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家格言篇1
1、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
2、乖僻自是，悔误必多。
3、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
4、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5、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6、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
7、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
8、勿贪口腹而恣杀生禽。
9、施惠无念，受恩莫忘。
10、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
11、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
12、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
13、嫁女择佳婿，无索重聘。
14、刻薄成家，理无久享。
15、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
16、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
17、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
18、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
19、与肩挑贸易，勿占便宜。
20、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
21、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赀才，薄父母，不成人子。
22、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23、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
24、心好命不好，祸转为福报。心命俱不好，遭殃且贫夭。
25、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
26、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27、心好命又好，富贵直到老。命好心不好，福变为祸兆。
28、勿营华屋，勿谋良田。
29、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
30、兄弟叔侄，需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
31、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
32、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澹
33、居身务期简朴；教子要有义方。
34、须平心暗想。施惠无念，受恩莫忘。
35、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
36、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
37、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
38、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39、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
40、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
41、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
42、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
43、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
44、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
45、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
46、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
47、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
48、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
49、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
50、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
51、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
52、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
53、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
54、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5、颓隳自甘，家道难成。
56、伦常乖舛，立见消亡。
57、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
58、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
59、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
60、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61、心可挽乎命，最要存仁道。命实造于心，吉凶惟人召。
62、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腹而恣杀生禽。
63、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64、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
65、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
66、家门和顺，虽饔飧不济，亦有余欢；
67、信命不修心，阴阳恐虚矫。修心一听命，天地自相保。
68、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
69、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
70、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
71、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2、人有喜庆，不可生嫉妒心。
治家格言篇2
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
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
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
治家格言篇3
【关键词】道家；人格；圣人；思想政治教育
道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其所含蕴的独特哲学智慧有着丰富的精神力量。过去人们往往对儒家思想青睐有加，对道家思想的教育价值有所忽视。但道家学说实则蕴涵宝贵的教育思想，对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道家理想人格的解析
理想人格是一种文化基于对其人生价值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而在思想行为上表现出的某种突出品格。老子的道德，侧重按其本性“自己如此”，即无论天地万物、人类社会都应“自己如此”，不违背本性而有为（妄为），这是老子思想的核心所在。[1]向往古朴、自然的社会，追求浑然、自由的人生，构成了道家的理想人格，即“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老子在《道德经》中将其人生理想人格化，并以特定的人格形态表现出来，继而有了老子的理想人格典范――圣人。“圣人”是老子理想人格的现实承担者，儒家也说“圣人”，但老子追求的圣人品格表现为对遵循天道、效法自然，崇尚清静无为的精神境界。[2]
《老子》多言及圣人，而《庄子》多言及至人、真人、神人、圣人、天人，这些是道家思想所崇尚的理想人格，庄子道家的理想人格反映了他们既涉世又傲世的人生态度，体现他们向往超越的人生追求。[3]这些理想人格都是道家思想的自然体现，从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上便可窥见其宣扬的道家理想人格的风貌。
二、道家传统文化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与道家传统人格理论所属的文化体系是两个相交的圆，它们之间既有彼此渗透影响的共通部分，又有本质不同的独特之处。这为促进两者融合、相互取长补短奠定了基础。
联系到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它几乎贯穿了人的所有发展过程，在促进人的身心发展等方面都起到深远影响。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顺其自然，顺乎人的发展规律。尤其从少年期开始，人的自我意识觉醒，思维概括性加速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无论从方法或内容上，都要加强其思想性和实用性。青年期则要在进一步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觉悟、文化内涵、审美能力之外，注重情感教育，使之能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间的关系。[4]
三、道家传统人格理念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1、“无为而治”理念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启示
道家的“无为”强调对自然规律的严格遵循，特点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非不作为，而是遵循自然规律以达到目的。[5]
过去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重理论灌输、多明理言传，形成了课堂―教师―教材―考试的传统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利于教学内容的系统灌输，但在实施中也缺乏多样性、生动性。
《道德经》的“无为而治”体现的是教育的科学方法，追求“润物细无声”的境界，这启示我们要将教育目标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使其内化为心理积淀，这种积淀将有效地引导、激励教育对象的行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道家教育理念的经典表达，即应重视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重要性。通过“不言之教”获得的感染力和穿透力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2、“无意识教育”理念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启示
无意识教育是按照一定的教育计划和要求，为学生创设一定的环境氛围，使学生在没有意识到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教育，达到教育目的的过程。[5]
无意识教育包括环境教育、集体教育、榜样教育、健康教育等形式。与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有意识教育相比，无意识教育具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时间随时、环节渗透等特点，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应重点探索的。
3、“图难于易”理念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启示
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通过对“难”与“易”、“大”与“细”的对立统一面，显示出循序渐进的教育思想意蕴。[6]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复杂，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能只重结果，而要认真对待整个教育过程。所以在教育过程中善于从细微处着手，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目标。
4、“反己以教”理念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心理互置
教师在教育中高高在上的姿态往往带来负面效应。道家认为，教化之本乃“自化”和“内化”而非“他化”和“外化”。[6]因此衡量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重要指标是教育能否入脑入心。道家提出“反己以教”的心理互置在此有重要意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坚持主客体统一的原则，要能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上思考问题。这样便可使教育者和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实现良好互动，从而更好地践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源意图。
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大观园中的硕果，当今，在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其丰富的内涵以及对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义，应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中探讨，将其优秀的伦理价值合理传承并服务于社会建设，不仅将发扬道家文化乃至我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对我国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也有长远的指引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占祥.老子的“自然性”道德与义利观[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5）：77－80．
[2]杨丽娟.先秦儒道“方圆文化”与理想人格之塑造[D].浙江：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2013.
[3]赵本学.先秦道家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5.
[4]王春燕.人言穷尽之处，天言开启之时―论道家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观照[J].教育探究，2007，2（2）：79-82.
治家格言篇4
【论文摘要】政治权利是公民最重要的法律权利之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而法律对“政治权利”的范围并没有准确的规定，政治权利的保障机制需更好的完善。文章从宪法和刑法对“政治权利”的不同含义入手，将宪法中的政治权利与刑法中的“政治权利”相融合，对明确刑法中政治权利的范围进行探讨。
我国现行宪法只出现了一次“政治权利”一词，即我国《宪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但是，对于政治权利的范围是什么，即哪些权利属于我国宪法上所言的“政治权利”，现行宪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宪法学者传统上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纳入政治权利的范围。但这种说法即使不能说违反我国宪法对政治权利范围的界定，也不能说符合后者。从我国现行宪法出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当属政治权利无疑，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是否属于政治权利则存在疑问。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条规定出现在规定政治权利的第三十四条和规定信仰自由的第三十六条之间，因此，政治权利在我国宪法中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与宪法的模糊规定相反，我国《刑法》在关于“剥夺政治权利”刑的第54条明确规定了政治权利的范围：“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很显然我国刑法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列为政治权利，在一定的时候赋予国家剥夺的权利力，这是否会使宪法中对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丰十、游行、示威的自由得不到完全的保障?我国刑法对政治权利范围的界定是否合理，乃至是否合宪?
以下从一个拟定的案例出发来提出对刑法上述规定的质疑：公民甲因违反刑法被依法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间里写了一些非政治性的个人文章，而乙意外得到这些文章，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乙是否存在侵犯甲的出版权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人没有出版权，这是否意味着甲不存在被侵犯出版权的可能性?权利被剥夺是否意味着没有权利?乙的行为有没有违法?对于无社会危害性的权利，却被剥夺合不合理?
一、从我国刑法的“剥夺政治权利”开始
我国刑法拥有悠久的历史，封建统治观念根深蒂固，政权统治专横，刑法很大程度是为君王服务。到了文革十年，左倾思想长期控制，阶级斗争观念也在法律中体现，大多刑法规定为适应政治的需要应运而生，对专业上的研究大打折扣，政治意义远远超过法律意义。我国刑法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我国现在的刑法学界，对于剥夺政治权利是否应该保留，普遍存在有存废的两种观点。主张保留者认为，剥夺政治权利属于资格刑的一种，打击以行使权利为名，实为危害丰十会国家利益的人在我国现在犯罪严重的阶段，有存在的必要。主张废除者认为，刑法对于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剥夺应以宪法明确授予为依据，宪法只在第34条规定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剥夺，并未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给予剥夺，刑法上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的剥夺明显缺乏法律依据。
(一)我国设立剥夺政治权利的合理性之质疑
我国刑法设立了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并由此明确规定了所谓的“政治权利”的范围，不仅对犯罪分子参与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资格做出了限制，而且也剥夺了被剥夺政治权利人的一定自由，似乎从形式上根除了犯罪分子报复国家社会的途径，降低了犯罪分子再次危害国家的可能性。
“我国刑法规定剥夺政治权利，除了剥夺犯罪分子参加管理国家政治活动的权利之外还剥夺了其他方面的政治权利。例如，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也在剥夺政治权利所要剥夺的范围之内，这些权利，实际上只是一种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权利。剥夺政治权利刑所剥夺的权利，既可能是犯罪人已享有的权利，也可能是犯罪人现在暂时不具有但将来可能享有的权利。”犯罪分子拥有政治权利对国家是否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刑法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但是刑法中对于剥夺政治权利的性质在法学界也没有得到统一，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剥夺政治权利在性质上是一种较严重的刑罚，只有在犯罪性质和犯罪情节比较严重，犯罪分子在一定时期内不宜行使政治权利时，才予以剥夺，对一般轻微的犯罪不适用这种刑罚”。
有的学者认为“附加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是作为一种比较严厉的刑罚而适用重罪”“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是作为一种不剥夺人身自由的轻刑而适用与较轻的犯罪”。倘若剥夺政治权利是较重的刑罚，当一个人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他拥有的权利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他的政治权利的伸展空间将会有多大呢?在监狱或是看守所里，权利适用的范围显然是很小的，它的危害性也相应变得几乎为零。主刑的适用早已起到威慑社会及惩罚犯罪的目的。倘若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刑是一个较轻的刑罚，罚金刑与短暂的自南刑比起剥夺政治权利是否更具有说服力呢。而且认为犯罪分子会利用这些权利再次危害国家，是否又具有“有罪推定”的倾向?无疑，设立剥夺政治权利的合理性还有待商榷。
(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权利范围
刑法中被剥夺的政治权利是否就是宪法中的政治权利?有的学者认为，作为剥夺政治权利内容的“剥夺言论自由的范围应比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范围小。它不能与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划等号，应限定在政治性的内容的范围内。”有的学者认为，“把剥夺政治自由限定在政治性内容的范围之内，是正确的，但认为剥夺政治权利刑中所要剥夺的言论自由与宪法规定的自由的内涵和外延不同是错误的，宪法上的言论自由，也是指公民具有发表政治性言论的自由，而不是一般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我国宪法文本并没有直接界定政治权利的范围，但一国法律体系的概念应当是统一的，宪法学者普遍将宪法第35条规定的权利作为政治权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至今没有对此进行解释。
一般情况，剥夺政治权利，是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剥夺犯罪分子参加国家管理和一定社会政治生活权利的刑罚方法，包括和文学有关的出版权。根据《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这说明对于非政治性而又对社会无任何危害的言论不应该受到剥夺，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应该享有非政治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和《刑法》对权利的规定无疑有了一定的模糊性，这也是法律有待解决的问题。
(三)个人法益与国家法益
法律是“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但是“规范”并不是制定法律之“目的”，而只是为以“和平的方式”获致人间之“公平”的一种手段，促成公平之和平的实现才是最终之目的所在，法律之“手段”的“地位”使它应受到“目的”的节制，以避免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将法律用其最终目的的剥离，而专为“规范”而“规范”。宪法是国家的“母法”，是为追求平等、民主、自由，保障人权而制定的，在社会发展中趋向于保护人们的基本权利，符合法律发展趋势。宪法是控制“手段”的手段，将个人法益列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适应法律社会对重视人权的趋势，符合法为人服务的思想。刑法是国家最后的保障，有其强烈的严厉性和强制性，以国家利益、社会影响为最终标准，符合我国一直以来的以国家法益为重的思想。
不管剥夺政治权利的性质如何我国现阶段都使之体现一种强烈的国家法益的色彩，而一定程度上使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作为人的合法权利处于不被保护的状态。笔者认为刑法的制定应该以宪法为法律依据，刑法过分地将国家法益高于无危害性的个人权利，过分强调了刑法维护统治秩序，不择手段，难免会使刑法成为政治的附庸，让宪法成为一纸空文，使犯罪人的合法权利继续受到摸视。
二、比较与借鉴
世界各国一般不存在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这可以在众多国际性法律文件中得到体现，《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20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这毫无疑问地明确规定了人们的言论、发表主张、集会、结社的自由，再让我们看看《世界人权宣言》中对这些自由权是如何限制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第2款“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只要在法律的范围内不对别人的权利和自由、社会的道德、公共秩序造成危害和影响，人们是可以广泛自由使用自己的权利的，并且他人也应对侵犯其权利承担责任。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规定，第l9条规定“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三、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一)英美法国家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l条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从根本上排除了以任何方式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权利，在英美法国家，公民的权利自我保护意识强烈，法律高度存在，个人权利至上的权威是不容质疑的，政府尽可能地给予公民最大的权益，并对这些权利予以很好的法律保护，让人们的权利得到更好的发挥。刑法上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也是具有针对性和有限性的。英美法国家的刑罚种类一般分为：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有些学者认为，英美法国家的资格刑很大程度地等同与我国的政治权利。英美国家的资格刑分为褫夺公权、吊销驾驶执照、禁止令、建议驱逐出境。其中褫夺公权中褫夺的就是政治权利，但其目的是防止犯罪分子恢复自由，回归社会后重新犯罪，大多为一些担任职务的权利，并没有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加以刑法上的剥夺。在禁止令中，包括禁止出入公共场合令，禁止出入体育比赛场地令，禁止持有武器弹药令，也没有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做出限制。
(二)法国
《法国人权宣言》第11条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法国视“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为“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以滥用权利造成危害或影响才负担责任，而不存在为防止滥用权利而先对其剥夺权利的情况，严格控制了刑法的适用范围。1994年3月1日生效的《法国刑法典》中也没有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只是针对每一个犯罪行为附带地加上各种适用自然人之附加刑，大大细化了惩罚的手段，对每一种惩罚做出了针对性的措施，很好的限制了公权利的滥用，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犯罪人的利益。
(三)德国
身为大陆法系的德国在法律的设定一定程度上受其历史影响，比其他自由主义国家对公民权利的设定和限制更为谨慎，即便是如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章基本权利中第5条，第8条，第9条，第l0条，第14条，第16条也规定了公民出版、讲学、集会、结丰十自南权，书信、邮件与电讯秘密，财产权，庇护权等一系列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在第l8条规定“凡滥用言论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第五条第一项)、讲学自由(第五条第三项)、集会自由(第八条)、结社自由(第几条)、书信、邮件与电讯秘密(第十条)、财产权(第十四条)、或庇护权(第十六条之一)，以攻击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者，应剥夺此等基本权利。此等权利之剥夺及其范围由联邦宪法法院宣告之。”由此可见德国与法国运用的是同一种理论，这些权利可以被剥夺的唯一情形是行为人违反了法律规定滥用权利，否则这些权利仍然受法律保护，不得以任何形式剥夺。
《德国刑法典》中刑罚主刑为自由刑、罚金刑、财产刑，在附加刑中，第44条禁止驾驶，只是规定“犯罪发生于驾驶机动车时，或与之有关或由于违反驾驶人员的义务，而被判处自由刑或罚金刑，法院可禁止其于街道驾驶任何或特定种类的机动车”。在第45条中只是规定担任公职资格、被选举及选举权资格的丧失，最高年限也只有五年，而且对剥夺犯罪人公权力的规定不是刑罚的一种，而是一种“附随后果”。由此可见德国对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的力度也是可以在限制国家的公权利的行使中体现。
(四)其它国家
在西班牙，《西班牙刑法典》第三节规定了剥夺权利刑，第39条“以下刑罚属于剥夺权利刑：(1)完全剥夺权利；(2)特别剥夺从事任务、公职、职业、职位、生产、经营的权利或者是父权、亲权、保护权或者监护权以及选举权等任何其他权利；(3)暂停任务或者公务；(4)剥夺驾驶汽车、摩托车或者机动车执照；(5)剥夺持枪权利；(6)剥夺在某地定居或者去往某地的权利，禁止接触被害人、其家属、法院或者法官认定的其他人，禁止与以上人员交往；(7)公共劳动。”其中“完全剥夺权利”在第41条中规定“完全剥夺权利对服刑人所拥有的荣誉、任务、公职，无论是否是由选举产生均确定地剥夺。”在有剥夺权利刑的西班牙只有对一些管理性政治权利、选举及被选举权、有一定潜在社会危害性的自由权利进行剥夺，并没有任何规定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条文。
而在1974年的《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瑞士联邦刑法典》中都只规定人身自由刑、罚金刑，不以任何方式剥夺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刑罚。在《新加坡共和国刑法典》中第53条规定的犯罪所应判处的刑罚为死刑、徒刑、没收财产、罚金、鞭刑。在《泰国刑法典》第l8条刑罚的种类为死刑、徒刑、拘役、罚金、没收财产。在《日本刑法典5中规定刑罚的种类为生命刑、身体刑、自由刑、名誉刑、财产刑以及附加刑，在日本附加刑也只是没收财产。
综上看来，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对公民的权利都极为重视，对剥夺的公民权利都依具体情形作了严格明确的限制，对于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世界刑法上也是比较少的。
三、我国刑法对政治权利范围的理念
法益是一种对权利的延伸，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都是传统地置国家法益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社会法益不过是作为多数人的法益而受到一体保护，国家法益则是作为保护个人法益的机构的法益而受到保护”，人们的呼声日愈高涨，法律维权意识也相应提高，社会正由一种国家法益一一社会法益——个人法益的结构向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国家法益的形势转变。宪法较多地维护个人法益，刑法则以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居上。刑法上“剥夺政治权利”一词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并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处于政治权利与非政治权利的不伦不类的状态，明显地滞后于当今社会发展。
四、我国刑法对政治权利范围的重新界定
我国现行法律对被剥夺政治权利自由刑，显然采用了“盖然性占优势”的原则，为惩罚犯罪，所谓的消除危害社会的可能性，而剥夺犯罪人的正当权利，与刑法理论上应采用的“排除合理性怀疑”相悖离。据此，有以下三种可能的解决的方法：
(一)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改为“有危害性政治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将这些权利用“社会危害性”来加以合理的限制，使它符合刑法的基本构成要件。
(二)1982年宪法把公民的通信白由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分割开来，新宪法施行后，通信自由就不在剥夺政治权利刑的范嗣之中，从剥夺政治权利刑中独立了出来。以此为例，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像通信自由一样独立出剥夺政治权利刑的范围，严格限制宪法中的政治权利范围，放宽和强调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更大限度地限制国家的权力。
治家格言篇5
主讲：李霞（副教授）
立德、立功、立言
出自《春秋左氏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就是儒家所推崇的三种人生，即“三不朽”。具体来说，立德，指“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立功，指救危除难，建立功勋；立言，通俗来讲即著书立说，言足可传记。三不朽，是三种至圣的境界，其中，立德为上圣，如尧、舜、周公、孔子；立功为次圣，如大禹、后稷；立言为大贤，如老子、庄子、荀子、孟子、管子、孙子及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等。
什么是“孔颜气象”
“孔颜气象”是孔子和颜渊所代表的一种人格境界。颜渊，孔子的学生，他生活极其清苦。孔子曾请几个学生言说志向，有的学生说要当高官，有的说要治国平天下，到了曾皙，他说，我的愿望就是，在沂水中游泳，在舞雩台沐风乘凉，然后哼着歌儿惬意地回家。孔子深表赞同。在他看来，“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果能够选择，有什么能比拥有轻松简约的生活更好的呢。由此可知，为后世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孔颜气象”，其实所指的就是一种胸怀旷达、安贫乐道的志趣。
什么是“修齐治平”
“修齐治平”，儒家的个人理想。修即“修身”，齐即“齐家”，治即“治国”，平即“平天下”。出自《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儒家以“修身”为中心，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一致性，主张由近及远，由己及人，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形成封建伦理政治哲学的整个体系。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此句出自《孟子・尽心上》。穷，指在仕途上不得志；达，指在朝廷居于高位。意思是说，一个人若有幸参与朝政，就应以天下为己任，让民众受惠，这是积极的人生；若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那么退而修身，洁身自好，也不失为一种积极的人生观。
什么是“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意思是：自身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是古代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这句话本来出自《庄子・天下》，后来成为儒家的主要思想。
孔子言论中处处体现着“内圣外王”思想。在“内圣”方面，孔子主张“为仁由己”，要“克己复礼”，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关键在于自己。在“外王”方面，儒家以“修己”为起点，而以“治人”为终点。在孔子的思想中，内圣和外王是相互统一的，只有内心不断修养，才能成为“仁人”“君子”，达到内圣，然后才能安邦治国，达到外王的目的。同样，外王实现了，内圣才最终完成。
孔子“内圣外王”政治思想中，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直接统一。儒家无不讲道德，也无不谈政治，认为政治只有以道德为指导，才有正确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实到政治中，才能产生普遍的影响。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政治，乃是霸道和暴政，这样的政治是不得人心的。
治家格言篇6
铺展现代国家体制,汲汲追求并最为看重的是所谓“国家实力”。表现为增强征税能力以拓展财富,进而落实为强化国防以足以抵御外侮,乃至拓殖海外。凡此两项,牵连互动,无论是从现实主义政治立场来看,还是从历史主义视角审视,均为“立国”之大端,而必自“经济社会”起步。就经济社会最早成型的西欧近代国族的历史来看,特别是就英国的个案而言,市场经济的发育、内政的一体化、政治秩序的建构和国家间政治之同时登场,四位一体,缘由在此。
所谓“经济社会”,意味着社会的本意在于创造财富、分配财富并享受财富,财富意志就是权力意志,也就是全民的心智,蔚为人世生活的基本杠杆。就此而言,它与古典国家形态下的伦理社会划清了界限,也与教义立国的宗教文明秩序迥然异趣。在此命意和历史维度上,吾国古语所谓“天下熙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道出的实为有关于此的一般世态,也是此种世态之下的一般情态。而自1978年以还,晚近30年倡言“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谓循沿经济社会的路子自觉迈步,接续的则是清末“变法图强”运动中之“追求富强”的“现代化”脉络,也就是“第一共和”政体下的经济政策。的确,砌筑国民生产和消费的一般经济政治学条件,从而使整个国家变成一个经济共同体,进而塑造其政治共同体品格,蔚为经济社会的基本禀赋。市场经济之逐渐生成并蔚为国民生产和消费的主导性机制,也是一种较具优胜性的经济秩序,缘由在此,不得不然。它不仅意味着结束自然经济、小自耕农一盘散沙的状态,而且,在肯认政治与市场、国家和社会基本分梳这一原则之下,却又形成了凡此因素的积极联动机制,真正是“既分工,又合作”,造成的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为生存而进行的经济斗争”之同心同德,国家遂成一巨型公司也。所谓市场就是战场,可谓不言而喻。其利其弊,均在于此。此种情形,经由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洗礼,以强力政治为背景,西人在国家间政治方面简直是游刃有余,让后发国家捉襟见肘,甚至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或终究有苦说不出。当年西洋列强武装殖民之际情形如此,今日情形虽多改善,然而就主导权审视,大西洋两岸联手互动,整个世界依然未曾出此格局。
由此,转进一层,紧随着政治与市场分疏、国家和社会两清之后脚的,便是区别组成“我们人民”的“市民”、“国民”与“公民”之不同位格及其诉求,经济共同体由此可能登堂入室进位于政治共同体。不是别的,正是“市民”这一“我们人民”的原型之一,构成了经济社会的基本主体,也是经济社会所要处理的核心主题。“市民”的需求、心性和趣味,“市民”的抱负、憧憬和心智,成为经济社会的源起动因,映现着现代以来的最为一般的人性。而民族国家的“政治成熟”,依然如同马克斯·韦伯所言,也就是它们对于民族的永久性经济和政治权力利益的明晓和领悟,以及在所有情形下都把这些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的能力,[2]为的还是这一群叫做“国民”的市民大众的利益和福社。所谓“经济和政治权力利益”,不外乎就是“富强”二字。倘若取之有道,统驭有方,则伴随着“权势国家一权力政治”于内政上向“国家一宪法政治”的递进,有可能迈进于“文明国家一文化政治”之境。[3]缘此,市民明晰自己的国民身份,进而有可能秉付公民的认同。
放宽眼界来看,私权及其法权体系的编织,创造和运用财富不仅是权利也是义务的新型伦理和法律观念之成为国民意识,进而成为公共理性,都是顺延着这一脉线索,丁一卯二,逐渐生成演变而来的。更深一层的命意则在于,人性本身天然逐利,不如因势利导,以国家为单元,索性按照经济共同体的法子过日子,以国民之均富实现国家之富强。清代包世臣(1775~1855)“说储”之虑,“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由此庶几乎得免于万一。内政的一体化、世界市场的形成首先表现为经济一体化的全球化,以及社会和政治的世俗化进程,凡此种种,无不缘此而来,并顺此前行。
回看历史,无论是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还是英吉利和法兰西等通常所谓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抑或美利坚、德意志乃至于俄国、日本等后发列强,“建国”的第一步都是首先形成内政意义上的经济共同体,锻炼其“经济民族”的品性,进而再可能发育成长出“政治民族”的诉求,最终形成政治共同体格局。无此利益纽带,难以调动市民热情,不可能促动国民激情,进而生发出政治向心力,助力于政治进程。相反,正是经此转折,“民族”逐步进境于“国族”,伦理共同体获得了自己的经济属性与政治品格。因而,结束诸侯经济形态(如法、德),或者将殖民地联结起来实现“区域一体化”(如北美新大陆),构建统一市场,进而扩展、通联至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学安排,均为其建国努力的要义所在。因此,内政的一体化所带来的市场的统一、劳动力不受畛域限制的流通及与海外市场的沟通,包括原料提供地的稳定,同样成为“经济社会”的要求,也是建设“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条件和保障,而统贯它们的恰恰是一种政治思维,并导向国族的政治能力。在此情形下,现代国家如何使得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两相整合?怎样有效地分梳政治和市场的互动,从而形成各挡一面、张弛有度的国家能力?遂成一大难题,蔚为梦寐以求的“成功的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序。实际上,欧西现代国家的产生历程,特别是“现代英国”呈现于世的历史说明,实现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分梳政治与市场,恰恰是现代国家建构中首需解决的问题,可能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而形成市场与政治的并立之势、社会与国家的“双强”格局,从而建设国家能力,最终造就于国民的福祉,是现代国家区别于古典国家形态的卓越之处。
因此,总体而言,以经济理性为纲领,而基于生产与交换关系逐步形成的商品社会,一个国民财富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完整体系,构成了近代中国孜孜追求的坚定目标,特别是“北伐”统一后的“黄金十年”和晚近30年里的主流政治意志,也是中国的法制一意加以建构、维护并着力提供支撑条件的世纪伟业。实际上,如所周知,现代中国的建构过程也就是中国时空范围内现代市场的诞生历史,建构现代政治与形成现代市场,是承载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机车奔腾向前的双轨。
在全球视野下的近代转型和晚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语境下来看,凡此市场经济与经济社会两项,既是“初具形态”,则说明尚未最终成型,而问题多多。其中,最大的问题计有以下三项。
首先,“坏的”而非“好的”市场经济肆虐。此种“坏的”市场经济不仅无视市场伦理,放纵资本的贪婪,侵蚀德性,藐视法律,而且以政府直接下场经营为杠杆,以权力的部门化和私性化为渠道,导致权力和市场狼狈为奸,进而形成了刻下最为世人诟病的“权贵资本”统治,一种恶劣的“裙带资本”形态。“掮客经济”之应运而生,正为此结构性问题使然。的确,不期然间,尽管权力、市场和社会大致分离开来,然而“市场的专制”和“权力的专制”却联袂而来,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也是呼唤市场之后最感痛心之事,实在是事理之中,而意料之外。就此而言,相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异常政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主旨转型不仅说明政制“拨乱反正”、自觉回归常态政治,同时并隐含了权力直接下场博弈的内在冲动和现实可能,表达了权力直接“经营国家”的强烈自负,则中国政制固化却难言最终定型,使得政治依然处于一种非常态情境,同样是明摆着的事实。本来,政制和权力的恰切定位不在别处,而在制订公共政策、提供与扞卫公共产品,以此分梳,逐渐形成现代治理结构下的权力、市场和社会大致分治的格局,而这就是政治,最大的现代政治。如前所述,现代早期西贤所憧憬的现代治理,即此格局也;百年来华夏有识之士踵续前贤,所要具象呈现于中国的现代场景,同样为此格局也。在此,尽管现代治理不仅恪守国家与社会、权力与市场、信仰与政治的分立局面,而且超大国家的出现和全球化导致了对于古典政治自由主义的修正,凸显了政府职能扩展的必要性。事实上,经济问题的政治介入,并以此呼应市场和社会,而构成经济社会的联动机制,进而进境于“政治社会”的高度成熟性,蔚为现代人间秩序的极致。但是,即便如此,恪守权力、市场和社会各守本分的基本框架,依然是颠扑不破的现代治道。就此而言,对于刻下中国而言,不仅是简单的权力退出市场和社会,现代治理早已不复当年原教旨自由主义的设想,而是各守畛域,却又形成联动机制,才是当下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4]正是在此,矫正“坏的”市场经济恰恰要求权力收敛,归位至公共政策的提供者、公共产品的维护者的固有行当之中。而这意味着民主和法制必须登场,引导出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诸题。
其次,与上述“整体性权力结构”相应,私人所有权未能获得肯定无疑的法权地位,特别是地权悬置,釜底抽薪般地伤害着经济社会的成长,制约了市场经济与经济社会的发育,导致经济社会已然登场却尚未最终成型。它们不仅未能获得真正的法权界定,而且事实上处于随时遭受侵犯,特别是公权力侵犯的境地。“普天之下”的“国有”属性使得政府成为事实上唯一的地主,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型“地主国家”,等于窒息了经济社会赖以生息的多元产权属性,使得上述“地方政府的经济冲动”常常指向地租贪婪。由于私有产权特别是地权悬置,导致大家对于财富安全普遍地无预期感,致使转移财富,包括经由移民将财富转移到“安全地带”,成为新富新贵们的大众选择。所谓“安全地带”,不外乎就是严格保护私有产权,具有明确的产权可预期性的发达西方国家。产权及其法权肯认对于经济社会的基础意义,由此再度获得了证明。在此情形下,与中国不断增持世界首富美国的国债相映成趣,居然出现了一种发展中穷国向发达国家巨额输财的悖论。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物权法》之不完全物权规定、《民法典》之迟迟不见颁行,正是此种格局的反映,也只有置此背景下才能理解。由此也可看出,产权制度不仅职在保护财富,同时具有创造财富的功能。正如笔者在“地权的国家德性”一文中所言,地权是宪制的基石,包括地权在内的市民的财产权是国民人格的构成要素,而构成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基础。所谓市民社会生产与消费的一般关系及其条件的制度化,首先和主要的就是私有产权的确立,由此实现政治与社会的清晰分际,在培育财富主体的同时,形成的主体和主题。由此而有经济社会和市民社会,进而有政治国家。因此,就当今中国而言,启动地权确认的进程,将财富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原理落实为政治国家的法权安排,就是在为宪制打夯,而为自由立基,将“我们人民”的坐实,实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法律共同体的政治统一格,而首先是落实其为一种经济共同体的各项安排。
再次,城乡分治,导致一国两制,根本性地伤害了经济社会的成长。有关于此,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多所指陈,近年来沿海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和部分都市化快速推进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实践,也就此出台了一些因应性的政策性举措。仅从经济社会视角落笔,笔者意欲阐述的是,“城乡分治,一国两制”根本性地阻碍了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导致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经济共同体之命运共同体的预期落空,不仅伤及经济,更主要的在于伤及社会。甚而言之,它在造成一半以上的国民位列二等公民的大众印象的同时,导致他们的国家认同困惑,以及因为绝望而产生的怨愤心理、反抗冲动和一定程度上的离心倾向。因而,此种分治格局不仅败坏了国民情操,而且根本性地证伪了全体公民政治上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本来,经济社会形态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晚近之事,也是所谓“现代化”的表象和结果,因而,城乡一体化格局仅见于少数发达国家。中国既以现代富强之国自期,则无法回避此一进程。“现代化”意味着以城乡一体化来实现经济一体化,进而将民族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祸福同担、利害均沾的经济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如同社会的发达是国家富强的标志,也是其条件,以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为标志的现代人世秩序同样是构成现代国家形貌必不可少的构件,而为惬意人生和宜居生活的条件。特别是将“农民”和“市民”统一于“市民”位格,平等对待,始望发育出国民人格和公民精神,最终才能形成“人民”共同体,并以此奠定现代政治正当性的切近基础,为其提供一个预设终极解说力的神性渊源。
置此情形下,作为国家理性指向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法制旨在促成统一市场,并在统一市场的发育过程中,形成生产与交换的一般政治与法权条件,尤其包括主体平等的政治和法权安排。如果承认历史生成的物质生活条件本身创造了自己的法制安排的话,那么,经济社会的法制形态必定是、也只能是与之匹配的法权体制。换言之,举凡经济社会所标举的经济理性、主体平等、意志自由、契约神圣、对于产权的严格法律保护以及经营自由、消费自由等,均需接应上自己的法制安排,落实为规范主义的实体规定和程序操作。循此思路,大约而言,经济社会所要求的现代法制形态至少包含五大要素。
第一,经济理性人预设与个体主义的法律人类形象。法律以个体主义的人类形象为预设。据此预设,此处的“人类形象”指的是彼此陌生之人,一种个体主义的原子式存在,而且是一种明白并懂得趋利避害、将自我利益做无限扩大化的理性人。从政治自由主义立场观之,他们不仅是法律的受众,同时并应为立法者本身。应然而言,正是这一主题引导着市场通向政治,将市场中斤斤计较的理性人变成秉具公共关怀的共和国公民,力避市场和权力的双重专制,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遂兴焉!
第二,产权意识、产权关系及其法律保护。今天我们常常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现代人和现代意识等挂在口上,说明凡此有别于古典时代与古典国家。的确,从经济社会和市场经济法制维度来看,仅就“现代意识”而言,“产权意识”蔚为大纲,构成了其间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阶级意识、产权意识和权利意识都是现代意识,而产权意识的萌发以现代市场经济的发育为基础,以经济社会为存身的条件。产权关系和产权意识要求现代法律提供对于产权关系的有效保护,特别是对于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明确其除非基于公益目的,否则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在此,产权不可侵犯、契约神圣和意志自由连带而出,三位一体,构成了经济社会的私法理念体系。实际上,凡此经济社会安排及其催生的经济民主,埋伏了政治民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实际历史而言,先发国家正是以此经济民主,生发出并有效保障了政治民主的可能性,兑现了政治民主的现实性。经此安排,国民既是财富的辛勤创造者和正当追求者,又是财富的合法消费者与生活的当然享受者;国家权力与国民财富达成良性互动,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互为基础和条件,从而有可能一体诉诸各自抽象一体性的法权安排及其总体性法权安排-政治正义与宪法政治。
在此,不动产特别是地权的私法确认,所彰显的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的意义,实际上,它更多提供的是一种关于国民生息的基本可能性的信息。就是说,对于它们的确切无疑的肯认,昭示的是民族国家决意担当基本生计安全提供者的政治意志,表达的是它确有可能履行此种担当的政治能力。无此担当及其表达,等于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政体设计通盘破产,国民有可能并有权利另觅一种保护形式。就此而言,对于不动产特别是地权的私法确认和公法保护,是这个叫做民族国家的现代人类栖息的政治屋顶与生俱来的天然使命。
第三,契约神圣、自由与正义。市场条件下的交换自由、经营自由和消费自由,要求主体平等和交换正义,要求法律遵循相应的市场经济理念和消费社会价值。法律的基本功用在于一般性地提供分配正义,特殊性地落实校正正义,普遍性地保护交换正义,具体性地祈求结果正义。[5]而正义,正是正义,在经济社会的意义上,首先并大量地体现为各种可得衡量的实际利益。因此,藉由法权安排,特别是程序性的可预期性,将正义兑现为可得衡估的实际利益;是经济社会背景下现代法制自我实现的基本理路。同时,主体平等是实现正义的必要条件。
第四,经济差等与阶级意识。基于经济差等而来的阶级意识,要求法律提供社会正义,并且以法律正义,特别是程序主义的法权安排来彰显和实现社会正义。同时,并启政治协商大门,允许社会经由自我组织来彰显政治正义,进而以此来看护和弥补法律正义的缺憾。正是在此,不妨说现代法制是政治的晚礼服,其所统筹服务的是整体的政治社会架构,一种“现代的”人间秩序。“阶级意识”复萌而非“社会分层”认知,反映了社会大众对于贫富分化的敏感及其烙于大众心理的伤痕,值此努力趋向“常态社会”和“常态政治”的今天,未为利好消息,但却是无法回避的社会事实。
第五,公共税收和公共财政。税收和财政不是单纯的经济或者财政问题,毋宁,它们属于典型的现代课题,早已成为一种常识。特别是公共财政相伴于市场经济而来,属于体制下的服务公众和市场的政府经济行为,而且,恰恰是一种“限政”财政,也是一种在社会公共领域秉持公开透明原则行事/:请记住我站域名/、非营利的政府经济行为。其收支进退,听命于以代议体制为依凭的权力机构,而非政府独家了断。正是在此,体制和公共财政一体两面。就刻下中国而言,推动体制自公共税收和公共财政起步,不失为一条可欲的途径,再次佐证了自经济社会导向民主法治的可能性。
注释:
[1]参见许章润:《国家建构语境下“社会”的中国意义》,《战略与管理》2011年第5~6期合刊。
[2]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载[英]彼得·拉斯曼、罗纳德·斯佩尔斯编:《韦伯政治着作选》,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3]有关国家建构和国家理性谱系中凡此三种国家和政治形态的分梳,可参见许章润:《国家建构的精神索引—今天中国为何需要省思“国家理性”》,载许章润、翟志勇主编:《国家理性》,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以下。
[4]作为一起个案,中国政商两界、学术和传媒等各方围绕着“稀土”做文章,可谓适例,并将成为经典案例。从遍地开花式的开发、竞相低价贱卖、了无经济战略和国家安全意识,到逐渐明白稀土的战略意义和政经意味,适度有效管控,并理节健全地应对国际买家,反映了这个国族对于国家最高经济利益的觉悟,以及调动所有资源的“联动”机制的走向成熟,而这就是经济社会的特征,也是政治社会的标志。
治家格言篇7
自治区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报名工作规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推动自治区教育政策对标国家教育制度和标准，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维护广大考生合法权益，确保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以下简称“普通高考”)报名工作公平公正、规范有序，根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组织机构及职责
自治区普通高考报名及资格审查工作由各地(州、市)招生委员会负责组织，统筹各级教育、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纪检、民宗部门等部门具体实施。各地要及时成立普通高考报名及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进行普通高考报名和资格审查。各地(州、市)可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本地高考报名实施细则。
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谁审查、谁签字、谁负责”的责任追究机制，严格按照自治区普通高考报名条件及工作要求对考生进行资格审查。报名资格审查组织机构及职责如下：
(一)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具体负责管辖范围内考生的高中阶段学籍和实质性就读情况审查工作。联合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高一新生学籍注册制度和高中阶段实质性就读核查制度，将学籍注册和实质性就读核查情况作为考生普通高考报名资格审查的重要依据。
(二)公办普通中学、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职责
1.各公办普通中学具体负责在本校有三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完整三年高中学籍并连续实质性就读的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的资格审查、报名、体检、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及报名信息采集等工作。
2.各县(市、区)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具体负责本县(市、区)所有往届普通高中毕业生的资格审查、报名、体检、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及具体信息采集等工作。
3.各地(州、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组织、领导、指导和协调本地区考生报名及资格审查工作，同时具体负责：
(1)组织1、2条规定之外辖区所属的民办中学应、往届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应、往届毕业生，由疆外转入疆内就读普通高中毕业生，疆内其它学校转入就读普通高中毕业生，社会考生及“其他考生”的资格审查、报名、体检、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及具体信息采集等工作。
(2)处理各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和公办普通中学在报名工作中遇到的特殊问题。
(3)对各公办普通中学、县(市、区)两级机构报名结果进行复审。
(4)编发考生普通高考报名序号。
(三)各级公安人口管理部门具体负责辖区参加普通高考考生的户籍信息审查工作。认真核对居民户籍等有关登记项目信息的一致性，严格核查《自治区2020年普通高考考生户籍情况审查登记表》(以下简称《户籍审查登记表》)中考生及其父亲或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相关信息与公安机关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信息是否一致;对迁移户籍的，须仔细核对迁入时间是否属实。审查结束后，须将人口信息管理系统里该考生本人的户籍详细(全项)信息打印在《户籍审查登记表》背面。凡是违规、违法办理户籍迁移落户的，一律不予受理，已经落户的予以注销。属于社会人员伪造的，注意发现线索，依法给予严厉打击。属于公安机关内部民警违法乱纪的，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各级公安人口管理部门要设立绿色通道，优先受理考生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申领、补办等工作，确保考生能够按时参加普通高考报名和考试，积极配合各地招生考试机构做好考生户籍复核工作。
(四)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具体负责管辖范围内技工类学校毕业考生的学籍和实质性就读情况及来疆务工随迁子女父母的社保缴纳情况的审核工作。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来疆务工人员社保缴纳制度，方便来疆务工人员方便快捷缴纳社保。
(五)各级民宗部门具体负责辖区范围内考生及父母族别的审查工作(考生及父母族别确认权在各地普通高考报名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组)。
二、报名对象
参加自治区2020年普通高考、提前单独招生及“三校生升高职”单独招生的考生，包括普通文理科类、艺术类和体育类考生、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艺术团招生、重点大学少年班招生、保送生、高等职业院校提前单独招生、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提前单独招生、职教师资提前单独招生、盲聋哑残疾生提前单独招生、“三校生升高职”单独招生(含直升专)等，均须参加我区统一组织的高考网上报名及资格审查。
参加自治区普通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考试(含直升专)并被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6月7日—9日的普通高考，也不参与录取。
三、报名时间、地点及方式
(一)报名时间：自治区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报名及资格审查工作须在2019年12月10日前全部结束。
(二)报名地点及方式：报名工作采取“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方式，考生须按照户籍或学籍所在地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地点进行现场报名确认及资格审查。各地报名及资格审查的具体时间、方式及流程由各地(州、市)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后提前向社会公布。考生须持二代居民身份证进行网上报名。报名资格审查结果由各报名单位及时反馈考生本人。
报名网址：http：//xjzk.gov.cn
四、报名条件
(一)在我区参加普通高考报名，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3.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
4.户籍和学籍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考生及其父亲或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是新疆常住户籍人口，且户籍迁入新疆的时间不少于两年(按距离2020年普通高考的时间计算，下同)，在疆有合法稳定住所，考生普通高中在疆连续实质性就读三年(高一、高二、高三)并有三年的学籍档案，有连续三年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2)考生及其父亲或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是新疆常住户籍人口，在疆有合法稳定住所,考生出生落户在新疆且户籍没有迁出新疆的经历。
(3)考生及其父亲或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是新疆常住户籍人口，在疆有合法稳定住所，考生小学在疆连续实质性就读并有相关学籍证明材料，有小学或初中毕业后到内地艺体类中职学校就读的证明材料，考生可回新疆报考艺术、体育类等特殊类型院校(专业)。
(4)考生是新疆常住户籍人口，在疆有合法稳定住所，年龄在25周岁以上(含25周岁)。
(5)考生父亲或母亲是经组织或人事部门批准调入我区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考生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是新疆常住户籍人口，考生学籍须在2019年9月30日前转入我区普通高中并连续实质性就读(须经组织部门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具批准其父亲或母亲调入我区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相关手续证明)。部队调防干部子女，参照本条规定执行。
(6)区外地级以上(含地级)组织派遣或受聘在新疆工作三年以上(含三年)的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在援疆工作期间，其子女普通高中阶段在疆连续实质性就读两年(高二、高三)并且有在疆就读两年的学籍档案，子女本人是新疆常住户籍人口，允许在疆报考(须由组织部门出具父(母)援疆派遣手续等相关证明材料)。非兵团系统，可由考生户籍所在地地级(含地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出具证明材料，经考生户籍所在地(州、市)招生委员会批准，同时报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备案后准予报名;兵团系统，可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师级(含师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出具证明材料，经考生就学所在地(州、市)招生委员会批准，同时报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备案后准予报名。
(7)来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初三年级及普通高中阶段在疆连续实质性就读四年并有四年完整学籍，有连续三年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有新疆初中毕业证书和中考成绩，父亲或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疆有合法职业及四年居住证明，有在疆社保缴费记录或纳税证明。允许其报考区内外高职(专科)院校(专业)。
来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初中二、三年级及普通高中阶段在疆连续实质性就读五年并有五年完整学籍，有连续三年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有新疆初中毕业证书和中考成绩，父亲或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疆有合法职业及五年居住证明，有在疆社保缴费记录或纳税证明。允许其报考区内本科院校(专业)和区内外高职(专科)院校(专业)。
来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初中及普通高中阶段在疆连续实质性就读六年并有六年完整学籍，有连续三年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有新疆初中毕业证书和中考成绩，父亲或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疆有合法职业及六年居住证明，有在疆社保缴费记录或纳税证明。允许其报考区内外本专科院校(专业)。
(二)“三校生”报名条件
“三校生”统指普通和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毕业生等三类学生。
1.符合以下条件的“三校生”，可参加“三校生升高职”考试报名。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
(3)有新疆户籍的区内外“三校生”;
(4)非新疆户籍、但在疆连续实质性就读、有完整学籍的“三校生”。
2.符合以下条件的“三校生”，可参加普通高考报名。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
(3)“三校生”及其父亲或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是新疆常住户籍人口，在疆有合法稳定住所，“三校生”在疆连续实质性就读三年并有三年的学籍档案;
(4)“三校生”学籍须在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注册或全国技工院校电子注册统计信息管理系统注册且第三学年实习阶段必须在疆。往届“三校生”须有教育行政部门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签发的毕业证书;
(5)非新疆身份证号的“三校生”须有在疆初中学籍号及毕业证书。
3.报考安排有“三校生升高职”招生计划的自治区相关院校报名注意事项。
(1)应往届“三校生”就近到安排有“三校生升高职”考试招生计划的自治区相关院校进行报名，或在户籍所在地招生考试机构进行报名。各地“三校生”报名材料报地(州、市)招生考试机构进行审查。
(2)“三校生”持本人二代身份证到报考点进行资格审查后按《自治区普通高校招生网上报名填报要求》进行填报。各地(州、市)招生考试机构统一编排考场、统一印发准考证。由自治区单独命题、单独考试、单独录取。
(3)“三校生”入学前不进行体检，由招生院校在考生入学后统一组织体检，凡不符合要求的按有关规定处理。录取工作由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实施，录取时间与普通高校相关批次录取同时进行。
(三)下列人员不得报名：
1.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校在校生;
2.高级中等教育学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报考少年班除外);
3.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非应届毕业年份以弄虚作假手段报名并违规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包括全国统考、省级统考和高校单独组织的招生考试)的应届毕业生;
4.因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被给予暂停参加高校招生考试处理且在停考期内的考生;
5.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四)其他
1.我区跨地(州、市)就读考生，原则上回户籍所在地报名并参加考试，户籍所在地招生考试机构不得拒绝其报名。普通高中三年学籍完整的应届毕业生，经考生本人提出申请、就读所在普通高中证明学籍条件属实、户籍所在地(州、市)公安局户籍部门审查其户籍条件属实的，可在就读普通高中所在地(州、市)招生考试机构报名并参加考试。各地应相互配合加强对此类考生的资格审查和服务。
2.未在南疆四地州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连续三年实质性就读的考生不享受南疆照顾政策。未在对口援疆受援地报名的考生不享受当地的对口援疆政策。
3.在新疆定居并符合学籍及就读条件的外国侨民，须持公安机关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在地(州、市)招生考试机构报名。
4.按照《教育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规定》(教学〔2017〕4号)要求，符合我区高考报名条件、需要招生考试机构提供合理便利予以支持帮助的残疾考生，须按规定填写《自治区残疾人报考普通高考合理便利申请表》，并提供有关证件和材料。申请使用盲文试卷的盲人考生还须签订承诺同意使用全国统一命制的盲文试卷的承诺书。
5.各级招生考试机构和高级中等教育学校要加强考生的诚信教育和警示教育。考生在申请报名时，须签订诚信承诺书，承诺本人所填写内容、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客观、真实、准确，承诺参加招生考试时遵守有关管理规定。
五、思想政治品德考核
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主要是考核考生本人的现实表现，考核结论分为“合格”“不合格”。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无工作单位的考生由所属的社区或村委会)应对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品德作出全面审核，并对其真实性负责。考核意见应完整、准确地反映在《自治区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考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的相应栏内。对受过刑事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或其他违法违纪处理的考生，要提供所犯错误的事实、处理意见和本人对错误的认识及改正错误的现实表现等翔实材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未能提供对错误的认识及改正错误的现实表现等证明材料的，应认定为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格：(1)有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言行或参加邪教组织，情节严重的;(2)触犯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受到刑事处罚或治安管理处罚且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3)违反自治区相关法规、条例，正在接受相关处罚且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
报考军警公安类或提前批次有相关要求的高校，考生还须参加专门组织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报考本科提前批次其它类别的考生还须按招生高校要求进行专门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
六、计划类型、考试科目
(一)计划类型
1.自治区2020年普通高考招生计划分“普通类”“单列类”“双语类”“民语言类”(维吾尔语言、哈萨克语言、柯尔克孜语言、蒙古语言)四个类型。
2.“三校生升高职”考试招生计划分“普通类”“单列类”两个类型。
(二)考试科目
1.普通高考文化课考试科目
(1)“普通类”和“单列类”招生计划文化课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文史类/理工类)、外语、文科综合/理科综合。除外语科目外，均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试卷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答卷。其中外语科目分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六个语种，由考生任选一种，外语科目不组织口试。其中“单列类”招生计划限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学习考试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达斡尔族、藏族、俄罗斯族等11个民族考生报考。
(2)“双语类”招生计划文化课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文史类/理工类)、英语、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民族语文。其中，语文、数学(文史类/理工类)、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科目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试卷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答卷;民族语文科目使用授课语言试卷并使用授课语言文字答卷;英语科目使用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制试卷，听力部分为必考内容，英语科目成绩不计入高考统考成绩，作为高校录取参考。
(3)“民语言类”(维吾尔语言、哈萨克语言、柯尔克孜语言、蒙古语言)招生计划文化课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文史类/理工类)、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民族语文。语文科目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试卷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答卷，其他科目使用授课语言试卷并使用授课语言文字答卷。其中，采取模式一教学的文科双语班考生的数学(文史类)科目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试卷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答卷。
(4)外语科目使用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制试卷(其中笔试部分120分，听力部分30分)。听力部分为必考内容，其成绩不计入考生高考外语科目成绩总分，按考生听力考试实际得分计入听力单项成绩，在录取时提供给高校，是否做参考由高校决定。试卷笔试部分的120分调整为150分，调整换算办法：按考生笔试部分的卷面成绩乘以1.25，换算为外语科目成绩。
2.“三校生升高职”文化课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政治理论。所有科目均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试卷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答卷。考生入学后，由招生院校负责对考生的专业知识(技能)进行测试，对不合格者，院校取消其入学资格，但须报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备案。
3.体育、艺术类专业课和文化课考试要求
报考体育类专业的考生均须参加自治区统一组织的体育类专业考试;报考美术类、音乐类专业的考生均须参加自治区统一组织的美术类、音乐类专业统考;报考其他艺术类专业的考生按照自治区随后下发的文件要求参加自治区统考或按所报考高校的要求参加校考。自2020年起，报考体育、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均须参加所属计划类型全部文化课考试科目考试。
七、报名信息采集
考生通过网上报名生成的信息确认表将作为考生的报名信息，用于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及网上录取。报名信息采集时，考生须持二代身份证并仔细检查网上报名信息确认表上的内容，对本人报名信息确认表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并签字确认，签字确认后的考生报名信息任何人不得更改。因考生本人填报失误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责任。
各中学要组织力量加强对考生网上报名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工作，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报名信息的准确性。各报名点使用二代身份证阅读器对本地考生的报名信息进行统一采集，并将考生报名信息确认表留存备查。各地(州、市)招生考试机构将本地采集汇总后的数据库按时上报自治区教育考试院。
八、系统安全保障
各级招生考试机构、各中学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报名系统安全，确保全区普通高校招生报名工作安全平稳。
(一)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负责落实网站安全保护技术措施，确保网上报名软件的安全顺畅运行。按“谁主管谁负责、谁运营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落实安全责任制。网站要有防火墙、防病毒、防攻击等安全保障措施，使用专业的安全专用产品。及时整改网站风险漏洞，严防网站网页篡改、黑客病毒技术和木马间谍程序。要建立相应的信息安全应急处置预案，网站发生较大、重大安全事件时，要立即开展应急处置，并及时向受理备案的公安机关报告。
(二)各地(州、市)招生考试机构、各中学要确保考生上网环境的安全，保障计算机信息系统和网络系统的运行安全和信息安全，加强对计算机病毒的预防和清理。要指导考生按规定的流程和程序进行网上信息的采集和填报，并对考生所填报的信息进行有效审查。考生信息不得对外提供或公布。
(三)考生要妥善保管好本人填报信息使用的用户名和密码，防止他人盗用。在报名时间截止前，在报名系统中完整、准确、客观、真实地填报本人的报名信息，严格按照报名系统规定的流程进行操作。网上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由考生本人负责。
九、政策宣传、信访举报和公示
各地高考报名及资格审查组织机构要通过各种形式，进一步加强高考报名政策的宣传，让每个考生和家长了解高考报名资格条件中关于学籍和户籍的具体要求;坚持公示制度，各级报名组织机构对经本机构审查后获得报考资格的考生详细信息(姓名、考号、照片、班级、毕业中学等)以多种形式公示至少一个月;同时公布举报电话和设立举报信箱，接受社会监督。举报电话和信箱由专人负责，及时处理并回复。
治家格言篇8
关键词：诽谤罪；言论自由；立法；民法调整。
2009年2月初，段磊以“写给省委领导的一封举报信”等标题在网上连发了6篇内容相同的帖子，称山东曹县庄寨镇党委书记郭峰大量贪污受贿，利用职务之便为亲戚朋友强揽工程，长期包养情妇，其子郭某经营KtV并卖毒吸毒、卖淫嫖娼等。
其三个帖子未标注浏览量，另3个加起来的浏览量为79。帖子发表后郭峰向当地警方报了案。2月8日，曹县公安局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2月25日将段磊刑拘，4月4日执行逮捕，7月3日，曹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帖子在当地“造成极坏影响”“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对段磊以涉嫌诽谤罪提起公诉［1］。
诽谤，是指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
“诽谤”一词，由来已久。其原意为非议、指责过错，亦有毁訾谣言之说。《说文通训定声》言：“放言曰谤，微言曰诽，曰讥。”可见诽与谤之含义略有不同。
我国刑法规定的诽谤罪，是指捏造并散布某些事实，足以贬低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人格和名誉，侵犯的对象是特定的人或可推定的人。客观方面，表现为捏造并散布某些事实，足以贬低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主观方面有贬损他人人格、名誉的目的。本罪属亲告罪，即除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诽谤外，告诉的才处理。然而，由于诽谤罪的立法缺陷，网络发帖、品评时政或发贴举报官员，这种正常的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却被控诽谤罪的案件时有发生，背后更有公权的介入。公安机关对诽谤者立案侦查，检察机关移送法院起诉，一旦媒体曝光后，案件就不了了之。如重庆彭水诗案、河南的王帅和师喜照案、辽宁西丰警方进京抓走女记者案等等。这种做法，既是对《宪法》赋予的公民监督权的漠视，也是对法律的不尊重。对此，为了防止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作诽谤犯罪来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建立批捕诽谤案件报上一级院审批制度［2］。因而，笔者试图从宪法、立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角度分析诽谤罪的立法缺陷，提出加以完善的建议。
一、从宪法层面，看言论自由和诽谤的界限。
言论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一个国家民主发展程度的晴雨表。言论自由是启蒙思想家在反封建斗争中提出来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言论自由为重要的宪法权利。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也规定，人人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及经由任何方法不分国界以寻求、接受并传播消息和思想之自由。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第19条中重申了《世界人权宣言》关于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3］。同时，公民行使言论自由也受到一定的法律限制。如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8条规定，禁止任何人滥用自由表达的权利，特别是出版自由，教育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通信、邮政、电讯秘密权，财产权和避难权等。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权。但历年来联邦最高法院将此条规定的解释为：言论自由权的运用以不致妨碍其他宪法条文之规定者为限，任何出版物的刊行和言论的散布，以不得恶意诽谤政府或企图颠覆现政府的存在为限。言论自由权是精神自由在政治自由中的表现，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自由、平等思想的切实体现。言论自由居于政治自由的重要地位，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谈不上其他政治自由。公民言论自由的状况反映出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随着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公民言论自由作为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已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言论自由在各国宪法和法律中的含义虽有差异，但其核心内容是公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看法。
治家格言篇9
1、意思是说：吃每一碗粥、每一碗饭时，应该想想这粥饭的来之不易。
2、原文：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翻译为:对于一顿粥或一顿饭，我们应当想着来之不易；对于衣服的半根丝或半条线，我们也要常念着这些物资的产生是很艰难的。出自《治家格言》（又称《朱子家训》、《朱子治家格言》、《朱柏庐治家格言》）。
（来源：文章屋网）
治家格言篇10
[关键词]《国王的演讲》；生存；毁灭；演讲；口吃疾症
“生存”与“毁灭”之境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当自幼患有口吃疾症的乔治六世在语言矫正师莱诺·罗格的治疗室中流畅地朗诵莎士比亚的这段经典台词时，他正身处于“生存”抑或“毁灭”的极端情境之中。在莱诺·罗格的帮助下乔治六世毅然踏上了追寻“生存”之路即直面自己的身心缺陷及纳粹德国的战争威胁，期间与平民莱诺·罗格建立的深厚友谊也被传为佳话恒久流传，这段国王与平民间的真挚情谊由莱诺·罗格的嫡孙马克·罗格于2001年通过整理祖父的个人资料撰写成为《国王的演讲》一书。
2010年经由汤姆·霍珀指导，科林·费斯、杰弗里·拉什、海伦娜·伯翰·卡特等著名演员参演的影片《国王的演讲》以平铺直叙的方式进一步凸显了乔治六世在极端情境中“生存”选择的困苦与坚毅，并将乔治六世与莱诺·罗格的相识、相处戏剧化地浓缩在一年的时间中加以展现。弥漫整部影片的英伦气息、深入人物内心世界的形象设置以及诸位演员的出色表演使该片一举荣获第83届奥斯卡金像奖12项奖项提名并最终包揽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多项奥斯卡核心奖项。此外，该片还获得金球奖、美国制片人公会、导演公会和影视演员公会奖等多项提名和奖项，并折桂第35届多伦多电影节的最高荣誉即观众选择大奖。
“生存”与“毁灭”之择
影片开始于1925年大英帝国展览会的闭幕现场，时任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次子约克公爵即后来的乔治六世将代表父亲致闭幕词，英国广播公司帝国服务的国家频道将利用最新的无线电技术将此次演讲传遍整个英国乃至全世界，然而听众在静静的期待后听到的是乔治六世颤抖滞涩的声音，口吃疾症让乔治六世的演讲在众人失望与惊异的眼神中以彻底的失败告终。正如乔治五世曾对其怒言，如果不能顺畅读出讲稿，面前这个邪恶的话筒和机器就会毁掉你，乔治六世正处于一个“生存”抑或“毁灭”的极端情境之中，在挺身反抗命运的不公与默默忍受现实的残酷之间他必须做出抉择。存在主义者萨特在其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基础之上，善于在戏剧创作中构制极端情境以拷问主人公的抉择，不同的抉择决定了个体不同的本质，乔治六世正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情境之中选择了谋求“生存”之途，经历了由口吃胆小的约克公爵——坦然面对身心缺陷的伯蒂——坚毅自信的乔治六世的追寻过程，最终决定了自身的王者本质与地位。
（一）趋向“毁灭”之态
由海伦娜·伯翰·卡特饰演的约克公爵夫人莫琳是一位典型的英伦淑女，多年来莫琳一直悉心陪伴在因口吃疾症而时常暴怒的约克公爵身边并极力为其四处访医，然而近十年来诸如弹珠疗法等治疗方式对约克公爵均毫无疗效。相对于沉迷女色的长子温莎公爵，乔治五世寄托更多希望于约克公爵能在家族与国家的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当1934年面对德国法西斯的威胁时，乔治五世命约克公爵发表鼓舞民众的圣诞广播演讲并希望通过这样的压力使约克公爵逐渐顺利地克服口吃疾症，然而约克公爵依然因严重的口吃而难以成章。不同于以前只需安坐于马鞍之上的国王，君主立宪制后的英国国王必须主动迎合大众的需要，而能够代表、鼓舞全国民众的演讲即为国王的重要职责之一。正是在这样国内外的压力与父亲的失望中，约克公爵几近自暴自弃，他悲伤地认为自己将会像乔治三世一样终身口吃疯癫并留下“结巴国王乔治”的讥讽名号，可以说约克公爵的内心存续状态已接近“毁灭”。
通过相关史料及影片中约克公爵与罗格的谈话可知，约克公爵的这种在特定身份下以强烈的自卑和恐惧混合成的“毁灭”之态延续已久，约克公爵的口吃并非先天疾症，而是源于儿时的诸多痛苦经历和强力压制所导致的心理问题的外在显现。精神分析学说的代表弗洛伊德认为儿时的经历对个体的成长与发展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缺失关爱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个体会因儿时欲望的压抑而在成年之后产生各种心理问题乃至精神疾病。儿时的约克公爵不仅因腿部弯曲、左撇子等先天身体异形而受到强迫性的改治，而且一直生活在缺失亲情的家庭中，祖母因喜爱长孙温莎公爵而厌弃约克公爵，甚至通过辱骂、禁食、殴打等手段对其进行虐待，以至于约克公爵成年后依然疾病缠身；而与之共同成长的哥哥温莎公爵也经常利用约克公爵的口吃疾症对他进行讥讽；至于父亲乔治五世虽然对约克公爵抱以厚望，但却惯以采用粗暴的方式纠正次子的口吃，种种的强力压制使约克公爵日渐累积了自卑等心理问题的同时延续着口吃疾症。正是这个原因，使约克公爵的口吃疾症通过身体训练的方式难以取得疗效，以至于使约克公爵认为自己的口吃疾症是不可治愈的生理缺陷而几近自我放弃、自我“毁灭”之态。
（二）追寻“生存”之路
影片的转折出现在伦敦的哈雷大街，公爵夫人莫琳经语言矫正协会的艾琳推荐寻访至语言矫正师莱诺·罗格的治疗室并希望罗格可以为其丈夫进行治疗。相对于其他曾为约克公爵进行治疗的享有爵位的医生而言，罗格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平民语言矫正师。影片中罗格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与相当财富的澳大利亚人物形象，甚至没有正式的医师资格证的他却以独特的绅士气质打动了剧中的公爵夫妇及剧外的观众，在从公爵夫人口中得知病人的真实身份后，他依然坚持在治疗室内医治以取得真正的信任和平等的对待，拒绝谄媚于权贵的罗格在家庭中并非趾高气扬，而是对妻子与儿子充满了温和的笑容与真切的关怀。同时影片中对于罗格这一人物形象的细致塑造还体现于另一个细节之中，即罗格对于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扮演国王角色的执著与迷恋，虽然他熟记台词并勤于练习，但终因缺少名气、年老体弱而数次被剧组拒之门外，未能获得饰演国王的机会。这一情节设置不仅展现出罗格本人坚毅、乐观的“生存”姿态，而且也为他对约克公爵的鼎力相助暗藏了伏笔与依据，从中可见一位平民成就王者的梦想。在约克公爵对“生存”的追寻当中，他与罗格之间的情谊也日渐浓厚，这一过程在影片中通过二人的三次主要矛盾得以浓缩性地展现。
在约克公爵与罗格的第一次会面中，罗格称呼约克公爵为伯蒂这一只有公爵家人可以称呼的名字以取得平等和信任，力图为伯蒂打造一个放松愉快的环境进行治疗并希望通过了解伯蒂的生活经历以找寻其口吃疾症的根源，然而伯蒂却因怀疑罗格企图窥伺皇室隐私而拒绝配合并终止了治疗。当1934年的圣诞演讲再次失败后，沮丧至极的伯蒂回放了在罗格的治疗室辅助《费加罗婚礼序曲》音乐进行的诵读，当听到自己流利地朗诵关于“生存还是毁灭”的戏剧台词的录音后，伯蒂在对罗格的信任中重新开始了治疗，但此时的治疗依然因为伯蒂不能直面自己口吃缺陷的根源而停留在肌体训练的表层。两年的治疗使罗格与伯蒂之间的信任与友情逐渐升温，而乔治五世的逝世这一契机最终使伯蒂对罗格敞开心扉，诉说了自己的童年经历与亲情的缺失。罗格凭借在战争中医治口吃患者的经验，认为口吃绝非遗传而多形成于四五岁的儿童时期，这一症状的真正原因是个体在长期的外界强压下不能表达自己的反抗意志而产生的强烈冲动，大脑无法在遵从这一强烈冲动的同时表述元音与辅音而形成了口吃疾症，根治这一疾症需要挖掘个体潜意识中被禁锢的欲望，这种被禁锢的欲望表现在口吃患者身上多为对权威的追寻，同时由于口吃疾症与权威缺失的相互作用使口吃患者产生了自卑感与恐惧感，根据自身的经验与伯蒂的叙述，罗格终于找到了伯蒂口吃疾症的真正根源并进一步萌生了一个帮助伯蒂重拾权威、成为王者的梦想。
乔治五世逝世后，其长子温莎伯爵继承王位即为爱德华八世，但爱德华八世终日沉醉于有妇之夫辛普森夫人的温柔乡中而不顾饱受战争威胁的国家。伯蒂在宴会中劝诫兄长爱德华八世顾全大局却遭到冷漠讥讽的回应，在罗格得知此事后便鼓励伯蒂勇敢地从父兄的阴影中站起来出任英国国王，然而罗格真切的鼓励却引发了二人的再次矛盾，伯蒂不顾情谊地指责罗格不仅是一个毫无地位的酿酒师之子，而且预谋教唆自己篡夺王位。英国议会坚决反对爱德华八世与辛普森夫人的婚姻并认为爱德华八世缺少国王应有的献身精神，而在战争迫在眉睫之际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王代表民众的心声，不久爱德华八世便被迫退位。而命运再次将伯蒂推向了极端的情境之中——成为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大战在即，通过登基仪式及战时演说激励国民团结奋战成为乔治六世的重要职责，在这样的困境中乔治六世再次找到罗格并表达了自己的歉意。登基仪式前，乔治六世与罗格会见大主教并熟悉仪式过程，乔治六世给予罗格王室成员的待遇将其安排在国王的包厢中就座，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罗格的同时引发了以大主教为首的众多官员的不满与猜忌。在大主教等人的调唆中，乔治六世发现罗格只是一个没有经过训练、没有考取文凭、没有行医执照的大胆狂徒，二人的矛盾再度爆发。镇定的罗格借助乔治六世的愤怒运用激将法成功化解了矛盾并激发出乔治六世作为国王的自信心与责任感。他顾自地坐在象征权威的爱德华椅子上并对乔治六世的驱逐不以为然，因皇室尊严受到侮辱而盛怒的乔治六世打破了长久以来自身口吃疾症的制约，怒吼出：“我是你的国王，我有发表声音的权利！”片刻静寂后罗格欣慰而激动地说：“是的，你有这样的权利，你是我认识的最勇敢的人，会成为一个相当好的国王！”乔治六世终于在罗格机智而勇敢的帮助下重拾了一位王者的自信。
面对纳粹德国闪击波兰的行动，英国于1939年被迫向德宣战，乔治六世即将在播音室内发表登基以来的首次战时演讲。由于演讲前的试读不甚流畅，罗格在乔治六世的演讲稿上进行了发音提示的标注，当看到这些红色笔迹的标注时，乔治六世的眼神中不仅流露出对罗格的诚挚谢意，而且充满了爱与责任的坚定。最终国王虽然并未在这九分钟的战时演讲中完全摆脱口吃的束缚，但广播中沉厚而有力的声音表征着他成功地克服了内心的恐惧和一种王者归来的风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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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让·保罗·萨特.萨特戏剧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
[5]金丹元.电影美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