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诈骗的标准篇1
论文关键词金融犯罪金融诈骗刑法分类分类标准独立成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的完善，与市场经济紧密相关的新型犯罪也不断的出现。发生在金融领域的一系列新型犯罪，更是让行政犯更多的纳入到刑法视角。金融犯罪是发生在金融业务活动领域中的，违反金融管理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危害国家有关货币、银行、信贷、票据、外汇、保险、证券、期货等金融管理制度，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情节严重，依照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金融犯罪是一类罪名，其侵犯的客体均为国家对金融业的管理秩序。我国刑法对这一类犯罪在罪名归类上，放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下。为了区别发生在金融领域诈骗行为与传统意义上诈骗罪相区别，我国刑法将金融领域的八种诈骗行为独立成节，放在第三章之下第五节“金融诈骗罪”。如此分类造成了同属于第三章的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两节侵犯的客体相同，使我国现行刑法在分类标准上采取了犯罪客体和犯罪行为两套标准，造成了分类标准的混乱。
一、我国刑法罪名分类的主要标准
纵观我国刑法整体分类格局，主要依照400余种犯罪侵犯的同类客体的不同进行类罪名的划分，再按照每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为排列顺序。每一类犯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都反映了这一类犯罪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一类社会关系破坏的共性。从犯罪客体的角度对罪名进行划分，是建立在每一种犯罪成立必要的客体要件之上的。
具体而言，我国刑法分则根据具体犯罪侵犯的客体不同，把犯罪分为十大类，按照每一大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排序，我国刑法分则分为十章，其中第三章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又下分为八节，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下分为九节。每一章类罪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清晰的，十大类犯罪客体的共同的上位概念不再是具体的某类犯罪客体，而直接是犯罪客体。但是同一章之下的每节犯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它们的上位概念则是该章犯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因此，每节犯罪虽然有所区别，但是却又统一在每章类罪之下。节与节之间的类罪名，应具有差异性，又具有统一性。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下分出九节，每一节之间仍然是按照犯罪客体的不同进行划分，每一节的类客体之间都是不同的。每一节的排序仍然是按照社会危害性大小进行。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下的分节，除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之外，是按照传统的分类标准按照犯罪客体进行，并按照社会危害性来排序的。
二、我国对金融犯罪分类的标准
虽然我国刑法从总体而言是客体分类法，但基于金融犯罪单独成节，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此有不同观点：
（一）客体分类法
主张客体分类法的理论认为金融犯罪应和我国其他犯罪一样，秉持客体分类方法。八中金融诈骗行为不过是破坏金融秩序诸多行为中的表现方式。因此，没有必要将其独立成节。
（二）行为分类法
所谓行为分类法是指在刑法分则中，以犯罪行为的某种特征为根据，对金融犯罪进行分类和排列的方法。有的学者从金融行为方式的角度进行分类，将金融犯罪分为诈骗型金融犯罪、伪造型金融犯罪、利用便利型金融犯罪、规避型金融犯罪。
（三）混合分类法
所谓混合分类法是指，既以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又以犯罪行为的某种特征作为金融犯罪的分类根据。这种分类方法也是我国现行刑法所采用的方式。
虽然我国现行刑法在金融犯罪中采用了混合分类法，但是从合理性的角度而言，金融诈骗只有八个罪名，以八个罪名独立成节的分类标准去打乱其余400余个罪名以客体为分类标准的格局，未免有点因小失大。其他罪名以客体分类，从体系到结构，都非常严谨。对于金融诈骗的分类，应然和实然显然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三、金融诈骗罪独立成节对传统分类的突破之处
金融诈骗罪是位于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五节，从犯罪客体角度而言，其与同一章下的第四届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犯罪客体并没有区别，因此两节类罪的犯罪客体是相同的，这是与其他章节分节的标准不同的。
从立法背景而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对传统刑法的冲击是十分巨大的。单纯依靠传统理论中诈骗罪的相关规定去打击金融领域中的诈骗行为已经力不从心。因此立法者才会考虑将八种金融犯罪从第五章侵犯财产犯罪中的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独立成罪，并根据这些罪名都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放在第三章下。如此安排，立法者面对的难题是，这八个罪名如何放置才是合适的。由于这八种金融诈骗行为都是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因此都具有诈骗罪的基本行为特征，即“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于是立法者并没有考虑我国刑法每节类罪也是按照犯罪客体进行划分，而草率的将具有同样行为特征的金融诈骗最为第五节放在了第三章下。这种划分，让第五节金融诈骗与同一章下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在区分标准上无法适用犯罪客体，而只能根据行为特征来区分。
因此，我国刑法将金融诈骗罪单独分节，主要是考虑金融诈骗与其他金融犯罪在行为方式上非常不同，而金融诈骗一节中，均是以诈骗的手段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但是如果将行为方式的特点同时引进罪名分类标准，则可以大胆假设，所有诈骗类的犯罪都可以归于一个章节，这将完全打破我国刑法的罪名分类，而将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与第三章等章节中的罪名重新组合，这无异于将所有的罪名重新排序。因此，将行为特点作为分类标准是与我国刑法以犯罪客体为标准不相融的一种标准，这两个标准不能同时并存。
四、金融诈骗独立成节的利弊
（一）金融诈骗独立成节片面的益处
在不考虑金融诈骗独立成节造成分类标准混乱的前提下，金融诈骗独立成节，可以说是一项突破和创新。金融诈骗属于新型犯罪，对传统刑法的冲击很大，在此背景下，对金融诈骗独立成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对于金融诈骗活动的日益泛滥，信用卡诈骗的犯罪率已经远远高于传统诈骗，金融诈骗的危害程度已经十分严重，从重点突出打击的角度，将兼容诈骗独立设置章节可以突出对此类犯罪的打击态度。而从金融诈骗的行为特征上分析，独立成节的八个金融诈骗类犯罪在行为方式上却是有其共同之处。且这样区分，也能够将金融领域的诈骗与传统刑法理论中的诈骗区分开来，进而对此八种金融诈骗与其他诈骗能够更加明确的进行区分，做到罪刑相当。
但是，究其根本，上述这些优点，都是在不考虑分类标准合理性的前提下讨论的。在考虑分类标准合理性的基础上，是站不住脚的。
（二）金融诈骗独立成节的弊端
金融诈骗独立成节的弊端是大于从形势政策等角度考虑的好处的。刑法上罪名的划分，既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意义。在理论上，罪名的划分标准，应建立在一个统一的标准上，而这个统一的标准一旦被打破，将产生混乱。如果此种混乱得不到更正，则会让两种标准并行，并因此后续更多新出现的新型犯罪在归入刑法体系时难以判断。两种标准并行，则与没有标准一样。因此，在罪的划分上，必须坚持统一标准进行。我国现行刑法和理论界，都秉持以犯罪客体为标准，在绝大部分罪名中都是按照此种标准进行，唯独第三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的划分出现了标准的混淆，将行为方式引入划分标准。这种混乱，将造成了理论界对划分标准的分歧以及实践中的混乱。
1.造成理论上划分标准的混乱
从理论尚而言，这种分类造成了金融诈骗与刑法其他章节的不协调。我国刑法对罪的分类，都是以犯罪客体为标准，分为十大类类罪，在十类罪中又细分了节，每一节的犯罪客体其实是十大类类罪所侵犯客体的下位概念，每一节类罪之间客体不同，但是其上位概念又同时是所属章的类罪所侵犯的客体。因此，这种种属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符合逻辑的。
而我国刑法对于同属于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各小节所规定的类罪所侵犯的客体应该彼此不同，又同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这一客体的下位概念。而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节金融诈骗罪却违反了这一规律，这两节涉及的罪名侵犯的客体都是金融管理秩序。这就打破了逻辑上对种差的要求，以及整个体系的划分的标准。在同一部法律中用不同的分类标准，在逻辑上要么产生划分的重叠，要么产生划分的遗漏，对于以后立法新增新型罪名的归入也会产生诸多问题。究其实质而言，金融诈骗的诈骗手段，其实不过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诸多手段的一种，根本没有必要进行特殊的区分。将第五节金融诈骗融入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就能够解决金融诈骗目前这种尴尬的分类格局。
2.金融诈骗独立成节在实践中的意义不大
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将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等6种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现行刑法典采纳了上述决定的内容，并在上述6种金融诈骗罪的基础上，又增设了金融凭证诈骗罪和有价证券诈骗罪两种犯罪，同时，专门将“金融诈骗罪”作为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第五节的类罪名。就此而言，刑法独立设立金融诈骗罪还是为了强调打击力度，其立法原意明显突出重视保护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其立法倾向显然是根据金融领域中诈骗犯罪特点分别设置罪名，以区别财产犯罪中的普通诈骗罪和金融诈骗，并偏重于对金融机构资金安全的保护。但是当初的立法初衷只是将金融领域的诈骗与传统领域的诈骗分开，并没有将金融诈骗与其他金融犯罪割裂的意思。
对于未来的立法而言，金融诈骗独立成节造成的混合分类标准的意义也不大。在新型犯罪不断涌现的当代，传统刑法受到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如何来应对法律的僵化，立法在与实际社会生活接轨的时候，必须要坚持一个标准，并不断将新型的犯罪融入到传统刑法理论当中。新型犯罪的正名，依赖于一套逻辑严谨的罪名划分标准，如果我国刑法采用两套标准，将使以后不断出现的新罪名出现标准选择的难题，到底是用客体分类法还是用行为分类法，新的罪名应该如何定位都会引起不小的争端。因此，就我国现行刑法而言，绝大多数罪名都是用客体分类法，应该将次标准贯彻下去，不应该因为金融诈骗的行为分类标准而打乱业已建立的良好格局。
经济诈骗的标准篇2
“数额”在公安机关对金融诈骗犯罪进行立案认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否具有特定的数额是决定是否作为诈骗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现行的法律文件对于数额的规定不够具体、明确，从而给司法实践的适用带来混淆。本文分别金融诈骗个人犯罪和共同犯罪两种类型就“数额”的认定、适用问题阐明看法。在金融诈骗个人犯罪中，应当区别犯罪既、未遂两种情形，在既遂犯中，应当以所得数额作认定，适用中注意对具有返还、非法使用处分、行政机关已经单独处理过等情形的具体适用。犯罪在预备、未遂、中止的情况下，以指向数额为认定标准。在金融诈骗共同犯罪中，则应当分别定罪和量刑两种情形作认定。
「关键词金融诈骗 所得数额 指向数额 认定 适用
“数额”在公安机关对金融诈骗犯罪进行查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否具有特定的数额是决定是否作为诈骗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2001年4月1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追诉标准的规定》），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和经济犯罪中涉及到“数额”的犯罪基本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达到这一数额的，才能构成刑事犯罪立案、追诉，追究刑事责任；未达到《追诉标准的规定》中的数额的，不构成刑事犯罪，只能作为一般违法行为追究相应的民事或行政责任。《追诉标准的规定》意在解决由于缺乏对一些经济犯罪案件在立案侦查、批捕、起诉工作中出现掌握尺度不尽一致的情况，影响到案件的查处工作，从而给办案实践提供一个明确、统一的执法规范。 但是，这一规定对于金融诈骗数额和其他经济犯罪追诉数额的规定，仍然有含糊之处，使得实践中仍然不宜操作。举例来说，在陈淑兰、陈淑英集资诈骗案件中，“二陈”涉及到的诈骗数额共达8877万元，用后吸收的集资款兑付先前的集资款本息为6467万元，无法返还的集资款共计2400万元，如果适用《追诉标准的规定》，究竟适用哪一个数额进行认定，该规定没有说明，从而给实践中的适用带来混淆；而这一问题在金融诈骗犯罪，乃至经济犯罪的认定中是普遍存在的。本文在下文中分别金融诈骗个人犯罪和共同犯罪两种类型就“数额”的适用问题阐明看法，为公安机关司法实践作一参考。
一、金融诈骗个人犯罪
对于金融诈骗个人犯罪的犯罪数额具体所指，在学理上有多种认识，包括：指向数额，是指诈骗犯罪的指向的公私财物数额，即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得的数额；所得数额，是指诈骗犯罪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想实际得到的财物数额；交付数额，是指诈骗行为的被害人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侵害数额，是指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实际价值额， 我们认为，对认定金融诈骗罪的数额问题应当首先分别犯罪是否既遂的情形。因为行为人在预备、未遂、中止的状态下，可能只存在指向数额，所得数额、交付数额、侵害数额都无从谈起。
（一） 金融诈骗犯罪既遂的情况
在金融诈骗犯罪既遂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应当以上述的所得数额予以认定。理由如下：
首先，指向数额虽然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但在具体实施诈骗犯罪中，由于种种客观因素，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得的数额可能没有全部得以实现，以指向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失之过严。同时，以指向数额为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行为人主观上的意图，在取证上存在难度：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最直接的证据应当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但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如果希冀通过口供发现线索，获取其他间接证据来认定，一旦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通过口供缩小、隐瞒自己的罪责，司法机关同样难以顺利取证、追究犯罪。何况，在许多犯罪中，行为人对于自己主观上希望诈骗所得的数额，并没有明确的意图，这样，在司法认定上，就会陷入数额不明、无法认定的尴尬局面。
其次，就交付数额来说，也不宜成为认定的犯罪数额的标准，这是由于在诈骗犯罪实施过程中，行为人为达到最终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往往会有先期兑现的行为，有时甚至是高于本金的高额返还。如在以“标会”方式进行的集资诈骗犯罪中，行为人为引诱更多的社会公众的参与，会对先期参与的被集资者兑现高息（并还本）的许诺，在犯罪实施的过程中，行为人也会定期进行返还，这些返还的数额不应当计算在对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的犯罪数额中，但在交付数额中就无法得以体现。
再次，就侵害数额来说，一些论者主张将其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标准 ，我们认为采纳侵害数额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以侵害数额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标准，除了会将行为人非法所得计算进去，还会将行为人的侵害行为所造成的其他直接损失计算在内，这样一来，认定的标准就难以界定。尤其是在被害者为社会不特定公众的诈骗犯罪中，如集资诈骗犯罪，由于涉及面广，人数众多，被害者自身情况多种多样，造成的直接损害就多种多样，有的家庭生活难以维持，有的企业濒临破产，所以，以侵害数额为标准认定犯罪数额，在理论上说得通，在实践中并不具有可行性。
最后，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也应当以所得数额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中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金融诈骗中可以视为合同诈骗的特殊类型，根据《合同法》第10条的规定，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在金融诈骗中，犯罪行为人与受骗方仍然表现为合同交易的形式，而且大部分是书面合同的形式，如集资诈骗中的有价证券、融资凭证、贷款诈骗中的贷款合同、票据诈骗中的金融票据、信用证诈骗中的附随合同、单据、文件等，保险诈骗中的保险合同等。所以，针对以经济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犯罪其数额以所得数额认定的这一司法解释，其内容应当贯彻于金融诈骗犯罪中。
所得数额，如上所述，是指诈骗犯罪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得到的财物数额。在具体认定所得数额时，有以下几种情况需要注意：
第一，犯罪人有返还情节时应当据实扣除返还的数额。一般地，在诈骗行为中，行骗人非法占有受害者的财物，或大肆挥霍，或席卷而逃，在案发前并不存在返还的问题。但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些诈骗形式中，行骗人为使自己的诈骗得逞，手段更加隐蔽，形式更为复杂，在实施诈骗行为中的过程中，为了骗取更多公众的信任，以便将数目更大的款物据为己有，在诈骗行为开始之初，往往会兑现自己高额回报的许诺，向先期的投资者支付高额本息。实际上，犯罪人仍然不会自己受损，用以返还的资金是后期受害者的资金。如陈淑兰、陈淑英集资诈骗中，先期自己掏钱垫付20%的月息，以蒙骗更多的群众参与。在一些贷款诈骗中，也会出现诈骗犯罪人有返还的情形。根据所得数额的涵义，犯罪人用以返还的部分不属于实际骗取得到的部分，不应被认定进来。
由此，对于连环诈骗的情形中，认定犯罪数额时也应当将返还的数额累计后排除在外。所谓连环诈骗，是指行为人在一段时间内连续多次实施诈骗行为，期间多次以后一次诈骗所得返还给前一次的受骗者。这种连环诈骗的行为，如果从形式上把每一次诈骗行为孤立起来看，其每次行为都能单独构罪，如果以此认定犯罪数额，必然得出按累计诈骗所得计算的结论。但是，由于这种“拆东补西”式的连环诈骗行为是在行为人统一的主观故意支配之下进行的，这种前后连环的单个诈骗行为，是一个诈骗犯罪整体行为的组成，所以对此类案件犯罪数额的认定，其实际所得的数额应将累计诈骗所得总额减去累计归还的数额，以实际骗取的所得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有关的司法解释也是肯定这种做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对于多次进行诈骗，并以后次诈骗财物归还前次诈骗财物，在计算诈骗数额时，应当将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扣除，按实际未归还的数额认定，量刑时可将多次行骗的数额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
第二，犯罪人非法使用、处分的部分应当计算在内。在诈骗犯罪中犯罪人实际占有他人款物后，往往有非法处分他人款物的行为，包括个人的挥霍，为掩盖诈骗实质而进行的虚构性的投资经营，付行贿等好处费、用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等等，这部分资金应当计算在犯罪数额之内。有论者反对以所得数额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标准，主要理由之一就在于认为所得数额不能包括犯罪人对集资款非法进行使用的部分 .我们认为对于“所得”的理解并不能从字面上狭隘地理解，不能将“所得”只限定为尚未使用处分的占有状态，行为人占有、使用、处分集资款都是“所得”的当然含义，一般地，行为人占有他人财物，最终目的仍是为了使用、处分，所以，犯罪人非法使用、处分诈骗来的财物部分应认定为犯罪数额，这也是所得数额所涵盖的部分。以陈淑兰、陈淑英集资诈骗案为例，二陈共诈骗金额8877万元，还本付息6467万元，其余的2400万元都被“二陈”用于个人挥霍，则以2400万元挥霍用款认定“二陈”集资诈骗犯罪所得。
第三，已经被行政机关单独处理过的部分不再计算。实践中，犯罪人在实施集资诈骗等金融犯罪时需要一定的时间，有些还表现为徐行犯、连续犯等，如果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人的一些违法行为已经被行政机关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处理过，并进行了对违法所得的追缴。行为人因为集资诈骗等犯罪案发，在未超过追诉时效的期间内，其实施的行为都应当被追诉，这时已经被行政机关处理过的部分是否应当计入，有不同的观点，有主张应当计入，因为行政处理与刑罚处罚性质不同。我们认为，不应当再次计算在内。因为尽管行政处理在性质上不同于刑罚处罚，但都是一种否定的法律评价，根据“一行为不再罚”的法理，不应当对同一个违法行为进行重复评价，所以不应再次计算在内。
（二） 在金融诈骗预备、未遂、中止的情况下
在金融诈骗预备、未遂、中止的情况下，只有指向数额最齐备，这时以指向数额为认定标准。在具体犯罪中，指向数额有不同的体现，如贷款金融诈骗犯罪中体现为行为人申请的贷款数额，票据金融诈骗犯罪体现为票面数额。当然，在案件的具体处理中，如果综合全案，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根据刑法总则的原则规定，不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处理。
二、金融诈骗共同犯罪
在金融诈骗共同犯罪中，如何适用《追诉标准的规定》中的数额，也是理论和实践上急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在金融诈骗共同犯罪中，也存在多个数额，如各犯罪人分赃所得的数额、在实施犯罪中参与分担的数额、共同犯罪所得的总额等，在理论上对于这一数额的认定也有分赃数额说、分担数额说、参与数额说、犯罪总额说、综合说等不同的观点，莫衷一是；目前司法实践主要参照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第1条中所作的规定，即“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依法处罚。”但在这一司法解释中，词义也很模糊：“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究竟是指参与的共同犯罪总额还是指行为人所实行的犯罪的数额，含义不清。如果是指参与的共同犯罪总额，以此作为对行为人处罚的数额标准，有违罪责自负和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因为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具体实施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可能会不同，如为集资诈骗犯罪提供方便、进行帮助的犯罪人与组织并直接实施集资诈骗的犯罪人在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上都有差异，都以犯罪总额作为处罚标准，就不能体现出刑罚与所犯罪行相适应。如果是指行为人实行犯罪的数额，以此作为认定犯罪的标准又有不妥。因为共同犯罪绝不是各个犯罪人行为的简单相加，在共同犯罪中，尽管各个行为人分工可能不同，但都围绕着诈骗这一共同目标进行活动，各个行为人的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都存在因果关系。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和共同犯罪理论，毋庸置疑，共同犯罪行为人均为对犯罪的结果负责，而不是只对各人实行犯罪的数额负责。否则，共同犯罪与单人犯罪就没有区别了。
我们认为，解决金融诈骗共同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应当分别定罪和量刑两种情形（其中定罪上与适用《追诉标准的规定》有更直接的联系）。首先，在认定犯罪时，应当以共同犯罪所得总额作为标准，而不应当以各个犯罪人所参与实行的犯罪所得数额为标准。例如，数人共同实施集资诈骗罪，共同犯罪总额达到“数额较大”，即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而其每个人各自实行的犯罪数额部分都不够该数额标准，这种情况下对每个犯罪人构成犯罪，并应在“数额较大”的基本构成的法定刑档次内量刑。其次，在对共犯各犯罪人量刑时，应当结合共同犯罪总额所达到的量刑幅度和各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综合考量，依法认定。如共同犯罪的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或“数额特别巨大”，而每个共犯实施犯罪的数额都不够“数额巨大”或“数额特别巨大”，而仅达到“数额较大”或“数额巨大”，这种情况下对每个共犯认定犯罪时都在“数额巨大”或“数额特别巨大”的加重构成范围内定罪量刑，而不应在“数额较大”或“数额巨大”的范畴内定罪量刑。同时，刑法总则中对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的处罚原则，都是应当参照的法定标准和法定依据。如刑法第26条第3款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第4款规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注释
参见《最高检、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就〈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答记者问》[n]，载法制日报2001年4月30日第3版
参见赵秉志主编：《侵犯财产罪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254页
经济诈骗的标准篇3
一、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关于如何判断非法占有目的，刑法学界有以下几种不同意见：一是以有无归还财产之意作为判断标准；二是以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作为判断标准；三是以非法占有时间的长短作为判断标准。
笔者认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心理支配客观行为，客观行为反映主观心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目的，必然与犯罪行为、手段以及罪前罪后的表现具有内在一致性。上述第一种观点不能成立。该观点以有无归还财产之意作为判断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从逻辑上讲无异于同义反复；从判断依据上讲是将内在心理而不是外在表现作为依据，其基本观点值得商榷。因为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主观心理事实，不可能被人们直接观察到，在的条件下也无法用仪器进行测量，所以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行为人客观方面的外部表现进行把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除了行为的内容和形式之外，试问还有什么客观标准来衡量意图呢？”上述第二、第三种观点主张以客观方面的表现作为判断依据，其考虑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不过，仅仅以客观表现的某一方面尚不足以判断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所以应当尽量结合客观方面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判断。综合判断比单一判断更具有性和准确性。判断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应当考虑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行为人是否有履行能力。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对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情况下，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且也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与他人签订合同，一旦货物到手就大肆挥霍或逃之夭夭则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但其用夸大履约能力的，取得对方信任与其签订合同，合同生效后，虽为履行合同作了积极的努力，但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认定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按经济纠纷处理。
2、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骗的手段。构成刑法上的欺骗必须以积极的作为方式进行，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有欺骗行为，并不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一般来说，行为人在表述某种事实上有虚假成分，但实际上未其对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未能完全履行，但本人表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并未逃避的，足以说明行为人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不能按合同诈骗罪处理。但对那些伪造证件、编造谎言、骗取信任，掩盖其根本无法履行合同的真相，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的，应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合同诈骗罪通常表现为合同的履行。因此，有无履行合同的行为，直接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诚意，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重要客观依据。一般说来，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都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后，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履行合同的行为，也只是象征性的。签订合同后财物一到手，即逃跑、挥霍或挪作他用，根本无力偿还。对于这种情形，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4、行为人对财物的处置情况。一般说来，行为人一旦取得标的物或预付款、定金后，都会把它们投入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为在合同期内履行自己的义务作努力。如果行为人在取得对方当事人的资金或财物后，根本不用于履约，即说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5、行为人不履约的原因和事后的态度。并非未履约便一定是合同诈骗罪，还要看是由于什么原因不履约。行为人签约时本有合同履行能力，但签约后却不积极为履约创造条件，致使履约期限届满时因丧失履约能力而不能履行。如果事后他又表现出种种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无疑说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反之，如果行为人签约后积极努力地去为履行合同作准备而由于行为人的过失或意外事件等主客观原因致使其丧失履约能力而不能履约，同时在事后又表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的，应认定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认定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目的除了要根据上述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之外，还应当采取事实推定的方法。事实推定是一种证明方法，“是指法院依据某一己知事实，根据经验法则，推论与之相关的诉讼中需要证明的另一事实是否存在。”事实推定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允许被告人提出反证，并以反证的成立与否确认推定的成立与否。由于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处于行为人内心，而司法机关在实际办案时要全面掌握作为判断依据的行为人外部表现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提高司法效率，有效地惩治合同诈骗罪，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判决的正确性，防止罪及无辜，采取事实推定的方法是解决问题的合适途径。陈兴良教授在论及诈骗犯罪时认为，“所有金融诈骗罪都可通过客观行为推定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从而认定犯罪。”
二、合同诈骗罪认定中的若干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
民事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为了使对方陷于错误，故意向对方示以不真实的事实，从而使对方陷于错误，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与之签订合同，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行为。这种行为具有如下主要的法律特征：（1）主观方面是故意的。民事欺诈行为中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形式，即欺诈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不真实的，能够导致对方陷于错误，上当受骗，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但其故意的内容并不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们财物，而是为了使合同得以签订，在骗得货物或钱财后，并未，占为己有，而是用于经营，获得后再履行合同义务。（2）客观方面必须有欺诈行为。如欺诈人本无货源或货源不足，却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把他在取得对方货款以后，并未将该货款用于履行合同义务，而是用于其他经营，试图获利后再履行合同义务。（3）侵犯的客体是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处于动态之中的债权。行为人依其骗签的合同所取得的“借款”、“货款”、“货物”、“定金”、“预付款”等，均成为经济纠纷争议的标的物，是合同之债的表现物。（4）主体包括个人和法人。民事欺诈行为的主体包括人和法人，实践中多为法人或单位。
合同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区别在于：（1）主观目的不同。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是以签订经济合同为名，以达到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民事欺诈行为的行为人的主观上虽然也有欺诈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目的是为了用于经营，并借以创造履约条件，行为人往往具有一定的履行合同的能力。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2）客观方面不同。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欺诈的程度不同。民事欺诈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也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的限度内，即仍应由民事法律、政策来调整。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已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发生了质的变化，应由刑法来调整；其次，欺诈的内容不同。民事欺诈行为有民事内容的存在，即行为人通过商品交换、完成工作、提供劳务等经济活动取得一定的利益。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则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为；再次，欺诈的手段不同。民事欺诈行为人一般无需假冒合法身份。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意图利用经济合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地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虚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书、虚假的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等，以骗取对方的信任，使行骗得逞。（3）受侵犯权利的属性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财物所有权，作为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并未充当经济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始终是物权的体现者。而民事欺诈行为侵犯的是债权，即作为侵犯对象的公私财物，是已经进入经济合同设定的生产、流通领域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4）法律后果不同。行为人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民事欺诈行为可以形成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只要得到相对人的认可，当事人之间争议，引起诉讼，则由民事欺诈行为人对欺诈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主要是返还财产、赔偿损失。合同诈骗罪触犯刑事法律，行为人对诈骗的后果要负担刑事责任，同时还要承担民事责任，返还受害人的财产和赔偿损失。
2、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1）主观方面两者都是故意，都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目的；（2）客观方面，都采用了欺骗方法或手段，骗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3）在法定刑方面，基本相同。但二者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
经济诈骗的标准篇4
内容提要：合同是当事人之间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协议，是双方或多方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以确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为目的的合法行为。不发生任何法律后果，不涉及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协议不是合同。虽然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权利义务关系，但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也不是合同。欺诈是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认定为欺诈行为。欺诈行为，如果损害国家利益，为无效的民事行为，否则，为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撤销权的主体是欺诈人或受欺诈人，或双方均可行使，民法通则笼统规定是当事人，合同法明确规定只有“受损害方”可以行使。因此，撤销权的主体是受害人。撤销权须以诉为之，若当事人在除斥期间（自行为成立时起一年）不行使撤销权，逾期，该权利消灭。为严历打击利用合同诈骗钱财的犯罪活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同的信誉，新刑法对合同诈骗罪作了相应更加明确的规定，就其构成要件，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有犯罪的故意，即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这是区别合同诈骗与合同违约的主要界线，就其本质，要求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有以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或者在合同签订、接受对方当事人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财产以后，根本不履行合同。民事行为的欺诈与刑事诈骗犯罪，表象上有其相似性。合同诈骗是经济活动中常见的一种犯罪形式，由于这类诈骗犯罪是利用经济合同的形式进行的，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隐蔽性和欺骗性，往往与经济合同违约纠缠不清。长期以来，成为困扰司法机关的难点问题。因此，司法实践当中就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如何区分，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及法律的适用，本文作了简要的分析。主题词：欺诈诈骗合同纠纷欺诈与诈骗、合同纠纷与诈骗，是两类不同性质的行为。而其主客观方面又多有相仿之处，司法实践中往往容易混淆，所以，必须分清几者之间的异同，对上述行为准确定性，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一、欺诈与诈骗的行为界限在民事活动中，一方当事人有意隐瞒事实情况，造成对方当事人误信，导致其利益受损而从中获利的行为就是民事欺诈。如：以次充好，以劣充优的行为。而诈骗行为则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捏造事实，隐瞒真相，无中生有的手段，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欺诈与诈骗，虽然在客观表现相似。但在构有必要件上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别。（一）欺诈与诈骗行为人在主观方面的区别首先是，行为人在主观方面的区别：欺诈行为人主观目的是通过瞒、哄、诱导的方法，使受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做出对其不利而对欺诈行为人有利的行为。通过“履行义务”的合法形式，谋取非法利益，其实质是“不法获利”。象把保健品充作药品销售，把国产商品广告宣传为进口货等，显然是误导的方法与消费者进行不平等的、非自愿的交易。所以说：欺诈行为人是通过合法形式而获取不法利益的。主观故意是间接的。而诈骗行为则不同。行为人主观上根本未有担负义务的动机，只企图虚构事实迷惑受害人上当受骗，交出财物，非法占有。如：以为他人跑官、跑学、找工作为名骗取钱财，以假巨奖骗取他人钱物的。均是使用无中生有、空手套白狼的手段获得财物的。其主观故意是直接的，社会危害是严重的。（二）欺诈与诈骗行为人在客观方面的区别在客观方面，诈骗行为人为逃避法律的制裁，在虚构事实的同时，常常使用虚假的身份，虚假的证件，甚至编造假姓名、假地址等，其目的能在得逞后不受法律的追究。而欺诈行为则无须假冒身份、虚构的地址、造假证件等。一般具有合法的民事主体资格。（三）欺诈与诈骗在内容方面的区别从内容区别，诈骗行为人完全是虚构事实、无中生有，根本不具备履行义务的能力和条件。而欺诈行为人则是基于一是事实基础上的夸张、扩大。属部分内容不真实，且有一定承担义务的能力和条件。也就是说其所实施的行为中有合法的民事内容的部分。象目前泛滥的不实广告，其广告内容并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而是以一为十，对事实无限的夸大和添加，导致广告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笔者虽不敢妄言虚假广告与当前的浮夸风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但现实是多数人对广告均持一种不信任的否定态度。所以说：广告内容不实也是欺诈。（四）欺诈与诈骗在后果方面的区别从行为的严重程度上来区别，诈骗行为人为了其言的得逞，巧取豪夺，不择手段。有冒充国家干部诈骗、有冒充记者诈骗、冒充警察诈骗、冒充军人诈骗、冒充高干子第诈骗等等。从形式上看，有个人诈骗、团伙诈骗、法人诈骗和诈骗集团。诈骗活动中分工严密、配合默契。近来又有跨国诈骗的案件发生。诈骗的财物数额往往非常巨大，严重扰乱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秩序。同时诈骗行为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危害严重，所以，对诈骗犯罪必须依法惩处。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而欺诈行为虽然也是违法的，但其严重程度仍然在民事违法的限度之内。对于民事欺诈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为无效”对无效的民事行为，法律规定：各自返还财产，欺诈行为一方赔偿对方的损失。对于欺诈消费者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中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即我们常说的欺诈消费者双倍赔偿。王海之所以成为打假英雄，就是使用法律武器，对欺诈行为勇敢斗争的结果。所以，王海就是反欺诈的英雄。综上，由于诈骗与欺诈的性质不同，调整适用的法律也不相同。欺诈行为是民事违法行为，受我国民法调整，诈骗行为是犯罪行为，受我国《刑法》惩罚。二、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一）合同的特点合同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实施的能够引起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设立、变更或终止的合法行为。合同作为民事法律行为，在性质上不同于事实行为，如侵权行为、拾得遗失物等。合同在本质上属于合法行为，只有在合同当事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下，合同才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受到法律保护。如果当事人作出违法的意思表示，即使达成协议，也不能产生合同的效力。合同以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所谓设立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是指当事人依法成立合同后，便在他们之间产生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所谓变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是指当事人在依法成立合同后，便使他们之间原有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化，形成新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所谓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是指当事人依法成立合同后，便使他们之间既有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归于消灭。合同是两个以上的意思表示相一致的协议，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产物。包括以下要素：1、合同的成立必须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2、各方当事人须互相作出意思表示。3、各个意思表示须是一致的。（二）合同诈骗犯罪的主要形式合同诈骗是经济活动中常见的一种犯罪形式，由于这类诈骗犯罪是利用经济合同的形式进行的，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隐蔽性和欺骗性，往往与经济合同违约纠缠不清。因此，长期以来，成为困扰司法机关的难点问题。为严厉打击利用合同诈骗钱财的犯罪活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同的信誉，刑法修订时对合同诈骗罪作了明确规定。刑法第224条对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作了如下规定：1、教育界在主观上有犯罪的故意，即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这是区别合同诈骗罪与合同违约的主要界线。如果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或者虽然未能完全履行，但本人由于表示承担违约责任，并未逃避的，就可以青蛙行为人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不构成犯罪。2、行为人上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有以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或者晨合同签订接受对方当事人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以后，根本不履行合同的行为，这是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刑法第224条具体列举了五种合同诈骗的具体行为。（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所谓“以虚构的单位”，是指以自己编造的本不存在的单位的名称与他人签订合同。所谓“冒用他人名义”，是指擅自冒用其他单位或个人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这两种行为都是采用欺骗手段，以虚假的合同主体身份与他人签订合同。（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这里所称“担保”，是指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合同当事人为促使债务履行的特别保证。担保法律关系的设立，即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了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借助于这种权利义务的约束，起到督促债务人认真履行债务和保障债权人经济利益的作用。所谓“票据”主要是指汇票、本票、支票等金融票据。“伪造”票据，是指行为人依照真实的票据的形式、图案、颜色、格式通过印刷、复印、拓印、绘制等方法非法制造假票扰的行为。“变造”票据，是指导行为人在真实的票据基础上，通过剪接、挖补、覆盖、涂改等方法，对票据的主要内容，非法加以改变的行为。“作废的票据”，是指根据法律和有关规定不能使用的票据，包括过期的、无效的以及被依法宣布作废的票据。“虚假的产权证明”，是指虚假的能够证明行为人对房屋等不动产或者对汽车、银行存款、债券、可即时兑付的票据等动产具有所有权的一切文件。（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这是最具欺骗性的诈骗行为，行为人本身并无实际履约能力，也无履行合同的诚意，但往往摆出一副积极履行合同的架式。实际上，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只不过是欺骗诱饵，骗取对方信任后，诱使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合同和履行合同，以便于工作进行更大的诈骗而已。（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这就是平常所说的卷款逃跑。这种行为本身只上表明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诚间，却有强烈的利用合同骗取他人财物之心。（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经济活动中的合同诈骗手段除了以上四种比较典型的以外，还有一些其他手段。如大肆吹嘘自己的经济实力如何雄厚以骗取对方与这签订合同的；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等等。3、行为人利用合同诈骗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才构成犯罪，这也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如果数额不大，不构成犯罪，可作为违法行为处罚。三、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甄别我国现行《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将利用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单列为“合同诈骗罪”。而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把握二者的界限，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甄别：第一，首先看当事人是否实施了欺骗行为，合同诈骗行为人假借合同的形式进行诈骗犯罪。是经济流通领域的犯罪。行为人虚构事实，投其所好，用低价卖高价买的犯罪手段，引诱受害方上当受骗。象无贷称有货，无款称有款，无经营资格谎称有经营资格。甚至把他人的货谎称为自己的货，造假证明、假印章、介绍信、假合同、为合同提供假担保，付款开具假支票、假汇票等合同诈骗行为。而合同纠纷中只存在对合同的签订履行中的违约责任的争议，而不存在合同的诈骗行为。第二，从对合同标的物的处分情况证明当事人的主观目的。在正常的经营中，双方一旦签订了合同，当事人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实际履行合同的，双方为履行合同互通情报和及时磋商。而合同诈骗则不同，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合同的标的物。一旦目的得逞，其行为必然反常。如：骗得货款携款潜逃，收货后将货物转移藏匿不信款、搬迁营业场所，收货后低价倾销、恣意挥霍或从事非法活动等。足以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是利用合同形式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故意。而合同纠纷中多是为一方或双方的违约责任等争议，如迟延交货，延付货款，合同标的物的规格、价格、质量、数量的差异而导致的是非之争。而无潜逃、藏匿、搬迁、躲避之行为。第三，当事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也是甄别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的标准之一。若行为人根本未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又不去创造条件履行合同。目的得逞后，千方百计的托关系、找门子，甚至腐蚀拉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给予庇护，以企图逃避法律的追究。这是皮包公司合同诈骗犯罪常用的手段。去年笔者曾经遇到这样一宗案件：某皮包公司高价从山东骗得二十万元的合同标的货物。收货后低价倾销又不付款，得知受害方以合同诈骗罪报警。为逃避刑事追究，捏造产品质量不合格的理由以原告的身份抢先提起了不良诉讼。而公安机关以案件已被法院作为合同纠纷立案为由不予刑事立案，法院又因诉讼费的缘故不向公安机关刑事移交。其后，受害方虽然在诉讼中提起了反诉，也获得了胜诉，但去因收货方已将货款挥霍致使案件无财产可执行而中止。受害人叫苦不迭，社会影响不佳。由此看来，这显然是司法机关对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认识不同所造成的。所以，笔者认为：司法机关对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认定，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和法律共识，才能在司法活动中，即时的发现合同诈骗犯罪，及时的立案侦查和依法惩处，不使犯罪分子有任何可乘之机。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因此笔者认为：欺诈行为是民事违法行为，诈骗行为、合同诈骗行为是刑事犯罪行为。欺诈行为、合同纠纷受我国民法合同法的调整。诈骗行为合同诈骗行为受我刑法的惩处。客观表现虽有相仿之处，但构成各不相同。行为人是非法占有还是非法获利，是主要区别。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要准确把握标准，严格区分欺诈与诈骗、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打击犯罪，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为整顿和净化我国的经济秩序服务。参考书目：1、黄太云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红旗出版社；2、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3、刘少雄主编《刑事案件证据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4、马原主编《证据学》，人民法院出版社；5、张新宝主编《中国侵犯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6、江平《民法学》，中国法律出版社。
经济诈骗的标准篇5
当前困扰与威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股浊流，就是利用合同进行欺诈的违法活动，它侵犯国家、企业、个人的财产所有权，践踏市场公平交易与诚实信用的法则，损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成为市场经济交易安全的心腹之患。
一、合同欺诈的特征
合同欺诈是以签订合同为幌子，以虚构事实或制造假象掩盖真相为手段，以蓄意骗取公私财务占为己有为目的的一种不法行为。
1、合同民事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供给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制造假象隐瞒真实情况，诱骗或误导对方陷于圈套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以签订合同实现非法目的的民事欺诈行为。
2、合同刑事诈骗，是指欺诈行为人的签约动机就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或者根本就不具备履行合约的能力，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利用合同作为诈骗手段，利诱他人落入圈套而与之签订合同“情愿”按合同规定或双方约定交出数额较大的财物为欺诈人占有的诈骗犯罪行为。
二、合同欺诈的手段
1、合同民事欺诈的主要手段有：
虚假的质量欺诈、虚假的商品标识欺诈、虚假的合同主体欺诈、虚假的宣传欺诈、虚假的价格欺诈、放长线钓大鱼的诱饵欺诈、虚构标的欺诈、非法传销欺诈、买卖双方欺诈。
2、合同刑事诈骗的主要手段：
投其所好、诱敌深入、金蝉脱壳、陷阱暗算、高额利诱、潜逃废债、互相并吞、传真诈骗。
三、合同欺诈的防范
合同欺诈防范，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订立之前或履行过程中或遭遇欺诈时采取的各种防备、救济预案中的应对措施。
1、加强对合同欺诈的宏观控制
合同欺诈的宏观控制，是指国家从宏观角度出发，综合动用宣传教育、立法调整、行政执法、司法干预等手段进行有效地控制与预防的措施。其内容包括：
加强法律宣传教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发挥公、检、法、司专门机关的职能作用、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执法功能、实施金信工程，建立健全企业信用监管体系、持久广泛深入地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
2、采取预防合同欺诈的防范措施
合同欺诈的防范，狭义上讲就是从企业和生产经营者的角度，寻求预防合同欺诈的对策和方法。行之有效的措施包括：
提高警惕、得道多助、完善制度、核审资信、慎签合同、供货反诈、购货反诈、项目反诈、引资反诈、租赁反诈、担保防诈。
3、遭遇合同欺诈时的应急预案
经济活动中遭遇合同欺诈时应采取以下救济措施：
协商变更和解除合同、依法废约、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政法机关及时介入查处。
由于经济活动的领域、行业无限扩展，合同欺诈行为无孔不入，无隙不钻，欺诈与反欺诈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此恨绵绵无绝期”。本文仅就合同欺诈的典型特征、常见类型、常用手段、防范措施和应急对策，向国家机关、合同监管部门和企业经营人员提个醒，依法经营和科学管理是企业的命脉，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当前困扰与威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股浊流，就是市场经济的无序和企业信用的危机，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近些年来，利用合同进行欺诈的违法活动，屡禁不止，屡打不绝，合同欺诈不仅诡计多端，花样百出，而且波及的领域地域日益广泛，并呈高智能、专业化、群体化和辐射状的蔓延趋势。合同欺诈行为，侵犯国家、企业、个人的财产所有权，践踏市场公平交易与诚实信用的法则，损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成为市场经济交易安全的心腹之患。因此，加强全社会对合同欺诈的预防识别与抵御能力，乃当务之急。
一、合同欺诈的特征
合同欺诈是以签订合同为幌子，以虚构事实或制造假象掩盖真相为手段，以蓄意骗取公私财务占为己有为目的不法行为。根据其性质的不同，本文将合同欺诈划分为合同民事欺诈与合同刑事诈骗两类，来加以论述和剖析，以便于人们识别和防范。
1、合同民事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供给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制造假象隐瞒真实情况，诱骗或误导对方陷于圈套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以签订合同实现非法目的的民事欺诈行为。合同民事欺诈有以下特点：
（1）欺诈人故意发出欺骗性或虚假性的邀请，以诱导对方向自己发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采取欺诈手段得逞签约目的，表现出行为的主观性。
（2）欺诈人对订立合同的主要条款及有关关键性事实作虚假介绍，或虚构事实、制造假象，隐瞒真相，其目的在于让对方落入圈套而不觉悟，致使对方做出错误的承诺，以实现签约目的，表现出欺诈行为的客观性。
（3）欺诈人以卑劣手段利诱对方签订合同，其本质是使所签合同产生法律上的效力，通过履行这种表面合法实际虚假的合同获取不法利益。
（4）欺诈人一般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或具有一定的实际履约能力，同时可能还履行过合同或正在积极履行所签合同条款的部分义务，诱使对方上当受骗，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从被欺诈方获取更大的非法利益。
（5）合同民事欺诈的效力。采取欺诈手段所签订的合同确认无效后，从签约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双方已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随之解除。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依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损失。如果当事人故意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则将追缴当事人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库所有。
2、合同刑事诈骗，又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以别于合同民事欺诈。合同刑事诈骗的含义是，欺诈行为人的签约主观就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或者根本就不具备履行合约的能力，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俗称“无本生意”）为目的，利用合同作为诈骗手段，利诱他人落入圈套而与之签订合同“情愿”按合同规定或双方约定交出数额较大的财物为欺诈人占有的诈骗犯罪行为。合同刑事诈骗有以下特点：
主观性。欺诈人必须有诈骗的直接故意，抱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目的的实现与其采取的欺诈手段系因果关系，即非法取得他人财物正是利用所签合同诈骗的必然结果。
客观性。欺诈人采用虚构事实、制造假象、隐瞒真相或贿赂人等欺诈手段，利诱对方当事人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违心签约。但诈骗人对所签合同既无履行诚意，也不具有履行条件，只是利用所签合同的“合法形式”，以使自己非法侵占对方大量钱财的目的得逞。
关联性。欺诈人实施以合同行为诈骗手段的行为过程，包括以欺诈手段签订合同和以合同“约”定骗财骗款前后两个过程，欺诈方施放烟幕弹，受骗方误中连环计。
阴险性。欺诈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智商、技能和作案手段，表现在诈骗人利用合同行骗前都要认真策划，精心准备，一般要对行骗对象、市场行情、合同款项、逃避制裁等作可行性调查研究，在签约形式、内容条款上作手脚，埋伏笔，置陷阱，设圈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群体性。欺诈人可分为“公诈”、“私诈”。“公诈”是指单位集体行骗或指使当事人、人行骗，“私诈”是指个人行骗，一般以累犯惯犯居多，往往他们有犯罪前科，应对防范、打击经验较多，也有“公私合营”的，危害深重。
专业性。欺诈人投其所好，常以合作、合伙、入股、代办、代购、代销的单位和“能人”面目出现，以合同欺诈为生。有的受同乡、同学、同胞、同僚关系影响，有的受人利诱，见利忘义，有的曾是诈骗受害人，受损或破产后不惜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变本加厉地谋害他人，有的成为职业惯犯。
复杂性。指欺诈人诡计多端，随机应变，手法变幻，花样翻新。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往来的速度与额度不断增加，骗子们除继续使用传统骗术外，不断变换行骗区域、行骗行业、行骗手段，合同欺诈案件呈现出复杂性、隐蔽性、连锁性，扑朔迷离。
二、合同欺诈的手段
当前，合同欺诈的方式五花八门，手段千奇百怪，既有惯常的民事欺诈方式，也有更为诡秘与险恶的刑事诈骗方式，手段无论怎样翻新，大都是利用人们赚钱迫切的浮躁心理。因此，静观分析合同欺诈的主要表现，研究应对合同欺诈的各种措施，有利于识别形形的欺诈行为，采取有效防范措施，避免人们上当受骗，更好地制裁、治理这种违法行为，维护经济生活的健康有序。
（一）合同民事欺诈的主要表现，是围绕合同的主要内容条款耍花招、玩手段：如虚假的陈述或说明，或制造假象、隐瞒真相，目的旨在骗取对方信任，利诱对方签订合同，借履行合同获取非法利益。因此，就个案来讲，它的危害后果比合同刑事诈骗要小，就普遍性而言，它的危害程度比合同刑事诈骗要广。一般来说，合同民事欺诈的手段有：
1、虚假的质量欺诈，在合同标示质量条款上作引人误解的不真实表示。（1）狸猫换太子——出示真样品，兑现合同时却以雁品替代，愚弄对方；（2）割头换相——，伪造或冒用产品的质量鉴定标志，促成合同签订，“”对方；（3）张冠李戴——提供虚假的产品说明书，欺骗对方；（4）狗皮膏药——谎称产品为专利产品名优产品，给人造成神秘或信任感，以售其奸。
2、虚假的商品标识欺诈：（1）假冒他人或虚构个人的注册商标的商品为欲订合同的标的物；（2）在商品或商品包装上，印制虚假标志，标迟出厂期，延长有效期，扩大保质期，以推销劣质、过期商品；（3）仿冒他人商品标识。同类别产品、谁俏销就仿冒谁，从外观到包装全仿真，借水行舟，大树底下好乘凉。
3、虚假的合同主体欺诈：（1）欺世盗名，伪造证明文件公章公函，或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其他单位的公章或合同专用章或空白合同书，而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诈骗钱财；（2）假单位欺诈法，社会上少数不法分子伪造公章、合同章和营业执照，设立无资金、无场地、无设施、无从业人员的“皮包公司”，利诱被欺诈方签订合同，待对方先行履约或预付钱款后逃之夭夭。
4、虚假的宣传欺诈，是指当事人利用广告或其他方法，对合同标的质量、成份、性能、用途、产地、生产者、有效期限、毒副作用等作令人误解的虚假表示，诱惑他人与其签订合同的欺诈行为，包括虚伪的“有奖销售”、“限量发行”、“买一赠一”等。
5、虚假的价格欺诈，是指当事人利用虚假或令人误解的价格条款或条件诱骗对方与其签订合同，从中渔利，往往是通过“大削价”、“大甩卖”、“大清仓”、“季节降价”、“破产处理”、节日大酬宾活动实现的；（1）虚假标注差额巨大的原价、现价，谎称降价的促销行为；（2）模糊标价，用模糊语言、计量单位诱人误购；（3）虚实两套价格，以低价成交、高价结算，先蒙人后坑人。
6、放长线钓大鱼的诱饵欺诈，一是欺诈方在实施欺诈之前已先与被欺诈方履行了几份小额合同，付小额定金，且履约积极、顺利，制造本身履约能力强，重合同守信誉的假象，骗取对方充分信任。然后谎称因生产生活或业务经营需要，签订大额订单，骗取大量货物和钱款。二是欺诈方经过精心踩点后锁定欺诈对象，对其情况相当了解，而欺诈对象对欺诈方则了解肤浅，有计划的诚实骗不设防的冤家，骗无不胜。三是欺诈目的得逞后，欺诈方往往隐匿遁形，杳无音讯。
7、虚构标的欺诈：编造子虚乌有的项目诱骗当事人上当。（1）伪造“破产拍卖”文件资料，多方骗取定金；（2）编造理由，侵吞定金：以大批量的加工业务为诱饵，签订加工承揽合同并收取定金，最后以加工质量不合格为“由”拒退定金；（3）诈骗者本身不具有专业资质，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项目工程的资料，然后利用这些资料图纸，以发包方的身份引诱其他单位承包工程，甚至搞“多角恋爱”，一女许嫁几家，从而骗取对方的合同保证金等；（4）伪造政府批文，伪造抵押担保，骗取信贷投资和其他“投资伙伴”。
8、非法传销欺诈：（1）组织网络从事无店铺经营，通过交纳或变相交纳入门费，上线吃下线，下线吃回扣，收益额度以加入先后为序；（2）从业人员以下线交纳的入门费或认购商品回扣为生，通过发展成员，组织网络或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招商引资”，极容易诱惑群众误入歧途，极具欺骗性、传染性和危害性。
9、买卖双方欺诈。一是欺诈方利用对方欲赚取购销差价的心理，先以下家的身份与欺骗方订立购销合同，同时又串通第三方作为被骗方的上家，以提供被骗方下家所需相同的商品为诱饵，诱使被骗方订立合同，骗取货款；二是欺诈方先后以卖方和买方两种身份出现，意欲出售某种商品，使受害方又产生有多人要买这种商品且价格较高的错觉；三是受害方往往是一些开业时间不长，但又急于收回投资、踌躇满志的企业，由于经验不足，很容易成为冤大头奉送学费；四是受欺诈方履约付款后，欺诈方携款潜逃，打一枪换一地方。
（二）合同刑事诈骗，比起合同民事欺诈，具有目的更险恶、手段更卑劣、方式更隐蔽，作案更狡猾，情节更复杂，后果更严重的特点，更应引起人们高度警惕，拭目以待，谨防上当受骗。由于合同诈骗犯罪方式林林总总，手段无奇不有，现仅就常见的几种归纳如下：
1、投其所好。即利用一些单位或个人急需某种紧俏商品，或急于出手某种滞销积压商品，诱人签订购销合同，骗取大量预付金和定金中饱私囊，这里欺诈方可以买方、卖方或中介方的不同身份在合同中出现。
2、诱敌深入。欺诈方与对方先做成数笔交易，甚至做成一些赔本买卖，骗取对方信任，尔后签订大宗买卖合同，套取大宗货物或大笔货款，大发不义之财，抑或置人于死地。
3、金蝉脱壳。为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欺诈方采取拼造达官贵人、社会名流视察、题词、合影图片，让对方参观他人车间，看别人货物的手法，虚构事实，制造假相引人上其贼船，一旦签约后将对方货款、定金骗到手，就溜之大吉，逃避法律制裁。
4、陷阱暗算。即欺诈方事先假冒机关事业单位、知名度高或信誉较好企业的名称，大额度招标采购公告，被骗方一旦签订合同落入精心设计的圈套，欲罢不能，欲退不行，巨额商品打了水漂，这里欺诈方扮演的是订购发包方身份，而且往往因人而异，一户一策。
5、高额利诱。即欺诈方利用招商信息的方法，声称自己因业务急需加工一批产品，时间紧，要求高，加工费高出正常费用许多，引诱一些企业上当，但要求先签订加工承揽合同，并预付一定量的合同保证费或质量押金，但对方签约付款后曲终人散，讨债无主，告状无门。
6、潜逃废债。古往今来，案例很多，但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当地投资兴业的外来户蓄谋已久，精心策划，营造一片红火兴旺的繁荣景象，大肆进行社会公关和感情投资，从企业的生产经营到供应销售各个环节，签订大批赊欠合同，恶意拖欠地租、房租、水费、电费、税金、货款和员工工资，累积到巨大数额，突然一夜之间，人去楼空，所有动产从此蒸发，登记档案里为警方留下一堆虚假资料。
7、互相并吞，又称黑吃黑，是黑道上惯常的欺诈术。即欺诈方因、、走私、制假、贩毒、盗窃、偷渡等犯罪需要与受骗方签订借债合同，或者由于意外原因赔得血本无归，或者由于欠方恶意黄债，一走了之。有的为独霸一方市场，以签订合同为诱饵，将黑道同伙及其赃款赃物诱出，挑起事断，嫁祸于人，或交给黑恶势力，或供给警方，借刀杀人。
8、传真诈骗。即欺骗方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先行发出订货要约，然后恶意利用外地汇款的时间差，先通过银行向对方汇去少许款项，取得盖有银行印鉴的汇款单后，再用刀片或涂改液更改为大额汇款，用传真机发往供方，或者与金融部门不法分子相勾结，伪造承兑汇票，供方收到传真来的汇款单或寄来的汇票时即发货，当发现受骗时，货物被持假证件的人提走，提货人下落不明，失主追悔莫及。
三、合同欺诈的防范
合同欺诈防范，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订立之前或履行过程中或遭遇欺诈时采取的各种防备、救济预案中的应对措施。如上所言，由于合同欺诈手段的多样性、行为的狡诈性，会导致程度、性质不同的后果，其谋害之劣，祸害之深，毒害之广，危害之大，影响之坏，千夫所指，众怒所犯，罄竹难书。因此，如何唤醒全社会的法律意识，有效防范和抵御合同欺诈，在理论研究中的探索和法律实践中的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
尽管合同欺诈诡计多端，花样百出，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认真做好宣传、教育、预防、防范、整顿、治理、打击、监管诸项工作，标本兼治，合同欺诈就失去伪装，难有存身之地。
（一）加强对合同欺诈的宏观控制
合同欺诈的宏观控制，是指国家从宏观角度出发，综合动用宣传教育、立法调整、行政执法、司法干预等手段进行有效地控制与预防的措施。其内容包括：
1、加强法律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制观念与合同意识，经常向广大公民，重点是企业经营者宣传有关经济合同的法律法规，定期组织专业培训与经验交流，使合同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构筑一道预防合同欺诈的思想防线。
2、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适应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与市场交易中出现的新问题，通过立法程序及时调整和完善合同规范的法律法规。
3、发挥公、检、法、司专门机关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完善举报投诉中心网络，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原则，做好媒体揭露和重点曝光、集中打击与群防群治工作，抓好侦查、、审判和改造四个环节，对罪犯起到震憾作用，促其自制自拔，悔过自新。
4、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执法功能。为维护公平交易和市场秩序，应发挥工商机关经济战线生力军和轻骑兵的优势，迅速便捷，主动出击，对合同欺诈行为从重执法，严厉制裁，依法取缔。同时，要在源头上把好市场主体准入关，把好新开企业申请注册和已开企业的年检验照的审核关，教育和引导企业规范经营，增强依法维权的自我保护意识；切实加强对企业的回访检查和经营行为的监管，加强对“三无”企业、挂靠的假集体企业和非法承包租赁企业的清理，消除法律监管的盲区与合同欺诈的隐患。
5、实施金信工程，建立健全企业信用监管体系。以工商牵头，开发整合海关、商务、质检、金融、税务、劳动、公安、检察、审判等部门信息资源，建立企业信用网络监管体系。而金信工程的重点是完善企业信息网络，设定目标是：按照企业信用监管指标体系和实施分类管理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指挥体系，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监管平台，通过联网，实现资源共享，适时监控，进一步提高企业信用的自律功能。国内外任何经济组织和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上网查询任何企业的信用等级、资信状况和不良记录，任何心存侥幸的不法经营企业，将无藏身之地，受到法律的惩罚，必将陷入人人喊打，个个唾弃的灭顶之灾。
6、持久广泛深入地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大张旗鼓地表彰“重守”企业，帮助和促使企业完善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防范的自律机制，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采取措施提高合同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管理水平和实际操作技能，同时，继续开展经济合同鉴证、动产抵押登记、公开拍卖监管、格式条款备案、合同示范文本发放等工作，防止合同欺诈发生，有效保护交易安全与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采取应对合同欺诈的防范措施
合同欺诈的防范，狭义上讲就是从企业和生产经营者的角度，寻求预防合同欺诈的对策和方法。行之有效的措施包括：
1、提高警惕。就是要提高对受骗危害性和防骗重要性及合同风险性的认识，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对那些轻易而举的上门“好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切忌“财迷心窍、利令智昏，酒乱人性，色淫方寸”，如果警惕性不高，稍有不慎，就可能吃亏上当受骗。
2、得道多助。“得道”指借助法律武器和科学方法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多助”即寻求多方帮助，包括自助和求助。具体来说首先提高自身素质，不仅要懂得市场经济知识，还要懂得法律法规知识，不仅要懂得国内法，还要懂得国际法，既要熟悉和掌握从事市场购销的知识和业务能力，又要熟悉与本行业、本部门有关的法律法规，运用知识与法律，保护和发展自己。其次要加强企业内部的业务、财务、仓库管理、监督部门的协作配合与信息沟通，实施动态管理，以便及早发现问题及时采取防保措施。其三要加强与银行、工商、公安、检察、海关、审判等部门的联系，主动争取帮助，规避和减免经营风险。
3、完善制度。“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好咬有病的鸡”。经验告诉我们，合同欺诈往往利用企业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凡是制度不健全、防范不严密的企业往往是诈骗屡屡得手的地方。因此，企业应根据实际，从合同签订到履行结束的全过程，制订一套比较完善而严密的合同管理制度，如合同签订程序和审批制度，合同专用章与合同文本管理使用制度，合同鉴证制度，合同履行监督制度，合同中止备案制度等等，尤其是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适时监控最为必要，可随时掌握合同履行进程，对有问题不能履行的合同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区别情况分别处理。
4、核审资信。为了有效防范合同欺诈，签订合同前务必认真审查对方的主体资格和履约能力，查清其身份及履约守信状况，签约前首先要求对方提供：（1）法人代表身份证明；（2）营业执照副本；（3）法人资格证书；（4）法人授权委托书；（5）合同经办人身份证以及担保书等，切忌和防止仅凭对方提供的银行帐户、合同专用章、工作证、介绍信、名片等不全面、不规范的证明文件签订合同。同时也应杜绝凭老关系、老朋友、老熟人或领导、部下、亲友的推荐介绍等草率签订合同。查履约能力就是查清对方经营现状，签约前应通过信函、电报、电话、中介或派员等方式调查对方资金和信誉，以防意外。重大经营活动应举行听证，集体讨论决策，给对方特殊优惠的业务要慎之又慎，可制定预案，以防不测。
5、慎签合同。为预防合同行为人在合同条款内容上暗作手脚预埋阴谋，应按照合同示范文本的格式，严格审查合同条款，包括合同的主体、要约、承诺、权利、义务、标的、质量、数量、价款或酬金、结算方式、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都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力求表述清楚明确，具体完整，不能含糊不清或易产生歧义理解授人以柄，留下隐患，必要时请律师把关，履行合同担保、鉴证程序。
6、供货反诈。供方在履行买卖合同中反欺诈的第一要务，就是确保供方能在交付货物后顺利获取需方支付的价款，为安全起见应注意：
（1）采取托收承付方式结算，需方拒付货款的，应当按照人民银行规定的结算办法拒付输。如需方无理拒付货款，供方可申请对方开户银行进行说服。经银行说服无效，应申请银行强制扣款。
（2）在交货时，根据合同约定，供方要求需方提供担保。需方不提供担保的，供方拒绝交付货物。因为一旦交付货物、就丧失了控制权。发货、提货时更要把好出库、出厂、处境关，防止和减少受骗案件的发生。
（3）申请仲裁或者法院。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仲裁的，供方不得先向法院，而必须先申请仲裁；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向法院的，供方可在供方所在地、需方所在地、标的所在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法院之中选择一个法院，提讼。
7、购货反诈。购货方在履行合同中反欺诈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取得依照合同约定供方交付的货物，为了交易安全，应当做到：
（1）依合同规定，供方交付货物后购方支付货款，若供方未先行交付货物，购方则不必支付货款。若供方延迟或拒绝交货，购方可依合同规定，要求供方承担违约责任。
（2）依合同规定，在需方支付货款后，供方才履行交货义务的情况下，如果供方在签订合同后履行合同前，其财务状况恶化，有可能在将来需方支付货款之后仍不能交付货物，需方有权要求供方先交货或提供担保，否则，需方拒绝履行自己支付货款的义务。如果供方提供担保，则购方就应先支付货款。供方提供担保在货物的交付期限届满仍不能履行交货义务的，需方可就供方提供的担保执行，要求供方承担违约责任。需方还可以依据情势变更规则要求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
（3）根据合同规定，在供方先行交付货物尔后需方才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如果供方提供的货物质量有缺陷，需方可视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以维护其合法权益。如同意利用，降低货物价格；交付替代货物；拒收或退货，并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等。
（4）合同中没有质量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法律、行业标准履行，尚无上述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符合合同目的特定标准履行。交货验收时，购货方一定要亲临现场，依据有关法律根据资料、协议、样品等质量标准逐项逐批进行验收。也可聘请专家质检人员代检。却不可碍于情面免检留下后遗症。
（5）付款时要严格资金管理制度，切不可义气用事，轻易兑付。大额资金流动要商请银行把关，万万不可违背财经制度，铸成大错。
（6）如果供方无履约能力或根本不准备履约，以欺诈手段引诱需方签订买卖合同，从而骗取定金或预付款的，需方应及时向人民法院，并适时申请财产保全。供方骗款后出逃的，需方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收集提供供方实施欺诈的线索和证据。
8、项目反诈。对经济技术信息包括种植、养殖、加工、贸易、施工项目，要进行综合考察，重点是信息来源，提供人身份、项目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断定真伪、评估价值后再支付相关合理费用。
9、引资反诈。在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合同签订中，引资方往往急于求成，外方借机欺诈，签订不平等合同，先发制人。因此，双方在签约时，出资方式中既要考虑赢利性，又要考虑对等性，出资应当公平合理，对外方的出资应当要求至少提供部分资金，外方如以物化形式进行部分投资，引资方也应要求以场地、厂房、设备等进行投资。对外方以无形资产作为入资形式的，要选择资质、信誉良好的机构进行科学评估。对外方以设备、产品进行投资的，必须坚持用原始凭证计算价格，并通过国家商检部门的检验，借以有效防范国际合同欺诈的发生。
10、租赁反诈。对出租人不按期交付租赁物致使承租人无法实现合同预期的目的，承租人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租赁物存在权利瑕疵，第三人对租赁物主张权利致使承租人不能使用收益的，承租人可要求减免租金。承租人无正当理由延迟或拒付租金，出租人应在法定诉讼时效内讨债。承租人如征得出租人同意为经营需要而增加的租赁物价值，应留下书证，充抵租金或返还租赁物时要求出租人出资赎回。
11、担保防诈。企业在借贷、买卖、货运、租赁、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应依照《担保法》的规定设定担保。经济交往中，合同双方当事人都应尽量避免风险。债权人一般希望担保金额不低于债款，债务人一般希望担保金额不高于债务，以防止合同欺诈的发生。双方都应对对方的身份、地位、声誉、履约能力等进行综合考察，视其情况决定交易额度、交易方法、担保类别、押金多少，以减免风险。
（三）遭遇合同欺诈时的应急预案
经济活动中遭遇合同欺诈时，既要沉着应对，临危不惧，又要急中生智，当机立断，学会掌握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制裁打击经济违法犯罪。根据我国民法和刑法关于合同欺诈应承担的责任规定，在遭遇欺诈侵害行为时，应采取以下救济措施：
1、协商变更和解除合同。协商变更，包括对合同的内容进行修改、完善或补充。协商解除，是合同当事人通过蹉商，在合同关系有效期限尚未届满提前终止合同。协商变更和协商解除这种补救措施，往往会遭到欺诈方不予理会或干脆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被欺诈方应不失时机地采取其它措施。
2、依法废约。该措施适用于被欺诈方发现已签订的合同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对方有欺诈嫌疑，双方签订的合同有可能成为欺诈性的无效合同的特定场合。在这种场合，被欺诈方应暂不履行合同规定的内容，如不予发货，不予付款，对于尚未履行或部分未履行的合同，要立即中止；对于应入帐而未进帐的货款，要派员督促查办，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和措施保证应收尽收。对已被骗出的商品和货款，要及时报案，请求有关部门围追堵截和依法讨还。
3、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及时介入查处。如果被欺诈方在合同订立后或正在履行中觉察意识到合同可能为欺诈性合同，应及时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审查，确认该合同无效。如双方没有订立书面仲裁协议，又发现对方有欺诈嫌疑的，要注意收集证据，写好诉状，及时向人民法院。如果发现欺诈方可能处分或转移已经履行的财物、货款的，要及时向人民法院依法申请财产保全，冻结账户。如果发现欺诈方隐匿财产或携款潜逃，不能履行合同的，被欺诈方要及时向司法机关报案，并积极提供各种线索，采集合同欺诈有关证据，协助司法机关快侦快破，追还款物，并追偿因遭受合同欺诈带来的经济损失。
由于经济活动领域、行业无限扩展，合同欺诈行为无孔不入，无隙不钻，欺诈与反欺诈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此恨绵绵无绝期”。本文仅就合同欺诈的典型特征、常见类型、常用手段、防范措施和应急对策，向企业经营人员提个醒，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守法经营、依法维权和科学管理是企业的命脉，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参考文献资料
1、《最新工商政务管理与行政执法实务》
2004年5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覃小英主编
2、《工商执法全书》
1997年7月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张经主编
3、《典型案例与法律适用》
2003年8月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祝铭山主编
4、《合同陷阱与防范全书》
1999年5月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
5、《基层工商所工作实务全书》
1999年10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李旸主编
经济诈骗的标准篇6
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强犯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向本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赵强对公诉机关的指控供认不讳。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强有投案自首情节，应对其减轻处罚。
本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04年3月，被告人赵强以联系“保龙高速公路料场备料工程”，需要打点为名，先后两次骗取了钥思杰的人民币共计19000元。
2004年5月至8月，赵强又以其姐夫吴家林在保山市重点公路建设投资处主持工作为名，谎称吴已许诺中标“昌宁至永平二级公路修建工程”，向李利春骗取了租联合破碎机押金、租场地费、购买装载机费用，共计51000元人民币。
2004年9月至11月，赵强假冒保龙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的名义，伪造了两份指挥部的文件，以已经搞到“保龙高速公路7公里半到9公里段开挖和构造物工程”并准备签订施工合同为名，先后向范跃德收取了机械设备资质押金、打点费及办理授权委托书的费用，共计人民币11000元。
2005年2月至5月，赵强以吴家林与保龙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彭赛恒关系较好，该指挥部正招聘小车驾驶员，可以照顾为由，伪造了该指挥部的一份“报到通知”。从中骗取陈永奇的报名费1000元人民币。以上被告人共计骗取人民币82000元。
2004年8月至2005年5月，赵强以“保龙高速公路路面用水泥稳定碎石层备料工程”为名，利用电脑复印、扫描后，用裁纸刀私刻的“云南保龙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印章和冒签的“彭赛恒”姓名，伪造了该指挥部的中标通知书、授权书、承包指令等有关施工文件，先后骗取了马昂的押金、资料费等共计25600元人民币。
2004年9月至2005年3月，赵强假冒“保山市重点公路建设指挥部”之名并冒签了时任保山市重点公路工程管理处书记“吴家林”的姓名，利用自己伪造的一枚“云南省保山市重点公路建设指挥部”印章和“腾冲驼峰机场二级公路工程”授权书、发包合同、开工令、公证书等文件，与杨赵海签订了两份工程发包合同，先后骗取了杨赵海的押金、材料费等共计51600元人民币。
2005年1月至4月，赵强又采用同样的手法，利用该枚印章及一枚已经废止使用的“保山地区重点公路建设指挥部”印章，伪造了同一工程的发包合同、廉政、安全生产合同等，并先后与赵从来、周寿昌签订了合同，从而骗取赵从来合同保证金共计29700元人民币，周寿昌工程押金34400元人民币。
2005年3月至5月，赵强再次以同种手法，利用该两枚印章，伪造了。“昌宁至永平二级公路路基、路面工程”的施工授权书、指令性分包人表格及指挥部通知等，先后骗取了自怀松报名费、资料费、图纸费、合同保证金及打点费，共计80300元人民币。
以上被告人赵强假冒他人名义签订合同，共计骗取被害人人民币221500元。
事情败露后，被告人赵强逃至丽江，并于2005年5月18日到丽江市公安局投案。案发后，公安机关追缴赃款41000元，查扣赃物并折价8815元。
本院认为，被告人赵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达8万余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诈骗罪；被告人赵强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达20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合同诈骗罪，应数罪并罚。案发后，被告人赵强自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属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强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予以支持。因被告人赵强诈骗数额巨大、合同诈骗数额特别巨大，且大部分赃款未查获，故对辩护人提出的对被告人赵强减轻处罚的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秘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二盲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赵强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邢十年，并处罚金20000元，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25000元，剥夺政抬权利二年；二、扣押的赃款及赃物折价款如815元由扣押机关退还被害人；继续追缴被告人赵强的非法所得253685元。
二、该判决的指导意义在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的数额为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
三、对判决认定数额标准的点评从我国有关现行刑事司法解释来看，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数额标准都高于诈骗罪的数额标准。2001年4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规定，合同诈骗的，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千元至2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1996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注：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规定，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货款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l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经济诈骗的标准篇7
关键词：合同诈骗；主观目的；非法占有；刑事推定
合同诈骗罪是1997年刑法典新增的一个罪名。在1979年刑法典中，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只是诈骗罪的一种表现形式。1979年刑法典制订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当时，诈骗犯罪只是骗取小额财物，并不突出，主要侵犯的是财产权。而1997年刑法典制订时，我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日益增多，其中利用合同骗取财物，在当前的经济领域十分常见。据统计，在司法实践中处理的利用合同实施的诈骗犯罪案件约占诈骗案件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224条明确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是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的重要特征，也是合同诈骗区别于其他合同违法犯罪行为的最主要的特征。但是刑法界对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有很大争议。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是否还包括间接故意？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含义是什么？如何认定？研究这些问题对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和处理合同诈骗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是否还包括间接故意
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主观心理态度。其中，明知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并且希望其发生的心理态度，是直接犯罪故意；明知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并且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是间接犯罪故意。犯罪目的是行为人积极追求、力争实现的目标。因此只能存在于持有希望的意志因素的直接犯罪故意之中。而在间接犯罪故意情况下，行为人在意志因素上对犯罪结果所持的是不排斥、也不追求的放任态度.他不具有积极追求、力争实现某一个特定犯罪结果的主观心理.所以没有犯罪目的。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非法占有他人则物的犯罪目的是合同诈骗罪的定罪必备要件，所以合同诈骗罪只能由直接犯罪故意构成。目前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对于在间接犯罪故意心理支配下的涉及合同的犯罪行为，无论如何都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刑。但在理论界有些学者提出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还包括间接故意。他们认为，行为人根本无履行合同能力时通过欺骗与对方订立合同，然后再想办法，有办法就履行，没办法就不履行。这种行为人在主观上的心理特征，恰恰是明知无履约能力和签约条件，可能会由此给对方造成严重后果，而对之持放任态度。还有人认为，行为人在订立合同时，对自己是否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尚无把握，而把履行合同的能力寄托在将来的时运上。合同订立后，先将对方的定金、预付款据为已有，然而对履行合同抱着漠不关心，听之任之的态度，有办法就履行，没有办法就不履行。如果实际上最后没有履行合同，而是把已得到手的财物非法占有，这种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应属间接故意。
笔者认为，合同诈骗行为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行为人对损害他人财物这一结果必然持积极追求的态度。就合同诈骗罪而言，其犯罪故意是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使对方当事人陷于错误认识的诈骗行为，从而占有对方财物的主观心理态度。行为人将定金、预付款占为己有，是行为人通过实施签约、要求对方履行、接受履行等一系列积极追求行为发生的结果。从行为人的主观看，他只可能是希望占有他人财物，不可能是放任。行为人放任的主观心理态度针对的不是占有财物，而是合同的履行与否。
2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含义及如何认定
“非法占有目的”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绝大多数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的行为人所追求的主观目的。按照新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是目的犯，要求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的必备要件。
在刑法理论界对“非法占有目的”有不同认识。有些学者认为，非法占有是指行为人个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对于客观上有骗取财物的行为，而主观上缺乏非法占有的目的，例如为解决资金困难而有意签订假合同，将骗取的财物用于生产经营或发放工资，甚至偿还债务的，都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显然是有问题的。其一，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本质在于占有的非法性，只要占有财物是非法的，不管占有财物后作何用途，不影响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如果“为公行骗”不是非法占有，那么，单位合同诈骗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都可以逃脱刑事制裁。这对于制止和打击当前经济领域的严重诈骗犯罪活动是十分不利的;其二，这种观点混淆了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的界限。在诈骗犯罪中，行为人因何原因实施诈骗，属于犯罪动机的问题，其行为的目的仍然是希望或追求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犯罪动机不能决定行为的性质，只是影响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因素之一。因此，笔者认为，构成诈骗罪的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应当是既包括行为人本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也包括意图为法人、单位或者第三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
非法占有的目的，是行为人主观方面的内在因素，只能通过行为人客观方面的外在表现来判定。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依据，刑法界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依据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来判断；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以行为人的实际履行能力作为基本出发点，再结合行为人的履行态度以及对合同标的物处理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第三种观点认为，可从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积极行为、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造成损失的真正原因三个方面来判断；第四种观点认为，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从两个阶段着手，即在合同签订阶段看是否有欺诈行为，在合同生效后看行为人的履行态度、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以及合同标的物的处置情况。
经济诈骗的标准篇8
关键字：金融诈骗金融诈骗犯罪诚实信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不过是计划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活动代明显的计划性，因此，当时金融领域内的各项活动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相对安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金融业有很大发展，金融市场应运而生，并空前活跃，对我国整个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与此同时，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随着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入，在金融领域内的犯罪活动也急剧增加，并且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犯罪行为，其中发生在金融领域的的犯罪活动，尤其是诈骗犯罪比较突出，又由于对此新类型犯罪的控制与防范机制尚未健全，导致一些犯罪分子乘机作案，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明显增多，诈骗数额越来越大、涉案面越来越广、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严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直接危害到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同时，不仅我国如此，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也呈迅速增长的趋势，全世界每年因国际金融欺诈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二亿美元左右。由此可见，金融诈骗犯罪已成为当前金融领域中的一大公害，依法防范和打击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如何有效地防止金融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一个时代赋予我门的一个必须完成的暂新课题。
但在此，对于什么是金融诈骗犯罪却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我国刑法中虽然有金融诈骗罪这一概念，但其范围实是难以确定。因此，给金融诈骗犯罪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不仅具有理论研究的价值，更具有指导司法实践、正确适用法律的实践意义。本文所有对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也正是基于该定义展开的。
从金融诈骗犯罪的具体概念来看，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有人认为：“通俗地讲，金融诈骗犯罪即指为了骗取财产或银行信用而恶意利用来自被害人自身的弱点，使金融机构或开户单位、个人陷于错误认识，自动向骗犯交付财产或提供银行信用的行为。”[1]另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是指以骗取金融机构的财产或者信用为目的，采取虚构实是或者隐瞒真相等方法，只是金融秩序遭到破坏的行为”，[2]还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产或金融机构信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
我们认为，上述诸种定义都未能完全揭示金融诈骗犯罪的本质，其中第一种观点的表述过于学理化，在实践中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不具可操作性；第二种观点似乎执强调了金融诈骗对金融秩序的侵害，而忽视了金融诈骗侵害的其它客体如私人财产等，这就人为地缩小了金融诈骗的定义范围；而第三种观点虽然很好地弥补了上述前两种观点的不足，但是，单纯以列举的方式来讨论金融诈骗的概念，注定是要挂一漏万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决不仅仅是“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3]。
笔者认为，要准确界定这一概念，首先应当立足于金融诈骗区别与其它任何罪的本质特征即“诈骗”，同时又必须看到金融诈骗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其有别于一般诈骗罪的特征即发生的领域在且仅在“金融领域”，最后我们须对所有形形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和途径作一个科学而准确的概括，既不能陷于因过分抽象而失去可操作性，更不能为强调可操作性而使对诈骗的认定范围失之过窄。
因此，我们认为，金融诈骗应是指在金融领域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通过欺诈的方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或其它机构或个人的信用或财产，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
金融诈骗犯罪作为一独立的罪，其罪域极为广泛，从属罪名繁多，包括信贷犯罪、票据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以及包括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等证券犯罪等等。
同时，金融诈骗犯罪相对于经济犯罪而言，它仅仅是经济犯罪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其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犯罪主要是由金融犯罪构成的。从两者的区别来看，金融犯罪不应包括一般的财产型犯罪、公职侵占型犯罪、公职挪用型犯罪、公职贿赂型犯罪、危害自然资源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破坏型经济犯罪、过失型经济犯罪等。因为这些犯罪行为本身并不属于金融领域内犯罪，二者的犯罪主体、犯罪的直接目的、行为方式和手段以及犯罪的情节与法律后果均不同。当然，这里论及的财产犯罪是狭义的，一般是指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所规定的财产犯罪。
我国惩治金融诈骗犯罪的刑事立法，始于一九七九年刑法，但是囿于当时的立法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没有对金融犯罪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危害十分严重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只能依据诈骗罪定罪处罚。随着金融诈骗案件的多发，司法实践表明，仅凭一个笼统的、泛泛的“诈骗罪”，已很难有效的制裁金融诈骗犯罪活动。第八届全国人大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了旨在惩治伪造货币和金融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非法集资诈骗等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用较大篇幅规定了金融诈骗犯罪问题，明确列举出六种金融诈骗犯罪形式，即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和保险诈骗，并且将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死刑。在1997年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专门规定了金融诈骗罪，其中增加了金融凭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两种新类型的诈骗犯罪。
但是，试图仅仅依靠刑罚来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显然是幼稚而不切实际的，可能的情况并且被现实生活所一再证明的是重刑之下，金融诈骗犯罪不仅没有丝毫减少，相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融诈骗犯罪在逃避刑罚制裁的进程中不断摸索、前进，并不断通过林林种种的更为隐蔽的手法继续犯罪，可以说，金融诈骗犯罪正是在刑罚的制裁与反制裁中成熟壮大起来的。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刑罚制裁对于金融诈骗犯罪仅仅只是一剂治标的药方，并且该药方并不是总是那么有效。
那么，刑罚是否使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防范的唯一手段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手段来看，不论何种法律，都是凭借权威对社会关系施加影响、进行规范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而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途径或曰手段总括来说，无非有且仅有两种，即事前调整与事后调整。事前调整就是塑造社会关系为法律关系，使其遵循立法者意志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一种理想的秩序，如法律对主体、客体内容的限定与规范。但是，这种理想秩序并不排除被破坏的可能，而事后调整是通过适用法律责任使被破坏的法律关系恢复圆满状态的一种补救方式，如适用刑罚。对于此二种调整手段，究竟该以何种手段为主，向有争议，但是，由于事后调整的外在客观性较之事前调整要来得显著，即社会对于法律责任的认知程度较高，这就在事实上似乎确立了事后调整的主导地位。但是，从纯粹意义上来说，理想秩序的建构究竟是否真的仅仅依靠法律责任的实现就可以完成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对于理想秩序的塑造与建构，更多的是需要运用事前而非事后调整的手段对之加以规制与防范。
同时，从犯罪控制论的角度来看，历来有社会预防论与刑罚报应论，纵观世界各国，对此又有一元论与二元论之分，其中二元论为我国学者所主张，认为，实现有罪必罚、罚当其罪，刑罚报应就势所难免；而运用刑罚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社会价值，就必须坚持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社会预防论。因此，对犯罪的控制应当是报应与预防的统一，并认为这是从一定社会结构出发，根据社会正义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但是，对于报应论而言，对于无限复杂的社会来说，相对有限的的刑罚手段在解决社会冲突中的适用却总是难免陷入不敷使用的尴尬境地，事实上，刑罚在解决了一部分社会冲突的同时，又制造了更多的社会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刑罚是冲突的解毒剂，但又是冲突的创造物。刑罚天然地具有强制性，对此谁也无法否认。但是，在现代法制国家，即使是适用刑罚，刑罚也应当将其现实强制性转化为诱导性强制。
同时，对于预防论而言，就作为预防论基础的功利主义而言，其又必须有其赖以成就的基础，而该基础在现实社会中，我们认为、事实也的确如此，必定或表现为一定的人类本性，或表现为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
而对于本文讨论的主题金融诈骗犯罪而言，我们首先不得不承认刑罚在控制与防范该类犯罪过程中的苍白与无力，这也就迫使我们必须首先抛弃单纯的事后调整方式，而更多地采用事前调整的方式，即从预防的角度来寻找一个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犯罪的有效途径。而已如前述，预防的基础在于表现为一定形式的人类本性或社会道德规范的功利主义。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其发生在市场经济活动当中，而根据任何法律对人性本恶的假定，即任何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私自利的人。同时，反映在市场中的最基本道德规范原则为诚实信用原则，即任何人在从事商业活动或经济活动中必须诚实、不欺诈，守信用。
正是基于上述事实与条件，诚实信用原则由此确立其在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防范领域内的刑罚替代地位。
诚实信用这一道德原则由是被立法明文规定下来并由此成为整个市场经济活动中都必须恪守的一项法律基本原则，在我国的法律渊源表现为民法通则的第四条。就其宗旨乃为维持某种秩序，而这种秩序或体现为一定的利益平衡，或体现为一定的道德基础的可供依赖。[4]
从社会形态角度看，在犯罪控制领域内契合诚信原则是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是相契合的，法治理想在社会扎根，就必须说明这种社会的本质如何既能推动人们去追求这一理想又限制人们充分事项这一理想。唯此，才可能避免理想注意和行为注意认识法律秩序的错误。而该原则既有利于促成一种法治理想，又可防止上述流弊。即塑造一个道德高尚，诚实不伪的理想社会，最终使法律的适用尽可能地停留在事前调整的范畴。
从国家角度着眼，福柯指出，压制性立法的重要用途之一是能够被法律系统用来作为临时填补缺口的策略。它既是一种权宜之计，又是在市场、在社会推动诚信的首要障碍。事实上，刑罚无论经过统治者如何精心设计，都是在把人们当作强制和表演的对象，其实质是贬低人们的道德观。
诚信原则这一理念在犯罪控制领域内暗示着但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人从来不能在不考虑其行为可能对他人或社会造成影响地前提下，追求个人自己的目的，由此他的行为受到约束，该约束表现为个人由于通过认识到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的无（负）价值而自觉放弃实施犯罪地意思决定。
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其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犯罪手段都是在金融领域甚至整个商业领域进行“诈骗”，而众所周知的是，诈骗实质上是对经济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准则，它要求一切市场参加者符合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目的是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实现平衡，并维持市场秩序。金融诈骗犯罪的诈骗特性既然是对该原则的违反，那么我们便有必要从根源上去探讨为什么该原则会遭到破坏，如何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贯彻该原则并防止或减少对该原则的任何破坏。
而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也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适用是在法律上的直接适用，即在市场经济参加者一方或双方有违背诚信原则行为而导致纠纷或诉讼时，法官可将该原则作为一般条款直接适用，对违反者施加法律上的不利益，该种不利益即可表现为财产权利的丧减，也可表现为人身权利的限缩。
但诚信原则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帝王条款，并不仅仅也不可能仅仅只在上述层次上得到适用，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第二层次适用，乃在于在市场中自觉而非自发的建构一种理想秩序，从而使该原则的遵守成为经济活动中理所应当的事，即使其从法律层次上升为道德的层次，即实现其终极价值的回归。
但是，这一回归的实现是前提的，这一前提便是在市场中建立和完善与该原则相配套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以保证诚信原则得到最大限度的遵守。而这一制度体系无疑十分繁复庞杂，但究其要旨，大致应包括下列各项具体制度和政策：
（一）、建立并完善金融信用体系。诚信原则中的诚实仅为当事人的主观心态，他人无从得知与判断，但是信用却可以尤其外观，即为社会对其信用的评价。鉴于在金融活动中的参加主体双方或一方主要是金融机构，而由于金融机构公司在我国大多数为有限责任公司，即不同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开放性，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种封闭性公司，法律上对其对外的信息披露要求不高，这就导致了此类金融机构的透明性不高，外部社会以及潜在的从事金融交易的相对人无从得知该机构或公司的运营状况，包括资产状况以及信用状况，这就使得金融机构的暗箱操作成为可能，这也是滋生金融腐败、金融诈骗的温床。而建立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则恰恰是弥补上述缺漏的最佳途径。
但在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信用体系，而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市场成熟与否的一个标志。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对于规范金融活动的市场准入、保证金融交易的安全以及维护金融活动的公平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如何建立与完善金融信用体系，这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策问题。在这方面做得较超前也较好的是上海市，早在九十年代末，上海市就制定了一系列关于个人征信与企业征信的制度办法，并推广一整套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制度，通过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来建立和推动市场金融信用体系，这无疑是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效仿与推广的。
（二）、建立并完善金融机构认证体系。金融信用体系的建立主要是对于所有金融机构的信用的一种考察与建档，使抽象的金融信用获得外在的客观性。而金融机构的认证体系与此不同，金融机构的认证体系，主要是对于那些长期以来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金融机构认定与肯定。而对于金融机构的认证方式，笔者认为，应当采取自愿认证的方式，对其中符合认证标准的金融机构授予认证标志，并对此类获得认证的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商业优惠性政策。而潜在的交易相对人也可自主选择此类或非此类金融机构进行交易——而事实上，任何商人总是倾向于与诚实守信的商人打交道——从而保证交易的安全与效率，而这反过来又必将促进或曰推动此类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这对于所有金融机构而言，又不亚于是一种事实的激励机制，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推广与深入人心是有巨大现实意义的。
经济诈骗的标准篇9
[摘要]
合同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中分裂出来的新型经济犯罪，它在保留了普通诈骗罪的一些共性特征外，又表现出自身特有的个性。这种个性主要体现在其犯罪构成的特殊性。鉴于本罪认定过程的复杂性，本文对司法实践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问题、罪数问题、共犯问题）作了剖析，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此罪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是一种以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诈骗犯罪。在所有的诈骗犯罪案件中，合同诈骗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已成为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本文将综合我国合同法与刑法学基本原理对此作系统阐述和探讨，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本罪的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具有如下特征：
1、客体特征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ww1]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①
我国合同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它对于防范合同欺诈，维护公平、自由、安全、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合同诈骗罪使合同诈骗罪及其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问题合同成为侵犯他方当事人财物的不法手段，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故刑法单设此罪以保护我国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而言，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合同本身的履行，而在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②合同仅仅是诈骗采用的手段形式。
2、客观特征
从本质上讲，合同诈骗罪属诈骗犯罪的范畴，在客观构成上完全适用诈骗犯罪的构成模式。即：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获得财产被害人的财产损失。③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签订或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这里的虚构事实指行为人捏造不存在的事实，骗取被害人信任，其表现形式主要为：假冒订立合同必需的身份；盗窃、骗取、伪造、变造签订合同所必需的法律文件、文书、制造“合法身份”、“履行能力”的假相；虚构不存在的基本事实；虚构不存在的合同标的，等等。隐瞒事实真相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掩盖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其表现形式主要是：隐瞒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履行合同的事实，隐瞒自己不履行合同的犯罪意图；隐瞒合同中自己有义务告知对方的其他事实。
3、主体特征
本罪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区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还是单位。例如下列几种情形就是名为单位实为个人实施的合同诈骗罪：（1）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合同诈骗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应认定为个人犯罪。（见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18日《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2）国有或者集体企业租赁给个人经营的企业。承租人利用企业名义诈骗的，应认定为个人诈骗。（3）国营或者集体企业为个人提供营业执照，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的企业，企业人员以企业名义进行合同诈骗，应以个人诈骗论。（4）没有资金、场地、从业人员等有名无实的皮包公司，对它们利用合同诈骗的，应以个人诈骗论（5）由被挂靠企业提供营业执照，而由挂靠人员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挂靠企业，挂靠人员实施合同诈骗罪应认定为个人诈骗。因此是否以单位名义签订、履行合同，不应成为区分个人合同诈骗与单位合同诈骗的标志。实践中，“应当注意从单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两点把握究竟是个人合同诈骗罪还是单位合同诈骗罪。而且，这两点之中，利益归属的团体性应当优先考量”。④对那些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而实际犯罪谋取的利益归属直接责任人员的合同诈骗犯罪一律应以个人犯罪论处。
4、主观特征
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刑法理论认为，“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希望通过实施行为实现某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犯罪目的仅存于直接故意中”。⑤因此合同诈骗罪这种目的型犯罪只能存在直接故意的形式。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可能存在间接故意，如行为人签订合同时对履约能力尚无把握，寄希望于将来的时运，合同签订后，先行占有对方定金或预付款，而后对履约抱听之任之、漠不关心的态度。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仅表明行为人不愿意积极履行合同，不能说明行为人有骗取对方财物的目的，此时只能引出两种民事法律后果：一是欺诈合同无效，二是行为人赔偿对方当事人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间接故意只能构成民事欺诈，只有当行为人无正当理由拒不返还定金或货款时，才能构成刑事诈骗。而这种拒不返还定金或货款的心理态度，只能是直接故意。
二、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是目的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是立法对合同诈骗罪的抉择。⑥有学者认为，凡是使用刑法所规定的欺诈手段的，原则上均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⑦当然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几种客观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密不可分。但某种含有欺诈因素的行为是否是合同诈骗罪构成中的客观行为，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有无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在判断一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时，除看行为人是否符合刑法第224条所规定的行为类型外，还必须看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由此可见，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而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查证和认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许多诈骗案件由于受侦查技术及侦查人员能力的局限，难以查证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呢？笔者认为，在处理具体案件时，
应当根据其是否是刑法所规定的具体行为，并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作出司法推定。司法实践中“司法推定作为一种以‘忽略个别可能与结论相反’为代价或基础的思维程式和证罪方法被广泛认可和运用”。⑧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在司法推定时，应全面考察行为人以下各方面的客观因素：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
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可分为完全履约能力、部分履约能力和无履约能力三种情形，应分别不同情况加以认定：（1）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2）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3）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
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4）有部分履约能力，同时亦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约行为本意不在承担合同义务而在于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5）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6）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但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且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欺诈。
2、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
诈骗行为绝大多数是作为，而不可能是单纯的不作为。其主要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从司法实践中看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欺诈行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诈骗罪。没有诈骗行为，不能定合同诈骗罪，但是有诈骗行为也不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要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还须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在事实上虚构了某些成分，但是并未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足以说明行为人无非法骗取他:请记住我站域名人财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3、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
履行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也是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骗取钱财”目的的重要客观依据。⑨一般说来，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以后，根本没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虚假地履行合同。对于这种情形，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实际存在的履行行为，必须是真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行动，而不是虚假的行为”。⑩履行行为是否真实，应当结合履约能力的不同情形来判断，这里应该注意以下两种情况下对行为性质的认定：（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采取积极履约的行为，在尚未履行完毕时，行为人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意图，将对方财物占为己有。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部分履行行为虽然是积极的、真实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犯意产生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先前的积极履行行为已不能对抗其后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构成合同诈骗罪。（2）行为人在取得相对人财物后，不履行合同，迫于对方追讨，又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用以充抵前一合同的债务。这种连环诈骗在司法实践中被形象地称为“拆东墙补西墙”。这种行为实质上是行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补救措施，不是一种真实的履行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4、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
“若当事人没有履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处置也必然有所不同”。11所以可以从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认定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隐匿财物且拒不返还等，应认定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2）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义务，一般不以合同诈骗罪论。（3）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没有用于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其他合法的经营活动，只要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将对方财物予以返还，应视为民事欺诈；当其没有履约行为时，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5、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
一般情况下，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行为人，发现自己违约或者对方提出违约时，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提出辩解以减轻责任。但却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当无可辩驳自己违约时，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纠纷发生后，大多采用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无法挽回自己的损失。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对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债，或者在双方谈判时百般辩解否认违约的，不能一概认定为合同诈骗，应该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
6、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
影响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包括主客观两种情况。行为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享受了权利，而不愿意承担义务，表明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为人主观上造成的，从而说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是，如果合同当事人享受了权利，自己尽了最大努力去承担义务，只是由于客观上发生了使行为人无法预料的情况，导致合同无法得到全面履行，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纠纷处理。
（二）一罪与数罪的认定
认定合同诈骗罪的罪数形态应注意以下
几个问题：
1、牵连犯问题。
从理论上讲合同诈骗罪属于纯正的欺诈犯罪，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罪必然要实行欺诈手段，而这种手段行为又可能触犯其他罪名，从而构成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比如行为人为虚构单位或冒用他人名义以及伪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而伪造各种公文、证件、印章以及金融票证、国家有价证券、股票、债券等就触犯了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罪以及伪造金融票证、国家有价证券、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对此，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都主张按“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处理。
2、法条竞合问题。
合同诈骗罪作为特殊诈骗犯罪在诈骗方法和对象上有其特定性，虽然和我国刑法第266规定的普通诈骗罪一样都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但主要是破坏了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普通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即两罪形成了法条竞合。在此情况下，适用法律的原则是特殊法优于普通法。这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共识。
但是当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符合合同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犯罪时，这种情况属于法条竞合还是想象竞合在理论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情形属于法条竞合。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犯罪之间在构成要件上并无必然的竞合，这种情况属于想象竞合犯形态。笔者同意前者的观点。所谓法条竞合通俗地讲“就是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了两个分则性条款，其中某一法条的全部内容包含于另一法条的内容之中，即两个法条发生重合，或两个法条的部分内容相同，即有所交叉的情形”。12就金融诈骗犯罪而言，其中许多犯罪需要以合同的形式体现，行为的实施也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因而在犯罪构成上与合同诈骗形成法条竞合，且包括包容竞合（如合同诈骗罪的内容包容保险诈骗罪的规定，两者存在普通法与特殊法的关系，对此应适用特别法，以保险诈骗罪定性。）与交叉竞合（如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与票据诈骗罪的规定之间存在交叉关系，这种情况下应择一重罪适用法条。）
（三）关于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的认定。
所谓“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是指行为人先后实施了数个独立的诈骗行为，其行为方法分别符合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的情况。对于该种情形如何定罪处罚在理论界和司法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按照牵连犯的
处罚原则择一重罪处理；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按照行为人的主行为定性；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该按照连续犯的处罚原则，从一重罪处罚；第四种观点认为“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属于犯罪方法各异、触犯罪名不同、相互独立的连续诈骗犯罪，应实行数罪并罚。笔者同意最后一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对于先后实施、相互独立的数个诈骗行为之间不具有牵连关系，即不具有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的内在联系；而且按照此观点，当行为人触犯的几种诈骗犯罪之中有两种以上刑罚轻重相当时，便无法选择罪名，并且即使在刑罚轻重有别的情况下择一重罪处理，那么行为人触犯了其他诈骗的犯罪数额是否应计入该重罪的犯罪数额存在疑惑。按照第二种观点当几种诈骗行为在整个犯罪活动中难分主次时，定性则无从下手；即使有主次之分犯罪数额的归属亦如第一种观点那样无法认定。而第三种观点中所谓的连续犯是指行为人基于数个同一的犯罪故意连续多次实施数个性质相同、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态。即使如有的学者认为“如果数次犯罪行为触犯具体名称虽然不同，但实际性质相同的，各罪亦可视为同种性质，成立连续犯形态”。13也不应按照传统连续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断。因为理论上历来主张连续犯是实质的数罪而处断的一罪，只考虑到了连续行为所触犯罪名完全相同的情况，而没有把数次犯罪行为触犯具体名称不同但实际性质相同的连续犯纳入研究范围。因此第三种观点也是不正确、不可行的。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对“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实行数罪并罚才能定性准确、罚当其罪。
与“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相关的问题是在连续诈骗行为中，当各种特殊诈骗行为（包括利用合同诈骗在内）及普通诈骗行为，分别依照各种特殊诈骗犯罪和普通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犯罪（未达到起刑标准），而其诈骗总数额按照任何一种诈骗犯罪的定罪标准都可构成犯罪；或有的诈骗行为数额上达到定罪标准可以认定为普通诈骗罪或各种特殊诈骗犯罪，而其中有几种行为不构成其诈骗方法对应的特殊诈骗犯罪时，一般应当坚持以下原则：（1）各种诈骗方法的诈骗行为，首先分别以其对应的诈骗犯罪的起刑标准为基准，考察能否构成该对应的诈骗犯罪（包括普通诈骗犯罪和各种特殊诈骗犯罪）；（2）其次，凡依照任何特殊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犯罪的，不得对行为人的各种特殊诈骗行为分别根据行为特征认定其不构成犯罪，而应当把这些诈骗行为作为有机整体看待，将这些无法认定为特殊诈骗犯罪的诈骗行为，连同本来以普通诈骗方法实施的诈骗行为，以刑法第206条为基准，进行罪与非罪的评判；构成犯罪的，依照普通诈骗犯罪定罪处罚。当然，如果按照前述（1）对有的诈骗行为已经认定了特殊诈骗犯罪的，须对行为人以普通诈骗犯罪和已经认定了的特殊诈骗犯罪实行数罪并罚。
（四）合同诈骗罪中共同犯罪形态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有的行为人通过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手段进行诈骗，涉及到名义被冒用者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能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另外，如果所签订合同需要担保就会涉及到保证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能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对于名义被冒用者和保证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能否构成共同犯罪，应当具体分析：（1）如果名义被冒用者在行为人冒用自己名义进行合同诈骗后获悉，但仍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消极地不加以制止，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2）如果名义被冒用者明知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活动而提供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实际上起到帮助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行为的作用，一般来说构成共同犯罪，应承担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3）保证人不知道行为人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活动，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为行为人提供担保，不具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4）保证人明知行为人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活动而为之提供担保，实际上是一种帮助行为，应当承担共犯的罪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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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熊选国.论利用合同诈骗罪与民事诈骗行为的界限.载〈法学评论〉.1990第一期.47页
经济诈骗的标准篇10
担心“钱被骗得太少，警察就不重视”的心态，有其现实基础，也引发诈骗案件被害人的共鸣，成为民生痛点。
原来，依据最高法、最高检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诈骗罪的案值“数额较大”的标准（也是刑事立案的标准）是3000元以上；一些地方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立案标准进一步提高，导致很多小额诈骗，尤其是日益突出的小额网络、电信诈骗难以立案追究。
在司法实践中，不少基层公安机关热衷于办“大案要案”，对于侦办小案的热情并不高。所以，即使是盗窃、诈骗案的数额达到三五千元的立案标准，很多时候也得不到全力侦破。甚至有时被害人已掌握了小偷盗窃的清晰监控视频、诈骗电话是一部固定电话、被盗的苹果手机有清晰的定位，但个别公安机关仍消极办案、虚与委蛇。在这种背景下，诸如外国友人自行车被盗“火速破案”的新闻，才会引发嘘声一片。
其实，公安机关也表达过“苦衷”：电信、网络诈骗往往是跨地域作案，甚至涉及境外，侦破难度大、办案费用高、需要协调的层级高，难免对一些案值不高的案件进行取舍。但古话说得好：“怨不在大，可畏惟人。”绝大多数的人一生都遇不上什么“大案要案”，需要公安机关提供公权救济的往往只是些“小案子”。这些案子同样是公民感受这个国家司法公正的窗口，警方不能忽略。相反，警方应该积极整合内部的办案力量，及时登记、串并诈骗案件信息，打出铁拳，坚决不能让“钱被骗得太少，警察就不重视”成为一种社会默认。
（《新京报》徐明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