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障的概念篇1
关键词：医事法；卫生法；概念比较
中图分类号：D922.16文献标识码：BDoi：10.3969/j.issn.1671-3141.2016.4.229
1相关理论概述
1.1医事法概念。医事法是指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对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制定法律规范，以确保公民生命健康和生命安全[1]。医事法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的医事法主要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各种医事法律；广义的医事法主要是指对社会上的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卫生服务部门关于医疗具体事项的法律规定，确保公民的健康权益不受侵害。医事法涉及医疗行为、医患关系、医疗事故、医疗责任等。
1.2卫生法概念。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制定专门的卫生法，只有关于卫生法的医生管理条例和公共卫生条例规定。卫生法是国家法律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具有明显的法律特征，卫生法规定主要涉及公民、法人、医师任职资格、卫生管理体制以及社会其他卫生活动的权利义务进行规范与处罚，是我国卫生监督部门的主要法律依据。例如食品安全法、空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
2医事法与卫生法概念比较
2.1词义比较。通过对医事学与卫生法的概念的概述，我们可以看出，医事学与我国的民事法、刑事法等专业的法律学科同属一类。医事学是指医药卫生领域的法律事务的具体规定，是对医疗行为、医疗责任实施的法律规定，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状况，从而推动医疗安全，避免医疗事故，不属于保障人类健康生存环境范畴。而卫生法的概念主要是对公民、法人、医师任职资格、卫生管理体制以及社会其他卫生活动的权利义务进行规范与处罚，是对人类健康生存环境的法律规定，卫生法是医事法的重要体现。对于“卫生”一词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当时人们对“卫生”的理解是防卫生命安全。现如今，“卫生”一词的解释是“预防疾病，改善生存环境和生理需求，确保身体健康”。从卫生的词义上我们可以总结成为通过对医疗设备、医疗技术，保障人体健康，规范社会环境对人类的健康防治，通过一系列的法律规定确保人类生存环境，实现公民健康权益不受损害。从词义层面上来讲，显然“卫生”的范畴大于医学的范畴，医学事物成为组成卫生事物的一部分。但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说，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确保公民的身体健康，但是卫生法是对医生管理条例和公共卫生条例规定，属于医事法的一部分。针对医事法与卫生法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2.2医事法与卫生法内容比较。卫生法的概念，决定了卫生法的主要内容，其主要内容是对疾病的预防、健康环境的维护、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等。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卫生法的一些规定已经不符合现代医学的发展。根据医事法的概念，可以得出，卫生法是组成医事法的重要部分，医事法包括卫生法，医事法的内容范围更加广泛。目前社会各界学者对于医事法和卫生法的概念仍然没有达到完全的统一，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很多学者认为卫生法比医事法的内容涵盖广泛，医疗事务只是局限于医疗活动和医患关系之间的法律，对于卫生法而言，卫生不仅涵盖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其内容还包括医疗、药品、食品安全、环境污染防治、卫生安全规定等与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利益相关的一切活动[2]。但是无论是医事法还是卫生法来讲，其主要目的和任务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
3医事法与卫生法发展探析
3.1健康利益趋势。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身体健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身体健康是没有疾病，身体健康是生活的更高标准，身体健康是每个公民都应享有的权利[3]。首先，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保障公民的健康权益。这就要求必须通过科学的医疗水平和医疗设备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对患有疾病的病者运用先进的医疗设备进行健康诊治，诊治过程中所发生的医疗行为活动，也就是医疗事务。健康不仅是指身体的健康，也是精神健康。所谓精神健康主要是指社会环境、生活质量对健康的影响。社会环境主要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生活质量主要是指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卫生等。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竞争中很多不成熟的因素，这就要求卫生法对社会中存在的影响公民身体健康的因素做出详细的法律规定，从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卫生法的规定在我国现阶段的发展中适应健康利益发展要求。卫生法涵盖的法律规范比医事法广泛，凡是关于影响公民身体健康的社会因素都属于卫生法范围。
3.2法律实务发展分析。从法律实务方面来说，我国的食品、药品问题导致广大人民群众造成健康危害，通过医事法解决显然不可能，例如三鹿奶粉事件、地沟油事件。这些都是社会问题，无论医疗设施和医疗水平多么高超，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这就要求卫生法做出强制要求，规范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健康安全隐患，规定食品安全标准，规定三废排放标准，督促企业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保障人民的健康权益不受侵害。从法律实务发展的趋势分析，卫生法在保障人民健康权益中作用重大。
4结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医疗水平不断提高，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医疗主体和患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医事法和卫生法的研究越来越重要。本文针对医事法与卫生法的概念，对两者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和探析。只有加强卫生法的法律监督，正确理解医事法的法律规定，才能保障公民的健康权益。
参考文献
[1]莫洪宪,刘维新.医事刑法研究论纲[J].现代法学,2011,06:107-115.
[2]张彩霞.全球卫生法:全球卫生治理的新趋势[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1,10:60-66.
医疗保障的概念篇2
关键词：智慧医疗卫生体系;智能化;信息化
1智慧医疗卫生体系构建概述
智慧医疗卫生体系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医药卫生领域的深入应用和实践，体系从单一的医院信息化系统建设到区域卫生医疗信息平台的构建，从疾病治疗走向健康预防。智慧医疗是指具有物联网感知、信息移动、信息互联共享、决策高度智能化的医疗服务体系。智慧医疗通过更深入的智能化、更全面的互联互通、更透彻的感知和度量，实现市民与卫生管理部门、社区保健机构、医务人员、专业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之间的互动，构建基于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技术集成应用的，覆盖国民健康全生命周期的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充分体现“以人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理念。相关研究结果显示，2014年医疗卫生行业的信息化投入规模达到275.1亿元人民币，比2013年增长22.5%，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2014年医卫行业信息化建设中，电子病历系统、移动医疗、区域卫生医疗信息平台、远程医疗、paCS系统是重点，其投资加速增长。2014年国家大力推广电子病历系统的建设，这无疑促进了医院电子病历建设的进程。大中型医院的信息化建设中心已逐步转至以病人和临床为中心的数字化医院建设，并将对paCS系统和电子病历系统、移动医疗的搭建和应用进行重点投资。
2智慧医疗卫生体系的组成
智慧医疗卫生，是面向预防、医疗、护理、康复、养老等多个方面和维度的大健康体系。它以市民为中心建设全社会健康和疾病预防体系。以患者为中心构造医院智能化+信息化的诊疗服务和管理云平台。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建设区域医疗服务的信息标准化互联互通。面向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建设突出“医”和“养”相融合的养老服务智能化综合管控平台。智慧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一共需要构建七大体系，包括专业化的卫生业务应用体系、科学化的卫生监管体系、便捷化的医疗服务体系、人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体系、规范化的卫生标准体系、高效化的信息支撑体系、常态化的信息安全体系。智慧医疗卫生信息化平台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智慧医院子系统、区域卫生子系统、以及家庭健康子系统。
3智慧医疗解决方案
3.1智慧医疗概念框架
从技术角度分析，智慧医疗的概念框架包括基础环境、基础数据库群、软件基础平台及数据交换平台、综合运用及其服务体系、保障体系等五个方面。
3.1.1基础环境
通过建设公共卫生专网，实现与政府信息网的互联互通；建设卫生数据中心，为卫生基础数据和各种应用系统提供安全保障。
3.1.2基础数据库
包括药品目录数据库、居民健康档案数据库、paCS影像数据库、LiS检验数据库、医疗人员数据库、医疗设备卫生领域的六大基础数据库。
3.1.3软件基础平台及数据交换平台
供虚拟优化服务器、存储服务器及网路资源；提供优化的中间件，包括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门户服务器等；包括应用、流程和信息服务。
3.1.4综合应用及其服务体系
包括智慧医院系统、区域卫生平台和家庭健康系统三大类综合应用。
3.1.5保障体系
包括安全保障体系、标准规范体系和管理保障体系三个方面。从技术安全，运行安全和管理安全三方面构建安全防范体系。3.2智慧医疗技术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媒体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其在智慧医疗行业中的应用越来越普及。采用的新兴技术主要包括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
4应用前景
智慧医疗是以先进的物联网感知技术、信息集成技术做为依托而打造的智慧型医疗信息大数据平台。这些数据包括医院、社区、家庭等健康医疗机构的数据以及医疗事故的数据、病人的数据等，可实现医患人员、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之间的信息互通，使得医疗服务真正迈向智能化，从而提高预防疾病、看病诊断效率，临床研究可靠性、协作性将得到增强、医院的互联性，以及医院的便捷性。智慧医疗应用普及之后既可满足患者高效挂号、远程看病、远程诊断的需求，还可促进各家医院、医生间以及医生与病人间的交流，缓解医患紧张关系，减少医患纠纷事件的发生。
5总结与建议
医疗保障的概念篇3
关键词：
一、相关概念
（一）商业医疗保险：是指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营利性的医疗保障方式。消费者按一定数额交纳保险费，遇重大疾病时，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一定数额的医疗费用赔偿。商业医疗保险是医疗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单位和个人可自愿参加。国家鼓励用人单位及个人参加商业医疗保险。
（二）社会医疗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强制实施的，由用人单位和个人按一定比例缴纳医疗保险费，建立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参保人员患病时，可获得相应医疗费用补偿的一种医疗保险制度。劳动者患病时，社会医疗保险机构对其所支付的医疗费用给予相应的补贴或报销，使劳动者恢复劳动能力和健康，尽快投入到社会再生产。社会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由各级政府承办，政府借助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强制实行并进行组织管理。
二、商业医疗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区别
（一）两者属性不同。商业医疗保险是商业性质的保险公司运用经济赔偿手段经营的险种之一，属于社会经济活动范畴，由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按自愿原则签订合同来实现，商业保险公司可从中营利。而社会医疗保险是国家根据宪法规定，为保护以及增进劳动者身体健康而设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由国家或者地方通过立法强制执行，不取决于个人意志，同时具有社会性和非营利性质。
（二）保险对象和作用不同。商业医疗保险的保险对象是自然人，其作用在于当投保人因意外伤害或疾病而支出医疗费用时，可获得一定的经济赔偿以减轻损失。社会医疗保险主要以社会劳动者为保险对象，劳动者因患病就医而支出的医疗费用，由社会医疗保险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给予基本的保障，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有利于社会安定，其实质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个方面。
（三）两者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不同。商业医疗保险建立在合同关系上，每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公民或法人，按保险合同规定缴纳保险费后，即获得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且保险金额的多少与所缴保险费数额成正比。而社会医疗保险是建立在劳动关系上的，只要劳动者履行了其为社会劳动的义务，就能够享受社会医疗保险待遇但他们所领取的社会保险金与所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并不成正比例关系。
三、商业医疗保险可以做为社会医疗保险的有力补充
新出台的《医疗改革方案》明确提出了"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和"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适应不同需要的健康保险产品，简化理赔手续，方便群众，满足多样化的健康需求。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参加商业保险及多种形式的补充保险解决基本医疗保障之外的需求。继续探索商业保险机构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经办管理的方式"等指导性的意见。明确了商业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的重要补充，是社会医疗保险未保障部分的补充保险，即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中需要个人自费部分和超过封顶线以上部分的医疗费用给予补充性的保障。按照国务院对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费率水平的规定，社会医疗保险统筹部分的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一般在15万元左右，且根据参保人员医疗费用金额的不同，还需自付20%-30%不等的费用，这并没有解决少部分需住院治疗的大病患者及慢性非感染性重病(如心脑血管病、糖尿病)患者的问题。此外，社会医疗保险对医疗保险项目范围之外的的检查、治疗、用药都有限制，如某些先进的治疗技术及药品、某些特需治疗疾病所发生的费用均需要参保人员自付。这就需要商业医疗保险来满足这部分城镇职工对医疗保障高层次的、特殊的需要。
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其自身特性决定了它们应在医疗保险市场中化解不同的风险，服务于不同的需求对象，向他们提供对不同医疗保障水平的需求，进而改善全社会的医疗风险分配状态，最终达到医疗资源配置的最优。
由于医疗保险本身具有极强的公益性，政府的积极作为应给予充分肯定。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政府对医疗保险的财政投入是一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方式。全民医保绝不是全民免费医疗。政府实行的这种"公共理财"方式一是可以化解当前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二是想真正解决百姓的民生问题。虽然这种想法和初衷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13亿人口，决定了推行“完全依赖政府主导的、全覆盖的”医疗保障将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长期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商业医疗保险应根据目前的医疗保险状况，搞好我国医疗市场的调研，掌握不同区域、不同层次及不同人群对医疗保险产品的需求情况，在探索补充社会医疗保险空白的同时，选择容易控制经营风险的模式，加强对商业医疗保险险种的设计、开发以及业务管理工作，将现有的综合医疗保险业务逐步细化，不断丰富医疗保险的险种，以满足不同层次人群对医疗保险的需求。
毫无疑问，当前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实行，需要商业医疗保险来补充。商业医疗保险潜在市场很大，应适时加强健康保险产品的开发和推广，这将对我国整个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与完善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魏华林、林宝清。保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2、李政伦，李军。医疗保险。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0年
3、卢祖洵。社会医疗保险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年。
医疗保障的概念篇4
【题目】广东医疗保障体制的优化探析
【绪论】香港医疗保障制度的经验与启示绪论
【第一章】医疗保障基本概念与研究理论基础
【第二章】粤港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现状
【第三章】【第四章】粤港医疗保障制度差异性的根源分析
医疗保障的概念篇5
罕见病患者的医疗保障正在逐步引起社会关注。人们习惯地使用“弱势群体”这一词语来形容罕见病患者这一群体，但对于“弱势群体”这个词语本身的含意从未作过深入思考。
在英国“残障”研究中，关于“残障”有一个明确概念：它是指由于当代社会组织不重视物理残损人士，由此将他们排除在社会主流活动之外，而导致的在参与各项活动中的限制。由这种概念导出的“弱势群体”，就不再是通常意义上因为身体、精神上的疾病与残损导致的自给能力不足、社会贡献弱小，而是因为相关制度不健全，而导致的参与各项社会活动机会缺失以及起点不平等。
这一概念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一个健康、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篇》)的理想，而应该是一个人人都具有平等起点的社会模型。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生而就应该拥有相同而平等的起点，国家各项政策对某些群体的倾斜，并不是为了对他们进行单纯意义上的救助，将他们独立于社会主流之外供养起来，而是为了使他们拥有与社会大众相同的机会。
也许有人会说，目前对罕见病患者医疗保障难以实现，是由于国家经济能力有限，社会模型的探讨并没有实际意义。但事实上，在很多时候，经济上的短缺并不是一项政策无法落实最为关键的原因，最为关键的是观念。
如果我们觉得没有经济能力去负担罕见病患者这个群体的医疗保障，那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这是一项庞大的支出，却没有看到这个群体的价值，没有看到这种保障机制带来的不仅仅是对罕见病患者个人命运的改变，更是让他们由“弱势群体”成为可以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群体。即便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国家对罕见病患者这一群体的医疗保障，带来的经济效益虽难以量化，但结果却是清晰可见的，这就是他们对整个社会的贡献。而如果我们一直不给予这个群体医疗保障，他们便永远只能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不仅无法实现个人的价值，享受社会低保等显性或隐性的消耗，对整个社会资源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不给予保障就只能是一个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的消耗模式。
我们应当认识到，罕见病患者这一群体并不仅仅是对社会发展的消耗，而是整个社会发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这个社会发展的助推力量。今天他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对社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是因为我们当前制度的缺失，使这一群体成为了“弱势群体”的结果。
(据《中国劳动保障报》)
北京：特困医保报销后再救助60％费用
近期，北京市民政局网站公布了《关于建立城乡特困人员住院押金减免和出院即时结算制度的通知》。通知中指出，经民政部门审核确认的城乡特困人员在办理出院手续时，对于经医疗保险或新农合报销后的个人负担部分(不含自费部分)，由民政部门按60％给予救助，个人只缴纳应承担的治疗费用。个人全年累计享受救助不超过3万元。
救助制度同时包括，城市“三无”人员、农村五保供养人员和因公致残返城知青，在办理出院手续时，对于经医疗保险或新农合报销后的医疗费用，由民政部门实报实销(不含自费部分)。民政部门管理的享受原工资40％救济的60年代初精简退职老职工，在办理出院手续时，对于经医疗保险或新农合报销后的医疗费用(不舍自费部分)，由民政部门按三分之二给予救助，个人只缴纳应承担的治疗费用。个人全年累计享受救助不超过3万元。
医疗保障的概念篇6
医疗保险领域的单位制道德风险
医疗保险领域存在广泛的道德风险。如何把握这种带有个人色彩，又有制度特征的社会现象？应将道德风险与单位制联系起来。道德风险作为一种行为模式，与当前医院在医疗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密切相关。因此，从单位的角度来分析道德风险是可能的。
关键词：道德风险,医疗保险,单位制
道德风险的概念起源于海上保险。英国海事险的权威人士威克多·多尔（VictorDover）（1957）认为，“人们经常说物资风险可以以费率衡量，而对道德风险承保人应该拒绝承保。要精确地定义道德风险有点困难，它可被看作保险本身的一种要素，或者和被保险人利益有关，或者和外部条件有关。它使意外事故的发生成为被保险人谋利的手段。”丁斯代尔（w·a·Dinsdale）（1949）则认为，“道德风险主要涉及提出者的诚意，因此取决于他的个人品质和商业道德，基本的一点是，被保险人在和保险人交往中应认真地以诚相待，其慎重的程度应和未参加保险时一样。”把道德风险这一概念引入到保险经济学的是arrow，pauly，Zeckhauser等人。其中最为经典的定义是arrow（1963）对道德风险下的定义：保险单背离了它本身的激励方向，并因而改变了保险公司所依赖的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这样，一个保险金额超出保险价值的火灾保险单可能会诱致纵火案的发生或者至少能导致管理疏忽[1]。近年来，这个术语已经引申到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诸多领域，成为微观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与道德本身没有多大关系，泛指市场交易中的一方难以观测或监督另一方的行动而导致的风险。医疗保险中存在广泛的道德风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前，据上海市的调查资料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公费者人均住院费为933元，自费者仅为347元[2]。同期的调查还显示：上海市1993年职工医疗费用已占工资总额的16％以上，在全市40亿元的医疗总收入中，有近10亿元是重复检查和不必要的药品配给的结果。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营中不规范的行为也随之增多，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疾病谱、死亡谱的变化，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等因素，它们造成了我国医疗费用的节节攀升。1978－1997年，我国国有经济单位职工的医疗费从27.3亿元增长到773.7亿元，增长了28倍，年递增19％，远远高于同期财政收入11％的年增长速度[3]。
如果我们把道德风险行为的当事人的行动视为基于某种社会结构环境下的行为模式，那么，以怀特、格兰诺维特、博特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家的观点将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新经济社会学的三项主要原则分别是：（1）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2）经济行动是社会情景性的；（3）经济制度是社会的建构。不过，格兰诺维特等人的成熟研究还限于劳动力市场等，还未延及道德风险领域。而且，他们的研究多把关系网络视为社会结构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在扁平化组织结构环境下是可能的。但是，当社会结构过于刚性的时候，比如，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机会很小，关系网络可能就不再是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我们在此尝试把单位制等具有社会学内涵的概念引入到对道德风险的规避的分析之中，然后再提出相关的社会学命题。当然，这里的分析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
我们可以先从道德风险的一般表现形式入手来分析。
从患者的角度来看，如果他对医疗的需求没有价格弹性，那么他所需要的医疗服务量是一个固定的值。如果存在价格弹性，他得病后所需要的医疗服务量就部分地取决于他须支付的医疗价格。由于保险降低了向个人收取医疗费的价格，所以他所消费的医疗服务量就会比他自付全价时消费的医疗服务量要多。这里的医疗服务包括了就诊、治疗、住院等，也包括了由此所引发的药品消费和仪器检查。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的行为是完全合乎理性的，因为他力求使购买此次医疗服务的边际成本和增加单位服务的边际效益相等。
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医生拥有处方权，由于提供医疗服务关系到医生的收入，医生就可以利用自身在信息上的优势来诱导需求。比如，VictorFuchs研究外科医生数量增加对开展手术数量影响时发现，外科医生数量占人口比重增加10％会导致人均利用外科手术量增加3％。当然也存在相反的例子。如麦卡锡（mcCathy）（1974）发现医生/人口比（平方）对医生诊所门诊次数有负面作用。但是应该注意到麦卡锡研究的是初级保健医生，这里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如专科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严重。麦卡锡本人也承认过去可能存在诱导需求[4]。不过，并非所有的医生都只是诱导需求，他们还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减少一些对患者来说是必要的治疗，甚至对病人一再推诿，让病人提前出院。
对于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而言，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不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克服。原因在于医疗服务是一种无法通过可比价格来进行比较的商品。患者是通过医生的指导来消费医疗服务的。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一般来说，对医患双方而言，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可以通过圈子内的相互交流得到克服，这也就是所谓的声誉问题。然而，当前导致道德风险更为复杂的因素在于医生与医院是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共同体。但是，在各个科室的部门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上，医院和医生之间又存在利益冲突，部分医生因而会过度使用医院的声誉。这说明，我们必须分析医院在整个医疗服务体系中的地位。
首先要分析的是政府如何介入医疗服务市场？我国传统的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是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建立的标志分别为政务院1951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和1952年公布的《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当时的医疗保障制度由两部分组成：公费医疗制度和劳保医疗制度。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基本上是国家或企业包办，职工个人不交纳任何费用。在农村地区，尽管广大农民无法享受到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所带来的好处，但是由于合作医疗的普及，卫生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医院利益意识的觉醒，传统的职工医疗保障制度中的道德风险暴露得一览无余。80年代以来，国家对医疗单位的拨款和对医院的补助平均递增14％左右。对于入不敷出、深感拮据的财政来说，这种大福利性质的医疗卫生事业包袱越背越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80年代末期以来国家采取“多给政策少给钱”的措施，即国家除了对医疗卫生行政机构实行财政全额补助外，对医院实行定额包干。鉴于财政对卫生机构投入的逐渐萎缩，医疗机构将其补偿的重点放在了创收上。对医疗机构而言，物价部门所控制的医疗服务收费标准总体情况是：劳务无价可言，原有的老项目收不抵支，高新项目收费相对合理。但是，医院有收取药品差价的权利。于是，医疗机构很自然地将补偿建立在能增加收益的项目（包括高新项目）和追求药品差价上。
那么，现有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医疗服务上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与传统的职工医疗保障制度相比，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首次提出了基本医疗的概念。那么如何界定基本医疗呢？它到底是一个医学技术范畴，还是一个经济学范畴？从当前我国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原则———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可以看出，它更多的是一个经济学范畴。一般认为，基本医疗是指适应绝大多数参保职工必要医疗需求的，医疗服务机构采用成熟的和适宜技术所能提供的，医疗保险基金有能力支付费用的医疗服务[5]。从医疗保险基金运转来看，由于多数地区采取了形式不尽相同的总额预付制或总量控制措施，基金运转相对平稳，未见报告出险的案例。医疗保险基金平稳运行的情况，这是建立在患者自付比例急遽上升、正常的医疗需求受到抑制的基础上的，因之可以说改革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与过去公费医疗、劳保医疗相比，人们较普遍的反映是个人的经济负担加重了，他们不得不放弃部分必要的医疗需求。
对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的抑制并不等于就自动规避了道德风险。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道德风险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表现为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在质或量上的差别。道德风险的存在意味着同一种疾病的治疗有不同的成本。这表明，不仅医生主动为患者提供过度的医疗服务属于道德风险，医生为了自身的利益，主动减少甚至是有意识提供不足的医疗服务也属于道德风险。
因此，仅仅用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的趋势是否得到遏制与医疗服务的目标是否实现两个指标来分析医疗保险制度的运行效果还不充分。我们的着眼点在于寻找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之更深层的特征。我们看到，医院作为医生的利益共同体，其地位实际上更加强了。在某种程度上讲，医生对医院的依赖程度加强了。
在此，必须分析医院所处的更为具体的制度环境。有分析认为，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依赖性结构中，主要存在两个依赖环节：一是单位组织依赖于国家；二是个人依赖于单位组织[6]。单位组织已构成了国家实行统治的形式，这种控制既包括行政权又包括财产权。国家赋予单位以生产、思想、生活、政治等全面的功能，从一个单位式的小社会整合成一个大社会。医生、医院、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医生依赖于医院，比如个人的身份、合法性、资源等；医院依赖于国家，这体现在国家对资源的占有及对医院行政领导人的任命上。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国家表现出了广泛的动员能力。随着当前国家赋予医院越来越多的自的同时，医院作为利益主体的形象也越来越突出。因此，在这种对医院不合理的刺激机制下，当前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的总特征是对策性。所谓对策行为指的是主体在形式上认同社会规范的条件下，通过对规范的目标、手段、内容或运用范围的修改，以从实质上偏离或违背社会规范的一种社会行为方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常常被用来形容当前我国一些社会规范的遵从情况[7]。这种对策行为其实与我国改革的进程是同步的。原因在于我国改革本来就是在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因此这种改革很多都是在主导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有很多是通过变通的方式进行的[8]。这种变通的方式从好处来说是结合地方特点有的放矢，从坏处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策性指的就是对策行为这种多变性的特征。有研究者指出，我国医疗系统中一些参与者的部分行为变得异常诡异、扭曲，偏离了其应有的轨迹。例如医生对服务变量任意操纵，药品商与医院管理者、医生之间几近公开化地串通合谋剥削患者的利益，进而医院和医生蜕变为药品的销售商[9]。
那么，医院所具有的单位制的特征又是如何与医院的对策性联系起来的呢？我们必须将医院与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结合起来分析。医疗保险筹资机构和医疗服务机构按其公立或私立的性质可以形成四种组合，其中两种皆为公立的模式的典型国家有英国、中国等。英国的医疗保险模式为全民医疗保险模式，其医疗保险约束体系的核心是供方约束，手段之一则是引入“内部市场”机制，将购买医疗服务与提供医疗服务相分离，形成以需方为导向的市场[10]。我国的医疗保险模式为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医疗保险基金来源于个人和雇主(单位或者国家)的缴费，而医院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政府财政上的投入。由此，我国的改革就多了一层任务，即作为市场体系建设的推动者———政府，怎样在培育市场体系的过程中不越位？怎样划分国家和医院在资源的使用、处分、收益上的利益关系？这又涉及到国有医院的产权改革问题，要想使市场机制运行起来，交换的当事双方必须要对所要交换的物品有明晰的、排他的、可以自由转让的产权。有研究者认为，为了提高公立医院的效率，增强其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能力，必须对一部分公立医院实行包括自主化或公司化改造在内的产权改革[11]。产权不明晰，医政、药政、财政改革不配套，导致市场竞争的主体———医院是在一个并不规范的市场里竞争，这使得许多看似不合理的情况都能得到解释。比如，现行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出现的“中标药品，一中就死”的现象。
至此，我们在道德风险的规避和单位制之间建立起了初步的联系。围绕单位制、组织、制度、产权、信任、声誉等一系列的概念也因此可以被使用在道德风险的分析之中，相信这为道德风险的深入研究能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差异与交流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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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的概念篇7
关键词：镇江；医疗保障；医保改革模式；镇江医改特色
自1994年11月18日，国务院给镇江市批下医疗保障改革试点的批文起，镇江医疗保障改革已经度过了20年的风雨历程。在这风雨20年里，镇江市靠自己摸索，一步步改进和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形成了自己特色的医疗保障改革模式。作为全国医疗保障改革试点，镇江市的医疗保障改革是全国深化医疗保障改革的可靠借鉴样本。因此，本课题立足于镇江市医疗保障改革的探索工作，多角度分析镇江医疗保障改革模式的特色及实际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水平和发展趋势
基于镇江市对医疗保障改革的不断探索，目前学界对镇江医疗保障改革给予积极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有：《镇江医保探路账户改革》（2009.06.12《上海报道》）、《镇江医改，丰盈的民生追求》（2010.07.03晏培娟）、《越走越畅的“镇江医改”之路一江苏康复医疗集团公立医院发展纪实》（2010.08.10《新华日报》）、《镇江医改：集团化列车驶向公益化站台》（2011.03.29孙西娇）、《医改试点：镇江“分级医疗”能否复制》（2011.05.20林培董超标）、《大医改：团购的力量》（2012.11.05《凤凰大视野》）、《大国医改》（朱幼棣）等。
但是，以上作品的观点对镇江市医疗保障改革探索工作的分析还不够全面，角度也有所片面，本研究课题以镇江市医疗保障改革的探索工作为立足点，从镇江市医疗保障体系人手，全方位分析镇江医疗保障改革工作的发展，多角度剖析其中体现的模式特色，以此为其他地区的医疗保障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镇江医疗保障改革模式的特色
1.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向全民社会医疗保险的演变
面对广泛存在着的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满足每个人的医疗保障需求并非易事。镇江市运行的统账结合的基本险于2002年建立实施，任何灵活就业人员、退休人员，甚至重大病患者都可以参保，不以人群的身份来区分险种，实现了制度设计的公平性与兼容性。
2.实行以“就诊人头”指标为核心，以“总额预算”为基础的复合式计算办法
按照镇江市的规定，医疗保障基金按一套指标考核后一揽子支付，包括均次费用、人头人次比、门诊和住院工作量、药品比例等。这一科学的医疗保障基金预算方案，促使医院不得不提高医疗质量以建立信誉，树立医院间的良性竞争，有效控制医疗保障基金的过度消费且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实现了“低廉的费用享受优质的服务”的医疗保障改革目标。
3.开通与上海、南京的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结算
2009年6月和10月，镇江市分别开通沪镇医疗保险双向异地直接结算和宁镇医疗保险双向异地直接结算，参保人在异地就医可同时享受到方便、快捷的门诊和住院结算。对于改善该市人才流动环境，促进与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4.延展个人账户功能，启动家庭账户
个人二级账户的结余资金，可用为参保人自己以及其直系亲属缴纳参保费用、支付医疗费用，以及参与医保部门定点监管的健康维护项目。把个人账户资金投入预防和保健，不仅有利于较少疾病和医疗费用的产生，更有助于提高医疗保险基金运行效率，分散、化解医疗风险。
5.“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就医模式
医疗保险投入也向社区就诊者倾斜，明确社区主要承担居民的基本医疗保健，重点是高血压、糖尿病等十类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控制和管理，而像疑难杂症、手术、住院等“大病”，则由二、三级大医院承担。充分利用社区医院的地理优势，一改过去社区医院的“门可罗雀”现象，有效分配就医，解决“看病难”问题，实现社区和大医院双赢，提高医疗服务效率。
三、研究和分析镇江市医疗保障改革模式的现实意义
医疗保障的概念篇8
关键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社会保障；社区
【中图分类号】C91
一、调查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占全国人口10%的老年人群体已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老年人的心理、生理健康问题成为社会焦点。有专家认为，解决农村老年人幸福感问题的现有对策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社区服务、养老模式以及政策法规等途径。本文拟用自编量表了解社会保障与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通过调查，分析其现状，并提出一些解决建议。
二、调查结果及原因分析
2.1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概述
2.1.1建德市大慈岩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解析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主要指他们对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在这种意义上，决定老年人是否幸福的关键并不是实际发生了什么，而是对发生的事情在情绪上做出的解释，在认知上进行的加工。主观幸福感是一种主观的、整体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用于评估长期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
在前期的资料收集中，小组了解到建德市大慈岩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受到包括个性特点、控制源倾向、自我概念、社会保障、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中，以客观因素作用更大。
2.1.2建德市大慈岩镇老人主观幸福感现状
本次利用纽芬兰纪念大学的幸福度量表来分析被调查老人的幸福感，并采用正性因子、负性因子、幸福度总分描述，基于对建德市大慈岩镇老年人的调查，本组发现当地老人的正性情感与总幸福度的相关性为0.776，负性情感与总幸福度的相关性为-0.771，相关性较高。而正性、负性情感之间的相关性为-0.466，表明其呈负相关性，影响较小。就此，小组认为建德市大慈岩镇的老年人总体幸福感较高，但其中仍存在不幸福的方面。
2.2社会保障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2.2.1社区医疗水平
在对当地老人走访时，我们了解到，当地并无正规医院，仅有能医治感冒等小病的诊所，并且要多次医治才能康复。本组对村里老人的医疗水平满意度作了调查，其中表现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共占总调查人数的58.48%，感到一般的有24.30%，而不大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仅为17.22%。深入访谈中，我们了解不满意的老人多数家境良好，有能力到大医院就医。由此可以分析出，他们的满意度受视野和经济水平的影响，表示满意的在于反复就医能治好疾病。村里的医疗建设落后导致了老人们视野的局限和心理上易满足，未接触先进医疗的老人便满意当前村里的医疗水平。
此外，体检也至关重要，医疗水平落后的大慈岩镇老人定期体检与不定期体检的比例约1：9。其中，体检多为老人自费，并非当地政府组织的义务体检，自费导致大部分老人都放弃了体检机会。这导致不少老人的慢性疾病，未能及时发现治疗，病情恶化，最后酿成悲剧，使老人的生活质量下降，主观幸福度降低。
从根本上看，这是当地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欠缺，没有为老人提供免费的体检机会。经过小组调查发现，医疗水平越高，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获得的保障越高，主观幸福感也越强，两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社会保障中的医疗水平的提高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着明显的正向影响。
2.2.2社区文化活动
大慈岩镇的村落并没有正规的老年活动室，许多活动室仅为娱乐“室”，内部环境差，活动也较少。老年活动室作为老人平时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对老人的生活幸福度有很大的影响。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老人把老年人活动中心当做他们日常娱乐活动的集散地。这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老年人对精神层次的要求也不断提高，除了基本生活条件的满足外，对社区文化的完善度要求提高。小组调查发现社区文化建设状况对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由调查数据可知，社区文化建设完善度越高，老年人就越满足，主观幸福感就越强。反之，幸福感下降。因此，在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时，还应重视社区文化建设。由此看出，社区文化活动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很大的影响。
三、提高老人主观幸福感对策
3.1加强医疗建设，提高医疗水平
政府应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医疗卫生条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此外，建立老年病医院、老年人护理中心和老年病房，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医疗、保健、临终关怀服务也值得运用，在积极开展老年健康教育，提高老年人自我保健能力的过程中，实现健康老年化。最后，还应在社区定期宣传健康知识，规范老年人的生活、作息安排，组织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健康检查。
3.2完善社区文化，丰富社区活动
社区要以文化教育活动为载体，丰富老年人文化生活，充分利用街道、老年大学等载体，定期为老年人开设科技、健康、书法、绘画等课程。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给老年人提供更为舒适的生活环境，满足他们的需求，社区同时可以开展健康向上的文化、体育、旅游活动，以营造宽松的体育健身休闲氛围，全面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教”。
3.3加强老人互动，促进温暖帮扶
为老年人提供外出旅游的机会，组织老人群体集体出游，增加老年人的交流时间，提供彼此倾诉谈心的平台，不失为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有效途径。同时，特别关注空巢老人，定期送空巢老人看望工作繁忙的儿女等方式，可以起到良好作用。除此之外，社区还可以进行“一对一”帮扶活动，协调社区资源，给予老年人更多的温暖和爱，以解决部分老人心理上的不适感，提升老年人的整体主观幸福感。
四、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正在向前发展，但关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探讨还不充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文化悠久、尊老成型的国家，更应加大关注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为老年人生活幸福、身体健康、生命向上、身边美好创造条件，以满足老人们的多方需求，有效维护他们的权益，加强敬老宣传氛围，帮助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高。
参考文献：
医疗保障的概念篇9
从该条款的规定来分析，可以把该条款的大意概括为“劳动者退休后向原用人单位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这里规定的争议主体退休职工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追索的对象或者争议的标的是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
笔者认为在争议的标的中，最高人民法院把“其他社会保险费”与起前面的“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并列作为被追索的对象出现在一个语句中是错误的。
首先，这里混淆了“保险费”与“保险待遇（或者保险金）”的概念。
按原文的意思这里的“其他社会保险费”中所指的其他社会保险，应该是指除前三项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以外的其他社会保险，如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但是，该语句中前三项是“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而最后一项却是“其他社会保险费”，把保险待遇与社会保险费同时作为追索的对象，实际上混淆了“保险费”与“保险待遇（或者保险金）”的概念。
保险待遇和保险费是两个即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保险待遇和保险金在一定程度是意思是相同的，其细微的差别在于保险金仅指货币，而保险待遇则还可能包括非货币的待遇（如工伤职工获得一定的护理待遇等），但它们与保险费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保险费是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或者社会保险机构缴纳的用于购买保险产品而支付的费用；而保险待遇或者保险金则是保险公司或者社会保险机构收到保险费后，按照保险合同或者法律的规定，发生保险事故或者出现保险责任的事由时，保险公司或者社会保险机构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其受益人给付的待遇。通俗讲，保险费是投保人购买保险支付的钱，而保险金则是受益人在缴纳保险费后应获得的保险待遇，是支付保险费后得到的回报。我们平时讲的用人单位应该为劳动者缴纳“三金”“五金”实际上是不准确的，而是缴纳保险费。
其次，劳动者只享有追索社会保险待遇的权利，没有追索社会保险费的权利。
按照《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所以，缴纳社会保险费既是用人单位的义务，也是劳动者的义务。既然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劳动者的义务，那么劳动者就没有向用人单位索取社会保险费的权利。当然，劳动者有权要求用人单位向保险经办机构缴纳保险费，但绝不是劳动者向用人单位索取社会保险费。有权得到社会保险费的是国家，而不是劳动者。
《劳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劳动者在退休、患病、负伤、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失业、生育等情形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并特别强调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险金必须按时足额支付。所以，追索社会保险金（或者保险待遇）才是劳动者的权利。《解释》第一条第（三）项中所追索的前四项是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都属于保险待遇的范畴，这符合劳动法的规定。我们不难看出，为了防止不能穷尽所有社会保险待遇，在列举了三项保险待遇后，用“其他”进行补充概括。当然这种概括应该是对前述三项保险待遇以外的其他保险待遇（如失业保险金、生育保险金等）的概括，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中却使用了“其他社会保险费”这一概念，显然与前面所列的社会保险待遇不相一致。
第三，如果认为这里的追索“其他社会保险费”并无错误的话，那该条款的逻辑是非常混乱的。
就存在这样的疑问了，为什么只规定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是劳动争议案件，却没有规定追索其他保险待遇也属于劳动争议？为什么规定只有追索其他社会保险费属于劳动争议，而追索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却不属于劳动争议？这里同时使用保险费和保险待遇的概念，都作为被追索的对象，其思维逻辑是非常混乱的。
第四，因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
社会保险是国家实施的一种强制性保险。依照劳动法的规定，劳动者有参加社会保险的义务，同时享有获得社会保险待遇的权利。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依法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笔者认为并不直接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因为用人单位不参加社会保险所导致的结果只是劳动者不能从社会保险统筹基金中获得保险待遇，但劳动者仍可以依法向用人单位追索相应的待遇。《解释》第一条第（三）项所体现的正是这样的意思，即如果原用人单位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那么劳动者可以向原用人单位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等保险待遇，因此发生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但是，用人单位不参加社会保险直接损害的是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应该由劳动行政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执法予以纠正，以维护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所以，《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也规定，用人单位缴费单位逾期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征缴。也就是说，劳动者无权直接要求用人
单位向劳动保障部门缴纳社会保险费，更不能向用人单位索要社会保险费归劳动者所有。既然法律规定应该由劳动保障等部门负责征缴，而且可以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向用人单位强制征缴社会保险费，那当然就没有必要再由劳动者以仲裁或者诉讼的方式要求用人单位履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所以，因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当然，劳动者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举报投诉，或者请求劳动保障部门履行向用人单位征缴社会保险费的职责。
医疗保障的概念篇10
一、关于医疗事故的概念
1、《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对于医疗事故的概念，是这样规定的，“医疗事故是指在医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疾、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六条又将医疗事故分为一、二、三级，其中三级医疗事故是指造成病员残疾或者功能障碍的。但是，卫生部根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要求制定的《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草案）》中，将三级医疗事故分为甲、乙两等，三级乙等医疗事故第二款是：体腔或者组织深部遗留纱布、器械，需要重新实行手术的；第三款是：开错手术病人，手术部位或脏器造成组织、器官较大创伤的。以上两款已超出《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等级事故的范围，《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关于医疗事故的概念也未涵盖这两款的内容，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通常都将这两款规定的情况作为医疗事故来处理，因此，《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关于医疗事故的概念是一个不完整的概念，应予以修订，将三级乙等医疗事故全部囊括在概念之内。
2、关于医疗事故行为人 医疗事故的行为人必须是经过考核和卫生行政机关批准或承认，取得相应资格的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根据卫生部门的有关规定，医务人员按其业务性质可分为四类，医疗防疫人员（包括中医、西医、卫生防疫、寄生虫防治、地方病防治、工业卫生、妇幼保健等技术人员）、药剂人员（包括中医、西药技术人员）、护理人员（护师、护士、护理员）与其他技术人员（包括检验、理疗、病理、口腔、同位素、放射、营养等技术人员）。1998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执业医师法》对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的资格考核及执业注册用基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另外，在医疗单位工作的其他党政、后勤管理人员，因其工作不负责任等原因，造成病员死亡、残疾或功能障碍等不良后果的，该如何进行处理，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未有明确规定。在卫生部1988年5月10日《关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若干问题的说明》中指出：“……因诊疗护理工作是群体性的活动，构成医疗事故的行为人，还应包括从事医疗管理，后勤服务人员。”对此规定在实践中存在多种不同的主张和看法，笔者认为，对于因医疗单位中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后勤人员的过失行为给病员造成不良后果的，从保护病员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把医院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考虑，在实践中应当作为医疗事故对待。 对于不属于上述医务人员，如私自开业、非法行医人员在从事医疗活动中，造成病员死亡、残疾、组织器官功能障碍的，就不属于医疗事故。尽管这些损害后果也是在医疗活动过程中造成的，但是由于行为人执业的不合法性，对造成损害后果的只能认定为其他种类的违法犯罪行为。而对于这类事故的赔偿，也不应依照医疗事故赔偿标准，而应按照普通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来认定。
3、关于医疗事故过失与责任的区分 医疗过失包括职务上的过失和技术上的过失两种情况。职务上的过失又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与《民法通则》上讲的过失 而技术上的过失是医务人员由于受自己技术能力、经验或医院的设备条件限制，以致发生诊疗护理工作中的失误，行为人并未违反工作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且在诊疗过程中已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因此，技术上的过失不在《民法通则》上讲的过失范畴之内，它既不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也不同于过于自信的过失，医疗技术事故的行为人预见不到可能发生的危害，也无法避免。因此，在处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应严格区分责任事故与技术事故的赔偿责任。但是，《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并未有这样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只根据医疗事故的级别来区分赔偿标准，这对于医务人员和医疗单位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应当将这一区别在立法中体现出来，明确规定责任事故多赔，技术事故少赔，这样才能更有利于保障病员及医疗单位各自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医疗事故纠纷的妥善解决和医疗服务事业的健康发展，更符合主观过错程序与赔偿责任相适应的赔偿责任。
二、医疗事故赔偿的法律依据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根据事故等级、情节和病员的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补偿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而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大都是依据十年前的经济发展及消费标准制定，十年来未进行过变更，已远远落后于当前经济发展趋势和消费标准。例如，山东省1989年5月的《实施〈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细则》规定的一级医疗事故最高补偿标准仅三千元，这三千元在1989年也已经算不得什么多大的赔偿，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三千元已远远不足于赔偿受害人及家人所实际蒙受的损失。可是直到现在全国的医疗单位在处理医疗事故时无一避免地将各省的实施细则所规定的补偿标准作为其补偿医疗事故受害人及其家人的唯一标准。而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案件开始适用《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规定。
笔者认为，这也是不合理的，医疗事故的侵权责任毕竟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既然用特别法将它的责任规定下来，就不应适用一般侵权赔偿责任的规定，适用《民法通则》不过是目前法律体系不健全的一种过渡现象，应当尽快修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重新制定医疗事故侵权赔偿的统一标准，以避免现在法出多门，执行各异的混乱现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将医疗事故责任定名为补偿，而不是民法上讲的赔偿，这也是不合理的。医疗事故责任始终都是一种侵权赔偿责任，医疗单位的确侵犯了病员及其家人的合法权益，应当根据其责任“赔偿”病员及其家人的损失，而不应是为了保护医疗单位而作出“补偿”。
三、对于医疗事故赔偿立法的几点建议。
1、《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是一项专门行政法规，就其法律层次而言，尚不属国家法律，因此，法律效力受到一定限制，这也是近年来许多医疗事故案件适用《民法通则》的原因，因此，应从提高《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法律层次入手，建议制定完善的卫生法律体系，制定卫生基本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卫生单项法律，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从行政法规上升到卫生单项法律的高度。
2、建立增设四级医疗事故。 首先，应将前文论及的三级乙等医疗事故中没有造成病员残废或功能障碍的两种情况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为四级医疗事故。其次，在处理医疗事故中常常遇到因医疗护理过失，给患者造成极大的痛苦，延长了治疗时间，带来了重大经济损失，但却未导致残废或功能障碍的情况，根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够不上等级事故，但就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和经济损失而论，都应将其列为医疗事故来处理，因此应该将这种情况也增设为四级医疗事故。
3、关于医疗事故鉴定。 医疗事故鉴定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坚定结论是处理医疗事故赔偿纠纷的主要依据，直接关系到医疗事故能否正确处理，因此，加强对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监督，增加鉴定的透明度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有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成员主要是由医疗单位的有关专家组成，容易使患者及其亲属对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产生怀疑，并且，由于签定委员会成员缺乏严肃的法律责任意识，实践也确实存在一些过多考虑医疗单位及医务人员利益的鉴定结论，因此，建议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增加医疗事故鉴定的科学性、客观性、合法性及可信性。例如成立一个独立于卫生及医疗部门之外的专门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其成员专职鉴定工作，其鉴定结论对法院负责。又如增加鉴定的透明度，使鉴定具体操作环节公开、公正，可以邀请病员或其亲属参与到鉴定过程中，使鉴定委员会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但应注意不能因此影响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结论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