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篇1
根据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简称CnniC)的第18次互联网报告，截止2006年6月30日，中国网民总人数为1.23亿，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9.4％。报告首次公布手机上网人数为300万人。
互联网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权利人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以下统称作品)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如何调整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作品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互联网发展必须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
《条例》是根据目前中国网络环境的特点，总结我国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实际经验，借鉴国外适合中国国情的做法的基础上制定的。《条例》的总体思路是与互联网条约的规定相一致，有利于创新，发挥网络传播作品的潜能；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使用作品的要求，保持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作品使用者的利益平衡等。
《条例》所称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
《条例》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篇2
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具备三个要件：公众、自己选定的时间、自己选定的地点。这三要件应是充分条件，缺一不可。比如置于互联网上的文字、图片、音视频、动画等作品，网友可以随时随地依自己方便点击收看该作品，那么，权利人行使的就是信息网络传播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点
首先，行使该权利受《著作权法》规范。从立法背景看，在新《著作权法》中，我国是在发行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和广播权等传播权之外，针对交互性网络传播的特点，在第10条的12款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也即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著作权中的一种传播权，权利人可以从该项传播中获得报酬，又是著作权中的一种财产权。因此，权利人在行使该项财产权时，其权利和义务除受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专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来规范，还受《著作权法》规范。比如说法人作品超过其首次发表后第50年的12月31日，就进入公有领域，原权利人就不再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这就是受著作权法保护作品的时间性的限制。
其次，其权利主体是著作权人及录音录像制作者、表演者。
录音录像制作者与表演者在学理上被界定为邻接权人，也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主体不局限于著作权人，还包括录音录像制作者与表演者两个邻接权人。新《著作权》法第37条第6款，第41条，第10条第12款，《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条对此都有明确规定。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置上，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没有被纳入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中来。笔者认为，没有给予广播电台、电视台以信息网络传播权，这并不损害其应有的权利，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其制作的他权利人的文学艺术作品时，如被他人在网上公开传播，可以邻接权人的身份主张权利。
第三，该权利是绝对权，同时又受法定许可和合理使用的权利限制。
绝对权，在法理上又叫对世权，即绝对权的主体一般不必通过义务人的作为就可实现自己的权利，任何人均负有不妨害权利人实现其权利的义务，其义务人是不特定的任何人。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典型的绝对权，即它是著作权人及两个邻接权人的专有权利，是排他性的权利。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他人不经授权许可，不得擅自将著作权人及邻接权人的作品在网络上传输和传播，否则构成侵权行为。
基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是绝对权，具有一定垄断性的特点，为实现在保护作者权利、激励创作的基础上，鼓励传播、促进公众对社会智力成果的掌握以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必须在保护创造者个人私益基础上寻求个人与社会公益的平衡，对该权利的行使进行一定的限制。我国《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都规定有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条款，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合理使用是指，依法律规定的条件，使用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使用著作权人的作品，比如我国法律规定合理使用的情形有：个人学习使用、介绍评论中引用、时事报道中引用、教学目的、执行公务等情形。
法定许可是指，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使用人可以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情况下使用著作权人的作品，但必须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殊保护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作品的复制方式和传播方式变得更为简便、快捷、廉价，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在网络环境下也很容易遭到侵害。为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激励其创作与传播作品的积极性，2006年7月1日，我国颁布实施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了特殊的保护。
第一，权利保护的多种措施。《条例》主要从以下方面规定了保护措施：（一）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保护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权利人作品，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二）保护权利人为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采取的技术措施（见《条例》第4条）。（三）保护用来说明作品权利归属或者使用条件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见《条例》第5条）。(四)建立处理侵权纠纷的“通知与删除”简便程序（见《条例第14至17条》。并对违反上述保护措施，分别规定了处罚措施（见18、19、23、24、25条）。
第二、网络自由转载权的剥夺。已经发表的作品通常可以自由转载，这本是信息传播行业中的习惯作法。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网络传播这一新生事物在它突然出现并迅速膨胀的初期，同样延用了这一习惯，并且曾经得到了法律的明文许可：2000年11月22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
但是，随着网络对著作权冲击效果的逐步显现和侵权危害的日益泛滥，网络传播的特殊性逐渐为社会所认识：其特殊性包括受众巨大因而传播效果极强；网络信息量巨大因而作品报酬低廉；上传操作极其简单且成本极低因而容易被多点传播；网络站点数量极其巨大因而权利人极难事后追索报酬；传播速度极快因而大大降低权利人从传统传播方式获取收益的可能性。基于以上原因，为了可能更有效地保护著作权人权利，对网络媒体特殊对待，将其区别于传统媒体，剥夺其自由转载权，就成为合理和必要的社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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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篇4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体例主体内容特点引言
科技的发展给法律带来了无尽的挑战，技术始终是促进版权制度发展的催化剂，数字技术为作品复制和传播带来的进步性，就如同四大发明的印刷术相比手工抄写一样的深刻和明显。 是数字网络技术的进步性给著作权法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冲击，信息网络传播权由此而得以产生。
回顾著作权法发展历史，自英国1710年的安娜法案始，著作权法历经印刷技术、广播电视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三次重大飞跃。 数字技术是通讯技术、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总称，迄今为止，经过三个发展阶段。七十年代中期，个人计算机发展起来，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一阶段。著作权领域最先讨论的问题是，个人计算机上的目标程序是不是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以及操作系统、用户界面、数据库、反向工程、电子游戏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八十年代中期，多媒体技术和数据库得到发展，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二阶段，多媒体产品和数据库是不是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开始成为著作权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这时多媒体技术尚未与网络技术结合。九十年代以后，多媒体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结合，数字技术发展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数字通讯网络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技术硬件设施，而且取决于作品及其相关信息等组成的通信内容， 即数字化的文字作品和音乐作品、电影作品、软件、多媒体、数据库，等等，可以通讯内容的网络就如同没有灵魂的躯壳。数字技术在网络上的应用，使得通过计算机网络能把作品讯捷、方便、廉价、容量惊人而且质量几乎完美地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可以使公众中的成员在个人选择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作品。在交互性传输中，信息传输的范围、程度及信息的使用方式是由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双方共同决定。这给网络传播中的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版权制度与技术发展之间存在微妙的互动关系，每当有一次技术突破的时候，版权制度总是要或迟或早地作出反应。纵观著作权法的历史沿革，，著作权法始终处于对科学技术的挑战予以应战的过程中。如何规范作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行为，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而不致使因特网成为盗匪横行的“盗版天堂”，成为了世界知识产权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由此而产生。
早在1994年12月28日，美国发生USvsLamacchia——案，一名大学生在互联网络上提供秘密的电子公告牌地址，未经版权人许可，将已出版的、享有版权的商用计算机程序的复制件提供给网络上的用户。1995年在瑞典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例。几个学生从aDoBe和儿个其他的出版商那里将为数众多的享有版权的计算机程序下载，送到斯德哥尔摩的皇家技术学院的互联网络服务器上，以供互联网络上全世界范围的用户卸载和复制。这种在计算机网络上通过数字传输提供作品的复制件的行为，在现行的各国版权法和国际版权公约中，显然都没有现成的直接规范的依据。对此，目前版权研究界主要有两派意见：其一，将传统的版权领域中的若十概念（主要是复制、发行、出租、公众传播）扩展以对该行为进行规范，该行为或是复制，或是发行，或是出租，或是公众传播；其二，设立数字传输权来进行规范。第一种意见主张把数字传输的版权意义融入传统的版权制度体系之中，第二种意见主张依据新的数字传输技术而设置专门的权利， 即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及《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设立信息网络传播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终否定了国际社会几种通过试图通过原有权利的扩张解决对网络传播进行规范的尝试。1996年12月2日至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瑞士召开了“关于著作权及邻接权问题的外交会议”（经下简称“外交会议”），通过了两个被称为“因特网条约”的国际条约，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Copyrighttreaty，缩写为《wCt》，以下简称《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ipoperformanceandphonogramstreaty，缩写为《wppt》，以下简称《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信息网络传播权当属于传播权的内容之一。传播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专有权，是首先由欧盟提出的。这项提议最终被接受，并写入两个条约中。不过，就作品所享有的传播权与表演及唱片所享有的传播权，在两个条约中是不相同的。作品传播权体现在《版权条约》第8条中。表演传播权体现在《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第15条中；唱片传播权体现在后一条第14条与第15条中。以下具体分析。
（一）《版权条约》中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版权条约》第8条可谓开一代风气之先，为作者创设了一项控制作品在互联网上传播的重要权利，即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该条规定为，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赋予作者的各项传播权的前提下，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当享有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授权将其作品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 《版权条约》第8条是对《伯尔尼公约》确立的传播权保护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该条先是让人眼花缭乱地列举了《伯尔尼公约》的5个条文，涉及6项内容，它们都是伯尔尼公约中有关作者各项公开传播权的规定，《伯尔尼公约》中有关权利人的各项传播权的规定是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逐步出现的。由于针对不同种类的作品，不同的传播方式，适用不同的权利，这使得《伯尔尼公约》中的传播权之间存在着一些缝隙， 无法完全覆盖网络传播这一新的传播方式。《版权公约》第8条弥补了《伯尔尼公约》不同权利之间的缝隙。 该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不影响伯尔尼公约现在的各种传播权的前提下，将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扩展到所有作品种类，成为所有文学艺术作品作者的权利；第二部分明确指出，向公众传播包括在“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所作的传播，从而澄清了交互性的按需传输行为在该范围之内。
这条规定将《伯尔尼公约》中的向公众传播这个概念扩展到网络环境中，在《版权条约》中，这一项新权利名称虽然被定为“公众传播权”，但这项权利不仅仅指网络传播的权利，也包括其他传统的公众传播的权利。该条规定的“公众传播权”将作者的权利，实际上包含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新权利，集中体现在“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虽然因技术中立性原则，这一表述没有直接的包括“网络”等概念，但这一表述正是对网络传输交互性的典型的概括，这一表述而产生的新权利，即作者互联网上传播作品的权利，也就是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的规定与上述《版权条约》同日通过的《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确立了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这两个邻接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第10条规定：“表演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以录音制品录制的表演，使该表演可以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4条规定：“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5条规定：“对于将为商业目的发行的录音制品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广播或者用于对公众的任何传播，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获得一次性合理报酬的权利”。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的向公众传播权的关系《版权条约》继续沿用了《伯尔尼公约》的“向公众传播”这个概念并，将这个概念进一步扩大到网络环境下的作品使用，《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使用的是“提供已录制表演的权利”和“提供录音制品的权利”。《版权条约》中向公众传播权不仅仅指网络指网络传播的权利，还应该包括其他传统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这在该条约的第8条中规定得很清楚，这条一方面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明确的含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的向公众传播权的关系，即他们都包含在大的传播权之中，但新的权利与传统权利并不交叉，也不得影响传统权利的实施，根据保国实施或者即将实施这两个条约的情况来看，各国依据各自的立法体系，将新权利做了不同的处理。
二、发达国家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模式尽管《版权条约》第8条，《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和第14条分别赋予了作者、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只是作出了一个极为概括的规定，赋予权利人一种广义的包容各类传播的传播权，并没有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提供具体而明确的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必须由成员国的国内版权法加以解决。各国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用自己的权利、结合已有的多种权利，或者创设新的权利来实现对广义传播权的保护。
世界各国根据各自不同的立法体系，也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对这两个条约中的新权利进行了处理，以美国、日本、欧盟为例，它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模式，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进行了规范，也就是说各国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技术对。
（一）以美国为例1995年9月的《白皮书》建议大大扩张发行权的范围，使作者得以控制在交互性电子网络上向公众提供作品和相关权利客体这一行为。为实施《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美国于1998年10月28日通过了《数字时代版权法》（theDigitalmillenniumCopyrightact），允许美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新的版权与相邻权条约，但《数字时代版权法》中并没有采取原来《白皮书》所建议的“发行权”方案，而是以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涵盖了网络传输。因为，在美国，相当于传播权的是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它们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不仅包括直接的通常意义上的表演和展示，而且包括借助任何装置和过程实现的表演和展示.美国认为，只要将其法律中已有的发行权和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公开表演权、公开展示权等）结合起来，就足以覆盖各类传播行为。最终，美国没有创设新的权利，而是通过法院判例，解释和澄清了权利人传播权的范围，即以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涵盖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必要解释一下美国的表演权，它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演唱、演奏等方式表演作品的“现场表演”。一是通过录音机、录像机等设备表演音像制品的“机械表演”。大多数国家的版权法中，包括《伯尔尼公约》中，“表演权”既具有现场表演的含义，又具有机械表演的含义。
（二）以欧盟和日本为例它们的立法模式是在不改变现有版权权利配置的前提下，赋予版权人控制作品网络传播的新权利。
日本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因特网条约”不足半年，即由国会于1997年6月10日通过《著作权法修正案》，其主要修正内容是：1）增加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享有对公众提供其表演或录音的权利；2）将著作权人对公众传输作品的权利扩大到对公众提供其作品的范围，3）重新定义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对公众传输的相关行为。
在日本《著作权法修正案》中，第二条第七款第二项规定：“公开传输指有线或无线电讯传播而其目的系供公众直接接收之传输者（不包括同一建物内电脑程式之传输以外之有线电讯传输）。”第九款第四项规定：“互动式传输指依多数之个别公众之需求所自动完成之”公开传输“（不包括广播或有线放送者）。而”广播“指”以无线电讯传播方式所为之“公开传输”而其目的系供公众同时接收相同内容之传输者“，”有线放送“指”以有线电讯传播方式所为之“公开传输”而其目的系供公众同时接收相同内容之传输者“。这四款规定明确了日本著作权法中关于”向公众传播权“的定义。
1996年9月欧盟执委会颁布了信息社会著作权及相关权《绿皮书》，重申在计算机存储中的短暂行为同样构成复制。1997年12月欧盟执委会针对信息社会的著作权问题，为制定共同体内适用的标准，履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版权条约》的新规则，在其《信息社会版权指令》中创设了一种广义的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的专有权，包括广播权以及使公众中的成员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信息社会版权指令》的前言部分专门说明，使公众中的成员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就是交互性按需传输。 该法案确认了复制权，公开传播权、第3条第1款规定“成员国应当提供作者专有权来许可或禁止任何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将其作品原件或复制件传输给公众的行为，包括以这种方式将其作品提供给公众，使公众中的成员在某个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作品”。第2款规定“成员国”应当提供专有权许可或禁止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提供给公众，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1）对表演者是其表演的固定：（2）对录音制品制作者是其录音制品：（3）对电影的首次固定的制作者是其电影的最初固定件和复制件：（4）对广播组织是其广播的固定，不论广播是有线电还是无线电，包括通过电缆或卫星。
三、我国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
（一）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2001年10月27日，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修订了《著作权法》。这次《著作权法》（以下称新著作权法）的修改是为了应我国加入wto后对著作权的保护，适应新形势下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迫切需要而进行的。在新著作权法中，我国是在发行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和广播权等传播权之外，主要针对交互性网络传播的特点，在第10条的12款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我国尚没有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然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确立借鉴了这两个公约中有关的立法形式，并采用“新增式”保护方法，该权利的确立是我国《著作权法》进入网络时代的标志，对于当今计算机互联时代著作权（版权）的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著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仅此几条规定，其规定内容本身也存在争议，加上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存在许多可探讨之处。
（二）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主体的探讨根据新著作权法第10条第12款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著作权人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新著作权法特别强调了表演者和录音录象制作者等邻接权人的网络信息传播权，第37条第6款规定，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获得报酬的权利；第41条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音像作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是享有该项权利的作者和表演者、录音录象制作者两个邻接权人。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置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没有纳入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中来。有学者认为应当给予广播电台、电视台信息网络传播权。笔者认为，没有给予广播电台、电视台以信息网络传播权，这并不损害其原有的权利，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其他权利人的文学艺术作品时，如被他人在网上公开传播，可以由该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人主张信息网络传播权，而广播电台、电视台的作品往往社会信息性更强，不赋予信息网络传播权，能够使社会公众更好的利用。这正是著作权法利益衡平的体现。
（三）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的探讨现行立法缺乏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内容进行较为具体的规定。我们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主要是指权利享有人在法律或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以计算机网络传播方式向公众传播或许可（授权）他人向公众传播信息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另于广播、电视上的播放权，是对作者在互联网上权利的专门描述，应当指作者及表演者、录音录象制品制作者在互联网上自行传播作品和授权他人传播作品，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而传播其作品，应当包括禁止他人：（1）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上得到的作品，违法转载，或使他人违法转载，例如复制他人作品，刊登到自己的网站，或向其他网站投稿。（2）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上得到的作品进行传播。（3）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下得到的作品，上载到互联网。
（四）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点的探讨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及权能来看，主要有四个特点。
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篇5
网络媒体的“信息倚赖症”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历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络在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尤其是获取新闻信息方面，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然而当我们登陆国内网站，不难发现网上的新闻信息基本上都是来自传统媒体，很少有网站自己的独创内容。造成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信息倚赖”局面，主要在于我国的网络媒体管理体制。
为了加强对网站登载新闻类信息的管理，2000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联合了《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把我国的互联网站分为“新闻网站”和“综合性非新闻单位网站”。新闻网站②经主管部门或当地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审核同意，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可以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综合性非新闻单位网站是指非新闻单位依法建立的综合性互联网站，该类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应当经主办单位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审核同意，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非新闻单位依法建立的其他互联网站，不得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综合性非新闻单位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必须有规定的新闻信息源，即只能登载中央新闻单位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的新闻。并且必须和这些新闻单位签定协议取得登载授权，登载时需注明来源和日期，不得登载自行采写的新闻和其他来源的新闻。
经过几年的网络实践，2005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又联合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对旧规定进行补充和细化。与旧规定相比，《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有以下新的规制：第一，明确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是指“时政类新闻信息”，具体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突出其公共性。第二，明确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范围，包括通过互联网登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和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这就意味着具体实践中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不只是网络新闻登载，也包括电子公告服务，例如通过BBS、新闻组、QQ群、电子邮件、博客等向公众时政类信息的行为。第三，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分为三类：（一）新闻单位设立的登载超出本单位已刊登播发的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二）非新闻单位设立的转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三）新闻单位设立的登载本单位已刊登播发的新闻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前两类的设立必须经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审批，第三类向省级以上政府新闻办公室备案即可。与旧规定（将登载新闻业务的主体局限于“新闻网站”和“综合性非新闻单位网站”）相比，新规定明显地放宽了登载新闻的权利主体范围，即只要履行了相关行政审批或备案程序的网站，均可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不过，关于网络媒体新闻信息来源的规制没有改变。《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规定：第一类、第二类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转载、发送中央新闻单位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的新闻信息，并且需要与之签订书面协议；第二类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不得登载自行采编的新闻信息。
不管是《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的两分法，还是《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三分法，在管理思路上，我国其实把网络媒体分为两大类：新闻单位设立的网站与非新闻单位设立的网站。根据以上规定可知，在我国，新闻单位、非新闻单位设立网站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仍然实行审批许可制，这与传统媒体的管理体制没有本质区别。③唯一不同之处是，网络媒体基本上不具备传统媒体的新闻采写权，必须依靠传统媒体供给新闻作品。这种管理体制对新闻单位网站来说不成问题，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传统媒体开办的，传统媒体强大的新闻采编队伍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新闻作品。非新闻单位网站则不同，它们既没有新闻采写权，又没有所属的传统媒体作后盾，在新闻信息源方面“仰人鼻息”，只能转载传统媒体的新闻作品，如未获得授权擅自转载就可能引起著作权纠纷。《新京报》与tom网站之间的这场官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反映了现阶段我国非新闻单位网站尴尬的生存状态。
传统媒体作品不是网络媒体的“免费午餐”
著作权又称版权，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对自己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所享有的专有权利。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与精神利益相关的权利）和财产权（使用和获得报酬等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权利）两大权利。广义的著作权还包括邻接权（作品传播者所享有的相应权利）。著作权的法律确认与设立，体现了社会对智力劳动成果的肯定和保护。
著作权中人身权之外的内容，随着承载作品的新介质的出现和传播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扩展。因此，著作权法需要及时进行调整和充实，以应对传播技术的进步而带来的新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化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传统的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有鉴于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1996年12月的外交会议上，形成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与唱片条约》，赋予作者、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录制者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表演及录音制品的专有权。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对原来的著作权法进行修正或制定专门法规，以适应网络传播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需要。
我国于2001年对原有的著作权法进行修正，新增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2006年5月，国务院又颁布专门的行政法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及侵权责任。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11月通过，2003年12月、2006年11月两次修正），国家版权局、信息产业部2005年5月联合了《互联网著作权保护办法》。这些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把我国的著作权保护延伸到新兴的网络传播领域，为解决网络作品侵权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
为了促进新闻信息的流通与共享，根据国际惯例，我国著作权法除了规定“时事新闻”④不适用于本法保护，还对媒体互相使用已发表作品的著作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例如第22条规定：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媒体在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侵犯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的情况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而“合理使用”。本条虽然没有明确提到网络媒体，但“等”字样可以解释为包括网络媒体。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6条则明确列举了八项属于网络“合理使用”的内容，使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的“合理使用”问题不必再从著作权法中合理推出。
在网络传播实践中，网站大量转载的传统媒体作品，显然包括有非“合理使用”作品。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条规定，网站转载这些作品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否则便构成侵权。
根据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规，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可能引起两种情况的著作权纠纷：（一）新闻单位网站转载自己的传统媒体作品。基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提出，作品在传统媒体发表后，作者仍然享有网络传播的权利，新闻单位网站进行转载至少还应当再次支付报酬（“合理使用”作品除外），否则就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现在很多新闻单位网站把转载自己传统媒体所发表的作品视为理所当然，不向作者支付任何报酬，这实际上是有违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二）非新闻单位网站转载传统媒体作品。非新闻单位网站如果没有获得传统媒体授权、支付相应报酬而转载其作品，既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同时又侵犯了传统媒体的“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邻接权，即广义上的著作权。我国1990年出台的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邻接权的内容，即第四章所谓的“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法2001年修正后，虽然把第四章的名称改为“出版、表演、录音录像、播放”，但在第一条保留了“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还是为作品传播者―――出版者、表演者、录制者和播放者的邻接权保护留下了余地。著作权法对作品传播者的邻接权予以保护，是因为其在传播作品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资。tom网站的行为即属于这种情况，只是《新京报》提起侵权诉讼而相关作者保持了沉默而已。
可见，我国著作权法对传统媒体作品的著作权，及其传播者的邻接权保护是比较充分的，网络媒体在进行转载时应谨慎从事，以免陷入侵权纠纷。
理性对待网络著作权纠纷
著作权概念的提出、著作权法的制订和不断修正充实，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作者的权益，激励作者的创作热情，还在于促进作品的传播，从而使文化成果被社会公众享用。著作权法的实质就是均衡作品权利人、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网络媒体为文化产品的传播和社会共享提供了优质平台，也给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如何化解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的矛盾，既能有效保护传统媒体及其作品的邻接权、著作权不受网络媒体的侵害，又能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信息传播优势，需要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双方协作，也需要立法、管理上的完善。
1．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共生”以求“共赢”
在现行体制下，网络媒体尤其是非新闻单位网站，必须倚赖传统新闻媒体的信息供给，似乎是一种“寄生”关系。事实上，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的关系是“共生”的：在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传统媒体也需要借助网络媒体，特别是商业门户网站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无形中给传统媒体做了广告宣传。尽管几乎所有的传统媒体都有自己的网站，但是在影响力方面可以和著名商业门户网站相媲美的，仍属屈指可数。
两者既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就应该携手合作谋取共赢，而不是彼此对抗，两败俱伤。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的纷争，无非是利益分配问题，正如《新京报》社律师所言：“我们想通过这次诉讼来促进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规范化合作，让传统媒体在合作中赢得一个合理地位。”⑤一方面，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获得对方授权并支付相应报酬是理所应当的；另一方面，处于主动地位的传统媒体，恐怕也应该积极地与网络媒体建立合作关系。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意识到“以一个联盟对抗另一个联盟”做法的失当，于2006年8月与新浪网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在新闻内容、市场经营和资本运作三个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开创了报纸与网站之间互利共赢的全新合作模式。
2．建议明确规定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实行“法定许可使用”制度
所谓“法定许可使用”，又称“非自愿许可使用”，使用人可以不经作者和原发表媒体同意而使用作品（权利人声明不许转载者除外），但必须向对方支付报酬。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权利相对人为作者和传统媒体。关于网络媒体与作者之间的权益关系，高院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曾经作出过“法定许可使用”的规定，但是该条款在2006年11月第二次修正时被删去。高院删去这一规定，可能是出于保护作者权益的考虑，也符合权利人自己处置相关权益的法律精神。不过，考虑到网络媒体的特性及作品已经在传统媒体上发表、网络转载属二次使用等因素，笔者认为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还是实行向作者支付报酬而不必征求其许可的制度为妥。
关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权益关系，《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规定，网站转载传统媒体作品必须获得授权，即征得对方的同意（新闻单位设立的登载本单位已刊登播发的新闻信息的网站除外）。这一规制，不利于网络媒体尤其是非新闻单位网站的发展，也容易引起著作权纠纷。因此，笔者建议我国《著作权法》再次修订时，关于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问题，对于作者和传统媒体均明确规定为“法定许可使用”。这样做，作者和传统媒体的权益虽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是增加了作品被网络媒体使用的机会，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同时，网络媒体也免除了征求转载授权的繁琐环节，更有利于发挥其信息传播迅捷、海量的优势，满足了社会公众共享文化成果的需要。
3．建立健全网络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网络著作权集体管理是与网络转载“法定许可使用”相配套的制度。“法定许可使用”的前提是使用者必须向权利人（作品作者及作品传播者）支付报酬。但是，网络媒体的巨大转载量，造成权利人规模庞大且分散，使权利人获取报酬、网络媒体支付使用费用均为不易，且成本过高，难免引起著作权纠纷。我认为建立、健全网络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成立网络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通过签订协议等方式，由该机构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向网络媒体收取转载费用再转付给权利人，进行网络著作权纠纷仲裁与诉讼等等。建立、健全网络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既可以避免传统媒体及其作者与网络媒体之间的著作权纠纷，又能够降低转载费用支付的成本，是对作品作者、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三方均为有利的办法。（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注释：①⑤详阅《〈新京报〉诉案背后的传媒格局》，载《南方周末》2006年12月21日
②新闻网站是指中央新闻单位、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新闻单位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直属新闻单位依法建立的互联网站。
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篇6
[关键词]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过错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世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决定着网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从广义上讲，网络服务提供者包括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和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两大类。从狭义上讲，网络服务提供者仅指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本文研究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要是狭义上的，也就是中介服务提供者，并不包括内容提供者在内。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不直接组织、编辑、信息，用户将其当作上网的接入点看待。近年来，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断被卷入网络著作权的侵权纠纷中，如何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任，平衡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人和网络用户之间的关系，对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作品在网络环境下的传播和使用、促进科技的稳步发展和社会经济繁荣具有重大意义。
一、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的立法现状
2001年新修订的《著作权法》首次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并将这项权利作为一项受著作权保护的权利。2005年，国家版权局和国家信息产业部联合出台了《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该办法是一部行政性的法规，主要是针对各级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可以作为参考，但不是主要依据。从其第2条规定的适用范围可以看出该办法主要针对的是提供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例如接入服务提供者、信息服务提供者等，并不包括网络内容提供者。该办法继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后，进一步对“通知-删除”程序和网络服务提供者行政责任作出规定。2006年5月公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一部行政法规，相对完整地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进行了界定。条例规定了数字图书馆、远程教育、特殊人群教育（盲人）、执行公务等情况适用“避风港”条款。条例比较多地借鉴了美国《数字千年著作权法案》（DmCa）和欧盟电子商务指令的有关规定。条例具体规定了“通知”与“反通知”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要求，以及“通知-删除-反通知”的具体流程。除了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条例在第20条、第21条、第22条、第23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免责的四种情形。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网络著作权纠纷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11月20日《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首次提出了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和“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相关责任规定，涉及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管辖、作品数字化、侵权损害赔偿等问题。其中第5条明确指出，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明知或者应当知道有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犯了他人著作权行为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对该侵权信息采取有效的移除措施，则该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就要与侵权的网络用户承担共同的侵权责任。该解释第7条出现了对美国《千年数字版权法》的借鉴吸收，引入了“通知-删除”的规则。2010年颁布实施的《侵权责任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主要体现在第36条。譹訛针对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确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侵害著作权人权利的方式、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情形、教唆或者帮助网络用户侵权的责任、“通知-删除”规则、注意义务、“应知”的判断考虑因素。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共19个条文，规定了被侵权人发出有效通知的内容，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提出抗辩的情形，通知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的考虑因素，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转载行为的过错及其程度考虑因素，网络服务提供者诽谤、诋毁的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承担侵权责任情形，非法删帖、网络水军等互联网灰色产业的责任承担问题。
二、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存在的问题
随着网络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我国也顺应时代要求，不断调整和完善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内容，尤其是确立了“通知”和“反通知”规则。但是由于网络的复杂性、快速性、虚拟性、技术性、广泛性等特点，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方面的制度仍然存在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不系统，层级低
整体而言，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相关法律规定无法适应网络快速发展带来的情形变化。目前我国有关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并不多，专门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相关规定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仅以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的形式颁布施行，立法层级相对较低。虽然在《民法通则》《著作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等较高层级的法律中也有一些零散的体现，但是并没有进行系统的规定。而法律和行政法规、规章之间的衔接、配合也并不完善。例如，《信息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9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譺訛但是在我国《刑法》中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规定及罪名，使得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的该条规定较为严重的著作权侵权行为给予刑事处罚处于空白状态。另外，从内容上看，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仅规定了责任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但就如何承担，承担责任的具体形式及程序却规定得并不详细。且规定大多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及责任，并没有就其权利和法律地位作出详尽说明。这样的模式缺少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权益的保护，易挫败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义务的积极性。松散的立法模式，使得各种法律法规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规定各有侧重，各有逻辑，缺乏一定的系统性。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显然不能够满足著作权人对于网络环境下其合法权益保护的需求。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义务不详
一方面，我国现行立法仅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从法理学角度而言，法律责任是对法定义务违反的结果，但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就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遵守的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尽管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披露义务和其他一些应当承担的责任有相关的规定，但却并不系统。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容易在提供网络传播服务时，因为没有行为规范而无法明确自己的义务，从而导致侵权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尽管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情况有所规定，但现有的法律体系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法律地位和权利的说明仍然欠缺，这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益保护非常不利，难以调动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整个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过错”规定不严谨
过错责任原则要求在确定侵权行为人的责任时，要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意思状态来确定，而不是依据行为人行为的客观方面来确定。譻訛在著作权侵权责任原则中，我国主要采用的是过错责任为主，过错推定责任为补充的原则。譼訛我国现行立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2条、第23条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不承担赔偿责任；“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主观状态是“明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包括对于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明知或者应知。”《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知道”是网络服务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观状态，然而对于这一主观要件具体包括那些方面，如何判定，没有明确规定，司法解释也没有相关规定，这给司法适用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这一概括性的法律规定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分歧和适用上的不统一，导致同案不同判，有损法律权威。同时，我国现有的立法关于“知道”一词的规定存在表述不一的混乱情况。例如前述所列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第22条和23条分别出现了“知道”“应当知道”“明知”“应知”等不同的说法。
三、完善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的建议
针对前述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存在的问题，结合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侵权责任的实践需要，提出以下解决措施。
（一）提高立法层级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和各行业信息化建设的推进，需要制订新的法律来平衡各方利益。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规范网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任的法律，而像《信息传播保护条例》这样的行政法规，虽然是专门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规定，但立法层级相对较低，不利于网络著作权的保护工作，因此可以参考美国、欧盟的做法，尽快通过立法程序，建立更高层级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形成更好的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任法律体系。
（二）进一步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
现行立法中，仅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著作权侵权纠纷发生后，防止危害结果的扩大义务，对于其在提供网络服务的过程中应当遵守的义务没有明确规定，在不明确义务的情况下，更容易导致侵权行为的发生。那么如果能够进一步在立法中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就能更好地防患于未然，维护一个良好的网络秩序。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基本义务包括：1.在提供服务时必须保持中立的地位譽訛其中介性决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保持“中立”，尽量使服务过程通过技术能够实现自动化，不参与或者干涉用户对于信息的交流。2.合理注意的义务在其技术能力和水平的范围内，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该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例如对服务对象相关信息的登记，对于常识范围内侵权的材料进行制止等，一方面可以防止侵权的发生，另一方面也对侵权产生后的后续处理提供方便。当然同时也应注义对用户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尊重。3.协助调查的义务现实中，很多网站虽然需要注册，但所填信息大多流于形式，网络服务提供者也不加以审查，很容易造成侵权行为产生后，无法追查侵权人的情形。因此，要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协助调查义务，一方面是尽可能地向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提供侵权人的相关材料，另一方面也要对侵权的资料进行合理保存，方便调查。4.防止损害结果扩大的义务在得知侵权行为出现之后，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对侵权的材料进行删除或者阻止访问，在其技术和经济许可的范围内防止损害结果的扩大。
（三）详细规定“过错”主观状态
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篇7
关键词：版权侵权；网络服务商；民事责任
中图分类号：D91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8-0197-02
网络服务商（internetServiceprovider）简称iSp，是提供各种互联网在线服务的经营者的统称。当前网络信息爆炸，信息产品供大于求，网络服务商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取更多的利益，往往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侵犯版权人的利益，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网络服务商的版权侵权的手段会越来越多，对版权所有人的利益侵害也会更大。如“剑网2015”专项治理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383件网络版权侵权的行政案件，行政罚款450万元，59件网络版权侵权案件被移送司法机关刑事处理，涉案金额3845万元，关闭113家网站。因此，必须明确网络版权侵权的法律责任，并遵循法律的规定，以保护网络版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界定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我国《著作权法》赋予版权人的一项财产权利。版权是一种复合权利，所涉及的内容范围广，而信息网络传播权就是版权的一系列权利中专门保护版权人网络版权的一项权利。《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2项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6条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可见，版权人及领接权人都拥有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网络服务商侵犯版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网络服务商的版权侵权行为，是指网络服务商未经作者或其他版权人同意，又不属于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的范围，擅自利用或以其他非法手段行使版权人专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网络服务商侵犯版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有：
第一，网络服务商有侵害版权的事实，即网络服务商的行为对版权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害，这些损害是真实存在的，可能是财产损失，也可能是人身与财产同时遭受到损失，而且版权人受到的损害与网络服务商的非法行为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例如，2015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中的广东“DJ020网”侵犯音乐作品著作权案，莫某开设的拥有数量众多会员的“DJ020网”，向公众提供未经授权的音乐作品达62286首，两个月内就有总金额为6240元的在线支付订单，257547.48元的订单等待付款。因为“DJ020网”经营者的侵权行为，使网民将费用支付给了“DJ020网”，而没有将费用支付给音乐版权人，所以直接损害了版权人的经济利益。
第二，网络服务商的行为具有违法性。版权是版权人的专有权利，其他任何人都是义务人，都不得违反著作权法及相关网络版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否则就是违法。不过《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制度对版权人的权利进行了限制，为的是平衡公共利益与版权所有人的利益。版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同样也受到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的限制，因此如果网络服务商的行为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合理使用或者法定许可，则不构成侵权。
第三，网络服务商的主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是指网络服务商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而“主观过错是否作为网络服务商侵权的必备要件根据行为的性质和种类决定”[1]。网络服务商的版权侵权行为分为直接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行为[2]。直接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无须借助他人的帮助，直接实施侵犯版权人利益的行为。比如，网络服务商未经版权人授权就将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直接上传至自己经营的网站，向用户提供各种类型的侵权信息内容。对于这种实施直接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商，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即不以其主观上具有过错为要件，只要网络服务商实施了侵权行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间接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没有直接实施侵犯版权人利益的行为，而是为他人实施侵权行为提供了教唆、引诱，或为直接侵权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促使了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比如，网络服务商仅提供技术服务，即只是为版权内容的传播提供了网络通道，没有直接提供版权内容。对于这种实施间接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商，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即以其主观上具有过错为要件。如果提供技术的网络服务商对其侵权行为主观上有过错就必须承担责任，如果没有过错就不必承担责任。
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篇8
【关键词】著作权网络传播内容提供技术支持侵权链接
一、《著作权法》上的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之分
就其本质而言，著作权乃是作品传播控制权。著作权的基本实现方式有二：一是权利人自己传播作品，并由此获益；二是权利人授权他人传播作品，并从被授权人处获得利益。围绕着作品传播又存在两类性质不同的行为：一类是将作品本身作为最终产品的行为，可以称之为“内容提供”；另一类是不过问作品内容，只为他人的内容提供援以技术设备辅助的行为，可以称为“技术支持”。前者如来自电台、电视台、报刊社、网站、演唱会组织者的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供公众在线访问等对外提供作品内容的行为；后者如印刷厂、快递公司、服务器或音响设备出租商等主体所从事的业务。
虽然从纯粹技术角度而言，上述两类主体都进行传播，但是《著作权法》上的复制、发行等仅指向前者实施的传播行为，只有这些行为属于“内容提供”或“作品提供”，这些行为如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实施，则构成所谓“直接侵权”。后者则一般不对内容负责，通常只有明知或应知直接侵权存在时，才就其助成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所谓“间接侵权”“帮助侵权”。
直接侵权、间接侵权概念未出现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在行为人为数人的情况下，应当依据本法第八至十二条有关“多数人侵权”的规定和第三十六条有关网络服务商责任的规定处理。不过，从侵权法理论的角度来看，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区分是有意义的，它指出了一个侵权中多个行为人扮演的不同角色，从而提示人们在认定责任时，要注意行为人责任的相互依存关系。
具体来说，间接侵权的认定需要以直接侵权的存在为前提，没有发生直接侵权，自然也谈不上对侵权的教唆、引诱或帮助。此外，在认定侵权责任时，直接行为人和帮助者的过错认定标准也往往不同。例如：依照我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发行者、出租者不能证明合法授权或合法来源，即承担法律责任，这是一种过错推定责任，意味着出版者等直接传播主体对其传播的作品均要进行合理的事前版权审查。为作品传播起辅助作用的人往往不承担如此之重的注意义务。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二款即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的行为一般不负有主动审查义务。
所谓的避风港规则（SafeHarborRules）针对的情形就是网络空间内的“技术设备支持”行为，而非内容提供行为。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第512节分别针对接入与传输、缓存、存储及信息定位等服务规定了免责条件，即所谓责任避风港。该套制度正是基于“直接侵权/间接侵权”理论而设的。概括其内容，可以认为，满足如下条件，服务提供者即不对第三人侵权负责：（1）无论信息的传输、搜索还是存储，均由网络用户发起和主导，即服务提供者是被动的、从属的，不干涉信息的流动；（2）服务提供者对信息内容不知情；（3）在接到满足法定格式的权利人通知后，立即删除、屏蔽相关侵权信息或断开链接；（4）服务提供者实际采取了对反复侵权人（repeatinfringer）取消账户或访问权限的政策（policy），并向网络用户明示该项政策。
经由学者的译介，上述规则已经得到我国知识产权学界和司法实务的广泛接受。尤其是2006年起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较为完整地移植了《数字千年版权法》中的四个责任避风港。因此，网络服务商能否享受责任避风港待遇，关键在于其在作品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二、网络空间提供作品的服务器标准及其适用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款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该规定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特征限定于“提供行为”，但至于何种行为属于“提供行为”，却并未涉及。目前，实务中的主流观点采纳服务器标准。
所谓服务器标准，强调对作品存储的实际支配。依据该标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表现为将作品上传至或以其他方式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该标准将《著作权法》中的“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阐释为“通过自己的服务器向公众提供作品”。反之，只要作品未存储在服务商的服务器中，则不应认定服务商实施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此处的“服务器”系广义概念，泛指一切可存储信息的硬件介质，既包括网站服务器，亦包括个人电脑、手机等。
目前，我国法院更多地倾向于采纳服务器标准。例如：在2004年的“华纳诉世纪悦博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采用了服务器标准，认为世纪悦博公司虽然以逐层递进的方式引导用户下载，但其不能完全控制被链接网站的资源，一旦被链接网站网址发生变化，或者网站采取加密等限制访问措施，访问要求就会被拒绝。世纪悦博公司没有复制、向公众传播被链接的录音制品，因此，世纪悦博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服务本质上依然属于链接通道服务。在2007年的“泛亚诉百度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虽然用户在百度网页下即可获得涉案歌曲，而无需进入被链接网站页面，但因百度网站的服务器上并未上载或储存被链接的涉案歌曲。因此，其所提供的是定位和链接服务，并非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在2009年结的“慈文诉海南网通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论述举证问题，暗示了服务器标准的适用。在2011年的“肇庆数字文化网数字影院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则明确指出应适用服务器标准，认为，因肇庆数字文化网数字影院所播放的涉案四部影片并未存储在该网站的服务器上，因此，广东省肇庆市广电局、肇庆市图书馆向用户提供的是相关链接服务。在2012年审结的“泛亚诉百度案”的二审中，最高人民法院亦对一审法院所采用的服务器标准予以认同。其指出，百度网站提供mp3下载，虽然整体过程并不脱离百度网站的页面，但其并非我国《著作权法》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所规定的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作品的行为，而属于提供信息定位服务。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月1日颁布了《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第三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设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实施了前款规定的提供行为”。该规定中虽并无服务器标准的明确表态，但人们普遍将“置于信息网络中”理解为置于服务器中，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决体现的立场，可以认为司法解释同样持服务器标准。
因此，实践中法院审理的重点落在作品到底存储在哪里。如果网络服务商能够证明，目标文件来自第三方网址，并未存储于自己的服务器，法院即认定不构成内容提供意义上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而仅构成“链接服务”。例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和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在其最近作出的判决中，均坚持服务器标准。
三、“盗链”行为提出的法律问题
“盗链”行为的出现给了人们一个反思服务器标准的机会。所谓“盗链”，是指链接服务商在设置链接时，加入规避目标网站限制访问措施的功能，使得用户通过其链接即可接触本来需要获得权限方能访问的内容，其技术架构为“链接指令+目标网址+破解功能”。通过这一设置，网络用户可以在链接服务商的界面访问作品。
网络服务商设置“盗链”的行为，违背了被链网站的意思，擅自扩大了作品的传播范围，如果按照服务器标准，“盗链”方没有在自己的服务器中存储作品，故仅仅属于“信息定位”服务提供者而非传播者。可是，被链网站显然也没有实施扩大了的传播行为，如此一来，作品传播范围扩大了，就扩大的部分却找不到传播者。这一矛盾说明服务器标准存在着局限性。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wCt）第八条是我国著作权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的蓝本，其内容是，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第十一条第（一）款第（ii）目、第十一条之二第（一）款第（i）和（ii）目、第十一条之三第（一）款第（ii）目、第十四条第（一）款第（ii）目和第十四条之二第（一）款的规定的情况下，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可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这些作品。从这一规定中看不到有关服务器的任何表述，相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规定的重点落在“使作品可访问”（makingavailable）上，如果硬要加上“存储于服务器”条件，就缩小了公约的适用范围。此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关于第八条的议定声明表示，仅仅为传播的实现和进行而提供物理设施不构成本公约或《伯尔尼公约》下的传播。这意味着，如果不是仅仅提供物理设施，就存在着构成本条之下“向公众传播”的可能。最后，从本条的结构来看，所有形式的向公众传播，在认定上都以是否“向公众提供”为判断标准，是否控制初始信息源在所不论，这也说明，非要给信息网络传播加一个“服务器”要件是不必要的。
虽然服务器标准仍然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主流标准，然而，已经开始有法院认为，“盗链”行为属于作品提供行为。例如，在2016年的“腾讯公司诉易联伟达公司案”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盗链”情况下，尽管相关作品仍存储在经合法授权的被链网站的服务器中，但设链网站却可通过自己的网站域名向不同的用户群体提供。影视聚合平台采取i链措施绕开被链网站采取的禁链措施，使得用户可在其平台上获取禁链网站上相关影视作品的播放等服务，属于商业使用作品的性质，违反了法律规定。
在2016年的“乐视公司诉千杉公司案”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上传到网络服务器的行为，不是唯一可能的提供行为。随着网络技术和经营模式的不断发展，受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提供行为也不断更新、变化、变换。被告虽然没有将涉案作品存储在其服务器上，但其行为显然是将他人的服务器作为向用户提供视频资源的存储来源，达到了向用户提供视频资源的目的，构成了对乐视公司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害，属于直接侵权。
上述法院的立场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某案中的态度一致。在该案判决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如果权利人采取了技术措施，确保访问者只能通过首页进入网站，那么绕过该措施而对网站上的作品设置深层链接则构成侵犯使公众可接触权（即我国所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篇9
互联网天生就是一个悖论的集合体，在这里匿名与实名、虚拟和现实并存；自由、共享、免费与管制、商业反盗版、收费观念相互角逐；眼球、烧钱、流量、共享、免费、盗版似乎是永久的主题……
网民是网络存在、发展的契机，因此当年的网络泡沫同样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如果没有疯狂的烧钱以及大量免费网络应用的存在，网络如今不会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正所谓一批网络公司倒下去，换来的是大批网民融进来。
私服、外挂让游戏开发运营商头痛不已，网络盗版让传统音乐制作发行公司利益巨减，网络免费转载更是让作者的著作权、财产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然而他们同样有存在的理由，同样有拥护的主体。私服、外挂是玩家对游戏专制的抵抗，网络盗版是网民反垄断、反价格歧视在虚拟世界中的体现，网络免费转载更是弥补信息失真、控制，倡导自由、共享精神的体现。
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披露了4个月来的缴获成果，不少“三无”网站被封，大量网络侵权、盗版要案告破，同时放风出来2006年将颁布《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终结网络转载不付费的历史遗留问题，为加入国际互联网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做准备。此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其将引发的深层次后果是值得预测和估计。
首先，传统门户架构将被终结。国内的三大门户新浪、搜狐、网易都“一不小心”从当年的信息入口，变成了门户终点，成了无所不包的“箩筐”。但认真说来，多半信息资讯都是不合法转载，存在违法、侵权的嫌疑，例如未经作者许可转载，转载了未署出处或作者名，未给作者支付任何费用，甚至对作者作品进行肆意修改、删除。正是靠着这些免费、违法、侵权转载，才搭建起了门户的“唱台”，进而赚取商业利益。
转载付费最受伤的将是新浪，因为在门户中，搜狐通过收购、创新已经形成了集主站门户、中国人校友录、17173游戏站、焦点房产网、搜索搜狗、goodfeel为一体的门户矩阵，纯粹的信息资讯门户已经不再存在；而网易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网络游戏运营公司，其营收的80%是出自游戏业务，资讯门户只不过是食之无味但又丢之可惜的鸡肋；唯独新浪，依旧守着“海量+快速”去实现“全面、准确、客观”的理想，然而现实却使新浪变成信息集散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毫无原创性存在(以笔者经常关注的科技评论版为例，除了转载之外，几乎没发现原创性稿件)，而这又造成了对原创作者利益的漠视与不尊重。而这一切都将随着《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的颁布而终结，既有的门户格局将被打破。
其次，网络将迎来新的集体诉讼风暴。传统物理的版权法规对合法转载、授权转载以及稿费支付都有着详细的规定。由于国家版权局1999年4月颁布《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之时，互联网在国内才刚刚风声水起，因此才作出了:“本规定只适用以纸介质出版的文字作品”的规定，也就导致了对于网络转载到底应该如何付费的立法空白，实质上近几年国内司法实践对于网络侵权转载都是比照《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进行判决的。而《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的颁布不但会填补网络转载立法的空白，而且会对传统“网络无版权”观念造成根本性冲击，从而引发大批著作权人的觉醒，诱使其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应有的人身、财产权利，从而引发国内网络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体诉讼风暴。
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篇10
2009年，笔名为绵绵的作家王莘发现其2000年出版的作品《盐酸情人》在未经其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被谷歌公司擅自收录并提供下载。2004年前后，谷歌为打造世界一流的世界图书馆，与出版商及图书馆展开合作，以扫描等方式收录了大量已出版的图书，其中就包括作家王莘的作品《盐酸情人》。在律师的协助下，王莘于2009年12月对相关公司提讼，认为被告侵犯了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该案件前后经历了4年多的时间，先后经过三级法院的6次开庭。最终，北京市高院于2014年1月5日作出终审判决，认定谷歌公司的行为不构成合理使用，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维持一审法院做出的判决:谷歌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和合理支出6000元。［1］最高人民法院曾在2011年做过相关统计:2011年1月至10月，全国法院受理和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分别为52708件和38682件，同比分别增长42．2%和39．79%，其中半数都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2］经常权的结果客观上致使网站经营者不堪重负，继而出现了一些版权公司。这些公司以营利为目的，在全国范围内提起大量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诉讼，借此每年获得高额利润。上述案例及数据从不同侧面表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置顺应社会科技的发展，为新出现的侵害著作权的行为提供了权利保障，填补了通过网络途径侵害著作权无法可依的空白，对鼓励创作及创新型社会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其所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虽然王莘通过诉讼的方式为自己讨回了公道，但从她的维权过程可以看出其维权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诉讼过程所耗费的时间成本、资金成本和人力成本远远大于胜诉所获得的利益。在实际生活中，像王莘这样有勇气的人并不多，大部分受害人会因沉重的维权成本而选择忍气吞声。另一方面，许多网站经营者往往是在无意识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侵害了他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为规避此风险，网站经营者不得不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大量减少摄影作品以及其他容易侵权的网络作品的使用。这就可能导致网络作品传播率的降低，进而影响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损害作者的合法权益，甚至是公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产生的背景及意义
法律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它们既存在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社会的进步促进法律不断发展完善，法律的改进又反过来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扫除障碍、保驾护航。作为法律重要内容的权利，也同样受社会发展的制约，伴随社会发展不断改进。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产生正是这一规律作用的具体体现，是在网络技术与数字化技术不断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为更好地保障著作权人的权利而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前后，数字化技术迅猛发展，网络技术与数字化技术的结合将人类带入信息时代。任何新生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信息网络技术也不例外。一方面，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作品的传播提供了新途径，大大加快了作品的传播速度，拓宽了其传播范围。另一方面，观念的落后及法律的空白给传统的著作权保护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为满足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需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96年通过相关条约首次确立了著作权人的向公众传播权。随后，一些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以国内立法的方式明确了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的网络传播权。由于现实的迫切需求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我国在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中新增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2006年，更具可操作性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正式生效。毫无疑问，信息网络传播权是顺应社会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有利于作者著作权的全面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使著作权的保护延伸至网络这一新领域，突破了传统著作权保护的历史局限，使制止通过网络这一新型媒介进行非法传播的违法行为有法可依，填补了相关的法律空白，全面保护了作者的著作财产权。第二，有利于创新型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产生，为创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也表明了国家不遗余力保护创新的决心。每一个著作权人的著作人身权与财产权都能得到切实保障的良好氛围，有利于提高社会成员的创作积极性，有利于创新型社会的建设与发展。第三，这是用法治思维解决社会问题的典范，有利于法治国家的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多元多变，各种利益分歧、矛盾冲突相互交织，只有法治才能有效整合各种张力、化解各种冲突，为社会和谐稳定奠定根基。［3］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产生正是用法治思维解决社会问题的典范，有利于法治国家的形成。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需统筹考虑的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设置任何权利的最终目的都不是保护某一群体的利益，而是实现某种实质上的正义，这种正义可能是实体上的正义，也可能是程序上的正义。“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4］笔者认为，正是信息网络传播权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各相关主体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从而引发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出的问题。因此，信息网络传播权必须统筹考虑各方因素，努力实现各利益主体间的平衡，不然便会适得其反，产生许多社会问题。笔者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置应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一)保护作者著作权的因素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对知识产品的占有、使用可以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这导致两个问题的产生:一方面，商品生产者迫切需要获得最新的技术成果;另一方面，发明人面临技术转移、公开带来的丧失竞争优势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为保护发明人的合法权益，专利权应运而生。随后，一些国家又制定了著作权制度和商标权制度，进而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知识产权制度。这样看来，整个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初衷从很大程度上说，是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著作权制度在西方国家产生并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对西方国家的文化复兴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确保了这些国家软实力的迅猛发展。与之相反，由于长期以来我国著作权保护意识薄弱，盗版现象泛滥，整个社会创作动力不足，进而阻碍了创新型社会的发展。可见，著作权制度乃至整个知识产权制度的设置，不仅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人的相关权益，而且客观上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只有创作者的利益得到保障，才会鼓励更多的人去创作，进而使整个社会处于良好的创作氛围中。因此，著作权制度设置所考虑的首要因素，应该是如何更好地保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社会公共利益的因素
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平衡利益。作为法律重要内容的权利所保护的利益，并非其天性就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而是因为这种利益在自然状态中处于弱势地位，需要法律的强制力来平衡。这种利益一旦被法律以法定权利固定下来，便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某些人在享有权利时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权利行使到极致，甚至侵害他人权利或危害社会发展。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为例，其产生的初衷，是在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条件下，防止作者的著作权受到侵害。然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过度保护容易造成权利垄断，进而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况且，从法理的角度来说，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任何作品都会或多或少地吸收、借鉴前人已有成果。其相关权利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和一定层次上获得相应的利益后理应回馈社会，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进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置，应合理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的因素。
(三)网络自身特点的因素
从互联网20世纪80年代进入我国到现在，我国网民数量已达6．32亿。［5］如今，互联网已深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主要得益于信息传播的简便快捷与即时。此外，与传统信息传播渠道相比，通过网络传播的信息内容形式多样，受众还能在虚拟的人际交往平台上进行充分互动。正是网络的这些特点，为作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传播空间，满足了现代社会对信息的多重需求。同时，也正是这些特点，使通过网络侵害著作权成为一件极其容易且隐秘的事情。因此，在网络环境下，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置应在充分考虑个人与社会利益分配的前提下，适当考虑网络自身的特点，力求发挥网络在传播作品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同时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
(四)作者创作动机的因素
个人创作的原始动力无非是个人爱好或获得名利，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后者逐渐占据优势。因此，笔者认为，在某些(甚至大多数)情况下，如果能够满足著作权人经济上的利益，著作权人就有可能不再去追究侵权人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传播作品的人给予著作权人以经济上的满足，那么传播其作品便不能认定为侵权行为。这既符合著作权人的利益，也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求。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制度设计
(一)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客体作准确分类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客体是网络作品，对于网络作品进行准确分类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对网络作品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有助于理论研究的开展。另一方面，对网络作品进行分类有助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制度向着专业化、科学化方向发展，使不同种类、不同特点的网络作品适用符合其自身特点的制度。理论界对于网络作品的分类多种多样，笔者认为网络作品分为以下三种较为合理:第一种是传统载于纸等载体上而经数字化处理后可以在网络上传播的作品，如传统已出版的书籍又通过扫描等形式在网上传播的作品;第二种是在网络上利用数字化技术直接创作的作品，如网络小说;第三种是网络出现后产生的新型作品，如在线交互数据库等。［6］
(二)设计全方位、多层次的权利限制制度
显而易见，设置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目的在于以法定形式肯定权利人对作品在网络中传播的有效控制权，而非遏制公众在网络上获取信息的自由和实现信息的共享。因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置应当统筹各方利益，不断探索权利利用形式，设计全方位、多层次的权利限制制度，力求在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和实现社会的最大利益间找到平衡点。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权利限制制度的权利限制程度由重到轻依次为: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制度、默认许可制度。合理使用制度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法律允许他人自由使用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而不必征得权利人的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的法律制度。法定许可制度是指，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下，可以对未经他人许可的作品进行有偿使用的法律制度。默认许可制度是指，在特定情况下，权利人虽未明示许可在网络空间传播作品，但是从权利人的行为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合理推定其认可他人使用作品的制度。前两种制度在我国相关法律中已有明确规定。例如，我国《著作权法》在第23条、第32条第2款、第39条第3款、第42条第2款、第43条中对著作权的法定许可作了明文规定。在网络环境下，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定许可与合理使用的范围应适度扩大。我国目前的著作权相关法律中没有默示许可制度，但民法理论中的默示可以为其提供相关理论参照。前文对网络作品的分类有三，其中第三类作品是网络产生后出现的新型作品，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网络作品，明显区别于前两类。其特点在于在网络特定空间，著作权人发表作品的基本目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利用网络平台使更多的人转载、传播，用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7］比如，在各种BBS网站或在布告栏里、粘贴各种帖子和评论，甚至以作品形式出现的文章、图片、动画、音乐、录像等。这类作品如没有声明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则可以认为著作权人愿意通过网络传播其作品。
(三)建立保护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