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基本精神篇1
关键词：传统文化;基本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或固有传统，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是民族延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或者说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思想观念或文化传统，它必须具有两个不可或缺的特点：一是具有广泛的影响，感染熏陶了大多数人民，为他们所认同所接受，成为他们的基本人生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二是具有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必须具有这两方面的特点，才可以称为文化的基本精神。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审视，所谓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作如下归纳：
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占据重要的地位。对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做出明确表述的是《易经》。《易传》对此作了经典性表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生生之谓易”、“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顺乎人”,这里的意思是说,人格气质与生命精神应当效法健动有力、运行不止的天体,人必须发挥自我能动性,自强不息、努力奋斗。孔子是极力提倡有为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他一生奔波，幻想以周礼匡扶乱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结果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对“饱食终曰，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投以极度的蔑视。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认为无论在乱世还是在太平盛世，都需要自强不息。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蓬勃发展的动力。它体现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几千年来这种精神已经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国人的血液中，深深地影响着、激励着古往今来的中华儿女不断地奋发图强。近代以来，多少志士仁人为了抵御外辱、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出坚强不息、奋发向上、坚忍不拔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压迫，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还是这种精神，鼓舞着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是我们在新时代条件下更加需要发扬的精神。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体现，那就是积极否定、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礼记?大学》中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也肯定“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中国历史上每当“积弊日久”时总会有或改革、或革命的运动，为清除积弊而变规变法。北宋时的王安石变法，清末的康梁维新，都是这种革新精神的体现。
二、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标。传统的和谐思想主要体现了一种中正、中和、均衡、和合、协调的特征。但是，和谐不是消灭矛盾差别，而是在承认有矛盾有差别基础上的和谐，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是多样性的统一。中国传统的贵和尚中、和而不同思想，表现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譬如，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社会的和谐和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等。当然，这种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毕竟是传统的和谐思想，它产生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里，强调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和谐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和谐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和”，指不同事物之间的搭配、融合、平衡达到最为圆满程度的一种状态。例如音乐，五音的高低疾缓臻于完美，就称为和；又如饮食，五味的多寡浓淡搭配得宜，也称为和；又如身体，阴阳之气平衡饱满，也称为和；又如德行，处事不刚不柔曰和，为古代五德之一。可见此种和的境界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一种至善的状态；第二，它是由不同事物之间构成的一种完美的关系；第三，这多种事物在和合的关系中保持着原有的个性，而不必舍弃个性，一刀切成一堆齐刷刷的火柴棍儿。和而不同，“和”异于“同”之处，就在于它保留了其中每一种事物的个别属性。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
“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大家都认为和谐最好，这在中华文化中处处可见。例如一个家庭要做到“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业要“和衷共济”、“内和外顺”；与人相处要“和以处众”；对外关系要“协和万邦”。总而言之，方方面面都要追求和谐。可见和谐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极其深入人心。
程思远把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和谐与统一的特点界定为“中华和合文化”，并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运用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的身心统一规律和养生之道的文化传统”。中华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之―和主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整体系统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持中贵和思想植根于农业经济，表现出一种“静态”特征：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每个人内心的和谐等。它与西方文化中重视分裂对抗形成了鲜明对照。西方文化反映了商业文明，只有唯利是图、竞争、对抗，才能发家致富，才能取得个人生存发展的权利。
这种主张和谐，持中贵和的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自然也是双重的：其积极方面是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但不可否认，这种思想压抑了人们的斗争精神，使人们缺乏西方人那种竞争、进取精神，这对社会发展也带来了不少不利影响。
三、以义为上、注重伦理的道德主义情怀
追求义利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的价值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早期发展中，就出现了“义利之辨”的讨论。“义”代表了仁义道德，“利”代表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物质利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前者与后者是公利与私利、他利与自利的关系。孔子主张“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要求人们在追逐利益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义”，即自己取利的行为是否是道义的。人们通常认为儒家的义利观，仅仅注重人的精神道德提升而忽视或压制人的物质利益，因此阻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这是没有了解到儒家的精义，其实儒家思想中并没有否定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积极提倡对于财富的追求。它更进一步地提出了解决在现实中义利关系问题相互矛盾的方案。首先，在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况下，要顾全大局。其次，对物质利益的获取要在社会道义和规范的约束下有秩序地进行。最后，要把从社会来的财富，再反馈到社会中去。这些对于今天抵制利己主义思潮，净化社会风气，提升全民道德水平，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客观上刺激了人们的求利欲望，同时“商品拜物教”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也大量地在人的思想中存在着。“以义为重”的义利观对由利益欲、享受欲急剧造成的道德滑坡、人格丢失等一些丑恶、阴暗、卑鄙的社会现象无疑是一剂良方。如今，在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经济现代化建设中，树立见利思义、义利并重的观念，按照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要求，通过公平竞争来从事市场经济活动。正确处理社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反对一切不顾道义的自私自利行为。以义为重的义利观不仅促进经济行为的扩张，而且也有利于高尚价值观的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当然，在义利统一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正统儒家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重义轻利甚至尚义反利的思想也一直是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一方面维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延续，缔造了中国人以道德为上，重气节、重人格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也有压抑人的欲望，扭曲人性的弊端。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这一“反利”传统，无疑又是我们今天所应该批判和否定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说法，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叫作“崇德”型文化。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家国一体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最深层。这种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是形成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根本原因。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特色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职责和对社会的义务。它有利于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有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另―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原则，又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结构上的。因此，它特别强调家长的权威，强调子女对父母、妻对于夫，家庭成员对于家长的绝对服从关系。把这种家长制扩大到社会生活中就是君主专制，君主具有绝对权威。因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民主思想的发展。同时由于以家庭和社会为单位，个人的权利容易被忽视，容易压抑个人的自我意识，不利于个人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四、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人本主义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个性,也当被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在中国文化中有两层指意:一是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体现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格肯认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轻神重人的根本态度;二是在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上“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社会观和朴素民主观。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而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自古以来就重视以民为本。早在殷商时期，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成为早期民本论的代表。从此以后，重民思想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可以说，从先秦一直到汉代的陆贾、贾谊、王符、仲长统，到隋唐的王通、韩愈、柳宗元，到宋元的李觏、张载、范仲淹，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对民本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其中，黄宗羲的民本思想达到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最高峰，它已经超越了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局限，触及到了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等新层面。
中国传统人本主义坚持“民为贵”的民本主义精神观念。《左传?桓公六年》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载：“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儒家学说更是集中突现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孟子则提出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观点，成为历代开明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座右铭。他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得乎丘民而为天下”日（《孟子?尽心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的著名比喻，传之久远，是历代为政者必修的一课，“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荀子?王霸》）。民本思想对制约暴君苛政、改良人民的政治处境毕竟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对中国文化中的民本主义与西方式民主的本质区别也要引起必要的注意,中国的民本思想并无对公民权利的法理内容规定,更没有人民共同管理社会政治的意思,个人只是在宗法专制条件下的“子民”,君主始终是民众的监护和放牧者。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体大思深,其内涵的基本精神,滋养了数千年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塑造了无数伟岸的人格,凝聚了民族人心,巩固了国家统一,维护了社会秩序,敦厚人际关系,书写了泱泱中华“郁郁乎文哉”的大国气象,在文化全球化和呼吁传统文化为现代化持续发展服务的今天,越来越有着世界性的价值和意义,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珍惜和继承弘扬的。
文化的基本精神篇2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息繁衍中逐步形成的，它进而影响整个民族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作为其内在特征的基本精神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对于整个民族的成长壮大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认识、领会和把握其基本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继承与发扬，推进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会起到促进作用。
从远古走来的中华文明历经兴衰荣辱，依然绵延不绝，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培养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繁衍了无数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这些优秀文化成果的诞生、融合和传承，伴随了整个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历史进程，并在华夏子民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整个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基本精神，最终培育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
一、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内涵
所谓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视为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动力，即指导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其既可以表现在特定社会群体的思想意识、心理态度、生活习惯、精神信仰等抽象领域，又可以表现在建筑风格、文学艺术、器物工具等具象领域。就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而言，则是指导和推动整个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念，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外在表征和精神内核。
简而言之，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则是指导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其内核实际上是优秀民族文化成果的思想集成。从性质而言，它是一种伟大的卓越的精神；从表现形式而言，它蕴含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之中。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集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本身是文化进步与发展的结果。从华夏文明诞生之日起，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发展、壮大，
奠定民族精神的基础的，正是在传统文化长期演化、融合、提炼、萃取的过程中那些不断推进社会进步的文化思想和观念，这些思想和观念在推进传统文化传递衍生的同时，逐步形成了可以代表民族独特气质的精神因子，并最终支撑起整个民族的精神天空。
二、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主要内容，其实质就是在民族精神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推进作用的重要社会思想和文化观念的总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主导作用、处于核心地位的那些基本思想和观念。其实，这并不是高深玄妙的思想体系，而是早已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深植于民族潜意识之中的共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中，选取几个极具代表性的思想因子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进行大体的描述和概括。
1．“天人合一”的自然世界观。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对于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思想认识以“天人合一”的自然世界观为代表。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数主张天人协调，而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因而可以达到统一。而这实际上就是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强调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循环相适应，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之相区别的，西方文明则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对自然世界的不同理解，最终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处处体现了“天人合一”这一思想内涵。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这里的“礼”是天经地义，就是自然界的必然法则，人民按照天经地义的“礼”行事，就是天与人可以相通、可以按照同样的法则运作的思想。战国时期，庄子认为，人与天地自然都是由气构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天与人是统一的。他极力主张“无以人灭天”，反对人为，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更是以天人合一为基础，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提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两宋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思潮，几乎为各种派别的思想家所接受。张载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在张载看来，“世界的本原是太虚之气，人与天地万物都由气构成，气是天人合一的基础”。
2．“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之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长期以来，中国各种传统哲学派别、文化思潮的关注焦点，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生价值目标揭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实践而展开。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人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
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是儒家学者，一贯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立场。孔子的弟子问孑L子如何事鬼神，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人死后的情况，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可见，孔子是将现实的人事、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而将侍奉鬼神、人死后的情况等放在无所谓的地步。而这种以儒学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想，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创造性的发展，并最终奠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基础。
3．“刚健有为”的人生价值观。“刚健有为”的人生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华民族的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和民族进取心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孔子已经提出了“刚健有为”的思想因子，他说：“刚毅木讷近仁”。这里“刚毅”指坚定性。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便是其生动写照。在孔子心目中，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割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固就是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孔子本身的经历即是积极践行这一理论的生动写照，他饿陈蔡、游列国、倡仁政，作春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从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长卷来看，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促进社会发展、国家强盛和文化繁荣有重要意义。刚健有为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时期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我们民族危难之际，外族人侵、政权易手之时，也总是成为激励人们起来进行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且看“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式的激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式的感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式的雄心，这些无不是民族自尊自信而表现出来的自强精神。所以，才会有文天祥的那句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三、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就其根本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即是一种传播民族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而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则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内容和方向。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在中华民族长期繁衍生息中，经过长期社会实践所总结和概括出来的，是民族精神形成的胚胎，其本身具有无法比拟的积极性、先进性和优越性，而这正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和目标相契合，在为思想政治教育指明方向和规定内容的同时，也必然地成为其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点，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着眼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观、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思想意识、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生价值观，都可以为我们培养健康向上的人生理想提供深刻的启迪。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意味着必将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但市场经济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来说，已经不可避免地形成自发的盲目的力量，为减轻其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倡积极的人生态度，科学认识自然，培养人文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主要因子正恰如其分地契合了这一要求，显示了其不朽的伟大生命力。
文化的基本精神篇3
关键词：文化精神；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6-0066-02
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在经济、政治等层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问题也日益突出，作为中国人生存模式的传统文化也将面临转型的考验。人们在谈及文化和现代化问题时，常常过于关注文化的器物和制度层面，而忽视了文化精神问题，这样就会使研究停留于文化的表面，无法对文化转型问题做出深入而透彻的探讨。文化精神是文化体系中最核心的层面，尤其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对现代文化精神的挖掘和梳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理论基础和必要前提。
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久以来成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即使在中国寻求现代化道路的今天，它依旧作为一种精神体系，制约着今日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其重要性不容我们忽视，我们在此大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进行简要分析。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本质体现在人对自然的依附性上，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化，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形成了其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而存在，由此，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一种原始的方式最初建立起来。由于古代人对生存环境的依赖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强调“天人合一”的观念，并将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天人之际，合二为一，古代文化大都肯定了这种“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观点，然而这种统一性是以“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为前提，人的“自然性”地位的形成在于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对自然的敬畏心理。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人对自然的依附性”本质成为其他一切文化特征形成的基础。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表现出一种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中鲜有“个人”的概念，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比较重视群体价值，高扬群体的利益，而忽视或轻视了作为个人的价值和个体的实践作用。同时，受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限制，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成就在古代世界各国中占据领先地位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群体本位的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地域性限制。最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还表现出一种道德理性的泛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它的“道德理性”来规范人们的生活，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就是推行这种道德理性的主要力量。总的看来，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领域都渗透着强烈的道德意识，伦理原则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
二、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基本取向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中西文化自古以来存在着许多差异，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就是基本表现之一。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但这种和谐是建立在“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基础之上，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但是，随着西方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与自然的不协调随之渐渐凸显出来：环境危机、能源危机、气候恶化等残酷的现实迫使人类重新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出深刻反思，以求重新找回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自身的优势，因为其内在具有“天人合一”的理论传统。然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观念与现代文化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协调”的内涵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不仅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时也应该认识自身的不足。现代文化精神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所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关注的重要因素。在充分认识自身的“有限性”的同时，也应看到自身所蕴含的强大力量，并且要顺应科技理性的精神，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发展物质生产，以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并在此过程中，时刻保持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态势，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不再把自然作为一种对象化的存在，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共存共生”的和谐景象。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这一取向呼应着人类未来发展的人文精神，“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原则将作为文化历史前行的首要前提被确立起来。
（二）个体与人类相统一
随着文化现代化进程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人们越来越感到，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个性解放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文化现代化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自从人类社会产生后，个体与群体的矛盾就一直存在于各种社会形态中，在中西文化比较中，这对矛盾的概念也成为两种文化差异的基本表现之一。个人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精神的基本构成要素，成为自由、解放、独立的代名~，广泛地渗透于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意识一直是被压制的一个环节，以家庭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儒家“礼教秩序”使“个体”完全消融于“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关系当中，人的个性一直得不到解放。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群体意识也逐渐成为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桎梏。
在文化现代化不断推进的今天，“个体和群体的矛盾如何在现代性的文化精神中得到解决”的问题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无可否认，自由、独立的个体是现代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元素，然而，个体与群体并不是对立而存在的，个体作为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的主体，标榜自由、独立和创造性，却不能成为孤立的存在，毕竟人具有类本质特性，而它与社会群体的联系也是必然存在的。现代文化精神倡导个体作为主体而存在，不仅要实现其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同时也要充分发挥个体的社会性特征，建立起“自由人的联合体”，并在其中达到个体与类的和谐统一。对此，马克思也特别强调，应当避免重新把群体当作个体的对立面，或者是个体的简单相加，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总的看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精神重要特征的个体意识将走出传统文化群体价值本位的束缚，迎来人类文化精神的曙光，走向群体和个体的新结合。
（三）人本精神
文艺复兴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创造力，提出人要获得解放应当实现个性的自由。这些人本主义者明确提出要以人为中心，人是世界的主人，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呼吁平等和自由等观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人本主义在西方演变成个人主义，把个体作为核心的存在，强调个人的自由和创造性，反对束缚和压迫。而在中国，这种人本精神与传统的“权威伦理”形成鲜明对比，传统伦理在各种关系上都特别强调服从，并且经由礼教使这些服从合理化。儒家伦理思想也强调人本主义，但传统的礼教价值体系使得真正的“以人为本”无法实现。要是人本精神在现代文化精神中体现出来，就必须坚持自由、自主、独立的价值观念，家庭依然存在，但不再是“家长式”的家庭传统，而应该演变成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民主家庭。唯有这样一种人本主义的观念，才能够真正成为建立自由、民主国家的思想基石。
三、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培育
（一）培养理性主义文化精神
现代文化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统一必须建立在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统一的基础上，只有科学技术理性得到充分重视，科学技术得到相应程度发展，并且时刻坚持“以人为本”的立场，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秉承“天人合一”的观念，坚持人与自然的统一而片面地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倾向，而缺乏探索自然和追求真理的科学主义传统；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倾向也抑制了科学理性的发展，因此，在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是一个重要的走向，而中国文化欲达到这两者的融合就必须积极发扬技术理性的精神。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先驱和关键，中国文化要培养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精神，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追求知识和真理，发展科技，勇于创新，同时，又不应仅仅把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作为其重心，而要在关注科学进步的同时，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不应使人S为异化的产物，而要在生产生活中，充分彰显人的个性和创造性，把人的自由、个性的解放作为主旨。
（二）坚持科学的发展模式
中国现代文化精神呼吁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这不仅指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还包括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坚持一种科学的发展模式，而这一切都是以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为基本前提。
中国文化中的个体应积极摆脱传统观念中的“群体意识”和“道德理性”束缚，并使自身从自然中脱离出来，寻找到人作为个体的主体性地位。人作为自由的个体，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反观自身，坚持“以人为本”的同时，把人类和自然看作是一个整体，在人类不断寻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时刻保持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谋求人与自然的全面发展。
同时，人的个体性的自由、自觉的发挥，也成为协调发展的基础。我们讲的“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现实的、具体的、社会中的个人，真正的人的发展不是指“某一个人”的发展，而是“全体个人”的发展，这样才能带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个体与社会在不断发展中达到和谐统一。
四、结论
现代文化精神与传统的文化精神不同，它应在坚持人与自然、个体与类相统一的基础之上，弘扬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即发扬科学技术理性与人本主义精神。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达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就必须反省自身，充分发挥个体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发扬科学理性精神，重视知识的价值，在此同时，将人自身的发展与自然、社会的发展相协调，达到三者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张岱年.文化与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周晓阳.现代文化哲学[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4]邬昆如.文化哲学讲录[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2.
文化的基本精神篇4
【关键词】人文精神传统文化继承发展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人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中的“文”以人为本，“人”以“文”为本性或自性，它通过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和人身心灵的诸关系合乎中庸和平的协调，以教化天下，并由此而诞生出礼乐文化、人伦文化、仁爱文化、人神文化、自然文化和生生文化等。所谓人文精神，是人性——人类对于真善美的永恒追求以及表现在这种追求中的自由本质的展现……人文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精神、自觉的精神、超越的精神。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是“天人合一”，其特点是“内在与超越的结合、自然与人文的结合、道德与宗教的结合”。她强调以民为本，重人文远鬼神而有别于重自然的希腊文化；她肯定个人的心性向善，把人放在一个伦理的人际关系中来定位。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所讲的“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入群体中，强调人对宗族的国家的义务。儒家思想是几千年来统治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其实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从来以人为核心，中国有着自己特殊的人文主义传统。以人为本，孜孜不倦于现实人伦和理想社会的建构，始终是儒家学说的核心。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现在所谓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等概念不完全相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彖传》。“贲卦彖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由以上的解释可见，“人文”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是与“天文”一词对举为文的。“天文”指的是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人文”则是指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具体地说，“人文”的主要内涵是指一种以礼乐为教化天下之本，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一个人伦有序的理想文明社会。
二、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发展与西方人文精神的内涵
在我国，现代人文化发展比较缓慢。在宗法人伦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不平等虽然深重，却常常为人们所接受和容忍。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感培养了人的顺从和奴性，忽视了人对独立和自由的追求。新中国建立后，人文化理念和现代人文精神开始为民众接受并付诸行动，现代社会中人的观念的是根本的决定性因素，从体制、法制建设走向人文管理，将人文精神贯彻于社会的发展始终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这种人文理念的贯彻与发展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最关紧要的是“人”的观念的更新，因而教育界出现了关于提倡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呼唤，尽管这种声音还不十分强大，但毕竟在社会上开始重视文化的深层，那种物质层面的东西开始让位于精神和观念。人们开始认识到对人的尊重是实现人文观念转变的不可缺少的前提。近年来，对人文精神的研究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逐渐深入。特别是谢树芳认为开放理念、平等理念和自由理念是人文精神的根本性理念，在人文精神研究中，要加强对这些理念的研究，才能使人文精神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发展和倡行。众多学者的深入研究以及大量研究成果的面世，对中国人文精神和思想的发展不无裨益。
人文精神作为对人的尊重和关怀，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对社会的关注，把关注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尊严和权利作为精神追求，追求人的完善；二是对人类知识、科学和真理的重视与求索，坚持真理，热爱科学是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三是个体文化素养的提高与锤炼，文化素养是人文精神的基本层面，是个体对包容在基本生活活动中的文化要素的体察和接受能力；四是关注实际与现实，勇于实践探索。
三、东西方人文精神的融合与发展
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美与尊严，实现自我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人迈进新世纪的宣言。东西方人文精神的融合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美与尊严，实现自我发展刚刚起步，沐浴传统文化，感受人文精神的熏陶，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是当前大众教育的基本任务和本质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精神并不存在实质上的背离。对于人的发展来说，中国人文精神和西方人文精神各有其侧重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和熏陶了优秀的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而西方人文精神则促进了西方社会的和谐发展。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合外来文化的精华，使中国人文精神在现时条件下发扬光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构建和谐社会是现实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
建设和谐社会对于中国而言，任重而道远。硬件的建设是“朝夕之功”。而人文精神的潜移默化和“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和继承发展并不能单单依靠西方的一些先进理念，反思我们的文化，审慎对待民族文化遗产，同时对西方先进理念保持区分和选择性，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现代人文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全面贯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去，使“人文日新”，是社会人文化的必由之路。
我们必须在分析和认识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对于现代社会的作用和意义所在的基础上，认真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在规划并落实表现中国文化意蕴的硬件建设的同时，注意抓好以弘扬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感悟中国文化的人文思想与人文精神的深刻内涵，以及展示文化在传承文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方面的独特优势。
倡导人文精神没有直接的功利性，不能期望其产生经济效益，从根本上说，人文思想能提供一种正确的价值和意义体系，为社会和受众提供一种正确的人文导向，从而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人文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塑造一种文明、开放、民主、科学、进步的民族精神。因此，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塑造，关系到国运兴衰和民族的未来。
参考文献：
[1]楼宇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现代教育，2000，3.
[2]吴星溪.世纪中国图书馆思想论纲.图书馆，2002，2.
[3]程大力.论奥林匹克的中国文化同构和意义或目标认同.体育文化导刊，2004，5.
文化的基本精神篇5
关键词：文化结构论；民族凝聚力；逻辑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18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国力量”的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动力源泉。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稳定发展，始终与文化实践紧密相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构成了民族凝聚力的内核。随着时展，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系统要素更新、发展及彼此协调互动必然能提升民族凝聚力。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是传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时代延续与升华，更是其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结晶。而实践告诉我们，这种自我发展有着独特的文化逻辑与特征，充分体现了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本文立足于文化哲学的文化结构论视角，对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文化逻辑和特征进行分析，以更好地展现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在结构及其运行机理。
一、文化结构论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契合
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特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阶段，与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相连。实践证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其实质就是其基本构成要素在民族性与时代性基础上的自我更新与发展。一直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民族凝聚力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科技因素、地理环境因素、外交因素等。诚然，民族凝聚力是民族问题，因此必然包含民族构成的基本要素，即地理因素、经济因素、传统文化因素、共同的心理状态，但与此同时，随着人类产生国家这个共同体之后，民族凝聚力不仅是一个民族问题，还是国家层面的问题，涉及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体制和制度以及国家间的交流等层面。因此，民族凝聚力的基本构成要素相当庞杂和广泛，需要对其进行合理归纳以便展开相应研究。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亦是如此。本文借助文化哲学的文化结构论，结合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实际，对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本构成要素进行合理归纳与深层分析。
文化结构理论是文化哲学的重要内容。文化哲学往往将文化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认为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方式的积累和沉淀，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子系统。经典作家马克思对此也进行过论述。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对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批判，认为“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在马克思眼里，“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马克思在这里阐述了人们生产过程的三个阶段及其递进关系，其实也等于间接地阐明了人类社会文化的基本构成，即物质文化（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等）、制度文化（社会关系）、精神文化（原理、观念等），其中，物质文化是基础，精神文化建立在物质文化基础之上，制度文化介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成为二者互动与衔接的中间力量。马克思不仅勾勒了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还对这些要素关系进行了深层阐述。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这告诉我们，物质文化是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基础。马克思还指出：“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3]“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4]这意味着制度文化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对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都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许苏民先生曾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结合文化发展实践，对文化基本构成要素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物质文化中渗透着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为物质文化所决定，同时又以一定的精神文化观念作为存在的前提，并在其中凝结着、沉淀着精神文化的因素，而又反转过来给以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精神文化归根到底为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所决定，但又受到制度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并且反作用于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5]108-109按照上述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的思维方法，结合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就可以具体归纳为：从物质文化而言，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科技成就形成的影响力；从制度文化而言，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强制力、约束力和向心力；从精神文化而言，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形成的感召力和亲和力。这些要素彼此并不孤立，而是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相互配合的辩证统一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了一个和谐运转、有机互动的整体结构，释放了强大力量，构筑了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基础。
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本构成要素虽然彼此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但在民族凝聚力系统中的地位和价值功能是不一样的。按照文化结构论的思维，物质文化居于文化系统的表层，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物质基础和创新动力，其时代性特征明显，变动性和灵活性最强，虽能体现民族发展的历史特征，但不能体现民族最本质、最深层的特征。因此，物质文化要素虽影响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但不是决定性的根本要素。就像在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下，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在中国遍地开花，现代化摩天大楼座座耸起，但这并未弱化中华文明影响力和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精神文化居于文化系统的最深层，稳定性最强，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因为精神文化“更好地揭示了人的本质特征，揭示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别；换言之，精神文化最深刻地体现了人的文化超越自然和本能的创造性和自由的本性。”[6]80与此同时，“精神文化不应是外在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独立的东西，而是内在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内在于人的所有活动的深层的机理性东西，而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都是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现或物化形式。”[6]80所以，精神文化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构成的深层要素，是决定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历史上，当中华民族遭遇外敌入侵时，首先必然是“国家统一、自强不息”等民族精神唤醒国人守护民族家园。
制度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中层结构，兼具民族性与时代性特征于一体，能有效衔接、调节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互动发展，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生存发展的政治条件和社会基础。没有制度文化调节和保障，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就失去了“护航”，很容易在现代化、全球化大潮中遭遇损伤，进而弱化民族凝聚力。因此，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要实现持续发展，就必须充分尊重各个基本要素的地位和作用，保持彼此协调发展，切忌相互脱节。改革开放以来，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到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从集体领导到依法治国，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在提升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中国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的高度自觉。
二、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内在逻辑
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升华，既是本民族文化内在精神的自觉发展，也是中华文化与其他外来文化重在相互激荡、相互碰撞、相互交流中的自我提升。这是一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整合的复杂过程。
首先，民族文化内在精神的自觉更新。一般说来，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理性的民族进入到一个新的文化时代，当自身固有的文化模式无法适应生存需求和新的时展时，它们内部能自我衍生和形成新的文化要素，并对现有文化模式形成强烈的批判，从而具备文化内在精神自觉更新的能力。如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对人性的呼唤及其对传统的世俗文化与神教文化形成的冲击就是很好的体现。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理性民族，中华文化更是一种理性色彩比较浓重的文化。当中华民族本土文化处于自我发展的和平环境，未遭遇外来异质文化入侵时，其自身具有内在的自我批判、自我质疑、自我更新精神，能根据社会的发展批判自身不足，并将一些新的文化因子自觉融入自身体系，通过新的整合与提升，超越自在的固有文化，形成新的符合时展需要的文化因子，实现整个民族文化的创新，从而推动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从原始的、以地缘关系为中心的自然情感文化观到强调德性、集体、和谐、人本的传统文化模式，从诸子百家学说纷争到“独尊儒术”及四大发明的相继产生，等等，都体现了中华文化内在精神的自觉更新能力。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就是其内部构成的文化因素自觉更新的结果。
其次，多元文化潜移的相互整合。文化结构论认为，“所谓文化整合，就是把不同的文化要素按照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需要重新建构成一个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的文化整体。”[5]174在文化发展与交流的过程中，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往往是文化整合的过程。这种整合既有横向的整合，又有纵向的整合。横向整合侧重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纵向整合侧重于民族内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话。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是在全球化、现代化大潮背景下，所以其内部文化要素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横向整合上，即在维护民族凝聚力的前提下，以民族成员共同的心灵祈向和精神家园为基础，推动本土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与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相互对接、相互融合，提升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内涵和世界影响力，从而提升当代中华民族的聚合力和凝聚张力。
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自我发展主要通过以上两种内在逻辑机制实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引导下，坚持文化的内部创新，使得我国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也要意识到，当今世界又是一个文化离析与文化整合相互并存的局面。世界各民族在坚持本土不可替代的固有文化传统与模式走向世界并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往往都会遭遇一些困境或经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包括文化本土创新能力及经验的缺乏、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中的“阵痛”、面对外来文化强烈冲击时的“不知所措”等，致使民族凝聚力也在曲折中实现更新和发展。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也曾遭遇过困境。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缺乏，我们向苏联学习，使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自我发展或多或少打上了苏联的烙印，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巩固了新生的政权，但之后一段时间却又不幸受到了左倾思想的干扰，“十年”更是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扰乱了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造成了人民精神意识的混乱，严重阻碍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自我发展。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终于在一个更为理性、宽和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迎来了历史性的新契机。随着对中国现代化历程屡遭挫折之经验教训的反省，随着改革开放后对左倾文化观念的清除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方针的全面贯彻，特别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深入探讨，国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给予了更多关注。在国际上，‘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时代正在过去，民族文化多元开展的历史合理性得到了更有力的肯定；工业东亚一定程度上具有东方特色的现代化模式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加强了国人确立具有民族特色之现代文化的紧迫感。”[7]在这种背景下，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坚持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自我创新与发展，并积极与世界潮流接轨，吸收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要素，使之与本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相互融合与整合，共同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厦，实现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极大增强。
三、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内在特征
实践已证明，在文化创新与文化整合中，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实现了自我发展，这种自我发展立足于中华民族实际，紧跟时展，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
首先，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这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基本特征。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作为文化系统三要素，呈现由表层进入中层，再到深层的结构关系，既体现了民族性底蕴，又凸显了时代特色。但由于三要素在文化整体发展中的地位和功能不同，使得民族性与时代性在三要素身上的比重有所差异。一般而言，物质文化变化最快，时代性最强，精神文化由于历史沉淀时间较长，变化较慢，稳定性较强，民族性更加突出。制度文化沉淀着精神文化因素，又保障和支撑着物质文化发展，因而民族性与时代性都很突出。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取得快速发展的宝贵经验和鲜明特征。从“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到“倡导平等、竞争、开放、法制”的市场经济发展，体现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物质文化要素的发展紧跟时代潮流。从“双百方针”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再到“文化自觉和自信基础上的文化强国建设”，体现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精神文化要素发展注重民族底蕴和时代气息的结合。从反对个人崇拜，坚持民主和法治原则到“依法治国”，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体现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制度文化要素发展的与时俱进。正因为三大要素始终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才使得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表层、中层和深层结构在时展中不断优化。
其次，理性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的统一。这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核心特征。从人类文化发展史来看，文化发展的过程是复杂的，但总体而言，主要是围绕“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来展开的。常言道“不破不立”，文化批判侧重于“破”，倡导文化内在精神的反省，正确认识自身的不足。文化重建侧重于“立”，倡导创新与发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合适张力，在本土与世界之间保持自我本性。一个缺乏文化批判与重建精神及动力的民族，是一个精神困顿和缺乏活力的民族，必将被现代化所抛弃。理性的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表面上是文化的现代化，但实质上反映了人的现代化，其宗旨就是要破除旧的文化发展模式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束缚，形成一种以理性、宽容、开放、自由、人本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发展状态，让人在一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文化氛围之中实现幸福生存与发展。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的文化要素发展凸显了这种理性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的辩证统一。无论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物质文化确立，还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制度文化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的精神文化的形成，都是基于现代化角度对传统文化发展的反思、批判和重建，都是为了给现代人发展创造一个更加自由、公正、人本的新环境。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才能获得巨大的价值认同，从而能聚合成一种强大力量。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自我发展所体现的理性文化批判和文化重建精神，并不是传统社会或一般意义上的激进式变革，也不是仅限于精英群体的文化启蒙和改革，而是在润物细无声处，植根于民众生活，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文化根基、利益表达与实现等入手，使民众日常生活的质量逐渐提升，并不断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这种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过程必然能从根本上赢得民众认同和支持，进而能真正凝心聚力和聚合民气。反观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文化革新，如以制度文化变革为核心的“”，虽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封建制度文化根基，带来了文化新气象，但这场文化变革仅局限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圈子，并未植根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沃土，也没有提升全体国民的文化自觉、文化改造意识。因此这种文化批判和文化重建的探索注定昙花一现，无法完成民族危机背景下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制度文化要素更新与发展的重任。与此相比，当代中国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发展是深层触及民众生存与生活方式、真正坚持“以广大民众为本”的理性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过程。这不仅带动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创新性发展，还极大地提升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与源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1-14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2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9-220.
[5]许苏民.文化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文化的基本精神篇6
【英文摘要】Fromthevie
以往许多研究仅仅从精神文明的角度思考精神文化，将其局限于单纯社会道德建设的视野之中，排除了对精神文化的本体论研究。从教育实践看，学校文化始终走不出“物质文化”建设的思路，基本上是一种文化环境的布置或文化活动的设计，这就是为什么学校文化丰富了，却不能把幸福和快乐带给学生的根本原因。文化观的价值转向，使学校文化理论能够建立在生命哲学的基础之上，让文化真正回到学生自己的精神生活之中。
一、精神文化的哲学本质
(一)精神文化的解释范式
关于精神文化，有两种基本的解释范式。一种是道德哲学的解释范式。近代哲学将文化的概念推向精神的高度，并提出精神文化这一概念，是出于人类对物质文化和技术文明的反思，试图从物质文明的陷阱中得到解救，表现了人类重新探寻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危机意识。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的著名论断告诉人们，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尖锐对立，已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重要危机。科斯洛夫斯基则直接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这对范畴，再次表达了斯诺关于两种文化对抗的担忧，从而使精神文化获得一种特殊的时代意义和历史内涵。从这个意义上看，精神文化被看作与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价值，它强调人类文化生活的伦理和道德内涵，表现了人类对精神世界和伦理生活的重新发现。文化哲学和社会哲学对精神文化的解释大多站在这一立场之上。另一种是生命哲学的解释范式。第一次从人或生命的角度讨论“精神文化”，始于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家。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斯普兰格的文化陶冶论、博尔诺夫的精神漫游说等等，为文化的精神概念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文化一词经历了古代希腊人的“教养文化”、泰勒的“总体文化”，以及新康德主义的“价值文化”等等。然而，文化的含义尽管不断得到拓展，但始终没有能真正与人的生命过程和精神生活走到一起。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家们，最早将文化与人的生命意识结合起来，使文化作为一种教育资源所具有的内在性质得到揭示。斯普兰格曾解释了之所以要以生命为起点理解文化的本质，是因为文化对人精神生命不可或缺的意义。他认为，学校文化的价值在于“唤醒生命”，而不在于传递知识。教育应当“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教育之根和文化之根的寻求，只能通过人的灵魂的唤醒才能实现。”(注：邹进.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派[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73、99.)文化只有与精神相结合，即只有用“精神文化”这一概念才能真正表达文化的生命本质。生命哲学的解释范式，并不拒绝精神文化所具有的伦理价值，但它更关注学校文化与人的生命意志之间的对话，将精神文化视为人的一种内在生活形式。
(二)生命意识：内在生活形式的根本特征
文化的概念几乎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的概念与人性的概念一样广阔，文化的多元定义即是文化研究的开放性(注：周勇.论教育文化研究——教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J].教育发展研究，2000，(7).)。文化概念的不断精神化，始于哲学家们不断用人性的视野看待文化问题，从而逐渐推论出文化的生命本质。在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中，无论是文化还是历史，都只不过是生命的不同表现形态，生命是理解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源。叔本华提出著名的生命认识论，把认识活动定义为生命体验，而不是“逻辑统一性”，他说，“世界当然不是指理论上可以认识到的世界，而是在生命的进程中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注：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8-29、28.)柏格森和施本格勒则将这种生命认识论运用于文化的解释之中，新儒家的方东美则直接提出“生命本体”的文化观。在他们的文化视野中，任何文化只是生命的符号形式，是不同生命形式的文化表达，抓住了生命，才抓住了文化的本质。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认为，“文化的本质理所当然就是对人类生命和精神的开发。”(注：池田大作.人生寄语[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103.)视精神文化为人的内在生活的形式，这就是站在生命立场上的文化信仰。
从某种意义上看，精神文化的确是一种平衡物质文化或技术文化的手段，具有丰富的伦理意义和道德内涵，但是，如果把精神文化看作是纯粹限制物质文明的工具，尤其是将其视为实现社会目的的手段，单纯从政治目的或伦理意义上理解精神文化建设，则可能使我们陷于误区之中。在学校文化建设中，为什么许多教师常常只关心外在的文化形式，而不关心学生的内在文化体验，究其原因就在于未能确立生命本体的文化观。这种背离生命的学校文化，必然只能走向学生精神发展、个性发展和素质发展的反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处于分裂之中的学校文化，比如，物质文化建设是审美性的，而制度文化则仍是传统的规范建设。这样的学校文化建设，不仅不能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而且也不能带给他们真正的精神幸福，反而可能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压抑和困惑。因为，离开了学生内在的生命需要，再丰富的文化生活，都不可能成为促进学生精神发展的力量。
从生命哲学的视野看，只有精神活动才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最高形式，因而也只有精神文化才真正表现出文化的生命特征。如果没有人类的精神活动，人类文化的生命特性不仅不可能得到表现，而且也将变得毫无意义。正因为如此，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家们才用生命概念重新构建教育的文化哲学。斯普兰格曾经说过，只有生命才需要用文化去陶冶和唤醒。在这里，文化一词已经不是单纯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更不是指物质文化，而是指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文化。因为他用“生命唤醒”来表达文化陶冶的实质，可见文化绝不是单纯指外在的文化形式，而是指一种内在性的精神文化。雅斯贝斯在讨论文化陶冶时，认为文化陶冶是“心灵净化”，是使“心灵深处无限开放”。如果离开人的生命意识，任何文化的思考都没有真正的教育价值，因为学校文化在本质上是学生进行生命交流的过程，而不是孤立存在的运动过程。
二、精神文化的理论架构
(一)精神文化的生命基础
最能表达生命存在的直接方式是人的体验性，因而体验为精神文化建设确立起内在的生命基础。狄尔泰最早开始在哲学视野下关照教育的生命主题，让体验在理论上获得教育的名义和身份。狄尔泰提出生命本体问题，将“体验—表达—理解”三种生命过程，视为替代传统教育的新范式，在此，体验被看作是教育的本体论起点。在狄尔泰思想中，哲学对体验的关注，是哲学关注生命的开始，正是体验这一概念，才真正改变了传统认识论远离生命的谬误。他的继承者伽达默尔则进一步细化了体验的生命特征，认为体验使人的求知过程更加靠近人的生命本身。在他看来，体验的最大生命特征是直接性，这预示着个体认识的不可替代性，“所有被经历的东西都属于这个自我的统一体，因而包含了一种不可调换、不可替代的与这个生命整体的关联。”(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87.)叔本华则把生命视为时间性的，因而生命只有在具体的体验中才有意义，生命是通过每一个体的体验而被证明存在。(注：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8-29、28.)伽达默尔还进一步确证，体验在本质上不同于“经验”，经验中更多显示的是知识的规定性，以及权威和传统的制约性，而体验则力求排除这些外在的干预，更强调个人化的精神感受。人的精神活动及其感受力是生命的根本力量，体验作为生命的直接形态，由精神文化的生命本质所规定，只要精神文化以生命发展为本质，体验就必然是教育的直接出发点，因而只有从生命体验出发的教育，才能真正反映精神文化以生命为本体的教育性质。
作为生命的基础，体验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先性。但体验不是无所不能的，体验不能否定和代替其他生命过程。体验需要教育的规约和引导，在这种引导中为体验重新安置价值本质。在生命意识已经普遍深入人心的今天，强调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有些研究者对体验的教育价值给予过高的期望，不仅将体验视为基础性的，更视为惟一性的，把体验等同于生命本身。在他们看来，体验是完全自由的，顺从体验的指引就是尊重生命的教育。狄尔泰将体验视为教育的基础，但从没有止步于此，在他的本体论转向中，通过“表达”和“理解”进一步展开体验的生命意义，通过与学生的精神交流，完成教育的引导和规约作用。狄尔泰对体验的讨论为我们理解体验的教育意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启示。我们常常过分关心学生的自然体验，而拒绝了学生的精神体验。精神体验不同于对自然对象的直观，而是对美和善的体验，是对生活意义的体验。精神体验必然包含着体验者的道德思考，以及与另一生命主体的对话和交流，即便是自然体验，也同样包含着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以及道德和良知的选择。因此，在精神文化建设中，不仅需要对体验持更多的同情，而且需要对体验进行价值引导。学校不仅应当提供丰富的文化生活，也同样应当提高教育者的引导能力，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体验的教育意义。
(二)精神文化的本体形式
1.教育的生活世界。回归生活是现代哲学走向生命世界的基本思路，在一些学者的眼中，生活世界已经被理解为是一个研究框构(注：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84、190-191.)，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通常成为批判传统教育的一般起点。然而，我们对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本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许多研究者的观念中，生活世界被诗化了。事实上，哲学中的概念仅仅提供了我们思考教育问题的一个理论起点，只有与教育活动结合之后，才能使之成为一种真正有意义的教育话语。
教育中的生活世界，虽然也有哲学概念的含义，但就教育而言，生活世界最重要的含义是尊重学生作为教育生活中精神主体的地位。正因为传统教育损害了这种主体地位，所以教育才失去生活世界的本质。回到生活世界之中，就是要让学生的精神活动和生命体验成为学校文化生活的中心。回归生活世界不是在形式上由课程学习转入日常生活，放弃了课堂和知识并不等于就是回到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本质，并不在于是课程学习，还是日常生活，而在于学生的主体精神，换句话说，也就是所谓内在的生活形式，而不是外在的生活形式。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其实质是生命的殖民化(注：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84、190-191.)。要回到生活世界中，就是要回到生命世界中，使人重新成为生活的主体。因此，所谓课堂生活或日常生活并不是生活世界的本质区别，只要学生能够作为精神主体出现在教育生活中，那么，无论是课堂生活，还是知识学习，都可以看作是日常生活，是真正的生活世界。相反，如果学生不能作为主体支配自己的教育生活，那么，即便是所谓日常生活，也失去生活世界的本质，也只能是被统治、被压迫的生活，没有生命价值的生活。
传统的文化理论，并未彻底排除生活世界的意义，恰恰相反，还非常注重学校的文化生活。然而，传统的文化观，只注重文化形式的设计，丰富的文化形式掩盖了学生的生命之声。强调学校的文化生活，不是传统文化理论的错误，关键是它只看到文化生活的外在形式，而忽视了学生作为生活主体的生命感受。丰富的文化生活，只是为了实现教育者的目的，教师往往为了“文化”而“文化”，创造了丰富的文化生活，却把学生当作文化或生活的木偶。这种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私”的文化，文化不是学生的文化，生活不是学生的生活，文化是教师的工具，生活是教师的游戏。精神文化不是要否定学生丰富的文化生活，而是要填平教育生活中的空场——生命体验。
2.学生的心灵生活。心灵是精神活动的场所，心灵的本质就是精神，没有心灵精神就失去了居所和意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观，心灵的培育要比任何文化形式的设计都更重要。心灵的概念意味着精神生活的独立性，以及精神生活所具有的不可侵犯的自由本质。德国哲学家奥伊肯认为精神生活具有特殊的生命意义，精神生活是独立于物质生活的生活世界。在他看来，精神生活不是生活世界的“一个方面”，精神生活“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独立的“现实世界”。(注：鲁道夫·奥伊肯.新人生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260-267、9、9、72.)心灵不可以被规范，也不可以被限定，心灵是一个自由生长的主体。心灵正是以自己无限的可能性而获得生存的意义。从心灵的视野看待学校文化，文化就会显现出新的意义。比如，在传统文化的观念中，像“班级日记”这样的文化形式，往往不为教师们所重视，他们更看重的是能够展示班级名誉和个人声望的各种竞赛活动，诸如数学、物理竞赛等。但在精神文化的概念中，像班级日记这种文化形式可能比各种形式的竞赛活动更重要，更具有文化的精神价值。关心学生的“内心世界”，让学生的心灵活动得到教育的真诚关切，在精神文化建设中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
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曾专门论述教育的“心灵化”问题，他把心灵化作为教育的基本取向，教育就在于向心灵的靠近，越是能够接近学生心灵的教育越是完美的教育。只有心灵的教育，才能达到精神的高度。心灵具有内在性，心灵只有靠体验和理解才能把握，没有真切的体验，没有同情和理解，心灵是不可接近的。教育只有把通向心灵之路引入学校的教育生活，才能最后达成生命教育的精神境界。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同样十分重视学生精神世界的建设，他在《学生的精神世界》、《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等著作中，系统论述了学生精神世界的培育问题。他写到，“教育——这首先是教师跟孩子在精神上的经常接触”(注：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3、28.)，“人的精神生活，即内心世界是否丰富，取决于他同周围世界的实际关系是否丰富多样，取决于他同自然界和其他人的相互作用的内容与性质。”(注：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3、28.)在他看来，精神世界就是学生的心灵世界，主张用丰富的生活内容与学生的心灵世界沟通，并把心灵世界的建设看作学校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精神文化建设与物质文化建设具有不同的起点，精神文化建设从学生的心灵活动开始，重心是学生的文化体验和精神感受，以及在这种体验和感受中学生获得的快乐和意义。
三、精神文化的建设路径
(一)文化陶冶理论
文化教育学派的陶冶理论改变着学校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为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向。文化教育学派，不仅第一次提出“精神文化”这一概念并赋予其独特的哲学内涵，而且还第一次提出了“文化陶冶”的教育观，为学校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了哲学基础。雅斯贝尔斯站在文化陶冶观的立场上，重新讨论了教育的本质问题。在他看来，陶冶的性质是“全面地展开精神运动”，就是“全面地造就人，铸造人的本质”，他写到，“人的文化的一个要素就是作为他历史性知识方式的陶冶，陶冶作为某一时代世界和宗教的历史现实性之语言是充满生命力，同时陶冶又是交流、唤醒和自我实现的中介。”(注：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三联书店，1991.103.)他认为文化陶冶是教育的本质，而不是像传统理论那样，将“文化传递”定义为教育的本质。无论是知识作为一种文化，还是生活作为一种文化，其教育的功能都只在于陶冶。学校的一切，都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因为学校的惟一功能是对学生的精神陶冶，这就是文化教育学派的教育本质论。
文化陶冶论不仅用生命哲学对文化进行重新定义，而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教育本质论。文化教育学派以生命哲学作为自己的坚实基础，以“生命不可规范”这一根本原理作为建立文化陶冶论的基本依据，将这一论点贯穿于以文化陶冶为中心的教育观中，并站在这一论点上，批判传统教育的科学主义教育立场。在他们看来，由于生命的不可规范及不可预设性，因而只有文化陶冶才适用于人的生长过程。因为有了新的哲学基础，文化教育学派得以用新的视野重新考察学校文化理论，从而在本质上使教育从决定论的目的观中得以真正的解放。陶冶论远离了确定性，打开了通向生命发展的可能性和开放性的世界。陶冶论的代表德国教育家李特深情地说：陶冶“犹如人们从无底的存在深渊之不可言状的迷惑中挣脱出来，而达到广阔的平原上，心胸顿时开朗，感到宇宙万物、天地人生都在我的胸中，和我的心灵产生共鸣，形成一种水融、天人合一的关系。”(注：邹进.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派[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73、99.)在这里，陶冶实现了孔子诗教的理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注：论语·阳货.)任何外在的文化和生活，都变成学生心灵自由的力量与源泉。
陶冶论最根本的意义在于，改变了学校文化建设的根本范式，从人的生命世界和精神生活出发，把陶冶看作精神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在这一视野下，学校文化生活的外在形式和丰富内容，只是精神文化建设的一种重要资源，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只有通过学生自己的生命体验，才能使这些资源成为精神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理论虽然发现了文化的教育价值，但却因为排斥文化主体的作用，因而不能真正影响学生的精神生活。尽管学校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始终只限于“业余生活”之中。在陶冶论的立场上，学校文化生活决不仅仅是一种业余生活，只要能真正尊重学生作为生命主体的价值，都可以理解为精神文化的活动范畴。如果课堂能够给予学生真正的生命体验，就应当视为一种真正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精神生活哲学
生命哲学的另一重要代表奥伊肯提出“精神生活哲学”的概念，独树一帜地为生命哲学创立了理解生命本质的一种哲学解释观，在他看来，生命的本质不是人的感性本质，而是人的精神生活，是超越于感性直观的精神。精神这一概念，不仅解释了生活的本质，而且也解释了陶冶理论的本质。学校精神文化建设，表现于日常生活之中，但不是日常生活本身，它的根本特征是精神生活的陶冶。文化陶冶需要生命体验，但也不是生命体验本身，而是生命体验中的精神内涵，只有在精神生活中才能真正揭示学校文化陶冶的价值本质。
人的生活意义全部在于人的精神的高贵性，是精神给予生命以崇高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给予关系是不能被颠倒的。“精神产生于一个更高的源泉而不是与感官世界共生，当唯物主义者想要合乎逻辑地表述他的观点时也必须接受这一更高的境界……感官的直接性不断地越来越多地把它的优势让给精神的直接性；外部生活被按内部生活的观点来经历、来看待，而不是相反。”(注：鲁道夫·奥伊肯.新人生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260-267、9、9、72.)学校文化必须回到精神生活中来，生命体验必须在人的精神家园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则，单纯的生命直观可能会使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今天的教育无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明显出现差错，把传统教育所引起的教育问题，错误地归咎于教育对精神化的偏爱和重视，因此，以放弃教育的精神世界来寻求学校教育的变革，这是非常危险的。
(三)制度文化理性
把精神文化建设与整个学校制度建设结合起来，从整个制度文化上建立起生命本体的价值观，并真正确立起制度优先的教育原则，这是制度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分析道德本性时，将道德的基础立于社会而不是个人，他还批评了人们对卢梭自然主义的误解，认为卢梭自然主义的本质不是“个体本质”而是“社会本质”。在他看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远优先于《爱弥尔》的自然个性，(注：爱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420.)他首先是期望通过改善社会，然后才期望从这种改善中得到爱弥尔的自然天性。
文化的基本精神篇7
近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华大地经历着深度和广度均属空前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转变是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和动力的，然而它又绝非限于经济领域，“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市场经济的改革必然并且已经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嫂变，即正在形成一种“市场文化”，也有人称之为“市场观念”或“市场精神”。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进行的。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或者说，如何建设能够引导市场经济，升华“市场文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一、市场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途设结合的基础是中国的现实国情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形式。在市场经济下，一切经济资源都是商品，在独立自主的商品所有者之间通过货币媒介进行等价交换，市场主体以获利为目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价格为杠杆，以竟争为动力，组织商品生产和流通。统观历史和现实，市场经济比起自然经济和传统的计划经济来，不仅能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效率提高和生产力发展，而且形成了一系列市场观念，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然而市场经济又是一种矛盾体，具有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它把人从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促进了独立的个人形成，然而只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市场文化对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文化形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对于未来的“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文化形态而言，又有“物的依赖性”这一根本弊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本身不带有社会制度的性质。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完全不必改变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去补资本主义的课，然而却不能不补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的课。只有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大力提高经济市场化程度，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但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和主要任务。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文化的否定，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商品、货币和市场，人已经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新人。现实的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其初始条件与马恩的设想全然不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也是全然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氛围。首先，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母腹中脱胎而来的，生产力极为落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极不发达。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必需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运行机制，是生产力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与此相应，精神文明建设不但不能否定市场文化而且要肯定和发挥其积极作用，以推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生产力的发展。其次，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从“不够格”变为“够格”。因此，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为导向，大力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抵制和清除市场文化的负面效应，使市场文化不断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升华。再次，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建国以后，我们实行了近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所形成的观念也往往成为人的现代化的障碍。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着清除封建文化和计划经济的某些传统观念的任务。最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没有先例可循，必须借鉴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必然乘虚而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吸取市场文化的积极方面时，面临着如何将其与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加以区分并剔除的任务。
二、精神文明建设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但不仅仅是适应
精神文明建设之所以能够而且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因为这种经济运行形式及其引发的思想观念的变革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共同的现实基础，市场观念、市场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互相贯通、互相促进的精神内涵。首先，它们有着共同的历史根据—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将众多自主、独立、分散的市场主体，通过市场交换连为一体。市场主体在个人逐利的活动中要以为他人提供等价商品和服务为前提，以利他为手段;市场主体在竞争中，期望得到他人的合作与支持，要求有一个公正、有序的市场环境。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意识，市场精神就内在地包含着社会性原则、利他原则和合作原则。这些原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被遮蔽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恰恰在于拯救这些原则并加以发扬光大。现实社会主义不但不否认市场经济，相反把市场经济作为组织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经济、体现自身本质的必要的有效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精神文明，当然也内涵着市场文化因素。其次，它们有着统一的现实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践证明，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通过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文化是市场经济意识，是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先导。正如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肯定，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使社会主义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离开这个基础，就谈不上发展社会生产力，更不要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而要巩固这个基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由它的思想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指导、保证和动力。所以，市场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是现实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两者缺一不可。再次，它们有相通的发展目标—人类解放。人类实践的目标是不断求得自身解放、获得自由，包括从自然束缚、社会压迫、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是漫长的历史过程。市场经济及市场文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是人类解放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市场经济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市场文明是对“人的依赖关系”的解放。尽管解放并不彻底，其自发结果会导致对人的另一种奴役—物的奴役和资本的压迫，但却是人类彻底解放的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及其精神文明就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一切形式的奴役和压迫，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它当然要否定物对人的支配和人的两极分化，但决不是摒弃市场经济及其文化，回到“人的依赖关系”中去。它要肯定和发扬自主独立的人格和平等自由精神，从此出发逐步实现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本质上从属于共产主义文化形态。现实社会主义既要以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使人从自然束缚下解放出来，造就个人的独立人格，又要克服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自由全面发展”。因此，除了看到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互相适应的一面，还要看到并克服市场经济自然趋势中包含的负面作用。就价值本位而言，市场经济的自然趋势包含着以个人为本位的利己主义价值取向，即市场主体必然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和强烈的自利动机，否则人们之间就不会产生商品等价交换和各种市场行为，市场经济也无从谈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需要独立自主的为自身利益而奋斗的市场主体。但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的市场主体，自身利益的追求离不开他人，也要为了他人。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应以人民为价值本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集体主义为原则，提倡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统一的行为准则。从价值标准来看.市场经济的自然趋势是以物(商品货币)为价值标准，崇尚物质功利主义，忽视价值理性和人文文化，造成人的畸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也要追求功利，功利大小也要以商品货币来衡量，但是社会主义追求功利、发展经济，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功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物为了人，人支配物;社会主义把物质满足和精神充实看成是人类发展同等重要的条件，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决不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追求物质富裕和享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在追求个人利益时，更强调整体利益，提倡个人服从集体，在追求眼前利益时，更强调长远利益，以求可持续发展。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市场竞争及其竟争、效率、创新观念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引导和法制的约束，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对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否认竟争，而鼓励公正、合法、有序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决不能导致两极分化、人情淡漠、社会分裂，而要通过竞争达到平等合作、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人的观念市场化，也必然导致人的观念市场化。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既有切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有利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一面，又隐含着背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自发趋势。这就要求我们对观念市场化的自然趋势加以辨析、约束和引导，一方面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市场观念、市场精神，使之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优势，运用法制和道义的力量限制和化解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使市场观念、市场精神在全新历史条件下得到超越和升华，从而创造一种新型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精神文明。
文化的基本精神篇8
一、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丰厚滋养
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强大的精神动力持续不断的激发和推动，必须要有好的文化成果不断滋养。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灿烂辉煌的历史，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而博大。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绵延发展至今的“根”和“魂”。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素养。正确理解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梳理领会其中的文化精髓，为更好地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做好精神文化上的准备。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离不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的思想来源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家园和绵延不断的精神血脉，也是我们发展和巩固文化自信的最根本依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注入了最为厚重深远的文化内涵。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中必须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那些与当今时代特征高度融合的因素。在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思考时，最为首要的就是界定清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什么，有着什么样的本质特征。在学术界，有观点认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优秀民族文化相比较有着突出的独特性，它以物质为载体，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和观念等精神性要素为内核。个人认为，优秀传统文化指的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和历史选择而逐渐形成的被绝大多数民族成员自觉内化于心并且外化于行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的形成，对于民族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的形成，对于巩固民族团结，对于弘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明都有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其自身的强大发展能力是极其突出的。今天，我们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去解读文化自信，可以对其内涵理解得更加深刻，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更加坚定。
2、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片沃土滋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人文情怀和当今中国时展的进步要求，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厚重的历史沉淀。正如所强调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不断适应社会历史环境，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又具有文化发展本身的特殊规律。这就决定了，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来说，继承好、研究好永远是更为优先的工作。这才是中华传统文化保持核心特质的最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之后，基于自身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客观现状，提出来一系列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其中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要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创新”既是中国传统文化面对过往的尊重与传承，又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探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即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在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发展要求的前提下，自觉的对民族传统文化加以扬弃。
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不可替代的强大支撑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需要在踏实有规划的构建中才能完成，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多方合力才能有所作为。在这其中，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所发挥的作用是其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民族優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对民族伟大复兴和人民幸福生活的天然诉求，它所具有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的文化特点只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才能具有时代精神。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应该坚守的价值方向恰恰就是我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文化。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离不开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坚守。
构建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过程是复杂的，时间跨度也比较长。在这样漫长的征程中，只有坚持民族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价值方向才能保证始终不背离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文化的发展深受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同时文化又以更加深刻的方式记录和影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为我们构建社会化主义文化自信奠定了深厚而坚实的价值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家园，才能更易于人民群众理解、认同。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五千多年的历史沉淀和选择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精神和外在体现，其中真正蕴含中华文化基因的是文化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过程中，“仁礼和义信”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当中蕴含的哲学精神是我们民族看自己、看世界、看宇宙的基本价值立场和价值观点。只有在坚守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前提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构建才能坚持正确方向。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离不开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
文化的基本精神篇9
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是指高校针对大学生思想、心理和行为上的特点，通过创新国防教育现有平台，充分利用国防教育的方法和手段，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大学生中开展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养新的时代精神，使大学生具有积极、健康、昂扬向上精神状态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总称。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是青少年民族精神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教育实践活动，可以进一步拓宽民族精神培养的渠道，并有效增强民族精神培养的实效性。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具有民族性、传承性、时代性和开放性等四个特征。这是民族精神的基本特性和内在品格决定的，也是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得以存在、丰富和发展的基础。
其一，本质的民族性。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华民族精神在数千年的繁衍、传承和发展中已经深深打上中华烙印，而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具有鲜活的民族生活内容，其实质就是对大学生进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革命传统和时代精神品质的教育和培养。这种培养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我们本民族独特的民族表现形式、民族气派和民族审美风格。它反映了青年大学生对本民族主体文化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体现了本民族的独特精神风貌和性格品质。
其二，过程的传承性。民族精神是历史概念，是一种不断变化发展的文化传统，伴随着民族自身的延续发展而逐渐形成和丰富发展。因此，任何民族精神都不能凭空产生，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也不例外。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必须遵循民族精神发展的内在规律，在传承原有的国防教育经验和民族精神基础上，结合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的需要进行塑造和发展。这种塑造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传承的过程，使得民族精神在代与代之间、不同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从而构成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品质。
其三，内容的时代性。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也是与时俱进的，它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随着时代变化、随着民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能够在不同的时代始终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民族事业进步的作用。其四，体系的开放性。纵观世界民族发展史，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历史智慧、理性思维及进取精神，是不可能取得长足发展的。一种优秀的民族精神也必须在吸收、借鉴其他民族先进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因此，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要做到可持续发展，且取得实效，就也必须首先是一个开放的思维体系，在实践中善于学习和综合其他培养模式的优长，要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
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的现实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一门纯理论学科，而是研究如何‘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型学科。”因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内的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必须具备并能有效发挥其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培育人才方面的基本和重要功能，这一点十分重要。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可见，支撑功能是民族精神的首要功能，也应该是国防教育中民族精神培养的首要功能。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利用经济、军事、科技以及传媒手段上的优势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以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消解别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因此，我们在国防教育中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首先要以强烈的民族精神，尤其是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支撑，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坚持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长，并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才能有效抵制西方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才能支撑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文化的基本精神篇10
关键词：宗教精神、终极诉求、人间关怀
一、宗教作为文学表现的重要维度
卡西尔说：“在人类文化的所有现象中，神话和宗教是最难兼容于纯粹的逻辑分析了”（1），意即是自明而不可追问的。但宗教难容于“逻辑分析”，却与感性形象的文学艺术天然结下了不解之缘。
纵观中外文学史，宗教文学的深厚传统就足以表明宗教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如中外文学史上都产生了《西游记》和《天路历程》这样的经典；而关涉宗教题材的文学，则更是不计其数，中外都有如《红楼梦》、《神曲》这样的名著；而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世纪初的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如苏曼殊、许地山、废名这样作为宗教人士或宗教研究家的文学家。世纪末的当代文学史则从汪曾祺的《受戒》、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宗教意识的复兴，到中期扎西达娃的《：隐秘的岁月》、《系在皮绳扣上的灵魂》、《骚动的香巴拉》的文化反思，再到九十年代北村《施洗的河》，张承志的《心灵史》精神皈依等，都无不表明：是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精神维度。因此，在文学的范围内来论述宗教精神，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二、宗教精神概论
宗教精神，若以其作为文化精神的一般性论，大体脱离不了两个基本维度：一是超验意义的终极诉求；二是经验意义的人间关怀。而就各种具体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或者存有争议性的儒、道教等之间，其精神必迥然不同。譬如基督教文化精神就被公认为是受罪与救赎，并形成了西方的罪感文化特点。中国的儒道文化以及本土化了的禅宗追求以人为本位，注重现世的生命享受，是一种重生主义，表现为乐感文化特征。至于印度的佛教，其文化特征非罪、非乐，而是苦，是苦感文化（笔者如此认为，未见其他论述），因此，佛教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涵则是苦难与解脱，有别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精神的罪感文化特征而形成另一种文化格局。而总体上，普遍认为：东方文化最大特点是“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则“天人对立”。笔者以为：无论“天人合一”还是“天人对立”，根本表述的不过是人与神的关系，也就是人神是合一还是对立的问题。很显然，东方儒佛道都说成圣成仙成佛，人神可以转换，是合一的；而西方的上帝则永远?居人之上，作为人的主宰而存在，人神之间无疑是分裂对立的。由此，而构成东西文化的对立格局。
论宗教精神，若再以精神体验、价值、审美性及时代性而言，宗教精神以宗教性体验为基础，以对神的终极皈依为价值核心。其主体可以是作者也可能超越作者，按照“形象可能大于思想”原则，文本整体性形象所表达的宗教精神内涵，往往超越了作者的思想。并且，以宗教体验为基础的宗教精神状态往往蕴涵了审美性因素，又由于文学作为审美性的生活反映，与外在的历史社会密切关联，因此，宗教精神与其历史时代的文化精神也会息息相关。
如此泛泛而谈，当然不足以准确或者深刻剖析宗教精神的一般性。抛砖引玉，不过是为了界定一个审视的大致视角，而就文学与宗教的内在关联言，则是因为文学艺术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作为诗化的体验方式和寻找个体精神自由的方式、途径，与哲学与宗教根本上是相通的。文学对抗哲学，文学也走向哲学，而终极之途则是宗教。当然，这并非说，宗教高于文学与哲学，而是因为一方面文学与哲学的相通主要在于思想文化维度，文学与宗教的相通的则不但是文化维度，并且也在审美的维度；另一方面，宗教本身即是哲学的渊源之一。于是，在寻求精神解脱的终极意义上，叔本华、王国维等认定：解脱之道根本尚在宗教，“而美术不过是求得暂时之平和。”(8)
然而，宗教是否就能够成为精神解脱的终极归宿，或者竟是精神的永久囚笼，却是值得深思。
三、宗教精神：人性与神性、理性与信仰的悖论
无论作为精神的终极归宿，抑或精神的永久囚笼，无疑都是相对于人性而言。因为神性无法离开人性，谈论神性自然必须以人性为参照。而一定意义上，“文学即人学”，文学研究即是人性的研究。人性内涵极为丰富，大体是自然性和社会性，而自然性和社会性两极则向兽性和神性延伸。
因此就人神关系言，人作为万物的尺度，创造了文化，文化由人所化，反过来又将“化人”。宗教文化作为“人化”的产物，自然以人为对象，要约束教化人性；而反过来，神性对人性必然起着压抑与升华的双重作用。在总体上，以自然求为基础，以社会文化性为根本特征的人性，在其终极意义上追求的是和谐自由，即社会性与自然性、精神性与物质性等二元对立性的和谐，这种和谐自由的理想境界其实即是诗性境界。合乎人性，使人性得以张扬、和谐自由的文化，即是富有诗性的文化，相应也就是富有诗性的文学，反之则可能束缚人性的发展，甚至扭曲人性、异化人性，成为人性的枷锁，即是非诗性的文化、文学。然而文化有诗性的一面，必有其反诗性的一面，由此而构成文化的悖论。如老子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9）。又如尼采从俄底浦斯可怕的厄运中洞察出如此的道理：“智慧，特别是酒神的智慧，乃是自然的恶德，谁用知识把自然推向毁灭的深渊，他必身受自然的解体。‘智慧之锋芒反过来刺伤智者，智者是一种危害自然的罪行’——这个神话向我们喊出如此骇人之言。”（10）因此，宗教作为特殊的文化形式，其悖谬从产生之初就注定了。人类创造了宗教文化，创造了异己的神，既升华了人性，又必然成为人性沉重的负担。也就是说，宗教可能是精神的终极归宿，也可能是精神的永久囚笼。
由于神人关系，主体在人，人神矛盾关系转化表现为人性自身，也即是理性与信仰的矛盾。甚至可以说，哲学的最根本问题：唯物与唯心的对立本质上就是根源于人性自身的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对立。而关于理性与信仰的对立，我们甚至无须作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归纳，也可以认定：恰是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关系构成了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的主要动力与线索，因此，自然也就成为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譬如宗教文学《西游记》与《红字》即是如此。
《西游记》无疑是一部颇“有意味”又“难解其中味”的神魔寓言小说。对于《西游记》的批评解读，五花八门，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颇为值得一提的是金岱先生对《西游记》的阐释，他认为：唐僧寓意“本心”，本心不是别的，即是向佛之心，信仰之心，“佛就是自然”，“本心就是自然之心”；孙悟空则是“识心”，“识心就是认识之心，智能之心，主要的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意识或理性的范畴。”（11）猪八戒代表的是人的欲望，沙僧则是人的四肢，合起来则是整体的个人。《西游记》的整体架构其实是：“本心（他唐僧）牵制识心（悟空），并驾御情感（白马），识心（悟空）管束（白马），同时一并治理欲望（八戒）和形体（沙僧）；”（12）或者，“终极关怀－认识或智能－情感－欲望－形体，五位一体，其实是一个人，一个完整的人”（13）。但“唐僧这本心之象征，作为一种人的终极关怀，一种自然之心”（14）却是不可或缺的。金岱先生将《西游记》放置于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中加以解读，从识心与本心即认识（即理性）与信仰的对立关系角度阐释《西游记》的主题颇有耳目一新之感，令人信服。无疑，置于这种思想背景中，《西游记》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金岱先生认为：孙悟空的形象显现的正是东方、是中国人的“认识之心”，而唐僧的无能，也即是本心的无用正说明了当时人对信仰之心的怀疑和批判。这无疑是极富有创见性的深刻认识。但我们在洞悉到《西游记》对理性与信仰的矛盾性同时，还可以进一步看到，《西游记》所体现的理性与信仰的冲突本质上有别于西方思想意义上的冲突。或者说，东方文化独特的精神历程决定了理性与信仰并非誓不两立，而是有着很强的融合性。毕竟孙悟空无论如何自由独立，却受制于唐僧的紧箍咒（这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此不宜过多讨论）。
而《红字》讲述的是一个罪与罚的故事，典型地表现了神性对人性（）的双重作用：升华与压抑。在清教徒的意识里，人不过是神的奴隶，是上帝的子民，一切都要遵循宗教的条规。神性因此走向人性的对立面，提升了人性，却又压抑着人性。文本中，红色的a字可以说是耻辱的象征，是上帝给予的道德惩戒，是向上帝忏悔的标志；同时也是人的自然性（靠近兽性部分）被神性压抑、向神性屈服的象征。
四、宗教精神的二元向度：苦难关怀与终极诉求
众所周知，宗教关怀苦难,并赋予苦难以神圣的意义，这在中外古典文学中都有着深刻的表现。甚至坚信的受难历程即是宗教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如《西游记》和《天路历程》即是如此经典。《西游记》讲述唐僧师徒如何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修成正果的西游历程。被誉为第二部《圣经》的《天路历程》，讲述的则是基督徒如何为到达天国之门受尽了苦难考验的天路之旅，两者都是表现信仰之途上的受难历程。显然，文学的上这种共鸣根源就在于宗教的苦难关怀，可以说，正是宗教的苦难关怀造就了文学经典的苦难主题。
事实上，翻开任何一部宗教经典，无论是基督教的《圣经》、佛教的各种经典或者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几乎随处可以找到印证信仰之途即是苦难历程这么一个充满悲剧性命题的材料。而根据存在决定意识原则，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对现实苦难的反映”，“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5）撇开宗教是否是“人民的鸦片”不论，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正是人类的苦难创造了人类的上帝！因为现实生存的困境和苦难的没有尽头，因为命运的无常和自然的神秘都逼迫诱惑人类寻找终极归宿和救赎之路。
但终极救赎之途何在？
又如何才能化解这生存的无尽苦难？
恩格斯则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在这个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也姑且撇开宗教的幻想性不谈，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正是人类超越苦难的强烈愿望，从而使得在寻找救赎（解脱）之途中超人间的力量神降临了，于是诞生！
因此，一切从其诞生开始，就必然深深打上苦难的烙印，而一切的终极目的无非是要到达极乐世界。于是，彼岸的乐园抚慰了现世灵魂的苦痛（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人民的鸦片”），在终极诉求的信仰之途上，苦难的生灵得到了精神的皈依和救赎，从而实现了人间关怀的目的。因此，基督、佛、真主的使者穆罕姆德首先都是作为拯救苦难的高尚牺牲者而受到人间的敬仰和膜拜。如基督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佛陀们的舍身救苦。
当然，追究苦难的根源，不同宗教自有不同的说法。基督教作为一种罪感文化，认为苦难的根源就在于人类的初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因为受到蛇的诱惑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而吞食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从而犯下了原罪，被上帝罚受苦难；《圣经•旧约》“创世纪•神的宣判”一节，上帝就对亚当说：“你必受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于是，原罪成了基督教文化的逻辑起点。佛教文化对苦难根源的解释并非是人对神所犯下的原罪，而是来自于人自身的本性和本能，人性和人欲因此成为佛教文化精神的逻辑起点，甚至可以说，整个佛教文化体系都是建构在人望根基之上。譬如佛法的四谛说：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谛是真实义，不颠倒绝虚妄义；苦谛即是苦义。佛教认为：苦有二苦、四苦、八苦乃至于一百二十种苦的说法，所谓二苦即内苦外苦；四苦则是生老病死苦。总之，人生是苦，轮回是苦。但苦是现象，而非本质。集谛则是要解释苦的起因、根源、本性、产生或生起，而能集起三界六道生死之苦的东西，不是别的，却是人性的贪嗔痴慢疑等恶诸业，故名为集。第三圣谛是灭谛，即是要灭苦，佛陀承认了苦的存在，并且主张对苦的根源加以解释，但这还只是提出和分析了问题，而关键还是要解决问题，灭谛即是要解决问题，“通过避免做我们使我们痛苦得事情来停止制造痛苦”。因此，灭谛指出了“疗救是的可能”（16）。而第四圣谛道谛，则具体提出了具体解决苦的方法，如八正道。事实上，西方哲学家叔本华正是在佛教的四谛观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悲观哲学，而王国维又接受了叔本华的哲学理论认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也无穷，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不偿者百。一欲既终，他欲继之。”（17）“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18）“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19）”。显然，这些哲学观念不过是对佛教教义的哲学阐释。
对于苦难根源的不同看法，必然导致救赎和解脱方法的差异。基督教认为苦难的根源来自于原罪，作为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作为上帝的子民就只能是向上帝祷告，坚定地仰望上帝的救赎。佛教把欲望当作一切苦难的根源，佛法虽然有四万八千门，归根结底却是为了觉悟，为了超越欲望的束缚，因此一切修行方法都是要针对不同层次的人望，佛教三宝：戒定慧，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由慧而觉悟成佛。佛学中有般若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都是般若学的经典，而所谓般若，即是菩提智慧，波罗蜜即是到彼岸，“般若波罗蜜”即是要靠智慧抵达彼岸世界。如六祖《坛经》云：“梵语波罗蜜，此云到彼岸，解义离生灭，著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名为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常流通，即名为彼岸”。而《金刚经》开篇就提出关于心的最根本问题：“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世尊佛对此毫不回避：“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金刚经》）。当然，“心”的含义很广，但主要所指的即是人的意识和欲望。所谓“五毒”贪嗔痴慢疑即是，而贪为五毒之首。又如《心经》谈色空，虽然说得十分抽象，却都是在围绕一个“心”做文章。其“五蕴皆空”、“心无挂碍”，不过是为了让人明白“心外无物”，从而达致静心息欲、圆融无碍的目的。因此，修行即修心。六祖所谓“心动”即是此意。六祖慧能开创禅宗一派，主张“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宗教家们对此自然有成熟的解释：“所谓明心，就是明白烦恼未生以前的那个心，烦恼是后来有，有无明便有烦恼，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始劫以来的烦恼迷了心，烦恼本来无，本来无烦恼的心是如何？……生死未生以前本来是无生死，无生死的本来心就是我们的菩提心、涅般心、真如心、佛心，我们以这个无生死的涅乐心修行，直至成佛。”（20）这也就是六祖所说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于是，坚信的受难作为文学的主题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西游记》为的是要取经救世修成正果，《天路历程》则是要摆脱原罪逃脱末日的审判。前者怀着大乘佛教救苦救难的悲悯情怀，又熔铸了东方文化的乐感，因此虽然取经路途艰难，却总是表现出乐观激昂的斗争精神；后者由于背着沉重的原罪包袱，只能一路做着不断的祈祷和忏悔，翼图卸罪。因此，尽管存在着这种救世与卸罪的差别，受罪（即受难）却是共同的。
但受难毕竟不是宗教的终极意义，苦难关怀也就不会是宗教的本质所在，至少不会是宗教本质的全部所在。《坛经》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寻求苦难的解脱导致和推动了终极诉求，而终极诉求则是为了解脱现实苦难本身。也只有在寻求苦难的解脱方式上，即终极关怀意义上，宗教才明显区别于其他文化。如当代最有影响的新教神学家、宗教哲学家蒂利希就认为：“宗教，就该词最宽泛、最基本的意义而论，就是终极关切。作为终极关切的宗教是赋予文化意义的本体，而文化则是宗教的基本关切表达自身的形式总合。简言之，宗教是文化的本体，文化是宗教的形式。（21）”所谓“信仰”，就是指某种“终极关切”的状态，这是终极关切说的第一个基本命题。“对《旧约》时代的人来说，信仰就是对耶和华、对他所体现的要求、威胁和应许的一种终极的、无条件的关切状态”（22）。宗教的解脱或者仰赖于神的拯救，如基督教的祈祷、伊斯兰教的五信与五功，或者通过个体的修行（如佛教的禅修）来压抑化解苦的根源：本体的欲望，从而趋近达到神（佛）的终极存在境界而超越现实苦难（佛教方式），如佛教道谛之“八正道”禅修办法即是疗救集谛：贪、嗔、痴、慢、疑和不正见生起的种种烦恼的法门。
因此，宗教的终极关怀本质之处就在于宗教的解脱方式不是要通过改变外在现实条件来满足主体欲望而获得暂时的满足，而是追求一种超验终极性的解脱，不同于哲学、社会学意义上的终极理想追求的是此岸现实的可能，而是仰赖于彼岸神秘的天国（西方极乐世界）。当然，尽管有叔本华、王国维说“解脱之道根本尚在宗教，美术不过是求得暂时之平和。”（23）并且，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终极关怀的，成为“整个人类精神地层”，（24）“人类精神的本体、基础和根基。”（25）但如果就此唯宗教至上，认为一切现实存在都毫无意义或者等而下之，却又可能落入“魔道”“”而荒谬不羁。
五、宗教精神：对儒道佛文化的一种品评
再以当代汉族文学里引起过轰动性争议的作家作品，如阿城的《棋王》为例。虽然《棋王》谈不上与宗教有多少关系，但在一定意义却可以与宗教精神沟通，甚至至少可以在反面意义上，解剖和证明中国文化如何欠缺一种超验终极关怀的宗教精神。《棋王》写的是王一生的吃与下棋，本质上也就是一个与儒禅道文化有些关系的安身立命的问题。如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就认为：“阿城作品的魅力在于，写出了一种庄禅的人生境界，悠闲、淡泊、宁静，随遇而安，顺其自然。《棋王》中的王一生深得老庄精髓，宠辱不惊。方寸棋盘，游刃人生，‘汇道禅于一炉’，养心怡性。作者把这种人生境界置于动乱的人生年代来揭示，更具意味。”（26）这些评论无疑颇有道理。但如果我们把棋王的吃与下棋理解作为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两种隐语，那么就可以看出：王一生“碗里乾坤、饭里日月”的吃，体现的无疑是儒道文化传统的重生精神，其下棋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法子，本质上也是重生精神的一种。因为所谓“儒道互补”的道，所要“补”的即是儒家入世的痛苦，是要超越生存的困境，化解生命的苦痛。与佛教精神类似，道家道教主张消隐于世，自然无为，甚至要“绝圣弃智”。同样是因为深刻洞察到苦难的根源在于人的欲望。“盖人生而有欲，又设种种方法以满足其欲。然满足欲之方法愈多，然欲愈不能满足，而人亦受其害，所谓‘益生曰祥’，‘物或益之而损’也。故与其设种种方法以满足欲，不如在根本上寡欲。”（27）显然，单靠寡欲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关键还是如何化解苦难。也正是在如何化解苦难意义上，各种宗教显示出各自的分别。如基督教的“压”，佛家的“空”，道家总纲领是要“无为而无不为”，“无为”不是放弃行动，而是要顺其自然，“道法自然”，因此，是一个“法”字。而下棋即是一种“法”，是“道法自然”，这“自然”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而非大自然的“自然”；因此社会同样是法的对象，以棋世界来法人类社会的斗争，于是隐于棋又融会了儒家的积极入世，并非完全的超凡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