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风俗礼仪文化常识篇1
中国古代的风俗礼仪文化常识
【元旦】我国传统习俗中最隆重的节日。此节乃一岁之首。古人又称元日、元正、新春、新正等，而今人称春节，是在采用公历纪元后。古代“春节”与“春季”为同义词。春节习俗一方面是庆贺过去的一年，一方面又祈祝新年快乐、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多与农事有关。迎龙舞龙为取悦龙神保佑，风调雨顺;舞狮源于镇慑糟蹋庄稼、残害人畜之怪兽的传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接神、敬天等活动已逐渐淘汰，燃鞭炮、贴春联、挂年画、耍龙灯、舞狮子、拜年贺喜等习俗至今仍广为流行。
【元宵】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正月半、上元节、灯节。元宵习俗有赏花灯、包饺子、闹年鼓、迎厕神、猜灯谜等。宋代始有吃元宵的习俗。元宵即圆子，用糯米粉做成实心的或带馅的圆子，可带汤吃，也可炒吃、蒸吃。宋朱淑真《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社日】农家祭土地神的日子。汉以前只有春社，汉以后开始有秋社。春社在春分前后，秋社在秋分前后。社日这一天，乡邻们在土地庙集会，准备酒肉祭神，然后宴饮。王家《社日诗》“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上巳】原定于三月上旬的一个巳日，所以叫上巳。曹魏以后，这个节日固定在三月三日。早先，人们到水边去游玩采兰，以驱除邪气。后来，演变成水边宴饮，郊外春游的节日。杜甫有《丽人行》诗：“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寒食】我国民间传统节日。节日里严禁烟火，只能吃寒食。在冬至后的一百零五天或一百零六天，在清明前一、二日。相传，春秋时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大臣介子推曾割股啖之。重耳做国君后，大封功臣，独未赏介子推。子推便隐居山中。重耳闻之甚愧，为逼他出山受赏，放火烧山。子推抱木不出而被烧死。重耳遂令每年此日不得生火做饭，追念子推，表示对自己过失的谴责。因寒食与清明时间相近，后人便将寒食的风俗视为清明习俗之一。元镇《连昌宫词》：“初过寒食一百六，店社无烟宫柳绿。”
【清明】我国民间传统节日。按农历算在三月上半月，按阳历算则在每年四月五日或六日。此时天气转暖，风和日丽，“万物至此皆洁齐而清明”，清明节由此得名。其习俗有扫墓、踏青、荡秋千、放风筝、插柳戴花等。历代文人都有以清明为题材入诗的。
【端午】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端阳、重午、重五。端午原是月初午日的仪式，因“五”与“午”同音，农历五月初五遂成端午节。一般认为，该节与纪念屈原有关。屈原忠而被黜，投水自尽，于是人们以吃粽子、赛龙舟等来悼念他。端午习俗有喝雄黄酒、挂香袋、吃粽子、插花和菖蒲、斗百草、驱“五毒”等。杜甫有《端午日赐衣》：“端午被恩荣。”
【乞巧】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少女节或七夕。相传，天河东岸的织女嫁给河西的牛郎后，云锦织作稍慢，天帝大怒，将织女逐回，只许两人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夜晚在鹊鸟搭成的桥上相会。或说：天上的织女嫁给了地上的牛郎，王母娘娘将织女抓回天庭，只许两人一年一度鹊桥相会。每年七月初七晚上，妇女们趁织女与牛郎团圆之际，摆设香案，穿针引线，向她乞求织布绣花的技巧。在葡萄架下，静听牛郎织女的谈话，也是七月七的一大趣事。和凝《宫词》：“阑珊星斗缀朱光，七夕宫嫔乞巧忙。”
古代风俗礼仪文化常识篇2
一、中国古代音乐
我国古代音乐，主要是指1840年后中国逐渐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的音乐发展阶段。主要包括我国原始社会音乐形式、奴隶社会音乐文化、封建社会音乐风格等。我国现有的古代音乐的理论基础一共有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到了现代后转变为七个，分别是Do、re、mi、fa、sol、la、ti。中国古代音乐的演奏乐器有鼓、磬、钟、箫、管、篪、笙、琴、瑟等。
二、礼俗音乐
当前阶段，礼俗音乐中的“礼”在古代音乐中主要是指社会基层中的下等人对于上等人的敬仰和听从，故理解为古代音乐中的礼俗音乐中的“礼”不仅是古代社会音乐中一个关乎伦理道德的系统机制，还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连带政治性和国家利益性的音乐体系。而礼俗音乐中的“俗”，主要是指古代生活中的下等人或者是生活在最基层的普通民众之间自发形成的一种音乐文化活动。“礼俗音乐”主要是指古代生活中的民间自主产生出的具备礼节性质有制度性和仪式性的交往行为。“礼俗音乐”同时也是随着人们举行的各种各样的礼俗性活动，来充分展示音乐自身涵盖的内容，深入的体现礼俗音乐自身的多元化形式，以及经久不衰的音乐发展特性。
三、礼俗音乐与中国古代音乐之间的关系
当前阶段，我国现有的古代音乐文化中各种各样的礼俗音乐形式，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古代音乐赖以为生的主要音乐形式。这一系列的礼俗音乐形式，上可延续到我国古代各个国家中制定的各种的礼俗音乐制定，例如，良辰吉日、凶煞、迎宾、婚嫁等诸多的礼节。下可延伸至我国当代仍然沿用的各种各样的地方特色风俗活动。例如，如岁时、岁事、时节、时令等事、婚丧嫁娶等，全部都采用了音乐的融入。当前阶段，音乐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仪式活动中最不可缺少的部分。为此，要是没有音乐，古代礼俗音乐活动是根本无法正常开展的。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国古代音乐与礼俗音乐之间，存在一些细微的关系。
以阶级的角度分析礼俗音乐与中国古代音乐之间的关系：
当前阶段，笔者运用阶级的角度进行分析，我国现有的古代音乐中具备强烈的特色社会功能，笔者将这一社会功能简单的划分成为两个阶级段。分别是“原始社会阶段”“阶级社会阶段”。
首先，我国古代音乐与其他民族的礼俗音乐是比较相似的。我国古代的音乐形式，主要是想要充分的反映我国古代当时阶段的生活特质。为此，古代音乐自身具有比较显著的综合性的。简单的说就是，我国现有的古代音乐主要是由当时推崇的宗教文化活动以及民族文化不断发展而产生的。
其次，随着我国古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在积极发展的音乐文化背景下，我国的古代音乐文化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古代音乐也逐渐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相接轨。在进行互相交融的过程中，我国古代音乐渐渐被披上了一层关于政治性的礼俗制度的外衣。为此，就古代音乐文化发展历程来说，我国古代音乐文化不断健康发展的同时，还大力的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最后，就音乐文化发展时间段来进行具体的分析，在我国古代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社会生活中出现音乐形式最早的，留存时间最长久的就是古代音乐中的礼俗音乐。同时，礼俗音乐与全球上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相比，礼俗音乐的发展历程是最为特殊的。简单的说就是，我国现有的古代音乐发展历程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形式相比较，是具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古代音乐并没有实质上标准化的音乐形式，为此，它无法真正走向完全独立性的音乐发展道路中。为此，我国音乐文化在这种现实的文化发展背景下，我国的古代音乐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我国礼俗音乐的发展载体，经过时间的历练和发展，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音乐形式――礼俗音乐。在礼俗音乐在不断发展填充的过程中，不仅涉及到了我国古代的种种音乐制度化，还包含了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凸显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随着音乐的不断发展，我国古代音乐逐渐成为我国现有的礼俗音乐中最不可缺少的内容。
在古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音乐活跃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仪式全部需要音乐的融入，以此来保证活动的正常开展。同时，音乐自身也在一定程度上依附礼俗仪式活动而存在。古代音乐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获取了一种半自发、半强制状态的波折的经历。我国古代音乐在发展历程中半自发、半强制的状态，实质上是指音乐文化中礼，俗二者的特殊性决定的。古代音乐中的俗主要是指我国古代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自发状态，礼则以一种完全强硬的状态影响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对于全面构建古代音乐文化形式来说，礼与俗各自占据着一半的重要地位。一部完整的中国音乐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完整的古代礼俗音乐的发展历史。其中包含的社会生活中的音乐趋势、音乐风格、音乐派别、音乐种类等多个内容的变化，这也正是古代音乐文化发展历史中的真实反映。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古代音乐发展过程中的礼俗音乐，对于当今社会中的古代音乐形式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四、礼俗音乐在我国古代音乐中的具体体现
在我国古代音乐发展长河中，礼仪是一个国家的整体政治面貌经济形态的体现。礼俗音乐中的“礼”其实质就是与我国古代国家政治体制密不可分的，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古代国家管理制度中最具威严性的制度。为此，在我国古代音乐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礼俗性音乐是大力推进古代国家实现自身经济健康发展、经济水平平稳提升、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后代安康等内容的动力源泉。为此，在正常音乐发展过程中，主要都是通过国家中人民群众的实际道德规范表现而反映的。在一定的特殊情况下，礼俗音乐会突破一定的限制，古代音乐为受限于封建统治的牢笼中的民众提供可以释放自身压力的一种途径。尤其是处于奴隶社会阶段中的劳苦的人民。现代人们对于礼俗音乐中的“礼”的理解，可以主要分支为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比较显著的道德反映。第二种则是人民自身发挥出内心客观控制意识的能动性作用，使其可以表现出具有强烈制约性的音乐效果。为此，人们无论选用何种形式的礼俗音乐形式，都会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的影响。与此同时，礼俗音乐中的“俗”，字面意思上讲，就是指从古代延续至今的一些地方的特色的风俗习惯。主要是一些时代变革中遗留下来的精神层面的音乐形式。古代音乐中的礼俗音乐主要是反应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音乐本能这两大方面的内容。由于我们国家古代音乐在经过漫长的历史变革形成的，部分人运用文字的形式来记录下古代的音乐，现代人再对于这一些有限的音乐资源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从中具体的了解古代音乐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规律。从古代音乐自身的角度而言，古代中的人们常常以口口相传的传播方式进行古代音乐的传播，音乐比古代文字更加具有形象性，可以更加彻底的反映出当时阶段中的音乐核心指向。
五、中国古代音乐发展中礼俗音乐所处的历史地位和实际作用
随着我国封建制度的瓦解，古代音乐中的诸多礼俗文化也不再具有昔日的风光。于此同时，礼俗文化也随之不再具备一些传统音乐文化中的文化意义。首先，在我国古代的封建制度瓦解的那段时期，来自西方欧洲国家的一些音乐形式得到了大众的认可。音乐形式的相互杂揉造成当今现代音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物质基础。古代音乐形式中的礼俗音乐也逐渐演变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性音乐。由于礼俗音乐自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发展音乐元素，不可能在一瞬间就全部消失或者灭亡，特别是活跃于我国地方民间音乐活动中的礼俗音乐，也会随着民间礼俗活动的不断发展而得到延续。在古代社会不断发展进程中，礼俗是以整体的形式在民间存在和发展的，后来西方音乐等文化侵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发展也开始呈现专业化的发展趋势，民俗也随之发展，在民间残存的民俗礼乐影响力大大削弱，更无法对中国音乐产生较大作用，然而，与民俗发展相适应的思想精神，却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在某一特定的环境中生存顽强，并且以猛烈的势头发展。要想真正深入研究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长河、必须需要对我国古代音乐历史中不断探究礼俗音乐的具体界定含义。以礼俗音乐的基本论点来作为研究古代音乐史的具体发展依据。礼俗音乐是我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现实传播载体，中国古代文化同时也是礼俗音乐创新发展的主要途径，二者之间的关系所谓唇齿相依，不可分割的。随着我国古代音乐历史的不断发展，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参考借鉴一些关于礼俗性、民族性、社会性和生活性的一些音乐成果，以各不相同的音乐视角来具体分析礼俗音乐的未来发展趋向。通过对中国古代音乐中的礼俗音乐的深入研究，才可以更加深刻的表明出我国独有的古代音乐的特色精神。
六、结语
综上所诉，笔者在文中首先对于中国古代音乐以及礼俗音乐的定义进行了简单的定义。其次，对于礼俗音乐与中国古代音乐之间的关系分三个层面来进行划分，同时并对礼俗音乐在我国古代音乐中的具体体现的相关内容进行细致的阐述，最后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发展中礼俗音乐所处的历史地位和实际作用进行了综合的评定和分析。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我们不可以任由古代音乐中的礼俗音乐文化不断弱化，也不可以一味地否定礼俗音乐的发展作用，我们需要保持对于中国优秀古代音乐的继承发扬，结合礼俗音乐的文化内涵，进而最终实现中国音乐文化的健康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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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风俗礼仪文化常识篇3
abstract:thetraditionalcustomisonepartofthewholenation’scustomsandritualswhichincludetheentiretraditionofthemaincauseofone’slifejourney.inthispaper,thewhirligigphenomenawhichappearedamongtheUrumqicityatthestageofmodernizationUyghur’straditionalcustom,whichtheUyghurhavebeenthrough,whichishappeningrecently,veryspecialculturalphenomenoninourrituals,“GulQay”ritual,isinvestigatedinit’sculturalaspects.
关键词:都市维吾尔人人生礼仪变迁“GulQay”仪式
Keywords:CityUyghurwhirligigofritual“GulQay”ritual
作者简介:吾热亚提・玉素甫(1972-),女,维吾尔族,新疆喀什伽师县人,新疆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2007级在职研究生。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互相依存、互相借鉴、互相补充、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系统。乌鲁木齐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是一个开放型的商贸城市,从两千多年前的丝绸之路古道一直走进了今天的正在现代化的国际商贸城市,成为了世界各类文化的汇集地。
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历史事物,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其内容和结构总是在日益丰富,其地位和作用也总在不断调整。风俗习惯作为民族社会心理的表现形式,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直接反映并影响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和生活面貌,是民族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1]。
生活在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人有本地的和来自全疆各地的,在他们的生活习俗中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文化因素。这种交融在都市维吾尔人的人生礼仪中表现最为突出。在都市这种特殊环境里维吾尔人的人生礼仪正在经受着现代文化的冲击并发生变迁及创新。新近出现的都市维吾尔人的独具特色的庆祝活动――“GulQay”仪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都市维吾尔族社交圈子里的一份子和仪式活动的参与者,要从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角度去分析和关注传统文化的变迁及新出现的有些独特的文化现象的种种历史背景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维吾尔族人生仪式“GulQay”产生的文化背景
人生习俗是整个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人们在整个生命旅途中主要阶段上的全部生活习俗。由于这种习俗具有突出的社会性和民族性,而且发展、变化相对缓慢,所以人们往往将这类习俗看成是能反映一个民族特点的主要方面。维吾尔族传统的人生礼仪主要有分娩礼、命名礼、摇床礼、割礼、婚礼、礼、葬礼。这些主要是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中的关键时刻而形成的特定的仪式活动。其主要目的是标记或帮助人们成功及顺利地度过那些关键时刻,完成人生角色的转变。然而,传统文化及风俗习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的发展和变化而发生变迁和创新。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传统文化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变迁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乌鲁木齐各民族的文化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转型。各民族的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借鉴并相互交融,尤其是各民族社会自身的发展,即进化、发明、发现引起的内部的动因使乌鲁木齐市成为当代新疆最能集中体现各民族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典型地区[2]。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改善,这种文化的变迁在都市维吾尔人的人生礼仪上表现的最为突出。包括礼仪的范围、场所、形式、意义、功能等方面的变迁。它们的变迁又反映了社会结构和人们意识形态及文化价值观的变迁。
随着社会人际关系的扩展而扩大的城市里的各种礼俗仪式,给生活在大城市里的维吾尔人带来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紧迫感和经济压力,使他们已陷入了一种“文化的尴尬”[3]状态下出现的“GulQay”仪式,引起了本民族文化活动的参与者们的纷纷议论,甚至有些文化批评家们的反感。尽管如此,近几年来这种仪式非常快速的开始普遍起来了。
二、“GulQay”仪式的解释和定义
(一)解释
“GulQay”是维吾尔语,汉语的直接翻译是“花茶”。“Gul”在汉语里的意思是“花”。写在维吾尔族女孩名字里是“古丽”。维吾尔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花的民族。花在维吾尔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不管在物质生活方面或者在精神生活方面维吾尔人总与花有密切的联系。众所周知,维吾尔族女孩名字后面几乎都带“……Gul”(……古丽),有的名字直接以花卉草木命名。比如:热依汗古丽(十姐妹花),塔吉古丽(鸡冠花),阿娜尔古丽(石榴花)…等等。听过“古丽”这首歌曲的人都知道新疆的维吾尔族姑娘都叫古丽。“Gul”从维吾尔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延伸到他们的名字里,甚至又跨越到他们的仪式里。
“Qay”――是维吾尔族礼俗上用来招待客人的第一道程序,也是在日常生活人际关系上的重要环节。亲戚、朋友之间的各种小型聚会叫“Qay”。“GulQay”在维吾尔族的“maxrep”买西来普活动中的意义也重大。得到买西来普的“GulQay”是意味着得到了举行下一次“买西来普”的荣誉和权利。“Qay”这里也有仪式和活动的意思。
“GulQay”是在都市维吾尔人的各种“Qay”活动的前提下演变而成的,从最初的少数人群间的庆祝活动发展并演变到现在的正式仪式场合中进行的一种有象征意义的庆祝活动。
(二)定义
根据上述分析文章里所要探讨的“GulQay”的意思就是――为“古丽”举行的“茶”仪式或庆祝活动。
“GulQay”仪式是近几年内在乌鲁木齐等城市维吾尔人中新出现的专门为独生女孩子或者是没有男孩只有两个女孩子的有些家庭所举行的一种人生礼仪,形式上基本与城市维吾尔人在宴会厅举行的“摇床礼”或者给男孩子举行的“割礼”仪式一样。只是这种仪式的或活动的主人公不再是“传统的摇床礼”上的刚满四十天的小婴儿,也不是“现代的摇床礼”上的一岁或者两岁以下的小女孩,而是两三岁至十五岁之间的小女孩或小姑娘了。据调查这种仪式在城市工薪阶层年轻一代家庭中举行的比较多。
三、“GulQay”仪式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维吾尔族仪式功能与“库拉圈”的比较分析
任何一个民族都生活在自己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所形成的风俗和习惯的社会网络和文化圈子里。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常常会受到传统文化模式的约束。任何超出自己传统文化行为规则的行为和言语都被认为是违背传统的[6]。在传统的维吾尔社会里举行某种仪式活动时邀请或被邀请是一种非常高兴的事情。传统意义上的“仪式”的功能是加强和巩固社会群体内部的团结和协作,教育后人,传承或传递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像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特洛布里恩岛所研究的(KulaRing)“库拉圈”[7]。特洛布里恩岛部落社会是由众多被海水隔开的列岛组成的,而将这个部落社会“串”起来的就是“库拉交易圈”。在库拉交易圈中只有两种不同类的物品被持续地、循环往复地交换,一种是用红色贝壳穿成的长项链叫Soulava,按照顺时针方向交换。另一种是由白色贝壳做成的手镯叫mwali,按照逆时针方向交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双向循环的完整而闭合的“交易圈”。获得“库拉”物品者持有一段时间后,再把这些物品交换出去,在周而复始的交换中,无人将库拉物品占为己有。因为“库拉”物品象征着信誉、品德、声望、认同、融入、参与、合作,每一次交换并非意味着“库拉”关系的终结,而是循环的开始,“一次进入库拉这个圈,就永远在库拉圈中”成为这个群岛土著居民的社会规则。“库拉圈”的社会功能不仅是经济、物质的交换网,而且是用来加强社会关系网络的符号交换,它既满足了个体的心理需求,也满足了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的社会性需要。维吾尔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及礼仪活动的功能与性质基本上与“库拉圈”仪式相吻合。
KulaRing“库拉圈”图表
(二)“GulQay”仪式产生的外在的推力和内在的动因的推论分析
维吾尔人的社会人际关系及礼仪活动自古以来是互动的基础上进行的。互动是两者或者群体之间的动态关系,一方的行为引起另一方的反应,反应的结果构成互动。互动影响和确定着社会和文化的许多特征。礼物交换是互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交换存在于社会关系,也存在于人的意识乃至深层的结构之中。礼物交换不仅仅是获得物品而进行的交易,同时也是一种道德交易。交换是建立、确定、维持和发展社会关系的基础。最终交换作为互动反映了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当今都市维吾尔社会中开始普遍起来的“GulQay”仪式的产生也离不开种种文化变迁及社会因素的催促。根据参与调查、跟踪访谈、个别访谈、随时聊天和电话聊天等方式所得的调查情况分析:
“GulQay”仪式产生的外在的推力可以做出以下推论:
第一,在传统的维吾尔社会和文化中,礼物赠与是一种道德规范和逻辑,是一种与市场和利润相对立的人性礼物,在个人和群体的想象中,它是与权力关系、利益关系截然相反的。因此,传统社会的仪式活动中的“礼物”就起团结友谊的作用。但改革开放前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人进入维吾尔社会传统的社交圈子里时刚好赶上了国家的晚婚晚育、优生优育政策的提倡。结果使人生礼仪及人际关系上的互动失去了平衡。
第二,城市化、多种文化并存使传统文化和现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在城市里道路铺的越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越远了。传统社会上的邻里关系、互相串门拜访等习俗已漫漫淡化了。人际关系比较形式化了。有时只能借助某种活动或仪式保持彼此的关系。
第三,居住环境的改善和社会服务业的发展使传统的礼仪和交际活动的场所发生了变迁。“礼物”的变迁使现代的仪式场所变成了“礼钱交易所”。
都市维吾尔人的任何一种人生礼仪活动中已经看不到“物”来“赠礼”的情况。在仪式场合中也几乎没有那种仪式的主人或主人公与参与者之间的传统仪式上所存在的赠礼物及接受礼物时的感情交流、彼此的祝贺。在都市里的仪式活动中参与者把自己的“礼钱”要交给自己都不认识的手里拿着“礼钱账本”的、打扮比较突出的“时髦会计小姐”。现在甚至根本不用麻烦会计小姐挨个儿到所有桌前登记收取参与者的“礼钱”[8]。来参加仪式的客人们刚进到宴会厅与主人打完招呼就得自动交“礼钱”才能入座。更有意思的是有的仪式场合中就在宴会厅门外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了仪式中招待客人的所有的好吃的,那些“会计小姐”们边吃、边聊天或者互相赞扬着彼此的穿着打扮,对赠礼着似乎没有一丝的表示欢迎的表情。比别人给的少一点会马上受到其中一个人的冷落的目光。有时还排长队等待交“礼钱”。这根本不符合维吾尔族传统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好像参与者先不交“礼钱”,就没有资格入场或见到主人公似的。这在某种程度上给参与者带来感情上的伤害。人际关系的无限度扩散而引起的“仪式危机”使生活在大城市的生活繁忙和工作压力之下的维吾尔人进入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紧张状态。因此,有时连“请贴”这个名字都会叫成“罚款单”了。
飞速发展的乌鲁木齐这都市生活中处处都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变迁。尤其是这种变迁更大程度上表现在都市里的维吾尔人的“婚礼”,“割礼”,甚至有些“乃孜尔”等仪式上。
上述种种文化变迁,人生礼仪活动中礼物“赠与”和“回赠”关系的不平衡所引起的心理因素和价值观的变迁统统都可以认为是“GulQay”仪式形成的外在的推力。
“GulQay”仪式形成的最主要的值得注意的内在的动因可以归纳到以下几点:
第一,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都市维吾尔人的生活环境及社会结构,职业结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发生了变化,维吾尔族妇女的社会地位已有了一定的提高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男女平等思想宣传教育的作用下,维吾尔族妇女积极参与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不再受传统的种种约束。
第三,国家的种种优越的优惠教育政策下,全疆维吾尔族妇女受教育情况普遍改善。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内维吾尔族女性不断提高文化水平,提高自身素质,开阔眼界,在社会的各个行业中都担负着重要的责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自然而然的,都市维吾尔女性意识到当今社会是一个发展迅速、竞争激烈的社会,如何把握自己,给自己定位,需要摆脱新疆少数民族自古以来的男女有别的人生礼仪,重男轻女的诞生礼仪,女性物化的婚姻礼仪,男女有别的丧葬礼仪等仪式过程中对女性自我意识的不良影响[9]。在现代社会中维吾尔女性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并不比男性少,可以说是比男性还要重。“GulQay”仪式可以看成对上述传统的人生礼仪所提出的挑战。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摇床礼”,也不是已被现代的都市维吾尔人所遗忘了的,甚至可以说是从未听起过的“礼”,它纯粹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现代意义上的、被创造的人生礼仪。
对于“GulQay”仪式的举行,人们的争论及看法都不一。虽然多数人纷纷主张人生礼仪应该按传统的人生习俗来办,但具体问起他们如果真的有一天收到亲戚朋友或熟人的“GulQay”仪式的请帖时,是否要拒绝参加时,答案却都比较一致:“当然不能不参加了,人之常情吗”。
四、“GulQay”仪式的意义
习俗由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两种因素决定。习俗的形成有“历史相沿、群居相染”的过程。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互相影响,沿时空自然而然地传播是习俗形成的扩散方式;部分人有意识地创造并加以提倡与推广是习俗形成的倡导方式[10]。
“GulQay”仪式也是被部分都市维吾尔人所创造的人生庆祝仪式。这不是偶然的。出现这种仪式活动肯定有自己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义。这关系到从文化的角度去观察我们周围社会的变迁,文化的创新,传统的发明,思想观念和文化价值观的变化,维吾尔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等。通过参与,调查某种仪式活动或者某种文化圈子里的文化现象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所以研究这个仪式的意义非常重大。通过研究“GulQay”仪式的背景,可以分析出当代都市维吾尔人人际关系的形成及社会结构的变化,也能了解都市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创新、特点及多元文化对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冲击与民族心理的影响程度。
仪式有很多功能,无论是在个人层面上,还是在群体或社会层面上。它们可以成为情感的渠道并表达情感,引导和强化行为模式,支持或现状,导致变化,或恢复和谐与平衡[11]。“GulQay”仪式的主人与主人公“通过仪式”(ritesthepassage)能够展示自己的地位,在仪式上他们的地位得到了改变。每一种仪式场合中都有一些神圣之处。这种“神圣”的成分是“GulQay”仪式的举行者在“通过仪式”上能够获得的。通过仪式主人与主人公能够得到心里的平衡,重新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状态,并且还获得了相对于其他人的明确定义、“结构性”类型的权力和义务。仪式的主人与主人公身上被寄予了一定的期望值:他们所做出的表现应当与某些习俗规范、道德标准相一致。仪式中能够看到的是对一些普遍化的社会关系的认知。这种认知并不全是以语言的形式表达,而是以象征的形式表现出来。“GulQay”仪式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当今都市维吾尔人男女平等思想意识的具体表现。
五、结论
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行为的方式有多种多样的可能,这种可能是无穷的。但是一个部族,一种文化在这样的无穷的可能性里,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而这种选择有自身的价值取向。选择的行为方式包括对待人之生、死、青春期、婚姻的方式,以至在经济、政治、社会交往等领域的各种规矩,习俗,并通过形式化的方式,演成风俗,礼仪,从而结合成一个部落或部族的文化模式。各模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社会的本质是通过评价而使个体的行为趋于同化,调谐各种冲突因素,从而整合出文化完形[12]。
总之,传统文化向现代的变迁是一个历史过程。任何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立足于原有民族文化的深厚基础之上,根据新的需要,与现代化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并从现实生活中吸取激情,不断的选择、融化、重组、整合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特质突变出新的结构、新的体系。
人们在某种情境中,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他们的选择,大都是由于社会的原因。他们的行为会受到自己同伴意见的影响,并且被应当怎样做的价值观念所左右。
“GulQay”仪式作为人生庆祝活动能否成为习俗或者传统,值得学者们的继续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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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风俗礼仪文化常识篇4
【关键词】彝族民俗；变迁；现代化；调适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2-0149-5
在当代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中，一些民族传统习俗在现代化进程中因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而正在逐渐消失，淹没在现代文明的大海中；一些民族传统习俗因与现代化相互调适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彝族文化是我国古老的特色民族文化之一，正确认识彝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把握时展的脉络，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是值得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本文拟以凉山彝族为例，对彝族传统习俗的变迁及其与现代化的调适问题进行探讨。
一、彝族传统习俗的变迁
民族传统习俗具有传承性和变迁性，其传承主要通过语言、仪式、习惯等形式将民族传统习俗世代积累和传播，变迁则主要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文化交往的需要对原有文化传统习俗进行调整和变革并使之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由于社会在不断发展，传承和变迁也就相伴而行，没有传承，传统习俗便不能积累和传播并会走向消失；不适时变迁，传统习俗会因无法适应新环境而自我灭失。所以，正确处理好传承与变迁的关系，是民族传统习俗走向现代化的关键。
新中国成立以来，彝族地区原有的不同社会形态开始被纳入统一的国家制度内，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彝族传统习俗在国家意识形态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迁。在彝族传统习俗的传承与变迁中，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选择对其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在民主改革期间，国家提倡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以获得少数民族的认同与支持。到了“”期间，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民族消亡是个短暂过程，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即将来临，因而不重视民族差别和民族认同，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禁止和破坏。改革开放后，民族政策重新得到落实，国家进一步强调尊重和保护民族传统习俗，提倡在尊重少数民族意愿的前提下移风易俗，改革落后习俗使之适应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彝族地区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渗透，彝族古老的传统习俗发生了剧大变化，其变迁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一些传统习俗随着民族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文明程度的提高，逐渐被革除或自然消失，但部分落后习俗依然保持。彝族的许多落后习俗主要表现在一些陈旧的生产生活习俗和婚姻习俗上。如解放前凉山彝族地区还保留着刀耕火种、席地而睡、不讲卫生等生产生活习俗。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凉山彝族地区的经济社会获得了长足发展，许多落后的生产生活习俗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而逐渐被革除。但由于传统习惯的根深蒂固，农村地区在婚姻习俗上长期保留着抢婚、订娃娃亲、早婚和等级婚姻等落后习俗。这些落后的婚姻习俗大多以两性的不平等为基础，以牺牲妇女的人格尊严和利益为代价，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依照《婚姻法》实行婚姻制度改革，上述陈旧的婚姻习俗总体上逐渐消失，但早婚、娃娃亲和婚姻买卖等传统婚姻习俗在一些边远彝族村寨还有一定市场。
古代风俗礼仪文化常识篇5
本文作者：旺楚格工作单位：鄂尔多斯文化局
鄂尔多斯各地具有丰富的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资源。其中包括传统民间歌舞文化、祭祀文化、婚俗文化、苏勒德文化、圣火文化、敖包文化、马文化、骆驼文化、礼仪文化、民俗文化、漫瀚调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等等。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扎根于这块神奇的土地，形成独具特色、珍贵的文化遗产。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文化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成吉思汗祭典为代表的鄂尔多斯祭祀文化。成吉思汗传统祭典，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独特、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是蒙古民族原始文化的集中体现，鄂尔多斯祭祀文化的经典。包括成吉思汗祭典在内的鄂尔多斯传统祭祀，显示着祭祀内容的原始性，祭祀内涵的神秘性，祭祀形式的独特性和祭祀传承的唯一性特点。鄂尔多斯祭祀包括长生天祭祀、圣主成吉思汗祭祀、苏勒德祭祀、圣火祭祀、山水神灵祭祀；在祭祀形式上集中体现了古老的奶祭、火祭、牲祭、酒祭、歌祭；在祭祀仪式上，保持了蒙古王朝时期的宫廷祭祀礼仪，成为举世瞩目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经典。2.以鄂尔多斯婚礼为代表的鄂尔多斯民俗礼仪文化。鄂尔多斯婚礼，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鄂尔多斯婚礼，集民俗礼仪、民间歌舞、传统祝颂、民族服饰、特色饮食为一体的民俗礼仪活动，成为民间艺术的殿堂，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包括鄂尔多斯婚礼在内的鄂尔多斯民俗礼仪礼俗渗透到民族民间文化和生产生活当中，使鄂尔多斯民俗文化形成独特的特点。鄂尔多斯祭祀礼俗，外迎（路途迎送）、内迎（门前迎宾）等迎宾礼俗以及问候礼俗、待客礼俗、敬酒礼俗、献全羊礼俗、宰畜礼俗、节庆礼俗、丧葬礼俗等多种多样，显示出鄂尔多斯蒙古民族民俗文化的魅力。3.以宫廷“古如歌”为代表的鄂尔多斯音乐文化。古如歌，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如歌，是鄂尔多斯蒙古族从十三世纪传承的蒙古王朝宫廷“礼仪国歌”，在盛大庆典开始时所唱的长调歌曲，它与普通的长调民歌截然不同，可谓世界唯一。包括古如歌在内的鄂尔多斯民歌，有几千首，从韵律上分长调和短调。长调民歌悠扬、舒展、豪放；短调民歌欢快、热情、奔放。鄂尔多斯民歌内容丰富，包括赞颂、思念、诉说、讽刺等多方面，曲调优美、语言流长、幽默，流传面广。《圣主的两匹骏马》、《森吉德玛》、《敬酒歌》、《送亲歌》等诸多歌曲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4.以民间《筷子舞》为代表的民间舞蹈艺术。鄂尔多斯民间舞蹈，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筷子舞》，鄂尔多斯人几乎无人不会跳。民间《筷子舞》，一般在婚礼等喜庆场合，兴高采烈的人们拿起筷子、酒盅等，随着欢快的鄂尔多斯民歌，进行舞蹈。《筷子舞》、《盅子舞》、《盘子舞》、《珠岚舞》、《顶碗舞》等鄂尔多斯民间舞，历史悠久，流传广泛，是鄂尔多斯民间文化之精华，蒙古族民间舞蹈之经典，社会上产生深刻影响。5.以民间祝赞词为代表的鄂尔多斯礼俗文化。鄂尔多斯祝赞词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鄂尔多斯传统祝赞词非常丰富，其曲调、韵律、语言等保留着蒙古民族古老文化特点，以口头文学形式世代相传。鄂尔多斯传统祝赞词有数百部，包括成吉思汗祭奠祭词、神灵祭奠祭词、婚礼祝赞词、祝福词、招福词、祝祷词、人物赞、物体颂、骏马赞、五畜赞等多种多样。其中成吉思汗祭奠祭词就有50多部，5000多行；婚礼祝赞词就有20多部。这些祝赞词，都是通过民间艺人“洪晋”来展现。除此之外，鄂尔多斯有丰富的民间故事、民间诗词等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了独特的民间说唱艺术。6.以“珠拉格”为代表的鄂尔多斯节庆文化。珠拉格，亦称马奶节。是鄂尔多斯草原牧人庆贺丰收，祈求长生天的盛会。当年，成吉思汗在客鲁伦河畔拉起万群牲畜的练绳，用九十九匹白骒马鲜乳献祭长生天，举行“查干苏鲁克大典”，祈求草原人畜兴旺，大地平安。这一庆典活动，在成吉思汗陵以“查干苏鲁克大典”世代传承，鄂尔多斯各地以“珠拉格”（马奶节）形式一直在传承。每逢盛夏季节，草原风调雨顺、水草丰美、牛羊肥壮，鲜奶像湖水一样丰溢，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经过一年辛勤劳动的牧人，在这丰收的季节里，聚集在一起，举办“珠拉格乃日”（马奶节）。珠拉格举办那天，牧人们从四面八方牵来带驹的骒马，系在草滩上准备好的练绳上。祝颂人捧起吉祥的哈达，念诵《马驹赞》，用鲜奶抹画马驹，并举行选好马仪式。一群男性牧马人提着奶桶挤马奶，然后将马奶洒祭苍天和大地，这时祝颂人念诵祝赞词。仪式之后，聚集在草原上的牧人痛饮酸马奶，庆贺牧业丰收。接着举行赛马、摔跤、射箭等“好汉三项那达慕”，使草原充满欢乐……珠拉格，是鄂尔多斯那达慕大会的原型，鄂尔多斯各地除珠拉格外，还有敖包盛会、庙会、骆驼圣火祭典等诸多群众性传统节庆活动，显示着草原原始文化特点。7.以宫廷“珠玛宴”为代表的鄂尔多斯饮食文化。宫廷“珠玛宴”，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蒙元时期的“内廷大宴”，是最为隆重的宫廷宴会，融宴饮、歌舞、游戏和竞技于一体的贵族庆典娱乐活动。鄂尔多斯蒙古族传承的珠玛宴，集古老传统的礼仪、风俗、歌舞、祝颂以及传统服饰、特色饮食为一体，展现蒙古族宫廷礼仪文化、饮食文化风采。鄂尔多斯特色饮食非常丰富，分白食（奶食）、红食（肉食）等几大类。其中敬献“秀斯”（全羊）就有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全羊宴”、“羊背子”、“半羊宴”（包括“哈嘎斯秀斯”“、呼古斯秀斯”、“斡热勒秀斯”）“羊头宴”、“肩胛宴”、“胸叉宴”等等，显示出蒙古族古老宫廷饮食习俗。鄂尔多斯，是一块引人瞩目的古老的土地。这里具有悠久神秘的历史、灿烂神奇的文化。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自古以来北方游牧民族繁衍生息，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鄂尔多斯，历史的变迁中成为守护成吉思汗宫廷部落鄂尔多斯人的故乡，成吉思汗八白室的供奉之地，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最集中的地方。8.以妇女头饰为代表的鄂尔多斯服饰文化。鄂尔多斯妇女头饰制作工艺等，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鄂尔多斯妇女头饰，以金银、玛瑙、珊瑚组成，每个头饰约十多斤重，保留了蒙古族古代的装饰传统，制作工艺精湛，显示出高雅、庄重、华丽的特点。包括妇女头饰在内的鄂尔多斯服饰，如蒙古袍、帽子、坎肩、皮靴、玛海、腰带、鼻烟壶袋、银碗袋、针扎袋、火镰、蒙古刀、耳饰等，色彩斑斓、做工精细，具有蒙古族宫廷服饰特点。特别是鄂尔多斯贵族服饰，更具有特点，成为蒙古族服饰文化之经典。9.以漫瀚调为代表的鄂尔多斯民族和谐文化。鄂尔多斯东部盛行的漫瀚调，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漫瀚调主要流行地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漫瀚调）之乡”。鄂尔多斯是蒙汉民族交融的地区。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蒙汉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了独具风格的蒙汉交融文化。漫瀚调是蒙汉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生活的交往中创造的以蒙古族民歌为基调，以汉族唱法为风格，精妙地揉合而成的一个独特的鄂尔多斯民歌歌种。是蒙汉两族人民和睦相处、团结互助的象征，是共同创造的宝贵的民族民间音乐财富。这种文化形式，渗透到民族歌舞、服饰、饮食、习俗、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并具有极强的群众性、娱乐性，形成民族和谐交融文化。
鄂尔多斯传统文化固有的价值，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在历史的各个时期，为社会的进步，发挥重要的作用，显现出自己特有的价值。现代化日益发展的当今社会，鄂尔多斯传统文化面临新的课题。如果不寻求新的途径体现鄂尔多斯传统文化的价值，这一珍贵的资源也会枯竭，它固有的价值也会消失。鄂尔多斯，是一块引人瞩目的古老的土地。这里具有悠久神秘的历史、灿烂神奇的文化。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自古以来北方游牧民族繁衍生息，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鄂尔多斯，历史的变迁中成为守护成吉思汗宫廷部落鄂尔多斯人的故乡，成吉思汗八白室的供奉之地，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最集中的地方。鄂尔多斯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所创造的传统文化，传承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与博大精深的精神，体现出杰出的历史价值，成为鄂尔多斯人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鄂尔多斯传统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精神价值内涵。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动力。传统文化，包涵形式、内容、理念、意识等多方面。对人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民，长期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培育共同的意志、共同的精神，进而生成强有力的自信心和维护地区利益的精神动力；二是历史价值内涵。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历史时期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体现了应有的价值。传统文化始终是一个民族精神生命和群体人格得以发育、生长的根源，也是这种精神生命和群体人格能够绵延不断、演变发展的取之不竭的资源；三是艺术价值内涵。丰富多彩的鄂尔多斯传统文化，本身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比如，早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除了历史价值以外，更有艺术价值。鄂尔多斯传统文化中，蒙古族民间歌舞艺术的影响更为突出，它直接渗透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影响很深的传统文化，经过漫长历史的锤炼成为给人们极强的艺术感染力的经典，体现出自身特有的价值；四是经济价值内涵。传统文化，作为文化资源，与矿产资源一样具有经济价值。传统文化可衍生为表演艺术价值、音像制品价值、旅游观光价值，进而又带动包括娱乐、餐饮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体现出直接或间接的经济价值。
鄂尔多斯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始终保持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坚持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大力繁荣发展民族优秀文化，不断增强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在社会现代化水平日益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鄂尔多斯传统文化，面临着保护与传承的挑战。保护和发展鄂尔多斯传统文化，是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的历史使命。对鄂尔多斯传统文化的保护，一是政府主导，出台保护、传承的政策，建立投入机制，形成有利于保护、传承鄂尔多斯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二是创造整体性社会保护的环境，形成有效的保护形式与保护生态。只有这样，诸多传统文化才会在相互的影响中得到更好的延续和发展；三是不断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形成社会公众主动参与保护和承担保护职责的文化自觉，特别是重视发挥好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的作用；四是提升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成为公共文化内容，形成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社会公众文化享受，使鄂尔多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对接，成为顺应社会发展的新的文化供给。传统文化真正体现出社会价值，而且这一价值不是它固有的价值，而且是提升了的价值，它将形成社会公众的文化自觉，成为保护与发展鄂尔多斯传统特色文化的有效途径。四、鄂尔多斯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传统文化的保护，不应是静止的、凝固的保护，而是要体现保护中的发展，发展中的保护。文化的发展繁荣，不仅是文化量的增长，而应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文化质的提升与突破，使文化精品不断涌现，文化样式不断推陈出新，文化传播更加深入人心。而传统文化质的提升，关键在于创新。文化的创新，事实上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有效地保护。传统文化的保护，原封不动地保护下来，显然不现实。如果将其融入现代生活、促进新的发展，就得创新。这样，不仅可以丰富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还可以维系对传统文化本身的传承，在新形势下真正体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说，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事实上就是保护、传承传统文化，提升传统文化价值的有益途径。我们要开发利用鄂尔多斯独特、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保护传统文化，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时代性，充分体现传统文化的有益价值。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传承、变革与创新。如果离开传统、割断血脉，就会迷失方向、丧失根本。我们要充分认识鄂尔多斯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使鄂尔多斯优秀传统文化以创新的手段得以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的创新，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把传统文化融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提升价值提供新的机遇和创造新的社会环境。鄂尔多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使传统文化以现代新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充分体现现代价值。实践告诉我们，把传统文化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关键是开展公共文化活动要以民族特色文化为基础。比如，鄂尔多斯农牧区的公共文化活动，要充分挖掘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把民间具有深厚基础的传统那达慕、马奶节、敖包盛会、赛马节、骆驼文化节、民歌坐唱、民间歌舞赛、农牧民诗歌赛、故事会等丰富的内容，变成公共文化活动内容。鄂尔多斯农牧区具有广泛基础的祭祀活动，如成吉思汗祭祀、苏勒德祭祀、圣火祭祀、山水树木祭祀等民俗文化活动，可融入公共文化活动。在举办形式上，充分发挥全市公共文化网络作用，打造各自的文化品牌，举办不同规模的文化活动。鄂尔多斯市定期举办“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鄂尔多斯国际民歌节”、“农牧民社区文艺会演”；各旗区固定举办“伊金霍洛•成吉思汗文化节”、“东胜•万家乐文化节”、“乌审•萨拉乌苏民间文化节”、“鄂托克•阿尔寨民间文化节”、“鄂前旗•上海庙赛马节”、“杭锦•千峰骆驼节”、“准格尔•漫瀚调艺术节”、“达拉特•黄河民俗文化节”等品牌文化艺术节；全市各文化站和文化室利用当地节庆活动和民俗活动，举办各类民俗文化活动；扶持农牧区民间文化组织和民间文艺团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活动；鼓励和扶持农牧民群众开展家庭那达慕、珠拉格（马奶节）、马文化节、骆驼文化节等各种民俗文化活动，扩大民俗文化活动范围，使民俗文化活动延伸到农牧民家庭，覆盖全市农村牧区；建立民族文化艺术之乡和文化生态保护区，把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公共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为鄂尔多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注入更多的内涵，使鄂尔多斯民族特色文化贯穿于整个公共文化活动，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公共文化活动，极大地活跃农村牧区群众文化生活。
古代风俗礼仪文化常识篇6
论文摘要：词是文化的基本载体，色彩民俗语汇是色彩文化与民俗文化双重文化共同积淀的产物，很多色彩民俗语汇从古用到今，而我们对于这些语汇的理解却往往一知半解，本文且从古代人生礼仪一个方面管窥一下色彩民俗语汇背后的深层文化意蕴。
论文关键词：色彩民俗语汇；诞生；婚姻；丧葬
我们经常会发现在众多的民俗活动中总是会涉及到一些色彩问题，不同的民俗活动形成了不同的民俗色调，在有关民俗活动中若出“黑白颠倒”的现象可是要受到世人非议的一件大事。同时，人们往往只是知道在某种活动中应该是怎样的，不应该是怎样的，只是作为一种传统相沿习，并不真正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民俗内在的文化意蕴。
诞生、婚姻、丧葬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三大礼仪。在古代任何一项都有其特定的一系列程序、仪式，不同的仪式在人心理上产生的情绪是不同的，因而在整个礼仪中这种心理情绪会以某种色彩基调得到渲染。考查一下不同的礼仪中所积淀下来的色彩民俗语汇，会对此产生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色彩民俗语汇与诞生习俗
诞生是人一生的开端，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极为重视子嗣的国度里，更是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一件大事。尽管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有自己的一套庆生礼仪，但有一些习俗却是相当普遍的，如“挂红布”，“送红蛋”，“食红蛋”，“系红腰带”等。“挂红布”是指婴儿降生后要在门口挂上红布，以向乡邻报喜。这一习俗产生很早，《礼记·内则》中就有“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的记载。“弧”，即弓；“帨”，即佩巾，后来由红布来代替，可见挂红布原来是特指“生女”的，后来成为一种普遍意义的报喜之象征。挂红布除了报喜的作用外，还有一层意义，即向外人表示不要随意进入打扰，以免带来邪气冲撞了新生儿，比如孕妇、著孝者不能靠近新生儿和产妇。而用选用红色本身也带有祛邪的意味。产妇在生产期间要“系红腰带”也是同样的道理。
各民族中几乎都存在类似的卵生神话传说，因而不约而同地形成了诞生食红蛋的习俗。同时古人还认为鸡蛋是有神性的，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因而“食红蛋”只能是“鸡蛋”，而不能是别的蛋。蛋的神性则来自生蛋的鸡，古人以鸡为百禽之长，为古代“五牲”之一，祭祀活动中也常用鸡血，由此人们推之鸡蛋具有鸡一样的神性效应。种种原因使“食红蛋”的习俗在民间不断被强化。
二、色彩民俗语汇与婚姻礼仪文化
从古自今婚礼都被看得及重，行婚礼之日应该是人生最喜庆的日子，传统中的红色在这一天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从定亲到结婚，每一程序都被红色主导，结婚也被称为“红喜事”，因而形成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红”系民俗语汇。首先从“谋合二姓”的媒说起，《礼记·曲礼》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礼记·坊记》曰：“男女无媒不交。”没有媒人男女双方是无法谈婚论嫁的。传说女娲是最早的媒人，之后又产生很多媒的称呼，如“伐柯人”，“冰人”，“月下老”，“媒婆”等，而人们最乐于接受的却是“红娘”。“红娘”这一称呼出自元王实甫改自唐元稹《莺莺传》的杂剧《西厢记》，剧中的极力撮合张生与莺莺的丫鬟红娘以其聪明善良的性格打动了世人，这一人物形象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媒人的代称，并且取得了取代其它称呼的地位，同时这也与介绍对象“牵红线”的说法暗合，与婚礼以“红”为喜庆代表的整体基调相合。
按《礼记·婚义》中的说法有了媒之后要行问名、纳吉之礼，这在民间俗称“发红庚”，也叫“下帖”，“换庚”。也就是男方家取得女方生辰八字请人进行占卜，如果八字相合，则男方就可以将双方各自的姓名、生辰八字并排写在一张红纸上送往女家，称“发红庚”，表明可以议婚。议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下红定”，即男方把财礼送往女家以聘定女方为妻。何以把财礼称“红定”呢，按黄庭坚《子瞻诗句妙一世》诗云：“诚堪婿阿巽，买红缠酒缸。”任渊注：“今人订婚者多以红缠酒壶。”《东京梦华录》卷五“娶妇”：“次日担许口酒，以络盛酒瓶……又以花红缴担上，谓之缴担红，与女家。”概以此称“红定”。
婚礼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红色民俗语汇更是不胜枚举，如新娘新郎要“戴红花”，“穿红衣”，门前要贴“红喜联”，“挂红灯”，“放红炮”，屋内要“点红烛”，新娘要蒙“红盖头”，从下轿到进入夫家双脚不能着地，要“走红毡”，以示娘家与夫家同为姑娘之家，不有界限。据考，此俗始于唐代，明外方山人《谈征·事部》有：“今人娶妇，舆轿迎至大门则转毡以入，弗令履地。读白太傅《春深娶妇家》诗云：‘青衣转毡褥，锦秀一条斜。’则此俗唐时已然矣。”同时主人家行婚礼要给下人发“花红”，即赏钱，旧时风俗，插金花披红绸是表示喜庆的意思，名为“花红”，因此在喜庆时给仆役的钱物也叫“花红”。现在仍有此称，意义却有所扩大，如职员所得奖金或年终分红也都称为“花红”。
下面说一说古代婚仪中最有特色的“红盖头”。盖头习俗究竟起于何时，有人考证说此俗源于“以扇障面”的婚俗，而这种婚俗则始于魏晋。宋代则是盖头代替了扇子，南宋江已很普遍。据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二十“嫁娶”对此有了明确的记载：“（新郎新娘）并立堂前，遂请男家双全盖头，民俗学者有各种解释，如遮羞说、抢婚遗意说、禳解邪煞说、降太喜神说等各种民间说法，而另有一种解释似乎更合情理，认为该俗根源于宋儒道学的影响。考查一下宋代的服饰可以发现，盖头在宋代是妇女普遍的一种头饰，或直接盖在头上或系在冠上，一般用皂罗制成，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外出活动都不离头。其作用不仅是遮阳或防尘，也是为了遮羞，以防男子窥视。因结婚乃人生一大喜事故而取红色成为“红盖头”。由此可见，宋代妇女是不可以随意地“抛头露面”的。南宋是儒家道学思想居于统治地位的时期，其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性”，“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的论调成为当时妇女行为的种种禁锢。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操纵下，自然出现了盖头蒙面的婚俗。
其实，古代的婚姻习俗是经历了一个由“黑”到“红”的一个转变过程的，并不是一开始就尚红的，古代迎亲多在夜间进行，而且有“乘墨车”的习俗，迎亲者服饰也以墨色为主。古人以夜为阴时，黑为阴色，正与娶妻所谓“阳往而阴来”相呼应。而人类文化学家则认为这种礼俗出自古代动夺婚之遗，也有一定道理。后来虽仍有夜间迎亲现象但也早已由尚黑改为了尚红。
三、色彩民俗语汇与丧葬文化
民间与婚嫁的“红喜事”相对称的是“白喜事“，即丧事。为何丧事也称喜事呢，这可能要追源到古人的死亡观念。在以往的几千年里特别是佛教传入以后，其宣读讲的“轮回”“转世”的观念成为下层民众精神生活的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加之统治者大力推扬，以及人们认为死是生命的终结，而是人生旅途的一种转换，即从“阳世”转到“阴世”，因此，人从死去的一刻起就意味着踏上了新的旅途，开始了一种新生活。如果前世修得圆满来世就可以投生为富贵人家，虽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却也体现了一种豁达的生死态度。
古代风俗礼仪文化常识篇7
关键词：冠帽；符号语义；过度仪式
1.引言
德国学者阿诺德范盖内普在人类学理论中提出的概念“过渡仪式”，它指人从一种社会角色地位通过生物性事件进入另一种社会角色和地位，因此他总结出出生、成年、婚嫁及丧葬等仪式，研究其符号意义。而在人被整合到社会这个仪式过程中冠帽作为服饰文化的一部分，成为“过渡仪式”中最重要的载体和角色转换最直接的视觉性非语言符号系统。
在这每种“过度仪式”中独有的服饰套件里，冠帽不再是不可或缺的物质需求，而是极其重要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礼仪习俗，出于礼仪的需要，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伦理常规。
2.“过度仪式”中具有符号属性的冠帽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有一套完整的服饰制度，要求符合社会规范和社会习俗，在人际礼仪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也反映了中国“礼”占主流的人文体系。
2.1成人礼
服饰中的帽子在古代作为头衣，通称为“冠”，在上古服饰文明里，就是古人表达身份地位或象征礼仪的装束，冠与今天的帽子有一定的差别，冠更多的作用是束发与装饰。在中国传统礼仪中，汉族孩童十二岁要“总角”，二十岁左右举行郑重的冠礼仪式，这一行为活动中最重要的物质表达形式就是“冠”，在古时冠小只能戴住发髻，所以戴冠必须用双笄从两侧插入固定，所以成人礼也可称“冠礼”“笄礼，”广义的冠礼包括了与戴冠相关的礼仪和笄礼，贵族的成人礼要“淄布冠”，致“冠辞”，经过成人礼的称为“冠士”“冠子”“冠者”，而没身份的庶人则裹巾称之为“帻”。
成人礼不只是一个生理过程，更是一个社会过程，经过冠礼，有了一种新的身份的认定，被当做成人来行使社会权利，履行社会义务，冠礼是成人之资，未行冠礼“不可制人也”，《礼记冠义日》曰“冠者，礼之始者”，冠礼成了获得社会身份认同的符号，是成人的象征。传播学认为信息表现为符号，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和物质载体，冠礼中的“冠”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象征符号，冠从一个物质形式，一个氏族社会盛行的成丁礼到后来的成人仪式，再到它在以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精神内涵，人们通过这个符号来认同和获得作为成人该拥有的人生权利和义务，“冠”成为了成人的象征符号。
2.2婚礼
2.21凤冠
凤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多种祥瑞动物的集合体，是一种瑞鸟，是吉祥、高贵的象征。以凤凰作为装饰是权力的象征，在汉代以前，形成以凤簪、凤冠为主的凤凰装饰风格，宋代以后，才正式将凤冠纳入礼服，但凤冠一直是权利的象征，有“非赐不能服”的严格等级要求，是只有高贵的皇后与妃嫔在随皇上祭祀或朝会时的装束，皇后在接受册封或者重要性活动的时候也戴凤冠，皇后与不同等级的妃嫔在凤冠的形制上也有严格的区分，普通命妇所戴的凤冠只能用花簪、珠翠装饰，不能用凤凰。但凤冠依然逐渐在民间的婚礼习俗中占主导地位，究其原因一是一些达官贵人或富贾商人为了显耀自己的地位和
财富，也会为自己的妻子和母亲置办各种各样的凤冠，慢慢得到了默许；其二是在中国古传统礼仪中，在祭祀、婚姻、丧葬等大礼中可摄胜，不属于僭越的行为，于是慢慢的演变中，渐入民间，直到南方资本主义的萌芽，凤冠逐渐在民间大行其道，成为女子婚礼服饰中最重要的象征性的装束，是最华贵最喜庆的盛装。
2.22盖头
盛世的唐朝物质丰富，国家强大，与外族交往密切，对外来文化采取包容开放的态度，其中服饰文化也在保持自己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外来的服饰，不断推陈出新，幂篱便是起源于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唐代是妇女出行时遮蔽脸容的首服，幂篱的帽群长可障身，后渐短称帷帽，帷帽的四周也渐渐的考究的用珠翠装饰，华丽无比。到了宋代，幂篱的遗迹便是“盖头”的出现，在形制上，比幂篱小，可直接盖在头上，也可将其系于冠上，遮颜挡风，在婚礼上也以此蒙面，多由新郎挑开盖头，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近代。各地习俗不同揭盖头者也稍有差异，盖头的叫法也有多种，巾、障面、羞巾、面红、红幂、戴头帕、蒙头红字等，形制、颜色、装饰手法也各不相同，有麒麟送子、鸳鸯戏水、龙凤牡丹、彩蕙等的装饰。
凤冠与盖头在婚礼中具有角色象征性意义，是以前身份的结束，新身份的到来，打开新娘全面的社会生活符号的象征，除了物质功能，它的文化意义赋予了其不朽的生命力，功能使用符号演变成一种功能性识别符号，受到遵行。
2.3丧葬礼
中国素来被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在中国古代，礼是一种社会思想，礼是决定人伦关系，制定仁义道德的规范。在为亲者去世而改变服饰来表达某种禁忌和悼念的的文化中也形成了一套严谨的、系统的丧礼制度，这是在中国出于“礼”的宗法制度里产生的特有的文化现象。
其中丧服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亲亲”“长长”“贵贵”的观念，来表示宗族亲疏的血缘关系以及社会政治等级。周代服饰制度里，吉礼应穿15升以上的（升是指纺织品经线的密度）细纺织品所制的吉服，丧礼只能穿15升以下的粗纺织品所制的凶服。在五服制度里，冠所用的粗纺织品因血缘的亲疏而有所差异，“五服斩衰三年冠六升、齐衰三年冠七升、齐衰三月冠八升、大功九月冠十升、小功五月冠十升、缌麻三月冠同十五升抽其半”，这里，服饰作为一种物质载体，经过符号的转化，可以将自己与已故之人的亲疏的信息通过冠帽的形式表达出来，将主观的情感需求与客观的服装符号表现出来，也有自我约束和禁忌的作用，通过服装来实现互动的关系。
除此之外，清代俗称“小帽子”的便帽有“结子”，一般用红色丝线所制，有丧的时候则用黑色或者白色；民族学中排湾人，卑南人妇女用挑织的头巾盖头作为丧服，也有径约20公分的丧笠等。这些冠帽都是礼仪性的精神指向，是亲疏远近象征性符号的表达，受到人们的遵行，通过视觉经验和视觉联想表达出这一符号所负载的信息。
3.结语
在重大的人生礼仪中，冠帽作为服饰文化的一部分，使用功能减弱，表征功能不断增强，通过冠帽这一符号负载了与外界相交流的精神内容信息。（作者单位：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罗微古代汉族女性服饰文化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3.
古代风俗礼仪文化常识篇8
关键词：儒家;儒教;朱熹;礼学重建;践履
中图分类号：B24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3-0127-005
朱熹是宋学的集大成者，他建立起了一套“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理学理论体系，把儒家思想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正因如此，后世学人对朱熹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他的理学思想上，而忽视了朱熹对传统礼学的重建。实质上，朱熹既注重高明的形上学理论建构，又强调下学工夫的践履，他对传统儒家的改造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同时进行的。朱熹理学使儒家具备了超越的天道信仰、绝对的政治信念、终极关切的心灵体验，完善了从儒家到儒教转变的理论环节。其对传统礼学的重建，使礼学由复杂烦琐的庙堂之学变成了平民与土大夫皆可推行尊从的日常生活礼仪规范，让儒家的社会教化、行为规范等功能更加完备，使儒家具备了与释道二教相似的实践功能，完善了从儒家到儒教转变的实践环节。从儒家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朱熹理学体系的构筑和礼学的重建使儒家具备了超越的天道信仰、严格的行为规范、严肃的道统传承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标志着儒家往儒教发展的完成。
一、朱熹重建礼学的原因
首先，礼崩乐坏的现实动因。在朱熹生活时期，国家礼制阙失、民间不守礼的乱象以及金国礼制振兴所形成的外在张力，都成为朱熹礼学思想的外在刺激因素。[1]朱熹指出，古代礼学均有所传授，朝廷至民间，典礼清楚分明，而到了宋时，礼学没落，传承断绝，“直是无人”：
古礼学者是专门名家，始终理会此事，帮学者有所传授，终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礼有疑者，则就质问。所以上自宗庙朝廷，下至世俗乡党，典礼各各分明。汉唐时犹有此意，如今直是无人。如前者某人丁继母忧，礼经必有明文，当时满朝更无一人知道合当是如何。大家打哄一场，后来只说莫若从厚。恰似无奈何本不当如此，姑徇人情，从厚为之。岂有堂堂中国，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无一人识此礼者，然而也是无此人。[2]卷八十四
朱熹明确指出：“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诸生又不过诵其虚文以供应举，至于其间亦有因仪法度数之失而立文者，则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议率用耳学臆断而已。”[3]卷十四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尚且如此，平民百姓不知礼、不守礼就更加严重。王安石曾如此形容当时的纲纪混乱：“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4]李觏说：“周衰法弛，斯道以亡，庶匹商者有之矣，幼陵长者有之矣。祖以世断，远则忘之矣，族以服治，疏则薄之矣，骨肉或如行路。”[5]把这种混乱无礼的现状归因于宗族、家族观念的淡薄。
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乱象，朱熹感叹：“圣人事事从手头更历过来，所以都晓得。而今人事事都不理会。最急者是礼乐。乐固不识了，只是日用常行吉凶之礼，也都不曾讲得。”[2]卷三十六“礼乐废坏二千余年……后来须有一个大大底人出来，尽数拆洗一番，但未知远近在几时。”[2]卷八十四朱熹以极大的使命感，勇敢地承担了这个尽数拆洗一番、重建礼学的工作。
古代风俗礼仪文化常识篇9
【关键词】礼俗；节日；饮食；舌尖上的中国
饮食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人非饮食不能生活，所以，中国先贤对此早有论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饮食礼俗又是中国传统礼俗文化的一个重要事项。《礼记》中认为原始的礼仪行为就是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产生的，所谓“夫礼之初，始诸饮食”。饮食礼俗后来也成为礼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和严格规范下所支配的活动之一。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以节日为载体，通过对节日饮食的介绍让观众感受到饮食礼俗背后的文化价值：团圆幸福的和谐文化、孝亲敬老的传统文化、祭神敬祖的祭礼文化以及人们世代传承的节日饮食礼俗中所表现出来的勤劳、善良和智慧。
一、饮食与礼的起源
礼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重要准则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道德规范，不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而且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标志。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上自朝廷的军国大政，下至民间的日常饮食，无不是在礼的规范下进行，礼成为社会生活中最权威的制约因素。诚如冯天瑜先生所言：“从一定意义言之，一部中国文化史，即是一部礼的发生、发展史。”[1]73
（一）礼的起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从人类早期的生活实际、儒家经典以及《礼记》中的有关论述来看，最早的礼仪，可以从先民的饮食行为中找出一些线索来。关于礼的起源，历来有多种说法，如“饮食说”“宗教祭祀说”“风俗说”“人情说”“礼仪说”等。《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可看出礼最初产生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这种源于饮食的祭礼，是中国先民顺应自然生活的文化创造，人们通过饮食来祭祀神，表现了中国先民重视现实和生命的原初心理。
关于礼的起源，国外以英国学者威廉·罗伯逊·史密斯的观点影响最大，他在《闪米特人的宗教》中提出：“图腾制是由一种‘图腾餐’的祭祀仪式发展而来的，而祭祀仪式的前提是假设神的存在。”[2]6祭献是古代宗教礼仪的主要形式，最古老的祭祀形式是用动物祭献，这类祭献是一种公共的仪式，它是由整个氏族参与的一种活动。祭献完后，还要共享祭品，以表示神与神的崇拜者之间“共餐”的亲密关系。在共同进餐中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宗教力量，而是吃这种活动本身。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莫过于“吃的是一锅饭”，如中国先民们就将那种分立门户﹑自成一体的做法，视为另起炉灶﹑感情淡漠的表现，因而饮食盛宴就成了中国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主要手段。[2]7
（二）“礼”与“俗”的联系及其转化。《礼记·曲礼下》中说：“君子行礼，不求变俗。”这反映了中国古人就有把礼、俗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和观察的思维特点。《礼记·王制》中说：“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作为社会制度的礼是由民间的风俗习惯演变而来的。“俗”常与“百姓”连用，于民间自然生成并传承，是处于不同自然环境下众人相互模仿而形成的行为习惯。这些民俗中的重要部分逐渐形成比较固定的仪式，就上升为礼仪。因此，俗先于礼，礼来源于俗。所谓的礼俗其实就是指家庭和社会为个人通过一生的重要阶段而设置的礼仪和风俗。[3]在饮食行为基础上出现的礼仪，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约定俗成，被固定了下来，成为人们所遵循的行为规范。由饮食习俗所产生的原始之礼的转化过程，不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礼最初执行着满足人类对物质财富和生活用品进行分配与享用的等级差别标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文化“援俗入礼”的特征。[2]12
无论是“俗”还是“礼”，都根源于人性，始于人情，既是礼之大本，也是俗之大本，是礼与俗在儒家哲学中的根本相通之处，是俗被成功改造为礼的基点。[4]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文化，“以人为核心”是中国礼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国礼学是以人为研究主题，以人在礼仪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之为人的本质及其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得以受到大众的热爱，也恰是因为片中在讲述美食的同时更关注美食背后的人及人性和人情。
二、节日饮食礼俗的文化价值
中华民族的节日礼俗包裹着各民族各地域不尽相同又相通相融的民间习俗和风土人情。一般说来，传统礼俗节日深深地根植于人们自然形成的欲望和细腻微妙的情感世界，以适宜的方式恰如其分地表达着人们既丰富多彩又错综复杂的情感体验。礼俗节日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满足了物质和肉体的需要，也满足了人们精神和心理的需要。[5]133就以《舌尖上的中国》介绍的传统节日饮食为例，通过对这些节日饮食礼俗的分析，来展示饮食背后的文化价值：团圆幸福的和谐文化、孝亲敬老的传统文化以及祭神敬祖的祭礼文化等。
（一）春节、端午节饮食礼俗：团圆幸福的和谐价值。春节是中国人辞旧迎新、阖家团圆的节日，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重要、最热闹的节日，是文化内涵最丰富的节日，一般指正月初一，新年的第一天，俗称“过年”。在春节期间，人们会举行各种活动以示庆祝。这些活动均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为主要内容。对于他们来说，过年就是一场盛宴，似一曲宏大的乐章，尤其中国人最幸福、最看重的时刻莫过于一家人除夕之夜围坐在桌前吃上一顿团圆饭。团圆是人们对于生活幸福的最基本要求：人人平安健康。除夕之夜，阖家团聚，围坐桌旁，共吃团圆饭，心头的充实感真是难以言喻。
在《舌尖上的中国》里关于春节出现了多次，但每次都不同。在第一集《自然的馈赠》中，讲述吉林查干湖，快过年时，当地的习俗是举行祭湖祭鱼的活动，进行祭祀以祈求湖里的神仙恩赐来年的丰收。查干湖77岁的“渔把头”石宝柱的年夜饭则是一顿“全鱼宴”。在第二集《主食的故事》中，做年糕是宁波人庆贺新年的一种传统。年糕被当地人称作“团子”，取团团圆圆之意。同样的节日，在北方的北京，讲述一名职业摄影师白波，常年在各地摄制组工作，一年中，也只有在过年这样的日子里，才能回到父母身边，除夕夜阖家团圆吃“饺子”，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幸福。
端午节为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等。端午节有吃粽子、赛龙舟、挂蒿草和艾叶等习俗。“端午节”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之一，并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端午节到了今天，之前的一些习俗已被渐渐遗忘，自从被定为节假日后就成为在外忙碌的人与亲人团聚的另一个重要节日了。“回家吃粽子”成为端午节回家的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其实，吃不吃粽子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与家人团聚。
（二）重阳节——孝亲敬老的传统价值。农历的九月初九为传统的重阳节。因为古老的《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由于九月初九“九九”的谐音是“久久”，有长久之意，所以常在此日祭祖并推行敬老活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一些地方把夏历九月初九定为老人节，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美德。“敬”作为礼文化的核心，是千百年来行礼者的共识。“敬”的原则，实质上揭示了人性中天然的爱亲爱人之心、尊亲尊人之情。《礼记》开篇即曰“毋不敬”。“孝”是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行为，指儿女的行为不应该违背父母、家里的长辈以及先人的心意，是一种稳定伦常关系的表现。所谓“百善孝为先”，反映的是中华民族极为重视孝的观念。
在《舌尖上的中国》中还讲到了重阳节。重阳节是杂糅多种民俗为一体而形成的汉族传统节日。庆祝重阳节的活动一般包括出游赏景、遍插茱萸、吃重阳糕等，以凸显孝亲敬老的传统文化价值。日常饮食行为也是体现孝亲的最佳形式，《礼记》中对日常饮食的孝亲礼节多有涉猎，如“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妇佐馂，既食恒馂。父没母存，冢子御食，群子妇佐馂如初”。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五集《厨房的秘密》里介绍了顺德均安镇的重阳节，街上的年轻人抬着关公像，老人们头戴茱萸。欧阳广业作为一个村宴厨师，在这一天要为村里的老人做一顿可口的村宴，村里的年轻人和老人团聚在一起享受美味。
（三）新米节、望果节的饮食礼俗：祭神敬祖的祭礼价值。祭祀祖先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传统风俗。《后汉书》记载：“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民众对中华民族祖先的祭奠，溯古至今，绵绵不断。在少数民族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祭神敬祖的祭礼文化。重道德感情而轻礼数和财物的祭礼思想是礼俗文化的又一个体现。在进行节日祭祀时，最重要的是祭祀之人的虔诚之心，不拘泥于形式的完备和礼品的丰厚。在《舌尖上的中国》里介绍了带有祭祀文化的壮族从江加榜新米节和藏族的望果节。从江加榜新米节是当地的一个传统节日，没有固定日期，一般在每年稻谷成熟前几天举办。后世的子孙没有忘记先民们的艰辛，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于是新米节便约定俗成下来，并世代相传。在第七集《我们的田野》开篇介绍了从江加榜新米节，片中讲了下尧村壮族的潘银少和黄兰荣两位老人为庆祝即将到来的新米节做准备，除了主食糯米外，还要制作腌鱼、炜酒等。当地还设有“长街宴”，村中人聚在一起享受美食、庆贺丰收。如今，“长街宴”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望果节是藏族农民欢庆丰收的节日，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望果”意为“绕地头转圈”。在节日的第一天早晨，当阳光洒满金黄麦田的时候，农民们手持麦穗围着农田转圈游行，感谢上天带来了风调雨顺的好收成。之后转田队伍每到一个乡神殿或山神殿前都要举行祭祀仪式。一路祝福，一路欢歌，此刻乡村的田园处处洋溢着欢乐和祥和的氛围。在第七集《我们的田野》中讲述了最富庶的农业区——日喀则的望果节。当地的望果节在青稞成熟前举行，是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藏民桑吉为节日精心酿造着青稞酒，桑吉手艺俱佳酿造的青稞酒受到当地人的喜爱，望果节当天大家一起品尝着甘甜的青稞酒。无论是原始的自然崇拜、神灵崇拜，还是祖先崇拜与鬼神祭祀，无不表达出人类质朴真挚之情。天帝神灵虽然高高在上，却是人们观念中的保障现世人生幸福的重要力量。中国人信奉神灵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出离人世而是为人世求福佑。[5]128
我国先民在几千年的生息繁衍中创立了许多民俗节庆，既包括生产方面的，也包括生活方面的，既有饮食文化，也有礼仪文化，还有朴素的思想，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很值得我们去发扬和传承。
三、节日饮食礼俗的传播及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哲学家费尔巴哈有句名言：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舌尖上的中国》不只是一部关于吃的纪录片，其所展示的厚重感和文化感体现了该片的独特性——“通过美食这个窗口更多地看到人和食物、人和社会的关系”。《舌尖上的中国》用影视媒介特有的形象性、快捷性、大众性、声画一体化的优势，通过对一个人、一个家庭和一个村庄这些微观元素的记录和书写，每一个鲜活的个体背后都洋溢着朴实的气息，展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多彩。充满智慧的劳动人民艰辛地寻找自然界馈赠的食材，巧妙制作各色美食，用虔诚的态度对待传统节日，感谢上天的恩赐。无论是《自然的馈赠》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抑或是《主食的故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在美食的背后始终关注的对象是制作美食的人。
礼俗是社会文化浓缩的精华，属于一份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孕育于小农经济下的节日礼俗，形式和内容都体现于中华民族的节日之中，而所有节日表现形式的基本载体与内容是无数个和气候季节、人文精神、道德关怀、祖先崇拜、宗教情怀、社团聚会相关联的生活内容。它与我们民族的精神相关联，是整个民族乐观向上、勤劳勇敢、善良敦厚与团结友爱的思想理念的内在形态，是一个民族历时几千年绵延不断的精神内核——民族灵魂的所在。如果离开了这些节日礼俗的活动内容，所谓的文化特征就无从谈起，并且所有的节日表现的谓之以乐的活动就失去了根本的意义。而《舌尖上的中国》通过礼俗食俗文化的传播，会唤起人们对生命和社会的热爱，更加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电视媒介仪式与文化传播》（项目批准号：09BCo2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姚伟钧.中国饮食礼俗与文化史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刘志琴.礼俗文化的再研究——回应文化研究的新思潮[J].史学理论研究，2005（1）.
[4]王玉霞.礼俗与统俗——中国古代礼对俗的文化诉求[J].济南大学学报，2011（3）.
[5]张自慧.礼文化的价值与反思[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古代风俗礼仪文化常识篇10
关键词：中国民俗广告创意传播
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文化趋同化大潮的冲击下，表现人文底蕴和地域特色民俗文化的广告犹如给广告界吹来的一股清风，在带给人们震撼的同时，也使人耳目一新。广告创意的风格和题材都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和社会背景。
民俗与广告传播的关系
民俗与广告传播的联姻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并将长相厮守。
民俗与广告传播的联姻。在国外，作为学术术语的“民俗”是在英国首先出现的，它是由英国民俗学会创始人之一、考古学家汤姆斯（w.J.thoms）用“Folk”和“Lore”两个词合成的，其本意是指“民众的知识”或“民间的智慧”，作为学科名称可以译为“关于民众知识的科学”。民俗文化是一种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民间社区的和集体的人群意愿，并主要通过人作为载体进行世代相习和传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①
综观古今中外广告发展史，都能发现民俗文化在广告中的身影。广告创意的表现形式和表现主题都反映出民俗文化的深刻影响。我国宋代的广告把原始的吆喝叫卖声与歌谣、快板、词曲相结合。如卖糖的商贩靠吹管箫乐器来招徕顾客。卖梅花酒的，吹奏《梅花引》叫卖。
近些年，国内外的广告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广告作品中借助民俗文化来传递商品、服务的信息或企业理念。在这类广告创意中也不乏优秀之作，有些是反映本国民俗文化的，如反映美国西部牛仔文化的万宝路香烟；还有反映他国民俗文化的，如日本丰田汽车广告语“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并且在画面中出现孙悟空的形象，用中国文化中熟悉的语言和形象来打动中国消费者的心。
广告传播要遵循民俗文化。广告传播之所以要遵循民俗文化，是因为广告活动是以民俗文化来确定广告目标市场的基准之一。只有充分尊重社会大众中不同民族、种族的传统特点，充分利用不同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艺术形式来传播广告信息，这样，才可以让本国市场的受众或目标市场国的受众喜爱和接收广告信息。
“广告创作者一方面从礼仪风俗文化中获取素材、灵感，催化出惊人的创意，另一方面利用风俗文化所具有的魅力、号召力来征服大众。如上所述，同一民族、同一地区的人们长期在一种环境中生活，具有共同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这样就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区域特色的风俗文化。风俗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传承性，规范甚至制约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影响着人们的性格气质、思想感情，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审美观照、功利评价。”②
广告创意中的中国民俗
参考《中国民俗》③，把民俗划分为以下六种类型，由此我们进一步探究广告创意中的中国民俗：
广告创意中的岁时节日民俗。岁时节日民俗是由岁时民俗与节日民俗两部分组成。岁时民俗指的是一年中伴随着季节和时序的变化而相继出现的一些风俗。节日民俗是指人们约定在某些具体日期进行某种活动和仪式的民俗。可口可乐创作了多则反映春节民俗的广告创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可口可乐的“贺岁”篇：一个身着红色小肚兜、头顶一撮头发的小阿福在一派红彤彤的欢乐景象中，为大家表演中国民俗剪纸，并祝来年喜庆吉祥。中国移动通信贺岁剪纸篇系列广告通过剪纸这一形式，利用年年有余、天降财神、左右门神等在中国人心中极具吉祥意味的形象，以及中国人在春节走亲访友的习俗，结合现代商品特征，既充满喜庆气氛，又增强了广告的感染力。这类广告创意迎合了中国传统民俗，渲染传统节日的喜庆气氛，以唤起观众对于传统民俗的认同，将传统节日民俗与所宣传产品联系起来，使产品带上了浓厚的象征意味，增强了受众的消费欲望。
广告创意中的人生礼仪民俗。人生礼仪民俗指的是在人的一生中的不同年龄阶段所举行的与之相应的仪式和礼节，主要由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寿礼和葬礼等民俗仪式组成。奥斯曼生眉笔的“摇篮篇”表现了眉毛乌黑浓密、形如弯月的新疆维吾尔族母亲为摇篮中新出生的女儿用乌斯玛草生眉的世代相传的民俗，从而传达出含有该成分的产品神奇的生眉特点（新疆维吾尔族历来有举行摇床礼为孩子祁福的民俗）。立邦漆的“哈萨克婚礼篇”是表现地域民俗文化的佳作，教室里年轻的女教师演奏手风琴乐曲，新疆少数民族小朋友欢快地歌唱。村民有秩序地传递漆桶，用立邦漆在墙面绘制的红白相间的哈萨克民间传统图案。接着是一幅幅色彩亮丽的画面：红色的屋顶、蓝色的椽子、橘色的烟囱、蓝色的窗子……马队载来了美丽的新娘，载歌载舞的婚礼场面，尤其是女方德高望重的老年妇女向新郎身上撒“喜食”（哈萨克语称“沙修”，即糖果、奶疙瘩等食物）把广告推向了高潮。受众在领略鲜明地域特色的婚俗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创造多彩生活的品牌精神。
广告创意中的物质生产民俗和消费民俗。物质生产民俗主要包括农业生产民俗、渔业生产民俗、畜牧业生产民俗、林业生产民俗、手工业生产民俗、商业生产民俗以及工业生产民俗等。消费民俗是由于人类的基本日常生活需要，满足人类起码的生存条件而产生的一系列民俗事象。消费民俗主要包括饮食民俗、服饰民俗和居住民俗。如，伊利“黄金牧场”版广告中身着蒙古族服饰的小男孩从蒙古包中跑出来给挤奶的奶奶送木桶。伊力特白酒广告中新疆牧民在广阔的大草原骑马放牧的场景。广告创意集中体现了物质生产民俗和消费民俗。
广告创意中的社会组织民俗。社会组织民俗是指传统社会中所形成的各种较为稳定的人类共同体。如家庭、家族、亲族、村落和行会、帮会、秘密结社等民间组织。中国历来是崇尚礼仪的文明之邦，广告中也经常表现社交礼节（待客）。在我国的广告创意中有许多表现一家人其乐融融地欢聚一堂的情景，特别是日常消费品的广告创意，如食用油、水饺等商品较多采用这类创意。这与我国历来推崇的“和”文化是相吻合的。
广告创意中的信仰祭祀民俗。民间信仰，指的是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民众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等民俗事象。按照民间信仰的内容和方式，可以划分为信仰对象民俗、信仰媒介民俗和信仰方式民俗三类。例如，我国优秀的廉政公益广告“门神篇”，在铿锵的戏曲声中门神出场，接着传来话外音“浩然正气，廉洁奉公”，左右门神挥舞着鞭锏高呼“手莫伸，伸手必被抓”。最后，屏幕上出现对联“共守清廉，以正驱邪”。此广告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信仰民俗元素门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严形象来提醒和震慑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门神是道教和民间共同信仰的守卫门户的神灵，旧时人们将其神像贴于门上，用以驱邪避鬼，卫家宅，保平安，助功利，降吉祥，是最受人们欢迎的保护神之一。）
广告创意中的游艺竞技民俗。游艺竞技民俗是一种以消遣和调节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的民俗活动。从其内容和性质上分，游艺竞技民俗包括游戏民俗、竞技民俗、杂艺民俗三类。例如，在立邦漆广告“高空王子阿地力篇”中，高空王子阿地力身着色彩鲜艳的维吾尔族传统民族服饰在没有安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表演惊险的达瓦孜，脚下就是万丈深渊，惊险刺激的新疆传统杂艺民俗和品牌给受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达瓦孜”是维吾尔语“高空走绳”，是维吾尔族人民喜爱的传统体育活动。）
在广告创意中运用民俗的作用
借助民俗文化的新奇性提高广告的注目率。民俗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石。民俗文化是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多民族、多自然生态、多文化形态的民族民俗特点，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地域文化特征。对当今现代社会的许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同时这种新奇性也让人们有极强的好奇心。
多年沉积的民俗文化，增强了受众对广告的记忆效果。远离都市现代人的民俗文化有着鲜明的个性和深厚的底蕴。从广告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越是司空见惯的广告表现，越不能形成很好的记忆效果；反之，越是新奇独特的广告表现，越能让广告受众形成良好的记忆效果。
在传播商品信息的同时让受众了解民俗。尽管借助民俗文化来表现广告创意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传播民俗文化，但是，在这个广告过程中也间接起到了传播民俗文化的作用。许多受众通过观看具有民俗文化特色的广告，在接受商品观念的同时，也领略了民俗文化的魅力。当然，对于现代人而言，挖掘民俗瑰宝，传承民俗文化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
如何在广告创意中运用民俗
深入挖掘民俗文化与广告创意的关联性。在广告传播过程中若要借助民俗文化提高传播效果，首先，就必须对民俗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其次，产品或服务的广告定位应和民俗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性。立邦漆草原篇与哈萨克婚礼篇正是凸显了内蒙古牧民与新疆哈萨克牧民服饰、居所色彩丰富的特点，以及地方民俗文化所体现的鲜明个性，这恰好与立邦漆处处放光彩的广告语传达出的核心理念是完全吻合的。
在传播过程中正确理解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广告传播的本质目的是要追求销售目标或建立企业知名度，不是传播民俗文化，民俗文化在广告中的表现是广告传播的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正确理解二者的关系，要有技巧地借民俗文化传递广告信息，实现广告传播的效果。
成功运用要建立在把握民族心理、理解民俗文化的前提下。不同国家和地域的民俗文化都存在着很大差异，表现在、饮食禁忌和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在我国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谚语。并不是所有借助民俗文化来表现的广告创意都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这类广告中也不乏失败的案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多是基于对民族心理的忽视和民族文化理解上的偏差。这些广告的失败，正是由于没有准确把握民族心理、理解民俗文化，在广告传播过程中，引起了歧义，使受众产生了误会，甚至是反感情绪，极大地影响了广告效果。
结语
广告创意中借民俗文化来表现创意的优秀作品多为以下情形：广告创意在体现商品产地优势时，可利用代表地域文化的民俗符号；借助民俗文化的元素来展现商品的特殊工艺、悠久历史等特征；消费对象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特征，如我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单纯借助民俗文化的新奇性来吸引受众关注品牌。
广告要遵循民俗文化的规律，充分尊重社会大众中不同民族、种族的传统特点，利用不同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艺术形式来传播广告信息。广告创意在借助民俗文化来表现商品特性时，必须巧妙地构建两者的关系，要表现得自然、妥帖，要以突出商品定位为目的，才能获取良好的传播效果。（本文为新疆大学校院联合项目，项目名称：新疆民俗与广告传播效果研究）
注释：
①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导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肖建春、傅小平、陈卓、吕晖、王萍：《现代广告语传统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叶涛：《中国民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