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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动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8:58:44

保护动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篇1

摘要:

在对现阶段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国际法律机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现存国际法律机制的问题,并针对国际法律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以期能够推进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国际法律机制研究进程。

关键词:

公海;海洋生物多样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

生物多样性描述的是地球物种多样性程度,《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条将“生物多样性”界定为“所有来源的形形生物体,这些来源除其他外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部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由于人类活动的递进式侵袭,具有特殊价值的公海生物多样性遭受到愈加强烈的灾难。对公海生物多样性如何进行养护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海洋资源利益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海洋生物资源消费大国,但是,我国对海洋生物资源的研究力度不足。我国要想在这愈演愈烈的海洋生物公共资源的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在开发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的同时,加强对公海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参与并且促进公平合理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国际法律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1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国际法律机制的现状

1.1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有关的综合性公约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是保护海洋环境及养护海洋生物资源构建基本的法律框架。1995年《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详细规定了国家管辖地区外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养护和管理的内容。上述条款及《1995年协定》规定了各国在公海捕鱼、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方面应履行的义务以及船旗国对悬挂旗帜的船舶在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和管理方面应履行的义务。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是养护包括公海海洋生物多样性在内的全球性的专门公约,主要目标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持久使用以及公平合理地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对非国家管辖范围区域而言,仅规制在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下开展的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不良影响的活动。同时,规定缔约国可以直接与其他缔约国或通过有关国际组织为保护和持久利用生物多样性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并就共同关心的其他事项进行合作。值得注意的是,船舶在公海航行应遵守1972年《防止倾倒废弃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及其1978年议定书和1996年议定书,1993年《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以及《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国家行动计划》等。此外,国家之间通过缔结保护特定种类生物的国际公约以实现公海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包括1979年《养护野生动物移栖物种公约》以及《关于养护黑海、地中海和毗连大西洋海域鲸目动物的协定》。

1.2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有关的专门性公约

1959年《南极条约》规定南极洲仅用于和平目的,禁止任何军事性措施。南极条约体系是由南极条约、根据南极条约实施的措施与条约相关的单独有效的国际文书和根据此类文书实施的措施构成的统一体。该体系整体上强调促进南极地区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南极条约协商国签订的诸公约从环境影响评价、保护动植物、预防海洋污染以及地区保护和管理等方面促进养护南极地区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保护。1975年《地中海行动计划》由《防止地中海污染公约》及有关具体环境问题的若干议定书组成。这些议定书[1]对“地中海保护区”做具体界定。由于该保护区的全部或者部分可能位于公海之内,因此意味着国际法层面上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首次规定了设立公海保护区制度。1991年《北极环境保护战略》的缔约方承诺通过合作开展科学研究,确定污染源、污染途径和污染影响,对开发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污染物对北极环境造成的消极影响。北极国家成立北极理事会,理事会的职责包括协调北极环境保护战略的执行、对生态环境进行管制以及推动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等。1992年《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第1条即对东北大西洋的海洋区域范围进行了界定,有50%以上的面积位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公海区域[2]。其附件五的主要内容是养护海洋区域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规定缔约国应该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洋区域免遭人类活动影响,对已经遭受人类活动消极影响的海域采取补救措施[3]。

2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国际法律机制存在的问题

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国际法律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综合性公约适用缺乏协调性、专门性公约规制内容缺乏统一性以及有关公海生物资源养护的国际法律机制规定过于原则性。

2.1综合性公约适用缺乏协调性

《海洋法公约》是养护公海生物多样性的最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其第七部分规定公海及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的内容,要求各国为国民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措施的义务以及在养护和管理生物资源方面的合作和对公海生物资源的养护。然而,《海洋法公约》缺乏关于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利用的具体规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而言,《生物多样性公约》仅规制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下开展的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消极影响的过程和活动。由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资源的共同财产属性,缔约国对公海生物资源没有管辖权,因而没有法律义务来养护该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

2.2专门性公约规制缺乏统一性

由于国际社会中不存在协调区域海洋活动的统一机构,因此出现已有的区域性管理组织划区为盟进行管理,或者根据专门法律文件设立相应的区域性管理组织对特定区域进行管理的现象。区域性管理组织着重关注本区域内部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而海洋是一个统一的循环体,海洋生物资源更是具有整体性,划区养护不但可能会出现管理的盲区,更是从整体上不利于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保护海洋生物资源。

2.3国际法律机制过于原则性

涉及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的综合性文件和专门性文件虽然在内容上详实,而且对缔约国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绝大部分内容停留在原则性的规定,涉及实体的权利和义务及其相互关系的内容非常有限。有关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原则性规定可能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是缔约国可以采取以保护公海生物多样性为中心的视角对原则性的规定进行阐述,就已出现或可能出现的违背养护公海生物多样性的行为进行管制;另一方面是为缔约国具体履行公约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各国可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从维护本国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采取相应的履约措施。原则性规定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交织作用,而在诸国家的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催化下,对非国家管辖范围区域内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问题任重而道远。

3公海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

国际法律机制的完善建议针对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国际法律机制的现存问题,应从完善综合性公约,整合专门性法律制度和增加法律机制的可操作性三方面出发。

3.1完善综合性公约

鉴于构建新的法律框架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不能及时解决现阶段面临的国家法律机制问题,更具有时效性的做法是在现有国际法律机制的基础上,致力于弥补现存公海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国际法律机制的空白,规制现阶段缺失的内容。现有与养护公海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法律文件数量众多,彼此之间缺乏明确的效力等级关系,因此,首要问题就是要对这些国际法律文件进行协调,确定效力等级关系。通过对现有的法律文件的修正和完善,引入适当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充分发挥现有法律规范的积极作用。理顺现有国际法律文件的规范体系,明确各种法律文件的位阶关系。此外,加强相关国际组织或国家的合作,协调彼此间的行动。由于不同海洋各有特点,公海生物多样性的养护的具体项目和计划应在全球和区域两个层面开展。

3.2整合统一专门性法律制度

第一,完善公海的区域性法律制度和区域性组织的设立。一方面,对于没有建立专门性法律制度或区域性组织的公海区域,应该构建该区域专门的法律制度,并且设置区域性组织;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建立专门性法律制度和区域性组织的公海区域,应进一步明确区域性组织的职权范围。根据公海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科学研究活动的发展,对新发现的海洋生物种群,明确现存区域性组织是否具有管辖权。第二,设置统一的公海区域特定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组织。设置对公海区域海洋渔业资源进行统一管理的全球性组织,加强各区域性管理组织之间的合作,从整体上对渔业资源养护进行安排,并监督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对渔业资源养护的管理活动。借以有效地避免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的地域局限性,最大限度地集聚所有国家的力量,真正实现对公海渔业资源的养护。第三,积极协调各区域性管理组织之间的养护措施。发挥该管理组织协调中心的作用,尊重海洋生物资源流动的特性,对海洋生物资源生长发育的全过程整合大致协调的养护措施,实现海洋生物生长发育的各个阶段的养护措施的有效衔接。发达国家要积极履行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要重视自身的能力建设,努力提升养护措施的有效性。

3.3加强法律机制规定的可操作性

由于养护公海生物多样性关系到所有国家的利益,在法律机制的构建问题上,可借鉴国内法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经验,为养护公海生物多样性所用。以美国《濒危物种法》的立法理念为例。该法规定负责执行的联邦机构有权对联邦所有的濒危物种栖息地采取管制措施以实现保护濒危物种的目的公民和私人团体对内政部指定和修改重要栖息地的行为有异议的,有权直接向法院提讼。国际社会为了解决具体问题,最经常采取的方式就是举办国际会议通过相关的宣言、声明和决议等国际法律文件。对各国而言,这些国际法律文件是没有强制执行效力的软法。虽然软法不属于正式的国际法条约,但是软法对国际法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将公海生物物种多样性养护软法硬化为国际习惯法,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相关法律规则的实现。

4结语

基于国际法对于国家的限制,国际社会的许多国家都将海洋环境保护的重心放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内的海域,对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域很少主动采取保护措施。但是,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域面积远远大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内的海域,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有必要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尤其是公海的海域采取保护措施。公海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具有现实意义,其提出是海洋环境保护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正是由于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现有国际法律机制尚有欠缺,亟需从国际法律层面对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予以关注,进而提升我国在公海生物资源的养护的国际法律机制完善方面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保护动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篇2

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新型城镇化;圆明园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1背景研究

1.1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体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以发展集约型经济与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大中小城市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结构协调、网络体系完善,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互动,产业支撑能力强、就业机会充分、生态环境优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下,随着保护规划的编制结构、编制深度和可操作性等各方面的研究不断提升,以及编制工作的不断深入,保护规划遇到了文物保护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协调性成为现今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

新型城镇化提出:“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禀赋,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这就意味着,在针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该全面考虑文物的地域性、民族性以及文物本身的性质和功能,根据不同地域和文物本身的不同性质、功能制定不同的保护标准和保护措施。并且在保护规划制定过程中要着重对地区文化特色做出认定,如北京的特色是古都皇城、胡同、四合院。

新型城镇化强调生态文明,绿色低碳。提出“加强生态文明理念,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

生态文明、绿色低碳既是针对城镇,同时也针对城镇内文化遗产的生态与低碳性提出要求。文化遗产的生态、低碳思考,既要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保护修缮等方式方法上得以体现,也要考虑文化遗产后期的发展与运用如何低碳。

2圆明园遗产保护现状研究

2.1圆明园历史与现状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2.2圆明园保护现状问题

2.2.1保护规划问题

1983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获国务院批准,方案首次把圆明园遗址化为遗址公园。之后,由政府拨款,对遗址的围墙、园内山形水系、园内违规乱建等进行了部分重建、修复、修缮和拆迁等相应的保护措施。

2000年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针对圆明园遗址公园进行了整体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编制,经文物、规划、建筑、园林等领域专家讨论评审并原则同意。

通过分析历年对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方法与措施,总结发现,从遗址保护规划方面看,现今对圆明园的保护措施仍停留在针对遗址本身的保护上,而忽略了与整个城市建设的发展相协调,从城市整体去考虑遗址的保护与开发。

2.2.2保护措施问题

保护措施方面,只注重园内山水、建筑、植被等物质文化遗产的复原与修缮,而忽略了遗址本身所承载的文化、精神、习俗等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圆明园是皇家园林,融合了中外造园思想的精髓,它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包括皇家文化,西方文化以及全国各地的造园艺术等。其承载的文化价值是不可替代的也是值得永续传承的。因此,在圆明园遗址保护过程中应该思考如何保护传承其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展示它的辉煌文化。

图片来源:作者摄

3文化遗产保护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思考

3.1保护规划应与各类规划相互衔接

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编制工作的不断深入和新型城镇化对城镇化发展的新政策,保护规划遇到了文化遗产保护和城镇化发展相互协调的这一跨学科、跨领域的难题。

《文物保护法》(2002)、《城乡规划法》(2007)、《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一2005)等法律法规从不同层面涉及规划衔接的原则阐述,保护规划提出协调建议的原则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3)保护措施协调。分析城乡规划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的规定,遵守其正确要求,城乡规划、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和文物保护单位等在文物保护的策略和主要措施上应统一。

3.2注重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兼并

圆明园遗址由于战争时期遭到八国联军和日军的损坏以及长期以来当地居民的破坏,真正的物质遗产所存不多,但是其非物质文化遗址有着极高的价值意义。首先,它的存在价值与清王朝的兴衰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分不开。对历史、民族荣辱以及北京市的兴衰存亡有着见证价值。其次,它承载着中国古代皇家文化、治国思想、造园艺术、建筑文化等,为上诉文化的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同时也是现代北京市的一部分,是北京市生态屏障的组成部分,是城市生物多样性涵育之地。因此,对于圆明园遗址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保护更为重要,而在保护过程中,对于其所承载的文化准确地、真实地诠释与再现,使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并存。

3.3根据地域性制定不同的保护标准

《文化保护规划法》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保护方法与措施都有详细涉及,但它针对的是全国各地的文化遗产保护,甚至也可用于国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种类繁多,且根据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的不同,同一类型的文化遗产,其保护方法也可能会有千差万别。另一方面,若要延续遗址的特性和地域性,就该在保护过程中体现出不同的保护手法和保护标准。因此,笔者认为,在遗产保护规划编制过程中,应该根据遗址所处地域的不同气候特征和地理环境以及遗址自身的不同性质,编制不同的保护标准和保护措施。圆明园遗址亦是如此。

保护动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篇3

[关键词]林虑山风景资源可持续发展保护

一、林虑山风景区资源现状

林虑山属于太行断块的东侧边缘,由于受地壳构造运动的影响,区内以断裂切割的块状构造为特征,断层发育升降不均,峰峦叠障,沟壑纵横,总的趋势为西北高,向东南逐渐倾斜。风景区地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山地地区,土壤类型主要包括少砾质薄层灰岩粗骨棕壤和砂砾质薄层砂岩粗骨棕壤两种土属。地形地貌变化丰富,营造了良好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具备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立地条件。风景区范围内林木共有75科,450种,其中乔木410科,灌木40种。常见林木是温带阔叶落叶林种,少数为针叶常绿树种。全区林业用地60.49万亩,占总面积的77.71%。其中有林地面积18.69万亩,疏林地0.71万亩,灌木林地2.28万亩,未成林地0.94万亩,苗圃0.11万亩,共计林地22.73万亩。另有散生树木1961746棵。树木覆盖率达35.34%。

风景区也是暖温带大陆区域较有代表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风景区内兽类有:狼、狐狸、獾、黄鼠狼、鼠、松鼠、野兔、狍子、刺猬等,鸟类有:石鸡、灰喜鹊、麻雀、鹌鹑、岩鸽、斑鸠、燕、黄鹫、雕、猫头鹰、啄木鸟、布谷鸟、乌鸦等。昆虫类有:草蛉、赤眼蜂、金小蜂等,其他动物还有蛇、蝙蝠、壁虎等。

红旗渠以浊漳河为源,渠首在山西省平顺县石城镇。

二、林虑山风景资源保护的必要性

风景资源是构成风景名胜区的基本条件,所包含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是无法替代和再生的,因此,保护风景资源是风景名胜区管理的首要任务。林虑山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悠久,自然风光独特,景观资源类型多样,集雄伟的风景地貌和壮美的“人工天河”红旗渠于一体,其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均较丰富,体现了很高的旅游价值,其中包括科学价值(南太行山脉的地貌特点、多样性的生物资源)、教育价值(红旗渠精神、扁担精神)、美学价值(静态之美、色彩之美、动态之美)、历史文化价值等。如果不采取合理的保护措施,用掠夺的方式去过度地利用经过漫长岁月发展而成的风景资源、自然风光连同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将会因为人为的破坏而丧失殆尽,风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也将成为空谈。

三、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管理问题

林虑山对风景资源的保护一直都很重视,但在实际管理工作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林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地方一级的“管委会”,不仅对风景资源的认识有一

定的局限性,而且在具体管理过程中,往往会因过多地考虑经济利益,而忽视其生态效益和

社会效益。例如不加限制地大搞开发建设,致使风景区出现城市化现象,而且由于游人数量

大大超过了风景区的容量,造成风景区大气、水质、土壤等自然资源的污染,使风景资源合理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2.旅游开发不够重视对生态系统的保护

在风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很多人认为是“保护和利用风景名胜资源,合理组织游

人活动,妥善处理景区的各种矛盾,统筹安排各项措施,为人们提供自然、优美、清新的旅游胜境”。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对风景资源的保护主要强调对景点的保护,而对整个区域中的生态系统方面的保护重视不够。

3.部分设施建设对核心景区资源与环境造成破坏与威胁

林虑山核心景区的景观资源各具特色,以太行峡谷自然景观和红旗渠人文景观为典型代表。目前部分景点和景区开发已经开发建设,促进了风景区旅游事业的发展;同时部分设施对景区的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如大峡谷内乱搭乱建的庙宇和农村住宅。

4.自然资源保护中忽略了风景美

保护中没有考虑到风景美这一因素,比如对风景美学质量高的资源是否要保护,这里就未涉及到。因此,在进行自然资源保护的过程中,只是一味地强调保护生态,对其中吸引人们观光旅游的美的因素却忽略掉了。

四、保护的具体对策与措施

林虑山风景区资源具有科学、教育、美学及历史文化价值等,因此不同的对象要实行不同的保护措施,根据林虑山风景名胜区资源的特点确定资源保护的对策与具体措施如下:

1.分区保护的对策与措施

(1)分区保护的目的:第一,明确规定每一个区域的保护措施和开发利用强度,统筹协调保护和利用的关系;第二,使各分区用地便于管理和规划的分期实施,增加规划可操作性;第三,根据不同分区的资源敏感性和适应性特征,进行实施建设、人类活动和土地利用控制与管理。

(2)分区保护的内容:按照林虑山风景名胜区的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程度,将整个风景区的保护可划分为风景游览区、史迹保护区、自然景观保护区、风景恢复区、发展控制区、保护地带等五个分区(见右图:图片来源,自绘),其中保护地带位于风景区范围之外。

(3)分区保护中设施控制与管理:风景区内因生产、生活及旅游要求,需要进行必要的设施建设,根据情况,可分为道路交通、餐饮、住宿、宣讲咨询、购物、卫生保健、管理设施、游览设施、基础设施及其他设施等十种类型,具体措施如下表:

(4)分区中的人类活动控制与管理:

风景区内的居民和游客的日常生活及旅游游赏活动会对风景区内自然及人文资源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要对居民及游客在风景区内的活动进行严格控制和管理。风景区内的人类活动控制内容主要包括旅游活动、经济社会活动、科研活动、管理活动等四个方面,根据风景区的六大保护类别确定人类活动的控制与管理。具体措施如下:

2.分类保护的对策与措施

为了更好的保护风景资源,根据资源的不同类型,选择重要或特殊的进行分类保护,以使保护具有更强的针对性。根据林虑山风景名胜区的资源特点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古树名木保护

古树名木是风景区林木之秀的精华,是价值较高的自然资源,对古树名木的保护非常重要,具体保护措施为:

①按照《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要求加强珍稀植物和古树名木的保护,加强宣传,让群众懂得珍稀树种的意义,使保护珍稀树种成为自觉行动。

②建立完善的古树名木档案,登记位置、树龄、立地条件,并且配有照片,进行定期观测检查,更新档案资料,实行动态管理。

③所有古树名木都需挂牌保护,设置避雷设施,确定保护范围。游路两侧及游览景点内的古树名木应设防护栏,严禁游人攀爬、划刻、折采、砍伐。

④加强古树名木周边的小环境治理,加强养护管理工作,提供良好的生长条件。对于衰老的古树名木,应在专家指导下进行古树复壮。

(2)水域保护

①加强对红旗渠的保护和管理。提高红旗渠周边的绿化覆盖率,减少水土流失。定期对红旗渠中的乱石、淤沙进行清理。

②加强对山区小流域的综合治理,加强水源涵养林的建设,禁止无序截留、引水,以保持河流水质的清洁和长期稳定的水景景观。

③加强对水域污染源的治理和监管。按入河排污口管理办法对新增旅游服务基地的污水排放进行审批,严格控制和减少各类污水的直接排放。

④加强风景区内的农田、果园及其它林地内对化肥、农药使用的管理,以防污染水域。

⑤风景区内新建山塘、水库、引水渠等水利设施必须经过专家论证,避免对水景景观及下游水系产生不利影响。

(3)生物多样性保护

①严格保护风景区仅存的天然次生林植物群落和特有的珍稀物种。在开展植树造林的同时,保护和使用乡土树种,保持原有的灌木丛,尽快恢复本底山林的植被群落面貌。

②严禁捕杀、贩卖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扩大阔叶林和浆果类植物的种植面积,为鸟类生息繁衍创造条件。可利用添制人工巢箱等方式,对自然环境中的鸟类进行保护。

③加强科学研究与监测,制定合理的动物保护区域与迁徙活动的廊道,并相应合理制定限时、限期的游览线路。

④加强宣传。在有关地段设立警示牌,向游客介绍林虑山各类物种的生活习性和濒危程度,传授观察和欣赏该动物的方法和技巧,引导游客主动保护在该处活动的动物。

3.核心景区的保护

核心景区是指风景名胜区范围内自然景物、人文景物最集中、最具观赏价值、最需要严格保护的区域。林虑山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具体范围包括红旗渠保护区和太行大峡谷保护区(见右图:图片来源,自绘)。针对核心景区的特点,其保护重点应是红旗渠人文胜迹、大峡谷山体地貌和植被。红旗渠的保护不仅限于对现存红旗渠本身的保护,还应保护其整体的环境风貌与精神氛围;山体地貌保护不仅限于对现存景观较好的山、岩、洞、壑的保护,同时还应对因开山采矿而破坏的山体进行适当的处理、修复和绿化屏挡;对植被的保护不仅限于对生长较好的古树名木和现有的山林的保护,还应进行科学教育,使其向风景林的方向发展,提高景观与生态价值。其保护具体措施如下:

(1)核心景区内严格禁止与资源保护无关的各种工程建设,严格限制建设各类建筑物、构筑物;严禁在游人集中的游览区和重要景点周围建设宾馆、度假村、房地产开发等各种破坏景观、污染环境、妨碍游览的项目和设施。

(2)符合规划要求的规划项目,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报批;手续不全的不得阻止实施。

(3)对核心景区内不符合规划、未经批准以及与核心景区资源保护无关的各项建筑物、构筑物,都应当提出搬迁、拆除或改做他用的的处理方案。

五、结语

以上是在对林虑山风景名胜区资源的分析与评价的基础之上,根据林虑山风景名胜区资源的自身特点以及对资源保护的现状问题进行分析,以自己的观点明确分析了林虑山风景名胜区资源的保护的具体措施,希望对林虑山风景名胜区的资源保护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以确保风景名胜区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金路:风景名胜区中的几个关系[J].中国园林。2002,19(2):23--25。

[2][美]J.o.西蒙兹:大地景观一环境规划指南[m].程里饶译.北京:中国建工出版社.1990

保护动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篇4

1引言中国是一个湖泊旅游资源大国,现有湖泊20000多个,总面积约91000km2,占国土面积将近1%,面积在1km2以上的湖泊有2800多个。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以观光游览、水上运动、休闲垂钓、餐饮美食、游船休闲、湖滨度假为代表的湖泊旅游,越来越受到旅游者的青睐。资料显示,我国省级以上的旅游度假区有130多个,其中1/3为湖泊型的,首批12个部级旅游度假区有4个是以湖为依托。但是近年来,随着湖泊旅游的大量开发,生态环境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相应的湖泊旅游环境生态保护与建设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以长寿湖风景区为例,探讨湖区旅游开发的生态保护与建设。长寿湖因1954年动工兴建的狮子滩水力发电站而形成,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泊。1992年元月,长寿湖被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为市级风景名胜区;1997年,长寿湖被确定为重庆市新巴蜀十二景之一,美名“长湖浪屿”;1999年,长寿湖转为直辖市级风景名胜区。随着湖区旅游的发展,长寿湖的生态系统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政府部门在开发湖区旅游的同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生态保护与建设措施,显得至关重要。2湖区旅游生态保护与建设的理念2.1建立可持续发展观我国传统的发展观念往往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忽视生态保护、资源的综合利用等,这是旅游资源开发者最需要注意的。旅游资源开发应建立可持续发展观。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要注意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切不可杀鸡取卵,要紧紧抓住一个核心:旅游与自然、文化及人类生存环境是一个整体,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放在具体细节上,如保持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珍稀动植物资源,识别、评估旅游地灾害并尽可能降低灾害给旅游产业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为可持续的旅游发展保驾护航等等。旅游活动建立在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基础之上,旅游资源的形成、发展和衰败无不与旅游地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湖区生态保护与建设是湖区旅游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开发旅游资源的重中之重。2.2建立生态分区在环境保护与建设中,一些大的湖区旅游资源涉及的面积较大,需要对各个地方的生态敏感性进行区别,强调重点区域,明确各区域保护与开发强度。根据各区域的生态敏感性,可细分为五个等级:生态极度敏感区、生态中度敏感区、生态轻度敏感区、生态微度敏感区、生态不敏感区(图1)。生态极度敏感区。长寿湖生态极度敏感区主要分布在东岸山体的分水岭和北岸“V”字型陡崖一线,是主要集水区和源头水地区。该区域对人类开发建设活动极为敏感,规划控制为自然景观保护和风景恢复区。生态中度敏感区。长寿湖生态中度敏感区与极度敏感区交错分布在长寿湖东岸山体分水岭和北岸“V”字型陡崖一线。该区域一般为水源地和现状坡度大于25o的陡坡灌草地带,属较为脆弱的生态环境区,对人类活动敏感性较高,较容易受到人为干扰,开发必须慎重。该区可以“保护”为第一要义为指导原则进行适度开发。生态轻度敏感区。长寿湖生态轻度敏感区主要是坡度在25o左右的森林和田地,分布在长寿湖北岸偏西位置。这一区域可承受人类一定干扰,但干扰过大会产生水土流失及自然灾害,生态恢复慢。在不超越其生态承载力的前提下,可合理进行旅游区设施建设活动。生态微度敏感区。长寿生态微度敏感区主要是现状坡度在25o以下的田地,分布在长寿湖北部和北片西岸位置。该区域可承受一定强度的开发建设。一般生态分级的时候容易忽略这个层次,将其归纳于生态不敏感区,现在将它提出来是要对传统的生态不敏感区进行细分,使生态环境的保护更加细化。生态不敏感区。长寿湖生态不敏感区为以上四区外的地区。该区域可承受一定强度的开发建设。生态不敏感区抵抗外界干扰能力强,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该区可作城市的发展区。但是该区仍应重视生态环境的建设,注重人工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2.3建立生态补偿与惩罚机制要从根本上遏制生态环境的恶化,巩固生态治理成效,应该建立一个既有利于巩固生态保护建设成果,又利于促进旅游开发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这个机制该如何建立呢?关键有三点。一是加大生态补偿力度,提高湖区生态效益补偿标准,以保证生态建设成效的稳定和持续;二是加大湖区环境监管力度,严格环境执法,维护环境安全,把湖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作为长寿湖旅游开发是否成熟的先决条件和基本依据;三是严把开发建设规划,做好项目预期评估,严把生态环境关、产业政策关、资源消耗关,避免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通过以上三点,完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强化环保执法监管,推进湖区旅游建设产业化、产业建设生态化。3湖区旅游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措施通过对长寿湖旅游开发的大量调研和分析,总结出湖区旅游开发的生态保护与建设措施,要从规划协调、生态保育、湿地生态保护、水土保持和污染源防治等五个措施着手,来建立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湖区。3.1规划协调措施规划是一个综合统筹的过程,对湖区的生态保护与建设需要协调内在的保护与延续和外在的完善与提升。(1)内在的保护与延续。如与湖区唇齿相依的水源水系保护和水系统的完整性、原生物种的繁衍等等。保护各个河流源头区,重点集水区域建立缓冲区,保护冲沟、槽地以及潜水汇集地区。根据生物习性和联系在湖沿岸构筑生态廊道,尽量维持水循环系统的完整性;引入或恢复栖息地,在环境恢复期望较大、生态环境适宜的区域划定栖息地恢复区,引入保护物种,扩大种群,严禁狩猎。(2)外在的完善与提升,强化湖区环境的监控管理。建设自动化和信息化的环境动态监测监控网络,对风景名胜区的各项环境质量进行监测和跟踪监控。风景名胜区内的所有开发项目和建设都要进行前期的环境影响评估,并执行环境管理保护政策。同时,务必考虑规划的可实施性与管理上的要求。#p#分页标题#e#3.2生态保育措施生态保育主要以生态学的角度,结合其它学科技术,对生态系统进行维护。“保育”二字包含“保护”与“复育”两层意思,前者是针对生物物种和栖息地的保存维护,后者则是针对濒危生物的育种、繁殖,对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改良和重建工作(图2)。长寿湖生态保育措施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对湖区原生态物种的保护措施。保护长寿湖两岸植被现状及动物生境,尽量保持原状,排除人为干扰;在退耕还林区补植原生物种;提倡使用当地物种,最大限度降低环境对外来物种的依赖。假如一定要引进外来物种,需慎重考虑其对原生物种生境的影响,防范外源物种入侵造成土著动植物种灭绝。另一方面是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措施。在危及生物多样性的情况下,人要发挥积极作用,“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濒危植物和稀有动物进行人工培育和繁殖;对保护物种时时监测,进行数据分析,提供保护的科学依据。划定保护区保护生态多样性,如区内禁止砍伐森林,捕猎动物等。3.3湿地生态保护措施湿地生态系统较为脆弱。历史告诉我们,盲目地围湖造地破坏湖区的湿地系统,会带来灾害。比如洞庭湖周边的居民围湖造田,使洞庭湖这一湿地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的破坏,湖区生态不调,灾害连年,给当地百姓甚至邻省百姓带来灾难。长寿湖风景名胜区内湿地资源非常丰富。这些湿地为各种珍稀生物提供栖息的场所和生存的空间,同时,湿地还为区域地下水的补充、洪水流的调节起分洪与净化水质的作用。长寿湖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湿地可根据其生态承载力与景观价值进行适量开发,建成观察湿地景观、物种、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研究等,维持湿地自然环境原貌的生态活动。此外,湿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必须与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相结合。3.4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是指对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造成水土流失所采取的预防和治理措施,防止水土流失、泥石流甚至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根据长寿湖区域的生态敏感性以及地势条件看,当坡度大于25o后,地形地势条件较为复杂,不稳定因素增多,较容易出现水土破坏的现象,因此对水土的保护要考虑坡这一区域。而长寿湖风景区水土流失现象较少,应将“以防为主,防治并重,综合治理,突出重点”作为基本方针,全面实施25o以上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以库岸、江岸、景区道路为重点,小流域为治理单元,山体上、中、下部统一规划,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图3)。3.5污染源防治措施生态环境直接关系湖区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要从根本上改善和防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必须从污染源头上找答案。人及人的活动一般是造成主要污染源的关键,人的活动主要分为生产生活或生产、消费。生产来源于第二产业,而生活对生态的破坏主要来源于能源的消耗。因此长寿湖要彻底整治污染源,必须三管齐下: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能源消耗结构升级、水环境保护。4总结湖区旅游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首先应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通过现代的科学手段,进行湖区生态保护分区,建立生态补偿与惩罚机制的基本理念。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湖区旅游开发的生态保护与建设,应先从规划协调着手,具体到生态保育、湿地生态保护措施、水土保持和污染源防治,来建设湖区的生态平衡,最终实现湖区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保护动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篇5

尽管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但它不能回避全球环境保护的迫切需要对自由贸易原则提出的挑战。然而,从法律角度来看,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到底应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调整多边贸易体制、修改多边贸易原则和规则以适应环境保护的需要,还是不触动这些既有的原则和规则、在现行多边贸易体制内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关系,这是已经争论了十余年而且仍没有定论的问题。〔1〕

在乌拉圭回合确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框架中,虽然一些条约的某些条款涉及环境保护,〔2〕却不存在任何关于环境保护的专门条款;《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也只是在前言中提到,该组织的主要目标是“维护一个公开的、非歧视的、公正的多边贸易体制”,同时,也要“为着持续发展的目的而扩大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寻求对环境的保护和保全”。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设立“贸易与环境”委员会,负责对贸易与环境关系中涉及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并就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条约的修改提出建议。不过,迄今为止,委员会的工作成绩可谓差强人意。〔3〕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将贸易与环境确定为重点议题之一,〔4〕体现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但就目前的情形判断,此次谈判的前景殊难预料。〔5〕

通过多边谈判修改规则无疑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这一过程注定是漫长和艰难的。在规则修改之前,世界贸易组织需要不断面对由于其成员实施环境措施而导致的争端。如何解决这些争端,既关系到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协调,也会影响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将分析世界贸易组织内“环境争端”产生的原因,并通过考察该组织解决这些争端的实践,探讨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可能性。

一引起争端的主要原因:单边环境措施

可能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引起争端的环境措施,其目的是保护环境,而其形式却是对贸易予以限制,或者至少具有限制贸易的效果。它们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国内立法的单边环境措施,另一类是基于多边环境协定(meas)的环境措施。迄今为止,多边贸易体制内的“环境”争端都是由于单边环境措施而产生。

越来越多的国家制定了严格的环境法规和环境标准,广泛涉及产品的质量、成分、包装以及生产工艺或生产方式。例如,规定汽车发动机的废气排放量,禁止洗涤剂、杀虫剂等产品中含有某些有毒化学物质,要求产品包装使用可回收利用的材料,要求捕鱼方法不得危及某些濒危海洋生物,等等。这些国家的环境法规常常允许其政府对不符合上述环境标准、可能危害环境的进口产品采取贸易限制措施。

然而,由于不符合进口国的环境标准而在市场准入方面受到限制的出口国通常指责进口国是利用环境措施设置贸易壁垒,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关于环境措施的贸易争端就是在这种分歧中产生的。这里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在多边贸易体制内,一个国家根据自身需要制定环境法规和实施环境措施的权利,是否应受它根据《关贸总协定》及其他相关协定所承担的义务的限制?如果是,应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限制?

原则上,《关贸总协定》禁止采取单方面贸易限制措施。这些措施是与总协定的一些基本规定相抵触的,如关于最惠国待遇的第1条、关于国民待遇的第3条、关于禁止数量限制的第11条第1款等。但是,总协定第20条规定了可以背离非歧视原则的“一般例外”。其中的b款和g款经常被援引作为实施单方面贸易限制以实现环境保护目的的正当理由。根据这两款的规定,国家可以为保护人和动植物的生命健康、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而采取必要的措施但第20条的导言还规定了实施这些措施必须遵循的条件,即“不得构成专断的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或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

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并没有预见贸易与环境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进入8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普遍实施环境保护措施,包括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措施,如何处理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就成为Gatt面临的新挑战。从1982年到1995年,Gatt争端解决程序共受理了七起涉及单边环境措施的争端:1982年“美国禁止从加拿大进口金枪鱼和金枪鱼制品”争端案;1987年“美国征收汽油税和其他环境税”争端案;1988年“加拿大限制出口未加工的鳕鱼和鲑鱼”争端案;1990年“泰国限制进口香烟”争端案;1991年第一个“美国限制进口金枪鱼”争端案;1994年第二个“美国限制进口金枪鱼”争端案;1994年“美国汽车税”争端案。这些争端的共同特点是,申诉方指责被诉方采取的环境措施违反了总协定中关于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或禁止数量限制的原则性条款,而被诉方则声称其环境措施符合《关贸总协定》第20条“一般例外”中b款或g款的规定。因此,对这些争端的解决主要是围绕着对总协定第20条b款和g款的解释。

在关于贸易与环境关系的讨论中,强调贸易自由化的学者对Gatt的上述争端解决实践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Gatt关于环境措施的案例法很好地说明了Gatt法和Gatt争端解决制度在有效处理新的世界性挑战方面是成功的……”;〔6〕而且,它“不仅证明‘绿色保护主义’和‘绿色帝国主义’是多边贸易的威胁,还证明Gatt争端解决程序为遏制这些威胁提供了有效的手段,而并没有限制国家决定其环境政策目标、利用有效环境政策手段的”。〔7〕

但是,通过考察Gatt解决上述争端的专家组报告,笔者认为,尽管Gatt承认缔约方享有决定其环境政策的自,但担心环境措施被利用为贸易保护工具的倾向却始终占据上风。在上述争端中,援引总协定第20条b款或g款提出的主张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专家组的否决。专家组认为,总协定第20条规定的是例外条款,必须予以狭义的解释;而且,援引第20条有关条款的一方须承担举证责任。这样,被主张符合总协定第20条b款或g款要求的环境措施显然要受到严格的审查,而要想在Gatt框架内证明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贸易限制的合法性实际上就相当困难了。例如,专家组对第20条b款“保障人和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必要措施”中所谓“必要性”的解释是,“没有可选择的符合总协定的措施或者没有与总协定抵触更少的措施的情况”。〔8〕也就是说,专家组所关注的不是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是“保障人和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这个目标所必需的,而是强调措施必须在“最低限度”违反总协定的其他规定。此外,专家组对第20条g款也作出了严格的解释,强调为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的“相关措施”,必须是以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为其主要目的的措施。〔9〕专家组确定的这些审查标准是值得商榷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专家组对总协定第20条的解释只是关心有关措施是否符合总协定,而没有考虑到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10〕

最能体现Gatt对环境保护持保守立场的例子是第一个“金枪鱼”争端案。美国于1972年制定了《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禁止任何直接或间接对海洋哺乳动物造成伤害的捕鱼行为,禁止进口通过这种行为捕获的鱼类及其制品。由于墨西哥使用大型拖网捕获金枪鱼造成大量海豚死亡,美国根据上述法律禁止从墨西哥进口金枪鱼及其制品。1991年墨西哥向Gatt提起申诉,指责美国的行为违反了《关贸总协定》第11条和第13条。美国则援引总协定第20条b款和g款作为辩护的理由。〔11〕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个争端对于处理多边贸易体制内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提出了日后世界贸易组织在解决关于环境措施的争端时必须面对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对待涉及生产工艺或生产方法的环境措施;二是总协定第20条b款和g款是否要受适用范围的限制,即国内措施是否具有域外效力。

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联的。由于生产工艺或生产方法引起的环境危害通常发生在进口国以外,而进口国基于生产工艺或方法采取的贸易限制就必然提出了国内环境措施实施中的域外效力问题。

在第一个“金枪鱼”争端案中,专家组否定了美国提出的不同捕捞方法捕获的金枪鱼不是“相同产品”的观点,认为“相同产品”只涉及产品本身的性质而与产品的生产或加工无关;而且认为总协定第3条只允许对进口产品适用国内质量法规而不得适用关于生产工艺或方法的国内法规。专家组同时还否认美国的行为符合总协定第20条b款和g款的要求,认为这两款只适用于采取措施的国家的管辖范围以内。〔12〕专家组的上述主张遭到广泛的批评。批评意见认为Gatt的立场与日益强烈的环境保护要求背道而驰。〔13〕有学者甚至这样评价,Gatt在“第一个‘金枪鱼’争端中的推理是大胆的,但却误入歧途,它试图在国际法律秩序正在发生的根本变化面前维持Gatt法律秩序与世隔绝的状态”。〔14〕

尽管在第二个“金枪鱼”争端中,Gatt对上述关于总协定第20条b款和g款适用范围的解释有所修正,但却提出了新的限制,即一个国家不能在追求环境目标时采取迫使其他国家改变政策的措施。〔15〕

Gatt在“金枪鱼”争端案中所坚持的原则使关注环境保护的人士担心Gatt的有关规定会成为实施环境保护措施的重大障碍。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不同的生产工艺或生产方法会使产品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完全不同;Gatt对“相同产品”的定义不能促进采用对环境有利的生产方法。而Gatt对总协定第20条b款和g款适用范围的解释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全球环境保护的需要不一致。臭氧层损耗、全球变暖、酸雨、水污染、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等,这些都绝非某一个国家面临的环境问题;防止全球环境恶化、保护人类共有的资源是每个国家的义务。而贸易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有效的环境保护手段。因此,如何将各国单方面保护环境的行为尤其是保护人类共有资源的行为与多边贸易体制协调起来,是世界贸易组织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没有对《关贸总协定》第20条做任何修改。除了《关贸总协定》外,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框架中还有一些条约在不同程度上涉及环境保护。其中,《贸易的技术障碍协定》和《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定》与环境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两个协定都强调,各国在制定技术规章或采取卫生或植物检疫措施时应遵循现行的国际标准;而且,技术规章或卫生、植物检疫措施不应超过为实现合理目标(包括保护人、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和保护环境等)所必需的范围,不得在情况相同的成员之间造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对国际贸易构成变相限制。不仅如此,这两个协定都规定了“最少贸易限制”(theleasttraderestriction)原则。《贸易的技术障碍协定》第2条第2款规定,“如果导致采用有关技术规章的情况或目标不存在,或者如果情况或目标发生变化后,能采用更少贸易限制的方式时,则这些技术法规应予以取消。”《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定》第5条第4款则规定,“成员在决定合理的卫生或植物检疫保护程度时,应考虑尽量减少贸易的负效应这个目标。”显然,环境保护虽然被承认为是合理目标,但这些规定的主旨仍然是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防止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现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框架内,一个国家根据自身需要制定环境法规和实施环境措施的权利,要受它根据《关贸总协定》及其他相关协定所承担的义务的限制。至于这种限制的范围,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贸易组织在解决关于环境措施的争端时对上述有关条款的解释。

这样,在处理贸易与环境关系的问题上,世界贸易组织是否在实质上有别于Gatt,也集中体现在争端解决中。

二“环境”争端解决中的新迹象

世界贸易组织在成员数量、职权范围、运行机制以及影响力等各个方面都使以前的Gatt难以望其项背。其中,全新的、准司法性的争端解决制度尤其引人瞩目,它所表现出来的高效率已经为世界贸易组织赢得良好声誉。在世界贸易组织已经解决的争端中,下列争端是因环境或健康措施而引起的。它们是:1996年巴西、委内瑞拉诉美国的“汽油标准”争端案,1997年美国、加拿大诉欧共体的“荷尔蒙牛肉”争端案,1998年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诉美国的“虾和海龟”争端案,2001年马来西亚诉美国的“关于实施虾和海龟争端裁决”的争端案,以及2001年加拿大诉欧共体的“石棉”争端案。与前文提到的Gatt时期的“环境”争端一样,这些争端涉及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一个国家实施的单边环境措施是否符合《关贸总协定》第20条“一般例外”中b款或g款的要求。通过考察世界贸易组织解决这些争端的实践,可以认为,已经出现了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的新迹象。

(一)关于《关贸总协定》第20条b款的解释

《关贸总协定》第20条b款允许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采取“保障人和动植物生命或健康的必要措施”,即使这些措施违反了非歧视待遇、禁止数量限制等自由贸易基本原则。前面曾指出,这是一例外条款,为防止其被滥用,Gatt专家组曾对援引这一条款的情况予以严格审查,尤其是强调其中的“必要性”是指“没有可选择的符合总协定的措施或者没有与总协定抵触更少的措施的情况”。这样的解释实际上使援引第20条b款难以成功。而在“石棉”争端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都支持欧共体援引这一条款以证明法国关于石棉及相关产品的措施不违反《关贸总协定》。这是从Gatt到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实践中成功援引第20条b款的第一例,因而格外引人关注。

在“石棉”争端中,专家组指出,法国采取的关于石棉的措施属于保护人类生命和健康的措施,而且这个措施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可合理利用的替代措施”。〔16〕上诉机构对专家组的这一立场表示支持,并进一步指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有权决定它们认为合适的健康保护水平;法国所采取的措施的目标是扼止石棉对人类健康的危害,这也是它所确定的健康保护水平;〔17〕而且,这个措施是必要的,因为上诉方加拿大所提出的“较少贸易限制”的“控制使用石棉”的措施不足以实现法国所确定的健康保护水平,并非一个可合理利用的替代措施。〔18〕

显然,与以前相比,对《关贸总协定》第20条b款的解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处理“石棉”争端的上诉机构不再像过去Gatt的专家组那样强调依据这一款采取的措施必须在“最低限度”违反总协定的其他规定,或者符合所谓“最低贸易限制”的要求,而只是强调这个措施必须是实现它本身的目标所必需的,而这个目标就是“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尽管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并不承认先例原则,但“石棉”案的裁决结果明确显示,多边贸易体制内人们对贸易和环境关系的态度已发生某种变化,成功援引环境例外条款的可能性已大大增加。

(二)关于《关贸总协定》第20条g款的解释与Gatt关于环境措施的争端解决实践相比,另一显著变化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构在“汽油标准”争端与“虾和海龟”争端中对《关贸总协定》第20条g款作出了新的解释,而且是对环境保护来说非常积极的解释。

《关贸总协定》第20条g款是指,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可以实施“与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相关的措施,该措施与国内生产或消费限制一起实施“,作为总协定的一般例外之一。新的解释体现在三个方面:“可用竭自然资源”:尽管Gatt的争端解决实践承认海豚和一些鱼类是“可用竭自然资源”,但始终没有对这个概念作出明确解释。在“虾和海龟”争端中,印度、巴基斯坦、泰国认为对这一概念的“合理解释”应是“像矿物那样的有限资源,而不是生物的或可更新的资源“;因为“生物”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所以不可能是可用竭的自然资源。〔19〕上诉机构明确表示这一观点是不可接受的。它指出,“可用竭”自然资源与“可更新”自然资源并不相互排斥;现代生物科学证明,原则上可再生即可更新的生物物种常常由于人类的活动被消耗、用竭乃至灭绝;生物资源与石油、铁矿石和其他非生物资源一样是有限的。因此,总协定第20条g款并不仅限于保护“矿物”或“非生物”自然资源。〔2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诉机构还进一步指出,总协定第20条g款是50多年前起草的,条约解释者应当根据国际社会当前对环境保护的关注来阐释这一条款的用语;尽管乌拉圭回合没有修改第20条,但《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前言表明缔约国都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和合法性,并把环境保护作为国家和国际政策的目标。〔21〕上诉机构援引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和判例以及著名国际公法学家的著作,认为,《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前言明确承认了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第20条g款中的一般用语‘自然资源’在内容和范围上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其定义是发展的”。〔22〕上诉机构还以《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二十一世纪议程》、《保护野生迁徙动物物种公约》为据,说明现代国际公约和宣言在提到自然资源时都包括生物和非生物资源。因此,上诉机构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今天还将第20条g款仅仅解释为保护可用竭矿物或其他非生物自然资源显然是太落伍了“;“根据条约解释中的实效原则,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的措施,无论是生物资源还是非生物资源,都属于第20条g款的范围“。〔23〕

“与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相关的措施”:

前面已经提到,Gatt曾将第20条g款中“与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相关的措施”解释为以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为主要目的的措施。显然,这个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修改了原来条款的内容。与之有所不同的是,“汽油标准”争端与“虾和海龟”争端的上诉机构的解释都分别强调引起争议的措施与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这个合法目标之间的实际联系;认为只要存在这种联系,该措施就是“与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相关的措施“。在“汽油标准”争端中,上诉机构论证了确定基线的汽油规则与保护清洁空气之间存在着密切且真实的手段与目的的联系。〔24〕同样,在“虾和海龟”争端中,上诉机构论证了禁止进口某些虾及虾制品的609条款与保护海龟这个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着一种手段与目的的联系,而且这个联系是密切且真实的。〔25〕因此,无论是汽油规则还是609条款,都被认为是“与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相关”的措施。在解决“汽油标准”争端过程中,关于第20条g款的解释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问题是在《关贸总协定》第20条导言和g款中都使用的“措施”一词应指整个汽油规则还是指汽油规则中关于确定基线的具体条款。对这一问题,专家组认为,这里的“措施”一词是指汽油规则中具体的歧视性条款,这些条款违背了总协定第3条,而被诉方(美国)正是试图对此援引总协定第20条规定的例外情况。但是,上诉机构批评专家组的上述解释忽视了基本的条约解释规则。它认为,“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对某一条款的解释不应对其他相关条款的目的和宗旨有所损害。对于汽油规则中关于基线的规定,作为一个整体(无论适用哪一种基线方法),需要结合汽油规则中其他防止空气质量恶化的有关要求来理解。脱离汽油规则的其他部分,很难理解关于基线方法的那些条款。规定基线方法的条款与汽油规则的其他部分是一致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因此,第20条g款中的“措施”在本争端中是指汽油规则而不是其中的歧视性条款。〔26〕显然,上诉机构对第20条g款作出了比专家组更为宽泛的解释。

“与限制国内生产和消费一起实施”:

Gatt曾经将此解释为“主要旨在使这些限制有效”。〔27〕即使仅从字面上来理解条款的含义,这个解释都显得非常牵强。在“汽油标准”争端中,上诉机构对这一段文字作出了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它指出,前面援引的关于条约解释的国际法基本规则在这里同样适用;这一段文字的含义应当是:“政府的措施(例如汽油规则)与国内生产或消费自然资源的限制一起实施“。换言之,“应当将‘与限制国内生产和消费一起实施‘解释为一个要求,即对有关措施施加的限制,不仅针对进口汽油,也针对国产汽油“;“这个条款是对以保护的名义对可用竭自然资源的生产或消费施加限制而规定的一个公平(even—hand-edness)要求“。〔28〕在“虾和海龟”争端中,上诉机构沿用了这一解释,指出,由于609条款对进口虾的限制同样也适用于美国渔船捕获的虾,这是一个公平的措施,因此,609条款是与限制国内捕虾一起实施的措施,符合第20条g款的要求。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世界贸易组织在解决前后两个不同的争端中,对《关贸总协定》第20条g款所作的新的解释是一致的。这个新解释最直接的后果是,它使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为其环境保护措施援引第20条g款变得相对容易了。从促进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三)关于《关贸总协定》第20条导言的解释

《关贸总协定》第20条在列举例外措施之前,还有一段导言,规定了采取这些例外措施应遵循的共同条件,即“对情况相同的各国,实施的措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在Gatt的争端解决实践中,总协定第20条的导言虽然也曾被援引或适用,但由于专家组对第20条各款作出了非常严格的解释,使Gatt缔约方援引第20条“一般例外”的各种情况的主张通常被专家组予以否定,这样,第20条导言的作用以及它与第20条各款之间的关系反而被忽视了。在“汽油标准“争端中,上诉机构第一次对第20条导言作出了权威性的解释,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它应具有的法律意义。

审理“汽油标准”争端的上诉机构指出,专家组没有审查所争议的基线方法是否符合总协定第20条导言的要求,这在法律上是错误的,因为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释之通则”的必然结果之一是解释必须使条约的所有用语都有意义和效果,解释者不能自由诠释以致条约的整个条款或段落变得多余或无用。总协定第20条导言的作用是确保总协定第20条各款规定的例外措施以合理的方式实施,既关系到采取例外措施一方的法律义务,又关系到其他各方的法律权利。因此,援引总协定第20条时,不仅要符合其中某一款的规定,而且还要符合该条导言的要求,以防止对总协定第20条“一般例外”的滥用。〔29〕援引总协定第20条例外条款的当事方应承担举证责任。由于美国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其未对国产汽油和进口汽油适用同样基线方法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上诉机构得出结论认为,尽管美国汽油规则规定的基线方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属于总协定第20条g款的范围,但它不符合总协定第20条导言的要求,即该方法的适用构成“专断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和“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因而对此不能援引作为一个整体的第20条。〔30〕

在“虾和海龟”争端中,总协定第20条的导言与各款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得到明确。上诉机构否定了专家组的分析方法,强调适用第20条,应首先考察争议中的措施是否属于其中某一款规定的具体例外,然后再分析该措施是否符合导言的条件,而不能采用相反的分析方法。上诉机构援引了以上它在“汽油标准“争端中所作的分析,指出第20条的导言所表述的是一条国际法一般原则,即关于国家行使权利的善意原则,目的是防止“权利滥用”;解释和适用第20条的导言,是在一成员援引例外条款的权利与其他成员依据实体条款享有的权利之间划一条平衡线;这条平衡线随具体情况而变化。〔31〕这一精辟分析成为判断一成员的措施是否符合第20条导言的标准。而且,在后来“关于执行虾与海龟争端裁决”的争端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还有机会运用这一标准,判定美国的执行措施没有构成不合理的歧视手段和变相的贸易限制,因而符合第20条导言的要求。〔32〕

(四)关于国际环境协定作为解释渊源

在Gatt关于环境措施的争端解决实践中,当事方常常援引国际环境协定,以说明其采取措施的性质,或是属于总协定第20条b款所规定的“保护人、动植物生命健康的必要措施”,或是属于第20条g款中“与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相关的措施”。对于当事方的这些主张,Gatt专家组一般强调,其职权仅限于根据总协定的有关规定审查争端涉及的措施,而对被援引的国际环境协定不予考虑。〔33〕

在第二个“金枪鱼”争端案中,美国援引有关国际环境协定支持其适用总协定第20条g款的主张。

该争端的专家组认为,与Gatt不相关的国际协定只能在《关贸总协定》不清楚时作为次要解释渊源,而且,即使《关贸总协定》不清楚,由于当事方援引的国际协定从未在总协定的起草过程中被提到,因此,这些国际协定不具备什么证明价值。〔34〕尽管专家组承认《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表述了条约解释的基本规则,应据此解释条约。但专家组实际作出的解释却并非与之完全相符。专家组认为争端当事方援引的双边或多边环境协定不是在《关贸总协定》全体缔约方之间缔结的,不构成“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也不构成“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甲、乙项),因此不应予以考虑。〔35〕但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的丙项规定:解释条约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的还有“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因此,在Gatt的法律框架内,虽然多边环境协定不能被用来对抗该协定的非缔约国,但对于适用于争端双方的多边或双边环境协定,Gatt专家组在解释第20条有关条款时是应该予以考虑的。

对于国际环境协定是否可以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中的解释渊源,是一个存在着争议的问题。

否定的意见认为,《争端解决谅解书》限定了专家组的职权范围,不能对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框架以外的协定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作出裁定。〔36〕肯定的意见则指出,《争端解决谅解书》同时还规定,世界贸易组织在争端解决中应按照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规则阐明《关贸总协定》及其他相关协定的现行条款,这样就不能排除对有关国际环境协定的考虑。〔37〕

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实践对国际环境协定是否可以作为解释渊源作出了回答。审理“汽油标准“争端的上诉机构在其报告中指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规定,“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这一“解释之通则”是为全体当事方和第三方所信赖的,已经具有习惯国际法或一般国际法规则的性质,构成了国际公法习惯解释规则的一部分,根据《争端解决谅解书》第3条第2款的要求,上诉机构应适用它来阐明总协定及其他有关协定的条款。这个要求反映了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对总协定的解释不应孤立于国际公法之外。〔38〕

这就意味着,对总协定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条款的解释不应孤立于国际环境法之外。在“虾和海龟”争端中,为说明美国的609条款不符合总协定第20条引言的要求,专家组援引1992年《环境与发展里约宣言》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有关条款,认为美国应该通过国际合作寻求保护海龟的措施,并且指出,“一般国际法和国际环境法都明确提倡利用协商手段而不是单方面措施来解决跨国界或全球环境问题,尤其是涉及发展中国家时;因此,从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环境法两方面的角度来看,显然是应优先采用协商的解决办法。“〔39〕前面已经提到,审理“虾和海龟”争端的上诉机构为解释总协定第20条g款中的“可用竭自然资源”,援引了多个国际环境协定及宣言。不仅如此,上诉机构还依据《濒危野生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说明海龟属于“可用竭自然资源”;同时,上诉机构还在其报告的注释中强调争端各方都是这个公约的缔约国,以说明保护濒危海龟是争端各方的共同政策。〔40〕

显然,在解决涉及环境措施的争端中援引国际环境协定作为解释渊源,已经为世界贸易组织所接受。对于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关系而言,这应当说是一个好迹象。

三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有关单边环境措施的两个问题

前面曾经提到,由单边环境措施引起的争端往往会涉及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基于生产工艺或方法的环境措施;二是国内环境措施的域外效力。世界贸易组织虽然在解决上述“环境”争端时已越来越倾向于环境保护,但仍没有明确回答这两个问题。

当争端涉及基于生产工艺或方法的环境措施时,如何解释《关贸总协定》第3条第4款即国民待遇条款是一个关键。这一款规定:任何缔约方境内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方境内时,在关于产品的国内销售、推销、购买、运输、分配或使用的全部法令、条例或规定方面,所享受的待遇应不低于本国相同产品所享受的待遇。在Gatt解决的第一个“金枪鱼”争端中,美国认为它为保护海豚限制进口金枪鱼的措施是对外国产品适用国内渔业法规,因为根据总协定第3条第4款,一国有权使外国产品与本国相同产品一样服从同样的规范。专家组否定了美国的主张,将总协定第3条第4款解释为只允许对进口产品适用关于产品质量的国内规章而不得适用关于生产工艺或方法的国内规章。这个解释曾经遭到广泛的批评。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第3条第4款的适用范围。处理“金枪鱼”争端的Gatt专家组将有关生产方法或工艺的环境措施排斥在这一条款的适用范围之外,即使是在国内外产品之间同等适用。而实际上,大量的环境措施是直接规范生产方法,并影响着产品的贸易,如在许多国家普遍适用的生态标志就是鼓励消费者优先选择以有利于生态的方法生产的产品。在后来的“虾和海龟”争端中,上诉机构承认美国的609条款是“与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相关的措施”,而该条款基于不同的捕虾方法禁止进口某些虾和虾制品,强调不同的捕虾方法具有不同的环境保护后果。因此,上诉机构实际上暗示,世界贸易组织并不绝对禁止为保护环境而利用基于生产工艺或方法的贸易限制手段。但上诉机构显然回避了需要明确回答的关键问题:以不同捕捞方法捕获的虾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不同产品?或者规定捕捞方法的产品措施是否在总协定第3条第4款的适用范围内?

在判断一个成员的措施是否符合总协定第3条第4款时,“相同产品”是一个关键概念。因为,如果争议的措施涉及的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并非相同产品,就不存在违反国民待遇的问题。在“汽油标准”争端中,专家组援引Gatt认定“相同产品”的标准,根据产品的物理特征、最终用途、关税分类,认定进口汽油和国产汽油是“相同产品”。〔41〕并且声称,“总协定第3条第4款所涉及的是相同产品的待遇;其措辞不允许因生产者的特点及其所持数据的性质而给予较差的待遇”。〔42〕这个解释显得模棱两可,因为它没有明确说明按照不同生产方法生产的汽油是否不属于“相同产品”。有学者评价它使各国政府更加难以制定可行的规范性措施,因为环境规范的制定者认为有许多理由根据炼油厂的污染记录给予汽油不同的待遇;而贸易规范的制定者则要根据生产者是否有商标或专利许可证而对其产品予以不同的待遇。〔43〕在“石棉”争端中,上诉机构对第3条第4款中的“相同产品”有更深入的解释,强调在确定产品的相同性时应考虑有关产品之间在市场上的竞争关系。〔44〕但上诉机构对此的说明仅限于产品的物理特性及其对消费者的影响,如这个争端中石棉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性,并没有进一步阐述在判断产品的“相同性”时是否应考虑同样可以影响有关产品竞争关系的不同的生产方法。因为,不同的生产方法不仅直接影响产品的成本,而且会影响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的消费者的品位和习惯。

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即国内环境措施的域外效力,关系到如何理解总协定第20条b款和g款的适用范围。“虾和海龟”争端就涉及这个问题,因为美国的609条款所要保护的海龟并不局限于某个国家的管辖范围。上诉机构在说明609条款属于总协定第20条g款规定的例外措施时,专门声明:“我们将不讨论第20条g款是否暗含管辖范围限制的问题,也不讨论如果存在这种限制,其性质或程度的问题。”〔45〕上诉机构的观点是,由于至少海龟出现的一些水域在美国的管辖范围内,“对于第20条g款来说,这个迁徙的濒危海洋生物与美国之间的联系就足够了”。〔46〕这就意味着,如果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为保护环境资源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只要这一资源与该成员的管辖权存在着某种联系,该成员就可以援引第20条g款证明其限制措施的合法性。从上诉机构的这些分析来看,可以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并不绝对禁止一国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保护其领土以外的环境。但这一点同样需要进一步明确。显然,在如何对待基于生产工艺或方法的环境措施以及国内措施的域外效力问题上,世界贸易组织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它只是“透露”了与以往不同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是倾向于环境保护的“信息”。围绕上述两个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尤其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在“虾和海龟”争端中对基于生产工艺或方法的环境措施表现出的宽容态度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美国尽管是“败诉”方,却对此表示积极欢迎,认为上诉机构在明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环境保护措施的重要关系问题上作出了许多重要并且积极的结论。〔47〕而泰国,“胜诉”的当事方之一,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上诉机构的意见“将导致基于生产工艺或方法的环境措施的数量迅速增加并且以第20条作为这些措施的法律根据……这有可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纪律在未来的适用产生深远的制度性影响。”〔48〕这些不同反应表明,世界贸易组织仍将面临环境措施引起的争端以及如何解决这类争端的问题。

(二)多边环境协定与自由贸易规则的冲突

近一二十年,为了实现环境目标,多边环境协定越来越多地利用贸易条款,规定或者允许缔约国采取歧视性的贸易限制。然而,这种基于多边环境协定、以贸易限制为手段、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措施却是与传统自由贸易规则相冲突的。这样就在国际法上提出了如何协调多边环境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问题。一些多边环境协定规定了强制性的贸易条款。例如,《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要求逐步停止生产和消费某些消耗臭氧层的化学物质,采取对非缔约国予以更多限制的贸易控制手段;〔49〕《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对某些动植物物种的进出口规定了许可证管制制度,允许对不遵守公约的缔约国予以惩罚性的贸易限制;〔50〕《关于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和处置的巴塞尔公约》禁止缔约国与非缔约国之间进行危险废物的进出口贸易。〔51〕还有一些多边环境协定明确规定允许缔约国利用贸易手段来实现协定的目标。例如,《禁止用长拖网捕鱼的惠灵顿公约》允许缔约国采取符合国际法的措施,禁止在其境内装卸或禁止进口用长拖网捕获的鱼和鱼产品。〔52〕多边环境协定规定贸易限制条款的目的,除了对具有环境影响的产品本身的贸易予以控制外,还试图使整个条约体系更加有效,鼓励更多的国家参加条约,并使那些不加入条约的国家不能获得“白搭车”(free—riders)的好处。〔53〕

然而,很明显,多边环境协定规定的贸易限制尤其是歧视性贸易限制与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禁止数量限制等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它提出了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并很可能通过争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实践中尚未产生由于实施多边环境协定规定或认可的贸易限制而引起的争端,但理论上产生这类争端的可能性却是存在的。可能产生两种情况的争端:

(1)产生于多边环境协定的缔约国之间的争端

例如,甲乙两国同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一多边环境协定的缔约国。甲国根据该多边环境协定的有关规定对乙国实施贸易限制,而乙国则会指责甲国的行为违反了《关贸总协定》或其他相关协定的有关条款,甚至指责甲国采取的措施实际上不符合它所引以为据的多边环境协定。如果不得不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解决这个争端,〔54〕则必须首先回答两个问题:一、对甲乙两国都有拘束力却又相互冲突的国际协定,哪一个应优先适用?二、负责解决争端的专家组是否有权对争端涉及的多边环境协定进行解释?如果专家组遵循习惯国际法之解释规则,回答第一个问题似乎并不困难。因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规定,在同为两条约之当事国间,后定条约之规定应居优先。那么,这就意味着,如果《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后来又缔结或加入了内容与《关贸总协定》相冲突的协定,可以认为该国放弃了它在《关贸总协定》下的有关权利。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存在着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意见,并没有定论。〔55〕

(2)产生于多边环境协定的缔约国与非缔约国之间的争端

例如,甲乙两国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甲国根据它缔结或参加的多边环境协定对该协定的非缔约方乙国实行贸易限制,而乙国则会指责甲国的行为违反了《关贸总协定》关于禁止数量限制的第11条、关于最惠国待遇的第1条和第13条等等。显然,要解决这个争端,就必须阐明多边环境协定相对于《关贸总协定》及其他有关协定的法律地位。对此,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目的是试图协调多边环境协定的贸易限制条款与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个建议是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9条第3款进行个案审查,该款允许在“特殊情势”下经3/4成员国表决同意免除义务。然而,通过这个方式解决以上类似争端在技术上不太可行,其中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56〕另一个建议是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方法,规定某些多边环境协定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57〕这个建议似乎具有其可行性,但它首先需要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进行多边谈判取得协商一致,补充一条新的规则,承认某些多边环境协定高于世界贸易组织各协定的法律地位。这无疑是非常困的。

保护动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篇6

关键词:城市园林植物;养护;技术措施

Doi:10.14051/ki.xdyy.2016.02.155

1城市园林植物的养护现状

在城市经济水平快速提升的情况下,城市园林植物的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大气污染、水污染等程度的不断加重,给城市园林植物的生长带来严重影响,最终导致城市综合症时常发生。目前,较多城市园林的绿化设计比较注重景观效果,却没有根据植物的生长习性、生长条件等进行搭配,致使各种病虫害情况频繁出现,给城市园林植物的养护带来很多困难。对当前城市园林植物的养护现状进行全面调查和分析发现,其主要呈现出如下几个问题:首先,城市园林植物的养护没有得到全体公民的重视,养护管理工作的宣传力度不大,致使城市园林植物养护的难度较大;其次,缺乏专业的养护管理人员、完善的管理机制等,并且没有高度重视外来物种给本地物种造成的影响,最终降低城市园林植物的抗病能力。最后,城市园林植物采取的病虫害防治方法不够多样化,部分养护管理人员的专业技能不够强,给城市园林植物的养护效果带来严重影响。

2城市园林植物的养护技术措施

根据上述内容可知,要真正改善城市园林植物的生长环境,提高其养护效果,就必须确保城市园林绿化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与各种植物的养护技术措施完美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促进城市生态循环发展。

2.1乔木和灌木类的植物养护技术措施

根据城市园林植物的造景情况来看,乔木、灌木是城市林缘线与植物立体层次构建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需要注重乔木和灌木类植物的合理搭配,选用最合适的养护技术措施,才能真正获得理想的景观效果,最终增强城市园林植物景观的动态感。在实践过程中,具体采取的养护技术措施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在种植乔木的前3年,每年都需要在春季、夏季和秋季的时候进行1次施肥,如果乔木的树形较小,则需要与松土相结合;其次,树形较大的乔木需要在冠幅范围内的地面开挖地穴,采取多次干施的方式进行养护。其中,使用的肥料一般是复合肥。与此同时,灌木的种植方法采用浅穴方式,并根据根系、树干的生长情况搭配适量的复合肥,在结合干施和液施2种方法的情况下,确保灌木的正常生长。最后,水分方面的养护管理通常是在幼树时期进行,尽量保持土层不干涸、水量不集堆。另外,部分园林施工会进行大树的移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综合考虑土球、苗的质量、浇水情况和天气等,才能保证大树的成活率,从而达到城市园林植物养护的真正目的。

2.2花卉类植物的养护技术措施

在城市园林建设中,花卉类植物发挥着美化、香化等多种重要作用,不仅可以调节城市居民的生活情调,还能提高城市园林植物的整体绿化效果。因此,正确采取养护技术措施,合理运用花卉的组合形式,对于提升城市形象有重要意义。在实践过程中,花卉类植物的养护管理必须对施肥、浇水、修剪、中耕除草、病虫害防治、补植等给予高度重视,并加强细节部分的管理,才能真正保障花卉类植物的健康生长。

2.3地被类植物的养护技术措施

在城市生态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地被类植物已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是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实际需求。因此,在草皮向观花型植物转化的过程中,根据大面积栽种的相关特点,采用粗放式的养护方法,对于提高地被类植物的绿化效果有极大作用。在实践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问题是:严禁平秃、水土流失等情况出现,提高土壤的肥力,密切关注地被类植物的观花期、绿叶期,才能真正提升地被类植物的景观效果。

3结语

综上所述,在不断加强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过程中,对园林植物的养护给予高度重视,加强城市园林植物的养护管理,并采用合理的植物配置方法,有效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综合技能,才能真正减少病虫害带来的影响,最终促进城市园林生态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崔新伟.城市园林绿化的养护技术措施探讨[J].现代园艺,2015(20)

2张洪学.城市园林绿化植物养护管理技术[J].现代园艺,2015(20)

保护动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篇7

关键词:国际环境措施世贸规则协调

一、环境保护:从Gatt到wto

20世纪中叶,环境问题席卷全球,成为全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人们认识到:不保护环境,人类可能会毁掉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于是各国在将环境保护作为国内立法重点的同时,也通过缔结国际条约的途径保护环境,并将环境保护渗透于一切可能影响环境质量的领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绿化Gatt(《关税贸易总协定》)或者说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就被提了出来。1971年,Gatt专门设立了“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小组,反映了Gatt开始将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并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来对待。“东京回合”达成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表明,各国的环境保护措施已经对贸易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并形成贸易壁垒,因而,消除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就成了Gatt法律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以及wto的产生,使协调国际贸易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乌拉圭回合”在“环境小组”和理事会工作的基础上,最后通过了《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决定》。根据该决定,wto设立了一个对所有成员国开放的“环境与贸易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工作宗旨就是在不违背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前提下,负责与贸易有关的环境保护工作,协调贸易与环境两个领域的各项政策措施,实现环境保护与贸易持续增长相互促进的目标。可见,在“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多个协定如《服务贸易总协定》、《农业协定》、《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定》、《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①都涉及到了环境保护问题。这表明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国际贸易规则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之一。

环境保护对贸易的影响并不限于环境保护理念渗入世界贸易规则,国际社会早就开始缔结专门的国际公约对各种危害环境的自由贸易进行限制。如针对象牙贸易造成对大象的大量捕杀而使其濒危,硬木贸易导致东南亚地区森林面积的急剧减少,甚至对一些国家的生物资源和林木资源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危险废物贸易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巨大危害问题等。国际社会为此已经缔结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等环境保护公约,这些公约的宗旨就是通过限制贸易达到环保的目的,限制或禁止成员国的贸易对生态的不利影响。

二、环境保护同自由贸易的冲突与解决

环境保护渗入国际贸易规则,现在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状况和经济实力上存在巨大差异,导致这两大阵营在对待贸易相关国际环境保护措施和世贸规则这两种不同的规则体系的态度上完全不同。发达国家鉴于自身环境优势和经济技术优势,一方面有意规避或者不遵守有关的限制贸易的国际环境保护措施,企图进一步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物;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用世贸规则中的环境保护措施设置“绿色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以求保护本国经济。而发展中国家则恰好相反,来自发达国家的生态侵略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怀有警惕的心理,他们特别重视这些发达国家是否能够遵守那些与贸易有关的国际环境保护规则。

由于发展中国家是“绿色贸易壁垒”的最大受害者,这就迫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使用世贸自由贸易规则来抑制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一致努力,现有国际法和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中关于环境保护的约定,已经包含着大量考虑发展中国家弱势地位的条款。但是,发达国家在环境与贸易领域的双重优势地位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为此,国际环境法把“发达国家承担比发展中国家更大的保护全球环境的责任”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以求达到在环境保护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实质的平等。在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内,wto规则也十分注意防止环境保护措施成为世界自由贸易的障碍,特别是防止其成为发达国家设置绿色贸易壁垒的口实。然而,在国际交往特别是贸易活动中,发达国家往往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设置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也正是由于这些活动,常常引起国际讼争。所以,在当前国际贸易活动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讼争,往往表现为环境保护措施与自由贸易规则之间的冲突。这就使探索如何协调环境保护措施与贸易规则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重要。关于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简称tBt)取得了积极进展。

为了消除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规定,成员方制定、采用和实施技术性措施,除应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外,还应遵守以下几项原则:

1、必要性原则。成员方只能采取为实现合法目标所必需的技术性措施。这些合法目标包括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以及保护环境。

2、采用国际标准原则。成员方如需制定技术法规,而有关国际标准已经存在或即将拟就,则各成员方应使用这些国际标准或其中的相关部分作为其技术法规的基础,除非这些国际标准或其中的相关部分对达到其追求的合法目标无效或不适当。

3、协调与等效接受原则。各成员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充分参与有关国际标准化机构,就各自采用或准备采用的技术法规涵盖的产品制定国际标准的工作,并鼓励各成员方积极考虑将其他成员的技术法规作为等效法规加以接受。

4、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成员方不应期望发展中成员方采用不适合其发展、财政和贸易需要的国际标准作为发展中成员方制定技术性措施的依据。即使存在“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发展中成员方仍可按照特定的技术和社会经济条件,采用某些技术性措施,以保护与其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本国技术、生产方法和工艺。鼓励发达成员方对发展中成员方在制定和实施技术性措施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除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之外,《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简称SpS)在避免成员方利用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设置贸易壁垒方面做出了进一步规定。根据SpS,制定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除了需要遵守tBt所规定的前述四项原则外,还需要遵守“以科学为依据”原则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原则。

按照“以科学为依据”原则,成员方应确保任何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都以科学为依据,不能实施或停止实施没有充分科学依据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如果在科学依据不充分的情况下采取某种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只能是临时性的,并应在合理的期限内做出科学评估。从美国与欧洲共同体之间有关牛肉激素问题的争端的解决来看,《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中的“以科学为依据”原则发挥了积极作用。欧洲共同体以在牛饲料中添加激素会危害人体健康为由,禁止从美国进口牛肉,而美国则认为欧洲共同体这样做没有科学依据,将欧洲共同体诉诸世界贸易组织,结果欧洲共同体败诉。②

按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原则,成员方在制定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时应以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为基础。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是指进口方对进口产品可能带入的病虫害的定居、传播、危害和经济影响,或者对进口食品、饮料、饲料中可能存在的添加剂、污染物、毒素或致病有机体可能产生的潜在不利影响,做出的科学分析报告。③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与进口方确定“适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水平”④有直接关系。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结果认为风险比较高,进口方确定的“适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水平”就比较高,采取的保护措施就相对严格一些;如果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结果认为风险比较低,进口方确定的保护水平就比较低,采取的保护措施就相对宽松一些。但是,SpS规定,无论进口方确定的措施是严还是松,都应考虑将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对贸易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的目标。”⑤

从tBt和SpS的规定可以看出,为了保护环境,成员方可以采取保护环境的措施,但是wto规则对于采取保护环境的措施规定了限制原则,即:一旦成员方采取的保护措施违背了不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等,就构成贸易歧视或贸易壁垒。在1990年美国禁止进口墨西哥金枪鱼案中,就可以看到这些原则的价值。美国以保护海豚为由禁止进口金枪鱼,世贸组织则认为,美国的做法违反国民待遇原则和自由贸易原则,结果美国败诉。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世界贸易组织并不是认为美国不应该采取措施保护动物,而是美国保护动物的做法违反了wto的自由贸易原则。换言之,如果美国对本国渔民也采取相同的措施,那么美国的做法就是恰当的了。正因为美国采用了差别待遇的做法,可以看出美国的真实意图不在于保护动物,而是以保护动物之名行保护本国渔民利益之实。

三、国际环境保护措施与世贸规则的适用与协调

由上述可见,wto一系列规则实际上在努力协调环境保护与自由贸易之间的关系,其具体表现在:它既明确规定为保护人类、动物、植物、自然资源,成员方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又规定这些措施不应成为歧视和变相限制自由贸易的手段。因此,wto既要扩大货物和服务的贸易,同时又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寻求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与贸易有关的国际环境保护措施的初衷在于通过控制乃至禁止对环境有害的产品以及产品生产设备和工艺的贸易来减轻对进口国的环境压力,本质上也是为了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wto规则与环境保护国际规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这种一致性丝毫也不能掩盖两者的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环境保护国际公约是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它所规范的贸易通常明显地影响环境与自然资源,而wto规则主要是以贸易自由为目的的,贸易所涉及的产品本身并不明显有害于环境。

其次,环境保护国际条约是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而wto规则是自由贸易全球化的产物。

再次,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措施是通过规范、限制贸易来实现对环境的保护,实质是要对贸易可能给环境造成的损害进行直接控制,而wto虽然涉及环境保护的条款,允许为了保护环境采取限制贸易的措施,但是其本质上是消除各种贸易障碍。

由于存在着上述差异,当环境保护国际公约所采取的环境措施与wto规则发生矛盾的时候,是遵守多边环境公约有关贸易的环境保护措施,还是遵守wto规则所坚持的实行贸易自由原则?笔者认为,总体而言,环境保护作为一种新的价值理念,在wto规则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换句话说,wto的规则较少地考虑贸易对环境带来的损害,而多边性的环境保护条约却是专门针对贸易可能对环境带来的损害进行的限制性规定。因而,与贸易有关的环境保护国际条约应当优先适用。

但是,由于与贸易有关的环境保护国际公约是由相关国家缔结的,并不属于wto规则体系,很难将其作为wto规则的特别法。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根据公约的缔约方的情况来决定“法的适用”问题。对于既是多边环境保护协定又是wto的成员方来说,即使在多边环境保护协定可能对贸易构成限制,在违背自由贸易原则的原则下,它仍然应当执行多边环境保护公约的贸易限制措施。因为,这些国家缔结或者加入协定的行动就表明它们愿意接受环境保护措施对贸易的限制。然而,对于不是多边环境保护条约的缔约国而只是wto的成员国来讲,就面临难以克服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只有修改《wto协定》,使其容纳或者兼容与贸易有关的多边环境条约规定的环境保护措施⑥,而不是取消与贸易有关的国际环境保护措施。

注释:

①《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在前言中规定:“不应阻止任何国家在其认为适当的程度内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其出口产品的质量按其认为合适的水平采取……为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为保护环境……所必需的措施。”《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定》一开头就申明:“不得阻止任何成员国采取或加强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4条“一般例外”中的b.款亦允许成员方采取或加强“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只要这类措施“不对情况相同的成员方造成武断或不合理的歧视,或不对国际服务贸易构成隐蔽的限制”。

保护动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篇8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园林绿化成了城市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园林养护工作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在园林养护中园林工作者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植物浇水节水就是主要的问题之一。在各个城市都不同程度缺水的同时,总结和探讨有效实用的园林养护节水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通过对目前园林养护中用水现状的分析和浇水节水发展趋势,着重探讨总结了做好园林养护管理中的节水措施。

【关键词】

园林养护;节水;探讨

一、前言

如何做好新形势下园林养护管理的节水措施工作,实现园林养护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是现在城市发展的一个重中之重,这不仅关系到园林绿化景观建设,关系到人们的饮用水安全,关系到城市的发展,而且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所以园林养护管理节水措施探讨也迫在眉睫、是养护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园林养护用水现状

1.养护浇水方式不科学在园林的日常养护过程中,浇水是基本的养护内容之一。我们现在的浇灌方式还大多还是水车运水,用皮管进行人工浇水,大面积的漫灌受地形和其它因素的限制,会造成跑、冒、滴、漏,植物的吸收利用率也不高,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因此我们现在的传统浇水方式急需改进,园林工作者的浇水理念和观念应该更新,在水资源紧缺、园林绿化设施不断增加的形势下,养管浇水需要科学化、精细化、系统化。

2.园林规划设计不合理在城市的园林景观建设中,很多地方都喜欢建设人工的喷泉,水上乐园,人工湖泊等等,这些景观的水源一般都是城市的居民饮用水,这样大面积的在室外,造成的水资源的消耗和浪费都是巨大的。另一方面在园林绿化植物选择上,学习模仿多,对“适地适树”和植物耐旱性欠考虑,无形中也增加了养护用水量。

3.没有有效利用天然水和循环再生的水城市园林中的用水一般都是来源于饮用水,很少使用自然降水,比如很少收集储存非常规水如雨水和雪水并加以利用。这样的情况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人们还没有养成利用自然水的观念。另一个原因是城市建设的时候没有使用渗透水的材料,严重影响了雨水渗透,影响了水资源的回流。

三、节水型园林与园林节水的良性循环是永恒的主题

我们谈论的园林绿化节水措施是多方面的,但很少有具体的实施,不去实践才是不能节水的根本问题。我想,园林景观节约用水应该从根本上采取综合措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大片绿地的发展,一定要发展节水园林,绿色园林的节水工程迫在眉睫,并且还会有大量需求。一定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节水型园林景观和节水形成互补局面,以达到良性循环。节水景观设计是一个目标,既能发挥生态效益,又能合理利用水资源和有效的节水。园林养护过程中节约用水在一个正常的考核指标,是关系到水、景观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在园林管理中一定要合理使用水资源,并且必须合理使用,一定要用好水,节约用水,才能达到更和谐的园林环境。

四、节水措施

1.使用先进的节水灌溉系统节水灌溉是建设节水园林的措施之一。现在各地区的园林养护中,很少使用节水灌溉系统的,很多地方都是大水漫灌,使用人工进行灌溉,浪费了很多的水资源,灌溉的效果也不理想。(1)使用微灌的方式进行给植物浇水灌溉,微灌技术是采用较低的水流量,对植物的根系进行高精度的灌溉,这样可以有效利用水资源,不造成浪费。(2)使用自动化技术来进行灌溉,摒弃了人工灌溉的大水漫灌的方式,自动灌溉技术能够根据植物对水量的需求而进行自动灌溉,使植物生长的土壤环境中保持最佳水分含量。

2.选择合适植物种类(1)在园林的建设过程中,应该本着“适地适树”的原则,多多选择本地的植物,这些本地的植物都是比较适应当地的土壤气候环境的,对水分要求不高,这样仅仅是自然的降水就可以保证植物生长的要求。(2)在园林绿化工程中,多多种植一些耐旱的植物,比如白蜡、金叶榆等,它们对于水分的要求是比较少的,能适应干旱的环境,生命力旺盛,非常适合北方的环境种植。

3.覆盖土地,进行有效保水覆盖能保持土壤中的水分,避免蒸发的浪费,防止水分的减少,为绿色植物保存了大量的水源,有效减少绿地养管浇水次数。(1)可以进行遮盖的绿地:园林绿化过程中对新植树木周围土壤进行覆盖;非种植季节,栽植地段可以通过覆盖进行临时保护,避免水分流失;绿地中植物不能遮盖的土地可以使用沙土覆盖。(2)主要的地面覆盖材料:有机的材料和无机的材料。有机材料,如树皮,锯末,树叶,草屑和类似物。有机材料是易于吸引昆虫和鸟类,有机材料可以被分解逐渐消失,每隔几年需要补充或更换。无机材料如砾石,卵石,绿色环保织物。

4.充分利用水资源目前,城市景观中灌溉用的水大多数都是居民的饮用水,造成饮用水水和绿化用水的不和谐。缺水是世界性的问题,园林绿化建设要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要解决养护中水的问题。使用非传统水资源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水当然是无法用其他资源来替代的自然资源,但是是可以再生的自然资源,城市污水再利用,可以缓解供需矛盾,减少水资源的污染,是实现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的重要途径。”城市污水经过多级的水净化处理后,都可满足绿色园林的用水标准。所以,对于城市景观的灌溉,使用市政污水和工业生产中的废水,是节约和保护水资源在城市的重要途径。(2)雨与洪水利用雨水和洪水也是水资源的一种形式,是让城市充分利用有限的水资源之外另一重要道路。降水的储藏,使用,不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利用雨水资源、节约用水,它也有减缓城市雨水产生的洪水以及地下水位的下降。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所提到的园林养护管理的节水措施探讨工作,希望可以对园林养护管理的节水措施的发展和改进提高提供参考价值。随着园林养护管理的节水措施探讨的不断开展也深入实践,对园林养护管理的节水措施探讨工作也将发挥重要作用,为城市的发展提供解决良策,帮助城市健康有效的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朱大伟.城市园林养护管理的节水措施[J].城乡建设,2015,08:86.

保护动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篇9

侯连琦

(江南大学法学院)2010年6月25日,欧盟食品安全局发文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间,由于对农产品和食品更有力的监控以及有害残留物含量的下降使目前欧盟食品安全状况得到进一步提高。欧盟产品安全部门对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采取全部下架的做法,并在边境口岸根据欧盟检疫检验标准对进口农产品和食品进行严格监控。2010年1月以来,欧盟基本上建立了针对某些水果和蔬菜的边境监控机制以确保其在进入欧盟之前在边境口岸即受到严格的检查。事实上,欧盟关于食品和饲料等含农药残留物的相关立法可能是全球最严格的。同时,欧盟还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来保护消费者。在过去的两年间,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相关立法对食品和饲料中农药残留物最大含量的限制性规定对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农药残留物种类进行了评估。原来近七成的农药残留物被列入限制范围。另外,欧盟还开始采用2009年11月通过的关于严格农药核准的相关规定,并于2011年6月正式实施。

食品安全标准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维护本国国民健康的手段。然而,由于各国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以及有关信息沟通交流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这些标准对部分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形成了食品贸易中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因此,这种非关税壁垒往往成为一个国家限制别国食品进入本国的最主要手段之一,这种措施同时会大大阻碍自由贸易的发展。尤其是西方爆发经济危机以来,许多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通过制定较高的食品安全标准已达到保护本地区食品产业的目的,为此,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以食品安全标准为名的贸易壁垒措施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崛起。事实上,这一现象的产生也意味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崛起。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

经济学理论令人信服地认为,自由贸易能导致最有效的资源分配和最大限度地增加国家的经济福利。然而现实却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关税壁垒和非常税壁垒都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自从Gatt协议达成以来,各成员方在关税减让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层出不穷的非关税壁垒。无论是关税措施还是非关税措施都体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精神。纵观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贸易保护理论由来已久。早在16世纪中叶,第一个贸易保护理论——重商主义就在英国诞生了,其代表人物是托马斯·孟,他认为要增加财富和财宝的通常办法是通过对外贸易,不管何时何地,我们必须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即每年卖给外国人的商品总值要超过消费他们商品的总值。重商主义理论坚持这一信念,即自由是相对的,保护是永恒的。因此,贸易保护主义者一贯主张政府干预,以达到对外贸易顺差。从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贸易保护理论的发展经历了重商主义、幼稚工业保护、凯恩斯主义、战略性政策和新贸易保护主义五个阶段。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都对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的必要性、重要性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

从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由重商主义到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贸易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好像是一对孪生姊妹永不分离。如果在完全自由贸易条件下或完全保护贸易条件下,wto贸易救济措施本来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在完全自由贸易条件下,政府根本不需要对贸易活动进行干预,只要有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就足够了;在完全保护贸易的条件下也不需要wto贸易救济措施,因为这种条件下政府可以用最简单的国家垄断对外贸易或封闭市场来限制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都是多余的。但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实施的多是有保护的自由贸易政策,即总的贸易政策是实行自由贸易,但是,在必要的条件下也不放弃用合法、适度、有限的保护措施维护本国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wto贸易救济措施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的。自关贸总协定的贸易救济机制正式启动以来,wto贸易救济措施在全球贸易中的实践和因此发生的贸易争端并不少见,由此可以看出,wto贸易救济措施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是两方面的,既有积极的维护贸易秩序与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存在着阻碍国际贸易发展、不断引发贸易争端和纠纷的副作用。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

纵观国际贸易发展,始终存在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两种对立的理论体系。自由贸易理论的严格假设前提是一个完全竞争和无摩擦交换的,但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形形的保护措施阻碍着国际经济的发展,对贸易壁垒的设置者来讲其目的非常明确保护本国人利益。历史上各种国际贸易救济制度,无论以怎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其背后都有这种或那种与当时的国际贸易发展相适应的理论作支持。这些理论包括重商主义、绝对优势、比较优势、自由贸易时代、现代贸易保护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等。由此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基本围绕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即保护贸易理论和自由贸易理论。一般认为,保护贸易理论与自由贸易理论是相互对立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说:“在西方经济学中,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争由来已久,并且始终不曾停止过”。但是,从国际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理论并非截然对立,世界各国从来就没有进行过真正的自由贸易,“尽管经济学理论中长期存在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争,但自由贸易理论哪怕在观念上也没有走向绝对自由,并不排斥必要的保护”。我们可以认为,保护贸易理论是对自由贸易理论的修正和完善。

1、贸易保护主义及其代表人物

贸易保护主义,指各国采取各种手段干预本国的外贸活动,以加强本国出口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或限制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的竞争力,保护本国某些生产行业或某些产品的发展。保护主义的内涵一般是“奖出限入”。保护主义贸易措施最早出现在16世纪中叶的英国,被后人称为“重商主义”,其含义是金银是国民财富的主体,也是商业保持活力的必需品。因此,重商主义是保护贸易理论的早期学说,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孟主张“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

传统的保护贸易理论主要代表有,以托马斯·孟为代表的重商主义、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比较利益论和以赫克歇尔与俄林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托马斯·孟认为,要增加财富和财宝的通常办法是通过对外贸易,不管何时何地,我们必须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每年卖给外国人的商品总价值要超过消费他们商品的总价。重商主义坚持这样一个信念,一贯主张政府干预,已达到对外贸易顺差。他们认为大量贸易不是一件好事,相反,他们建议政策目标应是出口最大而进口最小。要达到此目的,可通过关税和配额限制进口,并对进口实施补贴。这表明在早期的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非关税措施在保护本人利益方面的巨大作用。但这种贸易理论却遭到了亚当斯密的批评,他在《国富论》一书中提出各国生产不同商品的效率不同。各国应该分工生产各自具有优势的商品,然后以之交换其他国家生产的商品。这种理论在解释贸易的起因方面非常有说服力,但它却不能解释目前所出现的大量的国际贸易壁垒现象,尤其是各国在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都在制定保护性措施加强对本国幼稚产业的保护,已达到提高本国整体经济实力的目的。

2、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及表现形式

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1948年1月1日生效的Gatt已经使得各成员国的关税壁垒得到极大的削弱,但这并不意味贸易保护主义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相反,贸易保护主义出现一些新特点,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保护幼稚的工业或新兴的弱小的工业不同的是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保护陷入结构性危机的产业部门,手段更隐蔽。贸易政策法律化、提倡管理(managedtrade)贸易进攻性单边主义(aggressiveunilateralism)、区域主义(regionalism)构成70年代以后的美国为代表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征。以“自由贸易但应是公平贸易”(freetradebutfairtrade)为借口,美国政府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所谓不公平贸易做出反应,这些进攻性的贸易保护政策采用了法律的形式,通过国内立法将保护措施法律化、制度化,具体体现在美国1974年的贸易法及《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中,其中“301条款”的主旨、要害和实际作用,就在于单方自立“公平与否”的“美式”标准,以单方施加“制裁、实施报复作为恐吓”或惩罚手段迫使外国开放国内市场。在wto成立之前,美国国内曾就问题进行大辩论,其结果是“301条款”不许改变;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从原先不含糊地支持一个开放的、不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转向支持贸易体制的“双轨制”(twotracks),即在支持Gatt/wto的同时,与特定国家签订区域贸易协定(Rta)。

三、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

自Gatt所主导的多边贸易谈判实现大幅度削减关税以来,全球以非关税为主的各种限制贸易自由化的措施层出不穷,反倾销、反规避、反补贴、各种绿色标准、技术标准、特殊保障措施、数量限制等措施更是使用频繁。由此可见,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一些新特点,这表明以非关税措施为主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产生,也正因为如此wto各成员方果断决定在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将与非关税有关的问题作为谈判的议题,试图通过谈判进一步削减非关税壁垒,并促成各方就各成员方共同关心的非关税问题进行多边磋商,如反规避问题、农业补贴问题、劳工待遇问题。新贸易保护主义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区域贸易组织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实施的主要主体

与新贸易保护主义不同,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实施主体主要是经济欠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由于选择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为了保护国内刚刚起步的幼稚工业、尽快独立自主的发展本国的工业经济体系,不得不实施有选择的保护贸易政策。但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实施主体主要是以美国、欧共体、日本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从国际贸易地理方向来看,上述几个国家的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0%以上,所以这些国家采取怎样的对外贸易政策,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以实施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国家影响巨大,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大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组织的建立。如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中新自由贸易区。因此,新贸易保护主义实施的主体主要是区域贸易组织。

2、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目的及手段的多样化

传统贸易保护政策主要以保护本国刚刚起步、处于弱势竞争地位的幼稚工业为主,等这些产业发展成熟后便取消保护。这种适度的保护是符合wto的基本原则的,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目的趋于多样化,有保护国内夕阳产业、促进国内就业、牵制竞争对手等。贸易保护的手段呈现多样化,首先,反倾销、反规避、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传统保护手段仍被频繁应用。其次,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贸易壁垒花样翻新,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环保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商品和劳工标准,以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的出口竞争力。由于这些新型贸易保护手段具有良好的定向性、隐蔽性和灵活性,其中一些技术和环保方面的要求以提升技术水平、维护消费者利益为出发点,甚至可以视为中性的贸易标准,加之wto对这些贸易措施应用的限制并不统一,因而,其保护效果更为突出,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

3、在具体政策中以更加隐蔽有效的非关税措施为主

在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不断被削减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采取隐蔽性更强、透明度更低、更不易监督和预测的非关税保护措施,如绿色环保标准、苛刻的技术标准、卫生检疫规定、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歧视性的政府采购、差异性的国内消费政策、汇率变动等形式。如自2002年12月19日欧共体对中国发起首起草甘膦反规避立案调查以来,截至2007年9月,欧共体共对中国进行反规避立案调查12件,涉及中国多家企业。另外,美国在卫星通讯和移动通讯服务领域设置重重技术壁垒,使中国公司难以顺利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前段时间通过了2006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禁止五角大楼通过承包商或次承包商向中国购买军装。日本的《消费品安全法》对原产于中国的蔬菜设置最为严厉的卫生标准等。这些现象充分说明非关税正在取代关税措施成为新的国际贸易壁垒,如自2008年3月以来,日本对来自中国企业生产的水饺实施更严格的检验措施。

4、将贸易问题和政治问题挂钩

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即贸易关系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不是把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放在首位,而是要考虑政治利益的需要。例如,美国将贸易问题与人权问题、政治问题挂钩。美国国会通过制度手段和发表提案的方式表达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关切和不满。把美国的经济衰退、高失业率和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挂钩,认为是中国巨大的出口抢占了美国国内市场份额,而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是建立在违反人权的基础上等等。

5、保护范围扩大化

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范围由传统的货物贸易进一步拓展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的全部内容。如欧美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不断修改反规避法,以扩大反规避制度实施的范围。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提高食品技术报标准在保护消费者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即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因此,我们应加强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厉以宁: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序[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陈飞翔:论适度保护[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5(3).

[3]陈立虎:对外贸易的行政法制度[m].中国商业出版社,2000.

[4]汪尧田:国际贸易[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保护动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篇10

关键词: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体损失;土地保育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应考虑的问题,究竟是一些什么问题呢?由于人们对水土保持概念理解的偏差,在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时仅着眼于防治土体损失的机械固定,仅仅限制在使用工程措施,从字面上理解植物措施,没有意识到防治水体损失方面的保持利用,忽略对风力侵蚀的防治,不考虑植物侵蚀和化学侵蚀等。

要讨论这些内容的不合理问题,首先得搞清水土保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1水土保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由水土保持的概念看来,要弄清水土保持的内容,还必须弄清水土流失的定义。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根据一些学术专著,它的意义也是比较明确的:是指土壤侵蚀(包括水、风、重力、人为活动等营力)造成陆地表面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破坏和损失。

然而什么又是土壤侵蚀呢?土壤侵蚀是国际通用的土壤学学术用语,国际上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和机构对此定义大致相同,即水、风、重力等作用下土壤的流失。国内定义是指土壤在内外力(如水力、风力、重力、人为活动等)的作用下,被分散、剥离、搬运和沉积的过程。

当然,随着人们对土壤侵蚀和水土保持的认识的不断深入,土壤侵蚀、水土保持的概念和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演变。正如土壤侵蚀从最初的由于水力或风力作用引起的土地表面物质的移动,逐步发展到土壤在内外因力(如水力、风力、重力、人为活动等)的作用下,被分散、剥离、搬运和沉积的过程,水土保持概念也由初期的土壤保持发展为今天的水土保持并举,从单一强调土壤侵蚀引起土地生产力退化到同时强调土壤侵蚀环境与全球生态环境的联系,如水土流失与水环境的联系,水土保持与全球气候变化的联系等,即水土保持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停留在山区、丘陵区和风沙区的水土资源,而是任何在内外力(如水力、风力、重力、人为活动等)的作用下被分散、剥离、搬运和沉积的水土资源,水土保持的内容已不只是防治水土流失,而是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建立良好生态环境。

由此看来,水土保持涉及的内容除了防治水土资源的流失外,还赋予了利用水土资源,绿化美化环境等。其中,防治水土流失涉及防治土地荒漠化、防旱保水等内容,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涉及了植物侵蚀、化学侵蚀,慎重考虑工程措施等内容,绿化美化环境则涉及了植树造林,慎重使用复垦措施等内容。总之,水土保持已不是最初的水土流失防治,即采取措施简单地把水土资源固定在某一个区域。

2问题根源的解析

前面已经说了方案中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我想最根本的是把水土保持单纯地理解为水土保护,而没有意识到水土保护的根本目的。现结合前面给出的概念来解析这些问题。

2.1仅把“保持”理解为“保护”

保持含义不仅限于保护,而是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由于一部分人把水土保持单纯地理解为水土保护、土壤保护,甚至与土壤侵蚀控制等同起来,没有意识到土壤的改良以及土壤合理利用于农、林业生产,即没有考虑到对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在方案设计的时候,仅着眼于防治土体的损失,进行机械地“固定”处理,夸大甚至是盲目使用工程措施,从字面上理解植物措施。

2.1.1没有着眼于提高土地生产力。有人认为,用工程措施可以把土壤很好地圈定在某一空间范围,这样处理后基本不会发生土壤侵蚀的现象。有的就是忽视植物措施对土壤的改良功能及其对荒漠化的防治功效,在方案编制中忽视植物措施,至少不对石料场、石渣场采用植物措施,加速了该区域土地石漠化、荒漠化的进程。也有人在方案编制中不是先考虑提高土地生产力方面的土地熟化,而是随意采用复垦措施,使土地越垦越穷。相对次要一点的是,在方案中没有提及风力的扬尘等对土地的沙化。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提高土地生产力呢?因为他们只知道土地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不知道中国仅有10.20%的土地面积适于农业,37.10%适于畜牧,且风与水冲刷严重。因此必须考虑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从提高土地生产力、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来看,把弃渣场设置在农田的方案也是不可取的。就算弃渣在水土保持措施处理后,能够使土地生产力提高到以前农田状况下的水平(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但弃渣场本身占压了肥沃的土壤,让其退化,变得难以利用。据科学测算,自然风化1cm表土层需要400年时间,而风化成30cm耕作层,则至少需要1.20万年。但破坏这1.2万年才风化成的耕作层,却只需一朝一夕就完成了。这是一种资源在时间上的巨大浪费。因此,强烈反对占用农田不经处理就用作弃渣处理场地处理弃渣的方案。

2.1.2对绿化、美化环境认识浅薄。由于没有意识到绿化、美化环境,一部分人没有考虑植物措施,或乱用植物措施,或没有把植物措施设计到相应深度等。总的说来,是对绿化、美化环境的认识没有深入。没有考虑植物措施的人完全没有考虑水土保持的绿化、美化这一部分内容。在方案设计中,不在乎植物措施,认为在工程措施的防护下,已经能够达到防治目标,采用植物措施纯属多余。

乱用植物措施是不知道植物间的互生与对土壤肥力的竞争,只知道植物对土壤的改良,不知道一些植物在人为作用下恶化土壤理化性质、降低土壤肥力(即植物侵蚀)。要么是简单的进行混交造林,没有考虑主要树种与伴生树种之间的关系,对各树种不进行优化配置;要么乱用植物种造林,使得外来物种入侵并恶化土壤理化性质,降低土壤肥力,造成植物侵蚀。

没有把植物措施设计到相应深度的人是对植物的绿化、美化作用的认识深度不够而总认为种下去就成。他们要么是随意设计,没有考虑立地条件;要么是简单设计,没有考虑混交造林;在简单的进行混交造林设计中,没有考虑造林密度对生长量的影响;当然,他们植物措施中更不会考虑到微生物对土壤理化性质的改良作用(其实,植物措施常常是和生物措施相互通用的)。

2.2仅从定义上理解,没有注意到事物的发展

早期,人们只提出了土壤保持这一概念。而今,还有很大一部分停留在这一概念上,认为只是对于水力、风力等各类因素引起的土壤侵蚀的治理。于是,他们没有注重水体的保护和利用,没有意识到化学侵蚀带来的危害。也就是说,没有水忧患与水战略的意识。当然,这些还与水体保护的具体定义有关,因为在这一方面大家还持不同的意见:如有人把入渗作为一种水体保护措施,但有人认为,入渗到地层深处的水体已经变得难以利用。

因此,在方案编制中少了很多内容,让编制方案的根本目的落空。没有了“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这一内容,好多东西也就空荡起来,更别说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了。个人认为,水资源的保持要从水资源的利用、便于利用出发,做好库存,同时进行防污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