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篇1
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
古希腊时期，宗教、神话与医学、化学共生于一个知识体系中，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交相发展。随后，科学与神话、宗教逐渐分离，但科学总是同人文联系在一起。这一阶段，宗教处于统治地位，但就其整体而言，科学知识包含着人文意蕴，人文知识同样也渗透着科学的荣光。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一批艺术家号召社会关注人、理解人，呼吁人的解放，主张人性的张扬来反对宗教和神学的控制。人们开始重视科学，反对神学的统治地位。这一阶段，科学和人文处于分离的萌芽时期，人文主义开始复兴，人性得到张扬。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唯科学主义，科学和人文完全分离，产生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极端思潮。科学主义“一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最精确、最可靠的非人知识，是其他科学的典范；二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唯一正确和有效的方法，是一切认识方法的楷模；三认为自然科学知识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包括人生问题”[4]。人文主义则认为人的本质是激情和冲动的，这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甚至把非理性、意志作为世界的本原，在本体论上偏离了唯物主义，是片面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异、核恐怖时代的来临等。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科学本身，但又不能单纯、极端、片面地夸大人文精神，必须重新确立两者的地位。这一阶段是科学和人文融合的阶段，呼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对接融合。
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立统一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两者包含的内容不同。科学精神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哲学层面上是生产劳动实践，是人在实践基础上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观念的变换过程，人通过自己的本质力量影响与改造自然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人文精神反映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哲学层面属于社会关系的实践，通过制定一系列的社会规则，保证社会良好有序发展。二是两者的特点不同。“科学精神以人与自然的对立为前提，以物为尺度，以客观世界为认识对象，追求客观世界中的真；推崇理性至上，往往借助于逻辑的、数学的和实验的理性手段，以求达到对自然世界的把握；科学探索有。人文精神以人为尺度，追求善和美；在肯定理性作用的前提下，重视人的精神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的作用；人文探索有。”[4]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同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两者相互包含和渗透。科学精神包含人文意蕴，一方面，“科学思想中包含人文的颗粒，最深邃的科学思想往往具有哲学的意蕴”[5]，“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中，其精神价值有‘信念价值、解释价值、预见价值、认知价值、增值价值和审美价值’”。另一方面，科学方法包含求善求美的精神追求。人文精神包含科学意蕴，如可以把科学方法引入人文领域，有助于提升人文修养中的科学性。二是两者的奋斗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科学精神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人文精神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两者都是为了人能活得更好。
三、把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显得尤为重要。两者紧密结合，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技术保证和精神支撑。
（一）坚持在人的全面发展视域下，正确理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提出个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个人、个人向完整个人的发展等人的自由发展目标。通过生产实践来满足人类的需要；通过革命实践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即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实的个人的存在与解放；他的目标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精神上获得解放而恢复完整的人性，使人的个性得到释放，与他人和自然处于统一而和谐的关系之中。”[7]因此，必须在人的全面发展视域下，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与对接。
（二）坚持以科学精神为基础，推动社会进步。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他们的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8]。必须坚持科学精神的基础地位，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崇尚理性的氛围，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继而提出新理论和新方法，提高生产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物质基础和可能。
（三）发挥人文精神的引导作用，促进人的自我完善。人文精神为科学精神指明方向。人文精神关注的是人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为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依据，只有充分体现人文气息的科学研究才具有社会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人文精神的弘扬促成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客观上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另外，人文精神为科学精神保驾护航，呼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文包含三个范畴，一是真，二是善，三是美。美是关于人的解放的终极关怀，是最高层次的范畴，是真和善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通过科学精神发现“真”开始，发展到以人文精神为媒介去挖掘“善”和“美”，如此上升、过渡和不断循环，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使人类文明不断向更高的程度发展。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篇2
关键词：科学精神；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5―0020―05
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离不开对科学及科学精神的理解，科学精神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和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理解科学精神有利于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
笔者认为从文化视角看，科学精神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知识论层次、社会关系层次和价值观层次。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的最深层结构中所涵括的一套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构成科学文化的核心结构。知识论层次的科学精神主要表现为科学认识的客观性、逻辑性、实践的可检验性等规范，它们直接体现了科学的本质特征：首先，科学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和本质属性，科学认识对象的客观性要求科学认识应该排除主观性、坚持客观性。第二，科学知识的成果是科学理论，它必须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形式，其中各概念、定律之间要按一定逻辑关系形成严密的网络体系。第三，科学研究产生的成果需要经过检验，只有经过严格检验的科学知识，才能成为科学家和社会的共识。因而科学精神的精髓被归结为“客观精神”、“逻辑精神”、“可检验性精神”。关于社会关系层次的科学精神，默顿从社会关系层提示了科学精神气质的四条规范，即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这四种规范被认为是最基本的。科学研究共同体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小社会，而维系着整个科学共同体秩序和调整其成员社会关系的是科学家们所遵循的一套社会规范，这就体现科学精神的社会关系层次。价值观层次的科学精神是科学精神的最高层次。这是因为：第一，科学求真，并且与其他人类实践活动合流，达到善，追求真理标志着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合乎逻辑地导向善。第二，科学求真达到求美，在科学活动中因新的发现而在内心充满了美的感受，或者人们在接受科学理论评价时，也会像欣赏艺术品一样，体验到某种审美快乐，因而科学把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作为最高价值准则。
从上看出，对科学精神的理解随着对科学本身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深化，我们在讨论科学精神时要具有历史意识、分层把握。从对科学精神层次结构分析中得出，不仅科学精神的每一个层次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而且层次之间也是相互耦合和层层递进的，科学精神是一个具有层次结构的有机整体。
从党的思想路线的角度看，科学精神的实质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正如总书记所说：“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
中国传统文明中不乏灿烂的科学技术成就，但是科学精神被淹没在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中始终得不到彰显。“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就在于先哲们认识到科学与民主的密切关系以及科学对民主的巨大作用。“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以科学与民主作为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可惜没有继续下去，而且“五四”先贤们对科学的理解也不全面。梁启超曾感叹中国人对科学的态度存在三点根本的错误：首先，把科学看得太粗，多数人认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不过属于艺和器的那部分，顶多拿来作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其次，把科学看得太窄，只把科学当作应用的工具，而不知道科学的真正本质，主要是看重科学的效用、功利方面，科学在部分人眼中是生产力，在平民百姓心中是财神爷。现代科学与技术是一体化的，诚然，科学的衍生物技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出金钱和财富，但以工具主义的态度看待科学，无异于买椟还珠，因为它消解了作为一种文化和智慧的科学的本质，泯灭了科学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蕴。再次，新的权威又被树立。科学集权威、尊严、真理于一身，成为世界观、人生观、理想、制度之标准，是权威、尊严、信仰之源泉。科学权威的塑造是对科学“反权威”本质的反动，凝固的科学真理观是对科学精神的扭曲。长久以来，我国注重普及科学知识，只关注对具体科学知识的介绍，而将那些具体科学知识之外的内容略去。这是科学传播的“耗损”现象。其实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教育仅仅是科学的一个方面而己，科教和科普一个更为主要的任务是对科学精神的普及和宣传。爱因斯坦曾说：“科学对于人类事务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都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变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尽管草率看来，这种方式好像不大明显，但至少同第一种方式一样锐利”。历史上这些对科学精神的探索成果至今仍然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历史看，对利一学的认识从把科学看作科学方法、科学知识深化到把科学看作活动，进而又深化到把科学看作是一种体制和一种文化精神。对科学精神的理解随着对科学的认识而不断深入、层层推进：当科学被作为知识体系和一种方法时，科学精神表现为客观精神、理性精神、实证精神，逻辑精神。当科学被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时，科学精神除包括精神、理性精神、实证精神、逻辑精神之外，还增加了批判创新的进取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自由竞争的宽容精神。当科学被看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时，科学精神包括前两种作为知识体系和方法、社会建制，还有其独特内容：求善、求美精神。
十七大提出以科学思想指导社会发展，科学精神有了再一次发扬光大的良好契机，为再一次全面深入认识科学精神以及科学发展观提供一个很好的途径。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减少盲目性、克服片面性，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兼顾。为此，必须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尊重科学的精神，才能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对科学精神的再次弘扬和落实。
科学精神的求真、求善、求美追求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和内容完全一致，所以科学精神应当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离不开对科学尤其是科学精神的理解，正如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科学不仅仅是一种方法，科学方法背后如果没有一种生气勃勃的精神，它们到头来不过是笨拙的工具”。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深入全面理解科学精神面临最好的历史机遇，而科学精神的培养和弘扬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协调配合才能奏效。在一个社会中，只有社会成员在信念、意愿、好恶等社会态度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有良好的判断，有良好的科学意识或良好的社会心态，人们在行为上才会做出推进和利用科学技术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形成有利于科技进步的良好社会氛围。贝尔纳指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当前科学发展观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纲领，我们认为不仅必须要全面理解科学，而且要培育和弘扬、实践科学精神，所以在当前弘扬科学精神对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坚持与弘扬科学精神可以培育科学发展的观念和能力。科学认识的目的是揭示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和本质属性，科学反映的规律是事物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科学的客观真理性要求尽量摆脱人为的非科学的因素，以达到理论的纯净与客观，来不得半点的虚假。科学发展观要以科学的思想来指导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所以称之为科学社会丰义，而科学的东西首先要求尊重客观规律，这就要求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尊重事实，尊重规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发展规划，而不能从主观意愿出发。科学精神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而被整个社会普遍认同与践行，才会成为社会的行为准则与习惯，才会使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如果科学精神内化为人们在日常行为的内心信念，人们就会自觉尊重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社会也就能够有序运行，实现社会和谐，进而有利于社会在科学有序的轨道上运行，也就是科学发展。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篇3
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何以可能?不仅要追问科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而且要追问科学伦理精神具有怎样的内在结构。由于科学伦理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契合,因此它蕴涵着三重之维:认知之维、臻善之维和审美之维。
作为认知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更多地体现在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即包括探求和获得真知的整个动态过程。它是科学活动主体在探索科学的漫长历史发展中,特别是在近四百年来科学的发展中逐渐生成的。由于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近代之初)探求和获得真知即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一直是科学中的显学,或处于显学地位,因而人们常常把求真与科学等同,或者说把探求和获得真知看作科学,甚至是科学的全部。进而,作为认知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被学者们探索、分析研究和论述得最多、最为充分。而长期以来,狭义的科学伦理精神即指认知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正如李醒民指出的那样,科学的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是科学的鲜明标识,因而“是科学的精神价值的最根本的构成要素”[2]98。
作为臻善之维科学伦理精神,是科学活动主体对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成果的广泛应用,负效应突现的伦理反思的过程中生成。它蕴涵了科学活动主体的臻善精神和实践理性的行为意志,通过科学活动主体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研究中的社会目的表现出来,从伦理学的视角看,包括科学活动主体臻善的德性精神和科学活动的伦理精神。由于科学态度“是由社会的、或者个人的道德因素所提供的。科学研究中的社会目的,也是由社会提供的。科学成果的使用价值,体现着社会的一般利益;科学成果的交换价值,则是个人或者小集团取得个人利益的途径”[2]163。因而作为臻善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蕴涵了科学活动主体对利益的道德抉择。
作为审美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之所以可能,与科学伦理精神蕴涵的认知之维——求真精神和臻善之维——臻善精神有着内在的关联。因而,追问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何以可能,首先需要从哲学视阈透视美与真、善的关系。
就美与真、善的关系而言,康德和黑格尔曾经在学理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康德指出,美总是蕴涵着快适,而对于善的愉快是和利益兴趣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善是依着理性通过单纯的概念使人满意”[10]43;而关于幸福则是“生活里的最大总数的(就量和持久来说)快适,可以称呼为真实的、甚至最高的善”[10]44-45。因此,在康德看来,真善美之间总是相互联系。黑格尔则着重从真与美的关系中揭示了其内在的关联性。他曾对美下了这样的定义:“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11]158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在严格意义上,真与美有分别。因为说理念是真的,是符合它的自在本质与普遍性的,并且将其作为思考的对象。而作为思考对象的不是理念的感性的外在的存在,而是这种外在存在中的普遍性的理念。同时这一理念“也要在外在实现自己,得到确定……自然的或心灵的客观存在”。然而,“当真在它的这种外在存在中是直接呈现于意识,而且它的概念是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时,理念就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了”[11]158。因此,“美就是理念,……美与真是一回事。这就是说,美本身必须是真的”[11]155。
就科学伦理精神而言,它蕴涵了科学活动主体内心的对自然内在联系与规律的尊重,对科学及其研究成果的诚实、诚信精神,对社会发展与人的完善的自觉的道德责任,对科学发展的崇高使命,对人—社会—自然系统协调发展的关切感与义务感,而且将这种内在的认知之维、臻善之维“在外在实现自己,得到确定……自然的或心灵的客观存在”,而且将其“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从而生成了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正如马斯洛指出的那样,“美必须是真的、善的、内容丰富的”,美与善作为“存在价值不是一堆互相分离的枝条,而是一块宝石的不同侧面”[12]。科学伦理精神作为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契合,不仅体现了真与善的内在联系,更彰显了真、善与美相互贯通的审美之维。
李醒民将科学美表述为:“实验美、理论美和数学美。实验美包括实验现象之美、实验设计之美、实验方法之美、实验结果之美;理论美包括描述美、结构美、公式美;数学美包括理论数学表达的质朴美、和谐美、对称美和涵盖美。”[2]102实际上,作为审美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所关涉的科学美,作为一种理性美不仅体现了科学活动主体将科学原理、科学规律(定律)这些真的理念“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中,使真在“这种外在存在中是直接呈现于意识”,而且与人的完善、推进人—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紧密关联,体现了“生活里的最大总数的(就量和持久来说)快适,……甚至最高的善”。
二、科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
科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首先必须弄清生成科学伦理精神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基因”——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以及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何以契合。
什么是科学精神?笔者以为,科学精神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科学精神往往与求真有关,主要是在认识论的视域中。梁启超认为:“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1]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勇于去伪存真的那种执着的求真、求实、求真知的精神”[2]117。可见,狭义的科学精神不仅包括尊重事实和真理的态度,探求真理的方法,勇于怀疑和创新的精神,而且也包括坚持真理、探索真理的执着情感。然而,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科学活动由个体发展为科学共同体,科学、技术由分立型到一体化,科学评价由价值中立到与价值相关,原来狭义的科学精神向广义的科学精神延伸不仅有其可能性,而且具有内在的必然性。正如法国着名的学者让?拉特利尔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科学不再只是获取知识的方法,也不再只是知识体系,而是极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决定现代社会的全部命运,并正在向我们提出极为严峻的问题,……科学对于现代社会最深远的影响主要可能并不是——当然也不是直接地——来自于科学所提供的关于实在的陈述,而是它以大量的设备器械和实践的形式造成了外部的投影,我们自身的存在陷于其中,不论我们愿意与否,它直接地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间接地决定了我们对价值的陈述和价值系统。”[3]就广义的科学精神而言,它不仅关注求真,而且注重臻善。这样科学精神就由认识论扩展至价值论,由关注认知方式到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相互联系。美国着名科学社会学家R?K?默顿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指出:“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4]刘大椿则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相容性出发,认为“科学精神包括怀疑一切既定权威的求实态度;对理性的真诚信仰,对知识的渴求,对可操作程序的执着;对真理的热爱和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的憎恶;对公正、普遍、创新等准则的遵循”[5]。由此,可以将科学精神概括为:是科学活动主体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格局中,经过科学活动的长期陶冶和磨砺积淀而成的价值观念、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之总和。[6]与此同时,广义的科学精神,不仅体现在科学共同体之中,而且还表现为科学活动主体对科学成果合理应用的关切,对人—社会—自然系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特别沉重的道义责任,因而要使自己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的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7]。在这一意义上,广义的科学精神实际上已超越了科学自身的视域,进入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科学与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关系之中,进而生成为一种科学伦理精神。
关于伦理精神,笔者以为,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别。[8]狭义的伦理精神主要关涉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它是一定社会内在秩序的体系,它体现了一定社会的人们如何安顿人生,如何调节人的内在生命秩序,同时它又体现了一定社会“人伦关系、伦理规范、伦理行为的价值取向”,因而是一定社会或民族社会生活的内在生命秩序的“设计原理”及其伦理品性的生长过程。[9]正像科学精神是历史生成的,其内涵也在历史生成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样,伦理精神在历史生成过程中,其内涵在不断深化。由于伦理精神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因而,对于不同的民族,其伦理精神也有一定的差异。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成果的广泛应用,其负效应突出地表现在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恶化,科学的伦理问题、环境的伦理问题使人应接不暇,不仅直接影响了人生的安顿,更重要的是扰乱了人的内在生命秩序调节:一方面,由于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污染,不仅影响了当代人的内在的生理生命秩序的调适,而且影响人类生命的延续即代际伦理关系及其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基因技术、生殖技术的发展不仅挑战了传统的“自然生命神圣”观,而且对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人伦关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即从思想观念的层面影响了人的内在生命秩序调节。这样,作为“一定社会内在秩序的体系,体现了一定社会的人们如何安顿人生,如何调节人的内在生命秩序”的伦理精神不能仅仅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而且也要关涉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因此,狭义的伦理精神必然向着广义的伦理精神伸展。广义的伦理精神不仅是一定社会内在秩序的体系,而且它体现了一定社会的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内在秩序的协调状况;不仅体现人的目的——人们如何安顿人生,如何调节人的内在生命秩序,同时能认识和体悟自然的目的——自然包括人在内的生态价值、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人对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内在秩序的责任与使命,进而确立相应的伦理规范和伦理行为的价值取向。这样,为科学伦理精神的生成奠定了伦理底蕴。
总之,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制约着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原来关于人的发展的社会要求和价值取向,包括对理想、道德、情感、美等精神生活的追求中融进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进而使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内涵越来越具有互渗性:科学精神蕴涵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科学与人—社会—自然系统的伦理关系,因而具有了伦理的意蕴,伦理精神包括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科学—伦理内涵。正是在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契合中,生成了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生成是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发展的传承性与互渗性的统一,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革故与鼎新的统一。它体现了“一代代人,一个个人用自己有限的认识能力,去认识外在的无限的存在,包括这些无限存在中包含的客观规律和客观变化”[2]116。
三、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的内涵
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是自然的审美之维和创新的审美之维的有机统一。
科学伦理精神自然的审美之维也可称为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客体之维,因为这里所说的“自然”是指科学活动主体探索研究的对象,它具有客观先在性,即它的存在是客观的、不以科学活动主体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种审美之维上表现的科学达美精神,具体体现为,科学活动主体对自然物或现象的表现形式、内在结构、运作规律、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性的好奇惊异、敏锐感悟、执着追求、不懈探索,进而生成独特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因为这些自然的感性的客观的因素在科学伦理精神自然的审美之维中,并不保留它的独立自在性,而是通过科学活动主体独特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要把自然物或现象所存在的直接性扬弃掉,进而自然的客观存在及其客体性与科学美的理念相统一。这样,就使科学美“既不是困在有限里的不自由的知解力的对象,也不是有限意志的对象”[11]156。从认识的视角看,这种科学活动主体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的对象不是被看作以一定方式存在着的个别的事物即它是与科学活动主体美的理念无关的客观存在,或者它与其他事物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仅仅是外在的。作为科学活动主体的审美对象,它是“让它所特有的概念作为实现了的概念显现于它的客观存在,而且就在它本身中显出主体的统一和生动性”[11]158。因此,这种审美的对象从向外的方向转回到其自身,在科学活动主体的审美观照中,“就把它的不自由和有限变为自由和无限了”[11]158。由于科学活动主体在科学伦理精神自然的审美之维中,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反映自然本身的内在联系与规律,因而在审美中,其主观欲念退隐了,进而把自然对象看成独立自在、本身自有目的存在。正是如此,黑格尔认为,“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11]159。对于审美对象而言,它未受到科学活动主体的压抑,也未受到其他外在事物的侵袭和征服。由此,在科学理论创新美中所表现的科学达美精神为,追求体系的自恰美与简洁美;注重理论的明快美与练达美;关注原理的统摄美与贯通美。
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创新之维也可称为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主体之维,不过,这里所说的“主体之维”不是指科学活动主体在创新过程中的主观性或任意性,而是在了解和尊重探索研究的对象所具有的客观先在性的前提下,对自然或研究对象的表现形式、内在结构、运作规律、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性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正如庄子所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即对于科学活动主体而言,判天地之美,有助于析万物之理。这正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独立的自然美使我们发现自然的一种技术,这技术把自然对我们表象为一个按照规律的体系,……这自然美固然不曾真正扩大我们对于自然对象的知识,但是仍然扩大了我们对自然的概念”[10]85。就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创新之维的本质而言,在它所关涉的对象(科学理论、技术产品)里的美,无论是其概念及其目的,还是其外在的特性,丰富的复杂性和实在性,都显得是从其本身生发出来,而不是由科学活动主体在创新过程中,以自己的主观性或任意性外在的强加其上。之所以如此,正像黑格尔所说:“美的对象之所以是真实的,只是由于它的确定形式的客观存在与它的真正本质和概念之间见出固有的统一与协调。”[11]160-161在科学理论创新美中,由于概念本身是具体的,体现它的实在也就完全显现为一种完善的形象,其中个别部分理论、原理、规则、定律也显出观念性的统一和生气灌注。体现了概念与现象的协调和理论的融会贯通。在技术的创新美中,产品的外在的形式和形状不是与外在的材料相分裂的,或是强行使材料机械地迁就本来不是其所能实现的目的,而是按其质与形的统一,按其本身固有的形式,通过技术的创新美表现出来。无论是科学理论的创新美,还是技术的创新美,就其创造出的对象而言,尽管其各个部分已协调成为一定的观念性的统一体,但就其各部分组成来说,还保留着它们独立自由的形状。这就是说,它们不是只有观念性的统一,还具有其独立自在的实在的面貌。因为“美的对象必须同时现出两方面:一方面是由概念所假定的各部分协调一致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是这些部分的自由性的显现是为它们本身的,不只是为它们的统一体”[11]161。这便是科学活动主体在创新审美之维上表现的科学达美精神。这种科学达美精神,如同特奥多?安德列?库克在《生命的曲线》中所指出的那样:“工程效率始终与美学相得益彰。……凡精巧之建筑,其设计基础无不意味着纯结构之美。”[13]2具体表现为,追求产品的品质美与外观美;注重色彩的明快美与和谐美;关注造型的对称美与别致美。
通过以上的探索,我们可以领悟到,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生成既是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科学活动主体内在需要,它是科学与求真、臻善、达美的内在相通性的高度概括与升华。它是认知之维、臻善之维“在外在实现自己,得到确定……自然的或心灵的客观存在”,而且将其“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体现了科学活动主体将美与求真结合,进而领悟自然美的真谛、创造技术美的奇迹、构筑艺术美的圣殿,因为“一座工程学的丰功伟绩,无论其体积大小,在完成其应履行职责的同时,同样要唤起微妙的美学情感。在这个方面,它与可爱的花朵或贝壳所激起的美学情感是一致的”[13]2,同时又将美与臻善结合即将科学美与推进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完善和全面发展相结合,进而使科学伦理精神具有永久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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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爱华.科学与人文的契合——科学伦理精神的历史生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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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包括自然的审美之维和创新的审美之维。科学伦理精神自然的审美之维也可称为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客体之维,它是科学活动主体对自然物或现象的表现形式、内在结构、运作规律、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性的好奇惊异、敏锐感悟、执着追求、不懈探索,进而生成独特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创新之维也可称为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主体之维。就其本质而言,在它所关涉的对象(科学理论、技术产品)的美,无论是其概念及其目的,还是其外在的特性,丰富的复杂性和实在性,都显得是从其本身生发出来美。
关键词:科学精神;科学伦理精神;科学活动的主体;审美之维
abstract:theaestheticdimensionofthespiritofscienceethicsincludestwoparts:theaestheticdimensionofnature,andtheaestheticdimensionofinnovation.theaestheticdimensionofnaturereferstotheobjectdimensionofthespiritofscienceethics,whichistheresultoftheexplorationofthingssuchasexpressionform,internalstructure,operationlaws,interconnectionandinteraction.theaestheticdimensionofinnovationisthesubjectdimensionofthespiritofscienceethics.Bytheverynature,thebeautyofthingswhichmaybetheconcept,thepurpose,theexternalcharacteristics,thecomplexityandrealityliesinthemselves.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篇4
关键词:科学精神;科学伦理精神;科学活动的主体;审美之维
abstract:theaestheticdimensionofthespiritofscienceethicsincludestwoparts:theaestheticdimensionofnature,andtheaestheticdimensionofinnovation.theaestheticdimensionofnaturereferstotheobjectdimensionofthespiritofscienceethics,whichistheresultoftheexplorationofthingssuchasexpressionform,internalstructure,operationlaws,interconnectionandinteraction.theaestheticdimensionofinnovationisthesubjectdimensionofthespiritofscienceethics.Bytheverynature,thebeautyofthingswhichmaybetheconcept,thepurpose,theexternalcharacteristics,thecomplexityandrealityliesinthemselves.
Keywords:sciencespirit;spiritofscienceethics;subjectofscientificactivity;aestheticdimension
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渗透,对于科学活动的主体而言,逐渐生成了科学伦理精神。作为科学活动主体精神气质的科学伦理精神,不仅凝结着科学活动主体在认知之维上体现的求真精神和在臻善之维上体现的臻善精神,而且还蕴涵科学活动的主体的求真精神和臻善精神的结合——达美精神,进而形成了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笔者在探讨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时,首先追问科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进而追问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何以可能以及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的内涵是什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追问对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作一探索。
一、科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
科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首先必须弄清生成科学伦理精神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基因”——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以及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何以契合。
什么是科学精神?笔者以为,科学精神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科学精神往往与求真有关,主要是在认识论的视域中。梁启超认为:“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1]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勇于去伪存真的那种执着的求真、求实、求真知的精神”[2]117。可见,狭义的科学精神不仅包括尊重事实和真理的态度,探求真理的方法,勇于怀疑和创新的精神,而且也包括坚持真理、探索真理的执着情感。然而,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科学活动由个体发展为科学共同体,科学、技术由分立型到一体化,科学评价由价值中立到与价值相关,原来狭义的科学精神向广义的科学精神延伸不仅有其可能性,而且具有内在的必然性。正如法国着名的学者让?拉特利尔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科学不再只是获取知识的方法,也不再只是知识体系,而是极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决定现代社会的全部命运,并正在向我们提出极为严峻的问题,……科学对于现代社会最深远的影响主要可能并不是——当然也不是直接地——来自于科学所提供的关于实在的陈述,而是它以大量的设备器械和实践的形式造成了外部的投影,我们自身的存在陷于其中,不论我们愿意与否,它直接地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间接地决定了我们对价值的陈述和价值系统。”[3]就广义的科学精神而言,它不仅关注求真,而且注重臻善。这样科学精神就由认识论扩展至价值论,由关注认知方式到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相互联系。美国着名科学社会学家R?K?默顿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指出:“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4]刘大椿则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相容性出发,认为“科学精神包括怀疑一切既定权威的求实态度;对理性的真诚信仰,对知识的渴求,对可操作程序的执着;对真理的热爱和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的憎恶;对公正、普遍、创新等准则的遵循”[5]。由此,可以将科学精神概括为:是科学活动主体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格局中,经过科学活动的长期陶冶和磨砺积淀而成的价值观念、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之总和。[6]与此同时,广义的科学精神,不仅体现在科学共同体之中,而且还表现为科学活动主体对科学成果合理应用的关切,对人—社会—自然系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特别沉重的道义责任,因而要使自己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的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7]。在这一意义上,广义的科学精神实际上已超越了科学自身的视域,进入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科学与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关系之中,进而生成为一种科学伦理精神。
关于伦理精神,笔者以为,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别。[8]狭义的伦理精神主要关涉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它是一定社会内在秩序的体系,它体现了一定社会的人们如何安顿人生,如何调节人的内在生命秩序,同时它又体现了一定社会“人伦关系、伦理规范、伦理行为的价值取向”,因而是一定社会或民族社会生活的内在生命秩序的“设计原理”及其伦理品性的生长过程。[9]正像科学精神是历史生成的,其内涵也在历史生成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样,伦理精神在历史生成过程中,其内涵在不断深化。由于伦理精神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因而,对于不同的民族,其伦理精神也有一定的差异。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成果的广泛应用,其负效应突出地表现在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恶化,科学的伦理问题、环境的伦理问题使人应接不暇,不仅直接影响了人生的安顿,更重要的是扰乱了人的内在生命秩序调节:一方面,由于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污染,不仅影响了当代人的内在的生理生命秩序的调适,而且影响人类生命的延续即代际伦理关系及其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基因技术、生殖技术的发展不仅挑战了传统的“自然生命神圣”观,而且对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人伦关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即从思想观念的层面影响了人的内在生命秩序调节。这样,作为“一定社会内在秩序的体系,体现了一定社会的人们如何安顿人生,如何调节人的内在生命秩序”的伦理精神不能仅仅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而且也要关涉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因此,狭义的伦理精神必然向着广义的伦理精神伸展。广义的伦理精神不仅是一定社会内在秩序的体系,而且它体现了一定社会的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内在秩序的协调状况;不仅体现人的目的——人们如何安顿人生,如何调节人的内在生命秩序,同时能认识和体悟自然的目的——自然包括人在内的生态价值、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人对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内在秩序的责任与使命,进而确立相应的伦理规范和伦理行为的价值取向。这样,为科学伦理精神的生成奠定了伦理底蕴。
总之,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制约着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原来关于人的发展的社会要求和价值取向,包括对理想、道德、情感、美等精神生活的追求中融进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进而使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内涵越来越具有互渗性:科学精神蕴涵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科学与人—社会—自然系统的伦理关系,因而具有了伦理的意蕴,伦理精神包括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科学—伦理内涵。正是在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契合中,生成了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生成是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发展的传承性与互渗性的统一,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革故与鼎新的统一。它体现了“一代代人,一个个人用自己有限的认识能力,去认识外在的无限的存在,包括这些无限存在中包含的客观规律和客观变化”[2]116。
二、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何以可能
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何以可能?不仅要追问科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而且要追问科学伦理精神具有怎样的内在结构。由于科学伦理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契合,因此它蕴涵着三重之维:认知之维、臻善之维和审美之维。
作为认知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更多地体现在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即包括探求和获得真知的整个动态过程。它是科学活动主体在探索科学的漫长历史发展中,特别是在近四百年来科学的发展中逐渐生成的。由于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近代之初)探求和获得真知即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一直是科学中的显学,或处于显学地位,因而人们常常把求真与科学等同,或者说把探求和获得真知看作科学,甚至是科学的全部。进而,作为认知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被学者们探索、分析研究和论述得最多、最为充分。而长期以来,狭义的科学伦理精神即指认知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正如李醒民指出的那样,科学的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是科学的鲜明标识,因而“是科学的精神价值的最根本的构成要素”[2]98。
作为臻善之维科学伦理精神,是科学活动主体对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成果的广泛应用,负效应突现的伦理反思的过程中生成。它蕴涵了科学活动主体的臻善精神和实践理性的行为意志,通过科学活动主体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研究中的社会目的表现出来,从伦理学的视角看,包括科学活动主体臻善的德性精神和科学活动的伦理精神。由于科学态度“是由社会的、或者个人的道德因素所提供的。科学研究中的社会目的,也是由社会提供的。科学成果的使用价值,体现着社会的一般利益;科学成果的交换价值,则是个人或者小集团取得个人利益的途径”[2]163。因而作为臻善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蕴涵了科学活动主体对利益的道德抉择。
作为审美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之所以可能,与科学伦理精神蕴涵的认知之维——求真精神和臻善之维——臻善精神有着内在的关联。因而,追问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何以可能,首先需要从哲学视阈透视美与真、善的关系。
就美与真、善的关系而言,康德和黑格尔曾经在学理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康德指出,美总是蕴涵着快适,而对于善的愉快是和利益兴趣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善是依着理性通过单纯的概念使人满意”[10]43;而关于幸福则是“生活里的最大总数的(就量和持久来说)快适,可以称呼为真实的、甚至最高的善”[10]44-45。因此,在康德看来,真善美之间总是相互联系。黑格尔则着重从真与美的关系中揭示了其内在的关联性。他曾对美下了这样的定义:“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11]158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在严格意义上,真与美有分别。因为说理念是真的,是符合它的自在本质与普遍性的,并且将其作为思考的对象。而作为思考对象的不是理念的感性的外在的存在,而是这种外在存在中的普遍性的理念。同时这一理念“也要在外在实现自己,得到确定……自然的或心灵的客观存在”。然而,“当真在它的这种外在存在中是直接呈现于意识,而且它的概念是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时,理念就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了”[11]158。因此,“美就是理念,……美与真是一回事。这就是说,美本身必须是真的”[11]155。
就科学伦理精神而言,它蕴涵了科学活动主体内心的对自然内在联系与规律的尊重,对科学及其研究成果的诚实、诚信精神,对社会发展与人的完善的自觉的道德责任,对科学发展的崇高使命,对人—社会—自然系统协调发展的关切感与义务感,而且将这种内在的认知之维、臻善之维“在外在实现自己,得到确定……自然的或心灵的客观存在”,而且将其“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从而生成了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正如马斯洛指出的那样,“美必须是真的、善的、内容丰富的”,美与善作为“存在价值不是一堆互相分离的枝条,而是一块宝石的不同侧面”[12]。科学伦理精神作为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契合,不仅体现了真与善的内在联系,更彰显了真、善与美相互贯通的审美之维。
李醒民将科学美表述为:“实验美、理论美和数学美。实验美包括实验现象之美、实验设计之美、实验方法之美、实验结果之美;理论美包括描述美、结构美、公式美;数学美包括理论数学表达的质朴美、和谐美、对称美和涵盖美。”[2]102实际上,作为审美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所关涉的科学美,作为一种理性美不仅体现了科学活动主体将科学原理、科学规律(定律)这些真的理念“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中,使真在“这种外在存在中是直接呈现于意识”,而且与人的完善、推进人—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紧密关联,体现了“生活里的最大总数的(就量和持久来说)快适,……甚至最高的善”。
三、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的内涵
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是自然的审美之维和创新的审美之维的有机统一。
科学伦理精神自然的审美之维也可称为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客体之维,因为这里所说的“自然”是指科学活动主体探索研究的对象,它具有客观先在性,即它的存在是客观的、不以科学活动主体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种审美之维上表现的科学达美精神,具体体现为,科学活动主体对自然物或现象的表现形式、内在结构、运作规律、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性的好奇惊异、敏锐感悟、执着追求、不懈探索,进而生成独特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因为这些自然的感性的客观的因素在科学伦理精神自然的审美之维中,并不保留它的独立自在性,而是通过科学活动主体独特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要把自然物或现象所存在的直接性扬弃掉,进而自然的客观存在及其客体性与科学美的理念相统一。这样,就使科学美“既不是困在有限里的不自由的知解力的对象,也不是有限意志的对象”[11]156。从认识的视角看,这种科学活动主体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的对象不是被看作以一定方式存在着的个别的事物即它是与科学活动主体美的理念无关的客观存在,或者它与其他事物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仅仅是外在的。作为科学活动主体的审美对象,它是“让它所特有的概念作为实现了的概念显现于它的客观存在,而且就在它本身中显出主体的统一和生动性”[11]158。因此,这种审美的对象从向外的方向转回到其自身,在科学活动主体的审美观照中,“就把它的不自由和有限变为自由和无限了”[11]158。由于科学活动主体在科学伦理精神自然的审美之维中,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反映自然本身的内在联系与规律,因而在审美中,其主观欲念退隐了,进而把自然对象看成独立自在、本身自有目的存在。正是如此,黑格尔认为,“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11]159。对于审美对象而言,它未受到科学活动主体的压抑,也未受到其他外在事物的侵袭和征服。由此,在科学理论创新美中所表现的科学达美精神为,追求体系的自恰美与简洁美;注重理论的明快美与练达美;关注原理的统摄美与贯通美。
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创新之维也可称为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主体之维,不过,这里所说的“主体之维”不是指科学活动主体在创新过程中的主观性或任意性,而是在了解和尊重探索研究的对象所具有的客观先在性的前提下,对自然或研究对象的表现形式、内在结构、运作规律、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性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正如庄子所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即对于科学活动主体而言,判天地之美,有助于析万物之理。这正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独立的自然美使我们发现自然的一种技术,这技术把自然对我们表象为一个按照规律的体系,……这自然美固然不曾真正扩大我们对于自然对象的知识,但是仍然扩大了我们对自然的概念”[10]85。就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创新之维的本质而言,在它所关涉的对象(科学理论、技术产品)里的美,无论是其概念及其目的,还是其外在的特性,丰富的复杂性和实在性,都显得是从其本身生发出来,而不是由科学活动主体在创新过程中,以自己的主观性或任意性外在的强加其上。之所以如此,正像黑格尔所说:“美的对象之所以是真实的,只是由于它的确定形式的客观存在与它的真正本质和概念之间见出固有的统一与协调。”[11]160-161在科学理论创新美中,由于概念本身是具体的,体现它的实在也就完全显现为一种完善的形象,其中个别部分理论、原理、规则、定律也显出观念性的统一和生气灌注。体现了概念与现象的协调和理论的融会贯通。在技术的创新美中,产品的外在的形式和形状不是与外在的材料相分裂的,或是强行使材料机械地迁就本来不是其所能实现的目的,而是按其质与形的统一,按其本身固有的形式,通过技术的创新美表现出来。无论是科学理论的创新美,还是技术的创新美,就其创造出的对象而言,尽管其各个部分已协调成为一定的观念性的统一体,但就其各部分组成来说,还保留着它们独立自由的形状。这就是说,它们不是只有观念性的统一,还具有其独立自在的实在的面貌。因为“美的对象必须同时现出两方面:一方面是由概念所假定的各部分协调一致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是这些部分的自由性的显现是为它们本身的,不只是为它们的统一体”[11]161。这便是科学活动主体在创新审美之维上表现的科学达美精神。这种科学达美精神,如同特奥多?安德列?库克在《生命的曲线》中所指出的那样:“工程效率始终与美学相得益彰。……凡精巧之建筑,其设计基础无不意味着纯结构之美。”[13]2具体表现为,追求产品的品质美与外观美;注重色彩的明快美与和谐美;关注造型的对称美与别致美。
通过以上的探索,我们可以领悟到,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生成既是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科学活动主体内在需要,它是科学与求真、臻善、达美的内在相通性的高度概括与升华。它是认知之维、臻善之维“在外在实现自己,得到确定……自然的或心灵的客观存在”,而且将其“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体现了科学活动主体将美与求真结合,进而领悟自然美的真谛、创造技术美的奇迹、构筑艺术美的圣殿,因为“一座工程学的丰功伟绩,无论其体积大小,在完成其应履行职责的同时,同样要唤起微妙的美学情感。在这个方面,它与可爱的花朵或贝壳所激起的美学情感是一致的”[13]2,同时又将美与臻善结合即将科学美与推进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完善和全面发展相结合,进而使科学伦理精神具有永久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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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黑格尔.美学全书: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篇5
论文关键词：科学精神；公民文化；理性
科学精神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良传统、认知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其中包含着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作风诸因素，是作为文化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进步必然会促进人们的自然观、道德观、宗教观、审美观等各种思想观念的变化，对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科学精神指适于科学的，或关于科学的精神。科学精神首先在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的“科学的规范结构”(1942)一文中出现：“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四种作为惯例的规则——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偏见性(Disinterested．ness)、有条理的怀疑论(organizedSkeptcism卜被认为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嘲。此后，默顿在“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科学社会学的一章”(1957)、“科学家的行为模式”(1968)等文章中将创新性和谦逊的价值观念也看作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
一、科学精神的内涵
科学作为探索真理的事业。造就了人格化的气质，并提升、泛化、衍化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从事科学活动的主体——科学家所需要遵守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规范，作为一种独特的规范要求，它约束科学家的行为准则必须服从于科学活动的目标要求。科学精神往往首先被科学工作者内化为个人品格，成为其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原则。进而升华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显然，科学精神既包含了科学自身发展的目的，也体现了社会对科学的要求。
科学家在工作中要处理两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物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即R·K·默顿提出的“技术规范和道德规范”。所谓人与物的关系，指科学家对科研成果的判断标准。所谓人与人的关系，在狭义上指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其他成员的交往与联系，在广义上指科学家面对全人类的态度。科学家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需要遵循不同的价值规范。
1．科学家在处理与科研成果的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时，需要有求实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与创新精神
第一，求实精神——科学研究的支点。求实精神就是我们平常所熟知的实事求是精神。科学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依靠人的感官经验和科学仪器的验证，采取实践、认识、再实践的方法。不断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科学的求实精神要求科学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排除主观性。坚持客观性，以唯实的思维法则进行科学探索。
第二，理性精神——科学活动的精神支柱。理性精神首先强调的基本信条是相信自然界有秩序，并认为人类可以认识自然界秩序。这是科学存在的前提。其次，科学理论的构建也应符合理性规则，概念、原理和经验事实必须合乎逻辑地组织在一起。所以理性精神既是科学家必须遵守的价值规范，也是他们在科学活动中的精神支柱，“承认理性之至高无上的威力是科学社会组织的一个中心精神价值”。
第三．批判的怀疑精神——科学的生命。批判精神在科学内部表现为不迷信、不盲从的反权威主义。科学家应该坚信自己的判断，它是一种“个人主义”：科学的发展永无止境，没有终极真理。人对世界的认识，由于其智力活动的局限性和科学认识的阶段性，永远不可能穷尽真理，任何真理都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体。因此科学要获得进步．必然要对以往的理论学说、观念持以批判的怀疑。因此科学的怀疑就成为科学研究的起点。
第四，创新精神——科学精神的本质和灵魂。创新精神既是由人类的本质特征决定的，也是科学体制的规范原则，而且还是现代社会对科学事业的必然要求。创新是科学的生命所在，科学发现与物质生产不同，物质生产可以成批地复制，而在科学研究中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对科学家独创性的承认与尊重是科学体制首要的功能表现。
2．科学家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需要有自由精神、平等精神、合作精神与宽容精神
第一，自由精神——科学自由发展的向度空间。科学研究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活动。任何给科学研究设定框架的行为都会阻碍科学的发展。科学认识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科学的繁荣必须自由地在各领域进行耕耘。
第二，平等与合作精神——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平等精神强调的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科学共同体成员之间没有权威存在。合作精神强调的是科学家在科研过程中需要通过合作与交流达到提高。科学发展的进程表明，随着科学研究逐渐深入，难度也在增加，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跨学科知识，各个学科间移植渗透、一体化、综合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内在地要求合作与交流成为自觉的行为。个人智慧与集体力量的有机融合，构成了促进科学加速发展的动力机制。
二、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和民主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人们权利义务关系中的民主自觉意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个人逐渐以公民身份自主地参与社会生活，并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同时也是人的解放。但是．新的社会变革又对人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通过加强公民文化的建设，才能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完善以及推动社会的整体文明。
科学精神作为文化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深深地影响了人类近代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革命力量，而且，科学精神与现代社会的许多价值，如宽容、理解、民主、开放、合作等有着紧密的联系。科学精神是公民文化的基本要素。对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巨大影响。提倡和促进公民的科学素质和科学精神，对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科学精神能够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
科学与民主从来都是生死相依，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科学的发展绝对需要民主政治对学术自由的保护和对学术专制的制裁。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确定，完善和进步也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持，规范和渗透。因为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必须依靠具有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的广大社会公民的实践。而科学精神能够有效地内化为实践主体的科学态度，唤起和强化实践主体的民主意识．提高实践主体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政治活动能力。如果没有科学精神的这种主导地位，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建设。
科学是一种自由探索，各个学派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要求对不同意见采取宽容态度。科学只有通过不同观点的自由争取才能向前发展。近代自然科学开始于向宗教权威的挑战，科学从不迷信权威，并敢于向权威挑战。科学真理也从不借助于权威而让人去信仰。科学认为，凡是压制细研深察和认真讨论的地方，真理就会被掩盖。科学的民主精神要求公民在对待公共生活时既不迷信权威，又深刻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和偏爱癖性。要求公民有这样的胸怀和诚意，即当有了新的证据和新论据时．就要彻底而公开地改变自己原有观点。
2．科学精神能够内化成公民的批判的怀疑精神
科学的怀疑意识，其灵魂与作为时代精华的哲学是相通的，并不是科学所独有的，也是公民文化的内容之一。例如，理论的真理性要由实践来检验，而实践对真理的检验就是一个反复确认和不断修正的过程．它的认识论前提也是对已被认定具有真理性的理论的怀疑意识。如此才谈得上在实践检验中体会、确认、修改或发展理论。如果没有怀疑的意识，那就常常会把哲人或伟人的思想、意见、见解、看法甚至愿望认定为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视为可代替自己思考的指路明灯，最后的结果就必然会形成“文化宗教”或步入“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的误区“实事求是”就表达了一种怀疑精神。怀疑意识是科学精神的起点，它的对面是信仰，反面是轻信和盲从。有了怀疑意识，人们才能独立地判断和思考，排除轻信和盲从，接近科学的理性。
3．科学的理性精神是公民文化的基本要素
如果说怀疑是科学精神的出发点，理性就是科学精神的主要体现。失去了批判的理性，科学就失去了创新的生命力。科学的理性是批判的，而科学的批判也必须是理性的。没有理性的批判是不科学的。
理性是人认识把握世界，创造人类生活的主体能动力量，是人在本质方面的重要特征。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理性一直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一种状态。理性文化是人类理性追求的产物，是人类走向成熟、社会迈向文明的标准，是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科学相契合的文化。科学精神、社会契约观念、公民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平等自由观念等既是理性文化的要素也是公民文化的内容。无论政治制度的设计，法律的制定和对政治参与的宽容，都需要理性的力量。文明政治的实现是需要理性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需要理性．通过缓和社会矛盾，抑制社会冲突，建立起双方都能容忍、接受的社会秩序。公民文化表达的是尊重个人，尊重他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尊重他作为自主的道德行为者的地位．坚持以权利本位为价值取向，肯定和尊重人的价值，使公民政治文化体现了理性的追求和蕴涵着理性的目的。
4．创新精神既是对科学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公民文化的内核之一
创新意识是科学精神的本质和核心，是科学得以创造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灵魂。同时也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它更是一种行动。不论是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还是文化创新关键在于将这种意识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创新不仅是人类文明成就的必备元素，更是现代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基础。没有创新．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就会失去动力，没有创新，民主政治和法治也就不会出现在人类的巧尘罐台上。公民文化的优势之一就是具有创新品格。具有这种文化的社会可以塑造出普遍民主权利的、具有理性意识的社会公民，引导社会政治良性发展．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现代社会是民主权利主导的社会，民主权利在使人们创造最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又使人们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不断展现自己的创新能力。创新因此成为公民文化的品格，正是具有这样的品格，公民文化才是与时俱进的，才是一种优势文化。
5．宽容和谦恭是公民文化推崇的品格
科学与宽容、理解、民主、开放、合作紧密联系着。宽容乃是一种博大的精神。科学的开放性必然带来科学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或者说科学体系经过人的归类分工之后，才便于深入研究。科学研究必然会有差异和分歧，而宽容在这里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科学中的宽容精神的实质是尊重他人的观点，哪怕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多一份宽容也就是不对它们进行扼杀，而静观其变，其自身本身是会说明的。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篇6
关键词：人文精神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西安交通大学建校年及迁校年来，学科门类齐全，发展迅速。校园文化底蕴深厚，形成了的勤奋刻苦、真抓实干的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以及重实践，讲实效，饮水思源，追求真理等优良传统。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校不可避免的要向现代化、综合性、世界性高水平的大学迈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需要我们继续弘扬我校既有的良好的校园文化，同时需要构建更加适应现代化办学理念的新的校园文化，从而推动我校在新的形势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其中之一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校园文化应该是：我校人文精神的培育。
那么何谓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泛指人文科学体现出的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一种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它概括并包容了科学精神、艺术精神和道德精神。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是自觉地坚持和弘扬人的精神主体性，尊重人格和人性，肯定人的价值，提升人的品位，进行对人之为人和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凝聚了几千年来人类已有的一切知识和文化的精髓与主旋律。人文精神的培育与塑造越来越成为高校教育的核心之一。
（一）我校构建人文精神的必要性、紧迫性：
，社会分工、转型导致学生个体人格、心理急剧变化。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导致学生的个体人格分裂、心理急剧变化。学生传统家庭氛围、家长观念的变化，学生家庭贫富差距的影响，高考应试教育的弊端，就业压力的影响，社会重学历、文凭，轻能力的观念，以及西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得我校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心理等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部分学生表现为功利性强、消费走入误区、攀比成风、人际关系冷漠、心理脆弱，承受挫折能力不够，容易悲观失望，消极逃避，甚至不认真对待学业，考试作弊，论文作弊，学术浮躁等，他们迷茫困惑，找不准人生的坐标，不知道哪些才是自己最终追求的正确航向。这就需要我校学生在人生重要的大学阶段，努力养成良好的人格品质和价值追求，而学校在育人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校是以传统的理工科为主的院校，这就从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多年来我校不乏科学精神，钻研、探索精神、重实效，讲实际、学以致用的精神。自然科学在我校得到了传承应用繁荣发展，相比之下，社会科学的发展相对薄弱，我校要建设综合性高水平世界知名大学，就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科学的发展，重视人文精神的培育。长期以来，我校学生学风扎实，精勤求学，在知识的拥有和获取上是值得肯定的，但作为现代的大学生更需要具备综合素质，具备迅速适应社会的能力和心理准备，具备并时常巩固当代大学生应有的爱国主义、责任感、道义感、意志力、诚实守信、坚忍不拔、乐观热情、积极进取、团结友爱、团队合作等精神风貌。现阶段，构建、培育人文精神还应在吸取我国传统文化关于人文精神的基础上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八荣八耻”思想理论结合起来。
，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其内涵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分别相对于自然界、社会和人自身来说的人的劳动能力、人的社会关系、人的素质和潜能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指人作为主体的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是为了自身人格完善和促进社会进步而发展，是把人作为目的而发展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也阐述了人在获得物质、生理需要的满足及安全、社会归属感的满足后，需要获得人的自我实现的满足。我校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应该进一步强化一切以学生为主体的办学理念，在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努力营造为学生全面发展所需的主、客观环境。事实证明，人文精神的培育是当前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要素之一，这也必将成为我校繁荣发展的必要的和紧迫的任务之一。
（二）构建我校人文精神应遵循的原则：
，处理好物质满足与价值追求的关系。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来说，物质性需求与满足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基本的物质基础，人的其他的需求和愿望不可能实现。但物质性的需求与满足决不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全部内涵，人的生存与发展还有更高的目标，还有基于物质基础上的价值追求。然而，当前人类在物质满足与价值追求关系的认识和实践上都遭遇着空前的危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不健康人生观念和生活方式正在侵蚀着人类社会的机体，致使人们在极度依赖物质、贪恋于感性享受的同时，却在不知不觉中失却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另一半：至真、至善、至美——精神的追求。这种社会状况也蔓延到了我校，侵蚀着我校学生的思想机体和生活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我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其成为一个有着丰富生命内涵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物化了的工具，就是当前我校教育迫切而至关重要的实践课题。为此，我校应树立一种超越于经济利润之上的教育理念：既强调包容性，又拒绝知识简单的功利性；既强调大学的清流化、中立化，去除官方意识形态色彩与政府代言人的角色形象；又注重高等教育的综合性，在文理并重的氛围下加强知识的融合，把人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才，把人塑造成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使人们对人的价值与生命意义有最深刻的认同。为此，必须坚持高举科学民主与客观的旗帜，积极倡导与推行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把学生当作“人”来培养，而不是当作“工具”、当作“人力”来“生产”。
，处理好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关系；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都是大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涵盖了一个完整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全部，人文和科技也是推动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两个轮子。自然科学的价值在于教人求真，在于给人类以做某事情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运用既可以有益于社会也可以有害于社会。科学知识使人们有能力去行善，也可以去作恶，它本身没有附带着使用说明书。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在于教人求善，在于教人直面现实，过上人之为人的和谐幸福生活。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有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就等于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关系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正是有见于此，中国古代大学和现代西方大学都十分强调人文精神。《大学》开篇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当中就显示着一种强烈的人文意识和人文精神。对一个完整的个人来说，人文素质的养成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逻辑前提和实践基础。只有养成良好的人文素质，其科学精神才能发挥正面作用。没有良好的以人文素质为基础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会像一叶无根的浮萍，甚至可能将科学精神引向邪路。在此意义上，社
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作为直接或间接地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对培养一个健全的人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当然，人文精神的养成也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持，但针对我校以理工科为主的实际情况，现阶段应该将人文精神的培育提到一定高度给予重视。，处理好培育人文精神与传授人文知识、技能的关系。为德国教育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哲学家费希特指出，教育首先是培养人，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不是首先去传授知识与技术，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归纳力、理解力，以便他们在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个民族！“德国教育之父”洪堡认为：“科学首先有它的自我目的，至于它的实用性，其重要意义那也仅仅只是第二位的。”）在费希特、洪堡看来，实用性，服务现实，只是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结果之一或副产品，人文教育不是简单的传授人文知识，而是以知识传授为载体、为形式，以价值观念养成为目的的知识性实践过程。古人云，教师在社会的职责在于传道、授业、解惑三位一体。其中，授业主要是传授知识，而传道则主要教会如何做人，传道是安身立命之本。传道与授业是“体”与“用”的关系。为适应社会对人才的不同需求，增强大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尽快的融入社会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必要的技能性训练是应该的，但千万不能用技能性训练代替人文教育。人文教育不是技能训练：训练是传授参与社会生活的某种技艺，教育则是要给人提供某种精神品质、价值目标。大学绝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的训练场所，适宜的职业只是实现完美人生的一个手段而已，不是做人的目的，不是为人之本。大学教育绝不能只抓住了“手段”却丢弃了“目的”本身。
（三）我校目前构建人文精神的若干可行性途径：
大学的使命不仅在于使学生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达到智力上的丰富与发达，而且在于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达到心灵上的成熟，使他们能够理解生命的价值所在，能够体悟学习的真谛何为，能够找出日常生活的正确指向，能够感受到来自灵魂的每一次颤抖，并真正景仰超越性的人生风范。
首先，全体教师要注重加强人文情怀、责任意识。在日常的教学、工作、生活中通过创设民主的教育环境，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切实地帮助学生怡情养性，将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以塑造学生健康人格为己任。
其次，加大校风、班风和学风的建设力度，建设先进的校园文化，凸现教育的人文情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通过加强宿舍文化、食堂文化、教室文化和校风、班风、学风的建设，塑造先进的校园文化，引导学生对健康的学习、生活方式产生认同，以塑造健全的人格和健康向上的生活风貌。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篇7
论文摘要：完整意义上的科学教育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具体层面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传授;二是抽象层面的科学精神的培养。如果说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传授是科学教育的实体的话，那么科学精神的培养则是科学教育的灵魂。不断现代化的中医学已经为融现代与传统为一体的科学精神创造了一种契机，我们应当善于抓住这一契机，归纳符合中医学形态的科学精神，把握中医学为我们创造的科学精神，培育中医药教育的科学灵魂。
1科学精神的内涵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一种自觉崇尚科学的精神状态，它蕴涵着科学的理念、科学的手段和科学的方法，是开启民智、彰显理性的先锋。科学精神所造就的是人类对科学的追求和探索，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1.1科学精神的内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在继承中不断创新与发展。科学精神所张扬的，是贯穿于一切科学活动、一切科学探索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依据和准则，包括思维所依据的准则，判别所依据的准则，行动所依据的准则等等。一个人若自觉不自觉地违背了这些依据和准则，就必定会陷入背离或远离科学方向、科学道路而滑向认知的误区，滑向离真实、离真理、离真情越来越远的道路上去。由此可见，科学精神实际上是从科学中提炼、升华出来的科学理性成分，其内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与人类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在总结科学精神的内容时，既要考虑其时代特征，又要关注其继承性，既不能泥古不化，又不能以现代科学偏废传统.
1.2现代科学精神的内涵是与现代科学体系相伴而生的，是西方古代科学精神的延续。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古代科学精神，有一种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亚里斯多德曾说:“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这种对待科学的态度也正是整个古希腊文化的根本精神所在。兴起于以培根为代表的感官唯实主义的西方近现代科学教育强调科学的工具价值和功利性。培根说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应当是“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海森堡为近现代科学被功利性推进的图景作了如下描绘:“知识的每一步进展都和从它能引导出什么实际应用的问题相联系，科学的进展被描绘为征服物质世界的十字军，实用成了时代的口号”。应该说古代的西方科学远远落后于中国，但西方人对待科学的态度使西方人无形中在不断地进行科学知识的积累，进行科学手段和方法的探求，同时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得以不断地开发和利用，并在运用中得到发展。18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后的西方科学开始走到了我们的前面，近、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夭文学、地理学等等应运而生。在医学史上，显微镜的发明就使西方人对疾病的认识步入了新的阶段，结束了数千年来与疾病抗争过程中的被动地位.正因为如此，西方古代科学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现代科学精神也就萌芽于西方古代的科学精神。
1.3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创造了早期科学的辉煌，我们不能因其衰微而否认其合理而深刻的内涵。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是一种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和哲学理念上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态度，蕴涵着深刻的科学方法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倡导的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以伦理为本位的实践观，强调要认识自然万物运动、变化和相互联系的普遍规律，并倾注精力去寻找利用这些规律的方法，从而达到认识真理、改造世界的目的。传统的科学精神为我们民族的科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医药就是中华传统科学精神的杰作。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中医药诞生了完整、丰富、而又无法取代的理论体系。在天人合一观的指导下，中国传统的科学没有进入微观世界去分析物体的构成及其运动、变化和联系的规律.在科学发展的早期，人类的科学手段极其落后，科学知识的积累刚刚起步，人类对绝大多数自然现象槽懂无知，天人合一的观念，使科学能够跨越许多障碍，创造出中医药的奇迹。但夭人合一的观念也推动了以自省、自我完善为特征的文化形态，形成了注重人文领域的间题，而对自然之物漠然处之、被动顺应的态度，并进而造就了泛道德主义的传统文化特质.当人们总是以伦理的眼光来观察自然的时候，就不可能赋予自然本体的地位，就缺乏一种按照自然本来的面目客观地认识自然的动机。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就不再张扬科学领域的理念，科学精神被剥离了出来，并逐步消失。但我们不应该否认传统科学精神曾经所开辟的科学途径，对今天的科学仍具有指导意义，重新挖掘传统科学精神对培育完整的现代科学精神体系是十分为重要的。
2科学精神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是一对卵生兄弟，是人们在抛弃谬误、获得真理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思维和行为。但科学精神是激励和规范人们创造活动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是激励人们进行实践创造活动的精神支柱。正是在科学精神的推动下，人们看到了理性力量的伟大，开始不断地进入微观和宏观世界，深刻反省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认知和发掘更强大的科技力量。科学方法是认识自然或获得科学知识的程序或过程，是程序、途径、手段、技巧或模式，从总体上看，科学方法不外三大部类:经验方法、理性方法、臻美方法。科学方法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产生，科学方法中蕴涵着深刻的科学精神，我们研究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必然要从中医学的方法论入手，从中不断提取科学精神的元素。
2.1中医学的科学精神，其实质在于开发人类思想最大的潜力.中华传统科学精神的这一特质与现代科学精神所倡导“发展性、创造性、突破性”的高级思维是不谋而合的。人类社会正是依靠了这三性思维，才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文明的。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中医学“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学说，实际上是古代的系统辨证哲学方法，“从象测脏”实际上是原始的黑箱方法，“取类比象”实际上是原始的同构方法以及辨证方法、原始的系统分析法或状态变量法。这种发散性思维、立体性思维、辐射性思维、求异性思维，从不同的方向、途径和角度去构思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另辟蹊径，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类的智慧，使科学能够突破科学手段不足、科学知识有限的难题和科学研究与道德、伦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取得发展。这也是一种提倡深思熟虑、勤于并善于观察、事事留心、善于哲理思考的科学态度。
2.2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在于倡导一种唯物、辨证的价值观。在人类还处在原始的神话与迷信的时代，中华民族就能诞生这一新颖的医学学科，一直为世人所惊叹。中医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之所以能按照自己独特的方法论独自发展，就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渗透着唯物观和辨证地看待世界和自然界的方法论。“天人合一”的观念、“道”的概念就是强调要研究自然界、适应自然界，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个部分来思考、来观察.远古中国巫术盛行，但巫术既研究神学，也研究自然规律，甚至包含着对自然规律的顶礼膜拜，乃至神秘化。远古中国对神学的研究、对自然界的研究以及哲学家对社会人与事的研究，互相包含与肯定，互不干扰，为唯物观、辨证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3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在于为中医药创造一种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医学采用整体观去研究人体和疾病，想尽一切办法，调动一切思维，摸索科学的方法论，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创造出辉煌而惊人的科学奇迹，与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中医学的书籍浩如烟海，可谓学派纷呈而又海纳百川，相互借鉴，共同发展。这一点与西方中世纪教会统治下把愚昧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学术界，科学环境极为黑暗形成了鲜明的比照。
2.4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在于倡导积极的、多元的思考方式。中医学研究人体和疾病，要求医学研究者必须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因为没有对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深刻研究，既使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也不可能认识人体的发病规律的.事实上中医学在研究人体系统的同时，对人体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及其三者的相互关系都有相当深刻的研究。中医理论体系的源泉—《黄帝内经》就是古人“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而成的。
3弘扬中医药中的科学精神对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意义
科学精神是人们达至思想、观念现代化的最重要基石，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对中医药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3.1弘扬中医药学中的科学精神，可以为中医药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中国的近代史上，对科学的认识曾经走过一段弯路。现代科学传入我国之时，正值内优外患，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科学成为最有魅力的名称，开始由形下之“器”上升到形上之“道”，演变为一种绝对的、终极的信仰体系。陈独秀便明确主张“以科学代宗教”。胡适曾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里的“科学”当然是指发端于西方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这种对科学的极度尊崇，把科学奉为信仰的态度，恰恰违反了西方科学精神对新知识的探求，泯灭了怀疑的意识和理性的批判。因为信仰不能包容怀疑，怀疑的产生标志着信仰的动摇。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人不是去研究中医学所确立的未知领域，而是把中医学排斥在科学之外.中医学从疾病证候出发，通过探讨疾病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的规律，进而研究人体内部生命活动的规律，从一个西方医学未能进入的角度探求生命的本源和疾病的防治，这种学说此时此刻开始经历了惊涛骇浪的考验，屡遭摒弃。事实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和西方的科学精神，都包含了极其深奥的科学准则和依据.中华民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医药学，而西方科学也曾经走过了一段漫漫的长夜，在痛苦中摸索，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挣扎。这就证明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的伟力。东西方科学发展在不同的阶段都各有偏废，都曾经为背离、远离科学方向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解放后，摒弃中医药成为逆流，中医药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但中医药仍然在人们对传统的误读中艰难地前进，中医药教育和科学知识的普及极为困难，部分中医药专业学生专业思想不稳定.弘扬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可以回归科学精神的本质特征，使人们真正理解科学精神的内涵，为中医药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篇8
关键词：大学精神社会转型人文关怀科学理性
大学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更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但由于近年来我国社会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各种思想、观点的碰撞下，这种支撑我国大学之所“是”的存在，却不断受到众多学者的诟病和质疑。关于我国大学精神缺失和重构的呼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语境下，大学精神的讨论更显示其紧迫性。同样，从现代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社会转型期的“大学精神”建设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那么如何建构社会转型期的大学精神，就有了讨论的必要。
一、大学精神的内涵分析
从蒋梦麟先生的《北大之精神》中对“大学精神”的引入，到北大100年校庆前夕，陈平原、任剑涛等人对“大学精神”的提及，再到清华大学100年校庆前后，“大学精神”的研究热潮。虽然有关“大学精神”的著作不断涌现，但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至今都没有一个关于“大学精神”的明确定义。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缘于学者各自视角的独特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学精神”的复杂性。
大学精神的复杂性正是源于大学精神的发展性。大学精神并非一成不变，也非一日所成。“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很多学者在对大学精神这一概念进行界定的时候，并不是对大学精神内涵的描述，而是采用对大学精神“外延”的罗列。这种广泛罗列给我们直观感受的同时，也会混淆那些同质物和一些因果关系。但纵观大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有一对精神范畴此消彼长式地贯穿于大学发展的全过程，即“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精神”。
所谓“人文关怀精神”一般认为发端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其核心在于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尊重人的理性思考，关怀人的精神生活等。“科学理性精神”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精神，这种科学理性精神成为普遍的大学精神还是出现在19世纪，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大学转而对真理和科学追求，在这一过程中根据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性的思维活动，尊重客观规律探索客观规律，并把对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作为大学活动的指南。或许，这对斯诺口中相互对立的两种文化精神，已被后世众多学者从学理上论述了科学和人文这一对范畴在本质上的同一性；但实践中的逻辑却往往走向对立。例如我们所熟知的近代大学对科学及其精神的抵制，以及现代大学中科学主义的横行。
二、社会转型模式
（一）“农业―工业”二分范式的转型模式
“农业―工业”二分范式转型论是建立在西方古典社会学中社会变迁和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的。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的线性阶段模式、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以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和普雷维什建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思想构成的国际依附模式，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在其本质上都属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二分范式”转型模式。
这种社会转型模式是反映西方国家的传统工业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从生产力结构方面来看，认为社会发展大致是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知识社会，这样一种逐步过渡的发展过程。很明显，在这样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形态经历了三个阶段和两次转型。并且这种“二分范式”认为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之后，必须在工业社会进行长期的发展，才有可能过渡到知识社会（如图1）。正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转型历史，从工业革命之后，长期停留在工业社会形态下，直至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信息化和知识革命的到来，才开始了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从历史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信息化历经两个时段，体现为两次社会转型，都是属于这种“二分范式”下的社会转型。
（二）我国“双重社会转型”模式
双重社会转型模式是相对于上述“农业―工业”二分范式的社会转型模式而言的。这种模式与之前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逐渐转型的二分范式最鲜明的不同在于：“双重社会转型”模式认为：社会转型可以在同一转型期完成两次社会转型（如图2）。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转型是典型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二分范式转型模式下的社会转型。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先发优势”控制了整个国际市场，特别是在信息化和知识革命的浪潮滚滚的当下，如果我国继续按照西方国家的“二分范式”的社会转型模式进行发展，那么自然不能避免落后局面的进一步延续。
要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就要实现赶超西方现代化进程，就必须压缩社会转型所需的时间。这种压缩并不是在原有的“二分范式”结构中的“快餐式”地简单修改，必须跳出既有的框架，在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或者是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实现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发展。
由上述我们可以发现，双重社会转型模式其实是一种“后发国家”社会转型模式。这种转型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就是要赶超西方发达国家。需要明确提出的是，我国社会转型中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并不是目的，而是基于向知识社会转型所必须经历的阶段，是一种手段。
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这种对我国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理解――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之时，绝不是简单地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而是同时实现信息化、知识化，不是简单地成为一个工业国，而是处于知识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①。
向知识社会的迈进可以说我国的一个“至上性”的目标，但是在现阶段，我们还是需要以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和发展工业化为主要任务，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是长期目标性方面。
图1二分范式的社会转型
图2双重社会转型模式
三、社会转型与大学精神
（一）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转型对大学精神的影响
工业社会是根据学者丹尼尔・贝尔在社会阶段理论中提出来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作为社会主体性的“人”的生存状态必然会发生转型，即马克思在三大社会形态说中的从“人的依附关系”到“物的依附关系”的转变。在这场转变中，人情网络关系、行政权力支配一切、官本位等现象得到了缓解，人的思想观念充分更新，竞争意识和时间观念加强，崇尚科学、信服真理成为人们基本的行为或价值取向。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大学，是不可能摆脱这种社会转型的影响的。
对科学的崇尚，真理的追求使大学产生了一种“科学理性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反过来影响到大学。这种影响的结果不仅存在于大学各学科的专业化，培养人才模式的变化等内部发面，还存在于政府希望大学为其提供可行性报告；各企业希望大学为其培训出能够创造利益的技术型人才等方面。然而当一种极端科学理性主义的出现，一切似乎都变得不再那么美好。在人的培养上，由于学科的专业化发展，形成了一些只精通某一领域的人，他们只是社会的工具。学科专业化的极端发展还会赋予知识权力，形成学术寡头和学术专制。并且在教育的目的上不再是精神上的追求，而是谋生手段或技艺的获得。
伴随着工业社会出现一种以“经济利益”为标尺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文学科的没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人文课程因为不能帮助就业，也不能在短时间内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而备受冷落。对人文精神的冷落，进一步加剧了对“科学理性主义”的狂热。它既使人获得了独立性，又使人陷入了“自我异化”之中，致使社会出现“人的困境”②。
总的来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和工业社会自身发展的历程中，大学精神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工业社会中那种“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影响，科学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等进入大学的精神内涵。有人对“功利主义”包括在大学精神中的观点表示反对，这种不赞同大致是由于“功利主义”一词的贬义惯性所引起的，仅仅大学为社会服务一例就可看做是“功利主义”的表象。
（二）工业社会――知识社会的转型对大学精神的影响
知识社会是一个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社会，是一个大众创新、共同创新、开放创新成为常态的社会。知识和创新成为社会的核心，受教育水平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社会普遍需求接受了中学后教育的劳动力。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指出：“知识的生产率将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竞争的决定因素。”知识创新成为提高生产率的基本方式。
知识社会中主体人的生存状态由“对物的依赖性”转向为“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发展。大学精神的关注点也转变为人性关怀。这是由于知识社会对人才需求不再是工业社会那样的高度异化的、残缺的、工具性的人，而是需要具有创新性、主体性、完整性的人。
20世纪80年代，刚刚步入知识社会的美国，就开始注重大学人文关怀精神的缺失，呼吁“以历史、哲学、语文和文学为基础，重新布局大学生必修课程”③，美国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曾指出，因人文教学在高等教育中受到轻视，导致大学生对文化传统极其陌生，许多大学毕业生对历史、文学、艺术、哲学茫然无知④。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进入知识社会，大学精神中对科学所带来人的沦丧的反思的同时，对人文关怀的呼声日益高涨。
（三）我国社会双重转型与大学精神
由于中国特殊的双重社会转型发展模式，大学的精神追求既受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形成的并在工业社会中极度崇尚科学理性的精神影响，又受到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中对人文关怀精神的尊崇，还夹杂着来自于“农业社会”中残余的“人的依附性”的影响。这就形成了中国大学精神的现状――一方面重视科学理性主义，大量理工科性质大学的兴起、大学招生中理工科类招生比例的增加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疾呼“人文关怀”的回归，同时又受到“官本位”、“人情网络”等思想的侵蚀。如上表述，同一时间的两次社会转型的矛盾性导致了我国大学精神的现状。这个矛盾在大学精神上表现为是“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精神”对立统一。
自然，我们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大学精神中实现“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精神”这对矛盾体的统一呢，是崇尚“科学理性精神”以驱除大学中以“官本位”、“人情关系网络”为代表的“人的依附性”为主要矛盾，还是尊崇“人文关怀精神”解放人对“物的依赖性”为主要矛盾呢？
我国现阶段社会转型的主要任务还是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进入工业社会，但是不能忽视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以工业化带动信息化，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思路大致可以佐证这一点。那么大学精神相对应的，就应该以崇尚“科学理性精神”为主要方面，但是也要注意到“人文关怀精神”的建构。
正如布鲁姆所说，变成偏见的理性是最坏的理性，因为理性是人们摆脱偏见的唯一工具⑤。在科学理性主义泛滥的时代，大学已将饱受这种最坏的理性。理性时代的大学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成为真正开放精神的典范⑥。大学要成为真正开放的典范就需要人文关怀精神的支持。
在我国还没有彻底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的前提下，认为应该以“人文关怀精神”取代“科学理性精神”在大学精神中的主体地位的论述是企图由“人的依附关系”直接过渡到“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自由”，其忽视了这个过程中所需要的物质上的准备。
在提倡人文关怀精神的今天，固然人文关怀精神的建构比较重要，但是我们还需以“科学理性精神”作为主体部分。同样，那些无限尊崇西方国家大学精神的想法，妄图完全套用西方大学精神的做法都是不符合中国实情的，也注定是不会成功的。大学从来都属于社会，也越来越趋向于社会。
注释：
①王雅林.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理论维度[J].社会科学研究，2003，1.
②孙正聿.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J].中国社会科学，2001，5.
③顾明远.高等教育与人文精神[J].高等教育研究，2002，
1.26.
④李维武.大学人文教育的失落与复兴[J].高等教育研究.2000，3.5.
⑤⑥[美]艾伦仑・布鲁姆，著，谬青，宋丽娜，等译.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m].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94，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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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篇9
关键词：自然科学；人文精神缺失；对策
科技产生的负效应已成为摆在现代人面前的不争事实，但以往我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物质层面，如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科技对人类生活无处不在的影响，科技对人文文化和人类精神层面产生的负效应——人文精神的缺失也慢慢显现出来，逐渐成为困扰现代人的又一严重问题。与技术应用对社会物质层面产生的负效应不同，这种负面影响是隐性的、难以为人们所察觉的，但却能够直接危害到人类生存的精神状况，其严重程度远胜于前者，也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以尊重人的尊严、维护人的权力、实现人的价值为内容和目的人文精神承载了人的本性需要，体征了人类对人的发展、对目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的思考，是人精神生活的核心和灵魂，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和不断推进社会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原动力。广义而言，科技和科学精神都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科技的发展不仅没有推进现代社会的人文文化的建设和人文精神的传播，反而在人类文化系统和精神状态等不同层面上都诱发了人文精神缺失的状况。
一、科学诱发的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现
（一）人文科学的异化，让人们逐渐忽视了人类及其社会所独具的主体性向度，成为“单向度的人”
人文科学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和传播载体，它以人丰富的感性世界、心理活动、以及行为活动的价值追求为研究对象，以研究者发散的感性思维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为研究方法。但近年来人文科学方法论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和治学理念的借鉴与改革，使得一种过于强调人的唯理性、忽视人文科学特殊性的研究倾向和思维方式在不断地滋生和蔓延。这种对人和社会的独特性与历史性等人类所独具的主体性向度的忽视，使得人文科学的研究偏离其初衷，也使得社会大众考虑问题的立场和角度也逐渐地从多元化转向单一化，以至于“把世界看作是一个被剥夺任何历史含义的唯理系统，把现象所有可变的以外的非本质的性质一概抹杀掉。”人文科学的这种异化不仅严重危害了人类文化系统的正常运行，更导致了和人文精神的丧失，使得人文科学其解放人的力量逐渐被抹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奴役人的力量倾向。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一旦这些古典科学简化论的、抽象化与数学性的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那么人类的幸福将变成为表面有利，骨子里却是大害的事。”
（二）人类生存的精神状态堪忧
科技的高度发达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使得当今社会的物质生活要比以前任何时期都优越。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现代人在精神上出现的问题却层出不穷。世界卫生组织在2003年世界卫生日致辞中说：“当今世界有4亿人患有精神或神经疾患，或与药物滥用等相关的社会心理问题的折磨。”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已成为困扰现代人生存境况的严重威胁。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常常会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茫然感，找不到生活的真正意义，也不确定人生的目标和价值应该是什么，生活时常出于空虚和迷茫的状态。这些都是人文精神缺失的直接表现。
从以上科学对社会文化系统和人们精神层面产生的种种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发展虽然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推动了社会的飞速发展，但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给人类的精神生活带来充分的自由和解放，反而造成了一种科学技术变迁与人性变迁二律背反的状况。
二、科学诱发的人文精神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自然科学研究理念和方法对人文科学的不当介入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两大类别，两者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都有诸多区别。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的成功，人们也逐渐相信在人类社会和心理世界中，存在着与自然界一致的规律和机制，并开始了试图运用还原论和简单性的信念，假定—观察、归纳—演绎与验证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逻辑语言推动人文科学发展的历程。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写道：“人类与其周围的世界，一样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与过程，不能与世界分开来考虑，而观察、归纳、演绎与实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应用于纯科学原来的题材，而且在人类思想与行动的各种不同领域里差不多都可应用。”的确，人文社会科学能有今天的成就，是与现代科学对其研究视域的拓宽、研究方法的改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但是，在这个吸收借鉴的过程中，一种妄图以理性思维取代感性经验、用自然科学的逻辑和语言统一两种科学的“科学统一运动”也在兴起。这种运动缺乏对人文学科研究对象差异性和丰富性、治学原则特殊性的考虑，简单地主张人文学科也应该保持“价值中立”，将人学、宗教学、文学、艺术等这些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与自然科学都迥然不同的人文学科僵硬地套用自然科学研究的理念和方法，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文科学的低迷状态，一度本末倒置地成为自然科学的附庸品，造精神的缺失。
（二）科学对人类思想的钳制和由科技造就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人文精神缺失
当然，科技并非诱发当今人类精神疾病肆虐的必然原因，但科学对人类思想自由的钳制、科学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却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对科学的顶礼膜拜，钳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科学有着让人信赖的研究依据和现实成就，仅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和人类建制的她得到了超越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的过度膨胀，有一种几乎可以与真理划上等号的倾向。现代社会对科学成果这种缺乏怀疑精神的盲目崇拜，使之变相地成为了现代社会一种新的“宗教”。如果科学规则和某些经验发生争议，那么科学规则将被认为是优先的。敢说不相信自然规律和科学成果的人，一定会被认为是疯子。这种对科技的绝对信赖和盲目崇拜，在很大程度上钳制了人类的思想，扼杀了人们的思想自由，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十分不利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充分展开。其次，科学造就的人类的生存方式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让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更加苍白。现代社会的工作方式非常重视劳动者自然科学知识的获得和专业能力的掌握。这让现代教育也更加偏向于对数理化知识的传授而轻视对人文精神的教导。在新的社会物质产生条件下的生存条件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价值的追求要求被弱化了，理想、自由和精神境界的追求反而成为了生活主旋律的附属品，人文精神开始被忘却、人生的信仰开始模糊。作为个体的人缺少对人的现实“存在”的思考，难以领会到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和生活目标，缺乏真正有力的信念来支撑人生的终极追求，这些都造成了人文精神的衰落，人们对自身生存意义的困惑和怀疑。科学无法借理性的手段提供个人和社会生存的意义，可以说，我们这个无神的社会不知道其生存的理由，亦不知道为何以这种样式生存。
三、应对“人文精神缺失”的措施
（一）正确对待和利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语言，振兴人文科学
人文科学的振兴是普及人文精神的最佳条件和重要途径。这要求人文科学必须摆脱科学主义对人文科学的种种纠缠，以正确的姿态和独立的地位对待自然科学的理念和方法，重新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新途径。首先，应当充分肯定自然科学使得人文领域的研究走上了“科学”之路。虽然人文现象及其本质具有内涵丰富性、功能复杂性、结构系统性、价值多样性等特点、研究方法多依赖于研究者的感性思维和主体经验，研究结果也不够确凿，但这都不足以否认人文现象的可认识性和人文科学工作的科学性。相反，自然科学在各方面的支持，是人文社会科学能够发展到今天的重要条件。但是，那种抛开人文科学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而过分妄图统一所有学科的做法，却会阻碍人文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于人文精神的弘扬。因此，人文科学的研究应避免过分崇尚和依赖自然科学的语言逻辑和定量研究方法，根据学科特性和研究对象的情况来变更具体的思路和方法，运用理性思维与感性经验相结合、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接轨等多种研究手段，实现多层次、多方位地得出与对象相符度高的结论。明知人文现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却要按照自然规律的一般性和简单性来对待它，就会取消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和可能性。只有正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恰到好处地利用自然科学的理念、方法和言语完善自身地研究体系，防止教条化应用、简单化对待的盲目做法，改善人文科学的现有地位，才能实现人文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全面复兴。
（二）弘扬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是全面发展的人的最根本、最主要的标志。以对人存在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的思考为内核、实现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平共处、和谐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人文精神，能够在人们处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人追求与社会需要等人生的一系列基本思考时，提供一种理性的来源、合理的依据和坚强的后盾，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所在，并以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赋予个体以生命意义，帮助其发掘和确立理想的生存态度和人生目标，避免“在毫无价值的状态中生存”，从而实现人的追求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与平衡。审视自然科学对人类文化层面、精神世界的诸多负面效应，无一不是因人文精神的缺失引发的。因此，弘扬人文精神，唤醒人们对生活意义的思考和对生存状态的关注，引导人们发掘人生的精神支柱和真正的乐趣，实现人的真正解放，才是预防和解决现代人精神困惑难题的有效途径。
（三）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单纯科学技术或单纯人文情怀，都不足以解决人类面对的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种种危机。只有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消解与融合，才有可能使人类现在面临的种种困境得到圆满地解决。两者缺一不可、相得益彰。自然科学、科学精神，有助于人文科学更充分、更全面地发现社会世界和人文领域的知识和奥秘，更好地把握和创造符合人类未来发展的文化成果；而人文科学、人文精神，能够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更符合人类的总体利益，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正如爱因斯坦告诫科技工作者的：“我们只懂得应用科技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以保证我们的科学思想的成果造福于人类而不至造成祸害。”唯有实现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融合统一、相互渗透，以一种具有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和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指导科学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才能为人类的全面发展开拓更广阔的前景。总而言之，正确认识科学活动的性质和作用，在推崇科学精神的同时，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和提高，让科学重新回到为人类服务、为人类的长远发展谋利的角色上，把对科学的盲目崇拜转化为对生存意义的反思和对人文精神的弘扬上去，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迈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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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篇10
摘要：大学精神的最基本的内涵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法律应是人文科学精神的结晶，但大学主体之一的大学生，其法律意识却并未与时俱进，这与大学精神危机不无关系。因此，要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建设，解决大学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缺失问题已刻不容缓。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志码：a
一
大学生法律意识与大学精神的缺失
大学精神是一个在历史和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变化、发展着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表述：有的从大学理念、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方面进行理解，卢铁城在《刍议大学精神与川大精神》一文中指出“大学精神就是指一所大学最为核心和高度抽象的价值追求和品格特征”；刘宝存先生把大学精神定义为“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约束大学行为的价值和规范体系的独特气质”；乔玉香在《现代大学精神及其培育》一文中提出，大学精神的本质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相对稳定的、具有特色的并为大学人所认同、追求、遵循的理想、信念、价值观、传统和行为准则等组成的体系，它是大学文化的精华，是大学发展过程中理性与感性、共性与个性、隐性与显性、历史性与现实性、深刻性与大众性的统一。有的从大学的社会责任角度进行理解，崔景贵在《构建当代大学精神》一文中指出：“大学精神就是在某种高等教育理念的支配下，经过所在大学校园人的努力创造，长期符号学而形成的稳定的追求、理想和信念。大学精神在本质上反映了大学的办学灵魂和理念，是人的精神在大学教育活动中的创造性体现，是大学本质特征的生动折射、价值取向的自由，更是人类社会对大学教育的理性呼唤。”有的从大学对时代精神的体现方面来理解，赵鑫珊在《什么是大学精神?》一文中指出：“大学精神在‘志’和‘气’：志贵高远，气贵雄浑。大学精神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应该是时代的代言人”。中山大学青年学者任剑涛对大学精神的概括很具有启示意义：大学精神具有相对于政治组织体制而言的独立性，相对于意识形态而言的自由性，相对于组织化社会自我确认特性而言的批判性，相对于重视功利的社会习性而言的创造性和传授知识的超脱性，相对于社会分工专门定势而言的包容性。综上所述，都表达了一个共通的观点：大学精神最基本的内涵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而科学精神的本质在于求真、求实，探究“是什么”，讲的是“天道”，它能使人们客观地认识、改造自然世界，以获得科学知识和物质财富，也就是所谓实事求是，追求真理；而人文精神的本质在于求善、求美，探求“应该是什么”，讲的是“人道”，它能使人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并成为一种具有崇高精神追求、自觉、自主、自为的真正主体，也就是所谓造福人类，把育人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两者的交融就应是“主客一体”、“天人合一”，符合和谐理论教育观。大学精神，要使之随着学校的发展而日益强化，日渐成熟，最终真正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成为学校不可估量的教育资源，成为师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成为升华学校教育品位的内在要求，关键在于大学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共携光大。正如前苏联教育家赞可夫曾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不仅要求一个人具有广博而深刻的知识，而且要求发展他们的智慧、意志、情感，发展他们的才能和天资。”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说过：“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能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他们的这些思想都集中体现出倡导两种精神和两种文化的融合。所以，只有大学人文与科学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形成科学人文的共同体，即既倡导科学，又崇尚人道，秉持以科学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为价值和目的，才能促进学校的主体、环境、精神、文化的和谐发展。随着依法治国、依法治校观念的推广，法律之重要性已日渐推崇备至，与真善美的法(法的外在的形式特征及其表现的实证规律叫做法之真；法的内在的、实体性的价值叫做法之善；法之真和法之善的有机统一所形成的整体叫做法之美”)应是人文科学精神的结晶不无关系，但大学主体之一的大学生，其法律意识却并未与时俱进，这与积存的大学精神危机相关。因此，要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建设，解决大学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缺失问题已刻不容缓。
二
大学科学精神与大学生法律意识
大学科学精神，就是指教师、大学生在科学知识的教学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执着追求真理的求真、求实的精神。它用理性的眼光观察和分析一切问题，唯真理是从。它所要追求的是对自然界的本质与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弘扬科学精神更带根本性和基础性。”科学精神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永恒旋律，是科学文化的灵魂，它鞭策人们驱味求新，并不断地推动社会进步。提高科学素质、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正是当代大学生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的必备素质。在大学法制教育中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精神就是培养大学生崇尚客观性和求实性，并以怀疑、批判、理性和实证的精神去探索未知的客观世界，揭示客观规律，把感性上升为理性，个别抽象为一般，以达到对事物和对人的本质认识。
作为双刃剑的现代科技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像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核威胁等极大的副作用。为此，必须在科技发展与法制精神价值之间找到平衡，培养人的科学精神和科技价值观念。弘扬科学精神要求学生尊重科技的价值，注重科学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注重掌握科学方法，探索客观规律，追求科学和真理。
对大学生加强科学精神培养，并将科学精神内化为他们的内在品质，有助于大学生树立对待自然、社会与人生的科学态度，自觉接受正确的科学发展规；有助于大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思潮不丧失立场，迷失方向；有助于大学生更好的学习科学知识，以开放的胸怀对知识信息进行全面的接纳和积极的合作与交流，打破陈规、不断创新，成为具有求实、创新、合作意识的复合型人才。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中指出：“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多年停滞不前，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羁绊和影响逐步显现。相对于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教育状况而言，科学精神的培育尤为严重落后。”
就当代我国大学科学精神缺失的表现，首先，理性怀疑上的盲目与盲从：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是盲目的怀疑，或盲从专家和他人的观点，少有自己的看法；其次，探索求知精神上的鼠目寸光：“科学功利主义”对学生影响很大，使得学生的视野狭窄，目光短浅，对外界缺乏广泛的兴趣；再次，团队合作精神的淡漠，特别是不能将合作与竞争统一起来；最后，科学求证精神的欠缺：大部分学生缺乏实验实证精神，偏重抽象思维，不愿动手实验，缺乏科学实验的精神和眼光。
造成大学科学精神缺失的原因，首先，心理发展水平制约的内在原因：科学精神要求大学生有自我创新与大学生的思维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还处于经验层面，和受青春期
情绪波动影响，其理智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其次，文化传统之科学精神不足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倾性格，泛道德主义的道德意识挂帅，都无法孕育出科学精神，还有推崇直观认识的传统中国儒家文化和农耕文化，拒斥逻辑思维的理性认识，都将导致科学精神的贫瘠与缺失；最后，教育本身的原因：科学教育更多地注重基本概念与知识的传授，致使学生对科学的本质、科学精神的领悟十分薄弱。
科学精神所应具有的品质与法制素质是紧密相连的，科学精神所追求的真、善、美与法律的形式美、价值美是完美统一的。科学精神是大学生良好认知能力、健全个性和良好社会适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大学生只有具备了科学的精神，才可能有对法律真理的热烈追求，才可能有依法关心人类、造福人类的宽广胸怀，也才有法律人格的完善与升华。
传统观念认为只有人文知识能影响人性的养成，而习惯于把科学纳入实用知识的范畴。实际上，作为科学规范的实证标准、逻辑论证和求真态度既是技术的也可是法制的，它所昭示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正是人性最可珍视、最为基础的方面。爱因斯坦说：“科学对于人类事务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都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m’应对科技时代的呼唤，大学法制教育需作出相应的反应，在其更新目标、扩展内容、创新模式、开放途径的体系内容上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科学精神是人伴随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必备的价值精神，培养科学精神是现代大学法制教育的目标和基础。没有科学精神的大学生不可能成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素质人才；不能回应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呼唤；不能顺应法制教育的客观要求。法制教育把科学精神变成一种可传递的社会精神文化，同时内化为一种教育哲学，深刻地影响着法制教育实践，最终达到重塑人的行为、思维和价值观的目的，从而完善人的全面发展。重塑大学生的科学精神既是新世纪法制教育的必然选择，又是新世纪法制教育任重而道远的重要课题。
三
大学人文精神与大学生法律意识
学校人文精神，就是指一种注重教师、学生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需要和意义的精神。它既是对教师、学生的人生价值、生存意义和质量的关注，又是对他人、社会事业的投入与奉献，对人类未来命运与追求的思考和探索，对个人和人类发展的共同关怀。当代大学人文精神的缺失表现在：
首先，大学人文教育陷入困境。人文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受到轻视，导致大学生对文化传统极其陌生i对人文教育价值没有清晰概念，人文学科在大学课程中丧失了中心地位，设课门类越来越少，主修它的人数比率急剧下降，许多大学生没有修过重要的人文课程。流行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明证，这些都导致了社会人文精神状况欠佳。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劳动专业化程度越来越细，社会信息爆增，思想观念猛变，都剧烈冲击着人文精神，乃至逐渐消解。这是当今世界的客观现实，也是目前人文教育面临的问题和令世人担忧的问题。
其次，重功利追求，轻品格修养。不少学生将读书学习的重心放在追求本学科的考试成绩上，而忽视自身的品格塑造，有的甚至为了追求个人目标的实现，不择手段地弄虚作假、抄袭作弊。随着竞争机制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专业化社会的到来，社会上掀起了“文凭热、考研热、证书热”，许多大学生都把提升自己的学历作为改变自己命运的最佳跳板，但他们对文凭与证书的执着，多了一些急功近利的盲目，而少了些对科学文化本身的追求热忱。一些家长也只关心孩子的考试分数，学校又不关心他们的人文素质、人文精神的培养，并在实践中一直忽视或不敢正视这种缺失，使今天的一些大学变成了“职业培训场”。
再次，信仰危机与价值观的迷失。我国30年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最大的飞跃是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被萌发的“自我”意识逐渐取代根深蒂固的“无我”意识，使人生之路由单一模式向多种选择的可能转变，其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大学生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缺失；面对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大学生们在信仰上无所适从，正变得空前空虚与迷茫。“郁闷”、“空虚”、“无聊”等是大学生的流行语，抽烟、醉酒、打架、怪异方式、暴力游戏等是大学生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很多人没有把自己的理想与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义务和乐于奉献相联系起来，相当一部分学生把自己的理想定位于“爬附一棵大树，找一个款哥(富婆)、找一份好工作”等方面。
最后，道德失衡现象的堪忧。人类社会在文明发展进程中，面临着价值观念的挑战。改革开放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但是高水平的物质文化生活却伴随着部分大学生低下的道德情操和没落的生活方式。不考虑未来，过把瘾就死的大学日租房信息在校园广告上随处可见；金钱冲垮道德底线，女大学生陪聊现象屡见报端；某些大学生心理上的急进、狂躁、做事无恒心，学习、工作不安分，表现在道德观上的“虚幻主义”、“唯我主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人生态度世俗化，言行举止粗俗，人际关系淡漠，自私自利，精神空虚，不思进取，道德失衡等等。为此，在加强道德建设时必须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人文精神是土壤，道德是庄稼，若不在土壤上下功夫，光顾庄稼，庄稼是长不好的，加强道德教育必须以重视人文精神的培育为首要条件。而道德是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来维持的行为规范，“法律意识只有首先在道德意识上体现出来，才能成为一种具有内在支持力的社会意识，其认知方向才能正确，价值取向才能合理，心理接受力才会正常”。只有道德上的知耻才能产生守法上的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否则，法律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离不开大学人文精神。
法律意识也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良好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教育发展不只是简单地依赖于大学而且应该依赖于有大学精神的大学来推动与保障。因为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价值精神在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发展中都有着重大作用，以及学校事业、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应倡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两种文化的融合，是两种文化所蕴涵的知识、思维、方法与精神的融合，知识是基础、载体，没有知识就没有文化；思维是关键，是“人为万物之灵”的“灵”，能活化知识、超越知识、创新知识；方法是根本，是穿山的“路”、过河的“桥”，只有经由方法，才能将活化、超越、创新了的知识付诸实践；精神最为重要，是灵魂，熔铸在文化所蕴涵的方方面面，这也是学校深入教育改革，实现科学、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诉求，就相应地要努力加强人文与科学精神融合发展思想下的教学实践研究，加强培养学生人文和科学素养的实践研究，加强人文和科学融合思想下的教师发展研究，加强人文关怀下的学校科学管理实践研究，以求得大学精神与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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