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篇1
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计划经济是用代替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种社会经济形式。这个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是:直接的社会劳动、直接的社会产品、有计划的产品生产、有计划的产品分配。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计划经济，就其完整形式而言，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存在的。然而，不完整的、变了形的计划经济，却存在着，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时起就着手建立的一套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二是通过编制和执行各种形式的计划来分配资源、安排比例，调节各部门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在传统体制下所看到的计划经济。很显然，传统的计划经济是排斥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确立，引发出了两者关系的大讨论，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谁是本体，它不仅直接影响到我国计划管理体制的现实操作，而且关系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对于这一重大问题，作者不是仅从概念出发，而是立足于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认为“建立我国商品经济计划新体制的目标模式，必须站在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主体，逐步进行计划经济的商品货币取向的改革”。这一改革的历史起点，“是非现代商品经济型的实物经济运动结构，这种运动结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行政力量控制的产品经济和夹缝中生存的初级商品经济三者组合而由成的经济体系。”“因此很显然，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主体目标选择应是三重混合经济形态共同向现代商品经济的转化，”，’b砖么在这一基本框架内所进行的计划经济体系的改革，就必然是商品经济取向，即计划经济体系的商品货币取向，或者称为计划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见该书第14页)商品型计划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是:(1)计划主体多元化。以社会、政府、企业为乒重计划主体，进行计划系统微观基础和宏观管理再造，(2)计划对象间接化。计划管理的直接对象不是个量的企业活动，而是企业间的市场关系，不是实物性的使用价值流程，而是货币性的价值流程;(3)计划管理系统中的市场运行竞争化。以此实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上计划与市场调节的主体结合。
二、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源有效配皿出发，探讨计划与市场结合的运行机制
如何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计划运行机制，作者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作了一系列探索，一是在计划决策权的配置上，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三大层次的经济主体中的分布结构状态;二是重构宏观计划管理中的信息基础。作者认为，实物计划体制中的政府计划者集中处理信息的能力与现代经济信息膨胀及信息传输方式之间有极大的矛盾，解决计划者能力不平衡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控制模式和重塑信息通道，这就是不断改革价格体系，完善市场体系，建立横向自动协调的信息通道，三是选择商品经济计划管理形式要坚持多样化原则。从现阶段看，要根据不同性质和不同规模的企业、不同的社会生产环节和领域、不同的经济层次、不同的产业与产品、不同的管理层次、不同的信息掌握程度、不同的时间空间等，采取不同的结合形式来实现，逐步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从发展趋势看，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实现形式，最终将采取可调节的竞争性市场、政策性计划为主、极少量的直接计划为辅的模式，四是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计划工作水平，建立合理的商品经济计划管理的组织结构和动力结构。作者认为，要实现计划机制运行合理化，必须构建合理的体制基础。这个体制基础主要由宏观调控、企业机制和市场体系三个方面组成。宏观调控体制是实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关键环节，起着导向作用，企业机制是实现这种结合的客观基础，对经济活动的细胞起着规范作用，市场体系则是实现这种结合所必须的客观环境，起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使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成为现实。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客观形势的需要，加快对这三个方面的同步改革，解决目前存在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弱，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市场体系发育程度低等问题。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篇2
[关键词]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
1978年，我们党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而经济改革，可以说一开始就是朝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走的。但从最开始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经历了一个曲折演变、不断突破和深化发展的认识过程。
经典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列宁和斯大林开始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因片面理解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和受前苏联的影响,也一度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只有利用、限制、排斥和消灭商品经济,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统的过多、管的过死,难以做到资源配置优化的弊端日趋明显。在50年代中期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已有所觉察,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批评了斯大林模式。之后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和“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重要论断,并号召全党学习尊重价值规律。但由于对当时中国经济性质认识上的局限性以及受传统理论的影响,对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存在着深刻的偏见,使这一思想没能坚持下去。1966-1976年“”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及其理论的发展再一次被粗暴地压制和推迟了。真正从经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中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前，突破大一统的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观念，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谈话时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指出,必须通过政策建立起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党的十二大更加明确指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承认了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必要性和有益性，从过去计划经济完全排斥市场经济转向容许市场经济存在,并试图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引入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上的一次大突破。
第二个阶段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一九九0年，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市场取向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并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备条件”。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联系在一起,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石破天惊的大突破。邓小平多次高度评价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又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邓小平高兴地称这个文件是个“纲领性文件”。说“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认识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具体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突破了把商品经济排除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外的陈旧观念,第一次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把商品经济当作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属性。二是突破了把指令性计划当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根本特征的传统观念,肯定了指导性计划也是计划的一种形式。但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只承认商品经济而不承认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1987年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为什么一谈到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十三大报告放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明确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特别是明确提出深化改革的任务主要是“……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这种新的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进一步接近,使我们对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再认识又推进了一步。
第三个阶段从一九九0年到十六大前，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三大以后,我国改革加快了步伐。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改革目标，等等。当然，在那个时期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还是存在不少不同看法与观点，争论的关键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的问题。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及时总结改革开放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和理论探索成果，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1990年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这一系列科学论断，纠正了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消除了人们对计划和市场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顾虑，打开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思路，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市场与计划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以及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有了新的重大突破。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正式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从原则上指明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和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解决了一个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经济体制全面向市场并轨，改革举措由过去的小步推进、单项实施变为整体推进、综合配套改革，改革的重心开始由“破”而“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了全面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宪法》第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写进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所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和系统化,进一步构画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蓝图和基本框架。1997年9月年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理论，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回答了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具有突破性的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四个阶段主要是党的十六大以后，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如果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基本框架和基本要求,那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主要重点在于我们要实现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方面面。《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在充分总结改革开放25年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国内外形势后反复酝酿制定的，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又一突破和创新。
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不断丰富和完善进程，可以看出，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突破了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创造性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科学思想，从理论上非常明确地回答了长期困惑人们的一个重大问题，即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由此也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一段话的丰富内涵，更加坚定了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心。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83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91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08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03页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篇3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市场经济体制
（一）市场经济体制
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基本手段，是高度发达的、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大商品经济，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资源商品化、经济关系货币化、市场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系统开放化。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只能作为经济运行的调节者，对经济运行所起的作用只是宏观调控。
（二）计划市场经济体制
是在完善民主法治改造公有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体制。它的内容，就是展开以改革了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权利体系，在民主法治的保证下，体现并作用于总体经济生活。
（三）比较分析
1.制度层面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以私有资本制度即资本雇佣劳动制为基础，是私有制发展的阶段性经济体制。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改革的阶段性经济体制。
2.主客体层面
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前者虽强化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总体干预和调控，但并未改变制度的性质，资本仍是经济的主体，人仍从属于资本，是资本增值的手段。后者强化并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使货币成为人的劳动的价值表现，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为根本。
3.法制层面
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也强调法制建设，但其法制是资本为主的，是资本经济的一种方式，力求保证资本增值与发展秩序的法制化。计划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民主法制，其目的是保证劳动者的权利与利益，并促使经济社会活动在良好的秩序中运行。
二、市场经济所付出的代价
（一）通货膨胀与贫富差距拉大
1.通货膨胀
2010年初以来，居民消费指数价格连创新高，生活必需品价格足月攀升，相关调控措施密集出台。当欧美国家还在为通货紧缩，消费低迷而苦恼时，中国已蒙上了通货膨胀的阴影，内有多年货币超发压力的滔天巨浪，外有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和游资热钱的推波助澜，多种力量叠加共振之下，通胀问题已渐渐显露。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政府却不断地放权，参与经济的活动逐渐减少，控制经济的能力也逐渐减弱。这种情况遭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质疑：在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中，是否能有效地预见到通货膨胀的来临，并在一个短时期内就能实际控制住物价的上涨。
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未爆发经济危机之前，商品的供应是不会过度积压的，因为卖方在不断刺激商品的消费，开拓消费的广度与深度。如果当消费刺激也不起效，商品严重积压之时，已经意味着经济危机来临了。那么在大量商品积压的同时，人们收入减少，只有削减消费，甚至是削减生活必需品的范围，转而维持最低的生存需要。但是，毕竟经过长时间财富的积累，社会的货币供应仍然是过量，而社会需求更集中在基本生存用品，由此导致基本生存用品的价格暴涨，进而引发通货膨胀。
2.贫富差距拉大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结果应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实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结果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根据2010年1月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体隐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实际上这种收入差距还要更大。对于收入分配差距而言，人们抱怨的是由于政策和制度的缺失所导致的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即每一个人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平等、竞争环境不平等，尤其是受教育的机会和参加就业的机会不平等。消除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涉及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切身利益，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社会管理机构无法有效控制社会积累与社会分配的平衡，是以社会财富无节制地转化为社会投资，从而导致社会投资的产出缺少内部消费市场的支撑，只得拼命去争夺越来越有限的海外市场，继而使整体经济置于日益危险的境地。
（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1.国有企业改革遭遇市场化瓶颈
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多年来，企业运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商业化。但是，国有企业能否真正与市场经济相容，不但取决于企业运营的商业化，更取决于企业治理机制的商业化。如果不能实现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商业化，它们终究不能与市场经济相容，也就是说，即使物质资源实现了市场化配置，但人力资源特别是受托层和管理层仍然不能依照商业法律、商业规则和完备市场实现市场化配置，它们终究不能真正成为市场化的企业，它们在效率导向的市场体制中劣汰优胜和存活发展就会遇到困难。
2.民营企业利益优先
大部分施行市场经济的民营企业都追求个人利益和企业利润，获得利益最大化，对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意识逐渐淡化。这使得民营企业主使用各种方式减少职工人数，加大现有职工的工作量，并压低他们的工资，对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压力。
3.社会逐步失去主动调整地区部门行业平衡的能力
市场经济体制使得社会公有经济占比日益降低，进而使得社会逐步失去调整地区部门行业平衡的能力。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投资行为又在不停地破坏这种平衡，公有经济的这种主动调整演变成低效投资。大型民营与外资资本享有足够的话语权，使公有经济部门没有能力对它作宏观调整，而中小民营资本的分散化与浩如云烟，也使政府没有精力对它进行严厉管制并调整。
三、计划市场经济体制才是符合中国特色的最佳选择
（一）“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
“计划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的关键就在于对初级公有制的改革，在于中国的经济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现在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依然是国有企业，它的权利体系与经营管理，是不能脱离计划的，计划因公有制为主体而成为经济体制的主要性质。但改革后的公有制不再保留统治体制，而且越来越开放的对外经济交往，又要求在经济体制上表现出市场性。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市场经济体制。
（二）基本市场与非基本市场
具体来说，一般可以把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分成两个市场：基本市场和非基本市场。基本市场由基本生活用品构成，其他商品构成非基本市场。
在基本市场中，有老百姓吃穿住行所需要的商品，如粮食、布匹等商品，还可以包括经济适用房、基本医疗、公共教育等等。对于基本市场，政府是有计划的，对其中商品的价格是有控制的。无论经济如何波动，基本市场都是相对稳定的，老百姓的生活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对于基本市场中的许多商品，政府都会在好年景中储备一些，这样即使在经济出现波动时，由于基本市场是相对稳定的，整个经济就不会出现大的起伏。
对于非基本市场，则在很大程度上依照市场规律运作。基本市场和非基本市场的商品是可以同时销售的，例如：市场上可以出售不同价格的食用油，其中至少有一种是低价的，属于基本市场的商品。石油价格上涨了，政府要号召节能和发展新技术，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控制能源消耗，同时采取灵活的宏观调控政策等。当然，政府也要有长期储备石油的计划，并投资建立石油或新能源的开发和生产基地。同时，要保证基本市场不受影响，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可见，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中有自由竞争、宏观调控、计划等成分，比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体制更加丰富和完善，更加有利于民生，更加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篇4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他提出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发现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中原因，寻找解决途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倡导全党干部用心研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典理论著作，理性思考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积极推动改革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从哲学高度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构想，指导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
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构想与实践探索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宝贵财富，也为邓小平实施的改革开放国策奠定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筹谋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构想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全面学习苏联经验与模式的政策，构建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高度计划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建国初期的运行中越来越暴露出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不相适应，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和尖锐。于是，毛泽东开始独立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若干理论指导思想，开始广泛听取各大部委来自基层的情况汇报，从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他听取国务院34个部委的情况汇报后，开始仔细分析、研究中国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当前存在的重大问题。
接着，毛泽东从哲学的理论高度连续发表对中国经济建设有重大影响的《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理论文章，提出了若干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构想。其中很多思想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即使在当前也有积极的指导价值，可以说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都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更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经济建设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反对教条主义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无论在新民主义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的若干著述与讲话都对教条主义的工作作风给予了严厉批评，曾指出：“教条主义者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他们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胜利。”①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结合中国实际独立思考，要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总结苏联教训，少走一些弯路，要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要在充分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研究如何发展中国生产力，研究什么样的道路才适合中国国情。要求国务院各部委认真研究产业结构问题，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问题，确定了中国要按农、轻、重的秩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方针;在生产力布局问题上，要求中央各部委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也解决好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关系问题②;在经济体制上，要注意解决好国家、集体、个人的权利、责任、利益分配问题，要求中央向地方与企业分权，要使企业成为“半独立王国”，要使企业具有生机与活力，关于国家对经济与其他事业的管理体制问题，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调动各方面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商品生产的命运，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更需要商品生产的继续存在。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文章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积极探索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与实践相关的若干重大问题。陈云同志提出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框架;薄一波提出积累与消费的三条杠杆的思想;李富春提出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的建议。1956年～1957年间，在社会科学方面出现了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大讨论。在此过程中，薛暮桥发表《价值规律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和《再论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两篇文章，指出价值规律在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③在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毛泽东深感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日益尖锐，空想模式的弊端日渐突出，他开始从理论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道路开始反思，不但自己静下心来研读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论著，而且要求党的干部认真学习、思考本地区、本部门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学习与研究经济理论是为了取得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度认识，他采取读、议结合的方法，注重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发表许多对当时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观点，有些理论观点即使在今天也是有指导意义的：其一，从哲学的高度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毛泽东注重从哲学高度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④研究经济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从历史的分析开始，揭露其内在的本质。毛泽东分析与研究经济问题，就是从社会最常见、最普遍的商品入手，既尊重了事实，又抓住了实质⑤;其二，提出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着重指出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取消商品经济、取消商品交换方式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果不发展商品经济，人民的物质生活也不可能富裕。他反复告诫全党同志，社会主义建设过程都不要忌讳“商品”二字，违背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商品交换、价值规律等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都是不负责任的态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掌握和运用商品经济规律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并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⑥毛泽东认为，价值规律是一所大的学校，里面有很多很深的大学问，要尊重它，更要懂得利用它。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既要消灭资本主义，还要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形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其对立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这就给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者出了一道难题，既然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当我们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后，商品经济理应一同消灭，如果现实的社会主义中还存在商品经济，这个形态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对这个理论问题的探索曾在一定时期内较为慎重。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虽然没有完整系统地论述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但就其基本思想来说，他是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了商品、物价、工资和货币等商品经济的概念，还明确提出了等价交换的问题，并主张实行等价交换。毛泽东还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种所有制并存时商品生产的重要前提，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决定了商品生产的命运。毛泽东在此时期的讲话中还从多角度、多方面论证了商品生产存在的必要性。他还针对党内一些同志提出消灭商品经济的错误言论，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⑦毛泽东在1956年12月在与工商联代表的谈话中说：“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就是要求各部门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生产与流通搞活，要利用资本主义生产与流通手段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对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就是既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成功的案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在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毛泽东决心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但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加上急于求成的骄躁情绪，在实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曲折。为此，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号召全党干部同志学习研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边学边讨论。于是掀起了全党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热潮，并结合当时所有制结构、生产和流通体制等关于经济建设运行与管理进行改革，理论界对经济体制领域、商品经济领域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党中央也及时出台了一些实施改革发展经济的若干政策，毛泽东把这些举措称之为“新经济政策”。由于苏联东欧与中国关系的变化及国内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曲折等多种原因，毛泽东这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思想并未能坚持始终，但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计划经济的理论构想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探索，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学习苏联经验而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当时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一五”计划的实施、重大项目的顺利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提供了制度、机制与体制保证。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其弊端也日益暴露，改革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势在必行。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鲜明地指出要对当时计划体制进行改革。随后，国务院在1956年5月到8月召开全国体制工作会议并制定改革计划实施的时间表，从1956年着手准备工作，1957年试点，到“三五”期间全面实施。⑧为了推进和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1957年10月，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以陈云为组长，在中央政治局之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在1957年7月首先在工业、商业、财政三个方面进行改革，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基本上通过由陈云主持制定关于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三个管理体制的决定。毛泽东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认真探索，尤其就所有制结构、生产和流通体制的改革发表了较多意见和建议，要求改革要做到社会主义制度与体制都要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多的优越性。⑨陈云根据毛泽东改革经济体制思想的要求，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构想，即“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毛泽东支持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改革思路，并把所有制结构、生产和流通体制方面进行的改革探索称之为“新经济政策”。毛泽东在1956年12月与工商联代表谈话时，就“新经济政策”进行阐释：“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他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需要，就是发展起来……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要搞资本主义。”⑩
毛泽东与工商联谈话的实质是与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是一致的。毛泽东与陈云这些改革思想对于克服当时盲目求纯的思想是一剂良药，同时也显示出所有制结构、生产与流通体制等方面也与后来探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靠近。
虽然从理论上认识到了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的诸多困难与问题，也提出了要改革体制的一些设想，但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商品经济、商品流通，商品交换等一系列的理论探索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层面剖析问题，还有较大的局限性，偏重于从政治维稳的思维与视角去探索与研究，因而当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或动荡等因素，往往容易使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发生逆转，也容易将正确的理论误判为资本主义不健康的东西轻易改变，甚至转而受到批判。尤其在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为纲困扰着他，把党内同志的不同认识、不同意见误判为阶级斗争的新苗头、新动向。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很容易否定原来正确的思想，在阶级斗争这根弦绷紧时，正确的经济建设思想容易被异化。因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构想与陈云同志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未能得到全面贯彻与实施，被不断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当时“左”的思想干扰而搁置，被毛泽东称之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也未能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消除。
尽管毛泽东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构想未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完全实现，但其所著的《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两篇理论文章对于指导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和引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继续探索仍发挥了巨大作用。而毛泽东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构想以及关于商品经济理论的探索，对于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也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篇5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商品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产物，由于其缺乏社会性、计划性，是必然要被有计划的社会大生产所取代。计划经济也成为马克思极力推崇的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前苏联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体制就是遵循马克思的这一原理，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苏联经济获得飞速发展。计划经济也被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准模式。虽然前苏联并未彻底否定商品经济，但是对于商品经济是理论上质疑、实践中限制、最终要消灭的。如斯大林提出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就说明苏联共产党对于商品经济理解上存在重大误区。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领域“以苏为师”，全面学习和仿照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实践中遭遇很多问题。1956年特别是“八大”之后，毛泽东对此进行了较为深人的思考，对于苏联模式进行了反思，对于计划和商品的关系进行了探索。
毛泽东的理论成就在于质疑和否定了一切经济活动必须有计划完成的理论观点，否认了完全以计划经济控制商品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高度集权于中央政府的经济模式进行了反思。他发觉了苏联模式的缺陷;其计划模式与马克思的社会大生产的计划性有着很大不同:苏联共产党(下称苏共)将一切经济活动纳人政府和苏共的控制之下，由政府代替市场组织经济主体进行经济活动，主要调节手段是行政命令。虽然与商品经济相比有计划，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资源极为匮乏的时候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在重工业领域获得了极大进步，但其缺陷也是极为明显的。如苏联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缺乏活力，效率不足等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毛泽东是第一个对苏式计划经济体制提出系统质疑的领导人，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他指出:“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他指出要提高地方、企业、个人的积极性，不能政府全盘掌控一切经济活动。要正确处理国民经济中农轻重的比例关系，通过发展商品生产，放松计划体制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全面严格的控制，使地方、个人有更大积极性，国民经济发展才能更具活力。甚至毛泽东还较为超前地提出“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初步萌发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思想。毛泽东的这些论断虽然还是较为初步，很多在实践中未能彻底落实，但是为邓小平彻底摆脱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
(二)毛泽东明确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关键环节是要尊重价值规律，明确了价值规律的作用
商品经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交换经济，商品的本质就在于通过市场进行交换，一切商品经济都围绕商品交换的环节运行。商品交换是否顺畅，是否能够真正体现商品价值，是商品经济顺利运行的关键。而商品交换能够顺利进行，就必须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换句话说，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根本规律。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市场
一、计划与市场的特点
（一）计划的特点
劳动者生产产品的过程就是商品的生产环节，而衍生出来的则是商品的交换环节，二者之间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当中起到了促进计划手段的目的，计划手段不仅是全局性调节，更是关键性和协调性的调节，其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优势：
1、具有预测性质
预测功能是计划手段的主要作用，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按照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展开，所以预测功能的实现也需要依据经济方针来实现。计划手段的预测功能不仅能够对一个国家的阶段性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判断，还能够有效指导国家在经济社会层面的运行情况。
2、具有大范围性质
计划手段的作用发挥后覆盖的范围较大，计划手段的执行更是针对全国经济运行调节和全部社会主义市场调节的，因此具备大比例的特征，具有特定方向的大范围性质。
3、具有重点性质
政府在利用计划手段调节社会经济的时候，可以利用宏观调控进行，但是该计划手段在应用的过程中具有重点性质，能够帮助政府利用计划手段针对薄弱部分和关键部分的经济进行重点调节，最大化的利用资源来促使社会经济的发展。
4、具有协调性质
若是经济社会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较大的剪刀差，那么为了调节其产生的茶具就需要利用计划手段将经济发展中缺失的部分进行合理的补充，发现经济发展过多的部分，减少多余的部分，及时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按照规定逐步解决，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中国现实社会当中，计划手段的主要功效是解决经济的通货膨胀问题，调节资源，以促使其合理的利用，有利于解Q中国经济动荡的平衡问题，不仅解决了收入剪刀差问题，还能够解决社会经济的分配公平问题，避免出现中国的国民生活水平两极分化问题。计划手段是宏观调节经济的一种，具有实际目标性，因此计划手段的实施需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但是相对的计划手段也存在有一定的微观性和局限性，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劣势：
（1）具有局限性质
计划被归于唯物论中的意识类，因此具有主观性质，与客观性质相比主观成分较多，容易在客观事物的发展中偏离既定的轨道，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之中，计划手段需要提前调控目标，在一定情况下违背了客观规律，因此计划手段具有局限性质，无法完全满足客观经济规律的需求。
（2）具有不细致性质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商品的发展，计划手段调节多样化的商品生产具有复杂性，计划手段不能够制定过于细致的目标，也不可以加入到具体的调节之中，因此具有不细致性质。
（3）促使经济产生结构不合理问题
国家产生的不合理投资问题是由于计划导致的，政府收到计划手段的影响盲目投资等，都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结构。
（4）具有随意性质
计划的制定是由人类进行的，所以具有主观性特点，无法满足科学性的要求，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内容的时候，没有结合民主投票，因此在政府做决定的时候群众思想受到限制，因此计划手段缺乏民主性和约束感。
（5）促使国家产生政府和企业职能的错位问题
计划手段的产生使得一些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由社会企业和个人承担，此外本该由社会企业和个人承担的问题由政府承担，二者之间的经济局面十分混乱。
（二）市场的特点
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最早提出并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市场手段的运用过程中能够自发的调节国家的经济运行，促使西方国家的发展逐渐呈现出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实行最主要的方面就是资源配置，因此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分析市场手段的优势：
1、是国内经济形势运作的调节模式
在我国的社会经济中经济规律的影响较大，不仅是在我国的生产业方面，还是在流通业方面，公司的生产力和营销力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利润。在社会市场当中，若是商品的数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时，那么就会引起通货紧缩，商品的价格就会相应的提升，从各个方面都会加入到商品的利润竞争当中。单若是商品的数量远大于市场的需求时，就会引起通货膨胀，商品的价格就会随之降低，社会中的各个竞争力就会退出该市场。因此国家可以借助价格调节的方式来合理分配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源，帮助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中达到公平分配的目的，维持社会生产数量和社会需求量的平衡，有效的分配社会中的各种资源，最大化的发挥其作用。
2、具有自发性质
各公司需要对社会上的各种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后做出科学的决定，决定的来源包括有公司内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当满足上述要求之后才能够结合社会需求的信息做出符合社会实际需求的决定，有效提高了企业的决定效率。
3、具有灵敏性质
公司的决定是根据市场变化决定的，因此在执行中可以按照市场变化不断的适应，解决决定领导人和执行人之间的沟通问题，避免出现领导的决定与公司的实际情况相悖的情况，导致公司的利益受损。
4、具有竞争性质
公司的技术改革和管理创新都需要依靠竞争力，以此来提高企业服务的品质，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市场手段的作用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相对而言也存在部分不足之处，以下两个方面就是市场手段的劣势：
（1）具有落后性
市场手段的作用往往体现在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间的关系上，若是商品的价格提升，那么该商品的需求量较大，供应量无法满足，就需要加大生产量来满足市场需求；若是商品的价格降低，就说明商品的供应量较大，需求量不足，就需要适当的降低生产量，以适应市场需求。根据市场价格走向就能够影响到社会的生产量和需求量，而在供求调节中，若是商品的价格相对较高，而商品的数量较少，就可以将重要商品已社会拍卖的方式来保持物品的价格，达到相对平衡的目的，但若是商品的价格过低，产品数量过多，那么就可以借助平价收购来消化市场产品，或是借助价格调整来促进民众的购买需求，解决社会商品过多的问题，达到商品需求关系平衡的目的。但是市场手段的运用是当商品需求量失衡之后提出的解决方式，调节经济失控后的方法，无法避免失衡过程中导致的损失。
（2）具有局限性
公司需要从自身拥有的资源出发，考虑到未来从事的生产经营方向，因此只能够全面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特点，勾画未来生产经营的方向，却无法了解其他地区的市场需求，只能根据公司所处地区的阶段性价格升价影响生产规模。
二、从唯物辩证法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一）计划与市场的对立关系
计划和市场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手段，因此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上分析，计划和市场是矛盾对立的，而计划在宏观领域当中的作用较大，而市场在微观领域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市场是价值规律的作用机制，市场中的价格、供求和竞争等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并制约，因此市场也是一种载体，其中的经济运行具有自发调节的功能。市场手段的概念首先是将人们生活所需的物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其次是遵循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最后实现经销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商品交换，达成买卖，从而形成市场。在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分工越细，那么市场也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愈加广阔。市场的主要作用就是提高企业的效率，在城乡市场的商品交易过程中，市场的主要作用就是活跃市场上的商品交易，但是在相对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市场就是起到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地区分割中存在有错误思想，市场能够突破该思想来加快商品的流通。
与市场不同，计划在商品的生产量和需求量的调节中无法按照不同的类别来分配不同比例的社会劳动，通过对资源的合理利用来有效增加资源的宏观经济收入，而计划的作用主要就是不嗟髡经济结构，帮助社会中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同时合理化的调整生产力布局和平衡国民经济，在整体上保持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在经济建设当中，计划也起着重要性的作用，能够集中国家力量在经济项目当中，促进其完成的更加高效。但是在社会收入分配当中又与市场有较大的区别，计划能够为政府按照比例和类别确定目标，更加合理的调节社会的收入分配，缩小国家、企业和个人之见的收入竞争关系，因地制宜来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以实现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为目的。但是计划和市场的主要对立原理就在于计划的主观局限性，因此发挥计划的作用受到了限制，例如信息收集的滞后导致信息的不准确，却成为计划制定的根据，切实违背了客观规律。并且计划的制定是由人的主观决定的，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立场和地位，每个人的自身利益都不一致，使得计划难免出现偏差。
（二）计划与市场的统一关系
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计划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具有差异性，计划和市场作为不同的经济发展手段，不能够将其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制的区分标志，所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计划和市场手段来展开经济调节；其次计划手段都能够影响到社会经济的生产力发展以及所有制制度，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的内部，具有计划和市场的特性，所以建立在计划手段发挥作用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发挥市场手段的作用，当国家经过一系列的宏观调控之后，将市场手段的作用发挥出来；再次，在计划和市场手段中可以选用两种不同的资源分配方案：其一是政府集权分配资源，该方案是计划型方案，所以计划手段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其二是自发引导社会中的各类企业进行资源分配，根据商品价格展开的市场手段。因此只有将计划和市场这两种手段相结合，才能够创建合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大限度的体现出这两种手段的优越性；最后，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在各自的领域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在各类阶段之中对不同的经济进行调节。
计划和市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二者在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时，计划对市场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所以需要将市场和计划之间相互作用的临界点找出是十分重要的，而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仍处于假象理论层面，在实际的市场中容易受到市场、社会、供求和气候关系的影响，市场无法起到完全调控的目的，所以需要依靠计划来协助，只有适度的计划才能够促使市场的发展效果更好。在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累计了较多的经验，为目前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需要结合现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评价，不断否定计划手段也是片面的观点，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几次经济危机，而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大多是通过中央利用计划手段来进行经济调节的，但是在调节的过程中需要遵循两个方面的原则：首先是根据市场需求来进行市场经济的调节，加强调节能力、服务能力和综合管理能力，引导经济的发展向收益递增的目标出发，从而发展符合国家发展途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用适当的计划手段来进行经济调控，体现计划的作用，帮助中国经济的发展；其次是将市场机制作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也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调节渠道，市场机制能够利用自发调节的方式来促使自身的发展更加有利。
三、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指导意义
在调控经济的层面上，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都具有明确的分工，在中国经济的宏观层次中计划手段发挥着主要作用，而市场手段在微观层次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两种手段都需要同时进行，共同发挥作用，计划手段要在市场手段的基础上发挥经济调控的作用，需要从整体度中国经济制度进行分析后，结合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不断改革创新，加强管理各个部门，拉近部门直接的距离，解决矛盾问题，疏通组织上的不稳定关系，促使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加稳定。
（一）市场手段起到配置资源的作用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方式，市场手段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较大，但是却无法将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而忽视了计划手段的作用，因此国家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进行转变，在市场手段的基础之上辅助使用计划手段，二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市场经济的优点正是计划经济的缺点，所以二者之间形成互补关系，只有解决不和谐的问题，协调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才能够促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计划与市场既对立又统一
首先市场手段和计划手段之间是相互促进和相互依存的；其次市场手段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而在市场手段的变化之中，计划手段是相对不变的，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点，对计划手段有一定的改作用，使得二者难以达成统一。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在共同发挥作用之后，就可以形成社会经济中的买卖关系，市场手段创造出物质基础，为计划手段提供支持，发挥市场为中心的作用，而计划手段的运用则是为市场计划保驾护航，保证社会经济的建设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三）计划和市场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计划和市场是相互依存的，失去其中之一就会导致经济失衡，市场是无法在社会经济中直接调节各种复杂的经济关系的。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不能单纯的依靠计划手段，也需要结合市场手段，让市场发挥自身的作用，适当的进行科学协调工作。现如今中国政府的职能改革步入正轨，有效的规范了政府的职能，但是在市场经济调节中却不能忽视计划手段的作用，不仅要清晰的规范政府的职责范围，不能够盲目的否定计划手段对经济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对计划手段的认知较多，虽然市场能够帮助解决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但是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全部，只有充分结合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才能推动经济发展更快更好。
（四）政府是主体，计划是重要手段
政府需要在市场经济中找到市场手段中存在的缺陷，找出盲目性和滞后性的问题，再展开科学的计划保证市场的运行高效稳定，所以政府需要发挥自身的职能，体现自己的职责，作为市场的监管员，在长时间内服务于市场经济，将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进行。而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政府就不能够介入，只能够充当裁判员的角色。只有当某行业的发展或者衰退超出政府预期范围时，政府就能够出面进行干预，针对市场中出现的违规行为，则可以利用法律规则来有效的维护市场秩序。而计划手段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之处，政府需要不断改革自身，创新思维观念，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
四、结语
本文主要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利于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定下市场导向，有效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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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篇7
关键词：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 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 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 梢匀我庋竦模??侨【鲇谌死喽宰匀唤绲娜鲜冻潭群透脑炷芰Γ?瓷??Φ姆⒄顾?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揽俊叭说囊览倒叵怠崩凑绞ぷ匀唬??阕陨淼男枰??饩褪侨擞胱匀恢?涞摹白匀痪?谩笔逼冢坏鄙??Φ姆⒄钩鱿至松缁岱止ぃ??卑樗胬投?晒?辛耸S喽???接兄埔院螅?擞胱匀坏奈镏时浠还叵稻鸵??⒃凇耙晕锏囊览敌晕??〉娜说亩懒⑿浴毙问缴希?慈嗣峭ü?吧唐方换弧钡男问嚼词迪致?阕陨淼男枰??嬷?死嗌缁峋?没疃?男问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谩狈⒄故逼冢坏鄙缁嵘??Φ母叨确⒄梗?股缁岵聘坏囊磺性慈?汲浞钟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谝恍枰??接兄埔菜嬷??觯?鋈说玫饺?娣⒄梗?鞘比死嗌缁峋?没疃?问骄筒恍枰?ü?敖换弧钡男问嚼词迪郑?簿筒恍枰?凹壑怠辈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葱璺峙洹钡男问嚼绰?阕陨淼男枰??佣??搿安?肪?谩钡姆⒄菇锥巍?/p>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 。“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 “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 。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 沼诒蝗鲜读说谋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颍?缁岬纳??拚??刺?腿梦挥诎凑丈缁嶙芴搴兔扛龀稍钡男枰?陨???械纳缁岬挠屑苹?牡鹘凇！盵9] 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 。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 。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官僚主义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 。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篇8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对未来的社会主义作过一些科学的预测，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在那里，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在直接的有计划的调节下进行的。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人们之间不存在经济利益的矛盾，因此，整个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都是简单明了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用于生产，每一个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可以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可以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通过上述一系列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是有前提条件的：第一，全社会的单一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第二，个别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第三，每个人都成为“自由人”。具备这些条件需要相当丰富的物质基础，并要求人的全面发展。现在看来，没有一个国家具备这些条件，不能用这些论述来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首先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的是列宁。列宁提出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利用对个人经济利益的关心、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经济核算制等一系列中介环节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列宁看来，对于市场的利用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特殊情况，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还应保留商品货币和市场机制，他没有来得及对理论作进一步的修正。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建立是在斯大林时期完成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最终确立的。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发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特种商品生产，它注定要与货币经济一起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指出价值规律是“很好的实践的学校”，它使我们的干部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真正领导者。但是，斯大林对市场的这种认识仍然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从总体上还没有超出传统计划经济的认识框框。斯大林在苏联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和模式，被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并在很长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模式的确立，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的计划经济思想，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大规模的工业化的客观要求。
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的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日益缓慢，计划经济中运行动力不足、经济结构僵化、经济效率低下的弊病日益明显。引入市场成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一些改革，从而使传统的计划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种改革过程中，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在逐渐被冲破。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从那时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基本动力，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逐步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大大推动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总体上看是以前苏联模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39期2014年第07期-----转载须注名来源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是，当时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有时由于实践的需要在经济政策上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市场因素，但这只是度过经济困难的策略，一旦经济情况好转，主张取消限制市场的思想又会占上风。在我国，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问题的认识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时就开始了。但是，当时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从总体上没有超出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突破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进行了大胆探索，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不断深化的过程，开始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认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正确理解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针对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首先提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改革原则，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改革措施。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农村改革和城市企业改革的经验，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明确表示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又提出了改革计划体制，加强市场调节的改革思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在现实的经济过程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基于这些新的认识，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即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自198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与此相适应，在经济体制上，也着力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改革。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明确地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是“体制性”的范畴，而不是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的标志。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详细论述了改革的理论原则。由此开始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世纪初建立起新的体制，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党的十五大则进一步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重要内容之一。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篇9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活动形式的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结构的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在主义经济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官僚主义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的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在我国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客观形态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从和揭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篇10
关键词：合同市场内生社会化联合计划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自然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问题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参考，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规律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政治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由此观之，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和类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直接的依附关系，则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关系，计划与市场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
但是，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分工－商品生产－私有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互动链条。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原始共同体日益解体，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则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和彻底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从这一点看，如果我们不是表面地、错误地将私有制看作仅仅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而是将它的本质看作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传统商品市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是有内在联系的，更具体地说，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达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市场意味着某种平等关系的建立，而从具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经典市场经济的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所包含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资本在市场中追逐获得平均利润，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则维护着这种私有制——资本的共同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在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协作关系。由此看来，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比所有制更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经典的市场经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按合同组织生产，各行各业的主要垄断者发展了新型的资本联合关系，实际上从市场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1］，从市场角度看，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生产力和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
二、现代市场的社会化计划性突出表现为订货系统日益发达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出现大的危机，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超越传统商品市场调节的新型计划控制的结果，这种新型计划是以众多企业的自主联合决策为基础的，我称之为“社会联合计划”。我们知道，经典的商品生产中，一般是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是资源导向型。早期阶段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移，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资源导向型的经典商品生产出现了危机。最终，危机迫使厂商改变生产经营策略，一开始就将需求和市场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生产程序变成了先“跑市场”，签订各种合同，再根据市场和订货情况组织生产经营和决定进一步的新选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活动。所以，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导向的。例如，宝钢的生产计划95%以上都有合同和销售方向，而且生产组织的节奏由过去的半年一次订货、按季度考核合同，缩短为双月订货，按月组织生产，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称之为经济合同化[2]。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节都放长假，促进“假日经济”，扩大内需。一开始，全国各大旅游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忙煞苦煞也乐煞。而“国庆”节也放长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区作好了接待的充分准备，却出现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区。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国庆节也火爆，许多人不堪忍受拥挤的旅行之苦，放弃了凑热闹赶假期旅游的计划。这也说明企业缺乏市场调研凭主观经验决策的不可靠，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不得已，国家旅游局决定出面搞一个信息预报系统。同时坦言，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来说，还得靠企业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务，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乘哪一次车转哪一次车，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间房和在坐哪一个座吃饭等等一些细节，都是预订好了的，这样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务。因此，服务产品也具有“订货生产”的形式了。
再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发展。一般认为，期货交易并不涉及到实际货物的所有权转让，而是转让与这种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它被看成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认为，期货交易远不只是转移风险，而且降低风险。因为标准化合同的交易过程也是参加交易的众多厂商在共同修改和调整它们的生产经营计划及它们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而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调整。表面上看，宏观计划的这种调整过程是自发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决策，在进行模拟计算，则具有事先的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限制投机者的参与，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对于个别厂商来说，在商品价格变动时做套期保值交易（对冲交易），平衡价格偏差和转移价格风险。生产者能通过期货市场稳定其原材料的来源和价格。而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在期货市场交易中，所有的交易价格都是由买卖双方公开竞价来决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机会在其现有的供给或需求的情况下，以其认为最适当的价格来成交。因此期货交易反映出许多买卖双方对目前、三个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的综合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社会化的计划调节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利用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的生产者的收入比不这样做的人更稳定。他们既不获得最高利润，也不获得最低利润。期货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使他们能减少销售成本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宏观上看，则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有序和平稳，有利于避免破坏性的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
三、企业成为社会化计划的基本主体与合同市场
从经济计划本身来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总量平衡、比例、结构、协调发展等等内容，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众多劳动者和企业相互之间复杂的联系总和之中，而一当他或他们进行相互谈判、协商并联合作出决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将其合作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相应落实下来了。而这样的计划，显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实地收集到各种经济信息，作出的联合计划也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的联合计划。这意味着，在经济合同化的发展中，众多的企业日益成了经济计划的主体，而且，市场本身（一切经济主体互为市场，这是大市场；而作为专门场所的市场则可称之为小市场）日益成了众多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协调、签订和修改合同的场所，在这里，期货市场则可看作是企业相互交换合同从而调整经济计划的场所、体制。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众多企业的自主决策为基础的、通过面向市场的经济合同来实现的新型社会联合计划。
显然，经济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直接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经济计划化的程度，我们应该转变“计划观”。传统的计划观是以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计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收集各种经济信息进行处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统一安排。这种计划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在一定时期，甚至它能集中调度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发挥出最佳效率。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统一计划难以很好兼顾、协调不同劳动者和不同企业之间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特殊要求和利益，国家计划就难免逐渐变成脱离复杂多样的客观经济联系的主观命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领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真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就不能单靠国家，还要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因此，传统的计划观和计划方式就不适应了，而要树立新的计划观和采用新的计划方式，这种新的计划观以劳动者（联合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联合体形式）为重要的计划主体，把劳动者、企业相互之间直接的协商、谈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计划的过程，把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和看作计划的基本形式和计划的落实，而把交换合同的期货市场等看作是社会计划的调整过程与机制。特别是，当我们最终确立以非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时[3]，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以社会化企业为主体的计划观。
为方便广大劳动者和企业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制定联合计划，就必须为他们直接面对面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和制定各自开放性的企业计划创造条件。我认为，一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从长远来看，这上点是极为重要的，是经济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设置专门场所，全面建立一种合同市场[4]——众多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共同制定社会联合计划的市场体系。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博览会”和所谓“文化艺术搭台、经贸唱戏”的这节那节”，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场的初级形态或雏形，相当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着自然自发性，位置不固定，开放时间短和周期长（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几天）等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互选择和优选直接发展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国家要进行干预和加强管理，不仅要统一规划和布局，好好选育一些条件好的“会”、“节”开辟为位置固定、长期开放的合同市场；而且，要尽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级层次和不同专业分工特点的合同市场体系，为计划转型提供条件。同时，国家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进行规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业有占多大比例的产供销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许组织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可责令暂停生产经营或转产等。在此，国家的直接干预是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是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达标。当然，不同部门、行业和生产的特点的企业，应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标准。
如果这种合同市场是一种合同生产市场的话，那么期货、期权市场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场。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正向社会联合的新型计划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向，才能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或以市场联合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计划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联合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体和基础，其中，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是一个核心，抓起来的国有企业那一块，则基本上仍可在传统计划系统范围内操作，它将是计划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战略计划。实际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性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四类主体是各有其活动范围和适应范围，各司其职，则较好的维护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
四、社会化计划经济（订货市场经济）中的文品生产、价值淡化和企业市场化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直接协作关系也就得到发展，于是，反映人与人之间间接协作关系的传统商品价值关系也必然出现消解的趋势和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则日益发展起来，不过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那种产品生产，也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那种经济商品。
在这种订货生产形式中，价值形式或价格的经典含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只具有计量各种直接劳动的作用和性质，特别是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它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对其贡献仍需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价值［5］。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易，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内生增长理论更强调这一点），表达出人的感情、企业的商誉和创新能力，因此，经典的商品就被包装和提升为一种“文化品”，商品生产也就转化为“文品生产”。文品生产是按合同订货来组织生产的，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化计划性质的订货市场经济。
在这种生产形式中，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相反，各种非价格因素，特别是相互合作关系－－合作时间的长短、合作的规模和程度以及信誉－－等等因素，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价格是可协商的合作价格，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对市场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们对市场价格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获得比较稳定的和较高的收益，这有利于它们保持较高的投入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有利于保证其他中小企业从可能爆发的恶性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
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与商品生产相比，“文品生产”不只是内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传统价值关系的淡化。不少论者对“劳动价值论”表示怀疑，有的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效应价值论”，或者将生产劳动推广为所谓“社会劳动价值论”，以之补充、修正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多是重弹历史老调。其错误在于，它不知道商品价值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也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关系已经淡化、趋向解体的事实，而是企图将其永恒化。相应地，也就不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重复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一种历史理论这一根本性质。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劳动价值论所反映的客观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趋向解体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反映这种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科学的、正确的，存在什么理论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补充或修正。正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一样，原始社会已经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存在局限性、是错误的，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反映历史存在的历史理论（当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化，会有改变，这是另一个问题）。
许多人在批判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缺陷时，其实也是针对传统商品市场及其“事后调节”的；而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合同化”及与其相联系的“事先调节”的事实。这种情况反映了理论研究的落后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因素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革，这就是“企业的市场化”。如西方新出现的所谓“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将过去那种建立在部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等级化组织结构日重构成以任务作业流程为基础的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网络结构。在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单元甚至劳动者个人均可直接参与市场合作，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组织项目小组（组织者成为“项目经理”），联合企业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谈判和进行相应的“经济核算”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企业内部设置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物资采购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企业也市场化了，或者说企业管理出现了模拟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钢，实行“模拟市场价格、成本否决”的管理改革，即意味着在车间、工段、班组甚至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市场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关系的核算，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是市场联合化、计划化，另方面是企业内部关系灵活化、市场化，企业和市场的界限也就相对化、淡化了，这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市场发展的特征，也是社会化的公有化和联合计划的共同演进过程的反映。
总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合作关系、经济合同化及事先调节因素等等的增长，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规律作用的变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价值形式或价格来对种种特殊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的评价和计量绝对市场价值化，从而正确对待一切有益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产劳动（科学劳动、教育劳动和社会管理劳动等）。另方面，还应认识到价格、完全的自由价格并不存在，价格形成日益具有联合计划价格（基于预期价值）的性质，具有“预期均衡”的性质。
注释：
1朱正国：市场经济——计划化商品经济阶段，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6日；
2同上：应建立社会主义“合同市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3）；
3同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经济，1996（10）；另见：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劳动股，学术研究，19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