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展实体经济篇1
一、江苏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多年来，江苏GDp稳居全国第二，江苏金融在信贷投放、直接融资、保险保障等方面一直位居全国前列。2015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1394亿元，位列全国第三。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江苏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对江苏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较高，对于加快转型发展形成一定制约。我国金融体系一直以国有大中型银行为主导，间接融资比重远大于直接融资。江苏金融市场的融资结构也不例外，贷款仍是企业获得资金的主要来源。即使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实体经济的间接融资成本仍然较高。据2015年江苏银行业数据显示，江苏地区商业银行存贷款利差普遍超过3.5%，农村金融机构甚至超过5%；企业贷款利率执行基准下浮的比例不足10%，多数企业贷款利率执行基准甚至上浮，特别是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财务不规范及抵质押物不足，贷款利率普遍上浮幅度较大。融资成本的高企使得急需资金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难以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小企业的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金融支持产业升级力度不够。出于资产安全的考虑，银行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大中型企业为主要客户的服务定位，一定程度上造成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一方面，金融资源大量投入实力雄厚、有强担保或有资产抵押的大中型企业，对个体经济、“三农”、担保不充分的小微企业支持不足；另一方面，对传统行业和部分产能过剩行业投入较多的金融资源，对尚未形成规模和集聚效应的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金融资源投入相对不足。金融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增强。
金融创新步伐需进一步加快，金融业态平衡发展有待加强。从金融创新看，江苏地区直接融资发行规模呈快速增长势头，直接融资的规模和增速均位居全国前列。尽管如此，面对融资主体不断提出的多样化融资需求，江苏金融产品的创新仍有较大空间。现阶段，江苏地区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商业银行依靠规模扩张和存贷款利差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和盈利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整体仍不高，投资银行、金融市场等社会化融资业务还需加快发展，轻资产企业在金融支持的可获得性上存在一定困难，创新业务的品种、渠道和内容都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从金融业态现状看，江苏有一定优势，但各种业态发展不平衡，与江苏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比如，江苏保险业的业务创新深度与国内一些发展较好城市相比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江苏金融租赁业具备规模的金融租赁公司数量不多，群体有待进一步壮大。
金融风险传导扩散，金融机构经营风险加大。江苏社会融资规模逐年上升，但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经济运行环境下，一些地区和企业的风险不断暴露。局部地区担保链风险集聚并爆发，且有蔓延迹象；钢铁、船舶、建材等产能过剩行业信贷风险先后暴露，并向上下游企业扩散；中小企业信贷风险上升，并逐渐向大型企业蔓延；部分效益不佳企业占用大量银行资源，依靠外部融资借新还旧，债务规模越滚越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有所显现；少数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高企，部分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出现倒闭的情况。随着金融风险的传导、扩散，江苏金融机构也面临着较大的经营风险和资产质量压力。
二、推进江苏金融改革服务实体经济的总体方向
当前，江苏实体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金融资本的着力推进至关重要。江苏金融改革要以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为出发点，重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需求，加强对各类资本流动的规范引导，不断深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性。
畅通拓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渠道。坚持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性为核心，以完善江苏当前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深化金融产品及服务市场化程度、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健全小微企业融资体系为着力点，优化政策资源和金融资源的配置，充分发挥好金融的杠杆、工具作用，全面助推江苏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发展。
找准深化金融改革创新的发展方向。要以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求为金融改革创新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准确把握江苏金融改革创新的目标和方向，不断丰富金融市场层次，持续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规范金融市场秩序，简化并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效率。
拓宽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活动的有效路径。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大量民间资本为追求短期利益而流向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领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低水平扩张和产能结构性过剩的矛盾，造成资源错配进而导致资源浪费，也给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带来潜在风险。江苏金融改革应充分利用好民间资本活跃度高这一优势，规范民间资本投资方式和机制，激发民间资本投资实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导民间资本合法有效地参与实体经济发展，为金融支持实体发展提供多渠道资金来源。
三、推进江苏金融改革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策略
1.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能力
提高融资成本实惠向经济实体传导的有效性。推动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在足够多元的市场主体和丰富的金融产品服务下，促进市场信息的有效流通共享，创造条件强化实体经济对融资主体和产品的知悉、评价和选择能力，确保经济实体分享到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带来的融资成本实惠。
加强抵押担保方式创新，切实降低经济实体融资的担保成本。鼓励各类金融机构根据实体经济运行需要，扩大现有抵押、质押品认定范围，推广各类型收益权、实物生产资料的抵押、质押贷款创新，推动风险担保基金建设，通过政府担保基金、企业集群担保基金等方式，形成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的融资风险共同体，降低小微担保融资成本。
创新融资还款方式，切实降低经济实体接续融资成本。鼓励金融机构开发设计“年审制”、循环贷款、“无间贷”等符合小微企业融资特点的还款方式，解决期限错配问题，减少融资过程中的结构性摩擦，降低小微企业接续融资成本。华夏银行针对小微企业推出的“网络贷”、“年审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就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努力降低经济实体融资信用成本。加快推进小微企业信息平台、信用评价、融资担保和风险分担体系的建设，健全小微企业服务中心组织，搭建完善的金融信用平台，不断缓解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努力降低小微企业融资信用成本。
2.优化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不断加大金融支持产业升级力度
优化配置金融资源，推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经济任务的进程中，金融业要按照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和江苏未来产业空间布局，制定更具导向性的融资政策，持续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充分了解产业发展所处阶段、面临瓶颈和金融需求，重点对升级转型、技术创新以及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市场竞争力的融资需求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对落后行业，尤其是“两高一剩”行业，以及落后产能、技术水平低下的企业，逐步限制金融支持并适时退出，倒逼传统行业进行转型升级。
扩大有效供给，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短板。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行业、生命医药行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建立科技贷款绿色通道。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与绿色信贷领域的金融服务，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加快工业融资产品创新，鼓励发展能效融资、合同能源管理未来收益权质押融资、排污权抵押、碳排放权抵押等绿色信贷业务，积极支持国家政策鼓励专业技术突出、管理规范的节能服务公司、节能减排工程承包企业、节能环保设备制造企业发展。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大力推动创业金融成长，解决初创企业者的融资困难。为创业创新企业提供结算、信贷、咨询等全流程、标准化的金融服务，针对具有广阔成长空间的项目和契合政府发展政策的企业优先提供金融服务。
加大薄弱环节金融投入，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引导和调动金融机构加大对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和投入，有针对性地制定特色化经营、个性化服务、差异化竞争的发展战略；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在产业集群区域、小微企业聚集区成立特色支行、专营机构、科技企业专业服务机构、金融事业部等专业化服务机构，完善运行机制，切实提高民营经济、小微企业、“三农”经济等经济实体资金需求的可获得性；引导村镇中小金融机构、专业化金融服务公司和平台找准市场定位，鼓励其专注于为民营经济、小微企业、“三农”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与服务；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在做好部分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的同时，在省内积极开展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业务。
3.培育多元化金融供给主体，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增强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提高银行业竞争和创新力。进一步加强机制体制建设，建立健全同目前市场形势与政策规定相适应、兼具协调机制的管理体系。一是发挥银行业产品创新研发优势，创新金融工具。引导银行业重视金融工具的创新，拓宽金融资本支持实体经济的渠道，鼓励银行业创新开发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产品。二是顺应消费信贷和第三产业特点，稳步推进非耐用品的消费信贷、分期付款发展，加快发展消费金融、绿色金融、文化金融、科技金融、服务金融等多元化的融资工具。三是发挥银行业信息技术优势，创新金融服务方式。顺应时展需求，加快与互联网的融合创新。借鉴移动互联的平台思维，搭建以互联网平台为主的服务网络，加快设计移动银行客户端，突破传统物理网点的束缚，实现客户的流动性获取与管理。
加快普惠金融推广，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发挥各类型金融机构的优势，找准市场定位，构建多层次、全方位覆盖的普惠金融体系。引导银行业强化区域金融服务，发展服务中小企业的区域性股权市场，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发行小微金融债；有效发挥各类新型机构的互补优势，进一步丰富江苏金融业态，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多元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引导民间资本规范发展，有效补充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健全和完善民间资本监管机制，加快小贷公司、典当行、融资性担保公司、民间资本登记管理中心、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等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建设。建立有效的制度安排和配套机制，引导更多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4.积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全力维护金融稳定
如何发展实体经济篇2
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向城市,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凭借着辛勤劳动,成为了百万富翁和企业的技术骨干。同时,随着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外出农民开始回乡创业,又推动了农村城镇化和农村经济、就业结构的变革。此外,国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新农村建设突飞猛进,城乡间的经济发展趋于协调。
二、当前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分析
(一)如何实现城乡经济联动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顺利进行,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显着提高。但时,在城乡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城乡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了城乡二元经济现象,严重影响我国整体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当前是我国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关键时期,如何实现城乡经济统筹发展,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是党和政府在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同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也进入“瓶颈”期,亟需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完善农村市场经济建设,促进要素在城乡间自由发展,实现城乡经济联动发展,以城带乡,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如何促进农民增收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到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农民收入倍增的宏伟目标。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实现农村的小康社会。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小康,而实现农村的小康社会的重点在于促进农民收入的增收。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的收入得到快速增长,但是总体上看,农民增长困难,城乡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严重影响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在进一步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中,如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多方位地实现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是党和政府今后农村经济工作中的重点所在。
(三)如何转变农村落后的生产经营模式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村的生活面貌得到很到的改善,但是农村经济发展出现减缓趋势,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村落后的生产经营模式。生产力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形成科学合理的生产关系的保障。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仍很低,属于典型的以牛、锄、耕为主要生产工具的自家经营消费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生产技术含量低。同时,农业结构单一,主要以种植业为主,没有形成农林牧副渔一体化的多种经营模式,作物品种单一,质量低。此外,农村市场不规范,农村资料开发利用率低;当前,我国农村市场不健全、交易不规范、网络化程度低、农产品流通市场量小,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市场的不规范,造成农村的资源开发力度低,资源浪费严重,无法促进农村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资源的经济价值。因此,如何转变农村落后的生产经营模式,推动农村市场经济建设,是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所在。
(四)如何实现基层政府职能转变
农村经济的发展既要靠市场在经济运行的基础作用,也需要基层政府发挥其调控作用。而当前我国基层政府的种种弊端,没有完全充当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角色。基层政府的弊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机构繁多,财政给养人员过多,使基层政府的运行成本太高,财政负担过重,严重影响基础政府财政投入到农村经济建设的规模,最终影响农村经济发展;二是基础政府干部的综合素质不高,缺乏一定的经济管理知识,乡镇干部专业技能知识主要靠自学,理解不透彻,往往存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严重不利的影响。三是基础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不明确,机构设置臃肿,造成对经济的多重管理的局面,各部门的分工不明确,因此,在涉及到责任时候各部门相互推诿,不能更好地发挥其相关经济管理职能,其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基础政府职能如何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怎样更好地为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三、继续深化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对策
(一)统筹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城乡分割体制不仅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阻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最终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积极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社会平等地位,尤其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此,要从规划入手,建立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相关机制,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连接城乡统一的市场,推动城乡商品、劳务、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城乡经济的联动发展。
(二)拓宽农民收入渠道,着力多方面增加农民收入
放宽创业门槛,加强对农民创业的扶持力度,完善创业服务体系,多层次、全方位地鼓励农民的创业;同时加快农业的现代化建设,积极支持对农产品的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劳动附加值,增加农民的收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尤其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的收益。此外,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保障农民在土地上的合法收益。
(三)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生产经营模式的转变
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提高农业生产率,摆脱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积极鼓励发展立体化农业,因地制宜,形成农林牧副渔立体化农业,多方位提高土地的收益;规范农村市场,逐步完善农村市场的管理制度,保障合法经营,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以市场化带动农村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促使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发展实体经济篇3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宏观经济管理理念；继承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指的是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工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正是通过这种分工与协作实现了国家经济发展快速化要求。宏观经济作为国家整体经济的体现，不可避免会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如何坚守适合本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管理理念是每一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所需要深刻研究的内容。
1、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
参与经济全球化，以政府为主体的宏观经济管理必然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有着自己的准则，总体上看去，全球化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理念的影响有三大方面。
（1）影响我国经济主权问题决策
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含义即指技术与生产力目前都还属于较低水平，因此在参与全球化合作时，我国必然会处于产品链的最低端，受到发达国家经济的制约。
（2）对管理规则的影响
加入wto后，意味着我国在经济领域实行全方位、全行业的对外开放，从宏观经济管理理念方面来看，这预示着我国之前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与管理理念都将重新洗牌，为了适应wto环境下的经济政策，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理念必须得按照国际化的经济标准来制定，同时还需要为国际间的经济接轨而作出适当的政策贡献。是对过去封闭经济管理理念的全盘抛弃还是审时度势，将其中有价值的证明成功的管理理念进行保留继承，需要通盘考虑。而一旦继承之后，我们又要面临如何将这些理念进行发展的问题。必竟任何理念与模式在社会发展的趋势下都会显得过时，因此这方面的影响不容小视。
（3）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经济全球化是在世界各方力量处于相互制约、向均衡化发展，从而最终使世界经济格局处于相对缓和，众多国家参与进来，但各国又将注意力集中于本国在生产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促使社会分工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发地紧密，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旦某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混乱，其它国家也势发受到影响，当这种影响全面曼延开来时，就会造成整体局面的失控，从而影响了各国的经济秩序。当稳定性受到影响时，宏观经济的管理就会变得俞发地困难，也俞发地重要。要想抑止衰退的扩大化，那么就必须经济职能部门采取有效地宏观经济政策来调节本国的宏观经济，从局部改善，进而改善整体世界的宏观经济局面。
2、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宏观经济管理理念
（1）宏观经济管理的转型
历史上，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已经历经了两个主要阶段与一次转型，目前正在面临着第二次大的转型，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客体又将迎来一次实质性的变化，这必然要求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进行第二次转型。宏观经济管理的模式的转型将会是这次转型的主体内容，舍弃掉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管理理念，取而代之的是以市场调节为主，国家宏观政策有力引导为辅的新型经济管理模式。
（2）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创新
宏观经济管理手段是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时所采用的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一切手段。经济全球化的加剧，促使国家政府必须创造出适应新经济环境下的管理手段。其中包括软件方法，如经济方法、行政方法、法律方法同时也涵盖了各种硬件，如不同的传媒与网络。利用信息化的高速飞展，政府已在着手建设数字信息化管理手段，即所谓的地进行电子化政府建设。中国政府的庞大，管理起来必然有着非常大的难度，但是通过建设电子化政府网络，实现了垂直化的管理反应速度，对于国家的经济层面进行统筹，任何地方的经济信息可以上网查询，而一个经济行政命令的下达后产生的效果，都可以尽快了解到。实行现代化与网络化的经济管理模式，政府构建了覆盖全国的“政府网”体系，这正是新经济形势下，政府将经济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发展，及时应对新环境下宏观经济有可能面临的来自世界和国内的挑战，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
（3）求发展应对突发事件
所谓的突发事件，对于宏观经济管理而言，实际就是发生之前并没有太多的前兆，而对于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的世界经济体来说，突发事件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越迅速，突发事件来之迅猛，影响巨大，比如之前的美国信贷危机，虽然开始仅限于美国，但不久就曼延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我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美国出现次贷危机之后，也不能独善其身，美国经济一下滑，我国的制造业受到重挫，最终问题都会反映到宏观层面而来。那么如何应对这种形势下的经济突发事件，是我国对宏观经济进行良性管理不可逃避的问题。面对这场危机，我国集所有力量，通过4万亿的建设资金来救市，而后各个职能部门在统筹规划下进行充分配合，这就是一种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及机制的培养。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要时刻要作好应对措施，也就在制定相关制度，调节我国经济社会的运行，面对突发事件，常用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一定程度上会有过时的可能性，那么根据新经济体系来发展这些管理政策符合了时代的要求。比如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利率、存储基本利率，这些措施一般是遇到经济事件时，国家常采用的一般经济调控手段，但是现在的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影响比以往都要大，因此如何在这些固有手段内容上再继续发展，将它们的内容涵盖的范围更加广，解决的矛盾更加彻底，是当代宏观经济管理理念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经济手段的不断创新，加强国家自身应对危机的准备基础。
3、总结
宏观经济始终是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石，它的变动影响到国家发展建设的方方面面，不论在哪个时期，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是国家职能部门发挥作用的工作重点，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建立自己的经济管理体系是目前国家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
如何发展实体经济篇4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呢？一般地说，促使人们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大约有如下的一些因素：第一，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怀。生活本身的经验告诉人们，好的政治体制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保障，而不好的政治体制则会成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要想使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就要通过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而要想使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顺利地进行，就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好的政治体制。第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不满。人们通过横向的比较（主要是知识分子）会感觉到我们的政治体制在结构、制度、程序、运行机制方面不完善、不理想。为了追求更理想的政治体制而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第三，对社会生活失序状态的不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社会生活秩序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转变，原有的秩序逐渐地瓦解，而新的秩序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从而产生了社会生活的失序状况。而在这种失序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政治腐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们便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第四，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状况不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眼界的开阔，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应该享有的政治权利便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人们就会深感现有的政治体制的不理想、不完善，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五，对某种具体的不良政治遭遇的感受。在平时的政治生活中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政治腐败等原因，往往使人们遭遇到一些不公正的甚至是伤害性、灾难性的对待。当人们在反思这些遭遇时便会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等等。正是这样的一些因素才会把人们引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和期望。但是，当人们开始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人们便会陷入矛盾之中：这就是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愿望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严重滞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就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单单有愿望是不够的。要想使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能够向前发展，不能靠愿望，而要靠动力。因此，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问题乃是弄清楚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寻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契机的根本性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从道理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首先应该来自广大的人民群众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其次是来自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从现实生活来看，则情况要复杂得多。为此，我们就需要了解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的特点。由于我们的起点是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不论来自何方，最后都必须经过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地采取一系列放松政治控制或改变政治控制的重大的措施，才能真正实现。而放松和改变政治控制，则具有很大的风险性。我们知道，一种政治体制就是一种政治控制体系，政治控制体系要想正常地运转，必须在控制主体和被控制对象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而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要在某种程度上放松控制，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放松控制所形成的局部的不平衡来建立适应新体制需要的新的动态平衡。如果由放松控制所引起的局部不平衡没有建立起新的动态平衡而是造成整体性的动态平衡的破坏，那么就会产生政治动乱甚至会使原有的政治结构发生解体。这对于当权者来说是灾难性的。因此，即使是具有改革理想和抱负的领导者也不会，愿意去冒这种风险。其次，政治体制改革也会与各级领导层的既得利益发生矛盾。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大调整，或者叫做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掌握权力的各个机构的利益的再分配。作为各级当权者来说，原有的政治体制是同他们所掌握的一定的权力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权力本身就是利益而且是更大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向着放松控制因而是减少权力的方向转变，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使当权者丧失权力和利益。而上述的风险性本身也是一种重大的利益风险。因此，对于那些具有改革抱负的领导者来说，改革的实现最好是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它们一方面会使领导层感到风险很小，另一方面又不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但是实际上这种理想的状况几乎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中政治改革从来就是有风险的，而且是会损害领导层的既得利益的。因此，政治改革对于各级领导层来说，从来都具有被迫性。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各级当权者往往既不敢于也不愿轻易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各级当权者自觉自愿地、积极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现实的。正因为上面这两种原因，便造成各级当权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缺乏动力的状况。但是另一方面各种政治体制改革又必须通过各级当权者才能实现。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便只能来自外部的压力了。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的：即如果不改革，则会冒更大姆缦蘸蜕ナЦ蟮睦妫庋凇傲胶ο嗳ㄈ∑淝帷钡男问浦拢母锉阌锌赡鼙黄鹊厥迪帧R虼宋颐蔷托枰芯空庵帧傲胶ο嗳ㄈ∑淝帷钡那榭鋈绾尾呕岱⑸渴鞘裁囱男问坪土α坎呕嵬贫庵智榭龇⑸
在了解了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特点之后，我们就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两种可能的动力会如何造成改革的形势。如上所述，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力应该来自人民群众对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即人民群众对政治存在的不满。政治体制对每个个人来说，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环境，从而也就关系到人们的政治存在的问题。所谓政治存在是指人们的政治要求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政治环境不能满足人们的政治要求，人们就会对自己的政治存在产生不满，这样就会生长出改变政治环境的要求。这就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习惯势力等等的影响，人民群众在和平发展的时期对于政治存在很少提出异议，即使产生不满，也很难表现为明确的改变政治体制的要求。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人们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才会逐渐转移到政治存在上来。那时人们就会对政治存在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转化成为改革政治体制的动力。所以，在和平发展时期，人们的政治改革的要求是要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才能提到日程上来的。这就决定了来自人民群众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的动力是很不容易成长起来的。完全指望这方面的动力的成长，政治体制改革恐怕就要被推到遥远的将来去了。因此，要想使这种要求变成真正的动力而造成改革的形势，则是一个非常曲折、艰难而且需要长期酝酿的过程。
那么，在来自人民群众的改革要求还没有真正变成动力的时期内，政治体制改革会不会发展和怎样发展呢？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往往是靠一种间接的力量来实现的。这种间接的力量就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力量。因此，我们就应该很好地研究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是如何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在现实的过程中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对于政治体制是从反面提出问题的，它们对政治体制所发出的信息就是“不改革不行”。换句话说，经济生活中的力量是通过危机的方式来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地说，因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体制构成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外部环境。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每前进一步，都必然要受到原有的政治体制的阻碍。这样，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每前进一步，都会不同程度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从而对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样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就会不断地生长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来。这种动力虽然是间接的，但又是及其巨大的，往往是政治力量所无法抗拒的。也就是说，实际的情况是，当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遇到政治体制的阻碍时，就会产生经济生活的不同程度的破坏。而经济生活破坏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不正视、不能不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这就促使政府必须下决心来改变阻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原有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从而使政治体制的改革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进。这是目前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的途径。因此，如何借助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力量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一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事情。在目前，当来自人民群众的改革动力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就应该放在探索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将会如何具体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要求？而当这种要求遇到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时，又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后果？这种社会后果又会怎样地影响领导者的决策选择？当领导者做出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选择后，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如何克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等等。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如何发展实体经济篇5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务实之举。我省近年经济社会发展迅速，GDp连续3年年均增长超过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但高速发展也使一些事关全局的严重问题，如调整经济结构，协调区域发展，深化改革开放，保持生态平衡，缓解资源承载矛盾凸显。如何破解这些难题，使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已成为事关全局的重大课题。“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如何把握张弛之度，需要我们摸清基本情况，转变观念，完善思路。只有这样，中央提出的“三个协调”的目标才能达到，四川才能真正做到科学发展。
实现科学决策的基本前提。波澜壮阔的全面改革，使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大为提高。而执政能力的每一次提高，都是对当代重大现实难题破解的结果。面对全新的形势和需要，如何认识和理解新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在省情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对新的重大现实问题作出正确的解读和抉择，如何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决策更加科学和符合省情、市情，是对执政能力的又一次考验。只有集中民意，才能汇聚智慧：只有符合省情，才能切中时弊；只有真正摸清民意和省情，才能奠定科学决策的基础。
筹划省第九次党代会的基础工作。2006年，我们取得了“十一五”的良好开局。2007年，更是我省发展关键的一年。党的十七大、省委第九次代表大会，都将在今年召开。良好的开局怎样向纵深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怎样纳入“又好又快”的健康轨道，全省各级党组织肩负着历史的重任。未来5年，是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如何“又好又快”地步人工业化中期；如何在高速的基础上调整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如何使发展与环境协调，让发展持续可期；如何使党的建设更加符合发展的需要，为之提供坚实的思想和组织保证；如何充分调动一切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创造热情，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只有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透彻的分析，才能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形成共识，从而为我省未来五年的全面发展打下良好的思想政治基础。
如何发展实体经济篇6
“十二五”期间，若以西安、重庆、成都三大城市群为主体，统筹协调联动发展，构建中国西部的“西三角经济区”，必将会强力推进西部大开发，并有可能形成我国经济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之后的“第四增长极”。
区域联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长三角”与“珠三角”作为东部两大经济板块，随着形势的发展已由竞争走向竞台，在人才、产业等方面实施联动，开展合作，给了我们西部很多重要的启示。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陕渝两省市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提出构建“西三角经济区”。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创新性意见，反映了西部两大经济高地资源优化整合、产业统筹布局与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形成西部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形成凝聚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西部经济高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是创造性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举措。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城市群的发展要善于打“组合拳”，不能“独善其身”。关中和成渝地域渊源很深，协同发展的历史悠久，川渝陕之间的合作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曾经发挥过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对世界文明起过重要作用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这里交会；汉、唐辉煌是在“秦蜀一体”的基础上所谱写；元初7大行省的设定中，川陕两省曾为同一行政区；高新技术、军工科技、飞机制造、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绿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方面合作联动的雄厚基础。
因而，川陕渝顺应经济发展规律，适时实施互动、互补、协调发展，不仅空间很大，而且前景十分广阔。
打造西部大发展的引擎和龙头
当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确定了扩内需、保发展的方针，出台了两批经济刺激方案，在此经济形势下，提出构建“西三角”设想，有利于扩大内需，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缓解东西部发展差距，实现东西部协调发展，有利于打造西部发展的脊梁与引擎，形成我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极”。
“西三角经济区”的构建，将中国西部最具活力与实力的三大城市群整合起来，突破秦岭巴山屏障，使成渝经济带和关中经济带贯通，形成关中和成渝经济区互动发展的新局面，对于解决陕、渝、川之间的交通瓶颈，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发挥军工科技优势，发展军民融合产业，开拓市场空间，实现产业升级，消除秦巴山区的贫困，实现陕南突破发展，促进社会和谐，都将发挥强大的推动作用。
“西三角经济区”有广阔的空间、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能源为依托，不仅有利于较快形成凝聚力强、带动作用大的西部发展战略高地，而且有利于形成东西部经济联动协调发展的实力。对于促进西部各民族的大团结，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有重大意义。
应纳入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
经过10年的西部大开发，西部的基础设施条件、生态环境状况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西安、成都、重庆三城市已经形成了空中“一小时经济圈”，陆上高速公路和铁路城际专线“三小时经济圈”也指日可待。
目前，成渝经济一体化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以重庆和成都两个特大型城市为中心的成渝经济区，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经济区，为“西三角经济圈”的构建创造了有利条件。
而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也正在全力争取建立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正在建设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现代农业基地、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文化旅游产业基地，其综合实力将大幅提升，社会事业将全面发展，构建“西三角经济区”的条件，可以说是已基本成熟。
我们在研究构建“西三角”时，必须清楚地看到，较之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而言，关中和成渝经济区的市场成熟度和市场机制还落后于东部地区，城市群的实力与活力与东部地区相比还存在着一定差距。比如，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比较慢，县域经济较之东部发展普遍滞后；产业聚集度、产业结构层次还不够高；航母式企业也比较少，民营经济实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还不够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任务还比较大。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构建“西三角经济区”时，需要认真研究、着力解决的带有全局性的现实问题。我们应积极努力使构建“西三角”经济区的设想，尽快变成国家战略，进入“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大盘子。
当前需要着力做好的几项工作
首先，要认识到位。充分认识和理解实现关中与成渝经济区互动发展、构建“西三角”的重大意义和战略地位，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抢抓机遇，做好工作。
第二，加强基础研究工作。认真研究西三角经济区的战略地位，编制发展规划的指导思想、坚持的原则和必须解决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如：如何加快交通对接；如何实现产业对接和优势互补；如何消除行政壁垒，加强各城市群之间的协作与错位发展；如何引导发展要素向经济区聚集；如何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如何带动陕南、川北、陇东、陇南的发展；如何争取国家支持，等等。
第三，要做大做强西安，支撑西三角构建。西三角是由西安、重庆和成都三大中心城市支撑的。但目前西安与重庆、成都相比，人口较少，实力较弱。重庆合并了原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的直辖市；成都合并了原温江地区的大成都。2008年，重庆人口3235万，地区生产总值5096.66亿元；成都人口1125万，地区生产总值3901亿元，而西安人口只有830万，地区生产总值2190.4亿元。
要构建西三角，带动西部大发展，必须做大做强西安，只有这样，西三角才能平衡和稳固。为此，就要加快西咸一体化步伐，组建大西安。西安应当向重庆、成都学习，抓住构建西三角的机遇，尽快组建大西安，使西安、重庆、成都三大城市群，三足鼎立，联动发展。
作为西三角的一角，西安还要承担起大西北的龙头、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心脏和西部大开发桥头堡的重任。西安的建设，既要复兴唐皇城，再现古西安；又要打造西部的科教、文化、金融和高新技术发展中心，建设现代化的新西安。
如何发展实体经济篇7
经济法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
经济法学在中国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注：马洪：《十年来经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争鸣述评》，《财经研究》1989年第12期；谢次昌：《经济法学的十年及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国法学》1989年第3期，等等）作为法学领域里的一个新兴学科，它随着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立法的变化和发展，亦相应地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在其发展历程中是充满了波折和艰辛的，就如同整个经济改革历尽曲折一样。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从事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学习经济法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真可谓“为学者日益”，从而使整个经济法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这是学界有目共睹的。尽管如此，回顾和总结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仍不难看到，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和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是经济法学发展中的问题，对此已有一些学者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提及。由于这些问题关系到经济法学在未来能否得到持续的、良性的发展，故在此略作撮要，希与学界探讨。
一、经济法的定位问题
对经济法的地位应如何确定，是许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由于经济法是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其定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法学的定位和发展。对此，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自身独立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是其他部门法不能替代的。但与此同时，经济法也仅仅只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它同样也不能代替其他部门法。因此，对其地位要有适当的定位，既不能过分低估，也不能过分高估。事实上，能否对经济法予以正确定位，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体系、适用范围等等问题的认识，从而会影响到经济法方面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
恰如其分地估价经济法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这些经济关系在总体上需要各类法律的综合调整，因此仅靠任何一个部门法都不足以实现法律体系的调整目标，必须由经济法同其他相关的部门法配合，才能共同实现法律体系的输出功能。对待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必须本着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而不能出于偏狭的门户之见。这是经济法学者和其他相关部门法学者应注意的。
二、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稳定与发展问题
国家和社会有一个稳定与发展的问题，经济法与经济法学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经济法学虽然在总体上发展较为迅猛，但其发展很不稳定，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现实的经济法研究与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立法贴得太近，而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又变化太快，致使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只能亦步亦趋地相应变化。同时，经济法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总体上的不成熟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应当承认，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并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同时，也不应把它们作为判断学术研究真伪的唯一依据。学术上的评判标准是应与政策和法律的成文规定相区别的，否则也就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意义。尤其是在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都需要随着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不断作出调整以使之日臻完善的情况下，更应注意这一点。
由于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提法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注：依据“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的基本精神，国家立法机关非常重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方面的法律规范。九届人大仍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此外，国务院机构的改革的原则也是要重视和强化宏观调控部门的作用。为此，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有利于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发展）因此，我国的经济立法速度是相当快的。这样的立法一方面对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端，对此已有许多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注：可参见李静冰：《盛行的经济立法观在法理学上的检讨》，《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以及苏力等人的相关论文）上述情况也说明，经济立法（其中包括经济法方面的立法）的发展是应该的，但也应适当地保持其稳定性，这不仅对保障法律本身的安定性和可预知性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保障法律的实效，保障真正的法律秩序的有效形成也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如此，从附带的意义上说，在某些学者特别重视成文法研究的情况下，经济立法的稳定也能为经济法学提供较为稳定的研究对象，从而有助于人们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形成一些必要的共识，这也是经济法学的稳定发展所需要的。
经济法的研究应当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否则经济法就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向深度和广度掘进和拓展。但是，经济法的研究同样要注意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的研究，没有部门法的深入、广泛的研究，经济法的基础理论也不可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可见，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部门法研究应有良性的循环，但目前这种循环尚未充分实现。此外，在研究部门法时往往会存在仅仅重视具体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由此存在对现行政策和法律依附过重的问题。在此仍需强调说明的是，成文的经济法律、法规等等固然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那些现实生活中正在起作用的非官方的规则、惯例等等同样也是值得研究的，它们往往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法律的预期目标等能否得到有效实现，关系到成文的经济法的制定者、执行者、受规制者之间的博弈活动，因而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的运作过程和实际效果。这些也都是经济法学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
经济法学的发展还需要经济法教学和科研队伍的稳定，还需要学术规范的稳定。在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中，随着对经济法认识的起伏不定，经济法的研究队伍也有一些伸缩变动。当然，从学者个人而言，学术选向是自由的，但一个学科的发展确实需要一批有志于此的高水平的人们。我国经济法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往往是显得有一定的规模的，但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也并不少见，有些人并不是在进行学术研究，其研究工作并非本于学术的兴趣或忠诚，因而他们只会制造学术对话的噪音，而很难出学术精品。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由于中国的经济法学仅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且整个法学研究都较为缺少应有的一些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因而在经济法学方面就更需要建立和健全应有的学术规范，并在稳定的学术规范中展开学术的交流。经济法学的发展需要经济法学者乃至其他领域的学者展开广泛的对话，通过百家争鸣、真正的学术批评来促进经济法学的发展，并经过长期的努力形成一定的学术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改变目前某些经济法研究中存在的自言自语、各说各话、无的放矢、自以为是的状况，也有助于改变某些不尊重他人著作权的信手拈来、据为己有的状况，或不知他人早有研究且已成通说，还自以为是提出了“新思维”的状况，从而有助于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或学术团体，等等。
三、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
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注：对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有精深的研究，他尤其认为“路径依赖”是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参见《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依据诺斯的理论，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起着制约的作用，因而经济法的变化和发展同样会受其影响，从而也会影响到经济法学。由于一国的经济法学必然会受到既有的各种特定因素的影响，因而会体现出其特殊性）。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因其依托于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定的经济法律制度和特定的学者群体，因而必然会显现出自己的特色。基于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状况而产生的立法、法律运作的环境以及学者本身长期形成的研究习惯，都会构成经济法学的赖以存续和发展的路径。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经济法同样属于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它必然不同于体现了“地方性知识”的他国经济法，而这样的经济法正是我国经济法的研究对象，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研究经济法。应当看到，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各国的经济法往往名称虽然相同，但其实可能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既有体现共性的、外向的国际化问题，又有体现个性的、内省的本土化问题。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四、经济法学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经济法学研究应注意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尤其应注意吸收和借鉴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密切联系的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在经济学领域曾长期探讨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尤其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究竟应调整何种经济关系（如俗称的纵向经济关系或横向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与民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之间是如何此消彼长的，等等。可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解决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范围、体系以及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等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学者还很重视法律的经济分析，尤其是在经济法领域，法律经济学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尽管这些应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此外，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在经济法领域也是很有应用价值的。不仅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相关学科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理论，对于经济法学的深化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经济法学同法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更是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能从其他法学学科的发展中吸取大量的营养。例如，法理学近年发展迅速，其中有很多成果是值得经济法学借鉴的。又如，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区域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因而一国的经济和法律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国外的经济和法律的发展，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已开始重视把国内经济法同国际经济法相结合，进行综合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加强“科际整合”研究的有益尝试。经济法学的研究视野必须开阔，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解决现实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还应打破僵化固守“部门法细分”的藩篱，以使问题的分析较为全面，真正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不是在一些大家都已有共识的问题上继续进行喋喋不休的“同义反复”。
在加强经济法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流和打通的同时，也应看到，同一些相关部门法学相类似，经济法学在以往的某些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深受概念法学和注释法学影响的问题，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绝对主义的影响是甚为深广的。由于现实的世界和经济关系是非常复杂和丰富多采的，因而在经济法研究中有必要多视角地、非直线地、非绝对地去分析和研究一些问题。这对于改善经济法研究也许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总之，上述问题都是经济法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大力加强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和经济法学的研究，就必须不断解决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已是人们的共识。为了促进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在正视和不断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尤应强调：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深化，经济法部门法的研究要强化，前者应从后者吸取营养，后者应得到前者的有效指导，从而实现前述的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和共同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经济法学的发展。
立基本土资源建造中国经济法学大厦
笔者在给学生讲课时，对我国法学研究现状曾形象地评述：民法学研究基本上是“旧房装修”，即在外国民法学和台湾民法学的框架内和蓝本上，联系我国实际深入研究，精雕细刻，硕果累累；劳动法学基本上是“旧房改造”，即根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劳动制度改革的需要，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劳动法学，对沿袭于前苏联模式的我国劳动法学，重构体系，更新内容，初步形成了一套既吸收国内外劳动法学成果、又在体系和内容上与外国劳动法学和我国原有劳动法学均有不同的劳动法学理论，经济法学研究基本上是“建造新房”，即基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和目标模式，在传统法学体系之外新创中国经济法理论，并且至今尚未完成“新房设计”而处在“无房可居”的境地，以致受到“经济法学没什么理论”的非议和讥讽。可见，我国经济法学所走的是一条比民法学、劳动法学更艰难但更有意义的发展道路。
我国经济法学研究自始就未能走上“旧房装修”或“旧房改造”的道路，而选择“新房建造”的道路，其原因在于：（1）经济法学是法学体系中的一个新学科，其历史远远短于民法学和劳动法学，更不象民法学和劳动法学那样有一套定型和公认的理论体系。（2）前苏联的经济法学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学，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产物的经济法学，当然不能照搬前苏联的经济法学。（3）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法学，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体制，因而，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学也不能搬入我国。
正因为如此，要建造我国经济法学的大厦，即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务必正确认识和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诸多特征中，对我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特别有意义的，是下述几点：
一、我国市场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某些国家已有成功先例，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则史无前例，以致有人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是相当于生物学和医学上“异体排斥”的关系。所以，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其难度上相当于生物学和医学上克服“异体排斥”。因此，我国经济立法应当以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为己任，进行制度设计。这就给我国经济法学提出许多特殊课题。例如，我国的国有资产在地位、职能、目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均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有资产，这就需要研究在立法上对此应当如何界定和落实。又如，国有资产一方面由于具有以全民利益至上、承担更重社会责任、肩负宏观调控职能等有别于非国有资产的特殊性而要求对国有资产适用特别法，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决定了各种市场主体应当统一运行规则而要求对国有资产适用一般法，这就需要研究国有资产适用特别法的范围和条件，以及如协调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再如，国家所有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有多种实现形式，这就需要研究在立法上应当肯定国家所有权的哪几种实现形式，如何规定国家所有权的各种实现形式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以及协调规则。
二、我国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
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较之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经济运行机制、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各个方面都有许多差别。所以，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法律制度和经济法理论的借鉴，要受到许多局限。因此，我国经济法学虽然需要借鉴发达国家，但更应当注重研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法律问题。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中，国家干预的地位比在发达国家更重要，国家干预的目标也不同于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国家干预手段在发展中国家则不一定有效，这就需要研究国家干预在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地位、目标和手段。又如，我国经济呈现城乡二元经济的格局，生产力水平、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在城乡都有所不同，进而城乡对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有着不同的需求，但是，市场经济在本质上要求城乡市场一体化和城乡共同发展，这就需要既分别研究城乡经济运行的不同机制和规则，又研究二元机制和规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协调。再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当采取不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模式，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面临着赶超性发展目标，这就需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处理当展、公平和效率与代际发展、公平和效率之间关系的特殊规则，以及这种特殊规则对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的特殊要求。还如，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遇到在国内市场上为发育竞争机制而要求反垄断、在国际市场上为增强国际竞争力而要求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的两难选择，这就需要研究我国反垄断法在任务、规制对象和规制措施上与发达国家的差别。
三、我国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化而来的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是由自由竞争（即单纯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转化而来的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国家干预是在不断发现市场失灵和缺陷并且不断积累干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这在法律上表现为私法公法化过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此即由国家对经济实行高度集中和直接指令的控制，一方面通过放活微观经济以形成受价值规律支配的市场调节机制，另一方面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以形成间接控制为主的国家干预机制，这在法律上表现为公法私法化过程。所以，我国经济法学与西方国家经济法学在研究思路上应当是相向而行而不是同向而行。于是，我国经济法学需要研究西方国家经济法学不曾研究过的许多新问题。例如，为培育市场主体，应如何重新配置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权、责、利；为在改革中能维持宏、微观经济协调，应如何处理宏观调控与微观放活的同步配套关系，为实现经济体制顺利转轨，应如何确定双轨制之间的界限和联系，以及规范双轨制并轨的过程；等等。
四、我国市场经济是压缩发展阶段的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有人将其分为物商品化、劳动力商品化和产权商品化等若干阶段，一般是在前一阶段完成的基础上进入后一阶段，循序渐进，顺其自然。而我国要求在本世纪内基本实现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化，就只得将市场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压缩在二、三十年内。于是，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的因素同时并存，应当先形成的因素尚未成熟，而应当后出现的因素却已早产。这样，就给国家对市场化过程的组织和法律对经济运行的规范，带来了困难。所以，我国经济法学应当着力研究市场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运行规则如何协调的诸多问题。例如，对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因素的滞后或超前出现，国家应如何部署和控制；与不同发展阶段相应的经济运行规则，立法中应如何界定各自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与不同发展阶段相应的经济运行规则发生冲突，应如何缓解和救济；改革进程中法律的超前性、稳定性和变动性的关系，应如何处理，等等。
五、我国市场经济是民主和法制条件尚不完备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与民主和法制相辅相成，完备的民主和法制，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和提高国家干预效率。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目前尚不完备，封建因素残存，民主和法制观淡薄，权力制衡机制欠成熟。在这样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就必然发生权力进入市场、权钱交易、官商结合等现象。所以，我国经济法学应当研究与政治学相关的许多问题。例如，应如何界定国家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社会经济调节中心和资产所有者的三重身份和职能，以及协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如何规范政府行为，防范政府滥用国家干预权；应如何规制行政垄断，制止权力进入市场；等等。
上述表明，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只要坚持和发扬立基本土资源“建造新房”的传统，就一定有辉煌的前景。
经济法：法律部门划分的主客观统一
现代大陆法的基本学说，源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对罗马法的研究及相应的资本主义实践。其法律部门划分并非建立在确切的学说和方法论之上，而仅是某种理念和实践的漂移之物。作为空前社会主义实践的组成部分，前苏联法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试图将有关学说和方法给予科学、精确的定位，其精神可佳，却仍不自觉地陷入了教条和唯心论的误区。（注：参见本人拙著：《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与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批判》，《当代法学》1992年第3～4期连载）当代社会经济关系发生的深刻变革，对我国将上述二者粗糙地结合在一起的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提出了挑战：法律部门究为何物？应怎样加以划分？对此如何作答，不仅决定着关于经济法现象的解释和定位，但凡涉及法律部门的任何问题，如劳动法、环境法、婚姻家庭法等是否及缘何是法律部门，中国古代有没有民法等，要对其深入探讨并作出科学的结论，都无法回避这一挑战。人们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受着某种思想禁锢，长期处于徘徊状态，无法取得突破。
本文想澄清并简要地论证这样一点，即：法律部门划分属于法学及思想意识上层建筑范畴，社会关系经由立法者、司法者也即法律上层建筑，通过法学家的主观意志对社会关系及其法律调整的折射，而塑造出一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法律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一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归根到底是由该国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决定的。但这仅在最一般意义上谈论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时，才是真理，只要多迈出一步，真理就变色了。一方面，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另一方面，法律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映不是毫厘不差地映照，法学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它对基础的反映更要以人的主观意志为主导，服从一定的世界观或价值判断。
客观社会关系及其内在要求本身，并非也不可能天然地表达任何意思。法律对客观具体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反映，是以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主观意志为中介的。即立法者和司法者基于其对社会关系及其客观要求的理解，加上其自身好恶和利益，决定对社会关系予以调整或不调整，以及以何种方式和力度进行调整。因此，法有良法和恶法之分，（注：权且认为良法就是顺应、符合客观规律的法，恶法则是不尽符合乃至违背社会规律及其客观要求的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法的历史就是在客观规律的作用下不断纠正恶法的过程，但恶法始终存在。由此也不难理解，在大体相同的社会关系之上，何以会有很不相同的法律制度。
在政权暨立法者的干预下，法律不仅调整客观的、物质的社会关系，它把主观的、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社会关系，诸如政治关系、宗教和其他一些意识形态关系等，也纳入调整范围；甚至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有时就是法律关系，如法律责任关系和诉讼关系等与法律调整共存的关系。现代国家和公共团体也越来越广泛地直接参加作为客观物质关系的具体社会关系。（注：顺便指出，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并非不能调整法律关系和其他思想意志关系。教科书通常把社会关系等同于客观物质关系，把法律关系与社会关系相对立、并列，这是不严谨的。参见马为成《民法不能调整思想意志关系吗？》，《法律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1期，第66页）尽管如此，立法者和法律本身，仍未对法律划分部门。古今中外的政权和立法者，从来都不是根据某种体系和部门划分学说来立法的，其法律创制，不过是程度不同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已。任何法、包括法典化国家的法，若未经研究者按一定的理论、逻辑和方法作分门别类，都是杂乱无章的。
法律的体系及其部门划分，正是法学家对法分门别类进行研究，以利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的结果。这也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的间接需要，他们藉此更为准确地理解现实需要及自身主观需要，得以便捷、有效地立法和适用法律。但是他们总是被现实和当前需要推着走，立法和司法相对于法学意识形态来说仍十分贴近于基础，它们对社会关系的简单、被动的反映，和社会关系本身一样不足以表明任何法的体系和部门。法学家们则相对超脱，他们尽可以令思维纵横驰骋，居高而下审视基础、法律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他们将物质社会关系及其客观要求用人类可以理解的语言表述出来，说明法与基础的关系，对法作实证研究，并予以价值判断。这是法律部门的直接由来，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法学家的主观意志。无疑，基础和法律部门划分之间隔着立法者、司法者和法学家这两重主观意志，同时法律部门及其划分是以法学家的主观意志为主导的。虽然法律部门及其划分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客观社会关系，但是这种决定作用是极其间接、迂回的，正如在奴隶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四大宗教可以存续至今，中古日耳曼习惯法的形式也可包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容一样。
本文的结论是，法律部门的产生和存续必须具备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其中主观方面是主导性的。所谓客观方面，是指社会环境业已造就出具有某种特性的客观社会关系和相应的法律关系领域，（注：国家和法的上层建筑直接矗立在基础之上，政权及其立法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客观规律“牵着鼻子”走，就此而言，法和法律关系较之法学和法的部门划分也是客观的）才可能形成相应的法律部门。没有罗马帝国时期地中海周边各民族参与的大规模贸易，引致商品关系的特性无扭曲地普遍显现，贯彻平等原则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关系应运而生，罗马私法和中世纪的商人法就无从谈起。所谓主观方面，是指一个法律部门的形成，有赖于法学家对某类法律规范及其与客观基础间的关系进行解释，以及法学界和社会对某种解释的普遍认同。若无罗马的一批法学家致力于对体现平等要求的法律规范的研究，如盖尤斯、乌尔比亚努斯等，写出私法教科书“法学阶梯”，并提出公私法划分的学说，便不可能有最初的公法和私法这两个法的部门。英美法本无公私法的划分，现在也仅止于知晓和介绍这种划分，任何一本普通的英美法教科书都会告诉读者：法划分为刑、民两大类，“民法”（Civil law）也包括行政法。出于如此不同的基本理念，才可能在大同小异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上，并存着有根本差异的两种法律体系及其部门划分。由此可见法律部门及其划分的主观性之所在。
有鉴于此，当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间的隔阂被冲破，政府既基于政权承担者身份干预经济及充当市场“裁判”，同时也以所有者、股东等身份，订合同、办企业，以种种方式参与公开市场操作，法学家对由此出现的公私法相融合的法律现象和法律规范进行研究，科学地揭示其与生产社会化、社会活动及其法律调整专业化和技术化的内在联系，认为出现了经济法部门，并得到普遍认可，经济法这个新兴的法律部门也就“十月怀胎”，一朝问世了。某个法律部门一旦形成，在其形成之前即已存在的同类法律规范，也会顺理成章地归入它的门下，如古已有之的一些经济管理性法律规范在当代可以纳入经济法的范畴。同理，中国在本世纪初沈家本修律区分民刑之前，肯定是没有民法和民法部门的，但今人不妨以大陆法之民法观点和民法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的某些“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学术探讨和研究。
简言之，迄今为止的误区，在于片面地理解法律部门划分的客观性，将其绝对化，而客观本身既不通人的语言，也无天然可供人观察的性质可言，于是法学家们用主观去解释客观，鉴于经济生活、自然人的家庭生活未必就是“民事”，政权和公共团体的行为未必就是“公”事或行政，人们事实上不得不用法律调整的方法或手段去辨别社会关系的性质，到头来活生生的社会关系只剩下干巴巴的三种性质-民事、刑事和行政，（注：毋庸讳言，迄今法学界仍不乏将此一贯到底的理论勇者，他们论证并呼吁众人接受现代社会只有三个法律部门之“客观”事实）从而陷入循环论证。
在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空前普遍、深入细致、技术化、经济化，对于法律部门划分具有决定意义的已是法的对象所包含的具体社会内容差异，而不再是表现为法的调整手段差异的抽象的社会关系性质。作为客观要求的反映，各国统治者愈益将各种法律调整手段结合起来，对一定社会活动领域的各种社会关系加以统一调整。当这种调整达到一定的深度和规模，形成确定的宗旨和原则，从而对社会
关系的客观要求有了较充分的表达-这是客观条件，加上法学家的某种比较科学的主流解释-这是主观条件，二者结合即可成为某一法律部门形成的标志。任何法律部门的形成，盖莫能外：古罗马时的公法、私法，拿破仑时代的民、商、民诉、刑、刑诉等“五法”部门，近现代在“五法”基础上将民商合一、加上行政法和宪法的“六法”部门是如此，当代的经济法、劳动法、环境法等也是如此。
未免生歧义，笔者将本文的观点自我概括为法律部门划分的“主客观统一、主观主导说”。法的部门划分的客观性，仅在于要用是否能够促进或至少不妨碍社会经济及法治发展的实践标准，来检验其真理性。因此，法的部门划分又是相对的，（注：近年学者的研究开始涉及法律部门划分的相对性、模糊性。本文可以作为这种论证的一个基点和旁证）即使民法这样的传统法律部门也不例外。本文不是什么创造，只是试图对历史和现实有准确的把握和理解，作为对西方学者在法的部门划分上不作深究之实用主义（注：当然实用主义有实用主义的优点，它至少可以避免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立法、司法实践造成不必要的干扰）的一种补充，以及对前苏联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法的部门划分方面之偏差的一点修正。
经济法的产生要因权力与民商关系的接轨
经济法是在民商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法律现象。商品经济关系的发展跨越了商业关系、商事关系、现代市场经济关系三个阶段，商品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与经济法的产生有着内在、必然的联系。
一、商业关系向商事关系的演变孕育了民商关系对权力干预的寄托
商品经济关系的初始源于原始形态的物物交换关系，这种物的交换关系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商业关系。商业关系的特点在于个体性与具体性表现充分，主体的相互识别程度高，与此相适应，民法的产生与发展首先是用民事主体和权利范畴界定商业交往主体的权能资格与权能属性，便于主体间的相互识别和利益取得，固定交往主体的法律资格；其次是用民事规则规范主体间相互的权利转移关系与秩序，如合同规则，侵权处置规则等。但随着商业关系的范围与主体不断拓展，商业关系出现了由个体向群体发展的趋，具体日渐为抽象所打破，特别一些以商行为为职业的商人阶层的形成，加速了商业关系商事化的进程，商事关系得以形成。商事关系的发展是循着“财产资本化资本权利化权利证券化证券流通化”的轨迹发展的，与此相伴生的是资本关系日趋复杂，资本的载体由具体向抽象过渡，权利形态、证券形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事关系的发展，必然存在的是商事主体的复杂性、难以明辩性和交易的多环节性，识别当事人动机真实性与合法性的直接机会相对减少，行为的自我把握愈为困难，商事关系所隐含的投机性相应增大，利益损害的不特定性、广泛性与弥散性扩大，对商事行为与商事关系的监控难度越来越大，以往民事关系中的当事人自我监控机制运用于商事关系中愈发显得局限，因此，除当事人的自我监控外，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在急切寻求一个具有某种中介力与约束力的社会机构或国家机构来从社会或国家的另一个视角监控商事关系，充当商事关系的保护人，这就为社会力与国家力介入和渗透民商关系领域提供了前提与藉口，具体表现为：
1.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由原来参与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的自动进入转化为由国家控制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的市场准入权，特别是对商事主体的资格控制更严。
2.商事机制的运作借用公权力的运作机制，如公司机关的组织机制就是模拟公权力的分配机制而造就，公司机关设置权力机关（股东会）、执行机关（董事会）、监督机关（监事会）的组织架构与国家权力中立法、行政、司法权的分配与制衡机制是极为相似的，私权利的个人自主属性逐步向私权利相互协调与制衡机制发展，这是传统民商关系发展中权利要求的实质性变化。公权力分配机制在公司机制中的借用，反映出民商关系的内核裂变，权利的分配由绝对自主走向相对制衡。
二、民商关系的法律保护成本增加产生了对经济法的生成渴求
民商关系的正面发展并不能反映其负面效应的消除，正面行为与负面效应的同时存在是事物矛盾的运动规律。以竞争现象为例，竞争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助动器和加油箱，竞争要求正当竞争、公平竞争、平等竞争、合法竞争，但与之相伴的又必然是背离诚实信用与商业道德的不正当竞争现象。用何种规则与方法控制和调整不正当竞争行为，传统民商法所使用的是侵权行为规则，尽管个别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表现为对某个权利主体竞争权利的侵犯，通过侵权损害赔偿使权利主体的权利可以得以弥补，但由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对象的广泛性与不稳定性的客观存在，个债的追诉使得当事人自我保护的成本增加，而建立一个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查处的公共机构，则可以降低竞争秩序的保护成本。反不正当竞争法就是在这种前提下产生的，多数国家常设性的竞争监督机构也由此而建立。这一方面反映传统民商法规则对违反民商法价值准则调整所暴露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商关系的发展决定了民商关系的调整不可能为传统民商法所垄断，而由此会产生一些新的法律部门。
商品经济机制建立的前提是打破资源垄断。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阶段，其要打破的是权力对资源的垄断。这时所依靠和运用的法则是契约自由原则，这些规则带来了良好的民商关系秩序。但是进入发达商品经济阶段后，从经济力的分布格局来看，已由自由竞争时期的多极化的经济角力走向经济力相对集中于少量集团，并且市场为垄断所瓜分的经济格局，经济力的平等竞争现象逐渐减少。而因经济力垄断与集中所产生的依附关系日趋加强，竞争所表现的已不再是商品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自我地位与价值，而是成为吞并其他经济力，遏制再度竞争的一种方法，即以竞争消灭竞争。因此，从法理上消除垄断这一现象成为商品经济秩序再度良性循性的关系，由于“在典型的市民社会中，垄断化是以所有权和契约为媒介而自由形成的，这并不受民法的谴责，但依效益、公平、自由和理性的价值标准判断，过度的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是依效益和不公正的，否定了自由竞争和经济民主，应当予以禁止和限制。”（注：曹士兵著：《垄断法研究》第9页，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一些国家为防范与控制垄断所制出的法律，第一次在民商法之外用另一种法律规则与方法对垄断这种民商行为加以限制以及调整，并且不采取民商法的平等、自愿、等价的惯常规则，不使用权利义务机制来调整这类行为，而是使用权力控制直接介入这类行为，如对垄断行为的调整采取司法检控手段等。垄断是一种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这种行为用民商法规则来调整只能去其非本愿与非合意的部分，而实质上是在合同自由原则下其行为的全部都得以受到保护，民商法要确认这种行为的非法性即与其本旨相违背，已显示出其法律功能的不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合理性又需要将这种合乎民商法的行为确认为非合理的行为，这时可采用的方法，一是民商法异化，二是建立新的法律部门，而民商法异化会导致背离民商法的本旨，对整个商品经济架构产生质的否定，因此异化的方法不可为取，采用建立新的部门调整机构更为合适。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民商关系演变与发展所显现的三个特点：1.对权力的依赖：体现为民商主体自我控制不能条件下对外力的寄托；2.权力机制的借用：私权利的分配由绝对自主走向相对制衡；3.私权力的部分限制：垄断与限制竞争自由的限制与剥夺。
这三个特点的形成反映出了权力与民商关系的接轨，也孕育了经济法的产生。经济法第一次使用超民商法手段对已有民商关系进行调整，并确保了合理民商关系秩序的继续存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经济法对商品经济关系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已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关系等待经济法的调整，而仍然是对民商关系的调整，只是与民商法的调整手段不同而已，经济法使用的是权力手段，民商法使用的是权利规则。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法是调整一定范围民商关系的法律规范。
经济法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法律保障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要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和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做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一点做得好，中国的现代化就容易成功。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好这一点呢？我认为，就法律保障而言，这主要靠经济法。
为什么经济法能够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呢？这是因为经济法的特殊性使它具有这种功能。经济法与传统法相比有其特殊性。传统法（公法和私法）根源于分工、个人占有和个体小生产；经济法则根源于协作、共同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传统法是国家（社会公共权力）控制人与人的利益冲突，并把这种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内的法律。经济法则是国家调控人们在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生活中个人活动的集体（社会化生产组织如工厂、公司等）影响，局部活动的全局影响，以及近期活动的远期影响等，使个人与集体的利益最大化，局部与全局的利益最大化，以及近期与远期的利益最大化结合起来和保持一致的法律。因此，经济法具有与传统法不同的功能。如果说，传统法以控制人与人的利益冲突为要务的，因而它主要是为人们的社会生产的自发发展提供外在的条件，那末，经济法则是人们对其生产过程的自发形式进行有意识调控为要务，因而它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内在的因素。
如何发展实体经济篇8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也逐渐成为我国改革的重点内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协调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成为当前社会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进行分析，并重点探究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以促进我国的快速发展。
一、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一）政治体制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
为了适应经济基础发展需要，就要进行上层建筑改革。纵观我国改革的路程可知，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后才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就会引起新一轮行政体制的改革。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但为了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体制也要进行改革，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例如：在1993年以后，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
（二）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保障
众所周知，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就是政治，政治以其特有的职能和功能，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反作用，在某种条件下，甚至占据首要位置。政治能够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行调控和管理。政府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推动者，对市场经济的建立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为经济体制顺利改革提供重要保障。
（三）两者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
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政治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两者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相互促进，不能分割。两者要紧密结合，相互影响，要协同发展，任何一方都不能明显滞后于另一方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两者相互促进的作用，为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现阶段，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如何协调好两者改革的关系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内容，因为，只有两者的改革关系相适应，并进行不断的改革，才能促进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二、如何协调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一）为什么协调两者的关系
第一，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两者必须协调发展。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解决两者的矛盾依赖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发展，这是根本矛盾，只有改变生产关系，并变革上层建筑，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矛盾。第二，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决定两者必须协调发展。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都涉及到很多方面，诸如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及文化教育改革等，它们之间相互促进，密不可分，必须协调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混乱的经济秩序、日益严重的经济犯罪等，这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不完善所致，因此，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两者发展相适应，才能使市场经济活而不乱，充满生机。第三，两者的关系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协调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保障，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把握市场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两者关系密切，不能分割。
（二）如何协调好两者的关系
1.坚持目标模式协调发展
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明确目标，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相适应，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去考虑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作为政治制度制定的重要依据。立足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进行创造性思考，借鉴先进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经验，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对社会管理职能进行研究。
2.确保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现状的协调
现阶段，要对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现状进行研究和掌握，分析两者的运行机制、相互作用机制，并分析现阶段的政治体制在哪些方面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并商讨改革的方案，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
3.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步骤要协调
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保障，而经济体制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两者相互促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要确保改革步骤的协调，任何一方都能严重滞后于另一方，保持动态中的协调发展，但并不是绝对的平衡推进，要正确把握保持协调、平衡的度。政治体制在改革的某方面，变动更大，时间更长，因此，要合理把握两者改革的协调性，做好各项改革的方案，并进行排列组合，以确保改革顺利完成。
4.加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
当前，最大的危险是腐败，消除腐败的措施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解决人民的怨气，要努力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确保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缩小贫富差距。同时还要解决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要想实现这一切，必须加强两者改革的协调性。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体制，因此，需要相应的体制改革。统筹好经济体制改革及政治体制的各项工作，统筹兼顾改革中涉及的各项内容，形成推进改革的整体合力。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极大的动力，增强我国经济实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为社会经济管理提供保障，促进经济、政治的稳定发展。
如何发展实体经济篇9
〈关键词〉经济市场化、政府干预、制度产品、主体创造性。
一、市场化的必然性
中国历代有重农抑商的传统，所以自然经济有深厚的根基。如果生产只为自己而很少或者不为交换进行，则必定是分散的而且水平低。大到一个国家，如果生产只在封闭中进行，同样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中国是一个大国，长期以来主动或被动的只在内部进行生产和交换。相比较而言，西方小国林立，特别在早期城邦国家更多，如意大利就有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和米兰等，这些国家面积小、资源不全，迫使它们必然进行对外的交换。在这种情况下，以自给自足为基础的封建经济就相对薄弱，从而允许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中国在明朝末年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由于封建势力非常强大，所以很快被扼杀了。西方近代的革命是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而进行的，所以能很快的走上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中国近代的革命却是由社会危机引发的，即使革命成功，也缺乏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尤其是缺乏市场观念。新中国建立后，生产力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此发展是在计划经济下取得的，所以1992年中国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的意义非常重大。迄今为止，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自然形成的，而且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和完善；世界上由政府主导建立的市场经济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中国虽然提出了要建立市场经济并列出了一个时间表（2000年初步建立市场经济，201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但事实表明，这条路走得很艰难。
当今发达国家没有那一个不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反之，不发达国家都是不实行市场经济或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国家，由此带来了市场经济的巨大魅力。表面看来，美国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
，但背后隐藏的是市场制度。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后，生产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因此市场经济也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火车头。
1991年后，美国进入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以高新技术为标志的新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新经济的萌芽显然不是靠政府慧眼识英雄才发展起来的，而是市场中千千万万的脑袋相互碰撞的结果。生产力朝前发展是必然的，但它以何种方式显现出来（如工业革命时以蒸汽机为标志，接下来是以电气为标志）却不能预知。如果没有市场制度、没有每个人对需求的不断追求，而是寄希望于一种力量去引导经济中的全体人民，除非这种力量是先知，具有神的意识，否则，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受阻，但遗憾的是除了虚无的神，我们在现实中尚未发现谁具有这种力量。微观经济学已证明了市场制度下的平等竞争所形成的均衡价格，可以引导资源实现最佳配置，但现实中总有一些人过于自信，妄想用个人的意志来支配生产，结果常常带来了灾难。
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当每个部门的利润率趋于一致时，即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出现时，各部门间的资源流动将静止，从而部门结构实现了合理化。在价格反映供求的情况下，一个部门生产不足，高利润率将促使资源流入该部门；一个部门生产过剩，低利润率将促使资源流出该部门。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人为的安排各部门的比例，其后果可能不太严重。但如果生产力已有很大程度的发展、各部门的关系已经非常复杂时，还靠一小撮人的脑袋去指挥如何实现比例合理、如何解决重复建设的问题，显然是在干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使。1947年，战后的西德由于价格管制和无所不在的政府管理，市场机制陷入了瘫痪，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但1948年，由于政府从控制下脱身，让市场机制重新有效的运转起来，生产和消费立即高涨，从而带来了经济奇迹。市场生产看似混乱，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解决了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等问题，它能把我们所需的食物生产出来、运送到合适的地点、以可口的形式到达我们的餐桌上，它决定了至今最大的计算机也无力涉及的成千上百万未知变量和关系的问题，没有人去设计市场但它却相当好的发挥着作用，因此，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指出“市场体系有一定秩序，它行得通。”所以，只有市场制度才能在高度复杂的现代经济中有条不紊的组织生产，而
不会出现苏联时那样的轻重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到了今天，如果忽视市场的功能，还是习惯于人为的去调整产业结构，很可能会越调越乱。
贫困一直是世界的头号大敌。欧洲在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的几百年间，就将绝对的贫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不能不说市场经济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没有产品的极大丰富，仅仅在生产以外，如分配上做文章，贫困是不可能消失的。一块蛋糕如果很小，你分配的再均匀、再合理，最多能保证每个人不饿死，但要填饱肚子却是妄想，更勿须奢谈吃饱肚子后想干的其它事情。中国在短短的20年间，如果没有实行市场经济从而带动生产力的大发展，要解决全体人民的吃饭问题，恐怕也是痴人说梦了。今后，我们要走向富强，离开了市场经济也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虽然最初是由西方进行实践的，但它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找到的组织生产的最好方式，中国当然应该大力推行。
二、市场化进程中的挑战
1992年，中国正式开始走向市场经济并提出要在20世纪末建立初步的市场经济的目标。现在，我们重新审视所处的状况，发现在思想和事实上仍面临着市场化的一系列挑战。
新古典经济学崇尚市场制度，相信市场下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尤其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其颠峰是萨伊定理：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的需求。客观的说，经济学是在市场制度下发育成长的，但它反过来也促进了市场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因此，古典经济学虽然有许多方面需要不断的修正，却对早期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如重商主义将财富仅局限于金银，显然是狭隘的，但它对早期的资本积累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25年，英国首次爆发了经济危机，市场经济的地位开始动摇起来，人们在怀疑古典经济学的同时，也对市场经济进行了不停的质问。马克思主义适应这种需要产生了，他指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但他也指出资本主义一百年以来创造的财富比过去整个人类创造的财富多得多，即承认市场在生产方面具有强大的能力。
1929年，西方爆发了席卷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自由的市场经济时代宣告结束，国家资本主义泛滥起来。根据凯恩斯的理论，经济危机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所以政府的任务是扩大有效需求。当这种做法的效果开始显现出来时，二战爆发了。需求不足
在人类不停地投放炸弹时已烟消云散了，整个社会源源不断的生产军用品又不断地用生产出来的炸弹去毁灭更多的社会产品。二战时期及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面临的是供给不足。因此，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由需求拉动的黄金发展时期，但市场巨大的生产能力很快又发挥作用了。70年代末，西方陷入了滞胀的状态。由于政府不是算命先生，不能预知新的需求，所以它扩大需求的政策显然是对过去的需求进行重复，因此社会生产也只能以重复的方式进行，却不能升级、不能前进。在市场经济无限扩张的生产能力面前，单靠政府的刺激，当然难以走出滞胀的阴影，这也许在一定程度可以解释凯恩斯政策为何失效。美国90年代的经济高增长，最终还是靠减税、减少对市场经济干预来实现的。在运用凯恩斯的政策时，国家干预主义的泛滥和无节制的深入，导致政府集中配置的资源越多，同时意味着市场受到的限制越多，所以要创造出新的更高的需求就越困难。中国是由计划走向市场的，在潜意识里，许多人会不自觉的倾向国家干预，如果政府的管理过多的话，则计划经济下的那一套将披上新的外衣再次重新出现。
20世纪后半叶，东亚经济开始起飞。亚洲四小龙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典型的国家引导的资本主义，政府在经济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一直在实行赶超战略，赶超的对象由早期的英美变为目前更现实的周边邻居。根据李光耀的话，亚洲经验实际可概括为两点：好政府和社会先于个人的价值观念。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长，历来是实行中央集权的制度，政府的威望在老百姓眼里自然比西方要高的多。中国一向也讲究国家重于集体、集体高于个人的价值观，因此亚洲经验在中国尤其受欢迎。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显示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仍有致命的弱点：市场制度不完善。许多人庆幸中国躲过了这场危机，总结的原因是资本市场未开放，政府调控有力，这话是对的，但中国正面临着开放资本市场的巨大压力，资本市场的发展从长远看来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阻挡的，不完善的资
本市场易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我们却不能因噎废食而使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停滞不前，一有风吹草动就依赖政府的调控，顾得了这时，但以后怎么办？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市场制度不完善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有人从中吸取的教训不是想方设法的完善我们的市场，而是把刚刚启动的市场化又退回去的话，我们就可能因福得祸。
有人用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但我觉得用政府控制的经济资源占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的比例来衡量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在我国或许更为合理。目前，我国存在大量的预算外和制度外收支活动，许多政府人员或以部门、或以个人的名义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这些都无法用一个具体的指标进行衡量。好政府确实很重要，但如果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都依靠一小撮政府精英来安排，其效果还是值得担忧的。历史是由无数的合力在相互冲突中形成的（恩格斯），没有千千万万的脑袋相互碰撞，而是靠一种具有先知的力量把所有人的努力都拧起来朝一个方向走，方向对头，则幸哉；如果方向不对，则真是大灾难。历史要朝前走是客观的，同样，由千千万万的人参与的生产力要朝前走也是客观的。在经济发展中，如果忽视了市场参与者的创造力，而靠政府为代表的一小部分人来安排或干预生产，这不是以一小部分脑袋的思考来代替整个社会的思考么？一个政府无论如何的好，其能力终归有限，何况政府要做的事很多呢？我们既然找到了市场这种制度，则生产方面的事最好交给市场去做，交给市场中千千万万的参与者去做，政府该集中精力去把其它事情做好。
中国有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市场，但如果这个市场被分割的支离破碎，市场的力量就无法发挥出来。在许多行业，政府的保护似乎很重要，但一味的行政垄断和市场经济是背道而驰的，只有通过竞争形成的价格均衡机制才能引导资源实现最佳配置。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市场机制作用越充分的地方，经济也越发达；市场机制作用越充分的部门，竞争力也越强。在谈到一些部门的市场化时，有人总是用“国家利益”、“国计民生”
来搪塞,使得我们正承受巨大的效率损失。对于不向市场经济中的个体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部门而言，是否要市场化或许值得分析，但还有大量的其它一些垄断部门呢？过渡经济中的一个问题是旧有的利益框架已打破了，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条条”和“块块”下的部门主义经济，如果在进一步的改革中，这些改革的受益者将本部门的利益纳入所谓的“战略保护”的范围，则市场再也没有发言权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不承认特权的，那些害怕市场化的人，有的是担心失去了自己的特权。旧体制受背后利益动机的驱使会延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改变陈旧的观念，在改革的外衣掩盖下，旧体制也会不停的复制自身。所以，只有把那些不该存在行政垄断的部门放到市场经济中去锤炼一番，才能使它们脱胎换骨，真正有利于国家的和人民的利益。否则，在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发达国家的经济部门一旦全面进入中国，我们那些靠行政运转的部门将如何竞争呢，总不能时刻以国家的名义来压制别人吧。因此，市场化其实还有一个认识的问题，如果有人祭起各种形式的旗帜来反对市场化，却也蒙骗了大多数人并得到他们的赞同的话，牺牲的将不只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整个国家的利益。
三、市场化的推进
到目前为此，尚未出现如何建立市场经济的模型或公式，而且可以肯定的说，如何建立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具体化的，但有几个方面确实是它的前提，也是我们仍在走向市场经济的途中应该努力的方向：首先是承认每个人的经济利益，赞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市场中的参与者必须是为自己谋利的人，如果利他主义在市场中流行，则市场的作用将完全崩溃，例如一件商品的价值是三元，你偏要为卖者考虑而用三十元来购买，则向市场提供了错误的信息，整个资源配置体系将完全乱了套，市场最基本的作用受到了损伤。要承认每个人的经济利益，则产权必须落实，否则每个人生产的东西都归了别人或别人生产的东西都归了自己，生产的积极性将消失，怠工、懒惰等现象就会蔓延起来。其次是市场中应实现人人平等。强买和强卖或凭借特权在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实质是破坏公平竞争和价格均衡机制的作用，从而破坏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一个社会如果行政垄断盛行，则市场的作用将局限在很小的范围，甚至会不断的扼杀市场的活力。因此实现人人平等对发展市场经济至关重要，但人人平等只局限于经济方面显然是不
来搪塞,使得我们正承受巨大的效率损失。对于不向市场经济中的个体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部门而言，是否要市场化或许值得分析，但还有大量的其它一些垄断部门呢？过渡经济中的一个问题是旧有的利益框架已打破了，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条条”和“块块”下的部门主义经济，如果在进一步的改革中，这些改革的受益者将本部门的利益纳入所谓的“战略保护”的范围，则市场再也没有发言权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不承认特权的，那些害怕市场化的人，有的是担心失去了自己的特权。旧体制受背后利益动机的驱使会延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改变陈旧的观念，在改革的外衣掩盖下，旧体制也会不停的复制自身。所以，只有把那些不该存在行政垄断的部门放到市场经济中去锤炼一番，才能使它们脱胎换骨，真正有利于国家的和人民的利益。否则，在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发达国家的经济部门一旦全面进入中国，我们那些靠行政运转的部门将如何竞争呢，总不能时刻以国家的名义来压制别人吧。因此，市场化其实还有一个认识的问题，如果有人祭起各种形式的旗帜来反对市场化，却也蒙骗了大多数人并得到他们的赞同的话，牺牲的将不只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整个国家的利益。
三、市场化的推进
到目前为此，尚未出现如何建立市场经济的模型或公式，而且可以肯定的说，如何建立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具体化的，但有几个方面确实是它的前提，也是我们仍在走向市场经济的途中应该努力的方向：首先是承认每个人的经济利益，赞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市场中的参与者必须是为自己谋利的人，如果利他主义在市场中流行，则市场的作用将完全崩溃，例如一件商品的价值是三元，你偏要为卖者考虑而用三十元来购买，则向市场提供了错误的信息，整个资源配置体系将完全乱了套，市场最基本的作用受到了损伤。要承认每个人的经济利益，则产权必须落实，否则每个人生产的东西都归了别人或别人生产的东西都归了自己，生产的积极性将消失，怠工、懒惰等现象就会蔓延起来。其次是市场中应实现人人平等。强买和强卖或凭借特权在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实质是破坏公平竞争和价格均衡机制的作用，从而破坏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一个社会如果行政垄断盛行，则市场的作用将局限在很小的范围，甚至会不断的扼杀市场的活力。因此实现人人平等对发展市场经济至关重要，但人人平等只局限于经济方面显然是不
来搪塞,使得我们正承受巨大的效率损失。对于不向市场经济中的个体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部门而言，是否要市场化或许值得分析，但还有大量的其它一些垄断部门呢？过渡经济中的一个问题是旧有的利益框架已打破了，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条条”和“块块”下的部门主义经济，如果在进一步的改革中，这些改革的受益者将本部门的利益纳入所谓的“战略保护”的范围，则市场再也没有发言权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不承认特权的，那些害怕市场化的人，有的是担心失去了自己的特权。旧体制受背后利益动机的驱使会延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改变陈旧的观念，在改革的外衣掩盖下，旧体制也会不停的复制自身。所以，只有把那些不该存在行政垄断的部门放到市场经济中去锤炼一番，才能使它们脱胎换骨，真正有利于国家的和人民的利益。否则，在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发达国家的经济部门一旦全面进入中国，我们那些靠行政运转的部门将如何竞争呢，总不能时刻以国家的名义来压制别人吧。因此，市场化其实还有一个认识的问题，如果有人祭起各种形式的旗帜来反对市场化，却也蒙骗了大多数人并得到他们的赞同的话，牺牲的将不只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整个国家的利益。
如何发展实体经济篇10
【关键词】财政税收公共资源科学方法实践和实证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和财政税收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指导方法，其中包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财政税收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认识事物和分析事物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财政理论与实践研究有了科学的基础，使其不致被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和阶级偏见所左右。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深入领会其中所蕴含的哲学和方法论原理，对于促进财政税收理论的学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指导意义。
一、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深入分析和研究财政税收领域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矛盾是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所固有的对立和统一及其关系，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全面把握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可以解决具体矛盾。矛盾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和非重要方面之分，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首先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同时也要注意非主要矛盾的解决，学会统筹兼顾。
财政学在一定程度上研究社会公共资源的稀缺性和社会公共需要的无限性之间的关系，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公共资源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并将它们满足于社会公共需要，这是财政学的研究内容。财政学作为经济学中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必然要面对资源稀缺性和人类欲望无限性这一经济学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经济学的世界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比如，消费者在既定收入条件下如何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在既定成本约束条件下如何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市场机制在资源既定条件下如何合理配置资源，经济体在既定技术和要素投入条件下如何实现稳定快速增长，如何利用现有政策工具如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引导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在经济学和财政学中是普遍存在的，我们首先必须正视，不能无视，更不能回避，只有承认这些矛盾，我们才能形成对经济学和财政学学科的科学认识；其次，既然这些矛盾和问题普遍存在，我们就必须具体分析和研究这些矛盾和问题，分析这些矛盾和问题各自的特性，从中找到解决的途径和方法。最后，我们还须分清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重要方面，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产品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在经济主体之间合理分配，这是经济学要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只有将这些主要的矛盾和问题解决好了，其他的矛盾和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二、正确把握社会主体的内容和范畴，在财政税收专业领域研究中凸显人文关怀
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人的存在状态是社会发展的尺度，离开了人的存在状态和发展状态就谈不上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内容。
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要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部门在资金筹集和使用方面的理论、制度和管理方法，同时也研究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税收问题。具体来说，财政学主要研究国家如何将由其凭借国家权威和国家强制力集中起来的社会资源合理分配给人民的问题，由此看来，财政学不仅是研究财富和资源分配的学科，更是研究人的学科。我们在财政学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以人为主体进行研究，研究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对人产生的不同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程度。比如，在关于财政学中的社会保障理论研究中，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保障的意义和作用，制定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尽可能广泛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和基本生活，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研究最适税收理论中，必须研究和制定最优的税收征收机制，确保不给人民带来过重的税收负担，等等。因此，在财政学的学习过程中，在制定和研究财政政策及财政制度时，应注重人民的关切，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和利益出发，想人民群众所想、急人民群众所急，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实现中国梦的美好愿望。
三、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使财政税收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对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要求我们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同时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
财政税收理论研究社会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在财政学专业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努力学习课本知识，获取间接经验，同时不忘实际调查取证，充分认识获取直接经验的重要性，从实践中掌握第一手材料。纵观人类认识活动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正是人类社会经济实际和国家管理实践活动的需要，才促使了财政学的产生，并推动其向前发展。财政理论的最终目的在于为社会经济实践服务并指导社会经济实际，财政学中的理论，比如，福利经济学中的第一、第二定理是否说明了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庇古税和庇古补贴能否纠正由外部效应导致的市场失灵；被认为运作良好的国家各项社会保障计划是否真正保障了人民尤其是最底层人民的基本生活；财政支出规模是否合理以及支出达到什么样的规模才是最优的……这些财政学的理论应当而且只能由社会经济实践来检验。如果这些理论被检验为是正确的，那么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实践就会使国家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如果被检验为是错误的，那我们就应及时发现其中的错误并加以纠正，将纠正后的理论再应用于社会经济实践活动中，确保各项财政政策和制度趋于合理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