳏寡孤独的老人都有特别的关心,在生活中给予特别的照顾。这种美德世代相传,广泛作用于社会生活,积极影响着我们民族特有感情融洽的家庭伦理关系以及扶老携幼、相互关心爱护的社会道德风貌。这种美德受到世界各民族的肯定与赞扬,是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的珍贵的道德遗产。
儒家文化中的孝道篇2
【关键词】儒家文化；齐鲁民风；影响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童编号：1006-0278（2013）08-289-01
民风与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由人类集体创造、人人相习并历代传承，其形成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经久不衰的传统文化，上承夏商周文明之精华，下开两千年中国思想之正统。虽然因为长期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而不可避免的带有腐朽落后的因素，但它更积淀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历史经验和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和智慧结晶。就当下的山东地区的民风来说，儒家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儒学影响下的山东人的礼仪修养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学，战国时成为显学，汉武帝时期竖起了“独尊儒术”的大旗，从此孔子居庙堂之上，被尊为万世师表，孔孟之道被历代帝王视为治国安邦的思想和选拔人才的依据，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思想处于基础与主体的地位，其中的君臣之道、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中庸之道，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的促进了文化繁荣。儒学的尊卑亲疏仁爱之礼，使中国封建等级社会等级森严之外又充满了人性。在山东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孔子的思想和主张，也塑造山东人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的最高准则。
山东人民豪爽、朴实、大方、好客、忠厚的真性情广为人知，山东地区的优良民风在中国大地上是有口皆碑的。例如“风近邹鲁”是对其他地区评价其当地民风民俗的相当高的标准。从以礼治国到崇尚忠孝礼智信，无一不体现着儒家思想中的发光点和现代社会人们需要借鉴的地方。《礼记・中庸》中记载“诚者，天之道；诚之道，人之道也。”山东人的诚实也处处体现着。《论语・颜渊》中有孔夫子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人所处位置与责任的一致性。《礼记・礼运》中孔夫子所讲的“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把人放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来定义，所强调的是家庭成员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双向责任，互相对对方负责，齐鲁人正是在儒家这种人与人的责任中践行着自己的责任，履行着自己的义务，来实现自己心目中的自己所处位置的定义。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中，实现自己作为群体一员的社会价值，这其实也是一个道德自我修养、人格自我完善的过程。
二、儒学影响下的孝文化
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曾说过：“我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而在地域上我则在山东寻觅，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般，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山东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缩影，山东文化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儒家发源于山东，反过来，儒家思想影响了世世代代的山东人。正如孝文化，也是如此。
孝道是中国独有的，近代西方传教士刚刚来到中国时，为了让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接受基督教，特意把祭拜祖先加入到教义中，可见，中国孝文化对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影响。
孝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追溯孝文化的源头，据考古考证，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家庭的形成，孝文化也随着逐渐发展与完备。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奴隶制度逐步瓦解，封建制度逐步确立。大小分封国家纷纷改革制度，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孔子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思也就是说：稳定家庭是稳定社会的基础。所以孔子提倡孝道。强调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孝要情真意切，而不是单单在物质上满足父母，更要在精神方面尊重与体谅父母。在《论语・里仁》中提出“事父母几谏”侍奉父母，如果父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要和颜悦色的劝说，如果父母不愿听从，也不能怨恨父母。子日：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山东人历来奉行百善孝为先，山东人已经把一个人是否孝顺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交往，是否值得信任，是否值得合作的标准之一。山东人对生育自己的父母，养育自己的故土，都有深深的感情牵绊。
儒家十三经经典著作中的《孝经》更是儒家孝思想的集中体现，古代皇帝唐玄宗亲自为其作注，也是古代帝王唯一作注的经典之一，可以看出对儒家孝道的肯定与重视。其中“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认为指出孝是诸德的基础。世代相传的二十四孝子，其中就有十位是山东人，其中包括孝感动天的虞舜、戏彩娱亲的老莱子、鹿乳奉亲的郯子、百里负米的仲由、啮指痛心的曾参、芦衣顺母的闵子骞、卖身葬父的董永、行佣供母的江革、卧冰求鲤的王祥。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人在山东这片孝文化思想的沃土上，更会结出孝故事的累累硕果。
儒家文化中的孝道篇3
关键词：古代文化；古代医学；儒教；仁；孝
中图分类号：R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10-0068-02
中国有着极其悠久的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医学就一直被认为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在中国古代，医学被称为“仁术”，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行医治病、施药济人被认为是施仁爱于他人的理想途径之一。
一、文化是通过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和心理来影响其健康状态的
古人云：“我命在我，不在于天。味用者夭，善用者延”。人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生活习惯，而生活习惯正是文化的内容之一。我们古人也充分认识到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中国古代医学强调“养德尤养生之第一要也”。并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提出了自己的健康标准：“天人和谐”、“阴阳平衡”、“五行制化”及恒动且衡动。指出：“人与天地共存”(《灵枢》)，“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离绝，精气乃绝”。(《素问》)“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素问》)。这些健康标准亦是古代医师的对疾病的诊断标准。
二、文化尤其是哲学思想、观点和方法，不仅影响着医学所研究的健康与疾病问题，而且直接影响着医学本身的建构
中国古代文化对古代医学的影响较多的是儒家思想。儒家中将仁孝视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并将其推广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医学渐渐被定名为“仁术”了，成为践履儒家仁的最高道德标准的一种技艺。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出现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大批儒者演变成医生，悬壶济世；二是作为医生的儒者，强调要用仁的道德标准作为行医的行为准则。在各个朝代，儒者转而专攻或兼通医术的例子不胜枚举，其基本推动力量就是儒家济世行仁的思想观念。
以儒家仁的道德标准作为医界的行为准则。大量的习医戒要、箴言、规格、医话等等之中，都将仁爱二字当作首要的要求。明代陈实功在《医家十戒五要》中谈到：“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或内或外，勤读先古明医确沦之书，须但夕手不释卷，――参明融化机变印之在心，慧之于目，凡临证时自无差谬矣。”明龚信《明医箴》开篇即言：“今之明医，心存仁义。”其予龚廷贤在《万病回春・医家十要》中说：“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明末人潘楫《医灯续焰・医乃仁术》一文不仅指出医者应该怎样去做，同时也强调了行医时应该禁绝的事。
孝与仁在儒家伦理道德范畴体系中关系十分密切，孔予在《论语・学而》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孝道观对传统医学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医孝合一论虽然在北宋以前就已出现，但其并未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但在后来，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儒教把孝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人都不能违反的“天理”，具有无上的权威。在此种社会背景下，医家无不谈“孝”，甚至以“孝”治医。即认为知医为儒者分内事，而作为孝子亦必须懂医。因父母有病而萌志习医者，大有人在。这种医孝合一论显然包含有古代人道主义的合理因素，是有其一定进步意义的。
但是，这种医孝合一论是以孝为其根本的，而孝在封建社会后期已经被推向极端，认为“孝”的核心，就是子女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绝对服从父母，惟父母意志为瞻，否则就是不孝。“孝”乃“父为子纲”在道德观念上的反映。“忠”、“节”、“信”、“义”都不过是孝这一观念在君臣、夫妇、朋友、主仆关系上的运用和推广。吕祖谦则认为，子女孝敬父母是无条件的，说：“孝敬之心无间断，随遇随起。”(注：《东莱文集》卷十六，《礼记说》。)“父母不从吾辣，至怒。怒至于挞之流血，亦起敬起孝”(注：《东莱文集》卷十六，《礼记说》。)。至于为洗刷自己而形成父母之恶的事情，更是不能干的。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口趋巩固，愚孝之风愈煽愈烈，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由于医儒关系的特殊性，许多怪诞、荒唐、愚昧甚至残忍之事，竟假医学之手而产生。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割股疗亲”。据宋张呆《医说》卷四从肉治赢疾》称：“(唐)开元间，明州人陈藏器撰《本草拾遗》，云：人肉治赢疾。自此间阎相效割股。”所谓“赢疾”即肺结核一类疾病，过去为不治之症。当孝子们得知人肉可治此绝症，无不互相仿效着从大腿上割肉以疗亲疾。事实证明，这种愚昧、残忍、荒唐的举动非但不能治病救命，而且阻塞了真正认识疾病病因和探寻治疗疾病正确方法的路径，其与科学理性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孝道”对于古代医学发展亦起剑的阻碍作用，还不止以上所论。解剖学为一切医学理论的基础，然而在中国古代，此项研究活动却基本上未能开展起来，这与儒学孝道观的制约有关。《孝经・开宗明义章》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说。另外，儒家尚有“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礼记・曲礼下》)的说教，结果发展到尝君父之便溺的极端，此与卧冰、割股、凿脑等一样，令今人所不齿。
另外，道家的思想同样对古代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占人从“天人合一”的视角出发，认为人为天地所生；与天地共有基础物质―气；与天地共守基本规律―道；人的形态与功能都与天地相对应；人要健康长寿就必须置身于天地之中，顺应天地之道。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气”的生化运动，而不是形。气的生化运动只能在机体存活的状态下才能存在。因此，我国古代医学不重视对死人的解剖观察法，而采用对活体的功能观察法。藏腑和气机虽隐而不现，但“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素问・五运行大论》)藏腑的气象性用必显于外，故医师可以司外而揣内。
三、文字和语言也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对医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儒家文化中的孝道篇4
[论文摘要]儒家不仅包含丰富的道德内容，也包含宗教内容。儒家认为，人死后魂魄分离，通过招魂仪式可以让死者复活；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是快乐的，人害怕死亡；孝道是对在世父母、长辈的尊重，通过祭祀祖先以期盼先辈们获得再生
传统的儒家观点过多强调其道德内容，忽视其宗教内容。儒家产生于崇尚礼治的鲁国，夏、商时代，黄教盛行。到了周朝，虽然身教仍然普遍，但人们开始崇尚礼治，注重对人的关怀，认为国家稳定需要贫民生活安定，行为尊崇一定的规范。儒家理论就是对当时鲁国人行为规范的系统化、理论化。儒家理论两千年不衰是因为他规范的行为准则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有人认为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国家，儒家文化的影响力正在下降。笔者认为，儒家文化的道德内容适合农业社会的生产关系。到了工业社会，必然要有新的道德内容来丰富和发展儒家文化，但这不等于儒家文化的消失。而儒家文化的宗教内容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东北亚洲社会。
本文浅析儒家的宗教内容，使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儒家，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出新的儒家道德规范以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要求，为全球化的人类找到共同的道德标准。
一、神、生、死
l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人对东北亚洲国家(
孝道中涉及现在是自己、过去是父母祖先、未来是子孙。孝道中总是晚辈孝敬长辈。一个人是先辈的复制品，先辈又是他们先辈的复制品。由于一个人是他先辈的另一个自己，也就是他父母或祖父母的另一个自己，所以，他存在时他的先辈也存在。换句话说，他一个世纪前活着，他很多世纪前就活着。甚至可以说从生命的开始他就存在。如果可以用生育后代这种方式继续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死后就能复活。为逃避对死亡的恐惧，他们寻找到了一种缓解恐惧的解释。他们发现他们很早以前就存在并有可能永远活着。这样就不再害怕死亡了。
当然，这种对死亡和死后的解释与生命的理论是自相矛盾的。由祭祀祖先、孝敬父母、养育后代三个部分组成的孝道是理论上的生活。是一种表达永久生存的愿望，一种宗教理论上的可能性。儒家的死亡观认为，人是一种可能永久活着的生命。死者的魂在上界漫游，而魄在下界游荡。但通过对死者魂魄的召唤仪式，魂会回到期盼的世界。此外，魂可以附在后代这个复制品上继续留在这个世界。这样死亡就不再可怕。家庭和后代的存在也就是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东北亚洲人修墓并热切盼望后人来扫墓、纪念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菩萨或者其他的神对死者都没有用。修墓是儒家思想，而与东亚流行的佛教没有任何关系。
人们普遍认为，儒家是东北亚洲人的指导思想。东北亚洲人相信灵魂的存在、使用黄教召唤死者灵魂。这对建立儒家理论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东北亚洲人容易接受儒家教诲的原因。东北亚洲人的信仰至今尚在，如至今流行的祭祀祖先活动。在日本新兴的宗教里，赐福于新生儿或从背后赶走恶魔的净化仪式在日本仍很流行。
值得提出的是，祭祀祖先的行为并非来自佛教。佛教认为，除了进入极乐世界者，人死后的灵魂必须悬挂7个星期，而本身并无任何意义的尸体就焚烧了。在这49天里决定这个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地位。这种地位取决于他在有生之年行善作恶的程度。据说多数死者在这段时间能重获新生。但也有的魂被送进地狱成为恶鬼或再生成各种动物。所以，死者的亡灵在49天内必须有个去处。从理论上讲，第5o天以后，死者的灵魂就不存在了。因此，修墓等祭祀祖先的仪式尽管现在佛教徒里随处可见，却与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无关。东北亚洲人如此强烈地信仰灵魂的存在，以至使佛教传人东北亚洲各国后变成了贴附有儒家死亡观的东亚式佛教。基于东北亚洲人的这种信仰，儒家因此创造了祭祀祖先、孝道的思想。
三、孝道中的宗教含义
孝道的内容之一是孝敬父母。父母活着时，孝是一种礼仪，如为父母祝寿、婚礼中拜父母都是用仪式表达对父母的孝。父母故去后，孝表现为祭祀父母。祭祀活动形式上就源于儒家以前的黄教。因此，孝本身就包含有宗教内容。在长期的尽孝习惯中，产生了家庭伦理，家庭伦理又是周礼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儒家的思想内容之一。
儒家家庭生活里的重要仪式包括纪念生日、婚礼、葬礼和祭祀祖先。其中最重要的是葬礼。葬礼的质量和水平成为其他礼仪标准。父母去世是最悲伤的，因此，父母的葬礼也就最庄重，而家庭其他成员的葬礼则相对简单些。各种礼仪如生el、婚礼、葬礼和祭祀祖先都以伦理为基础。伦理是各种礼仪的内在约束，礼仪形式总是在伦理的制约中。在各种礼仪活动中，个人情感的表现都将受到限制。比如，在举行葬礼的地方绝对禁止欢歌笑语。
儒家文化中的孝道篇5
关键词：孝劝谏儒家思想
基于中国家庭制度产生的“孝”被看成中国伦理学的化身，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儒家理想中的家庭关系，晚辈孝敬父母、尊重兄长，年长者需以“慈”、“友”的美德回应晚辈，构成无可挑剔的家庭关系。但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往往不是这么完美。子弟顽劣在儒家伦理中很好解决，长辈对晚辈的管教是天经地义；但是一般的家庭大多需要遵从未经道德验证的权威，如果需要顺从的长辈有错误，该如何处理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一、委婉地缓解矛盾以尽孝道
《孟子・离娄》提及舜的家庭问题，舜面对的正是这种困境。“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豫，瞽瞍豫而天下化，瞽瞍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1]舜父瞽瞍不喜欢他，甚至想害死他。舜没有责怪父，而是号泣于天，以德报怨。他的孝心受到了严格的考验，却不放弃对父亲尽孝，舜的孝心感动了天地，也感动了父亲。但“动之以情”能在多大的程度上起作用是很难说清的。
舜不仅从感情上加以感化，在与父亲相处时也需要讲究方式方法，而不是盲目地顺从父亲。“万章问曰：‘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在舜的婚事上为避免父子失和，舜不告而娶，不符合常理、看似不尊重父母的举动自然会引起后人的质疑，万章的发问就是很好的证明。但孟子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的不孝是为了符合更大意义上的孝，即完成延续宗族血统的重大使命，避免瞽瞍阻挠而造成父子失和的局面。如果无原则、无条件的顺从，只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因此孝顺也需审时度势，加以变通。
孟子肯定忍让与变通，提倡子女和缓地处理与长辈意见不合，因此他并不简单地将父子失和状况中的儿子斥为不孝。时人高子讥讽《诗经》中的《小弁》为“小人之诗”，《小弁》相传为周幽王的太子宜臼所作，以此来批评暴虐无度的父亲。周幽王偏爱宠妃褒姒所生的庶子欲加害宜臼母子，宜臼携母出逃，得到外祖父申侯的庇护才得以保全性命。孟子为《小弁》作者进行辩护，与儒家动辄将子女埋怨父母的倾向加以否定的态度不同，认为“《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2]但在子女感化无效，面对两难境地该如何作为，《孟子》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回答。
二、劝谏以尽孝道
《荀子・子道》篇记载了孔子与弟子的一段对话，孔子认为：“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3]《孝经・谏争》中有类似的叙述：“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以为孝乎？”[4]上述观点是否真出自孔子很难证明，很多作者会把观点归在孔子名下加强言辞的权威性，但其重要性体现在对无条件顺从加以坦率的批评。当孝顺与大义相背离时，孝顺必须服从更高的标准，《孝经》比《荀子》的表述更进一步，在君主或父母不义时，要求人们诤谏。
不过儒家伦理所强调的并不是道德和角色伦理的对抗，而是两者的尽力调和，因此在《荀子・子道》篇的开端，将孝顺与道、义相关的行为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家庭生活中的“小行”与政治领域中的“中行”，只代表两个比较低的层次，而层次最高的“大行”则超越了角色定位的相对性，把“道”与“义”这样抽象的道德诉求作为最高的行为准则，经过深思熟虑再回归伦理生活。
因此，早期儒家孝道伦理对于行为恶劣的父母所的思考，并不亚于对无道君主关注，也绝没有提倡无条件的盲目服从。将道德诉求降低到几乎为零的程度是理学家们的主张，表现出一种保守和退化的趋势。例如朱熹《四书集注》对《孟子・离娄上》一段注释：“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豫者，尽事亲之道；其为子职，不见父母之非而已。昔罗仲素语此云：‘只为天下无不是底父母。’了翁闻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后天下之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自弑其父者，常始于见其有不是处耳。’”[5]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将父子可能具有的道德冲突彻底铲除，突出强调舜的孝，将父子的关系衰变为一种无条件的从属关系。瞽瞍是一个品行底下，企图谋害亲子的父亲，为了替他开脱，反而让指陈父母过失的儿子背负罪恶。无条件的服从，任何人都无法做到，需要身体力行的孝道变成浮于表面的形式，面对角色伦理与道德冲突时，对父母的批评会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这种退化了的孝道，必然会成为社会和人健康发展的桎梏。
三、早期儒家孝道伦理的局限
早期儒家将“孝”与人的道德紧密联系，孝以修身为前提，一个道德修养不足的人，是无法做到真正的孝的；其次，对行为失范的父母有两种态度：如果父母只有小恶，比如针对家庭成员的责难，儒家要求子女尽量忍耐，动之以情；如果父母的恶行已超出了忍让的底线，比如违背了“义”，子女则应当尽力劝谏，使他改正过错。
然而孝道仅要求对父母劝谏，反对采取过激措施，以礼制为代表的等级观念仍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桃应在《孟子・尽心上》中提出“瞽瞍杀人”的假设使孟子不得不面对以下凌上的问题。作为天子的舜不能干涉皋陶秉公执法，但作为儿子的舜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处决，桃应的设问使儒家伦理不得不面临两难的境地，我们可以从孟子“窃负而逃”的回答看出他的价值偏向，不干涉皋陶执法，但放弃天子之位，保护父亲免受责罚。
孟子所处的时代，不滥用权力，以放弃天子之位的巨大代价来换取父亲的性命是非常之举，朱熹在对《孟子》作注时认为这是值得称道的行为。在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今人看来，舜的行为偏袒亲人、罔顾公正，但是人们普遍接受了强调个人存在的人权、平等与群体性维度的民主、法制等现代性思想后，才使儒家思想在现代背景下的深度悖论得以发现。古代儒学争论过很多问题，偏偏对“窃负而逃”的故事没有异议，足以说明这是人们观念变化后才出现的问题，我们不能以当代的观念苛求古人，但怎样使儒家思想为今人所用，就应当慎重思考，不应一味批判或一味好古。
注释：
[1]（宋）朱熹：《孟子集注》见《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293页
[2]（宋）朱熹：《孟子集注》，346页
[3]（清）王先谦：《荀子集解》[m]，中华书局，1988年第1版，530页
[4]（唐）李隆基注，（宋）刑《孝经注疏》[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48页
[5]（宋）朱熹：《孟子集注》，293页
参考文献：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
[2]（唐）李隆基注，（宋）邢《孝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3]（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1版
儒家文化中的孝道篇6
关键词:《弟子规》儒家文化传统价值观现代价值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主要包括儒、释、道三家。而儒学乃是中华文化中对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方面,是构成中华文化的基础。儒学最大的功用就是教育,是对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素质教育。近百年来,由于在社会的变革中,我们一度提出打倒“孔家店”,对儒学的戕害很大,儒学甚至成了迂腐、保守、不思进取的代名词。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一些人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发生了扭曲,大到贪污腐化、生活堕落,小到言谈、举止不文明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在国家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我们亟须加强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很多仁人志士也认识到,重拾中国传统文化,在大众中倡导“学儒”,让儒学作用于社会,将对社会起到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这几年出现的国学热原因就在于此。从幼儿园到大学校园,诵读国学经典的热潮正在迅速兴起。早在2004年,河南省漯河市的幼儿园就在孩子中开展了诵经活动,年龄最小的孩子才3岁,但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滚瓜烂熟;2007年4月,京城数百名小学生诵读经典迎接世界读书日;2008年,教育部下发通知,在中小学(幼儿园)、高校师生中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2009年,在洛阳市教育局的一份关于在全市中小学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通知中明文规定:学生在学校要保证每天10分钟的诵读时间,在家保证10到15分钟的诵读时间。《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唐诗》、《增广贤文》、《治家格言》、《大学》、《论语》、《孟子》等成为必读篇目。这些现象说明了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传统价值观回归社会人生的强烈渴求。
在儒家文化的这些经典当中,《弟子规》是儒学教育的基础。《弟子规》根据《论语・学而》篇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余力学文”为中心编写而成,全文360句,分为总叙、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以及附录,共九个部分。它虽然只有千余字,但它是用儒家文化提炼出来的做人规范,是儒家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是儒家文化的精髓。
以孝为先
儒家认为,德行最根本的就是孝道,所有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之上,一切善心都是从孝心开始的。整个儒家圣学,讲的都是孝,乃至儒释道三家的学问,一个孝字就可以概括。整部《弟子规》讲的也就是孝。
孝是做人的根本。《弟子规》开篇的“首孝悌”就强调了孝的地位和重要性。古人云:水有源,木有本,父母者,人子之本源也。人之所以能立于天地之间,是因为底下有根,根就是自己的父母。能想到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才能迁移到对社会、单位以及他人的感恩。有了这种感恩之心,个人的成就才能快速、才能扎实、才能长久。
对父母的关怀要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冬则温,夏则,晨则省,昏则定”,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那么走入社会我们也将会变成一个温良受欢迎的人。“出必告,反必面”,没有一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不论是离家在外还是回来,告知父母,不让父母为我们担心也是行孝的一种。孝养父母,不仅要养父母之身,在物质方面,要满足父母的需要,让他们能够衣食无忧,更关键的是能够让父母欢乐,养父母之心。“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养父母之心,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孝顺,而孝顺的另一层含义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不让父母操心。要修身养性,洁身自好,让父母因自己的德行而骄傲;要勤勉工作,报效社会,让父母因自己的成就而自豪。“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不仅用来指父母,作为一个企业,客户也可以说是你的“父母”,我们常常说“顾客就是上帝”,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个企业就可以长盛不衰。作为一个企业的员工,如果你对待工作能够做到“应勿缓”和“行勿懒”,那就一定是个有进取之心的人,长期坚持,一定能在自己的领域内受到领导的重视、同行的爱戴,一定能积累起好的人脉、人缘,为自己事业的成功奠定良好的基础。
“国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德以孝为本。”《弟子规》从个人修为做起,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它强调做人要从人性的原点――“孝”出发,首先修养身心,当德行充盈,在家就可以让家庭和谐,全家长幼有序,共享天伦;治理国家就能起到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从而带领并影响自己的团队、国家,共同建设幸福家园,共谋和平安宁。相反,一个对自己的父母都没有孝心的人,更不会爱护别人和社会大众,这样的人即使能力再强也难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说不定还会造成对社会更大的危害。
以信为本
“信”在儒家文化中为五常之一,即所谓“仁、义、礼、智、信”之信,也就是守信、诚实的意思。在《论语》中,信就是不欺诈。践言失约、谋事不忠、负人财物、缓急不周、知过不改等都不是“信”的行为。在中国蒙学教育中,“信”始终是重要的教学内容。《千字文》中说:“信使可覆。”意思是说和人约信,务必诚意,诺言一定要兑现。《左传・宣公二年》:“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儒家文化对于“信”的高度重视和“信”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做人之本、立国之基、交往之道。《弟子规》更是把诚信当做做人的一个重要的道德指标。“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儒家认为,在待人接物中,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以诚信作为基础,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不可轻易许诺。凡是自己做不到的,就不要随便应承,因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欺诈和信口雌黄,在儒家的观念里,是最不可容忍的大错。你可以能力不足,你可以不善言辞,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但是只要你慎言慎行,诚实守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信任。
然而在当今,能坚守诚信并将其发扬的人已越来越少了。在金钱、物质、利益驱使下,一些人已无情地将诚信丢弃一旁,追逐名利,成为他们新的目标。由于缺乏社会信用体系,人与人之间已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三鹿奶粉”事件、肯德基的“秒杀门”事件等,让我们想到,诚实守信,不仅是做人之根本,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深刻的教训告诉我们:全社会倡导诚实守信、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不仅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基础,也是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总书记讲的“八荣八耻”中也说道:“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如果一个人能诚实守信,就能打造出可靠的个人品格形象,就能用这种人格魅力吸引一大批有德有能的人合作共赢,小到幸福自己的人生,大到管理一个组织、单位甚至国家;如果一个企业能诚实守信,能对自己的员工负责,能对消费者负责,必然能打造良好的企业口碑,获得良好的声誉。如果全社会都能形成诚实守信的风气,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就容易得多了。
以爱为要
儒家所倡导的爱,通常表述为“仁”。《论语・颜渊》中讲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那么爱哪些人呢?在《国语・晋语》中说:“爱亲之谓仁。”孔子自己也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孟子也说:“亲亲,仁也。”也就是说,“仁”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爱亲人是产生爱的基础。到了《弟子规》中,其所爱的对象除了自己的亲人之外,更是推己及人,成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一种大爱。也就是说,儒家的爱是有层次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弟子规》中似乎也可以这么理解,先用“见人善,即思齐”,用“非圣书,屏勿视”的方式提高个人修养,从爱亲人开始,进而爱国家、爱整个天下。当爱推己及人,当朴素的爱亲人的情感进一步升华为爱他人、爱国家、爱世界时,爱的境界也就得到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变得更加博大。
“泛爱众”就是站在宇宙的高度俯瞰芸芸众生,对人类的生存和相互之间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产生深深的慈悲。儒家文化认为,要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心中有大爱。《弟子规》中还有这样的表述:“凡是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载。”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共享一片蓝天,我们有着一样的血肉之躯,爱是我们共同的需要,爱中有我们共同的利益。我们常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就是说爱不仅有益于别人,也有益于我们自己。“行善最乐”、“施比受更有福”都是爱的至高境界。因为有个比喻说,爱就是杯子里的水,溢出来的那一部分才是真正的爱。爱让我们充满力量,爱让我们幸福充盈。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不吝惜自己的才华,不吝惜自己的财物,如果有多余的,及时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我们杯子里充盈的幸福,自然而然地流向朋友、亲人、社会大众。爱心也是可以相互传递和影响的,给予不但让我们自己得到快乐,还同时在和他人分享快乐的过程中得到爱的回馈。
当今社会,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科技日新月异,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然而人们的幸福指数并没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长,相反却因为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而造成人人焦虑困惑、心灵难安。因为崇尚物欲、贪婪自私,让人类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浮躁和癫狂。因为缺乏对自然的爱,科学技术也就成为一些人掠夺大自然和人类同胞、聚敛物质财富的工具。大自然在人类的贪婪索取下已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已危及大部分物种的存活,这也将最终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由于缺乏对他人的爱,在利益面前,人与人勾心斗角,兄弟反目,父子成仇,朋友分道,同事拆台。看看电视报纸,这样的闹剧惨剧天天都在上演。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的伦理共识,一个人,如果没有基本的道德底线,那将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再严密的法律,也代替不了道德的力量,而只能是道德规范的延伸和补充。因而,重拾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让儒家文化中好的做人的道理滋养现代人枯竭的心灵,对于当代社会制度的安排和秩序的设计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有一段文字,后来成了他墓碑上的铭文:“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康德的星空是自然的天道,康德的“道德律”就是我们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明明德”,是《弟子规》中的“孝悌”、“谨信”和“泛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是人类的超越自私自利的天地大爱。有了这些美德,我们的生命才会出现勃勃生机,我们的社会才会安定和谐,我们头顶的星空才能清明静美!
参考文献:
1.吴予敏:《从儒家文化到近性评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读书》,1987年版。
2.曾华东、甘筱青:《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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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钟茂森:《金融危机的省思和出路――大变局下找寻中国精神》
儒家文化中的孝道篇7
关键词：儒家思想；哲学；性德；西方儒学
我在留学英伦研究中国儒学时发现，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某些问题剖析之深刻、占有史料之丰富、治学态度之严谨，的确能让很多中国学者为之感叹。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西方学者为什么把一些看似明白的问题却变得难以理解了，把本来清楚的概念解释得更加模糊而不知所云了？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渐发现，有着不同哲学流派背景的人，都试图用自己所熟知的哲学流派的知识来理解儒家思想。于是，在西方就出现了诸如存在主义的儒家思想、人道主义的儒家思想、女权主义的儒家思想、规则主义的儒家思想和德性论的儒家思想等等［1］。面对这种种流派对儒家的解释，即使是儒家的创始人孔老夫子在世，也只有望洋兴叹了。这就促使我开始反思，西方学者在理解儒家思想上究竟出现了怎样的问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理解儒家思想的最佳方法？要深入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回溯一下西方“哲学”的发展。
一、 西方“哲学”含义的发展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词，“哲学”这个词源自古希腊语，原意是“爱智慧”。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这种智慧显然对于人的幸福生活而言是必须的。但是随着对基督教的批判和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兴起，哲学变成了“科学之科学”，这种意思上的转变暗示了人们对哲学的理解、研究哲学的方法的转变。哲学不再是追求智慧的学问了，而成为建立在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既然是“科学之科学”，就意味着古希腊意义上的追求智慧的学问也已蜕变为一种科学。这种哲学看似是其它科学发展的基础，实际则必须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以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哲学，其研究方法也相应地受到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与不同的科技发展阶段相适应，也就出现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哲学流派。这些哲学流派奠定在不同的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对旧哲学的扬弃和批判的基础之上，正如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是奠定在旧的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一样。各种哲学流派的出现，产生了不同的名词、概念、术语，同时也仍然在新的意义上使用旧有传统的哲学概念术语。于是人们发现，学者们常常是在不同的意义或层次上使用同一个概念、术语。为了能够彼此交流或沟通，人们就必须首先界定自己将要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一些主要的概念、术语。这就导致了语言解释学的必然出现。换言之，语言哲学的出现是在科学精神影响下的西方哲学发展的必然。因为如果人们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同一个概念，就必然带来交流上的障碍和困难，而造成学术上的混乱状态。
被称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由于必须奠定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之上，因此也就不能超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指导。虽然它可以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反思和批判，但却不能保证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带给人幸福的生活。这就意味着源于古希腊的“对智慧的追求”意义上的哲学逐渐丧失了。这种哲学，不仅仅是要批判现实，而是要为人类的幸福生活提供指导。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是建立在科学精神上的理性思辨，而确实能够带给人幸福的生活，带给人真、善、美、慧的人生；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仅只是面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望洋兴叹却无能为力，而是能够指导人们真正解决问题、与病以药；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仅只是对现实的批判，而是能够为现实服务；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仅仅训练人的理性思维的能力，而且是能够使人活得更有人的尊严，并最终成为一个真正全面发展的人。这是哲学本来的固有含义——爱智慧或对智慧的追求。这也应当是哲学所追求的目标。否则，被誉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虽然脱离了“神学的婢女”的地位，却又不可避免地成了“科学的婢女”，面对科学发展的种种弊端除了批判之外就无能为力了。这也是现代以来西方各种哲学流派的一个共同特征。
要改变“科学的婢女”的境遇，哲学就应当回归到它最初的含义——对智慧的追求上。这种智慧是能与病以药的智慧，而不仅仅是对现实进行反思的思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正是在这样意义上而有所发展的哲学。举例来讲，一个人中了箭，如果等我们弄清楚了箭是从何处而来的，是谁制造的，是谁射的，箭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等等问题后，那么这个中箭的人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因此，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探讨这些问题，而是要想方设法马上把箭拔出来，把中箭的人医治好。如果说，儒家思想是“实用主义”的，正是这种积极意义上的实用主义。
二儒家思想的“实用主义”
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充满了实践的智慧。这种智慧建立在对宇宙、社会和人生之道的深刻体察的基础上。对这种“道”有深刻体察的人，就是一个有“德”的人。《说文解字》上讲：德者，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2］也就是说，有德的人就是一个得道之人，亦称为圣人。圣人所具备的德性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说它“外得于人”，是因为对普通人而言，这种德性是可以通过向圣人学习而获得的；说它“内得于己”，就是因为人性本善，这种德是人本性中所固有的，因此，又称性德。可见，儒家哲学并非没有本体论和宇宙观的哲学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儒家思想的着眼点和重点所在。儒家思想是“实用主义”的，是一剂医治社会病症的药方。
那么，儒家的“实用主义”是如何与病以药的呢？从根本上讲，儒家思想认为，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因此，要从根本上达到社会的治理，就应当从人心的治理入手。这一点是有其深刻的意义的。一切社会问题的出现，归根到底，还不都是人心缺乏治理的原因吗？试看今日的西方发达国家，法制虽然健全，但是由于缺乏道德教育，那种在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如邻里纠纷、青少年斗殴、球迷酒后闹事，砸车偷盗等）比比皆是，社会治安状况令人担忧，而深感警察人员短缺；对下一代缺乏道德教育和引导，导致了青年一代缺乏理想，只知道享受生活，吸毒、酗酒、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监狱人满为患；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只有个人、没有集体的概念，更谈不上如中国传统所讲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观念了。所有这些，已经引起了西方一些开明的哲学家开始对什么是“文明社会”的问题进行重新反思。可见，光靠法制和制度的健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治乱问题。与此相比，重视人心治理的儒家学说在这方面则显然略胜一筹。这也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之后，统治者在百家中把以重视人心治理的儒家思想定为一尊的原因之一，儒家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沿用了两千多年之久，为维持传统社会的安定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下面试举儒家的孝亲尊师观念来说明儒家思想的实用性。
《论语》上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可见，儒家仁的思想是建立在“孝”这个根本的基础上的。在儒家思想家看来，孝敬是性德，因此，讲“孝”最容易开发本性，使人本具的性德昭显。因此，这个字绝对不能疏忽。理解了这个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如果有“两个”这个观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在外国，中国人还保持着祭祀祖先的传统，外国人不理解，问：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祖先，认都不认得，还祭祀他们干什么？但是他们不懂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的道理。中国人祭祀祖先，这个情存的深厚！远祖不忘，对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从竖的方面讲“孝”的教育，从横的方面，则讲兄弟之间的“悌”，并把它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可见，孝悌教育做好了，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就自然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责任重大的是老师。因此，孝亲和尊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特别强调尊师重道的重要，强调老师的恩德与父母的恩德是一样的。这在古礼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在《礼记》中记载，男子20岁行冠礼。从此以后，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亲戚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称他的字，甚至连皇帝也是如此，都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称他的名，还有就是老师也可以称他的名。可见，老师与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而老师去世，也要守（不穿孝服的）心丧三年。皇帝接见老师，也要降阶，不能以君臣之礼接见，而必须以宾主之礼接见，即皇帝站在东面，老师站在西面。可见，儒家对师道尊严是何等的重视，把孝道和师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讲的孝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让他们常常担心。如果自己常常让父母担忧，那就对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例如，到学校读书，功课不好，让母亲担忧，就是不孝；不敬老师，和同学不能相处，让父母担忧，就是不孝；进入社会，工作不认真负责、不尽心尽力，让父母担忧，是不孝；对长官不尽忠，是不孝，与同僚不能合作，让父母担忧，也是不孝。因此，《论语》上讲：孝就是能够做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即父母仅为其疾病担忧，而完全不必为任何其他事情担忧。可见，一个常常怀有孝心的人，就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因此，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从这个地方去观察，儒家思想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德性教育，是为了通过孝亲尊师的教育而达到治理人心的目的，从根本上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最终达到社会的安定和平和人民的安居乐业。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实用主义”。
三西方儒学研究的误区及儒学发展前景
既然儒家思想是“实用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救治社会的病症。因此，它是一种真实的学问，更是一种真实的修身功夫。从个体修养的角度讲，一个人如果能够按照儒家孝亲尊师的理论去修身养性，就能体会到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乃至达到性德的彰显，或者至少也能成为坦荡荡的“君子”；从社会国家的角度讲，儒家的教育如果能够得以推行，就能起到移风易俗、和谐人伦和安定社会的作用。因此，我以为，儒家思想不是设计来为理论家所研究的，更不是能够通过学者式的研究而被人所理解的。因此，我不以为一个“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儒学家真正理解了儒家思想。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理论。正因此，用当代西方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儒家思想，只能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勾画出一些主观臆断的理论体系，而不能发挥儒家思想的真正价值。
儒学讲“本立而道生”，孝悌是修身的根本，而修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儒家的修养方法所求得的首先是根本智慧，根本智慧一得，则所触皆通，一学一切学，一得一切得。这是中国传统儒家、道家和佛家教学的一贯方法。没有这种根本智慧，即使学的知识很多、很深，仍然是南辕北辙，越学离道越远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对儒学的理解，只是在其原始的阶段。而这似乎也证明了这样一句话，“外国人研究儒学，怎么也比不过中国人自己研究的透彻。”因为他们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先入为主的问题，总是以西方哲学的求知识的方法论来研究东方的智慧，然而他们自己却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西方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儒学的价值和它的“实用”性也正在越来越多地为人们认识到。例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在以宏观的眼光研究了历史之后，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了这样的判断：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20世纪80年代末，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开会，发表了一个宣言，针对世界范围的道德危机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2500年前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他们的话引起了英国思想界和英国政府的重视，以致把重视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的儒佛经典编入到其中学课本之中。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热衷，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省：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对于治理人心、和谐人伦关系和安定社会方面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从历史上看，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功绩卓著，成为历史美谈；被誉为“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日本企业之父”和“日本金融之王”的企业家涩泽荣一“一手执论语，一手执算盘”，开创了日本儒家式经营之风，则为儒家文化在现代的复兴作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见证。当代新加坡政府兼收并蓄，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特别提倡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教育，自1983年起，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儒家伦理》课，并且注意通过法律的手段、制度的建设来强化和推行道德教育，这使得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没有出现西方国家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弊端，并成为当今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从古今中外所有这些运用儒家《论语》而成功的例子，启发我们反思儒家思想对于指导我们的人生、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也启发我们对什么是真正合理的制度和真正文明的社会进行思考。一个真正合理的制度，不仅仅是提高效率、维护公平的制度，更应当是导人向善、促进道德进步、体现道德精神的制度。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方人对儒家思想“实用”特征的逐步认识，也似乎预示了以“实用”为特征的儒佛教育在新世纪的兴盛。
今天的世界，仍然是西方文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日新月异，却没有给人带来越来越多的安全感，甚至使人日益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这是因为，从世界范围上看，人们离开了道而追求器，离开了体而追求用，离开了根而培植叶，本末倒置，必然使人们日益生活在战兢惕厉之中，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安乐的生活，反而带来了更大的杀伤力和危害，使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偏离了一些善良的、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们的美好愿望而被到处滥用。
要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和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西方的种种哲学流派是无能为力的。依靠科学本身不能彻底走出这个怪圈。科学技术能够善用，也能够被恶用。正如刀子可以杀人，也可以防身一样，关键的不是刀子，而在于使用刀子的人。因此，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发展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使用科学技术的人。换言之，在于道德教育和人心的治理。因此，伦理学的任务不应当是对某项技术的可行性和前景进行合理性的预见、论证和证明（其实这也是不可能的），不应成为程序的设计或利益的分配，而是在于教育和培养能够善用科学技术的人。这也就是德性教育的重要性所在，也正是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家们呼吁要回归到古希腊的美德传统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德教育不是对人性的约束，而正是性德本有的要求，也是人和社会良性发展的必然。
然而，常人或者迷于一时的功利、兴衰和成败，或者迷于一己之利，舍本逐末，只有像孔子和孟子这样的圣人，能够胸怀天下，不管现实的冷遇，不顾现实的名利，胸怀天下，始终为人伦正义而奔走呼号，教人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之理，他们的思想，经过千百年的积淀，仍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和重要组成部分。直至今天，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仍然为来自世界各国的开明学者所赞叹、研究和津津乐道。这正说明了儒家思想本身的博大精深。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确实处在被动和落后的境地，但是因此就得出中国传统文化较西方文化为劣的结论，未免为时过早。这是因为，首先，200年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历史上，华夏民族也有过被外族所侵占的历史。元朝和清朝，分别由蒙古族和满族所统治，但是他们仍然为儒家文化所吸引、所同化，并大力弘扬和发展了儒家文化。在元朝和清朝，用儒家思想治国的君主更是大有人在，而且当儒佛思想兴盛的时期，都是国泰民安、政治相对清明的时期。这就说明了儒家思想，远非人们所理解的蒙昧人们的工具，而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开显性德的智慧。
其次，儒家思想虽然适应了封建君主专制的官僚体制的需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与封建君主专制的人治统治必然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皇权至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命为制，令为诏”(《史记·秦始皇本纪》)，皇帝的只言片语和诏、敕、令等律外之法为同罪异罚、一人一事一法提供了依据。汉武帝时担任廷尉的杜周就专门观察推测皇帝心意决定刑罚的宽严。“人们诘问他：你既为廷尉，为何‘不循三尺之法，专以人主之意旨为狱’时，杜周回答说：‘三尺之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时皆为是，何古之法乎？’”［3］他的话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古代所谓的法，是君主之法（俗称王法）。中国古代有关官吏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刑法制度方面）不可谓不健全，考核制度不可谓不周密，科举制度不可谓不先进，然而在人治的统治之下，由于君权是法之所出，故君权高于法权。中国历代的法律，没有一条是用于制裁君主的，皇亲国戚和高官显贵也可因其身份地位的高低而享有不同程度的法律上的“赦免”特权（如南北朝以后法律中出现的“八议”、“官当”等法律制度），故而再先进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因人而异，甚至随意更改。因此，依靠法律，起不到惩治达官显贵的作用，更无法限制君权。然而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又需要限制君主、约束官吏，因此不得不求助于道德。希望借助于君、臣道德水平的提高达到治理天下、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
虽然儒家的思想适应了封建专制的人治统治，但是，儒家思想更是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提出的，因此，它具有普遍的价值。这正如市场经济一样，作为一种以市场为主体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既可以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效益，也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效益。同样，儒家思想中重视道德教育和品格培养、重视从人心的治理出发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既可以成为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良策，也同样可以为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提供借鉴。儒家思想的这种实用性特征一旦为人们理解和重视，必将带给国家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带给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中国文化热在当代西方的兴起，说明了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远非人们所理解的是牧民的工具或蒙昧人们的武器，而是蕴藏着一种真正的智慧。合理地运用这种智慧，可以带来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谁能断言，几百年后的一天，西方人不会为中国文化所同化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文化的更广泛的传播，对于世界文明所做出的贡献，将是其它文明所无法比拟的。
在2000年世纪之交的时候，很多旅居海外的“龙的传人”都激动不已，说21世纪是龙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是，21世纪不仅仅是中国经济、政治或军事的世纪，而更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特别是在9.11事件和英美对伊拉克的战争以后，全世界人民都表达了对世界和平的愿望和企盼，而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使那些要求维护人伦秩序、解决世界冲突、实现世界和平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和曙光。发展中国、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共同企盼。然而，要避免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就必须切实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发挥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笔者深信，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以和平的方式而崛起的中国，也将以崇尚和平的文化为世界带来希望与和平。
参考文献：
[1]cua,a.s.，道德视野与传统：中国伦理学文集[m].华盛顿特区：美国天主教大学出版社，1998．
儒家文化中的孝道篇8
[关键词]孝道；两重性；继承与发展
[作者简介]张明义，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副教授，湖北十堰442000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2―0028―03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无论在其主流思想――儒、释、道的哪一思想体系中，孝都是一个重要范畴。尤其是儒家，不仅十三经中处处皆有谈及孝的义理，而且它还是儒家伦理的基础和核心。两千多年来，“孝”不仅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人们的思想，同时也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准则和评判人们德行的标准，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对孝道探本溯源，剔除其中的糟粕，可以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对现实生活的消极影响；汲取其中的精华，与时俱进的对传统孝道进行创造性的继承与发展，则有助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孝道的产生及演变
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而“孝”的造字经历了从图、符号到文字的过程，是一个会意字。《说文》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该书的作者许慎以“孝”的小篆字形为依据，认为“孝”字是由“老”字省去右下角的形体，和“子”字组合而成的一个会意字。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释训》，也将“孝”解释为：“善事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因此，“孝”字的注释义应该是子女对父母的善行和美德。一般认为，中国人的孝观念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康学伟博士在《先秦孝道研究》一书中指出：“孝观念的形成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亲之情，二是个体婚制的建立。而这两个条件的成熟，当在原始社会晚期，即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而且“这时的孝观念只是一种敬亲爱亲的感情，并未超出自然之性，尚不具有阶级性”。正如《诗经・小雅・蓼莪》所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可见，懂得善事父母、报答父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良知本性。这种亲情回报的纯朴情感，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孝意识。
西周时，“孝”开始被确立为宗法道德规范的核心。春秋战国之际，先秦儒家对孝道作了全面的阐释和发挥，形成了孝为德之本、“无违”之孝道、以孝事君则忠等思想内涵。至《孝经》(约成书于战国末期)，由“事亲”推及到“忠君”、“顺时”、“立身”、“法先”等，泛孝化倾向十分明显；对“孝”的地位及其作用的肯定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孝经》还提出“五等之孝”和“以孝治天下”，将“孝”进一步等级化、政治化、制度化。自西汉时起，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孝道被赋予了二重性。“孝”既包含着先秦诸子敬老养老等人类美好情操的“孝”，又包含着被统治阶级改造为“忠君尊王”御用品的“孝”。产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国家从本质上说就是扩大了的皇帝家庭。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历代帝王一方面极力倡导孝道、孝行，把后辈对长辈的孝道义务片面化、绝对化；另一方面又运用刑罚手段推行孝道，将儒家“孝”的伦理思想渗透于刑律之中并严厉制裁“不孝”行为(从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开始，“不孝”正式被列为“十恶不赦”大罪之列)。传统孝道的浓厚亲情就此湮没于封建统治的纲常法规之中。到了宋明时期，儒家的孝悌观有了进一步发展。张载对孟子推己及人的孝悌观念作了更深层次的引申，提出“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二程对“仁”与“孝”的关系也提出了新见解，认为仁是本，孝是用，不能混为一谈；人不仅要有孝悌观念，而且要有孝的行动。
辛亥革命后，孝道经历了一个由被批判到重建的变革过程。“五四”时期，以《二十四孝图》为代表的传统孝道，受到了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激进反传统人士的猛烈批判。从历史的观点看，引起知识分子激烈批判孝道的直接原因是受民国初年帝制运动和孔教运动的反向刺激。此外，“德先生”和“赛先生”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登陆，客观上也激发了这一运动。学者们以批判孝道的残酷性、保守性、虚伪性为突破口，对整个儒家传统进行了全面抨击。如认为孝道是家族本位主义的体现，已经变异为一种吃人的礼教，愚孝行为有悖人道等等。进入20世纪30年代，学者们又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力图为重建国民信心、振兴中华民族提供一份传统的依据。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现代新儒家应运而生。其目标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方面回应“五四”时期对儒家传统的全面批判，另一方面适应时代要求挖掘出儒家传统中具有永恒价值的部分，并按现代的学术标准对儒学体系进行了重建。现代新儒家十分注重对“孝”的研究，其思想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比较重视孝道之意义，代表人物是梁漱溟、马一浮、冯友兰、贺麟；第二阶段(50年代至70年代末)，这一时期对孝道观阐发弘扬贡献较大者为徐复观、唐君毅；第三阶段(70年代末至今)，杜维明等对孝道精神作出了重要的诠释阐发。
二、孝道的两重性
孝道具有某种永恒的价值，具体表现为：第一，奉养。即孝之物质性赡养。由于“中国和西方的家庭养育模式不同，西方是接力模式，中国是反馈模式。接力模式重视父母养育子女，到成人为止；老人的赡养靠社会和自身，不靠子女。反馈模式既重视养育子女，又重视子女对父母的敬养和回报”。从物质上供养父母即赡养父母，是孝敬父母的最低要求，也是孝道的物质基础。第二，诚敬。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只是一个伦理的范畴，而且是一个文化范畴。同时，孝也不只是物质性赡养老人的问题，老人晚年幸福与否还要看他们在精神上是否得到满足。因此，孝道的精髓在于提倡对父母首先要有诚敬之情。诚敬是比奉养更高的一种伦理尺度和道德要求，基于诚敬之心的养亲才是合乎人伦孝道的。正如孟子所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第三，立身。《孝经・开宗明义》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就是说，做子女的要修身立德、建功立业以光宗耀祖，给父母和家族带来好名声，这样才算达到孝的高标准；而终日无所事事，一生碌碌无为，则被视为对父母的不孝。这一思想体现出儒家积极人世的价值观，能激励人们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第四，谏诤。“谏者，证也，以直言正人
之非也。诤者，争也，以善言止人之恶也。谏诤者，匡证也。”因此，“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孝经・谏诤》)。“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也就是说，在父母有不义的时候，不仅不能顺从，而且应谏诤父母以使其改正不义。这反映出孝道以正义为准绳的民主性、平等性之内涵。第五，祭祀。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孝经・纪孝行》也指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由此看来，为人子女者在父母丧亡后能否尽礼致哀，就是孝与非孝的分水岭。而且，不管是对父母的祭祀还是对先祖的祭祀，都应该做到诚敬，以“报本返祖”的心态去对待。因此，祭祀既是孝道的重要内容，又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
诚然，我们在肯定孝道积极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其消极的一面，主要表现在：第一，统治阶级将“事君”纳入“孝”的规范，宣扬“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使孝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基础和基本道德力量，具有一定的愚民性。第二，传统孝道基本上是对上不对下，宣扬长辈的统对权威，极大地压抑和剥夺了子辈的个性自由和独立人格，具有不平等性。第三，统治阶级出于统治需要，宣扬盲目的祖先崇拜，将葬祭亡礼推向极端，具有保守性。
三、孝道的继承与发展
在现代社会中如何继承与发展孝道是一个取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对传统的孝道，我们应该学会用敏锐的目光去剖析其利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新孝道的建立和发展，应在继承传统孝道精华的基础上，增添适应划时代社会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教育环境的新内容。在建设当代社会孝文化的过程中，实现由传统孝道向现代新孝道的创造性转化是至为重要的。具体地讲，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重塑现代的新孝道：
第一，应批判地继承传统孝道观。新的孝道观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它首先来自于传统孝道观的历史继承。当今，我们应当抛弃那种不论对错“无违于父母”的愚孝。而体现子女晚辈对父母前辈的感恩意识及赡养行动的优秀文化传统则要发扬，要汲取传统孝道善良笃厚的精神，大力倡导孝道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尊敬老人的伦理观念和老有所养的传统美德。
儒家文化中的孝道篇9
关键词:孝;论语;孔子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美德之一。其实，孝的思想早在孔子以前就已产生，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之中“孝”字从老从子，象征老人扶子之行，象征年轻人搀扶族中老者。“孝之本宜，恐非限于父母，诸父诸祖亦应善事。”(《金文诂林》卷八)在远古的氏族和部落社会之中，“孝”的意义是很广的，是指对本族中年长者的尊重、敬爱、赡养和祭祀[1]。随着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社会长时间的发展，“孝”也由对族中老者的尊敬变成对父母的关爱，成为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甚至在今天，对生者的“孝”更为受到重视。但是综观《论语》里的孝道思想，跟上古时期更为接近，那就是“孝”不仅仅是对父母的义务，还是忠于国家的品德基础，是成为一个合格的士的标准之一，在孔子那里，孝不仅是物质上的供养，更是精神上的抚慰和祭奠。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必然引起传统意识形态的动摇，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之下，传统宗法社会中维持人际关系的孝道思想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子弑父、臣弑君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整饬社会秩序，重建孝道伦理的过程中，孔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孔子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及其发展的前提。《论语》记载了孔子的学生有子所说的一句名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这句话是说，孝悌是做人的根本，人之行莫大于孝，为人者如果做不到孝，那其他的品质也就无从谈起。有子继承的是孔子的思想，可是说这是对孔子孝道思想的延展，孔子自己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在另一本儒家经典《孝经》中还有一句话说:“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儒家从理论上肯定了孝是人伦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仁”是孔子强调为圣人的必要准则，而孝作为仁的内核，可见其地位之重要。有子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犯上和作乱即为不忠，孝悌者鲜犯上而无作乱，是忠君爱国思想的拥护者。我们现在常说“孝顺”一词，似乎孝敬就代表着顺从长辈或者权威的意志，那孝是不是就是愚忠和逆来顺受?很多人因此产生误解，批判《孝敬》的愚昧和保守。其实，仅就这一点，孔子早就给出了答案。有一次，曾子问孔子，“孝”是不是就等于“从父之令”，缺乏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价值的准则呢?孔子的回答是:“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在“孝”之外，孔子还用了另一个道德的准则“义”来规范它的实行。如果上级或者长辈言行不已，就可以阻止或者不执行。可以看出，“义”作为一个概念是超越了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的，《荀子子道篇》记载了同样的一段话。鲁哀公问孔子同样一个问题。子贡认为“子从父命”就是孝。孔子说子贡是“小人”。孔子指出“子从父”不能说子“孝”，臣从君，也不能说是臣“贞”。孔子说:“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总而言之，“孝”是子对为什么要从“父之令”的审慎的把握。把握的标尺就是“义”。“孝”由此就成为小辈或者臣子依据一种更高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准则，根据一定的认识论方法处理与君和父的关系的一种品性。在这种解释思路下，“孝”不是无原则的服从，“孝”是学道的表现和成就，是对自己内心最高价值准则的服从。“孝”不是对长辈和上级的单向的义务。
其次，孔子认为在精神上的孝，意义远大于物质的供养。关于这一点，孔子在《论语》中多有论述，对于不同弟子的提问，他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是其中的要义都是一致的。他认为一般人所说的养就是孝的观念是有问题的。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孔子认为，就是家里豢养的动物，都能在物质上被给予很好的照顾，那么给父母的物质供养就不足以成为孝与不孝的分界线。能够区分的只有抽象的情感。所以色是难的，要做到面对父母的时候，不厌烦而有愉悦之色，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做到的。如果整天摆着一副臭脸，父母就是天天食鲍鱼吃燕窝也不会开心的，父母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慰藉。看到这两句，心中感慨颇多，孔子的教导对现代人来说指导意义更大。在古代，交通不便，疆域窄小，出趟远门并非易事，正所谓“父母在，不远游”。但是今天，除了农村那些出不来的人，还有多少人愿意固守家园，守护自己的父母?的确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身不由己，繁忙的工作，又有谁考虑到父母的感受?每当我们推说加班加点而没空探望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记得孔子的教诲?那首《常回家看看》在大江南北的走红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一点，我很佩服孔子，他洞察到了人内心的想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症结所在。在父母眼里，子女的陪伴和关切比物质的丰盛要重要得多。所以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是的，既然是孝子，那他在物质和言行上的态度就不会受到父母的微词，唯有疾病，是天灾，很难由人力控制，是父母和孝子都没有办法的。这种疾病，不是自身的不注意造成的。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毁。”所以自然的病症成为父母也是孝子最无能为力和担忧的事件。另外，孔子还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於其父母皆弟之言。”对于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看法，向来都被认为有主观的成分，但是人们不会对孝子父母对孝子的看法有怀疑和不好的评价。孝道作为人伦之一，那个时代是大家很重视并且有目共睹的，如果是公认的孝子，那么他的言行对社会就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成为道德楷模式的人物。此时，就连父母家人也变成了“孝”的监督者，他们的言行是有公心且可供参考的。由此可见，孝在当时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怎样的高度。
再次，孝道对政治能够起到作用。除了间接地从孝到忠，孝道还可以淳化社会风气，教化大众，安定社会。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认为，在家族里对长辈的孝敬，对兄弟的爱护，可以维护一个家族的正常次序，这是有利于社会安定的，当然是为政的一个方式。孔子还解释说: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在他看来，倡孝实际上就是一种用德行来影响政治，作用于社会与百姓，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治国方略。因此，孔子及儒家主张用孝教化百姓。“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孝经广要道章》)对人们“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为人君者也。”(《孝经广至德章》)这样社会就会稳定，形成“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局面。《孝经》可谓儒家经典，虽然直接吸收孔子的思想不多，但《孝经》对孝的思想的阐发可以说是继承了孔子的传统，又生发开来的。特别关于孝和政治的关系，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想法。先秦儒家孝道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和教化功能，使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在中国社会舞台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从汉以后“以孝治天下”的格局贯穿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我认为，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举孝廉的政策应该就是儒家孝学说影响巨大的有力证据。举孝廉之人，直接为官，看来孝真是与政治不可分割了。到了元明清时期，很多文人创作的戏曲和小说更是体现了用孝来教化大众的思想倾向。比如《琵琶记》、《任孝子立地成神》等等。
最后，《论语》中提到，孝不仅是生养，还是死葬，不仅是对人生前的尊敬，更是对死后亡灵的尊重，慎终追远，这才是孝的完结。比如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里的“违”应指的是违背礼节。就是说不管长辈是否在世都必须按照礼节来侍奉他们。对于死去的人，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杨伯峻将“道“解释为父辈合理的东西，引发了学者的争议，有人认为，三年不改，难道超过三年就可以把合理的东西改掉吗?我觉得这是钻牛角尖，孔子说过，顺从并不是孝，这里应当采取杨的解释，即在父丧的三年之内，尊重父辈遗留下来的合理的教义，三年之后，可以添加或者根据具体要求进行修订，但是对合理的东西至少保证三年的不变化。没有什么对错只之分，只不过时移事易，对待不同的事件一定有不同的正确防范。对于丧葬的礼节，孔子认为并不是越隆重奢靡越是孝。正如前面所说，孔子重视的是心，而非物质。同样在论语中，他说:“礼，与其奢也，凝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儒家在强调“哀戚”的神色，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忧伤，就是对死者最大的祭奠。同时，儒家又认为这种悲哀之情是有节制的。要“致乎哀而止”(《论语子张》)要有三年之祭，“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而对于丧祭之事，孝子必须恭敬严肃，孔子说:“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丧事不敢不勉”(《论语子罕》)表达了在祭祀时对先辈要虔诚。
可以看出，虽然在《论语》中，只有十九处明确地提到了“孝”，但是那些关于祭祀、关于忠、仁的阐释也是跟孝不可分割的。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孝”乃是研究孔子甚至儒家思想绕不过去的一条重要线索，从《论语》到《孟子》、《荀子》和孝经，以及后世诸多的儒学经典，都清晰地记录了“孝”的发展轨迹。无怪乎有学者认定，中国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孝的文化。当然在谈到孝道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过分绝对、片面地愚孝和死板遵守儒学教义对民族精神的伤害，对于每一种思想，我们都应当审慎和警惕，保持客观的研究姿态。
参考书目:
(1)鲁行经院学报范玉秋林雨2002年第5期论《孝经》对孔子“孝”的思想的发展
(2)东岳论丛2005年5月第26卷第3期黄开国先秦儒家孝论的发展与《孝经》的形成
(3)《孝经译注》汪受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
(5)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1期李淑霞论孔子思想中的诚信与孝悌问题
儒家文化中的孝道篇10
有关敦煌佛教孝道思想的相关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道》一文及郑阿财博士论文《敦煌孝道文学研究》一书，探其内容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由于笔者多年来关注《观音经》在中国的流传与弘扬，故于敦煌遗书的《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发现许多造经者基于中国孝道思想为亲人抄写《观音经》。为此，本文拟从《观音经》抄经题记中探讨有关孝道思想的文献，一则说明抄写《观音经》也是佛教徒表达孝思的方式；其次说明敦煌《观音经》信仰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响，并与净土信仰结合，使观音在中国成为超渡亡灵、接引往生西方净土的重要菩萨，而孝子们对菩萨愿求的多元化，使得观世音菩萨与《观音经》在中国的地位不断提升。
一、佛教孝道思想的产生
冉云华先生总结说，在印度经典与龙树山出土的碑铭中，可以知道印度社会虽然也重视孝道，但不像中国佛教，孝被视为“天地之本”。由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对孝道的重视远胜于印度，因此中国佛教人士所受的孝道压力远比印度沉重（冉云华：《中国佛教对孝道的容受与后果》，收入《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10月，第107～120页）。www.133229.com
中国原本重视孝道，当佛教传入中国，最为中国传统社会所不容的，便是“出家剃发”与“无后”二项。中国佛教祖师为了使佛教见容于国家、社会，遂积极阐扬孝道思想，主要有“翻译佛教孝道经典”、“注释印度孝道经典”及“阐扬佛教孝道思想优于儒家”等三个方面。佛教历经几个世纪与儒家论辩后，经过一次次质疑，最终积极地建构出佛教自己的孝道思想，因此佛教的孝道思想不仅因此为帝王、百姓所接受，更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资产。
二、敦煌佛教的孝道文献
敦煌虽地处边陲，但与中国政治与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孝道的重视也不例外。敦煌十七所寺院是民间主要的教育机构，其儿童教育教材以《孝经》为最主要内容。如前贤的研究，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的孝道文献，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
这些作品主要说明孝顺必须出于真心，且实践于昼夜十二时中；而用功修行的孝子不仅在世能消灾免难、得富贵、获封侯；死后还可升往极乐净土。此外文献中也常引用《孝经》、《论语》、《曲礼》等儒家经典来互相印证，并说“孝道”是三教所共同赞扬，反映出敦煌儒释两家“孝道”思想的融合。佛教徒还将儒家推广《孝经》的事迹编成歌曲，如巴黎伯2721号“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第三首：“历代以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宣扬。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歌曲中这位广为敦煌百姓歌咏的皇帝，就是天宝三年下诏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的唐玄宗，由此可见唐代政策确实扩及于敦煌。当然敦煌地区也像汉地一样，流行参加盂兰盆会，藉以供养三宝，超渡先亡，并为生者祈福。遗书中有：伯2055佛说盂兰盆经，乃翟奉达为妻马氏追福，每斋写经一卷；另外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尚有敦煌盂兰盆经卷子以及“二太子盂兰节荐福文”的超度疏文。显然敦煌地区并没有脱离儒家教化的地域范围，释门徒众反而极力会通儒、佛两家的孝道思想，而创作出这些唱作俱佳的孝道文献，其目的无非是启发人们的善根，强调学佛不离世间，尤其必须要尽伦尽分、恪尽孝道。在如此重视孝道的文化环境中，我们可以从敦煌大量的遗书题记发现，子女也常为父母抄经祈福或超荐度亡，敦煌《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录，以下逐一说明。
三、反映孝道思想的《观音经》题记
在注重家庭人伦“孝道”的中国环境中，子女面对父母的去逝，不免伤痛；对于父母的追思，传统儒家亦强调“丧则致其哀”，习俗必须守丧，甚至要遵从国家所立服丧的严规。而佛门所阐扬的孝道思想，除了说到能与儒家一样做到这些世间的孝道，更强调使父母脱离轮回之苦、获得往生净土的出世间孝道。敦煌佛教对孝道思想的阐扬，正是深受汉地的影响，所以从敦煌孝道文学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弘扬者极力宣扬佛弟子必须于父母在世时，劝化其持戒修行；父母丧时，不像儒家杀生祭祀，增重父母恶业，而是延僧诵经作七超渡，或亲自参加盂兰盆会、书写念诵佛经、敬造尊像、佛经变相，回向父母。敦煌三十七号有题记的《观音经》造经中，有十三部是子为父母所造，其中包含在家信众十部、出家僧人三部。
1、在家者的抄经题记
从所见《观音经》抄经题记来看，在家者为超荐亡父母的题记，最早的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最晚的是五代后梁壬申年〔912〕张海晟为亡父的抄经。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清信女张氏为超渡七代父母所写这部经是与《无量寿观经》合抄，说明七世纪中叶以后敦煌《观音经》信仰与西方净土信仰已密切结合。这类“净土观音”的信仰当是受到西方净土经典的影响，而从唐高宗、武后开始广为流行，并且历经晚唐、五代乃至今日而不衰。因此不论贫、富、贵、贱，人们不仅深信书写、受持、读诵《观音经》能免除人世的灾难，而《观音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更具有接引往生西方的功能，可谓是冥阳两利。敦煌孝道文学作品中，除了描述母亲怀胎十月的艰辛以启发子女孝心，更极力强调侍奉父母当和颜悦色，对于孔子所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理，也有许多感人的描述。尤其，对于那些未能亲自孝养父母、离乡背井、追求仕宦者，如伯2418号“父母恩重难报经讲经文”也说到：“经求仕宦住他乡，或在军中镇外方；儿向他州虽吉健，母于家内每忧惶。心随千里消容貌，意恨三年哭断肠。”讲经文指责的是忘却父母恩德、抛弃父母于不顾的不孝之子。这类人虽然荣华富贵，但因为见利忘义，背弃人伦，所以特别为中国社会所不容，往往被称为连禽兽都不如。然而，罗振玉旧藏唐至德二载（757）长孙颜夫妇的抄经，所呈现的是中国人最传统的家庭孝道形式之一：
至德二载十一月十三日，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长孙颜妻清河路氏，为亡妣远忌敬写《观音》、《多心经》同一卷。
长孙颜官拜“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他是豆卢军军粮的负责人，并以武散官身分兼任山西与陕西交界府兵的一名将领。这对武官夫妇显然不是上述追逐功利背弃人伦的负心人，从题记中可以知道他们虽然身处异乡，但适逢亡母忌日，难掩思母之情，遂亲自恭敬书写《观音经》与《心经》各一部，为亡母追福。从这条题记，我们看到佛教传入敦煌后，抄写《观音经》也成了中国人家族祭祀、慎终追远的重要宗教活动之一，敦煌的《观音经》信仰似乎更加多元了。
2、僧人的抄经题记
诚如前言所说，佛教传入中国后最为人所诟病的便是“剃发”与“无后”两项。僧佑《弘明集》记载反佛人士引《孝经》，首先对牟子提出“剃发”的问难：“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其次，又指责僧人出家修行，有违孝道“无后为大”的观念：“福莫踰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2～3页）虽然牟子极力辩论，佛门为此所受到的责难却有增无减。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佛教祖师为了顺应民情，遂积极阐扬佛教孝道文化。然而僧人出家修行，又如何克尽为人子女的孝道？在敦煌文献中，我们看到僧人既是孝道观念的引导者，也是实践者。僧人除了以各种活泼善巧的方式宣扬佛教孝道，并且也同在家居士一样，藉由参与抄经、造像、法会等宗教活动，为俗家的父母亲追福。如斯4366号卷子，是比丘尼道容于大统十六年(550)为先亡抄《大般涅盘经》卷十二；另外甘博002号卷子，为比丘尼元英于戊寅(558)年为七世宗师、父母等抄《大集经》及《入楞伽经》。这些僧人的愿求，与前述在家信众的抄经题记，基本上没有很大差别，也就是相信不论造的是大小乘经典，都有利益现世生者与往生者的多重功效。同样的观念可见于敦煌僧人的《观音经》抄经题记。
在有纪年的题记中，僧人抄写《观音经》的比例仅是在家信众的三分之一，而且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廿五年（737）才出现，年代有偏向晚唐五代的趋势，但又没有形成僧人大量抄写《观音经》的现象。其中120号题记曰：“开元廿五年二月八日，弟子支师师为身亡写《观音经》一卷。”从题记中可以知道，这是某人为亡者抄经的愿文。但是文内的“弟子支师师”意味着三种可能：（一）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某人抄经；（二）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自己未来身亡预写经典。（三）是僧人“支师”为其师父身亡亲自写经。若采用第三说，则“支”姓乃西域僧人的俗姓。盖道安法师统一僧人以“释”姓之前，中国的僧侣出家后多从其师姓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41页），而“支师”这份写经也说明晚唐时期敦煌佛教对于出家姓氏仍没有严格的规范，且约定俗成的力量也还不是很强。其次，“支师”的题记不禁令人想到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观念，儒家五伦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的人际关系，师伦虽未列入，但《礼记·学记》说：“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可见老师在儒家的人伦关系中也居重要地位，尤其唐韩愈更说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师长应保持恭敬与感恩，都是僧俗应该有的基本修养。“支师”为师身亡，而以中国的书写工具与方式发心抄经，除了说明西域胡僧对《观音经》的信仰及汉化的事实及他们对于华、梵“师道”传统的接受，也似乎让人看到了中国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影子。
北新879号写卷，是晚唐天复二年（902）敦煌三峗山地区寺院住持，虔诚刺血抄《金刚经》与《观音经》各一卷。由于整个愿文所回向的对象，涵盖“四生九类”、“水路飞空”等一切有情，不像一般的抄经愿文，看来三峗禅师似乎将法会祈愿模板，作为个人抄经愿文。如文说：“……师僧父母，各保安宁；过往先王，神生净〔土〕。……”但这类愿文中“孝道”与“师道”观念，仍是不可少的重要的项目之一，而僧人写作的顺序也置“师僧”于“父母”之前。可见，佛教的孝道思想已经深深在敦煌扎根，僧人不必再刻意强调对父母的孝道。s.3054号是后梁贞明三年（918），报恩寺僧海满为亡父所造，并委托师兄弟胜智抄写。它与其它《观音经》抄经最大的不同，是海满特别回向父亲往生“弥勒净土”，而不是广泛的“净土”或“西方净土”，说明了五代时期报恩寺观音信仰与弥勒信仰并存的现象。从这三条题记可以知道，随着《观音经》在敦煌流传几百年来，观世音菩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与功德几乎提升到极点，抄一部《观音经》的功德，也几乎等同一场水陆等法会的效力，观世音菩萨可以圆满人间孝子的各种愿求，使先亡父母及七世祖先能随愿往生各种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