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问题篇1
经济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1.重生产力研究，轻生产关系研究。后的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学界曾经在批判“两个凡是”的背景下，重视以生产关系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以“硬骨头经济学家”孙冶方为代表。但是时间不长，研究明显掉头，转向重视生产力研究，主要以熊映梧为代表，提出要把生产力研究放在理论经济学的首位。随之，中国经济学界刮起了生产力研究之风。问题在于，生产力能不能摆脱生产关系的束缚自发的发展？特别是面对当时中国的改革事业，能不能脱离生产关系孤立地研究生产力？经济学界比较麻木，缺少深入的追究。以致于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界长期对生产关系研究的缺失，经济学家将大量的精力用于研究经济增长，对涉及生产关系的重要改革相对漠视。
2.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近30多年来，随着西风东渐，大量的西方经济学涌入中国，中国高校的经济学充斥着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和译著，经济学方面的东西方交流空前增多。但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由于东西方经济体制的差异，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东施效颦现象，结果西方经济学来到中国，比较普遍地患上水土不服而消化不良的疾病，造成了具有一定科学性的西方经济学之箭就是射不中中国经济问题的靶子。导致西方经济学只能与肤浅表层的中国经济学相结合，回避了许多中国需要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当今中国经济改革与增长面临的窘境，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
3.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学非人化倾向。典型的是回避尖锐而深刻的生产关系矛盾，将研究精力主要放在一些形形的部门经济学、行业经济学上，大量是研究一般的经济增长，许多研究见物不见人，避开敏感性甚至尖锐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矛盾。在收入分配的研究上，过分地注重效率，忽视公平。满足于为政府建言献策，为老百姓说话的少；重增长研究的多，改革研究的少；即使是改革研究也追求帕累托改进，回避帕累托最优……整个经济学表现得明显缺少人文情怀。经济学的非人化现象，导致整个经济学研究缺血少肉、死气沉沉、解决问题隔靴搔痒，不着边际，既不能解释经济现象，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本末倒置的经济学数学化。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前期以来，经济学的数学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的硕士、博士论文没有数学模型，似乎都难以通过。许多论文看起来都达到了数学化的要求，充斥着模型和数学公式，但是基本上没有理论创新，所要证明的结论许多就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国内有本知名的经济学期刊，本来理论经济学研究很有影响，后来舍本求末、改弦易辙搞经济学数学化研究，国内许多经济学者批评说内行看不懂、外行看热闹，离中国远、离现实远、离深刻的经济矛盾更远，大量的论文深不见底、宽不到边，根本解释不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结果主编讲他这个杂志主要不是给国内学者看的，是给外国经济学者看的。真是让人啼笑皆非。笔者认为，经济学研究并不排斥定量分析和计量模型，但是定量研究必须建立了定性分析的基础之上，有好的定性分析，有理论创新，再加上数学模型验证，可以起锦上添花的作用。反过来，缺少深刻的抽象研究、定性分析，没有揭示出对象的本质，却数学模型一大堆，结论浅显之极，连画蛇添足都不如。
5.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做经济学研究的学问，本来是要老老实实，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急躁的事。但是多年来，经济学研究跟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样，从各类高校、社科院以及政府部门，到处都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情况，拼命凑数字，应付名目繁多的考核、验收和检查。高校老师为了考核轻教学重论文成果，硕士生、博士生毕业都有数量的要求，一些部门的政府官员不仅迷恋官位，同时还用学位、职称装潢门面，也来挤经济学研究的班车，追求论文的发表，著作的出版。结果，中国经济学研究的GDp基本上也是质低量大。许多是为了研究而“研究”，有量无质，一些论文、著作、课题等基本上就是学术垃圾、废品。从全社会的角度，没有社会效益，有的是纯粹的成本耗费。当今中国，发表的经济学成果数量肯定是全球第一，但粗制滥造太多，罕有上乘之作，质量大打折扣，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差距不是在缩小，却在拉大。
6.走向穷途末路的学术腐败。经济学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本来应该属于高尚的学术殿堂，学者们秉承学术的道德良知，遵守学术规范，遵循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通过理论创新为实践服务。但是，在整个社会存在着严重腐败的社会大环境下面，学术界虽然可能是被有所遗忘的角落，但并非是世外桃园和一方净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为了学历、职称出书，为了金钱出卖版面和书号，为了版面和书号行贿，用钱买版面和书号，结成了一条长长的中国学术产业链，形成了中国的学术怪圈。一方面，学术环境不自由，学者不敢、不愿说真话；另一方面，学术金钱化、市场化、商品化，既污染了学术环境，更败坏了学术风气，许多学者不明真相、不说真话、不求真理，损坏了学术形象。不过，话说回来，经济学术界的腐败不是孤立的现象，主要归因于社会腐败，是一种体制下的“普照之光”，主要责任自然不应由学者承担。
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学多年来面临如此困境，有多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与中国浅表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
1.避重就轻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尤其是面对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种表面上经济效率低下，实质上权利不平等、行为不规范、责任无约束等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也必须涉及到原有体制的根本弊端即高度集权而没有责任约束问题。
按照改革的逻辑顺序，经济改革应该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决定了改革的主体和对象都是政府。但从实践来看，中国经济逆向改革的问题相当突出。比较普遍地是将改革的对象放在企业和基层，特别是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职工。改革表现的特征就是下动上不动，越改越被动。地方政府面对这样的改革，从反面接受改革的经验教训，即形成了“发展可以超前，改革不能超前”的共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些深层次的改革难题和问题，成为“尊者讳”而不让或不愿触及的敏感问题。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浅尝辄止，回避尖锐的生产关系矛盾，热衷于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研究。但生产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学研究始终绕不过去的问题，一时的增长不代表生产关系深层次矛盾的解决。
2.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西方经济学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并且越来越趋于成熟。问题是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的中国，特别是面临深刻和复杂的利益矛盾，成熟的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学有多大的适用性？西方经济学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并不是中国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复杂的生产关系矛盾，相反是在生产关系基本稳定的条件下，研究生产力发展与经济增长非常技术性的细节问题。由于土壤不同，你简单搬用西方经济学，如何能射中国经济问题的靶子？并且，引进到中国的西方经济学，除了从“左”的角度批判人家的阶级性，就是基本上述而不作，既没有很好地消化、吸收，更谈不上创新。
3.忽视经济学的人本内涵。经济学本质上是人学，以人为研究对象，以促进生产关系合理性为首要目的，通过生产关系的调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但中国经济学消极地接受了传统经济学的教训，并没有突出人的主体性、对象性和目的性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以前受“左”的思想影响，过分夸大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对立，尤其是在相当长时期里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实际上破坏了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但是以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些学者将传统经济学的弊端归结于生产关系研究，因此将经济学研究的重心主要放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方面，忽视了生产关系调整的作用，显然不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经济学要研究财富增长，但必须首先研究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下促进财富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忽视对以人为轴心的生产关系研究，也从一侧面表明中国经济学对改革的贡献不够显著。
4.缺少严格的抽象和具体研究方法。马克思好象在资本论里讲过这样的意思，物理学的方法主要靠实验，经济学研究主要依靠抽象力。“硬骨头经济学家”孙冶方则讲得比较形象，将抽象法比喻为“脱衣法”，将具体法比喻为“穿衣法”。以人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面对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复杂现象，必须通过由表及里、抽丝剥茧、去粗取精的过程，揭示对象的本质，掌握其深刻内涵。但纵观中国经济学这么多年来，许多人为表面的诱惑所迷惑，喜欢跟时尚、赶时髦，甚至顺着领导竿子爬，不愿意沉住气、静下心来钻研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要么沿袭教条主义的空洞理论，要么追求表面的奢华，除了经济学数学化外，就是不负责任地简单模仿。不愿意深入地进行抽象，当然导致现行的经济学理论充满着学术的浮浅和浮躁，对中国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拿不出可行和有力的答案。
5.错误的考核导向。对学术绩效的评估必须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定量考核必须建立在定性准确的基础上。定性不准，定量考核很可能背道而驰。从定性的角度考量，学术研究首先是学者的自由度，研究的独立自主性，学术的研究规范，学者的学术品行，学术研究的社会环境等。在定性准确的基础上，才能正确评定学者的学术成果，学者的研究能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搞清楚学术的定性标准，象GDp考核一样，设计的定量指标用于考核，很可能南辕北辙，起着误导和逆向调节的作用。将经济学术研究引进死胡同。
6.官学勾结的学术环境。与一样，如果学术研究被政治权力绑架，官学勾结是必然的。为什么一些政府官员也对学历、职称以及出书、产生浓厚偏好，拿严肃的学术来装潢自己的门面，当然与官场风气有关，因此也渗透到学术领域，引起严重的学术腐败。官员们要学历有学历，要出书就出书，要就有地方发表，要拿课题就有课题等着，想干什么都很容易。甚至许多政府部门将自己的工作课题化。学者们自然也知道谁在垄断学术，从谁那儿可以获得学术资源。因此，官学勾结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学术现象。否则，学者的一切努力都可能是无用之功。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出路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科学地对待。中国经济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有学术本身的问题，更有非学术本身的问题，是一个大的系统性问题，必须有系统性解决的办法。
1.对现行经济学术环境进行深刻的改造。经济学者能否安心、认真、踏实地做学问，用不着对学者进行如何学术的教育，贵在设计一套科学规范、合理的学术制度体系，引导学者的学术行为，促使学者自觉地做到学术研究必须如何而不能如何。必须承认，经济学者也是有着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清教徒”。学者的利益实现主要依赖于自己的学术操守、学术能力、学术成就，不应该有另外的标准。这是真正繁荣中国经济学、提升中国经济学水平的重要基础。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学家左大培曾经提出“经济学也要反腐败”，可惜在当时情况下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经济学等整个的学术腐败愈来愈严重，积重难返。
2.回到本原的经济问题上来。经济学研究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迄今没有解决。导致整个研究浮在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人类最初的经济活动主要是从满足消费需求开始的，经济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消费仍然是人类基本的目的。因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及人的自由和发展都与消费密切相关。经济学必须围绕人类消费需求的满足深化研究，以消费为中心组织经济活动。现实生活中，为了经济增长而研究经济增长，为了就业而研究就业，为了增加财富而研究财富，甚至为了货币的增长，等等，其实都偏离、远离甚至背离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经济学研究也出现了本末倒置或舍本求末的现象，模糊、迷失了经济学前进的方向和目标。
3.立足于在生产关系层面解决生产力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经济活动作为以人为主体的经济行为，经济利益关系是否合理，会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特别是影响到人们对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与积极性。不解决生产关系问题，生产力不可能得到解放和发展，经济增长也不具有可持续性。但人既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又是生产关系的轴心要素，人更是有情感的复杂多变的高级动物。生产关系的好坏，会对经济活动产生正能量或负能量。经济学必须深入研究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将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建立在生产关系科学性、合理性、平等性、互利性的基础上，包括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以及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建构平等互利的新型生产关系。作为制度决定论者，现实经济生活中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主要来源于一定的制度安排。因此，制度性的变革对于生产关系是根本性的。
4.经济学研究“深要见底、宽要到边”。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很多，但最基本的方法是抽象与具体的方法，其它方法不能脱离和背离这个基本的方法。经济学理论必须彻底才能把握深刻的内涵，全面解释整个的经济现象，也才能真正说服人。
如何彻底？必须“深要见底，宽要到边”。“深要见底”，就是通过严格的抽象，揭示出研究对象的真正本质及深刻内涵，保证理论的内涵能涵盖研究对象的所有外延。打个不一定十分恰当的比喻，比如对水果的抽象，必须能概括水果所内含的基本特征，即水果是指且有甜味的植物果实，但是如果只是将水果抽象到的植物果实，将具有甜味的果实排除在外，就说明抽象不够彻底和到位，不能概括水果的全部特征。只有抽象到位，抓住事物本质，内涵才能周延，研究才能彻底。也只有抽象到位，掌握了研究对象的深刻内涵，才能解决研究如何具体的问题。抽象不够，肯定具体也难以到边，当然对所有纷繁复杂的全部经济现象没办法做出科学的解释。数学等其它的方法必须服从于、服务于抽象与具体的基本方法。比如，对以人为主体的经济活动的研究，必须抽象出人的属性、人的权利、人的地位、人的动力、人的目的、人的关系等。切实解决现行经济学的非人化倾向。
经济学的问题篇2
一、民生：中国经济学的永恒主题
“民生”，总是一个久远而沉重的话题。“民生”，就是国民生计，民生问题涉及国民生存、发展和保障状况，以及制约和影响国民生存、发展和保障的各种因素和问题。国民生存状况是最低层次的民生含义，即一定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基本生存条件和状况，以及基本的生活保障条件和受教育条件。如社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障、义务教育，基础性公共卫生、基础性住房保障，等等。国民发展状况和条件是中等层次的民生含义，包括促进充分就业，基本的职业培训、较高层次的国民教育，等等。以促进社会成员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为国民提供发展平台和发展前景。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福利保障是最高层次的民生含义，如免费高等教育、住房公积金普及、全社会统筹的社会福利保障，等等。古往今来，国民生计的优劣好坏是体现一个社会进步与落后的标志，也是特定社会的政府或政党进步与落后的试金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当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竭尽全力追求国民福利和社会福祉。
中国经济学以民生为主题，以解决民生问题为要务，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二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先贤就表达了民生思想。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孔子批评统治者的苛政对民生的危害甚于猛虎。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告诫君主以老百姓利益为重。关注民生一直是中国的优秀传统。历史上有的政治家将民比作“水”，将君比作“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不关注民生，必然被人们所抛弃。现代社会以来，孙中山提出了旧民主主义的民生观。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号《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民生主义通过“平均地权”来实现，即试图通过解决土地问题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解决国民经济生活，消除贫富悬殊和贫富尖锐对立的社会现象；二是为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平均地权“不是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其现在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上世纪20年代，孙中山进一步提出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其中“扶助农工”就是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孙中山给“民生”注入了新的内涵：“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他还认为“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当代中国，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民生观。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首先就是解决中国人民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就是将中国人民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拯救出来，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还写下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旨在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邓小平小康社会的民生观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福祉。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设计了中国社会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并带领人民成功地解决了温饱问题，建设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得到实惠。邓小平说：“我们要对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负责，要发展经济，使他们生活得更好”；“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了中国式的小康社会。“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中国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这一目标已经得到实现，并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倡导“科学发展观”的民生观。近年来，党和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本质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关注民生，执政为民，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以科学发展带动社会发展，是解决民生的根本途径。如协调东西部地区、发达与不发达地区、农村和城市的和谐发展，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等等，均以民生问题为落脚点。2009年2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联合专访，同海内外网友在线交流中指出：“民生是国家之本”。
中国经济学以民生为主题，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就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服务，体现劳动阶级利益的民生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共产党人“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说明了劳动者的劳动在价值和财富创造中的作用。马克思揭示剩余价值来自生产领域劳动者的剩余劳动。马克思说明资本积累和相对人口过剩的后果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马克思的按劳分配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群众的利益要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并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改革成效的标准，体现了最大民生思想。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总之，民生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民生是中国经济学的永恒主题。
二、客观分析当前中国的民生问题
改善民生首先要客观面对民生问题。新中国建立即将60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历程，经济社会发展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经济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中国人民稳步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中国经济学目前还要提“改善民生”，这是针对中国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所提出来的，针对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所提出来的。民生问题应当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现实中国问题的出发点。
1 社会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总财富大量增加，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不同程度提高，贫困阶层的人数在减少，中间阶层在逐步扩大，但大量财富向极少数最富裕阶层积聚的态势也非常明显。近年来我国人均年收入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41-0.45之间。财产差距更大，人均财产的基尼系数估算达0.6以上。财富结构为中间层次人口过少，处于收入底层人口过多，财富快速向极少数富裕上层人口集中。在不同行业之间、城乡居民之间、各社会阶层之间，以及在东、中、西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过大的收入差别和财富差别。严重影响了民生，制约了和谐社会的建设。
2 弱势群体问题。随着社会发展的加速，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社会群体的分化逐渐显现。目前全国仍有2000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老少边穷地区，以中西部农村人口为主，他们的生活质量非常低下。还有低保群体、雇佣劳动者群体、农民工群体、社会收容人员群体、失业人员群体等。这些人群收入不稳定，生活无保证，养老无着落，就医无条件，他们是社会弱势群体，需要社会关心和扶持。
3 就业问题。我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多，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激增，农民工是最大的流动失业人口。2009年仅大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就达600万人，加上上年积累下来的不少于100万。还有上亿进城农民工，他们中只要几成处于流动性失业，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目前我国失业人口统计数据中未包括农民工的流动失业人口。在我国失业人口中，除了登记失业人员外，还有许多未登记的隐性失业也较突出。由于2008年以来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波及我国经济，经济衰退使失业队伍进一步扩大。
4 医疗问题。新中国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民的健康水平极大提高，但医疗卫生制度仍不健全，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备，国民健康水平不高。医疗卫生的变相市场化，药品市场失控，城乡医疗卫生供给不平衡，人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未根本解决。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未真正遏止。近年发生在哈尔滨和深圳的天价医疗费案件，药监局郑筱萸案件等给社会提供了警示。医疗问题影响民生：一是看病贵。80年代初，看门诊一、二元，住院几十元可以解决；现在门诊费用一般要上百元，住院费用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看病费增长大大高于收入增长速度。还有诱导消费、大处方、大检查，高价药。二是看病难。目前我国193.8万医生，数量富足。但问题是，基层医疗服务水平低，80％应在基层医院就医的病例高就医，三级医院门庭若市，一级医院、基层医院病源不足；“红包”现象也禁而不止。三是轻预防。我国目前结核病、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职业病等数据居世界前列，这些本可预防的，但由于医疗保障不健全、预防意识差，使得患病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缺失，农村医疗保健网络和保证体系缺失，严重影响了广大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
5 “三农”问题。当前我国还处在二元社会发展阶段，农村、农民与农业问题困扰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一是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公共财政向城市倾斜。突出的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二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难以满足需要，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严重。例如，目前我国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45.06％，一半以上的耕地靠天吃饭，过去几十年已建成的8.5万座水库中，得不到有效维护，病险水库占三成以上；由于水利设施老化失修，农业灌溉用水损失也很严重，并带来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三是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低，农民缺医少药问题突出。四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未真正建立，尤其是养老和医疗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社会的发展。最关键的还是农业生产率低，生产成本高、农业收益低，制约了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社会水平的提高。
6 农民工问题。农民工是我国特殊的利益群体，由于二元社会结构和户籍制度的原因带来的身份差异，使得离开土地的农民进城打工，不能享受城市职工同样的社会保障。他们成为庞大的弱势群体。例如，农民工的劳动保护不到位、工作环境差、作业安全隐患多使得近年来安全事故频频发生。仅从上海市400多万农民工来看，他们大多从事“苦、脏、累、重、险”的一线工种，2006年发生安全生产死亡事故380起，死亡397人，其中死亡的农民工317人，占79.8％；2007年1－9月，发生安全事故259起，死亡269人，其中农民工死亡216人，占80％。与城市职工相比，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到位，医疗和住房条件差，子女受教育条件差。还有因农民工流动性强和工会组织缺失，使之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
7 教育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教育快速发展，但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仍有较大差距，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当前我国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水平低，尤其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教育质量低，制约了农村的经济发展；教育乱收费成为社会关注的社会问题。教育投入尤其是基础教育投入不足。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不平衡，城乡和地区差别造成的教育供给差别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公平。这些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制约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中国经济学应为改善民生建言献策
中国经济学从本质上说就是民生经济学。解决我国当前民生问题，须大力加强社会建设，促进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为此，中国经济学应为改善民生建言献策。
1 发展国民教育，保证“学有所教”。人民的富裕安康，首先要保证“学有所教”。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很快。但正如前文所言，教育供给不能满足需要，教育供给的非公平依然突出。要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提高学生素质，实施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同时鼓励私人投资办学，加大财政投入，规范教育收费，创造公平教育的机会和环境。教育投资以中央财政为主，对农村和中西部教育尤其要加大投入。
2 改革医疗制度，保证“病有所医”。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水平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的国民健康水平是富裕安康的重要内容。“病有所医”、国民健康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为此，要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保持医疗卫生与疾病预防的社会公益事业性质，使广大群众享有公共医疗服务；同时鼓励私立医院和股份制医院的发展，满足少数富人的特殊医疗服务。同时，要规范药品市场，调节药品价格。当前尤其要建立农村医疗保健网和建立医疗保障体系。要尽快推广农村新兴医疗合作制度，以中央财政补贴、地方财政配套补助、农民适当出资形成新型医疗合作基金，对农民提供医疗、体检、预防等卫生保健。
3 改善宏观环境，保证“充分就业”。面对当前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功能，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安居乐业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要统筹城市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形成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的制度。重点要实施困难群体就业援助，作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要鼓励各类人员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同时要协调劳资关系，完善农民工政策。保证充分就业关键是改善宏观经济环境，促进经济良性协调发展，刺激经济增长，开拓就业渠道，增加就业机会，从而达到充分就业。
4 调节收入分配，保证“劳有所得”。要正确处理收入分配关系，真正体现“劳有所得”。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致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致富是全民共同富裕。”当前，在微观领域讲效率的同时也要讲公平，“劳有所得”就是最大的公平。宏观领域讲公平，也要效率，即宏观效率，社会效益。为此，在调节收入分配上要科学合理推行“抽肥补瘦”的收入调节政策，促进社会协调发展。
5 健全保障体系，完善城乡保障体系。要切实提高城市的医疗、就业、养老保障水平，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当前尤为紧迫的是保证农民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城市要重点解决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尤其是农村保障体系的建设需要国家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与个人相应承担，要切实使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我国城乡。
6 调控房地产市场，保证“住有所居”。住房制度改革要使人民群众真正得益。城市要重点解决普通工薪阶层的住房问题。住房供给要“雪中送炭”，而不要“锦上添花”。要积极化解城市建设中的拆迁矛盾，要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严厉打击操控房产市场的“黑手”。
经济学的问题篇3
一、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经济伦理教育的重要性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经济伦理教育有助于学生认识和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价值观。西方主流经济学说一直将功利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而从伦理的角度出发，功利主义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势必会直接影响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局限性。经济学家罗尔斯指出了功利主义的三个错误：没有认真考虑社会如何分配利益和福利，没有认真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没有考虑欲望满足方面的特性。熊彼特进一步指出，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经济史，解释经济的推动力，解释涉及实施动机的问题都毫无价值，它只对福利经济学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而且，在最狭义的经济领域里，功利主义的假设是多余的。在西方经济学中加强经济伦理教育，有助于形成对功利主义的科学认识，能使学生从辩证法的高度认清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优势和先天不足。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经济伦理教育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西方经济学及其政策导向中蕴含的价值取向。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说，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其理论假设和核心主张方面都体现出了非常鲜明的价值取向。理论的中心思想指出：以私有制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市场社会是人类自然的状态，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这样的社会将通过看不见的手走向繁荣;资本主义从来就存在;人类历史是市场逐步自由化的过程，社会唯一需要的是消除国家束缚和干预。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加强经济伦理教育，客观地研究和分析当代西方经济学及其政策导向中的价值取向，是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建树及其应用价值的必然要求。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经济伦理教育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经济伦理观。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即认为自利是最基础的人性。这一假设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具有分析工具的价值，但不具有人生目的和理想人格的价值。作为经济学者，一方面，在研究动机上不能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追逐私利的“经济人”，而应是为公众利益服务，具有高尚的道德信仰和人格追求的人;另一方面，在经济研究中不能脱离正确的伦理价值观的引导，应利用伦理常识将经济学知识进行整理与应用。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加强经济伦理教育，无论是对增强学生以正确的经济伦理立场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素质和能力，还是对提升学生的人生理想和抱负，都具有重要作用。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伦理教育的方法探讨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经济伦理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教师在讲授西方主流经济学说或代表人物思想观点时，增加对其哲学渊源和伦理特色进行介绍。在西方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时期，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哲学、伦理学不可避免地对其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有所影响。而经济学家将经济研究的结论抽象到哲学理论层面时，又必然会烙上当时某种哲学或伦理学的印记。正因如此，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将18世纪到19世纪经济学说的哲学渊源和伦理特色抽象归纳为功利主义。亨特将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渊源和伦理特色归纳为个人主义和伦理上的功利性享乐主义结合起来的产物。第二，教师在讲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建设与推导时，增加对其价值判断进行伦理评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以模型化和实证化为主要特征，但理论模型建设与选择上却总是以一定的伦理特色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和前提的。以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的边际生产率分配模型为例，该模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指出：劳动和资本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它们各自的产品价值，同时也就决定了它们各自所取得的收入。经济学家施蒂格勒将该模型称为“边际生产率伦理学”，获得了公众和经济学家广泛的支持。第三，教师在归纳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主张时，增加对其伦理价值导向的道德分析。经济学家在适当考虑了某一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后，其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从广泛的社会科学（包括伦理学、哲学的知识）中得出的结论，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分析。完整的解读经济学家的政策内涵，既要分析和介绍经济方面，也要分析和介绍非经济方面，特别是伦理方面。更何况，任何的经济政策主张都会影响到社会秩序中每个人的幸福和福利，而利益的追逐是道德问题产生的基础。以最大产出的经济政策为例，美国和俄国都以最大限度的产出和财富的增长为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但是，美国的最大产出量由消费者决定，而由于受到经济体制的影响，俄国的最大产出量基本由中央集权的领导机构来确定。两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完全一样，而其中所隐含的伦理意义却完全不同。由此可见，各国的经济政策是各个国家根本制度和意识形态中核心价值观的产物，无论引导还是跟随某种政策主张，都需要某种伦理体系来指导他们提出建议。因此，弄清楚西方经济学家政策主张中蕴含的伦理价值导向，对于我们认清西方市场经济各种政策的实质及其对我国的适用范围，是极为有益的。
经济学的问题篇4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学习建议；案例教学；研究型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095-03
一、引言
计量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中国之后，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从“推广普及”阶段到“计量经济学教学的提高阶段和应用研究的推广阶段”，再到“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阶段”[1]（李子奈，2008），其经历了与传统经济学内容的不断磨合，直到完全融入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计算机技术、网络以及学术交流的国际化都为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普及和不断创新又为提高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纵观国内外应用经济学研究成果，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目前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主要经济管理类期刊中，以计量经济学模型作为主要分析方法的论文占比已超过50%。计量经济方法在应用经济学及管理学科学研究中应用的增加和普及，使得计量经济学已成为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它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一起构成了中国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生和研究生必修的三门经济学核心理论课程[2]（洪永淼，2007）。计量经济学无论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还是在使用广度上在国内都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且其在经济学科中的地位已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是很多学生在学习和使用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或认识上的误区，尤其是在部分非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写作中，这些问题可能直接导致结论的错误，进而使一些学者开始怀疑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很多讲授和传播计量经济学知识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试图从本质上改变这一现象[3]（李子奈，2009等）。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多年教学和科研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对当前研究生（尤其是非数量经济学专业）在学习和使用计量经济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并给出相应的建议。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本文研究的背景；第二部分将归纳目前部分学生，尤其是非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甚至一些博士研究生在计量方法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三部分将结合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建议；最后给出本文的结论。
二、计量经济学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无论是在经济理论的科学研究中，还是在经济问题的实际分析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解决问题已成为一种趋势。很多学生为了赶上这趟“潮流”，在分析问题过程中积极地开发和使用各种前沿的计量方法，而忽略了模型需要满足的一些外部条件，例如模型设定的假定、模型对数据的依赖、模型的经济意义等。本部分将主要归纳几个在计量经济学学习过程中常见的现象：
第一，计量软件的多样化，弱化了学生对很多基础计量方法的探究。随着计量经济方法在经济分析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很多学生开始注重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使用计量方法，尤其是前沿的方法。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量方法的相关软件也越来越丰富，促使其应用变得更加普及。然后正是这种软件的多样化和智能化，弱化了很多学生对计量经济方法理论基础的探究，如模型估计前一些必要的检验等。很多研究生在使用计量方法时，只是简单地将搜集到的数据输入到一个类似“黑箱子”的软件包中，然后就可以直接得到结果。
第二，过分强调计量方法，而忽略了经济理论。与第一个问题不同的是，还有部分学生也许对计量方法使用得很好，但是他们却忘记了自己更应该是一名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他们在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问题时，缺少必要的经济理论支撑和分析。众所周知，目前在国内一些经济类核心期刊中，超过50%的文章采用计量经济模型作为主要的分析方法，这种现象使得更多的研究生喜欢在论文写作中加入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当很多学生陶醉于学习和应用各种先进的计量方法分析问题时，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忽略了也需要阅读大量经济学、金融学或财政学等与本专业理论相关的文献或教科书，进而缺乏对实际经济现象深入的观察。因此也许他们可以采用计量方法得到非常合理的结果，但他们根本无法对结果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这一现象并不是个例，而是可以在大部分硕士生的写作中看到——很多的结果图表，文字却很少，看上去更像一个经济学的实验报告，而不像一个学术论文。这正是由于很多学生片面追求计量方法的前沿性和复杂性，而忘记了计量经济学本身是一门经济学课程。如果计量模型的使用和结果分析离开经济理论的支撑，则变成一堆枯燥的数学符号和漂亮的图表，而无法体现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中的真正地位。
经济学的问题篇5
【关键词】经济师；经济学；人力资源；问题研究
在企业经营和管理的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以经济师经济学为基础的人力资源管理主要研究的就是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企业经营和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人才的培训工作。因为当前企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以经济师经济学为重要前提的人力资源研究就成了十分关键的一个环节。
一、人力资源问题认识
当前，我们所倡导的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是站在系统和全局的角度来处理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在人资工作中将范围进行了一定的扩展，从而使其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这项工作必须要以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愿景为基础，充分的结合企业自身的文化，采取有效的措施在短时间内就提升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水平，从而更好的去推动企业的建设和发展，此外在企业发展中，人力资源管理应该和其他的管理工作充分的结合在一起。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部分都能涉及到人力资源管理。所以企业在对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予以建设的时候就必须要保证其和其他的系统充分的保证协调性和和一致性。企业的人资部门通常就是通过一个平台来对其他系统予以调整和控制。所以人力资源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建立起一个科学合理的制度，这样才能让其他系统正常的运转。企业的人资部门在工作中主要就是对其他系统和部门进行一定的监督，从而更好的实现人资管理的效果，确保企业当中的每一个部门都能得到最公正的待遇。
二、以经济师经济学为基础的人力资源问题分析
1.缺少有效的激励机制
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相比尤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开发和应用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充分的发挥出其自身的作用和价值。但是很多企业在人力资源建设当中对这一点都不是非常的重视。很多企业在物质条件上并不是很好，所以企业无法留住优秀的人才。还有一部分企业在薪酬结构上不是非常的合理，这样也就使得员工的薪酬和绩效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员工的积极性受损，所以很多员工纷纷跳槽。
2.缺乏良好的竞争与考核措施
当前，很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科学的竞争和考核机制，在考核的过程中过分重视员工自身的政治素质，但是在技术水平上并不是非常的关注，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就使得企业的发展和市场的建设不吻合，此外，在人资监督的过程中，没有非常好的监督机制，这都严重的影响到了人资的建设和发展。
3.理念落后
我国企业在人力资源建设方面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在管理理念上已经不能充分的满足当今的市场需要，人力资源建设的过程中粗放式较多，随意性非常强。很多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企业人力资源都不能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人力资源管理中并不能用合理的方式去对企业的人力资源实行管理，一般情况下都是按照原有的约束和管理方式来对其予以引导，这样一来也就使得人力资源的积极作用无法发挥，此外还影响到了企业的健康发展。
三、以经济师经济学指导人力资源实践
1.树立发展新理念，增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人力资源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所以人们也将注意力放在了高新技术人才的任用上，所以，以经济是经济学的原理来建设企业的人力资源对企业而言是非常关键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一定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提升员工的个人素质，此外还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应该充分的应用新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提升管理者的素质和水平，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竞争优势。
2.重视市场全新概念，培育核心竞争力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注重核心竞争力的建设，此外还要对技术予以创新，如果一个企业要想更好的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就必须要对核心技术予以创新和完善，然后再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企业的经营水平，让企业真正形成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此外企业文化的建设也是一个企业经营和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企业文化对企业自身的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它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同时还要在这一过程中更加科学合理的建立制度，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制度保障。
3.更新人事观念，把人力变成资源
首先，要做好管理者角色的转型工作。对一个企业来说，如何让员工在知识冲击和经验逐渐贬值的情况下，不断跟上时代、增强竞争力，是现代企业管理层以及人力资源部的一大考验。其次，要建立完善的薪酬体系。增加员工的福利制度和保障制度，逐步加大员工的持股比例。再次，要注重处事方法和工作能力。通常来说，文凭也许在应征工作的时候用得上，但此后，人的思想、处事方式以及工作能力才是最重要的。最后，要以人为本。要在机制创新上把企业目标确定在多层次的市场主体中，建立以年薪为主体的激励约束机制，企业干部施行竞争上岗制，建立起一套良好的用人机制。全面实行岗薪工资制，以岗定薪，岗变薪变。
四、结束语
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源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经济师经济学为基础的人力资源要求企业要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以及方法去尽可能实现企业人力资源的科学、有效、经济、实惠的管理。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以及决策者，要把人力资源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予以高度重视，以此为企业的持续、稳定、高效发展创设一个宽松的人力资源环境，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北成.结合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建设谈《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专业的培养模式改革[J].职业技术，2012（03）
经济学的问题篇6
关键词：学生；占座；经济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2-0113-02
在高校，学生占座是一个经常性问题：上课占座、自习占座；教室占座、图书馆占座。一些著名教授的课堂上占座和一些重要课程占座的现象尤为突出。以前，这一问题常被归结为学生道德问题、学校管理问题、教学条件问题，很少有研究者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因此，笔者不避浅陋，以学生非常重视的高数课为例，冒昧地利用一些经济学理论对占座问题进行分析，希望得到大家指正。
一、问题的提出
高数课对经济类大学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山东大学经济学院2010级4～7班数学课的教室在中心校区理综楼，教室的前排座位（这里定义为前五排）由于其特殊的“区位优势”，被大多数学生认为能有更好的听课效果。于是在上课时，出现了学生争先占座的现象。一部分学生因占到座位而一劳永逸，余下学生则只能“望座兴叹”。针对这种现象，2010级学生管理委员会开展了“文明上课，不贴条占座”活动。规定“任何不文明的占座行为将一律无效”，并强调“概率统计课也不例外”。这一新制度的实行，最初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然而，好景不长，新问题出现了。一些学生很早到教室，却发现前排依然没有座位，原因是，一些更早到来的同学帮助其好友占了座位。对此，学生无奈而又不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和结果呢？本文尝试用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
二、前排座位的供求分析
可以将前排座位理解为一种稀缺资源。从它的供给来看，只有大约80个，远远小于上课人数；从它的需求来看，不同于其他课程，只要认真听就可以，高等数学课需要记笔记、看老师的板书以及一些公式的详细推导过程。因此，只要有可能，人人都想坐在前排，以争取获得更好的听课效果。学生之间的关系是竞争性的，此时，必须用一种制度来分配稀缺资源。原来的制度并不禁止学生占座，也就等于没有规定。对前排座位的分配，靠的是学生的自发竞争和市场反应。这就导致对前排座位，一部分通过学生初次上课时的竞争，即早去、贴条、永远不撕的方式被分配；另一部分通过学生课前几天的竞争，即每周提前上课时间数天贴条被分配；余下的座位，通过上课当天早上的竞争被分配。在这种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条件下，学生的竞争行为表现出很大的自发性，即使不顾别人的利益也可以理解。
三、占座问题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规定了人们为配置稀缺资源而进行竞争的行为方式。以下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出学生对不同制度设计的反应。在原来“没有规定”的制度下，由于没有约束，学生会想尽各种办法竞相占座，这实际上是一种理的表现。对此，学生的普遍反映是：不合理。理想的情况应该是杜绝占座行为，以当天到教室的早晚决定座位。但为什么很长时间以来，没有出现新的制度？我们可以用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来解释。经济学通常假设人是理性的，这里也不例外。只有当变迁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在座位分配改革中，预期收益比较明显，即大部分学生有机会通过早起占到前排座位。而预期成本则不那么明显。首先，由于座位供求严重失衡，学生必须提前相当一段时间起床才可能坐在前排，这既要花费较大的时间成本，又将导致睡眠不足，影响听课效果；其次，制度改革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新制度的确立势必会损害既得利益者――已经占到座的学生。加之学生相互熟识，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因此改革可能付出很大的人际成本。以上分析针对的是制度变迁的需求方――学生。而导致新制度没有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制度供给不足。制度供给即新制度的设计和实行，制度供给者是能够设计和实行新制度的个人或组织。很明显，单个学生无法设计和推动占座问题的改革。原来又没有组织愿意担当制度供给者。因此，原有制度尽管缺乏效率，但仍被长时间保留。此时，学管会提供了制度供给，同时由于之前存在的制度需求，新制度得以实行，并在最初受到学生的欢迎。根据之前的分析，座位的激烈竞争将引起学生起床时间的大幅提前。实际情况与此相符。相比于原来7点50分还有一些前排学生没到，现在6点50分时前排座位基本坐满。制度运行效果达到其设计初衷。但是，接下来仍有学生帮助其好友占座的情况使改革效果大打折扣。至此，可以将新旧制度做一比较。在原来制度下，牺牲的是多数学生可以坐在前排的权利。但同时，座位靠前程度与起床时间的关系基本确定，学生可以自主确定一个平衡。一部分早起占座，另一部分则多睡一会不去占座。学生的整体睡眠时间较多，换句话说，总成本较小。而在新制度下，全体学生都具有了坐在前排的权利，但整体睡眠时间较少，并且由于帮助占座现象加剧，靠前程度与起床时间的关系变得不确定，学生面临的风险增大。可以说新制度下，学生的总成本更大了。
为什么好的制度初衷导致了不好的结果呢？可能的解释是：首先，新的制度安排缺少监管，没能有效执行。学管会的通知中虽明确禁止占座，但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可实施的惩罚措施，在实际执行中，也没有设置专人管理占座现象，违反制度规定的人没有得到惩罚或加大成本。这使得此次规定成为软约束，而非硬约束，理性的学生在不同制度约束下的行为当然不同。其次，制度有许多重要的功能，其中一个就是帮助人们克服对风险的厌恶。风险感使人们对未来的情形没有把握而放弃行动。新制度不但没有减少学生的风险，反而由于帮助占座现象增加了早起学生的风险和成本。最后，此次改革由学管会以通知的形式发起，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学管会进行改革，可能是由于在其预期下净收益为正，且意识到学生的自发性制度变迁无法实现。但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不一定能成功，它受到制度设计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的影响。当学管会的偏好与学生们的普遍偏好不符，或没有预测到可能出现的情况时，制度变迁很有可能失败。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供求分析和制度经济学对占座现象进行了探讨。从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制度与人相互影响。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策略和行动；而当一种制度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并被普遍认为是不合理时，人也会寻求建立新的制度。
第二，制度本身必须具有约束力并且是可实施的。这也许是学管会下一步改进的方向。可以设置一位监督人，并赋予其相应激励。这样一来，制度实施的人际成本将大大降低。
事实上，制度经济学中一些重要而有趣的问题在占座例子中都有体现。比如，旧制度明显缺乏效率，但为什么它们并不少见？还有，除了用新制度代表的完全竞争来解决问题，为什么不能像小学里按身材大小来解决，或像某些中学里按成绩高低解决？等等。一切都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2][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冰]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m].吴经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经济学的问题篇7
一、经济法的定位问题
对经济法的地位应如何确定，是许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由于经济法是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其定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法学的定位和发展。对此，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自身独立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是其他部门法不能替代的。但与此同时，经济法也仅仅只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它同样也不能代替其他部门法。因此，对其地位要有适当的定位，既不能过分低估，也不能过分高估。事实上，能否对经济法予以正确定位，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体系、适用范围等等问题的认识，从而会影响到经济法方面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
恰如其分地估价经济法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这些经济关系在总体上需要各类法律的综合调整，因此仅靠任何一个部门法都不足以实现法律体系的调整目标，必须由经济法同其他相关的部门法配合，才能共同实现法律体系的输出功能。对待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必须本着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而不能出于偏狭的门户之见。这是经济法学者和其他相关部门法学者应注意的。
二、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稳定与发展问题
国家和社会有一个稳定与发展的问题，经济法与经济法学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经济法学虽然在总体上发展较为迅猛，但其发展很不稳定，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现实的经济法研究与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立法贴得太近，而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又变化太快，致使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只能亦步亦趋地相应变化。同时，经济法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总体上的不成熟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应当承认，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并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同时，也不应把它们作为判断学术研究真伪的唯一依据。学术上的评判标准是应与政策和法律的成文规定相区别的，否则也就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意义。尤其是在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都需要随着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不断作出调整以使之日臻完善的情况下，更应注意这一点。
由于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提法受到了广泛的重视，[2]因此，我国的经济立法速度是相当快的。这样的立法一方面对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端，对此已有许多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3]上述情况也说明，经济立法（其中包括经济法方面的立法）的发展是应该的，但也应适当地保持其稳定性，这不仅对保障法律本身的安定性和可预知性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保障法律的实效，保障真正的法律秩序的有效形成也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如此，从附带的意义上说，在某些学者特别重视成文法研究的情况下，经济立法的稳定也能为经济法学提供较为稳定的研究对象，从而有助于人们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形成一些必要的共识，这也是经济法学的稳定发展所需要的。
经济法的研究应当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否则经济法就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向深度和广度掘进和拓展。但是，经济法的研究同样要注意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的研究，没有部门法的深入、广泛的研究，经济法的基础理论也不可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可见，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部门法研究应有良性的循环，但目前这种循环尚未充分实现。此外，在研究部门法时往往会存在仅仅重视具体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由此存在对现行政策和法律依附过重的问题。在此仍需强调说明的是，成文的经济法律、法规等等固然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那些现实生活中正在起作用的非官方的规则、惯例等等同样也是值得研究的，它们往往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法律的预期目标等能否得到有效实现，关系到成文的经济法的制定者、执行者、受规制者之间的博弈活动，因而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的运作过程和实际效果。这些也都是经济法学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
经济法学的发展还需要经济法教学和科研队伍的稳定，还需要学术规范的稳定。在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中，随着对经济法认识的起伏不定，经济法的研究队伍也有一些伸缩变动。当然，从学者个人而言，学术选向是自由的，但一个学科的发展确实需要一批有志于此的高水平的人们。我国经济法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往往是显得有一定的规模的，但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也并不少见，有些人并不是在进行学术研究，其研究工作并非本于学术的兴趣或忠诚，因而他们只会制造学术对话的噪音，而很难出学术精品。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由于中国的经济法学仅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且整个法学研究都较为缺少应有的一些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因而在经济法学方面就更需要建立和健全应有的学术规范，并在稳定的学术规范中展开学术的交流。经济法学的发展需要经济法学者乃至其他领域的学者展开广泛的对话，通过百家争鸣、真正的学术批评来促进经济法学的发展，并经过长期的努力形成一定的学术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改变目前某些经济法研究中存在的自言自语、各说各话、无的放矢、自以为是的状况，也有助于改变某些不尊重他人著作权的信手拈来、据为己有的状况，或不知他人早有研究且已成通说，还自以为是提出了“新思维”的状况，从而有助于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或学术团体，等等。
三、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
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4].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因其依托于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定的经济法律制度和特定的学者群体，因而必然会显现出自己的特色。基于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状况而产生的立法、法律运作的环境以及学者本身长期形成的研究习惯，都会构成经济法学的赖以存续和发展的路径。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经济法同样属于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它必然不同于体现了“地方性知识”的他国经济法，而这样的经济法正是我国经济法的研究对象，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研究经济法。应当看到，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各国的经济法往往名称虽然相同，但其实可能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既有体现共性的、外向的国际化问题，又有体现个性的、内省的本土化问题。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四、经济法学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经济法学研究应注意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尤其应注意吸收和借鉴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密切联系的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在经济学领域曾长期探讨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尤其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究竟应调整何种经济关系（如俗称的纵向经济关系或横向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与民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之间是如何此消彼长的，等等。可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解决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范围、体系以及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等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学者还很重视法律的经济分析，尤其是在经济法领域，法律经济学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尽管这些应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此外，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在经济法领域也是很有应用价值的。不仅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相关学科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经济法学同法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更是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能从其他法学学科的发展中吸取大量的营养。例如，法理学近年发展迅速，其中有很多成果是值得经济法学借鉴的。又如，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区域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因而一国的经济和法律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国外的经济和法律的发展，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已开始重视把国内经济法同国际经济法相结合，进行综合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加强“科际整合”研究的有益尝试。经济法学的研究视野必须开阔，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解决现实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还应打破僵化固守“部门法细分”的藩篱，以使问题的分析较为全面，真正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不是在一些大家都已有共识的问题上继续进行喋喋不休的“同义反复”。
在加强经济法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流和打通的同时，也应看到，同一些相关部门法学相类似，经济法学在以往的某些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深受概念法学和注释法学影响的问题，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绝对主义的影响是甚为深广的。由于现实的世界和经济关系是非常复杂和丰富多采的，因而在经济法研究中有必要多视角地、非直线地、非绝对地去分析和研究一些问题。这对于改善经济法研究也许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总之，上述问题都是经济法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大力加强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和经济法学的研究，就必须不断解决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已是人们的共识。为了促进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在正视和不断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尤应强调：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深化，经济法部门法的研究要强化，前者应从后者吸取营养，后者应得到前者的有效指导，从而实现前述的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和共同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经济法学的发展。
[注释]
[1]马洪：《十年来经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争鸣述评》，《财经研究》1989年第12期；谢次昌：《经济法学的十年及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国法学》1989年第3期，等等。
[2]依据“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的基本精神，国家立法机关非常重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方面的法律规范。九届人大仍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此外，国务院机构的改革的原则也是要重视和强化宏观调控部门的作用。为此，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有利于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发展。
经济学的问题篇8
[关键词]区域经济学；发展脉络；理论体系；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段瑞君，河南工业大学经贸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河南郑州450001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4-0005-04
一、引言
埃德加・胡佛在《区域经济学导论》中把区域经济学定义为“‘空间’经济学，可以用‘哪里有什么，为什么，又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概括”。胡佛所说的“什么”是指各类经济活动，“哪里”指的是就经济活动而论的区位或区域，“为什么”指的是经济学家的各种解释，“又该怎么办”就是根据经济解释而作的区域决策。可见，根据胡佛的定义，区域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与协调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及其区域决策的科学。区域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中最年轻、最有生气的分支学科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出现以来就得到了快速发展，不仅理论研究有了很大进展，而且实际应用也日渐广泛，这主要得益于区域经济学具有多学科的协作优势。区域经济学作为交叉学科，融合了经济学、地理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生态学等学科研究方法，通过多学科的融合，它既克服了传统经济学忽视“空间”的缺陷，也摒弃了传统地理学片面研究空间问题，缺乏从人的行为和惯例对空间问题进行解释的弊端，同时还弥补了传统的城市与区域规划从建筑物造型和美学角度研究城市和区域布局的片面性。可见，正是这些“扬弃”使区域经济学成为一门富有强大生命活力的新兴学科。
20世纪80年代，区域经济学进入我国，经过近30年的发展，区域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在理论与实践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学术层面看，很多权威学术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经常会有关于区域经济方面的学术论文，很多经济学刊物也都开辟了“区域经济学”专栏，很多学者出版了大量的区域经济学著作，每年也都会召开多场关于区域经济学方面的高级研讨会；从实践层面看，很多区域经济学问题，如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差距、区域可持续发展等等，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持续健康发展，不仅受到中央的重视，也是普通百姓关心的焦点，自然也成为决策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学科层面看，我国大部分高等学校经济类本科专业几乎都开设了区域经济学课程，全国已经有100多所高校设置了区域经济学硕士点，近30所高校开设了区域经济学博士点，由于区域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学科，毕业生适合在政府、高校、大型企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行业等从事区域和城市规划、咨询服务、资本运营、技术支持等高层次经济决策与管理及教学科研工作，就业前景也很广泛。总之，区域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在我国已经进入良好的发展时期。
二、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区域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如果追溯区域经济学源头，它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区域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区位研究
区域经济学最早可以追溯到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提出的农业区位论，农业区位论的提出是由于当时城市农产品需求主要是靠城市周围的农村提供，所以在城市周围的农村存在如何种植农作物最经济合理的问题。杜能根据自己多年生产经营的经验，发现距离消费市场的远近对农作物布局有重大影响，提出了围绕城市，根据运输成本的大小，不同类型的农业生产成圈层分布的思想。19世纪中期后，德国完成了产业革命，随着一批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工业区位问题突显出来。20世纪初德国学者韦伯提出了工业区位论，他认为工业的区位选择着重考虑的是成本问题，影响工厂区位的成本因素主要有运输成本、劳动费用和聚集因素，因此，企业应该选址在三个因素所决定的成本最小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之后，企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市场需求对区位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这一时期，很多学者提出了区位理论，如贸易区位论、一般区位论、竞争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等。比较典型的是1939年德国学者廖什在《经济空间秩序》中提出的市场区位论，以利润最大化为基础。他认为合理的区位选择应该由产品的需求量的大小决定，企业最佳的区位选择应该在足够的消费需求的地点。二战之后，区位研究从个别企业区位选择扩展到区位体系，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也不仅仅是成本最低或利润最高，而是综合因素最显著的区位。20世纪50年代，从区位研究中衍生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区域研究，这时的研究也从微观领域扩展到了宏观领域。
(二)区域研究
20世纪50-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进人了“黄金时期”，西方各国把大量人财物投到经济发达、技术雄厚、基础设施好的地方，一方面带动了整个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的产业和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流动，造成了一些地方发展缓慢，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情况，经济差距拉大成为各国学者关注的主要问题。佩鲁(1955)提出了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首先出现在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渠道扩散，最终会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影响。缪尔达尔(1957)提出了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认为由于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市场力量的作用一般趋向于强化而不是弱化区域问的不平衡。赫希曼(1958)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经济进步不会出现在所有地方，一旦增长极出现，经济增长会围绕增长极集中，扩大区域差距。弗里德曼(1966)提出中心一理论，认为当要素在某些地区聚集成累积发展之势，就会获得经济竞争优势，这些地区就会成为经济中心，没有竞争优势的区域就会变为地区，从而形成空间二元结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强化。其他一些学者，如纳克斯、威廉姆森、布代维尔、卡尔多、弗农等也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理论，这些学者的理论观点成为区域经济学的雏形。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城市化、区域产业结构、区域分工与协作、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发展战略、区域经济政策等等，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新经济地理学
区域经济学前期的研究无法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不断自我强化的机制问题，1991年，克鲁格曼发表了《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建立了核心一边缘模型，为解释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现象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奠定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随后，经克鲁格曼、鲍德温、藤田、维纳布尔斯、福斯里德、马丁等学者发展，初步形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框架。新经济地理学借助规模收益递增、冰山运输成本和计算机模拟技术，通过核心一
边缘模型、自由资本模型、自由企业家模型、资本创造模型、垂直联系模型、知识溢出模型等，把空间因素纳人到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从更深的层次分析了企业区位选择、产业分散与集中机制、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公共产品供给、税收政策与资本流动、国民收入区际分配、区域协调发展等问题，从而为正确的经济决策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目前，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已经处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领域。
三、区域经济学存在的问题
由于区域经济学具有较强的应用性，20世纪80年代之后，区域经济学在我国得到较快发展，但是，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较多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论体系问题
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起步阶段，区域经济学研究还只是局限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观点以及如何应用西方区域经济理论解决我国的现实区域问题，例如，改革开放之初，根据邓小平的“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我国的区域发展开始由过去的“均衡布局”转变为非均衡发展，一些学者根据西方增长极理论，提出了点轴开发理论，强调工业首先集中在条件较好的区域，呈点状分布，工业通过交通线、动力线、运河线连接起来，形成轴，通过点轴带动经济发展。另外一些学者提出了梯度理论，关于如何梯度推进，存在较多争议，有的主张梯度推进、循序西移；有的主张跳跃式推进；有的主张立足东部、突破中部、循序西移等。此外，还有关于生产力布局的观点，如字形生产布局、字形生产布局、弓箭形生产布局以及关于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的模式的理论观点等，这些理论观点的提出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些理论观点还只是停留在围绕实际问题进行的对策性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区域政策的可操作性，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更缺乏微观的理论基础，而且理论观点也较为分散，还没有上升到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学科建设问题
目前，我国高校区域经济学学科点发展迅速，这主要是由于区域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现实区域“热点”问题的研究促进了区域学科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区域经济学学科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很多问题，从学科设置方面看，目前高校区域经济学的学科设置较为杂乱，有些高校把区域经济学学科设在经济学院，如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有些设在公共管理学院，如东北财经大学、人民大学等；还有高校设在地理学院，如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学科设置的混乱也为某些高校区域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带来了障碍，例如，由于区域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学科，区域经济学设在公共管理学院的那些高校在申报硕士点和博士点就会面临尴尬，作为应用经济学科较难在管理类学院得到审批，因此，也会影响这些高校区域经济学教师的积极性。从教材内容方面看，高校区域经济学的教材内容差异较大，各家都有各自的特点，有的偏重于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介绍。有的偏重于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有的偏重于专题性区域研究，等等。每套教材都有自己的体系，还没有得到公认的较为规范的教材框架。从教师队伍方面看，从事区域经济学的教师队伍较为复杂，有经济学出身的，有学地理学的，也有学区域科学的等，科研和教学队伍呈现多样化。由于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的不同，也存在区域学者之间学术交流的障碍。
(三)教学问题
目前，高校经济类专业都普遍开设区域经济学课程，这也为推动区域经济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但是，区域经济学的教学也存在一些问题，从教学内容方面看，一些教师在讲授区域经济学时，教学内容多是理论知识的教条式灌输，偏重于区域经济理论的解释，较少关注实际的应用，例如，在介绍区域经济发展时，过多强调区域发展的基本理论，较少关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把区域经济发展指标化和定量化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如何与我国现实区域问题相结合。由于过于强调理论而缺乏对区域经济学实际应用的介绍，使学生对区域经济理论难以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只能停留在较为抽象的理论层面，这就会使学生们误以为区域经济学只是“空中楼阁”式的说教，这也与区域经济学作为“致用之学”的目的相违背。从教学考核方面看，目前区域经济学课程的考核方式基本上是通过期末的闭卷笔试方式，这种考核方式过于简单化，会造成学生只关注课本内容，学生靠的是死记硬背，不利于学生创造性的发挥。区域经济学作为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更应该注重发挥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创造性，其他一些考核方式，如专题讨论、野外调研、科研论文等多样化的考核方式，更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区域经济学的积极性。
四、区域经济学的改革
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学的健康发展，适应解决中国现实区域问题的需要，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区域经济学加以改革。
(一)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
首先，区域经济学要有微观理论基础。虽然区域经济学是偏重较为宏观的区域方面的研究，但是，我们知道宏观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微观个体的行为选择基础之上，没有微观理论基础，区域经济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研究结论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对策判断，很难提出有价值的东西。当前，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正是基于新古典的研究方法，以个体的行为选择为基础，通过完美的模型推导，得出具有很强解释能力的结论，中国学者在研究现实区域问题时也应该加以借鉴。其次，要有一定的研究范围。一个学科要有涵盖一定的研究领域，我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较为混乱，似乎区域经济学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面装。目前，关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还存在争议，例如，不同学者提出的区域和区域经济学的定义就有几十种，这也使即将从事区域研究的人感到无从下手，因此，有必要通过学术讨论，对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加以界定，从而有利于区域经济学的健康发展。此外，还要联系中国现实的区域问题。科学的理论体系并不是空洞的理论观点，否则，只能带上教条主义的性质，没有实践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当前，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区域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学术沃土，只有与中国现实问题相结合，才能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
(二)规范学科发展
首先，针对不同高校将区域经济学学科设在经济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和地理学院的情况，笔者认为，区域经济学学科设在经济学院较为合理，这是因为区域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本质上是属于经济学范畴，区域经济学的逻辑路径是与经济学相一致的，区域经济学的发展也是以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分支学科，设在经济学院应该更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其次，关于区域经济学教科书自成体系，
不同教材内容差异也很大的问题，笔者认为，区域经济学教科书在内容上应该有所规范，虽然不可能要求不同的教科书在框架结构上相同，但是，对于区域经济学教科书所包含的核心内容应该有所界定。同时，教科书要适应区域经济学定量化发展的趋势，注重实证方法的介绍以及实证方法的经济学含义和现实应用问题。由于区域经济学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教科书中应该有丰富的实际案例，只有结合具体生动的案例，才能使学生真实地感受到区域经济理论的客观和实用。最后，对于区域经济学的教师队伍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加强不同学科的区域经济学教师的学术交流，通过进修、学术研讨、攻读学位等方式提高教师队伍自身的专业素质。
(三)注重教学质量
区域经济学教学首先要注重培养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如果缺乏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就根本谈不上实际应用。区域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同一个区域经济现象的解释会有不同的理论观点，因此，在对这些理论进行解释的过程中，不仅要介绍理论内容，也要分析不同理论产生的背景、发展脉络、适用条件、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在实际中应用，这样才能使学生达到对整个理论体系理解的目的。同时，要注重培养学生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通过定量化方法的传授，提高学生对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能力，通过调查研究、案例分析、课堂讨论、课程论文等方式，提升学生对区域经济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解。此外，教学中应该重视结合当前区域热点问题，紧紧把握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区域热点问题往往也是和区域经济理论联系最为密切的领域，通过区域热点问题的分析，能够使概念化的理论具体化和形象化，能够加深学生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理解，引导学生应用理论知识分析区域经济现象，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参考文献]
[1]埃德加・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李晓西,郑贵斌.中国区域经济学30年论文精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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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虎森,等.新区域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经济学的问题篇9
【关键词】经济学现状；根源；建设??
我国经济学界的权威杂志《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发表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一文，引起了我国经济学界的热烈讨论，对该文中指出的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绝大多数同志认为符合实际，表示坚决支持；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传统观点”，不能“与时俱进”，反对“与国际接轨”，是“左倾教条主义”，等等。看来这已不是一般的学术争鸣问题，而是有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我作为一个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半个多世纪的学人，对此不能不表明我的态度，因此写了《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一文，发表在《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11期上，并在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第20次年会上，宣讲了我的观点，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经济教学与研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何以为证？?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压缩到仅10小时，连政治经济专业学生也不到40学时。基本上被“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
2、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学界研究的课题和发表的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甚至公然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3、[jp2]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就拿我们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来说，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其他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就别提了。这的确令人感到寒心。[jp]?
4、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日益缩小。毕业的硕士、博士留校后都不愿意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我们这一代已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恢复招生后几届的中青年经济学者绝大部分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新毕业的硕博士生由不愿参与，后继乏人，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队伍的中断，前途不堪设想。?
5、与以上情况刚好相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却大行其道，绝大多数中青年经济学者和硕博士研究生，言必称“五斯”：凯恩斯、诺斯、科斯、卢卡斯、莫里斯。特别是大肆吹捧美英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被贬为“教条”和“空想”，对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更是不在话下。这种情况，与国家变质后经济学界的遭遇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二、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
1、制度上的原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是我国宪法上明确规定的，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单位和个人，却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甚至反对别人学习，这是违反宪法的，但是却受到某些组织和领导的纵容和重用。可以说，我国高校半数以上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单位和领导都是如此，他们占据了“半壁江山”，难道不值得警惕吗？
2、基本概念的混淆：首先是乱用“左”与“右”的划分，把强调计划调控斥之为“左”，强调市场化改革斥之为“右”，而把主张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者斥之为“和稀泥”、“调和派”。其次是“主流”和“非主流”的模糊区别，在前几年经济学界的“挺郎”与“批郎”之争中，挺郎派自认为是非主流学派，而把对方打成“主流学派”，即属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牛头不对马嘴，这不足以服人。最后是关于“海归派”与“土专家”的问题，他们的认识会有所不同，但各有优缺点，不能把“海归派”都说成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因为这不符合基本事实。?
3、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前主要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现在则主要是“无用论”和“过时论”甚嚣尘上，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已经过时了，无用了，因此没有必要学习和研究了。?
4、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前主要是全盘否定，彻底批判，现在则是全盘肯定，并被为捧“上宾”，基本上占据了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讲台，也充斥到我国的报刊、论著、电台、电视等舆论阵地，在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的幌子下，大肆推销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货色。?
5、中央某些部门（主要是宣传、教育部门）对以上问题认识不清、是非不明以至无所作为，助长了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的歪风斜气。如高校的经济和管理学专业（除经济学基地班之外）可以不开政治经济学课程。研究生课程则大大精简《资本论》的教学，不断扩大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这都是在国家教育部门有关单位的指示和默许下推动的；在经济学学术讨论中，我国宣传舆论界支持一派压一派的情况时有发生；在我国的报刊杂志中，在“与国际接轨”的幌子下，少登甚至不登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章，主要刊载介绍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文章，特别是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用西方经济学的案例和模型，采用高等数学的方法，这样的文章充斥了我国经济学杂志的版面。这些都是我国高校经济学的教师与学生很少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发表有关论文的主要原因。?
三、妥善解决以上问题的对策?
1、关键在领导，特别是宣传和教育部门的领导。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至理名言，希望有关部门和领导深思。?
2、在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领导地位，并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科学的，对我国有用的理论和方法。?
3、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科学地、全面地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的问题篇10
经济法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
经济法学在中国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注：马洪：《十年来经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争鸣述评》，《财经研究》1989年第12期；谢次昌：《经济法学的十年及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国法学》1989年第3期，等等）作为法学领域里的一个新兴学科，它随着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立法的变化和发展，亦相应地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在其发展历程中是充满了波折和艰辛的，就如同整个经济改革历尽曲折一样。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从事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学习经济法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真可谓“为学者日益”，从而使整个经济法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这是学界有目共睹的。尽管如此，回顾和总结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仍不难看到，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和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是经济法学发展中的问题，对此已有一些学者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提及。由于这些问题关系到经济法学在未来能否得到持续的、良性的发展，故在此略作撮要，希与学界探讨。
一、经济法的定位问题
对经济法的地位应如何确定，是许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由于经济法是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其定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法学的定位和发展。对此，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自身独立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是其他部门法不能替代的。但与此同时，经济法也仅仅只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它同样也不能代替其他部门法。因此，对其地位要有适当的定位，既不能过分低估，也不能过分高估。事实上，能否对经济法予以正确定位，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体系、适用范围等等问题的认识，从而会影响到经济法方面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
恰如其分地估价经济法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这些经济关系在总体上需要各类法律的综合调整，因此仅靠任何一个部门法都不足以实现法律体系的调整目标，必须由经济法同其他相关的部门法配合，才能共同实现法律体系的输出功能。对待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必须本着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而不能出于偏狭的门户之见。这是经济法学者和其他相关部门法学者应注意的。
二、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稳定与发展问题
国家和社会有一个稳定与发展的问题，经济法与经济法学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经济法学虽然在总体上发展较为迅猛，但其发展很不稳定，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现实的经济法研究与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立法贴得太近，而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又变化太快，致使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只能亦步亦趋地相应变化。同时，经济法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总体上的不成熟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应当承认，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并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同时，也不应把它们作为判断学术研究真伪的唯一依据。学术上的评判标准是应与政策和法律的成文规定相区别的，否则也就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意义。尤其是在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都需要随着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不断作出调整以使之日臻完善的情况下，更应注意这一点。
由于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提法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注：依据“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的基本精神，国家立法机关非常重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方面的法律规范。九届人大仍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此外，国务院机构的改革的原则也是要重视和强化宏观调控部门的作用。为此，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有利于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发展）因此，我国的经济立法速度是相当快的。这样的立法一方面对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端，对此已有许多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注：可参见李静冰：《盛行的经济立法观在法理学上的检讨》，《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以及苏力等人的相关论文）上述情况也说明，经济立法（其中包括经济法方面的立法）的发展是应该的，但也应适当地保持其稳定性，这不仅对保障法律本身的安定性和可预知性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保障法律的实效，保障真正的法律秩序的有效形成也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如此，从附带的意义上说，在某些学者特别重视成文法研究的情况下，经济立法的稳定也能为经济法学提供较为稳定的研究对象，从而有助于人们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形成一些必要的共识，这也是经济法学的稳定发展所需要的。
经济法的研究应当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否则经济法就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向深度和广度掘进和拓展。但是，经济法的研究同样要注意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的研究，没有部门法的深入、广泛的研究，经济法的基础理论也不可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可见，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部门法研究应有良性的循环，但目前这种循环尚未充分实现。此外，在研究部门法时往往会存在仅仅重视具体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由此存在对现行政策和法律依附过重的问题。在此仍需强调说明的是，成文的经济法律、法规等等固然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那些现实生活中正在起作用的非官方的规则、惯例等等同样也是值得研究的，它们往往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法律的预期目标等能否得到有效实现，关系到成文的经济法的制定者、执行者、受规制者之间的博弈活动，因而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的运作过程和实际效果。这些也都是经济法学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
经济法学的发展还需要经济法教学和科研队伍的稳定，还需要学术规范的稳定。在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中，随着对经济法认识的起伏不定，经济法的研究队伍也有一些伸缩变动。当然，从学者个人而言，学术选向是自由的，但一个学科的发展确实需要一批有志于此的高水平的人们。我国经济法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往往是显得有一定的规模的，但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也并不少见，有些人并不是在进行学术研究，其研究工作并非本于学术的兴趣或忠诚，因而他们只会制造学术对话的噪音，而很难出学术精品。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由于中国的经济法学仅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且整个法学研究都较为缺少应有的一些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因而在经济法学方面就更需要建立和健全应有的学术规范，并在稳定的学术规范中展开学术的交流。经济法学的发展需要经济法学者乃至其他领域的学者展开广泛的对话，通过百家争鸣、真正的学术批评来促进经济法学的发展，并经过长期的努力形成一定的学术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改变目前某些经济法研究中存在的自言自语、各说各话、无的放矢、自以为是的状况，也有助于改变某些不尊重他人著作权的信手拈来、据为己有的状况，或不知他人早有研究且已成通说，还自以为是提出了“新思维”的状况，从而有助于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或学术团体，等等。
三、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
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注：对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有精深的研究，他尤其认为“路径依赖”是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参见《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依据诺斯的理论，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起着制约的作用，因而经济法的变化和发展同样会受其影响，从而也会影响到经济法学。由于一国的经济法学必然会受到既有的各种特定因素的影响，因而会体现出其特殊性）。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因其依托于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定的经济法律制度和特定的学者群体，因而必然会显现出自己的特色。基于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状况而产生的立法、法律运作的环境以及学者本身长期形成的研究习惯，都会构成经济法学的赖以存续和发展的路径。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经济法同样属于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它必然不同于体现了“地方性知识”的他国经济法，而这样的经济法正是我国经济法的研究对象，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研究经济法。应当看到，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各国的经济法往往名称虽然相同，但其实可能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既有体现共性的、外向的国际化问题，又有体现个性的、内省的本土化问题。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四、经济法学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经济法学研究应注意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尤其应注意吸收和借鉴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密切联系的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在经济学领域曾长期探讨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尤其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究竟应调整何种经济关系（如俗称的纵向经济关系或横向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与民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之间是如何此消彼长的，等等。可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解决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范围、体系以及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等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学者还很重视法律的经济分析，尤其是在经济法领域，法律经济学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尽管这些应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此外，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在经济法领域也是很有应用价值的。不仅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相关学科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理论，对于经济法学的深化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经济法学同法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更是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能从其他法学学科的发展中吸取大量的营养。例如，法理学近年发展迅速，其中有很多成果是值得经济法学借鉴的。又如，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区域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因而一国的经济和法律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国外的经济和法律的发展，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已开始重视把国内经济法同国际经济法相结合，进行综合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加强“科际整合”研究的有益尝试。经济法学的研究视野必须开阔，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解决现实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还应打破僵化固守“部门法细分”的藩篱，以使问题的分析较为全面，真正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不是在一些大家都已有共识的问题上继续进行喋喋不休的“同义反复”。
在加强经济法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流和打通的同时，也应看到，同一些相关部门法学相类似，经济法学在以往的某些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深受概念法学和注释法学影响的问题，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绝对主义的影响是甚为深广的。由于现实的世界和经济关系是非常复杂和丰富多采的，因而在经济法研究中有必要多视角地、非直线地、非绝对地去分析和研究一些问题。这对于改善经济法研究也许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总之，上述问题都是经济法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大力加强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和经济法学的研究，就必须不断解决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已是人们的共识。为了促进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在正视和不断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尤应强调：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深化，经济法部门法的研究要强化，前者应从后者吸取营养，后者应得到前者的有效指导，从而实现前述的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和共同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经济法学的发展。
立基本土资源建造中国经济法学大厦
笔者在给学生讲课时，对我国法学研究现状曾形象地评述：民法学研究基本上是“旧房装修”，即在外国民法学和台湾民法学的框架内和蓝本上，联系我国实际深入研究，精雕细刻，硕果累累；劳动法学基本上是“旧房改造”，即根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劳动制度改革的需要，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劳动法学，对沿袭于前苏联模式的我国劳动法学，重构体系，更新内容，初步形成了一套既吸收国内外劳动法学成果、又在体系和内容上与外国劳动法学和我国原有劳动法学均有不同的劳动法学理论，经济法学研究基本上是“建造新房”，即基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和目标模式，在传统法学体系之外新创中国经济法理论，并且至今尚未完成“新房设计”而处在“无房可居”的境地，以致受到“经济法学没什么理论”的非议和讥讽。可见，我国经济法学所走的是一条比民法学、劳动法学更艰难但更有意义的发展道路。
我国经济法学研究自始就未能走上“旧房装修”或“旧房改造”的道路，而选择“新房建造”的道路，其原因在于：（1）经济法学是法学体系中的一个新学科，其历史远远短于民法学和劳动法学，更不象民法学和劳动法学那样有一套定型和公认的理论体系。（2）前苏联的经济法学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学，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产物的经济法学，当然不能照搬前苏联的经济法学。（3）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法学，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体制，因而，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学也不能搬入我国。
正因为如此，要建造我国经济法学的大厦，即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务必正确认识和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诸多特征中，对我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特别有意义的，是下述几点：
一、我国市场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某些国家已有成功先例，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则史无前例，以致有人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是相当于生物学和医学上“异体排斥”的关系。所以，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其难度上相当于生物学和医学上克服“异体排斥”。因此，我国经济立法应当以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为己任，进行制度设计。这就给我国经济法学提出许多特殊课题。例如，我国的国有资产在地位、职能、目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均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有资产，这就需要研究在立法上对此应当如何界定和落实。又如，国有资产一方面由于具有以全民利益至上、承担更重社会责任、肩负宏观调控职能等有别于非国有资产的特殊性而要求对国有资产适用特别法，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决定了各种市场主体应当统一运行规则而要求对国有资产适用一般法，这就需要研究国有资产适用特别法的范围和条件，以及如协调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再如，国家所有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有多种实现形式，这就需要研究在立法上应当肯定国家所有权的哪几种实现形式，如何规定国家所有权的各种实现形式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以及协调规则。
二、我国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
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较之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经济运行机制、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各个方面都有许多差别。所以，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法律制度和经济法理论的借鉴，要受到许多局限。因此，我国经济法学虽然需要借鉴发达国家，但更应当注重研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法律问题。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中，国家干预的地位比在发达国家更重要，国家干预的目标也不同于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国家干预手段在发展中国家则不一定有效，这就需要研究国家干预在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地位、目标和手段。又如，我国经济呈现城乡二元经济的格局，生产力水平、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在城乡都有所不同，进而城乡对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有着不同的需求，但是，市场经济在本质上要求城乡市场一体化和城乡共同发展，这就需要既分别研究城乡经济运行的不同机制和规则，又研究二元机制和规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协调。再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当采取不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模式，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面临着赶超性发展目标，这就需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处理当展、公平和效率与代际发展、公平和效率之间关系的特殊规则，以及这种特殊规则对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的特殊要求。还如，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遇到在国内市场上为发育竞争机制而要求反垄断、在国际市场上为增强国际竞争力而要求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的两难选择，这就需要研究我国反垄断法在任务、规制对象和规制措施上与发达国家的差别。
三、我国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化而来的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是由自由竞争（即单纯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转化而来的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国家干预是在不断发现市场失灵和缺陷并且不断积累干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这在法律上表现为私法公法化过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此即由国家对经济实行高度集中和直接指令的控制，一方面通过放活微观经济以形成受价值规律支配的市场调节机制，另一方面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以形成间接控制为主的国家干预机制，这在法律上表现为公法私法化过程。所以，我国经济法学与西方国家经济法学在研究思路上应当是相向而行而不是同向而行。于是，我国经济法学需要研究西方国家经济法学不曾研究过的许多新问题。例如，为培育市场主体，应如何重新配置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权、责、利；为在改革中能维持宏、微观经济协调，应如何处理宏观调控与微观放活的同步配套关系，为实现经济体制顺利转轨，应如何确定双轨制之间的界限和联系，以及规范双轨制并轨的过程；等等。
四、我国市场经济是压缩发展阶段的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有人将其分为物商品化、劳动力商品化和产权商品化等若干阶段，一般是在前一阶段完成的基础上进入后一阶段，循序渐进，顺其自然。而我国要求在本世纪内基本实现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化，就只得将市场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压缩在二、三十年内。于是，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的因素同时并存，应当先形成的因素尚未成熟，而应当后出现的因素却已早产。这样，就给国家对市场化过程的组织和法律对经济运行的规范，带来了困难。所以，我国经济法学应当着力研究市场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运行规则如何协调的诸多问题。例如，对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因素的滞后或超前出现，国家应如何部署和控制；与不同发展阶段相应的经济运行规则，立法中应如何界定各自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与不同发展阶段相应的经济运行规则发生冲突，应如何缓解和救济；改革进程中法律的超前性、稳定性和变动性的关系，应如何处理，等等。
五、我国市场经济是民主和法制条件尚不完备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与民主和法制相辅相成，完备的民主和法制，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和提高国家干预效率。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目前尚不完备，封建因素残存，民主和法制观淡薄，权力制衡机制欠成熟。在这样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就必然发生权力进入市场、权钱交易、官商结合等现象。所以，我国经济法学应当研究与政治学相关的许多问题。例如，应如何界定国家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社会经济调节中心和资产所有者的三重身份和职能，以及协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如何规范政府行为，防范政府滥用国家干预权；应如何规制行政垄断，制止权力进入市场；等等。
上述表明，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只要坚持和发扬立基本土资源“建造新房”的传统，就一定有辉煌的前景。
经济法：法律部门划分的主客观统一
现代大陆法的基本学说，源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对罗马法的研究及相应的资本主义实践。其法律部门划分并非建立在确切的学说和方法论之上，而仅是某种理念和实践的漂移之物。作为空前社会主义实践的组成部分，前苏联法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试图将有关学说和方法给予科学、精确的定位，其精神可佳，却仍不自觉地陷入了教条和唯心论的误区。（注：参见本人拙著：《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与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批判》，《当代法学》1992年第3～4期连载）当代社会经济关系发生的深刻变革，对我国将上述二者粗糙地结合在一起的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提出了挑战：法律部门究为何物？应怎样加以划分？对此如何作答，不仅决定着关于经济法现象的解释和定位，但凡涉及法律部门的任何问题，如劳动法、环境法、婚姻家庭法等是否及缘何是法律部门，中国古代有没有民法等，要对其深入探讨并作出科学的结论，都无法回避这一挑战。人们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受着某种思想禁锢，长期处于徘徊状态，无法取得突破。
本文想澄清并简要地论证这样一点，即：法律部门划分属于法学及思想意识上层建筑范畴，社会关系经由立法者、司法者也即法律上层建筑，通过法学家的主观意志对社会关系及其法律调整的折射，而塑造出一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法律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一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归根到底是由该国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决定的。但这仅在最一般意义上谈论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时，才是真理，只要多迈出一步，真理就变色了。一方面，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另一方面，法律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映不是毫厘不差地映照，法学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它对基础的反映更要以人的主观意志为主导，服从一定的世界观或价值判断。
客观社会关系及其内在要求本身，并非也不可能天然地表达任何意思。法律对客观具体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反映，是以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主观意志为中介的。即立法者和司法者基于其对社会关系及其客观要求的理解，加上其自身好恶和利益，决定对社会关系予以调整或不调整，以及以何种方式和力度进行调整。因此，法有良法和恶法之分，（注：权且认为良法就是顺应、符合客观规律的法，恶法则是不尽符合乃至违背社会规律及其客观要求的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法的历史就是在客观规律的作用下不断纠正恶法的过程，但恶法始终存在。由此也不难理解，在大体相同的社会关系之上，何以会有很不相同的法律制度。
在政权暨立法者的干预下，法律不仅调整客观的、物质的社会关系，它把主观的、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社会关系，诸如政治关系、宗教和其他一些意识形态关系等，也纳入调整范围；甚至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有时就是法律关系，如法律责任关系和诉讼关系等与法律调整共存的关系。现代国家和公共团体也越来越广泛地直接参加作为客观物质关系的具体社会关系。（注：顺便指出，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并非不能调整法律关系和其他思想意志关系。教科书通常把社会关系等同于客观物质关系，把法律关系与社会关系相对立、并列，这是不严谨的。参见马为成《民法不能调整思想意志关系吗？》，《法律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1期，第66页）尽管如此，立法者和法律本身，仍未对法律划分部门。古今中外的政权和立法者，从来都不是根据某种体系和部门划分学说来立法的，其法律创制，不过是程度不同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已。任何法、包括法典化国家的法，若未经研究者按一定的理论、逻辑和方法作分门别类，都是杂乱无章的。
法律的体系及其部门划分，正是法学家对法分门别类进行研究，以利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的结果。这也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的间接需要，他们藉此更为准确地理解现实需要及自身主观需要，得以便捷、有效地立法和适用法律。但是他们总是被现实和当前需要推着走，立法和司法相对于法学意识形态来说仍十分贴近于基础，它们对社会关系的简单、被动的反映，和社会关系本身一样不足以表明任何法的体系和部门。法学家们则相对超脱，他们尽可以令思维纵横驰骋，居高而下审视基础、法律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他们将物质社会关系及其客观要求用人类可以理解的语言表述出来，说明法与基础的关系，对法作实证研究，并予以价值判断。这是法律部门的直接由来，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法学家的主观意志。无疑，基础和法律部门划分之间隔着立法者、司法者和法学家这两重主观意志，同时法律部门及其划分是以法学家的主观意志为主导的。虽然法律部门及其划分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客观社会关系，但是这种决定作用是极其间接、迂回的，正如在奴隶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四大宗教可以存续至今，中古日耳曼习惯法的形式也可包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容一样。
本文的结论是，法律部门的产生和存续必须具备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其中主观方面是主导性的。所谓客观方面，是指社会环境业已造就出具有某种特性的客观社会关系和相应的法律关系领域，（注：国家和法的上层建筑直接矗立在基础之上，政权及其立法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客观规律“牵着鼻子”走，就此而言，法和法律关系较之法学和法的部门划分也是客观的）才可能形成相应的法律部门。没有罗马帝国时期地中海周边各民族参与的大规模贸易，引致商品关系的特性无扭曲地普遍显现，贯彻平等原则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关系应运而生，罗马私法和中世纪的商人法就无从谈起。所谓主观方面，是指一个法律部门的形成，有赖于法学家对某类法律规范及其与客观基础间的关系进行解释，以及法学界和社会对某种解释的普遍认同。若无罗马的一批法学家致力于对体现平等要求的法律规范的研究，如盖尤斯、乌尔比亚努斯等，写出私法教科书“法学阶梯”，并提出公私法划分的学说，便不可能有最初的公法和私法这两个法的部门。英美法本无公私法的划分，现在也仅止于知晓和介绍这种划分，任何一本普通的英美法教科书都会告诉读者：法划分为刑、民两大类，“民法”（Civil law）也包括行政法。出于如此不同的基本理念，才可能在大同小异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上，并存着有根本差异的两种法律体系及其部门划分。由此可见法律部门及其划分的主观性之所在。
有鉴于此，当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间的隔阂被冲破，政府既基于政权承担者身份干预经济及充当市场“裁判”，同时也以所有者、股东等身份，订合同、办企业，以种种方式参与公开市场操作，法学家对由此出现的公私法相融合的法律现象和法律规范进行研究，科学地揭示其与生产社会化、社会活动及其法律调整专业化和技术化的内在联系，认为出现了经济法部门，并得到普遍认可，经济法这个新兴的法律部门也就“十月怀胎”，一朝问世了。某个法律部门一旦形成，在其形成之前即已存在的同类法律规范，也会顺理成章地归入它的门下，如古已有之的一些经济管理性法律规范在当代可以纳入经济法的范畴。同理，中国在本世纪初沈家本修律区分民刑之前，肯定是没有民法和民法部门的，但今人不妨以大陆法之民法观点和民法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的某些“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学术探讨和研究。
简言之，迄今为止的误区，在于片面地理解法律部门划分的客观性，将其绝对化，而客观本身既不通人的语言，也无天然可供人观察的性质可言，于是法学家们用主观去解释客观，鉴于经济生活、自然人的家庭生活未必就是“民事”，政权和公共团体的行为未必就是“公”事或行政，人们事实上不得不用法律调整的方法或手段去辨别社会关系的性质，到头来活生生的社会关系只剩下干巴巴的三种性质-民事、刑事和行政，（注：毋庸讳言，迄今法学界仍不乏将此一贯到底的理论勇者，他们论证并呼吁众人接受现代社会只有三个法律部门之“客观”事实）从而陷入循环论证。
在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空前普遍、深入细致、技术化、经济化，对于法律部门划分具有决定意义的已是法的对象所包含的具体社会内容差异，而不再是表现为法的调整手段差异的抽象的社会关系性质。作为客观要求的反映，各国统治者愈益将各种法律调整手段结合起来，对一定社会活动领域的各种社会关系加以统一调整。当这种调整达到一定的深度和规模，形成确定的宗旨和原则，从而对社会
关系的客观要求有了较充分的表达-这是客观条件，加上法学家的某种比较科学的主流解释-这是主观条件，二者结合即可成为某一法律部门形成的标志。任何法律部门的形成，盖莫能外：古罗马时的公法、私法，拿破仑时代的民、商、民诉、刑、刑诉等“五法”部门，近现代在“五法”基础上将民商合一、加上行政法和宪法的“六法”部门是如此，当代的经济法、劳动法、环境法等也是如此。
未免生歧义，笔者将本文的观点自我概括为法律部门划分的“主客观统一、主观主导说”。法的部门划分的客观性，仅在于要用是否能够促进或至少不妨碍社会经济及法治发展的实践标准，来检验其真理性。因此，法的部门划分又是相对的，（注：近年学者的研究开始涉及法律部门划分的相对性、模糊性。本文可以作为这种论证的一个基点和旁证）即使民法这样的传统法律部门也不例外。本文不是什么创造，只是试图对历史和现实有准确的把握和理解，作为对西方学者在法的部门划分上不作深究之实用主义（注：当然实用主义有实用主义的优点，它至少可以避免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立法、司法实践造成不必要的干扰）的一种补充，以及对前苏联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法的部门划分方面之偏差的一点修正。
经济法的产生要因权力与民商关系的接轨
经济法是在民商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法律现象。商品经济关系的发展跨越了商业关系、商事关系、现代市场经济关系三个阶段，商品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与经济法的产生有着内在、必然的联系。
一、商业关系向商事关系的演变孕育了民商关系对权力干预的寄托
商品经济关系的初始源于原始形态的物物交换关系，这种物的交换关系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商业关系。商业关系的特点在于个体性与具体性表现充分，主体的相互识别程度高，与此相适应，民法的产生与发展首先是用民事主体和权利范畴界定商业交往主体的权能资格与权能属性，便于主体间的相互识别和利益取得，固定交往主体的法律资格；其次是用民事规则规范主体间相互的权利转移关系与秩序，如合同规则，侵权处置规则等。但随着商业关系的范围与主体不断拓展，商业关系出现了由个体向群体发展的趋，具体日渐为抽象所打破，特别一些以商行为为职业的商人阶层的形成，加速了商业关系商事化的进程，商事关系得以形成。商事关系的发展是循着“财产资本化资本权利化权利证券化证券流通化”的轨迹发展的，与此相伴生的是资本关系日趋复杂，资本的载体由具体向抽象过渡，权利形态、证券形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事关系的发展，必然存在的是商事主体的复杂性、难以明辩性和交易的多环节性，识别当事人动机真实性与合法性的直接机会相对减少，行为的自我把握愈为困难，商事关系所隐含的投机性相应增大，利益损害的不特定性、广泛性与弥散性扩大，对商事行为与商事关系的监控难度越来越大，以往民事关系中的当事人自我监控机制运用于商事关系中愈发显得局限，因此，除当事人的自我监控外，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在急切寻求一个具有某种中介力与约束力的社会机构或国家机构来从社会或国家的另一个视角监控商事关系，充当商事关系的保护人，这就为社会力与国家力介入和渗透民商关系领域提供了前提与藉口，具体表现为：
1.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由原来参与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的自动进入转化为由国家控制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的市场准入权，特别是对商事主体的资格控制更严。
2.商事机制的运作借用公权力的运作机制，如公司机关的组织机制就是模拟公权力的分配机制而造就，公司机关设置权力机关（股东会）、执行机关（董事会）、监督机关（监事会）的组织架构与国家权力中立法、行政、司法权的分配与制衡机制是极为相似的，私权利的个人自主属性逐步向私权利相互协调与制衡机制发展，这是传统民商关系发展中权利要求的实质性变化。公权力分配机制在公司机制中的借用，反映出民商关系的内核裂变，权利的分配由绝对自主走向相对制衡。
二、民商关系的法律保护成本增加产生了对经济法的生成渴求
民商关系的正面发展并不能反映其负面效应的消除，正面行为与负面效应的同时存在是事物矛盾的运动规律。以竞争现象为例，竞争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助动器和加油箱，竞争要求正当竞争、公平竞争、平等竞争、合法竞争，但与之相伴的又必然是背离诚实信用与商业道德的不正当竞争现象。用何种规则与方法控制和调整不正当竞争行为，传统民商法所使用的是侵权行为规则，尽管个别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表现为对某个权利主体竞争权利的侵犯，通过侵权损害赔偿使权利主体的权利可以得以弥补，但由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对象的广泛性与不稳定性的客观存在，个债的追诉使得当事人自我保护的成本增加，而建立一个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查处的公共机构，则可以降低竞争秩序的保护成本。反不正当竞争法就是在这种前提下产生的，多数国家常设性的竞争监督机构也由此而建立。这一方面反映传统民商法规则对违反民商法价值准则调整所暴露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商关系的发展决定了民商关系的调整不可能为传统民商法所垄断，而由此会产生一些新的法律部门。
商品经济机制建立的前提是打破资源垄断。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阶段，其要打破的是权力对资源的垄断。这时所依靠和运用的法则是契约自由原则，这些规则带来了良好的民商关系秩序。但是进入发达商品经济阶段后，从经济力的分布格局来看，已由自由竞争时期的多极化的经济角力走向经济力相对集中于少量集团，并且市场为垄断所瓜分的经济格局，经济力的平等竞争现象逐渐减少。而因经济力垄断与集中所产生的依附关系日趋加强，竞争所表现的已不再是商品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自我地位与价值，而是成为吞并其他经济力，遏制再度竞争的一种方法，即以竞争消灭竞争。因此，从法理上消除垄断这一现象成为商品经济秩序再度良性循性的关系，由于“在典型的市民社会中，垄断化是以所有权和契约为媒介而自由形成的，这并不受民法的谴责，但依效益、公平、自由和理性的价值标准判断，过度的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是依效益和不公正的，否定了自由竞争和经济民主，应当予以禁止和限制。”（注：曹士兵著：《垄断法研究》第9页，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一些国家为防范与控制垄断所制出的法律，第一次在民商法之外用另一种法律规则与方法对垄断这种民商行为加以限制以及调整，并且不采取民商法的平等、自愿、等价的惯常规则，不使用权利义务机制来调整这类行为，而是使用权力控制直接介入这类行为，如对垄断行为的调整采取司法检控手段等。垄断是一种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这种行为用民商法规则来调整只能去其非本愿与非合意的部分，而实质上是在合同自由原则下其行为的全部都得以受到保护，民商法要确认这种行为的非法性即与其本旨相违背，已显示出其法律功能的不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合理性又需要将这种合乎民商法的行为确认为非合理的行为，这时可采用的方法，一是民商法异化，二是建立新的法律部门，而民商法异化会导致背离民商法的本旨，对整个商品经济架构产生质的否定，因此异化的方法不可为取，采用建立新的部门调整机构更为合适。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民商关系演变与发展所显现的三个特点：1.对权力的依赖：体现为民商主体自我控制不能条件下对外力的寄托；2.权力机制的借用：私权利的分配由绝对自主走向相对制衡；3.私权力的部分限制：垄断与限制竞争自由的限制与剥夺。
这三个特点的形成反映出了权力与民商关系的接轨，也孕育了经济法的产生。经济法第一次使用超民商法手段对已有民商关系进行调整，并确保了合理民商关系秩序的继续存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经济法对商品经济关系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已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关系等待经济法的调整，而仍然是对民商关系的调整，只是与民商法的调整手段不同而已，经济法使用的是权力手段，民商法使用的是权利规则。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法是调整一定范围民商关系的法律规范。
经济法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法律保障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要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和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做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一点做得好，中国的现代化就容易成功。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好这一点呢？我认为，就法律保障而言，这主要靠经济法。
为什么经济法能够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呢？这是因为经济法的特殊性使它具有这种功能。经济法与传统法相比有其特殊性。传统法（公法和私法）根源于分工、个人占有和个体小生产；经济法则根源于协作、共同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传统法是国家（社会公共权力）控制人与人的利益冲突，并把这种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内的法律。经济法则是国家调控人们在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生活中个人活动的集体（社会化生产组织如工厂、公司等）影响，局部活动的全局影响，以及近期活动的远期影响等，使个人与集体的利益最大化，局部与全局的利益最大化，以及近期与远期的利益最大化结合起来和保持一致的法律。因此，经济法具有与传统法不同的功能。如果说，传统法以控制人与人的利益冲突为要务的，因而它主要是为人们的社会生产的自发发展提供外在的条件，那末，经济法则是人们对其生产过程的自发形式进行有意识调控为要务，因而它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内在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