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性财政政策篇1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财政政策；功能；实施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导向下，各地区都紧密围绕着产业升级这一战略，来不断推进自身的去除过剩产能和优化产能结构的各项工作。就工作难度而言，后者的优化产能结构内含有技术创新需求、人力资本提升需要等要件，所以在当前是困扰地方政府和市场各微观经济主体的难题。面对这样的难题，除了需要在发挥国企改革主动性的同时，还需要通过建立起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助力人力和物力资源整体水平的提升。在微观视角下来考察优化产能结构工作，其体现为以技改和固定资产重置为工作主线，借助企业技术组织形态调整这一中介过程，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和引入人力资本增量，最终在动态视域下适应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需要。与当前“见物不见人”的主题讨论不同，笔者十分重视人力资源要素在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从而本文也就将积极财政政策落脚于支撑人力资本培育之中了。
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分析
（一）价值导向功能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主体为各级政府部门，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财税“分灶吃饭”格局的建立，以及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所致，地方政府成为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主体。在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下，以及在发挥区域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要求下，地方政府通过对特定项目开展定向投资和融资工作，这就在市场机制下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了风向标的作用。随着这一作用效应的逐步显现，便能在区域范围内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赋予价值取向。
（二）市场干预功能
因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市场垄断等因素的普遍存在，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区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区域微观主体所内在的技改和固定资产重置，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源培育等工作都具有长期性和结构性的特点。因此，通过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职能内容，便能弥补市场机制单纯注重效率的短视问题。同时，还能在财税政策的调适下，来激励和约束市场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进而，从整体上满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三）制度优势功能
这里的制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联系宏观调控和微观引导的制度优势；二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植根于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之下，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则在地方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撑下得到落实。所有这些制度优势都能够以功能的形态存在着，并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开展。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在要求
在以上功能分析的基础上，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在要求可归纳如下。
（一）助力企业在职员工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
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也可以理解为，L:K（劳动要素：资本要素）之间在数量与结构上满足一定的技术系数。资本要素的数量和结构升级，可以借助资金投入在较短时间内得到完成，而对于劳动要素的数量和结构升级，则因面临诸多法律和社会道德的因素的作用，需要在较长时间内才能得到解决。利用积极财政政策和在地方政府公权力的保障下，便能满足企业提升在职员工人力资本存量的内在要求。
（二）帮助企业落实所需高端人才的引进计划
2017年12月所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指出，未来我国将着力发展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人工智能在内的高科技产业。特别在“互联网+”时代下，如何形成“互联网+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则成为了区域产业结构升级需要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在区域开放经济体格局下，域内企业必然存在着引入域外高端人才的需要。而引入高端人才的工作不仅涉及到人力资本增量变革的问题，还涉及到与之相伴随的社会问题。此时，积极财政政策便需要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三）以产业发展项目为载体培育创新型人才
这里的创新型人才在其职业身份界定上，可以定义为自我雇佣。他们作为类似于自由职业者的形态而存在，却在区域中高端服务业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打造区域服务产业和高新技术服务平台，将能在社会网络化分工格局下促进区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为此，以积极财政政策为推手来赋予创新型人才获得创业机会和创业能力，则成为了需要被正视的内在要求。以上从三个方面围绕着人力资源培育所做的内在要求归纳，改观了当前在论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积极财政政策时“只见物不见人”的局限。
三、积极财政政策设计
根据以上所述，积极财政政策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展开设计。
（一）制订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标准
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这里不必累述，但作为财政资源的稀缺性则需要给予强调。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产能优化局面的不断扩张，将会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更显紧张。因此，这里首先需要制订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区域经济发展为视角，标准的制订又需要与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和企业改革重点等事项相联系。从而，这就需要在地方政府的组织架构内形成合作和协同模式，共同打造出符合当地实际的实施标准。
（二）财政监管下开展在职员工培训
助力域内特定企业的在职员工开展岗位培训，成为了积极财政政策落地的重要环节。但实践表明，因岗位培训的空间割裂性，以及人力资本存量信息的内隐性，这些都使得财政实施部门与企业方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信息不对称。为了实现积极财政政策能够精准发力，需要建立起政府主管部门、企业方、第三方培训机构在内的契约管理形式，并在在线视频监督和声誉约束机制的作用下，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真正产生实效。
（三）突出财政政策的市场干预职能
在助力域内企业引进域外人才时，积极财政政策应突出发挥市场干预的职能。前面已经指出，人才引进还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吃、穿、住、行等。而且，部分高端人才还存在着子女就学、配偶就业等需要。为此，积极财政政策便需要在人才引进上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针对人才引进修建福利保障房；二是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开办针对高端人才子女入托的幼儿园，并在域内基础教育阶段给予国民待遇；三是为他们的配偶就业提供前置性岗位培训资金支持。
（四）政企校合作开展创新人才培养
培育创新型人才不但需要挖掘本土人才资源，还需要大力引进域外创新项目入驻。为了使创新型人才培养与创新型项目商业化同步展开，便需要建立政府、企业、高效三者合作下的工作机制。积极财政政策在这里主要以内在标准为门槛，筛选出符合财政投资和融资的项目和人才队伍，通过长期跟踪创新团队的工作绩效，以及预算监管校企之间的合作实效，来全方位提升域内高端服务产业的结构。
四、展望
（一）降低财政政策制定随意性
随着我国将功能财政引入到宏观经济调控之中，则极易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而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信奉的整体原则相背离的。因此，降低财政政策制订的随意性，首先需要弄清楚经济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再者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问题产生的因果关系。
（二）提升财政政策执行调控能力
不仅需要发挥财政政策的政策导向优势，也需要及时纠错。为此，今后需要提升财政执行调控能力。但由于一项财政政策的制订需要履行完整的审批程序才能实施，使其在实施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制度惯性。从而，需要有效区分财政政策应用对象。结合我国国情，笔者建议，未来可以增大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制定应用权限，从而来降低实施成本和增强执行调控能力。
五、结语
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可从：价值导向、市场干预、制度优势等三个方面来认识。通过主题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则可以围绕着：制订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标准、财政监管下开展在职员工培训、突出财政政策的市场干预职能、政企校合作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等四个方面来构建。
参考文献：
[1]刘成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财政政策选择[J].财政监督,2017(23).
积极性财政政策篇2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主权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主权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主权。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积极性财政政策篇3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积极性财政政策篇4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积极性财政政策篇5
关键词：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政策风险；决策风险；执行风险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涝灾害的影响，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1993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加剧。中央政府针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数年下降的严酷现实，为抑制这一趋势，并相应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回升，及时改变了1998年年初所制定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近3年来，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风险问题也逐步凸现出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如何在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有效地防范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既是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财政专家、学者们正在积极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从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来看，主要集中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所可能发生的国债风险方面，很少关注积极财政政策本身所可能发生的风险，这种研究是片面的，本文将集中研究积极财政政策本身的风险问题，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成因及风险的防范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积极财政政策风险实证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是指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不能实现或失败的可能性。其风险的表现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决策风险，二是政策执行风险。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风险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环节，而是贯穿于政策的全过程。一般而言，导致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确定方面的偏差。确定的政策目标严重脱离实际，或财政政策目标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脱节，或财政政策目标本身的模糊性，都会带来相应的政策风险。（2）在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3）财政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响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程度。（4）财政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失当，且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5）财政政策严重滞后，没有随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6）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过大或过小。（7）在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特定利益集团的阻挠或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以上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及成因进行了抽象分析，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须密切联系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来具体进行分析。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关于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决不搞一般性工业项目。根据这一原则，当年安排的国债资金项目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要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城市电网改造；增加公检法及司法设施建设投资；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其资本金；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和进口设备税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运用方面，既向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大投资，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60％以上的国债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继续贯彻落实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三是进一步应用税收等手段，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根据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追加现有国债资金项目的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从近3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1998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2000年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中国官方估算）。2000年GDp增长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已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尽管200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还比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根本转变，企业经济效率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少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农业发展基础不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仍没有很好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们的预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在其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客观上仍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导致政策风险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而言，集中在拉动经济的年度增长上，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关注不够。其次，在分析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的原因时，认为是内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着力点只是放在扩大内需上，而对社会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第四，在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回升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仍然放在扩大需求上，而没有适时地进行战略上的转移，财政政策显得严重滞后。第五，在处理财政政策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方面，片面强调前者的作用，而忽视后者的作用，没有摆正财政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财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财政风险尤其是国债风险进一步加大。第六，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体现其应有的公平性，而是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对其他所有制经济存在明显的歧视，尤其是在财政投入方面。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第七，由于层层截留、挪用，据估计，约有20％的国债资金不能到位，致使通过国债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大打折扣。
二、防范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基本对策
1.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必须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证。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生态环境的好转等。2.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有效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超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由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3.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首先，在国债方面，虽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国债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决。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目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为加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积极性财政政策篇6
关键词: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政策风险;决策风险;执行风险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涝灾害的影响,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1993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加剧。中央政府针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数年下降的严酷现实,为抑制这一趋势,并相应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回升,及时改变了1998年年初所制定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近3年来,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风险问题也逐步凸现出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如何在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有效地防范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既是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财政专家、学者们正在积极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从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来看,主要集中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所可能发生的国债风险方面,很少关注积极财政政策本身所可能发生的风险,这种研究是片面的,本文将集中研究积极财政政策本身的风险问题,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成因及风险的防范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积极财政政策风险实证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是指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不能实现或失败的可能性。其风险的表现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决策风险,二是政策执行风险。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风险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环节,而是贯穿于政策的全过程。一般而言,导致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确定方面的偏差。确定的政策目标严重脱离实际,或财政政策目标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脱节,或财政政策目标本身的模糊性,都会带来相应的政策风险。(2)在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3)财政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响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程度。(4)财政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失当,且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5)财政政策严重滞后,没有随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6)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过大或过小。(7)在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特定利益集团的阻挠或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以上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及成因进行了抽象分析,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须密切联系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来具体进行分析。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关于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决不搞一般性工业项目。根据这一原则,当年安排的国债资金项目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要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城市电网改造;增加公检法及司法设施建设投资;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其资本金;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和进口设备税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运用方面,既向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大投资,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60%以上的国债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继续贯彻落实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三是进一步应用税收等手段,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根据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追加现有国债资金项目的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从近3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1998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2000年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中国官方估算)。2000年GDp增长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已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尽管200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还比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根本转变,企业经济效率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少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农业发展基础不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仍没有很好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们的预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在其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客观上仍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导致政策风险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而言,集中在拉动经济的年度增长上,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关注不够。其次,在分析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的原因时,认为是内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着力点只是放在扩大内需上,而对社会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第四,在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回升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仍然放在扩大需求上,而没有适时地进行战略上的转移,财政政策显得严重滞后。第五,在处理财政政策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方面,片面强调前者的作用,而忽视后者的作用,没有摆正财政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财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财政风险尤其是国债风险进一步加大。第六,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体现其应有的公平性,而是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对其他所有制经济存在明显的歧视,尤其是在财政投入方面。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第七,由于层层截留、挪用,据估计,约有20%的国债资金不能到位,致使通过国债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大打折扣。
二、防范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基本对策
1.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必须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证。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生态环境的好转等。
2.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有效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超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由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3.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首先,在国债方面,虽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国债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决。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目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为加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积极性财政政策篇7
【关键词】财政政策；煤炭产业；研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我国近期将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货币政策突出稳健，对国民经济发展预期不会有大的影响。然而积极的财政政策突出的是“积极”，“积极”二字一定是我国财政政策将来的主基调，对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乃至煤炭市场的影响，以下作了详细阐述。
一、积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意义与现实作用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而言的。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这就是“更加积极”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涵义。其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这是市场机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形势的变化，紧迫的客观需要，使中国的财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种政策类型，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中外的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
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阶段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也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经济有紧迫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有条件的政策选择。这里所谓客观需要，就是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是在货币政策因实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与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进行的一种政策选择。而所谓政策环境允许，就是说，尽管国家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较多“存差”，有富裕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强化等原因而贷款谨慎等情况下，财政可以通过实施以适度扩张的国债政策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达到扩展需求、刺激经济的目的。
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转移财政政策重心的作用。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二、积极财政政策对煤炭行业的积极作用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将总体上增加对煤炭的需求，进一步提升煤炭行业景气程度。多年来我国煤炭消费量的增长与GDp增长高度相关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势必带来煤炭需求量的增长，特别是铁路大建设是本轮国家扩大内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将直接刺激煤炭下游行业钢铁、水泥行业的发展，导致煤炭消费的增加。国家投资40亿元财政资金支持农村电网和城市电网改造，这将有利于提高电力企业的运营能力，增加煤炭需求。总投资2000多亿的核电、西气东输等一大批非煤能源项目的新建，短期内对煤炭的替代作用有限，而且在建设阶段大量的原材料使用会增加煤炭的需求。
从中短期情况来看，专家估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将新增大约5亿吨的煤炭需求。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铁路运力的改善，将增加煤炭的有效供给。山西省等中国主要的产煤中心均位于内陆地区，而煤炭消耗量最大的地区却位于东部沿海或人口密集的南部省份，中国煤炭运输呈现“西煤东运”和“北煤南运”的格局，运输瓶颈长期存在。积极财政政策中包括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预计2010年全国煤炭生产量将达到31亿吨左右，比2007年的25亿吨左右增加6亿吨。铁路的大力建设，将大幅增加煤炭的有效供给。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增值税税制改革，将降低煤炭企业的生产成本
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之一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这将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有利于宏观经济的发展，从而增加煤炭的需求。增值税转型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不尽相同。固定资产投资额较大的机械设备、石化业、电力燃气业、建材业、钢铁和食品饮料业等将获得较大抵扣税额外。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今年前三季度火电行业亏损额约为250亿元，很多企业都没有充足的资金购买煤炭或进行企业发展。电力企业新购买的固定资产所包含的进项增值税款不能抵扣，而在消费型增值税下可以全额抵扣。增值税改革将使电力企业新增固定资产的折旧数额相应下降，增加企业的利润。
煤炭产品属于自然赋存的矿产资源，没有原材料购进，其辅助材料（主要包括采煤用电费用）的进项税抵扣相对较少，造成煤炭行业税负明显大于其他行业。我国税收制度改革以来，煤炭开采业由产品税改为增值税，煤炭产品税率由3.35％增加到9％左右。200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增值税综合税率3.76％，同期煤炭采选业增值税综合税率8.18％，高于全国工业企业平均水平1.18倍。而此次改革将极大程度减少煤炭行业的税负，从山西省的调查数据来看，山西省煤矿税收在增值税改革后将下降1.6个百分点。
煤炭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主要有：煤炭在能源中的基础地位不可动摇；产业政策有利于煤炭行业的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有利于宏观经济高速发展，为煤炭需求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技术创新为煤炭行业发展提供动力。影响煤炭行业发展的不利因素主要有：短期看受宏观经济放慢影响，煤炭的需求有所回落；煤炭安全生产形势依然很严峻；资源税等政策性增支出台，成本面临急剧上升压力等等。煤炭工业发展的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煤炭布局优化；煤炭总量得到调控；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的培育等等。
四、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煤炭行业的不利因素
节能减排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中长期命题和政策性导向，11月2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坎昆会议在墨西哥举行。作为这次会议的积极参与者，中国今年为节能减排，甚至不惜放慢经济增速。国务院总理9月13日在天津出席第四届夏季达沃斯年会时说，为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已经制定了在今年下半年减少高耗能企业的指标，这其中包括淘汰小火电、小钢铁、小水泥等高耗能企业。不惜以降低GDp增速为代价来实现这一目标。”2010年是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的收官之年。为此，我国各级政府加大工作力度。我国十分重视节能减排。这是在经济社会发展遭遇资源、能源和环境因素制约，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和威胁的情况下，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的长远利益作出的战略性决策。
为此，国务院从2006年开始，正式启动《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大淘汰电力、钢铁、建材、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焦炭、煤炭、平板玻璃等行业落后产能的力度。到2010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由2005年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为确保上述目标的实现，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包括将对完不成减排任务的地方政府领导人实行问责制。近5年，中央投入节能环保工程的资金约2000多亿元，带动全国节能环保总投资约2万亿元。
2010年煤炭进口将继续增加。由于国内煤炭市场价格偏高，国内煤炭企业在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煤炭市场份额将可能继续下降，国际煤炭企业大举进入我国煤炭市场的规模将继续扩大，预计2010年的煤炭进口总量将继续增加，进口总量将有望达到1.5亿吨左右。
积极性财政政策篇8
积极财政政策的涵义
去年以来，我国政府提出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政策涵义的。我理解，至少有如下三点：
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而言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吃饭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这就是“更加积极”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涵义。
其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作为结构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显然应在我国的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此外，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城市贫困问题的日渐显现等原因，作为社会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财政政策，也必须在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至为关键的调节功能。这是市场机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形势的变化，紧迫的客观需要，使中国的财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种政策类型，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中外的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及其与之配套、至少实行了10年之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这种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而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
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也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经济有紧迫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有条件的政策选择。这里所谓客观需要，就是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是在货币政策因实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与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进行的一种政策选择。而所谓政策环境允许，就是说，尽管国家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较多“存差”，有富裕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强化等原因而贷款谨慎等情况下，财政可以通过实施以适度扩张的国债政策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达到扩展需求、刺激经济的目的。一旦这种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财政政策选择就需另行考虑。
（二）政策的定向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正是有鉴于此，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选择了以调整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后劲和产业带动效应为目的，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方向。
（三）政策的复合性。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简要地说，除了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同时还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通过调整中央财政的支出结构，腾出180亿元，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抗洪救灾等，即通过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费与投资；分批提高了一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殖税，以此推动和增进外经贸方面的需求。
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
财政政策原则或政策取向的合理确定与适时调整，对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政策效应的优劣，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和正在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当的货币政策，应注意和力求做到下述几个“兼顾”或几个“结合”：
第一，在政策重点的选择上，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卖方市场——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投资和生产上，亦即放在增加产品供给上，因为供给的约束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则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高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竟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新形势下有助于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必须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使总量的适度扩张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当前问题的性质，既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也不是简单的总量需求不足，而是在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增长）模式转轨时期，在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形势下，主要由于转轨“镇痛”、体制和结构障碍等基本原因而形成的过渡性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和性质，即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结构矛盾十分突出、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等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那就很可能诱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加重结构调整的困难，从而非但无助于当前经济的协调、有效增长，而且还将为后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就业问题的解决，造成更多的麻烦和后延性障碍。
第三，在政策倾向的掌握上，应把支持国有经济与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相结合。因为无论是从其发展需要、发展可能及其存在的巨大潜力，还是从其在诸如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税收、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来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然而，从实际情况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又的确存在着不少现实障碍和困难，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都有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政策性问题。
第四，在政策效应的考虑上，使扩大内需的当期政策效应与长期政策效应相结合。因为，既然需求不足将是制约我国后续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在政策取向、政策效应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须把短期与长期、当前与今后加以统筹考虑。
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
既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非一种长期的政策选择，那就必然有一个政策调整或政策转换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预作准备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出现或找到替代当前财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条件。就是说，要逐步改变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重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用其它的推力来加以替代或置换，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我以为，从中长期看，这样的因素或拉力有如下几个方面：
——市场和消费替代。即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市场和刺激最终消费需求方面，逐步减轻经济增长对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的依赖。这方面可供选择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进银行的消费信贷；适当增加财政对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别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性支出数量；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村和农民收入，为开拓巨大的农村市场奠定基础，等等。
积极性财政政策篇9
【关键词】宏观经济 积极财政 政策实施
自90年代中期我国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软着陆后，特别是1998年以来，针对通货紧缩，宏观经济形势发生的许多新变化，中央政府实施了以增发国债，扩大支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现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政策，发挥其更大的政策效应，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及时对政策实施中的某些不足进行适度调整。这对于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有效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一、今后一段时期要不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笔者认为，根据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以及财政现状，财政政策作为中央政府实施间接调控的重要手段，仍然有必要、也有可能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起多方面的影响和作用。
首先从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必要性看，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对经济增长进一步产生及时而直接的扩张效应。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的供求状况发生了质的变化，初步实现了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持续走低已成为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所带来的直接效应是企业经济运行困难，生产能力普遍过剩，造成部分资源大量闲置，因此调整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拉动内需显得十分紧迫。
1996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采取各种政策手段，如多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取消了信贷规模控制方法等等，然而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特别是由于经济结构扭曲，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方面效果不很理想。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税收，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就能对投资和消费需求产生及时而直接的扩张效应。时下，虽然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民间投资和对居民消费需求拉动不很明显，启动内需的效应在减弱等等，但这只能说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时间还不够，只能说明实施政策的方向、重点应作适度调整。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在暂无有效手段刺激消费需求扩大的态势下，继续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适当加大实施力度是十分必要的。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在增量上有效地解决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状况，其形成原因固然与总需求不足直接相联，但深层次的根源仍离不开结构问题。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更偏重于经济结构调整，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通过财政收支的调节，从财力上对投资方向、重点、规模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在增量上对经济结构调整起宏观性、导向性的作用。三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能较好地规范财税分配关系，从分配上拉动内需，启动经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存在的诸多不利于经济高效运行，不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例如可通过税收返还等手段，调节地区间的财政收入，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解决地区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通过社会再分配的调节，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工资，对社会上低收入者、低收入家庭给予一定的补助和救济，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既起到扩大消费需求，又起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作用，这些都符合经济集约型增长的内在要求。
其次从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可能性看，增发国债是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这就决定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可能性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债规模是否控制在适度区间内，我们可从决定国债承受力的两个重要的指标作些具体分析。一是国债余额占财政支出的比率，经济学上称债务依存度，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为25～30%.我国1992年为24.59%，1996年上升到53.55%，1998年又升到60.39%，这个指标已远远大于国际警戒线，意味着驾驭宏观全局的中央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来自发行的国债。另一个是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率，统计学上称国债负担率。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国债余额最多不能超过半年gdp的45%，由于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一般为45%左右，依此测算，国债余额大体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总额，这是公认的国债警戒线。我国的财政收入（包括预算外财政收入）也只占gdp的20%，因此我国国债占gdp的比重，最高以不超过20%为宜。据测算，我国1991年为5.41%，1996年上升到5.6%，1998年又升到10%，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比率。前一指标说明我国财政运行风险加大，财政形势较为严峻；后一指标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有继续实施的空间，财政形势有相对宽松的一面。如果考虑到国债余额是从国民经济的总体和全局，而不是仅从财政收支上来考察和把握国债的数量界限的，这是一个更为全面、综合地反映一国举债潜力的指标；考虑到国债余额较低情况下出现债务依存度偏高的情况，是与现行体制和政府财政分散程度等特殊因素相关；再考虑到目前我国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居民储蓄总额有近6万亿元，相当部分未能转化为投资，在通货紧缩的态势下政府通过发债方式向银行借款，不但可解决政府建设资金不足问题，还可有效解决金融机构无法扩大高质量资产问题。鉴于上述思考的理由和根据，笔者认为，通过利用国债，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可行的，这一政策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和回旋余地，我们必须以适当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拉动经济增长。
二、作为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注重研究政策实施效应。
根据1998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状况，目前财政政策的取向应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要注意投资与消费双向启动。前一阶段，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的重点是投资需求，选择了基础设施为投资对象，现在看来需要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结合起来，实行双向启动。因为在促进gdp增长的三个因素中，消费拉动最为重要。有关专家对1978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作了统计计算，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在60%左右。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取得多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中间需求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最终需求状况。如果最终需求一直疲软乏力，不能有较大幅度地启动，即使有再多的投资也发挥不了作用。
针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态势，注意到消费的不同层次，以及农村消费的巨大潜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刺激消费需求的扩大，可供选择的政策措施有：1.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增加行政事业单位中低收入者工资。适当降低企业流转税税率，增加企业所得，提高职工收入，从而扩大消费支出。2.增加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职工退休费支出，必要时可发行专用于社会保障的特种国债。3.减征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对城乡居民购买汽车、住房的消费支出，减征个人所得税。4.积极做好准备，对居民储蓄存款开征利息税。5.适当加大政府采购力度。6.继续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资，扩大居民的教育消费。
二是逐步解决好财政分配中“越位”与“缺位”问题。可考虑做这样几项工作：1.努力减少膨胀过度的行政管理经费，这方面的开支漏洞较多、浪费很大。可利用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机会，努力加以调整缩减。2.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逐步减少巨额的企业经营性亏损补贴。同时进一步理顺和改善农产品供求关系，减少价格补贴。3.随着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进一步转变和调整，财政应逐步退出经营性领域，对一般的经营性领域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作用是加强引导和监督，并为之创造公平而宽松的发展环境。这样通过“压、减、退”的途径，卸了部分财政包袱，就可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财政投资提到更靠前的序位上，投入较多的资金。当前主要用于公共工程开支，着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又必须看到，随着市场体制、技术条件的变化，教育、医疗保健、公用基础设施等准公共产品两重性，将带来许多新技术、新开拓的空间。特别是面对21世纪知识经济的挑战，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显得愈益重要，如何使政府的财力与民间的财力在发展科学与技术方面更有效地结合运用，应该成为财政政策一个重要取向，认真加以研究实施。
三是财政投入的重点取向应作适当调整。去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最具有代表性的措施，是大规模举办政府投资的六大基础设施建设，即农田水利、江河治理、生态环境，铁路、公路、电信设施，城市公用事业，国家储备粮仓，农村电网，经济适用房。这些方面建设是必要的，对促进经济增长意义十分重大。因此上述六个方面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关注的重点，特别是一些规模大、周期长的工程项目，应继续注入必要的政府资金，力争及时、高质量地建设好。但必须指出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不能忽视支柱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固定资本的更新。原因在于：第一，社会规模的固定资本的更新是拉动经济走出低谷、摆脱衰退，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方向演变的重要物质基础。如果我们不把投资的重点适时转向技改和设备更新上，即使速度暂时上去了，也很难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第二，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力度，是由我国现实情况决定的。我国的基础产业和技术产业现有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所生产的产品多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不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无法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第三，加大技改力度，创立名特优产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增加对外贸易，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我国出口商品多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商品。在未来世界市场更激烈的竞争中，这些商品很难有立足之地，出口额很难有大的扩大，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大技改投入，搞好技术改造。基于上述考虑，当前财政支出结构应作适当调整，可采用财政贴息政策和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实施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还可考虑对于企业以利润或红利进行的技术改造，予以税收减免，适当调整目前足额征收所得税政策。
三、根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实际工作中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政策实施的阶段性。上文已述，我国目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种赤字财政政策，这种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实施的特殊政策，一旦政策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变化，如随着内需扩大、经济快速增长，社会资源瓶颈再现，现实经济增长率超过了可能经济增长率，财政政策就应另行选择，调整取向。可见实行这种政策是有条件的，不可能长期使用。这种政策和赤字财政相联系，靠扩大国债发行规模来实施，明显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视之为一项长期政策来使用。否则国家财力无法承受，陡增财政运行的风险，弄不好会重蹈通货膨胀的覆辙。从中长期看，鉴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受到财政能力、财政制度、财政政策结构的多重约束，我们仍然要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于这一点，必须保持清醒头脑，要严密注意我国财政资金运作状况，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就适时进行政策转换。
二是政策实施的导向性。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由需求面扩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这往往伴随着物价上升并易导致高投入、低效益。另一类经济增长是由供给面的改善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它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制度创新相联系，最终导致效益提高。根据国内外经验教训，同时考虑到目前我国政府的职能尚未完全转变，企业机制尚未完成完全转换，以及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的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应以调整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的后劲和产业带动效应为目的，以社会基础设施为重点。只有以此为导向，加大这些方向的投资力度，才能既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优化结构。如果偏离上述政策方向，只注重增长速度，在原来不合理的结构上平面扩张投资，会使本来就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关系雪上加霜。这样就难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充分注意。
三是政策实施的带动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去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扭降转升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同时应当看到，迄今积极财政政策所启动的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使一些相关的投资品产业市场情况有所改善，但对于非政府的社会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刺激则不很明显，即是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带动性不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财政政策的绩效。因此下一步财政政策，应力求在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需求上有所作为，应该说实施这方面政策的空间还是较大的。在带动民间投资方面，财政在继续投入，兴办资本密集型规模较大工程项目的同时，也应考虑劳动密集而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中小型建设项目。可运用财政贴息、政府控股或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充分调动、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技术等方面投入。以政府资金作为引导，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参股，设立主要投资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基金、创业基金等。在带动消费方面，上文已述，也可采用工资、税收等手段，引导居民扩大消费需求。
四是政策实施的适度性。凡事都应有个“度”，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不例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注意这一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及其可能带来的消极效果，财政政策本身的局限性主要是其内在滞后较长，存在“挤出效应”。同是减税增支和增发国债的财政手段一般总是与赤字的扩大相联系，因此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财政举债规模必须适度，控制在一定的数量范围内。上文已述，目前我国扩大国债规模，适当加大力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有潜力的，但这种分析并不是说赤字和国债多多益善，必须认识到经济的增长不能建立在无节制地扩大赤字和增发国债的基础上。目前我国中央财政运作千亿元债务启动内需，这在我国财政史上前所未有，且又无这方面的经验可借鉴，因此把握好适度债务，并注意谨慎操作，显得尤为重要。
五是政策实施手段的配套性。如在财政政策手段上，除重点以国债形式筹集资金，刺激投资与消费外，也可通过税收征减手段，一方面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拉动经济增长。如可提高一部分产品出口税率，调整进口设备税、降低部分外商投资项目的关税等等。积极的财政政策离不开货币政策手段配合，应借助于存款准备金、基准利率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共同引导财政资金、信贷资金投向战略重点产业，改善资金分配结构。面对这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新变化，各种政策手段不能再按所有制区别实行税收、贷款不平等待遇，而只能为所有企业创造公平竞争条件。政府债券、金融债券、股票和企业债券的发行，财政与银行也应加强协调，这是防止误导资金流向的重要环节。财政投融资发展、实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也离不开两者之间的配合。
多种政策手段的配套使用，必须注意四个结合：一是增加投资规模与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二是总量适度扩张与结构优化调整相结合。三是扩大内需的当前政策效应与中长期政策效应相结合，四是公平公配与提高效率相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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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财政政策篇10
关键词：稳健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短期效应，政策调整
2004年12月3日至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我国于2005年开始施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一时间引起了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自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被稳健的财政政策所取代，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一道向中性转变。本文通过阐释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分析目前我国调整财政政策的必要性，进而提出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若干对策。
一、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里包含两方面基点：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个是国家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国家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包括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构成彼此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财政政策是指政府直接使用调节税收或增减政府支出的方法以达到特定经济目标的政策及措施。在现实的宏观调控过程中，政府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按照“相机抉择”的原理，要适时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政府此次提出用稳健财政政策取代实施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正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审时度势，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
1.财政政策类型和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财政学理论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将其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其中，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功能则与其正相反。所谓的中性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产生紧缩效应。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两大主流学派，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有不同的主张，凯恩斯主义秉承需求管理思想，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而相对来说小有作为的中性政策则不受欣赏。而货币主义认为，对于稳定总需求来说，货币政策方法优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方法，主张实行非干预性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简单规则，以便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这样两种政策倾向使得中性财政政策很难纳入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而中性财政政策的说法，实际上是我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他们一方面认为现实条件要求前期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相对淡出，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政策调整过猛造成经济起伏，他们所说的“中性”是在政策转型的操作上保持一种“中性”的姿态。
因此，对于当前讨论的稳健财政政策即中性财政政策的含义，我们可以作双重理解：一层意思是以财政理论中的中性财政政策作为政策调整目标，另一层意思是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政策调整应该坚持中性的操作方式。
2.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现阶段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概括为“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随着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的转变，财政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将发挥重要的职能作用。主要表现在：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及时主动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由总量调控为主转向结构调控为主，注重解决经济社会不协调、城乡不协调、区域不协调等深层次结构问题，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由主要拉动经济增长转向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财政政策通过大力支持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市场机制，减少体制复归倾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财政政策坚持增量平衡，控制赤字规模，注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动防范公共风险。这表明，“稳健”绝非无所作为，而是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
二、中国向稳健财政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中国政府提出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调整有其必要性。一方面实行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日趋减弱，另一方面新的经济增长周期、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又要求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有力调控。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对财政政策做出必要调整乃是顺时应势之举。
1.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要求财政政策进行调整。2003与2004连续两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1%和9.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同比上涨1.2%和3.9%，工业晶出厂价格指数分别同比上涨2.3%和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分别上涨4.8%和11.4%，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已经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结束了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至2002年间，经济增长率连续保持在“七上八下”的高位低谷的局面，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但是伴随而来出现了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国民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的矛盾凸现。2004年上半年，全国有24个省级电网先后出现不同程度的拉闸限电，夏季全国电力供需缺口在3000万千瓦以上；煤矿已基本开足马力生产，但仍供不应求；石油、石化两大集团炼油装置接近满负荷运转；铁路日均装车突破10万车，但请车满足率仍不足35%，煤电油运都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同时，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连续多年减产，粮食供应靠挖库存维持平衡，尽管2004年粮食丰收，但粮价仍然上涨了26.4%，粮价上扬带动了居民消费品价格的明显上升，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重。根据经验数据，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左右，适度经济增长率区间为8%-10%。当经济增长达到潜在经济增长率时，就会出现局部过热；当经济增长率超过10%时，就会出现总体过热。我国经济增长率在2003和2004连续两年超过9%，这表明我国经济正处在上升周期的关键阶段，如果政府的宏观调控得当、适时适度，就可以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使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保持下去。如果处置不当，调控迟缓或力度不够，就可能使经济增长率过快冲过10%而达到全面过热；或者调控过早、力度过大，也可能过早扼杀宝贵的增长良机。因此，中央在此时提出稳健的财政政策是适宜的。
2.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要求财政政策进行调整。从1998年开始，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已近七个年头。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积极财政政策对拉动内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促进西部开发和从整体上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势头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如果持续时间过长，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也会日益明显。具体如下：
(1)多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逐年攀升，加大了财政风险。一是财政赤字率逐年提高。1997年，我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0.7%，1999年已经上涨到2.0%，在2002年达到3.0%。2003年虽略有下降，但仍达到了2.7%，而国际公认的赤字率警戒线为3.0%。二是政府显性债务规模逐年扩大。国债余额1997年为6074.5亿元，占gdp比重为8.2%；2002年已经扩大到18704亿元，占gdp比重上升为17.9%；2003年这一比重已高达22.8%。三是政府总债务规模处于较高水平。如果考虑到未列入预算而又实际发生的政府债务和或有债务，2002年我国政府总债务比列入预算的政府债务规模可能要高出一倍以上。另外，长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使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张演化成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随着政策效用的递减，拉动经济增长要求财政政策的扩张必然不断放大。 (2)积极财政政策继续下去有导致“挤出效应”的危险。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进行扩张性财政支出，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和消费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积极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在经济萧条时期，经济自主增长能力低迷，民间部门缺乏投资、消费的动力，此时，扩张性(积极)的财政支出更容易发挥对经济的积极拉动作用，政府与民间部门对经济资源，尤其是资金的竞争关系弱化，所以挤出效应也就相对微弱。相反，在经济由低谷走向复苏阶段，民间部门投资与消费日趋活跃，政府与民间部门对经济资源的竞争关系得到强化，如果继续实行扩张性(积极)的财政政策则容易造成挤出现象。近几年，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之所以没有造成明显的挤出效应，主要得益于我国尚未实现名义利率市场化、银行信贷资金充裕、民间投资尚处于成长阶段等多方面因素。但是，当前形势有所变化，一方面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利率市场化必将是大势所趋，这将为挤出效应的发生提供必要的传导机制；另一方面，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社会投资主体的信心普遍增强，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速明显加快，此时如若继续坚持积极的支出政策，势必造成政府对民间部门所需经济资源的挤占。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的动力应该更多地来源于民间部门的投资与消费等市场行为，而不应该过多地依赖政府。因此，在我国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为避免挤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积极财政政策有必要适时淡出。
3.政策的连续性要求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进行调整。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渐淡出，稳健的财政政策必然应运而生。我国以国债和财政支出两大政策工具运用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已实行了七年之久，对拉动经济增长、刺激有效需求、增加出口、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等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从2000年起，我国经济基本上止住了增长下滑的趋势，并于2002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本来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隐退，但是因为支出刚性等现实的约束，为保持经济的平稳性和政策的连续性，政策工具却不能马上收缩。过去近七年中，全国各地利用中央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以及地方和银行的配套资金，兴建了一大批重点建设工程项目。根据粗略的测算，即便不再开工新的项目，仅完成这些在建工程所需的后续资金投入就将近8000—10000亿元。如果积极财政政策匆忙退出，将会使这些在建项目的后续资金来源失掉既定的支撑。所以，积极财政政策只能逐步退出，现阶段财政支出只能转向总量控制下的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财政政策还会产生扩张效应，对经济的影响无法达到中性。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确稳健财政政策绝不是“不作为”，而是根据经济因素的变化，调整具体作用方向和力度。
三、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若干对策
围绕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出于长远的和全局性考虑，在稳健财政政策的具体实施中仍需要采取相关对策：
1.在稳健的财政政策实施中，应注意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策主体行为。政策主体指的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政策主体的行为是否规范，对于政策功能的发挥和政策效应的大小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我国目前体制下，各级政府的行为与偏好，对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是各种利益群体中的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具有支配力量的一极。一方面政府肩负着制定政策、调控经济的公共职能，另一方面政府又通过手中掌控着的巨大权力与经济资源，全面参与经济活动。就拿本轮经济周期中出现的局部过热来说，这其中固然有市场因素在起推动作用，但是政府直接参与其中也是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财政分权和以经济增长作为地方领导政绩考核指标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只关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关注自身的政绩，利益驱动的结果是使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不可避免。全国范围内的城建热、房地产热、汽车热、钢铁热等的背后，都能清晰看到地方政府的影子。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政府职能尚未根本转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和政绩观还在起作用，建设性财政向公共性财政转变还远未到位，政企不分、市场体系不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还有待解决。这就必须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以树立科学发展观，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规范政策主体行为，是有效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