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治家格言篇1
1、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赀才，薄父母，不成人子。
2、乖僻自是，悔误必多；
3、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
4、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
5、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
6、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
7、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
8、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
9、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10、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
11、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
12、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13、与肩挑贸易，勿占便宜；
14、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腹而恣杀生禽。
15、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
16、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
17、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
18、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
19、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
20、施惠无念，受恩莫忘。
21、心可挽乎命，最要存仁道。命实造于心，吉凶惟人召。
22、居身务期简朴；教子要有义方。
23、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24、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25、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
26、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
27、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
28、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
29、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30、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
31、勿贪口腹而恣杀生禽。
32、心好命不好，祸转为福报。心命俱不好，遭殃且贫夭。
33、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
34、勿营华屋，勿谋良田。
35、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
36、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
37、兄弟叔侄，需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
38、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
39、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
40、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
41、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42、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
43、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44、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
45、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
46、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
47、伦常乖舛，立见消亡。
48、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
49、颓隳自甘，家道难成。
50、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
51、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
52、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
53、嫁女择佳婿，无索重聘；
54、刻薄成家，理无久享；
55、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
56、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
57、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58、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
59、须平心暗想。施惠无念，受恩莫忘。
60、家门和顺，虽饔飧不济，亦有余欢；
61、人有喜庆，不可生嫉妒心；
62、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
63、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
64、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
65、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
66、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
67、信命不修心，阴阳恐虚矫。修心一听命，天地自相保。
68、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
69、心好命又好，富贵直到老。命好心不好，福变为祸兆。
70、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
71、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
72、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3、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朱子治家格言篇2
解缙才华如此过人，当然就很容易出人头地，很容易受到当政者的赏识和青睐，他历事明初洪武、建文、永乐三朝，三位最高统治者都对他恩遇有加，命他进入内阁、参与机务、参与国家大事。对于一个年轻的文人来说，能得到如此器重，确实不太容易。然而。解缙后来的结局却十分悲惨。被曾经特别器重他的最高领袖（明成祖朱棣）下令逮捕，并在朱棣的暗示下，由锦衣卫用酒灌醉，埋在积雪中活活冻死。那么，解缙何以会落得如此下场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解缙书生气太重、太过天真，不懂得官场潜规则，以至于给自己酿成了杀身之祸。
中国大多数文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有着极强的“帝王师”情结，喜欢做帝王之师，喜欢向最高领袖进献治国之道，以达到儒家那种“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才子解缙也不例外，而且他也得到了这样的机会。明太祖朱元璋、明惠帝朱允伞⒚鞒勺嬷扉Χ季常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他因此感动万分，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曾上“万言书”给朱元璋提建议，建议朱元璋宽仁少刑，“陛下尝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良由陛下诚信有间，而用刑之太繁也。”他还建议朱元璋加强监察机构在反腐方面的作用；建议建全干部任用制。而且，他还在《太平十策》中对朱元璋将20多个皇子、皇侄分封到各地做藩王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指出了这一做法潜藏的危险：“分封势众，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潞濞之虞。”上述这些建议，虽然言辞略嫌直率、尖锐，但朱元璋并没有怪罪他，一是朱元璋认为解缙只是一介书生，批评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二是解缙在提出这些问题时也讲究了一定的技巧，比如，他在批评当时刑法过重时，并没有说这是朱元璋的责任，而是把责任都推到了大臣身上：“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这等于是在为朱元璋开脱，所以朱元璋听了当然会高兴。
然而，并不是所有问题朱元璋都不介意。有一件事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就是为前宰相李善长鸣冤一事。胡惟庸因“谋反”被诛后，因为胡惟庸是李善长一手提拔起来的，朱元璋恨意难消，便以“串通胡惟庸谋反”的罪名将李善长及其家属70多人全部处死。解缙在心底里为李善长抱不平，再次表现出了“知无不言”的率真性格，代替工部郎中王国用起草了一份奏疏，公然为李善长鸣冤叫屈，并在奏疏的最后告诫朱元璋：“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朱元璋看过解缙的这份奏疏后，也认为解缙说得有道理，也明白自己在李善长问题上做得不对，但他是天子之尊，金口玉言，如果承认了错误。以后还怎么示威于群臣？所以，为了维护自己的帝王权威。朱元璋不可能为李善长翻案。因此，解缙在这个问题上给朱元璋挑毛病，就有点不识实务了，朱元璋从此开始对解缙有想法了，不打算继续重用他了，但他没有像对待其他朝臣那样大开杀戒，而是找了个借口让解缙下岗了。不久之后，他在和解缙之父解开聊天时，貌似无心地说，你的这个儿子啊，很有天分，将来一定能成大器。他还年轻，所以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读书、学习，10年之后再回来。也为时不晚啊！解开一听就明白了，皇上是对我儿子下了逐客令了啊，便很知趣地和解缙谈了此事，解缙主动请辞，回老家读书去了。
8年之后，朱元璋驾崩，其孙建文帝登基，虽然10年之期未到，尚差两年，但解缙有些等不急了，渴望能得到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重用，便回到了京师，求皇上为自己安排一份工作。但由于此前得罪了一些人，那些人便开始报复他，以“违反圣旨”之名弹劾他，朝廷因此将他贬到了边远地区；好在后来经礼部侍郎董伦举荐，建文帝才将他召回京师，出任翰林院待诏。解缙性情虽然有耿直的一面，但也不乏奸滑之术，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了侄儿建文帝，解缙并没有像方孝孺那样为旧主尽忠而死，而是在朱棣率大军入城之际，“叩马首迎附”，由建文旧臣摇身一变，成了永乐新贵。这一举动。当然会赢得主子欢心，朱棣便任命他为内阁大学士，入文渊阁参与机务要事。朱棣了解解缙的性格，知道他敢于进谏，便想利用他作秀，把自己打扮成有从谏如流之风的当世唐太宗，于是便鼓励解缙说：“敢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难得，敢为者强于己，敢言者强于君，所以王、魏（王猛、魏征）之风世不多见。若使进言者无所畏，听者无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朱棣此番言语，其实就是做做样子、打造自己善于纳谏的形象，可是，书呆子解缙再一次当真了，于是再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没能吸取上次的教训，终于把自己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解缙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在评价朝臣时口无遮拦、实话实说，一点也不避讳。有一回，朱棣召见解缙，拿出一份大臣名单，让解缙品评这些大臣，解缙便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大臣评头品足了一遍，直言不讳地对他们进行了差评。按理说，解缙的这种直言风范是一种胸怀坦荡的作风，应该给予肯定才是，可是，这种作风却触犯了官场的潜规则，遭到了大多数官员的忌恨，《明史・解缙传》中是这样评价的：“缙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现洞达，引拔士类，有一善之不容口，然好藏否，无顾忌，廷臣多害其宠。”有这么多官场同道恨解缙，解缙其实就已经十分危险了，可惜的是他对此却浑然不知，继续“口无遮拦、实话实说”。如果说任意评价朝廷官员得罪的只是臣子的话，那解缙后来的举动就犯了更大的错误，因为他介入了皇太子册立，卷入了权力之争。
朱棣有3个儿子：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按理说，朱棣应该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但朱棣不太喜欢这个大儿子，而是喜欢二儿子朱高煦。想立二儿子为太子。而且，他曾亲自将自己的这个想法告诉了二儿子：你大哥身体不好。所以你要努力啊！朱棣在立储问题上拿不定主意，就私下里向解缙征求意见。皇上向自己征求立谁为太子，当然是皇上对自己的信任。如果解缙聪明一点的话，面对这个问题。他就应该像那些有经验的老臣一样，说：“此乃陛下家事，臣不敢妄言！”把这事推掉就得了。可解缙天真的本性又呈现出来了。他直白地建议朱棣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因为“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且指出了另一个理由，就是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也是个“好圣孙”，有利于将来接班。朱棣认同了解缙的观点，便将朱高炽立为太子，将朱高煦封为汉王。虽然这样做了，但朱棣仍然在感情上偏向朱高煦，对他恩宠有加，给他的待遇甚至超过了太子。这一来，解缙又开始“知无不言”了，直接向朱棣劝谏，让他不要太偏向于朱高煦。
如果说，关于立谁为太子的事是朱棣主动找他征求意见的话，那么这次劝朱棣不要偏心于朱高煦，则纯属是管闲事、瞎操心了。这引起了朱棣的不满，朱棣认为解缙太不明白事理，公然离间皇家骨肉关系，所以便渐渐疏远了解缙。适逢交趾发生事变，朱棣便召集大家讨论是否出兵一事。解缙反对出兵交趾，而且再次劝谏朱棣“不宜过宠汉王”，朱棣更加恼恨，便想找个理由将解缙打发走。恰在此时，怀恨在心的朱高煦开始报复解缙，诬陷解缙“泄露宫禁秘密、廷试阅卷不公”等诸多问题，朱棣正愁找不到理由惩治解缙呢，便下令将解缙贬到了遥远的交趾做个解饷官。外放了几年，吃尽了蛮荒之地的诸多苦楚，解缙的内心自然是很凄凉的。以前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在朝中做官，现在却被发配到这种地方，心里怎么也不好受。
但解缙也不是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还有一个潜在的机会，也许将来会让他重新回到京师、重新成为朝廷重臣。这个机会，就是太子朱高炽接班。朱棣百年之后，如果不出什么差错的话，朱高炽就会顺理成章地接替皇位，成为一国之君，解缙是太子党的铁杆党员，死心蹋地地为太子卖命，之前多次为太子说好话，所以，太子心中对他自然是感激的，一旦登上帝位，把解缙重新提拔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可是，解缙却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因为他又一次的举动为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惹下了杀身大祸。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回京城述职，那时朱棣没在家。率大军远征漠北呢。国家大事都交给了太子朱高炽监国。解缙如果有经验的话，就应该不见太子，以免给别人造成口实。可是，解缙竟然主动找到太子，向他汇报工作。这样一来麻烦了，对他恨之入骨的朱高煦立即向朱棣告状，说解缙趁皇上外出之际私见太子，毫无人臣之礼……朱棣得报大怒，下令将解缙抓了起来，关到了牢里。
朱子治家格言篇3
中国历史上家教家风的故事很多，这里提到的是三个比较有名者。“孟母三迁”的故事见于古代启蒙读物《三字经》第一段：“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传说孟子小的时候，家在坟地附近，他在玩游戏时常常学别人哭拜，孟母就把家搬到集市附近，孟子又模仿别人做生意和杀猪的游戏。孟母再把家搬到学堂旁边，孟子就跟着学生们学习礼节和知识。孟母认为这才是孩子应该学习的，心里很高兴，就不再搬家了。有一天，孟子逃学回家，孟母见了非常生气，就把织布机上正在织的布给剪断了。孟子问什么要剪断？孟母说：“你读书就像我织布一样，要一线一线地连起来才能成布。你不好好读书，半途而废，就像这被剪断的布一样变成了没有用的东西。”
“岳母刺字”的故事来自清钱彩的《说岳全传》。该书第二十二回“刺精忠岳母训子”说：岳飞的母亲怕有不肖之徒勾引他，于是祷告上苍神灵和祖宗，先在儿子脊背上用毛笔书写“精忠报国”四字，接着用绣花针刺。“刺完，将醋墨涂上了，便永远不褪色了。”该回开篇有诗赞曰：“只看贤母精忠训，便识将军报国心。”
“画荻教子”讲的是宋代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夫人教子读书的故事。据《宋史・欧阳修传》记载：欧阳修四岁丧父，家境贫寒，他的母亲没有钱供他读书，就用荻秆在沙地上写画，教给他写字。后人为纪念欧阳修的母亲“画荻教子”，在欧阳修故里建了一座楼房叫“荻楼”。人们以“画荻”为称颂母教之典。宋刘克庄诗：“分灯照邻女，画荻训贤郎。”明陈汝元《金莲记》：“膝下久离，徒且倚门之望；榜中双占，忝成画荻之功。”清黄轩祖《游梁琐记》：“辗转四年余，儿顿长，凤画荻教导，弥觉聪慧。”中国古代还有一个故事与“画荻”相近。据《新唐书・柳仲郢传》记载：柳仲郢幼年时，其母韩氏用熊胆和制成丸子，在他夜晚读书时让其咀嚼吞咽以便提神醒脑。后人便以“丸熊”为母教的典实。明陈汝元《金莲记》：“但愿题名玉署，通籍金闺，庶慰丸熊，更消织锦。”清赵翼诗：“可怜一样丸熊苦，他课男儿此女儿。”后人还将“画荻”“丸熊”这两个典故组成一个词“画荻丸熊”，来称赞母教有方。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抑思善相夫者，何必尽识鹿车鸿案？善教子者，岂皆熟记画荻丸熊？”亦作“画荻和丸”。郭沫若《虎符》附录《写作缘起》：“像信陵君那样的人应该是有一位好的母亲的人……但要写母爱，在儿女小的时候容易表现，如推干就湿、画荻和丸之类，都是儿女小时候的事。”母教受到人们的崇敬由此可见一斑。
从“孟母三迁”到“画荻教子”，好的家训、家规、家风不仅承载了祖祖辈辈对后代的希望和鞭策，也同样体现了中华民族优良的民族之风。
古人留下大量家训，比较有名的如：周公旦的《诫伯禽书》、司马谈的《命子迁》、诸葛亮的《诫子书》《诫外甥书》、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唐太宗的《诫皇属》、包拯的《包拯家训》、欧阳修的《诲学说》、司马光的《家范》、袁采的《袁氏世范》、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颜氏家训》和《朱子治家格言》。
《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期颜之推著。南北朝是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颜之推一生历仕四朝――南梁、北齐、北周、隋，三为亡国之人，两次成为阶下囚，可谓人生坎坷，历经磨难。晚年为了“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教训撰写了这一训诫子孙的小书。《颜氏家训》共有七卷计二十篇，题目分别是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心、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内容涉及修身、治家、处世、为学、养生等。
《颜氏家训》自问世以来就备受推崇，历经千余年而不衰。里边有的语句被奉为为人处世的准则。例如：1.交友要有选择，与正人君子为伍：“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於染丝，是之谓矣，君子必慎交游焉。”2.反对空谈，要有一技之长：“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3.人一生都要勤奋好学，不可荒废岁月：“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与瞑目而无见者也。”
《朱子治家格言》，作者是明末清初昆山生员朱用纯，自号“伯庐”，其门徒称其为“柏庐”先生。这是朱伯庐以儒家伦理为家庭成员规定的日常生活准则。全文仅500余字，内容简明赅备，文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在清代是最负盛名的家训，其内容几乎是家喻户晓，不少被收录进《增广贤文》。《朱子治家格言》的经典语句如：1.勤俭持家，不可铺张浪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2.做善事要发自内心，不要到处宣扬沽名钓誉，做坏事遮遮掩掩怕人知道的便是真正的恶人：“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3.既要收宗敬祖，又要让子女读书明理：“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这句话被不少宗祠用作楹联。4.搞好卫生，注意门户：“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5.做事要有计划，免得临时忙乱：“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还有许多句子对为人处世都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如：“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当加温恤。”“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
除了《朱子治家格言》等著名家训外，在各家族的家谱、祠堂的祠规以及名人家书中，也保留有大量的家范、家戒、家教、家规、家法等，这些家规、家训，无不以家族法规的形式规范着族中子弟的言行。清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曾亲自撰写家训挂在堂屋：“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小，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古代启蒙读物如《弟子规》《增广贤文》《名贤集》等，也多有教育子弟的名言、格言。如《增广贤文》：“孝当竭力，非徒养生。鸦有反哺之孝，羊知跪乳之恩。”“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积德若为山，九仞头休亏一篑；容人须学海，十分满尚纳百川。”岳麓书社1987年版《重订增广》将醇亲王上述家训改动几个字以小字收录：“田也大，产也大，子孙出来祸也大。借问此理是何如？子孙有钱胆子大，破产行凶都不怕。田也小，产也小，子孙出来祸也小。借问此理是何如？子孙无钱胆子小，忍气吞声也过了。”再如《名贤集》中的警句：“马有垂缰之义，狗有湿草之恩。”“怕人知道休做，要人敬重勤学。泰山不却微尘，积小垒成高大。”“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朱子治家格言篇4
关键词:朱熹;朱子学者;民本思想
abstract:ZhuXiemphasizedonthepeoples\'livelihood.astotheoppressionfromtheroyals,thebureaucrats,andthelandlordsatthattime,ZhuXiproposedthethoughtthatcouldconstrainttheking,governancetheofficialsandstablepeople,whichobjectivelypromotedthedevelopmentofChinesepeople-orientedthough.tmeanwhile,ithadadeepinfluenceonZhuZis\'scholar,especiallytothosewholivedinFujianprovince.theyputforwardaseriesofre-formsmeasuresandmadethelower-classpeoplelivebetterunderthefeudalsociety.
Keywords:ZhuX;iZhuZis\'scholar;people-orientedthought
朱熹(1130—1200)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使朱熹的民本思想广泛影响了其身后朱子学的继承者们,使朱子学者成为民生思想的代言人。
一、正君为治,民贵君轻
朱熹一生与下层百姓相处时间较长,他对普通的“小民”有着较深的了解和同情,他主张国君要爱养民力,存恤百姓,减轻对他们的剥削,以达到力穑厚生的目的。为了实现真正的为治之体,朱熹把儒家的君德说发展成为限君意义的正君说,反对君主的专断独裁,他曾向赵扩皇帝提出防止君主独断的主张:“而凡号令之驰张,人才之进退,则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复较量,勿徇已见,酌到公论,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须奏复。但未令尚书省施行,先送后省审复,有不当者,限以当日便行缴驳。如更有疑,则诏大臣与缴驳之官当晚入朝,面议于前,互相论难,择其善者,称制临决。”[1]但因此得罪了皇帝,失去了做“帝王师”的资格。
朱熹认为,国家以民为本,社稷是为民而设立的,国家的存亡、君主地位的轻重与巩固与否,都是由人民决定的。对此,朱熹提出:“人君为政在于得人。”[2]他在《四书集注》解释:“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天子至尊贵也,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是民为重也。”[3]历代朱子学者继承和发扬了朱熹正君重民的思想。如为朱熹完成未成书稿的蔡沈,就墨守了朱熹的正君理念。蔡沈字仲墨,号九峰,他是朱熹弟子中最有成就的,他同情百姓的生活,希望国君能有善心,惠及民生。他在《书经集传序》中写道:“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相授这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则言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礼乐教化,心之发也;典章之物,心之著也;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4]在这里蔡沈得出了君主对百姓“得其心”是“天下平”之根本的论断。
朱子学者真德秀(1178-1235)字实夫,号西山,他是朱熹的私淑弟子,长期受教于朱熹的学生詹体仁。真德秀希望君主能去欲达仁以达尧舜仁德的境界。他说:“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系民之休戚者愈大,发一残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害,发一掊克心,斯民立被洙剥之殃。……已欲安居则不当忧民之居,已欲丰财,则不当峻民之财。故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其在圣门名之曰恕。强勉而行可以致仁矣。当斯民憔悴之时,抚摩爱育尤不可缓。”[5]真德秀还以天理为名,阐发了施仁政促民生的思想,认为国君要与众共议国家大事,赏罚分明,使民有衣食,他在《奏议》中谈到“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与众共之。……朝廷之于天下,当如天地之于万物,栽培倾覆,付之无心,可使一毫私意于其间哉。”[6]明代朱子学者张岳则强调君主必须服从人心,并利用灾变来警告皇帝,以达到正君心,促民生的目的。他说“帝王举动当顺天意,观天意者验之人心而已。……陛下何苦违众志以拂天意乎?……天子不克肖乎,天地则必出灾异以谴告之。
不修德以回其怒,行且亡之矣。今也凶荒相仍,盗贼充斥,地震于下,龙斗于上,其所以儆戒陛下者至矣。”[7]李光地是清初朱子学的集大成者。李光地认为民心可畏,作为国君要关心贫穷百姓,只有民心无怨背,才能天命固而天下治,他说:“贫害甚于寡,帮不患寡而患不均也。……天下交则泰,天下交则治。天地不通则闭塞而成冬矣,君与臣民之情阔绝则天下无邦矣。”[8]李光地提倡国以民为邦本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康熙帝的治国大略。
二、惩贪为民,清廉勤政
朱熹认为裕民富民的最大障碍是来自豪强地主与贪官污吏的勾结,主张严厉打击扰民敛财的贪官污吏,为官者则应做到清廉自守。
朱熹在为弟子们授课时也表露了为官要以民事为重的思想:“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其次则便是军政,今人都不理会。”[9]所谓“民事为重”,就是“以民为本”,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办事。朱熹关心民生,反对官吏贪恶,他在同安为官时在米仓墙上题诗作为他和官吏们的信条:“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10]淳熙八年,朱熹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他六劾台州贪官唐仲友,为民请命,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
朱熹也严格要求朱氏子孙如果从政一定要以民为本,严禁贪贿,在武夷山星村镇大年村,至今仍然生活着二十多户人家,他们都是朱熹的直系子孙,村里朱子家祠墙上至今仍保留着乾隆时期留下的禁贿碑,碑文写明朱氏子孙当官若有贪贿行为死后不得进朱家祖坟。朱熹的为官态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朱子学者。
黄干(1152—1221),朱熹四大弟子之一,他在浙江嘉兴石门酒库任上揭露库吏同奸商公造私酒;嘉定五年,黄干在江西新淦县令任上,上奏揭发该县胥吏勾结豪民,将职田当作官田变卖,“遂使一千二百余石之职田,一旦尽变而为豪民田。”[11]朱子学者真德秀非常重视民生,提出为官要以身作则,以通下情,他说:“某愿与同僚各以四束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
何谓四事“曰律已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于公、莅事以勤是也。
何谓十害?曰断狱不公、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纠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是也。”[12]真德秀作为地方官吏能想到这些是难得可贵的。
真德秀认为为官要存心以公,他说:“居官临民而逆天理,违国法,于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诛,金科玉条这禁,其可忽乎?故愿同僚要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汩于私情,不挠于私请,庶几枉直适宜而无冤抑不平之叹。”[13]李光地为官业绩显著,在政期间,无有私谒,不徇私情,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他曾弹劾云南布政使张霖假设诏旨,贩鬻私盐,得银百六十余万两,结果朝廷将张霖论斩。李光地本人却能清廉勤政爱民,深受地方百姓喜爱,离任泉州时,百姓夹道送别。康熙曾说:“李光地自任直隶巡抚以来,每年雨水调顺,五谷丰登,官吏兵民无不心服。”[14]三、省赋恤民,关心民苦其一,朱熹主张薄取于民。南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苛捐杂税最多的一个时期,朱熹认为“民富”是“君富”的基础,针对统治阶级在赋税方面的各种弊端,提出了一系列补救的主张和措施。
朱熹《庚子应诏封事》中主张:“天下国家之大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于省赋;省赋之实在于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纲纪而已矣。”[15]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赴同安主簿任上,他就对朝廷经总制的QiaoQUHaoDUo进行了抨击,他说经总制钱是“民所不当输,官所不当得,制之无艺,而取之无名。”[16]朱熹知南康军,一到任便在第一道榜文中宣布了宽民力、敦风俗、砥士风三条施政大纲,把对百姓施仁政、除繁税,解决民力日困的严重社会问题放在首位,并先后八次上书为星子县减税。
其二,朱熹重视救灾扶弱。在遇灾荒年景,朱熹主张豪家大姓以余米存恤和接济佃户,以使贫民下户没有流移饥饿之患。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秋,崇安发大水,朱熹奉府檄视察灾区,通过各种方式积极赈灾救荒,但同时也对部分官僚救灾不力感到不满,他说:“今日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于图事。”[17]他首创社仓,在青黄不接之际,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出面,薄利贷给饥民,使其免受高利贷等的盘剥。
淳熙九年(1182年),长江下游旱情严重,53岁的朱熹任浙东常平使,朱熹冒着酷暑察访灾情,朱熹不顾疲劳,连夜起草《奏台州免纳丁绢税》等五道奏章,将台州灾情和百姓的痛苦如实向皇帝作了汇报,恳请朝廷减轻台州人民负担,这些体恤民情的奏章最终打动了孝宗皇帝,同意了朱熹的奏章中免除台州赋税的要求。
朱熹知南康军时全力救灾,向朝廷上《乞放租税及拨米充军粮赈济状》,最终使朝廷在南康检放苗米八分以上,共三万七千余石,并多方招引其他州郡的客贩米船来南康出售米粮以缓解灾情。经过努力,朱熹在这次救灾中“凡活饥民大人一十二万七千六百七口,小儿九万二百七十六口。”[18]朱熹省赋济民的思想影响着历代朱子学者,黄干追随朱熹二十余年,对朱熹的道德、学问都十分推崇,认为朱熹的人格为理想人格。他说“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刚毅勇决者先生之气,严威俨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博广者先生之学。”[19]朱熹去逝世后,黄干继续发扬其变革社会,为民请命的作风。嘉定八年(1215年)八月,黄干受命知湖北汉阳军,当时湖北数郡大旱,成以汉阳军为甚,“乡村草民皆掘草根以食。”[20]监司无一人过问旱情,百姓饿死者不计其数,黄干力抗两司,全力投入社会救灾,从各处设法筹集米粮七万余石,以市价的一半卖给灾民。从嘉定八年冬至嘉定九年春,黄干共收外地流民二千七百多人,皆发常平仓赈济。他还上书漕司,主张将湖北诸州所管鱼湖,所收课利,尽行蠲免,而“所产渔蚌之属,听贫民从便采取。……使贫民得采鱼为食,以度饥荒。”[21]真德秀思想墨守朱熹,并发扬了朱熹的民本思想,最终成为一个封建社会中难得的关注民生的政治思想家。他为官二十余年,素有盛名,全祖望说:“西山之望直继晦翁。”[22]真德秀在任江东转运副使时,当时旱、蝗极为严重,其所属太平、广德两州尤甚,他与留守宪司大讲荒政,亲自到广德、太平两州救荒,发禀赈给,裁判不关心民间疾苦的贪官污吏。在知泉州时,真德秀同情民困,设立惠民仓、社仓、慈幼田和置义田,使百姓在青黄不接和灾荒时能得到救济。
蔡清生于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是明代朱子学者的典型代表,一生历礼部祭主事、南京文选郎中、江西提学副使等多种职务,清雍正二年(1724年)年从祀孔庙。他在为官时能关心民间疾苦,反对豪强地主兼并土地,蔡清针对当时的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上书朝廷:“今士民之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宦官厕养至有宅舍拟于公侯,金银动以万计,比皆万民膏血所萃也。[23]他在《艾庵密箴》中对做官者提出了自己的原则:“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一时之利无谋也,而利万世者则谋之。”[24]为了使他的民生思想得到实现,蔡清发展了朱熹省赋思想,蔡清认识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严重性,提出授田以民、量减寺院多余田亩分给贫民为业等措施来改善农民阶层的主张。他说“吾良民旦夕疲筋骨曾无卓锥之产者何限!各处之无征田粮洒派贫民又何限!”[25]林希元,明代著名理学家,是朱熹思想的坚定捍卫者,他一生关心民苦,将其救灾思想总结写成《荒政丛言》,主张在救灾中对特贫户紧急发放救济粮,对一般贫困户发放救灾款,对生活稍困难户予以低息或无息贷款,并得到朝廷采纳。明代朱子学者周瑛提出从政要爱道重于爱官,要以尽心行教为大。
“政无善恶,安民者为善政;法无当否,便民者为良法。”[26]朱子学者李光地向康熙帝提了很多积极的民生建议,促成了康熙帝亲民政策的形成。他关心民瘼,在任直隶巡抚时,皇帝经常出游其地,随从众多,当地百姓负担过重,李光地请求从宽减损以纾民力。当时,漳河、永定河等水患严重,百姓深受其害,李光地数次上奏皇帝拨款治理,并亲自督建工程,一年即告完成,为当地百姓解决了一个大患。此外,他还建议放松海禁,使沿海百姓尤其是渔民有了一线生机。
曾五任地方官的朱熹主要政事之一,就是要实现其信奉的儒家民本思想,以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朱熹的民本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朱子学继承者。历代朱子学者大多能以朱熹民本思想为范:为官,则正直清廉,体恤民苦;为民,则墨守朱学,为民请命。朱熹和朱子学者的民生践行在封建社会的后期影响深远,至今仍然闪耀着熠熠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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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治家格言篇5
关键词：科举兴起；学校；绅士；社会流动；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1-0074-05
收稿日期：2012-10-22
基金项目：2010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教育动力探究”（2010BJY002）。
作者简介：黄书光（1962—），男，福建福清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
从大教育的视野看，儒家教育的制度设计本身就包涵了科举制度，因为人才的培养总是与人才的选拔和任用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科举的兴起对于学校发展起到了某种制约和导向的作用；科举时代的特殊产物——“绅士”更积极参与了“大一统”皇权下基层社会教化的实际治理；以公平参与为前提的科举考试加速并活化了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而科举背后的教育价值取向厘定和士子人格的实际素养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不难看出，专制主义中央皇权的社会基础因科举兴起而愈益稳固，包括科举在内的儒家大教育制度设计的深层价值也就不容置疑了。
一、科举兴起及其对学校发展的制衡功能
与汉代注重地方官举荐的“举孝廉”的选举制度不同，以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进士科”设立为标志的科举制度突出了王朝“设科考试，举士任官”[1]（p112）的根本旨趣，也符合考生自主投报、公平参与考试的基本特征。它不仅使儒家的“举贤才”理念更加明确地落实到制度层面，而且由于科举考试主要是限定在儒家的原始经书及后儒对其的注释，这极大地强化了儒家的经学教育传统和伦理政治意识。
诚然，科举与学校有其不同的侧重点，前者以选才为本，后者以育才为重。科举兴起的最初原因乃是针对人才选拔的不公而提出来的，它是以地方官举荐为形式的“九品中正制”走向腐败的反动。科举兴起之后，便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如何处理其与学校发展的复杂关系。一方面，科举考试的平等性必然对传统固有学校的入学资格要求和类型划分产生重要影响。如：唐代六学二馆的入学资格素来有严格的等级和品第限制，然而在科举制度愈益成熟的宋代，其中央官学的限制和要求就明显减弱了，宋代之后显然更加放宽了要求。事实上，由于注重科举而导致某种类型官学的衰弱，整体上却是促使了教育机会的下移和教育范围的扩大。科举研究专家刘海峰指出，唐代科举一度“取代了学校的重要地位，……在短期内，确实学校一时是衰败了，学校受科举的支配而无多少独立性了，但从长远地看，它却客观上促使教育机会下移，促使教育范围的扩大。”[1]（p198）另一方面，过分强调科举考试的重要性而无视学校发展的育人基础，则会使人才选拔成为无源之水而逐渐走向枯竭，直接关联到人才质量问题。这一点，宋初80余年“重取轻养”的文教政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有鉴于当时地方官吏素质的普遍下滑，著名改革家范仲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人才选用问题上“只取不养”的结果，为此他在主持“庆历兴学”期间，特别要求士子必须先“学”而后“仕”，规定：“旧举人听读一百日，新人三百日，方许取解。今天下建学，而未尽有讲说教授之人，其旧举人且与免听读，新人于听读限内，以故给假，而逼秋试补日不足者，与除之。”[2]在他看来，缺乏人才素质的教育基础，“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3]。
过分强调科举取士的重要性甚至会抑制学校的正常发展，但整体而言，科举考试对学校发展确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制衡功能，甚至是指挥棒意义上的导向作用。且不说官学教育在科举兴起之后便逐渐纳入科举轨道，科举考什么，学校就学什么，甚至于有一定学术自由和独立精神的中国早期书院——宋代书院，也无法完全摆脱科举考试的实际影响和功利诱惑。事实上，许多学子之所以背井离乡，追随书院名家大师学习知识、研讨义理，未尝没有功利追求。因此，当朱熹邀请陆九渊上庐山白鹿洞书院开讲儒家“义利之辨”时，坐中的许多朱熹弟子被深深触动而流泪。大理学家朱熹并不一般地反对科举，而是主张先学好儒家义理精髓，再参加科举考试。在他看来，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虽应科举亦自不被科举所累”[4]。
明代以后，学校与科举逐渐合流，学校科举化、科举学校化的现象亦越来越明显：“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其径由学校通籍者，亦科目之亚也。”[5]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就大力表彰儒家经书及其所包涵的伦常道理。他在洪武十四年赐《五经》、《四书》给北方学校时说：“夫《五经》载圣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则无以为衣食，非《五经》、《四书》则无由知道理。……今以《五经》、《四书》颁赐之，使其讲习。夫君子而知学则道兴，小人而知学则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于此也。”[6]在朱元璋看来，学校所学与科举所考理应一致，儒家经义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科举考试的表现和成绩成为学校教育的终极取向，“以岁贡为学校常例，故专以科举为其殿最。”[7]特别是“八股”考试盛行之后，士子不仅要熟读儒家圣贤经书，还要以严恪的格式和语气代圣人立言，从而极大地扭曲了学校教育的育人功能，学校成了科举的附庸，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向前发展的方向。
到了近代，这种情况更加积重难返，传统官学名存实亡，仅是科举考试的预备场所。新式学校已然兴起，但举步惟艰，科举功名仍然是士子们巴望的终极目标。甚至像严复这样的留学归来者仍以未获科举功名为憾事，更无论许多藉儒学教育而谋生的乡绅塾师们，他们对儒家教化权利的消弱深致惶恐与不安。但随着西学新知的不断深入与下沉，“西学”在“中体”中不断发酵和壮大，晚清的儒学教育及其制度依托的科举逐渐走到了尽头，时代已到了“科举不废则新学不兴”的境地。
需要指出的是，封建帝制的“社会流动”仍不能摆脱特定时代的历史局限性，这就是过于单一化的价值追求——官本位目标，况且它本身就不是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而是为士大夫自己说话。对此，美国学者本杰明·艾尔曼曾辩证地指出仍有不少民众，包括所有的妇女，是无法参与社会流动的。他说：“在帝国后期的中国社会里，是否精通官方语言和传统经典文化是区别其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选拔的过程也促进了社会精英的流动，但也可能会使部分人才流失。教育课程中对语言、文化的高要求将来自社会底层的人淘汰在选拔过程之外，而中国社会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也将所有的女性排除在外。”[15]同时，由于科举制度过于明显地主动结盟权力，致使学校教育也过早地蒙上了浓厚的功利色彩。这一点，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曾给予十分严厉的批评。他说：“所谓太学者，但为生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竞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16]
因此，简单地考察“社会流动”的概率尚不能完全推定其对“大一统”封建统治的实际作用，还必须关注科举背后的教育价值取向和士子人格的实际素养。这也是为什么朱熹反复强调士子们有必要到书院沉下心来好好读书，求索真正意义上的儒家义理之学。在朱熹看来，之所以要通过科举去不断吸纳草野民间之俊秀，以提升吏治质量，活化“大一统”的封建统治机体，正是看重其对“义理”的真修实学。朱熹说：“今之公卿子孙亦不可用者，只是不曾教得，故公卿之子孙莫不骄奢淫逸。不得已而用草茅新进之士，举而加之公卿之位，以为苟胜于彼而已。然所恃者，以其知义理，故胜之耳。若更不知义理，何所不至！”[17]为此，理学家深信，唯有重建儒家以道德内圣之学为核心的义理教育，着力“义利之辨”，方能抑制人的功利私欲之心，进而消解科举结盟权力的流毒。
朱熹说：“大凡为学，且须分个内外，这便是为义，这便是生死路头。今人只一言一动，亦步亦趋，便有个为义为利在里。从这边便是为义，从那边便是为利。向内便是入圣贤之域，向外便是趋愚不肖之途。”[18]但遗憾的是，由于科举结盟权利的巨大惯性作用，“义理”之学本身也逃脱不了被工具化和功利化的最终命运。朱熹集义理之大成的《四书集注》固然在后代备受推崇，然而实际上也很快沦为士子们追名逐利的敲门砖。对此，章太炎曾尖锐地痛斥儒家的道德变形与利禄之弊，他说：“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俗谚有云：‘书中自有千钟粟。’此儒家必至之弊。贯于征辟、科举、学校之士，而无乎不遍者也。”[19]此“必至之弊”不能不说是儒家结盟权利所难以逃脱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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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ValueReflectionoftheRiseofimperialexaminations
HUanGShu-guang
朱子治家格言篇6
关键词：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治理国家；尽善尽美
中图分类号：H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78-02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大学》开篇就谈及“止于至善”。对此，有些学者持朱熹的观点，即将“止于至善”理解为“明明德”与“新民”的最终目标[1]。笔者认为，“止于至善”的内涵是将国家治理到“全然之极”，使整个社会的物质、精神、生态等各方面均达到“尽善尽美”的状态。
一、朱熹对“止于至善”的理解
对“明明德”的理解。朱熹的解释是：“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聚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秉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1]“明德”是每个人生而就具有的认知能力，能够指引人们“聚众理”、“应万事”。朱子云：“惟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而其所以可为尧舜而能参天地以赞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则所谓明德者也。”[2]人人生而有的“明德”是“气之正且通者”，其“万理咸备”。正因“明德”的存在，人们才有认识天理的可能。结合朱熹“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①的思想，可知在朱熹处，天理外在于人心。人心只是“气之灵”，我们无法向内求得至善至纯的天理，但人人天生就有“明德”，即认识万物之理的能力，这种能力一直在发挥作用，却会因为我们的气秉与人欲而受到遮蔽。故我们须向外用力，用“敬”的工夫先涵养心气之灵，去掉人心种种的活动与欲念，使心智察识世间之理，然后通过格物的工夫求得万物之理。而“理一分殊，月映万川”，天理作为整体分摄万事万物，乃至每一具体事物，每人每物都具有普遍的天理，故我们可以通过“格物”求得众理，而后获得天理。故“明明德”就是去掉气秉之拘，使明德彰显，从而指引我们认识万物之理，为求得天理做好准备。对“亲民”的理解。朱熹遵从程伊川的观点，认为“亲民”即“新民”，即在自明其德后推己及人，帮助他人去除掉种种心的欲念与活动，使人天生的认知能力彰显。
在上述两个命题基础上，朱熹给出“止于至善”的解释。“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1]。即“止于至善”是“明明德”与“新民”的标准，这就出现了以下问题：其一，按照朱熹的说法，“明德”是人认识能力的发挥，但“明德”的功用会受到限制，人心又无法向内求理，所以就要用“敬”的功夫，去掉心中种种错误的活动，从而使“明德”的认知能力得到彰显，达到“止于至善”，即“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这样便有可能产生“以理杀人”的问题。人正常的物质生活欲望是自然而然的，正常的心上活动，不能不顾一切地去除，也无法去除。毕竟，“无一毫人欲之私”的社会是极其可怕的。其二，退一步讲，假设我们允许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都能摒除“人欲之私”，那“明明德”能够做到“止于至善”吗？按照朱熹的思想，“明明德”做到“止于至善”，人的认识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尽到“天理之极”，而后就可通过“格物”获得万物之理[1]。然而人的认知能力与范围都是有局限的，不可能做到物之表里精粗皆至，王阳明早年格竹子的经历就是一个例证。笔者认为，我们只有秉承苏格拉底“自知自己无知”的态度认识这个世界，保持一种客观谦逊的求知精神，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自身的认知潜能。其三，朱子的“三纲领”亦存在着逻辑问题。主体是统治者，若按“新民”做推己及人的理解，“止于至善”是“新民”的标准，那“新民”的“止于至善”是统治者的“止于至善”，还是统治者通过“新民”，使百姓的认知能力达到最大的程度，达到“止于至善”？据笔者所知，朱熹对这一点也没有解释。若是统治者将“推己及人”这件事情做到最好，那侧重点就在于统治者，人们是否文明开化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行为；若按照第二种理解，那么侧重点就在于结果，而人们的认知方式则不做具体固定。而且两种解释不论何种，都会进入“存天理、灭人欲”的弊端中。
二、“止于至善”应理解为整个社会的尽善尽美
对“明明德”的理解，笔者认为，朱子的解释与孔孟的思想不是一贯的。孔孟认为，性体是每个人生而就有的善性与感知能力，它一直在发挥功用并通过心的活动表现出来。不过，因为人们错误欲念的遮蔽，性体的功用会受到局限，人会出现错误的行为。但人们可以向内用力，在心的活动上体悟到性之功用，通过善行的教化去掉心中的遮蔽，从而使性体彰显，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在这里明德就是性体，就是至善至纯的成分，它指引人们做出符合善的行为。正如孟子强调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3]人们性体中包含着纯善的因素，并且如“牛山之木”般可以不停地发挥其功效，指引人们做出符合明德的善行。孔颖达在《十三经注疏・大学》中说：“在明明德者，言大学之道，在于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谓身有明德，而更章显之。”[4]每个人（包括统治者）都可以明明德，都可以使自己的善性彰显，指引自己行为向善。对“亲民”的理解，这里“亲民”的主体为统治者。不过，笔者认为，“亲民”就是“亲民”，而非“新民”。汉唐之前我国古典学有“亲民”，却没有“新民”[5]。此外，明代王阳明从儒家传统经典出发，论证“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6]。《大学》中“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与《尚书・尧典》中“以亲九族”皆取“亲”字意，言统治者应爱护、亲近民众。“亲民”即爱民、养民、富民、教民，在保证百姓物质生活的同时得到教化，使明德彰明，“亲民”可包括“新民”。
“止于至善”应该是指整个社会的治理状况达到“止于至善”，是社会的各个要素、各个方面“处于事理当然之极”的状态，从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统治者明其明德是亲民的必要条件，而亲民又是止于至善的必要条件。人人都有明德，都应通过后天的工夫使其彰显，而统治者亦有其明德，不过，其明德包括自己个人道德修养的“私德”和治理天下的“公德”。对于统治者而言，明其明德既指个人私德的完善，亦指其公德的发挥，而公德的发挥就就是国家治理，也即“亲民”。“亲民”包括富民、教民，既使百姓有充分的物质生活保障，又有丰富先进的精神生活。“亲民”的标准就是“止于至善”，是整个社会的治理最完满的状态，即社会的各个要素、各个方面“处于事理当然之极”。
三、此种理解的合理性
此种理解的合理性，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得到论证：（1）逻辑的一致性。此种理解的逻辑结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明明德”是每个人天生善性的彰显，当然包括统治者。统治者善性的彰显除了个人道德修养的“私德”外，还有社会治理方面“公德”，这就要靠“亲民”来实现，以使社会各方面趋于完善，这也就是“止于至善”。这样理解“止于至善”，与“明明德”和“亲民”的解释相贯通。（2）与全书义理的一致性。首先，从“明明德”到“亲民”到“止于至善”，体现了统治者由内圣向外王的扩充过程，这与《大学》首章的意思相一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1]“明明德于天下”让统治者的明德泽被天下，使社会的各个方面处于全然之极的状态，也即“止于至善”；而要将天下治理好，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要有一颗爱民、亲民之心；要治理家国天下，就要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明己明德”。由此可见，对“止于至善”的解释，与后文的义理相照应。其次，在《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的第三章，亦可以找到对“止于至善”的解释。“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g兮者，恂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1]这里讲的是君子“止于至善”的方法，君子通过不断地修炼自己，提高自己的德行，多做益于百姓之事，“盛德至善”，将国家治理好，民才不会相忘，才会爱戴、尊敬统治者。因此，将“止于至善”理解为使整个社会达到尽善尽美的状态，这与全书的义理相一致。（3）与历史文本与传统思想相契合。如前文所述，“明明德”的解释符合传统的儒家思想，“亲民”的解释也符合《大学》的历史文本，故由“明明德”与“亲民”推理得到的“止于至善”的解释，也应符合儒家传统思想。孔子在《论语》中曾两度提及“尧舜其犹病诸！”意即连尧舜都觉得难以做到的事：一是“修己以安百姓”[7]；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7]。这两句话的意思都为希望统治者能够爱民，将国家治理好。在孔孟的思想中，尧舜是圣人的典型，那连尧舜都觉得难以做到的事情，不正是“止于至善”的最佳说明吗？还有一个论据，就是孔子本人的志向。《论语・公冶长》：“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7]其中的“老者，朋友，少者”可以说涵盖了天下百姓。孔子作为圣人，其最大理想就是国家得到最好的治理，百姓得到最好的照顾，这不就是“止于至善”所要实现的“至善至美”社会吗？
注释：
①牟宗三.二程全书（卷十九）伊川先生语・四[a].中国哲学十九讲[C].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338.
参考文献：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83.1-13.
〔2〕朱熹.朱子全书（第六册）[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507-508.
〔3〕杨伯峻译注.孟子・尽心章句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8.233.
〔4〕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之六黄侃经文句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981-982.
〔5〕林志纯.亲民与新民――古典史学的一场争论[J].史学集刊，2000，（1）：18-19.
朱子治家格言篇7
朱先生事业有成，拥有娇妻爱子，却一直不能真正快乐起来，性无能让他始终难以在妻子面前挺起胸膛。结婚5年来，夫妻彼此感情很好，就算朱先生出现障碍后，妻子仍然没有一句怨言。妻子越是这样毫无怨言，越让朱先生羞愧难当，回想起来都是自己争强好胜闯的祸。大约3年前，朱先生与别人比拼摩托车，最终撞在了前面的大卡车上，酿成了交通惨祸：他的会骑跨伤并引起骨盆骨折。
经过抢救，性命算是捡回来了，骨盆骨折也很快治愈，但朱先生却自觉望与明显减退，出现功能障碍（简称eD），甚至连早晨的自我都十分困难，自发性频度也有所减少，有时勉强，但是硬度不够，勉强进入阴道后很快疲软。外伤完全康复后一年半了，朱先生仍然不能够随心所欲地享受鱼水之欢。
万般努力皆难再尽“性”
为了能重新找回男人的自信，朱先生做过不少努力。他首先来到成人保健品商店，琳琅满目的保健品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在热心售货员的大力推荐下，他不惜血本地购买了上千元的壮阳补品，满心欢喜地用了半年药，却看不到任何明显的效果。
同龄好友的现身说法和热情建议最让朱先生动心，因此许多偏方源源不断地涌向朱先生，并让他满怀信心地投入了新一轮的尝试。根据朋友的介绍，他！择了多年的老人参、虎鞭、蛇和其他的大补品泡酒，据说这个偏方已经成功地让许多“痿哥”重振雄风。朱先生坚持饮了几个月，除了感觉晕晕乎乎之外，仍然是老样子。
妻子的一句话提醒了朱先生：“别瞎琢磨了，也别再折腾了，还是听听专家怎么说吧！”豁然开朗的朱先生来到家门口的一个专科医院，这家医院的广告四处可见，神奇的治疗效果让朱先生似乎抓到了救命稻草。专科医生询问了一番后，认为朱先生纯属心理问题导致的阳痿，随即给他开了大量滋阴补肾的中药，吃了3个月，并没有达到医生所说的效果。后来，朱先生先后尝试过海绵体内直接注射药物、服用万艾可、使用负压吸引装置等，尽管这些办法能让他勉强维持性生活，但质量都不是很高。
血管造影揪出元凶
完全靠打针、药片和器械维持实在是缺少浪漫情调，能否彻底摆脱那些针管、药片和瓶瓶罐罐呢?朱先生决定找权威医生讨论一下自己的问题，想办法恢复自主的，这也是妻子的心愿。
详细听取朱先生的发病过程和诊治经历后，医生要求他填写国际功能指数－5（iieF－5）问卷表，结果问卷得分明显偏低，表明存在明显的障碍。随后，医生为他进行了生殖系统的体格检查，并开出了一系列实验室检查单。检查结果基本上可以确定器质性病变，并排除内分泌及神经因素引起eD的可能。海绵体内注射血管活性药物（iCi）诱发，联合应用罂粟碱30mg加酚妥拉明lmg进行海绵体内注射，于注射后10分钟开始增大，但是硬度不够，仅20％～30％，角小于30度，连续观察20分钟后硬度没有再增加，并出现疲软萎缩征象，怀疑存在动脉血管问题。多普勒血流测定有相当程度的减少。药物性双功能超声（ppDU）检测动脉的收缩期最大血流速度（pSV）＜25厘米／秒，提示存在严重的动脉灌流不全。！择性髂内动脉造影清晰地显示内动脉管腔明显狭窄。看来，是车祸和骨盆骨折引起的动脉管腔狭窄让朱先生遭遇了巨大的不“性”。
旁路嫁接，重拾往日欢乐
朱子治家格言篇8
关键词：朱熹；禳弭；和气；畏天；救荒
expositionandCommentonZhuXi'sthoughtofavertingDisastersbyprayersandHelpingtotideoveraCropFailure
abstract:thethoughtofprayingharmonywithnatureforbumperharvestsistheveryimportantpartofZhuXi'sthought.Histhoughtofavertingdisastersbyprayersandhelpingtotideoveracropfailuremainlyincludesthreeparts:ZhuXi'sunderstandingofnaturalphenomenasuchaswind，thunder，cloudandrain;offeringsacrificestoghostsandgodsandprayingtotideoveracropfailure;holdingHeaveninawe，correctingthemindofamanofvirtueandreformingmalpractice.inaddition，thepapermakesasupplementaryexpositionofZhuXi'sthoughtwhichareneglectedbytheacademiccirclesoftakingprecautionsandtherichandthepoorsympathizingeachotherand，ofmakingthebestuseofthesituationandregulatingriversandwatercourses.
Keywords:ZhuXi；avertingdisastersbyprayers；harmonywithnature；
holdingHeaveninawe；helpingtotideoveracropfailure
中国历史上的荒政思想极为丰富，早在周代就已有较细致的记载。《周礼》卷十《大司徒》云："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月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盗贼。"其后，历代荒政思想不断完善。大约从宋代开始，凝结着仁人志士救荒、救灾等思想的专门文献层出不穷，至清末约计有百余种之多。(1)1
朱熹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他的荒政思想是中国古代荒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目前对朱熹荒政思想的研究已在两个方面取得相当的进展，一是有关朱熹竭力推行的社仓思想。(2)2二是有关朱熹以安民、恤民为主旨的救荒思想。(3)3但这两方面还不是朱熹荒政思想的全部。朱熹就曾对他的弟子说过这样的话："而今救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是两说：第一感召和气，以致丰穰，其次只有储蓄之计。若待他饥时理会，更有何策？"[1]（p2643）由朱熹的这段话可知，以往的研究只注意到朱熹荒政思想中以预防为主（即储蓄之计）的思想，而忽略了感召和气以致丰穰的思想。本文即拟在这方面作一些探讨，以作为学界对朱熹荒政思想已有研究的补充。
一
朱熹所谓感召和气，以致丰穰，是自古以来救荒之一说，其源渊至迟可以上溯到商周时代。在那时，先民们相信在自然界中有一个支配自然万物的最高主宰者"天帝"，认为一切灾害和饥荒，都是天帝有意降罚于人间，卜辞中记载的"庚戌卜贞，帝其降堇"；《尚书·微子篇》中的"天毒降灾荒"就反映了那种以为水、旱、饥馑，都是天帝降罚的思想观念，从而要想免除灾害，就只有祷禳于天帝。(4)4春秋战国以降，随着万物有灵观念的发展和"天人合一"思想的日渐成熟、演化，"禳弭论"成为古代救荒思想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5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即是对前人的继承，同时也打着很深的时代烙印。
要了解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首先应先明了朱熹对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的发展。众所周知"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是汉儒董仲舒特别强调的一个哲学命题。但至北宋理学形成时期，张载、程颢等人却不满意这个命题对天与人关系的解释，张载说"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2]程颢则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3]（p1254）朱熹集理学之大成，自然发扬张、程之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4]显然程朱理学在天人观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李泽厚先生用简略的语言指出汉儒与宋儒之间关于"天人"关系的哲学分野："前者是宇宙论即自然本体论，后者是伦理学即道德形而上学。前者的'天人合一'是现实的行动世界，'生生不已'指的是这个感性世界的存在、变化和发展（循环）；后者的'天人合一'则是心灵的道德境界，即将伦理作为本体与宇宙自然相通而合一。它把'天人合一'提到了空前的哲学高度。"[5]（p320）
一般地说，秦汉以降在天旱之时已开始举行祭祀苍龙祷求下降霈霖，龙成为官方祭祀的神。入宋以后则正式祭龙求雨并陆续册封龙神为王，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诏封湫神普济王为显圣王。[6]《宋史o礼志五》载真宗咸平二年（999）旱，李扈上《祈雨法》云："以甲乙日择东方地作坛，取土造青龙。长吏斋三日，诣龙所，汲流水，设香案、茗果、餈饵，率群吏、乡老日再至祝酹，不得用音乐，巫觋。雨足，送龙水中。"据今存《宋会要》记载，从宋神宗至宋孝宗，宋廷册封各地洞、潭、渊、池为龙女、龙子、龙王及公、侯和为祠庙赐扁额多达178次。[7]那末，朱熹是如何看待龙神之类超自然的力量的呢？为了说明问题，先看以下二段相关材料。
1．有弟子问龙行雨之说：
曰："龙，水物也。其出而与阳气交蒸，故能成雨。但寻常雨自是阴阳气蒸郁而成，非必龙之为也。'密云不雨，尚往也'盖止是下气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气蔽盖无发泄处，方能有雨。横渠《正蒙》论风雷云雨之说最分晓。"[8]（p23）
先生谓一僧云。问："龙行雨如何？"曰："不是龙口中吐出。只是龙行时，便有雨随之。刘禹锡亦尝言，有人在一高山上，见山下雷神龙鬼之类行雨。此等之类无限，实要见得破。"[8]（p36）
又南剑邓德喻尝为一人言："尝至余杭大滌山中，常有龙骨，人往来取之。未入山洞，见一阵青烟出。少倾，一阵火出。少顷，一龙出，一鬼随后。"大段尽人事，见得破，方是。不然，不信。[8]（p35）
2.有关蜥蜴做雹。
伊川说："世间人说雹是蜥蜴做，初恐无是理。"看来亦有之。只谓之全是蜥蜴做，则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结作成底，也有是蜥蜴做底，某少见十九伯说亲见如此。（记在别录）十九伯诚确人，语必不妄。
又，此间王三哥之祖参议者云：尝登五台山，山极高寒，盛夏携绵被去。寺僧曰："官人带被来少。"王甚怪之。寺僧又为借得三两条与之。中夜之间寒甚，拥数床绵被，犹不煖。盖山顶皆蜥蜴含水，吐之为雹。少间，风雨大作，所吐之雹皆不见。明日下山，则见人言，昨夜雹大作。问，皆如寺中所见。
又，《夷坚志》中载刘法师者，后居隆兴府西山修道。山多蜥蜴，皆如手臂大。与之饼饵，皆食。一日，忽领无限蜥蜴入庵，井中之水皆为饮尽。饮干，即吐为雹。已而风雨大作，所吐之雹皆不见，明日下山，则人言所下之雹皆如蜥蜴所吐者。
蜥蜴形状亦如龙，是阴属。是这气相感应，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阴阳交争之时，所以下雹时必寒。今雹之两头皆尖，有棱道。疑得初间圆，上面阴阳交争，打得如此碎了。"雹"字从"雨"，从"包"，是这气包住，所以为雹也。[8]（p24-25）
先生曰："……邵又言：'蜥蜴造雹。'程言：'雹有大者，彼岂能为之？'……有一妻伯刘丈，（小字注：致中兄）。其人甚朴实，不能妄语，云：'尝过一岺，稍晚了，急行。忽闻溪边林中响甚，往看之，乃无，止蜥蜴在林中，各把一物如水晶。看了，去未数里，下雹。'此理又不知如何。造化若用此物为雹，则造化亦小矣。"[8]（p35）
以上所引材料表明，朱熹在认识寻常风雷云雨等自然现象的形成时，尚能够秉承北宋中期张载、沈括较先进的自然观给以接近科学的解释，但是囿于阴阳五行解释天象的陈说，对传说中的"龙行雨"、"蜥蜴造雹"等又深信不疑，这是他诚信超自然力的存在，因而大力倡导、推行禳弭救荒思想的认识根源。
禳弭救荒主要是通过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祈求，来减少、消除灾害。其祈求的方式则表现为各种祭祀山林川泽丘陵、风雨神的活动来实现。因而了解朱熹对鬼神的论述对理解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是必要的。
神，伸也，鬼，屈也。如风雨雷电初发时，神也；及至风止雨过、雷往电息，则鬼也。
鬼神不过阴阳消长而已。亭毒化育，风雨晦冥，皆是。在人则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气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气聚而为物，何物而无鬼神！
鬼神只是气，屈伸往来者，气也，天地间无非气。人之气与天地之气常相接，无间断，人自不见。人心才动，必达于气，便与这屈神往来者相感通。[8]（p34页）
朱熹用"气"的理论解释了鬼神的合理存在及与人相感通的关系。在朱熹"气"的理论中，"气"是包括物质和精神二部分的，"气"是理的载体，"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9]"气"有动静，而"理"则无形无状，无动静可言。但理存在于气之中，气是可以动静的，气对理来说，是理乘载搭寓其上的运动体，这样一来，理虽然无动无静，但因乘载在动静的气，就有了相对的动静。[10]（p167）所以风雨雷电的运行和息止只是"气"的动静表现而已，但鬼神属阴阳消长，与人的精气，或言人心是相感通的。因而对风、雨、雷神的祭祀，就是人对鬼神的崇敬和诚心。朱熹对弟子说：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是弟子平时见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时，致其孝敬以交鬼神也。……祭外神，谓山林溪谷之神能兴云雨者，此孔子在官时也。虽神明若有若亡，圣人但尽其诚敬，俨然如神明之来格，得以与之接也。……然则神之有无，皆在于此心之诚与不诚，不必求之恍忽之间也。[11]（p620）
祈雨之类，亦是以诚感其气。[12]（p2292）
但对祭祀对象，祭祀仪式，朱熹恪守自商周以来形成的严格的上下尊卑等级，即要求人世间的社会秩序同自然秩序一一相对应，"即《祭法》中所谓'祭时、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说，则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后遍及群神，次序皆顺。"[13]（p1997）严格遵守礼法等级和秩序，分清君臣、州县官与百姓祭祀之对象不同。
叔器问："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此是分当如此否？"曰："也是气与他相关。如天子则是天地之主，便祭得那天地。若似其他人，与他人不相关后，祭个甚么？如诸候祭山川，也只祭得境内底。……"[12]（p2291）
正因为朱熹恪守礼法，不愿越雷池一步，因而对不遵守礼法的祭祀行为，持严厉的批评态度。
如今祀天地山川神，塑貌像以祭，极无义理。[12]（p2290）
又问："如杀孝妇，天为之旱，如何？"曰："这自是他一人足以感动天地。若祭祀，则分与他不相关，如何祭得？"又问："人而今去烧香拜天地之类，恐也不是"。曰："天只在我，更祷个甚么？一身之中，凡所思虑运动，无非是天。"……某在南康祈雨，每日去天庆观烧香。某说，且谩去。今若有个人不经州县，便去天子那里下状时，你嫌他不嫌他？你须捉来打，不合越诉。而今祈雨，却如何不祭境内山川？如何便去告上帝？"[12]（p2291-2292）
这是对不按礼法而祭祀的行为的批评，而对于那些"今之为吏者""所敬畏崇饰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释氏之祠，则妖妄淫昏之鬼"，更是痛斥不已，慨叹其由此导致，"人心之不正，风俗之不厚，年谷之不登，民生之不遂"，"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变。"[14]因而朱熹在地方为官时为正人心，厚风俗，诚心敬意祈祷当地山川雷雨之神，为百姓召和气，禳弭灾，"昔守南康，缘久旱，不免遍祷于神。"[8]（p53）
《奏南康军旱伤状》云：
自六月以来，天色亢阳，缺少雨泽，田禾干枯。本军恭依御笔处分，严禁屠宰，精意祈禳，及行下逐县，精加祈祷，……遍诣寺观神祠及诸潭洞，建坛祭祀清水，精加祈祷雨泽。
《再奏南康军旱伤状》又云：
照对本军管属星子、都昌、建昌三县管下诸乡，自春夏以来，雨泽少愆，寻行祈祷，于五月中旬已获感应，稍稍霑足，遂至高下之田皆已布种，至六月上旬以来，又阙雨泽，及遍诣管属灵迹、寺观、神祠，诸处渊潭取水，建置坛场，依法册祭龙及修设醮筵，禁止屠宰，精加祈祷……[15]
当然，实际生活中"精加祈祷"往往"未获感应""并无感应"，那就只好如实上报所受灾伤之状。一当有所感应，则自是欣喜有加。《朱熹年谱长编》记庆元五年八月"考亭、陈昭远大旱祈雨，甘泽普降，有诗唱酬"：
《朱文公文集》卷九《甘泽应祈一苏焦槁皆昭远致政宣义丈及仲卿诸友昼夜精虔不出道场之力而昭远丈惠诗反以见属非所敢当辄依高韵和呈以见鄙怀并简同诸兄友》"精祷由来未浃辰，如何嘉澍便遄臻？诚通幽隐知无间，喜动龙天信有因。适叹惔焚千亩尽，忽惊滂润一时均。谁云化育流行妙，只属乾坤不属人。"
同上，《谨次陈昭远丈龙洲乡社高韵并呈诸兄友》"几年乡社醉班荆，此日祠坛喜落成。误许俗书轻染污，急传佳语颂登平。年半已荷天垂庆，人杰还欣地炳灵。不信邻村是尘境，请看绿水锁红亭。"[16]（p1373）
从这两首唱酬之诗，不难看出朱熹因其至诚祷雨而得雨泽后的喜悦心情。
二
自商周以来，有关感召和气，以致丰穰，亦即禳除灾害的方式除了上述祭祀、精祷山川鬼神，对风雷云雨之神乃至宇宙主宰者的祈求而外，另一个重要方式是对人的行为，特别是对统治者行为的调整。诚如前揭秦汉以降随着天人感应观念的发展以及与阴阳五行说结合，那种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皆可影响自然的秩序，导致天象的变化，而自然的一切变化也都对应着人世间的所有活动的思想愈益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因而，禳除灾害多指向帝王失德、吏治败坏以及社会道德沦丧等行为和现象。朱熹有关这方面的弭思想，主要见于他的四个奏札《辛丑延和奏札一》、《论灾异札子》、《奏推户御笔指挥二事状》、《乞修德政以弭天灾变状》以及《辞免直秘阁状》等。这几篇奏札表达了三层意思。
一是劝谕皇帝畏天敬诚弭灾以达到"正君心"和"为政以德"的目的。《论灾异札子》云：
臣窃思惟间者以来，灾异数见，秋冬雷雹，苦雨伤稼，山摧地陷，无所不有，皆为阴盛阳微之证。陛下虽尝下责躬之诏，出敢谏之令，而天下未豫，复有此怪，亦为阴聚包阳不和而散之象。……圣王遇灾而惧，修德正事，故能变灾为祥，其效如此，伏愿陛下视以为法，克己自新，早夜思省，举心动念，出言行事之际，当若皇天上帝临之在上，宗社神灵守之在旁，懔懔然不复敢使一毫私意萌于其间，以烦谴告。而又申敕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协恭，日夕谋议，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则庶乎灾害日去而福禄日来矣。臣不胜惓惓爱君忧国之至，取进止。[17]
"正君心"是朱熹追求治世、治道的大根本，"天下事有大根本。正君心是大本。"[1]（p2679）"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18]（p1469）"正君心"就要从畏天敬诚做起，"不复敢使一毫私意萌于其间"，否则上天就会"谴告"，降灾害于人间。在这里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与他的民本思想一脉贯通。
二是以弭灾直言朝政阙失，希望改革弊政以召和气。
宋孝宗淳熙八年，因灾异而诏求天下直言。朱熹上奏札指出，宋孝宗即位近二十年虽然"夙兴夜寐，畏天恤民，诚敬宽仁，格于上下，宜其天心"，但是"二十年之间，水旱、盗贼略无宁岁"，究其原因"推迹前事以深求之意者"：
德之崇者有未至于天欤，业之广者有未及于地欤，政之大者有未举而其小者无所系欤，刑之远者或不当而其近者或幸免欤，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有未去欤，大臣或失其职而贱者或窃其柄欤，直谅之言罕闻而谄谀者众欤，德义之风未著而污贱者骋欤，货赂或上流而恩泽不下究欤，责人或已详而反躬有未至欤。夫必有是数者，然后足以召灾而致异。
指陈朝政阙失不是目的，"而实采其说以革前日之弊，则于应天之实所补不细"才是目的。[19]（如何革除弊政呢？朱熹在《乞修德政以弭天变状》以为首先"独有断自圣心沛然发号，深以侧身悔过之诚解谢高穹，又以责躬求言之意敷告下土，然后君臣相戒痛自省改，以承皇天仁爱之心，庶几精神感通转祸为福。"其次"则唯有尽出内库之钱以供大礼之费，为收籴之本而诏户部无得催理旧欠，诏诸路漕臣遵依条限，检放税租，诏宰臣沙汰被灾路分州军监司守臣之无状者，遴选贤能，责以荒政，庶几犹足以结民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最后朱熹警告说，如果不修德政"臣恐所当忧者，不止于饿殍而在于盗贼，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止及于国家也。"[20]这篇奏札以感召和气，令统治者悔过自新而禳弭灾害的方式充分表达了朱熹为民请命，切实推行荒政以惠泽百姓的意愿。
三是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也就是说在朱熹看来，感召和气，以致丰穰应是救荒弭灾的根本。换言之，当天子、臣属、百姓其心皆圣，阴阳相和，自然就不会有灾异发生，但在人世间，私欲不尽，天理还不畅明时，精祈祷，敬鬼神往往难以感通上苍，毕竟灾荒频仍。这时，唯一的补救措施，"莫若宽其税赋，弛其逋负，然后可以慰悦其心而感召和气也。"[21]因而朱熹在地方任官时，在很大程度上，借感召和气"以免谴告"，来为自己大力推行荒政开道"凡请于朝，言无不尽。官物之检放、倚阁、蠲减、除豁、带纳，如秋苗、夏税、木炭、月桩、经总制钱之属，各视其色目为之条奏，或至三四，不得请不已；并奏请截留纲运，乞转运、常平两司发钱米充军粮，备赈济，申严邻路断港遏籴之禁；选官吏授以方略，俾视境内，具知荒歉分数，户口多寡，蓄积虚实，通商劝分，多所全活。其设施次第，人争传录以为法。"[18]（p1469）这也成为朱熹一生追求"丰穰"治世的一个缩影。
三
前面已说到有关朱熹的以社仓和安民、恤民等为主的荒政思想，论者已多言其详，在此不必重复，但仍有一些重要内容未被提及，如朱熹未雨绸缪的救荒思想、因势利导的治河思想、贫富相恤的救荒思想，下面略作补论。
有关未雨绸缪的救荒思想。朱熹曾对弟子多次说过"尝谓为政者当顺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赈济于凶荒之余，纵饶措置得善，所惠者浅，终不济事"；[1]（p2716页）"若待他饥时理会，更有何策？东边遗使去赈济，西边遣使去赈济，只讨得逐州几个紫绫册子来，某处已如何措置，某处已如何经画，元无实惠及民"；"到赈济时成甚事！"[1]（p2643）所以他特别强调救荒的前期准备，这有三层含义：一是"只有储蓄之计"，如大力推广社仓和积极推进劝官之制："颁布劝农文，劝谕筑埂岸，申谕耕桑榜，推广星子知县王文林种桑之法。"[22]（p649）二是及早讲求修水利。"赈济无奇策，不如讲水利。"[1]（p2643）"因说赈济，曰：’平居须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了赈济，委无良策。’"[1]（，p2640）三是及早准备可以用作籴粜的米本。朱熹曾用现身说法，向弟子讲述他在南康任职时筹措米本的一些做法。
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时，才见旱，便剗刷钱物，库中得三万来贯，准拟籴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钱内借三万贯籴米赈粜。早时籴得，却粜钱还官中解发，是以不阙事。旧来截住客舡，籴三分米。至于客舡不来，某见官中及上户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籴客舡米。又且米价不甚贵。[1]（p2640）
有关因势利导的治河思想。北宋时黄河频发水患，曾三次投入大规模的人力，资金进行回河东流工程，皆以北流宣告回河失败。虽然南宋已远离黄河之患，但当弟子问及治水、治河决之患时，朱熹通过总结大禹治水和汉朝治河的经验以为因水势而利导之方是上策，下面有两段议论，可见朱熹的治水、治河思想之一斑：
潘子善问："如何可治河决之患？"曰："汉人之策，令两旁不立城邑，不置民居，存留些地步与他，不与他争，放教他宽，教他水散漫，或流从这边，或流从那边，不似而今作堤去圩他。元帝时，募善治河决者。当时集众议，以此说为善"。又问："河决了，中心平处却低，如何？"曰："不会低，他自择一个低处去。"[8]（p31）
朱熹与弟子讨论《禹贡》时说：
盖禹先决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浚畎浍之水，使各通于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归。禹只是先从低处下手，若下面之水尽杀，则上面之水渐浅，方可下手。九川尽通，则导河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尝谓禹治水，必当始于碣石九河。盖河患惟兖为甚，兖州是河曲处，其曲处两岸无山，皆是平地，所以溃决常必在此。故禹自其决处导之，用工尤难。孟子亦云："禹疏九河，沦济漯而注之海。"盖皆自下流疏杀其势耳。若鲧，则只是筑堙之，所以九载而功弗成也。
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后人以为自上而下，此大不然。不先从下泄水，却先从上理会，下水泄未得，下当愈甚，是甚治水如此。[13]（p2023-2024）
朱熹与弟子上述议论，虽是论及汉人治河和大禹治水，但借题发挥，其批评北宋时期以人事治河，三次回河失败的用意也是至为明显的。当然适当汲取前人因势利导的治河、治水经验无可厚非，可是是否以此就完全适合历史条件已有相当大变化的宋代，则应根据实际计议。
关于贫富相恤的救荒思想。黄榦在为朱熹所写的行状中说"先生视民如伤，至奸豪侵扰细民、挠法害政者，惩之不少贷。由是豪强敛戢，里闾安靖。"[18]（p1469）说"里闾安靖"不免有溢美之嫌，但朱熹在推行荒政之时却极重视贫富相恤。《朱子语类》曾记述这样一段对话：
直卿言："辛幼安帅湖南，赈济榜文只用八字，曰：’劫禾者斩，闭粜者配。’"先生曰："这便见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两榜，便乱道。"[1]（p2717）
很显然朱熹颇为赞同辛弃疾把贫者的劫禾与富户的闭粜联系起来加以调理整治的救荒思路。然朱熹虽然赞同，但以为"只是粗法"。[1]p2717）朱熹追求的是人人各遂其所生的社会蓝图，[23]贫富相恤正是实现这种蓝图的途径之一。而贫富相恤的中心思想是启动和建立完备的民间救济机制。而朱熹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这表现在二方面：一是积极推民间社仓制的建立。朱熹的私淑弟子黄榦在《袁州萍乡县西社仓絜矩堂记》中就综采其师的思想阐发设置社仓的社会意义：
榦榦闻之师曰：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处己接物度之而无有余不足，方之谓也。富者田连阡陌而余梁肉，贫者无置锥而厌糟糠，非方也。社仓之设，辍此之有余，济彼之不足，絜矩之方也。君子之道，必度而使方者，乾父坤母，而人物处乎其中，均禀天地之气以为体，均受天地之理以为生，民特吾兄弟，物特吾党与，则其林然而生者，未尝不方也。[24]
梁庚尧先生在《南宋的社仓》一文中较详尽的论述了由于朱熹数弟子们不懈努力，社仓制度至宋理宗时已遍行南宋全国，成为仓储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了。南宋社仓所以能继续发展，保持其扶助农民的功用，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社仓的民间组织性质之所以能够维持不坠，是与有一批宗奉理学仁政思想的士人在家乡主持各项事业，造福乡里分不开。如在镇江府金坛县设立社仓的刘宰，刘宰于举进士之后，入仕十余年，以不乐仕进，归隐乡里，买田百亩以自给，在家乡中联结乡人，设社仓，倡义役，修桥补路，普及医药常识，遇灾荒则设粥局赈济灾民。"儒家思想便是在这种社会结构中，转化成为社仓此一制度，而发挥其稳定社会的力量"。[25]（p467-468）
二是在饥荒严重之时，发动民间自救是不可或缺的。淳熙八年朱熹上言："缘绍兴府今年饥荒极重，官司虽已不住措置粜济。窃缘钱米不多终是不能均济，惟有蠲除税租，禁止苛扰，激劝上户最为急务，譬如救焚拯溺不可迟缓……"[26]富户或称上户在灾荒时愿意提供大量米谷用以赈济或赈粜，这与相当的人想要获得政府的旌赏有关，宋代官府为了劝谕富家赈粜或赈济，悬有赏赐官爵的赏格，"至于劝谕富民发廪粜济，亦是圣朝不爱官爵以救民命，颁下赏格极于醲厚，以故富民观感视傚，始肯竭其囷仓累岁之积以应公上。"[27]当然也有不为官爵而是出于有人饥己饥之心"此心但欲济邻里，身外浮名非所希"，[28]、即出于一种仁爱怜悯之心。对于朱熹来说，前者是他充分利用官府的激劝政策，因而为了能使更多的富户、上户加入贫富相恤的行列，多次上疏要求朝廷及时兑现劝谕的"推赏"或"推恩"措施，以免"失信本人，无以激劝来者"。"欲乞不候诸司保明早依元降赏格推恩"。"以闻其去年本路所奏合推赏人，则乞特诏有司直与推赏，给降告命付之本州，令守臣唤上当厅秪受，不须更令官司保明，徒为文具。"[29][30]至于后者则是朱熹推广儒家的"仁心""仁者"思想的结果。所谓"蒙惠者虽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31]这个所以然者即如度正体会朱熹的思想所言："人与物并生于天地之间，同于一理，均于一气。故君子以为人者，同胞之兄弟；而物者，相与之侪辈也。视之如兄弟，则必亲之，而有相友之义焉；视之如侪辈，则必爱之，而无暴殄之失焉。知此则知所以为仁，知所以为仁，则知所以仁民爱物矣。"[32]贫富相恤与推广社仓的原始本意别无二致，只是一个行在灾荒发生之前，一个行在灾荒发生之后。
要之，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八百多年前的禳弭救荒思想，确实感到有点"荒唐"和"愚昧"，但它又实实在在的存在于那个远去的时代，而且是被当时的人们所笃信。我们没有理由以现在的标准去衡量过去的"愚昧"，或者轻易地否定曾在历史上起过不可替代的进步作用的思想和行为。同时，透过历史的"愚昧"，也使我们认知到，即便是如朱熹这样的伟大思想家，他依然不能超越时代给以的历史条件，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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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朱熹.乞推赏献助人状[a].朱文公文集:卷十七[m].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明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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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朱熹.建宁府建阳县长滩社仓记[a].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m].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明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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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1参见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第一辑，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2)2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初版，第97-101页。梁庚尧：《南宋的社仓》，《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下），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97年。张全明：《试论朱熹的社仓制》，《华中师大研究生学报》1987年1期。
(3)3邹枋：《朱熹的救荒论与经界论》，建国月刊（南京）第10卷第1期，1934年。贾玉英、赵文东：《略论朱熹的荒政思想与实践》，《河南大学学报》第41卷第5期，2001年9月。
朱子治家格言篇9
慈善家：2000余万版税悉数捐出
2014年10月28日，《2014胡润慈善榜》公布，朱F基名列其中。胡润慈善榜特别指出，以政治人物身份登上榜单的国务院原总理朱F基是一位“特色慈善家”。朱F基亦非首次登上慈善榜：2014年1月，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的“中国捐赠百杰榜”，朱F基在2013年因捐赠2000万成立实事助学基金会而入围榜单。
在这份榜单当中，朱F基的捐赠额度不是最高的，但是，除了新科首善马云之外，最引入注目的当属朱F基无疑。在2013年一年，朱F基的捐赠总额度高达2398万元，这个数据放在慈善榜单上或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一般人而言，无疑算得上是天文数字。
朱F基的巨额捐款从何而来？当然不是贪污受贿来的，他根本就对这一行径不屑一顾，加上他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捐款只能来自于正常途径。什么途径可以赚到两干余万元？即使不看报道的详细内容，很多人也都想得到，那就是版税。众所周知，朱F基在卸任过后，除了安度晚年之外，就是著书立说。他的著作《朱F基讲话实录》和《朱F基上海讲话实录》一经问世，便洛阳纸贵，成为了风行一时的畅销书，正因为著作畅销，所以，朱F基才有了捐赠巨款的可能。据悉，朱F基的2398万元版税全部捐赠给了实事助学基金会，用于资助家乡湖南的贫困生以及改善部分中小学的教学条件。
朱F基年幼时与母亲相依为命，9岁时，染病已久的母亲辞世，朱F基成了孤儿。后来抚养他的伯父朱学方老人回忆，家庭不幸，加上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悲惨身世使得朱F基少年早熟、发奋努力，且养成了处世深沉稳重的性格。有媒体称，或许正是由于幼年的苦难经历、加上此后求学的颠沛流离，使朱F基感同身受，同情弱者贫者、反感仗势欺人、仇视为富不仁、痛恨贪官墨吏。
朱F基的义举引发舆论热潮和点赞是必然的，热议和点赞意味着正常的道德评价体系尚未完全崩溃，公众对清官能吏，对慈善家仍然充满了敬意。朱F基在捐赠巨款过后，或许他依然过着清平的日子，但是，从精神上讲，他却是无比的伟大和富有。
“铁面宰相”：从严治政，铁腕反腐
在新中国的几位总理中，朱F基是一位通过独特的个人魅力征服世界的总理，在他的任内，留下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69岁的朱F基正式就任国务院总理。面对全国人民的重托和防范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艰巨任务，朱F基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庄严宣誓：“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解释说：“请大家不要误会，死而后已不是说我要老待在总理这个位置上，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只要我活着，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建设廉洁高效政府，朱F基曾严厉地批评过一些草菅人命的干部。1998年8月9日，长江流域遭遇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长江九江段大堤突然出现了决口，滔滔洪水向九江市区漫延。9日，朱F基紧急飞赴江西九江，九江的决堤，使他勃然大怒，他当即怒斥负责人：“你们不是说固若金汤吗？谁知堤内是豆腐渣！这样的工程要从根查起，对负责设计、施工、监理的人员都要追查。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竟搞出这样的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腐败到这种程度怎么了得？历史是不容欺骗的！”在向抗洪官兵讲话后转身离去时，他边走边擦眼角的泪水。
在此之前，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朱F基针对各地金融系统出现的问题，严令各地行长40天内收回计划外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并说了这样一番话：“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拉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主席台上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
1998年，朱F基在中央一次反腐败会议上，铿锵有力的发言让人感到振聋发聩：在反腐败问题上，中央是有决心的。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无法长治久安。反腐败就是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决不姑息手软；我这里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无非是一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长治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他斩钉截铁的决心和大刀阔斧的行动，使腐败分子无处藏身，硕鼠巨贪一一现了原形。
朱F基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问，曾经先后在多个场合向官员推荐西安碑林刻录的一则明代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朱F基说，他从小就会背诵这段箴言，他希望每个官员都能明白这个道理。这段官箴在漫长的岁月沧桑中，曾成为历史先贤的为官准则。朱F基总理反复推荐这则官箴，自儆做人，成为廉政教育的格言警句。
任职期间，朱F基经常呵斥“奢侈”干部，比如当时有的官员月薪不过干元却名烟不离身，被朱F基逮着了，就是一顿教训。本来中国官员检查工作吃吃喝喝，也是常见的事了，可在朱F基眼里，似乎就是容不了这些。哪怕是在可以归类于人情交际的题词赠字上，朱F基也不太习惯于那些礼来礼往热热乎乎的套路，相对于某些领导人的处处留言频频题字，朱F基的墨迹难求，成了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掌故了，不管是在官方机构，还是在民间场合。就是在他的母校，包括他就读的初中、高中、大学都很难看到他只言片语的题词。但这位视诚信为生命的总理，却连续3次为国家会计学院题词“不做假账”。卸任后廉洁处世
2003年3月，朱F基任职期满。丹麦的一位记者曾向朱F基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希望中国人民在你离任之后最记得你的哪个方面？朱F基答道：“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F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朱子治家格言篇10
一颗敏感的心，太早太强烈地感受到了时代潜伏的病痛，发出了痛苦的呼喊。可是，在同时代人听来，却好似疯子的谵语。直到世纪转换，时代更替，潜伏的病痛露到面上，新一代人才从这疯子的谵语中听出了先知的启示。
孔子是这样。他周游列国，扼于陈，困于蔡，如丧家之犬，不为时人所认可。当时的评价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庄子也是穷得没有饭吃，向河监侯借米下锅。
西方也一样。苏格拉底的天才并不为当时的人所看重，否则苏格拉底何致被判死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是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兴起后才声名鹊起的。
这些伟大的哲学家的思想当时传播并不广，不少著作也是后学整理、辑佚的。他们的思想生前不被承认，不为统治者所赏识，也不为流俗所接受。因为任何真正伟大的哲学家的思想和行为，对他们的时代而言，都不同凡响、不合潮流，不迎合当权者，不为被传统思想束缚的人所理解。一个民族要认识自己民族的伟大思想家需要时间，因为思想是非感性的，不能被直接感知的，而是要经过深入研究、经过时间的考验，才逐步被世人所接受和承认的。但哲学一旦凝为民族传统，思想由于超验的特性，就会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成为这个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塑造者而具有永久的价值。时代越久远，光芒越耀眼。
下面向读者介绍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另一位哲学大家――朱熹的跌宕起伏的命运。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理学家张载的这句话来评价朱熹，是最为恰当不过的了。
朱熹，生活在南宋时代。他是孔子、孟子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是新儒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学说，从14世纪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开始引起欧洲的注意。朱熹的一生，始终从事著书与讲学。他的著述极为丰富，《四书集注》等几十种著作大多保存了下来。他还创办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培养学生，普及儒学。他的道德学问受到后世的敬仰，思想学说长期流传，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道德学问令人敬仰的大师，生前的遭遇却十分坎坷、凄凉。当权派出于政治考虑，把他的学说诬蔑为“伪学”，给予严厉的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其实禁锢朱熹学说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他抨击当时朝廷的腐败政治，得罪了当权派。他主张“修政事，攘夷狄”，也就是整顿南宋自身的政治局面，以期达到“复中原，灭仇虏”的目的。他疾恶如仇，曾经连上六本奏疏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于是唐仲友的姻亲、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说什么“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当时皇帝宋孝宗轻信此言，“道学”从此成为一个政治罪状，贻祸于世。还有人地对朱熹进行人身攻击，说他霸占已故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作自己的小妾，把朱熹搞得声名狼藉。从此以后，政坛上对朱熹的攻击日甚一日，甚至有人公然上书要求处死朱熹。
在政治高压下，朱熹不得不违心地向皇帝认罪，无奈地承认强加的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1200年，朱熹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与世长辞。
这场冤案，九年之后才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追赠中大夫、宝谟阁学士，他的学说不再是“伪学”，他的门生朋友不再是“逆党”。1227年，宋理宗诏书，追封他为太师、信国公。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誉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
此一时，彼一时，简直是天壤之别，正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变化之剧烈令人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