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义务篇1
论文关键词律师法律援助义务研究
一、引言
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可见民主法制、公平正义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而维护社会公平，构建法制社会离不开律师，其作为推进我国民主法制进程的主要力量，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法律援助活动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法律援助也逐渐由传统的社会道义和社会慈善行为，转变为国家对公民的一项社会保障措施和司法救济。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第三十四条的修改，扩大了刑事类法律援助的范围，对法律援助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更加需要专业的律师去承担法律援助义务。法律援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国家司法是否公正、法治是否健全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人权保障的标尺。在我国法律援助发展历史上，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多以地方政府官员，这部分人员在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方式，以及法律素养等方面与专业法律援助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此外，在法律援助机构设置上也多以政府为主导，致使我国法律援助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二、法律援助的内涵
对于法律援助的概念，因为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速度和民主法制发展进程的不同，其在法律援助的思想、援助范围、援助条件和方式上也各有不同。但是在总体上，法律援助已经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保障符合援助条件的公民获得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是目前为止最全面的体现司法人权准则的联合国文件，它对签署的成员国的法制发展具有较为直接的指导和约束作用。法律援助作为国际公认的最低限度的人权保障，在被指控有刑事罪的人，有权利获得指定的法律帮助，例如诉讼等。而且在自己没有能力支付相关法律帮助费用时，可以不必支持该部分费用。
具体而言，我国对于法律援助的概念界定可细分我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其一，按主体的不同来划分。广义法律援助指的是检察官和法官以外的法律工作者所提供的法律援助。狭义的是指由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其二，从救助费用来划分。广义的法律援助是指法院减收或者免收相关费用的援助方式。狭义的是指律师免费或减免部分律师费的方式提供的援助。若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主要介绍和是阐述的是按主体的不同来划分的，狭义的以律师为主要实施主体的法律援助。
三、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形式与依据
法律援助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论文在借鉴西方法律援助经验较为丰富的国家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具体国情，以及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对我国律师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与主要形式进行探讨。
（一）法律援助的对象
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确定法律援助对象，也就是确定符合什么条件的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有资格成为法律援助的对象，或者说是，法律援助应当在何种条件下、向何种人提供援助。
在我国《律师法》第41条中，规定律师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是公民，对于这种界定，我认为是在原则上的界定。我国法律援助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是指公民，主要指的是那些劳动能力地下，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或者是特殊案件中的公民；其二是指在我国境内接受审判，而且确实存在经济十分困难或者是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外国当事人（一般为刑事被告人）；其三是企事业法人，对于那些处境艰难的事业单位和经济上非常困难的特困企业，也列入法律援助对象范围内。
从世界各国法律援助的提供人员构成来看，其主要由公职律师和私人律师两部分构成，此外还有律师之外的法律援助服务提供者，他们大多只能完成法律援助相关的辅助工作，例如为法律援助机构完成部分工作，或者是辅助律师办理援助案件。总体上律师依然承担着法律援助的核心工作，而且与一般基层工作人员和公证员相比，律师更能出色的完成援助工作，所以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是指代表政府组织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人员和机构，主要是指律师。
（二）法律援助的主要形式
依据我国司法实践和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精神，法律援助的主要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律师通过的方式，承担委托人的诉讼法律事务，提供法律援助，为需要获得法律帮助，但是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诉讼当事人，免费担任其辩护人或者人，帮助诉讼当事人实现其合法的诉讼请求目的，这是最为常见的形式；其二，律师通过承担非诉讼法律事务方面的法律援助，为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援助。其三，律师免费为生活贫困的当事人，免费提供各种法律咨询，各种法律文书，这些都是律师法律援助活动的常见表现形式。
（三）法律援助义务的依据
国内诸多学者认为，从事法律服务作为律师生活的主要来源，国家不应该强制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律师也没有义务免费提供法律援助。但是也有大量学者认为法律援助作为国家的一项责任，作为律师就应该有责任肩负起这神圣的使命。律师法律援助义务的依据在于它的职业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律师职业的正义追求。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动力在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诸多生活在贫困边缘的弱势群体，他们无力承担高额的聘请律师的费用，律师无偿的提供法律援助就是对正义的追求和倡导。（2）律师职业的伦理特质。律师要始终坚守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是维护正义的，但受援人诉请的权利到底是不是正义的，这只有律师接手后才能得知，那么这就需要律师严格律师职业道德。法律援助将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联系在一起，这就充分体现了律师职业伦理的特质。（3）律师职业的社会属性。律师其作为一支社会力量，在杜绝权力滥用，保护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我国大批律师不仅是简单埋于案首、奔走于法院，而是积极推动立法，参政议政，可见在律师这个群体里，总深深烙印着社会责任。
四、我国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义务的现状
首先，从整体上看，我国法律援助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其一，在制度上还不够完善。国外一些国家对法律援助机构的布局和数量上采用量化的方式。比如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整体水平不高。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数量和布局采取了量化的办法。比如美国要求每一万个穷人，必须保证提供两名律师；又如荷兰政府要求保证申诉人一小时内能够到达最近的一个法律援助点，这些做法为民众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法律援助。而我国目前仍然有近两百个县市还没有设立法律援助机构，且约十万人才能分享一名法律援助专职提供的服务。其二，在财政经费支持力度不够。西方发达国家每年会将财政收入的较大一部分划拨用于法律援助。比如荷兰和英国每年就划拨约1%的财政收入用于法律援助，每人约合三十英镑，而据统计2005年，我国人均占有法律援助经费才0.21元。
其次，区域之间法律援助发展不平衡。作为经济发展较快的东部沿海省市，财政上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支持力度大，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财政收入还有待提高，导致政府对法律援助的重视和支持力度薄弱。例如广东、山东省每年法律援助经费超3000万，江苏、浙江也均超过了2000万，上海、河南、辽宁、重庆、福建、北京等地的法律援助经费也较超过1000万，以上十省法律援助的费用占全国法律援助总经费的60%以上，而西部新疆、内蒙、广西等地法律援助只有区区两三百万。由此可见，现阶段我国区域间法律援助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
再次，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不高。近年来，经济发达地区的律师增长速度很快，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政府对法律援助经费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保障，使得一些案源紧张的律师、法律工作者非常青睐援助案子，造成对援助案子进行抢夺瓜分的现象。而很多经验丰富执业时间长的律师则不愿加入到法律援助中来。相反，经济欠发达地区，原本法律人才就缺乏，再加上法律援助经费严重不足，使得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远远不够。两种现象都直接造成援助案子的质量普遍提不上去。
最后，我国提供法律援助义务的主体混乱，有专职律师、法援律师、法律工作者和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等，专业素质良莠不齐阻碍了法律援助事业的快速发展。存在部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缺乏责任心、敷衍办案，甚至违规省略必要的办案程序，缺乏对法律援助深层次含义的认识——维护困难群众切身合法权益。
五、实现律师法律援助义务的几点思考
根据2003年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五章规定，由法律援助机构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然而，我国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及机构设置参差不齐。统一全国的法律援助机构性质，明确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责和任务，促进我国法律援助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职律师的设立
公职律师拥有律师和公务员的双重身份。在二00三年九月，重庆市将从事法律援助律师纳入了公职律师，这一举动在我国属于首创。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非常有参考借鉴价值。公职律师的设立将吸引一大批优秀的律师加入到法律援助的行列中来。作为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将公职律师的工质纳入当地财政支持，保障律师的工资待遇；另一方面公职律师的设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法律援助律师过少的尴尬局面，有利于法律援助案件处理质量的提高。
（二）通过类似于招投标方式
各地市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披露法律援助案件的信息，而且根据具体案件列出相应的奖励，例如每年年终颁发荣誉证书等。提高律师“投标”的积极性，法律援助中心根据各个“投标”律师的详细信息，择优“定标”。通过这种方式可吸引大批热衷于公益事业的律师加入其中，获得荣誉，提高自己办案能力提供了有效途径，也有助于提高受案案件的质量。
法律援助义务篇2
关键词：法律援助德性维系彰显……
法律援助的德性，系指蕴含于法律援助这一古老制度内核，并藉以维系、推动这一制度的理念、秉性和规则。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入，平等、公平、正义等法律观念深入人心的当今时代，探讨法律援助的德性，无论是对过去积垢的揭露、反思与矫正，还是对未来的展望、设计与完善，应当说皆是不无裨益的。
一、法律援助制度及其德性溯源
法律援助制度源自十九世纪的英格兰。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其法律援助主要有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两种形式。为更好的为经济上处于弱者地位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英国成立了专门的法律服务委员会负责管理法律援助事务。在英国，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在《获得司法公正法》通过后，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分别被两个新的计划所取代，即社区法律服务和刑事辩护服务。《获得司法公正法》对英国法律援助体系最大的影响是将全新的合约制度引入了英国法律援助体制中。随着合约制的引入，英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有那些通过法律服务委员会质量认定并与之签订合约的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才能提供相关的法律援助服务。在民事法律援助方面，除原来的事务律师外，许多非赢利机构也能承担这项工作，前提是它们必须符合法律服务委员会制定的统一质量标准并获得法律服务委员会的合约。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法律服务委员会虽与所有符合质量要求的律师事务所签订合约，但并不完全依赖律师事务所从事该项工作。[1]
大体来说，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慈善阶段”，在这一阶段，仅表现为对穷人的法律援助，因此常被称为“法律帮助”、“法律救济”。第二阶段是“政治阶段”。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在欧美主要国家已初步建立，天赋人权的观念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所极力标榜的宪法原则，法律援助也进一步社会化，由单纯的慈善事业向国家责任转化。第三阶段为“国家福利阶段”。二战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大幅度增长，西方各国经济飞速增长，出现了一批福利国家，为了实现社会的平等，西方各国进一步以社会为本位，在司法制度上强调当事人有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这代表了当今西方各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新趋势。
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形成于本世纪中叶，它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目前它已为世界上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宪法和一些国际公约确认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基本原则。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始于1994年。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5号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
二、法律援助德性之维系
笔者认为，维系法律援助制度的纽带有三：保障基本人权的现实要求、法律援助各方当事人权责利的合理衡平以及对平等、正义、公正等法律理念的信仰与弘扬。
（一）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客观要求
实施法律援助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法律援助的实质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贫弱残疾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初期通常被认为是律师为了公共利益而应其职业道德义务自发地向穷人提供援助的一项慈善行为，体现的是律师高尚的职业道德；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律援助被确认为一项国家责任，它成为政府为保障社会平等，实现社会正义而专门设立的司法保障制度，体现的是政府对社会大众生存权利的保障责任。
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标志，即是将法律援助从传统的律师个人慈善和社会道义行为发展为国家对公民的一项司法救济和保障措施。这一转变不仅使法律援助的德性得以维系和发展，也为法律援助的推行、发挥实效提供了拓展的平台。
（二）法律援助德性的维系还基于其各方当事人责、权、利的合理衡平
当事人权、责、利的合理衡平是法律援助德性张扬的根基，它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法律援助是政府（或称国家）对弱势民众的带有福利性质的司法救济责任。无论是出于保障人权的考虑，还是基于统治的需要，现代国家都负有为处于社会弱者地位的民众提供免费的司法救济的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是绝对义务，其带来的是绝对的责任，即：国家须从其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无偿的支助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弱势民众。时下，有些司法行政机关将地方企业赞助款买了设备与轿车，在不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形下，却强行摊派推行法援工作，这无疑违背了法律援助的本质要求。
第二，就受援者而言，其接受法律援助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这种条件可以是生理的弱势，如聋、盲、哑、未成年等，也可能是经济上的弱势如收入水平过低甚或没有收入来源等，还可以是其他的法定要件，如诉讼的性质或死刑案件等。接受法律援助者无须支付费用，但需保证自身符合条件的真实性，某些时候还需提供相应的证明。
第三，就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法律工作者而言，法律工作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属于理性的“经济人”，其进行法律工作是为实现养家糊口的基本要求与不断自我提高的社会消费需求。法律援助只是他们为社会应尽的一种责任，但这种责任并非一定是“无偿”的——必要的办案经费必不可少。这既是法律工作者的权利，也是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责。
上述各方的权责平衡不仅是法律援助德性的内在要求，也是立法者在法律援助制度的设计上需加以凸现的必经之义。
（三）法律援助德性系对平等、正义、公正等法律理念的信仰与弘扬
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制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是由近
现代的资产阶级学者首先提倡的。它的主要理论根据有三，一是认为司法机器若想正常恰当地运行，则为穷人提供有效之法律援助是必不可少的；二是从人道主义和慈善的角度出发也要求这种服务；三是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国家，所有的公民都必须获得法律信息，获得专门司法人员意见和服务的平等权利。一般来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成文法国家，公民所应享有的这种权利，都直接或间接地规定在宪法原则之中。
首先，从制度价值的角度讲，法律援助有利于促进社会正义，即主要通过司法的正义来实现社会的正义。同时，法律援助加快了人类社会迈向文明的步伐，它不仅帮助人类用文明的方式解决冲突，而且最大限度地避免暴力冲突的出现；它不仅自身蕴含丰富的道德价值，更是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道德文明的重要措施。
其次，法律援助制度更是对平等的制度化的阐释。“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合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整个世纪的发展。……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2]平等不成为信仰，法律平等不过是一种规则上的平等，而不会成为生活实践。平等在伪法治国家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而不是一种信仰，因此，不可能拥有自己诚实的司法实践。
一般而言，平等保护要实现两个法律目标：“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以及通过政府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其他公民侵犯”。[3]与此相关的，平等保护往往通过三种渠道来完成：限制政府特权、法治原则、法律援助。限制政府和法治原则从否定方面实现了法律的平等原则，法律援助则从肯定方面贯彻平等原则。然而，无论是法治原则，还是对受歧视团体的法律援助，平等保护背后一直起作用的是对平等的信仰。法律援助制度不仅是对平等的法律信仰的推崇，更是这种法律信仰的体现。[4]
再次，法律援助的德性需要实践的检验与完善。我国法律在规定公民权利的同时，规定了有诉诸司法以维护自己权利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民实际上拥有诉诸司法的能力与途径。由于公民在法律方面的实际能力受其知识、财富、才干、身份、职业、地域以及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公民能否诉诸司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诉诸司法，诉诸司法后又能够受到怎样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往往会造成享有同等法定权利的公民，在实际享有权利、诉诸司法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为着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司法公正，必须完善司法救济制度，进一步拓展法律援助。
三、法律援助德性之彰显
如果说对法律援助德性的阐释与剖析仅仅是拉开了法律援助舞台的帷幕，那么，对法律德性彰显路径的揭示则折射了法律援助的优雅舞姿。笔者以为，在《法律援助条例》业已颁布生效的今天，宜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法律援助的德性予以彰显：
（一）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强化、提高法律援助重要性的认识。
法律援助是国家的义务和政府的职责，法律援助工作不仅是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本质要求，也是依法治国、贯彻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必然体现。法律援助既是一项法律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面对社会的弱势群体，解决他们在平等实现自己合法权益方面存在的"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问题。只有真正让社会弱势群体通过法律援助渠道，在法律服务方面遇到困难能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从而感受到社会正义及政府的关怀，实现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尊严，方能调动社会弱势群体的积极性，加速中国法治化的进程，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宣传、学习，使平等、公正等法律观念深入人心，从而使法律援助的德性得以张扬，法律援助事业得以长足发展。
（二）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构筑法律援助网络，建立起社会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
法律援助工作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公益事业，需要政府、法律工作者的支持以及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对外联系，广泛发动社会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不仅要加强与工会、妇联、共青团、残疾人联合会等群团组织的联系和配合，真正发挥这些部门工作职能的优势，而且，必要时还可以考虑在这些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减轻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的压力，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和社会影响面。同时，在严格按照法律的界定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好法律援助中心与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等其他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工作上互相支持配合，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初步形成以法律援助机构为中心，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为主体，由社会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最大限度的彰显法律援助“救济弱者、匡扶正义”的德性。
（三）完善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督管理体制和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体制。
司法部已经明确授权法律援助中心对全国法律援助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对于省级法律援助管理机构，考虑到我国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分级管理和部分法律援助案件由地方办理难度较大的实际情况，可以组织和协调处理高级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和一些在本省影响较大、地方法律援助机构办理确有困难的案件，但要明确不能由这些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办理。
《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体制可以“根据需要确定”，是指各直辖市、设区的市和县级地方司法行政部门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布局和数量，经济落后、律师资源稀缺、目前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确有困难的地区，司法行政部门可以指派本部门内专门人员代行法律援助，也可以委托律师事务所组织实施。法律援助机构相互之间是平等的服务主体，没有层级差别。
（四）积极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广泛开辟法律援助资源。
法律援助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一项社会事业，但主要是政府的职责，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应当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同时，可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设立专门援助基金，接受社会的广泛捐助，专款专用，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功能。在开辟财力资源的同时，也要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优秀法律有才包括社会团体、法学院校有资格的优秀人才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系统。法律援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保险制度、税收制度、经济收入统计制度的多方配合。这两年上述制度都取得了很大发展，为顺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依据，今后须大力推动其进步。
[1]种若静.英国司法体制分析及理论探讨[J]，司法部重点科研课题《中外司法行政体制比较研究》报告，中国司法网2002-6-8。
[2]《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10。
法律援助义务篇3
[关键词]：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团体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农民律师司法所
一、法律援助的渊源及现状
法律援助制度源自十九世纪的英格兰。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其法律援助主要有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两种形式。在英国，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accesstoJusticeact）通过后，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分别被两个新的计划所取代，即社区法律服务和刑事辩护服务。法律服务局也被法律服务委员会所取代，法律服务委员会的两个重要职能便是更好地控制预算和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获得司法公正法》对英国法律援助体系最大的是将全新的合约制度引入了英国法律援助体制中。随着合约制的引入，英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有那些通过法律服务委员会质量认定并与之签订合约的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才能提供相关的法律援助服务。在民事法律援助方面，除原来的事务律师外，许多非赢利机构也能承担这项工作，前提是它们必须符合法律服务委员会制定的统一质量标准并获得法律服务委员会的合约。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法律服务委员会虽与所有符合质量要求的律师事务所签订合约，但并不完全依赖律师事务所从事该项工作[1].
为保证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法律服务委员会设计了一套专家质量评分标准，用于评价不同种类的工作，提供者要想成为签约事务所，必须获得一定的质量分数。而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则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措施保证质量，比如采用大案管理体系，与律师事务所单独签订合同，或建立专业名册制度，要求具有一定专业水平和办案经验的律师才能参与办案。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形成于本世纪中叶，它是世界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它已为世界上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宪法和一些国际公约确认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基本原则。
洛克说，“法律的目的是对受法律支配的一切人公正地运用法律，借以保护和救济无辜者”。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制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更是对平等的制度化的阐释。“在西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合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整个世纪的发展。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2]”。平等不成为信仰，法律平等不过是一种规则上的平等，而不会成为生活实践。平等在伪法治国家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而不是一种信仰，因此，不可能拥有自己诚实的司法实践。一般而言，平等保护要实现两个法律目标：“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以及通过政府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其他公民侵犯”[3].与此相关的，平等保护往往通过三种渠道来完成：限制政府特权、法治原则、法律援助。限制政府和法治原则从否定方面实现了法律的平等原则，法律援助则从肯定方面贯彻平等原则。然而，无论是法治原则，还是对受歧视团体的法律援助，平等保护背后一直起作用的是对平等的信仰。法律援助制度不仅是对平等的法律信仰的推崇，更是这种法律信仰的体现[4].
法律援助在国内外虽有许多种内涵界定，但其实质正如肖扬在1996年第7次部长办公会上所讲的：“法律援助，简言之，就是为弱者、残者、少者、贫者提供法律救济、法律帮助，保护司法人权，实现司法公正，体现我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从援助主体上看，法律援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帮助，例如《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称“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5]；广义的法律援助指包括司法救助在内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民间组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帮助[6].即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狭义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和民间组织救助三大块内容。从受援主体上看，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或残疾者提供的法律帮助，换句话说，为经济上贫穷，智能上低下，生理上残缺而需要法律援助帮助的人，提供免费或者减少收费的法律服务，以实现法律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利[7].
（一）狭义法律援助的现状
我国以经济困难的诉讼当事人为援助对象的狭义法律援助萌芽始于1992年。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1994初，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探索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揭开了中国法制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2003年《法律援助制度》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师法》第41条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特别是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事务主要由各级法律援助中心承办。至2005年12月，全国已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31298个，法律援助专职人员11377人，其中职业律师约5029人。1999年至2006年9月，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受理各类案件1224207件，受援人员2204403人。自1996年以来，我国许多律师事务所也同时承接法律援助事务，《律师法》和《法律援助条例》更是将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规定为其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近年来，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等法律援助人员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迅速增长。据统计，1999年，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91726件，2005年迅速增长到253665件，年增长率达到了25%；1999年受援人数为190545人，2005年增长到433965人，年增长率达到了18%.
狭义法律援助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发展中所遇到的弊端和困惑。第一，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整体水平不高。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数量和布局采取了量化的办法。例如在荷兰，政府要求保证申诉人1小时内能够到达最近的一个法律援助机构，5公里之内就应该有一个机构可以受理申请。再比如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法律服务公司，其大部分工作就是促使为每1万个穷人提供2个律师，以使美国各地都有法律援助9.而在我国，截至2005年底，尚有200左右的县、市（区）没有律师，全国每10万人才分享1名法律援助专职人员提供的服务，每24万人才分享1名职业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在财政经费方面，西方国家每年大都会划拨巨额财政用于法律援助，例如英国与荷兰法律援助的年度财政拨款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英国的法律援助开支是全世界最高的，约合每人30英镑，丹麦用于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5%.南非的法律援助经费全部由中央财政拨付，2005年的法律援助经费合计人民币4亿5千万元左右，而当年南非全国总人口约4千余万，人均拥有法律援助经费近10元。而我国2005年度各级财政用于法律援助的拨款总额为26220万元，以我国12亿人口为基数，人均占有法律援助经费仅为0.21元。
法律援助义务篇4
内容提要：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法律援助面临着种种困境，要解决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并使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就必须明确在现阶段法律援助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责任，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尤其是法律院系在法律援助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的资金严重短缺问题。论文关键词：法律援助和谐社会共同责任困境对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重申，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把“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十一五”计划的重要目标。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研究法律援助，分析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权利的充分赋予和权利的有效实现与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之一”，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而法治是和谐社会实现与维系的必要社会环境。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一个司法不公正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之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影响，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遵纪守法也是社会和谐的体现。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遇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二、中国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目前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管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在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支持上已有体现。而在国外，人们对法律援助的重视已经提升到了以宪法规范来加以保障的高度。如意大利1949年宪法第24条规定：“贫困者有在任何法院起诉和答辩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障之”。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如果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亟待解决的迫切性。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2009年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12]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13]2009年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2009年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预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三、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1997年5月20日颁布的《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把法律援助定义为：“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14]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15]“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和残疾者提供法律帮助”，[16]等等。纵观对于法律援助的诸多定义，虽然各个定义或许在受援主体或施援方式上略有区别，但是却无一例外地有着共同的理念基础——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17]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在对于法律援助性质的认识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助性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18]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19]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宣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20]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21]四、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明确了法律援助在现阶段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以下是笔者对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韩国有《法律援助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22]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时代呼唤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通过法律援助法规，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信访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23]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笔者要强调的是：法学院系应该在法律援助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法律院系的事业单位性决定了其应该在法律援助中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方式如下：——实行诊所法律教育。“诊所法律教育发端于美国，它借鉴医学院诊所与临床实践的教育模式，在有经验的教师导下，让学生在真实的案件中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其所迫切需要的法律服务”。[24]诊所法律教育是法学院学生对传统课程设置日益不满，积极要求实践性法学教育和为社会服务的渴望日益增长的推动下所形成的。[25]“是法学院在社会对法学院毕业生的能力诸多否定和批评的情势下，对法学院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进行反思、检讨和修正的结果”。[26]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建立法律诊所并获得显著成效。诊所里的学生在实践性的教学中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效果，而且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咨询、代拟文书、甚至法律辩护等实践中为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截至2009年9月，我国已有35个法律院校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7]实践证明，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无论是对法学教育改革还是法律援助事业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8]——建立法律援助机构。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其中不少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从其2000年成立到2001年11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接待来访者2500余人，回复电话、信件500余次（件），成功办理60余件法律援助案件，曾创下我国民间法律援助单个案例索赔额之最，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9]实践证明了高校法学院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可行性及其对缓解目前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重大作用。法律院系无论是以诊所法律教育还是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形式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具有独特的优势。（1）人力资源丰富。我国高校法律院系的教师理论知识深厚渊博（多数教师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博士化已成为趋势），并且不少教师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还有一些是法官出身，具有独立承办重大疑难案件的经验；法律院系的本科高年级学生、法学硕士及法律硕士都是法律知识功底扎实并有志于提供法律服务的热血青年，而且其中有些法律硕士或法学硕士甚至已经通过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具备了从事法律工作的基本资格。法律院系里的济济人才无疑是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力量。（2）服务成本低，质量高。法律院系学生无论以何种形式对外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是以学习实践经验、锻炼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一般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学校也无需支付工资，更容易实现无偿为经济困难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一般都是学生中成绩好、能力强的佼佼者，他们参与法律援助的工作与其社会实践学分或综合测评挂钩，老师也会对他们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必要指导并且在必要时亲自参与其中，因而保证了法律援助的质量。[30]（3）社会更易于接受。现阶段我国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仍然是律师，由于律师基于职责所在有时难免要替被公众认为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辩护，社会公众基于自然感情在心目中对律师存在误解，认为律师“惟利是图”，甚至可能产生抵触情绪而缺乏对律师的信任。而“法学院学生正直纯洁的风气，敢于伸张正义的勇气和法学院知识权威的形象，以及法学院在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制中的中立地位，使得普通百姓更容易产生信任感，也更易于案件的及时处理”。[31]3、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资金问题目前我国经济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1）进一步争取社会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中华民族是有扶弱济贫、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只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引起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高度重视及对其困境的了解，鼓励公司、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其它行业协会以及有经济能力的人捐款，就一定能募集到更多的捐助，[32]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33]《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我国的法律援助服务是“无偿法律服务”，探究其立法目的，无非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无偿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防止出现有偿服务，损害法律援助事业的形象，其价值取向是使法律援助制度维护社会公正作用得以真正实现。笔者认为，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与此法规在价值取向上并无冲突。因为实行费用分担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弥补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正常运作的举措，这与有偿法律服务的营利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价值取向也是为了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施行。[34]此制度已为多国实践。[35]（3）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律师交纳法律援助金制度。是指律师每年交纳一定数额费用作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制度。[36]对发达地区律师尤其是其中客观上没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要求其交纳法律援助金是可行的。2009年专职律师承办一件法律援助案件的经费仅为308.21元，不足于支付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所必需的交通费、差旅费、通讯费、文印费[37]以及调查取证费，更为重要的是，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付出了昂贵的机会成本——律师在承办案件的时候就丧失了承办其它有偿案件的机会。假定律师在可以从有偿案件中获利5000元，[38]即其机会成本的货币表现为5000元，远高于律师所获得的办案经费308.21元，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律师权衡利益之下难免内心不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这也是社会律师缺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热情的重要原因。实践上，青岛、桂林、北京等城市已经实行了这方面的做法，并受到了律师的欢迎与好评。（4）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曾同有关部门协商争取在福利公益金中划拨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事业，这个想法目前因现有的所有福利公益金（包括每年新增部分）都已有规定用途而没有实现。[39]既然已有的公益金都有规定的用途，那么可以考虑发行法律援助福利。这样一方面可以彰显法律援助的公益性，促使社会公众意识到自己对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本身包含的不菲奖金也足以吸引充满重奖期待的公众踊跃购买。按照通行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正常的销售发行规模大约为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左右。依此计算，我国发行潜力可达1000亿元。发行法律援助福利是可行的。[40]（5）完善法律援助基金管理体系。对于由上述各种方式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管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41]五、结语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只有短短的十一年，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也应该重视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决其困境的方法也应该是多样化的，本文对论述由于笔者能力问题而存在局限性是必然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法律援助不仅要对弱势群体施以及时有效之救济，而且还要主动出击，积极维系社会稳定，预防矛盾出现。但就目前而言，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任重道远。注释：2009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要素。参见《人民日报》2009年2月19日讯：《深刻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载《人民日报》2009年2月20日第一版，转引自张恒山：《略论和谐社会中的公平正义与法律》，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4期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46页胡玉霞：《论法律援助的两个基本问题》，载《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9年3月期包毅：《法律援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载《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包毅：《法律援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载《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李中春：《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中国律师》2009年第6期同前注《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宫晓冰、高贞：《中国法律援助的实践、探索与前景（下）》，载《中国司法》1997年第6期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2009年第10期。此数目相对于2009年已有所提高，但是相对于西方各国仍有巨大差距：英国1996年财政年度中法律援助经费的开支高达16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10亿元），美国政府一年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达4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00亿元），人口仅有1500万的荷兰1991年用于法律援助经费约为3.5亿荷兰盾（约2亿美元），加拿大1994年财政年度中法律援助经费达6.3亿加币（折合人民币35亿元），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南非2000年中央财政拨付法律援助经费3.2亿南特（相当于同等数量人民币）。参见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第346－347页[12]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2009年第10期[13]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4期[14]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47页[15]章武生：《中国律师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转引自林莉红、黄启挥：《论法律援助》，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6期[16]肖杨：《建立和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步骤》，载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转引自林莉红、黄启挥：《论法律援助》，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6期[17]牟逍媛：《法律援助制度与诊所法律教育》，载《法学》2009年第8期[18]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46页[19]阎照祥著：《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20]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3月期[21]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在实行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同时也充分重视其社会责任性——1978年3月2日欧洲会议的部长会议通过决议明确提出：“不应把法律援助的规定视为对贫民的施舍，而应视为整个社会的责任”。参见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3月期[22]林凤章：《我国法律援助的困境分析》，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23]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调研报告》，载《中国司法》2009年第10期[24]蔡彦敏：《诊所法律教育》，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3期引言[25]有调查表明，我国高校大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具有参与法律援助的意愿和热情。参见张燕：《对缓解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几点思考》，载《法治论丛》2009年7月期[26]同前注[24][27]数据来源：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网，2009年9月7日[28]参见刘希贵：《法律诊所教育对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事业的贡献》，载中国民商法律网2008-12-28[29]同前注[13][30]同前注[13][31]孙晔：《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载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编：《中国法律援助的理论与实践——妇女法律援助发展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32]诚然，要长期维持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捐赠，光靠传统道德维系还不够，还实施一些必要的政策鼓舞社会组织与社会公众的捐赠热情。如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就纳税人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捐赠税前扣除问题下发了通知，规定纳税人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捐赠并用于法律援助事业的，可按税法规定的比例在所得税前扣除。参见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9年第4期[33]参见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转引自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4期[34]同时，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也对承办律师较为公平。据司法部的统计，2009年平均每件由专职律师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经费仅为308.21元（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4期），如此少的经费很明显不能支付办理一个普通案件的合理支出，而实际上，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或多或少都要垫钱。律师有无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义务，但律师没有再为办案自掏腰包的义务，因为律师在承办案件的时候已经为之付出了时间、精力、智力劳动及机会成本。[35]1973年修订后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64条将援助费用的偿付期限规定为3年，在诉讼终结3年以后不需再偿付。即3年之内如果受援人没有能力偿付这笔款项，就可以免除其偿付义务。在日本，根据其法律规定，受援人胜诉的，由法律援助协会计算出律师费用的数目和受援助的当事人应偿还给协会的费用比例。当事人应当一次性或者分期偿还法律援助协会代其支付的款项的全部或部分，偿还期限为3年。西班牙法律规定，如果法律援助的受援人可能从判决中获得的金额超过了为其提供的法律援助的费用的3倍，他就有责任支付律师的费用。如果受援人在诉讼终结后3年内其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则该偿付责任将持续3年。参见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转引自牟逍媛：《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36]之所以强调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是因为在我国的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因律师较多（通常也是收入较高的），有些律师并不一定能够每年都被指派办理一件法律援助义务案件，甚至有的律师几年都没有被指派办理过法律援助案件（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9年第4期），这就极大浪费了律师资源。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有的律师（通常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在没有任何办案补贴的情况下，一年办理十几件法律援助案件（高贞：《法律援助的中国经验》，载《中国司法》2005第6期），显然，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律师而言，如果在其每年无偿办理十多件案件的情况下还要求其交纳法律援助金，基于自然感情就可以判断这是不合理的。[37]律师去法院、检察院调查时所有资料复印被要求在其内部进行，复印费用远高于市场价格，复印一页价格为1－5元不等，而所涉案件卷宗动辄几十或上百页，仅复印一项支出就已不菲[38]这是极为保守的数字。实际上在广东律师收费标准就已经高达200－3000元每小时。参见《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载劳动法律专家网，2009年9月22日[39]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9年第4期[40]据广东司法部门介绍，以发行的方式为法律援助筹集资金的想法目前正在付诸实施。参见李长松：《法律援助——冬日里的阳光》，载中央电视台网，2002.3.28[41]参见贺春云：《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改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9年法律硕士学位论文，第39页
法律援助义务篇5
一、努力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
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其服务水平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利益。努力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是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核心内容。在新的形势下，要加强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的法律援助人员和从事法律援助律师的职业纪律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和服务意识教育的监管职能，使法律援助服务队伍真正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维护和谐稳定、实现社会公平的正义力量。要健全服务质量监督机制，根据案件不同类别加强专业服务团队建设，建立完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办理机制，加大信息技术在法律援助流程管理。还要建立科学有效的评查指标和分值标准，发挥优秀案例的典型示范作用，通过以案释法、以案析理，引导和促进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多办精品案例，不断提升法律援助服务水平。
二、多渠道宣传法律援助工作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在宣传上应当多措并举，树立大局意识。以最合理、最符合基层人民群众需要的方式来对法律援助积极宣传引导，加大法律援助宣传力度，多渠道宣传法律援助工作。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将法律援助作为公益性宣传的内容广泛宣传，扩大法律援助影响面。通过法律咨询，加强“12348”专线律师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询电话服务领域，通过举办法律援助进乡村、进社区、进工地和进田间地头等活动，使法律援助家喻户晓，提高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知晓率，扩大法律援助社会影响，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服务。
三、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
法律援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事关社会的公平正义，事关保障和改善民生，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法律援助的主要对象是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的社会群体，针对他们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不知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的现实，必须在提高他们的法制观念上做工作。弱势群体法制观念、法律意识的提高，是顺利推进法律援助制度的基础和前提，充分认识到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的重要意义，才能更好地做好法律援助工作。通过六个五“普法”的深入，提升法律援助质量、增强法律援助保障能力的加强，弱势群体自身的法制观念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同时，要营造关爱弱势群体的氛围，克服他们经济上贫困、知识和信息匮乏、权利和义务意识淡薄、生理发育上有某种残疾等主客观因素，有效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和合法维权意识，用法律武器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使弱者成为强者。
四、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
法律援助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程度，对从业者提出了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法律援助成本。法律援助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限制了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是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的方面。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包含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因此，建立高校公益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降低法律工作者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门槛，相信会取得多方共赢的效果。除法学院校的学生外，相应的制度设计也要保障志愿者在法律援助工作不会受到阻碍，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应该在扩宽法律援助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之内。
五、充分发挥个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法律援助制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从民间行为演变为国家行为，成为国家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的。在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下，其他社会主体是政府援助的必要补充，个人自愿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可以使政府援助和其他社会主体援助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形成多层次、多元化、多渠道的援助网络。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者，如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具有较高法律理论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为法律援助事业贡献力量。应该允许政法机关退休人员到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余热，从事义务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还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们汇报工作，请他们提出意见、建议，充分发挥他们工作经验丰富，联系广泛的特点和优势。同时，要有效发挥基层法律援助联络员、信息员的作用。对法律援助质量，可通过基层法律援助联络员、信息员的信息的反馈，进行必要的评估。
法律援助义务篇6
论文关键词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当事人
法律援助被人们视为“法律上的希望工程”，其所承载的恐怕不只是弱者的信任和希望，更承载着法律价值和道德期望的重担。这就有必要从法律援助的起源和法律援助的性质来阐释这种超出法律援助本身的一项制度。从法律援助的性质来看，这是个争论很多的问题，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对穷人的法律救济制度，成为影响个人切身利益、体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标志之一，也是影响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的重要问题。因此，在理论上对法律援助进行定位显得很重要，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来讨论一下法律援助的性质。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法律援助最早起源于英国，从1495年起，英格兰即承认穷人享有因身份免付诉讼费的权利。法律援助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开始于文革之后。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第27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他指定辩护人。被告人是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这可能是新中国最早看到的与法律援助有关的刑事诉讼制度。然而，在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里，却没有关于律师应该承担法律援助方面的义务作出规定。从1994年初开始，法律援助进入新的时期。在司法部肖扬部长亲自倡导下，明确提出了法律援助，并开始了对建立和实施这一制度的研究工作。1997年修订了《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这两部法律贯彻和规定了关于法律援助的思想和制度，并且指出法律援助是律师的义务。全国律师协会在2001年11月26日修定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10条、山西省人大在2000年9月27日通过的《山西省律师执业条例》第9条明确规定了“律师应当自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法律帮助”、和“律师应当履行法律规定的法律援助义务”。2003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法律援助条例》，这个条例系统规定了法律援助的制度。法律援助的性质被明确为国家责任，这之后北京市律协和全国律协出台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就不再提法律援助是律师的义务了，而是修改为“律师应当关注，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因为法律援助是政府义务，律师就不再是责任主体了。
二、法律援助的性质
法律援助，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从规定的性质来看，在最早将法律援助看成是一个对他人或弱者的一个帮助，并且对象是“穷人”，既缺乏物质财产的人。一开始，法律援助看成是对穷人的帮助，这是道德的表现，符合道德的要素和价值。因此，在初期，法律援助对于受援助者来说，不是利益更不是权利，而是法律职业者（律师）的一种职业道德。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思想文化的进步，人们观念的改变。由原来的个人本位、权利本位进入了社会本位、公益本位，从社会责任、福利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公益的角度，对法律援助的含义和范围予以扩大。我国在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第六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这是我国对法律援助性质的界定。这说明，我国将法律援助看成政府的责任、律师的义务，但是法律援助对于受援助的人来讲，是不是一个权利呢？
权利，字面上的解释是，自己可以为或不为，或要求他人为或不为的可能性。法律援助对于要求援助的人来讲，如果政府认为申请人不符合受援助的条件，而做出不予法律援助的决定，申请人可不可以提出诉讼，将司法援助的决定者告上法庭？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19条规定：“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通知有异议的，可以向确定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异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可见，我国的法律没有规定对法律援助机构所作出的不同意法律援助的决定可以诉讼，而只能要求“异议”。这说明，对于政府来说，这不是一个义务，对于申请法律援助的人来说，也不是一个权利，因为它无法得到司法上的救济。
我们国家对法律援助的界定，超出了道德，但没有到权利，对于申请法律援助的人来讲，还只是一个利益。权利，有很多学说和观点，但很多人都认为权利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利益，将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才是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才是权利。如果只有利益，自己无法对该利益行使主动的自由，而只是被动享有，无法主张自身的主观意志，那么就不是权利，只是利益。利益国家也是保护的，但保护的方式是当事人没有自由。笔者认为，从法律援助社会需求来看理应成为政府的义务、穷人的权利。
首先，这是平等和正义的法律价值要求。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法律援助正是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等法律价值的要求。从《人权宣言》宣告了个人权利在社会中的性质以来，权利被视为一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具体化，正如，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于是说：“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地平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要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在社会上每个人可能在经济活财富上是不平等的，而穷人的人格和富人的人格却是相等的，这种平等地位在法律上要求平等对待。而诉讼又是需要成本的，经济上穷人就处于弱势，因此，为了穷人和富人平等，应该给予穷人以法律援助。
其次，法律援助是保障人权和公民权的要求。人权得到法律的承认，便衍生出社会权利即公民权，公民权和人权不同，是人权在政治社会中的具体化，即是在政治国家中的权利体系。如果说人权是自然权利，即在原始社会也拥有，在没有国家政治生活的阶段也拥有的话，公民权便是社会权，在政治国家中所拥有的一切社会权利的集合。因此，在公民社会生活中，基于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公民，只要在权利上有所需要，即为社会权设立的基础和出发点。而法律援助，是社会生活中获得法律上帮助的权利或利益，所以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公民权应该包括法律援助的权利。因此，从人权和公民权的角度来看，法律援助体现了人在这个社会上有权拥有不比他人少的权利，只要都是人，只要他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在法律上就应当平等。而不管它有多少的财产，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
在我国，法律援助可不可以成为一种权利呢？笔者认为是可以的。
首先，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职责，可以成为行政法上的义务。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为公民提供的法律服务，“从行政行为的角度分析，其本质上是行政给付行为”。法律援助机构对申请人予以审查，确定是否有权获得法律援助。如果获得法律援助，就可以不支付律师费，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利益，而审查就是许可这种利益的获得或不许可这种利益的获得，所以，法律援助应该是一个行政义务。
法律援助义务篇7
为认真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孟建柱同志和吴爱英部长的重要讲话精神，根据司法部《关于加强和改进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司法[2009]12号）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云办发[20]21号）以及市委办、市政府办《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市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普办发[2009]27）等文件精神，现就进一步做新形势下我县法律援助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进一步增强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意义。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法律援助工作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公民法律意识不断提高，法律服务需求目益增长，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也随之大量增加。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保障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司法行政主管部门一定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推进全县法律援助工作的深入发展。
(二)全面把握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总的要求。当前和一今后一个时期法律援助工作总的要求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决策部署，全面贯彻实施《法律援助条例》，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民，努力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努力提高法律援助工作质量，大力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和队伍建设，大力加强法律援助经费保障能力建设，大力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制度建设，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推动法律援助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三)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总的目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法律援助工作总的目标是：全县法律援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提供能力进一步增强，更好地满足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法律援助网络进一步健全，质量进一步提高，为困难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经费投入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物质保障水平明显提高；法律援助队伍进（）一步壮大，法律援助工作者政治业务素质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水平显著提高。
二、着力提高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水平
(四)进一步做好为困难群众及特殊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积极为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提供诉讼和非诉讼，帮助他们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解决涉及基本生存、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当前要特别围绕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需求，努力做好下岗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返乡农民工等法律援助工作。认真办理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做好盲聋哑人、未成年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的刑事指定辩护工作，依法为经济困难的刑事案件当事人提供辩护和，维护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广泛开展法律援助咨询服务，切实做好法律援助专线咨询工作，为群众解疑释惑。
(五)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要加大对《法律援助条例》和《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的宣传力度。全面、准确了解困难群众在民生问题方面的法律需求，扩大援助范围，降低援助门槛，经济困难标准由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放宽至低保的1.5倍，把因工伤、交通、医疗、产品质量事故等造成人身损害，以及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产生的民事权益纠纷等内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尽量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同时，要按照权利保护优先顺序和需求迫切程度，将就业、就医、就学、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等与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推动政府建立法律助“三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促进法律援助工作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六)健全完善法律援助便民措施。要以深入推广“盘龙经验”为重点，积极创造条件，在方便人员来往的地点设置专门接待场所,在醒目位置设立便民指示牌、公示栏，并按照《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列明法律援助的条件、申请程序、无偿服务原则、监督投诉电话等基本内容。扩大基层法律援助服务网络覆盖范围，拓宽法律援助申请渠道。要立足服务群众的需求，整合基层人民调解与法律援助职能和资源，在全县135个村(居)委会依托人民调解组织，设置法律援助联络员，把网络向基层延伸。在偏远山区和困难群众集中的区域设立流动工作站，巡回受案，对老弱病残等特殊对象试行电话申请，上门服务等方式进行法律援助。简化法律援助受理审查程序，为符合条件的特定困难群体发放法律援助卡(证)，免除经济困难审查，对情况紧急的案件，可以先行受理，事后补办手续。建立完善法律援助异地协作机制，方便群众异地申请获得法律援助，降低群众维权成本。选择有利于受援人的服务方式，减轻讼累，提高服务效果。
(七)切实提高法律援助工作质量和效率。依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完善法律援助受理、审批、指派、承办等各个环节的工作程序、工作制度和服务标准，提高法律援助规范化水平。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充分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确保死刑案件办理质量的若干规定》，指派具有刑事案件出庭辩护经验的律师担任死刑案件的辩护人，确保辩护质量。健全完善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监督机制，建立健全服务质量检查公布制度、质量跟踪检查制度、投诉处理制度，探索建立法律援助服务质量评估体系，提高办案质量。按照省政府“四项制度”规定，推行限时办结制度，按照规定期限，及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效率。加快法律援助信息化建设，以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开发利用为重点，全面提高法律援助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八)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坚持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第一责任，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工作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中的积极作用，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努力做好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坚持把调解优先原则落实到法律援助工作中，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根据案情需要，引导当事人采取调解、和解等非诉讼方式解决纷争，化解矛盾。在法律咨询、案件办理等工作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公众理性表达利益诉求，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把服务“三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重点做好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村土地征用、资源纠纷和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伤赔偿等的法律援助工作，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认真办理食品药品安全和生产安全等社会敏感性、群体性案件，准确把握国家有关政策，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妥善处理，依法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积极参与处理涉法涉诉案件，有效疏导化解矛盾纠纷。做好舆情分析工作，及时向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努力促进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三、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经费保障能
(九)不断加大法律援助经费财政投入力度。按照新时期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要求，依据工作实际，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加大投入力度，建立法律援助经费动态增长机制。多渠道筹集法律援助资金。不断拓宽法律援助经费筹措渠道，鼓励社会各界自愿捐资支持法律援助。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对贫困地区经费支持力度的政策，努力为我县法律援助工作发展提供支持。
(十)加强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的监督。要按照《云南省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不断加强对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管理和使用监督，规范使用范围，提高使用效益。要建立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加强审计监督，加大司法行政系统纪检监察机关监督力度，畅通监督渠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坚决防止并严肃查处侵占、截留和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行为，确保专款专用，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四、全面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
(十一)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坚持不懈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在法律援助工作队伍中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进一步坚定广大法律援助人员的政治信念，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捍卫者。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使广大法律援助人员进一步端正执业理念、规范执业行为，打牢服务为民的思想根基。引导广大法律援助人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属性，始终做到党在心中、人民在心中、法在心中、正义在心中，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努力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
(十二)切实加强业务能力建设。认真学习法律政策知识和法律实务知识，更好地适应法律援助工作的专业化要求，不断提高依法执业能力。熟悉群众工作特点，把握群众工作规律，学会做群众工作，切实提高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引导群众的本领，不断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增强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准确把握处置突发事件的原则方法，依法参与突发事件的处理，不断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大法律援助队伍培训力度，落实各项培训制度，制定法律援助教育培训规划，加强培训教材、师资、经费等基础建设，提升培训效果，不断提高法律援助队伍服务水平。
(十三)切实加强作风和行风建设。教育引导法律援助人员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注重疏导群众情绪，维护受援人合法权益。教育广大法律援助人员依法执业，牢固树立宪法意识和法律意识，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正确理解和运用法律，依法维护受援人合法权益。强化责任意识，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努力办理好每一个案件，处理好每一件事情。大力倡导无私奉献精神，立足本职，尽职尽责，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大力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强化执业纪律，把公正、廉洁作为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始终保持高尚的道德追求，树立和弘扬优良作风，坚决防止和杜绝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或假借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之名从事有偿服务等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行为
五、切实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组织领导
(十四)把法律援助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各有关部门和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把法律援助工作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积极主动地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法律援助工作情况，进一步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要深入研究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认真解决法律援助工作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建立和落实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抓落买的工作机制，确保法律援助工作的各项任务和措施落到实处。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精神，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扎实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改革的各项任务，坚持和冤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
(十五)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根据国务院2008年批准的司法部“三定”方案精神，结合实际，建立健全组织机构，进一步理顺法律援助工作管理体制，配齐配强管理人员，确保更好地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加强对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保证其严格按照《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范围和程序，为受援人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法律援助；督促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自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鼓励引导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减免服务收费。加强法律援助人才队伍建设，健全人才培养、竞争、考核、评价和奖励机制，逐步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人才队伍。按照《司法部关于法律援助事业“十一五”时期发展规划》的要求，健全完善好法律援助各项管理规章，对办案程序、质量控制、经费使用、人员管理等方面作出规定，不断提高法律援助规范化管理水平。
法律援助义务篇8
一、指导思想
通过加强法律援助优质服务办案工作，带动和促进法律援助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提升法律援助工作整体水平，使法律援助工作与困难群体的需求相适应，与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相适用，与民主法制建设相适应，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使其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工作措施
（一）加强法律援助及相关法律的学习贯彻，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法律援助条例》、《律师法》是指导法律援助工作、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务相关科室及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要加强《法律援助条例》和《律师法》的学习贯彻，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大力弘扬执法为民、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增强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观念，提高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要定期对律师、法律工作者进行专门培训，将法律援助相关业务知识纳入到培训内容中，提高律师、法律工作者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责任意识和承办能力。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建设，在原有注册志愿者队伍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力量，壮大法律援助服务队伍，以适应困难群众的维权需要。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时，要依照司法部、律师协会有关执业规范的要求，尽职尽责地履行法律服务职责，切实将援助的义务落到实处。
（二）进一步调动律师、法律工作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确保法律援助义务量的完成。
承办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是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依法应履行的义务。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每年都要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办理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各所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年度义务量，由法律援助中心根据实际和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的人员数量等情况确定。法律援助中心审查结案案卷材料合格后，要及时向办案人员发放办案补贴。为进一步调动律师、法律工作者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自今年开始在全区开展法律援助“优质服务办案”评选活动，每年评选出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优秀办案人，予以表彰。
（三）畅通渠道，加快案件办理速度。
1.简化法律援助申请、审批手续。法律援助中心在接待请求法律援助申请人时，要遵循“两快、一降低”的原则予以办理。“两快”就是尽快指导和审查申请人搜集与立案相关的证明材料；尽快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办理法律援助立案、审批手续。“一降低”是申请人办理立案手续过程中缺乏非必要相关证明时，降低门槛优先为申请人办理手续，相关证明可在立案后补交到法律援助中心。
要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中心与各街道司法所的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建设。要发挥街道司法所法律援助联络站及“12348”法律服务网络平台作用，在解答法律咨询的同时，对通过网络平台请求法律援助并符合条件的人员可实行网上申请，尽快受理。此外，联络站经初步审查，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也可通过网络平台将相关材料传送至法律援助中心，帮助申请人尽快立案并办理必要手续。
2.加强法律援助的案前实质审查，把好立案审查关。法律援助的案前审查是启动法律援助程序的第一步，是保障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的关键。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对案件的实质审查，即除对法律援助申请人的主体资格和申请事项所作的形式上的审查外，还要对案件内容进行审查。通过对申请事项的诉讼请求、证据和理由根据现行法律进行审查，确定申请事项是否符合法律援助范围、是否可能明显败诉以及是否有法律援助的社会效益，最终作出是否予以法律援助的决定。
3.适当选任、及时指派案件承办律师、法律工作者。适当选任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法律工作者是保障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基础。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要根据律师、法律工作者的专长选任专业水准高和执业能力强的律师、法律工作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给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的法律援助案件，各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在接到指派通知后，应当在24小时内，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安排合适人员承办。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应当在接受案件指派后的3个工作日内与受援人或其法定人签订委托协议。
4.疑难案件审查时加强集体讨论研究。根据《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规定，对重大、复杂、疑难的法律援助案件，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应当研究，确定承办方案，确保疑难案件的办案质量和效果。依据这一规定的精神，各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可成立法律援助案件审查小组，加强对疑难案件审查时的集体讨论，研究制定方案。如遇审查小组不能决断的案件，应及时与区法律援助中心讨论研究决定。法律援助中心要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公益事业形象的作用，积极为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创造有利条件，建立重大疑难案件指导机制，对疑难复杂的法律援助案件进行研究论证，积极协调法院等相关部门，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顺利办理。
（四）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力度。
加强监督是保障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法律援助中心要健全法律援助监督检查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监督检查内容
（1）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对法律援助案件的收案、安排登记情况；
（2）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是否在规定时间，安排承办案件的律师、法律工作者；承办人员是否在规定时间接待当事人，办妥授权委托手续；
（3）案件承办人员是否及时书写、递交相应法律文书，进行必要全面的调查取证，按时出庭；
（5）刑事案件的会见过程、会见笔录是否符合要求，有无违法违规行为；
（6）答辩状、词、辩护词等法律文书能否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全面客观地提出法律意见；
（7）重大疑难案件是否讨论研究，重大情况是否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
（8）有无收受受援人财物，接受受援人吃请，及其他损害、谋取受援人利益的行为；
（9）有无拒绝、拖延或中止法律援助事项的行为；
（10）有无泄露国家秘密、商业机密，当事人个人隐私的行为；
（11）有无其他违法、违规或有损法律援助信誉的行为。
2.监督检查采用方法
法律援助中心在监督检查中采取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相结合，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主要采取下列方法：
（1）参与重大疑难案件讨论研究；
（2）参加案件的审理旁听；
（3）走访听取受援人意见；
（4）电话联系，及时了解案情及进度情况；
（5）接受投诉，调查处理；
（6）审查案卷，检查归档情况；
（7）情况通报；
（8）其他方法。
3.监督检查程序及责任追究
法律援助中心在进行监督检查过程中要以事实为依据，做到合法、客观、真实、全面、公正，对发现的问题应及时予以制止，督促整改。工作人员应持介绍信和专用监督检查表格进行监督检查，工作完成后要及时写出监督检查报告，提交法律援助中心审查。法律援助中心根据情况向被监督检查单位或个人提出反馈意见，发出整改通知，并将监督检查情况作为确认完成法律援助义务量和发放援助案件办案补贴的依据。对办案不认真、服务态度差、造成受援人合法权益受损的办案人员，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向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理意见；对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及时报告司法机关。如果监督检查人员在监督检查过程中，敷衍了事，弄虚作假，要给予批评教育或处分。
4.监督检查时效
监督检查自案件指派之日起，至案卷报送法律援助中心审查结束之日止。
（五）加强档案归档和规范化管理。
认真贯彻落实区司法局下发的《关于转发〈市法律援助案件档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要求，自2006年7月1日起法律援助案件档案按照该管理办法立卷、归档。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员自办结各种法律援助事项后15日内，向指派案件的法律援助中心提交承办案件的全部案卷材料。法律援助中心自收到结案材料之日起15日内完成审查、移交手续，由法律援助中心负责归档保管，实行法律援助档案的规范化管理。
三、几点要求
（一）提高对加强法律援助优质服务办案工作的认识。法律援助是政府为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服务机构是这一惠民工程的执行者。全局上下要切实提高对法律援助优质服务办案质量的认识。法律援助中心要全面落实法律援助各项法律法规，增强工作责任心，完善法律援助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要加强内部管理和制度建设，确保法律援助案件优质服务办案质量。
法律援助义务篇9
【关键词】法律；援助
中图分类号：D92
一、法律援助的概念与主体
什么是法律援助呢？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为经济困难的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是为经济困难的公民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无偿法律服务的制度；是通过法律扶贫、扶弱、扶残，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措施；是由政府设立的专门司法机构，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制度。
法律援助是由政府设立的专门司法机构，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制度。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会不断上升，但由于受到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们国家的财政能力还远远满足不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也成了我们法律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
二、弱势群体的主体与概念
弱势群体一般是指在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一部分人群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面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他们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改革和结构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性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群：1.失业人员，这一群体在失去工作后，基本丧失生活来源，其生存处于受威胁状态，是市场经济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弱势群体。2.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在法律上，关于他们的权益保护规定不足，几乎不享受社会保障待遇。3.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村劳动者。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市倾斜政策导致农村发展滞后，制度上的藩篱造成社会的进步不能良性互动地带动农村的发展。人数最多的阶层成为弱势群体。
三、现阶段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现状及存在的不足
法律援助制度虽然在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与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的矛盾较突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有众多的法律援助需求者，特别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和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群众尤其是社会特殊群体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受到人力、财力等条件的限制，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仅局限于刑事指定辩护案件以及经济特别困难的当事人。
二是对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在认识上比较模糊。有一些人认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是律师的事，在职能上界定错误；也有一些人认为法律援助中心就是承担法律援助任务的机构，今后所有的法律援助案子都应该由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承担该项任务，以此抹杀法律援助机构的行政管理的职能。
三是法律援助经费没有保障。由于基层财政困难，领导一怕增加人员编制，二怕增加负担，很难在经济上予以支持，多数地方只给予少量的开办费，法律援助工作所需的业务经费没有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个别人甚至地方连开办费都做不到，存在“法律援助中心”机构批准后长期不挂牌开展工作的状况，有名无实。
四是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不高。由于经费的制约，法律援助机构考虑不增加办案费用负担，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工作中走过场，工作不认真细致，直接影响案件质量的提高。此外，宣传力度不够，队伍建设未加强，工作制度不完善，对法律援助工作管理指导不足等，都严重制约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开展。当前，面对现实，如何把法律援助工作抓紧抓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四、今后如何规范和加强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事业的成败直接影响着“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原则的贯彻落实，进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贯彻落实。如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发挥其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
1.应建立一支公职律师队伍，专门从事法律援助业务，以弥补执业律师的不足。政府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拥有一批不但业务精，而且没有后顾之忧的公职律师专家队伍来承办这些案件，随着律师资格考试的升温，法律服务队伍的增长较快，可以为公职律师队伍的建立提供人才资源。
2.应加强和深化对法律援助的认识。首先，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是政府行为，政府是法律援助的重要后盾和法律援助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其次，应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关心、帮助弱势群体。在法律上援助弱势群体，也是针对当前贫富差距扩大而采取的收入二次分配。再次，开展法律援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
3.亟待健全法律援助工作网络。应建立由政法分管领导为组长，乡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等人员为成员的乡法律援助工作领导小组。把热心法律援助工作的干部和群众纳入组织网络，为每个行政村、部门和企业配备1名法律援助联络员。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机制。认真把好法律援助案件的审查关、落实关、质量关，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目标考核制度，落实奖惩措施。
4.应建立全区弱势群体数据库。联合区民政办干部对全区的低保、特困对象进行排摸调查，建立弱势群体信息数据库，并对数据库实施动态管理。通过展览、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活动，扩大法律援助的影响。
5.应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多渠道筹资的法律援助经费来源体制。法律援助是国家对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主要应由各级政府财政保障。但同时法律援助也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广泛募集国内外资金，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是弥补国家各项财政对法律援助事业投入不足的重要方法和途径。所以，建议我国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赠和行业奉献为辅”的各种渠道和多种募集方式筹资的法律援助经费来源体制。
法律援助义务篇10
一、提高认识
法律援助制度是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崇高社会事业。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各级、各部门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增强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把法律援助事业纳入我区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确保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以加强机构队伍建设、规范化建设和经费保障为着力点，狠抓法律援助基层基础建设，提高法律援助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宣传工作，不断提高法律援助的公众知晓率和满意度，满足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努力提高我区法律援助工作的整体服务水平。
二、工作目标
1．法律援助公众知晓率达到80%以上；
2．对所有来访人员一律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3．凡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公民均可申请并得到及时便捷的法律救助；
4．法律援助办案数量有较大幅度增长，通过法律援助解决案件，尤其是重大、群体性案件。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息诉罢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有明显的成效，使法律援助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
5．基本形成高效的法律援助实施体系，法律援助供给能力和服务能力大幅增强，供需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法律援助社会化程度明显提升，法律援助公益性得到充分体现；
6.要达到群众满意，通过法律援助应援尽援工作的开展，为群众解难，为政府分忧，使群众对党委、政府关注民生、维护人权的执政理念有更积极的评价。
三、主要任务及具体措施
（一）以提高法律援助知晓率为切入点，强化法律援助宣传工作，今年作为法律援助宣传年，要做好宣传工作。
1．拓宽宣传渠道，坚持经常性的宣传。在通讯和其他数字、平面、网络等媒体上开辟专栏，做好大众宣传；不定期出版法律援助应援尽援信息简报，及时向党委政府和上级司法行政部门汇报工作开展情况。
2．抓好重点部位的宣传，在法院、检察、公安、劳动仲裁、、司法所、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公证处、工、青、妇、残等部门放置法律援助宣传手册，便于群众了解和申请法律援助，并协调上述部门工作人员对来访群众进行法律援助告知。
3．注重目标群体，抓好重点对象的宣传。加大对农民、农民工、困难职工、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群体的宣传力度。每社区（村）有一个法律援助宣传栏。
（二）完善法律援助机构建设，提高法律援助的保障能力。
1．配齐法律援助专职人员。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和专职律师队伍建设，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应达到3—5人，其中专职律师不少于1人。
2．加强业务经费保障。法律援助经费要全部纳入财政预算，并建立动态增长机制，提高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水平，以保证法律援助应援尽援各项工作的全面落实。
3．改善法律援助机构办公条件。配备必要办公用房和办案设备，提高工作效率。法律援助中心办公用房面积不低于60—90平方米。
4．设立区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接待室。
（三）扩大法律援助办案力量，建立以社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主的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
1．充分发挥和合理调配律师资源。以社会律师为法律援助主要实施力量，建立健全科学、合理、高效的法律援助案件指派制度和机制，促进社会律师公平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每名律师每年应当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提高社会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比例。要提高社会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补贴标准，完善法律援助补贴发放制度，确保办案补贴及时足额发放。
2．积极发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作用。要在充分发挥律师作用的同时，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作为律师资源不足的有益补充，指派其办理与其业务能力相适应的法律援助事项。
3．建立以律师为主体的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积极引导社会团体、高等法律院校等社会组织人员和社会志愿者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壮大法律援助社会力量，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法律援助、关注困难群众的社会氛围。
（四）采取便民利民措施，畅通法律援助申请渠道。
1．开通统一号码为“12348”的法律援助专用咨询电话，由专职律师值守电话，接待群众的所有来电咨询，并规范值班制度，确保服务水平。
2．进一步健全完善法律援助网络，在律师事务所、司法所等场所设立法律援助受理点，直接受理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申请。
3．简化法律援助申请的受理审查程序，缩短审查时限，建立困难群众资料库，凡库内群众申请法律援助的，一律免审查经济困难条件。
（五）扩大法律援助案件范围，放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审查标准，提高法律援助办案数量。
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是:
1．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2．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3．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4．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5．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6．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7．请求工伤、医疗事故、交通事故赔偿的;
8．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请求维护合法权益的;
9．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请求人身损害赔偿的;
10．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11．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12．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13．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14．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或者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审查;
15．党委及政府交办的法律事项。
申请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为:申请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两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不再审查其经济困难状况:
1．持有民政部门发放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或《农村特困户救助证》)、《五保供养证》的;
2．可证明是在养老院、孤儿院等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的;
3．农民工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的;
4．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六）健全完善相关规章制度。
1．加强内部制度建设，有明确的咨询接待、受理审查指派、案件质量监督、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办案补贴发放、档案管理、案件质量评估、投诉处理、经费使用与监督等制度。
2．建立完善法律援助机构同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机制，优化法律援助外部环境，做好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的衔接，凡法院给予申请人司法救助的，法律援助机构不再审查其经济困难条件；凡法律援助机构给予申请人法律援助的，法院直接予以司法救助。建立法律援助机构与法院的联络制度，明确联络员。
3．做好法律援助与工作衔接，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对部门介绍的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案件要及时提供援助，对重大或群体性案件要及时介入。
（七）全面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
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在法律援助工作队伍中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切实加强业务能力建设，认真学习法律政策知识和法律实务知识，更好地适应法律援助工作的专业化要求，不断提高依法执业能力、群众工作能力、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提高法律援助队伍服务水平。切实加强作风和行风建设。教育引导法律援助人员牢固树立群众观念，树立宪法意识和法律意识，强化责任意识，办理好每一个案件，处理好每一件事情。
四、工作要求
1．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单位要有效借助此次法律援助应援尽援的契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工作宣传长效机制，运用多种途径和渠道，广泛、深入、有效宣传法律援助应援尽援工作内容，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对法律援助应援尽援工作的认知率，切实起到维护群众利益、服务社会的积极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2．坚持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第一责任，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努力做好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坚持把调解优先原则落实到法律援助工作中，引导当事人采取调解、和解等非诉讼方式解决纷争，化解矛盾。在法律咨询、案件办理等工作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公众理性表达利益诉求，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