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化调研方案篇1
【关键词】文案调查；物流行业
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物流行业的发展成为了决定一个国家能否成功破除发展瓶颈的一个重要行业。因此针对物流行业的相关研究日益突显出其重要意义。在针对物流行业调查研究的各种方法中，以文案调查法进行物流管理的研究是一条非常奏效的渠道。通过文案调查法分析我国物流企业及市场，内部和外部现有的动态、静态资料，尤其是从动态角度搜集各种反映变化的历史和现实资料，对于系统的研究我国物流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案调查法的基本理论
文案调查法又称资料查阅寻找法、间接调查法、资料分析法或室内研究法。是一种通过调查、分析、研究调查对象内延与外延相关资料的见解调查方法。从文案调查法的基本要求看，物流管理研究使用文案调查法的核心在于：
1.广泛性：“对现有资料进行广泛的搜集，搜集必须周详，要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方式大量搜集我国物流管理行业各方面有价值的资料。”一般说来，既要有宏观资料，又要有微观资料；既要有历史资料，又要有现实资料；既要有综合资料，又要有典型资料。只有广泛的搜集我国物流行业相关信息，才能全面的认识我国物流行业的发展过程与现状，从而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我国物流行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颈与机遇。
2.针对性：在对材料进行整理、筛选和摘录过程中，要重视收集与整理那些紧密联系物流行业的资料。这一过程必须本着严谨、求实的态度，从专业的角度对收集来的物流行业资料进行有效的整理、分类，去除无用信息以及从冗杂的数据中，萃取出有用的信息与数据，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做好准备。
3.时效性：在这个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信息的更新速度以及时效性越来越突显出其重要的价值。因此通过文案调查法研究物流行业发展，必须考量收集资料所耗费的时间以及收集到的信息有效性、时效性，看其是否能保证物流行业调查研究的需要。
4.连续性：要注意所收集的物流资料在时间上是否具有连续性。连续性的物流行业资料有利于动态比较，有利于研究物流行业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更有利于掌握物流行业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具有连续性的资料，能让我们更好地把握我国物流行业多年来的发展变化，通过分析连续性资料，我们才能分析、研究出一条适用于中国的物流行业发展模式。
二、物流行业研究中采用文案调查法的优势
文案调查法是动态的，活跃在社会调查方法中。从文案调查法的特点来看，在物流行业研究过程中，采用文案调查法的优势有：
1、文案调查可以发现物流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为解决问题提供重要参考。根据调查的实践经验，文案调查常被作为调查的首选方式。文献调查是实地调查的前期准备和基础，实地调查是文献调查的现实检验与考量。因此，文案调查对于物流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文案调查可用于经常性的物流行业调查。实地调查更费时费力，操作起来比较困难，同时由于涉及物流公司内部的相关机密信息，常会遇到比较大的阻力，而采用文案调查，则乐意使调查人员提前进行精心的策划，使调查具有较强的机动灵活性，能随时根据需要，收集、整理和分析各种调查信息。研究物流行业的发展与未来，并不是通过几次有针对性的调查就可以完成的。所以，文案调查的经常性对于物流行业的研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3、文案调查不受时空限制。从时间上看，文案调查不仅可以掌握物流行业现实资料，还可获得实地查所无法取得的历史资料。从空间上看，文案调查既能对物流行业公司内部资料进行收集、整理，还可掌握大量的有关物流行业外部环境方面的资料。尤其对因地域不同，条件各异，所产生的各式各样的问题以及应对办法，采用文案调查可以解决大量的资金与时间问题，为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的研究提供保障。不受时空限制，正式文案调查法相对于其他调查方法最突出的优势，这一优势将充分为物流行业研究做出更加重要的贡献。
4、证实各种调查假设。文案调查所收集的资料可用来证实各种调查假设，即可通过对以往类似调查资料的研究来指导实地调查的设计。在研究物流行业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的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查假设以及假设构想，同时又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资料来证实我们的假设是否正确。而文案调查在证实调查假设方面的巨大优势，让我们不可避免的要采用文案调查这种形式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帮助。
三、物流行业研究应用文案调查法的局限性
1、历史资料对于新变化反映不够及时--文案调查依据的主要是历史资料，其中过时资料比较多，现实中正在发生变化的新情况、新问题难以得到及时地反映。而在针对物流行业研究过程中，文案调查法的这一缺点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物理行业研究的准确性以及时效性。
2、所搜集资料与调查目的往往不相吻合，解决问题不能完全适用，收集资料时易有遗漏。在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今天，物流企业往往由于商业机密问题，导致文案调查往往无法获取企业内部的真实信息与数据，难以了解到企业相关的详实信息。文案调查的这个缺点，影响了其应用于研究物流行业发展时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3、对调查人员水平要求比较高--文案调查要求调查人员有较扎实的理论知识、较深的专业技能，否则在工作中将力不从心。此外，文案调查所获得的数据精准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由专业水平较高的工作人员，采用是否科学的方法。文案调查的这个缺点就要求我们在使用文案调查时，必须采用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人员，提高收集文案的准确度，同时应用科学的方法对收集整理的文案进行加工与总结，尽量减少推算与估计的使用频率。
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文案调查法对于研究物流行业的优势以及局限性。采用文案调查法可以增加物流研究者在物流领域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极大的增强研究工作者的自豪感、自信心，激发进行物流研究的活力与激情。我们在使用文案调查的过程中，应该正视文案调查的优缺点，辩证的在研究物流行业过程中使用文案调查，从而为整个物流行业的研究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丁立宏.市场调查实务教程（六）文案调查及其信息系统的建立[J].北京统计，1999（6）：36-45.
地方文化调研方案篇2
关键词社会调查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档案学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G270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16-11-07
社会调查研究是出于某种学术目的，通过官方或非官方手段收集获取数据的一种研究方法，从档案学角度来说，规范而有效的社会调查是对社会某方面活动的真实记录，它有针对性地对社会现实进行调查，如实地反应了某一时期的社会现实，是珍贵的档案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支撑和人文研究价值。本文以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为分析对象，对此类社会调查研究的档案学意义进行分析和总结，并试对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领域内档案界可以参考和借鉴的思路进行初步考探。
一、档案与社会调查研究
档案是记录和反映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工作、生产、科研、学习等活动原貌的，按一定规则组合归档以备考察利用的各种文献[1]14-15。档案的本质特征是原始记录性。尽管涉及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人口学等多门学科范围内的社会调查没有引入档案学的概念，但社会调查所得的数据如实地反映了社会某方面的现实。以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为例，其调查所得的基础性数据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人们各方面的现状和变化，在调查、保存资料的管理操作中体现了档案管理的特征，而且对后代学者的社会人文研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档案价值。
二、对社会跟踪调查的基本认知
1.国内外社会跟踪调查的实施现状。社会调查，即社会调查研究，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用来收集和分析人口、社会和经济各方面情况的重要方法，所得的社会调查数据真实地反映了调查进行时的社会环境。最早在19世纪的欧洲，法国、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慈善家和其他对社会福利感兴趣的志愿者，针对监狱状况、精神病患者的治愈情况、社会底层人群的贫困程度等社会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社会调查活动[2]4-5。
近些年来，中外社会科学界对社会调查给予了高度重视，开展了很多规模不一的社会调查。但是尽管社会调查的发生数量大、展开层面广，但是水平较高规模极大的社会调查并不多见，社会调查数据的真实可靠性也常常受到质疑，更加系统和科学的跟踪调查应运而生。40年前美国已经开始把获得综合性跟踪数据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来对待。1968年，密歇根大学展开了世界上最早的家庭跟踪调查（pSiD），内容涉及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几乎所有方面[3]。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社会经济体如欧盟、日本、美国、韩国、墨西哥都有类似的调查，中国台湾也于1997年开始了“家庭动态资料调查”（pSFD）。1995年中国大陆学者开始提出进行全国范围调查的设想，2010年首次全国性大规模的动态跟踪调查正式启动[4]1。这些调查数据为当代中国消费行为、风俗习惯、养老保险制度、生产生活研究等提供了数据支撑，也为后世留下极其宝贵的档案资料。
2.“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项目的概况。“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是北京大学设计、筹备，并从2010年开始实施的一项全国性家庭跟踪调查计划，以期通过对全国代表性样本村居、家庭、家庭成员的跟踪调查，历时性地反应中国的发展与变迁。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期，社会各方面现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以跟踪调查的方式获取中国家庭的动态变化情况，用系统的、可供比较的、基于家庭和个体层次的跟踪数据来准确、真实地反应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健康习惯、教育期待、交往模式、职业状态等的变化及影响其变化的因素[4]6。
三、社会调查研究对档案学的借鉴意义
1.社会调查研究的价值体现。专业意义上的调查研究，一般不仅仅局限于描述变量的“变化”，而是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调查的类型有很多种，从应用角度分，可以分为公众的民意调查、市场调研、描述性的调查统计和社会调查四类。民意调查最早在美国获得应用，早在1824年就被预测美国总统大选，这就是最初的民意调查。自此，民意调查经常被有关组织部门应用于选举、公共事務和其他涉及共同利益的主题。描述性的统计调查经常由政府部门发起，目的是为了获得有关人口和人口密度、劳动力构成、全民健康统计等方面的大量描述性信息，例如统计局所做的大规模调查。
依据调查所得数据，学者们可以进行研究总结，研究结果多用于企业决策、高校教学、政府的政策依据等。社会调查资料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调查所得数据对涉及民生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而且它为大众提供民生以及其他方面可供比较的维度，为学术界各相关学科进行主题性研究提供线索，为政府决策部门政策分析、政策制定提供基础信息。从档案学角度分析这类数据真实可靠性的相对性和作为资料支持的价值性，能够为档案学界的理论研究和调查实践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启发。
跟踪调查是社会调查中较为系统周密的一种新类型。它的出现，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科学和政府科学决策的发展。以美国家庭跟踪调查（pSiD）为例，美国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中，大量的期刊文章运用了pSiD的数据，作者中包括了四位诺贝尔奖得主。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的房屋与城市发展部、健康与人类服务部、财政部、农业部、劳工部、社会保障部、白宫、国会等政府部门，大量使用了pSiD的数据作为决策依据[5]1。由于跟踪数据对学术发展的重要贡献，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评选的50年资助的最有价值的50个项目中，pSiD成为唯一的社会科学项目。
2.对档案学的借鉴意义。
（1）社会调查资料是档案的重要来源。社会调查因其实证主义的研究思路，大部分调查所得的数据和资料对后世而言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档案价值。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为例，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以及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报告》（1930），都是在实地调查和统计资料的基础之上写就，如今其原稿和当时发行的不同版本都成为珍贵的档案资料。可见社会调查资料是档案的重要来源。
（2）社会调查是史志资料收集的有效手段。史志资料收集是修史编志、档案编研过程的基础性工作，直接影响着编纂成果的质量。社会调查学作为社会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丰富史志资料的收集渠道和手段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①历史文献并不能完全独立、全面地反映事物要素，社会调查是一个有效的补充性采集手段。通过高质量的社会调查报告发现已掌握的史志资料中存在的问题，完善资料或提出补充资料的具体意见。②社会调查，尤其是描述性和解释性调查研究的基础性数据能够为史志资料提供可对比数据[6]，完善史志资料的要素和内容，可以和已有史志档案相印证，从中找出存在的问题。
（3）社会调查报告在司法实践中的证据价值。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它使档案具有重要的凭证作用和参考作用[7]4-5。这种凭证性使档案，尤其是房产档案等在涉及民事案件的司法证明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的民事、行政法庭中已经出现了社会研究报告这种全新的证据形式。在司法证明实践中，有一类特定的证明事项往往需要裁判者对社会公众就与涉案事实相关问题的观点、意见、态度进行考察或判断。为了对这种特殊的事项加以有效证明，我国的民事、行政审判中都出现了不少“社会调查报告”（socialsurveyreport）这种新的证据类型[8]。
将社会调查报告放在司法证据的框架之下进行研究和应用，这是证据法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突破，也启示着档案学界用全新的视角对档案的证据属性、证据形式、公信力大小等重点问题加强研究。
四、社会调查研究所带来的档案学思考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调查研究的具体实施形式虽各有不同，但理顺其与档案学的关系可以给档案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带来全新的参考思路，主要结论如下。
1.是档案资源建设的新型路径选择。作为科学文化事业机构，大多数档案馆的馆藏结构非常单一，所藏文书档案所占比重大，多为机关单位、社会团体职能活动方面的档案，与人民群众联系密切的档案少，能被社会普遍利用的司法、民生档案少，真正具有查考价值且对利用者有吸引力的档案少。
社会调查资料转化为档案入藏档案馆后可丰富馆藏档案的门类，使馆藏档案的结构比例合理化，与原藏档案互补互生。而且社会调查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使调查资料及其后期成果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为提高和改善档案利用服务奠定了基础。
这要求我们以“大资源观”的新理念为指导，突破传统思维习惯，遵循档案资源建设的自身规律，实施体制和机制创新，建立科学合理的馆藏资源体系，促进国家档案资源建设体系各个向度、各个层面的协调发展[9]。
2.提供档案利用服务的突破口。档案馆可以提供档案利用的领域广泛，包括领导决策、落实政策、选拔人才、房屋产权、民事纠纷、编纂史志等，但实际的档案利用服务工作却普遍表现滞后。传统的档案利用服务多局限于坐等利用者上门的被动服务方式，因此可把加强档案利用者获得档案信息的要求和欲望作为打破目前档案利用服务工作僵局的一个突破口[10]。
社会调查资料及其后期成果，对专业学者因其学术性和专业性具有参考查证的利用需求，对普通大众因其趣味性和可读性具有休闲消遣的利用需求。档案部门要重视档案收集和编研，加强档案利用者的信息需求，以期扩大档案利用对象的范围，激活档案利用服务，提高人们利用档案的意识。
3.建立档案的新领域。建档问题是目前档案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家庭建档、企业建档、信用建档、非物质文化建档等屡屡被提及和探讨，但给社会——人类活动的重要组织建档，目前在档案学界还是一项空白。
国家统计局等官方组织进行的家庭记账式调查，多是对个体浅层次的资料整合，且偏重客观数据的记录，对大众的主观态度则缺乏详细周密的采集和统计。已有的各种类型的社会调查规模不一，调查深度和广度也参差不齐，比较科学和系统的社会调查，如“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则是通过个体的变化来观察、判断宏观社会的格局和变迁趋势，通过跟踪样本家庭及其成员从生到死生命历程中的社会、经济、教育、健康等指标，将家庭环境、社区环境作为控制变量，从而获得社会各方面的准确数据[11]。这符合给社会建档的基本点。档案部门可以通过收集不同时期的社会调查资料，丰富馆藏档案的途径，也可以通过与实施社会调查的机构和团体合作的途径来实现社会建档，本文在此不展开探讨。
4.丰富档案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大多重视人文科学的思辨性，但缺乏社会科学的实证性。但人类学科的研究前提就是对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和了解。目前我国的档案学研究亦然，重视定量描述、逻辑推理，而忽略实证研究和调查分析。
社会调查研究为档案学提供了一种思路，启示着档案人重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重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升华，开展学术研究与临床实务并重的双元流程。而且“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是系统地针对中国社会的持续性样本调查，涉及人类学、人口学、心理学、档案学等多门学科，不同学科间的研究重点和核心议题或有相异，但皆有共通之处，这启示着档案学界宜以跨学科或跨科域的观点来分析档案学领域的相关问题。
地方文化调研方案篇3
【关键词】大事记；编纂；档案
随着各行各业修志热潮的兴起，企业也逐渐开始更加重视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积极开展年鉴、大事记、组织沿革等的编纂工作。企业大事记是通过收集、筛选、整理、编辑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相关档案信息，按照一定时间顺序对企业生产经营等各方面重大的事件做概要的叙述。
企业大事记是一部完整的企业发展史，它忠实地录着企业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过程，再现了企业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企业所积累和蕴含的文化影响着该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优秀的企业都在努力发现和弘扬独特的企业文化。企业大事记的编纂必须要开发馆藏，宣传文化，强化编研。
一、注重馆藏
（一）开发馆藏利用档案。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档案事业的重点之一。这就要求档案工作者要时刻发展新思想、坚持不懈地探索新理念、大力应用各种新技术、造就大量新成就，充分发挥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的时代特点。开发利用档案主要体现在编研上。档案编研是档案馆（室）工作的重点，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国家制定的许多档案法律法规中，都对编研工作提出了要求。如《机关档案工作业务建设规范》规定：“机关档案部门应开展档案史料的编研工作，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编写全宗介绍、组织沿革、大事记、基础数字汇编、发文汇集和专题文件汇集等。”《科学技术研究档案管理暂行规定》第四章第十九条要求：“各单位的科技档案部门要加强科技档案的信息加工工作。”《国营企业档案管理暂行规定》第四章第二十九条也明确指出：“对档案进行加工整理。”总之，编研是档案馆（室）开发馆藏、充分利用档案资源必不可少的工作。
企业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馆藏档案资源，将原本零散无序的档案信息资源进行细致地整合、分类、归纳和完善的系统化，从而实现档案管理的价值，让档案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通过编研工作的开展，有利于促进档案部门转变传统保守的工作方式，服务方式开始走向主动服务、推送服务、定向服务等，由零散的提供碎片化的档案资料转变为系统提供相关的档案信息资源，从而提高档案利用率和推进企业高效运作。企业大事记是企业档案信息资源管理走向系统化、科学化、现代化的突出表现之一，企业档案管理不再仅仅是针对档案实体的单一管理，更为重要的是要充分整合档案信息资源，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价值，努力提升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的质量和服务。从一定意义上看，良好的编研成果是一个档案馆（室）工作科学规范的表现，是衡量其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志。
（二）丰富档案编研库藏资源。档案编研的物质基础是丰富的档案史料，丰富的库藏资源是编研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因此，档案信息资源的积累收集尤为重要。企业应当在已有的档案信息收集框架的基础上，扩宽信息收集思路，努力拓展信息收集渠道。公司内部的信息收集是基础和前提，同时也要注重从公司外部和社会上多渠道收集保存有价值的资料。编撰企业大事记过程中，需要大量丰富的档案库藏资料。选材时应当查阅大量公司库藏资料和注重公司内部的信息资源平台的开发利用，相关媒体的宣传报道等也应当成为大事记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通过大事记的编撰，也可以使档案工作者认识和发现档案收集工作的漏洞和问题。
二、塑造宣传企业形象
如今，企业文化建设逐渐成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仅企业越来越注重自身品牌和文化的建设，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热议。企业大事记是宣传企业文化的重要载体，记录与承载着一个企业最为重要的档案信息，体现了鲜明的企业文化与特色。企业大事记不仅包含了企业的各种核心科学与技术资料，起到存史的作用；同时它还反映出一个企业变革和发展的全历程，既可以帮助企业总结以往成功经验，又可以吸取过去的教训，具有资政的作用：企业大事记积淀和汇聚了一个企业的精神文化，能帮助全体员工更好地全方位地了解和感悟该企业的文化内涵，从而推进企业的文化建设，具有育人的作用。企业大事记可以激起企业全体员工的文化自豪感和自信感，是促进企业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可以提供企业文化建设的内驱力。企业大事记记录了该企业所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既给人以真实感和亲切感，同时又极富有说服力，更易于被企业的员工们所接受、理解和传播，是培养和教育员工的真实资料和最佳素材，一方面可以激发全体员工们的成就感，另一方面还能够加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大力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并向社会大众传播企业积极健康、正面向上的形象。编纂企业大事记有助于全面而科学地了解和学习企业文化，它可以反映出企业文化的全貌和企业文化的特色，促进员工继承和发扬企业的优秀文化，同时还可以打造独特而富有魅力的企业文化品牌，并向大众传播企业积极健康的正面形象。
三、变革档案编研管理思想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到来，企业档案资源高度信息化，也对编研工作提出更高要求。企业档案管理也（下转第12页）（上接第6页）要进行开拓创新。管理思想要趋向现代化、服务化，从封闭走向开放。探索出适合企业的特色档案编研之路。在管理体制方面，要注重改变传统的单一重视实体保管，而不进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做法，各企业要勇于大胆突破和改革以往保守落后的管理模式，把工作重点放在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上。注重档案编研工作的开展，致力于开发独具企业特色的相关档案文化产品，突破传统的档案编研习俗，实现编研成果的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企业应大力培养相关的档案编研高级工作人才，提高整体编研人员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档案编研人员除了需要具备基本的专业技能外，还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主动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以保证档案的编研质量和实现档案编研成果的社会化、信息化。在编辑形式方面，要注重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保证编研结合，避免只编不研，突出编纂成果的可读性、研究性。传统的编研成果一般为纸质出版物，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文字版书籍逐渐走向了衰落，这就要求编研成果必须注重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呈现，可以选择多种载体形式和多渠道传播方式，多媒体、网络等手段传播迅速且含量丰富。此外，体裁也有多种方式可以选择，除了大事记、组织沿革之外，还可以做成专题影视片、原样影印等。
四、强化档案编研组织协调
档案编研是一项有组织协调并有长期规划的工作。它强调团队的协调和分工配合，只有组织协调好才能保证可以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地开展档案编研工作。企业档案部门必须对编研工作进行规范，对长期、短期的n案编研工作做出详细而具体的规划，按照计划，分阶段分步骤有组织地开展工作。企业在进行档案编研的过程中，要有明确的职责分工、详细的编制要求和合理的进度计划以保证档案编研成果的及时性、有效性、科学性。在工作过程中要注意及时反馈，有效沟通，共同解决面临的难题。在组织协调方面，应该坚持走合作式的开放编研之路。闭门造车、自成体系的编研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求，编研部门应该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寻求强强联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意识到企业档案编研也要走出去，与社会沟通交流，可与档案馆、高校和相关的研究机构等开展合作，强化档案编研工作的组织协调。只有走出去，加强合作，才能丰富档案馆藏和更好地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早已不单单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回报，也开始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与此同时，企业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在企业生存的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编研之路，任重道远，企业编研工作刚刚起步，摆在档案工作者面前的不仅仅是如何做好本单位档案编研的问题，还要为中国企业档案编研工作的创新与发展投石问路，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张长生.如何编纂企业大事记[J].秘书，2008（08）：36-38.
[2]陆建梅.如何编纂企业年鉴大事记[J].中外企业家，2014（26）：74.
[3]崔金亮.大事记编纂十忌[J].档案学通讯，1995（02）：52-53.
[4]李红.对企业档案编研工作的几点思考[J].档案学研究，2008（01）：33-35.
[5]孙迎辉.新时期企业档案编研工作的探索与实践[J].兰台世界，2014（S2）：71-72.
[6]谢明生，陈玲霞，熊洁.对企业档案编研理念的思考[J].云南档案，2007（03）：52-53.
地方文化调研方案篇4
摘要：社会工作介入实务服务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前期的“分析预估”。文章结合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对这一问题进行跨学科的分析研究，提出要从整体观、参与调查和比较研究中对社会工作介入的前期展开全面深入地调查，以此才能把握案主的问题症结和需求所在。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从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对如何提升“分析预估”能力提出几点建议，以期为社会工作介入的有效性提供借鉴和启发。
关键词：社会工作；分析预估；人类学；田野调查
中图分类号：G64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3-0013-02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支持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这是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战略部署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工作推进。但由于社会工作舶来于国外，该专业的理论与方法皆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吸收，因此社会工作在我国似乎还有些“水土不服”，导致一些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效果不佳。[1]一些社会工作的方法在对案主介入的过程中也面临操作误差的问题，引起案主的不适，以至于中断了后续实务服务。从宏观方面讲，这是社会工作在我国生根、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如果我们从微观来考察，社会工作的介入也常常面临问题，譬如，介入的效果不佳、采取的方式不合理、对案主的需求了解不多等，不一而足，所产生的问题令案主产生“走过场”的形式主义的错觉，常常难以收获比较好的效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些问题呢？职是之故，笔者跟进众多社会工作介入项目，发现其中介入环节的问题。通常意义上，社会工作实务的介入由背景介绍、分析预估、服务计划、服务计划实施过程、总结评估、专业反思等六个部分组成。我们认为，在这六个部分中，前期对案主问题的掌握程度是最为关键的，不仅仅涉及到后续的具体实施方案和效果，更重要的它影响甚至决定了社工服务的成败。因此，本文将结合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对这一问题进行跨学科分析研究，以期为社会工作介入效果的提升提供一种借鉴和启发。
二、“分析预估”的跨学科分析
诚然，在整个服务的计划安排中，背景介绍和分析预估两个阶段是开展服务的重中之重。在介入之前，我们必须了解案主的问题症结所在，切不可草草地预判评估，单纯地走程式化的过程，敷衍了事。事实上，案主所处的社会环境和长期的心理问题，常常使问题的展现曲折，令社会工作人员产生迷惑和误判。因此，要把握案主的真实需求并非那么容易。以目前社会工作教科书上提供的方法，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因此，我们将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对案主的背景、需求做深入全面的掌控。
在文化人类学中，研究者一直秉承整体观，即将社会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把握其中某个文化现象和人物行为，常常结合所在的社会条件、社会结构、文化体系等去分析定位。[2]因为人类学强调任何的人和事都是在一定的文化整体下展演的，任何一个文化现象都不能从整个系统中割裂开来，孤立地加以理解。同样，在社会工作实务当中，若不能对案主的情况有所理解，而匆匆对其进行开展服务介入实施方案，是一种草率和渎职的表现。因此，在社会工作介入之前，必须对案主的生活背景、人际交往、生活习惯、教育程度、经济收入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才有可能理解案主当下的问题症结和未来的需求。
当然，要把握问题和理解需求，社会工作需要依赖于科学的调查方法。就目前而言，在社会工作学科教育中，对调研方法的强调还处在初级阶段，以至于学生在了解案主需求的时候，想当然地认为案主的症结在哪里，需求是什么。因此，从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方面而言，这种做法应该加以纠正。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即马林诺夫斯基创导的“田野调查”，强调调查者必须跟被调查的对象有长时间的接触，深入访谈，并且提倡在所处的环境中长期生活，以此了解当地的文化和社会，对当地人的所思所想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把握。[3]同样，在社会工作介入的前期，我们不应该急于实施计划方案，而应该对案主及其社会关系、生活环境进行全面细致地访谈调查，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服务计划，达到真正为案主服务的目的。
然而，社会工作者常常面对的案主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经历过异样的生活经历，具有多样的文化逻辑，因此，社会工作者应该还需要掌握比较研究的方法，才能在社会工作领域游刃有余。事实上，人类的文化行为有其特殊性，但更多的又具备一定的普遍性，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在人类学中，比较研究亦是其重要的方法之一。人类学强调在两种或多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比较，发掘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共同性和差异性，最终总结出某种规律或通则。[4]由此可见，人类学中的比较研究亦是社会工作需要借鉴的，某种规律或通则常常能指导社会工作者在面对同一类问题时采取一贯的介入手段，能够形成事半功倍的作用。
三、“分析预估”能力提升的实现途径
以上提及的整体性、深入性和比较研究，是从文化人类学中获得的启示。这些启示对于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创新应该大有裨益。那么，如何才能提升社会工作人才的“分析预估”能力呢？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着手进行：
1.加强社会工作介入的调查方法的培养。目前学科所开设的社会调查方法一般是针对社会学的调查，没有专门有针对性地为社会工作专业实施的，由此产生的社会工作可接入与实际的调查方法脱节，造成对案主的问题症结和实际需求理解不够，最终导致社会工作的介入服务中断或失败。因此，在教学安排上，学科组在安排{查方法课程时，应尽量将方法课程与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结合起来，强调调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让学生在学习期间理解调查与接入服务的相辅相成关系。
2.强调实施介入项目的可行性。在社会工作介入之前，作为指导老师，我们应该严格分析学生所制定出来的介入实施方案，对其可行性、实用性和预期效果进行推演分析。对于单纯照搬照抄的实施方案应予以否决，对确实可行的介入方案进行总结和经验推广。因此，只有达到要求的计划方案才能进入下一步的实施阶段，在此基础上，对实施的方案还需进行收效的评估和专业反思，总结成败的经验，以便为以后项目的实施提供启发。
3.努力培养学生的社会科学的实证精神。在平时的教育培养中，作为教师而言，应该对学生的社会科学的实证精神予以灌输和教育。社会科学跟人文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科学强调科学地调查方法和与之相配合的实证精神，而实证精神的特点之一是对调查的重视和运用。因此我们要培养学生的调查能力，以教育培养为契机，努力培养学生们的实证精神，认真指导学生以敬业、勤勉、实用的工匠态度对待每一个实施项目。
四、小结
社会工作介入的实务服务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前期的“分析预估”。结合文化人类学的知识，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的分析研究，提出了要充分运用人类学中的整体观、参与调查和比较研究等思路与方法，对社会工作介入的前期情况展开全面深入地调查，以此才能把握服务对象的问题症结和需求所在。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从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角度，对如何提升“分析预估”能力提出了几点建议，即加强社会工作介入的调查方法的培养、强调实施介入项目的可行性、努力培养学生的社会科学的实证精神。事实上，这些方法的运用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在教育培养阶段教习、领悟，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
参考文献：
[1]卫小将.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之阐述[J].学习与实践，2012，（5）.
[2]张佩国.作为整体社会科学的历史人类学[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
[3]中根千枝，麻国庆.田野工作的意义[J].思想战线，2001，（1）.
[4]何勇，王海龙.文化发生终极原因溯源[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1）.
基金项目：本文获得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与社区治理秩序协同构建研究”（编号：14YJa840007）；
地方文化调研方案篇5
作为文化人类学的核心，田野研究既是一个人为的过程，也是一个科学的过程。因为文化人类学家不同于所谓“硬科学”的研究者，他们调查和研究的是人类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讲，不同文化的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同一文化的人之间也有差别。而且，机会、政治和历史的情况都是因时因地而异，这些情况也就增加了田野调查的独特性。田野研究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最初的田野研究主要是指一种田野调查或是田野作业即fieldwork，是指人类学的研究者们到调查现场收集材料的过程，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研究范式，即fieldstudy，由此就给田野研究注入了新的内涵。
第一，田野研究是一种现场实地研究，田野――Field，从字面上解释，就是田地和原野。田野研究就是到被研究对象所处的地域去研究人物、事件或文化。田野研究意味着田野中的研究，并且随着田野的深入而同时得到推进，这就要求我们要带着问题意识进入田野，同时还要在田野中发现问题，乃至问题的问题，并积极地就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非仅仅针对业已设计完毕的“问卷”，或以“表格式”的预设框架为发现问题的禁锢。换言之，田野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既定学术目标，或为了印证某种学术预设去调查、参与、观察和搜集资料。要求研究者进入某一自然的研究场地（即田野），在尽量不干涉研究对象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收集资料，从而记录，描述当时当地的所见，所闻及所想。即它体现了研究情景的自然性。
第二，田野研究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含括着田野作业，并将之整合为田野研究中的基础环节，同时提倡个案与专题。对田野研究者而言，其案头准备工作和理论预设，就不仅包括了田野日程的计划和步骤、资料搜集的手段和技术、记录采访的专题和内容，以及进入社区的角色和方式等等具体操作层次与技术路线，还应当包括对田野问题的有效视界，田野关系的主动建立，地方知识体系的深刻理解，乃至田野笔记与田野访谈的规范化，田野中的跨文化经历与主动体验，田野写作中的文化发现等等更为丰富的理性思考。即它体现了研究视角的整体性。
第三，田野研究强调研究者主体在田野关系中对自身角色与功能的主动认知，对自身学术背景和可能形成的影像失真甚或倒置的敏锐体察，能够在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找到一种恰当的观察距离来切近对象，并适时地、主动地作出精细的调整。
第四，田野研究要求我们要从田野与文本两个维度来高度关注民俗学的“证据提供”（documentation），也就是说要从田野研究的一系列环节，如田野作业（fieldwork）、访谈（interview）、田野笔记（fieldnotes）、田野记录（transcribing）、田野报告（reporting）、田野翻译（translating）、田野的文本化（textulizing）到最后形成一个系统的田野档案（archiving，包括田野文献识别、获取、处理、存储和传播等），才能最终支撑起被阐释的文本，而在史诗田野中，只有经过这一完整的、有步骤的、充满细节的田野研究流程，才能最终提供并支撑一种能够反映口头史诗传统本质的，以表演为中心的民俗学文本及其文本化制作流程。
第五，田野研究要自始至终地贯穿学术的思考、文化主题的发现和文化意义的揭示，最后都要落脚在理论概括的层面上。而任何形式的理论抽绎，都不过是从特定的角度入手、组织和梳理材料的结果。田野研究应该是一个走近对象到发现对象本质性规律的过程，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穷尽研究对象的过程。因此，田野研究中对资料或文本的取舍和轻重，都深刻地浸透着研究者的“指纹”，也就是研究个性。
第六，在置身田野的过程中，理论和预想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换句话说，在实地表演的场域中，对材料的透彻理解与语境关联的动态分析，会反过来对理论框架的搭建、分析模型的推演，乃至具体操作规程的调整产生深刻的影响。田野研究，一方面就意味着，它绝不仅仅是特定理论或学术预设的简单验证过程，而毋宁说是检验、修正，乃至颠覆预设理论的过程；另一方面，田野研究不是一种走向田野的姿态，而是一种学术主体能动性的激活装置，能够帮助我们去发现对象本质、去提炼出更切近对象、更符合对象本真，同时又能烛照其社会文化语境和史诗传统规定性的学理性阐释，因此，也为我们通过史诗田野的实际展开，而最终在史诗理论的思考中有所建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人类学中的田野研究对教育科研的启示
当前我国教育研究的方式相当大一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是文献和思辩式的书斋研究，这种研究是一种研究范式，但是它的弊端是容易脱离实际。由于我们一些教育理论研究者缺少长期深入基层的社会调查，缺少具体、实际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就教育统计来看，其结果的真实性往往就要大打折扣。例如涉及国内某一地区教育的一些基本数据，就只能够依靠当地行政机构提供。一些基本概念和观点，由此也会受到某些行政官员的影响，服务于一些行政长官的需要，从而失去学术性和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教育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它涉及到千家万户每个普通人的生活，涉及到国家、政府和社会的人才需求，目前的教育现实是要“普初”“普九”，发展的重点难点还在农村，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如果不研究大多数人口的教育，那么教育研究就将是一句空谈。而且，一些在中小学进行的教育实验，在相当程度上远离基层民众所处的文化环境、文化需求和教育的文化底蕴。一些教育专家常常只是站在指导的位置上，只求按照自己的思路展开研究或进行实验，并最终验证自己所设想的“教育理论体系”。在这类教育研究过程中，极少存在研究者以平等的身份较长时间实地亲身参与并多处观察社区及农村基层教育教学活动的研究方式。
因此，我们的教育研究必须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深入校园、课堂、社区与家庭。而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式恰恰要求研究者深入到被研究者的生活情境中去，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三、田野研究的设计程序
1.田野调查的计划
田野调查的计划也称为调查之前的准备。田野调查的对象也就是研究项目的选题，首先制定提纲。在选题确定后才能制定调查的内容和地方、时间以及方案。调查对象也就是研究的“田野”。在教育研究中，它可以是特定情况下的教育制度、过程和现象（人、事件、行为、过程和意义）等等作为对象来研究。
为了有目的、有内容地去实地考察而达到预期收获，研究者必须首先选择研究的题目，比如在选题时要尽力去选择研究领域中的空白题材，事先还要收集了解信息，要避免重复“撞车”。选择有研究意义、有价值的项目。然后确定调查对象，制定出调查的提纲和调查的手段（文字记录、拍照、摄像、绘图、测量等几种），最后写出具体的内容，制定调查计划、日程、路线。根据不同的地方准备不同的必要物质工具。还应准备查阅资料的工作，即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查阅与之相关的文字记载资料，对被研究对象有一概念上的了解，再开始实地调查工作。根据调查对象内容而定。
其次是准备记录的、拍照片的、摄像收集的设备，经费等准备。如果准备工作不充分，匆忙奔赴到目的地，无法记录下现状、实况，得不到全面的采样就会影响调查的质量。
2.田野调查的技术方法
田野调查技术或称手段。比如：以最基本的文字记录为必不可少，文字记录要尊重原人、原事、原意的真实，记录中不得添加调查者的主观的分析结论，只能是原始记录，其次是用拍照或摄像、绘图、测量等，记录下原始证据。
3.田野调查的方法类型
调查：不能去的地方，信函调查。
问卷式调查：设计需要提出的问题。
填表式调查：设计表格填写调查内容。
观察式调查：直接观察、居住体验法。
数据式调查：统计分析法。
群体访问式调查：“会议提问”实验法。
个别访问式调查：个案调查（以个人为对象）。
抽样式调查：几百人以上的百分比。
相对比较法式：非主观意识的比较，而是以原始材料比较法。
综合调查法：宏观调查法。
4.田野调查的成果形式
田野调查报告：在整理收集记录资料、数据、表格后，综合地分析实地调查资料。这是很重要的后期工作，编写调查报告的重点是尊重原意。如实编写记录，不得随意加入调查者个人的理解，不加作者个人的分析观点，解释和结论。客观地反映现象、历史和存在的问题。作为历史档案存档的重要依据。
对所调查的资料按历史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文字规范整理。如实地记载调查原始资料。应尊重人物、事件、对象的原文、原件和原意的原始记录。如实写出报道、调查报告。并注明调查地点、调查时间、报告人。
研究报告：在以上整理、编写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看法、分析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措施和研究的对策，这就是研究报告。即在对所调查对象的历史、发展、现状、存在问题的依据上，提出研究综合分析建议和对策，作为学术论证报告。给相关部门提供决策的参考依据，也就是综合分析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资料，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编写调研报告的目的并非简单地描述调查的见闻，而是对调查资料的解释，分析出可靠性结论。
5.田野调查的四点要求
求实的作风。在选定研究的项目以后，深入调查，多方调查，一定要严格尊重原始的记录，不得参与个人的分析、猜测以及个人的结论。原始记录应该是实事求是地记下原始的原话、原事、原人。
严谨的学风。在调查中有口头了解的，有文字史籍记载的，有各种来源。但一定要加以多次反复核实，去伪存真。多次考证取得共性，统一的观点和论据。一定要做到有充分的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论点，也就是法律上讲的，有根有据，有据可证。
平等地位的态度。调查研究者对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的调查研究时，切忌不可以我为主的居高临下态度，要以诚相待，这样才能获得对方的信任与帮助。
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良好的理论修养是调查研究的基础，社会调查的深入需要人生阅历和经验的积累，总之，田野调查是一种社会实践，也是经验积累的过程。
6.衡量田野调查的质量标准
第一，做田野工作时，往往用文献法了解历史背景和现状，用问卷法大面积地抽样了解宏观背景，用个案法实地观察体验，深入挖掘，做小的casestudy（个案研究），也就是说，做田野工作是把几种方法综合起来使用，力图了解真实情况，获得第一手真实的东西。田野工作质量的标准就是利用各种方法和技术去获得真实的东西，真实性代表你的田野工作质量的高低，这些资料要经得起推敲和验证。
第二，所作调查是否全面，是否尽量不带强烈的主观意向，不预设倾向性。但是往往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预设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田野工作者要时时意识到这个问题，要时时提醒自己注意避免掉入由预设导致的文化困境当中去。
地方文化调研方案篇6
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十分不足。近年来，随着农村问题的日渐尖锐和村民自治的强力推进，政治学界逐步重视起对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产生了不少实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拓展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深化政治学界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研究也已引起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密切关注，对国家相关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当前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最大成效最好的，无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张厚安就提出“理论务农”，深入到山东、湖北、湖南等省作农村政治调研，并以这些调研成果为基础写作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丛书”。[1]1990年代中期，在张厚安、徐勇带领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2]此书由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获“五个一工程”奖。徐勇和项继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写作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和《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治实证研究》，分获1998和1999年国家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0年，徐勇主持的村级治理个案调查报告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3]出版。2001年由徐勇和吴毅主编的《乡土中国的选举》[4]也已出版。于建?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5]和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6]均为长期村庄调查的实证研究成果。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乡村政治研究，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引起国家有关政策部门的重视。目前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成果已成为国内乡村政治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研究机构。民政部及与民政部关系密切的一些专家的实证研究也有很大影响，尤以在1990年代初连续三年以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的名义编撰的《实践与思考》论文集，收集了最初有关乡村政治调查的众多成果，至1990年代中期，由中国社会出版社连续三年推出由王振耀主编的白皮书，在政治学界和政策部门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村民自治研究最为权威的文本。出于工作调研的目的，李学举、王振耀等人编著的《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7]亦收入大量的调查报告。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的一些专家参与了民政部的调研，其中原中央党校王仲田和民政部詹成付主编的《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8]，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的《中国村民自治前沿》[9]，也有丰富的个案调查。民政部基层政权司每年还编有《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是乡村政治研究的基础资料。
此外，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比较持久、时间比较长、规模比较大的一些成果如王沪宁主持的村落家族文化研究，收录了十五个个案村的调查；[10]张乐天对浙江海宁一个村庄长达数年的调查，写作了《制度研究》[11]；辛秋水以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实验为题，在安徽大别山区农村作了为期十余年的调查研究和社会实验，肖唐镖则以江西宗族背景和村级治理的相关性为题，组织十数位研究人员在数十个村开展了长达经年的个案调查，调查成果也已出版[12]。较早一些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成果如张立荣先生以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为基础撰写著的《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13]最近的调研成果如中央编译局荣敬本教授等人以对村民自治和乡镇人大的调查为基础写作的《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4]，《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5]，李凡等人对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研究[16]，毛丹写作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17]，张静写作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18]，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19]，卢福营写作的《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20]，深圳大学黄卫平先生等人以对深圳市大鹏镇选举制度改革的调查为基础撰著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21]，白钢主编的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22]，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23]，在学术界都有一些影响。
至于一些以个案调查为基础撰写的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近年更是骤然增加，说明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当深入的阶段。
二、个案调查的基础价值
总的来讲，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大都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特别是以个案村的调查为基础。通过个案调查来获得调查资料与思想灵感，成为这种研究的主要特点。同时，当前个案研究大多处于描述阶段，政策性考察较多，学术深度和理论建构稍嫌不足。
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政治社会发展状态亦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有一个真切的判断。因此，个案调查的价值首先在于积累不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一个完整的、真实可靠的农村政治形貌及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个案调查的价值其次在于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走出书斋和既有文字理论的框架，从活生生的农村社会中获取体验，获得灵感源泉。第二手的文字描述无论如何精致生动，总只是第二手资料，总是将活生生的全景的
社区农村政治依描写者本人的裁剪而成不完整的文字。直观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中，每一句话的音容笑貌，每一笔收入的山形地貌，每一件事的前因后果，都构成调查者凭借自己个人灵感进行全面想象和深入挖掘的充分条件。以活生生的生活来建构调查者的理论和政策文本，大致不会离题太远。尤其是调查者可以将自己构建的理论文本与自己在农村调查中的直接感受时时结合起来，就不至于让理论信马由缰地走得太远。个案调查的价值还在于有可能将一个社会文本构建成一个关于社区发展的全面文本。不是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学科进行分界，而是以社区发展为基础，追问现状背后的为什么，和为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真正将乡村社会的性质与表现出来的政治发展形貌结合起来，理解中国国情中来自乡土社会中的有着若干年代历史的那一部分。可以认为，个案研究的价值不在于个案本身的典型性，而在于这个个案本身是否可以建立起其外在形貌与内在结构之间的因果联系，可否在乡土性质与政治发展和国家制度三者并不对称的互动中建立起理论上的勾连。首先关注个案本身的内在解释力，然后再考虑其典型性，以个案调查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思考，并以此思考为基础来建构起具有个案材料解释力度的理论框架，然后将此理论框架予以扩展，看到底可以扩展到多大范围、多少村庄。这样，就有可能通过诸多个案调查来形成诸多具有类的理论特征的分析框架，最终就为构建中国乡村政治的总体形貌和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的理论框架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政治的政策对策，就会颇具深度和前瞻性。这里，可以提出一种叫做个案式思考的东西，即在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建立起一个具有对个案村材料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而不去管这个个案中哪些材料是独特的，哪些材料是普遍的。以这个个案某些或许独特的材料建构起来的框架，可能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这些分析框架如果具有个案的解释力，就足以获得在若干理论中的价值并可以在以后的比较中判定那些是真正独特的，那些是普遍的，及如何建构一个可以容纳一定特殊性的普遍分析框架了。从对当前已有乡村政治个案研究的现状看，总的来讲，各种类型的个案材料都已有一些，积累个案的工作虽说做得依然不够，却也有相当成绩，现在最为不足的是，相当部分个案研究过于关注政策层面的问题，试图以个案村的情况来推导出重大的政策结论，而不大重视借用个案调查所获得的直观与灵感来建构理论框架。本来，王沪宁写作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不仅有一些个案，而且试图以个案来进行理论思考，遗憾的是，王沪宁本人并未亲自参加个案调查（更不用说参与全部个案调查。真正的灵感理应来自全部的个案调查），缺乏来自乡土社会的活生生的灵气。徐勇主持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研究具有与王沪宁同样的问题。如何在个案研究中将个案调查的灵感与虎虎生气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是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三、从个案调查到区域研究
个案调查具有经验的直观全面性和产生灵感的基础，但个案研究亦有其局限性，尤其可能无法分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以偏概全，导致对乡村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的判断失误。
区域研究既可以填补单纯个案研究的不足，又可以避免大而全式研究的肤浅。首先以对个案材料的解剖来掌握一个“麻雀”，然后以这个解剖获得的经验（解剖本身的经验和从解剖中学到的关于“麻雀”结构的知识）为基础，展开对区域农村的全面实证研究，既可以走由村到乡到县的上行路线，也可以走由村到村再到村的平行路线，这种或上行或平行的调查扩展，不仅可以有效扩展对农村社会了解的全面性，而且可以在区域范围内验证个案研究的结论，防止以偏概全。区域性调查从某种意义上将个案调查的深度和灵气与面上调查的广度和可信性结合起来，做到深度个案材料与广度区域调查之间的互相补充。
总的来讲，当前政治学界在区域性乡村政治研究领域缺乏自觉。辛秋水是以安徽大别山区来展开自己实证研究的，问题是辛秋水过于关注政策问题和枝节性的技术问题，不仅忽视了理论提炼与建构，而且忽视了区域性调查在提供个案深度报告和区域广度报告结合上资料本身的价值。肖唐镖以江西农村宗族与村级治理的关系为基础来展开自己的区域实证研究，虽然他的绝大多数调研成果还没有发表出来，但通过他既有面上统计又有个案深入描写的一些报告，可以为学术界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建立在这些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概括，基本上可以将江西这一大的行政区域关于村级治理与宗族关系状况描绘清楚。肖唐镖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理论提升的自觉，忽视了将个案调查资料与大胆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的最有可能产生原创性分析框架机会的把握。一手资料成为理论工作者们的二手资料，个案调查中最为宝贵的由切身的农村政治体验而触发理论建构的灵感，被人为地割断。
我们近年来力图以湖北荆门这一传统的商品粮基地为基础，展开区域性调查。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四项，一是在1999年上半年在全市深度访谈了40多位村支部书记，整理有近百万字的“村支部书记访谈录”，主要是对当前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特别是村级治理的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访谈。二是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下半年，在全市观察了三十多个村的村委会选举，并对其中多数村进行了回访，建构了一些关于选举与村级治理的调查文本。三是2001年上半年在全市进行的口述史访谈，整理有数十万字的资料。四是2001年下半年至今的乡村组织及其财政状况的调查。总的来讲，这些访谈和调查可以大致勾勒出荆门这一农村区域村一级政治发展的现状和这一政治现状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其主要优势在于，不仅反复细致地调查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现状，而且努力追求这些现状得以存在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实质上是试图将个案调查和区域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的努力结合起来，不是在政策问题上，而是在学术研究上，为当前农村社会进行定性，我们最重要的研究思路是理解当前农村政治发展现状诸如村民选举、村级治理得以如此发生的背后的村庄性质。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建构的领域。通过这些努力，就有可能不仅为学术界提供有深度且可信的关于区域性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大量一手资料，而且为政治学界提供解释荆门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因为以直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可能有肤浅的地方，却大致充满了来自乡土的灵气与活力。我们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素养不足，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的时间太短。
总的来讲，区域性调查必须以个案为基础，兼顾典型性和广泛性，将深度调查与广泛调查结合起来。这种调查的另一个主要之处是应该将调查者亲身获得的关于农村社会的灵感，在农村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的问题意识，与关于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和构成这种状况原因的背后理由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调查材料的可靠性与理论建构的启示性相结合，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可靠且有深度的关于某一区域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及这一状况背后的经济社会状况）的材料，而且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富于乡土灵气的具有启示性的分析架构。不仅如此，以区域性材料为基础建构的分析框架，即使不具有对全国农村发展状况的解释力，也可以对那些试图解释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大理论构成冲击。
当前具有区域农村实证研究意识的政治学人太少，是当前乡村政治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如何扩大对区域农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将实证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结合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从区域调查
到分类研究区域性的农村实证研究不仅是指行政区划的地域，而且指具有相同特质的区域，比如江西、湖南、安徽、福建等省一些农村地区的宗族复兴和宗族对村级治理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虽然福建可以算作东部地区而其他省份都是中部地区。再比如，湖北省江汉平原的一些农村比如荆门市的传统势力，与资料反映出来的东北农村的情况十分类似。阎云翔在黑龙江下岬村作的农村人情调查，生活在荆门的人可能倍感亲切，因为荆门农村的情况与他细致描绘出来的调查村的情况简直毫无二致。[24]
不过，区域性调查首先必须大致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进行，至于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了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这应是分类研究的功夫。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撰著“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丛书”时，便有意识在东、中、西部不同地区进行实证调研，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中的实证调查保持了这一特点。至2000年出版《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一书中所收录的个案，则明确以东、中、西部的三分，收录一些典型个案，试图以东、中、西部三种类型区域农村的典型个案，来反映出当代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总体形貌。现在看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得了大部分的成功：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农村个案资料，引起了国内乡村政治研究人士的充分关注。但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无力说明其个案的典型性，且无力以个案来表达他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总体形貌，因为他们越过了一道不能也不该越过的坎，这就是区域调查本身，个案的深度唯有与小的行政区域的面上调查相结合，才具有比较可靠的说服力。当然，仅仅依靠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他们也无力以区域调查为基础来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总体形貌。更成问题的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可能无力说明他们为什么要以东、中、西部来划分中国农村政治的类型。东、中、西部首先只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后来用以部分描述经济发展状况。当然，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关的还会有政治、社会发展状况，但是，这不过是说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只是以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一种基础：经济发展状况来予分类的，这种分类方式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分类，虽然经济发展状况可能构成政治发展状况最为重要的基础。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前言中说他收入收中的十五个个案是随机抽取的，但也如他讲的，在他们在进行调查时，对调查对象的地理分布有初步的安排，想使它们位置分布得广一些，并具有多种特色：如沿海地区和边远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实质上也是一个东、中、西部地区的三分。事实上，几乎所有以个案为基础来建构关于当前中国乡村政治总体形貌的研究都会面临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王沪宁同样的困境，他们无力以个案的深入描述作为他们总体结论的基础，因为其中缺乏了区域性调研这一重要的中间层次。区域调研这一中间层次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从政治发展状况本身与构成这种政治发展状况的或经济的、或社会的、或文化的基础来建构区域政治的形貌，诸多如此区域性的建构，可能为分类研究乡村政治发展本身及其诸种基础提供材料与框架。比如，以乡村政治发展本身作为分类标准，以村民自治实施状况为例，可以分成规范型的与非规范型的村民自治。[25]或更精细如欧博文的“四模型”说，即从村民参与和完成国家任务两个向度，将村民委员会和相关组织分为四种理想模型：达标的示范村、瘫痪村、专制村、失控村。[26]以经济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如前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这样三种类型，或者直接划分为经济发达农村地区与欠发达农村地区两种类型；以经济体制类型划分，可以分为个体私营经济主导型、集体经济发达型和农业生产为主导型三种类型；以地理区位划分，可以划分为城郊农村、平原农村和边远山区等；以社会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为宗族势力强盛型与宗族势力衰落型，或人际联系紧密型与人际联系松散型；以文化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作传统文化发达型与传统文化断裂型，或农村文化素质总体较高与总体素质较差型，宗教(广义的信仰)活动密集型和宗教活动很少型；从交通传媒等方面，也可以作多种划分。当然，作分类研究并不是要求所有研究都以这些繁多的方式进行分类，展开研究，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是，在作区域性调查研究时，却可以将这些基础性的因素综合考虑进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类型中去，并力图以这些复杂多样的分类基础来构建与乡村政治发展之间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然，这要以个案调查的灵感为基础进行多样化的构建。最终，这些具有复杂内部结构的关于区域性乡村政治发展的类型，便在建构起自己的同时，向不同类型或相同类型的区域展示了自己，比较了自己，这种展示和比较，就可能为构建总体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理论提供基础。要强调个案调查的灵感到区域调查的广度，及以个案调查和区域调查为基础的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然后将这些区域性建构与其他区域性建构进行比较，最好是一个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者可以亲自到其他类型区域进行由个案到区域到区域政治理论新的建构的努力，这样，他就会富于个案调查的灵气，比较研究的敏感，区域研究的普遍等诸多优越的方面，他这时也就有可能建构一种更为广泛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理论，配合以诸多其他类型的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区域性理论建构的众多努力，关于中国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成果，就不仅会具有广泛的政策建设力，深厚的本土功力，而且会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了。当前在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对策与学术方面，实质上大都是以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实证资料(比如电视报纸的报道，农村生活的经验，参加过发达地区农村的某次考察甚或参观)为基础来提出的，这其中有着众多截然对立的主张。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主张之间的截然对立，而在于持这些截然对立主张的一方或双方对自己主张的自信。他们的自信来自哪里？可能来自道听途说的一些流言，或者某种新闻报道，或者某次亲自到发达地区农村作过的有限考察或者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次扶贫活动。比如竟然有人对村民自治作如下评价：“也有一些同道对农村基层的‘群众自治’赞不绝口，殊不知它的真实运行机制是‘群众’的延续，它的理想模型也不过是英美政治民主化、行政专业化之前19世纪地方自治的低级版本的拙劣翻版”。[27]显然，如果不建立起关于农村政治研究的全面形貌的理论构建，这种低层次但惑众的且自信的主张与见解自然会存在下去，这样存在下去的低层次主张，不仅毒化了学术研究的气氛，而且损害了政策研究的效力。
五、结语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应该说是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大趋势。但在当前，学术界必须对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分类研究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基础的个案与区域研究层面加以关怀。没有个案调查的深度、灵感和问题意识，没有区域性研究的广度和构建特征，就谈不上进行分类研究。同时，没有分类比较研究，不仅可能造成理论建构的片面性，而且也可能丧失对乡村政治研究的敏感性。换句话说，在当前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同时做好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可轻视任何一方。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也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进路。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最佳方式也许就是从个案调查开始，然后展开区域性的理论构建，最后过渡到分类研究。当然，这个研究进程只是总体的进路，在具体展开过程中，交互进行也有好处，总体方向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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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张厚安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张厚安、徐勇主笔：《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
[3]徐勇：《中国农村村级治理
──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4]徐勇、吴毅：《乡土中国的选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于建?：《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
[7]李学举、王振耀等编著：《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
[8]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中国村民自治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张乐天著：《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2]肖唐镖等：《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张立荣著：《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5]荣敬本等：《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6]李凡等：《创新与发展――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17]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18]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20]卢福营：《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南方出版社2000年版。
[21]黄卫平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2]已出版的如史卫民、雷兢旋：《直接选举――县（区）级人大代表选举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史卫民：《公选与直选――乡镇人大选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阎云翔的调查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礼物的流动》，三联书店2000年版。
[25]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39─14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地方文化调研方案篇7
[关键词]案例教学法；统计学；江村经济
[基金项目]财政部201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建设项目“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团队”（0003016188）
[作者简介]欧进锋（1989—），男，广东高州人，硕士，岭南师范学院商学院助教，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20）32-0259-03[收稿日期]2019-12-23
近年来，高等教育教学模式呈现出新特点，教学方式、教学方法不断创新，以慕课、微课、对分课堂、翻转课堂、混合教学法为代表的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课堂教学，呈现出教学方式现代化、网络化的特点，提高了教学的水平和层次。顺应“互联网+教育”时代潮流，教师通过网络渠道或智能教学工具，在智慧数字平台上精准教学，有利于提高效率和教学覆盖率。但是，无论教学形式如何创新，其核心目标仍是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评价进行创新优化，达到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应用实践能力等目标。在此背景下，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显得尤其重要。
统计学是21世纪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科之一[1]。统计学作为一门研究数量规律的学科，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应用性，已经成为人们认识复杂世界的重要工具，凡是有数据的地方，均有统计学的用武之地。统计学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断地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融合，为多学科提供重要分析工具，在如何有效地甄别、提取有价值信息领域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但是，在统计学教学中发现，学生对统计学的学习重视程度明显不够。部分同学先入为主地认为统计学难学、难懂，自己未来不从事数据统计工作，与其花大量时间学习统计学，不如学一门专业技能。深入研究发现，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学生对统计学产生畏惧心理，传统的“黑板+粉笔”的课堂讲授方法，难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难以与教师实现交流共鸣。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创新统计学课程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克服畏惧心理，提高对统计学的兴趣，增强学习的成就感与喜悦感，对于提高同学们综合能力、培养统计思维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以费孝通早年著作《江村经济》为例，重点剖析典型案例教学法内涵与优势，探讨案例教学法在统计学教学实践中的应用，并对实践结果评估与反思。
一、统计学课程教学现状问题分析
一是统计学基础较弱、学习积极性不高。统计学课程涉及较多数学知识，公式较多、难度较大，加之部分学生是文科生，数理基础较弱，这无疑也提高了统计学学习难度。尽管经管类专业学生都开设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课程，但学生对数理统计知识掌握程度不高，难以理解相关统计公式，一定程度上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另外，部分同学学习目标不明确、主动性不强，既不预习又不温习，课堂上一次、两次听不懂后，就可能选择放弃了。
二是教学内容整体性不强、重理论轻实践。目前，统计学教学中存在教学内容整体性不强，主要体现在不同课程之间的衔接度不高、知识跳跃性较大，尤其体现在统计方法与统计方法理论的结合度不高，例如“最小二乘法”内容的讲授，教师仅是简单进行运算教学，但对于运算背后的原理介绍甚少，学生难以知其然，也难知其所以然。另外，统计学教学存在重基本理论轻实践的情况，与专业契合度不高，由于缺乏具体专业领域的实践，学生更难掌握统计技能或锻炼统计思维。
三是教学方法单一，案例式教学较少。统计学教学仍以传统课堂教学为主，教师主要是通过黑板或多媒体的方式，向学生讲授知识；学生是知识被动接收方，对知识理解仅停留于认知层次[2]。传统的“传递—接受”教学模式过于单调，难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且缺乏情景性，实践性不强，不利于引导学生主动思考，自觉地将所学内容迁移运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统计学涉及理论和公式较多，理解难度大，如果仅采用传统单向的讲授方式，学生很难掌握公式和理解其中经济含义。
四是教学评价体系有待完善。统计学为专业必修课，通常采用闭卷考试方式，考试题型包括单项、多项、判断、计算，考核内容侧重统计学基本公式、原理等内容的测验。这种考核方式忽略了对学生开展实地调查、撰写调研报告等应用能力的评价。相反地，在这种评价指导下，学生可能只需要期末考试周对知识点进行重点突击强化，就可以通过考试，甚至能考取较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这种考试文化会在不同年级间流传，影响下一届学生学习统计学的积极性。
二、案例教学法的内涵与优势
案例教学法起源于1920年代，是一种以典型案例为基础，具有较强实践性、情景式的教学方法。在案例教学中，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计不同案例内容，组织学生围绕案例内容进行积极讨论，在学习中不断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一般而言，案例教学法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桥梁
教学案例源于具体社会实践，又能加深对理论的理解程度[3]。对学生而言，案例教学法一方面可以把枯燥的理论内容具体化，让学生在具体问题情景中，探讨理论的来龙去脉，实现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知识体系的螺旋式交替上升，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对教师而言，案例教学是一個不断学习、不断打磨教学能力的过程。教师可以根据教学效果对教学组织方式、案例素材等内容进行总结，尤其是更新丰富符合学生认知特点的素材和案例库，将实践经验升华成为一般性教学理论，从而指导具体的教学实践。
（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传统“传递—接受”教学模式，学生是知识被动接收方，缺乏学习主动性，对知识理解仅停留于认知层次；而案例教学实践中，学生是案例探讨的主体，学生需要根据案例具体场景，针对具体问题独立主动去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后将研究成果进行展示汇报。教学方法的转变把枯燥乏味的理论讲授变得生动活泼，符合学生的认知习惯，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更重要的是，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培养学生在具体情景下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培养沟通交流、团队协作能力
案例教学材料内容较多且有一定难度，基于不同的维度，对于同一个研究问题存在多样的解决方案，需要对不同方案进行权衡比较。案例教学要求，学生需要在熟悉案例材料的基础上，查阅更多相关资料，对研究问题形成整体认识，组成学习小组对研究问题进行充分沟通交流，总结讨论结果，设计最优解决方案并形成总结汇报材料。同时，案例教学法倡导不同小组之间的良性竞争，激发小组主动学习、集各成员的智慧成果，进一步提高案例研究质量。自然而言，在案例研究学习中，同学们的沟通交流、团队协作能力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三、统计学教学中案例教学的组织实践
传统统计学课程教学侧重数学公式的推导，忽略对学生经济学直觉或经济现象感知能力的培养，很多学生只会死记硬背统计公式，不理解公式背后具体统计学意义。统计公式只是分析工具，影响研究成果质量的关键是数据，实地调研是统计数据收集、整理、分析的关键环节[4]。《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根据自己20世纪30年代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做关于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资料而形成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如何做社会调查、如何撰写调查报告的典范，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实践意义[5]。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专著，是根据对中国农村实地考察写成，旨在说明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刻画了20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背景下，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变迁。作者通过实地观察、访谈等方法收集大量原始数据，并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最终形成调研报告。文中数据丰富、研究内容详尽，向读者呈现了一幅农民社会生活的画像，是研究学习实地调研的重要文献。因此，本文以费孝通著作《江村经济》为案例，通过问题导向型方法引导学生精读文献，深入了解如何开展社会调查、收集数据、撰写调研论文，并以小组形式形成汇报材料开展课堂讨论。
（一）理解案例材料内容
这是案例教学的基础，学生需要在案例讨论之前了解案例内容，并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加深对研究内容的理解。首先，教师要清楚地表达为什么选择《江村经济》作为统计学课程精读的文献，更进一步教师应该以身作则，分享自己精读《江村经济》的读后感，并结合自身实地调查经验对文献中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分享社会调研中遇到的奇闻趣事，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此外，教师需要提供相关参考书单，引导学生课外查阅更多相关主题的书籍，尤其需要加强对《江村经济》时代背景的了解，利于学生加深对案例分析材料的理解。
（二）明确案例分析目标
教师要明确案例分析的目标，制定详细的案例教学安排时间进度表，学生要清楚知道“他们需要做什么”。阅读文献是一件主动的事，需要有明确的目标，《江村经济》内容分析是围绕一系列问题展开，例如作者是如何进入调查现场？如何制定调查方案？通过何种方法获取数据？如何进行数据整理？在数据分析阶段，作者是如何基于当时经济背景对农村手工业向机器制造业转变进行分析等等。其实，每一个问题的解答都是一次统计理解能力的提高，都加深对统计数据收集、整理、分析的认识与理解。例如，社会调查首要任务是以合适的方法进入现场，否则会被认为是“入侵者”，即使在现场也无法收集到可信的数据。针对这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结合文献资料，可寻找中间人等。在实地调研中，“中间人”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纽带，影响调研收集数据的好坏。《江村经济》中，作者选择其姐姐为中间人，从而顺利进入现场，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有利于实地访谈有序开展。
（三）小组讨论与实践
开展小组讨论是案例教学的关键环节，此环节既要培养学生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又要加强师生交流，及时解决学生在分析中遇到的难题。教师可通过提供参考范本，与学生分享如何撰写调研方案、如何根据文献内容撰写汇报材料的经验，提高学生小组讨论、团队协作的效率与质量，保证研究成果汇报环节有序展开。在此阶段，小组成员需要利用课后时间准备相关资料、开展小组讨论；教师需要及时掌握各小组的研究进度，确保各教学环节有序进行。
（四）研究成果的汇报与点评
在案例讨论分析课堂中，教师是整个活动的筹划者，组织小组成员对案例分析内容进行汇报，引导各小组成员充分表达自己观点，多维度分析问题，不同观点、不同想法相互碰撞，从而实现对研究问题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重点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对案例进行剖析，力求展示出案例故事背后意义。最后，教师需要对各小组的研究成果进行点评，不仅是课堂成果汇报展示，也体现在学生综合能力层面，通过此次的案例深度学习，学生是否掌握社会调查流程，培养逻辑能力、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等，更重要的是关注学生是否在实地调研中培养了关注社会的人文情怀。
四、案例教学效果评估与反思
地方文化调研方案篇8
关键词：民族志；融入；体验；阐释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4-0007-01
一、引言
田野作业，是指“学者生活在异文化或本民族文化的研究对象群体中进行的调查研究工作”。业已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化的研究模式，展现田野工作者对于自我、他人和世界关系的工具。本文选取的三部民族志进行分析，介绍其各自采用的书写模式。
二、巧妙融入：《街角社会》
《街角社会》是作者威廉・富特・怀特（williamwhyte）通过对波士顿一个意大利裔贫民区社会的实地调查和研究，深刻揭示了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人际互动对社会的影响。《街角社会》对于田野过程生动、真实的描述，使这部著作成为调查的典范。
《街角社会》全书展现了“科纳维尔”社区的内部活动和外部关系，展示作者与调查对象的真实互动。怀特的研能取得巨大的成功，是因为他巧妙融入社区。怀特频繁出现在社区文教馆、州市议员的竞选等社区活动中，对科纳维尔的人事物一直怀着认真、惶恐又期待的心情，不断融入社区并现细枝末节，最终构建的了这个社区的面貌。怀特表达自己的困惑：“科纳维尔近在眼前，却好像远在天边。我可以在进入某一个公寓的房间，但我仍是一个完全不解世界的陌生人。”通过对采取的参与观察法的坦诚回顾和中肯分析，民族志学者的田野作业过程、操作方法和优势在怀特这里得到了最具体的展示。怀特融入社区的过程体现了对“参与”和“观察”，以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的探讨。
《街角社会》已成为城市民族志的经典。怀特展现了一个城市下层群体的精神世界和人际关系，发挥了参与观察研究的特长，是将民族志这体裁运用到城市社区研究的开创者。
三、深刻体悟：《萨摩亚人的成年》
作者玛格丽特・米德（margretmead）是美国女人类学家，《一个印第安部落的变迁文化》（theChangingCultureofanindiantribe，1932）。是她的代表作之一，《萨摩亚人的成年》出版于1928年，通过对萨摩亚青少年男女青春期的成长过程的研究，展示了萨摩亚人轻松、平和的青春期成长过程，她证明西方社会中的躁动叛逆的青春期特征不是由人的天性决定的，而是西方社会的文明规范和教育方式造成的。《萨摩亚人的成年》成为青少年研究的经典之作。
米德通过观察和访谈女孩们遭遇的问题、解决的方式，发现隐藏她们行为背后的价值观，这部文学化的民族志表达了作者独特的看法和深厚的情感。通过展现遥远的萨摩亚社会生活，米德发现了美国文明的局限。因此，她在将萨摩亚人儿童教养的模式和美国儿童教养的实践进行了系统的对比。这种方法被成为“文化并置法”，被后来的许多民族志借鉴。
然而，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德雷克・弗里曼（DreckFreeman）提出了不同意见。1983年，弗里曼出版了《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书，质疑米德所描绘萨摩亚社会的真实性，他在西萨摩亚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田野调查，发现了许多和米德的描述不相符之处。这是民族志的有效性问题。民族志民族志学者对某一社会的观察、理解，而社会事实与个人理解之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民族志的真实性是否经得起考验。当米德将萨摩亚研究以“我的萨摩亚”的话语叙述出来时，必将面临着后来学者的检验，弗里曼也如此。田野调查正是在不断的回放性研究中深化。
四、多义阐释：《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下的文人悲剧》
无论是《街角社会》，还是《萨摩亚人的成年》，调查者与调查对象在同一时空对话。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的《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下的文人悲剧》在调查者所访问的是“纸上田野”。
史景迁是被学界认为是中国研究的西方代表学者。史景迁著有多部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如《追寻现代中国》、《王氏之死》等。社会科学的田野作业注重对个案的深描，发现研究对象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世界。对中国的个案研究，一直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热点。而《皇帝与秀才》（下文皆用该简称）正体现了对对个案“深描”的特点。
《皇帝与秀才》围绕清初“曾静逆案”展开，史景迁从《清代文字狱档》、《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等史料中勾画“曾静逆案”的全貌，展现了案件中利害关系和人物的心理面貌，反映了君权与知识分子的相互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命运。史景迁通过全面的多义的阐释同历史对话，探讨特定群体的价值观与所处时代的关系。《皇帝与秀才》超越了历史学著作与人类学著作的分野，兼具人类学意义，可供其他学科的田野调查借鉴。
“曾静逆案”发生于公元1728年。湖南郴州私塾先生曾静让徒弟张熙向的川陕总督岳锺琪投书，游说岳钟琪与曾静一干人等反清复明。岳钟琪假意答应，却暗中向雍正帝报告此事。由此，该案件历时十年，涉及面遍及陕西、四川、湖南、浙江等数省。这旷日持久并深刻地反映着清初政治体制与思想状态的案件，具有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研究意义。
史景笔下的“曾静逆案”以案件的正常发展顺序，从不同人物的角度展现的多义历史：对川陕总督岳锺琪来说，他的仕途走得步步惊心，“曾静逆案”如何处理成为命运转捩点；对李卫、鄂尔泰等年富力强的宠臣来说，“曾静逆案”是他们在官场中更上一层楼的砝码王澍、张新华等无辜的人们只能在一种听天由命的心境中迎接死亡……通过庞杂的人物关系，史景迁试图沟通曾静和雍正帝。作为一名缘化的知识分子，他完成了一个下层知识分子走近精英阶层的梦想。此时的雍正帝正面临深重的社会控制危机，他对于“曾静逆案”的定案须必要而果决。史景迁力图探索遮蔽在意识形态和历史观中的多样性，展现了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影响，
史景迁印证了一个事实：人文学科是需要描述的。没有描述，研究者就不能记录大量生动的、情感的、个性的人文现象，也就不实事求是地对人文现象做分析和研究。史景迁在著作成为个案发展的讲述者，这使作品所呈现的“个案”具有主体意识，更能体现史景迁与个案的互动和思考。
在“自我”和“他者”之间，现实的田野调查资料是多义的。田野工作者在不同的叙述中构建对象的全貌，关注一切被忽略的细节，着重对个案在具体描述和反复描述中阐释现象。研究者的行为、情感以及和研究对象的互动应一同被纳入过程模式中，正如同史景迁那样，田野作业者也应成为多义描述的见证人。
五、结语
从现代都市到原始部落，三部民族志站在不同学科立场描绘了各自的“田野”。怀特的“融入”、米德的“体悟”，史景迁的“阐释”提供了进入田野的科学范式、感性的体验方式以及对多义历史的解读，展现了田野调查方法一个世纪间的发展，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实用范式。
参考文献：
[1]董晓萍,田野民俗志[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98．
[2]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m].黄育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地方文化调研方案篇9
[关键词]黄河干流；水资源调度；模型；评价指标
中图分类号：tV213.4；S2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4）20-0106-01
随着经济和工业的高速发展，需水量与日俱增，黄河水资源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特别是在枯水期和用水高峰期，供水不足成为了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这使得黄河下游常常发生断流且断流时间显著变长，严重地影响了河段下游地区的城市供水、人畜用水和生活生产用水。在供水量不足而用水量剧增的背景下，只有对黄河水资源进行统一的调度管理，采取可行性高的措施抑制超计划用水情况的发生，把不科学的用水需求的增长势头打压下去，使水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才能使黄河水资源的供水量和需水量相互匹配。
黄河水资源统一管理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通过不断创新和开拓性的工作，黄河水资源管理已从初期主要进行流域规划的编制，逐步发展到对省区初始水权的分配、取水权的管理、水量统一调度、水资源保护、流域水法规建设的具体实施.随着水资源管理透明度的增加，形成了目前统一规划、统一分配水量、统一发放水权证、统一管理水量与水质的格局.展望未来，黄河水资源管理将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并通过民主协商机制的建立，综合运用和完善科技、经济和法律手段，不断提高流域水资源的管理水平，确保"维持黄河健康生命"这一治黄终极目标的实现.
1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及邻近地区，土地辽阔，矿产丰畜，能源资源富足，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发展地带，由于黄河流域地处干早半干旱地区，降雨稀少，地表、地下水资裸贫乏。因此黄河是该区域重要的水源。数十年来，依靠黄河水资源的保障，流域及下游沿黄地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但是，随着流域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对黄河水资源需求量的不断增加，黄河水资源也日益紧缺，水资源供给与区城经济发展之需求严重失调，流域上中下游及不同用水部门用水矛盾突出，黄河下游断流现象频频发生，特别是近几年，断流现象更日趋加重。所以要有科学合理的水资源配置方案和用水计划作技术保障，同时需要有全河水利工程的统一调度和优化运行来支撑。在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时空分布不均、干流中下游工程调节能力相对较低的黄河流域，更需要通过干流工程的联合优化运行来有效地调节流域水资源，协调黄河上中下游以及防洪、发电、灌溉等用水矛盾，以提高黄河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益。
该论文结合实际生产需要，研究黄河干流水资源统一调度中的技术方法，对加强黄河水资源统一调度和统一管理，制定可具体操作实施的配水方案，优化黄河水资源配置，实行计划用水、以供定需，缓解黄河断流问题具有重要的生产意义。而且该研究针对黄河干流这一空间跨度大、条件复杂、包含数个具有不同运用目标和不同调节性能水电站水库群的水资源大系统，在水电站水库群优化调度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着重于可实际应用的实施调度，促进水库优化调度理论转向实际生产，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2黄河干流水资源优化调度的基本模型
⑴黄河干流水资源调度基本思想
黄河干流系统共包括4个调节水库、6个径流式电站，各工程主要功能各异、任务不同。上游龙羊峡至青铜峡梯级属于西北电网，在电力上互相补偿，主要以发电为主，兼顾供水、防洪、防凌，工程的调度实施由电力部门负责；中游小浪底和三门峡水库，主要以防洪减淤为主，兼顾供水、发电和灌溉，工程调度由水利部门负责。另外，在发电目标上，上游梯级与三小水库的要求也有不同，上游梯级有调峰的要求，以保证出力最大为目标，而三小水库则对调峰要求不高，以发电量最大为目标。同时考虑到现有的工作情况和目前的实际调度管理状况，对目前黄河整个干流工程的调度模型为：将全干流分为上下两个子系统，上游龙羊峡至青铜峡梯级称为龙刘系统，三门峡以下称为三小系统，两系统只有水量补偿，而不发生电力联系，相对独立，分别调度，以憧关流量为耦合。
⑵调度模型建立总体框架
关于大系统优化问题，解决方法有多种。以往多数基于大系统分解协调技术，将大系统分解成相对独立的多个子系统，形成递级结构型式，在总体模型建立的基础上，通过对模型目标和约束条件的解藕，建立各子系统模型，在各子系统模型求解的基础上，根据大系统总目标，通过协调层的协调使整个大系统全局最优，从而得到整个系统的解。分解是大系统算法的结构设计，协调是大系统全局最优的保证。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各子系统模型的约束和目标都具有相同的形式，求解方法也相同。
在本论文研究中，根据黄河干流工程运行管理特点和上述水资源调度基本思想，在建立全河水资源调度模型时也采用了大系统分解技术，将干流系统分解为上、下两个子系统，在建立模型时采用了混合模型形式，在上、下游子系统分别建模的基础上，将两个具有不同目标、不同形式的调度优化模型和方案优选决策模型组合在一起形成模型体系（称之为混合模型或组合模型），然后通过模型间耦合变量对系统整体进行协调，以达到寻找系统满意解的目的。之所以采用混合模型体系形式，主要是考虑到黄河干流上、下游两个子系统其要求不同、工程隶属关系不同、运行的主要目标也不相同，各有自身特点，不能要求用统一的调度模型，应根据各自的情况建立适合自身特点的调度模型；其次，根据目前黄河干流水资源调度的实际情况，在非汛期黄河水利委员会只负责刘家峡以下河段的水量调度，换言之，就是在已知刘家峡水库出库过程的条件下，下游模型应该能够独立运用，从生产管理角度上讲，需要上、下游两系统的模型相对独立，可以单独运行，以便管理部门按需所取。因此，本论文研究采用了混合模型结构，其优点是前一模型的输出是后一模型的输入，而后一模型的输出指导前一模型的输入，每个模型相对独立，分别择优，系统整体协调。
⑶方案决策
根据上述建立的模型在实际生产管理中求解出最优决策方案，也是本论文的研究重点。
混合模型是一个模型体系，在求解时，各子模型分别求解，通过模型间耦合变量进行整体协调。具体方法为：首先假定一组各时段潼关断面流量Q={q1、q2…qr}，以此作为龙刘系统的一个约束条件输入，求解龙刘水库调度模型，得到刘库各时段出库流量，并通过运行配水模型，给出潼关断面流量调度结果Q'={q'1、q'2…q'r}；然后将Q'作为三小系统的输入求解三小水库调度模型，得出全干流水资源调度结果，由协调层检验结果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若结果基本合理，则该结果可作为备选方案之一；若结果不合理，则调整潼关流量Q，重新上述过程，直到得到基本合理、可行的结果，即为一个备选方案。如此可得到若干备选方案。最后决策者利用方案优选技术，在备选方案集中优选决策满意方案，作为最后确定的实施方案。
3水量调度方案指标评价体系
黄河干流水资源调度是一个多目标的综合性水资源调配过程，评价一个方案的优劣可从多方面考虑，如经济性、可行性、公平性、可靠性等，因而拥有大量的指标评价。但从科学、实用来讲，有必要从众多指标评价中挑选可操作的、有代表性的指标建立指标评价体系，以使所有方案有一个公正的比较基础。
建立指标评价体系应遵循几个原则：第一，选定的指标具有普遍性，即所选指标存在于各个方案。第二，指标具有代表性，能够代表水资源调度所涉及利益的各个方面。第三，指标具有可操作性，即指标要有明确的意义和可量化的方法。第四，指标具有可获取性，即指标要容易获取。
综上所述，综合分析黄河干流非汛期水资源调度的目标，考虑方案的生成条件和实用性，认为水资源调度方案可以从防凌、发电、供水、可靠性等四方面来评价，其中发电又可分为发电的质量和数量指标，供水期发电质量主要是考虑出力平稳性和时段最小出力；数量可用调度期发电总量表示，因此，可用最小时段出力与调度期平均出力的比值表示。供水因素也包括供水的质量和数量，供水质量用两个指标，一是河口镇断面5～6月过水流量，主要考虑缓解黄河下游断流的作用；二是河段缺水率，供水数量用调度期总供水量表示。
4结论
黄河干流全长5464Km，已建和在建水利工程10多处，干流水资源调度涉及面较广，矛盾较多，跨省区、跨流域，是一个较典型的大系统优化问题。虽然国内外对大型库群系统优化调度研究已有40多年的历史，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了许多成果，但直到目前比较成熟的、可直接应用于实际的库群优化调度方法仍很缺乏，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间仍存在较大的“鸿沟”。
本论文从实施出发，注重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
（1）根据黄河干流相互间的联系及工程布局，结合水资源调度生产的需要，根据系统论研究，提出了将黄河干流分为上、下两个子系统，两系统只发生水量补偿，分别调度，相对独立，以潼关流量为耦合的干流工程水资源调度基本思想。在调度时，首先依据不同子系统状况，通过代入不同的模型参数和改变约束条件形成多个可选调度方案，作为备选方案；然后兼顾各方的利益，根据面临实际情况和管理部门意见，由决策者利用方案优选技术方法，在备选方案中优选决策者满意的方案，作为最后确定的实施方案。
（2）依据两子系统的实际状况和生产需求，考虑到水资源调度管理部门的需要，并从生产应用的角度，建立了黄河水量调度方案评价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冯尚友，水资源系统工程，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2]李饪心，水资源系统运行管理，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3]杨文华等，龙羊峡、刘家峡水库联合调度分析，水力发电学报，2000，（1）p12-21.
[4]李会安，黄河干流水电站水库群水量实施调度及风险研究，博士论文，西安理工大学.
[5]陈守煌，系统模糊决策理论与应用，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
地方文化调研方案篇10
一、深刻认识高校档案管理社会化职能的意义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突出档案管理社会化职能的意义：
1、提升高校办学质量
目前高校都逐步强化了职业化教育的办学理念和办学实践，而增进高校教育的职业化特质则需要与企业展开深度合作。然而，由于高校与企业分属于不同的组织类型，且受到不同体制环境的影响，使得校企合作更多体现在形式建构领域，而在深度互动和互利双赢上却做得不够。为此，通过挖掘高校的科研档案资源来助力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便能在双赢的基础上提升高校的办学质量。
2、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高校所在区域的地方经济发展，主要依托于产业经济的发展推动。如，物流产业、旅游产业、电子商务产业等。通过调研发现，许多地方产业发展存在着各自为阵的发展态势，而未能在循环经济视角下获得范围经济效应。为此，通过利用高校的科研档案资源、专家档案资源，便能在智力和人力支持下帮助地方产业经济走上一条绿色、健康的发展道路。
3、培养共生环境生态
尽管高校在隶属关系上存在着不同的类别，但其在具体的区域内办学，必然会受到该区域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影响，而且在拓展高校办学空间的潜在要求下，高校管理层也需要主动与地方政府接触。可见，培养环境共生的生态，对于高校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高校通过突出档案管理的社会化职能，便能为实现环境共生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声誉。
二、高校档案管理的社会化职能分析
结合本人的工作体会，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助推社会主体的发展
实现高校档案管理的社会化职能，不能只见物不见人，其根本仍在于转换高校档案管理思路，并在高校管理层的牵头下积极建立与社会各类主体的联系。本文以科研档案管理为视角，那么社会主体也主要指向了企业。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通过将高校科研档案资源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上，与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实践相结合，则能为企业带来知识红利。但这里也需要明确，即高校档案管理若要切实助力社会主体的发展，其本身也需要进行信息重构。
2、实现社会化办学目标
贯穿本文的中心思想便是，突出高校档案管理的社会化职能将实现双赢的目标。那么双赢在高校这一侧便体现在，促进高校借助社会办学资源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归因于：首先，高校档案管理的社会化助力社会主体发展，进而社会主体将愿意与高校建立在教学上的深度合作；其次，高校通过与社会主体间建立起基于?n案信息交互的人员往来，便能优化师资队伍的知识结构；再次，通过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建立深度互动，来倒逼高校专业设置和教学体系的优化和整合。
从以上两个方面所做的职能分析中可以看出，需要在辩证视角下来理解高校档案管理的社会化职能。而且，实现高校档案管理的社会职能，构成了高校开放式办学的重要支撑力量。
三、实践措施
根据以上所述，以科研档案管理为例，实践措施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构建。
1、充分理解企业对档案信息的需求特点
高校在实现档案管理的社会化职能时，其本质也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众所周知，高校科研档案内容主要以公开发表的论文、已申报的专利，以及课题结题等信息为主。这些信息分属于不同的学科范畴，且所基于的问题导向也不尽相同。因此，无法直接与企业的需求结构相对接。因此，高校专业所在院系的教学团队，应与企业接触充分理解企业对档案信息的需求特点，然后再针对专业教师的科研档案信息进行资源重构。
2、具体掌握企业技术和管理创新的短板
在与企业进行接触时，还需要掌握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或者组织架构调整的长期愿景和近期所遇困境。只有在问题导向下来进行档案信息资源重构，才能提升高校档案管理的供给侧优势。为此，这里就需要夯实企业一线调研的绩效。所以建议，高校应组建校企联席会议制度，并在该会议召开的地点分别设置在高校专业所在院系和企业方。通过这种长效机制做保障，不仅能优化科研档案供给质量，还能引导教师建立符合实践需要的研究方向。
3、高校多部门协同对科研档案资源进行整合
在对高校科研档案资源进行整合时，需要发挥多部门协同的工作优势。在组织建设上，需要将专业所在院系、科研处、图书馆、学报编辑部等部门纳入其中，在职能定位上则需要重点发挥院系、科研处的职能。图书馆依托自身的电子档案信息采集能力，可以为科研档案电子资源重构提供技术支持。而且，之后所开展的档案信息线上交互活动，也需要借助图书馆的信息平台来实现。学报编辑部借助自身的职能优势，可以为具体的科研信息提供文献梳理工作。
4、开展线上信息交互线下人员往来活动
为了实现档案社会化管理对高校人才培养的助推作用，这里还需要开展线上信息交互和线下人员往来的活动。不难知晓，在本文以上的论述中已经提及，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高校在实现其它类别档案管理的社会化职能时，应深刻理解档案信息背后人力资源的主体作用，且正是依靠了这种主体作用才真正实现了档案管理的双赢目标。
总之，从时间维度来看，建立良好的高校档案管理体制，将使高校从中获得经济和社会价值。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客户关系管理中来理解。在高校未来的档案利用服务工作中，还需要增强对“权变理论”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