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实践观的含义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6-0317-01
在系统论的发展史中，几乎所有的系统论研究者都或多或少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间系统论的关系。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他的理论的先驱。美国D·麦奎因和t·安贝吉认为，马克思是一位早期的系统论者，他的“理论工作的主要部分都可以看作是富有成果的现代系统方法研究的先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包含的系统论思想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系统科学及二者间关系的认识，对于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科学背景下的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
一、唯物辩证法中的系统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系统思想成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明确地提出过“系统”概念。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使用过、“系统”、“有机系统”、“系统发展为整体性”以及“思想体系”、“社会体系”、“社会机体”、“统一的整体”等包含着系统思想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存在形式，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永恒地运动着，发展着的。整个世界是由千差万别的具体物质形态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各种吻质形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恩格斯曾经根据科学发展所提共的材料，按照运动形式的不同物质基础、依据的矛盾特殊性及其固有的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高的次序，把世界上各种物质运动概括为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五种基本运动形式，力图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系统的清晰图画。这一系列思想和观点，在哲学上人们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运动观和时空观，从系统论的角度则应被看作是现代系统论的系统观点、动态观点和等级观点的先导。
二、认识论中的系统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个开放的系统。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一般认为，人的认识系统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等反复不断的过程。这个反复不断的过程，就是一个认识上的系统。这个系统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也就是说，这些认识和实践上的反复，并不是简单地机械重复。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深化了认识。每一次新的实践，都会产生新的认识，而新的认识又会进一步推动实践的发展。经过多次的反复认识和反复实践，人们的思想认识才会逐步接近真理、认识真理，才能逐步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一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观点引人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他们认为，人类的认识运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发展的过程，其本质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能动地反映客体并充满矛盾的过程。马克思不仅对实践的多层次、多形式的综合特点作了阐述，而且在实践的基础上，又阐述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认识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决定了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对此，概括为在实践基础上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能动的飞跃，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运动过程。从以上的概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阐发了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所具有的综合动态过程的内涵，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描绘了认识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
三、社会历史观中的系统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个有机体，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都是一个与外界不断交换信息的有机系统，都应当包含人口、资源、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经典作家看来，无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都应当包括上述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以及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实践性、整体性和系统性。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中的系统思想，既重视社会建设格局的整体性，也重视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统一性。但经典作家并没有树立明确的社会发展的格局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历史也是一种矛盾运动、前进发展的系统整体。马克思在唯物史观中通过对社会结构全面深入的剖析提出了社会形态这一基本范畴。社会形态是同一定生产力相适应的由一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有机体。在社会形态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中包含着人类历史是一自然发展过程的深刻理解。马克思把社会形态看成是多层次社会关系的有机统一整体，他曾经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在人类社会形态动态的演化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还从各个侧面阐述了其中所包含着的内在的一般规律。贝塔朗菲在社会历史的存在形式及社会历史的演进规律等问题上受到了马克思等人的思想影响。由此可见贝塔朗菲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存在着内在的贯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系统思想对系统论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包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著作中，也同样包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和系统观点。从系统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系统思想对现代系统论创立起了巨大的作用，这是人类思想中的宝贵财富。就连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也毫不隐讳地承认这一点：“一般系统论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雷同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现代系统论作为一种科学性的思想和方法，作为一门横断学科，早已经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了。在科学技术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学习、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系统思想，并深入研究现代系统论的原理和方法，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第2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科学实践观的含义篇2
[关键词]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实践观
写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一文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实践”这一哲学范畴。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待哲学基本问题的钥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性的范畴。
一、阐释《提纲》中的实践观
任何问题的提出,都不是哲学家们任意杜撰出来的,而是时展的产物,是哲学家们对时展进行分析并给予解答的最实用的方式。实践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早就引起了哲学家们的注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众多的哲学家们并没有科学地解决实践的本质问题。而《提纲》第一次以崭新的姿态揭示了革命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基础上的有机统一,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从而不仅从整体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唯心主义、同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还为制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纲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时期,马克思就从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依据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批判,从中提出了唯物主义实践观,从而确立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唯物主义实践观的提出是哲学发展的产物,是时展的产物。
马克思在《提纲》中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当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人们通常以为,马克思这段话的主旨是强调:人的实践活动是检验理论性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包含着这层含义,更涵盖着对传统的哲学研究方式进行了透彻的批判。没有人的实践,在纯粹思想领域中从事哲学研究,这样的研究也只是空谈,哲学的研究方式不应该脱离人的问题,尤其是人的实践活动来探讨任何理论问题。实践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概念的提出才使马克思的思想超越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以前所有的哲学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更为科学的哲学理论。
二、诠释实践观的本质含义
第一,实践是人对自然物改造的、人和人之间关系形成的、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与观念转换的过程。物质生产是以人自身活动来改造自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和人之间又必然要交换活动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以此,马克思就找到了把能动性、自主性、创造性与现实性、客观性、物质性统一起来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实践活动。
第二,实践是人以具体的“做”的方式把握客体,异与以观念的方式把握客体的活动。因此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即实践是人把自己作为一种物质力量并运用物质手段同物质对象发生实际的相互作用。实践的直接现实性是既同人的主观活动相联系,又能从人的主观活动中分离出来,物化即外化为感性的客观实在。这表明,实践本质上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即它是以人为主体、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现实活动。
第三,实践活动具有自主性和创造性,异与动物消极地适应自然的活动。实践的自主性表现在,人通过实践不但能够认识客观规律,而且能够利用客观规律,使客观规律为人所用,从而使物按照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达到物被人所掌握和占有的目的。实践的创造性表现在,它创造出按照自然运动本身无法产生的事物。实践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实践是由人发动同时又是为了人的活动,它使人与物的关系由物支配人变成了人支配物,由此确立了人对自然界的主体地位。
三、把握“实践”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包含着人的实践活动和实践思维方式的意蕴,它体现了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精神实质。因而把握实践的基本内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实践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出发点,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工具和手段。理解马克思哲学中实践的意蕴,才能掌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学说的写作思路和出发点。马克思从实践出发深刻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创立了唯物史观;从对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工人的劳动实践进行分析,揭示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使资本主义社会贪婪地追求剩余价值,剥削工人的秘密暴露出来,给了资本主义社会致命的一棒,由此,建立剩余价值学说。以上两种学说的建立也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具有实践意义。如果不从主体实践活动的视野出发,不运用实践思维方式,就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然、社会规律和人的本质,所以,把握实践的内涵不但是我们不断深入解读马克思的需要,同时也是基于现实的需要。
从现实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更离不开马克思实践理论的指导。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关注的是“改造”,而不是“解释”,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就要求我们每个人在实践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亲身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队伍中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5.
科学实践观的含义篇3
[关键词] 早期文本 哲学变革 终结 科学 实践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0)11-0033-09
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以及“哲学终结论”的本质,是我国哲学界目前正在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曾发表《哲学在何种意义上终结》一文(载《学术研究》2007年第8期),随后也日i起一些学者的质疑。近来,一些对“哲学终结论”的质疑或商榷文章也不断见诸报刊。笔者感到对此问题确实有做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在此,拟对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及“哲学终结论”的意义或本质再做进一步阐释,并对一些质疑做出应答,还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教与批评。
一、为何不应以马克思早期文本作为解读“哲学终结论”的依据
以马克思哲学变革以前的一些早期文本作为解读马克思“哲学终结论”的重要依据,这在我国理论界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笔者在《哲学在何种意义上终结》一文中已对这种现象做过分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现象仍普遍存在。
例如,有的论者在与笔者商榷的文章中就大量引证马克思在1842-1845年的许多早期论述,并由此得出马克思“哲学终结论”的“真实含义在于超越‘思辨哲学’,而没有否定‘全部哲学…或这是以“新哲学样态置换旧哲学”的结论。
也有论者在文章中重点引证马克思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的论述来解说“哲学终结论”,由此也得出了“马克思所谓‘哲学的消灭’是指‘哲学的实现’,它不是‘哲学’的‘终结’,而是‘哲学’的‘完成”’、“马克思不是‘终结’了‘哲学’,而是‘重建’了‘哲学’”等结论。该文还认为:“马克思在其早年一旦奠定了实践本体论或者人的存在的现象学立场之后,就在思想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后来的思想不过是这一基本立场的贯彻和展开而已”。
按照这种理解,马克思在思想发展中并不存在任何“哲学变革”。这种理解和做法也颇令人困惑,既然我国理论界普遍承认马克思经历了一场“哲学变革”或“思想转变”,那么,马克思在“哲学变革”或“思想转变”前后的文本、思想又怎么可能具有同样的性质或同等意义呢?如果人们仍然可以把马克思在哲学变革之前写作的一些早期著作作为解读“哲学终结论”的依据,那么,又如何解释这一“哲学变革”呢?难道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与提出“哲学终结论”无关吗?
事实上,一些学者为了否认马克思是“哲学终结论”者,也必然会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去寻找依据。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哲学变革以前还不具有或提出“哲学终结论”的观点,那时的马克思及恩格斯还确实不是“哲学终结论”者。所以,人们从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解读中就不难得出诸如“马克思不是‘哲学终结论者’”、“马克思没有‘终结’全部哲学”或“马克思不是‘终结,哲学而是‘实现’哲学”等一类结论。通过认真解读马克思写于1842-1845年春天以前的那些早期著作,我们可以看出,那时马克思所形成与抱有的还并非是“哲学终结”论,毋宁说还是某种“在现实中既‘消灭哲学’又‘实现哲学…的“哲学实现”论。他说:“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或者说,“不消灭哲学”就不“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这是一种“哲学终结”论吗?从本质上看,马克思当时的这种哲学观还是一种带有思辨特征的“哲学实现论”,它和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提出的“哲学终结论”尚存在本质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对待“哲学”是使其在现实中“终结”还是使其在现实中“实现”。
诚然,马克思早期所说的“实现哲学”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同时要“消灭哲学”。然而,“消灭哲学”又同样要以“实现哲学”即“使哲学成为现实”为条件。但问题在于,既“消灭哲学”又“实现哲学”又如何可能在“现实”中同时实现呢?从逻辑上说,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在“现实”中真正解决的矛盾。当然,一些“为马克思哲学合法性辩护”的学者会说,马克思在这里是主张消灭“旧哲学”而创建“新哲学”。然而,任何“新哲学”或“新哲学样态”难道就不再是“哲学”了吗?创建“新哲学样态”还算“消灭哲学”吗?当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消灭哲学”确实是要“否定哲学”(或“终结”哲学),但“否定哲学”的同时又要“肯定哲学”,因为“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显然,这种对待“哲学”的态度是包含明显的矛盾的。这表明,马克思当时对待“哲学”的态度本身就是“思辨”的,其哲学观还没有离开思辨哲学的基地,还是一种思辨的哲学观。在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即与“思辨哲学”决裂之前,马克思抱有这种思辨的哲学观也是完全正常的,问题只在于我们对此应有清晰的认识。
与早期的这种思辨的“哲学观”不同,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则完成了哲学观念的变革,舍弃了这种对哲学的思辨认识而转到对哲学的完全现实的认识,进而才提出“哲学终结论”。这就是说,“哲学终结论”是属于马克思哲学变革以后的思想、理论。也因此,解读马克思及恩格斯“哲学终结论”的文本依据也就不应该在他们思想变革以前的早期著作中寻求,而只应该在他们发生思想变革以后的著作中去寻求与确认。
“哲学终结论”的最早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文本依据应是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天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马克思、恩格斯写于1845-1846年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两部文稿中,马克思、恩格斯“清算”了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同时也完全舍弃了对待“哲学”的那种矛盾的思辨态度,而代之以明确的“哲学终结论”。在这两部文稿以及其后的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再也没有重复在现实中“消灭哲学”又“实现哲学”的观点,也再也没有把自己的学说称为“哲学”或“新哲学”,而是开始称之为“科学”、“真正的实证科学”、“历史科学”、“科学社会主义”或“唯物主义世界观”、“现代唯物主义”等等。从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春天以后所确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亦称“科学共产主义”)的立场来看,他们所需要的理论形态已根本不再是任何“哲学”,而只是具有“科学”与“实践”意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基于这一认识,恩格斯才在《反杜林论》中提出:“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后来,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也一再重申这一“哲学终结”的思想,即“全部哲学也就完结”或“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的思想。
明了上述情况,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不应再把马克思哲学变革以前的一些早期文本作为解读“哲学终结论”的依据。当然,有关论者也并非完全不引用马克思哲学变革以后的文本(包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然而,他们并没有看到这些文本的思想观念已经和此前文本的思想观念有了本质区别。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只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后的一些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才提出了“哲学终结论”,由此也才引发“哲学变革”。上述《为马克思哲学合法性辩护》的文章还提出:“马克思在1843年提出的观点”尽管是对“消灭哲学”或“否定哲学”所作的“特定理解”,“但它却奠定了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基调和立场,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履行这样一种对于‘哲学’的基本见解”。但问题在于,马克思1843年的观点就是“哲学终结论”或“科学共产主义”吗?如果不是,那它又怎样“奠定”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基调和立场”呢?1843年的马克思和1845年思想变革之后的马克思是具有同样的“思想基调和立场”吗?那样的话,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又体现在哪里呢?
二、马克思哲学变革或“哲学终结论”的本质在于以“科学”、“实践”取代“哲学”
把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或“哲学终结论”理解为“在‘消灭哲学’巾‘实现哲学…或理解为“重建哲学”、“新哲学样态置换旧哲学”等,这种认识在我国理论界相当普遍(当然这种认识也有历史根源,可追溯到恩格斯逝世前后一些理论家的认识)。但问题在于:这种认识是否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思想观点,或者说,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或“哲学终结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笔者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本质不在于“重建哲学”或“以新哲学取代旧哲学”,而在于以“科学”、“实践”取代“哲学”,以“科学共产主义”取代“哲学共产主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本质就在于提出“哲学终结论”,而“哲学终结论”的本质含义也不是指哲学在发展形态或发展特征方面的某种变革,而是指哲学形态本身的终结,即指哲学作为哲学的终结,,
下面,笔者再来探讨、阐释一下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或“哲学终结论”的本质含义以及所包含的基本内容。
首先,马克思“哲学终结论”的本意应是指哲学的“终结”而不是指哲学的“重建”。这一本意完全通过“终结”等相关词汇的含义体现出来。
“哲学终结论”使用的核心词是“终结”(英文“end”,德文“aufhort”),其基本含义是“完结”、“结束”、“终止”、“结局”乃至“死亡”、“毁灭”等。“终结”的这些含义都具有否定性,就是说,“终结”一词基本上是一个具有“否定性”的词汇。然而,国内一些学者却试图对其做出“肯定性”的解说,认为其“真实含义”并不是“终结”、“否定”哲学而是指“超越‘思辨哲学”’或“新哲学置换旧哲学”,或是指哲学的“完成”、“实现”。这样一来,“终结”一词也就被解说成了一个具有“肯定性”的词汇了。然而,这种“肯定性”却并非“终结”一词的本义,因而也不可能成为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该词的本意。如果马克思、恩格斯有“超越”、“重建”、“实现”哲学或“创建”某种“新哲学”的意图,那么,他们也完全可以使用“超越”、“重建”、“实现”、“创建”等一类具有肯定性的词汇来表达这一意图。但事实上,他们在哲学变革以后从未使用过这类词汇来论述哲学,这只能说明他们并没有上述意图。当然,我们在这里也确实需要“辩证思维”(否则就是“缺乏辩证思维的头脑”,但“辩证思维”却并不在于一定要对“终结”一词做出“肯定性”解说,而是在于“终结”一词本身就有一个与之“辩证”对立的反义词即“开始”(英文“begin”,德文“beginnt”)。
“开始”一词才是一个包含“肯定性”的词汇。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本的语境与观念中,“开始”的又正好不是“哲学”而是“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在这一论述中,“思辨终止”(即“哲学终结”)与“科学开始”,“意识的空话”将终止,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等句式,都具有很严格的逻辑上与语义上的对应性,而这一论述的核心含义也正是指“哲学终结”与“科学开始”。至此,这一已具有“现实性”的“辩证思维”的句式也就完全取代了1843年那种在“现实”中既“消灭哲学”又“实现哲学”的“思辨”句式,而随着马克思本人那种“思辨”的“终止”,“哲学终结论”也就宣告形成。在上述论述中,马克思对“哲学”与“科学”特性的看法也跃然纸上,“哲学”即是“思辨”,即是“关于意识的空话”,因而“将失去生存环境”,而“科学”或“真正的实证科学”则是“真正的知识”,是对“现实的描述”,因而将把哲学“取而代之”。至此,“哲学”和“科学”已具有完全的对立性质而鲜明区别开来。也因此,“哲学”也就不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而只可能在“现实”中“终止”。在上述论述中,“哲学”与“科学”、“思辨”与“实证”、“意识的空话”与“真正的知识”以及“终结”与“开始”等也都是反义词,而马克思使用“终结”一词也完全是在其本来的“否定”意义即“终止”的意义上使用,并没有附加任何其他含义。马克思的态度无疑是一种“否定哲学”、“肯定科学”的态度,并没有体现出任何“重建哲学”、“实现哲学”或以“新哲学置换旧哲学”的意图。我国一些学者试图赋予“终结”一词以肯定性含义并从中解读出对“哲学”的“肯定”或“否定之否定”(即“马克思‘消灭哲学’的论断必须从否定之否定的角度理解”),其结果也就违反了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该词的本意。
孙亮博士与笔者商榷的文章题为《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终结论”者》,但他并没有明确说明马克思究竟是不是“哲学终结”论者。从逻辑上说,如果马克思是“哲学终结”论者,那也只能是在“终结”一词的本义或原意上而成为“哲学终结”论者,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终结论者”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马克思是“哲学终结”论者,那也只能是在“哲学终结”的真正意义上是“哲学终结”论者,而不可能在任何其他“意义”上成为“哲学终结”论者。可见,孙亮等同仁一旦赋予“终结”一词以其他“意义”。就不可避免地在对“哲学终结论”的理解上陷入矛盾与含混。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终结论”的基本含义或主要路径是指“哲学”将消失在“科学”亦即“实证科学”的发展之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或“实证科学”的发展终将取代并消解“哲学”,“哲学”终将会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而消亡。应该看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和观念中,“哲学”(“philosophy”)和“思辨哲学”(“reasoningphilosophy”)是两个同义词,这是因为“哲学”本身即具有“思辨”性,因此,“哲学”或“全部哲学”在基本性质上也不可能不是“思辨哲学”。也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这两个概念是通用的,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同样,在他们的语境和观念中,“科学”(“science”)和“实证科学”(“positivescience”)也是两个同义词,这是因为“科学”本身即具有“实证”性,因此,“科学”或“全部科学”在基本性质上也不可能不是“实证科学”。也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这两个概念也是通用的,二者之间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在这里,实质性区别只发生在“哲学”与“科学”之间。在其语境中,“哲学”或“思辨哲学”与“科学”或“实证科学”才构成一组具有对立性质的反义词。,上述语词上的“同义性”及“反义性”关系表明,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思辨)哲学”的“终结”与“(实证)科学”的“开始”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把“哲学”和“科学”区别开来。
国内一些学者忽视了上述语词的确切含义,从而也忽视了“哲学”和“科学”的本质区别。例如,有的论者就把马克思转向“科学”的态度说成是一种“哲学的态度”,认为“这里的‘实证科学’实际上是马克思面对自己已经废弃的‘思辨哲学’提出了自己‘新哲学’的要求”,“这就是说,
‘实证科学’在这里仅是一种哲学的态度”。很多学者还对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的“实证科学”的概念是否具有“实证性”表示怀疑。孙亮博士也提出,马克思所使用的“实证科学”概念“是不是西方文化范式下的‘实证科学’呢?即我们理解的经验性与实证性呢?”此外,也有学界同仁对马克思所使用的“真正实证的科学”一词做出“语义学考释”,并提出“‘真正实证的科学’并非实证科学,‘实证’应理解为‘现实’、‘实际’、‘实践’等,‘科学’也不是现代分科科学,而是德国哲学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当然,这里不排除马克思所讲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和孔德所讲的“实证科学”以及“现代分科科学”具有一定区别。孔德的“实证科学”(即他所说“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当然表示一种更纯粹的具有“实证性”、“经验性”的“科学”,而所谓“现代分科科学”实际上也是具有这种“实证性”的“科学”。相比之下,马克思所讲的“实证科学”确实趋向于“现实”、“实际”、“实践”,也更重视科学的统一。也因此,马克思才有理由认为自己所讲的“实证科学”更为彻底,更富有“实证科学”意义,因而是“真正的实证科学”。但问题在于,“真正的实证科学”也仍然属于“实证科学”而并不属于“哲学”,它和一般“实证科学”以及“现代分科科学”的差别也只属于“实证科学”内部的差别,也未超出“实证科学”作为西方近代以来一种文化潮流而发展、演进的历史范畴。马克思、恩格斯不赞成孔德“实证主义”的许多具体主张,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也不赞成一般“实证科学”(或“现代分科科学”)发展的潮流,当然也不等于说他们可以不受其历史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一再使用“科学”、“实证科学”、“历史科学”等概念的根本意图也不在于要和法国孔德的“实证科学”划清界限,而是要和德国“思辨哲学”亦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分道扬镳。也因此,马克思所使用的“真正的实证科学”、“真正的知识”等概念,也就具有与“思辨哲学”相对立而与“实证科学”相一致的性质。在恩格斯后期的一些著作中,“实证科学”概念出现的频率更高了,并且通常也不再加“真正的”一词来修饰。但其与“哲学”或“思辨哲学”的对立性却也照例显示出来。
上述学者强调马克思“唯物史观”具有“现实”、“实际”、“实践”等性质也是对的,而这些性质和单纯的“实证科学”的“实证性”也确实有所不同。然而,这一区别对于“实证科学”本身来讲又仅仅是一种内在区别,这一区别一旦被置入“哲学”与“科学”两大领域划分的大框架,就会退居其次而不再显示任何本质意义。就“实证科学”与“思辨哲学”两大领域的特性与划分以及“唯物史观”的基本性质而言,“唯物史观”也只能被划归为“科学”而不应被划归为“哲学”。也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才明确地把“唯物史观”视为并称为“科学”、“历史科学”而并不称为“哲学”或“历史哲学”。也有论者提出:“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理解为具有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论或历史理论,而应主要理解为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品性不容否定”。但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首先明确地把历史唯物主义定性为“历史科学”,即定性为“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而从未将其定性为“哲学”或“历史哲学”。因此,“唯物史观”所具有的“现实性”、“实践性”也就理应理解为是“实证科学”所具有的“实证性”、“经验性”的某种发展、演进,而不应理解为是对“实证性”、“经验性”以及“实证科学”本身的根本否定。再就一般用语来看,《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大量使用的“纯粹经验的方法”、“经验的观察”、“经验的事实”、“对现实的捕述”、“各种现实的科学”等用语,也无一不带有实证科学或经验科学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唯物史观”在本质上是“对现实的描述”及其对这一描述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然而,“对现实的描述”及其“概括”也并不等于“哲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正是“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这就是说,强调“现实”、“实际”、“实践”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在本质上也仍然是“实证科学”而不是“哲学”
马克思使用“真正的实证科学”概念并建构具有其性质的“唯物史观”也正宣告了“哲学”的终结。
那么,“德国哲学传统意义上的科学”是否就是指“哲学”而不是指“科学”呢,而马克思对“科学”概念的用法是否还和这种“德国哲学传统”一致呢?在德语中,“科学”与“哲学”概念均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而“科学”(“wissenschaft”)在广义上是泛指一种认识、求知的活动,其范围要比英语、法语的“science”广泛得多,由此,德语的“科学”概念也就可以包含“哲学”,而“哲学”(“philosophie”)也就可以被视为一种“科学”。也正是在此宽泛意义上,一些德国哲学家例如康德、黑格尔就曾把“哲学”称为“科学”、“思辨科学”或“思辨的科学”。但是,在德语中,“科学”和“哲学”概念(既然作为两个概念而产生)也同时具有狭义的用法而区别开来。在德国哲学家看来,“哲学”的本性就是“思辨”(“Spekulation”),因而“哲学”就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而“科学”的本性就是“实证”(“positive”),因而“科学”也不可能成为“哲学”。这就是说,在“德国哲学传统”中,“科学”在狭义上也并不包含“哲学”,也和“哲学”具有确定区别。也因此,在康德、黑格尔的论述中,也就同时包含着对二者的狭义用法(在狭义上他们也从未将“科学”视为“哲学”)。就是说,虽然德语中的“科学”与“哲学”概念具有两种含义乃至某种含混性,但德国哲学家真正关注的也不是广义用法而是狭义用法,借此他们才可能表达关于哲学的思辨本性及其与科学区别的思想。其后,到马克思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当他再使用“科学”及“哲学”概念时,应该说,就已经完全是在狭义上使用了。国内有学者已经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所使用的“科学”概念“显然是对德语‘科学’的外延大大限定之后的概念,基本上同于英语的‘科学’(science)”,“马克思在使用狭义的‘科学’时,往往同狭义的‘哲学’对举,而这正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也因此,马克思也就不再把“哲学”笼统地称为“科学”或“思辨科学”,同时,也不再把“科学”视为包括“哲学”或“思辨哲学”。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用法已非常严格,和“德国哲学传统”的笼统用法已有重大区别。
历史地看,“哲学”和“科学”概念在西语中的广义与狭义用法,也正源于二者在历史上从统一到分化不断演进的事实。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时代,科学和哲学还保持某种原始的综合统一性而没有明确分化,因而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也就显得十分宽泛与含混(当然,即使这样,“哲学”和“特殊科学”的区别也已经在譬如亚里士多德那里表达出来)。而在近代科学发展初期,科学和哲学也尚未完全分化,因而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也就仍带有某种宽泛性与含混性。只是随着17-18世纪西方科学的迅猛发展以及科学与哲学的日益分离,随着19世纪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思潮的日益扩展,“哲学”与“科学”概念在语义上的宽泛性与含混性才日益被扬弃、被矫正,而二者的确定区别也才日益彰显。由此,“哲学”和“科学”概念的狭义用法也才可能先后在英语、法语及德语中推广开来并趋于一致而不再具有本质差别。也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其19世纪中期及后期的德文写作中,也就可能不在一般宽泛意义上使用“科学”与“哲学”概念,而是完全转到在其狭义上使用了。
这就是说,“德国哲学传统”意义上的“科学”概念确实具有某种宽泛性而可以包含“哲学”,但马克思使用的“科学”概念却已不再具有这种宽泛性。这一区别的产生,又源于马克思的哲学观念的变革,因为这一变革也正在于要同这种“德国哲学传统”决裂并实现向英国与法国的“实证科学”或“经验科学”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总的结果就是提出“哲学”的终结。
再次,马克思“哲学终结论”的深层含义还在于以“实践”取代或消解“哲学”。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变革以后文本的语境与思想中,“实践”和“哲学”也是具有完全不同性质与意义的两个概念,“哲学”的根本性质是“意识形态”,哲学是一种理性的思辨活动,其基本功能在于“解释世界”,而“实践”的根本性质则是“物质力量”,实践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其基本功能在于“改变世界”。1845年春,马克思在发生思想变革之际已经认定:“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就是说,“哲学”作为一种理性的思辨活动根本不可能“改变世界”,只有“实践”作为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才能“改变世界”。因此,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也就不像我国理论界所长期理解的那样是在阐述“新哲学”和“旧哲学”的区别,即“旧哲学”只能“解释世界”,而“新哲学”或“新唯物主义”才能“改变世界”。事实上,马克思的这句话是在阐述“实践”和“哲学”的根本区别,是在说明“哲学”或“哲学家”只能“解释世界”,只有“实践”作为一种革命的物质力量才能“改变世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念中,“实践”也根本不再具有任何“哲学”或“本体论”的意义,而是一种与“哲学”或“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革命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因此,马克思这句名言的本意也就是要用“实践”来拒斥与消解“哲学”。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许多批判“哲学”、否定“哲学”的论述,其本真含义也都不是要以“新哲学”批判或否定“旧哲学”,而是要以“实践”本身来否定与消解“哲学”,即以“实践”来“终结”哲学。
国内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概念,就是马克思用来标志自己“哲学”或“新哲学”的概念。实际上,这种认识也是一种误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在马克思的观念中,由于“实践”的特性已完全不同于“哲学”,因此,按照思想的一贯性,这里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也就不可能还是指“哲学家”,而只可能是指与“哲学家”完全不同的“革命家”即“共产主义者”。也因此,“实践的唯物主义”也就不可能还是指任何“哲学”或“新哲学”,而只应当是指与任何“哲学”乃至“新哲学”(这也不过是“哲学”的某种新形式)都不同的“实践”活动,亦即马克思所说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的“共产主义”运动。
这就是说,“实践的唯物主义”也就不再是指“哲学”而只是指“实践”,即指“实践”领域内的“共产主义”运动。这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唯物主义”也不单独是“哲学”领域内的一种称谓,而更是一种“实践”活动,在“实践”领域内就有“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亦即“共产主义”)。因此,笔者认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概念的提出,在本质上也就宣告了一切“哲学”乃至“哲学共产主义”的终结。
第四,马克思“哲学终结论”的更深层含义还在于以“科学共产主义”取代“哲学共产主义”。与马克思早期在“哲学观”上还抱有既“消灭哲学”又“实现哲学”的思辨观点一致,也与马克思早期在“实践观”上还抱有“实践”与“哲学”(即“思辨哲学”)在本质上统一的理念一致,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在“共产主义”理论上也还没有脱离思辨哲学的基地,他们曾一度信奉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共产主义”,亦即“哲学共产主义”。
恩格斯在写于1843年lo月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曾明确阐述了“哲学共产主义”的概念及其理论特征。他指出,与英国人通过“实践”、法国人通过“政治”达到共产主义不同,“德国人则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他还指出,“虽然各邦政府想尽办法要扼杀哲学共产主义,可是它在德国可以说已经永远确立下来了”。恩格斯还高度赞扬“德国人是一个从不计较实际利益的民族”,“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轻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正是这样一些品质使哲学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取得了胜利”。
可以看出,“哲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德国“哲学”为理论基础而对“共产主义”做出抽象的或思辨的理论论证。实际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也正是对这种“哲学共产主义”理论形态所做出的最为充分也最为成熟的阐释与论证,由此也使这一理论形态达到高峰。由于“哲学共产主义”在本质上还是以“哲学”为思想基础来构想、引申并论证“共产主义”,因而它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所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后者的理论基础是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而前者的理论基础则是仍属于“思辨哲学”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马克思那时还高度赞扬费尔巴哈,认为正是费尔巴哈哲学为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8月曾写信给费尔巴哈,信中写道:
“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
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
但到1845年春,马克思就开始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其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批判费尔巴哈哲学以及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由此也就最终舍弃了这种独具哲学思辨特性的“哲学共产主义”而转变到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科学共产主义”。我们可以认为,这一由“哲学共产主义”到“科学共产主义”的最终思想转变,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终结论”的深层本质。
综上所述,马克思“哲学终结论”在本质上并非是指哲学形态的变革与重建,而是指“哲学”本身在“科学”、“实践”以及“科学共产主义”中的终结与消解,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实际上是一场对“哲学”的全面而彻底的革命。如果说,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正本质在于提出“哲学终结论”,那么,“哲学终结论”也就构成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根本内容。因此,人们对“哲学终结论”的误解也就同时是对马克思哲学变革本质的误解。
三、理解“哲学终结”论的关键是把“哲学”和“科学”区别开来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哲学终结论”的思想前提就是确认“哲学”的“思辨”本性进而与具有“实证”本性的“科学”区别开来。相比之下,一些学界同仁之所以产生对“哲学终结论”的误解。其认识根源也正在于缺乏对“哲学”本性及其与“科学”本质区别的认识。
事实上,“哲学”究竟是什么,“哲学”和“科学”究竟具有何种区别,在国内一些学者那里也还缺乏明确的认识。例如,在一些论者看来,“哲学”的最重要的特征和功能就是“世界观”,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也在于“承接了哲学的世界观功能”并“开启全新的世界观”,因此,“马克思没有‘终结’‘全部哲学’,而是在‘人类解放’使命下肯定并保留了‘世界观”’。但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念中,“世界观”在其合理形态上(亦即在作为“全新的世界观”的意义上)也仅仅是“对现实的描述”,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因此,“世界观”也就仅仅具有“科学”的意义而并不具有“哲学”的意义。也因此,恩格斯才说:“现代唯物主义……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
由于“哲学”和“世界观”复有区别,因此,即使马克思“肯定并保留了‘世界观…或“开启全新的世界观”,也并不等于“保留”或“开启”了“哲学”。毋宁说,这也意味着哲学的终结。这就是说,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作为“哲学”的“世界观”也是有本质区别的,而前者的产生也就意味着后者的终结,即意味着作为“世界观”的“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哲学”也被驱逐出“世界观”领域。
所以,哲学和科学的区别并不在于“哲学”是一种“世界观”(“科学”也是一种“世界观”),而在于哲学具有自身的形上本性从而能够对一般“世界观”做出反思与批判,哲学一旦失去这种“反思”、“思辨”与“超验”的形上本性而转到“现实”、“实际”、“实践”领域,哲学也就不再成其为哲学了。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认定哲学具有“思辨”本性也完全符合“哲学”的实际发展情况。古往今来,“哲学”在本性上也确实是一种具有“思辨性”、“超验性”的“形而上学”。而近代以来在西方产生的“科学”(在与“哲学”相对的意义上)则是一种具有“经验性”、“实证性”的“形而下学”。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易传・系辞上》)可以说,“哲学”和“科学”的根本区别也正在于“形上”与“形下”的区别,本来意义上的“哲学”也只能是一种以超验的逻辑思维和理性论证为基础、方法与形式的“形而上学”。
事实上,认为哲学具有形而上学的本性、哲学即是形而上学,这也几乎是西方所有哲学家的共识(是否赞成形而上学是另一回事)。
譬如,海德格尔就明确写道:“哲学即形而上学”,“关于哲学之终结的谈论却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完成”。海德格尔也从“形而上学”之被“颠倒”来阐释“哲学的终结”和马克思的“哲学变革”:“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
国内同仁在与笔者商榷的文章中也引用了海德格尔有关“哲学终结”的一些论述,但又认为:“哲学只能‘从此一位置到彼一位置’,不可能有真正的终结。新哲学样态置换旧哲学,这也是马克思哲学所完成的变革”。…其实,海德格尔所说“从此一位置到彼一位置”也不是指“哲学”单纯的位置变迁,而是指“哲学”转变为“科学”。在海德格尔那里,“哲学”和“科学”也是有确定区别的:“哲学”正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科学”则是“起源于哲学的诸科学”,而“哲学的终结”就是指“哲学转变为关于人的经验科学”或“哲学消解于被技术化了的诸科学”。海德格尔把这种“终结”或“消解”也称为“完成”,意即哲学“已经在社会地行动着的人类的科学方式中找到了它的位置”。在海德格尔那里,“终结”、“消解”、“完成”、“位置”(即“从此一位置到彼一位置”)等用语都是指“哲学”转变为“科学”,亦即“哲学”消解或终结于“科学”(这和马克思“哲学终结论”的意思也完全一致),而并没有什么“新哲学样态置换旧哲学”的意思。
总之,哲学即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消解就意味着哲学的终结。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本质即在于以“科学”、“实践”来消解“哲学”的形上本性而宣告哲学的终结,并以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及“科学共产主义”来取代“历史哲学”及“哲学共产主义”。无论我们对此哲学变革做出怎样的价值评价,但这一变革本身的事实、确切含义以及在哲学史上的意义,却是理应准确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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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践观的含义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具体实际；结合； 机制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l(2007)05-0017-05
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验和根本原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以此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然而，如何实现这种结合，其中包括哪些机制和环节，人们至今研究不够。本文对此作一初步分析。
一、结合的构成：“一主两翼”的“三维”结构
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的结合是一个行为过程，包含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具体实际三个基本要素。它以实践主体为现实中介，统摄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两个侧翼，其中，具体实际是对象或“标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思想武器”或工具。可称为“一主两翼”的“三维”结构。我们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的结合，就要深入把握其中的“两翼”和“一主”问题。
(一)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
我们要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指的是什么?这是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包括他们所有的观点和论断)，以及在这个理论体系基础上的丰富和发展(如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前者可称为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则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笔者曾多次提出，如此认识马克思主义是十分不够的。关键是弄清谓之“第三种含义”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程》中所规定的、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谈起。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包括众多组成部分。但是。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不会同等重要，像其他一切系统一样，也是分层次的。可以把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区分为三个层次：层次――具体结论以及个别论断，中间层次――基本原理。核心层次――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们是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递进关系、“同心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在具体结论之中，而世界观和方法论则是贯穿和统率所有这些基本原理以及具体结论的精髓和灵魂。
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其科学内涵应当是指马列学说中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并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亦即普遍真理。、邓小平都多次表达过这个思想。事实上，也只有这种普遍真理性质的东西，才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拥护，才能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最终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而且，具体实际千差万别，唯有普遍真理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对它们普遍发挥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主要是指其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它们总体上都属于普遍真理的范畴，而且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之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用中国语言概括，就是实事求是。其次是指由其前者展开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般地说，这些基本原理都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都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因此，在总体上应当继续坚持，但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当然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不能简单套用到我国今天的现实中来。因为我国现实情况与马克思当年提出这些理论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必须有新的认识。这就是说，普遍真理也具有相对性和条件性，总是一定层次、一定范围的普遍适用，而且是有条件的，不能忽视条件。在这方面，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有大量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进一步说。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的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其中的每一个人)谋利益。其中，尊重客观规律是前提和基础，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其中的每一个人)谋利益，则是核心和目的。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真理和价值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谓“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应是忠于科学、忠于人民，而不是忠于哪一个人及其语录。坚持了这个基本精神，就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也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含价值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的核心含义。由此也可看出。一切反映客观规律、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要求的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是同马克思主义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保持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注意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成果。
总之，与具体实际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是指作为个人学说的马列主义中的普遍真理。亦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由其展开而来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不是“具体政策”，也不是通常的“上级指示”。更不是法令，不是简单的执行问题，而是指导问题：它提供基本理念、大的方向和基本原则，而不可能提供具体结论和答案。
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那些具体结论和个别论断，通常是对当时条件下特殊问题的应答，一般不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不宜不顾条件。把其中哪一条直接照搬过来说成是指导思想。
(二)明确二者结合的承担者和中介是实践主体
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还有一个关键问题：谁去“结合”?不能“见物不见人”，实践的人是唯一的主体。在一定意义上，“主体”相当于语言中的“主语”。“主语”不清，语言不通；而“主体”不明。则“结合”难行。
实践主体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合部、中介：马克思主义要靠这个主体去掌握和运用；具体实际同样要靠这个主体去认识和改造；二者的结合更要靠这个主体去实施，并且就体现在这个主体的实践过程中。所以，这个主体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关键和支点，担当着实现二者结合的重大责任。我们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各种要求。实际上都是对这个主体的要求，都要靠这个主体去落实，都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起作用。
实行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体，包括个人与组织(集体)两种基本类型。不过，他们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区别。例如，个人包括普通共产党员、一般干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等层次，组织也包括基层组织、地方组织和中央组织等等。而且，他们还具有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等区别。但这是这类主体内部的差别。这类主体的
共同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基本观念。愿意在讲究科学的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才是这类主体区别于其他主体的特质。
至于“一主两翼”中的另“一翼”即具体实际问题。本文放到第三部分论述。
二、结合的前导：把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主体素养
人们在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恐怕很少自觉想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简单对号入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起作用，基本途径是内化为主体的素质和修养。这就是说。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的结合，首先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实践主体的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主体的素质和修养。假如主体不了解、不熟悉、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或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科学，那么，是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的正确结合的。
由于马克思主义建立在批判审查和吸收人类已有的主要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所以，这种内化，就是努力用人类全部文明成果充实和丰富主体自身，正如列宁所说：“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而其中的重点，则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转化为主体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两个层面。
(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转化为主体的思想方法
马克思主义首先具有一般方法的意义。我们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转化为思想方法，真正学会使用这个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包含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这主要是由实践观点而来的辩证决定论方法和实践标准，由生产观点而来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特别是生产力标准，由群众观点而来的群众路线特别是人民利益标准。由阶级观点而来的阶级阶层分析方法，由辩证观点而来的系统(矛盾)分析方法。由历史观点而来的历史主义方法，等等。它们的总和就是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认真研究和自觉运用这些方法(其中最基本的是三个标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
(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转化为主体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意义是提供科学合理的价值取向。我们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转化为品格、德性、价值取向。现在有一些人，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实际上的个人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可称之为口是心非式“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就居于核心地位的价值取向而言，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就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包括其中每一个人的合理利益，亦即实现“一切人”包括其中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着伦理的导向。不能把个人利益摆到适当位置上，没有一点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至多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思想方法主要是科学与否即真假问题，属于工具理性范畴；价值取向主要是好坏优劣、善恶美丑问题，属于价值理性范畴。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核心。这也是本文称之为上下有别的“两个层面”而不是并列的“两个方面”的原因。但二者又不能截然分开。这不仅因为离开了科学基础，价值取向就会发生偏差。离开了正确的价值取向，科学方法就会失去方向和意义；而且因为科学方法本身就含有一定的价值因素，正确的价值取向本身也包含科学方法的成分。
三、结合的起点：运用马克思主义搞清具体实际
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必须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把马克思主义同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才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理论才有意义。也只有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与丰富多彩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坚持、深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仅仅就基本理论谈基本理论，必然是抽象、空泛和一般化的，而基本理论一具体就深入，就生动，就丰富。
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的结合。首先表现在对具体实际作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把握。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结合的起点。这里有一系列思想方法正确与否的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也需要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系统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科学方法。
具体实际包括很多类别。例如，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实际，工作实际与思想实际，微观实际与宏观实际，现实的实际与历史的实际，主要的实际与非主要的实际，全面的实际与片面的实际。真实的实际与虚假的实际，等等。需要注意警惕的是，不要被虚假的实际、片面的实际以及非主要的实际等所蒙蔽。
具体实际不仅指物，而且包括人、人民群众的状况和要求；不仅包括本地的实际。也包括更大范围直至全球的实际；它包含诸多矛盾，而且处在一定历史阶段；还包括把人民群众如实地看作是实践主体，具有能动作用，如此等等。
具体实际是“立体的”、“动态的”，人们从不同角度特别是不同立场对它们进行观察，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把握具体实际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为它是从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角度来看问题。具有鲜明的立场和价值取向。这也是统一各种不同认识的基本准则。而对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观察所得出的不同认识，它们往往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这本身也是一种规律性。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自己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也注意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把握具体实际的基本要求是：客观、全面、深入。为此，需要以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有关经验(包括外国经验)为参照系，注意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切实搞清现状。包括现在所处的历史方位、发展方向和趋势等。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充分肯定成绩以坚定信心，更要摸清问题和困难，后者才是实践的主攻方向或重点所在。
把握具体实际的基本途径是调查研究。它一般需经四个步骤：调查(直接调查、间接调查)、比较(纵向比较、横向比较)、思考(多种可能性的分析和利弊权衡等)、检验(实际是新的调查的开始)。它们是相互衔接、不断深化的过程。这种调查研究，既可以是个体行为，也可以是集体行为，通常后者更为重要。
四、结合的过程：实践理念具体方案实际行动
在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素养。并且对具体实际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把握之后，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的结合。通常表现为前后相继的三个主要环节，即实践理念具体方案实际行动。这实际上也就是实现认识过程中从理论到实践之“第二次飞跃”的三个主要环节。
(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转化为主体的实践理念
实践理念是相对于理论理念而言的。如果说，理论理念主要是对长时段的、宽领域的实践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揭示的话，那么，实践理念则是在前者指导下对特定时段、特定领域实践的观念把握。它们都属于理性认识范畴，只是前者侧重于一般，因而
比较抽象，后者则较为具体，它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表现为特殊。后者更贴近当下的、现实的实践，更有操作性。实践理念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主体现在所处的具体方位、前进方向和目标、连接二者的道路或途径。它是指导具体实践的基本思路、战略或纲领。显然，实践理念对于当前的实践具有更切实、更直接的指导意义，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从一般理论到具体实践的中间环节。
譬如。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社会形态、技术社会形态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从渔猎社会到现代社会的一般发展趋势。属于理论理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小康社会及和谐社会论等)则属于实践理念。这些实践理念比较具体地回答了我们现在应当做什么和怎么做等问题。
当然，理论理念与实践理念的划分具有相对性。如果把实践当作底边，那么，各种科学理论呈现为三角形的分布。一般地说，处于三角形上层的理论。是适用于长时段的、宽领域的理论，属于理论理念，而处于三角形下层的理论，则是适用于短时段的、窄领域的理论。属于实践理念。这主要取决于它们同具体实践联系的远近，取决于它们与不同时空的实践的关系(适用范围)。例如，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具体实践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看作是理论理念，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则可以看作是指导当前中国发展的实践理念。再进一步说，各个地区、领域和单位进行具体实践的群体和个人，还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概括和提炼自己的实践理念，包括地区发展理念、单位发展理念、个人发展理念等。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发展观又成为对它们具有普遍指导作用的理论理念了。
(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转化为主体实践的具体方案
实践理念是指导具体实践的基本思路、战略或纲领，地位十分重要，但仅靠它又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能够直接操作的具体政策、措施、战术，包括突破口、重点、先后次序、具体做法，等等。这些，可统称为具体方案。这是理论向实践转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如果把实践理念比作一幅设计图的轮廓或框架，那么，具体方案才是这幅设计图本身。这样的设计图才是能够据以施工的图纸或制作的蓝图。
例如，多年来，我们一再强调“农村、农业、农民”即“三农”问题，形成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的实践理念。然而，却缺少落实这一理念的具体政策，所谓重视也大多停留在“口上”、“纸上”和“墙上”，被不少人戏称为“口号农业”。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和执行了减免农业税、增加农村投入等一系列政策，才使这一理念真正得以体现。再如。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人们大都比较重视基本理念层面。但成功的企业管理者知道，只有把它们具体化为能够操作的行为规范，它们才会真正起作用。又如。在西方国家的竞选中，合格的政治家虽然也要力求提出有新意的政治理念和纲领，但更重要的是提出体现这些理念或纲领的具体政策。如减少税收、增加工资、改善社会保障之类举措。只靠理念和纲领不能真正改进选民的福利，不会赢得多少选票，不可能当选总统或议员。
(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转化为主体的实际行动
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改变世界。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而以上的实践理念和具体方案尽管不可缺少，但均未超出主观思想的范围，它们是实践的准备，但还不是实践本身，它们不能使客观世界发生任何改变。要改变这个不尽如人意的世界，必须把它们转化为主体的实际行动，扎扎实实地付诸实施。能否付诸行动，正是卓有成效的实干家与只知“纸上谈兵”的书呆子之间的根本区别。在能否改变世界的意义上，马克思甚至强调：“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理论、行动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只说不做，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现在，我们的事业总体上正在健康发展。但是，多年来，也有一种不良现象，就是口号太多。空话太多。仅仅是口号、“说法”、“嘴上功夫”。而不是“做法”、“活法”、实际行动，一些人整天在“怎么说”上下工夫，而不是在“怎样做”上用气力，只是停留于“解释世界”，甚至连“解释世界”也谈不上，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注重改变世界的主张。
科学实践观的含义篇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价值观 历史唯物主义
科学发展观在继承前人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基础上，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升华，包含着真理因素，进一步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深刻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的问题，集中体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历史生成
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长期以来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特殊规律认知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也不能落后于历史阶段。我们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对发展问题的认识，都是与当时在实践中面对的问题相联系的。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审慎的科学态度，果断地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同志在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中国“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叫发展”，“怎么样发展等问题，以实践为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对发展的观念、发展的全面性、发展的质量、发展的模式、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这些来自于实践的重要思想理论成果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丰富实践，是科学发展观形成和提出的直接来源。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作出理论概括，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
二、以人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的全新境界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域中，“社会”或“历史”就是人的价值选择过程及其结果，并提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科学发展观认识到，正是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的价值选择活动，创造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也正是人类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价值选择活动，创造了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规律。当代社会的全面发展规律、协调发展规律和可持续发展规律，更是人们对公正、平等社会，对美好、幸福生活的价值追求，以及为此所进行的价值选择活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脉相承的，是由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价值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三个价值维度构成的价值规范系统，是一种全新价值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
中国的一切发展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也是为了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恩格斯曾说：“我们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充分的自由。”马克思曾指出：未来的新社会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的一种经济形态”。在此基础上，科学发展观认为，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的多方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除经济和物质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对人的精神动力和思想道德素质方面的要求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于唯物史观基础上提出的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践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把人民比作“上帝”，当成自己最好的“先生”；平把人民比作“母亲”；江泽民提出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条主线，是我们党科学运用唯物史观，在新时期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从理论和实践的高度，还原了人应有的价值地位。这条价值主线蕴涵着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理念。要求我们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并将其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不断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价值诉求。
三、科学发展观是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
唯物史观认为，实践作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双向对象化过程，内含着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是人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即追求真理的过程；二是人类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即实现价值的过程。与之相关，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社会发展也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类社会发展是社会主体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的进程，即合规律的过程；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又是社会主体满足自身的需要、利益，实现其价值选择的过程，即合乎社会主体目的的进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融社会发展的科学维度与价值维度于一体，体现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实践过程。也正是从发展的科学维度与价值维度相结合的角度，科学发展观凝炼了发展的科学，凸现了发展的价值，完善了发展的思想。如果割裂了科学维度与价值维度的辩证关系则会陷入认识与实践的误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在学习上一定要把以人为本与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把握，在实践中一定要把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
科学实践观的含义篇6
可以指出，中国法学中的“科学式”努力，在过去的20年间是在两个向度上展开的。其一，在一类意识形态的宏观指引下，将法学知识变为“一般指引（指意识形态）与个别研究”关系中的具体“个别研究”。在此，法学知识所以称作“科学知识”，除了意识形态内容宏观普遍指引之外，主要在于具体“个别研究”的实证分析运作。[4]第二类向度，是希望摆脱某类意识形态内容的指引，试图直面社会中存在的各类法律现象（“法律现象”一词在此用来指称诸如法律制度、法律条文文字、法律活动、法律言说等等广义的法律文本），将法学知识视为有关社会法律实践的一类“不被有色眼镜过滤”的精确图解，并且，使法学知识成为客观的、中立的。这里，法学知识所以称作“科学知识”，仅仅在于其本身的观察、论述以及分析的客观中立。[5]
在不同向度上展开的这样两类“科学式”努力之间，可以发现，既存在着区别，也存在着相同。区别，是就对某类意识形态内容“产生一般性影响”的态度而言，应该说，这已日益显得并不十分重要；相同，是就两者都以为对社会各类法律现象这一广义文本的实证分析研究可以拥有“科学资格”而言，[6]相对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后文，我将不讨论某类意识形态内容的“一般性指引”问题。这一问题，与本文论述的主旨关系不大。我将深入研讨两类“科学式”努力的相同之处，即一种相信对社会各类法律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可以获得“法律科学知识”的观念。[7]
本文尝试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8]分析“法学科学性”观念的理论困境。通过全文的阐述，我将论证一个观点：具有普遍意义的所谓“科学”的法学知识是难以存在的，法学知识不可能成为法律现象的精确图解（即使是近似），法学知识正如法律现象本身一样，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产物，其可以而且只能、甚至应该成为社会法律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无法独立自身。不过，我需要事先申明：“法学知识无法成为普遍客观精确”的提法，即便不是“老生常谈”，也是“老调重弹”。[9]但是，“法学知识实为法律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提法，应该是极为鲜见的。而且，我的观点暗示了，在“法学知识无法普遍客观精确”的提法和“法学知识实为法律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提法之间，存在着重要的逻辑通道。前者论说的纵深推进（当然是方向之一），就是后者言述的自然浮现。我将提供一种可能是较为独特的论证进路以说明这点。这一论证进路的根本要点（集中在本文第二部分），在于将法律实践中“法律”一词以及其他诸如“宪法”、“刑法”、“民法”……等词汇的“探讨性”使用（后文对此将作详细解释）凸现出来，并经此，而且以此为根基，将法学知识谱系和实践中法律知识[10]谱系置于同一平台，使两者在重要意义上呈现为同一事物的同一方面。[11]同时，我将某些其他论证要点（相对而言不是根本性的）最终嫁接于这一根本要点，从而，在另外方面，展现渐次深入的论说层次。我还需事先申明：因为“科学”一词的使用在人们通称的社会科学中已成惯例，而且，“科学”语汇使用以及“科学意识形态”运作的成效，在除法学以外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12]是本人现有知识和分析能力所不能把握的，所以，本文的论证，将仅仅限于法学与法律的语境。我相信，社会科学各科之间可能存在着共性。但是，我的确认为，而且将要深入阐述，法学知识的独特根基与秉性，极为可能使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无法分享“科学”这一荣誉（除非对“科学”一词作出另外的界定说明，比如“仅仅进行精湛的理论分析就是科学的”）。我无意攻击社会科学学术中“科学”一词的有益使用，我的目的，仅仅在于瓦解法学语境中的“科学主义”。[13]
当然，在分析论证“科学式法学知识”观念的困境之后，我将进一步指出，法学知识的道路究竟是怎样的，其真正作用究竟何在，以及抛弃法学“科学主义”将会导致怎样的社会法律实践的积极意义。
一
就今日人们较为普遍接受的法学范式（paradigm）而言，法学知识，可以分为历时法学和共时法学。历时法学，是针对我们称为“研究过去时序中存在的法律现象的学术运作”而言的。共时法学，通常来说，是针对我们称为“研究任何时序（主要是当下）中存在的所有法律现象及其共性的学术运作”而言的。历时法学，在我看来，一般表现在诸如“法律史”、“历史法律现象个案分析”之类的学科言述之中。[14]而共时法学，则一般表现在诸如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等等具有某种阶梯表象的分门别类的或者诸如“现存法律现象个案研究”的学科言述之中。当然，“历时”与“共时”，是就学科研究的时空及对象的学术模式而言的。在实际存在的“法律史”、“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法律现象个案研究”等等学术文本中，我们均可发现“历时”与“共时”这样两种模式彼此共存。[15]
下面，我先讨论历时法学中的问题。在讨论中，我在细节上先瞄向其中的“研究对象”问题，后转向其中的“研究主体本身局限”的问题（当然，应该说，两者是相互联系的）。
在历时法学中，首先，人们时常会发现一个带有根本性“争议”的困难问题：何种被称为“法律现象”（或者具体来说“宪法现象”、“刑法现象”、“民法现象”……）的个体，可以被归入研究对象之中？从任一角度，我们均可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被称为法律现象的个体已是浩如烟海（在此假定对“什么是法律现象”没有争议），以至无法全部归入研究对象系列之中，而且，所有历时法学文本都是在特定而有限度的描述空间中展开的，具有特定论题，这样，在某一历时法学的研究文本中，为什么某些法律现象个体具有被陈述的“合法”资格，而另些却被剥夺了？如果我们认为，被陈述的“合法”资格，取决于法律现象个体本身的重要性，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或者依据什么声称其本身具有重要性？这样一种理由或依据是谁提出的（当声称某物某事“本身具有重要性”时，其实正是有人在作出陈述），何以“这个人”（或群体）提出的理由或依据具有权威性？如果我们认为，权威是大家认可的，同时，权威的依据是大家制定的，那么，我们必将面对进一步的追问：这个“大家”是指哪些学术主体，在什么意义上其被称之为“大家”？毕竟，从事学术研究的主体是众多的，尤其在打开具体时空的条件下，学术研究主体的数量谱系是开放的，而且，学术研究主体之间总会出现不同的意见。“大家”的概念界定，显然无从根据。同时，如果考查历史时序中不断展现的历时法学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时常赋予不同法律现象个体以不同的重要性，甚至“合法”资格的有与无。[16]历史的变迁，总在导致此处言及的“重要性”的变迁。历史上某一时期的学术主体，的确没有而且也不会，被前一时期的学术主体对“重要性”的认定所束缚，正如现在的学术主体，没有而且也不会，被此前的学术主体的认定所束缚一样。接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重要性”的意识是因人而异的？如果可以认为，那么，如何进而断定某人的“重要性
”意识的确是重要的，而他者是次要的？不仅如此，在另一方向上，我们还可以追问：“重要性”的含义是什么，重要意义是从何种角度而言的？[17]……可以觉察，这样的追问是可以不断展开的，而且，方向总会导向怀疑性的道路。这就的确使我们有理由怀疑某一法律现象个体被赋予“陈述资格”的所谓“客观性”、“准确性”。[18]
其次，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能提出更为前提性的疑问：为什么一些个体被称为“法律现象”，或者“宪法现象”、“刑法现象”、“民法现象”，[19]等等，另外一些个体不被称为？这一方面的困难，要比前面阐述的困难更为严重，更为根本。我们显然可以提问：划分“是否属于法律（宪法、刑法、民法……）现象”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认为标准是“法律（宪法、刑法、民法……）的概念”，那么，被使用的某一“概念”何以具有权威？如果认为某一概念的权威来自某一专家的权威意见，那么为什么这一专家的意见具有权威性？假定认为，不论概念本身的权威还是专家的权威，均来自大家的普遍认可，那么，我们又能够根据什么方法什么统计数据认为古今中外的“大家”有这样的普遍认可？[20]此外，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历史主体对“法律（宪法、刑法、民法……）的概念”，可能具有不同的看法，今人认为“是属于法律的”，在他们那里，可能会有相反的意见。反之，他们认为“是属于”的，今人则可能并不赞同。[21]还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今人和过去的历史主体也许根本对“法”或“法律”等词，“宪法”、“刑法”、“民法”……等词，具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其用来所指称的对象，完全是不同的社会现象。[22]或者，即使今人和历史主体似乎都在探讨同一社会现象，他们依然可能使用了不同的语词来展开各自的文本叙事。[23]实际上，当我们不断穿行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学文本时，我们时常可以感到“相互对话的困难”，因为，不同语词的用法和相同语词的不同含义，时常构成了对话的“障碍”。在法学语境中，对话障碍的首要者则是“法律诸概念”上的意见分歧。在这一问题上，有人也许强调词典或辞典的重要意义。然而，词典或辞典的存在，我们必须注意到，极为可能同样是无济于事的。在法学中，词典或辞典的描述论断，其本身就是法学文本的一种表现方式。正是所谓的“权威”，或者“某些大家”（实际上是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大家”）相对的共同认可，使词典或辞典的权威话语的“合法性”得以出现。一旦历史语境发生了变化，“权威”、“某些大家”的呈现形态便会发生变化，词典或辞典的权威性，也会发生变化。[24]换言之，词典或辞典中的解说，其本身在另类语境中自然就会遭遇另类“他者”的质疑，甚至替代。词典或辞典，其本身并不因为是“词典”或“辞典”，而具有了所谓永恒的语词指称的意义。于是，“法律诸概念”本身，以及以其作为叙事基础衍生的历时法学理论，其中所存在的所谓超越具体时空的“客观权威”，便是动摇不定的。
再次，历时法学的运作，是一类“档案”工作。档案工作的首要任务，在于收集标识“过去存在”的历史证据。历史证据的有与无、多与少，显然，会影响直至左右历时法学的定案操作。这里，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在于人们时常可以感觉到的所谓新证据的呈现与挖掘一类定案结论这一过程，而这一过程，使人们有理由怀疑定案根基的稳固性；另一方面，则在于作为历时法学研究的“档案员”，根本无从知道所需用来定案的真实证据在过去时序中到底有多少，因为，历史证据的遗留，总是依赖人为的因素或者其他偶然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无形中完全可能对所有过去真实存在过的证据，发挥了筛选、剔除、改造、变换等等重塑对象的作用。[25]深而言之，当某些被称为“历史证据”的“文本”、“物证”、“传说”出现在“档案员”面前，首先会使其感到困惑（如果他或她有足够的反省警醒意识）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文本、物证、传说得以存留，而其他可能存在的文本、物证、传说却失散、消匿以至无影无踪？这一问题显然不是假问题，相反，是必须直面的而且需要应对的真问题。毕竟，我们至少可以从当下各类正在发生、呈现、展示的与我们共时存在的周边事物事情的“存留境遇”中，发现这一问题的真实意义。能够想见，在今日，我们称之为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等社会法律实践以及对其思考、认识、赞扬、批评、“失语”而产生的各种现象存在中，究竟有多少对象，可以被“封存”、“纪录”、“传诵”下来？“封存”、“记录”、“传诵”依赖特定社会主体的工作，其工作可能依赖这一主体的兴趣、爱好、观察角度、价值判断、立场观点，还有可能依赖社会某些因素对这一主体的压力、限制、指令，等等，还有可能依赖其他偶然性的原因。[26]“封存”、“记录”、“传诵”的方式，就其容纳空间来说，是有限的，而其所面对的对象在空间上却是无限的。这便使“对工作主体的影响因素”，理所当然地发生作用。于是，今日存留的历史证据，在后人的历时法学研究中成为了“部分性的”。其余未存留的，在后人的眼界中成为了未知数。依照这一思路，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否认：历时法学的“档案员”，正是处在前述所提到的“后人”位置（当然，中国法律史的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外，即使出现“封存”、“记录”、“传诵”，其依然可能再次出现“丢失”。就“封存”、“记录”而言，还有存留技术上的困难问题。有时，作为“档案”的“封存”证据和“记录”证据，也许因为物质的承载体失去了承载能力，[27]失去了证据意义。就“传诵”而言，其同样可能因为时间过长或者传诵主体的不断增加，出现了歪曲和失实。这使历时法学的“档案员”，更有可能处于“后人”的位置。于是，我们可以追问，如果历时法学“档案员”根本无从知道所需用来定案的真实证据在过去时序中真正有多少，那么，他们定案工作根基的稳固性，究竟有多少？[28]而如果稳固性是成问题的，那么何来“客观性”、“准确性”？
第四，即便“所需用来定案的真实证据在过去时序中真正有多少”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依然要面对“已有证据是否真实”的问题。“封存”、“记录”、“传诵”等等存留方式，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如前所述，它们受到了各种因素，比如封存者、记录者、传诵者的价值判断和知识判断（如认为“这是有用的”，“这是重要的”），以及当时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力量的对比的影响。这样，我们又有什么确凿理由认为：这些证据不会和真实发生的事物事情出现偏差？[29]历时法学“档案员”，面对的只有“历史证据”。当面对时，其无法将“证据”和过去的“真实”加以对比，以证实“证据”的真实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史学研究者“不可能直接与事件本身打交道。他所能接触的仅仅是这一事件的有关记载”。[30]“档案员”当然可以依赖相互联系的证据进行甄别工作，作出某种判断。但是，这一判断，只能在有限的证据网络关系中展开。展开的过程，基于网络关系的有限性，不免出现一些令人困惑的释义循环：第一，依赖依然有待甄别的一个证据去解释另一证据，第二，在依赖证据网络关系的总体结论去解释一个证据之际，又在依赖每个个体证据对总体结论的解释支持。[31]这样，我们可以发现，历时法学的稳固性以及依此可能而来的“客观性”、“准确性”，都是悬而不决的。
在“科学式”的历时法学中，一种“研究主体可以靠近真实、不断发现真实”的观念较为盛行。它意味着，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历时法学“档案员”可以逐渐接近历史中曾经存在的真正事实。但是，我认为，经过前面的“怀疑性”分析，我们的确有理由认为这种观念是脆弱的，而且没有坚实的推论基础。如果其是可以成立的，那么，与之相反的观念同样是可以成立的：由于历史证据的特有“模糊性”，法学“档案员”也许距离历史存在的真正事实越
来越远。显然，基于前述的对历史证据特性的剖解，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都是不能成立的。历时法学“档案员”面临以及处理的只有证据，他们无法将证据和被假设存在的所谓过去真实进行比较，以断定自己的结论是否靠近了“过去真实”。
在对历时法学“研究对象”的问题分析之后，现在，我转向对历时法学研究者所从事的学术研究过程本身的分析。这一分析，需要对研究者所处的历史语境和观念“前见”[32]有所理解。
先论历史语境。历史语境，在此，是指对历时法学研究者产生影响以及制约的环境状态（或称历史条件）。我们显然可以相信，研究者身处于其中的特定语境，是“科学式”研究者形成观察角度、分析方式、观念、观点的前提条件，也可称为制约条件。首先，“科学式”的含义，表明了研究者推论的出发点是可以感知和实证的材料文本，其拒斥没有任何根据的“猜测”、“想象”和“臆断”。即便可以“推论”，其推论在“科学式”的含义中也将是在一定的证据材料文本的基础上展开的。[33]但是，正是这样一种彻底而又毫不妥协的“科学”姿态，决定了可以呈现或者已经呈现其面前的材料文本，对其产生的同样是彻底而又绝对不含糊的限定与制约。即使承认对前面分析过的“法律诸概念”的相异看法不存在，我们依然可以观察到，“科学式”研究者所依据的材料文本，总是有限的，并无开放的谱系与结构。[34]而且，材料文本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这样，在有限材料本文限制下出现的、并在有限文本写作空间中产出的研究结论，如何可以对照无限时序中的各类材料文本，以断定其自身的真实可靠性，以至普遍的真理性？“有限材料”表现出来的语境制约，是历史语境的第一个限定因素。
就第二个限定因素而言，“科学式”的实证研究，是较为明显的资源成本制约性的研究。实证材料的采集（这是尤为重要的）、原有文本资料的收集、研究文本的制作，都需相当数量的各类财物资源的强力支持。当希望获取更多实证材料、原有文本资料，以及进行更多的研究文本推敲制作，财物资源的需求便会随之增加甚至膨胀。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表面上的财物资源的有与无、多与少，而在于财物资源的支付者承担者的观念倾向、需求意识，以及其所希望得到的“结论”回报。一般而言，我们难以想象，当一种“科学式”的研究导致了或者可能导致对支付者承担者的“资源形成结构”出现障碍、减少、消弱直至瓦解的因素时，支付者承担者，依然会提供资源以支持这类学术研究。[35]正是在这里，一种深层隐蔽的控制结构，出现在“科学式”法学研究之中：财物付出者通过“资源权力”进行间接制约。[36]于是，我们将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财物资源拥有者和“科学式”法学研究之间的供需关系，怎能不会时常构成一类历史语境的制约？[37]
就第三个限定因素而言，现存社会中的学术思考范式，将会直接或者间接制约号称“科学”的法学研究。研究者成为一名研究者，首先在于其可能业已具有了特定社会中的“学术范式”以及“游戏规则”的观念意识；其次，在于其可以进入一类学术语境，并且被这一学术语境中的“学术范式”和“游戏规则”所认可。“学术范式”和“游戏规则”，其本身便是发展变化的，是由一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区域的学术共同体发展和维持的。一名研究者思想中所具有的“范式”，不会凭空产生。它正是在研究者所接触的学术共同体范围之内孕育出现的。这样，带有历史语境标记的“学术范式”，使研究者的思考成为语境化的，并可使其适恰地融入既存的“游戏规则”。这是“直接制约”的含义。就“间接制约”而言，即便研究者可以反抗现有的“学术范式”甚至“游戏规则”，其也将不得不正视后者所显示的“学术权力”的“压迫”（这里不含贬义）。“学术权力”，既可以通过前述的财物资源配置（比如通过专家鉴定推荐）来体现，也可以通过审定、编辑、出版、发表等等“学术媒体”来体现。个性化的研究者，为使自身的学术“产出”得以获取“收益”，以成功方式进入学语境，便不得不以妥协迂回的方式，接受“学术权力”的监控和管制。而“学术权力”究其本身而言，是凭借特定语境中“制造知识权威”的运作方式而产生的，其展示的学术范式，也因此是语境化的。于是，现存“学术权力”表达的学术范式，又以间接“压迫”方式参与了研究者主观意识中学术思考语境化的过程。[38]
当然，历史语境中的限定因素，并不限于前面论述的三个方面。有些限定因素是公开的、人所共知的，比如，政治权力、社会舆论的影响与制约，等等。但是，我认为，前述三个方面是“内在”于历时法学中的限定因素，而诸如政治权力、社会舆论之类的公开的、人所共知的限定因素，是“外在”的。“外在”的因素在条件发生变化时，可以改变、隐去、消失。“内在”的因素却总是“在场”的，不会因为“外在”因素的缺席而“缺席”。这对于分析“科学式”历时法学的局限，至关重要。
在理解历史语境的限定作用之后，我们需要注意观念“前见”的钳制作用。观念“前见”，在此，是指历时法学研究者头脑中所具有的具体知识内容。法学研究者成为法学研究者，不仅在于历史语境限定因素的捏塑，而且在于其本身的法学阅读、观察和思考。但是，阅读和观察以及由此而来的吸收，一般来说，则是思考的另一前提条件。[39]在这里，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由于法学知识接收而形成的“学科规训”。[40]就法学阅读而言，法学阅读是在特定知识方向和知识结构中展开的。严格地说，任何一种法学阅读，不是没有目的的或者漫无边际。特定法学知识方向和知识结构，既是阅读目的的指向，也是其所不能不接受的界限。这样，被纳入法学研究者视界的特定知识内容，成为了隐蔽的规训者，其指令甚至驾驭着法学研究者的思路。虽然，我们不能否认，阅读“法学知识内容”的过程也有对抗质疑性的。但是，即使是对抗质疑性的，其也是在其他“特定法学知识内容”潜在规训下形成的。[41]无论如何，实在难以想象，在没有一些“法学知识内容”的支撑下，研究者可以对其他“法学知识内容”提出质疑。[42]因此，在一般情形下，被接受下来的“法学知识内容”，构成了历时法学研究者的观念“前见”的重要部分。
另一方面，就观察来说，法学观察总是从特定角度特定方面开始的，而且，也是经从数量有限的特定角度特定方面展开的，最后，也将终结于特定角度以及特定方面。角度或者方面，应该认为是无限的。如果角度或方面的确是无限的，那么，从特定角度特定方面观察而得的法律表象（这里指历史证据），也即构成了具有限制因素的主观经验。这类主观经验，同样是历时法学研究者的观念“前见”中的另一重要部分。此外，尽管可以承认，“观察”在理论上是可以不断展开的，但是，我们又需承认，学术研究最终是以特定时空写作或陈述的方式来表现的。因此，一旦写作和陈述停止结束，作为结果性的“观察”及其由此而来的知识，将终结于特定的角度和方面。这是另外意义上的主观经验的限制。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法学思考是可以具有想象成分的。然而，作为“科学式”的历时法学，本身便拒绝没有确凿根据的想象发挥。于是，作为确凿根据起点的“阅读”、“观察”，以及由此而来的主观经验，也就构筑了“科学式”历时法学的有限视界。
实际上，正是这里所论及的观念“前见”，可以使我们在另一方面也是颇为重要的意义上理解历时法学何以出现前面论及的两个困难问题：为什么有些法律（或宪法、刑法、民法……）现象具有被陈述的资格，而有些没有？为什么有些个体可以被称作“法律（或宪法、刑法、民法……）现象”，有些则不行？显然，历时法学研究者，正是在自己所具有的观念“前见”的操纵下，断定法律现象被陈述的资格，断定何以某些个体可以称作“法律现象”。语境化的法学观念和主观经验，“迫使”研究者赋予某些法律现象被陈述的资格，赋予某些个体以“法律现象”的称呼。这样，观念“前见”的变化，自然将使历时法学研究者的“断定”发生变化。[43]而且，正是这样一些观念“前见”，可以使我们在深层去理解：为什么作为法学知识一种的历时法学，不能“客观”、“准确”、“反映规律”、“指涉真理”和“中立”。
二
“科学式”历时法学的内在困境，是“法学知识可以成为科学知识”这一观念自我瓦解的逻辑因子之一。现在，我从“科学式”共时法学的内在困境，来分析这一观念的彻底失败。我另将指出，“科学式”共时法学的某些内在困境，也是“科学式”历时法学的困境的根本原因。当然，前面分析的后者所具有的困境，也部分地适用于前者，比如，对“历史语境”、“观念前见”的分析，等等。但是，在相互重叠的地方，我对前者即“科学式”共时法学的分析，是从另一角度甚至更深层面上展开的。
“科学式”共时法学中最为基本的出发点，便是对社会
中曾经呈现的以及现存的诸种被称为“宪法”、“刑法”、“民法”等等“法律”对象进行“外在的”观察归纳。所谓“外在”，是指观察归纳者持有的“局外人立场或视角”。这种我称之为“局外人”的姿态，其本身主张对社会中的研究对象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在保持距离的同时，摈弃先入为主的具体是非价值判断；并主张通过对诸种“法律”对象的不戴有色眼镜的观察归纳，从中分析基本特征、基本结构、基本因素、构成要件等等称作“法学理论”的内容。[44]这，也是“科学式”共时法学可以称作“科学知识”的基本依据所在。在学术活动中，这种态度，十分类似而且基本起源于19世纪法国学者孔德（augusteComte）所主张的实证态度，以及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45]
但是，这一态度是存在问题的，而且，其问题就法学知识而言，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具有前提性质的致命困难。正如我在前面分析过的“科学式”历时法学必然面对“用什么标准确定法律现象”这一困境一样，“科学式”共时法学，也难以找寻一个确定性标准，宣称某一个体是“宪法”个体、“刑法”个体、“民法”个体……，或者（统称）“法律”个体。其困难，不仅在于在古今中外难以发现人们共同使用的“法律”一词以及“宪法”、“刑法”、“民法”……等词，“法律”一词和其他“具体法”（这里指“宪法”、“刑法”、“民法”等等具体法律，为叙述方便，下面时常会使用“具体法”一词）等词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或者，不同对象却被贴上同样的“法律”或其他“具体法”的词语标签，而且在于，即便在当下的具体特定时空环境中，人们也会从社会法律实践中产生对“法律”一词以及其他具体“宪法”、“刑法”、“民法”……等词汇用法的不同意见。这种具体特定时空环境中的“不同意见”，是最为关键的，也是更为要害的。实践中产生的这类不同意见，有时具有激烈论争的特点，并在相当程度上，不得不深刻影响法律理论的探讨和构建。对此，在下面，我将作出细致分析。[46]
“法律”一词和其他具体“法”词汇的使用，可以在两个意义上展开。其一是感性意义。其二是“探讨性”意义。就第一种意义而言，人们一般并不一定会产生争论。比如，在实践中，当我们作出“这一问题应由法律来解决”、“宪法在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充分利用刑法来维护社会秩序”等等表述时，“法律”以及“宪法”、“刑法”等词如同“解决”、“社会”、“作用”、“社会秩序”等等语词，甚至如同“这一”、“应由”、“充分”等等语词一样，是在我们并不关注其含义到底是如何的情况下被感性使用的。我们，只是在不自觉地默认其含义的情形下，对其加以使用，并表达另外的论说主题意义。如此，对“法律”以及其他“具体法”词汇，通常来说并无争议。
但是，就第二种意义而言，情况则可能完全是不同的。人们可能时常会发生争议。比如，当我们身处同一案件的审理或同一社会纠纷的解决的具体语境中，并且，我们对具体的审理或解决的办法及结果具有不同的意见，同时，我们承认而且相信裁判机构的裁决只能是法律裁决，更准确来说是依法裁决，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我们作出“应当依据一般法律原则来裁决本案”，或者，作出“只能根据立法机构制订的具体条文文字来裁决本案”，或者，作出“在作出法律裁决之时应该注意法律专家的学理意见”，或者，作出“上级裁判机构裁决的前例是下级裁决机构作出的裁决的依据之一”等等陈述时，我们则是在“探讨式”地使用“法律”一词。我们对“法律”一词的含义，并非是不自觉地默认。相反，我们正是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法律”一词不同看法的意见。尤其当坚信裁决机构裁决是一种法律裁决或者依法裁决时，[47]我们的第一个陈述，极为可能是在表达“一般法律原则也是法律”的一个意见；第二个陈述，则是在表达“只有立法机构制订的条文文字才是法律”的另一意见；第三个陈述，则是在表达“法律专家的学理意见可以成为法律一部分”的第三个意见；第四个陈述，倒是在表达了“裁决机构的前例是法律依据之一”的第四个意见，……在此，各类陈述是在不同角度“探讨”、“争论”法律一词的含义，也可说是表现出了对“法律”一词认识的根本性分歧。各类意见，特别关注“法律”一词的含义到底是怎样的，它们会从不同立场出发，去阐明或含蓄表达[48]“法律”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将“法律”一词的使用变为“探讨性”使用。[49]
在法律实践（即便是具体时空的）中，人们时常会因为具体法律处理意见的分歧，而持续展开这种“探讨性”使用。在具体纠纷争议中，为了陈述自己的法律意见，时常不免出现并且凸现“法律观念”的分歧，进行“法律”意义的论辩。
我们必须注意，“探讨”、“争论”或者“根本性分歧”以及它们的持续展开，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要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人们的政治、道德、文化等等社会观念存在着分歧，并且因此导致了纠纷以及对立见解，人们对“法律”一词以及其他“具体法”词汇含义的不同意见，直至争论，便会随时在特定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更为重要的，在表达不同意见或争论时，人们会使用各类具有论证作用的并且可以持续展开[50]的其他诸如社会理论一类的论说资源，支持自己对“法律”一词以及其他“具体法”词汇的意见，使“法律”一词以及具体“法”词汇的争议，出现人们不得不容忍的开放性特征。尤其当其他社会理论的论说资源我们无法断然确定并且人们并不普遍承认其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完全可以发现，在任何已知的特定时代和社会中，即便有人或群体宣布一个“法律”概念或其他“具体法”概念是固定的、普遍的，实践中的人们依然会依特定立场特定姿态提出“它们”的各类“探讨性”使用。[51]有时，我们甚至可能发现这种情形：虽然人们大体表面上赞同了一种“法律”或其他“具体法”概念，但是，在具体法律实践问题争论上，他们却可以不自觉地提出对立性具体法律意见，并以自己并未觉察的方式，使用潜在的另类“法律”以及其他“具体法”概念和理论。[52]就一般意义而言，可以断定，这样一种分歧，不是单纯概念意义上的分歧，相反，它是一种概念背后隐藏着的利益分歧或观念（比如政治的、道德的）分歧，是一种利益或观念分歧导致的意识形态化的话语（福科用语）斗争。毕竟，具体法律实践问题的解决，必须将利益配置的结果凸现出来，必须裁决某一观念的正当性，而利益结果或观念裁决对某些人是肯定的，对某些人是否定的，其不是“给予”，便是“剥夺”，不是“赞扬”，便是“贬抑”。所以，“法律”以及其他“具体法”词汇的各类“探讨性”使用及其持续展开，总是寄生于并且无法摆脱于深层的以社会争夺为内容的人类欲望以及话语征服的内驱力。
可以看出，社会实践中“法律”以及其他“具体法”词汇的“探讨性”使用，对“科学式”共时法学构成了基础性的潜在瓦解。它对后者所持的“外在”态度的可能性，提出了根本性质疑。换言之，如果社会实践中这些“法律”词汇的“探讨性”使用是存在的，尤其当社会资源有限以及各类社会观念多元化导致了纠纷和对立观念的持续存在，进而导致了这些“法律”词汇争议是“经常性”的，“科学式”共时法学怎样才能捕捉、“冻结”、“固定”被称为“法律”、“宪法”、“刑法”、“民法”还有其他“具体法”的对象，并将其“外在地”观察归纳？[53]“外在”观察所面对的对象，是激烈动荡不定的，有时是自我否定式的跳跃变幻。更需注意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并且无法预测，在将来的社会实践中人们将会怎样“探讨性”地使用这些法律词汇。这就使其含义，呈现了“社会实践将来时”的开放结构。这里，即使强行推广一种“法律”以及其他“具体法”的含义，人们依然会在当下以及未来实践中我行我素。[54]毕竟，纠纷争议和对立观念的存在是难以避免的。于是，我们有理由提出反问：当“科学式”共时法学建立一套法律理论时，其自身，何以能够宣称其中作为法学理论出发点的“法律”、“宪法”、“刑法”、“民法”……等概念，具有普遍的涵盖意义？其自身，何以能够断言，其中某一被宣布为“法律”，或者宣布为“宪法”、“刑法”、“民法”……的概念，是社会普遍接受的？即使是相对而言的“普遍涵盖意义”，即使是相对而言的“社会普遍接受”？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疑问：依据这些基本概念而建立的法学理论，怎能是以“外在”方式“客观”、“中立”、“准确”地反映了已呈现的或现存的社会法律实践（即使是相对而言）？现在，可以作出这样一个概括：如果我们确信法学理论的建立总是依赖而且必然依赖若干基本概念，那么，上述致命性的困扰，对“科学式”共时法学来说，将是无法摆脱的。
当然，在此需要再次申明，我并不认为，所有社会科学的学科都有这样一个前提性的困境问题，因而，“科学”一词已失意义。我仅仅认为，
至少在法律语境中，由于人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因为社会资源有限以及社会观念多元化而产生的利益配置、纠纷协调，而且必须使用“法律”以及其他“具体法”语汇作为名义去解决，社会实践中“法律”、“宪法”、“刑法”、“民法”……等词的基本意义，便只能呈现这样一种多元的开放状态，从而使“局外人”的外在观察，无所适从，使“科学式”共时法学失去了稳固出发点。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依赖社会实践中“法律”和其他“具体法”等词的“感性”使用，去建构“科学式”法律的基本理论？我认为，这是同样不能成功的。因为，“科学式”共时法学要求的“法律”等词，应该具有精确的含义指涉，其应该是被细致说明阐述的若干语汇。尽管，被用来说明阐述该词的其他词语可以是被感性使用的，而且，相对于该词而言，其他词语只能是被感性使用的，但是，“法律”等词本身在“科学式”共时法学潜在意识中，则必须是被“精确探讨”使用的，亦即对其含义是要予以澄清的。[55]“科学式”共时法学，并不希望据以建立的基本词汇，可以是在并不十分清晰的情形下被使用的。于是，这类法学，必须关注而且必须研讨，实践中出现的“探讨性”使用，必须将后者分类剥离以求普遍性的精确陈述。这样，“法律”一词以及其他“具体法”词汇的感性使用，对其并不具有可以依赖的前提基础的性质。其实，退一步而言，我们也能发现，即使认定“法律”等词的日常化“感性”使用可以用作依赖，“科学式”共时法学极为可能依然无法成功。因为，这种感性使用正因其日常化，故而可能变动不居、随情转化。感性使用的日常语言，是有“游戏”特性的。借用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来说，它们可以看作是古代的城市，是由错综复杂的狭小街道、广场、时新时旧的房屋以及在不同时期作了添补的房屋组成的迷宫。[56]于是，以其作为基础，从“科学式”共时的内在要求（比如精确、稳固、普适、界线分明等等）来看，将使理论构建极为可能同样飘浮不定。
另一方面，在此，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探讨性”使用并不局限于前面描述的在实践中产生的争议性使用，它还包括了在一般性理论分析中产生的争议性使用。只是，我们应该注意，纵然认为一般理论分析中出现的争议性使用，可以通过某种学术共同体或学术权威的努力而出现一致性的意见（其实不可能出现整齐的一致性意见，否则，展示不同理论的法学史已经不存在了），实践中产生的争议性使用，依然会自在自为地继续存在。在这里，我们必须面对的关键性问题，第一，是实践中产生的争议性使用不会因为一般理论分析中的争议性使用的停止（其实也不可能停止）而停止，第二，是“科学式”共时法学又不能不依赖（而且其本身也希望）被细致描述过的“法律”以及其他“具体法”概念，而被细致描述过的“法律”等概念，在实践争议不断而且继续存在的条件下，则是难以出现共识意见的。就后一点而言，如前所述，恰是因为“科学式”共时法学必须关注必须研讨社会实践中存在的“法律”等诸词的“探讨性”使用，并以其为起点，铺设法学理论编织的话语通道。而没有共识意见，正如前面所剥离的，“科学式”共时法学的基础，便不能不出现根本性的危机或动摇。
现在，我们需要讨论另外一个问题：法律实践中的“理论”和法律理论中的“理论”是否有区别？如果有区别，其区别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这一问题，对于进一步理解本文讨论的实践中的“法律”一词和其他“具体法”词汇的“探讨性”使用对“科学式”共时法学的影响，至关重要。而且，我对两者是否有区别的阐述，也将是对“科学式共时法学没有坚实基础”这一命题进行深入论证的一个侧面前提。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使用“法律实践中的‘理论’”这一陈述，是因为我们毕竟可以发现，在实践中出现的有关“法律”、“宪法”、“刑法”、“民法”……等词的“探讨性”使用，涉及了抽象论说，并且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抽象论说。而抽象论说，一般而言，正是我们通常使用的“理论”一词所指称的对象。比如，在实践中，当我们作出“应当依据一般法律原则来审理本案”，而有人提出“只能根据立法机构制订的条文文字来判决本案”，另有人提出“在作出法律判决之时应该注意法律专家的学理意见”，还有人提出“上级法院判决的前例是下级法院作出的判决的依据之一”等等相互排斥甚至对立的陈述时，任何一方，显然需要找寻进一步的抽象意义的论说资源，证明自己陈述的正当性，并以此征服、压抑另一方的“合法”（这里不是“符合法律”的意思，而是“正当”的意思）根据。具体而言，如果我们认为，“应当根据一般法律原则来审理本案”，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些前提性的抽象论说：第一，法律作为一种准则，并不一定仅仅包括法律的具体条文文字，它还包括了普遍性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有时是明确规定的，有时是潜在地存在于具体条文的背后；第二，所以说法律还包括了一般性原则，是因为法律的具体条文的制定，时常依赖了一般性的原则，换言之，没有一般性原则的指导，我们有时并不能够制定具体条文规则；第三，既然法律具体条文的制定，时常不能离开一般性原则的指导，那么，当现有的具体条文不能顺利解决具体问题时，用一般性原则（当然包括潜在存在的原则）解决具体问题，正是用一种类似通过一般性原则制定具体规则的方式去解决具体问题，而这又是顺理成章的。[57]反之，如果另有人认为，“只能根据立法机构制订的条文文字来判决本案”，那么，这些人可以提出另外一些抽象论说与之相对。这些人可以宣称：第一，条文文字是清晰的明确的，依此判决是法院严格恪守“依法审判”信条的正当表现，法院的制度功能不是揣测立法者会有怎样的想法，或者“摸索”法律文字背后具有怎样的意义，相反，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则；第二，假如法院可以揣测或者“摸索”，则法院的行动便会破坏立法司法权力分立的制度框架，亦即法院会将自己权力暗下延伸至立法范围，这是变相的权力合一；第三，法律应该具有指导性，而指导性来自明确性，假如允许法院揣测或“摸索”，则意味着允许法律可以是不明确的，从而不具有指导性，这就有违人们对法律特性尤其是可预测性的一般理解，……
在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用来支持自己主张的前提性抽象论说，的确是我们较为熟悉甚至视为基本常识的“法律理论”。它们可以，而且也的确，真实地呈现于了具体时空中的法律实践之中。在前述中，我仅仅是用例举的方式，将其展示出来。如果我们继续展开推论，不断开掘思路，我们显然可以将诸种前提性论说的论域持续拓展。而这类持续拓展，又正是理论中不断探讨“法律理论”的基本方式。进而言之，如果实践中的“法律理论”和理论中的“法律理论”，在内容甚至语词表述上，都属十分类似，而且，在实践中“法律”诸词的争议以及支持一类“法律”词汇含义的抽象论说总会持续展开，那些抽象论说涉及了相互不同乃至对立的政治、道德、文化观念的抽象阐述，那么，我们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内容而言，法律理论中的“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理论”并无二致。
同时，反过来看，从事理论研究的研究者不是在真空中，以及在毫无自己“前见”的状态中，而是在具体社会语境中，以及在具有“前见”观念中，探讨法律理论的（这里的论述与前面对历时法学研究者主观中的“前见”的分析是类似的）。于是，研究者，正如我在前面阐述的，其头脑中已经预先存在了具有争议内容的而且具有特定社会印记的观念意识。这些观念意识，或者展现为政治的，或者展现为道德的，或者展现为文化的，等等。如果社会持续存在利益纷争、具体意见（如怎样具体解决纠纷）对立，那么，这些都将是根本不能避免的。这便是，利益纷争和意见对立，在宏观意识形态话语意义上，总在影响研究者的“前见”定位与形成。因此，我们可以进而以倒转方式认为，研究者所从事的法学理论研究，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论文本角度）开始、延续、深化实践者所进行的法律实践中的“理论”争议。其所产出的法学知识，正可视为内在于法律实践中的“深度阐述”。也因此，我们将进而不得不承认，实践中的“法律理论”和理论中的“法律理论”是没有实质性区别的。如果有区别，其区别也仅仅在于前者是在实践之中的，后者是在理论之中的。这就在重要意义上有如法国学者福科（michelFoucault）所宣布的：理论既不表达实践、传达实践，也不是为了实践目的
而存在，相反，它本身正是实践。[58]
如果法律实践中的“理论”和法律理论中的“理论”是相互贯通的，并无二致，我们所理解的在法律实践中观察到的“法律”一词以及其他“具体法”词汇的“探讨性”使用，便是以潜伏隐蔽的方式，存在于法律理论中看似属于纯粹理论争论的“法律”诸词的“争议性”使用之中。换言之，也可这样认为，法律理论中所呈现的对“法律”诸词进行的学术研究，是法律实践中的“法律”诸词“探讨性”使用的另外一种方式的展开。
果真如此，我们将会得出一个进一步的结论：不仅法律实践中的“探讨性”使用，会使“科学式”共时法学的理论基础发生根本性的动摇，而且，由于法律理论中的“争议性”使用和法律实践中的“探讨性”使用相互类似，前者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后者的延续拓展，“科学式”理论内部已经预先存在了根本性的基础瓦解。这意味着，无论从“科学式”共时法学的外部（面对的法律实践）来说，还是从其内部（理论自身）来说，作为其出发点的基本“法律”概念以及其他“具体法”概念，都是无法统一一致的。这种共时法学面临的无法克服的困境，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是内在的。深而言之，我们不仅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即便法律理论宣称自己找到了准确的“法律”概念，或者其他“宪法”、“刑法”、“民法”……等概念，法律实践中的各类“探讨性”使用依然会我行我素；我们而且会看到另外一种情形，这或许才是更加重要的：当法律理论宣称自己发现、研究出了或者概括出了所谓准确的“法律”诸概念之际，实际上，就内容而言，这些概念极为可能不过是法律实践中出现的多种“探讨性”使用之一，它们也许正在法律实践之中和其他“法律”、“宪法”、“刑法”、“民法”……等概念相互斗争和压抑，争夺实践中的法律意识形态领导权。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作为貌似可以涵盖全部客体对象的“法律”词汇，其实，“只能指向一个法律观念”。[59]
因此，“科学式”共时法学的所谓“外在”立场、“局外人”的观察视角，不论其出于多么真实的情感以及真诚的设想，其都可能自然而然地、甚至以自己都未觉察的方式，呈现为一种法律实践中的“内在参与”立场，呈现为法律实践中“局内人”的与他者寸土必争寸利必得的争夺视角。
科学实践观的含义篇7
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唯物而辩证的实践观点是马克思的首创，并且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实践观点包含丰富的内容，它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强调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强调注重“改变世界”的思想。它认为，一切理论都来自于实践，受实践检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变化，并且最终是为实践服务的。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1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一生时，在充分肯定他在理论上的两个伟大发现以后，也着重指出，这些发现远不是主要的，“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卓有成效地组织和参加了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实践2。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理论、行动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马克思主义立足于社会实践，力求正确反映实践的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反映最广大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基。
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努力通过理论的批判来推动实践的发展。马克思早已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4。列宁也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他特别强调：“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
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改变世界”，强调要把理论付诸实践，改变这个不尽人意的世界。它包含批判性、革命性。马克思明确讲过：“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同样适用于自身。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要不断自我批判、自我扬弃、自我革命。当然，否定、批判性、革命性与肯定、建设性、创造性，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片面执着于某一方面，而应根据实际情况把它们有机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际情况处于经常变化之中，每时每刻几乎都有新事物诞生，而理论作为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反映，要经过人们的加工和概括，并且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常常落后于实践。如果把实际情况比作“地形”或“地貌”，理论就是“地图”，当社会生活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我们不要企望按照“地图”来修正“地形”，而只能是根据“地形”来矫正“地图”。坚持这样的实践观点，摆正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同实践的关系，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之点。我们必须用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只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科学地解释并且正确地指导新的实践。
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这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科学真理。不过，我们也不要把这一点绝对化，要适度，“过犹不及”。不能认为，把马克思主义说得越高，立场就越坚定。这同那种“越左越革命”的观点是十分相似的。恩格斯说过：真理和谬误等“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他甚至讲：每个人的认识“所包括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一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他还说过“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7
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本身有没有局限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上面所引恩格斯的论述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实际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阐明的、一切真理都具有相对性的道理，更不必说那些本来就不是真理性的认识了。可以说，无论什么人，他不知道的东西，总是比他知道的东西要多得多。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也时而出错，恩格斯曾经自我批评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89列宁也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他们在1871年也犯了错误……”10马克思是人，他像其他一切伟人一样，不可能“句句是真理”。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究竟是什么？一般地说，是时代、实践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立足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蒸汽和电气代表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作为革命家的以革命、造反、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显然不会完全适应和平与发展时代、信息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社会需要，现代社会的许多方面超出了马克思和列宁的预见和想象。
即使是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也有相对性。普遍真理通常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时间维度上的长期适用；二是空间维度上的普遍有效。但是，所谓“长期适用”，也是指一定的阶段或时期，对哲学社会科学尤其如此。假如对所有的阶段和时期都适用，要么是“人会死的”这样一些简单和粗略的常识，要么就是过于狂妄甚至骗人的诳语，因为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个无尽的过程，总有新东西在不断产生。对于我们来说的普遍真理，关键是要对我们当下的实践、正在做的事情有重要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应当着重研究现阶段适用的普遍真理。而且，所谓长期适用，显然也是就某个范围、某一类事情而言，不可能对所有的事物都适用。同理，所谓普遍有效，当然也是对某一层次、某个领域来说。它们都是有条件的，不能把它们看作是无条件的适用，夸大普遍真理的应用范围。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关于永恒真理的观点时，已经阐述了很多相关的道理。11
作为辅证，这里引述陈学明的研究成果。他概括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主要特征的五个观点：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体系。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的有两层含义：一是说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成分；二是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对马克思的学说的解释，即存在着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第二，马克思主义不是完美无缺的，应当不断地加以修正和发展。他们中一些人提出，应当理直气壮地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这一问题，这并不是对马克思的不尊重；虽然不能像有些人那样断言马克思在19世纪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但对认识20世纪的现实却毫无帮助，对世界面临的21世纪的挑战更是束手无策，然而，马克思确实没有给人们提供现成的答案。第三，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政治的装饰品，应将其与政治分开。……第四，马克思主义不是随便可以分割的，应从整体上去把握。……第五，马克思主义不是经院哲学，它应面向现实。……”12
“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剧变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活东西’与‘死东西’的澄清。他们中许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取消市场才能取消资本主义的理论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他们不但通过考察历史来证明市场要比资本主义概念宽泛得多，而且通过分析现实来说明社会主义不能取消市场而实行计划经济，同时还把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的教训的总结与对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局限性的论证结合在一起，因此显得很有说服力。……他们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缺乏民主的现象归咎于马克思的权力与国家理论，并进一步把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也列入已过时的范围，这也为我们全面认识马克思的权力与国家理论的真实意义以及当代意义打开了新的思路。”13
波兰著名哲学家沙夫指出：马克思主义“还有些部分经受不住现实的检验，被证明是错误的（如关于中产阶级消失的预言，对市场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估计，对人的活动中的估计，等等）。”“有些可以说是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们在今天看来已经发生了变化，如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剩余价值问题（在《资本论》所定义的意义上）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现在的问题已是剩余产品问题；充分就业的社会让位于激励社会成员积极性的社会，或者说市场和计划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还有在今天具有重要意义的贫困化理论（尤其是在少数发达工业国同大多数不发达的、并因此受剥削的国家的关系上）。”14
认识总是要不断发展即扬弃的。像一切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通常都包含着对前人某些重要观点的突破。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国同时胜利”论的突破，就没有列宁主义。没有对列宁“中心城市起义”论的突破，就没有思想。同样，没有对晚年“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突破，就没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对邓小平理论某些局限性的突破，也不会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这个话说得多好啊！
前人的偏差常常要由后人纠正，这是个普遍的现象。其中的原因是：一方面，在认识上，对于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人们常常熟视无睹，不容易发现和改正；后人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容易发现、也容易改正。另一方面，有利益和价值取向问题：揭露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大多会损害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包括所谓威信和形象），因此人们往往讳疾忌医甚至文过饰非；而后人则没有这些利益关联和顾忌，完全可以秉公处理。
龚育之专门论述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所谓“异端”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创造出来一些习惯上不认为是马克思、列宁的东西，在持传统观点的人看来，有点‘左道旁门’，有点‘另类’，有点‘异端’。而真正的创新，恰恰就是从这里创造出来的……（当然，不能认为所有的‘异端’都是创新）。有属于创造性发展的‘异端’，也有自以为创造性发展，其实却属于错误的东西。”15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常常表现在一些所谓的“异端”之中。这里的所谓“异端”，具有两重含义：一是这些看法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词句、具体结论确实不同乃至相反，因而才会被视为“异端”；二是这些看法又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核心内容相一致的，因此，“异端”又要加上引号，称之为“所谓”，意思是它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对立面或反方。
有人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有无封建主义的东西？若有，主要表现和危害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实质意义是：作为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同我们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有区别的，且不论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实际也是应当加以分析的，上文已作论述），仅就我们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其中有无封建主义的东西？我认为，旧中国缺乏民主，缺少科学，泯灭个性，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对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有重要影响的。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应用中，封建主义的表现主要是：唯书（教条主义），唯上（专制主义、个人崇拜、“官本位”）、绝对化。
三、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阶级性，但它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过去，我们对于阶级性的理解十分狭隘，现在需要予以澄清。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性，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主要生活在英国，而当时的英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绝大多数人都变为无产者，少数人成为资产者。据资料介绍，1850年时，英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60%16，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显然是工人、雇佣劳动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英国所讲的无产阶级，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基本是一回事。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直截了当地说：“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17。
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讲到当时的落后国家时，也强调无产阶级，这同他们的一个预见有关。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关系将日益简明化（虽然后来并非如此）：绝大多数人都行将进入无产阶级队伍。这个意义的无产阶级，代表着包括农民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无产阶级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而发展的一个先进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主体，它是人类的先进部分，它有许多优良品质。可见，无产阶级阶级性的实质是先进性。以上无论哪种情况，无产阶级阶级性都不是同人民性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根本目标。
假设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那么，从青年时代就立志“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并且终生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马克思，不可能把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等其他劳动阶级抛在一边，只讲无产阶级。可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没有注意到旧中国国情同英国的重大区别，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现代工人阶级不到总人口0.5％的旧中国，也只强调无产阶级，而把其他进步阶级和阶层都当作异己力量。这是抓住马克思主义词句、却违背其精神实质的坏典型，只能导致中国革命失败。而的一个高明之处，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农民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使我们党不仅建立在工人阶级基础上，同时也建立在广大农民以及其他群众的基础上，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党的力量，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尤其是在中国现阶段，在绝大多数社会矛盾都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条件下，我们坚持以人为本，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无疑更必须强调人民性。而阶级性只是人民中不同部分的特殊性，它们整合于、统一于人民性。
附带指出，多年来，我国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通常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仔细推敲，这个提法是有问题的：主要是将无产阶级之外的其他进步阶级排除在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的界定过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解放、富裕幸福服务的，前者符合后者根本利益，因而能够为后者所接受；而无产阶级之外的其他进步阶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分子，也是完全可以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并非出身于无产阶级，他们在经济地位上也不属于无产者。诚然，其他进步阶级中的人，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通过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可是，工人、无产者不是同样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吗！所以，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同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程》所强调的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统一，在思想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基于这一认识，在笔者牵头主编的中央党校教学参考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思想路线研究》一书的《前言》中，笔者特别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该书已于2005年3月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并在教学中使用。这大概是国内如此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部著作。
四、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
这是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我们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而普遍真理既不能停滞，也不能被任何人所垄断。它必然要随着实践、时代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仅在我国，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其他基本原理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单包括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有关思想，而且包括其他人乃至外国人所概括的普遍真理。这些普遍真理，本质上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相容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国界，也不限于领袖人物的思想。其实，只要是正确的东西，即使马克思和列宁没有讲过，我们也要照着去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讲了多少马列没有讲过的新话呀！譬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本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产权制度，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等。这些新话，对我们的实践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过去，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也明确说过：“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18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它既要向实践开放，从实践经验中不断总结概括出新的理论；又要向其他思想理论开放，从中汲取有益营养。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就吸纳了许多前人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样必然如此。我们要保持马克思主义这种开放性，即与时俱进。
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看，马克思主义整体上是真理，但不是真理的“大全”，不是所有的真理都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承包”了。马克思主义只是人类真理长河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判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它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之外就没有真理。第二，它又不是普通的一部分，而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同其他社会历史理论比较起来，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更科学、更系统、更深刻。因此，我们把它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基础和标志。
事实也表明，在当代世界上，不少国家虽然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总体上也在发展和进步，由此可以断言，他们的思想理论中也包含许多科学的成分。特别是那些实践水平较高即经济文化发达国家的思想理论，更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有人提出：“有些国家不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怎么发展得比我们还好呢？”不能仅仅把这个说法当作怪话，其中是包含真理成分和严峻挑战的。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必须注意吸收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僵化起来特别是同人类其他文明成果对立起来的自我孤立倾向。这种倾向的表现，就是唯我正确、唯我科学、唯我革命、唯我优越等夜郎自大的思想和行为。实际上，任何时候都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句俗语可说是至理名言，我们必须自觉以这句话为指导，来看待我们的一切，包括看待我们的基本理论。
所以，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牢牢把握它的精髓和基本精神，要思想越来越解放，越来越实事求是，而不能是越学习，思想越受禁锢，条条框框越多。我们既要坚持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统一性，同时又要防止对它作狭隘的、封闭的、宗派式的理解。不能重蹈中国历史上西汉以降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专制和蛮横。统一到哪里？统一到“普遍真理”，而不是统一到某一个人。
科学实践观的含义篇8
一、创先争优活动所蕴含的实践观点及知行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对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的角度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认识发展的动力，人在实践的过程中不仅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要求我们坚持知行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即认知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行动，认知和行动应当统一起来。因为，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我们才能检验、巩固和发展认识，才能在真正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客观世界。
从活动背景、主旨要求、活动方式、活动过程及其成果等方面看，创先争优活动都体现和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及知行统一的方法论要求。首先创先争优活动具有极强的实践指向性，需要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不能止于学习和头脑中的认识，而是必须要知行统一，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扎实工作，而在具体工作中得到的实践经验将在更高的层次上巩固和升华已有的认识，从而使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其次，创先争优这种活动方式，不是专门的学习教育活动，却承载了学习教育活动的丰富内容，有具体而富有针对性的活动目标和活动步骤，能够更好地达到在具体实践中进行思想教育的目的。从活动所取得的成果看，全国涌现出大批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成为人们身边看得见的学习榜样，不仅提高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增强了党员的党性和业务能力，而且对全社会形成学习先进、崇尚先进和争当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
事实表明，创先争优活动是当前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要载体和有效路径。创优争优活动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及知行统一的方法论原则要求我们，要实现从理论创新到理论武装的转化，必须通过各种真正适应实践要求并符合新形势下广大党员认知规律的路径才能实现。深刻把握这一方法论原则，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搞好创先争优活动，而且对我们从整体上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创先争优活动所蕴含的正确处理党组织整体与各基层组织、广大党员的相互关系的方法论原则对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有重要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作为系统整体的事物是由各要素在相互联系和交互作用中有机构成的。系统整体虽然有自己独特的质，并不必然与构成自身的各要素的性质完全相同，但一方面，系统整体的性质是由其主要方面决定的；另一方面，系统整体的性质发生变化必然从其要素性质发生变化开始。系统整体与构成要素间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在实践过程中，既要看到系统整体的性质对于各要素性质的统摄作用，又要重视作为构成要素的各部分的性质和功能，使系统整体和构成要素在我们的实践过程中交互作用、相互促进，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各基层党组织是作为系统整体的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的性质具体体现在党的各级组织的活动中，从每位党员的党性状况中体现出来。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靠各基层组织及党员的具体行动来实现。党的威信，要靠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努力来维系、巩固和加强。而且，广大群众对党的认识和情感也更多地是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那里获得的。在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中，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通过扎实工作，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将具体的工作过程和实现目标与本部门本单位本行业的中心工作紧密联系起来，乃至最终与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及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连接起来。
创先争优活动取得的成果表明，活动过程所蕴含的各基层组织、广大党员和党的组织整体问相互影响、交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在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处理党的整体与各基层组织、广大党员间的关系。即：一方面，应更加注重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对全局层面上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更加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党的健康肌体在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层面上得到自觉维护。
三、创先争优活动所蕴含的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区别对待的方法论原则对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具体事物的存在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这一基本原理要求我们，处理问题应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既要考虑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统筹兼顾，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整体推进，又要分清主次，特别是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适时处理，为解决其他问题开辟道路。由于事物的存在有不同的质，因此，我们处理问题应根据事物的性质及其发展状况分类别、分层次、分阶段，区别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创先争优活动的总体性要求看，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主题，坚持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出发，改革创新，务求实效，统筹推进党的建设其他经常性工作”。由此可见，统筹兼顾是推进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而在推进过程中，必须抓住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这一主题。活动中各级党组织根据基层单位的实际情况和党员的岗位特点，进行了分类指导，精心设计了各种特色鲜明、务实管用的载体。从整体来看，围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这一主题，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创先争优活动在每个阶段又有自己的次级主题。这些都体现了分类别、分层次、分阶段，区别对待的方法论原则。
按照科学化要求推进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在注重共性或一般性要求的同时，更加注重求真务实，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更加注重分类别、分层次、分阶段地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
四、创先争优活动所蕴含的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对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的发展是肯定与否定的统一。事物的消极因素因不适应于新的条件而被克服和否定，积极因素则被肯定和保留下来，作为有机组成部分与新增加的部分即创新性因素一起构成新事物。因此，我们在推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既要善于辨别和继承有益于事物发展的因素，又要注重创新。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是我们党在新时期解决党的建设领域存在的具体问题的内在需要，具有鲜明的特点和指向性。同时，创先争优活动又是党的建设总体活动的一部分，是以往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活动的衔接和延续，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党的十七大部署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明确提出要开展两项活动，一是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二是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学习实践活动是集中性主题教育活动，创先争优活动是推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立足本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经常性工作。创先争优活动是学习实践活动的延展和深入，必然推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科学实践观的含义篇9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因而也成为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普遍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然而，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这一概念的理解上，还是在“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上，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为此，本文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就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实践基础和现实条件及其路径方法等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首先涉及到我们所要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标和任务，即我们所要建构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广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狭义的，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其主流的趋向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新的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建构，否则就会因为远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个中心，而偏离正确的方向，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220这是哲学发展的道路，也是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蓬勃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46-249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联系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胡锦涛在2004年会见出席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会议全体代表时也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我国改革和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我们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既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基本内涵，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最高理论形态，是我们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正确反映了中国国情及其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因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面对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也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供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巨大功能，就必须掌握群众；而要掌握群众，就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科学，都是与自己的时代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如果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囿于“意识哲学”、“教科书哲学”和“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范围，势必就会因远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远离大众的现实实践和现实生活而成为“空中楼阁”，要为大众所接受、所认同，并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才能真正建构起富于时代性和创造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才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奠定坚实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也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创新的必然要求。
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和现实条件
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必然孕育新的哲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不仅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孕育了作为这一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升华，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所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以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加以提炼和升华，使之真正成为以“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为基础，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为一体，构建既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又能够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唯物主义”，又称“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本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个人”，其思想主题和本真精神就是“以现实的人为本”，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其中心话语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条件。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哲学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本质。而之所以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就是因为它是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之所以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则不仅是因为它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面，从根本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实质性内容，而且更是因为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切实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乃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新阶段上的新成果，既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崭新理论形态，也是以时代中的现实问题为中心，以现实实践中的反思思维为特征，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等在内的系统开放的科学体系。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活的灵魂，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才能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鲜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从实践层面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创新实践，我们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且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无疑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形态，已经创立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标志性的成果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最为直接和最为丰厚的思想资源。
尽管，从目前来看它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特有的哲学的形式或哲学化的叙述方式，但却并不缺乏作为哲学所必须具有的思想内容。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有着自己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这就是“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唯物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和谐为特征的辩证法”、“以统筹兼顾为根本的方法论”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唯物史观”。[4]目前来看，人们在对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以及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关系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不否认其中所蕴含的哲学内容。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深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建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新形态，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质言之，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哲学思想和哲学内容的问题，更不是有没有必要和可能的问题，而是应当如何建构的问题。
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站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当代人类价值重建的历史高度，从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努力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思想主题和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既是我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的必然选择。
哲学范式的转换是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实现形式。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视域来看，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对当前流行的哲学范式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反思，以便能够使我们真正从各种各样的“意识哲学范式”和“教科书哲学范式”，以及“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向“实践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其次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进行纠偏。所谓“纠偏”，就是要在强调“中国化”的同时，充分凸显“时代化”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看来，所谓“中国化”，在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与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当前的实际）相结合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概念。所以只有将“中国化”和“时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强调“中国化”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从“中国化”到“时代化”，乃至“具体化”的根本转变，才能从根本上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再次还必须处理好“返本”与“开新”的关系问题。所谓“返本”，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上，并将其作为“开新”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开新”的出发点。“返本”是“开新”的前提和要求，“开新”才是“返本”的目的和归宿。离开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态和本真精神，必然会失去意义的历史前提和理论根基，但必须明确“返本”并不是终极的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正确处理好“返本”与“开新”，即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的辩证关系，才能为真正建构起反映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相对于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言，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无疑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以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哲学观为指导，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必须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从“革命”到“建设”、从“意识哲学”的本体建构到“实践哲学”的理论创新的根本转换。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既是哲学话语言说方式转换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哲学对话（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以及中、西、马哲学内部的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要求我们必须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只有在解决和回答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言说方式，才能为不同哲学之间的对话创造可能的前提和条件，否则所谓的“对话”、“交流”、“交锋”和“融通”，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或者说只能是一句空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实现哲学思想主题的历史转换，才能为造就真正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充分必要的前提，并开拓出无限的生机和可能。惟其如此，也才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乃至西方哲学研究真正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使之真正成为或转化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思想资源，也才能使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更富于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从而能够真正为当代人类的价值重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16.
科学实践观的含义篇10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知识属性问题的一条重要进路。近来，ssk的认识论抱负，关于知识的观点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鉴于此，在与传统认识论的比较中阐释ssk的认识论抱负，通过比较ssk与传统认识论一脉相承的研究旨趣和研究进路上的差别，表明其对知识研究的重要意义。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自80年代以来，逐步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从其称谓来看，ssk与社会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其思想渊源可以直接追溯到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传统，因此在科学哲学家看来，ssk的社会学抱负是显而易见的。同时，ssk最初进入
自启蒙运动以来，哲学家一直将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这种观点在科学知识和世界的关系上持一种反映论的实在论观点，认为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认识之外的客观世界，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真命题的集合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既然科学知识与世界之间是一种真实摹写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对科学知识(关于世界的表征)的证明和辩护达到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和把握，而对作为世界表征的科学知识的辩护则需要运用一种语言分析的方法。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正是在这种科学观的影响下，认为科学知识的发现及辩护语境是相分的，科学哲学所关注的仅是科学知识的辩护语境，于是逻辑经验主义采取一种语言分析的方法对科学知识进行逻辑分析和合理性重建。
罗蒂、库恩和奎因等人在批判了传统科学观，使科学知识的认识论特权地位受到威胁的同时，也使逻辑经验主义对科学知识的研究方法受到了质疑。既然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不可分，那么对科学知识本性的考察必然要回到科学知识的发现语境中。从本质来看，发现语境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发现”一词仍然暗含了一种反映论的假定。按照ssk的观点来看，科学知识并非被发现、而是被生产和制造出来的，因此回到发现语境事实上是回到科学实践中，不仅研究客体，包括科学家本身都成为考察知识所不能忽视的内容。
同时，ssk继承知识社会学的传统，深受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将知识看作存在于一定社会文化之中的信念系统。既然语言本身已是一种社会实践，一种生活形式，那么由语言所组成的知识不仅是一种实践的表征，其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形式。因而对其本性的考察正如对语言意义的考察一样，要在具体的使用中，即具体的实践中进行。因此，ssk的研究或是回到某一科学争论历史中，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对争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或者以局外人的身份深入实验室对某一具体知识的产生过程进行人类学考察。
4.语境主义策略:用知识产生的地方性代替知识辩护的普遍性
ssk在实现以经验社会学方法对科学知识进行因果性分析的构想时，已经暗含了一种拒斥科学知识客观性和普遍性、将知识还原到具体语境中的假定，可以说一种语境主义的策略已经暗含在ssk的理念和方法中，“在讥讽着前辈们执着于追求纯粹的客观知识和普遍伦理的幼稚的同时，一批人在大呼‘理性缺场’的情境中，义无反顾地转向了语境主义和相对主义”。
语境主义策略本质上取决于ssk对知识的看法。ssk继承了库恩将科学知识看作一种集体财产的看法，认为“知识是文化或亚文化成员的共有财产，作为各自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代代相传，其可信性依赖于集体的权威，对它的使用和应用决非服从于抽象的逻辑术语的描述，它只能从人们在特定的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特定行为的关系中被理解”。因此，为了理解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就必须参与它的使用语境，必须关注它的使用者的特定的实践目的”。在ssk的视野中，科学知识并不因其对客观世界的符合而获得可信性，事实上，在他们看来这种符合论是不可能成立的。科学知识的可信性源于集体的权威，那么知识并不是惟一确定的，对知识的理解也不可能是脱离语境的，因此我们对于知识的理解和评价必然要回到产生它的语境中，将知识置于特定语境中，置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进行。
这种策略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境思想之间有很强的连续性。后期维特根斯坦主张语言分析应回归日常语言，回到生活实践，从而使语境的涵义从原来逻辑结构层面扩大到行动领域、实践领域，他强调了一种语境对意义的规定性。语境在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中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在具体的使用中，句子间上下文的关系，包括对话人正在谈论的主题;其二是使词或句可以被双方理解的共同的生活背景、语言习俗和社会建制。语境主义策略表明，科学知识的产生是与语境相关的，这一方面表明知识并非具有普遍性和反映论意义上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表明知识并非主观、任意的。因为语境中的各种因素为科学知识提供了规则和约束力。
我们发现，“语境”在ssk学者那里至少包括了以下两层涵义:其一，知识产生时，科学家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构成科学家背景信念的社会文化因素。比如在巴恩斯和麦肯奇对19世纪英国遗传学争论的分析中，皮尔逊和巴特森各自所处的阶级、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利益构成了我们理解这场争论的语境。这种涵义的语境在一定意义上是外在于知识的。其二，实验室中，科学研究的索引性，即科学活动的境况偶然性，包括科学家选择的偶然性、实验室操作的地方性等特征。
这一策略具体表现为两种研究进路，一种是回到历史，在具体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语境中讨论科学理论与一定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将某一理论归因于某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因素，通常是一种宏观的进路。另一种是回到现场，以一种深描(thickdescription)的人类学方法对科学知识形成和接受的实践过程进行描述。前一种进路主要代表是爱丁堡学派在“利益模式”引导下对历史上科学争论所作的研究，后一种进路主要以拉图尔、伍尔加、诺尔一塞蒂纳所做的实验室研究为代表。
ssk主旨是倡导一种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的方法对知识进行描述性研究。在这种主旨下，一部分理论家提出了系统的科学研究的纲领，另一部分学者则在此纲领的引导下进行了大量实践研究、案例研究，这些案例涉及多个自然学科，从时间来看，既有对科学史上著名案例的还原式研究，又有对当代科学实验室的人类学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给学术界带来巨大反响的同时也受到责难。原因在于ssk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科学哲学大相径庭，结论往往被看作是反科学客观性的。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遭到大量批判甚至是漠视。一些传统科学哲学家并不把ssk作为竞争对手，这样的一种批判和漠视事实上并没有看到ssk在社会学方法背后的认识论抱负，因而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它关于知识的思想。
ssk中蕴含着丰富的语境思想，在历史主义消除了发现语境(contextofdiscovery)与辩护语境(contextofjustification)二分的影响下，ssk更加重视知识的语境性，爱丁堡学派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以及实验室研究都说明科学知识何以是语境依赖的，知识在动态维度中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知识问题一直是哲学关注的中心话题，从什么是知识到人如何认识，对知识的提问方式尽管发生了改变，但人类对知识本性的探索从未有过变化。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来，对知识的研究转而成为对知识的载体语言的研究，因而，当代主流认识论是采取一种语言分析的方式研究知识属性问题，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科学哲学也是沿用这一思路对科学知识进行分析。
长期以来主流的探究知识问题的学派忽视了ssk的成果，正像英国学者库什在《哲学与知识社会学》一文中指出的:一直以来，英美分析哲学并没有将科学知识社会学看作是自己的对手而加以足够重视，这样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在战后的大部分时期，以分析哲学为主的认识论学者都忽视了证明是知识的一种来源;他们忽视了诸如集体信念或集体证明和集体认识这样的现象;而且他们没有关注认识活动的组织过程。这种奇怪的无视已经使认识论无法阐释科学知识的生产和维持了”。而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作的工作正是对传统认识论的一种校正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