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科学的主要理论篇1
论文摘要：学科建设问题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科学品位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依托和基础，教学内容要与学科建设紧密结合，要切实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师资队伍建设。
学科建设问题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由于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长期以来我们在这一问题上重视和研究不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许多重要问题未能从学科建设的视界加以思考和解决。《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到学科的高度来进行建设。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和建设已进人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认真领会《意见》精神，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深人研究和大力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建设，对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科学品位要以学科建设为依托和基础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根本任务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其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科学。众所周知，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主要依靠或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教学来进行;大学生中许多深层次思想问题和认识问题，都要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去解决;大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固然离不开长期的工作与生活实践的磨炼，然而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习又是不可或缺的。www.133229.Com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长期的教学实践也清楚地表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否真正有效，是否真正为青年学生所接受，关键在于教育内容的科学性，以及是否将科学内容同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紧密结合。
教育教学是通过学科进行的，学科是教育教学的基础和依托。学科建设，就是把一门学科作为科学来建设，使它立于社会实践和科学最新发展水平之上。为保证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科学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并最终落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上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问题，本质上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科学性问题，也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门科学去进行教育，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和建设面临着许多重要课题。比如，关于在新形势下有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新观念、新思路、新途径、新形式和新方法的深人探索;关于课程设置的改革和新课程设置方案的试点与普遍推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管理、建设和运作;关于重大现实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特别是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培养和建设，等等，这些课题都亟待深人研究和解决。这些课题不但会直接涉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而且从根本的意义上讲，正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建设的自身内容和内在要求。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不但要学会善于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去思考和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和建设问题，而且要花大工夫、用大力气把学科建设问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一个带全局性的问题切实抓好。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要与学科建设紧密结合
高质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水平的重要前提。课程内容是由课程设置决定的。按照、教育部关于“05课程设置方案”(简称“05方案”)的要求，把原有的七门课程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简称“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简称“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四门必修课程。与此相适应，新疆地区将三门地方课程整合为“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简称“教程”)。“05方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内容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整体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各门课程内部教学内容的综合性和整体性。新课程内容打破了传统学科的界限，努力形成新的课程内容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比如，“原理”课是力求打破三大块的思维定式，力求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从总体上阐述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和方法;“概论”课是强调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重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和党的十六大以来最新的理论成果打通来讲述，力求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基础”课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主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加以展开，将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有机地融为一体;“教程”课是以马克思主义“五观”和“四个认同”为主题，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新疆发展史、民族宗教演变史。其二，各门课程之间教学内容的综合性和整体性。“05方案”从内容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上，突出了通过理论、现实和历史三者的结合来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而言，“概论”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直接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中心内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理论成果，突出了当代中国的大局和发展大趋势;“原理”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来源中所包含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纲要”主要突出了中国选择马列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据的内容;“基础”直接帮助大学生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实际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观念问题;“教程”则主要突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应用和实践。
新课程方案教学内容的这种综合性和整体性，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基础，寻求学科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的五个二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内在逻辑联系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进行研究，以历史的研究再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新的理论成果进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其基本思想进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人们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的五个二级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为丰富和充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提供了理论的和思想的材料，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现思想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与知识性、学术性的统一提供了学科的思维方式方法，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打下了研究性基础。
三、要切实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教育教学的主体或主导，师资队伍建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践表明，教育教学有效性的关键是师资队伍建设问题。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建设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当面对新的综合性、整体性很强的课程时，任课教师如何突破或超越现有专业的门槛，熟练并运用自如地系统讲授一门整体性的课程，这是实施新课程方案面对的新问题。为此，必须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师资队伍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业务素质。
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牢固确立学科意识、学科建设意识，破除长期以来以单纯的“课程意识”来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长期以来，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过分强调政治意识形态功能，而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功能，也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身发展的不够成熟，人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确立起应有的学科意识和学科建设意识，表现在或者怀疑甚至否定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科学性;或者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以单纯的“课程意识”来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不注重学科的理论构建，其结果必然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功能的发挥。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地位已经确立，我们不能再以长期以来形成的“课程意识”来估量、定位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而要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意识和学科建设意识，以自觉的学科意识审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以自觉的学科建设意识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更高水平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更大进步。
行为科学的主要理论篇2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支撑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支撑作用，是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对该学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关系问题进行探讨时已经形成的共识。当前，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怎样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支撑作用。本文力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定位、目标、特征三个方面，谈谈学科建设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支撑作用的体现。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定位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提供理论支持
所谓学科定位是要找准学科的位置。对学科进行科学、准确的定位是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关于学科定位，一般都是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层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立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学科定位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定位，是要从学科内在的发展要求方面，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通过服务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来体现学科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这一定位，既源于这一学科体系建构的特殊性，也源于这一学科功能发挥的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建构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所属的六个二级学科的划分界限及其内在逻辑关系上。一般而言，不同学科之间的分界主要在于各自有着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同，它从一开始建立时就是按研究领域来划分其所属的六个二级学科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每个二级学科，原先充其量都只是一个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所要研究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文本和经典著作等，而这些方面的内容也是其他五个二级学科都要研究的。其他五个二级学科如果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不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和经典著作，是根本无法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和发展规律，也无法对各种理论思潮、错误思想倾向进行评判，无法讲清楚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问题，无法讲清楚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无法用科学的理论、正确的思想教育大学生。只不过，每个二级学科在研究中侧重点不同而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侧重于基本原理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侧重于历史发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侧重于理论流派和思潮的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侧重于历史进程和主要经验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侧重于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所属的六个二级学科在研究内容上的紧密关联，说明了它们的学科特性是需要进一步去培育的，也说明了它们产生的特殊性就在于为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四门课程实效性的提高提供学科支撑。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功能发挥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所具有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功能的发挥具有明确的指向，即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服务。任何学科都有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功能。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的功能发挥不同于其他学科。科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基础性功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生命力的根本所在，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提高的根本所在。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合理性、生命力。如果说思想政治理论课设置的必要性为在大学生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契机，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些课程开设本身并不能自动地使大学生在思想深处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生命力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中，一是要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新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方法，抓住其内在的、本质的东西，进行理论的高度概括，以此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是不管现实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指导地位不能变，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不能变。因此，在意识形态与学术性的统一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必须面对的极为现实的问题。这些研究，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了丰富学科侧重于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研的材料，只有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进行深层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帮助学生解决思想困惑和认识难点，理解并掌握好有关的重大理论问题，才能打破教师照本宣科，讲解材料空而枯燥无味的教学局面，才能引起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提高教学实效。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人才培养中，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来武装学生的头脑，来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如果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是无法培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人才培养功能发挥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不仅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为其他学科培养政治方向好、思想素质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专业人才，而且还要通过招收不同层次的研究生，培养出本学科的专业宽、基础厚、能力强的专门人才。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人才培养中的并驾齐驱的两个不可偏废的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前一个方面足以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功能发挥上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支撑作用。
每个学科在建设中都要给自己的发展进行定位，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学科建构体系和学科功能发挥方面的定位，不仅使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有了广阔的空间，而且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的提高提供了理论支持。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服务，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重要动因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目标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具有内在统一性
所谓学科目标是要达到的水平、程度或标准。科学的目标应该是学科根据自身在国家或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及所担负的特殊任务，发展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提高学科的整体水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目标就在于适应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需要，遵循学科发展和专业建设规律，优化师资队伍和教学科研条件，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政治素质高、理论方向正确、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理论功底、并能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当代现实问题的人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这一目标，除了专业课的教育教学外，在一定意义上是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方案的实施和教学任务的完成实现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体现，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其教学任务就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根本目标就是培养千千万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目标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根本目标的契合，说明了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服务和支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
在新中国思想理论教育的历史上，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始终对大学生起着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作用。今天，面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和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面对高校改革发展的新情况和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新特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更为艰巨。它不仅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教育大学生，增强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而且通过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帮助大学生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基本的道德规范。它不仅能够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而且能够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引导他们进～步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它不仅能够帮助大学生提高政治鉴别力和增强政治敏锐性，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必然性，而且能够帮助大学生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培养他们的坚定信仰、坚强意志、诚实品德和良好修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的艰巨性表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遵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规律，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形式，强化师资队伍和教材教法，必须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作为保证。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目标的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学内容、教材教法、体制机制的创新，而这一创新的主体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能够高质量地进行教学，增强课程的说服力、感染力，就必须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必须能够面对社会发展实践和教学实践以及在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就必须使课程始终具有新鲜的内容，始终充满时代感，始终具有现实性，必须使教学方法始终具有创新性，始终切合大学生的实际。毋庸置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提高，只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不断加强和发展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当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提高，又必将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动力源泉。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体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主体。
建设一支立场坚定、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高、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扎实、学贯中西、功底深厚，善于运用现代教育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法，师德修养好、富有人格魅力和亲和力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是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目标的迫切要求。建设这支让党放心、让学生满意的队伍，必然成为契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目标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的重要力量。由此可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素质要求，基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目标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的内在统一性。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特征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整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所谓学科特征就是学科的优势和特色。加强学科建设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就要突出优势和特色，因为优势和特色是学科建设的生命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相关的一些学科不同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整体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这种整体既要求我们打破历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界线综合地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三个组成部分的相互联系着的理论对客观世界发展、人的认识发展、人的自身发展、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整体性反映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整体性的这一特征，要求我们强化学科意识，培养和建立起学科研究和建设的整体意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整体性的这一特征，要求我们在强化学科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支撑作用中，从宏观角度统盘考虑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课程的整体性建设。
以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为基础，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内在逻辑体系即其所属的六个二级学科的内在逻辑联系进行整体性研究，从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整体建设提供支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以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容、马克思主义文本和经典著作等的研究，构成了其他五个二级学科的基础，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程及其规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及其理论成果，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着重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及思潮，使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着重研究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程及经验，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着重研究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这六个二级学科以其自身的地位和研究内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和建设的整体。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上一定要按照这一特征，旗帜鲜明地加强独具优势和特色的学科建设，并以此来支撑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水平。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上来看，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研究，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的整体性。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经历了从“85方案”到“98方案”、再到“05方案”的历史演化，这一演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向整体性方向发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还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都反映出课程内容的多学科融合，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某一个二级学科的内容所能涵盖的。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整体建设，是需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整体性建设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建设为正确理解和大力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提供了支撑作用。
行为科学的主要理论篇3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与分科性研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研究对象的，二者具有统一性。分科性研究体现在整体性研究之中，整体性研究寓于分科性研究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的五个二级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的载体。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与实践中问题综合性研究有着内在联系，以对问题的研究来推动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以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来拓展对问题的研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应把握好的基本关系。
注重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立以后，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但对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内涵的认识，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载体·和切入点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必须要明确的基本问题。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明确以下三个关系。
一、整体性研究与分科性研究的关系
关于这一关系的基本观点是:整体性研究并不排斥分科性研究，整体性研究是建立在分科性基础上的。在强调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时候，理论界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只是注重分科性研究，而没有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合理。主要有以下两个理由:
一是过去没有特别强调整体性研究，并不等于没有进行整体性研究。按照理论界的共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部分构成。在我国的学科划分中，这三部分内容是分别属于哲学、经济学、法学三个不同的学科门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科划分中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存在。这种状况在客观上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是按照学科划分，分别在不同的学科中进行研究，没有从学科划分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可以说，这是过去没有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在学科划分上的原因。
但是，在学科划分中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并不等于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没有进行整体性研究。所谓整体性研究，其实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现象，并得出科学的结论。如果这样来把握整体性研究的话，那么，以往的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例如，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而形成的科学理论，并根据这一理论分析得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结论，就是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因为这里涉及的不仅仅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一个部分，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这当然是可以看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从这一意义上说，有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整体性研究，并不能完全从学科划分来看，不能因为在学科划分中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得出没有进行整体性研究的结论。
二是整体性研究与分科性研究不是两种互不相关的研究。严格地说，很难把整体性研究与分科性研究分为两种不同的研究。尽管分科性研究的内容明确地定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一个方面，而整体性研究的内容定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但它们研究的对象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不同的只是研究的角度和涉及的具体内容。事实上，是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整体性研究，主要应该看研究的视角、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方法以及综合运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融合在一起，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问题进行综合的分析和研究，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当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整体性研究，只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全部。按学科划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从学科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内容，深入把握其理论内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的学科中确立其学科地位，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因此，整体性研究与分科性研究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本身，区别的只是研究视角的不同。完整、准确、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既要有整体性研究，也要有分科性研究，二者缺一不可。分科性研究是整体性研究的基础，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就谈不上把这些理论综合在一起的整体性研究。同样，没有整体性研究，分科性研究只能停留在某一个局部，就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整体出现。分科性研究体现在整体性研究之中，整体性研究寓于分科性研究之中，二者并不能截然分开。从根本上说，整体性研究与分科性研究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二、整体性研究与各二级学科研究的关系
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以及五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所体现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不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各构成部分来建立二级学科，而是从整体性研究角度来设置二级学科，五个二级学科都是从不同的方面来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这就在学科设置上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从这一意义说，加强对五个二级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实际上也就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的强化。
因此，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性研究不是一句空话，它要有一定的载体，五个二级学科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的载体。这五个二级学科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涵盖了整体性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个二级学科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涉及的主要内容上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各个学科，是各学科基本理论的综合，是一个整体。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必须从整体上去把握，仅仅只是从某一个学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能体现它的整体。如果说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更多的是强调对某一个学科的研究深度，那么，在注重整体性研究的条件下，不仅要求有对某一个学科的研究深度，而且还要求有对多学科研究的广度，要把研究的重心转向综合和整体。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研究和建设的内在需要，也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研究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这个二级学科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的要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比较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而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重视不够，以至现在这一学科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建设，还是队伍建设都明显地落后于其他的二级学科。加强对发展史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本身的需要。这是因为:其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的发展，对发展史的研究，揭示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发展的历史，因而发展史涉及的内容是整体性的。其二，发展史研究是整体性研究的构成内容之一，可以说，没有对发展史的研究，对整体性的研究也是不完善的，整体性研究本身就应该包含了它的理论发展过程和历史。因此，加强整体性研究，必须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研究和建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个二级学科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的理论成果这一角度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一个整体，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体现在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之中的。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相结合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发展的重要体现。这一发展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涉及的各个方面，因而是整体的发展。强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研究，突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研究，是当前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的一个基本着力点。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二级学科从世界范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这一角度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因而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注重整体性研究，是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特点。我们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应该了解和把握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从这一意义上说，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二级学科的建设，深入研究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对于我们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我们以更宽广的视野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的体现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二级学科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特点和规律的角度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的要求。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系统的教育，培养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高度统一，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把握。从理论研究与理论教育的关系来看，理论研究的整体性是理论教育整体性的基础，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不仅体现在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也反映在运用整体性研究的成果有效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在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上的统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二级学科的研究和建设，对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教育实践意义。
总之，当前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应该重点落实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各二级学科的研究和建设，离开了各二级学科的建设，整体性研究就会成为失去学科依托的空中楼阁。
三、整体性研究与问题研究的关系
从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关系来看，现在提出加强整体性研究是和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及实践中问题的认识直接相联系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规律性的认识也日益深化。社会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整体的发展，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因而对问题也需要进行综合性和整体性研究。正是实践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必须进行整体性研究。因此，加强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是对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客观要求。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对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发展内涵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发展不仅仅只是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只有实现社会的整体发展，才是社会的全面进步。认识的深化，导致了发展观念的转变。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深刻反映了我们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同时也对研究发展问题提出了新要求。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社会发展中综合性、整体性的问题。为更好地研究和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
所以，整体性研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研究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实践发展问题。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就必须与对实践中的问题研究结合起来。要有效地实现这一结合，形成二者的相互促进，应该把握好以下两点:
一是以对问题的研究来推动理论的整体性研究。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离不开实践，实践中出现的和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是理论发展的实践基础和创新源泉。解决了实践中的综合性、整体性问题，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必须高度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现实问题，以对问题的研究为切入点，推动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和实现理论的创新。对问题的研究越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对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就会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
行为科学的主要理论篇4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行为科学的主要理论篇5
关键词：费耶阿本德科学方法论怎么都行多元主义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6-0438-01
保尔·费耶阿本德（paulk。Feyerabend），是美籍奥地利科学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微观物理学问题》（1962年）、《实在论和工具主义——评事实支持的逻辑》（1964年）、《反对方法：一种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1975年）（以下简称《反对方法》）、《反对方法约束》（1976年）、《自由社会中的科学》（1978年）、《实在论、唯理主义和科学方法》（第一卷）和《经验主义问题》（第二卷）（1981年）。其中，《反对方法》是费耶阿本德的代表作，而且是科学哲学界自1962年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以来，最为引人注意和争论的一本著作。
一、当代科学哲学界对他的评价
费耶阿本德在科学哲学界独树一帜，以任何理论的批判者自居，被称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界的一位怪杰。也是当代科学哲学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在对他的评价上，目前存在三种不同看法。
1、费耶阿本德是“一只迷连羔羊”，他的学说是“异端”。费耶阿本德提出“怎么都行”的方法论原则，并且言辞犀利，注重历史主义中的非理性因素，使一些学者，特别是过于崇拜科学理性的人们直接把他看作是第一流西方科学哲学家中的“一只迷途羔羊”，把他的学说视为“异端中的异端”。
2、费耶阿本德“出类拔萃”，具有独创性。西方科学哲学界有一部分人对费耶阿本德大加赞赏，称赞他那“曲棍球式”的作法激起了人们对重要问题的思考，欣赏他那种大胆、粗率、富有煽动性的表达方式。称颂他为一位绝顶聪明的哲学家，身上有一股常人不可比拟的猛劲，认为他提出了一些没有人想过的独创观点，是20世纪科学哲学领域内五六位出类拔萃的人士之一。
3、费耶阿本德的思想不是无懈可击，但隐含某种真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费耶阿本德是一位智力超群的哲学家，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占有一定地位。他的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库恩的历史主义，包括他的“历史再现”方法论研究纲领和发散——收敛方法论中的非理性因素贯彻到极端程度的产物。
二、费耶阿本德科学方法论原则——“怎么都行”
科学方法论的传统观念认为，方法包括一些不变的必须绝对遵守的法则，它们指导着科学事业的发展。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中却提出了一种与传统看法截然对立的科学方法论观点。他的方法论信条就是“怎么都行（anythinggoes）”。虽然他提出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有其片面性，但是也应通过考察他提出这句话的语境，看到他理论中的合理因素。
1、“怎么都行”本质是主张多元方法论。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是在他看到认识论出现的齐一性倾向，唯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是尊，过于僵化、教条，认为“一切方法论，即使是最显而易见的方法论，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的语境中提出来的。实质是否认存在唯一的、规范的方法论，主张多元方法论，“什么方法可行就用什么方法”。
2、“怎么都行”是一个合理的宝贵的方法论。思想，是科学发展和科学方法论发展的必要性文件，费耶阿本德看到任何一种科学方法论都存在局限性，反对在方法论上用一切普遍性的标准及作为普遍性标准的规则，不顾具体条件而硬性规定一些规则，不仅不会结科学带来什么帮助，而且会阻碍科学的发展。可以说，“怎么都行”是对教条主义的“一剂良药”，是科学方法论发展的必要性条件。
3、“怎么都行”符合科学史的事实。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史上的重要进展与革命一般并非按科学哲学提出的任何“方法”而发生。恰恰相反，是靠突破某种固定、僵化的方法丽获得的结果。
4、具有一定“相对主艾”的色彩。费耶阿本德提出“怎么都行”，提倡多元方法论具有辩证思想。然而他否定理性的、科学的方法作为人类研究事物和处理问题的主要手段的必要性，并最终将科学等同于非科学和伪科学，否认理性方法的主导地位，是不可取的。人类进步史表明，理性方法起更主要的作用。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决定着理性方法的主导地位。
三、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科学方法论对当今的启示
创新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竞争优势。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造性的破坏”，就是永不安于现状，不断打破常规。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的思想与中国“猫论”政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怎么都行”对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让我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采取措施，更好地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
1、政治文明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怎么都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使政治权力真正用来为人们谋福利。
2、精神文明建设，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怎么都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历史上的精神文明既有历史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它的发展需要物质文明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它的发展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3、物质文明建设，符合具有中国特色要求“怎么都行”。物质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精神文明是社会发展的灵魂，政治文明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三大文明整体发展状况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志，三大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缺一不可。
4、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怎么都行”。生态文明是创造新的生态文化与环境协同共进、和谐发展的社会文明形态，是人类摒弃了农业文明阶段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工业文明阶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建设生态文明，要注重弘扬我国博大精深的生态文化传统。在中国的古典哲学里，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智慧。中国的传统哲学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就是主张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保尔·费耶阿本德著，周昌忠译。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m]，上海译文出版杜，1992
行为科学的主要理论篇6
一、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的基本内容
古典管理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时期。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技术的先进与管理的落后成为突出矛盾而存在,一些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为解决这一矛盾而提出一系列管理观点。从理论体系建构上而言,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和厄威克与古利克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系统化研究。其理论基本特质在于,以“经济人”为前提假设,旨在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物质刺激和科学的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古典管理理论的诞生标志着管理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存在,也标志着管理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化。
行为科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劳资双方的矛盾,古典管理理论时期所确立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法日益显示出局限性,行为科学理论应运而生。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界定行为科学理论,主要包括确立和大规模发展两个时期。在确立时期主要包括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西蒙的决策理论。在大规模发展时期主要包括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Y理论为代表的个体行为理论;库尔特·卢因的团体动力理论和以布莱克与穆顿为代表的组织行为理论。此外,行为科学理论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激励理论,主要有“赫兹伯格的激励因素-保健因素理论、阿特金森的成就需要激励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弗鲁姆的期望机率模式理论、波特-劳勒的期望机率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凯利的归因理论、斯金纳等人的强化理论等等。”[1]其理论基本特质在于,以“社会人”为前提假设,“以组织中人的问题为中心,从动态的角度和社会心理方面研究人的因素对行为组织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2]其中,特别注重从心理学角度对人际关系、工作满意、工作生活质量、组织的激励措施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行为科学理论弥补了古典管理理论的一些不足,凸显了管理的人本色彩。
二、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的研究方法比较
1.经验性研究转向实证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主要是一种经验性的研究,其一,在古典管理理论之前,管理学正处于萌芽阶段,一些学者只留下了关于管理只言片语的观点,并没有留下经典的文献,因此,没有大量的文献供其翻阅。其二,无论是泰罗,还是法约尔,他们的管理观点主要是来源于自身的管理实践。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来源于一种“实验”,而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来源于一种“体验”。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讲,他们应用的是经验归纳法,是一种描述性理论,属于经验型研究范畴之内,难以对复杂的管理实践作出全面的解释和预见。行为科学理论融入了大量的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其理论建构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通过理论假设的相关条件,建立理论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然后再通过对结论的检验,由此展开理论分析,从而建构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行为科学理论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而心理学研究在本质上是属于实证研究范畴之内。所以从经验性研究向实证性研究的转换促进了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发展。
2.客体性研究转向主体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其旨趣一般都在管理的客体方面,如工作条件、工作行为等标准化方面,以及对组织结构的科学性探讨等。即使涉及人的问题,也是抽剥人的主体性,将人置于客体地位进行关照和对待,使人只是作为提高效率的工具手段而存在,忽视人的主体性价值。行为科学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影响组织效率的决定因素,探求人的社会属性和多方面的需求,侧重于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出组织应以人为中心的观点,提高人的主体性价值。因此,从客体性研究向主体性研究的转换进一步提升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
3.局部性研究转向系统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侧重于作业效率和生产环节层面,如泰罗主要探讨作业层次的管理,主要局限于车间的范围之内;法约尔虽然视角高于泰罗,但其主要专注于企业内部的高层管理研究;韦伯侧重于组织结构的体系设计,都带有明显的局部性特点。行为科学管理相对于古典管理理论更加系统,开始关注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巴纳德开创了社会系统研究的先河。尽管行为科学理论在系统研究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局部性研究向系统性研究的转换大大地丰富了管理研究的视阈。
4.静态性研究转向动态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侧重于管理原则、管理程序、组织结构、组织制度等问题的研究,是一种静态性研究。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从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组织的关系层面介入组织管理研究,关注组织的动态因素,属于动态性研究。从静态性研究向动态性研究转换说明了管理研究方法的丰富,视野的开阔。
三、行为科学理论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研究内容超越
1.人性研究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的建构是以“经济人”为前提的,认为金钱的刺激是提高效率的唯一内在动力。诚如泰罗所言:“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3]也就是说,任务与奖金构成了古典管理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在古典管理理论看来,工人是提高效率的工具,而激发工人提高效率的手段则是金钱。梅奥通过霍桑实验,明确提出“社会人”的概念,认为人不仅要求物质利益,而且还要求作为组织中的一员而存在,需要得到友谊、安定和归属感。后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学说,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Y理论,都从不同的层面对人进行了多维度研究。因此,相对古典管理理论的人性研究来说,行为科学管理的人性研究更为充分,大大丰富了人性研究的视野。
2.管理原则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主要致力于管理普遍原则的探讨,无论是法约尔的十四条管理原则,还是厄威克与古利克所总结的目标原则、权责相符原则、职责原则、等级系列原则、控制幅度原则、专业化原则、协调原则、明确性原则,都是从静态组织体系建构上来说的。西蒙曾指出“对几乎每个原则来讲,都能找到一个同样似是而非,并且可接受的矛盾原则。”[4]因此,可称之为“谚语”。行为科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组织理论的原则,如人格尊重的原则、相互利益原则、人性激发原则、人人参与原则、相互支持原则、协调统一原则等。这些原则是从动态的角度来把握管理中的基本问题。对于管理而言,这些管理原则的探索有利于管理有效性的实现。
3.组织视阈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研究视野完全是封闭的正式组织内部,如泰罗专注于作业现场的管理,法约尔局限于企业内部管理,韦伯从组织的角度来追求系统化、科学化、标准化设计。在行为科学理论时期,梅奥在霍桑实验中发现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而且意识到非正式组织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巴纳德进一步发挥了非正式组织的理论研究,对非正式组织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因此,相对于古典管理理论而言,行为科学理论时期的组织状态更加开放,而且组织视阈相对完整。
行为科学的主要理论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
目前，我们所处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一项历史性的任务摆在了哲学社会科学广大工作者面前，那就是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特别是反映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理论研究和教材及学科建设亟待加强，探索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互动关系，既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又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研究，从而切实地、全面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一、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
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胡总书记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的指导下得到了巨大发展，对一系列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来说，虽然得到一定重视但是却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更甚者还对其轻视或忽视，这也许是因为市场导向对其造成的影响，让很多从事研究和教学基础理论的学者逐渐靠拢于应用性学科，其相关专业也纷纷“转业”，这无疑将研究和教学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力量削弱掉，在某些的资源配置等方面都对这种倾向有所体现。而且在学习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态度等方面上，有的教条式对其基本原理进行理解，与马克思主义这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相违背，错误的将马克思主义图腾化和神话化，以静止和绝对的观点不切实际的将马克思主义打扮成不可触犯和不可思考的绝对真理，这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错误的将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一个不需要改变和从未改变的事物，将马克思主义创新必要性和历史性意义忽视掉，错误的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形而上的书院学术，却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血肉关系，导致在马克思主义的故纸堆中进行内部解决方法的寻求，在脱离实际和不联系世界性的知识经济变革的思辨中和空想中加以虚无创新的寻找等等。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便是简单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基础理论，即在具体学科中直接并简单地引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其作为学科基础理论，虽然在方向上正确了，但却不是科学的方法，没有与学科内容和特点加以结合，进而具体化其基本原理学科。所以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学科基础理论的过程中，务必要注意这种简单化的方法。
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性理论的贯穿
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还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科学发展观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以同志、邓小平同志、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来的，其学科体系都是与时俱进的，是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新的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得到了生动具体的坚持和发展，将新的鲜活生命赋予给了马克思主义，再一次证明了人么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得以正确运用和认识的锐利思想武器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的科学发展观，也是马克西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共产党人得以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结果。所以应该深入学习，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充分全面掌握，即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学习和贯穿，而这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就是首相其责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其学科基础理论，由此，研究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加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间的联系从方方面面以及历史发展角度进行逻辑地展现出来，这就是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来说，是重要的、历史性的一项任务。
三、加强权威性学科教材的编制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基础理论遭受到了大量西方学术思想的冲击，将西方学说中的一些基础理论不加以鉴别就混入其马克思主义学科基础理论中;有的则进行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及其相关基础理论的对立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西方理论，但同样也是一种挑战，需要对其进行着重关注。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建设其基础理论并不是封闭的，对吸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优良成果也不排斥，更希望能够让其学科基础理论体系加以丰富。而且学科教材应该集中对研究学科基础理论的最新成果进行反映，但是有些学科教材虽然经常编，而且一门学科的教材种类可以多达上百中，但是其内容都大同小异，十分典型对学科基础理论研究进行滞后现状的体现。因此需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立足于新的时代要求，系统研究和梳理马克思主义重要经典著作，对于必须长久坚持的基本原理、结合了新的实际所得以丰富的理论判断、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需要破除、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错误观点进行明确和澄清，让其学科教材得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贯穿，并权威性的加以最新成果反映。
四、结语
结合当前时代的需求以及现状，加强研究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基础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以及对如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性理论的贯穿和学习，都具有十分重要且必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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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科学的主要理论篇8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出发点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本身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从2006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正式建立以来，学术界发表了很多文章，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定位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种种见解，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内部关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规律、课程建设、教师队伍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的演化及其基本特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教学改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史和主要经验，教材编写和教材使用、课堂教学建设和科研建设，等等。这些讨论从总的方面看，应该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特殊性重视不够。有的文章多从学科建设的一般意义上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问题，按照一般学科建设的要求构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思路和内容；二是有的文章孤立地看待和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本身建设的问题，没有从这个学科提出的背景、历史过程来思考这个学科的社会功能和根本任务：三是基于前两点原因，有的文章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而是分别地、孤立地研究、论述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有的文章虽然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关系，但是或者将两者并列起来，或者把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服务仅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任务之一。这些意见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无论是从中央一系列的文件精神看，还是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实践任务看，特别是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地位看，这些意见并没有完全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科学定位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入地研究和透彻地加以解决。针对这种情况，本文提出一种见解，即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服务或者说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学科支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教学的学科建设。
提出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学科支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不是一般的学科建设，而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教学的学科建设。根据有三：
其一，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特殊的历史背景。2004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针对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存在的问题作出重要批示，要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改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状况。继后，胡锦涛又连续作出几次相关的重要批示。根据胡锦涛的重要批示，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简称“16号文件”)；2005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16号文件的精神，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在这个意见中，明确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问题，并把这个问题列入中共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个重要任务。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发了学位[2005]64号文件，即：《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精神，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等教育教学中的指导地位，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经专家论证，决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通知还指出：
1 新增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暂设置于“法学”门类内，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2 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调整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分别归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
3 调整增设后的相关学科代码：法学门类为03，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为0305，二级学科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030501，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为03050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为03050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为030504，思想政治教育为030505。
4 自颁布之日起，学位授权审核、研究生培养及其他相关工作按照调整后的目录进行。
通知的附件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研究范围，课程设置，主要相关学科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国务院学位办于2006年1月专门组织了对申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5个二级学科的单位的评审。2008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又发出通知：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逐步形成一个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同时，为进一步强化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功能和教师队伍建设。决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增设一个二级学科，即，“中国近现代历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上述背景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提出就是遵照胡锦涛同志的指示，为尽快改变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现状所采取的重大的举措之一。因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学科支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初衷。
行为科学的主要理论篇9
论文摘要：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解构了传统科学哲学将科学知识视为真理、实在等哲学观念而独霸对知识解说权的地位，同时建构了一种能够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的恰3"-模式。与哲学家关注人们“应当”怎样进行科学研究不同，社会学家思考的是人们“实际上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关注点的不同，致使科学知识社会学选择了自然主义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自然主义诉求的实现需要借助具体方法的运用，体现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对自然主义的诉求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将经验主义方法、描述主义方法与之缠结在一起，共同寻求探索科学的目标。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在方法论的选择上，确立了一条与科学哲学的规范方法不同的路径，以自然主义作为其展示基本纲领，进行合法辩护的策略。这样一种选择，促使科学知识社会学走上了一条“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科学知识”的道路。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的方法论选择
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布鲁尔在最初提出用社会学方法解读科学知识的主张时，就明确指出要用一种自然主义的方法实现其目标。在对《知识与社会意象》中文版所做的序言中，布鲁尔提出了他的希望:人们能够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当作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来对它进行研究。这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所要坚持的自然主义的核心要旨。
1.将知识纳入自然科学研究
按照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解，社会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而知识自身也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既然如此，对知识的研究就可以落人自然科学的一章。在进行了这样的前提预设之后，科学知识社会学亮出了追寻自然主义方法论的意向，这种意向就是“把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视为科学活动本身的一部分，视为用科学语言理解科学的一种尝试”。科学知识社会学这种意向同奎因提出自然化认识论的初衷如出一辙，只不过奎因是利用自然主义修正传统认识论，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试图运用自然主义颠覆传统科学哲学的规范主义。
正如初创者所设计的一样，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宏大理想就是要解构传统科学哲学将科学知识视为真理、实在等哲学观念而独霸对知识解说权的地位，同时建构一种能够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的恰当模式。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两个方面开始行动，一方面就是明确提出研究纲领，另一方面则是精心扫糙方法论。由于承担着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任务，因而在方法论的选择上，科学知识社会学可谓用心良苦。一开始，科学知识社会学就试图将自身划归为科学一方，标榜自身所具有的科学性。在《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的导言中，科学知识社会学明确指出:“一些其他的社会学家曾经使用不具有科学特性的研究成果、使用不接受或不依靠科学的方法论传统和科学的宇宙观的思想，对科学提出过许多见解。我们则以模仿科学的方式敬重科学:在我们所进行的对科学的研究中，我们竭力仿效科学自身所具有的事实特性、非评价特性。”与此同时，科学知识社会学对传统科学哲学坚持的规范主义方法论范式给予了驳斥。在他们看来，规范主义是一种先验方法，它给予科学的只能是超验解说，这会使对科学的辩护陷人循环论证，从而致使科学理论之所以正确，是因为有可靠的经验确证，之所以有可靠的经验确证，是因为有正确的理论作保证。这样的循环论证看似对科学进行了合理重建，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规范主义由于预先为科学的解说设置了逻辑框架，鲜活的科学过程被黑箱化，只留下苍白的语言，因而难以展示真实的、丰富多彩的科学过程，也违背了科学自身的精神追求。规范主义方法的弊端促使科学知识社会学必须进行另外的方法论选择，这种选择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必须同他们的基本主张相符合。
2.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研究纲领
与哲学家关注人们“应当”怎样进行科学研究不同，社会学家思考的是人们“实际上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关注点的不同，致使科学知识社会学选择了自然主义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在他们看来，自然主义方法论能够最恰切地体现他们的主张，也有助于实现他们对科学进行“现场”考察的社会学目标。
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熟悉的人都知道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其中的因果性、公正性和对称性都贯穿着自然主义方法论的诉求。按照强纲领的提出者布鲁尔的解释，因果性是表达因果关系的，涉及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
在对公正性和对称性的阐述中，科学知识社会学更加彻底地贯彻了其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主张。我们注意到，科学知识社会学无论形式如何变化，流派如何繁杂，他们始终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即“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被理解为完全自然的现象”。科学知识社会学坚持这一原则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将社会学的说明引人科学知识中，对其进行一种非评价性的、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阐释。为此，科学知识社会学主张必须对真理和谬误、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成功或者失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正确和错误、真实与虚假给予对称分析。这就意味着对科学知识的解说不需要区分社会因素和所谓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而是要看作为“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是来自社会的相互作用，还是源于先验的或超自然的力量。科学知识社会学选择的是来自社会的相互作用，因为“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是对那些被认为是知识的东西的自然主义理解，而不关注对什么东西值得被作为知讥进行评价性估断。作为一种方法论，自然主义理所当然地将科学知识社会学引向平等地对待和处理科学知识与其他人类现象，促使研究者能够深人科学内部，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科学内容进行探求，进而实现科学知识社会学重新解说科学的宏伟抱负。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诉求的实现途径
作为贯穿于各时代、各流派的哲学主张，自然主义体现的是一种基本哲学态度和倾向，具有统领哲学家基本思想的纲领性作用，这种纲领性作用并不是独立发挥效力，而是通过哲学家思想的具体展现起作用。
1.基于自然主义的经验和描述方法
可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一出现就引起学界的关注，除了他们高举反对传统科学哲学基本主张的旗帜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个性鲜明的研究方法。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在社会情境中发展、传递和维持的;知识社会学就是要致力于理解这些为常人视为当然的‘现实’过程。也就是说，知识社会学是对‘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的分析。这段话表明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注重的是知识产生的具体社会“现场”，与之相适应，所采用的方法也相应地能够帮助社会学家深人科学现场。由此，科学知识社会学将目光投向了经验方法和描述方法。在他们看来，借助这两种方法，既可以实现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探求，也能够贯彻他们的自然主义态度。
对经验方法和描述方法的追求与运用构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3%i作。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口咋是遁着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层面是宏观视角，实践者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经验分析纲领被称为“利益模式，’;另一个层面是微观视角，主要包括“科学争论研究”、“实验室研究”与‘科学文本和话语分析”。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都始终坚持到具体的现场中对科学进行考察。为此，科学知识社会学涉猎了许多科学案例，以“陌生人”的身份介人科学探索中，还原科学认识的‘本相’。
2杜会倾向性经验方法的局限
采用经验性的描述实现其自然主义的哲学纲领进而达到对科学的真实反映的确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初的意向，但是在具体执行中，科学知识社会学却不可避免地将这种自然而然的进路进行了改装以符合他们所极力主张的信条，致使其经验性的描述成为自我辩护的运行工具。这种带有明显主观偏好的对自然主义的追求体现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进行一番详细的案例分析之后，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倾向性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中。在他们看来，利益就是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自然动因，通过对科学活动中的利益说明可以与科学知识的增长联系起来。按照这种思路，夏平与沙佛在对波义耳与霍布斯有关利维坦与空气泵争论的研究中，着重将视角投向波义耳与霍布斯截然相反的社会、学术地位、政治主张的探讨中。通过探讨，他们得出结论，波义耳对霍布斯的胜利远非传统科学哲学所认为的前者运用科学的实验方法获得了真理性的认识，而是“现代社会管理中的一个有用的象征”，或者说是特殊的社会情境决定了波义耳的胜利。这就意味着所谓科学的真理性标准是在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的界限也无非是由人决定的。这样，认知因素受到社会因素影响，而且认知因素就是社会因素。绕了一大圈，我们看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借助经验描述以求从科学的史实中获得支持其基本主张的证据，而这种证据的获得远非他们所主张的给予科学活动以客观的、实在的显现，而是一种有所取舍的彰显，体现于自然在他们的眼前隐退了，只留下了社会。
科学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的简约与社会的偏好使其偏离了最初的自然主义主张，难以真正实现用科学的方法说明科学的目的。更为严重地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由此被指责为仅仅利用自然主义作为取消科学内史与外史分界而采取的策略，实现与传统科学哲学争夺认识论资源的目的。如果指责成立，科学知识社会学借以立足的自然主义纲领将会被消解，其所津津乐道的经验主义方法、描述主义方法也难以显示出优势而成为他们为其主张辩护的策略，如此，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大厦有可能轰然倒塌。正是看到了潜伏的危机，科学知识社会学不得不寻求新的策略以确保其自然主义纲领的地位和作用，由此迎来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的新取向。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主张的新取向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走过了一条以“崇尚科学”为出发点，到“走向疯狂的解构科学的一种典范”，最终招致“反科学”的骂名。其中的原因在于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学试图通过自己的学术努力，深人探讨真实的科学过程，达到瓦解科学理性和科学真理，获取对科学的解释权目的，但是，“对科学实践中单一的、持续不变的、至上性的利益要素的强调，使自身走向其反面，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暴露出‘科学的社会建构’纲领的二元矛盾”。
1，科学研究的实践转向
将自然与社会进行二元分立是由康德提出的，其涵义是自然与社会分属两种不同的状态，二者彼此独立，互不干涉。传统科学哲学家选择了自然一极，将其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对科学提出了一种“自然实在”的解释，社会因素则被排除在外。科学知识社会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科学视为以人类为中心的事业，给予科学一种“社会实在”的解释，排除了自然因素。这样看来，科学知识社会学要想克服缺陷，寻求出路，就必须重新回归自然因素的地位，同时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合二为一。后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到了这样一种途径的选择，并将其贯彻于自身对科学的探求中，从而拯救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自然主义方法论纲领。
后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转向“科学实践”的分析，将自然之维与社会之维置于同一个平台上给予考虑。在这种分析中，后科学知识社会学贯彻了自然主义的方法论要求，将科学家工作的实验室作为分析对象，对科学家如何在实验室中制造出知识进行了详细考察。这种考察一方面继续坚持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倡导的经验主义和描述主义方法，忠实地记录科学的实验过程，另一方面又重新关注实在论与客观性之类的哲学主题，倾向于从本体论的角度理解科学实践。
2: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特征
对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各个学派详细考察之后，我们发现，转向科学实践的后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同科学知识社会学有许多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在理论上，后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了“常人方法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冲撞理论”等取代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利益分析理论气其次，在术语上，后科学知识社会学采用了“联盟”、“行动者”、“力量”、“阻抗”等描述物与人相互作用的语词代替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利益”对社会因素的偏好;第三，从观念上，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称性地对待自然与社会，把主体、客体、自然、社会视为各种行动者，与各种物质仪器(也为行动者)一起，在实践中共同博弈性地建构了科学，第四，从态度上，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积极接纳来自于科学哲学的声音，将他们视为支持者和同盟军。当然，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对自然主义的新取向更重要地体现于对科学过程中的哲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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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主义；政治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规范研究；西沃之争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2-0066-06
一、绪论
自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行政学恢复重建以来，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我国行政学取得了长足进步。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行政学界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理论，也发表了无数作品。然而我国行政学界的研究偏爱于宏大叙事的规范研究，倾向于政治学、历史、哲学、社会学等视角论述问题，喜欢使用“机制”、“模式”、“制度变迁”等宏大的概念。我国行政学研究的现状是概念演绎分析和问题演绎分析性质的对策研究泛滥，而采用逻辑实证的方法对具体数据、经验材料进行定性、定量的调查、研究、分析却极端匮乏，仅占研究总数的5%左右①，即使有数据收集与分析也只是很简单地罗列。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社会矛盾激化，许多重大的价值问题还未确定等原因，促使了规范研究的繁荣。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公共行政学界在科学实证方面的训练极其匮乏。这种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造成了理论与现实的脱节，阻碍了行政学知识的增长，也导致了公共行政学科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我国公共行政学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分化严重，这在世界上有没有先例？如果有的话，有没有什么共同的思想源流？这种分野除了与我国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之外，与公共行政学科之间有什么必然关系？或者是学科本身的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区分？
从我国的具体问题联系到世界范围的公共行政学科，实际上在学科发展的历史中，效率与民主就是公共行政学中最根本的矛盾论题，贯穿着学科的百年历史。而学术研究中的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分化与争论，主宰了公共行政学术研究发展的历程。日本学者西尾胜归纳了公共行政学这两大谱系[1]，一个以科学管理为源头，它关注管理技术、组织理论等内容；另一个以政治学、法学、哲学为源头，它重点关注公民权利、政府责任、社会公平与正义等价值内容。前者的目标在于如何提高行政效率，即政府以最少成本和最经济方式从事行政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后者则努力体现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价值。效率准则与民主（或公共）精神是公共行政学交织又排斥的双重诉求，公共行政学正是在对这两大谱系的应对、协调中获得了自身发展。
公共行政学的这两个谱系形成了两大理论范式：传统的“威尔逊-韦伯范式”和“民主行政范式”。“威尔逊-韦伯范式”服膺于技术理性和专业主义的巨大成就，认为行政学应成为一门研究如何高效执行且普遍适用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应立足于逻辑实证主义。“民主行政范式”强调对行政过程的参与，注重民主精神、公共性、社会公平和正义等价值问题，方法论则认为立足于政治哲学的规范研究。本文的论述涉及这两大范式及其各自具有代表性的大师西蒙、沃尔多的理论对话，并将这种争论与我国行政学的研究现状结合。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反思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现状，也有利于更清晰地认识行政学下一阶段研究应该选择的路径。
二、管理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价值观
（一）管理主义特征
公共行政研究中管理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价值观有一个重要信条：效率至上。这与公共行政学建立的时代密切相关。19世纪中期以来，伴随西方国家工业化、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日益凸显，小且弱的政府和政党分肥制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变迁。另外，当时政治腐败盛行。公共工程的承包合同往往给那些贿赂政府官员的人或者关系亲密的人。因此，19世纪末以来进步主义的政府改革运动，都强调公务员队伍的职业化、价值中立以及竞争力，其逻辑基础均是效率[2]。
伍德罗・威尔逊也是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参加者，其思想价值观自然是以效率为准则的。威尔逊在1887年发表的《行政学研究》将行政研究的目标定位于：首先是发现政府能恰当地和成功地做些什么，其次在于发现政府如何通过最少的金钱和精力成本，以最大可能的效率来做这些恰当的事[3]。威尔逊由此将行政活动从政治活动中分离开来，这其中内含了明显的效率要求。
公共行政学初期在古德诺、泰勒、法约尔、古利克、厄威克等学者的推动下发展，逐渐形成了单中心主体、政治-行政二分、强调命令-服从的组织模式、价值中立、效率至上的价值观。包括梅奥主义也被认为是强化了家长主义，因为强调他的目标同样是提高工人生产率，用一种更成熟的方式强化了控制[4]。
西蒙是管理主义途径最具代表性的大师，他被认为与沃尔多联手结束了公共行政学的正统时期。西蒙虽然对正统行政学理论提出了批评，但同样更多地关注手段而不是目的、行政技巧而不是政治原则，并提倡在行政研究中运用科学方法，即在政策制定中运用实证方法，也同样认为“决策前提中最重要的……就是效率准则”[5]（p.218）。西蒙对效率价值的坚守，以及对行政学的本质看法与他所批判的古利克并无二致。
管理主义取向与政治过程取向的区别，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体现在对公共预算的态度上。因为预算涉及资金，容易计量。管理途径的公共行政支持理性的效能预算体系。“成本效能”是预算制定时考虑的重点。在此途径下，不同政府功能的财源分配以及不同层级的分配，主要取决于成本利益关系。而政治途径则认为，预算是政治问题而非事务性的。预算分配代表政治系统对于各种价值顺序的正式偏好，是不同团体竞逐公共资金的结果。这种结果会与不同群体、政治人物的力量变化及公众政治观点的变化相联系[6]（pp.2234）。而西蒙认为预算文件可以为成本收益提供比较依据，把预算当做控制效率的工具使用[6]（p.231）。这深切地反映了西蒙对公共行政学的科学主义定位和价值倾向。
（二）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与价值观
在方法论上，管理主义取向坚持采用价值中立的逻辑实证方法对公共行政进行构建和研究。逻辑实证主义认为行为规律可以通过仔细观察显露的行为而逻辑地总结出来。它遵循特定严格约束的科学研究方法：确立问题，提出相关因素关系的假设，设计和执行能验证这些关系的研究方案，而且这些研究必须是经验性的，是以对客观现实的观察为基础而非主观的信念[7]（p.74）。西蒙认为“化学实验从其可重复性中获得有效性――即科学权威性；如果不能足够详细地描述化学实验的可重复性，那它就没什么用。在行政中，我们连说明在行政‘实验’中发生了什么现象的本领都很匮乏，更不用说保证实验的可重复性了”[8]。由此可见，管理主义学者在方法上追求研究设计的严谨性，资料收集和分析的精确性，结果的可重复性，强烈反对规范研究散文式的写作，认为这类研究论断新奇、充满争议却缺乏清晰的证据，并不是严格的科学和学术。
在对公共行政的学科定位问题上，西蒙的管理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价值观决定了他对公共行政的科学主义定位，主张建立一门真正的“行政科学”。他力主将价值要素与事实要素分离（这与威尔逊将“政治-行政”分离有某种程度的重合），并提出评价决策是判断决策与宗旨之间的纯粹事实关系[5]（pp.4951）。在如何将公共行政科学化的问题上，西蒙首先给出科学的基本设定是：第一，科学只关心论断含义的事实层面，而不是道德层面，而事实要素才是行政科学的本质。第二，实践科学与理论科学只在道德方面存在差异[5]（p.310）。然后将行政科学（“Scienceofadministration”中文版翻译成“管理科学”，但翻译成“行政科学”也许更恰当）归纳成以下结论：行政科学同任何一门科学一样，只关心事实论述。科学体系中没有道德论断的立足之地，一旦有道德论述的出现，我们总可以将其分解成事实和道德两部分，只有前者与科学有关[5]（pp.312313）。在西蒙看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不同的学科之间的“科学论述在逻辑上并不存在不同。它们之间的任何差异，都是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不是内在本质不同”[5]（p.231）。西蒙把公共行政置于“统一科学”思想的指导下，为公共行政学科学化与学科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管理主义取向的学者对民主价值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冷漠，甚至是对立。一方面，公共行政创设的时代背景是美国政府处于极度腐败、低效、无能的状态，因此学者们主张将行政从肮脏的政治中剥离出来，试图建立一个纯粹技术性的执行领域。另一方面，公共行政的理念更多的是来自工商界，而工商界集权式的管理在19世纪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因此管理主义学者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民主造成了分裂、低效、腐败等问题，这颠覆了18-19世纪民主、分权的信念[4]。例如伍德罗・威尔逊就认为“权力只要不是不负责的，就没有危险。如果权力被拆分，并分配给很多人共用，那它就会变得模糊；而当权力变模糊，也就变得不负责任”[3]。不得不说的是，责任主体匿名化问题确实是民主的一个软肋。西蒙虽然没有表现出如此极端地反对民主的态度，但他也主张价值中立，只考虑“事实要素”，而不考虑道德伦理。
三、政治哲学取向与规范研究的价值观
（一）政治哲学取向特征
过于强调科学管理与效率准则的取向导致公共行政研究与民主政府的基本要求相去甚远，因而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强烈质疑与批评。批评者认为，这种机械式的效率，忽略了许多重要方面，不利于学科的发展，而且非人格化的官僚制体系压抑了人性。例如马尔库塞就批判道：“工艺的合理性已经成为政治的合理性”，“（技术理性）广泛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促进效率和增长），本身就是不合理的”，“科学管理的产物，……削弱了否定思考能力，理性的批判能力”[9]（pp.487498）。奥斯特罗姆则批评“伍德罗・威尔逊、他的同代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所进行的范式转型可以看作是一种倒退，而不是进步性的发展”[10]（p.170）。Lilienthal则体现了美国独特的反国家主义思想，他提出：“我们怎么能为了享受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带来的便利，就逃避臃肿、强大的政府带来的长远的邪恶呢？”他认为只有彻底的分权才是解决之道[11]。
与管理主义、实证主义的学者敌视、漠视民主相反，众多持有政治哲学取向的学者在批判“威尔逊-韦伯”范式的同时，很早就意识到民主价值是公共行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认为只有民主价值才能弥补这种范式的局限。莱维坦指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务员，除非他对民主的意义、公民的尊严、人民公仆观念持坚定的赞赏态度，否则他是无法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的”[12]。他还提到“行政体系的性质与政府哲学原则的性质同等重要。行政体系在执行法律时渗入民主精神和意识形态、尊重人的尊严，这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13]。Kingsley则认为“一个科学的手段，只有在这样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才可能运行：接受共同思想体系的有效政治纲领，拥有一个普遍的价值观”[14]。也就是说单靠技术理性是无法支撑社会运作的，技术手段的运行必须以共同的价值为基础，在西方这价值就是民主的思想。Fries则从另一个角度论述行政民主，“在技术的世界，政治和立法过程无法单独保证民主。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朝着民主现在的方向前进”[15]。事实上，正因为政治与立法过程无法保证民主，行政民主才显得尤为重要和珍贵。
众多政治哲学取向学者已达成共识，公共行政的效率研究必须建立在民主精神、原则、社会正义等规范性价值基础上。现代民主社会中，行政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不能脱离民主。因此“民主制行政”的新范式应该成为公共行政的目标。
（二）规范研究的方法论与价值观
在方法论上，政治哲学取向的公共行政学倡导充满价值关怀的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以价值问题为核心关注点、以解读和诠释文本为主要表现形式、通过逻辑、想象、思辨等方法来回答某个学科的基本问题乃至世界重大问题的研究路径[16]。规范研究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中倾向从价值方面理解政治生活和公共行政，注重对政治思想史上重要文本的诠释与批判，也强调回答“应当是什么”等规范性价值问题。政治哲学取向坚持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要维护对、民主等政治传统，要关注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要能促进美好社会等目标，学术的研究不能被科学主义统一。
在学科定位上，逻辑实证主义者将民主、正义、美好生活等价值目标寓于效率过程中或者是排除在效率过程之外，不予讨论，只是通过实证途径来研究行政效率，致力于建立一门普遍适用的行政科学。但一些思想家认为这种盲目追求所谓的科学方法，实证主义，排除价值的研究方法，压抑了人性，限制了知识的来源，也压制了学术的创造性与批判能力，“实证主义必须在现实中找到实现概念的手段，理论与实践、真理与事实间的一致。哲学的思想变为肯定的思想；哲学批判只能在社会结构内部进行，并且把种种非实证的概念诬蔑为纯粹思辨、梦想或幻觉”[9]（p.560）。
规范研究者则认为公共行政研究离不开规范价值的分析，公共性是效率研究的前提，行政效率研究必须置于特定的价值文化背景中，必须与有关自由、民主、国家的作用等问题的政治学理论相结合。因此他们不认为公共行政学必须是一门严格的科学，不应用狭义的“科学”来衡量公共行政学的所有知识，并将不符合所谓“科学”的知识斥之为伪科学，排除在公共行政学的领域之外。公共行政学可以是科学，是艺术，也可以是一门专业，或者都是。社会科学不应该只关注科学，还要着眼于社会变化[8][17]。规范研究者没有匆忙地为公共行政划定僵化的学科边界，他们诉求知识来源的多元性，广泛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将公共行政学建立在广泛的政治、历史、哲学文化、社会的基础之上，也使得公共行政更加具有人文关怀的色彩。
四、西蒙-沃尔多之争
1947年，西蒙出版了《管理行为》一书。稍后，另一位重要的行政学者沃尔多出版了《行政国家》。公共行政领域的这两本至关重要的著作突显了公共行政学中两种学术旨趣之争：是实证取向的行政科学，还是价值取向的政治哲学？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是沃尔多在《民主行政理论的发展》一文中对西蒙理论进行批评，“我认为不存在一个可以将价值加以排除的‘事实决策’的领域。决策就是要从备选项中进行选择；在备选项中选择就是导入价值。赫伯特・西蒙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阻碍了他对行政学研究作出更大贡献”[4]。对西蒙的效率至上观念，沃尔多也进行了抨击，事实上，西蒙的《管理行为》一书在捍卫行政学是一门抽象科学，以及核心价值是效率的观念。然而普遍趋势很清楚，就是弱化、扩展、社会化甚至是拒斥效率观念[4]。这暗讽了西蒙的理论已经过时。
西蒙对沃尔多的批评给予了强烈反击，辛辣地讽刺沃尔多及其代表的政治理论家不懂逻辑，“我相信脚注中的断言是不正确的……期望沃尔多先生会更加特别地指明逻辑的断裂是在哪儿发生的，指明还有什么是达到我所得出的结论的正确前提和推理思路”[18]。西蒙还批评沃尔多没有用严格的逻辑实证方法，得出结论并不可靠，“沃尔多先生在文章中没有定义关键术语，因为他没有系统地设置前提，他的观点从哲学跳到心理学，再跳到历史学然后又跳回来”[19]。西蒙在文章中抨击了政治哲学取向的规范研究方式。他认为大多数规范研究的政治理论家采用“散漫的、文学性的、隐喻性的方式写作”，因此大多数政治理论“装饰着断言、谩骂、隐喻，但很少具有说服力”[18]。西蒙讽刺政治哲学家根本就不懂实证主义，又怎么能诬蔑实证主义妨碍了民主行政？德鲁克也在该文章对沃尔多提出质疑：没有严谨地定义民主，没采用严格的推理方式，回避了自己提出的大组织的问题，以及将私人组织与公共行政统一对待造成混乱等。
沃尔多对西蒙、德鲁克的反击又再次做出了回应。沃尔多直截了当地表明对逻辑实证主义抱有敌意。但沃尔多并非全盘否定实证主义，他并不反对作为“思想、调查技巧或行动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但认为实证主义不是“哲学的终点和哲学本身，只是研究的工具，不能垄断真理”[18]。我们看出在对待逻辑实证主义的态度上，西蒙认为它本身就是目的，而沃尔多则是工具论的观点。对于西蒙批评的政治理论家不懂实证主义的问题，沃尔多认为并不一定非要懂逻辑实证主义才能评价它，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用非实证的方法也能得到实证主义的结论，例如《管理行为》中的“沟通”那一章节，完全可以用非实证主义的方法得出。“人的思维过程还是个秘密……许多科学家的重要结论是通过将前提作废而得到的。”[18]在谈论到政治理论没有严谨的逻辑结构，在不同的领域跳来跳去，沃尔多评论到，“我不后悔‘从哲学跳到心理学，再跳到历史学然后又跳回来’，因为我的行政研究领域是多元的。我不用严谨的三段论形式，是因为我不需要”[18]。
西-沃之争实际上就是代表了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与政治哲学这两种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的冲突，从宏观的角度说是代表了以工具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与以民主为特征的政治传统的紧张。他们以及所代表的两种取向的争论焦点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
其一，学科定位：公共行政是一门科学吗？
西蒙的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用自然科学、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行政组织、行政行为、行政决策等问题，进而发展成一门真正的行政科学。前文已经论述过西蒙将行政学科学化的方式，这里就不赘述了。沃尔多则认为公共行政不能用狭义的科学去衡量，它更像是一门专业。社会科学不仅是理论学说，也是社会中一切的现象、制度安排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都为人类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二，哲学方法论：实证还是规范？
从对学科的定位上我们可见这两者在方法论上的区别。西蒙主张将公共行政从行政谚语中解放出来，他的方法就是引入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西蒙以一种经验主义立场，采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将公共行政学统一于科学的观念之下。沃尔多等政治理论家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将人性置于危险的境地：把人当成手段而不是目的。民主的伦理应该是康德式的[4]，民主的精神应该渗透到公共行政的研究中。众多规范研究取向的学者对科学一统甚至神化的趋势十分敌视，安克斯密特曾说，“后现代主义的目的是，抽取科学和现代主义的根基”[19]。法伊尔阿本德也曾批评：“科学是最新、最富有侵略性、最教条的宗教机构。”[8]在哲学取向学者那里，公共行政学不能回避讨论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好的等规范性价值问题。公共行政的知识应该有广泛的来源，得出正确、有意义、有价值的结论的方式也是多元的。
其三，价值问题：效率至上还是民主本位？
西蒙的管理主义取向试图将事实要素与价值要素分开，而行政科学在他的理论中与任何科学一样，只关心事实论述。只关注事实要素就是行政学意义上的价值中立，不考虑其他哲学价值，而效率就成了事实要素里的最高价值尺度。虽然效率准则在非商业组织比在商业组织中的应用复杂得多，但西蒙明确地讲到“效率准则是价值的共同衡量尺度”，“每项决策的制定，必须把决策当成效率问题来处理”[5]（pp.222，254）。西蒙将效率置于公共行政的基础地位，使之具备了学科身份和地位。但沃尔多所代表的政治哲学取向强烈谴责这种中立和效率至上的价值观，“效率这个观念是价值中立的甚至是反民主的，它是民主行政理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坚持效率作为行政“科学中的核心地位……这样的看法侵蚀着美国社会的根基”[4]。这些学者认为公共行政必须引入其他价值观，诸如公共性、原则、正义精神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主。技术合理性不能成为政治合法性，行政不应该凭借效率就能获得合法地位，“在一个民主社会，能使一样东西获得合法性权威的只有民主本身”[5]。而对于公共行政中如何实现民主的具体问题，沃尔多等人尝试性地给出了一些途径，比如文官应具备民主意识、尊重公民权的态度[13]，可允许各种公民团体参加到行政过程中表达利益、帮助行政决策[4]，等等。
公共行政学的百年，就是始终在这两条冲突的路径上摇摆着发展。实际上，这两条路径彼此冲突，但也彼此支撑。威尔逊曾论述到，“作为美国行政科学基础的原则，本质上应该包含民主政策的原则”[3]。只是这条原则通常被我们忽略了。公共行政由两部分组成，“公共”有赖于政治哲学，若没有民主等价值作为目标，逻辑实证主义就是无根的浮萍，“不断上升却又哪都到不了”[18]。但公共行政同时又依赖于“行政”的管理主义理性。若是没有管理主义的实证研究，我们就无法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得出的规范性结论必然是低质量的或虚假的。
五、结论与展望
“西-沃之争”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起到了双刃剑的作用[20]。一方面“西-沃之争”引起了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公共行政学没有自己原创的理论，没有达成普遍共识的学科核心问题与概念，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等，都使得公共行政学至今的学科地位和身份依旧不断受到挑战与质疑。另一方面，正因为没有统一的理论范式，才使各种知识都能自由进入该学科，才会更广泛地关注理论界与实务界各种现象，这极大地丰富了学科的知识。而且管理主义与政治哲学取向两个路径在完善自身发展的同时，良性竞争，借鉴吸收彼此的长处，使得公共行政学能保持长久的活力。
公共行政学两种途径的争论对中国行政学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一方面，我国政府管理专业化与法制化不足、公务员制度等规范化程度很低，执行低效而成本高昂，腐败盛行，也就是典型的科层化不足；另一方面，我国又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和发达国家高度示范的国际环境中，许多重大的规范性价值问题并没有解决，各种维权运动日渐兴盛，人民的公平、民主意识开始觉醒。这就决定这两条路径都对中国公共行政的学术界和实务界有巨大的价值，不可偏废任何一方。
然而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失衡”，实证研究进展仅占5%左右①。缺乏实证主义的研究，缺乏对真实世界的深入调查了解，却想当然地得出结论，给出价值判断，这样的规范性研究质量可想而知。实际上很多研究连规范性研究都说不上，很多研究没有深厚的哲学理论功底，没有历史学的素养，没有文献批判性评估，没有理论对话，只相当于有感而发。这显示出公共行政学门槛极低，缺乏学科的共识性问题与价值观，指导实践的能力严重不足，因此身份危机的发生也就成为必然了[21]。
研究结构失衡并非没有先例，在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早期阶段，管理主义式的研究占有压倒性优势。因此失衡并不可怕，我们要有面对问题的勇气，正确选择发展路径，逐步改进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各高校、研究机构应大量开设实证研究的课程，教授收集的各种科学方法、分析工具的应用资料以及统计学、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内容，对学生的考核也应偏重于逻辑实证方面的测试。各主流公共行政学期刊、政府项目资金支持也应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以扭转这种畸形的状态。此外，积极构建国内外学术的对话平台、学者们的反思与自觉也相当重要。只有进行这些方面的调整，中国的公共行政学才能逐渐形成这样一个健康的格局：大部分的人主要从事实证研究，致力于更好地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而另一部分人主要从事规范研究，探寻本学科最基本的问题[22]（p.5前言）。
注释：
①董建新，白锐，梁茂春：《中国行政学方法论分析：2000-2004》载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何艳玲：《我们在做什么样的研究”：中国行政学研究评述（1995-2006）》，参见马骏，张成福，何艳玲：《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危机与重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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