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优缺点篇1
[关键词]高新技术技术创新模式
一、引言
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将面临国内外激烈的竞争环境。企业核心竞争力关键是企业的技术能力，因此，提升技术创新能力,选择合适的技术创新模式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比较
通过归纳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分析综合各类划分标准，并根据现阶段企业发展中出现的创新模式，本文将技术创新模式概括为三类：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和合作创新。这也是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三种典型的技术创新模式。
1.自主创新模式
(1)自主创新模式的含义及特点
自主创新模式的含义
自主创新，是指企业依靠自身的力量产生技术突破，在此基础上完成技术的商品化，获取商业利润，达到预期目标的创新活动。
(2)自主创新模式的特点
①核心技术是企业依靠自身力量独立研发而获得的;②自主创新目标具有率先性，技术成果具有独占性;③知识和能力的支持是创新成功的内在基础和必要条件。
2.自主创新模式的优缺点
(1)自主创新模式的优点;①获得技术垄断地位;②形成市场优势;③形成创新集群和簇射现象;④优先积累技术和管理经验;⑤形成生产和销售方面的竞争优势。
(2)自主创新模式的缺点
自主创新的缺点，主要表现在风险高、成本高且成功率较低。
三、模仿创新模式
1.模仿创新模式的含义及特点
(1)模仿创新模式的含义。模仿创新，是企业通过学习、模仿自主创新者的创新思路和创新行为，汲取自主创新者的经验和教训，引进或破译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和技术秘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创新形式。
(2)模仿创新模式的特点。
①模仿与跟随。最大限度地吸取自主创新者的经验和教训;②创新活动的针对性。投人一定力量，对率先者的技术进一步开发;③特色的形成。在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形成自己的特色。
2.模仿创新模式的优缺点
(1)模仿创新模式的优点
①充分利用后发优势;②运用差异化策略获得竞争优势;③通过技术组合获得竞争优势。
(2)模仿创新模式的缺点
模仿创新的主要缺点是它的被动性，在技术积累方面难以进行长远的规划。市场定位经常性的变换也不利于营销渠道的巩固和发展。
四、合作创新模式
1.合作创新模式的含义及特点
(1)合作创新模式的含义。合作创新，是指以企业为主体，推进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以及与其他企业之间开展产学研合作的一种创新战略。
(2)合作创新的特点
①创新主体的多元化，创新活动可以在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②强强联合或优势互补，使得创新更容易成功，且取得良好的效益；③合作内容多样，既可以资金、人才、成果形式合作(如产、学研合作)，也可以资金入股形式合作(如：私营技术密集型企业)，还可以技术供方利用中介形式和技术需方进行合作等等。
2.合作创新的优缺点
(1)合作创新的优点。合作创新通过联盟首先使创新要素优化组合，优势互补，提高创新效益，最终使合作各方共同获益。其次，合作创新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创新资源，减少资源装置和浪费。再次，合作创新还可以发挥相互学习效应，降低创新成本的风险，缩短创新时间。
(2)合作创新的缺点。合作创新的运行过程中也有诸多困难。由于这种创新主体利益的多元化，使合作各方会为创新后续风险的承担和利益分配而纠纷不止。
(3)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选择适合的技术创新模式。
如果企业有很强的资金支持、技术基础和研发能力，可以选择进行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从总体上看是一种对领先者较为适用的发展模式，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最高境界，是企业成为技术领先者和市场领袖的根本标志。目前发达国家大部分实力雄厚的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大都采用这一模式。
模仿创新要求企业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持续开展紧跟学科前沿的科学研究，并具有快速创新能力。这类企业并不是技术上的弱者，而往往是技术上的强者同时是市场上的智者。
人文主义的优缺点篇2
关键词：辽宁省；红色旅游；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0-0230-02红色旅游作为一种新型主体性旅游形式是民族相互区别的重要特质，也是民族发展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了一批宝贵的优秀的文化财富，除传统的优秀的民族文化之外，在中国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革命优良传统文化，即红色精神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旅游的兴起，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对革命优良红色精神的崇敬，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步的象征。因此，发展红色旅游，弘扬爱国主义情结，是辽宁省积极推广的一项重要产业。
一、红色旅游概念和作用
（一）红色旅游的概念
红色旅游是指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的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为吸引物，组织接待旅游者进行参观游览，实现学习革命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振奋精神、放松身心、增加阅历的旅游活动。红色旅游是把红色人文景观和绿色自然景观结合起来，把革命传统教育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主题旅游形式。其打造的红色旅游线路和经典景区，既可以观光赏景，也可以了解革命历史，增长革命斗争知识，学习革命斗争精神，培育新的时代精神，并使之成为一种文化。
（二）红色旅游的作用
1.有利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爱国主义教育方式迫切需要改进和创新。积极发展红色旅游，寓思想道德教育于参观游览之中，将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通过旅游传输给广大人民群众，有利于传播先进文化、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爱国主义教育效果，给人们以知识的汲取、心灵的震撼、精神的激励和思想的启迪，从而更加满怀信心地投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
2.有利于保护和利用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党的十六大提出大力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其重要目的就是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遍布全国各地特别是革命老区的纪念馆、革命遗址、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通过发展红色旅游，把这些革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管理好、利用好，对于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3.有利于带动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革命老区大多地处偏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帮助老区人民尽快脱贫致富，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任务。发展红色旅游，是带动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有效举措，可以将历史、文化和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培育特色产业，促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带动商贸服务、交通电信、城乡建设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扩大就业，增加收入，为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活力。
4.有利于培育发展旅游业新的增长点。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的旅游消费支出逐年增长，对旅游内容和产品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旅游业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产品结构，更好地地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精神文化需求。红色旅游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满足旅游需求、促进旅游业发展，增强旅游业发展后劲，开拓更广阔的旅游消费市场，具有积极作用。
二、辽宁红色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产品缺乏吸引力
辽宁有的红色旅游景点目前提供的产品基本上只是用简单的图片展示和橱窗式的文物陈列，静态观光内容居多，缺乏包装，缺乏声、光、电等现代化的动态式参与式的展示，景点内容陈旧，讲解缺乏现代化手段，枯燥乏味，不适合现代审美观念和旅游者的消费取向，与市场需求差距很大，因而也就缺乏对游客的吸引力。
（二）宣传促销乏力
按照市场规律搞好宣传推广是搞好红色旅游的主要环节。辽宁的红色旅游景区总体上看在市场营销方面投入不足、力度不大。营销方式比较单调，过分依赖旅行社等中介组织。对市场缺乏真正的研究，没有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实行个性化促销，对消费群体定位模糊。缺乏大规模、连续性、轰炸式宣传，与其他红色旅游名胜区联手宣传。
三、辽宁红色旅游开发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创新红色旅游产品的展示方式
可以实行陈列馆解说与高科技演示方式相结合，通过图片、文字材料、事物和声光电等形式和手段，让游客有身临其境之感，提高游客的游览兴趣。其次，可以创作特色性强、旋律优美的红色歌曲、编排经典的红色旅游节目，在重点的红色旅游景区景点定期文艺表演，用舞台艺术、肢体语言、现场互动的形式向游客展现辽宁革命斗争史的经典场景。此外，可以开设一些体验式、参与式的旅游项目，加大体验性的分量。
（二）保护好红色资源，进行有序开发
红色旅游资源与一般历史文物相比有其特殊性，一是民间性，红色旅游资源遗存在民间，许多会址和重大事件的发生地是民房；二是非物质遗产特征明显，如标语、故事等；三是流动性强，不固定，基于这些特点，红色旅游遗产保护要有新的遗产保护理念。陕西省对已开发的、未开发的红色旅游资源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已开发的资源要提升产品档次，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使其展示、整理、保护和宣讲等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鼓励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要进行普遍修缮、维护和完善，必要时实施恢复重建，使红色旅游能够得到持续发展。
（三）加强宣传促销，开拓客源市场
要采取多种形式搞好我省红色旅游的整体形象宣传，提高知名度。要加强省际横向联合，逐步在国内主要旅游点城市设立旅游办事机构，形成全方位的旅游宣传促销攻势，建立稳定的客源市场网络。各红色旅游区的宣传推广要围绕主题、突出特色、增强吸引力，要适时推出一些富有特色的招徕性强的旅游线路和旅游节事活动，并要主动与兄弟省市特别是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互动对接。要鼓励旅游企业在省外设立促销机构，或利用我省各驻外机构，通过直接派员或委托、合作的方式，开拓旅游业务。
参考文献：
人文主义的优缺点篇3
【关键词】校园文化；整合；育人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其中重要一环的高等教育则显得极为重要，而作为高校教育载体的校园文化建设则更凸显其重要性。中央16号文件（2004）指出应大力建设校园文化，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形成优良的校风、教风和学风，实现校园文化的重要育人功能。
一、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涵和功能的新思考
（1）广义校园文化内涵。西方学者在研究校园文化时，注重校园文化的德育功能。英国的艾瑞克・阿什比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中，指出教育的目标实质就是造就有教养的人而不是有学问的人。法国的涂尔干在《道德教育》中，提出现代教育是在传授技能和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家衣俊卿（2007）指出大学的本质在于文化，回归大学的文化本质，就必须走出狭隘的、表面化的校园文化建设的误区，变狭窄的“校园文化”为宽广的“文化校园”。校园文化关乎的不仅是学生文化知识的习得，更重要的是校园文化品位的形成，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给高校师生以滋养和陶冶。（2）校园文化的核心功能是育人、化人。高校校园文化不仅是一个文化环境，更是一个教育环境，它对学生的影响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入心入脑的，无论我们对校园文化如何定义，怎样解释，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在于育人，在大文化尤其是地域文化的大环境下，整合高校文化资源，创新校园文化载体，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途径，最有效地发挥其育人功能。高校校园文化不仅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大学生的摇篮，还是社会文化的引擎，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力量。高校作为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源地，其校园文化建设属于文化传承、价值守望、文化践行等文化化人的范畴，发挥高校校园文化育人、化人功能，才能真正达到中华文化与校园文化“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宗旨。
二、当前高校校园文化存在的问题
（1）功利主义入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行为早已突破高校围墙，象牙塔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不断渗透和吞噬校园文化精神。高校扩招扩建后，后勤的企业经营模式日趋完善，校内商业经营水平日渐进步，以学生为参与主体的商业宣传性质明显的竞赛活动日渐频繁；商业宣传性质的赞助横幅挂满了校园主干道，英语四六级考试、计算机考试、各种证书辅导班及商业广告贴满了校园的显著位置；就连大多数人心目中神圣殿堂清华大学也冠名了真维斯楼。在学校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多元化经营的同时，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也随之而来，对师生的价值观念产生较大冲击，商业气息掩盖了学术气氛：校园没有了心灵宁静的栖息地，难以达到理想的致远，师生不能淡泊，亦难以明志。（2）娱乐主义盛行。大学校园文化中的非主流文化不断滋长，娱乐主义盛行。课桌文化的“痞”，厕所文化的“俗”，宿舍文化中的黑色潜流，灰色的网络文化、微博文化、短信文化等在校园备受推崇，这种娱乐至上主义使得大学文化庸俗化、肤浅化；沉迷于电脑游戏，发烧于电子设备，比比皆是，享乐主义盛行使得部分大学生丧志、不能自拔、缺乏对理想和人生的思考。这种娱乐至上、享乐主义的盛行，使得大学生普遍缺乏应有的对高品位精神生活追求的风貌和青春的朝气。（3）人文精神缺失。当代大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容易形成自我中心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不懂得感恩。加上人文精神教育缺失，部分大学生的主体意识迷失，正义感、责任感淡化。考试中舞弊成风，奖学金助学金评审中弄虚作假，助学贷款逃避债务等情况屡见不鲜，个人诚信受到极大的挑战。从“我爸是李刚事件”、“药家鑫事件”，到药家鑫师妹的“我要是他，我也捅”，折射出现代高校人文精神的缺失的严重。长期以来，高校教育很大程度被功利化和模式化，学校把教育组织成一种类似工业生产的过程：灌输知识，忽视传递价值；培养技能，忽视升华人格；突出功利，不谈理想；宣扬道问学，忽视尊德性。正是这样长期以来的人文教育缺失，导致大学生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等人文精神，渐渐地淡出校园。（4）校园文化建设缺乏精神思考。当前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看起来丰富多彩，但大多表现为校园局部的文化活动，缺少对校园的整体文化氛围和深层的文化精神的思考。教育部自2006年始连续3年举办“魅力校园――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成果评选及展示”活动。3年间高校申报的校园文化成果近千项，其中既有主题鲜明的思想教育，特色突出的学术活动，形式新颖的文艺活动，载体丰富的文化超市。这些活动主题鲜明，形式新颖，但大多属于第一课堂之外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文化活动，如果以局部文化活动取代大学校园文化整体性的建设，则有可能导致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表面化和局部性现象的凸显，校园的整体文化氛围、文化气息和文化精神将会被忽视。
三、整合高校文化资源
整体论学说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要素的各部分绝非简单的加和关系，从部分到整体是一种突变，是各部分有序整合而出的“新质”。“整体”是校园文化静态的内容载体，“整合”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整合必须有前提预设，只有价值目标趋同的前提下，才可能对要素部分进行集总，才可能迎来“新质”的产生。（1）传承传统教育文化基因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石。校园文化建设离不开传统教育文化的传承浸润，传统教育文化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发挥着导向作用，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最基础资源。中国传统教育的显著特点是重视熏陶、教化，重视启发人的内心自觉，教育人如何“做人”，强调的是对自身的肯定“天人合一”，“传道、授业、解惑”，“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观点至今还在教育领域产生着广泛的影响。传统教育文化对国家社会的高度责任心和价值观，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民族精神，都是道德教育的首要内容。高校校园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教育文化，关键是要将传统教育文化的精华成分与当代社会发展趋势以及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相结合，使其既富有内涵，又具有现代气息，易被年轻学生所接受。（2）地域文化是重要素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文化在育人过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和独特优势。高校文化根植于所处地区的地域文化土壤中，从其建立、建设发展必然受到地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因此地域社会多元文化成分为校园文化的形成与构建提供养分，并通过不断交流、渗透而形成校园文化的重要素材。校园文化建设要注重地域特色，挖掘地域的文化资源和内涵，整理、提炼、升华文化理念，以实现对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凝练，让学生从身边浓郁的本土文化氛围中体会地域文化的精髓和力量，从而增强教育的现实说服力和感染力。（3）对接西方文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高校作为接收西方思想的桥头堡，西方价值观念、礼仪、节日等外来文化对校园文化造成很大冲击。面对世界范围内文化领域的大碰撞、大融合趋势，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努力探索中外文化的接入点，在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成果、揭批不良文化的本质和危害的过程中，培养广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性，积极正面引导学生对外来文化的明辨是非鉴别能力，增强内化能力，才能为校园发展提供有益帮助。（4）高校自身文化需要传承和发扬。阿什比曾经说过“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如上述，高校文化传承了传统教育文化，地域文化，内化西方外来文化，从而整合形成自己独特的校园文化。因此，高校文化具有时代性、创新性，也具有继承性，高校自身文化需要整合和发展，更需要传承。校园文化反映了全校师生的共同所遵循和习惯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浓烈持久的精神氛围。大学如何建设自己独有的文化氛围，表面上是一个务虚的话题，实则关联着高等教育的理念、目标走向以及功能定位等，教育必须担负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培养考试机器或者传授谋生手段。校园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终极目标应该是“化成天下”。
四、创新校园文化育人功能
（1）创建特色校园文化，培育文化的自觉、自信。一所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是文化，同时也是大学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和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特色学校之所以有特色，就因为它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特色的校园文化，办学特色的生长点是在特色校园文化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如果没有文化养分注入，这个生长点就有可能夭折。高校的特色文化，体现为一种个性，使全体成员形成相近的价值取向、处事风格、行为准则，成为一种有认同感的“众人拾柴火焰高”精神凝聚力量，并造就有生气和创意的校风、教风、学风，对学校发展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传承学校的特色与优势文化精神，挖掘地域优秀文化资源，以形象丰满的优秀人文史迹熏陶师生的道德品质和精神；立足于本校实际和优势，建设特色学科，发扬特色科学研究的科学情感、钻研精神、职业道德，催发好的学术氛围，引导良好的校风学风；创新具有学校优势和特色的校园文化项目，丰富校园文化传承的载体。对内以特色文化为支撑，培养文化自觉，凝聚师生的对校园文化的认同感，增强师生的归属感、责任心与自信心，激发学校的发展动力与竞争力；对外以特色文化为形象与资源，培养文化自信，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力，并以此为契机拓宽学校获得资源的渠道。（2）探索文化育人新途径。文化的育人功能的形成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渐进的过程，渗透在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散见于学校管理的每个细节。一般认为高校校园文化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方面内容。
校园物质文化载体建设方面，建立文化气息浓厚的人文景观和校园环境，融入办学理念、展现学术气息，营造高尚的文化氛围，将校园文化精神通过外显的视觉形象为载体，传递给师生员工，形成自上而下的文化认同。校园制度文化载体建设方面，积极构建与学校培养目标培养相适应的学生激励体系、保障体系、辅助体系，积极引导师生的理想信念和行为标准。尤其应进一步完善奖助体系，让受到资助的学生感受人文关怀，教育学生感恩他人回馈社会。校园行为文化载体建设方面，立足学校人才培养战略，引导校园文化活动向高雅化方向发展，建立多形式、多层次、多系列的主题特色活动，加强树立精品校园文化项目，注重校园文化品牌的育人功能，用健康有益的思想文化占领思想阵地的。校园精神文化载体建设方面，深入挖掘校园精神文化精髓，传承建校多年来的优良传统，弘扬校园精神，引导师生树立核心价值观念，彰显高校文化底蕴。
参考文献
人文主义的优缺点篇4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高校;思想道德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207-03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文化多元化的思潮不断涌现,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日益影响着青年大学生。大学生在接触西方文化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从西方文化中获取很多有益的知识,另一方面也会从西方文化中学习到许多糟粕的内容。由于大学生思想、意志、身心还不成熟,西方文化中糟粕因素可能对大学生的影响会更深,后果也会更严重。要利用好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教育,使其与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契合。一方面培养其爱国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使他们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学术界十分注重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来推动高校思想道德建设,并成为研究的热点。在这方面已有许多有影响的成果相继问世,其中一些已经转化为高校进行道德建设的准则。本文认为,高校思想道德建设包含对大学生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德育工作、人文素质教育等几个方面。本文试图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和评价。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里,搜集到大量的相关文献。纵观以往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德育工作的研究、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研究、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大学生道德素养的研究。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德育工作研究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依托。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融激荡的今天,如何把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道德素养的培育结合起来,增强我国高校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创造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和谐新文化,构建和谐校园文化体系,是高校的重要使命。当前,向民族传统文化寻求思想资源,是创新高校德育工作的一条重要的有效途径。
蔡英谦认为,传统文化传承具有二重性,对人的思想道德影响也是双重的。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亦有糟粕,因而,我们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应坚持批判地继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杰出人物中学习传统美德,是培养和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途径之一。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等。从这些历史人物中学习他们的爱国、为公、勇敢、勤俭、智慧、友善的品德,更要体会他们的精神境界。
岳红认为,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政治素质教育、诚实守信教育、敬业进取精神教育、克己内省精神培养,加强高校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增强大学生的道德素质。薛虹认为,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信念与理想较冷漠,追求享乐意识趋强、集体主义观念缺乏,无私奉献精神淡化、学习主动性、积极性缺乏、社会公德表现欠佳、竞争意识和方法欠正确等。针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地对大学生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达到我们预期的培养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合格人才。
刘振山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矫正我国目前道德领域出现的一些负面因素,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要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意义,用时代语言阐释古代经典,使其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学习比较接近,易于为人所接受。同时要随时代的进步,不断建立新的文化内容和形式,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夏明群、余京华认为,在高校的实际德育工作中,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创造条件使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加强现代大学生的道德修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要优化教学资源,提高教师队伍的传统文化修养,加强教师自身的文化素养,在教学环节中进一步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正面教育价值。巩若刚认为,高校道德建设必须加入武德教育的内容,才能改善或者完善大学生心理素质。
通过以上回顾看出,在优秀传统文化和高校德育工作方面,几位学者研究的重点无外乎这几个方面:首先,都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既有精髓又有糟粕,当今高校思想道德建设需要汲取优秀的道德资源,积极主动地推动高校德育建设的和谐发展。其次,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一些负面思想,成为当前我国德育建设面临的挑战。要使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引领大学生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思想。最后,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意见。
诚然,整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使其发挥出应有的育人功能。但是,优秀传统文化更需要与我国当今所弘扬的主旋律相匹配,需要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相协调,需要与我国文化建设相统一,才能使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传承,才能更好的开展高校思想道德建设,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平。但是,他们的研究缺少从社会学、心理学、人文学等学科的角度分析当今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更缺乏从这些学科的角度提出相应的措施。他们只是浅显的描述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并且大致的甚至是严重的描述了大学生存在的一些负面思想,缺少理论支持,论述显得比较空洞。另外,他们提出的建议也缺少制度的保障,实施起来比较困难。缺乏从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单一从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实施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机制,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会比较小,更与学校的初衷相背。
二、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随着高校人数的不断增加,加上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转型及变革,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内容。在党的思想指引下,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对当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充实和补充。
王敏光、惠红丽认为,借助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更加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在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方面,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健康合理的伦理道德思想,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基本道德素质。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淀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仍有着积极意义的人文、科学思想,其中蕴含了以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为精髓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于静、刘世强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当代大学生的价值体系、人生态度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机结合,并结合高校实际情况,充实各种各样的教育内容,以消除其不利身心发展的思想因子,是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有效途径。沈光、孙倩认为,部分大学生存在政治信仰迷茫、思想信念模糊、价值趋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失、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为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该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治这些问题的优秀资源,引导大学生改变其思想状况。张义明认为,当代大学生在从一个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的转轨过程中,自身人格也正由传统转向现代,他们的主体独立意识在逐步觉醒,正在从消极的、被动的行为惯性中解脱出来,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生活。但是大学生人格发展也存在非理性的一面,部分大学生价值观仍然存在着相对混乱的状况。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借鉴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能促使青年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人格等教育资源,主要是结合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格伦理教育,促进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具有活力。
几位学人的研究有相似之处,又有个别地方的迥异。他们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大学生的思想良莠不齐,需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资源,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教育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完善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他们的研究也存在许多不足。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互脱节,致使宏观因素的影响机制不明确,而微观因素的直接影响缺乏说服力,特别是微观原因之间互相包含甚至互为因果。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多停留简单的描述,缺乏实证方面的研究,缺少实质性的策略以及建议。虽然学人提出了简单易行的操作模式,但是实施后的效果差,可能会流于形式。如何调动大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其积极向上的人格结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并没有找到可行的措施。
三、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大学生道德素养研究
国家间的软实力之争越来越激烈,软实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力资源之争。大学生群体是我国人力资源的主力军和生力军,他们作为民族的未来,承担着重要的使命。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高校大学生也应该使自己的道德素养不断提高,以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需要。但是,当今某些大学生的道德素养不高,主要表现在诚信缺失、理想人格欠缺、人文素质较低等方面。一方面,近些年来,由于受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的影响,高等教育一直存在着人文教育弱化的倾向,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教育轻道德教育;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期容易产生新旧观念的冲突,大学生容易接受外界负面因素的影响。
任伟从教育角度和制度角度两个方面阐述了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认为缺乏正确的教育评价体系、制度不健全对诚信原则会产生负面影响。另外,高校中的许多与学生关系甚为密切的职能部门,工作的无序、制度的缺乏、管理上的松懈、监督不力等现象,客观上助长大学生诚信的缺失。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思想是中国璀璨的古代文明和辉煌的传统文化的支柱之一,是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李涛也认为,当今大学生存在诚信缺失现象,需要从我国优秀文化中找寻诚信思想的内涵,进而对大学生进行教育,使大学生充分了解到诚信对他们而言是立身之本,是人格健全、道德高尚的重要内容,是成为合格人才的必然要求,是跨入全球化时代的准入证。
何小春认为,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大学生的理想人格主流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但是也有部分学生的思想比较迷茫、消极。而大学生的理想人格的培养不能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割裂,要对他们进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教育,志存高远的崇高理想教育,创新进取的人生态度教育,集体主义的道德价值观教育。培养和塑造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人格,使他们真正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陈捷认为,理想人格是人追求自身本质力量而对美好人生形象的预设,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中最推崇和向往的人格模式,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社会健康进步和人全面发展的动力之一。重视理想人格教育、确立理想人格教育的标准和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具体规定三个方面相互联系,这样才能建构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人格。21世纪的大学生应该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具有时代精神,并把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集于一身,达到真善美和谐统一。
王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结晶,对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到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去,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和结合点。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华主要表现在道德教育、天人合一、追求和谐、自强不息等,高校应利用先进的教育手段和教育方式,使大学生从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得到启迪,多途径多形式地推进文化素质教育。这将大大地推动对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有利于大学生形成良好的文化素质,有利于提高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王培强认为,我国古代优秀的诗词中包含着大量的人文素质内容,文化素质教育就是要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并使当代大学生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熏染下形成优秀人格。
学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道德素养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无一例外的都认识到优秀文化对大学生道德素养的培养具有重大的作用。只是,绝大部分只是简要的描述,而没有具体可行的措施。虽然有些学者提出了要改革课程设计、增加古典文化经典学习的力度、引导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一些经典的人文科学知识等措施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此外,有些学者从建立规章制度,增强法律制约,建立高校诚信测评机制视角出发,要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树立教育及教育者的诚信形象,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创新诚信教育方法。但是他们无疑都忽视了现今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教育学生的固有模式,一种新的教育理念的实施面临诸多困境,此外,大学生道德素养的提升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三个方面的良性互动,只从学校的角度去实施,难度较大,效果较差。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综述,这些路径分析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有的切实可行。但是绝大部分学者是站在教育者的角度思考和分析问题,缺少从被教育者的视角考虑问题,更没有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这难免使学生出现不情愿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情绪,这不是学校的初衷。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一方面需要相关部门配合协调,同时,作为实施教育的主体,自身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这样才能教育好学生。另一方面,作为大学生更应该积极主动学习我国的传统文化,从中汲取有价值的道德资源,陶冶情操,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使其各方面健全和谐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文化背景。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期,制定使大学生容易接受的、有制度保障的和激励机制的措施,充分合理科学的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是我们需要继续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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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的优缺点篇5
网络下的英语自主学习
网络教学的多层次性笔者在研究之初阅读了许多相关的文章和书籍，尝试所谓的“文献综述”，对罗杰斯的“坚信学生在学习中体验”有共识，也懂了点皮亚杰的建构主义，认同“学生自主建构”，更相信布鲁纳倡导的“主动学习、主动发现、亲自探索”，因此，有了“高中英语自主学习”的土壤，冠以“网络条件”，可谓一拍即合。
网络技术具有“超文本、大容量、多界面、交互性”的特点。学英语需要“创设情景”，网络技术的“大容量、超文本”可以提供；学英语需要“交互性”“会话”“人机对话、BBS”正好予以满足。课标提倡“分层”教学，网络教学正好可以实现在同一时空进行“高中低多层次”的教学，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面向全体学生。
网络教学的自主性课堂上，教师不再只“一张嘴、一支粉笔、一本书”教学，英特网可提供教材上所列内容之相关的各种音像、文字等信息，“为自主学习提供必要的信息资源”。课外，更能凸显“自由选择”之优越性，既可上教师推荐的英语学习网站，又可随意“在网上冲浪”、与english-speaking国家的人士“在线交谈”。
网络能实现“人机交互”，能激发学生主动参与的热情和兴趣。网络上多变的屏幕、新颖的图文、富含磁性的音质、吸引人眼球的动画、有趣的话题、极有耐心的“对话者”，都无一不对学生产生影响，激发学习欲。
网络技术优势能实现师生共同成长从探索网络技术与高中英语自主学习整合的方法开始，到梳理网络条件下高中生自主探究学习英语的途径方法策略，不仅转变了教师教的理念和方式，促成了课堂的优化，实现了网络技术资源的开发应用，还提升了师生的信息素养，锻炼师生的信息意识和分析处理运用信息资源解决实际困难的能力。
网络条件下英语自学的问题
夸大自主、滥用网络，忽视了教师和教材网络条件下高中英语的自主学习确实不需要教师的过多介入，但也不能完全放手让学生置身信息的海洋。浩瀚的网络、纷繁的知识难免会让学生茫然不知所措，“如何选择、怎样利用”都需要教师指点迷津，以减少走弯路的可能。
浮而不实、只重练习，缺乏思考的深度人机互动、满腔热情地投入英语的自主操练，对低年级学生十分有利，但对高中生而言，只重简单的操练，忽略缜密的思考，不重视提炼加工信息，不注重对问题的深入思考，主动自主学习一定“走不远”。
依赖网络、盲目冒进，弱化了教师教的能力网络资源的丰富让教师的备课既轻松便捷又繁重复杂：简单地拷贝照搬，现存课件可随意下载，但若精挑细选备足学生，为学生的自主把准方向和目标，则“备课的工作量倍增”。
时下的公开课、评优课繁多，若片面地追求网络多媒体的“高大上”，求精彩呈现的一时之快，势必缺少甄别，“拿来就为我所用”一定缺少应有的钻研，长此必将削弱教的能力。
交互有限、缺人情味，影响语言的交际性网络教学虽图文并茂生动活泼，但毕竟是人机互动，人与冷冰冰的机器互动，缺少师生、生生的多向沟通交流，难以体现教学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实现“以人为本”，有悖于高中英语教学改革的初衷，也在事实上造成了语言学习缺乏学习的环境和场所、缺乏真实互动、影响语言实际应用能力的习得，不利于高中生自主学习英语能力的发展和有效提高。
实践中不断“趋利避害”
端正教师的网络教学观网络资源和多媒体技术在高中英语教学中已得到广泛的应用，深化新课改顺应现代化教育技术发展的潮流已逐渐成为教师的自觉，但网络教学研究还相对滞后，教育软件的开发不够，真正脚踏实地让网络技术服务于人、让软硬件都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学生的主体决策与教师的监管引导都不能偏颇网络提供了丰富的学生自主学习语言的广袤资源，顺应了建构主义理论倡导的“以学生为主体、突出学生的中心地位”，真正把学习当作“学生主体积极的认知思维的过程”，“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网络课程不仅适合个性化的学习又体现“突出学习者的主体决策”。诚然，教师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员，精准娴熟的指点、科学适切的监管，才能避免学生“迷失于浩瀚的网络，浪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教师不能缺位，一定是“组织者、引导者、协作者和共同进步者”。
形式手段应以“激活能动自主、彰显学生主体”为目的网络英语资源丰富，订阅网上英语杂志、访问适宜高中生自学英语的学习站点、网上远程教学和学习交流等等，体现多媒体信息处理和人C交互功能，资源共享已成趋势，网络多媒体教学环境渐成常态，任何贬它“喧宾夺主”之类的评价都已成昨天。
人文主义的优缺点篇6
〔关键词〕缺陷出生；侵权；医疗过错；损害赔偿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5-0076-05
计生法调整后，缺陷出生问题可能在生育浪潮中越来越多地暴露。所谓缺陷出生，是指因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未能检查和诊断出胎儿的缺陷、未能合理尽到告知义务及未能提供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致使父母错失堕胎机会，最终引起缺陷婴儿出生。缺陷出生侵犯了什么权利，缺陷出生造成了什么损害，缺陷出生过程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什么过错，缺陷出生造成的损害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缺陷出生应该如何确定损害赔偿。上述问题，不可不察。
一、“缺陷出生”客观上造成一定损害
传统观点认为，生命降生是一种价值实现，即使带有严重缺陷也决不能视为法律意义上的损害。[1]142上述论点的前提是“有生命好过无生命”假说，遗憾的是它经不住推敲。首先，生命降生虽然是一种价值实现，但生命价值的高低更多依赖于其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的对比。生命的主观价值取决于自己对生命存在状态的主观看法，而生命的客观价值则更多取决于社会对生命价值的客观评价。一旦主观价值高于客观价值，可能并不被社会认可，缺陷出生即是如此。其次，《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孕产期保健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防止或减少出生缺陷，提高婴儿的健康水平。如果不把缺陷出生视为损害，很难理解优生优育政策的必要。此外，《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授权地方人大制订生育二胎的具体办法，从各地制定的具体规定看，基本上都认可第一个子女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可以生育二胎，这应该可以理解为对缺陷出生损害的一种政策补偿。再次，如果生命的出生当真只是纯粹获得价值，生养更多孩子应该成为父母一生的追求。但近年来中国出生率持续下降，即使二胎政策放宽后生育率也没有如专家预测的那样快速反弹，这充分说明人们并不认为生命的出生只是纯粹获得价值。最后，缺陷出生带给家庭的价值贬损不能被忽视，这种价值贬损不仅表现在治疗和护理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引起的财产损害，同时也伴有无尽的担忧和焦虑这些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
传统观点认为，将缺陷出生当成损害会贬低生命的价值和损害孩子的尊严。按照“情感上的私生子理论”，[1]153缺陷出生的婴儿一旦发现父母不期望自己降生或者父母将自己降生视为一种损害，其内心受到的伤害可能远胜于自然缺陷造成的伤害。如果缺陷出生的婴儿还发现自己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疗机构支付的赔偿金，其人格尊严也将受到严重损害。上述理由无疑是偷换概念的结果，毕竟父母提出损害赔偿的基础是自己的权利受损而非孩子的生命价值和人格减损，虽然这种赔偿请求与婴儿的出生紧密相关。生命的价值该如何衡量至今尚未有定论，如何能草率地断定将缺陷出生当作损害就贬损了孩子的价值？也许刚好与此相反，父母得到损害赔偿后能够给予缺陷婴儿更好的照顾与呵护，在这个意义上承认缺陷出生造成的客观损害反而是对生命价值的保护和尊重。[2]至于孩子的人格尊严问题，赔偿与否似乎与此并无任何关联。[3]父母在抚育和照顾孩子的漫长过程中无尽的爱足以让孩子深深地相信，歧视在家庭内部从未存在。父母在抚育孩子过程中付出的艰辛也足以让孩子理解父母要求赔偿的苦衷，完全是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家庭负担。
传统观点认为，由于无法对缺陷生命与无生命进行比对，缺陷出生造成的损害便无法认定和计算。令人吃惊的是，很多法院竟然将此作为拒绝错误出生损害赔偿的理由。毋庸讳言，评估缺陷出生造成的损害是一项较为艰巨的任务，但无论如何都尚未艰巨到根本无法完成的地步。在理论上，为了实现侵权法的预防功能，必须对受害人实行“无差异补偿”，具体操作时可借助于受害人的心理效用模型进行计算。如果受害人在受到损害且得到补偿后的心理效用与受到损害前的心理效用并无差异，则此时所需的补偿额即是无差异补偿，可视为缺陷出生造成的损害。心理效用模型的构建毕竟也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将上述理念运用于司法实践暂时还存在一定困难。为了解决损害计算面临的难题，有学者提出利用反差利益计算损害赔偿，考虑受害人当前的利益状态与假定损害结果没有发生前的利益状态二者之间的差额。计算步骤如下：第一，逐项分解利益状态和不利益状态；第二，分别比较财产方面和非财产方面的利益和不利益；第三，不能将财产方面的损益和非财产方面的损益进行抵消。[4]无生命状态既无利益也无不利益，损害赔偿的计算实际上简化为缺陷出生状态下的利益与不利益，经过逐项分解和细化使得缺陷出生损害具有一定可行性。
二、“缺陷出生”情形医疗机构的过错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是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鉴于认定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实属不易，故“过失认定客观化现象”日益普遍。[5]中国《侵权责任法》确立了认定过错的客观标准，其中包括第五十八条“过错推定”以及第五十七条和第六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以是否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标准。需要强调的是，第五十八条的推定实际上是法律拟制，只要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出现法律规定的行为即视为过错，且不能通过举证予以。综合来看，可以认为医疗过错的认定采用了法律规范和当时的医疗水平之双重标准：违法即为过失，没有违法时则以“当时的医疗水平”为标准。[6]322
产前诊断义务主要包括建议产前诊断、说明以及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三个方面。[7]相应地，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履行产前诊断义务过程中的过错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形：（1）违反建议产前诊断的义务。根据《母婴保健法》第17条的规定，产前检查过程中主治医师发现或者怀疑胎儿异常的，应当对孕妇进行产前诊断。为了避免“胎儿异常”判断过程中引起的混乱，根据医学实践经验总结出胎儿异常极大可能性的高发类型，《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第17条了列明了应当建议孕妇进行产前诊断的五种具体情形，若在产前检查过程中发现五种情形之一而没有建议产前诊断的即为过错。（2）违反说明义务。根据《母婴保健法》第18条的规定，胎儿患严重遗传性疾病、胎儿有严重缺陷以及因孕妇患严重疾病，继续妊娠可能危及孕妇生命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孕妇健康，应予说明。《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第24条明确规定，必须将继续妊娠和终止妊娠可能出现的结果以及进一步处理意见告知孕妇。结合《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第23条可知，即使对胎儿是否有严重缺陷存在合理怀疑，也应说明以便孕妇作出选择。（3）违反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的义务。为实现优生优育，法律明确规定确诊胎儿存在严重缺陷后应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鉴于终止妊娠对孕妇的抉择会产生重大影响，法律规定只有在确诊胎儿有严重缺陷的情况下才能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而且必须是书面形式，这与一般的医疗说明义务具有明显不同。
如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产前诊断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应建议产前诊断而未给予、应说明情况却未说明或者应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而未提出，可按法律规定直接推定为具有过错。如果不存在上述过错，则必须考虑在产前诊断过程中是否达到“当时的医疗水平”。胎儿缺陷的诊断受制于医疗水平和诊断过程中胎儿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百分百成功查出胎儿缺陷无异于痴人说梦。侵权法赋予当事人责任主要是为了实现事故预防的功能，产前检查和诊断对缺陷出生的预防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将此作为过错认定的标准实属必要。若采用过于严苛的标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为推卸责任很可能在告知说明过程中采用类似“缺陷出生的风险极高”的暗示诱导孕妇终止妊娠以降低缺陷出生的概率，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堕胎增加。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认为，当时的医疗水平是“一般情况下医务人员可以尽到的、通过谨慎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避免患者受到损害的义务”，而在判断与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时是否考虑地区、资质等因素问题上则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8]232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的医疗水平至少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当时的医疗水平是临床实践过程中的医疗水平，绝非医学研究阶段的医疗水平；第二，当时的医疗水平必须结合实施产前检查和诊断的特定环境来认定，不应采用全国统一标准。第三，当时的医疗水平是一个客观事实，并不依赖于特定的当事人个体进行认定。
三、医疗机构的过错与“缺陷出生”之间的因果关系
有学者认为，缺陷出生客观上源于先天性因素，并非直接起因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即使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产前诊断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仍然无法改变缺陷事实，最多只是可能影响缺陷胎儿是否被继续孕育的决定而已。因此，缺陷出生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自然也不应认定为侵权。[9]这明显与我们的直觉相悖。要不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过错，就不会丧失终止妊娠机会。按照“丧失机会学说”，机会既包括预期利益取得的机会，也包括预期损害避免的机会。[10]终止缺陷胎儿妊娠的机会属于预期损害避免的机会，这本身就是一种损害，而且直接起因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
上述论断隐晦地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过错与缺陷出生之间的因果关系偷换成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过错与缺陷这一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实现轻易否定因果关系及侵权责任之目的。但我们注意到，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义务按照“当时的医疗水平”提前检查和诊断服务并提供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如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能依法履行义务，孕妇在接到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后通常会选择终止妊娠。不管最终是否终止妊娠，至少获得了通过终止妊娠减少损害的机会。从经验法则看，原告及第三人的原因导致缺陷出生的概率极低。根据“事实自证”规则，[11]284错误出生这一事实本身似乎已经能够证明过错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虽然中国没有确立“事实自证”规则，但鉴于医疗损害的特殊性，将医疗过错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医疗机构实属必要。为了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医疗机构需要证明，即使没有违法，即使产前检查和诊断服务达到了“当时的医疗水平”且提供了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孕妇仍然会选择继续妊娠，产前诊断对缺陷婴儿是否出生之间没有任何影响。或者，虽然产前检查和诊断过错是缺陷出生的必要条件，但孕妇自身或第三人的行为异常介入中断了过错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孕妇在被告处接受产前检查和诊断后，受到了足以使胎儿产生严重缺陷的其他损害，如过度惊吓、错误输血及辐射等。
四、“缺陷出生”侵犯孕妇的知情权
从上文看，缺陷出生完全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接下来将要指明缺陷出生的侵权对象。保证健康婴儿的出生，一直是中国的基本公共政策，产前检查和诊断是落实上述政策的重要举措。在国家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优生优育显得尤其重要。由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引起终止妊娠的机会丧失，缺陷出生导致父母产下健康婴儿的愿望彻底落空，看似侵犯了优生优育权。需要注意的是，在胎儿存在缺陷情形必须通过终止妊娠后再次怀孕才可能实现优生优育。胎儿的主体地位虽然尚未确立，但从保护胎儿合法权益角度，胎儿法律主体地位已经在部分法律得到承认，例如继承法规定遗产分割必须为胎儿保留特定份额。若将缺陷胎儿的命运完全交给其父母来决定，缺陷胎儿的生命将难以为继。如果考虑到它与缺陷胎儿的生命权之间存在明显冲突，父母的优生优育权是否应予以承认还有待进一步考量。
从生养健康婴儿与缺陷婴儿所耗费的社会资源看，健康婴儿明显优于缺陷婴儿，优生优育从功利主义视角看有一定的正当性。《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已经有优生优育的规定，而且允许在发现胎儿缺陷情况下终止妊娠，看似说明中国在缺陷胎儿的生命权和父母的优生优育权之间的矛盾冲突中选择了后者。但上述规定决不能视为父母拥有优生优育权的依据，它其实只是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手段而已。优生优育与其说是一种权利，倒不如说是公民执行优生优育政策的一种义务。父母是决定胎儿是否出生的最佳人选，无论是在考虑与孩子未来相关的各种事项，还是在权衡缺陷出生是对孩子的诅咒或祝福方面。但中国允许任意堕胎并不是基于上述考虑，更多可能是出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之目的，其间也许还掺杂着提高人口素质的期许。
任何决策都依赖于有效信息，是否终止妊娠也不例外。实现优生优育的前提是充分且准确的信息掌握，《母婴保健法》对此做了专门规定，赋予了医疗机构提供信息的职责。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客观地履行告知义务，不能有所选择或保留。若出现误诊、漏诊或其他过错，无疑会损害患者的知情权。[12]知情权设立初衷在于通过赋予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相应的告知义务，确保孕父母能够在充分了解即将付出的代价、面临的各种风险以及可能获得的收益的基础上自由抉择，改变孕父母的信息弱势地位，有效维护孕父母的利益。因此，缺陷出生情形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表面上侵犯了优生优育权，实则侵犯了父母的知情权，导致终止妊娠机会丧失。
五、“缺陷出生”情形下的损害赔偿
承认缺陷出生损害赔偿是否会加重医疗机构的法律责任引起过多的防御性医疗行为？问题的答案直接决定着是否应给予缺陷出生损害赔偿。首先，考虑到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产前检查和诊断过程中完全可以利用遵守法律规范和“尽到当时的医疗水平”免责，缺陷出生可能引起过多防御性医疗这一担心似乎缺乏充分依据。其次，从中国提倡优生优育这一公共政策看，即使出现一定程度的所谓“防御性医疗行为”，鉴于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提高初生婴儿素质这一优点，也有值得肯定的价值。[3]再次，如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无需对缺陷出生造成的损害负责，相当于纵容这种行为，反而会诱发更多的过错行为。判令损害赔偿无疑会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能有效促使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提高诊疗水平。最后，缺陷出生通常会带给一个家庭沉重的负担，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如果由医疗机构来承担这类风险，医疗机构可以通过提高诊疗水平降低风险，也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转移风险，显然要优于让缺陷出生婴儿的父母独自承担风险。
缺陷出生带来的损害主要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就财产损害而言，主要与孩子的抚养有关。但必须注意，即使生养一个健康孩子，有些费用也必须支出。鉴于这些费用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之间的过错之间并无因果关系，与缺陷与否无关的一般抚养费用不应得到支持。而且，抚养子女本是父母的基本义务，这涉及到孩子的生存问题，侵权责任法自然不能将此义务转移给医疗机构。正如德国联邦所言，“公共机关尊重每一个人之生存的义务阻遏了将孩子看作损害而负担的抚养义务”。[13]711此外，将基本抚养义务转移也可能伤害孩子的感情，影响家庭关系。至于因缺陷出生而增加的特殊教育费用、治疗费用以及护理费用等特殊抚养费用，应当按照原因力规则予以赔偿，具体金额可考虑为抚养一个健康的子女与抚养一个不健康的子女的差额。[14]150
缺陷出生使父母生育健康宝宝的希望彻底落空，而且对缺陷儿未来的各种担忧也会伴随他们终生。更现实的是，缺陷出生不仅造成“养儿防老”难以实现，反而还需要父母一生为缺陷儿生计操劳与担忧，这种精神痛苦非常人所能体会。因此，无论是从公共政策还是法理上考虑，缺陷出生精神损害均应得到支持。但不论缺陷与否，孩子的成长都会带给父母一定的快乐和成就感。这要求在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时考虑损益相抵问题，不仅要计算缺陷出生引起的精神损害，而且要衡量父母在抚育孩子过程中获得的精神愉悦。为了便于司法实践，笔者建议参照伤残评级的办法对出生缺陷进行评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虽然这种做法忽视了个体差异，不能完全实现个案正义，但比起因为精神损害难以计算而予以否定无疑更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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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的优缺点篇7
与后进生相比较，优生的缺点表现得不是表面化、公开化，而是带有一定的隐蔽性。正如人们往往看不到后进生的优点一样，也常常看不到优生的缺点，但是只要多观察，就不难发现，一些优生在思想品德方面，暴露出的一些缺点。而调节学生的行为和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是班主任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优生的这些缺点，尤其不可忽略。一些优生因为学习基础较扎实，考取重点高中较有希望，成才心切，所以认为只有成绩拔尖，才能成才，于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什么国家大事、时事形势，与己无关，高高挂起，心理状态常处于“心在课本，想在名牌高中”。他们学习抓常常学习走在前，活动跟在后，渐渐脱离集体，变得孤芳自赏。比如开校运会，班级联欢，春秋游，敬老活动，爱心捐助活动，他们兴趣不浓，甚至，消极对待，对集体的荣辱无所谓，但对个人的得失却斤斤计较。正因为一些优生看重名利，总要表现出高人一等，缺乏助人为乐精神。他们有争第一的欲望，却又有妒忌他人的心理，但不愿做班干部为班级服务。对班干部提出的要求，建议不闻不听，我行我素，对别人不信任。有的个人目标同集体常处于一种不和谐状态。这些都不利于个人的健康成才。一些出现在优生身上的缺点提醒了教师：对优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同差生思想教育一样，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都是要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多渠道地进行。
首先，平常教师在言行中加强国情教育，将学生情感渐渐转移至热爱自己的祖国。着重从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体育及综合力量在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中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等是世界其他一些国家无法可比的有利条件着手加以引导，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如本学期开学初，我便就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健儿所取得的令世界瞩目成绩，让学生展开讨论，并特地安排几位“优生”发言，也就最近奉贤中学发生的命案与学生进行了讨论，并及时加以引申，指出一个人成才，他首先必须是一个爱父母、爱他人、的人。此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学生的集体主义情操的培养。集体主义情操是中学教育的核心。它是形成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基础。因此克服一些优生对集体的冷漠感，加强集体主义情操的培养，是优生思想品德教育的一关键。我主要从两方面着手。
⑴加强班级集体的凝聚力。通过主题班会等集体活动，融洽学生之间的感情，避免一些优生或差生孤僻自傲。使无形中产生的集体凝聚力成为处理学生之间关系的准绳，在班中形成一种团结、健康、积极、上进的风气，使学生不断感到一种无形的自我警戒，自我约束，不断产生眷恋，留连班集体的健康情感，让一些优生充分体会集体的重要，一个优生对自己的学校，班级缺乏荣誉感，怎么会真正由衷热爱自己的祖国？
人文主义的优缺点篇8
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框架里演变而来的，尽管这种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由于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开放的原因融合了诸多复杂的社会因子，有着明显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混合型特点，但是，本质上与国际所公认的、与我们政府所承诺的现代公民社会还有一定的距离。
在当今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化浪潮中，世界经济发展已经显现出一体化趋势。按照马克思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以预见未来的世界发展将会出现政治上层建筑等一体化的趋势。但是，我国目前的社会整合、社会运行、社会生产形态以及经济模式等还没有完全按照国际规则和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则运行，因而我们缺乏影响世界的文化精品，缺乏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企业，缺乏让世界普遍认同并与之共鸣的公共声音……因而，重建现代公民社会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文化产业是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的产业。从社会结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是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核心使命是向消费者提供有形或无形的精神产品，而且必须要提供具有原创性的、代表人类社会进步、反映人类普遍价值、鞭鞑社会丑恶、提升人类精神境界的优秀精神产品。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与经营模式是区别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化生产方式的，它遵循产业化、市场化运作的一般规律，它是对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化生产方式的否定，它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规则运作，遵守“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现代公民社会所通行的“市场机制”。人类经济一体化之后，按照马克思观点，政治上层建筑，也会接着一体化，人权与价值观念，都会有统一标准，这个时候，你要获取世界的尊敬、获取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你就得按照世界通行的规则出牌，就得依靠智力胜出，而不是关起门来大打无休止的“口水战”。在我国大力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将有利于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有利于增强现实社会功能。
文化产业在产品形态上是一种符号性产业。它是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综合性产业，也常常被称之为“符号经济”。它与传统的工业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资源依赖对象已经不再是强大的金融、巨大的空间、广袤的土地、丰富的石油煤炭等自然资源，它主要依赖人力资源。文化产业注重个人创造力、推崇创新、强调文化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优秀的文化产业所提供的更多的是“无耗能、无排放、无污染”的非物质产品。
文化产业是服务于人的心灵的产业，它主要是提供精神产品的生产，而不是依赖大量的自然资源而进行物质生产的产业。文化产业本质是“人与符号的互动”。有专家认为，“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都源于符号，符号是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的媒介。符号的魅力在于它的意义和延伸。一个符号具有其自身之外的隐喻或象征意义，并被用来产生一个由相互关联的意义构成的系统。人是这个星球上唯一的文化动物（culturalanimal）和符号动物（symbolicanimal），其最大奥秘在于人类构建出的‘意义’和‘象征’世界。”
文化产业是一种全新的精神产业，它是基于个人创造性的自由发挥的产业。2001年英国出台《创意产业图录报告》（CreativeindustriesmappingDocuments）。这份官方报告将创意产业正式定义为“源于个体创意、技巧及才干，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与利用，而有潜力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产业”。文化产业需要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企业家来引领与推进。
没有优秀的具有人文精神和创新意识的企业家参与，文化产业发展只会是一句空话。因而，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是要有一批优秀的文化企业家。而优秀的文化企业家并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艺术家或企业的经理人，更不是说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经理人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成为一个文化企业家的。优秀的文化企业家是那种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并且“目光敏锐、能够及时发现社会精神需求，不断创造高尚的社会需求”的文化产品经营者。优秀的文化企业家还必须“具备承担风险的勇气和能力，能够组织各种社会资源，在市场前景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开发、制造、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他们以个人的声誉和资产承担失败的后果，也以个人的名誉和资产赢取成功的收益。”
真正的文化企业家具有为社会进步和健康人格形成提供优质精神食粮的担当精神，他有自己明确的思想主张，有智力与情感上的成熟，并敢于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他的名声和影响力固然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比如，公民社会能够激励每位公民创造激情的自由发挥、促使每一位有梦想、有创意、有担当精神的公民脱颖而出），但更多的是与他个人的素养、技能、质量、才华与成就相关。他们的成就往往会成为人民奋斗的价值取向。而我们当下文化领域的许多所谓的“文化大鳄”、“名流”、“明星”、“有影响的文化大腕”等，则完全算不上文化企业家，类似小沈阳、李宇春这样一夜走红的“腕儿”，他们的“名声”和“影响力”往往与个人的质量、才能与成就无关。倒是与传媒资源垄断型的社会资源结构以及时下风行的“权势文化”密切相关。不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机制，不创立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运营规则的法制体系，真正的文化企业家是难以成为时代明星和价值取向楷模的。
优秀文化企业家的诞生需要现代公民社会环境来孕育，需要一种崇尚文化、崇尚知识、崇尚个性的社会价值体系来培养。如同当年文艺复兴时期大量优秀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文艺家诞生在欧洲一样，公民社会的创建，人文主义价值体系的创造，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经济规则的推行等等，是诞生文化大师的根本原因。在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精神是那个时代人文主义创造者和追随者所弘扬、所推崇、所景仰并被大力传播的时代精神。“崇尚人性、反对神性；崇尚人权、反对神权；崇尚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主潮，只有在那种时代精神主潮里，才会诞生出一大批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流传千古的人文主义精神产品，并创造了全新的公民社会，使得整个欧洲走出了中世纪，进入了公民社会。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最为欠缺的不是具备上述素质的文化企业家，而是欠缺让这些文化企业家脱颖而出的现代公民社会的人才机制。我国向来不缺乏创意人才，也不缺乏文化企业家，正如古文《相马》里所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个“伯乐”在今天看来就是现代公民社会的一种人才机制，一旦这种机制构建起来，我们的千里马就会在文化产业领域驰骋起来……我国大量的文化企业家在民营企业里，在各种文化机构里，在普通民众之中，他们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环境、社会机制来呼唤出来。
我们的文化不能走出去，我们精神产品缺乏世界竞争力与影响力，其根本原因是我们在精神产品的创造上没有取得真正令人尊敬的成就。尽管我们的GDp已经在世界排名第二，但是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只是“中国制造”在数量上对世界的影响，而非“中国创造”在精神上给世界带来的震撼。我们的文化产品出口大多是一些陶瓷、丝织品以及传统雕刻之类的工艺品，而在电影、电视、戏剧、音乐、文化、教育以及知识产权服务等“内容产品”方面，所占世界文化产品贸易份额却显得十分汗颜。
我国的国有文化企业或经营性的文化机构由于其自身的企业性质与组织结构等，难以孕育现代文化企业家。他们中间虽然不乏优秀的企业经营者，但是这些企业负责人顶多只是一个优秀的企业管理者，他们往往是政府的代言人或者是集团利益的代表者，他们并不代表民众利益。作为集团利益的代表，他们的声音非常强势，但是缺乏引起社会共鸣的公共声音。他们的经营理念与经营行为不符合现代企业家精神，也常常与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相背离。文化产业是一个创新型产业，它的发展需要建立起既符合文化生产一般规律、又适合国情实际的管理体制与产业运行模式。这就需要全社会形成一种支持创新、鼓励创新、崇尚创新的风气，包容因创新而出现的失误。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鼓励和促进创新是转变增长模式的根本性措施。而文化产业是一个高度依赖创新而生存发展的产业。它不仅仅要求精神产品内容上的深刻原创性，同时也要求在创作、生产、销售等系列过程的技法上、手段上的创新。尤其是在数字化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精神产品创造过程的产业化运作，是当代科技、现代管理、人文价值观等融入精神产品生产过程的必然结果，它必定会带来相应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创新是有评判标准的，不同的价值体系对于创新是有不同判断的。究竟什么是创新？我们以为，创新是传统的叛逆；是打破常规的哲学；是大智大勇的同义；是导引递进升华的圣圈；是一种智能拓展；是一种文化底蕴；是一种闪光的震撼；是破旧立新的创造与毁灭的循环；是宏观定势，是点题造势的把握；是跳出庐山之外的思路，是超越自我，超越常规的导引；是智能产业神奇组合的经济魔方；是思想库、智囊团的能量释放；是深度情感与理性的思考与实践；是思维碰撞、智慧对接；是创造性的系统工程；是投资未来、创造未来的过程。简而言之，创新就是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思想体系。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正是需要这种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思想体系。
人文主义的优缺点篇9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契合；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3008405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维度。而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话语体系，是国家软实力的显著标志。两者在治国理政的进程中兼具极其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曲阜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99同时，在北京大学座谈会上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2]168鉴于此，对两者的研究业已成为当前理论探讨的热点和焦点，且向纵深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对两者的关联性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化。本文仅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互联系、彼此联动为切入点，阐释两者的内在契合，旨在促进两者的协同发展、双向践行。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之源
“文化的本质内蕴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3]从本质内蕴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深刻指出，我们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2]164。因此，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应挖掘、梳理和萃取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养文明的重要作用，使中国传统文化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之源。在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只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寻根溯源、去汲取智慧，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更全面地把握、更自觉地践行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从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三个维度，来强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
（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亘古未变的价值目标
首先，自古以来，国富民强一直都是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管子》有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李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李斯列传》）可见，国富民强的目标追求与变法（改革）相互彰显，自始至终都是中华民族的绚丽底色。其次，传统文化秉承着浓厚的“民本”思想，呈现出带有古典特色的民主。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些以民为本的思想体现出国家治理必须顺民心、尊民意、察民情。再次，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以“仁”和“礼”为基本价值内核，强调教养开化、谦恭互敬、忠信守德，形成一种润物无声的德性文化。同时，传统文化自始至终倡导和谐理念与“和合文化”，蕴涵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深刻思想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之经验。《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和谐统一、共存共生的价值理念，是我们当今社会面对差异性和多样性必须一以贯之的态度。
（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价值取向
首先，“自由”是传统文化所希冀的基本价值取向。传统文化中的“自由”偏向于内心的自由，注重于通过“修身养性”“慎独”来进阶更高的道德境界，从而实现“不逾矩”的自由。庄子的“逍遥游”、“竹林七贤”的洒脱不羁、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等等，深刻反映了古代先贤对于自由生活状态的向往；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魏晋时代儒、释、道的碰撞与交流，突出体现了古代社会对于自由文化氛围的践行。其次，“平等、公正”是传统文化内含的精神意蕴。“天下大同”的中国古典社会理想是其最为集中的体现。《礼记》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一理想状态具有原始共产主义的因素，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再次，“法治”也是传统社会有效运行的必要机制。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以“仁”为核心，强调“德治”与“礼教”。但是在实际的国家治理中，却是“外儒内法”，“法治”与“德治”并行不悖，协调运行。传统文化认为，“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商君书》），“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淮南子・锫垩怠罚。这些思想强调法律的规范性，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已然把“法治”上升为国家治乱兴衰的根本方略。可见，“法治”的基本精神在传统文化中并非不甚重要的一隅，而是需要进一步深入发掘与萃取。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月第32卷第3期仲伟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绵不绝的价值准则
首先，传统文化追求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愫和胸怀天下的豪情。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灵魂之所系、血脉之所依，是民族归属感和向心力的集中体现。古代先贤以忧国爱民为自我责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不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怀有“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的悲壮，身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其次，传统文化强调忠于职守，要求人们在自己的职业岗位上勤奋工作，履行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竭尽全力地为之奋斗，终身不懈。传统文化之“敬业”是一种专注的态度和积极的精神状态。传统文化认为，“兢兢业业，如霆如雷”（《诗经・大雅》），“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尚书・周书》），“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道德经》），“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阅微草堂笔记》）。再次，传统文化在做人做事上讲求以诚待人、讲信修睦。诚就是真实无妄，既不自欺也不欺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信是“五常”之一，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主要是指在朋友关系中及与他人的交往中应当讲求信用，遵守诺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民无信不立”“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贞观政要・诚信》）。与此同时，传统文化还承载着“仁者爱人”“谦恭礼让”的友善之道，等等。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导引
对于文化与价值观的关系，张岱年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道德的理论基础也在于价值观。新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价值观的批判继承、革旧立新。”[4]可以由此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于传统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传统价值观中继承性与共通性、普适性与应时性因素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鲜明民族特色的生命力、影响力之所在。另一方面，我们也须辨清，传统价值观缘起并发展于中国小农生产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从属于封建社会的价值观范畴，一定程度上无法完全割离与封建主义价值形态的联系。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精神中最为集中、最为重要的价值内核，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质的规定性。从根本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分属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代表着不同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的价值取向，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如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统摄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整合喧嚣多元的价值观，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的兴国之魂。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引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整合与超越，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才能确保文化与价值领域的社会主义方向。
（一）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传统价值观接续、重构的关系问题
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100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引作用，就是确认中华文化的“根”与“魂”，拒斥的态度与方法，实现其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接续，增强文化自信与价值观自信。其实，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我们不能也无法否认，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对于确定民族文化发展路向、提升民族思想道德水平、增强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促进社会秩序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作用。时至今日，它依然牵动、影响和辐射着中国的价值观念体系。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也告诉我们，传统价值观受到时代与阶级的局限，难免存在保守性、狭隘性、落后性，这些缺陷既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进程，又不能代表时代化的潮流，必然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其进行符合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符合时代精神与现代表达的重构。需要强调的是，这一重构并非漫无目的的改造与创新，而是需要方向的指引与主线的穿插，而这最为关键的方向与主线，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正像所指出的：“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5]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因素具有共通性与应时性，哪些因素具有阶级性与局限性，哪些是其合理内核，哪些是其外在形式，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需要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中继续加以深入思考与进一步凝练。
（二）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各种文化交流中多元价值观的选择、甄别的关系问题
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把它定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范畴内，定位于世界文明的构成中。从时代背景与全球视野来看，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的浪潮浩浩荡荡，势不可逆。“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6]，价值观领域也由此形成了社会主义经典价值观、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激烈交锋与猛烈碰撞。这一新形势、新情况加大了全国人民谋求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的难度，也凸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导引的现实需求。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导引作用，就是要进行多元价值观的选择与甄别，在多元价值观念的相互激荡中取长补短，在多样价值诉求的交流交锋中相互融合，在多变价值形态的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借鉴而丰富。因此，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民族性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与世界性的西方价值观的兼容并蓄，以此扩大价值意识的包容性。对待中国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2]156。同时，要警惕两种极端思维：一种是盲目崇拜西方自由民主式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另一种是极力推崇现代新儒学式的传统价值观，而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也雄辩地告诉我们，只有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引作用，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交融中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才能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各种文明的互学互鉴中实现真正大发展、大繁荣。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联动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列宁也强调：“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8]我们不仅要“知道”，而且更要“成道、行道”[9]。因此，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不能囿于理论上的空谈，而应探求两者在实践中的双向互动。
（一）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中的亲和力
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2]17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了民众的血液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天然亲和力。同时，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出深深的厚重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在理论的宣传表述中，还是在践行的活动形式中，都要时刻体现民族特色、中国风格，这样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与共鸣，才能更加接地气。在实践中，可以发挥传统文化表述简练、深入浅出、通俗易记的语言优势，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涵；可以开设专门的国学讲堂，赋予传统文化经典以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内涵；可以发挥传统节日的思想熏陶和文化教育功能，利用传统节日这一重要形式，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教育活动；可以移风易俗，创新民俗文化形式，形成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民俗。
（二）弘扬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的引领力
伴随着近些年来“国学热”的兴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播、教育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由于林林总总的原因，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缺憾。要弥补这些问题与缺憾，路径之一便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对此形成理想信念层面的软约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论是在诠释经典上，还是在实践创新上，都要始终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取向，在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爱国主义情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进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等方面下功夫、做文章。在实践中，要积极弘扬、传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中华优秀文化，抵制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化传播的低俗化、封建化、过度商业化等倾向；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准则，提高传统文化弘扬、传播过程中的思辨分析与批判鉴别能力；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警惕传统文化弘扬、传播过程中的受众至上心理，防止“过分故事化”与“泛娱乐化”倾向。总之，弘扬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三）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动态联缀于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之中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境遇下，软实力和“软治理”已经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条件。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需要制度体系奠定治国理政的前提和基础，也急需价值体系提供治国理政的思想保障。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实践，既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源不断地提供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也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发挥定向导航、凝心聚力、调节规范的功效。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服务，成为治国理政进程中的助推器和催化剂。为此，一方面，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涵于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中，使之成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及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价值遵循和价值标准。可以通过学校教育、社会示范和媒体传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纳入国家制度体系之中，从而凝聚价值共识、构建良好的治理格局。另一方面，要在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中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转化为治理效能。可以通过建构理论体系和创设各种渠道，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比如，可以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理念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加以耦合，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精神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实施加以耦合。再比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可以运用中华传统美德对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群体进行道德涵养，可以发挥家训文化在广大党员个性养成、气质培养、修养提高上的重要作用[10]。总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指引，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撑。只有把两者深度结合、灵活应用于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之中，才能真正发挥其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
四、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在理论的建构与阐释上，而且在实践的运行与发展中，都存有千丝万缕、水融的内在关联。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治国理政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维度。
任何社会都是历史的产物。我们要深入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契合点、再生点，使之更好地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之源。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基础，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培育和践行。我们要深入研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相承接的切入点、着力点，使之更好地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引导。
只有把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在一起，实现两者的静态支撑、动态联缀，才能更好地促进两者的共同提升，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集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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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ternalFitBetweenChineseexcellenttraditionalCulture
andSocialistCoreValues
ZHonGweitong
（Schoolofmarxism，ShandongUniversity，Jinan，Shandong250100，China）
人文主义的优缺点篇10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文化产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处于起步、探索、培育的初级阶段，发展还相对滞后，特别是规模小，社会化、产业化程度低，发展的速度规模和效益都有待提高。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发展文化产业的思路不够开阔、办法不多，文化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缺乏竞争力，文化产业发展缺乏强有力组织保障。
2、文化产业缺乏整体规划，产业布局不合理。目前我区还没有正式规划的娱乐区域或文化产业区域，市场相对分散零乱，文化产业发展有一定的随意性，没有上规模的综合性经营场所，绝大部份经营项目规模小，市场档次不高，缺乏竞争力。
3、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组织形式处于小规模分散化状态，文化产业经营散、投向乱、规模小、水平低，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不高，在全区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很小。
4、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善，文化设施与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5、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研发管理专业人才缺乏，成为直接影响我区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
二、建议与对策
文化产业要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要把发展文化产业放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来抓，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艺术生产规律，整合各类资源，着力培养文化产业特色品牌，努力构建以国办文化为主导，多种结构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新格局。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营造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高度，深刻认识发展我区文化产业的重大意义，把文化产业发展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要加强文化产业发展的领导，推进我区文化产业发展。
2、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政府应把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尽快制定既符合我区实际、又可操作的文化产业发展总体规划，明确今后目标和各项任务，加快推进全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步伐。
3、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大政府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各项文化经济政策，结合我区实际，制定相应的文化市场准入政策和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研发政策，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力度，降低门槛，积极鼓励社会力量投资文化产业，参与文化产品的研发、生产、经营等。政府职能部门要做好政策的引导和服务管理工作，增强执法的透明度，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