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野生动物的价值篇1
一、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意义
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数据显示,我国野生动物数量超过了2000种,在世界上,排名前列,其中,约有100多种主要分布于我国,或者属于我国特有。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迅速发展,导致大量野生动物资源遭到破坏,偷运、贩卖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屡禁不止,大量野生动物濒危绝种。野生动物资源的破坏,给世界生物多样性、世界气候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继而影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给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加强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刻不容缓。
二、我国野生动物的立法现状
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早在古代,便已经有先例,各个朝代都有驯化野生动物、不供奉幼兽的记载,最早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是我国在1950年颁布的《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其中规定,严禁捕杀各类珍稀动物。后来,我国林业部门公布《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提出,对于野生动物资源,既要注重保护,也要合理利用。在后来的多年间,相继颁布《关于制止珍贵野生动物收购与出口的通知》、《渔业法》等,在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通过,分别在2004年、2009年进行了修改,在2011年,《部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颁布,2013年,《湿地保护管理规定》颁布,在一定程度上,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托。
从《刑法》中的规定来看,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集中于341、340、151条,从不同的阶段、角度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做出了规定。相较于《野生动物保护法》,《刑法》中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进行了进一步缩减,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三有陆生野生动物”排除在外,借鉴了国外的相关做法,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的规定纳入保护范围,体现出与国际法律法规相接轨的趋势。
三、刑法中关于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立法不足
(一)深度的不够
刑法中关于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只针对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本体”,实际上,导致野生动物破坏的诱因非常多,栖息地的破坏便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刑法中关于栖息地内容的规定还显不足。
(二)设置的缺陷
在《刑法》中,关于野生动物资源破坏的量刑比较重,最重可以判处无期徒刑,但是,相较于其他恶意犯罪,破坏野生动物行为在主观上的恶性较小,有一定的可修复性,而刑罚的最终目的并非处罚,而是起到震慑作用,预防犯罪,促进被破坏野生动物的再生。就当前的规定来看,《刑法》中没有规定其他的非刑罚措施,虽然对犯罪行为起到惩治作用,却难以促进野生动物资源的恢复。
(三)与其他法律的冲突
为了保护珍贵的野生动物资源,我国颁布了专门的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法》,《刑法》中关于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需要参考《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的名录规定,属于其中的规定,才符合《刑法》中的保护要求。虽然《刑法》与《野生动物保护法》在规定上存在互补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冲突。在2017年,我国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的栖息地保护、法律责任、违法方式等内容进行了修改,而《刑法》并未及时调整,在立法理念上,《刑法》也相对滞后。
四、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完善措施
(一)完善主观明知认定
《刑法》中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名录是参照《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更新速度频繁,每五年更新一次,一些野生动物所在地的居民,如果还是沿用已有经验,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便触犯刑法,为了解决该种问题,必须要完善关于主观明知的认定,具体情况包括三种:(1)明知不可为而故意为之;(2)根据以往经验,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危害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依然不管不顾,导致危害结果发生,存在间接故意,也构成了犯罪;(3)确实不知自己的行为会危害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那么不构成刑法中的犯罪,可以按照“非法狩猎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规定来处理。
(二)明确野生动物死体认定
所谓野生动物死体,即野生动物死亡后的遗体,目前,关于死体野生动物属于野生动物的范畴,还是野生动物制品范畴,在司法界还存在争议。在《刑法》中,没有野生动物死体的认定问题,致使法律适用存在认定上的困难,在没有其他明文规定的前提下,野生动物死体不应该纳入野生动物范围。笔者认为,若没有对野生动物死体做出明确规定,会导致犯罪人利用法律漏洞来逃避制裁,致使大量野生动物遭到屠杀,基于野生动物可修复性操作要求来看,应该将野生动物死体纳入野生动物制品范畴,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工作中,需要结合案情情况来考察死因,若有非法杀害行为,可以与《刑法》中关于“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的行为一起处罚。
同时,《刑法》应将野生动物的卵、蛋等纳入破坏野生动物罪的犯罪对象。对野生动物卵、蛋的破坏是从源头上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其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破坏远远大于对野生动物成体的破坏。我们应学习国外的立法经验将之纳入到我国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内。
(三)规定野生动物的价值鉴定工作
野生动物资源是国家所有,就《刑法》的规定来看,关于野生动物的价值鉴定,并没有明确规定,为了满足当前野生动物的保护要求,要严格遵循与时俱进的原则,考虑到现实需求,综合各方面情况来明确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成本,让野生动物价值的认定更加合理、科学,具体而言,需要从“教育价值”、“科研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几个方面来综合考量。
虽然其他法律法规对野生动物价值的认定有所规定,但是关于实际交易价值、核定价值的认定上,常常存在纠纷。一般情况下,主管部门会按照一般价格、国家规定来核定价值,而实际的交易价格往往会出现波动,也与个人的认识、与交易方之间的社会关系有关,因此,对于野生动物价值的认定,需要根据一般价格、国家规定来核定,取价高者。
保护野生动物的价值篇2
关键词：野生植物；重要性；保护措施
野生植物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宝贵资源，野生植物保护工作是当前的一项尤为重要的工程，野生植物资源，完全是天然生长的植物。野生植物资源是给产重要的珍贵自然资源，也是重要的环境要素，对于维持生态平衡和发展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天然林种类繁多，食物链十分复杂，各个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达到动态平衡。然而，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野生植物林区遭受掠夺性砍伐，一些珍贵的物种处于濒危、灭绝的危险，植物资源的减少，会致使生态环境失衡，气候恶化，食物链的中断，会使得一些动物资源减少和灭绝。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野生植物资源的重要地位越来越显示出来，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的形式非常严峻，刻不容缓。所以人类应该重视对野生植物的保护，充分发挥好野生植物可以保持水土养分，涵养水源地等各项无法替代的生态功能，有效实现野生植物的经济价值，使其为人类多做贡献。
一、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的意义
一是野生植物可以维持生态平衡。植物在吸收空气中大量的二氧化碳的同时释放出氧气，产生对人类有利的有机物质，植物能够充分利用光能和水分，通过光合作用为其它省区提供能量，使得自然界实现有机循环。野生植物除了为人们提供食物、药物和工农业生产的原料等物质，是维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必要手段，对野生植物资源对合理保护，不仅维护了物种对多样性，有有效地保持了生态平衡，对经济社会对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二是野生植物资源具有不可替代对食用价值，植物是人类餐桌上必不可少对食物，一日三餐都离不开植物资源，我们使用都蔬菜、水果、粮食都是直接或这间接地来源于植物资源，离开了植物资源人类根本无法生存。目前，还有大量可实用地植物资源尚为开发，人类不满足于有限的作物种类，美食是人类一直在探讨的课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野生植物成为人类的美食佳肴，野生植物的发展空间十分巨大。
三是一些野生植物资源具有十分珍贵的药用价值。在《本草纲目》、《千金方》等珍贵药典籍里，记载着许多野生植物资源的药用价值，一些野生植物资源一直在作为药材使用，好多物种十分珍稀。还有很多野生植物资源的药用价值没有被人们发现，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野生植物资源的药用价值会被人类所开发和利用。当前危害人类生命的癌症、爱滋病等一些疾病，常规等植物资源已经挽救不了人类等生命，需要进行大量等科研攻关工作。开发野生植物资源等药用价值，是解决一直疑难杂症、不治之症等途径之一。
四是野生植物资源项目的发展，可以促进业机会、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野生植物资源的培育和保护工作的顺利进展，可以带动其延伸业的发展，比如野生植物资源的深加工项目前景广阔，可以给我们带来巨大商机。因为我们要重视野生植物产业发展，不断提高产业规模，壮大队伍，优化产业结构，合理布局。注重不断提升野生植物资源深加工产品质量，加大其市场竞争力，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二、保护野生植物的措施
一是严防野生林地病虫害。加强对野生植物资源病虫害对预测和检验，采取预防为主，标本兼职的措施，划定野生植物资源保护区，在保护区内，采取科学有效的手段，对病虫害早发现、早防治，严格控制病虫害对蔓延。对保护区外引进来的物种要认真检测和排查，如果不是由于迁低保护对原因，原则上不允许将护区不能引进外地的植物物种。同时严禁人为对野生植物资源的肆意破坏。对任何乱砍乱伐对行为要采取必要的法律制裁，把人为因素降到最低。
二是积极保护野生植物的生长环境。野生植物资源的凋零物能增强土壤的肥力，为土壤带来大量的养分，能够保持水土的水分，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比人工林的生命力，一些气候环境适宜多区域，野生植物资源可以与人工林相互伴生，能够辅助人工林的生长.培加土壤肥力，有利于树木快速生长。
三是加大对野生植物资源保护对科研力度。在野生植物资源保护方面要多立项，加大国补项目和省部项目的立项工作力度，加强对国内濒危、珍惜野生植物资源物种的保护与繁殖国家攻关课题的研究工作。在物种生物学繁殖技术方面争取有所突破，对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和培育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确定珍稀物种自然保护区。将珍稀濒危物种，在指定保护区内，多繁殖多培育。建立优良种源区和珍稀树种基因库，建立野生植物植物资源物种数据库，将各个物种适宜的气候等诸多条件，进行详细登记，采取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离体保存等多种方式进行保护。
四是要加强对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将此项工作纳入法治轨道。目前，人们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意识淡薄，认识不到位，使得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年形成的珍稀物种毁于一旦。因此，一定要加大执法力度和依法监管力度，对违法行为绝不姑息和手软，认真执行“采集证”制度和进出口许可制度，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徇私枉法，坚决杜绝以言代法的情况发生。同时，要建立健全野生植物资源保护机构，能够因地制宜，进行科学管理，优化野生植物资源的宏观调配机制，制定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野生植物资源保护条例，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教育，林管部门工作人员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对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知识的学习，并号召全社会共同做好保护工作，将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的拯救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
参考文献
保护野生动物的价值篇3
田野文物分布于不同地域、不同地形、不同环境中，处在自然状态下，风化损毁严重，且大都无人看管，不法分子的偷盗，人们生产、建设、生活的人为损毁，田野文物安全实在堪忧，加大对田野文物的保护力度，刻不容缓。现结合工作实践中的所见所闻和心得体会，谈谈田野文物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基层田野文物保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对“文物”的概念认知不清或不够准确。把“文物”狭义地理解为“古董”，单纯的从经济价值的角度去看待文物，认为只有很值钱的东西才是文物，而对于古遗址、古建筑、古树名木、石雕碑刻等，兴趣不大，关注度不高，有些群众甚至嗤之以鼻。广大干部群众不知道或忽略了“文物是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遗留下来的遗物或遗迹”这一广义的概念。“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思想认识上的巨大偏差，导致他们不可能从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的角度去审视文物，不可能站在“保护文化资源，传承历史文明”的高度去保护弃置一隅的一通碑刻、一座老建筑或一处古遗址。
2、文物基本知识及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过于理性化、抽象化、概念化。如我们经常宣传说“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是悠悠华夏文明的载体，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的宿影”、“保护文物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等等，这些观点语言说理性较强、专业和文学色彩较为浓厚，曲高和寡，很难适应“农村”这个大的语言环境和“农民”自身文化知识结构层次，不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而有关文物的宽范信息就很难深入人心，扎根于基层。同时，近年来，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国宝档案》、《鉴宝》等栏目，从“古董”、“古玩宝贝”的角度，使“文物”的概念走进市井村闾、千家万户，客观导致人民群众在文物的种类和价值的理解认识上失之偏颇、不够全面。
3、田野文物破坏、流失严重。许多石雕、碑刻等可移动田野文物被盗窃、被破坏，由于这类文物分布范围较广，文物主管部门不可能做到随时随地对它们进行科学的管理和有效的保护，加之它们生存的环境是交通、通讯相对滞后的农村，而农民群众对此类文物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到位，保护意识淡薄，保护力度不够，一定程度上为不法分子营造了可乘之机，致使一些不同时期的、涵盖重要历史文化信息的碑刻和石雕艺术品残遭破坏或被盗流失。同时，一批不可移动文物因年久失修或疏于管理保护，正处于颓废或消失的境地。这些见证历史苍桑巨变、极具地域风情、彰显浓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遗址、古建筑在现代文明的挤压下，在人们逐日淡化的目光中，已成残垣断壁，破败不堪。
二、田野文物保护的几点建议
1、各级政府的正确引导。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在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文物工作。全面准确把握不同类型的文物所蕴含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切实提高文物保护意识。古言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动作用，势必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形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人人有责”的良好社会氛围。其次是各级地方政府要将田野文物纳入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特别是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一定要落实到位。因为保护田野文物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单独依靠文物主管部门的力量无疑是杯水车薪，可望而不可及。形势所迫，只有各级政府齐心协力、共赴一役，才能确保田野文物保护工作万无一失。
2、文物主管部门要采取正确、有效的宣传方式，运用平易、质朴、形象、生动的语言和图画制作光盘、版面、折页，在农村这片田野文物生存的广阔天地里广泛宣传文物的有关知识和法律、法规，使文物真正走进人们的生产、生活。“知之深，爱之切”，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只有深刻的了解什么是文物、为什么保护文物、怎样保护文物，才能够自觉自愿地融入到田野文物保护的队伍中去。同时，文物主管部门还要从专业技术的角度，全力以赴，积极主动的采取有效措施，对一些处境岌岌可危的田野文物及时的进行保护维修。
3、加强建设文物保护工作的执法队伍。现阶段多种文物鉴定节目、鉴宝报道频频出现天价文物，拍卖会上千万的成交价格也是屡见不鲜，这对于文物盗窃分子的诱惑是非常大的，导致他们将田野文物确定为盗窃目标，屡屡发生文物失窃案件。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过程中执法队伍的建设一定要重视起来，加强对执法工作者的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加强保护工作的巡查力度，配备巡查车辆，为执法提供设备上的方便，有效的震慑文物盗窃分子。
保护野生动物的价值篇4
关键词：野生动物；驯养权；用益物权
中图分类号：D9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2－0098－04
长期以来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一直处于较低的和纯保护性的水平和状态，限制和制约着资源的开发和合理利用。为了更有效地保护管理人类赖以生存的野生动物资源，实现其永续发展，我们必须对野生动物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其中最为重要的经营利用方式是驯养繁殖，借以调整野生动物种群的年龄结构，提高动物的繁殖和存活能力，从而实现保护与合理利用协调发展，提高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给野生动物种群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
一、问题之提出
关于是否应在物权法中规定野生动物驯养权问题，都有争议。吕忠梅教授认为：“从法律性质上看，国家特许是一个典型的行政行为――行政许可，而资源的开发利用人则在一定范围内对于经过特许的资源具有处分权能――如取水、采矿、捕捞、驯养等，并不符合用益物权的特征。”戴红兵教授认为：“将野生动物的驯养权规定为用益物权更值得研究。驯养、猎捕野生动物属于许可合同。同时，野生动物是动产，而用益物权是调整不动产的使用收益关系，把对动产的使用收益归人不动产的用益物权与物权法理不符。”温世扬教授认为：“用益物权是指对国家或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加以使用并获取收益的权利，包括采矿权、林木采伐权、渔业权、狩猎权、驯养权等，是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并将其称为准物权或者特别法上的物权。”
笔者认为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权是一种用益物权。保护野生动物是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基本目标。只有通过保护，才能保障该种资源得以永续利用。而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着重强调的是行政管理在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注重权利人在公法上的义务，而没有重视权利人在私法上之权利，忽视了驯养权的性质和地位以及权利人行使权力的法律保障。更遗憾的是，新《物权法》也未规定野生动物用益物权，没有在法律上对权利人的权利和义务予以重视和明确，更没有明确驯养权与野生动物所有权取得的关系，与现实中的实际操作脱轨。
二、创设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用益物权
所谓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人对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权利。是物权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所有权制度、担保物权制度及占有制度合并构建起物权法的整体构架。现代物权法框架内的用益物权制度源于罗马法。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更为常见的是，所有权人往往出于自身的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期间内，按照一定条件和程序，出让其部分所有权权能，以行使或实现其所有权。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所有权人不可能亦无必要亲自全部行使所有权权能，必须有一部分权能让渡与他人行使。无论是从先进国家之环保经验来看抑或是根据中国生态保护之国情，有必要创设野生动物用益物权制度，以实现野生动物保护之目的，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一)创设之依据
依据上面所述，创设野生动物用益物权，主要是指创设野生动物驯养权。所谓野生动物驯养权，指的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在一定地区或场所对野生动物进行人工驯养，繁殖的权利。但要将野生动物驯养权物权化，创设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用益物权，必须阐明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以佐证创设之依据。
第一、用益物权之标的范围。传统的物权法理论认为，用益物权之标的主要限于不动产。如郑玉波认为；“动产之类种类繁多，数量极其零碎，且其价值又时常较动产为低，如有需要，尽可买为已有，即便偶有需要利用他人之动产，亦可依借贷或租赁之方式获得，而不必依赖用益物权。”也就是说，野生动物是动产，不符合用益物权标的之特征。但在罗马法学家之眼中：“用益物权之目的即在于维持用益物权人的日常生活之需要，故其标的物不限于不动产。如文娱用品、书画、雕塑、花园、渔塘等皆可。”由此可以看出，动产为用益物权之标的，有着悠久的历史法律传统。《德国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在动产上设定用益权的，所有权人应将物移交于取得人，并由双方当事人对取得用益权达成协议……”《法国民法典》第581条规定；“用益权得就各种动产或不动产设立之。”同时《瑞士民法典》第745条规定；“对动产、土地、权利及财产，可设定用益权。”可见，上述先进国家之民法典皆已将动产作为用益物权之标的。
中国《物权法》传承并发展了这一法律传统。第117条规定；“用益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较之过去，新《物权法》顺应了现代立法趋势，在中国立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排除了对如野生动物等动产设立用益物权之法律障碍。
第二、野生动物驯养权之取得方式。驯养权是不是权利，是何性质之权利，是公法上的权利还是私法上之权利？从其产生看，可认为是公法权利，从其内容看，又具有私权之特征。具体而言，驯养权的产生需要有关机构的审批，应属于由公法行为产生，但这种产生方式并不必然使驯养权成为公法上之权利。“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包括法律权利的产生主要基于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事件和公法行为。”因此，公法行为也可以产生私法上之权利。同时，从权利之行使来看，驯养权在规定范围内，驯养权人有完全的自，不受行政权的干涉和支配，应是一种民事权利。驯养权人可以按合同规定从事驯养活动，不需要请求他人的协助，只是依照自己的意思行为，不受别人意志的干涉。对此，我们可以用资格来解释。驯养权人之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因为他有这样行动之资格，而资格在民法上就是权利能力。而民事权利能力是据以充当民事主体，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资格。“享有这一资格并不等于实际取得民事权利，能否在实际上享有民事权利，除必须具备权利能力外，还必须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或有其他法律事实，并最终取决于一定的物质条件。”由于中国的野生动物都属于国家所有，故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具有取得野生动物所有权的权利
能力。但驯养证的发放就是驯养资格的赋予，也是使国家以外的主体对驯养所得之物产生所有权的权利能力之取得。即驯养权亦是一种民事权利能力，在本质上属于行政机关许可从事驯养活动的资格，因此可以认定为一种行政许可的性质；同时其又具有财产属性，属于资源利用权中的取得权。
可见，在野生动物资源的许可中，作为民事关系的许可合同与作为行政关系的许可往往是竞合的。许可合同是国家作为野生动物资源的权利主体，有偿许可单位、个人用益野生动物资源，被许可人取得野生动物资源的用益权或者物的所有权。被许可人支付的野生动物资源补偿费是用益野生动物资源之对价，是对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人的补偿，也是民事许可合同关系的重要体现。行政许可是国家从保护和管理野生动物资源角度，对用益野生动物资源的单位、个人资质的审批。符合条件的，发给许可证，是用益野生动物资源的准入证。有了许可证，再通过民事许可合同，即可取得野生动物资源的用益权。这两种许可在现实中的交叉，随着法制的健全，有望逐步分离。
也正是基于上述事实，一些学者不认为像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权是用益物权。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上述权利的产生、行使或者消灭需要取得行政许可或者审批，公权力介入到私权领域，私权的纯洁性受到破坏，很难再说这些权利是私权还是公权。笔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事实上，我们谈论的各种权利都是法律上的权利，其产生、行使或者消灭都要依法进行，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行为规范，“法律的规定”可以说是一个更大意义上的公权力，因此，各种权利实际上都有公权力的介入，不能因此而成为否认一项权利是否是私权的理由，法律实践也验证了这一点。新《物权法》中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和行使同样需要经过行政审批，但没有人否认它是用益物权。
第三、野生动物保护观念。有人认为，在强调保护野生动物之今日，还在基本大法的物权法中规定野生动物驯养权，令人费解。笔者认为，用益物权作为物权之一种，着眼于财产之使用价值。在现代民法上。各国物权法贯彻效益原则，已经逐渐放弃了传统民法注重对物的实际支配、财产归属的做法，转而注重财产价值形态的支配和利用。两大法系有关财产的现代法律，都充分体现了以“利用”为中心的物权观念，已经被以物的“利用”为中心的现代物权观念所取代。作为以物的使用、收益为内容的用益物权，正是现代物权法以“利用”为中心的物权观念的主要载体。可以说，现代物权法的核心在于用益物权。野生动物是宝贵的自然资源，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是重要的工业原料、药物原料和食物资源。同时，野生动物也是培育新品种的源泉，在科学研究上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因此，国家采取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多种措施加强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但国家加强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并不排斥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依法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可见，保护和开发野生动物，不应该只是公法上的义务，还应该是私法上的权利。面对人类对野生动物的经济利用之需求日益扩大，我们可以通过人工饲养繁殖动物之途径来解决经济利用的需要。国家野生动物所有权不能通过简单维护而存在，必须通过驯养繁殖。在保护好野外资源的同时，鼓励人工驯养繁殖，走繁殖利用人工种群的路子，是世界各国共同之经验。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确定了“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的野生动物保护方针。有这样一组数据，让我们共同了解一下中国在拯救珍稀物种、野生动植物资源人工培育方面的状况：“到2004年底。全国已建各类型自然保护区2194个，总面积1.48亿公顷，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4.8％，共建立野生动物拯救繁育基地250多处，野生植物种质资源保育或基因保存中心400多处，已对珍稀濒危的200多种野生动物、上千种野生植物建立了稳定的人工种群，使相当一批极度珍稀濒危的物种在人工状况下免于灭绝，有的物种已成功回归大自然。就全国来说，经济类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单位2.45万家，野生动物园、动物园243个，2004年经营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不仅满足了社会需要，也缓解了野外资源保护之压力。
同时，野生动物的开发利用，间接地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机会，成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一大新型产业。“吉林省现有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7099家，几乎全部设立在农村养殖梅花鹿、马鹿、黑熊、雄鸡、林蛙等等，年总产值在25亿元以上，带动了一大批农民脱贫致富，甚至有的地方已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可见。在中国设立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用益物权制度，既具有法理依据，又具有事实依据。具体而言，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权是主体针对野生动物享有的权利，而野生动物在法律性质上属于“物”，因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权具有物权性。同时，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权是以野生动物的使用收益为目的，具有用益性。基于上述两个方而的分析，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权具有用益物权的特征。只是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权与一般用益物权具有绝对性和私权性不同，其受到较多的行政干预，但这并不能改变其用益物权之性质。
(二)制度之价值
面对中国目前野生动物资源之现状，为了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以及能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野生动物资源之需求。除了加强对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保护外，积极鼓励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不失为一个主动的、见效快的好方法。但就是这样一种对生态之保护如此重要的驯养繁殖活动，在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未有任何一部法律明确将其确认为驯养繁殖者的权利。《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条规定：“国家保护依法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第四条规定：“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科学研究和驯养繁殖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政府给予奖励。”由此可以看出，该法并未将驯养繁殖者的驯养活动权利化，这是由《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法律性质决定的。作为公法，其强调的是政府的行政管理与社会的公益，而不是单位及个人之权益。而驯养繁殖者从事驯养繁殖活动最根本之目的乃在于由此而获得利益，具有明显的私权性。因此，作为确认与保障权利之根本大法的物权法理应明确确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权，将其物权化，即在物权法中设立野生动物用益物权制度。
至于有学者认为，动产之种类繁多，且价值相对较低，如有需要，尽可买为己有，亦可依借贷或租赁之方式获得，而不必依赖用益物权。笔者认为，在中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用益物权的设定，将使得对野生动物的利用关系物权化，能更好地巩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并得对抗第三人，具有野生动物借用、租赁等债权制度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三、结语
保护野生动物的价值篇5
关键词：田野；文物；保护；探讨；对策
一、田野文物的概念
田野文物主要是指分布在地上、地下、水域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及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它是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田野文物，对传承城市乡村历史文脉，繁荣文化事业，建设经济文化强县具有重要意义。
二、田野文物面临的形势
田野文物分布广，数量多，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其中大多数散落在乡村田间。近年来，由于各级政府的重现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文物保护取得一定成效。但随着城乡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和逐步深化，田野文物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大，受破坏问题愈演愈烈，造成无法弥补的历史、文化缺失。一些不法分子受高额暴利驱动，文物犯罪呈多发势，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等文物犯罪活动猖獗。2012年，国家文物局接报文物案件143起，其中古遗址，古墓葬被盗掘案件91起，占63.6%，从发案率看，田野文物仍然是当前犯罪侵害的首发对象，破坏、盗掘古遗址、古墓葬、盗窃石刻，仍然是威胁文物安全的首要因素。鉴于此，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加强田野文物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文物督函[2010]1249号），要求“坚决遏制盗窃，盗掘古遗址，古墓葬和石窟、石刻案件高发态势，确保田野文物安全。”各省市也相继印发有关文件，田野文物安全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三、田野保护的对策
1、提高对文物价值的认识
什么是文物？它的价值有哪些，这些看似很平常的常识，却有不少人存在模糊认识。在城市、乡村认为文物是“古董”“古玩宝贝”的人不在少数，而且人们关切的是它值多少钱。一些电视鉴宝节目单从可移动文物的货币价值去宣传，导致人们对文物的种类和价值的理解认识失之偏颇和不全面。拍卖文物的过程更让人们关注的是其币值。盗窃地上、地下文物者，也就是看中了这些“宝贝”值钱才不惜一切代价。基于这种意识，一些不法分子把盗窃文物当成了发财的门路，于是乎，文物被肆意损毁，疯狂盗掘才屡禁不止。
文物是人类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在传承民族文化、联结民族情感、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人类共同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觉得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根，一个社会不能没有乡愁，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不把文物当作是祖辈留下的根脉去传承，那么这个民族是可悲的。
中央城镇工作会议提出，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让居民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2014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强调了这个信息。笔者认为，要保护好文物，一是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要在思想认识层面上高度重视文物工作，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二是要创新宣传手段，在城乡广泛宣传文物知识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使文物真正走进人们的生产、生活，努力使保护文物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营造“人人关心文物、全民保护文物”的良好社会氛围。
2、加强文物法律法规的理解力和执行力
我国现行有效专门的文物保护规范性文件包括了文物法1部，规范性文件1项，行政法规5项，法律性文件1项，部门规章24项、部门规范性文件114项、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地方规范性文件等总数超过430项。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表明了我国文物保护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为文物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律保障。当前面对人为破坏文物情况日趋严重的形势，需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加强对现有文物法律法规的理解和执行力度。在这方面各地都有很好的经验。山东省青州市全面推进联合打击文物违法犯罪工作，公安局和文物局相互支持密切配合，联合行动，查获多起文物犯罪案件，抓获犯罪人员多名，有力地打击了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认真贯彻《文物法》和各项政策、法规，落实文物保护“五纳入”要求，妥善处理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文物保护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绩，被评为“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我县文物管理所在一古墓的保护过程中，加强和公安、村委的配合，盗墓贼二次盗掘古墓，二次被发现并抓获4个作案犯罪人，阻止了盗掘犯罪行为，保护了古墓的安全。田野文物保护的经验证明，法律、法规有个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过程，在基层就要不等不靠根据实际情况，加强部门间的协调，在法律法规的理解和执行力上下足功夫，做出成效。
3、建立有效的文物安全网络（下转第93页）（上接第91页）
田野文物安全的关键是将保护措施落到实处。田野文物点多，面广、线长，仅靠文物管理部门是难凑效的，建立文物保护网络势在必行。一是要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落实镇、办政府部门的保护管理职责，夯实安全基础。二是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设立专职保护机构或安全责任人并成立保护小组。三是与公安、国土、建设、规划等部门建立常设联络机制，全面掌控全县文物的生存环境。四是文物管理部门要经常分析了解全县基本建设形势，对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丰富区进行定期不定期巡查，对重点区域实行重点管控。五是要积极争取文物应有的职权和地位，按照文物保护、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两利”方针，使建设用地、选址动土纳入文物调查勘探审批，范畴，把文物保护前置，预防用地文物安全问题。
田野文物保护是一项长远工作和系统工程，与当前日趋严峻的安全工作形势相比较，仍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向先进单位学习，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不懈努力，完成好保护田野文物的艰巨任务，让文化遗产惠及人民群众，让文化根脉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1]京文.北京：城乡建设热中的地下文物保护对策.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3，2.
保护野生动物的价值篇6
一、田野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田野文物就是指那不可移动并且分布地在住宅区之外的古文物,像古建筑、古石刻、古石窟、古壁画等。由于分布的地形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不同,导致田野文物的保护工作非常困难,其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1.分布广、数量多
田野文物分布无规则是田野文物的特点之一,因此为管理保护工作造成了巨大困难。例如:近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民勤县进行文物保护工作的单位就有192余处,而在录不可移动文物多处,并且大多数都存在于野外,因此,文物保护工作非常艰难。
2.保护经费不充足
在我国文物保护工作中,除了部级与省级的文物能够得到相应的保护经费,市县级以下的田野文物保护单位很少能够争取到保护所需经费,因此文物保护工作难以顺利开展。缺少经济上的基础,很多田野文物保护区没有进行专人管制,没有看护房,更不要说监控管理的设备了。
3.文物收藏热致使保护工作更加艰难
受到经济发展和国内外的文物市场行情变迁等影响,造成文物价值急剧上升,人们对于文物所具有的经济价值认识越来越全面,在暴利的驱使下,很多人跳出道德底线,铤而走险,实施田野文物盗窃行为。
4.执法力量偏弱
很多地区在文物保护管理方面缺少人力资源,缺少专业的对文物保护进行执法的队伍,再加之上级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政府布置下的任务繁重,导致地方单位无法分心于正常的保护巡查工作上。部分部门甚至没有配备巡查车辆,对巡查力度和效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5.少数地方政府对于文物价值和文物保护法规不够重视
为了加快城市规划或项城建设,少数地区政府无视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公然实施破坏行为,兴建房地产和规划所需设施,造成田野文物损失严重,遭到不可修复性破坏,为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严重影响。
二、对田野文物保护工作提出的几点建议
1.加强建设文物保护工作的执法队伍
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过程中执法队伍的建设一定要重视起来,加强对执法工作者的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加强保护工作的巡查力度,配备巡查车辆,为执法提供设备上的方便,有效的震慑文物盗窃分子。
2.加强对于文物保护意识和文物价值的宣传,防止各媒体上歪曲性的报道
现阶段多种文物鉴定节目、鉴宝报道频频出现天价文物,拍卖会上千万的成交价格也是屡见不鲜,这对于文物盗窃分子的诱惑是非常大的,导致他们将田野文物确定为盗窃目标,屡屡发生文物失窃案件。因此,加强文物价值上的正面报道与宣传,提高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具体措施如下:
(1)通过考古工作,提高宣传力度。例如:在进行正常的考古工作过程中,对于考古所在区域的百姓进行文物保护宣传,提高百姓的法律意识,并道明盗窃文物受到法律制裁的后果。同时可以召开考古成果的会,利用各种媒体为大众贯彻文物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了解文物对古老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知道其是一个国家文化底蕴的一部分,主动地配合考古人员进行文物挖掘工作。
(2)通过与文物相关的节日进行文物保护宣传。在举办文化遗产日的同时,大力宣传文物保护工作,并将在考古方面取得的成果通过展览的方式展现出来,加强对文物文化底蕴的渲染,使人们通过文物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与辉煌,进而提高他们的荣誉感,提高民众保护意识,通过这样的办法降低文物盗窃行为的发生。
(3)通过网络、媒体、新闻宣传文物保护的重要性。网络是现今传递消息最快、传播范围最广的手段。利用网络对文物保护进行宣传,对于全民普及保护意识,提高文物保护在民众心目当中的重要性是非常有必要的。再辅助于新闻媒体这样比较正规的节目进行宣传,加大对文物盗窃行为打击力度的宣传,让所有人都知道盗窃文物受到法律制裁的严重性。提高文物保护在民众心中的地位。
田野文物的保护工作是艰难的、是枯燥的、是长久地。为了古老的文化传承,每一个人都应该把文化保护当做自己的责任。而文物保护的管理工作人员也应该提高警觉性,加强管理监察工作,不断的完善保护手段和巡查措施,有利地从宣传和准备工作上震慑和打击盗窃者的犯罪心理,提高田野文物的保护效率,尽最大努力去延续田野文物遗产的生命。
参考文献:
[1]袁保明.基层田野文物保护初探[J].才智,2011(20).
[2]包明君.对当前我国田野文保护的思考[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0(4).
保护野生动物的价值篇7
关键词: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动物保护;生态安全
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与作用。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野生动物资源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广为人知。在利用与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过程中，诸多国家都采用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这一重要手段，试图通过驯养繁殖实现野生动物资源的循环利用与合理保护，并通过立法形式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制度进行专门确定。我国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拥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尤其是通过驯养繁殖方式拯救的濒危、珍贵野生动物日益增多，为世界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进行立法，并初步构建起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体系与基本的法律制度。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变化，这一系列基本法律制度与法律体系的缺陷也愈来愈明显，已经无法满足新时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需要。
1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的立法现状
1．1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立法历程
我国早在1950年就颁布了《稀有生物保护办法》，至此拉开了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立法工作的序幕;1962年，我国出台了《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之后相继出台了《森林与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办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规范，使得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逐步进入到法制化与规范化的发展轨道［1］。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包括宪法、国际条约、刑法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法等诸多法律在内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体系。
1．2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经营管理
我国颁布的《许可证管理办法》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活动进行了明确规定，比如明确要求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出售等行为，必须接受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相关管理部门的检查与监督;必须完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统计报表与档案，并要对终止或者变更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经营管理活动予以及时注销登记或者变更等;同时我国在《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也明确要求:引进其他直辖市、自治区、省或者国外的野生动物实行驯养繁殖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用科学合理的措施预防动物逃到野外;对需要放生到野外的野生动物，负责放生的具体单位必须向当地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过省级主管部门指定的野生动物科研机构的严格科学论证之后，获取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私自将引进的外部野生动物投放于野外，或者因管理不到位等问题致使其逃生到野外的，则必须由主管部门限期责令涉事单位或个人将其捕回或者采用其他途径予以补救。
1．3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法律制度
伴随着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立法工作的不断推进，我国已逐步构建起了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为核心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体系。这一系列法律法规为我国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活动确立了指导方针与基本路线，确立了有关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活动的基本法律制度。纵观我国现行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体系，主要包括资源产权法律制度、行政管理法律制度、驯养繁殖许可证法律制度、狩猎法律制度、保护管理费用征收法律制度、经营法律制度以及野生动物防疫法律制度等［2］。
2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2．1野生动物的生态安全法律不够完善
我国现行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并未对驯养繁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生态安全问题予以明确规定，这种不够健全的法律法规，极容易引发如野生动物基因研究操作过程中的安全问题;还易导致放生或者引种等诸多活动出现不良后果，比如动物园中的稀有动物在得到有效保护的过程中，也丧失了野生动物应有的野性，特别是近亲繁殖导致动物基因的逐步退化［3］;另外，我国缺乏健全的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所的“硬环境”与“软环境”的法律规定，致使相当一部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场所根本达不到生态安全的标准与要求，甚至部分野生动物连基本的生存需求都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2．2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不够明确
当前我国针对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还未形成统一认识，我国当前实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并未对野生动物的定义进行明确规定，只是笼统地划分为濒危的、珍贵的以及具有经济与科研价值的野生动物，对于在野外出生还是在野外生存等细节部分并未作出明确定义。通常所指的野生动物涵义主要包括广义与狭义两种:从广义视角去看，人们认为野生动物主要是指一切无脊椎野生动物和脊椎野生动物;从狭义视角去看，人们认为野生动物是指野生的哺乳动物与野生的鸟类。由于对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不够明确，致使诸多执法活动无法可依，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规范化与有序化发展。
2．3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保护力度不够
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是实现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健康发展的必经路径，诸如要想有效保护华南虎，就必须确保其正常活动所需的50～100km2的栖息活动区域处于良性状态，生态安全的食物链与生物链是华南虎健康生存的基础。然而，近年来我国野生动物栖息地受到破坏的程度愈来愈严重，部分专家指出我国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就是人们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过度开发与利用，例如对森林、湿地、湖泊等生态资源的肆意破坏，导致野生动物的栖息场所与生存空间日益恶化，使得可供野生动物正常生存与活动的区域逐年减少。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力度不够，会直接造成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影响［4］。
3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的完善路径
3．1拓展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保护范围
将我国当前的野生动物等级保护制度转变为普遍保护制度，并辅之以特殊野生动物保护制度与不保护野生动物公布制度。其中，普遍保护制度就是在国家所有权的基础上实行的普遍保护制度，即对野生动物实施国家所有制，将野生动物纳入到国家的法律保护范围内［5］。当前我国对非重点野生动物保护的所有权还不够明确，如《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指出野生动物资源归属国家所有，但此处所指的野生动物只包括濒危、珍贵以及具有一定科研或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种类，并非是指所有的野生动物，这就造成部分野生动物的所有权不清晰，导致其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因此，通过制订所有权保护制度将所有野生动物都纳入到国家的所有权范围内，确保所有野生动物都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特殊保护制度是指在普遍保护制度的基础上，依据野生动物的栖息区域面积、开发利用程度、种群数量等对其濒危状态进行确定，然后将处于濒危状态的物种纳入到刑法的保护范畴;不保护野生动物公布制度，指的则是在实施普遍保护制度的同时，采用科学论证方式确定苍蝇、蟑螂、鼠类等有害野生物种，包括部分繁殖过量、过快或者对生物链构成破坏的物种，并对这些物种名单进行公示，然后通过捕杀或者组织迁徙的方法进行控制，以此保障生物链的可持续健康运转。
3．2严格限制外来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
“相生相克”是生态学的基本规律之一，即外来物种的引进会对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虽然我国对外来物种对生态平衡方面的影响早有认知，但当前依然没有确实高效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预防或引导。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的外来物种已达到100余种，甚至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构成了自然种群，比如福寿螺、凤眼莲、豚草等［6］，每年给国家带来的损失高达500多亿元。当前我国涉及外来物种方面的法律规范包括《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与《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其中《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针对外来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作出了相关规定，但这一系列规定只对引进的重点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发挥作用，这是由于只有引进来的重点野生动物才能根据国家的法定程序进行驯养繁殖，即只有凭借驯养繁殖许可证才能到国家指定的收购点出售;而对于引进的非重点野生动物，不论是活体还是成熟产品都可在市场上随意出售，增加了外来野生动物逃到野外的可能性。因此，对外来野生动物的引进必须进行严格限制，尤其是要加大力度控制外来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活动，最大程度建立健全针对所有外来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法律规范，从根源上预防外来物种对我国生态系统的破坏。
3．3加快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生态安全立法
我国目前依然处于生态安全立法的起步阶段，尚无经全国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相关法律，法律法规效力偏低。然而，由于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过程所牵涉到的生态安全问题较多，加之其本身较强的变动性特征，使得生态安全立法成为当前的重中之重。具体应从以下几点着手:一是完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过程中的生态安全防范法律体系。以野生动物遗传保护为核心，对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以及销售等过程进行法律规范，构建健全的“野生动物遗传谱系”管理档案，推动野生动物的研究、保护与开发。二是完善部门协调机制，提高不同部门之间的联合作战能力。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过程通常会涉及到多个管理部门，因而明确划分各个部门的职能与责任，完善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强化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联动能力至关重要。三是搭建信息公布与预警机制平台。提高对野生动物知识的宣传教育与普及力度，强化公众的参与积极性，做到及时公布野生动物安全事件，提升应急处理的能力与水平，将各种野生动物驯养繁殖问题的发生概率降到最低［7］。总而言之，建立健全我国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完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体系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更是我国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必然结果。当前我国亟需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实施专项立法，通过法律形式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活动进行规范，确保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管理者与主体方之间的行为合法有序，推动人们保护与利用野生动物资源，提高相关部门监督与管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水平。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的构建，奠定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坚实根基，促进了野生动物由野外生存繁殖向人工驯养繁殖的转变，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动物资源的丰富化与多样化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研究是实现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治建设的必经途径，更是促进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工作全面开展的根基与前提。因此，大力推动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法律制度建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侯富儒．世界濒危野生动物———虎国际保护的个案分析:纪念中国加入《濒危野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20周年［J］．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6):47－49．
［2］杨锡涛，周学红，张伟．基于熵值法的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J］．生态学报，2012，32(22):7230－7238．
［3］陈文汇，刘俊昌，温亚利．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经营利用产业化的认识与思考［J］．林业经济问题，2006(1):18－21，43．
［4］张侠，尚建平，赵德义，等．基于熵值法的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以石家庄市为例［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9(4):33－35．
［5］崔木花．基于情景分析法的循环经济规划研究:以安徽能源循环经济规划为例［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147－151．
［6］余明江．我国农村反贫困机制的构建:基于“政府—市场”双导向视角的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9(5):5－10，41．
保护野生动物的价值篇8
新疆216国道俨然成为普氏野马的“死亡线”。从2007年8月至今，已有五匹野马倒在滚滚车轮之下。此外，被撞死的野生动物名单中还有野驴，鹅喉羚等。据介绍，这些野生动物频繁穿越216国道，主要是为寻找水源。
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是全国第三、新疆第二大自然保护区，2001年8月，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地球上唯一还存活的野生马、“比大熊猫还要珍贵的动物”――普氏野马在这里首批野放。
据当地的负责人介绍，从6月至今，卡拉麦里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只下了两场雨。这让放养的野马不得不穿越216国道寻找新的饮水点，而216国道上的车辆速度很快，司机们见到野生动物通过公路时不鸣笛、不减速，这给野生动物穿越公路带来很大安全隐患。
声音
我知道野马是保护动物，但不知道有多重要。现在才知道撞死野马不是几百块钱的事情。我们觉得有关管理部门应该给我们司机发放关于重要野生动物的宣传单，其中包括价值、意义和伤害它所要付出的代价等，既然是珍贵的野生动物，最好有野生动物的通道，适当地增加一些围栏。
――杨富宏，50岁，陕西人，肇事司机
根据《捕捉，猎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标准》的相关规定，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普氏野马，每匹的资源管理费是6万元，那它的实际赔偿价值就是81万元(资源管理费+资源管理费×资源管理费的赔偿倍数)。
――《都市消费晨报》
各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监视，监测环境对野生动物的影响。由于环境不妥对野生动物造成危害时，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评论
216国道白南向北贯穿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是连接阿勒泰和巴仑台的交通要道，也是新疆的经济命脉。新疆又以其独特的自然气候条件，孕育着许多稀有物种。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如何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如何使现代文明与古老文明共存?不仅是新疆自身发展的问题，也是当今时代和整个人类共同的命题。
普民野马的悲剧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只有政府措施得当，全民提高意识，保护野生动物的相关知识得到普及，古老物种才有可能成为“活化石”。
启示一：悬赏缉凶
保护野生动物的价值篇9
关键词：浑河源；资源；保护价值
中图分类号：X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06-0110-02
1引言
辽宁浑河源自然保护区成立于2003年9月，目的是为加强对自然生态环境及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保护区总面积18931.4hm2，其中林业用地18512.9hm2，在林业用地面积中有林地面积17427.8hm2，占土地总面积的94.2%；灌木林地面积168.6hm2，未成林和封育未成林地面积441.9hm2，宜林地面积430.5hm2，苗圃地面积1.3hm2，林业生产辅助用地面积31.4hm2，非林业用地面积418.5hm2，主要包括耕地、道路、水域和居民地等其他面积，森林覆盖率92.1%。
2资源现状
浑河源保护区地处老龙岗北坡，浑河源头区，是辽宁东部林区的核心区域的一部分，保持了很大的资源优势和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区林分面积17427.8hm2，林分蓄积109万m3。保护区森林以天然次生林为主，其次是人工林。
总体来说，辽宁是个过伐林区，一般认为辽宁已经没有原始森林。但可贵的是在保护区综合考察中发现在大苏河林场大湖上部一老龙岗北坡尚有原始林的存在，虽然只有175.0hm2的面积，但显得异常的珍贵。保护区主要树种有蒙古栎、色木槭、千金榆，植被、土壤、森林生境都有明显的原始林立地条件的特征；动物资源亦非常丰富，有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珍稀濒危动物。如：猞猁、鸳鸯、苍鹰、秃鹫、猎隼、黑熊、野猪、狼、狐狸、狍子、难鸡等。
3自然生态质量评价
浑河源保护区由于生态稳定，环境良好，不仅有生物多样性特征而且具有生态多样性特征，是生物多样性的自然基因库。保护区资源总体有如下一些特点：
（1）森林植被群落逆生演替被遏止，向顶极群落的恢复性演替进程明显，林内自然更新进程加快。
（2）保护区植被密度大，防护能力强，土壤肥厚，雨水调和，区内已经没有明显的冲刷和水土流失，湾甸子林场森林覆被率已达92.5%；大苏河林场森林覆被率已达98.3%，生态环境良好。
（3）森林植被类型结构完整。
（4）龙岗山上部尚有部分原始林，其原生型森林植被和森林生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保护价值。
3.1土地资源分析
就总体而言，保护区是一个过度开发的林区，所以保护区下部出现国有林地和集体林地交错，农林相嵌的平面分布。保护区西部大苏河乡和东部湾甸子镇都分布有集体土地，总面积占50.7%。由于保护区地处河源区，森林植被覆被率高，生态环境、水源涵养条件好，所以此区土壤条件好，有机质和微量元素含量很高。此区土地除用以培育森林资源外，林下资源培育有很广阔的发展前景，土地资源丰富，发展前景广阔。
3.2森林资源分析
保护区的森林资源由于权属、生态环境，过往经营等情况，出现如下特点：
（1）森林覆被率高。保护区总森林覆被率为92.5%，上部森林覆被率则达95.0%，尤其西部大苏河林场的大湖地区，森林覆被率则达98.3%。
（2）人工林比重大。本区无论是国有林，还是集体林，都已形成过伐状态，因此，人工林比重较大，已占总面积的25.8%，蓄积已占24.5%，尤其东部湾甸子林场，人工林比重更大。森林群落结构落趋向单一，因此导致物种减少，防护功能下降。
（3）大部天然林己是过熟林，实际上天然林中已无可采资源。
（4）④老龙岗下尚有很小一部分原始林，显得十分珍贵。
（5）过度开垦已使居民深入林区腹地，对森林资源和环境构成直接威胁。
3.3野生动植物资源分析
据统计，保护区内共有高等维管束植物3门116科462属1066种，有国家明文规定的保护植物12科21属28种。区域共有陆生野生脊椎动物22目53科176种，其中兽类有6目15科32种，鸟类有11目30科124种，爬行动物有3目3科11种，两栖动物2目5科9种。有国家二级以上重点保护动物29种，省级重点保护动物47种。
保护区野生动植物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呈现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多样性。野生动植物资源是构成保护区物种基因库的物质条件，也是未来保护区和东部山区生态经济发展的种源基地，但由于过度采伐，有些物种已成珍稀和濒危，或者说在渐渐消失。因此，保护区维持物种的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多样性是十分重要的。
3.4景观资源分析
保护区的景观资源既充满大自然的深遂和野趣，又具有山峦迭障的大势和水活林秀的灵气。河源地理和原始林都是很吸引人的地方，将来不论是对于科考、教学实习，还是观光游览都具有一定的价值。人们生活越是现代化，越是向往回归自然，因此，保护区环境和景观具有长期和重要的价值。
3.5日本侵华盗伐的森林遗址
日本侵华后，在辽东地区大量的盗伐森林资源，尤其在抚顺地区更甚。但这方面的遗址不是被忽略就是很难考证。此次考察过程中遗址在老龙岗下发现并证明，是一处有重要价值的被盗伐的原始森林的遗址。
3.6水资源分析
浑河源保护区由于森林涵养所至，地表水资源很丰富，浑河的东西两河源都是溪水长流，终年不断。同时由于本区大环境良好，没有污染，所以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都很好，是难得的纯净水，具有重要的资源价值。
浑河源地区是辽宁东部四水之源，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因而构成浑河上游的生态屏障。保护区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浑河水系流入大伙房水库的水量，占大伙房水库总容积的52.0%，可见浑河源地区的生态意义和重要性。
4效益分析评价
4.1保护区经济效益评价
浑河源保护区不仅有巨大的可比的货币经济价值，而且具有潜在不可估量的生态价值和社会效益，概括评价如下：
（1）保护区的森林蓄积已达192万m3，直接货币值达10亿元。
（2）据20世纪90年代初野生经济植物资源调查，山野菜、中草药储量按现行出口市场价格，其货币价值可达1亿元。
（3）有大量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估算价值达1亿元。
（4）保护区景观资源十分丰富，品位也很高。如森林景观、地貌景观、河源景观、森林环境、人文景观（抗联根据地），利用这些景观和环境开展生态旅游，预估年收入可达100万元。
（5）以现行种、养殖业效益估算，利用保护区的种源和生态环境发展种植和养殖业，预计每年收益可达200万元。
（6）保护区是浑河流域主要水源区，据测算年涵养水源价值1000万元。
4.2社会生态效益
保护区是浑河水系中一处重要河源区，有明显的水土保持和河源区的调控作用。保护区有良好的生态，健全的食物链和稳定的森林生境，是一处典型的自然生态区域。原始林是辽宁已经极为少见的原生型森林植被群落和生境。保护区具有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保护区是一处很典型，很有价值的物种基因库和种源基地。保护区有大面积人工林，是人工更新的典型区域，具有实际的研究价值。保护区是一座巨大的天然物种基因库，其物种遗传价值和意义是无法估量的。保护区的生物物种资源、科研成果和管理经验，将对保护区周边乃至抚顺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实际的支持和牵动作用。它可以成为一处生物工程基地，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从而产生长远的社会经济效益。
保护野生动物的价值篇10
一、西安市水生野生动物资源现状
1.水生野生动物资源基本情况西安市境内有水生野生动物26种，其中鱼类21种、两栖类3种、爬行类1种、哺乳类1种。目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名录》（下称《名录》)的属二级保护动物的有水獭、大鲵和秦岭细鳞鲑等，列入《陕西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保护动物有太白山溪鲵、秦巴拟小鲵和中华鳖等。为保护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及其生态环境，西安市先后建立了黑河珍稀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黑河多鳞铲颌鱼部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辋川河特有鱼类部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与救护情况2002年，西安市渔业部门组织有关专家成立了“大鲵生态繁育及种苗培育研究”课题组，在周至县就峪大鲵驯养繁殖基地修建大鲵仿生态养殖池，对大鲵驯养、亲鲵培育、人工催情、自然产卵、人工孵化、幼鲵培育及大鲵常见病防治等环节进行了专题研究，开创了秦岭北麓人工繁育大鲵的先例。该课题被西安市政府授予2007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后，西安相继建起了陕西梦园大鲵有限公司和西安康雁星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7家大鲵驯养繁殖场，繁育大鲵苗种逾5万尾。2009年以来，市渔政部门先后查处非法运输、销售、驯养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案件50余起，登记保存没收大鲵近100尾、秦巴北鲵307尾，没收玳瑁和绿海龟10余只、鳄鱼10余尾，还救护大鲵和秦岭细鳞鲑逾1000尾，报请公安部门依法刑拘近10人，认真履行了法定职责，对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实施了有效保护和救护。
二、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1.现行法律法规已相对滞后，不适应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要求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下称《保护法》）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制定的，虽于2004年对第26条第2款作了修改，但许多方面已不适应当前实际情况，对新时期出现的许多新问题也没有相应的规定，使有关规范管理工作难以推行，清理整顿常常难以达到预期成效。与此同时，《保护法》的配套法规、规章的修订和制定工作也相对滞后。（1）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保护范围小，监管乏力。《名录》自1988年颁布以来，未作任何调整和修改。2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状况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濒危物种数量不断增加，濒危程度也不断加剧，《名录》已不适应当前形势下我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需要。据专家估计，目前我国处于濒危状态的水生野生动物达400多种，相当于现在《名录》中水生野生动物数量的4倍，形势非常严峻！如秦巴拟小鲵和山溪鲵等陕西省省级保护动物，有很高的科学、文化和经济价值，但由于非法捕捞和生态环境破坏等原因濒临灭绝。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因这些保护动物及其产品既不是国家重点保护品种，又没有相应价值标准，导致处罚力度较轻，对违法分子根本起不到震慑和惩戒作用。这样既挫伤了渔政执法人员的积极性，又使违法分子逍遥法外，结果是违法行为更加猖獗，资源受破坏程度更加严重。（2）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体制不健全，导致监管漏洞。野生动物保护是集技术与行政措施为一体的专业执法行为，其行政行为是以法律为准绳和以专业技术措施为依托的，工作人员应当以熟悉法律法规的野生动物管理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体。而作为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在流通环节监管主体的工商部门，却缺少熟悉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野生动物管理专业技术人员。与之相反，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在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流通环节执法权却受到限制。“有权管却无力管，有力管却无权管”的管理体制，明显不利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
2.水生野生动物生存环境恶化，资源量锐减（1）水域污染日趋严重，水生野生动物的生活空间减少。西安自古有八水绕长安的美誉。而目前，除干旱少雨，河水减少外，因工业与生活污染使多条河流受到不同程度污染，使水生野生动物的生活空间减少，遭受直接伤害的危险与日俱增，甚至造成毁灭性的破坏。（2）水利水电设施的兴建，对水生野生动物的生活、生态习性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秦岭黑河上游兴建多个水电站，直接造成了河流大面积断流，将大鲵、秦岭细鳞鲑等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限制在极其有限水域空间内，索饵场和越冬场遭到挤压或者破坏，还增加了被非法捕捞和猎杀几率；对这些动物的洄游通道也形成破坏，使集群产卵受到制约。陕西珍稀鱼类贝氏哲罗鲑原在西安境内的秦岭山区有一定产量，现已经濒临灭绝。
3.经费投入有限，基础性研究工作严重滞后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实施科学、有效的管理，必须建立在对水生野生动物的生态习性、资源分布以及受环境条件变迁影响的程度等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经费投入受限等原因，这方面工作还做得很不够。
4.违法行为趋于隐蔽，监管难度大（1）非法运输更加隐蔽。非法运输水生野生保护动物一般选择汽车和飞机运输。汽车运输时，水生野生保护动物经水果箱类包装箱伪装后由私家车直接运送至餐饮场所或与一般水产品同样包装并混杂其中后由专线货车运送至水产品市场外再经小车运送至餐饮场所。空运时，水生野生保护动物与名贵海鲜被同样封装并混杂其中运输，收货人常常并非真正货主，而提货人则可能是受雇于货主、与被偷运的水生野生保护动物没有任何关系的第三人。上述情况在未得到可靠线索情况下，很难查处。（2）非法经营加工手法越来越隐蔽。水生野生保护动物消费市场的高额利润刺激经营者不惜铤而走险，在与渔政执法人员的长期较量中，其经营手法越来越隐蔽。最初，经营者将水生野生保护动物放养在餐饮大厅鱼缸里公开让食客挑选，甚至打出广告招揽食客；后来，将水生野生保护动物藏到店内上锁的储藏间、暗室水族箱里；再后来，水生野生保护动物被藏到店外，只在菜单上写出野生动物的菜名，须是熟人或经熟人介绍方可消费。经营者往往经营了数十次，才有可能被查处一次，执法难度可想而知。
三、加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对策及建议
1.加强法制建设，加大执法力度一是对野生动物保护有关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建议对管理权归属问题做出修改，增加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在野生保护动物及其产品流通环节的监管权；对法律责任部分做出相应修改，增加对违法运输野生保护动物承运人的处罚条款。二是扩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国家有关部门在资源调查、摸清底细以及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制订新的专门的《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并建立起《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更新机制，把这种更新机制纳入到法律的规定中去，纳入到生物多样性常规管理中去，以不断加大对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力度。国家有关部门分别及时对新的国家、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价值进行论证和确定，使相应行政、刑事处罚有据可循。三是出台禁渔措施。保护区建设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但要建设好还需要一定过程。相对而言，在水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情况下，设立禁渔区和禁渔期等不失为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一种行政成本低且简单有效的措施。就西安市目前情况而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在有关河流设立禁渔区，使公安机关能介入部分非法捕捞案件，以对非法捕捞和销售等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态势。
2.明确各职能部门的权限与职责，提高保护管理水平一是从法律法规层面进一步明确不同职能部门的管理权限与职责，划清管理界限，避免各行政管理部门在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出现交叉管理、重复管理的现象。二是各渔业部门应配备专职干部，负责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各相关职能部门应将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法定职能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和人员，做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三是加强执法人员培训，掌握水生野生动物基本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提高执法水平。
3.加强栖息地环境的保护管理，加大对水域环境污染的处罚力度一是保护水域环境，减少水污染。水域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水生野生动物的生长及生存。对重要渔业水域环境应进行经常性的调查监测监视，积极协调环保等有关部门加强污染治理工作，对污染物排放进行总量控制，对违法排污造成渔业水域污染的肇事方要从严从重处理。二是完善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与资源补偿修复制度。对包括采矿、挖沙、采石和水利水电等工程在内的建设项目，应坚持统筹协调的原则，处理好资源养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做到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工程建设项目应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批准或核准相关环境影响报告书之前，应征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建立工程建设项目资源与生态补偿机制，减少工程建设的负面影响，确保遭受破坏的资源和生态得到相应补偿和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