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合成行业篇1
[关键词]利益驱动 校企合作 运行机制 高职教育
[作者简介]刘文清(1966-)，女，江西宜春人，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广东广州510520)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5-0010-02
校企合作，指的是学校与社会上相关企事业及其他单位之间的合作关系。自教育部明确提出“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之路”的高职教育办学指导思想以来，伴随着《职业教育法》《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等的颁布，各高职院校在推进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上有了很多大胆的探索及成功的尝试，比如“订单式”“捆绑式”“零对接”等，校企合作的形式趋于多样化。合作主体趋于多元化，合作内容也更加丰富。
但是，从学校及高职教育本身而言，探索人才培养、创新办学模式、构建自身教育体系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同时，社会对高职教育乃至其校企合作办学模式的理解、接受及扶持也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其成熟的体系机制的建立则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基于以上因素，我国的校企合作目前还不可能形成真正成熟的模式、铸就真正的典范。严格意义来说，在我国高职教育领域的校企合作中，大量的还是浅层次、松散、短期的合作，形式化问题非常突出。要解决校企合作的形式化问题，建立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需要政府政策法规强有力的引导、行业协会行规标准的有力支持以及学校、企业的积极参与，但更为迫切的是要建立合理的调整校企合作关系的运行机制。
一、校企合作的运行机制
根据一般定义，运行机制是指在人类社会有规律的运动中，影响这种运动的各因素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因素产生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及其运行方式。它是引导和制约决策并与人、财、物相关的各项活动的基本准则及相应制度，是决定行为的内外因素及相互关系的总称。校企合作运行机制的作用在于协调影响校企关系中的种种主客观因素，它受到政府政策法规、教育发展体制、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并通过校企合作模式显现出来。目前，国际上盛行两大类型的校企合作模式：一是以企业为主的校企合作教育模式。其代表是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三明治工读制”和日本的“产学合作制”；二是以学校为主的校企合作教育模式，其代表是美国的“合作教育”和俄罗斯的“学校―基地企业制”。但由于校企合作的主体只是学校与企业(或事业单位及其他单位)，因此，校企合作运行机制之间的不同特征，最终还是体现在合作双方微观操作层面上。这一点在我国目前的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外部机制
导向机制、约束机制、激励机制是政府通过政策、法规、法律对校企合作进行干预的三种机制。导向机制主要是政府在推动高职教育过程中，通过明确高职教育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指导思想，建立政府主导的校企合作管理体系，主导校企合作发展方向，这一机制主要是形成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层面的行为。
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则往往形成于政府在推进当地高职教育的过程中采取的政策行为。约束机制带有明显的强制性，有物质处罚的内容，对于区域内的行业企业、学校，强调其进行校企合作的责任与义务。一般而言，约束机制更多的是倾向于约束企业，促使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人们认为，企业是人才的消费者，因而应与学校一起承担人才培养的责任与义务。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就是在国家法律框架下的校企合作，这种约束已上升到了国家的政策层面。因而有人认为，为根本性地解决我国企业参与技能型人才培养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政府需要采取有力的行政干预。基于这种认识，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省市制定并公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校企双方尤其是企业方参与人才培养的义务、权利进行了明确的约定。然而从纯粹的理论意义而言，约束机制是对校企双方的约束，实际情况是人们往往忽视对学校的约束。激励机制成为政府推动校企合作的重要法宝，地方政府通过政策扶持、专项投入、减免税收等举措鼓励校企之间进行合作。
基于外部因素形成的导向机制、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对于起步不久的我国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推动，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也适合我国市场经济转型阶段下的国情。分析成功的校企合作案例，可以看到，其背后都有这些强大的外部机制在支撑。但是，随着我国高职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些外部机制所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弱，特别是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在市场体制越来越完善的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要思考行政权力是否“越位”的问题，公共资源的倾斜也要有一定的限度。
(二)内部机制
1 利益机制。任何一种合作的内在动力都来源于共同的利益，没有利益的驱动，合作不可能深入，更不可能长久，校企合作概莫能外。因此，校企合作首先要找到双赢的利益结合点，其次还要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起不断扩大合作利益的动力机制。当前我国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出现的“一头冷一头热”现象，根本原因是企业没有在校企合作中找到愿意为之付出的利益，本质上缺乏有效的利益驱动。由于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阶段，企业急需扩充生存发展的空间，对于利益不明显或无利可图的合作，企业的参与度必然非常有限，同时，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成本比较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流动性也很大，企业投资参与职业教育未必能使自己直接获益。因此，如何挖掘双方对等的合作效益，并建立协调校企合作良好关系的利益机制，成为解决校企合作问题最为关键的环节。
2 平衡机制。校企合作建立在一定的利益结合点上，但这个利益结合点不应该成为学校、企业的终极发展目标，也就是说，学校必须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四大职能，校企合作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实现以上职能，因此，学校内部要建立一个目标发展的平衡机制。同样，市场体制下的企业，其主要目标是实现利益最大化，对于企业而言，校企合作必须从属于企业长远发展的需要，因此企业也要建立一个目标发展的平衡机制。
3 保障机制。校企合作的顺畅运行，需要完整的体系作保障，因此要建立管理、评价、自我发展等保障机制。管理机制包括组织架构、规章制度、经费来源及使用等，必须建立相应的董事会或理事会，设立相关的职能部门及人员构成，明确各自的职责，确立议事规则、行为准则。评价机制是衡量校企合作运行状
况的一套标准，可以从合作的基础、合作内容、合作取得的成效等多方面拟定指标，对校企合作进行过程评价。自我发展机制指的是从保障资金、战略规划、开放合作等方面构建的持续发展体系。
基于内部因素形成的利益机制、平衡机制、保障机制，在校企合作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校企合作，比如德国、英国、日本的模式，企业作为校企合作教育的主体，其利益机制成为校企合作的最根本机制，此外，管理机制及保障机制也自成体系。相比较而言，目前我国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基本上是导向机制、约束机制、激励机制等外部机制所起的作用更大，这正是校企合作不能深入的症结所在。
二、构建利益驱动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
(一)基础背景
1 校企合作探索的实践基础。十多年前，我国高职院校兴起伊始即走上了探索“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的实践之路，其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界两度兴起而又两度失败的“半工(农)半读”制度，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中职教育开始引入德国“双元制”，但实施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探索校企合作的高职教育，这种校企合作方式是在前面两类探索的基础上进行的，刚开始基本上都是在政府的导向政策下“摸着石头过河”，主要特征体现为政府的约束机制、激励机制起着绝对主导的作用，校企之间的合作很松散，大多数学校基本上只是找企业解决学生实习的问题。随着校企合作的不断探索，近几年来，校企之间的合作开始多样化，外部机制虽然还是起着主导的作用，但合作的有限效果促使大家开始关注最根本的内在利益机制。事实表明，只有真正触及利益机制的校企合作才能成为互惠互利的自发式合作。一些高职院校已经走在了探索的前沿，比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海天集团的合作，成为教育部“2006年中国高校与大型企业合作培养人才十大经典案例”唯一的高职院校案例，该校推行的“三位合一”(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的校企合作实际上就是想解决校企双方合作的利益根本点问题。在创新利益机制之路上走得更远的是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董事会及多形式参股制的实施表明了其探索利益机制的坚定决心。诸如此类的成功探索成为2010年教育部关于“四个合作”精神的重要来源，也为全国一千二百多所高职院校探索利益机制、创新校企合作模式提供了方向。
2 日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校企合作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工业的迅速发展及其对新型专业技能人才的需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职教育面向的是企业对高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市场，企业面向的是学校培养的不同类型的人才资源市场。因此，市场是联系校企的纽带，是校企沟通的桥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动与发展，高职院校与企业只有紧密联系、相互交流，才能共同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充满活力，日益开放。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成效显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明显，企业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法制化的竞争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风险机制也日益完善，市场意识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发达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区，市场观念更是深入人心。在日趋成熟的市场体制下，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利益机制有了市场基础。
(二)建立途径
1 转变合作观念。一是校企合作不能只从学校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合作，而应该立足双方的发展去思考合作，合作发展不是学校单方面的发展，应该是利益对等的共同发展，校企合作不仅仅是要完成学校育人的任务，同时也必须使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所以一定要与企业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二是校企合作不能总是靠外部机制去推动，不是说外部机制就不需要了，外部机制的终极目标是要激发内部机制的活力，所以应该从社会的市场化调节机制上来引导校企合作，真正确立市场化的内部利益动力机制，这才是校企合作深入的根本因素。三是校企合作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其机制的建立健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发展也不可能就一定是直线上升的趋势，没有把握其发展脉络而急于求成的盲目改革，结果往往会拔苗助长，因此，要深入研究其发展规律，在深入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推进校企合作。
2 建立合作基础。要实现平等互惠的合作与交流，校企双方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基础和发展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良性互动。从资源优势的角度而言，学校有人才、知识、信息、科技成果等资源优势，企业有生产技术、实践环境、资金设备、科技转化等优势，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企业的优势很容易发挥，但学校的优势却很难体现，原因是学校普遍地缺乏与企业进行深入合作的能力，学校不能给企业带来显而易见的经济效益，对企业帮助不大。正因为学校方面存在的合作能力缺陷，现有的校企合作多数只能局限于学校向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高职院校必须以提高办学质量为核心，不断提高校企合作能力，建设一支能够为企业提供技术攻关、员工培训、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服务的教师科研队伍，培养出能够适应企业生产、服务一线要求的高端技能型人才，搭建服务于校企共同发展的信息、技术等各种共享平台。只有学校具备了上述合作条件，企业才会积极地参与合作，校企之间的利益机制才有可能建立，校企合作关系也才有可能更牢固、更长远。
有机合成行业篇2
一、产业联盟的形成与运行要素
产业联盟在形成和运行过程中存在一些重要的环节，是产业联盟成功的关键要素。
(一)产业联盟的形成
产业联盟形成的动因。产业联盟形成的动因主要可归为两类。一类是产业发展面临威胁，威胁可能来自全球化或其它技术的竞争。一类是产业发展存在重大发展机遇，机遇常常来自技术进步创造的新的市场需求。产业发展的机遇或威胁是推动产业联盟形成的客观原因。
产业联盟的目标。产业联盟的目标是解决特定的产业共性问题，即单个企业没有能力或没有积极性解决的共性问题。如研发某项共性技术、制定某个技术标准、解决某项创新的产业链配套问题等等。产业联盟要解决的问题都是直接关系企业利益的实际问题，因此企业参与的积极性高。合理确定目标是产业联盟成功的关键因素，目标不能超越联盟的能力，更不能与成员的利益相冲突。一般而言，联盟的目标制定得越明确具体，越有利于联盟的发展。
产业联盟的发起者。产业联盟的发起者包括产业联盟形成的提议者和组织者。产业联盟的提议者可能是个人、企业、政府、研究机构或高校，也可能是多个机构或个人商议的结果。产业联盟的组织者一般为具有一定地位的机构，如行业中的龙头企业、权威研究机构、政府支持的组织等。产业联盟的组织者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号召力，而且还要投入一定的资源。行业中的龙头企业是合适的组织者。如果行业内缺乏龙头企业，政府支持的机构常常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产业联盟的成员。产业联盟的目标是决定产业联盟的成员策略的关键因素。由于产业联盟的目标差异大，联盟的成员策略也千差万别。绝大多数产业联盟要挑选成员，以平衡资源互补和减少协调成本两个相互制衡的因素。有些联盟成员相对固定，有些联盟采取了开放性成员策略。有些产业联盟实行分级会员制度，不同级别的会员拥有不同的权力和义务，机构或个人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参与。
产业联盟的法律形式。产业联盟的法律形式多种多样。有的以简单的协议形式存在，有的以非盈利组织形式存在，有的以合资企业形式存在。从实践看，绝大多数产业联盟采取了非盈利组织的形式。产业联盟的目标和参与者的性质是决定产业联盟法律形式的重要因素。
产业联盟的治理。产业联盟的治理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业联盟成员间的关系；二是产业联盟成员控制或激励联盟组织实现联盟目标的机制。良好的联盟治理是联盟成功的关键因素。产业联盟的法律形式与产业联盟的治理密切相关。
(二)产业联盟的运行
产业联盟的资源投入。产业联盟需要投入多种资源来实现目标。联盟成员拥有的许多资源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为联盟服务。联盟成员直接投入到联盟活动中的资源包括支持联盟活动的资金、人员、场地、知识和知识产权等等。联盟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成员的投入，有些联盟可以获得政府的资助，有些联盟的执行机构通过创收获得部分资金。
产业联盟的组织结构和行政管理。产业联盟的组织结构差异很大。有的联盟是结构复杂的庞大组织，有的是结构简单的小型组织。联盟的行政事务可以由联盟的执行机构管理，也可由联盟成员代管，还可外包给第三方机构，混合采用以上方式也很常见。
产业联盟的业务管理。不同类型产业联盟的业务差异很大，如研发合作产业联盟的主要业务是技术研发，市场合作产业联盟的主要业务可能是联合采购或联合市场推广。产业联盟的业务可能完全由执行机构来做，也可能全部或部分委托给成员，也可能外包给第三方。
产业联盟的利益共享。有些产业联盟完全是公益性的，对联盟成员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有些产业联盟则在提供公益性产品的同时，也对产业联盟的成员产生了直接的利益，例如研发合作产业联盟可以产出新技术和知识产权，技术标准产业联盟可以将成员的知识产权埋入技术标准中。对于后者，联盟需要建立利益共享机制，以激励联盟成员支持联盟的发展。
产业联盟的协调机制。产业联盟的目标是解决产业共性问题，因此联盟成员客观上存在“搭便车”的投机激励。如果投机倾向得不到有效遏制，最终就会出现“囚徒困境”的结果：尽管参与者相互合作可以得到最佳结果，但是参与者的投机行为导致合作的失败。产业联盟的协调机制分为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内部机制包括合作契约、信任关系和有效的沟通，合作契约指联盟事先在相关文件中对权利和义务尽可能给出详细规定，信任关系指联盟在挑选成员时尽可能选择有信任关系的成员，有效沟通指联盟成员建立经常性的有效沟通机制。外部机制包括声誉机制、政府协调等。声誉机制指成员因顾忌声誉受损而不愿投机，政府协调指政府参与联盟的监督并对投机者进行一定的惩罚。
二、产业联盟的法律形式与治理方式
产业联盟的法律形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协议形式，即产业联盟成员之间签订正式的协议，按照协议承担责任和享有权利，联盟成员间不单独设立执行机构。二是非盈利组织形式，即产业联盟成员共同组建一非盈利组织，作为产业联盟的执行机构。三是合资公司形式，即产业联盟成员共同出资组建一公司，作为产业联盟的执行机构。后两种类型都要单独建立执行机构，但是执行机构的类型不同。
联盟的治理方式与法律形式密切相关，因此按照法律形式分类说明公司的治理方式。
(一)协议型产业联盟的治理
协议型产业联盟是组织结构上最简单的产业联盟。
1.治理结构。协议型产业联盟的治理结构简单，层次少。最简单的结构是单层结构，即联盟成员之上没有任何层级。复杂的结构包括两个层级：联盟成员和联盟理事成员。在联盟成员较多的情况下，联盟成员通常选出理事成员并委托理事会代表全体成员进行议事活动。协议型产业联盟在结构上的突出特点是没有专门的执行机构。
2.治理机制。协议型产业联盟的工作方式是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协商会议，成员各自执行协商会议的决定。
在单层级结构中，联盟成员一般要推举召集人。召集人承担一定的义务，主要是负责联络工作。召集人可能由联盟成员轮流担任，也可能由领头企业长期担任。
在双层级结构中，联盟理事成员一般是产业联盟的重要成员，在产业中具有较强的市场力量和号召力。理事成员在联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联盟的运行过程中也是重要力量。多数境况下，理事成员的行为决定了联盟的决议是否有效执行，非理事成员是跟随者。理事成员中设召集人，召集人承担较多的义务。
3.基本特点。协议型产业联盟具有以下特点：
结构简单、运行成本低。协议型产业联盟不设立执行机构，联盟成员无须承担执行机构的相关费用，因此运行成本低。
关系松散、灵活性高。协议型产业联盟成员对联盟投入的资源少，承担的责任也比较少，成员之间的纽带关系比较弱。联盟成员进入或退出的成本很低，因此联盟的灵活性高、稳定性低。
执行力缺乏保障。联盟的执行力缺乏资源支持，执行效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联盟不设立执行机构，实际的执行效果取决于成员特别是召集人的积极性。很多情况下，联盟主要成员容易陷入自身工作而无暇顾及联盟事务。
(二)非盈利组织型产业联盟的治理
国外产业联盟多数采取非盈利组织形式。非盈利组织的基本特点是：以公共服务为使命的民间独立组织，享受税费优惠，不分配组织的盈余。非盈利组织可以是正式的法人，也可以是非正式组织，与组织的性质和税收等问题有关。许多国家法律对于非盈利法人有明确定义，但是定义的方式不同。一些地方(如日本、德国、美国部分州)从功能角度界定即限定非盈利法人的活动领域为慈善、教育、文化、宗教等公益范围，一些地方(如美国加州)从经济关系角度界定即非盈利法人为不能分配法人所得的法人。各国对非盈利法人是否可以从事商业活动的限制不同，多数国家允许非盈利法人从事商业活动。我国法律对于非盈利组织和非盈利法人没有明确的定义。《民法通则》提出了“社团法人”的概念，政府制定了“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的登记管理条例。我国的社团法人和事业单位在功能上与国外的非盈利组织相近。
1.治理结构。非盈利法人型产业联盟的治理结构依赖于各国的法律规定。国外法律对非盈利法人的治理结构的规定借鉴了公司的治理结构。美国的《示范非盈利法人法》规定，非盈利法人的治理结构由成员大会、理事会、管理人员与独立会计师三层组成。德国民法典要求社团法人必须建立社团总会和董事会。日本的《特定非盈利活动促进法》规定，非盈利法人要设立社团总会、理事会和监事会。
非盈利法人型产业联盟的成员可以是平等关系，也可以分为多个等级，不同等级的会员具有不同的义务和权力，外部机构或个人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加入。
2.治理机制。非盈利法人型的产业联盟的治理机制也要遵循各国的法律规定。各国法律规定的治理机制大致类似：成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拥有变更章程、开除成员、解散社团、任命董事(理事)和监事、监督董事和监事等权力；董事会(理事会)是非盈利法人的执行管理机构，在非盈利法人的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董事会(理事会)对外代表法人进行活动，对内执行管理事务；管理人员依据董事会的授权负责日常运行管理。
非盈利法人的治理机制与公司的治理机制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监督机制上。公司治理中，股东因拥有剩余索取权而积极发挥监督作用。非盈利法人中，成员利益与组织利益不直接相关而只是间接相关，成员大会发挥的监督作用有限。因此，有些国家设立专门的机制加强监督，如美国要求设立独立的会计师，实施严格的信息披露等。
非盈利法人型产业联盟的治理机制还依赖于章程的有关规定。章程应详细描述成员大会、董事会(理事会)和管理人员的权力和义务，对治理的流程也应给出明确规定
3.基本特点。非盈利组织型产业联盟具有以下特点：
结构较复杂，需要一定运行成本。非盈利组织型产业联盟设立了非盈利性组织作为产业联盟的执行机构，成员要投入较多资源来保证执行机构的有效运行。
成员合作关系比较紧密，同时具有较高灵活性。联盟成员投入较多资源成立非盈利组织型产业联盟，表明联盟成员愿意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联盟执行机构的存在也能加强成员间的关系。同时，成员进入或退出非盈利组织在法律手续上非常简便，组织的灵活性较高。
具有一定的执行力。由于设立了专门的执行机构，联盟的执行力得到了加强。非盈利组织型产业联盟的实际执行力差别很大。有些联盟资源投入很少，联盟的力量较弱。有些联盟资源投入巨大，可以集中多方力量完成单个成员难以完成的大事。
(三)公司型产业联盟的治理
公司是盈利性法人，各国的公司法对公司治理都有详细的规定。
1.治理结构。公司型产业联盟在法律形式上为公司，联盟成员就是公司的股东。其治理结构遵循各国公司法的要求。
2.治理机制。公司型产业联盟的治理结构特点决定了治理机制的特点。联盟公司在治理机制上通常要协调多决策中心之间的矛盾。联盟公司的股东都是独立的、具有很强业务能力的公司，股东之间既可能是产业链上纵向互补的关系，也可能是横向竞争关系，股东之间利益关系复杂。同时股东自身的业务与联盟公司的业务存在密切关系。因此，联盟成员作为股东不仅参与治理的能力强，而且积极性高，联盟公司一般容易建立较规范的治理。
3.基本特点。公司型产业联盟具有以下特点：
结构复杂，运行成本高。联盟设立公司作为执行机构，公司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需要投入较多的资源，建立必要的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源队伍，运行成本很高。
关系紧密，但灵活性低。联盟成员在公司设立时就要投入大量资源，包括必要的注册资本和业务骨干。由于资产的专用性和劳资关系问题，联盟解散的成本很高。联盟成员的进入或退出涉及股权变更的谈判和复杂的法律手续。联盟成员与联盟公司之间一般存在密切的业务关系。因此，公司型产业联盟是合作关系最紧密的产业联盟，同时组织的灵活性低。
执行力强。公司是高效率的组织，因为公司在治理上具有很强的激励效能，公司要经历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公司型产业联盟是执行力最强的产业联盟。
(四)产业联盟法律形式和治理方式的选择
产业联盟应根据自身特点选择法律形式和治理方式。
1.不同类型产业联盟的特点比较
协议型产业联盟、非盈利组织型产业联盟和公司型产业联盟在结构上表现为从简单到复杂的特征，在运行成本、关系紧密程度、执行力方面表现出从低到高的特点。
2.产业联盟法律形式和治理方式的选择
产业联盟法律形式和治理方式的选择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主要有：
联盟的目标。如果联盟的目标容易实现，采用低成本的联盟比较合适。如果联盟的目标高且实现难度大，宜选择关系紧密度和执行力高的类型。
成员的性质。如果成员之间合作基础不牢固，比如成员之间竞争性强或者缺乏信任，宜选择关系紧密程度高的类型以增强合作的稳定性。
联盟的类型。研发合作联盟、技术标准联盟、产业链合作联盟、市场合作联盟和社会规则联盟等都有各自的运行规律，需要选择合适的联盟类型。如技术标准联盟，实践中几乎都是采用开放式的非盈利组织。
联盟的资源投入。如果联盟成员需要投入较多资源，宜采用执行力高的联盟，以保证资源投入产生效益。
其它因素。如企业文化、产业特性等，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
三、政府的作用
从实践看，政府在产业联盟的形成和运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各国的经济基础和制度环境不同，各国政府对产业联盟作用也不同。
政府在产业联盟中的作用可以分为两类：促进和监管。政府促进产业联盟的发展是为了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监管产业联盟是为了防止产业联盟在市场形成垄断。
值得指出的是，产业联盟理论上有多种功能，由于各国政府重视产业联盟的促进和监管政策，产业联盟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联合创新的组织。
(一)日本的经验
日本在发展产业联盟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在1947年制定的《反垄断法》对产业联盟发挥监管作用，但是日本政府的反垄断执行机构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对产业联盟采取了非常宽容的态度。公平交易委员会对市场份额低于25%的企业联盟基本不进行管制，对于企业间的各种研发合作更是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
日本政府将研发合作联盟作为实现追赶战略的重要手段。日本的技术合作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如日本照相机工业技术研究组合。为了推动产业合作研发，日本于1961年制定了《矿工业技术研究组合法》。根据该法律，企业可以就特定的研究课题共同提供研究人员和资金组成非盈利性的研发合作联盟。日本制定该法的背景是：60年代之后急速发展的贸易自由化使得日本企业在本土市场面对欧美大公司的激烈竞争，日本企业的研发费用与欧美大企业相差悬殊，日本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创新能力。制定该法律有两个目的：一是促进日本企业集中力量加强重点技术的研发，提高创新的能力和效率。二是为政府的财政支持搭建平台。
日本研发合作产业联盟在上世纪的主要目标是研发产品和工艺技术以追赶欧美公司，联盟成员是直接相互竞争的企业。虽然在欧美企业竞争压力下日本企业有相互合作的动力，但是企业潜在的投机激励随时可能导致联盟瓦解。日本政府的深度参与是促使联盟顺利运行的重要因素。日本政府参与研发合作产业联盟的具体方式是：大学、国家实验室、产业促进组织等机构的专家首先提出研究主题和研究计划，供通产省参考。通产省确定研究项目后，开始选择最合适的参与企业，并利用政府资金来诱导目标企业参与。通产省常常直接动员选定企业参与联盟，有时还要向个别大企业施加压力促使其参与。通产省在联盟形成阶段的主导作用确保联盟获得强大的研发资源，为联盟成功打下基础。在联盟的运行阶段，通产省不进行直接干预，但是会聘请大学和研究机构作为独立第三方对联盟的运行进行评估，防止个别企业出现投机行为。另外，通产省还要积极与政府其它部门协调，以保证政府资金的持续稳定支持。
(二)美国的经验
美国存在严格的反垄断法律体系。该法律体系以1890年制定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antitrustactof1890)为基础，涉及到数个相关法案。美国反垄断法对于价格共谋、分割市场、限制产品特性、设置销售条件等诸多影响市场竞争的行为有严格限制。美国的反垄断法对产业联盟的发展存在很大的限制作用。
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和国际竞争的加剧，美国认识到企业合作创新对提高美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并开始借鉴日本合作研发的经验。美国于1984年通过了《国家合作研究法》(nationalCooperativeResearchact，简称nCRa)，允许企业进行竞争前技术的合作研发。美国于1993年又对《国家合作研究法》进行了修正并扩展到生产领域，通过了《国家合作研究和生产法案》(nationalCooperativeResearchandproductionact，简称nCRpa)，继续放松了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反托拉斯限制。美国于2004年又增补了《标准开发组织促进法》(theStandardDevelopmentorganizationadvancementact，简称SDoaa)，放松了对技术标准制定组织的反托拉斯限制。同时，法律也要求企业合作创新组织要向政府反垄断执行机构进行登记，说明组织的成员、性质和目标。
美国政府对产业联盟采取了间接的促进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政府对部分重点研发合作产业联盟给予大量资金支持，如美国政府对半导体技术研发合作产业联盟(SemateCH)给予了8.5亿美元的资助。美国政府将该合作模式作为政府资助合作研发的标准模板。二是政府加强与私营部门合作，尽可能参与技术标准联盟的活动，积极采用技术标准联盟制定的技术标准(voluntaryconsensusstandards)。
(三)国内的经验
中国的产业联盟具有独特的发展条件和环境。首先，中国没有专门的反垄断法，也没有建立有能力的反垄断执行机构，产业联盟创新发展的空间大。第二，中国企业规模小、实力弱，并且经济对外开放程度高，国内企业面临国外企业的强大压力。一方面国内企业存在联合创新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国内企业通过产业联盟形成市场垄断的可能性极小。因此，政府部门主要采取的是促进政策。
政府在国家层面尚未制定单独的促进产业联盟发展的政策，地方政府制定了一定的促进政策。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例，中关村管委会专门制定了《促进中关村科技园区产业技术联盟发展的实施办法》，推动园区产业联盟的发展。中关村科技园区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中小创新企业多，二是国家重点科研院所云集，产生不少原始创新。中关村园区企业和研究机构具有一定的技术发明能力，在产业化和商业化环节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园区管委会根据以上特点着重推动发展市场合作产业联盟和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前者帮助中小创新企业跨越市场门槛，后者帮助原始创新实现产业化。园区管委会在产业联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手段包括：根据园区产业特点鼓励企业组建产业联盟，对产业联盟给予多种形式的资源支持，帮助产业联盟解决法律身分问题。
参考文献：
〔1〕金锦萍：《非盈利法人治理结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JeffreyH.Dyer,BenjaminC.powell,marikoSakakibaraandandrewJ.wang,DeterminantsofSuccessinR&Dalliances,2006。
〔3〕Yosukeokada,tkahitoKushi,GovernmentSponsoredCoorperativeResearchinJapan,2004。
〔4〕John.a.mathews,theoriginsandDynamicsoftaiwan''''sR&DConsortia,2000。
〔5〕Suzannee.majewski,HowdoconsortiaorganizecollaborativeR&D:evidencefromthenationalCooperativeResearchact.HarvardLawSchool,2004。
〔6〕VinodKumar,Sundermargun,theroleofR&DconsortiaintechnologyDevelopment.industryCanada,1995。
〔7〕inter-FirmCooperation?ResearchConsortiainJapanandtheUSa，manaGeRiaLanDDeCiSioneConomiCS,1997。
有机合成行业篇3
[论文关键词]普通合伙企业；准“机关”；完善
一、问题的提出
公司是企业法人，其内部设有一定的机关。它是公司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的实践者。法人的机关为法人组织体的构成部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通过机关，社团才能够作为法律上联合的整体，形成其统一的“总意思”，并且进行活动。2006年修订的《公司法》在第2章第2节以“组织机构”这一术语来概括有限责任公司内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关，并对各机关的构成及职权予以规定。
《民法通则》、《合伙企业法》等在对合伙的相关规定中都没有“组织机构”这一术语。在学说上，合伙企业是否存在机关，没有明确定论。有学者认为，合伙人之间形成的财产共有关系、合伙经营关系和连带责任关系，决定了合伙企业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都没有完全与合伙人分离，因此，合伙企业不像公司那样，设有专门的法人机关。另有学者虽未明确表态存在机关，但于潜在里认可存在机关。“合伙企业虽然不是法人，但它同样有作为团体的维系机制。”“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法律提供不同的决策、控制、运营、监督制度，以保障各类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利益期望和企业自身的健康运行。”
笔者认为，纵观《合伙企业法》第2章第3节，普通合伙企业在名义上虽没有机关，但在实质上存在类似公司法人机关的机关。相较于《公司法》对公司组织机构的规定，《合伙企业法》对普通合伙企业内准“机关”的规定还存在一些不足。本文以现行《合伙企业法》与《公司法》为背景，通过借鉴新《公司法》里组织机构的规定来分析普通合伙企业的“机关”，并提出完善建议。
二、普通合伙企业的准决策“机关”
（一）普通合伙企业存在准决策“机关”
在普通合伙企业，类似于股东会的“机关”是合伙人会议。虽然《合伙企业法》里没有合伙人会议这一术语，但根据该法对合伙人决策权的规定，从权利行使主体与职权两方面和股东会进行比较，可类推普通合伙企业存在准决策“机关”。
首先，全体合伙人享有决策权，这与全体股东参与股东会并行使决策权相同。根据《合伙企业法》第30、31条规定，无论一般事项还是重大事项的决策，每一合伙人都享有决策权。根据《公司法》第37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第4条规定股东享有“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其次，合伙人会议与股东会享有相同性质的职权。《合伙企业法》第31条、34条规定合伙人会议重大事项的决策办法，共涉及七项内容，分别是改变名称；改变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处分不动产；处分知识产权等其他财产权利；提供担保；聘任合伙人以外的经营管理人员；增加、减少对合伙企业的出资。《公司法》第44条规定股东会重大事项的决策办法，涉及修改公司章程、增减注册资本以及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公司形式等内容。根据《合伙企业法》第18条规定，可知合伙人会议对重大事项决策中的第一、二项内容实为修改合伙协议。这与修改公司章程相同。其中第三、四项、七项则类似于公司中增减注册资本。虽然股东会与合伙人会议的职权并非完全一致，但在本质上无异。
（二）普通合伙企业准决策“机关”的不足与完善
《合伙企业法》规定的普通合伙企业准决策“机关”的规则简单。虽然这体现了合伙企业在治理上的灵活性，但却不利于合伙人决策权的落实。其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未规定合伙人会议的召集程序。没有合伙人会议召开的次数、时间、条件及由谁召集等具体内容。其二，未规定合伙人会议的主持人。其三，缺少救济途径。如出现合伙人会议召集程序、表决办法违反合伙协议的情况及如何保护投反对票合伙人权益等问题，法律都未规定相应的补救措施。
为确保合伙人在准决策“机关”上落实决策权，可从正反两方面予以保障。从正面看，借鉴公司法对股东会召集主持程序的规定，明确赋予每一位合伙人拥有召集合伙人会议的权利。合伙企业以合伙人间的信任关系为突出特征，不以出资额来区别不同合伙人的权利，赋予每一个合伙人召集权符合合伙企业的治理理念。至于由谁担任主持人，则由全体合伙人民主推举产生。从反面看，规定决策权遭到侵害时的救济途径。《公司法》对股东决策权的保护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赋予股东诉权。股东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不合法的决议。其二，法定情形下，股东主张若不被认可，则享有请求公司回购股份以退出公司的权利。合伙人可借鉴上述股东维护决策权的办法，根据自身需要，在合伙协议中约定类似的救济途径。
三、普通合伙企业的准执行“机关”
（一）普通合伙企业存在准执行“机关”
在普通合伙企业，充当董事会职能的是执行事务合伙人。我国《合伙企业法》里未指明普通合伙企业里存在如同董事会的机关，但从权利行使主体与职权两方面和董事会比较，可类推普通合伙企业存在准执行“机关”。
首先，合伙人享有执行权，这与部分股东参与董事会并行使执行权相同。《合伙企业法》第26条规定，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依据合伙人间的意思自治，可由全体或部分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权由董事会行使。由于法律未禁止股东成为董事，且股东中若无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无需有职工代表，董事会的组成成员，存在仅由股东组成之情形。可见，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与由部分股东组成的董事会，在成员组成上一致。
其次，合伙事务执行人与董事会享有相同性质的职权。《合伙企业法》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内含与外延无具体说明。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执行”的释义是，指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及对内外关系中的事务处理等活动。然而，此种释义仍未对执行权范围予以界定。《现代汉语词典》对“执行”的解释为，“实施、实行”。作为动词，说明其是将具体事项予以落实，可见，“执行合伙事务”涵盖合伙人执行合伙人会议决策之内容。此外，该法第28条规定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报告职责。《公司法》第47条规定，董事会的职权有向股东会报告工作，执行股东会的决议，制定公司经营、财务、利润分配等方案，决定公司管理机构设置，聘任经理。经比较，合伙事务执行人执行合伙人会议的决策及报告职责与上述董事会的第一、二项职权相同。而董事会的三、四项内容属对公司内部事务处理，合伙事务执行人享有企业内部事务处理权，理应享有相同权利。可见，合伙事务执行人与董事会的职权内容有许多相同，无本质区别。
（二）普通合伙企业准执行“机关”的不足与完善
虽然普通合伙企业准执行“机关”的设置无需像董事会设置那般繁琐，因法律强调合伙人间信任关系，尊重合伙人的意思自治。但为规范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行为，《合伙企业法》对执行事物合伙人仅有忠实义务的要求，而无勤勉义务的规定，存有不妥。
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征求合伙企业法修订意见中，有部门提出增加普通合伙人忠实和勤勉义务的建议。但新《合伙企业法》里仅有忠实义务之内容。该法第28条规定了合伙人的报告义务，第32条还规定了合伙人禁止自利交易和禁止与合伙企业竞争的义务。我国合伙企业法中对合伙人忠实义务的具体要求与2005年美国《修订统一合伙法》第404条2款规定的忠实义务内容相同，但却未像美国法那样在随后规定中要求合伙人的谨慎义务。这直接导致对合伙人未违反忠诚义务但却因疏忽管理而造成企业损失无法进行补救。
据《合伙企业法》第35条，法律对被聘任的经营管理者尚有勤勉义务之规定，却未规定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谨慎义务，这不利于维护合伙企业及合伙人的利益。建议对合伙事务执行人加之勤勉义务，规定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企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普通合伙企业的准监督“机关”
（一）普通合伙企业存在准监督“机关”
监督“机关”对普通合伙企业甚为重要。从权利行使主体与职权两方面和监事会进行比较，类推普通合伙企业存在准监督“机关”。
首先，合伙人享有监督权，这与部分股东参与监事会并行使监督权相同。不同身份的合伙人有不同的监督手段。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监督手段为撤销权，执行事务合伙的监督手段则为提异议的权利。根据《公司法》第52规定，“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且“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可见，不执行事务合伙人行使监督权与非任职董事的股东参与监事会行使监督权相同。
其次，合伙人监督权的职权性质与监事会的相同。《合伙企业法》第27条规定，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第28条规定合伙人有权查阅合伙企业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第29条规定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异议权与不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撤销权。《公司法》第54条规定监事会的职权，分别有检查公司财务，监督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及提罢免建议，纠正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召集主持股东会会议，向股东会会议提出提案，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经比较，在查阅权与检查执行者工作两项内容上存在一致，两者行使职权的目的都在于督促执行者合理合法地开展工作。虽然它们具体的监督手段有异，但其职权的性质相同。
（二）普通合伙企业准监督“机关”的不足与完善
有机合成行业篇4
[关键词]动力系统企业职业教育促进机制
[作者简介]叶志林（1966-），男，浙江金华人，金华市教育局职成高教处处长，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政策；张国红（1968-），男，浙江东阳人，金华市教育局教研室职教部主任，中学高级教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浙江金华321017）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浙江省教育体制改革和开放试点项目“中职学校深化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改革试点”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6-0012-02
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与企业的人才需求密切相关，企业的参与对职业教育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业的深度参与。当前，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普遍不足已成共识，学者们纷纷从多个视角作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相关研究。但对于如何激励企业的参与，协调职业教育体系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则需要一个整体性的系统思维。动力系统作为一个在能源、机电和汽车工程中普遍运用的概念，它的整体协调机理，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促进机制的构建中具有借鉴意义。
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机分析
影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企业缺乏参与职业教育的动机是重要原因，分析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机对于科学构建促进机制具有指导意义。著名学者徐国庆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机分为三类：一是慈善动机，这与企业自身的成熟度和对社会责任的认识直接相关，也取决于对企业的积极影响；二是个体动机，企业在创造直接利润、方便获得廉价劳动力或提高社会声誉等方面能获得利益时，会主动参与职业教育；三是集体动机，企业的共同愿望是提高整个劳动力群体的技能，但单个企业又不愿意来做培训投资，只有建立基于建章立制的规范集体，才会激发形成企业的集体动机。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国情，当前还存在第四种动机――情感动机，企业与学校的领导团队之间如果建立一定的私人感情，企业会出于人情原因参与职业教育。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重点把握和处理动机的多样性，以最有效的方式促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今一些学校通过找关系，弄人情以博得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情感动机，是一种不得已的当下流行方式，这显然不是长远之计。当前我国的企业成熟度普遍不高，构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促进机制仍要以利用企业的个体动机为主，并尽可能地提升企业的慈善动机和发挥企业的集体动机。
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促进机制的构建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促进机制，是推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各种要素和力量的集合及其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从动力系统视角，应包括引动系统、驱动系统、助动系统和耦合系统四大部分。
（一）引动系统：形成促进机制的引力
1.标杆引路，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激励机制。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需要发挥标杆的示范效应，借助媒体的力量，建立“标杆引路，以点带面，整体辐射”的推进策略，在观念上引导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责任感，在方法上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动范本。一方面，要建立“政策标杆”，由政府出台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实施条例，使企业在参与职业教育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规范行业企业的职业教育行为，如规范企业的职业培训标准、内容和相关考核办法等；政府还应出台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奖励政策，可设立多层次多类别奖项，对表现突出的企业给予形式多样的表彰奖励；政府也可引入良性的竞争激励机制，如政府建立一个开放性的培训市场，企业可以根据自身产业优势和需要选择投资，并将企业投资纳入政府经费资助范围。另一方面，要建立“企业标杆”，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树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先进典型，授予荣誉称号和经济奖励，如设立企业教育贡献奖、慈善关怀贡献奖、最具社会责任企业奖等，在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和综合实力评估上给予倾斜，通过媒体大力宣传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和受益情况，帮助企业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同时，也激发更多的企业成为标杆企业的学习者和自觉实践者。
2.文化引领，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长远战略。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引动，不能只重视当下的、速成的刚性引力部分，更要着眼于长远的、可持续的柔性引力，以“润物无声”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这就要求秉承“文化引领，战略驱动，校企融合”的文化建设思路，逐步培育行业企业主动参与职业教育的文化氛围。一是要建立文化培育的意识与耐心，政府要科学制定长远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相结合的文化建设规划，运用行政资源进行教育、宣传与引导，让企业感受到参与职业教育不仅有利于社会，更有利于企业自身，逐步形成广大企业的职业教育情怀；二是要发挥行业和媒体的功能，引进与学习外国企业的先进文化，强化宣传，逐步建立普适价值观和提高企业成熟度；三是通过各种途径和活动载体，将时代要求、社会使命、企业自身战略和企业主体文化结合起来，促进参与意义在企业文化中的渗透，逐步形成企业乐于参与职业教育的良好文化氛围。
（二）驱动系统：形成促进机制的动力
1.政策发动，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内驱机制。当前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运用政策杠杆驱动企业的积极参与成为最有效手段。首先，应规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必须行为”，国家或地方政府应出台具备刚性制约机制的法律法规，如出台《校企合作促进法》，确保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明确政府职能和企业在参与职业教育中的责任与义务，而不是“应该”“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等没有约束力与操作性的口号，对于没有履行职责，逃避参与职业教育责任的企业，依据明确的处罚条例严格执行经济处罚或信用制裁。其次，运用“利益杠杆”撬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内驱障碍，企业是追求最大经济利益的市场实体，它的利益需求是最根本的动力因素。应由政府出台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利益驱动与补偿机制，依据“谁参与，谁受益”和“多参与，多受益”的原则，立法明确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在制定税收减免政策，细化税收优惠标准等方面形成明确的法规条文，还应制定在补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支付成本、产学合作项目研发和培训项目支持等方面的资金补助政策。同时，要依托政府，加快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增强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提升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内驱力，促进企业主动谋求与职业教育的合作。
2.评价促动，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修正机制。评价是修正与促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最直接手段，是促进产学合作的重要外驱力。以政府为主导，构建企业履行职业教育责任状况的评价体系，以此作为企业等级评定和其他各类考核评奖的依据，相关机构应制定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科学标准，设置严格的评价程序，如对校企合作的开展、职业教育的投入、员工教育时效等进行定期而全面的评估与监督，并出台配套干预性政策，建立企业与职业教育合作的“硬指标”，及时规避与修正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中的短视行为和不当行为。同时，以评价结果为基础，建立积极的动力机制，评价结果公开，接受大家监督，形成舆论的正面促进力量，对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可以采取多形式的激励方式，带动广大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热情。
（三）助动系统：形成促进机制的推力
1.协会推动，构建产学合作的服务体系。部分发达国家的企业能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的积极介入。我国应通过各种举措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中介作用和自我管理功能，使其成为产学合作监管服务体系的核心力量。（1）政策服务。政府应赋予协会一定的监管权力，把大量微观层面的管理与服务性职能让位于行业协会，让协会自主建立完整的监管制度，提升产学合作的监管水平。同时，地方政府应赋予行业协会某些审批、评价、查验和定价等权力，强化行业协会的监管服务意识与能力。在此基础上，行业协会要全面参与产学合作的管理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例如，制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培训发展规划及实施课程与教学改革等管理工作，参与制定本行业所有工种职业资格标准，制定培训机构资质标准和从业人员资格标准。（2）信息服务。协会要建立与企业、职业教育机构和学校的内部信息管理系统，为企业提供有关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信息、职业教育信息、市场信息及技术信息等；开展多层次的调研与咨询服务，对区域人才需求进行预测，形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企业的生产和参与职业教育提供建议；定期举行企业技术发展论坛、产学合作论坛、新闻会等，加强协会与企业、职业学校等的交流，也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提供决策依据；强化信息网络管理，搭建集综合监督、受理投诉、协调指挥和综合评价于一体的产学合作公共信息管理平台。（3）培训服务。行业协会应积极筹集经费，统筹规划，广泛开展与职业教育、技术培训相关的活动；同时，协会应参与制定具体的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培训计划和课程改革方案等，积极组织和指导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培训工作。
2.职教助力，构建职教自身的完备体系。职业教育的良好发展状况是激发企业参与合作的一个重要诱因，职业教育只有构建与企业“条件匹配”的完备体系，才能增强对企业的吸引力。（1）与产业对接建专业。地方政府首先要立足区域经济需求，动态调整形成合理的区域性专业布局。学校层面要紧贴企业需求，根据企业岗位及技能要求合理规划专业设置，同时，应邀请行业、企业专家成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制定专业发展规划、专业教学指导方案等，实现校企共建专业。部分有地方特色的专业可以通过企业冠名、订单培养等方式，形成校企深度共建。（2）与岗位对接设置课程。课程设置一方面要立足当下，以岗位职业能力为基础，校企共建课程体系，与企业合作开发与工作岗位紧密结合的核心课程和实训教材，教学内容要让学生学得会，用得上，以岗位能力为主线确定教学内容；另一方面要指向学生发展，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为课程目标，推进工学结合的理实一体化课程改革，重视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关键能力。（3）与师傅接轨育“双师”。“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重在多管其下，首先，要“走下去”，建立并严格执行专业课教师下企业挂职实践制度；其次，要“请进来”，建立“兼职专家库”，常态性聘请企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最后，要“研起来”，构建企业师傅与职教教师的沟通机制，开展定期的技术交流，共同研发项目。（4）与车间对接建基地。第一，校企共建校内实训基地。根据“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原则，可在校内建设“教学车间”，形成集生产、实训、技能培训和技术开发四位一体的综合性基地。第二，拓展校外实训基地。基于合作协议，可以开展校企联办、校企协作和临时挂钩等不同松紧程度合作的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四）耦合系统：形成促进机制的合力
1.顶层设计，建立政府主导的管理体系。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促进机制的多个动力系统并非是单独作用的，而是相互耦合并以合力的形式存在的，其合力大小取决于各动力系统之间的紧密度，要破解各系统之间的沟通壁垒，需要顶层设计，建立政府主导的“政策法规―运行机制―评价体系―修正机制”一条龙管理体系。（1）确保政策法规的操作性。政府主导并制定的产学合作相关政策法规与制度规章必须是明确的、刚性的和可操作的，确保各相关主体都能在法规条文的约束下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义务。（2）确保运行机制的通畅性。促进产学合作管理体系运行的通畅性，需要多维视角。在资金保障上，须建立公共财政对产学合作管理体系的投入机制，确保资金渠道畅通；在功能匹配上，建立人才供需的预警机制，使政府整体把握产业结构与专业结构的匹配度；在利益分配上，建立合理的企业利益补偿机制，给予相关企业以税费减免和项目资助等利益补给。（3）确保评价体系的激励性。评价的目的不是筛选，而是促进与发展，这就要求建立科学、公正的评价标准与程序，评价结果做到透明公开，并以此作为依据进行资金激励、政策激励或荣誉激励，促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4）确保修正机制的整体性。促进机制即使正常运转也难免会出现结果与预期的偏差，这就需要引入修正机制。修正以评价为依据，实现奖励与惩罚相结合，刚性要求与柔性建议相结合，短期整改与逐步改进相结合，以修正机制的整体意识赢得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态度。
2.交集探寻，构建产学双方的对话机制。促进机制各个动力系统的公共要素是行业、企业和学校等产学实体，只有构建产学实体之间的对话机制，平等交流，探寻各方的共同利益，才能实现促进机制各个动力系统之间的“低耗耦合”。在政府的协调下，可组建由行业、企业和学校联合参与的职业教育工作指导委员会、产学合作联盟等，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以此为载体搭建多方式的对话平台，一是进行事务性对话，吸收教育专家、行业专家、技能人才和一线教师参加，共同商讨制订产学合作的运作方案，指导产学合作的实施；二是进行制度性对话，形成产学双方的例会制度，定期开展主题论坛、信息交流等；三是进行问题性对话，协调解决产学合作中出现的问题，研讨企业生产的技术问题或学校课程开发与教学中的诸多困惑。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促进机制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激励或阻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因素都是多元的、不确定的，我们在构建促进机制时只能考虑其综合的、核心的和相对稳定的参量来构建具有普适性的促进机制框架。在组成促进机制的四大系统中，引动系统是前提，驱动系统是核心，助动系统是关键，通过耦合系统的整体调控，形成促进机制的最强合力。
[参考文献]
[1]徐国庆.职业教育原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2]张国红.行动体系课程视野下中职教师教学能力促进机制的构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0（8）.
[3]罗丹.德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机制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2（34）.
[4]万伟平.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激励机制构建研究[J].职教论坛，2013（4）.
有机合成行业篇5
企业内部控制：究错控制是有时滞的决策安排
按科斯(Coase，1960，1991，)、阿尔奇安(alchJan,1972)和德姆塞茨(Demsetz，1967，1985)等人的认识，在现代企业内部的活动并非由权力治理，而是由契约进行自主性的媒介。企业作为一系列的契约组合，其中反映关系的合同最为重要。只要存在关系，成本作为一种交易成本就不可避免。如果存在关系的双方都是效用最大化者，因契约不完全性，作为人的经营者显然不会总为委托人的最佳利益去行动。那么，作为委托人的企业所有者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各种机制和手段，不断降低成本。因为，企业内部交易成本既然是内生的，就有可能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改进、习惯的形成而加以减少。一个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制度框架和制度创新的空间是至关重要的，企业的这种决策决定着它自己的经济效率和经济结果。企业内部控制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或者说企业这种制度安排的组成部分。
企业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内部产权契约衍生的私人合约的一部分，由于有限理性以及交易成本，契约是不完备的，致使内部控制的演化呈现出“点状均衡”(一旦合约成为限制机会主义行为所必需，则合约不可能对所有可能的情况都考虑到)。即在内部控制制定或修订的那一时刻，内部控制是静态的相对完备的，之后，随着情势的变化，内部控制就呈现滞后性而显示出动态的不完备性；在估计修订的收益大于成本的前提下再进行修订，从而又呈现出相对的完备性，如此往复不止(林钟高等，2007，)。基于此，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2004)提出内部控制的本质是“合理保证”特定目标的过程，强调内部控制应该是一个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相结合的“动态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也只是“过程”中某个时点上的一种状态。这种通过查弊并追究责任从而杜绝类似错弊再现的企业内部控制，可称为“究错”式内部控制。
以查错究弊为目的的企业内部控制系统，如果只看其在某一个时点或时段的活动，它一般会收敛于均衡水平(这种均衡只能出现在运动中的一个时点上)；但对于连续不断的企业内部控制活动，这种控制反应是时间滞后的经济活动。即以查错究弊为目的的企业内部控制虽然会考虑到经理、员工很有可能会在另一个地方实施新的机会主义行为，但是企业与经理、员工的交互影响使得企业对他们的下一步机会主义行为无法形成合理的预期，而只能根据当时的条件(情形)做出后果有时滞的决策安排。
容错控制：不确定情形下的满意选择
实践中可观察到的与不可观察的机会主义行为都存在着，企业内部控制是针对可观察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制定的，所以内部控制只能消除可观察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不能消除不可观察的机会主义行为。尽管企业内部控制会努力就可能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做出相应的禁止规定，但是机会主义行为的变化使得它无法形成合理预期，那么基于预判而制定的禁止性规定与经理、员工因可观察到的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禁止以后可能采取的下一步机会主义行为之间就没有直接相关性；相反，企业基于预判对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制定的禁止规定是经理、员工所知道的(企业会布告大家什么是不能做的)，那他们下一步采取的机会主义行为就会设法避开已有的禁止规定，而使现有的内部控制无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由此可知，考虑现实经济中的交易成本(即张五常所谓“制度成本”)问题，管理者、员工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是有害，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的最佳控制措施就是禁止这些机会主义行为。在很多实际情况中，管理者、员工的行为是可以出乎企业的控制之外的(在道德风险模型中的信息不对称被称为隐藏的行为)。只要管理层有信息优势，那么尽管企业可以在一个地方发现经理、员工的机会主义行为并把它压制下去，但机会主义行为就象受压的气球一样会在另外一个地方而且是更加难检测与消除的地方出现(Dow，1987)。换句话说，这使经理、员工停止从事易于检测的机会主义行为，转向从事更难检测的机会主义行为(williamson，1993)。实际上，只要经理、员工的行为是策略性的，在均衡条件下，总是存在着经理、员工的机会主义行为。
如果将企业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内部产权契约衍生的私人合约的一部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双方订立契约时对后契约机会主义行为就不可能作出有效的约束?本杰明・克莱因(BenjaminKlein)将契约看作是一类有计划的两阶段过程。在签订契约条款时，交易者故意只是在大体上规定了合意行为。他们也用这些条款构建一个合适的“自我履约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其他方面的有利可图的敲竹杠的可能性，是由不可预见的变化引起的，并迫使这种敲竹杠无利可图。使他们无利可图并因此将每一方当事人圈定在这个范围内的办法是冒丧失契约专用性资本或声誉资本的风险。克莱因也证明了使契约条款转向有利的方法，有时就是让其易于敲竹杠，既然不可预见的市场变化会与契约条款一起创造出有利可图的敲竹杠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好的办法。
对企业内部控制来说，虽然企业不可能算计自己当前的内部控制决策与经理、员工下一步将可能采取的(后契约)机会主义行为的交互影响，但在充满不确定的环境中，企业有意识地容忍一些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反而是有利的，而且企业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通过容忍眼皮底下的具有较低边际产出水平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使经理、员工的行为变得更加可以预期，由此使得内部控制系统在企业认可的安全限度中有保障地运行，并使企业避免受到更为严重的伤害。这正如老子所言，“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我们把这类企业内部控制称为容错控制。
企业容忍经理、员工的一些可观察到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看作是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所谓“不利选择”，但是，对存在控制时滞的企业内部控制系统实施容错控制，其功能实际上是为了减少不可观察的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而
不是纵容或者坐视企业里面的机会主义行为。容错控制的根本目的是使得企业能够在不确定环境中对经理、员工等的行为有一个较好的预期，因为合理的预期是企业做出有意义的决策的基础。
当企业对经理、员工的行为可以形成一个较为准确的预期时，企业还是可以通过以下的做法来改善自己的处境：首先企业将经理、员工的报酬与企业的业绩挂钩；其次有意地容忍一些可观察的机会主义行为发生，同时禁止其他的机会主义行为，一旦发现企业明确禁止的机会主义行为必处以更为严厉的惩罚。对此，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也认为“业绩激励――同时合理控制，可以是有益的管理技巧，只要业绩目标是现实的”。
容错控制：以信誉机制为保证
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由于经营者中的经理和员工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地位(或者重要性)不同，企业实施容错控制时，对他们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容忍度是不同的。首先，因经理的经营管理能力在企业里面属于不可或缺的稀缺资源，与普通员工相比，他们和企业谈判时就具备很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仅表现为签订合约时经理可以在未来获得很高的报酬，而且还表现为签订合约以后经理可以获得更多的从事机会主义行为的机会。当然，经理的这种能力绝不是因为他们比普通员工有更多的工作便利。这样，如果再考虑经理与员工之间的制约关系，实际上员工从事机会主义行为的机会及其危害性要小很多。所以说，企业内部控制绝不仅仅是经理对员工的控制。
其次，因经理地位的特殊性，企业会禁止他们从事一些不被允许的机会主义行为，企业的禁止措施可以严厉到以解除雇佣合同甚至是采取法律手段相威胁。试想一下，如果被容忍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很高的边际产出水平，经理就会把精力放在这些行为上，相应的生产性努力水平就会很低。因此，企业通常只会容忍需要经理投入很多才能获益的机会主义行为，而禁止那些不需花费什么精力就可以有很大收获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在实际的企业当中，经理使用豪华的办公设备、开高级轿车等容易被容忍，而直接地通过修改财务报表来提高账面利润被禁止的主要原因。如果允许经理从事后面一种机会主义行为，经理几乎不花任何精力就可以取得很高的收益，这一方面使经理更不愿意通过辛勤的劳动来获利，另一方面使得经理还有别的时间从事别的不可观察的机会主义行为。这样一来，容忍政策所期望的限制不可观察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初衷就不能实现了。相反，如果准许经理从事那些边际产出水平低的机会主义行为，就可以很好地避免这个问题。经理用豪华的办公设备需要时间与精力，而一旦经理开始享受这些设备，他去做别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时间和精力就少了。
有机合成行业篇6
关键词：科技型中小企业；质押融资；联合担保；比例测度
一、引言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我国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拥有巨大发展潜力。然而，科技型中小企业可抵押的有形实物少，未来收益不确定，普遍存在着融资难问题。2012年7月国务院颁发《“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其中对科技型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做出专门规定。知识产权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核心资产，具有很大的潜在价值和升值空间，以知识产权为质押标的的贷款方式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采用知识产权进行质押，不确定性更大，因而银行承担的风险要比有形资产作为质押物的风险要高。就商业银行来说，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还存在着变现风险。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不成熟，缺乏相应处置的经验，商业银行在处置知识产权变现时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增加了变现成本。一旦企业出现还款危机，银行不能及时联系下家处置知识产权从而迅速有效收回资金。商业银行出于自身风险的考虑，非常谨慎地对待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银行希望与业务相关部门如担保公司、评估机构等建立合作，对知识产权的价值进行有效评估，分散贷款风险。我国目前主要采用了银担合作模式。由于银行在银担合作中处于强势地位，担保公司几乎承担了全部风险，这显然不符合“风险分担、收益共享”的合作原则。因而寻求银担合作的合理分担比例，实现风险分摊，促进银担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在担保机制与担保比例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GeorgeKana-tas、arnoudBoot和GregoryUdell（1991）[1]考察了担保在道德风险和私人信息的借贷市场中的作用，他们的研究解释了担保贷款被广泛采用的原因，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一些与担保相关联的债务成本。SarahGray（2000）[2]基于哥伦比亚国民担保基金15年的统计数据从担保机构和银行两方面考虑，经验性地给出了承保比例与损失之间的相关性，认为最优的担保比例是50%。thorstenBeck等（2009）[3]介绍了46个国家的76个担保计划，讨论了担保计划的组织特征和不同国家的计划的区别。他们发现政府在融资和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风险评估和防御方面发挥了较少的作用，而风险定价和控制机制很少被使用。国内关于信用担保风险分担机制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基础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熊熊，谭健美，等（2011）[4]研究发现，比例担保是比全额拍保更为有利的选择，在实际操作中担保机构应承担较大的比例。并论证了要求企业提供足额的反担保品才能有效防范其道德风险，长期合作的情况下对反担保品的要求可适当降低。吉亚辉，赵可静（2011）[5]探讨了以高技术作为反担保的条件下高技术中小企业、银行和担保机构三方信贷比例担保模型，分析了担保比例的变动对担保各方收益的影响。常丽娟，梁凤（2012）[6]分析了担保机构与银行之间的比例担保，中小企业提供的的反担保以及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调查监控力度的强弱对其担保风险的影响，对担保机构化解风险提供可靠依据。张曦（2013）[7]通过对15家县域担保公司的担保对象、担保金额及担保放大倍数的分析，得出银担合作存在的风险。
由于担保机构和商业银行两者间的利益存在冲突，科学建立担保机构与商业银行联合担保机制的是均衡银担双方利益关系的基础。而他们到底要各自承担多少风险，是担保公司与协作银行之间从各自利益出发博弈的结果。本文基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式，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出发，通过银行、信用担保机构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博弈，研究银行与担保机构的合作模式，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质押融资联合担保机制中担保比例的制定提出了依据与建议。
三、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联合担保分担比例测度
银担合作的原则是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在联合担保机制中，担保机构与商业银行共担风险，各自承担的风险大小基于各自的成本收益分析。下面从成本-收益的角度，通过建立商业银行和担保机构之间的博弈分析模型，测算担保机构与商业银行各自分担的比例。
（一）博弈模型构建假设
1、科技型中小企业将自己的高新技术、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作为质押物向银行融资，担保机构和银行联合担保。企业提供的质押物的预期价值为K，企业违约后，质押物可转让变现，转让所得收益按分担比例分配作为担保机构和商业银行的收益。知识产权等质押物具备稳定性和易变现性，即质押物的价值在发生追偿时不变。
2、在担保机构和银行的博弈过程中，担保机构的策略集合是（全额担保，联合担保），商业银行的策略集合是（合作，不合作）。
3、当中小企业得到银行的贷款时，可以选择守约和违约，其守约的概率为n。
4、企业申请的贷款额为m，贷款期一年，年利率为r，担保机构的担保比例为q，担保费率为p，担保机构处理担保项目的成本记为a，银行处理贷款项目的成本为B。
5、不考虑担保机构除担保费用以外的其它收益（如项目评审费等）。
（二）博弈模型测度分析如果银行和担保机构之间不进行合作，双方既不会有收益也不会有损失。
其中，担保费率g很小（一般小于2%），且企业守约的概率n0，担保比例q
求解此博弈过程，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三）分析结论
由上述分析过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担保机构选择与银行联合担保还是自己全额担保取决于基业质押物预期价值的大小。当质押物预期价值较小时，担保机构倾向于与银行合作进行联合担保，当质押物预期价值较大时担保机构倾向于不合作而自己全额担保。
2、无论质押物预期价值的大小，担保机构与商业银行合作时，都要承担较大的担保比例，具体比例的大小要参考质押物预期价值与企业申请贷款的本息和（（1+r）m）之间的大小关系。
3、当科技型中小企业质押融资提供的质押物预期价值小于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本息和时，为了使银行和担保机构能够顺利合作，担保机构须有足够大的承保比例，其临界值为B+（1-nr-n）m-（1-n）K（1-n）（1+r）m-（1-n）K；当科技型中小企业质押融资提供的质押物预期价值大于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本息和时，担保机构的承保比例临界值为a（1-n）K-（1-p-n）（1+r）m。
通过上面的论证可知，在担保机构与协作银行的合作博弈中，质押物预期价值的大小影响担保机构承保比例的确定，且担保机构必须承担较大的担保比例，下限则由质押物的预期价值与贷款本息和之间的关系确定。
四、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质押融资联合担保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评估体系
由联合担保比例测度的结果可知，企业质押物的预期价值大小影响联合担保机制分担比例的确定，因而准确评估知识产权质押物的价值至关重要。首先建立科学统一的知识产权评估技术。采用科学的评估方法，尽早在全国建立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技术规范和评估实施办法，形成统一的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标准。商业银行最终确认知识产权评估价值时，可以学习日本的经验，对企业价值进行二次评价，这样做既可以给企业施加一定压力，促进企业提高自身经营水平，也有利于银行规避风险。然后加强建设评估队伍的质量。知识产权的特点是无形性、多样性、复杂性，技术创新程度决定了它的价值，但技术的可替代性、核心技术、核心产品、顾客认可度、企业技术经营能力等一系列因素密也影响着知识产权的价值关，因而要加强评估队伍的建设，全面准确的评估知识产权价值。
（二）制定科学合理的联合担保分担比例
从银行与担保机构的博弈结果可知，担保机构在与商业银行合作的过程中需承担较大的担保比例，具体的担保比例大小则与科技型中小企业质押物的预期价值有关。质押物评估价值的大小影响担保机构分担比例的制定，区分原则是将质押物的评估价值与中小企业申请贷款的本息和比较。商业银行和担保机构不能仅仅从降低自己风险的角度出发，盲目地降低担保比例，而应根据质押物的评估价值制定合适的担保比例。根据质押物评估价值的大小，参照比例测度的结果，再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一个科学的分担比例。在比例分配上，担保机构承担较大比重（60%～80%），商业银行承担较小比重（20%～40%）是比较合理也是最实际的做法。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防范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强化银行对贷款企业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银担之间的合作，促进担保业健康发展。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和担保业的不断成长，可以逐步降低担保机构的担保比例，增加商业银行的担保比例。
（三）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联合担保模式
一要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产品。从现有的国内实践来看，国内银行开展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主要是专利、软件著作权和商标等质押物的贷款，知识产权的范围有待扩展。针对不同形式的知识产权，例如企业拥有的专利权、软件著作权、商标权等，进行金融创新，开展多样式多种类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帮助科技型企业融资，促进创业企业的快速成长。二要创新联合担保的模式。可以联合其他银行，采用银团贷款方式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发挥各家家银行的优势，共同为企业发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除了银行以外还可以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银担合作是联合担保机制中最常见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合作模式，创新合作的模式，让政府、基金、保险公司等也参与其中，形成多层次多方合作的联合担保风险分摊体系，各担保成员共担风险和分享收益。
参考文献：
[1]awaBoot，aVthakor，GFUdell.SecuredLendingDefaultRisk：equilibriumanalysis，policyimplicationsandempiricalResults[J].theeconomicJournal，1991，10（4）：458-471.
[2]SarahGray，GabrielReyes，JamesRoth，petervanRooij，thierrymahieux.makingGuaranteeFundsworkforSmallandmicroenterpfises[m].Geneva：internationalLabourorganisation，2000.
[3]thorstenBeck，LeoraFKlapper，JuanCarlosmendoza.thetypologyofpartialCreditGuaranteeFundsaroundtheworld[J].JournalofFinancialStability。2009，（114）：10-25.
[4]熊熊，谭健美，张维，张永杰，杨奕.中小企业贷款中反担保和比例担保机制分析[J].软科学，2011，（6）：80-85.
[5]吉亚辉，赵可静.高技术中小企业比例担保融资模型的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1，（2）：173-175.
有机合成行业篇7
关键词：“四方三层”；校企合作理事会；体制；机制；工作站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12-050-03
一、厘清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体制机制的相关概念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体制是指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组织架构、运行制度。“机制”是指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重在事物内部各部分的机理即相互关系。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是指高职院校理事会组织架构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制约关系及其运行功能。
从汉语词义中可知，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分属于静态、动态层面。校企合作“体制”指导和规范了校企合作的“机制”，而校企合作“机制”的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检验并“考核”了校企合作“体制”设计的合理性。
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是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前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体制机制，创新政府、行业及社会各方分担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机制，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探索校企合作体制机制的有效途径，要“以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深入推进学校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积极探索……建立高等职业院校董事会、理事会等多种形式的决策议事制度，健全校企合作、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般来说，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理事会是由政府、学校、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按照平等原则组成的联合性、互利性、非营利性、以合作培养人才为目标的议事机构。
二、成立校企合作理事会，创建“四方三层”校企合作新体制
（一）构建校企合作理事会组织架构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的关键是设计合理高效的体制和共赢的运行机制。依据现有基础，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组建了由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等四方代表成员参与的校企合作理事会、区域合作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专业建设合作委员会，形成校企合作理事会组织架构。
在“四方三层”校企合作理事会组织架构中，理事会是顶层和核心，负责指导并协调区域合作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开展相关工作；区域合作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是理事会的下属机构，区域合作委员会主要负责校内外办学资源的统筹和协调，专门委员会主要负责校内办学活动的指导与协调，两者为专业建设合作委员会提供内、外部支持；专业建设合作委员会是基石，具体实施校企合作办学，推进专业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明确理事会各相关机构职能
1.理事会——规划监督层。理事会负责制定章程及有关制度，明确理事会职能、理事成员单位的推荐和选举办法、各方权利义务等事项，在理事会中，各方代表认真履行职责，充分行使权利，自觉履行相关义务，“对学院的办学方向、培养规模和层次、教学改革、人才培养、专业设置和学院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有建议权和咨询权”。理事会下设秘书处，负责日常工作，全面协调区域合作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相关工作。
2.区域合作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组织协调层。在学院学生实习和就业相对集中的区域，依托各地高新园区，组建由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等四方成员共同参与的区域合作委员会。主要负责推选并产生区域内的理事单位，加强与政府、行业、企业的联系；掌握校企合作情况，建设并管理校企合作工作站，推进“厂中校”和星级校外实训基地建设；打造区域信息交流平台，定期向理事会汇报校企合作进展情况，并将相关信息及时反馈给专业建设合作委员会。区域合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和相关协调工作由区域内校企合作工作站承担。根据校企合作载体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学院成立了政策与发展规划、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8个专门委员会，挂靠相关部门，搜集相关信息并开展专项工作。专门委员会的成立为专业建设合作委员会提供各种条件和保障。
3.专业建设合作委员会——具体实施层。由行业企业专家、能工巧匠（学院聘请）和各系教学骨干等组成专业建设合作委员会。其主要职责如下：一是负责组织专业人才需求调研，确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二是负责专兼结合教学团队的建设，安排专任教师的培养与兼职教师的聘任等工作；三是负责校外实习实训条件的建设、学生的顶岗实习与就业等工作；四是负责组建科研团队，搭建社会服务平台，组织教师参与技术服务和社会培训；五是负责监控专业建设的进度和质量，以及整个专业建设过程中的质量保障。专业建设合作委员会由教务处统筹，各系具体实施相关工作。
三、打造产学研一体化平台，探索“四方三层”校企合作运行新机制
（一）校内通过专项工作会议形式，推进校企合作理事会高效运行
定期召开理事成员年度大会，围绕学院的联合办学、联合人才培养、联合科技教育培训服务等方面展开讨论，对学院办学方向、人才培养规模和层次、专业设置、教学改革以及学院中长期发展规划等重要问题，提出指导性建议。学院广泛听取意见，认真吸纳理事单位的建议和意见，为企业和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此外，还召开理事成员专项会议，具体讨论、研究、决定校企合作专项事宜，达成以下目的。
1.双向互动的信息交流。校企合作理事会是学院与行业企业之间收集、处理和传播信息的渠道之一，其信息源包括当地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状况、各理事单位的需求信息与合作意向等。理事会通过秘书处、各理事单位的联络处和联络员之间进行交流，获取信息资源，分门别类后交由相关职能办公室公布、处理，为各自决策提供有效信息渠道。
2.及时便捷的人员互聘。学院制定《双师素质教师培养认定办法》、《专业教师企业实践管理办法》等制度，企业根据校企合作协议聘请专业教师担当企业技术顾问、开展横向课题项目，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不同专业教师到“校中厂”相应岗位挂职锻炼，提高工程实践能力和管理能力；学院聘请园内企业的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为兼职教师，开展课程开发和课程实施等人才培养工作。通过科研主导、岗位互聘，打造双师素质、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
3.教研学互融的合作育人。根据学院制定的《校企共建实训中心建设与管理办法》、《“校中厂”建设与管理办法》等制度，推进校企合作育人。根据“校中厂”合作协议：学院为企业提供场地、设备技术、员工等，企业为学院提供生产性实习、顶岗实习和就业岗位、兼职教师等，建立利益共享动力机制；通过例会、座谈等形式，保证校企双方有效沟通，保证“校中厂”高效运行，建立沟通与反馈机制；通过实施“校中厂”在教学功能、师资培训、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绩效考核，促进“校中厂”良性发展。
4.及时快速的利益协调。在校企合作理事会的架构下，理事会成员均遵守共同约定的章程和制度，形成一个均可平等发言的交流平台，使其作为一种利益协调机构成为可能，其利益协调的形式包括理事成员大会、专项工作会议以及第三方协商等。
5.合作双方的权责监督。校企合作的诸多项目，均围绕合作育人、合作共赢的目标和原则进行实施。为了维护理事会成员的整体利益，理事会对合作方进行合作过程的检查和监督，一旦违背原则，即对违背方进行有效制止。
（二）校外依托校企合作工作站，打造由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等四方共同参与的区域合作平台，推动校企合作理事会影响力的辐射
学院依托区域合作委员会，在学生实习就业相对集中的区域，打造由政府、行业、企业共同参与的校外合作平台——校企合作工作站（以下简称“工作站”），努力把“工作站”建设成为学生校外实训的“大本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桥头堡”、校企互聘人员的“联络处”、信息共享的“交换机”，实现人才共育、过程共管、信息共享、责任共担，促进校企深度合作，增强办学活力。
1.以“厂中校”建设为突破口，稳步建设校外实训基地。依据《“厂中校”建设与管理办法》，各专业会同合作企业筹建若干个“厂中校”，根据教学进程，组织学生进入“厂中校”参加顶岗实习，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专业教师依托“厂中校”参加企业实践锻炼，提高工程实践能力。以“工作站”为中心，辐射所在区域，稳步推进校外实训基地建设。根据合作企业的规模、效益、信誉度和校企合作紧密程度等要素，制定《星级校企合作基地建设标准》，分层建设校企合作基地，探索并形成校外实训基地分层建设机制。
2.以“订单培养”为抓手，实施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依托“工作站”，学院修订并完善《“订单式”人才培养实施办法》等制度，全方位推进“订单”培养教学工作：校企共同开发与实施课程，变车间为课堂，“教室、实训室、车间”一体化，“教、学、做”一体化，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工作环境和各类技能培训，使学生在感悟中学习理论，在实践中掌握技能，并在其中接受职业素养和企业文化教育，缩短了就业“磨合期”。
3.以双师素质培养和兼职教师储备基地为主阵地，校企互聘人才。根据学院《专业教师企业实践管理办法》，专业教师按计划轮流到企业进行生产实践锻炼。“工作站”协助师资队伍建设专门委员会在区域内星级校企合作基地中建立双师素质培养基地。“工作站”在为专业教师提供实践场所的同时，也搭建了学院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平台。学院修订《兼职教师队伍建设与管理办法》，建立兼职教师准入机制，发挥“工作站”优势，聘请行业企业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参与专业、课程建设，指导学生顶岗实习和毕业设计。通过校企双方互派人员，探索和实现校企双方“岗位互聘、校企融通”的双师素质与兼职教师队伍运行机制，为学院双师素质和兼职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平台和支撑。
4.以客户满意度为导向，构建信息共享平台。在区域合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工作站”推动区域技术服务网络建设：收集校企合作信息、整合区域资源，建设企业资源、企业需求信息、实习就业管理等三大网络，并认真开展校友跟踪调查、毕业生就业状况调研、行业、企业人才状况调研等三大资源库建设，协助系部和相关职能部门收集专业设置、招生等信息。这三大网络和三大资源库建设，为创新校企合作办学体制机制、服务社会和地方经济提供信息支撑。
四、“四方三层”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的创新
有机合成行业篇8
关键词：银行；同业合作；农村金融
一、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农村金融是指在县及县以下地区提供的包括存款、贷款、汇兑、保险等在内的各种金融服务。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主要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三类金融机构。其中，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主的商业性银行，主要是面向农村工、商企业开展信贷业务，从事农村商业化的金融业务；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要承担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提供农业较大项目的中长期贷款；农村信用合作社主要侧重社区农户、社员以及农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性贷款和生活困难临时性贷款等金融业务；此外，由于农村地区的特殊性，还有部分由非正规金融机构提供，即通常所说的民间金融。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农村金融改革取得初步成效。通过产权制度、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中央资金的扶持，农村信用社在资产质量、经营规模、盈利能力等方面均有了显著提高；农业银行面向“三农”改革和服务创新取得明显成效；农发行在原有粮棉油收购贷款政策性业务基础上，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农村中长期贷款业务，逐步拓宽支农领域；邮政储蓄通过优先为农村信用联社等地方性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的方式，将邮政储蓄资金返还农村使用，并创新开发了小额质押贷款。可以说，农村金融改革初步取得了成效，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金融资源总量供给不足。一是金融机构的网点覆盖率较低，在国有商业银行逐步退出县域经济的背景下，全国县域涉农金融机构网点数出现下降。二是农村信贷资金长期处于短缺状态。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农村目前超过1亿农民有贷款需求，每年资金缺口约为1万亿元人民币，现只能满足60%，农村小企业贷款的满足率仅50%，我国农村存贷差就超过3万亿元，涉农贷款占GDp的比例近几年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农民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往往通过非正规金融组织或活动进行融资。
3.农村金融业务结构仍显失衡。农村信贷供给大部分以小额贷款为主，大额贷款受到严格限制，资金支持多局限于传统小农生产，难以满足农业结构调整、第二、三产业发展等规模资金需求；贷款期限以短期或流动资金贷款为主，中长期贷款和固定资产贷款比重过小，从而影响了对结构调整项目的支持力度。
4.农村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不高。在目前的农村金融格局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化改革的导向下逐步退出农村市场；政策性银行支农范围狭窄，支农作用有限；村镇银行、农村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还处于发展阶段，发展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而作为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主体的农村信用社，其合作金融的“自愿、互助、互利”的性质体现不多，在实际运营中效率损失较大。
二、加强银行同业合作，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可行性
1.国有商业银行综合实力较强，服务手段齐备，具备支持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的能力。国有商业银行拥有多元的业务结构、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较强的创新能力和规范的风控流程，能够根据农村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的需要，提供全面、优质、高效、安全的金融支持，使农村金融机构以较低的成本、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完善服务功能、提高管理效率、增强盈利能力。
2.双方在网点分布和客户结构方面互补性强，能够实现互利互惠、合作双赢。在网点分布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与农村金融机构各有侧重，存在较强互补性，能够通过加深合作实现双方经营网络的进一步延伸。农村金融机构则可以利用国有商业银行遍布全国大中城市的经营网点和众多的海外机构、海外行，以及全球领先的网上银行，弥补区域化经营和发展的不足，全方位拓展服务空间；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将服务区域覆盖至农村地区，有效弥补因历史沿革及撤并低效机构所留下的市场空白。
在客户结构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与农村金融机构也具有不同的目标客户群体。农村金融机构以服务三农为目标，发展的目标客户主要集中在农村当地居民和企业，在区域范围内具有相对丰富的客户资源。国有商业银行可通过支持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发展，进一步扩大在农村地区的客户影响力，丰富和拓展客户资源。
3.国有商业银行具有国内领先的信息科技实力，为服务农村金融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在硬件资源方面，国有商业银行拥有先进水平的数据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网络，能够确保业务的高效、安全运行。在软件资源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大多自主研发了功能全面的核心应用系统，涵盖了业务处理类、经营管理类、决策分析类和服务渠道类的所有业务，为促进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拥有较强的系统设计和研发能力，在运行维护方面也积累了成熟的经验，有能力根据农村金融机构的需求设计和推出服务，并结合合作进程不断完善系统功能，为农村金融机构提供全面的金融支持。
4.国有商业银行拥有多元的业务结构和较强的创新能力，能够为农村金融机构提供全方位的产品、技术和服务支持。在产品支持方面，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向农村金融机构输出投资理财、支付结算、票据业务、融资业务、外汇资金、银行卡、网上银行及其他业务等核心产品，以及根据合作需要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使农村金融机构弥补了自身产品线方面的不足，也能够拉动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增长。
在技术支持方面，国有商业银行拥有信贷管理、客户信息、风险管理、财务管理、综合统计系统及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各项业务运作等方面也形成了完善的规章制度，可以通过向农村金融机构输出相关技术，有效支持农村金融机构提高经营管理能力、防范业务风险。
在服务支持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在各项业务领域具备丰富的经验，可以通过为农村金融机构提供全方位的人员培训，全面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客户服务能力，提升服务质量。
三、合作思路
1.合作思路。农村金融机构与国有商业银行合作的总体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原则，充分借助国有商业银行的科技优势与创新发展能力，国有商业银行向农村金融机构输出管理系统、技术咨询与培训的技术合作方案，以银银、银保、银证产品为代表的多产品体系合作方案，以及以信贷管理、资产负债管理为代表的多业务管理制度合作方案，解决农村金融机构在市场准入、产品研发、科技水平、风险控制等存在短板的问题，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同时，通过共同做大市场规模，双方协商分配增加的业务收入。
2.合作原则。农村金融机构与国有商业银行合作可以秉承以下原则：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原则，以农村金融市场需求为产品与服务创新导向，有效促进农村金融发展。
3.合作方案。双方合作的具体方案如下：农村金融机构与国有商业银行开展合作，通过双方业务系统的互联互通，使农村金融机构客户能够购买国有商业银行投资理财等成熟的产品与服务，国有商业银行为农村金融机构提供后台清算、风险管理等一揽子服务，视农村金融机构需要输出技术和管理经验，与农村金融机构分享相关收益。双方系统互联后，在业务范围上可以支持黄金、理财、基金、汇款等产品，支持客户从农村金融机构网银、柜面等多种渠道发起业务。双方系统互联合作可以有两种模式：模式一，国有商业银行统一开发与农村金融机构间的系统接口，农村金融机构根据接口进行本行系统改造，也可直接由国有商业银行为农村金融机构开发网银系统或采取双方网银链接方式构建业务处理平台，客户在农村金融机构柜台联动开立与国有商业银行具有绑定关系的结算账户。双方结算账户建立绑定关系的是账户登记簿或零余额账户，不留存客户资金。客户购买国有商业银行投资理财产品时，认申购资金从农村金融机构结算账户实时划转至国有银行；赎回资金先划至国有银行，并实时自动划转至农村金融机构结算账户。模式二：通过建立国有商业银行实体账户与农村金融机构结算账户的绑定关系来实现银银合作业务处理。客户购买国有商业银行投资理财产品时，在农村金融机构柜台使用农村金融机构介质发起交易，农村金融机构验证客户身份后通过接口将交易指令传递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使用与农村金融机构建立绑定关系的客户实体账户资金为其办理投资理财产品买卖交易。如客户账户资金不足，须先发起一笔农村金融机构账户向国有商业银行账户的转账，再进行产品购买；赎回资金先划至国有银行，由客户选择是否划转至其在农村金融机构的结算账户。
按照上述思路和兴业银行的合作模式，农村金融机构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合作如能顺利推进，将对推动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发挥积极作用：一是农村金融机构可以借助国有商业银行，运用现代化网络信息技术和管理手段，扩大金融产品和服务覆盖面，满足农村客户全方位和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让农民得到更实惠、更便捷的金融服务。二是有助于涉农金融机构逐步摆脱营业区域局限、地方经济影响、技术力量不足和业务资质获取困难等因素的制约，以较低成本获得国有商业银行成熟的产品、技术和经验，提高服务供给能力，加强客户关系维护，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是解决目前涉农金融机构产品少、服务方式单一、服务质量和效率较低等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三是在业务运作模式和实现方式上，可操作性强，能够有效满足涉农金融机构的实际需要。四是有利于促进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发展，利用农村金融机构的网点资源和客户资源，拓展产品营销与服务渠道，以较低的成本延伸服务，培育潜在目标客户，扩大业务规模，增加吸收同业存款，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提高同业竞争力，增强国有商业银行对基金公司、国债公司、保险公司等上游委托机构的影响力。
四、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第一，农村金融机构应具有较好的业务系统和较强的系统开发能力，根据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的技术接口开发或改造自身的系统，而实际的情况往往是农村金融机构技术力量薄弱或系统不健全，难以自行完成系统的改造与开发，需要将系统开发工作委托给第三方进行，沟通协调成本高、开发投入大，开发周期长、效率低，从而增加推广应用难度。
第二，农村金融机构的资质问题。双方合作涉及到银保业务、银证业务、银行投资理财等业务，根据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相关规定，农村金融机构要具备相关的保险销售资格、基金销售资格和黄金交易资格，并能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销售责任人的义务。双方在选择合作对象时，要审查对方信誉及相关资质，以确保交易本身具备合法性。
第三，成本和收益的匹配问题。在上述合作模式下，合作双方都需要有一定的成本投入，特别是在合作初期。由于经营效益是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础，因此双方应坚持采用成本收益分析，努力各施所长，合作共盈。今后，随着我国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国有商业银行与农村金融机构将实现共同发展，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成长，打造农村金融和谐共生和多赢局面。
第四，银行同业合作主要存在以下三类风险：一是法律风险。主要是指双方产生法律纠纷或争议以及银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风险。可通过审查合作银行的信誉和业务开办资质，降低业务开办风险，确保各项业务合法合规；通过合作协议，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保密条款和法律后果，以此规范交易行为；合作双方认真落实反洗钱规定。二是操作风险。是指产品或业务流程控制不当以及银行业务人员违规操作或外部欺诈而造成的风险。可通过科学的业务流程设计，严控交易合法性，并对客户身份进行校验；采取实时清算并通过交易额度参数设置降低资金风险；建立对账机制和差错处理机制，避免账务差错风险；拟定业务管理办法，防范操作风险。三是信息系统风险。主要是指银行间系统的网络传输、数据信息安全、程序处理等风险。可通过专线方式连接、加密传输、身份认证等措施确保双方数据传输安全；通过前置服务器进行数据交换，前置服务器和银行核心系统之间用防火墙进行隔离；根据不同的安全级别，不同安全区域，每个安全区域之间通过防火墙进行隔离，防范病毒入侵和黑客攻击的能力；建立每日对账机制，及时对异常账务进行处理来防范信息系统风险。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08：12-38.
有机合成行业篇9
摘要在机械行业中，要想提高综合效益，除了要扩大销售份额之外，有效节约成本已经成为了重要方式。基于这一目的，我们要优化机械行业生产过程，压缩生产过程成本，做到生产环节中成本的可控性，有效节约成本提高机械行业的综合效益。本文主要分析了机械行业在生产中节约成本的具体措施，为机械行业的发展提供具体参考。
关键词机械行业生产节约成本
在机械行业的生产过程中，成本控制十分重要，有效控制生产过程成本不但有助于提供机械企业的综合效益，还有助于优化机械行业产业结构，提高机械行业生产效率，从根本上促进机械行业的全面发展。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对如何降低机械行业生产成本进行全面分析和研究。经过深入生产实践发展，机械行业要想在生产中有效节约成本，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采用节能设备，降低能源消耗
在机械行业的生产过程中，能源消耗是一项重要成本支出，由于机械行业普遍使用了大型的机床、车床和焊接等设备，在电力消耗上是比较惊人的，在机械产品的成本构成中，能源成本约占10%左右，因此有效降低能源消耗是节约机械行业成本的重要措施。通过对机械行业的生产过程中分析后发现，我们可以通过采用节能设备的方式，有效降低能源消耗。节能设备主要是选用带有变频功能的机床、车床和焊接设备，降低机械生产设备的额外电力消耗，从而达到降低电力成本的目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在现有的设备上增加节能装置，并采用用电低谷期生产的做法，有效降低电力能源的消耗，从而有效降低机械行业的能源消耗。
二、应用自动化设备，降低人力成本支出
在目前的机械行业中，人力成本是不容忽视的，目前随着工人薪资水平的提高，人力成本已经成为机械企业重要的成本支出，并且有逐渐增大的趋势，在这一形势下，如果不对人力成本加以有效控制，将会蚕食机械企业利润，增加机械行业的总体成本。目前我国机械行业由于自动化设备应用率不高，在生产过程中对人力资源需求量较大，相应的人力成本支出也较大。考虑到这一现状，我们在机械行业中应积极应用自动化设备，应在劳动密集的机械行业中应用数控机床设备，减少操作人员及配套人员的数量，从根本上降低人力成本支出。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自动化设备特别是数控机床和自动焊接设备已经成为机械行业的重要选择，已经初步得到了应用。
三、严格控制原材料采购价格，降低材料成本
对于机械行业而言，原材料价格已经占到了产品成本的30%以上，因此对原材料的采购价格进行控制，对降低产品总体成本有着重要意义。机械行业的原材料主要指各种钢材，包括板材、型材、管材和配套零件等。由于近些年国内钢材价格浮动较大，因此在控制原材料进货过程中，我们要事先考察好钢材的总体价格走势，并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进行采购和储备，对于用量较大的钢材，可以和钢材供货厂家签订长期的供货合同，保证供货品质的前提下降低采购价格，为降低材料成本提供手段保证。从目前机械行业的生产过程来看，原材料价格的控制已经引起的足够的重视，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原材料的采购价格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降低。
四、提高产品合格率，减少废品带来的损失
在机械行业的生产中，有些产品在加工过程中对精确度要求较高，如果达不到相关质量要求将会产生废品。所以，我们在生产过程只能够要做好产品质量控制，严把质量关，要努力提高产品合格率，减少废品带来的损失。产品废品数量减少了，总体成本将会有效降低。因此，我们应从质量控制的角度入手，提高产品加工精度，提高工人责任心，制定具体的质量管理细则，减少废品的产生。在机械行业中，有些产品在加工的过程中，某一个尺寸的失误都会导致整个产品变成废品，产品合格率的提高对节约原材料成本有着重要贡献。由此可见，我们应从产品质量的角度以提高产品合格率入手，努力减少废品带来的损失，减少成本支出。
五、改进产品设计方案，优化产品制造工艺
目前机械行业在产品设计上往往采取了比较粗犷的风格，钢材的用量较多，总体重量中钢材占到了60%以上，这就导致了材料成本成为了产品的主要成本之一。这种设计由于对钢材有着较强的依赖，科技含量不足，导致了产品在定价的过程中难以获得较高的价格。除此之外，目前机械产品的整个产品制造工艺还停留原有的基础上，创新程度不够、科技含量较低，由此导致了机械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要采取劳动密集的方式进行生产，带来的产品制造成本也是较高的。在这种局面之下，我们要想实现产品总体成本的有效控制，就要改进产品设计方案，提高产品科技含量，降低钢材的消耗量，增加产品的销售价值。此外，我们还要优化产品制造工艺，采用先进的机械产品生产制造工艺，减少对人力资源的依赖，有效降低成本支出。
六、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实行全面的成本控制管理
机械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要想有效节约成本，单纯依靠某个工序和某个管理制度是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的，从目前机械行业的生产过程来看，要想实现成本节约和控制，就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实行全面的成本控制管理，在所有的生产经营过程贯彻成本控制管理思想，积极采取成本控制管理手段，推动整个行业的成本控制管理取得实效。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在机械行业的生产过程中，成本控制不但关系到机械产品的综合竞争力，还关系到机械行业的综合效益。因此，出于提高机械行业综合效益的目的，我们必须在以上环节做好成本控制管理工作，积极推动机械行业实现全面的成本控制管理，保证机械行业提高综合竞争力并取得预期利润。
参考文献：
[1]孙宇，陈杰，蒋晓春等.略论例造执行系统的研究口.高新技术.1999（10）：60-62.
[2]钱勇波，洛晓弘，成粗东等.CimS坏境下的生产计划与拉创系跳的研充与开发.机电工程.1997（06）：23-24.
有机合成行业篇10
一、基本情况
到2011年底，互助县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机专业合作社共有12个，合作社成员182个（户），服务农户的数量达22340户；从业人员260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91人；拥有各种农机具数量602台（套），资产总值797.68万元，其中农业机械原值471.68万元；作业服务总面积11.25万亩；服务总收入达393.75万元。
二、主要做法
1.积极引导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
互助县逐步把农机服务组织建设作为农机化发展中打基础、管长远、带有方向性的大事来抓，多措并举，因势利导，积极引导扶持农机服务组织，培育农机作业服务市场。为加强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建设，扩大服务范围和增加服务项目，充分发挥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的作用，提高农机利用率。农机管理部门委派两名副站长分别担任两个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秘书长，同时委派两名专业理论水平高，业务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农机专业技术人员，分别担任两个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的科技特派员，为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提供科技咨询和信息服务；对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进行技术培训；指导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对农业机械和配套农机具进行维修保养；指导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积极开展农机社会化服务；引导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实行跨区作业，壮大合作社的经济实力。
2.强化政策扶持
自2005年互助县被列为全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县以来，对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组织实行优先补贴，按照地域和缓急确定补贴项目，主要将资金用于先进适用的机具补贴上，如联合收割机、免耕播种机、脱粒机等。2010年至2011年共为6家专业合作社补贴收获机5台，大中型拖拉机及配套农机具24台套，补贴资金达72万元。
3.狠抓技术指导工作
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多数人文化水平较低，对一些推广的新机具不会操作、调整、在日常作业时由于地头转移不规范而使作业成本加大，根据这种现状，农机管理部门积极组织农机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对农机服务人员进行管理、操作、保养，调整等系统的技能培训，讲授宣传农机服务组织建设的基本知识和发展现状及趋势，使他们认清了形势，增强了信心，掌握了技术，在实际操作时，农机技术人员进行实地辅导，讲解，使农机户将新知识融会贯通。举办农机服务人员培训班2期，受训机手68名，农机技术的培训，提高了机手的服务能力和作业质量，得到了被服务者的认可。同时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报道农机作业合作社开展农机作业服务，扩大社会认知。
4.为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提供作业项目和信息服务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使农机作业专业户有足够的作业项目来源，主动为农机专业合作社联系业务，进行农机作业服务，引导农机跨区作业，主要作业有播种、收获、脱粒、耕地等。2008年为两个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联系3000多亩春耕机播和2000亩油菜制种机械深翻业务，每亩收费20～35元，两项累计总收入13万元。2009年为专业合作社联系跨区春耕播种面积7000多亩，总收入17.5万元，纯收入12万元，2010年为专业合作社联系跨区机耕、播种、机收面积1.3万亩，总收入45.5万元，纯收入36万元，提高了农业机械的利用率，增加了合作社的收入。
三、存在问题
1.组织化程度低，信息不畅
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经营规模比较小，没有形成与产业相配套的机械组群。农机仍停留在各自为阵，孤军作战的松散环境中，抢地、压价现象比较严重。由于地处偏僻，信息不通，外界的信息来源差，跨区作业者少，造成大量农机具利用率不高，作业项目少，经济效益差。
2.从业人员文化水平偏低，应用能力差
绝大多数机手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吸收消化农机新技术的能力受很大的限制，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急需对农机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以更新观念和提高职业技能。
3.运行管理不够规范
目前的农机专业合作社还处于边发展，边规范，先发展，后规范的初级阶段。比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一些合作社在章程制定、股金设置、民主管理、利益分配等方面还不规范。一些农机专业合作社重组建、轻管理，管理制度和运作机制不健全，经济效益低；一些以大户或能人组建的合作社，往往是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一些合作社成员合作意识不强，只愿利益共享，不愿风险共担；一些合作社急功近利，没有从长远的角度谋划长期发展的目标等等。
4.合作社缺乏资金，机具的配套受到限制
农机具的检测调修设备不齐，机械的维护保养，拖拉机的技术状态不能及时恢复；农业机械的存放条件差，一没有车库，二没有工棚，使农机具长期搁置于露天之中，受日晒雨淋之苦，锈蚀严重，使机器的使用寿命缩短。
5.由于农村土地实行承包制，农作物种植分散，种植地块小，难以集中连片，影响农机连片作业，加之农民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将农村机耕道占用，使农业机械不能行进，严重制约着农机化作业水平。
四、今后工作的思路及建议
1.继续引导机手加入农机服务组织，享受更多的扶持政策，扩大服务规模
2012年将全县分成七个片，逐步建立五十、红崖子沟、高寨、塘川镇等农机作业合作社，同时通过宣传和示范不断培育和引导农机服务组织走向正规。
2.进一步加强技术职能培训
农机从业人员的技术好与差，直接影响着服务质量的好坏。农机作业技术高低，作业成本的大小直接影响合作社的经济效益，因此，要将农机化的培训作为首要工作来抓，做到机械未动，培训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