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因子的定义篇1
关键词：语境，语言环境，非语言环境，语义
1.引言
语境(context)即语言环境的简称。作为语言科学的概念之一，最早由德国语言学家wegener于1885年提出。之后语境理论的研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在1923提出了“情景语境”(contextofsituation)后，语境研究才被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广泛应用于翻译研究中。语言作为一种交流的载体，本质上是一种符号系统。而语义则可以说是一定具体语言环境里特定的符号所承载的信息。因此，语义的建构必需建立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语境是理解语义的基础。论文格式，非语言环境。本文拟结合具体例子，通过阐述语境和语义的关系来分析各种语境对语义的影响以及如何正确定位具体语境中的语义，从而正确理解语言所表达的含义，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2.语境理论及其分类
长期以来，语境研究受到许多学者的青睐。学者们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赋予它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描述。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境是语言产生时及其前后发生的各种实际事件；韩礼德则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语言，认为对语言的理解不能只局限于词汇，句子层面的因素，还应包括外部语言环境等因素。语境是文化语境现实化的表现，是在具体的语言交际事件中支配语义选择的因素，所以，它不仅包括现场语境中的成分，如谈论的话题、发生的事件、参与者、交际媒介和渠道等，也包括由社会文化背景决定的行为准则、道德观念等。因此他提出语境的三个特征：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霍尔(Hall)则结合文化，提出了高语境文化(high-context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low-contextculture)的概念；国内著名学者王德春教授在《使用语言的环境》一文中给语境下了一个描述性定义：“言语环境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其中除了一定的上下文之外，主要因素有：使用语言的时间、地点、场合、对象、使用语言的人和使用语言时所表现的思想”。并把语境的诸因素区分为主观和客观两大类。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语境分为三大类，即语言环境、副语言环境和非语言环境。论文格式，非语言环境。
语言环境指的是篇章或话语的上下文，它由词组语境、句子语境、段落语境及篇章语境等构成；副语言环境指人们在交际过程辅助语言表达的各种手段，例如，语调、重音、停顿等；非语言环境则是对交际活动产生影响的语言之外的环境，诸如文化、语体风格等因素所构成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制约着语义的认知，从而影响影交际活动的进行。
3.语境对语义的影响
3.1语言环境与语义
3.1.1词语语境决定语义
词组语境一般指的是词的组合搭配和位置变化产生的语境。单词按照一定的搭配关系组成短语。要正确理解词汇的意义，就必须要正确理解词组和短语的搭配关系，或者单词在词组中的具体位置。例如“poor”，在不同的词组搭配中其语义就大不一样:“apoorfamily”(贫穷的)，“apoorlight”(微弱的)，“apoorboy”(可怜的)。相同的，在词语语境中，词组的位置变化也可以导致语义的变化。
what’sthemethodused?用的是什么方法？
ausedbikemeansanoldbike.旧的自行车。
第一个句子中的“used”描述所修饰名词的短暂性或特定的特征，后者则描述所修饰名词的持久性特征或属性。论文格式，非语言环境。
因而，我们可以看出语言是词汇的组合，不同的组合产生不同的语境。要正确理解词的语义离不开具体的词组语境。
3.1.2句子语境决定语义
句子是由词和词组构成的。句子中词、词组之间语义关系，相互作用、制约形成一个句子语境。语义学对句子的研究主要通过成分分析和述谓结构分析来考察。例如“pregnantman”这个短语在英语中是不被允许。因为通过成分分析，我们得出“pregnant”的语义成分含有[+female]的特征，需要和生物学上雌性概念的词才能搭配，而“man”的语义成分中有一项是[-female]，由此可见“pregnant”和“man”这两个词不能组合。因此，我们可以借助此法来确定句子中词语的语义来源
washingtonlivedintheamerica.
washingtonlocatedintheamerica.
以上两句中首位话题(argument)“washington”分别由谓词“lived”和“located”约束，而不同谓词对首位话题的限制是不同。通过成分分析，“1ive”的语义成分包含有的特征[+person]，需要首位话题是有生命的，而located的语义成分中有一项[-person]，因此对首话题的语义限制是无生命的，由此可以相对准确地判断出“washington”的不同语义：apersonoraplace。“句中词的直接意义线索、间接意义线索能形成一种强制性的言内语境，制约其词的选择(王建华，2002:97)”。
31.3篇章语境决定语义
语境不仅决定词组和句子的语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语篇的具体意义。换句话说，只有在具体的背景中才能准确理解言语的具体含义。因此我们常常可以通过篇章的上下文来获得词汇的语义。例如，下文的“raincatsanddogs”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语境，单从字面看，很难推断出确切的意思；
whyistherainsoendless?Sometimesitrainedalittle.andsometimesit'sreallypissingdown!Sometimesitisevenrainingcatsanddogs.Howlongshouldiwaitforthespringtime?
但是，通过篇章的上下文的语义关系。我们可以猜出这个词组的意义：即指雨下得越来越大，倾盆大雨的意思。论文格式，非语言环境。又如
politicalpromisesbelongtotherealmofsurrealistfiction.Likethegovernmentinwashington,theeconomyfloatsonthemarketinabstraction-------onthecredulityofpeoplewillingtopay,andpayhandsomely,foradominotheory,astockmarkettip,oranyotherpapermoonwithwhichtofurnishtheemptyroomsoftheirdesire.
通过篇章的语义关系，我们可以得知“papermoon”即指那些看起来美好而实际上却无法实现的东西。论文格式，非语言环境。类似的例子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数不胜数。
3.2副语言环境与语义
人们在交际过程辅助语言表达的各种手段会对语义的解读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制约着词组或句子的确切含义，因为词组或句子在不同的范畴领域里，可能表达的语义有时候会随之发生改变。以“tomlostakey'为例，不同单词的重读导致了句子的含义的差异。如果主语tom重读，则句子暗示了是tom而不是别人丢东西；如果是宾语key重读，则暗示了tom丢的是钥匙，而不是其他东西。在英语里，音调同样能够创出造具体的语境，可以影响语义的变化。例如，
a:whatdowehavefordinner?
B:Bread
a:Bread?Youarejoking!
说话者a采用高音调重复说话者B的话，表现出一种惊讶的语气，同时也暗示晚餐吃面包是不可能的。
此外，英语的停顿也能产生着特定的语境和语义。例如句子“Hedidn’tcomebecausehewasill”，可以有两种解读。如果该句没有停顿而且以降调结尾，那就是说他没有来，因为他生病了；但如果句子在come后停顿，并且读成升调，把句子分成两个部分，那么句子的因果关系就发生改变，意思就变成了：他来了，但来的原因不是因为生病，而是因为别的原因。我们可以把两者意思放在具体的语境中。
a.Hewasabsentfromthemeeting.Hedidn’tcomebecausehewasill.
b.Hecometomeeting.Hedidn’tcomebecausehewantstoseemary.
这样一来，两个句子的因果差异便显而易见了：前句是说他生病了，所以没来开会；后句指他来了开会了，但目的不在开会，而是要找人。
一般情况下，句子的音调、重读和停顿可以造成语义的差异，然而有的时候是需要结合上下文才能清晰地解读句子的确切含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副语言环境制约着语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3.3非语言环境与语义
非语言环境主要包括情景语境和背景语境等。最常见的情景语境是各种代词，例如，句子“wouldyouliketogiveittome?”中“it”的具体语义的确定需要参照具体的情景语境，因为它可以产生不同的语义。背景语境语义是指由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对语义所造成的影响。由于不同文化的存在，使得某些语义的解读必须考虑到文化背景。因此，语义的确定不能忽略文化背景的差异。例如，在西方文化背景下，“dragon”象征邪恶，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则象征权利富贵。由此龙就产生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引申义。又如“dog”在西方人眼中是亲密伙伴的象征，因而有“luckydog”的说法；而在中国，狗却成了卑鄙的代名词。文化背景的差异会造成语义的缺失或者增加，而语义的偏差又往往带来交际的失误，所以理解语义的文化背景语境是进行顺利交流的重要保证。
4.语义在语境中的变化
由上文可见，语义产生于语境中。因而，语义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语义变化的基本规律。语义在语境中的变化有多种形式。但就其变化的模式来看，常见的有反义和转义两种。反义是指在语境中变化以后的语义跟原义恰好相反。例如，在下面的例子里，“diligent”是虽不带讽刺意味，但却是对tom的一种间接批评。
mother:Howabouttom'sstudy?
teacher:well,heisdiligentandseldomreadsmorethananhourpermonth.。
转义指的是词语受到语境的影响意义发生了转变，从而具有新的不同于原来的意义，但并不是完全相反的。例如，在英语委婉语中，我们常常用法“fallasleep”来表示“去世”的含义。论文格式，非语言环境。又如，Hisfatherisagreatlionhere(他父亲是这儿的一个名人)；inpublicaffairsheremainedamouse（在公事上他胆小如鼠），例子中的“lion”和“mouse”都不是本义，而是转义。因此，语义的解读离不开具体语境的支持。
5.结语
综上所述，语义和语境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正确地理解和掌握英语中的语义与语境关系，对语言学习和研究具有颇为深远的意义。语境决定语义的理论，提醒了人们进行交际时，一定要注意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场合使用适当的语言。因此，我们应培养和增强语境意识，提高语境分析能力和有效地利用语境的能力，从而更加有效地进行交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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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因子的定义篇2
关键词：电子废弃物污染；刑法规制；危险犯
一、问题的提出
电子废弃物污染作为环境污染的一种特殊形式，严重威胁着生态安全与人类健康。广东汕头市贵屿镇是全国最大的电子废弃物拆解处理集散地，由于拆解工艺简单落后，使得该地环境污染严重，居民健康受到威胁。2005年汕头大学对该地165名一至六岁儿童的血铅水平进行了调查，发现血铅负荷偏高，其中135名儿童铅中毒，中度铅中毒者达到24.4%。在我国，像贵屿镇这样的地区远不止一个，广东清远、浙江台州、河北黄骅等地都面临着严重的电子废弃物污染。面对这样的污染现实，我们不得不思考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电子废弃物？针对其污染，我国刑法进行了怎样规制？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何规定，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
二、电子废弃物概念
何谓电子废弃物，我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从国家颁布的法律性文件来看，对于其概念，我国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2003年，原国家环保总局的《关于加强废弃电子电气设备环境管理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首次从生产、维修、消费三个环节（简称“三环节”）进行了规定：“电子废物包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设备及其零部件；维修过程中产生的报废品及废弃零部件；消费者废弃的设备”。2004年修订通过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则从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两方面（以下简称“两方面”）将其规定为“丧失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2006年的《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继承了2003年《公告》的特点，从“三环节”角度将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定义为“已经失去使用价值或因使用价值不能满足要求而被丢弃的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2007年颁布的《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则融合了上述三个法律性文件的特点，结合“两方面”和“三环节”，将其综合规定为：“废弃的电子电器产品、设备及其废弃零部件、元器件和有关部门规定纳入电子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从定义的角度来看，电子废弃物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角度看，电子废弃物是指电子电器产品达到使用寿命后的报废物；广义角度来看，电子废弃物还包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产品及其零部件、边角余料、维修过程中产生的报废品及废弃零部件。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广义还是狭义，它们都建立在“两方面”和“三环节”的基础上。哪种定义角度好呢？笔者认为，针对我国现状，适合采取广义概念。一方面，我国电子废弃物污染状况严峻，采取广义概念，有利于将电子废弃物各种污染形态纳入到规制范围内，更好地起到惩戒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电子产业不断发展，电子废弃物污染形态也将更加复杂，采取广义概念，有利于应对未来出现的新情况、新种类，从而避免电子废弃物新种类出现时无法可依或法律规定不明确的状况。
三、德美关于电子废弃物的刑法规制
（一）德国
德国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电子废弃物罪名，而是将其统称为“垃圾”。首先，《德国刑法典》第326条对“垃圾”范围进行了广义上的界定，包括“具有公共危险性的可传播的毒剂和病原体；可能会导致疾病发生或遗传基因改变以及易燃、易爆、具有放射性的垃圾”。在对“垃圾”进行界定时，德国并没有明确告知哪些属于刑法规制的“垃圾”，而是从可能导致的危害结果角度思考，对所谓的“垃圾”进行了一个包容性的概括，即只要某些废弃物能够导致某种损害结果，该废弃物即可视为刑法上的“垃圾”。其次，德国广泛引入了危险犯的犯罪形态，刑罚严峻。《德国刑法典》第326条规定：“在许可范围之外或者违背许可的处理程序存放、储存、排放上述垃圾的，可以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罚金”。再者，德国刑法综合考虑了各种具体情况。《德国刑法典》第326条还规定了未遂犯、过失犯的处罚以及范围很窄的免责事由，周全地考虑了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二）美国
在电子废弃物污染刑法规制方面，《固体废弃物处置法》是美国最重要一部法律。首先，同德国一样，美国也没有专门设立电子废弃物污染相关罪名，而是将电子废弃物纳入到固体废物范围内进行规制。该固体废物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固态、半固态、液态等各种形态的物质。其次，美国广泛引入了抽象危险犯的犯罪形态，惩罚力度大。《固体废弃物处置法》第3008条规定：“故意产生、贮放、处理、运输、处置或采用其他方式保存任何有毒废弃物的。根据其行为情况可以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每天不超过5万美元罚款或者两者并罚”。再者，美国刑法概括性较强，对现实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考虑得较为全面。《固体废弃物处置法》第3008条规定要对“在明知情况下进行明显的、不公正的，且对人类生活来说是不可饶恕的行为或者是明显地置人们生命安全于不顾的行为”进行惩罚，语句概括性很强。随着电子产品的不断丰富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在惩治电子废弃物污染犯罪时，如果遇到一些较为模糊的难题而犹豫不决，我们便可以通过这样概括性的规定进行规制范围上的选择。
（三）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在电子废弃物污染刑法规制方面，德国、美国都广泛采用了危险犯形态，且以抽象危险犯为主。同时，三者刑法规制范围较广，将电子废弃物很好地容纳了进来。德国将电子废弃物包含在“垃圾”范围内，美国包含在“固体废物”。此外，两者刑罚力度大，手段多样。德美两国结合自由型和罚金刑，设置了较为严厉苛刻的刑罚，犯罪之人往往面临着巨额罚金和长达数年的自由刑。
四、我国电子废弃物刑法规制
首先，对于电子废弃物污染，我国刑法从两个角度进行规制。对于国内电子废弃物在回收处理造成的污染，主要适用刑法第338条的污染环境罪。如果将国外电子废弃物进口到国内，则适用刑法第339条，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定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和走私固体废物罪。其次，从刑法第338条、339条可以看出，我国并没有专门设立与电子废弃物相关的罪名进行规制，而是统一将其纳入到污染环境罪中。这样会忽视各种污染源的特点，起不到保护环境的作用。虽然刑法第339条设置了固体废物犯罪，但其主要针对进口固体废物进行规制，对于常见的电子废弃物污染犯罪，仍以刑法第338条污染环境罪为主。德美两国也没有专门设立电子废弃物污染罪名进行刑法规制，但是并不同于我国。德国专门针对“垃圾”，美国针对固体废弃物污染。再者，针对于环境类犯罪，我国刑法仍采用实害犯形态。根据刑法第338条，对于电子废弃物污染，只有达到“严重污染环境”或者“后果特别严重”时，才会受到刑事制裁。这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所采用的危险犯形成了鲜明对比，实害犯更多的是惩治犯罪，但是很难起到预防污染、保护环境的目的。最后，相关刑罚并不明确。这主要针对罚金刑而言。我国刑法采用了无限额罚金制，但是罚金数额多少并未提及。无限额罚金制能够使审判人员根据犯罪情节和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符合实际的罚金判决譺訛，但是也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预留了过大的空间，容易导致刑罚擅断。罚金数额的不确定，容易使得罚金刑仅仅成为象征性的惩罚，不利于有效规制电子废弃物污染。
五、思考与建议
（一）增设电子废弃物污染相关罪名，增强针对性
刑法价值更多在于预防犯罪，环境类犯罪更是如此。我们要根据各种污染的特点设置罪责罚，具有针对性，而不是将大部分环境类犯罪大都纳入到污染环境罪中，使得污染环境罪笼统而不明确。因此将电子废弃物在内的污染主要规制在刑法第338条的现状势必需要做出改变，我们需要在环境犯罪的相关章节增设电子废弃物污染相关罪名。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增设一个规制范围广、针对性强、能够包含电子废弃物污染的废弃物犯罪。在对“废弃物”进行范围界定时，我们不妨借鉴德国刑法对“垃圾”的界定方法，从可能导致某种结果出现的角度，对“废弃物”进行定义。这样规制范围更广，考虑情况更加周全。
（二）引入抽象危险犯，发挥刑法的前期屏障作用
电子废弃物污染具有长期性、隐蔽性，其危害结果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潜伏期才会显现。由于人类认识水平有限，就会导致污染行为实施若干年后，人类可能最终确认其实害后果，但是因已超过追诉时效或因犯罪主体因素而无法追究刑责，鉴于此，学界一直建言污染环境犯罪应从结果犯转变为危险犯。对于环境，我们要遵循预防为主原则，不能在环境已经受到严重破坏时才去惩治犯罪，而应该提前对那些具备“严重污染环境”的危险，但还没有出现“严重污染环境”实害结果的行为予以惩处，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因此我们要广泛引入抽象危险犯犯罪形态，充分发挥刑法的前期屏障作用。
（三）明确刑罚，丰富刑罚方式，加大惩罚力度
环境因子的定义篇3
【关键词】词义；语境；变化
语境的概念，源于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他认为语言不是一套完备的体系，语言的意义不可能完全由它自身而要由语境来决定。语境可分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语境指话语产生的当时及其前后的各种事件，可称为“情景语境”，包括书面语的上下文或口语的前言后语所形成的语境，又称小语境；广义语境则包括话语产生的整个文化背景，可称为“文化语境”，除包括狭义语境外，还包括与人的言语表达行为有关的时间、地点、人物身份、环境气氛、社会背景等，因而又称为大语境。伦敦学派的创始人约翰·鲁伯特·弗斯吸收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概念，并主张语境有两种：一种语境来自语言内部，即一个结构和一个系统内各个成份之间的组合关系；另一种语境来自语言外部，即语言是不可能和语境分开的。西方语言学家对语境理论的阐述对于我们今天对语境与词义的理解有重要的提示作用。
词义除了组合表现出来的意义外是由环境补充、确定的。因此，词义的运用、理解与交际的环境，说听双方的职业身份、心情、生活经历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句子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往往需要参与交际的人自己去补充。而交际的语言环境则可以使词语具有比较确切的意义。具体的说，语境就是客观因素和使用语言的人的主观因素所构成的使用语言的环境。语境的功能有两个：其一是解释功能，其二是过滤功能。语境不仅帮助我们推究词义，还帮助我们防止不合规范的语言现象的出现。因此，在我们学习和工作中，研究语境对词义的影响是很有必要的。下面来共同探讨一下：
（一）社会语境决定词义
（1）历史社会环境
在不同时代，所处社会环境不同，语言环境也肯定有所不同。学习时一定要注意到这种不同，才能更好地理解词义，理解文章的主旨所在。例如：
小说《六十年的变迁》里季交恕问方维夏：“你知道这个消息吗？”方：“什么消息？”季：“蒋介石开刀了啦！”方：“什么病开刀？”季：“你还睡觉！杀人！”显然方没联系到1927年社会革命形势的变化，就不明白“开刀”两字究竟指什么，要别人做进一步的解释。
（2）语用社会环境
词的“组合意义”的研究就是在语用社会环境影响下词义的若干变异意义，即交位变体，是受整个社会语言内部因素影响的结果，主要是一个义位受近邻或远邻的义位“语义溢出”作用而获得的新义。例如：
a．这小东西，真可爱！
b．这是些什么东西！
同样的“东西”，但由于说话人的语气，声调不同，而使两者的基本义和附加义有所不同。“东西”《现代汉语词典》中有这样的义项：具体或抽象的事物。但在第一句话中的“东西”，特指说话者喜爱的小动物或小孩子，使基本义缩小，并且具有了喜爱的情感附加义。第二句话中“东西”指让说话者厌恶的事物，具有了厌恶的情感附加义。
（二）上下文语境决定词义
（1）词语言义的变体——言语义
语言义是指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一个词汇单位，或语言的词汇系统中的一个成员。也就是词的基义或概念义。“言语义”是指进入特定语境或言语片断的词，实际上指什么，现代语义学称为组合义，也就是义位处在言语组合中的变体。有的语言学家称这种义位变体为词的“涵义”而不是“意义”。词典上所列的义项，都是词的语言义，而不可能，也不必要把词在不同语境中的言语义即义位变体都列上。例如：
a．场景：手术室门外，焦急地守候着正在进行子宫肌瘤摘除手术的病人家属，门开了，医生出来。
病人家属问：“切了吗？”
医生答：“切了。”
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切了”的一问一答是指“肌瘤切除”。
b．场景：一年后，这位医生来到一群老太太中锻炼。
大伙问：“切了吗？”
医生答：“切了。大家都一样，到了退休年龄谁还能例外？”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里的“切了”是指办理离退休手续只能按年龄“一刀切”。
c．场景：锻炼完，医生回家。见女儿在看书，记起出门时要她把排骨切好。
医生问：“切了吗？”
女儿答：“早就切好啦。”
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里的“切了”是指切排骨。
看，“切”“了”“吗”这三个语词符号本来是从交际场景中抽象出来的，在词典里都有全民共同理解的确定词义即语言义，其组词成句的方式也是符合高度抽象的汉语语法规律的。但经组成“切了吗？”“切了”这两个非主谓句进入不同交际场景后，无论是充当疑问句或陈述句，其话语含义并不一样，却又能顺利地进行思想交流。在医院和家里的对话，话语含义和字面意义一致，但“切”的具体对象不同，这是交际场景使抽象的语义具体化；而在锻炼时的对话，明显含有超越字面意义的寓义了。这是交际场景赋予话语的寓义。“切”这个词在辞典中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增加“退休”这个义项。这就是语言义的变体——言语义。
（2）篇张语境的延伸——具体语境
很多的话都要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才能了解它的确切的意思，同样的话，两个人处境不同，可能会作截然相反的理解。例如：
《智取威虎山》剧中：坐山雕拿到杨子荣献上的联络图狂喜，杨子荣压着怒火，对行将覆灭的众匪说：“联络图一到手，牡丹江一带就是我们的了。”这里的“我们”在这种语境中，具有“包容”和“排除”两个相反的义项。匪徒听了这话认为“我们”一词包括他们在内，可是杨子荣说的“我们”一词则排除匪徒之外，这语言中的奥妙，观众一听就明白。幽默，含蓄的语言，会使观众心情松缓舒适，但如果不是这个语境，而是杨子荣面对战友说这话，“我们”就只能有一种义项。
（3）语义范围的改变——组合义
在交际过程中，上下文语境随时给词义以强烈的影响，增加或减少，改变词义所表示的范围，以适应交际的广泛需要，例如：
“菜”，孤立起来看，“菜”的词义是“蔬菜，可做副食用的植物。”一旦进入上下文语境，义位间，义位内部的变化都有可能。“买菜”“吃菜”两个义位的组合，使“菜”的义位扩大为泛指包括“蛋品、肉类、蔬菜”在内的副食品，由此可见“菜”的义位由于组合发生了广化。“摘菜”“泡菜”“渍菜”通过义位的组合，使“菜”的义位不同程度缩小，限于白菜，萝卜等。“摘菜”有两个意思：一是摘好可做菜的植物果实或叶子。二是去掉黄烂的叶子。这实际上也从另一角度限制了“菜”的范围，由此可见，这三个组合使“菜”义位发生了狭化。
（三）情景语境决定词义
（1）隐含语义
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语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情景中进行的。同样的词语组合，在不同的情景中表达的意义可能很不一样，如“我等你半天了。”这样一个词语组合，出自不同人之口，表达的意义就很不一样。如是恋人之间说这样一句话，则往往含有一种撒娇意思，如是一般关系的两人见面时说这样一句话，则可能是一般陈述和埋怨，而如果是公安人员对犯罪分子说，则带有一种震慑罪犯的作用。又如在开着车窗的公共汽车上，甲对坐在车窗边的乙说：“今天真冷。”这句话单从字面上理解，可能只是陈述一种自然现象，但如结合具体情景来理解，甲说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可能是让乙把车窗关上。再如，周末孩子对父母亲说：“明天星期天。”孩子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可能是要提醒父母亲别忘了带他去玩或者作别的事情。
（2）情景语义
唐代朱庆馀和张籍的两首对答诗可以很好说明这个问题。朱庆馀的诗《闺意献张水部》是：“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的答诗《酬朱庆馀》是：“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这两首诗光从字面上看，全是关于闺秀装扮、姿色的对答，但实际上是一方在应举前借献诗向主考官请教，另一方给予满意答复的一场有趣对答。这两首诗对答得珠联璧合，委婉含蓄之中对答双方对诗句的言外之意都心领神会。由此可见，情景语境往往使词语产生言外之意，读者往往要结合一定的语境去理解话语的真正含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彼此更好地交流思想感情的效果。
由于情景语境常常能使言语产生言外之意，因此，在人们的日常言语交际活动中，交际者有时为了追求某种特殊表达效果，往往保留一些言语空白，如婉转的告诫、含蓄的情感表达、辛辣的讽刺等把一部分言外之意留给听者自己去补充、理解。
（3）临时语义
词义在特殊情景语境作用下，往往会发生多种转变，最常见的是使词语意义向相反方向转变产生临时语义，而这其中又以词语感情色彩的转变为最常见。如孙犁《荷花淀》中写水生妻子等人去寻丈夫不着归来时的心情：“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些失望，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在这里“狠心贼”成了几个女人对自己丈夫的昵称。再如“冤家”这个词，本指具有深仇大恨的人，但在我国许多古典戏文中却往往成为妇女对亲爱的男子的昵称。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语言中的反语等大都是利用词语的词义转变形成的。
情景语境使语义发生转变，并不总是向反义方向转变，在有些语境中，语义也会发生其它转变，使词语产生新的不同于原来的临时意义。如“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这个俗语，这里的“天”和“人”都不再是原有的意义，不是实指某处的天空和某个具体的人物，而是增加了一层新义：“天”指更高的境界，“人”指更有能力的人物。
（四）个人语境决定词义
我们不能忽略个人语境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文章中，说话人本身的处境以及他的性格气质学识水平思维习惯对词义的影响。同样是“我去上课”，教师说是去讲课，学生说是去听课。同理，大夫说“我去看病”，与病人说“我去看病”意思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话语由于人的地位、处境的不同可能会做出截然相反的理解。
欢乐聚会上，有人惊呼：“火”！这时，成人的心理是骤然惊恐。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经历过火灾，产生了对“失火”时许多可怕的心理联想，然而在同一时间，同一环境中，一个未见过、听过或经历过“火灾”的人，对“火”的语义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牛”这个词，所指意义对一般人可能是相同的，但联想意义则不同。中国人联想到的是勤劳，印度人联想到的是神圣，欧美人联想到的是肉和奶的奉献者。汉语的“醋”常使人联想起“嫉妒”的内涵，英语与其对应的词“vinegar”却与“不愉快的，尖酸的，坏脾气”联系在一起。这都是由于人们的思维习惯不同而造成的。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词义和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语境对词义有着多方面的影响，词义在语境之中会发生不同的变化。语境以直接或间接，显现或隐藏等多样方式影响着语言的活动，制约着词义的显现。研究词义在语境中的变化有利于词汇语义学中进一步研究语言运用的课题，从而也有利于选择恰当、准确的词语，提高交际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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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因子的定义篇4
关键词个人利益;资源动员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环境运动参与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0)10-0041-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08
西方社会运动的研究,就大的格局而言,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范式:一是理性范式――以美国为主的资源动员理论;二是认同范式――以欧洲为主的新社会运动理论。美国的“资源动员理论”将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界定为理性的经济人,“资源动员理论”主要研究潜藏于个人心中的“不满”是如何转化为社会运动的。“资源动员理论”把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看做是一个理性行动者,它认为一个人对社会运动参与与否,参与到何种程度,取决于他在该行动中所获取的收益和付出的代价。而欧洲新社会运动中的“后物质主义”论认为,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过渡。战后一代是在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安全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充分享受了物质的富足,在物质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之后,他们开始寻求新的价值,如良好的自然环境、自我实现和政治参与等等。这些价值需求是资本主义体制难以满足的,于是他们对这种体制产生了不满,而这种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在西方逐渐超越利益算计的层面,成为社会普遍追求的一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环保运动因此而蔚然兴起,并成为“新社会运动”的典型代表[1]。然而,在中国,环境保护是否已经超越资源动员理论的发展阶段,成为西方社会所谓的社会普遍追求的“后物质主义价值”?本文通过对厦门pX事件深入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个人利益对人们参与环保运动的影响。本文的关注点是:在具体的环境运动中人们的参与程度是否存在差异?个人利益是否影响人们参与环境运动,在当代中国,“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否已经取代资源动员论而成为人们参与环境保护的新发展阶段?引起中西方人们参与环保运动的动机差异的原因?
1相关研究回顾
1.1影响环境保护行为因素研究的理论背景
关于影响环境保护行为的因素研究,目前西方学术界有三种基本的理论背景。
第一种是英格尔哈特(inglehart)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一理论认为在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会促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对物质的追求转移到关注非物质的问题上来,如环境问题[2]。也就是说:当人们的经济水平或是收入比较高时,人们相对容易做出环境保护行为。这一理论的来源可以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进行解释,当人们的低级需求,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得到满足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和满足,如自我认同的满足等。
第二种是施瓦茨(Schwartz)的“规范――行动”模型。这一模型认为,在经济水平一定的条件下,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归因是影响环境保护行为的因素,即人们如果把环境问题的原因、后果归咎于自己时,就会做出有利于环境的行为。这一理论的主要解释因子在于规范,即人们认知的方式。而这种认知的方式和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如美国人的思维模式是“环境作为牺牲品”,即认为人是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日本人的思维则是“人作为牺牲品”,即认为人承担着环境问题的后果。而中国人是典型的“自我保护型”,只有当环境问题危害到自身时,才会做出环境保护行为。后来的研究在这两种基础理论上又作了补充。西方学者又加入了几个变量:对健康风险的认知、社会中其他公众环境保护行为的心理动机、个人的“积极关怀”以及个人的背景等[3]。
第三种是德国学者Diekmann和preisendrfer的“低成本理论”。该理论认为[4],只有在成本较低或者对行为的要求较低的情景中,环境意识对环境行为的影响才会显著。换言之,在环境意识一定的条件下,人们的环境保护行为受其行为成本的影响,即一个环境保护行为所要付出的成本越高,人们执行这种环境保护行为的可能性就越低。当然,这里的“成本”是广义上的含义,它不仅指实施某一行为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成本,也包括实施该行为的难易程度、方便程度及舒适程度等非经济性的成本。
1.2国内外关于环境保护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国外学者看来,“环境行为”既包括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环保行为,也包括个人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行为。其中,前者更为重要。而国内学者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后者,较多关注组织性、集体性的活动。由于西方对环境保护行为的界定包括两方面,所以西方学者对于环境行为的测量指标,分成“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两大类[5]。国外学者[6]通常从以下7个方面来测量环境保护行为:垃圾分类与回收;购物与消费;家庭节能;汽车与交通;节水与净水;运动与休闲和环保公众参与。其中,前6个方面涉及的基本上是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而环保公众参与可以视为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
周娟:环保运动参与:资源动员论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10期相对国外而言,国内对环境行为的测量难度更大,争议更多。目前所检索到的关于环境保护行为研究的文献主要体现在近20年来多次大规模的环境意识调查之中。对于环境保护行为的研究,他们主要从个体的角度并采用社会学实证方法来研究。任莉颖根据“1998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了影响公众环境参与的主导因素,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基础、环境意识和环保知识是影响公众环保参与水平的重要因素。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1998)根据“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项目,也采用了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现状。结果显示:公众环保参与水平与受教育程度之间呈近乎完全线性相关。童燕齐[7]根据1997年“地方领导环境意识调查”项目的数据,采用描述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影响政府官员和企业主管环境政策偏好的因素。研究发现:在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地区,后物质主义模式起主要解释作用,而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则是污染驱动型。冯仕政[8]根据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城镇部分)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的方法,分析了影响城镇居民遭受环境危害后是否采取抗争行动的因素,发现:中国城镇居民面对环境危害时的行为反应深受差序格局的影响。在遭受环境危害后之所以有抗争或沉默的行为差异,是由于在差序格局下,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能支配和调用的资源不同。王彦斌[9]采用描述性分析的方法,调查了人们在保护滇池时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发现:居民对滇池保护的认知强烈程度与自身利益相关,与自身利益越相关,人们对滇池环境保护的参与越强;同时新闻媒体影响滇池居民的环境意识水平。
本文要研究的对象――“环境运动中的个人参与”,实质上是一种“公共领域的环境保护行为”。通过对个案和数据进行分析,笔者进而认为,“环境运动中的个人参与”可以分为两类:工具性参与行为和情感性参与行为。所谓工具性参与行为,指个人在环境运动中卷入的程度较强,进而采取具有明确目的的行为。而情感性参与行为,指个人在环境运动中卷入的程度较低,采取的行为并不对环境运动的目标起直接作用,更大程度上是寻求一种情感上的宣泄和支持。
综合以往的研究,本文主要通过以下三类变量来测量影响环境行为的主要因素:①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有无子女;②个人利益维度的变量,包括居住地、工作内容、个人总收入、海沧是否有住房(pX项目建在厦门的海沧区);③个人环境意识维度的变量,包括环境价值观,环境态度。其中环境价值观包括三个方面:自然界的平衡、增长的限制和人类控制自然;环境态度的测量也包括三个方面,即情感因子、认知因子和冲动因子。
2厦门pX事件简介
厦门pX是个化工项目,投资108亿,可望产生800亿的年产值,占目前厦门GDp的四分之一。2004年2月国务院批准立项,已于2006年11月开工建设,预计2008年建成投产。厦门大学中科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赵玉芬认为pX距离人口密集区过近,有环境污染之险。于是赵玉芬联合相关专家学者与当地政府官员进行讨论,说明与论证项目的危害与风险,求助当地政府无望后,赵玉芬于2007年“两会”期间,联合另外104名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后经媒体曝光跟进,使其成为国内瞩目的焦点。随着工程推进,更多的信息通过媒体、网络等渠道被披露,厦门民众对该项目的反应也越来越激烈,出现万人疯传同条短信的现象,同时人们利用网络、电话等形式发表自己的看法。2007年6月1日和2日,上万市民到市政府门口“散步”,进行和平抗议,呼吁项目停建或迁址。此次的游行示威引起了国内外人士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当地政府与国家高层的重视。2007年7月,厦门市政府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进行厦门市规划环评。2007年12月,通过公开摇号随机确定100名市民代表参加环评座谈会,反对复建、建议迁建的人占绝大多数。地方政府与民众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博弈,pX项目最终迁址漳州。
pX项目迁离厦门,象征着厦门人环境运动的一个结束,也将是中国人环境运动的一个开始。本研究围绕这一环境运动个案,展开调查与论述。
3研究设计3.1研究数据[Bt)]本文的数据来至笔者导师主持的“厦门市环保公众参与”项目调查。此数据调查方案于2008年2月25日至3月10日在厦门岛内的思明、湖里以及岛外的海沧三个行政区进行。数据采用非等比例分层抽样,按照三个区人口5∶3∶1的比例思明区总人口约为73.64万人(其中有户籍46.74万人),湖里区总人口约为50.99万人(其中有户籍14.99万人),海沧区总人口约为14.30万人(其中有户籍9.39万人)。数据和区划地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06)》,人口截至2005年底。分别发放问卷。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调查对象为14-80岁的厦门居民。实际完成问卷930份在调查实施过程中,适当增加了入户调查的户数,以保证最终问卷收回的份数与计划相符。,经过数据清理,最后样本量为900。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数据全部来自该调查。
3.2因变量
在本项研究中,问卷中列出了11个方面的问题测量被调查者在特定环境运动中的参与。其中第11个项目“是否参加市民座谈会”,考虑到厦门pX项目的市民座谈会是采取随机抽取报名号的方法确定与会人员,由此可知该项目的参与机会是不平等的,因此本文没有把它纳入进一步的分析中。本研究采用10个指标考察个人在环境运动中的参与,每个指标答案分别是“是”和“否”两种。在这些指标中,参与者比例较高的有:留意新闻报道和与他人当面谈论,分别占到占被调查者的70.9%和60.2%,其他一些项目的参与者比较少,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由于这些项目具有较强的内在相关性,根据主成分法对这10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变值精简法旋转后,抽取了两个公共因子(见表1)。用这两个公共因子来代表这几个变量的主要特征,方差贡献率达到53.40%
(39.667%+13.73%),Kmo值为0.869。根据因子负载,将这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工具性参与因子与情感性参与因子。“工具性参与因子”包括如下项目:“通过手机或email互传信息”、“在网络或论坛上发表评论、看法”、“动员或鼓励他人更多的参与”、“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向媒体投诉”、“通过民间环保团体反映”、“直接向制造污染的单位或个人提出抗议”以及“参加市民游行”。“情感性参与因子”只有两个项目:“留意新闻报道”和“与他人当面谈论”。
为了把个人在环境运动中的参与程度综合用一个变量来表示,笔者把两个因子的值分别乘以其方差后相加,即:个人在环境运动中的参与=工具性参与因子值×0.39667+情感性参与因子值×0.1373,我们可以将上述综合变量的因子得分(factorscore),作为反映个人环境运动参与程度的指标。为了便于分析,将其转换为1到100之间的指数转换公式:转换后因子值=(因子值+B)•a.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1/a)―因子最小值。B的公式亦为,B=[(因子值最大值―因子最小值)/99]―因子值最小值(边燕杰、李煜2000:1-18)。。
3.3自变量
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共占到61.8%,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也比较大,达到34.4%,因此,本研究把受教育程度分成两个变量来度量:一是把“初中和高中”赋值为1,其它赋值为0,另一种是把“大专和本科及以上”赋值为1,其它赋值为0。个人利益维度变量:居住地采取岛内、岛外两分法;“工作内容”是“环境/卫生”选项赋值为1,其它选项赋值为0;“海沧是否有住房”包括个人在海沧有住房或在海沧购房两种情况。个人环境意识维度变量:主要从环境价值观与环境态度两个方面测量。
4多元回归模型及分析
以“个人在环境运动中的参与程度”为因变量,以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个人利益维度变量,个人环境意识维度的变量为自变量。采用强行进入法(enter)对回归模型进行拟合,首先引入人口学变量进行分析形成基准模型1,再引入个人利益维度变量形成模型2,最后引入环境意识维度变量形成模型3。分析结果见表2:
总体来看,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模型1的解释率为1.3%,加入个人利益维度变量后,变量对模型2的解释率上升至12.5%,再加入个人环境意识维度变量后,变量对模型的解释率上升至15.8%。这说明新加入的变量对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性。
具体来看,在模型3中:
(1)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只有年龄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年龄越大人们在环境运动中的参与度越低,即年龄每增加一个单位,人们的参与度会降低0.177个单位。
(2)个人利益维度的变量个人总收入和海沧是否有住房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其中收入越高,个人在环境运动中的参与度越高,高出1.038分;海沧有住房人们的参与度要比海沧没有住房的人们的参与度高,高出15.378分。
(3)个人环境意识维度的变量都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其中环境价值观越高的人其参与度越低,低于0.412分;对环境态度越友好的人其参与度越高,高出0.331分。
综合来看,在以上显著的5个变量中,其中预测效果最强的是个人利益维度的个人总收入和海沧是否有住房,其次是个人环境意识维度的环境价值观和环境态度,最后为人口统计学维度的年龄。而在RSquareChange中,人口统计学变量为2.6%,个人利益维度变量为11.7%,个人环境意识维度变量为3.5%。由此可见,个人利益维度变量的对模型的贡献远远大于个人环境意识维度和人口统计学维度变量的贡献。
综上,在回归模型中,无论从模型中单个变量的统计显著性来看,还是从综合模型中三个维度变量对模型的贡献来看,个人利益都是影响人们参与环保运动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人们参与环保运动的动机更多的是个人利益上的算计,而非西方社会认可的全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5小结与结论
5.1关于自变量统计显著性的分析
人口统计学变量: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的参与度逐渐变低。这一结论与已有的研究一致:年轻人的环境意识高于老年人[10]。相关的解释为:一种观点从生命周期论出发,认为人在年轻时比较理想化,对社会变革抱着比较大的热情。随着年龄的增大,人们会变得越来越“现实”,观念上会趋于保守。环境保护作为一个相对比较新潮的、带有理想化色彩的事业,更易为年轻人接受。另一种观点主要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角度来解释,认为环境保护意识属于一种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一个人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其青少年时代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年轻一代在其成长阶段所处的物质环境通常比年老一代优越,所以他们的环境意识通常也较高。
个人利益维度变量:个人收入与参与度成正比,海沧有住房的居民的参与度高于海沧没有住房的居民的参与度。资源动员理论认为,人们在环境运动中的参与度取决于个人在环境运动中可动用的资源和所获得的利益。针对具体的环境运动――pX事件,参与度最高的是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在此地买房的居民,因为是否修建pX项目和他们的切身利益关系最大,而这些人相对收入都比较高。pX项目是建在厦门岛外的海沧区,在海沧有住房的居民其参与度比其它居民参与度高也恰好证明人们的参与pX运动更多的是切身利益的考虑。
个人环境意识维度变量:个人环境意识维度的两个变量都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从环境价值观来看,个人环境价值观得分每增1分,其环境运动参与度得分就降低
0.412分。根据本研究的问卷设计与相关变量的处理方法,环境价值观得分越高,意味着个人环境价值观越倾向于后物质主义,这个结果说明本研究中的被调查者所持有的不是以生态为中心的,仍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价值观。人们参与环保运动带有更多的功利性,不是为了减轻和遏制工业污染对整个环境造成的破坏,而是不要危机自己的生活环境。具体到厦门反pX项目运动,人们想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期望――不要把各种有害工业企业建在我们的家园,使我们生活远离各种环境污染。以致最后pX项目迁址漳州后,厦门居民再也没有了参与的热情。从环境态度来看,个人越呈现出对环境友好态度,其环境运动的参与度越高,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
5.2关于结论的再分析
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理论视角也比较复杂。不过,就大的格局而言,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范式:一是理性范式――以美国为主的“资源动员”理论;二是认同范式――以欧洲为主的新社会运动理论。这两种理论范式在理论兴趣、基本假设以及问题设定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美国的“资源动员”理论主要研究潜藏于个人心中的“不满”是如何转化为社会运动的。资源动员理论认为“不满”仅仅是一种个体的心理状态,要转化为集体状态的社会运动,必须经过一个“资源动员”的过程。它以“工具理性”为导向,主张社会运动的出现是源于对理性的利益追求,是透过组织集结、资源汇集的过程。它把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看做是一个理性行动者,认为一个人对社会运动参与与否,参与到何种程度,取决于他在该行动中所获取的收益和付出的代价[11]。
欧洲20世纪6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反映了欧洲社会在二战后的一个重要转型,即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与这一社会变迁相伴而生的是新的社会怨恨、兴趣和价值。新社会运动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社会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反叛而出现的一系列大众抗议运动的一个描述性概念;二是强调这类大众抗议运动的激进目标、非传统参与特征和社会生活改革性质的一种理论分析方法[12]。在新社会运动论者看来,欧洲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原有的现代化价值与正在兴起的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冲突,是现代化或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体现,是人们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寻找自我认同的结果,是为控制和定义主流文化而进行的斗争。新社会运动有两个基本的研究倾向:一种着眼于社会派系结构,另一种着眼于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变化,包括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地位性物品的追求以及“生活世界殖民化”感知等。
其中,“后物质主义”论认为,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过渡。战后一代是在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安全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充分享受了物质的富足,在物质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之后,他们开始寻求新的价值,如良好的自然环境、自我实现和政治参与等等。这些价值需求是资本主义体制难以满足的,于是他们对这种体制产生了不满,这种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由此可见,针对人们参与环保运动的动机,“资源动员理论”更多的是出于对个人自身利益的一种追求――不要污染我的居住环境,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认为人们参与环保运动的动机是为了提高人们整体的生活质量,是为了减轻和遏制污染对整个环境造成的破坏。西方理论界的观点为: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人们参与环保运动,主要是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而笔者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当代中国,人们参与环保运动的动机更多的是个人利益的算计,而非西方的全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后物质主义价值”。那么,引起中西方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环境意识对环境参与的影响较低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5.2.1社会发展状况,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与西方相比,经济不发达、生活水平不高无疑是造成公众环保参与水平低的客观原因之一。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提高了,但这种提高是不均衡的,相当多的人目前经济状况还不是很好。作为意识范畴的环境意识,直接受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5.2.2传统文化对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影响
以自然经济、君主专制政体和儒家文化为底蕴的中国古代文化,造就的是以义务为本体的传统文化。在义务本位下,人们缺乏权利意识,只知被动地履行义务。进入近代以后,虽然中国法律开始向近代化转变,但是,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传统文化,仍然影响着公众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享受良好的环境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为保护这一权利而参与环境保护也是公民的权利。然而,中国公众并没有这种权利意识。在中国环境问题产生、恶化的过程中,公众往往只关注直接造成自身财产和人身损害的环境问题,而对未涉及自身财产和人身的环境问题,即使意识到侵害了自己的利益,但认为这是公共利益中的个人利益,不认为自己应该对此利益进行保护,而是应该有政府保护,公众没有权利参与。
5.2.3制度原因
(1)自上而下的环境政策造成了公众的政府依赖性。与西方国家环保事业最初由公众推动不同,我国的环境保护是由政府首先推动的。30多年来,从“基本国策”到“科学发展观”,充分显示了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然而,好的政治理念必须依靠公众来响应。西方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公众参与不仅是环境质量得以长久维持的内在因素,也是监督政府、企业等履行环境管理和保护义务的有效社会力量。我国长期以来依赖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环境保护,实际上忽视了公众参与,导致了公众的政府依赖性,也导致了公众环境意识的薄弱。
(2)地方行政干预影响公众环境意识的发展。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缺乏环境意识和正确的政绩观,往往因为经济的发展而限制和干扰环保部门的环境执法。拥有权利的环保部门在人事、财政等方面严重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在环境执法中因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而无法有力保护环境。没有任何“权力”的公众又如何在参与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对抗政府、坚持环境保护的立场呢?公众即使有心参与,也会因自身在政府面前的渺小而放弃。久而久之,公众的环境意识要么停留在口号上而未付诸行动,要么停滞不前,这就在整体上降低了公众环境意识的水平。
(3)政策法规的缺位使公众的环境意识难以转化为具体的环境行为。目前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权利虽然在法律上得到了肯定,但在参与的具体条件、方式、程序上还缺少明确细致的法律规定,公众一旦遇到具体的环境问题,根本不知道应该用何种方式参与。
5.2.4民间环保组织还不完善
从西方国家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来看,20世纪50年代起,公众环境保护逐渐形成了有组织的活动,产生了众多的民间环保组织。在中国,民间环保组织20世纪80年代起才陆续成立。民间环保组织无疑是环境保护的一支重要力量及公众环保参与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但是与西方国家发展完善的环保组织相比,我国的环保组织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作为公众参与有效组织形式的优势也没有发挥出来。而对于具备较高环境意识的部分公众而言,当前参与环境执法和环境保护的主要问题就是缺乏强有力的社会组织渠道。缺乏了参与的有效组织形式,作为个体的公众在很大程度上对环境保护持观望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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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因子的定义篇5
人教版必修2第12页第2节：“环境对人口的容量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可以用环境承载力来表示。一般地说，环境承载力是指环境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所以人口数量是衡量环境承载力的重要指标”。显然这里所说的环境承载力是环境对人类活动的一种承受能力，它可以用环境人口容量来表示。而中图版教材必修2第18页第一节第4行：“环境承载力主要指从生态学、资源或环境的角度看，一定时期内，某一地域能够维持抚养的最大人口数量”。这里将环境承载力等同于环境人口容量。人教版必修2第12页第3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环境人口容量所下的定义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人口容量，是在可预见到的时期内，利用本地资源及其他资源、智力和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该国家或地区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而中图版教材地理必修第2册第20页倒数第4行：“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合理人口容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可预见到的时期内，利用该地的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及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这两段文字的意思显然是一样的，只是表述略有不同罢了，但一个是给“环境人口容量”所下的定义，一个是给“合理人口容量”所下的定义。显然这两个版本的教材对环境承载力、环境人口容量和合理人口容量这几个概念的处理存在一些问题，要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有必要对有关概念的来龙去脉作一个细致地分析。
分析
一、环境承载力的由来
环境承载力是环境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反映了环境与人类的相互作用关系，在环境科学的许多分支学科得到了广泛应用。
关于环境承载力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承载力是从工程地质领域转借过来的概念，其本意是指地基的强度对建筑物负重的能力。生态学最早将此概念转引到该学科领域内，即“某一特定环境条件下，某种个体存在数量的最高极限”。
承载力概念引入生态学后发生了演化与发展，体现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深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资源条件下，产生了不同的承载力概念和相应的承载力理论。生态承载力是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自我调节能力，资源与环境的供应与容纳能力及其可维持的社会经济活动强度和具有一定生活水平的人口数量。对于某一区域，生态承载力强调的是系统的承载功能，而突出的是对人类活动的承载能力，其内容包括资源子系统、环境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所以，某一区域的生态承载力概念，是某一时期某一地域某一特定的生态系统，在确保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发展的条件下，可持续承载的人口数量、经济强度及社会总量的能力。
生态承载力大体可以分为土地资源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等类型。在人类面临粮食危机、土地日趋紧张的情况下，科学家提出了土地承载力的概念。在环境污染蔓延全球、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科学家相继提出了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生态承载力等概念。
另一种说法认为，承载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时代。马尔萨斯是第一个看到环境限制因子对人类社会物质增长过程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他的资源有限并影响人口增长的理论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存在，而且对后来的科学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达尔文在其进化论观点中采用了人口几何增长和资源有限约束的观点。同样马尔萨斯的资源环境对人口增长的限制的观点对人口统计学也存在巨大的影响。将马尔萨斯的理论用逻辑斯缔方程的形式表示出来，用容纳能力指标反映环境约束对人口增长的限制作用可以说是现今研究承载力的起源。生态学家将容纳能力定义为：对某一具体的研究区域，在不削弱其未来支持给定种群的条件下，当前的资源和环境状况所能支持的最大种群数量。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早期，容纳能力的概念被广泛用于讨论环境对人类活动的限制，用来说明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日益突出的今天，人们意识到人类社会系统只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人类社会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好坏取决于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状态，生态系统提供的资源和环境支撑起整个人类社会系统。因此在讨论生态系统所提供的资源和环境与人类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时，突破了以前的环境容纳能力的概念，提出了承载力的概念。环境承载力是指生态系统所提供的资源和环境对人类社会系统良性发展的一种支持能力。由于人类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都是一种自组织的结构系统，二者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因此承载力的研究面对的是生态经济系统，研究生态经济系统中所有组分的和谐共存关系，研究对象不是生态经济系统中某一子系统，更不是子系统中的某一组分（人口或种群）。因此，承载力的概念相比容纳能力，其内容范围和含义都要广泛的多，涉及到人类社会系统，承载力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环境承载力与环境容量有所不同。环境承载力强调的是环境系统资源对其中生物和人文系统活动的支撑能力，突出的是其量化测度；而环境容量则强调的是环境系统要素对其中生物和人文系统排污的容纳能力，突出的是其质地衡量。环境容量侧重体现和反映环境系统的纯自然属性；而环境承载力则突出显示和说明环境系统的综合功能（生物、人文与环境的复合）。
二、环境人口容量的含义
环境承载力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状态或条件下，一定的环境系统所能承受的生物和人文系统正常运行的能力，即最大支持阈值，而最大支持阈值通常用环境人口容量来表示。影响环境人口容量的要素有自然环境要素、技术水平、人类的消费水平和区域的开放程度等。影响环境人口容量的自然环境要素有太阳、空气、淡水、土地、生物等，它们都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条件，但不同的资源对决定环境人口容量的意义不同。像太阳、空气目前对环境人口容量没有限定，而淡水过去只对个别干旱地区的人口数量起限制作用，现已成为决定越来越多的地区环境人口容量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估算环境人口容量时通常以土地、淡水等限制性因素来估算，并要考虑地区的开放程度和人类的消费水平。主要用土地资源指标来估算环境承载力称为土地资源承载力。中国科学院综考会为土地资源承载力所下的定义是“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土地资源的生产力和一定生活水平下所承载的人口限度”。它指明了土地承载力的4个要素是：生产条件、土地生产力、被承载人口的生活水平和土地承载人口的限度。它们的关系是：土地承载人口的限度与土地生产力成正比，与人口生活水平成反比，而土地生产力又是由生产条件决定的。以水资源来估算环境承载力称为水资源承载力，它由我国学者在80年代末提出来的，一般认为：水资源承载力是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维护生态良性发展为条件，以可预见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为依据，在水资源得到适度开发并经优化配置的前提下，区域（或流域）水资源系统对当地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支持能力。
由于考虑的范围、时期、条件和目标不同，环境人口容量也就具有了不同的含义，所以在对环境人口容量进行研究时关键是要明确环境人口容量的具体规定性。在不同的假定条件下，环境人口容量的值就会有很大差别。影响环境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地域的开放程度。一个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环境人口容量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一个开放系统中，资源的互补可以大大提高一个地区的环境人口容量。而在一个封闭系统中，由于某一种资源的匮乏会使得其环境人口容量大为降低。（2）时间规定性。一个地区短期内的环境人口容量会高于保证其长期发展的人口容量，但短期内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会造成未来环境人口容量的降低。因此，环境人口容量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上，不能只考虑短期效应。（3）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对资源的利用程度和产出水平会有很大差别，因此，环境人口容量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确定未来环境人口容量时必须考虑到技术进步的作用。（4）生活水平的高低。在同样的产出水平下，不同的生活水平需求会有完全不同的环境人口容量。很显然，环境人口容量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降低。（5）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分配方式将导致环境人口容量的差别，一个平均分配资源和财富的社会，其环境人口容量无疑大于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社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环境人口容量的定义是：在可预见的期间内，利用本地资源及其他资源和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该国家或地区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国际人口生态学界对环境人口容量的定义是：在不损害生物圈或不耗尽可合理利用的非再生资源的条件下，世界资源在长期稳定状态基础上能供养的人口数量。
三、合理人口容量的含义
如果仅仅考虑维持人们的最基本生活需要，那么得出的就是一个地区所能抚养的最大人口数量。如果要达到一个理想的或最优的目标，则实际上得出的是适度人口数量，即合理人口容量。合理人口容量不仅反映了人口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而且体现了人口数量与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相适应性，是自然、经济、社会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从自然资源角度估算的环境承载力是生物生理性的人口容量，即把人均消费水平压缩到最低情况的下的最大人口容量。但确定环境人口容量时，如果把消费水平定在一个期望的数值上，则此时的人口容量也就等同于合理适度人口。因此，环境人口容量与合理人口容量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但在一定条件下，两者也可以互相转换，合理人口容量也可以说是某一定意义上的环境人口容量。
主要参考文献
1.承载力的演变及西北水资源承载力的应用框架。程中栋，冰川冻土，2002年8月。
2.环境承载力初探。崔凤军，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5年3月。
3.环境承载力及其应用。陈祥彬，福建环境，1995年10月。
环境因子的定义篇6
【论文摘要】语境对词义的决定作用,是语言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语境决定了义位,也就是说语境不同,词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语境的概念,源于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他认为语言不是一套完备的体系,语言的意义不可能完全由它自身而要由语境来决定。语境可分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语境指话语产生的当时及其前后的各种事件,可称为“情景语境”,包括书面语的上下文或口语的前言后语所形成的语境,又称小语境;广义语境则包括话语产生的整个文化背景,可称为“文化语境”,除包括狭义语境外,还包括与人的言语表达行为有关的时间、地点、人物身份、环境气氛、社会背景等,因而又称为大语境。伦敦学派的创始人约翰·鲁伯特·弗斯吸收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概念,并主张语境有两种:一种语境来自语言内部,即一个结构和一个系统内各个成份之间的组合关系;另一种语境来自语言外部,即语言是不可能和语境分开的。西方语言学家对语境理论的阐述对于我们今天对语境与词义的理解有重要的提示作用。
词义除了组合表现出来的意义外是由环境补充、确定的。因此,词义的运用、理解与交际的环境,说听双方的职业身份、心情、生活经历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句子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往往需要参与交际的人自己去补充。而交际的语言环境则可以使词语具有比较确切的意义。具体的说,语境就是客观因素和使用语言的人的主观因素所构成的使用语言的环境。语境的功能有两个:其一是解释功能,其二是过滤功能。语境不仅帮助我们推究词义,还帮助我们防止不合规范的语言现象的出现。因此,在我们学习和工作中,研究语境对词义的影响是很有必要的。下面来共同探讨一下:
(一)社会语境决定词义
(1)历史社会环境
在不同时代,所处社会环境不同,语言环境也肯定有所不同。学习时一定要注意到这种不同,才能更好地理解词义,理解文章的主旨所在。例如:
小说《六十年的变迁》里季交恕问方维夏:“你知道这个消息吗?”方:“什么消息?”季:“蒋介石开刀了啦!”方:“什么病开刀?”季:“你还睡觉!杀人!”显然方没联系到1927年社会革命形势的变化,就不明白“开刀”两字究竟指什么,要别人做进一步的解释。
(2)语用社会环境
词的“组合意义”的研究就是在语用社会环境影响下词义的若干变异意义,即交位变体,是受整个社会语言内部因素影响的结果,主要是一个义位受近邻或远邻的义位“语义溢出”作用而获得的新义。例如:
a.这小东西,真可爱!
B.这是些什么东西!
同样的“东西”,但由于说话人的语气,声调不同,而使两者的基本义和附加义有所不同。“东西”《现代汉语词典》中有这样的义项:具体或抽象的事物。但在第一句话中的“东西”,特指说话者喜爱的小动物或小孩子,使基本义缩小,并且具有了喜爱的情感附加义。第二句话中“东西”指让说话者厌恶的事物,具有了厌恶的情感附加义。
(二)上下文语境决定词义
(1)词语言义的变体——言语义
语言义是指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一个词汇单位,或语言的词汇系统中的一个成员。也就是词的基义或概念义。“言语义”是指进入特定语境或言语片断的词,实际上指什么,现代语义学称为组合义,也就是义位处在言语组合中的变体。有的语言学家称这种义位变体为词的“涵义”而不是“意义”。词典上所列的义项,都是词的语言义,而不可能,也不必要把词在不同语境中的言语义即义位变体都列上。例如:
a.场景:手术室门外,焦急地守候着正在进行子宫肌瘤摘除手术的病人家属,门开了,医生出来。
病人家属问:“切了吗?”
医生答:“切了。”
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切了”的一问一答是指“肌瘤切除”。
B.场景:一年后,这位医生来到一群老太太中锻炼。
大伙问:“切了吗?”
医生答:“切了。大家都一样,到了退休年龄谁还能例外?”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里的“切了”是指办理离退休手续只能按年龄“一刀切”。
C.场景:锻炼完,医生回家。见女儿在看书,记起出门时要她把排骨切好。
医生问:“切了吗?”
女儿答:“早就切好啦。”
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里的“切了”是指切排骨。
看,“切”“了”“吗”这三个语词符号本来是从交际场景中抽象出来的,在词典里都有全民共同理解的确定词义即语言义,其组词成句的方式也是符合高度抽象的汉语语法规律的。但经组成“切了吗?”“切了”这两个非主谓句进入不同交际场景后,无论是充当疑问句或陈述句,其话语含义并不一样,却又能顺利地进行思想交流。在医院和家里的对话,话语含义和字面意义一致,但“切”的具体对象不同,这是交际场景使抽象的语义具体化;而在锻炼时的对话,明显含有超越字面意义的寓义了。这是交际场景赋予话语的寓义。“切”这个词在辞典中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增加“退休”这个义项。这就是语言义的变体——言语义。
(2)篇张语境的延伸——具体语境
很多的话都要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才能了解它的确切的意思,同样的话,两个人处境不同,可能会作截然相反的理解。例如:
《智取威虎山》剧中:坐山雕拿到杨子荣献上的联络图狂喜,杨子荣压着怒火,对行将覆灭的众匪说:“联络图一到手,牡丹江一带就是我们的了。”这里的“我们”在这种语境中,具有“包容”和“排除”两个相反的义项。匪徒听了这话认为“我们”一词包括他们在内,可是杨子荣说的“我们”一词则排除匪徒之外,这语言中的奥妙,观众一听就明白。幽默,含蓄的语言,会使观众心情松缓舒适,但如果不是这个语境,而是杨子荣面对战友说这话,“我们”就只能有一种义项。
(3)语义范围的改变——组合义
在交际过程中,上下文语境随时给词义以强烈的影响,增加或减少,改变词义所表示的范围,以适应交际的广泛需要,例如:
“菜”,孤立起来看,“菜”的词义是“蔬菜,可做副食用的植物。”一旦进入上下文语境,义位间,义位内部的变化都有可能。“买菜”“吃菜”两个义位的组合,使“菜”的义位扩大为泛指包括“蛋品、肉类、蔬菜”在内的副食品,由此可见“菜”的义位由于组合发生了广化。“摘菜”“泡菜”“渍菜”通过义位的组合,使“菜”的义位不同程度缩小,限于白菜,萝卜等。“摘菜”有两个意思:一是摘好可做菜的植物果实或叶子。二是去掉黄烂的叶子。这实际上也从另一角度限制了“菜”的范围,由此可见,这三个组合使“菜”义位发生了狭化。
(三)情景语境决定词义
(1)隐含语义
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语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情景中进行的。同样的词语组合,在不同的情景中表达的意义可能很不一样,如“我等你半天了。”这样一个词语组合,出自不同人之口,表达的意义就很不一样。如是恋人之间说这样一句话,则往往含有一种撒娇意思,如是一般关系的两人见面时说这样一句话,则可能是一般陈述和埋怨,而如果是公安人员对犯罪分子说,则带有一种震慑罪犯的作用。又如在开着车窗的公共汽车上,甲对坐在车窗边的乙说:“今天真冷。”这句话单从字面上理解,可能只是陈述一种自然现象,但如结合具体情景来理解,甲说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可能是让乙把车窗关上。再如,周末孩子对父母亲说:“明天星期天。”孩子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可能是要提醒父母亲别忘了带他去玩或者作别的事情。
(2)情景语义
唐代朱庆馀和张籍的两首对答诗可以很好说明这个问题。朱庆馀的诗《闺意献张水部》是:“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的答诗《酬朱庆馀》是:“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这两首诗光从字面上看,全是关于闺秀装扮、姿色的对答,但实际上是一方在应举前借献诗向主考官请教,另一方给予满意答复的一场有趣对答。这两首诗对答得珠联璧合,委婉含蓄之中对答双方对诗句的言外之意都心领神会。由此可见,情景语境往往使词语产生言外之意,读者往往要结合一定的语境去理解话语的真正含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彼此更好地交流思想感情的效果。
由于情景语境常常能使言语产生言外之意,因此,在人们的日常言语交际活动中,交际者有时为了追求某种特殊表达效果,往往保留一些言语空白,如婉转的告诫、含蓄的情感表达、辛辣的讽刺等把一部分言外之意留给听者自己去补充、理解。
(3)临时语义
词义在特殊情景语境作用下,往往会发生多种转变,最常见的是使词语意义向相反方向转变产生临时语义,而这其中又以词语感情色彩的转变为最常见。如孙犁《荷花淀》中写水生妻子等人去寻丈夫不着归来时的心情:“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些失望,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在这里“狠心贼”成了几个女人对自己丈夫的昵称。再如“冤家”这个词,本指具有深仇大恨的人,但在我国许多古典戏文中却往往成为妇女对亲爱的男子的昵称。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语言中的反语等大都是利用词语的词义转变形成的。
情景语境使语义发生转变,并不总是向反义方向转变,在有些语境中,语义也会发生其它转变,使词语产生新的不同于原来的临时意义。如“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这个俗语,这里的“天”和“人”都不再是原有的意义,不是实指某处的天空和某个具体的人物,而是增加了一层新义:“天”指更高的境界,“人”指更有能力的人物。
环境因子的定义篇7
关键词：近自然理论；限制因子原理；森林演替理论；生态位理论；封山育林
进人21世纪，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加剧、土壤肥力下降、水患频繁发生、水资源短缺的地域迅速增加、生物多样性衰退等现象已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而森林质量下降是导致上述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严峻现实，我国有效地实施了6大林业工程。封山育林作为6大林业工程之一，因投资少、技术简便、适用性广等特点成为天然林保护与恢复的重要技术措施。
1封山育林的概念
封山育林是培育森林资源的一条十分重要途径，自古以来我国劳动人民就有封山育林的习惯，2000多年前就有实践和记载：《吕氏春秋·审时篇》“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天即环境，环境哺育的植物才是最适者；《管子·轻重已篇》：“毋斩大山，毋戮大衍”，就是不要破坏生态环境；《齐民要术》中有“顺天时，量地力”之说等等。封山育林在《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林业卷）中的定义为：以封禁为基本手段，促进森林形成的措施，即把长有疏林、灌丛或散生木的山地、滩地等封禁起来，借助林木的天然下种或萌芽逐渐培育成森林。随着封山育林研究的深入，封山育林被定义为通过研究森林顺向演替规律，采取积极的人工干预措施，促进其顺向演替，使森林植被从初级向高级演替阶段发展。封山育林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封山育林单指在无林地（不包括未成林造林地）、灌木林地、部分非林地上育林、育灌、育草；对人工造林（含飞播造林）、现有林分进行封禁的保护措施称为封山护林；广义的封山育林还包括封山护林。
2封山育林的理论体系
2.1近自然理论
近自然林业起源于德国。近自然林业的核心在于，要考察现有的森林，对在考察中的森林加以细心缓和地调控。由此可见，森林抚育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普及森林抚育时，必须明确其另一个核心思想认识，森林抚育是在总体过程上把握森林。要在周围环境中，并结合周围环境来培育全部生命物质。近自然的森林抚育特别重视适地的树种选择，生命物质的结构及其功能，以便在抚育中利用一个树种或树种总体所预期具有的反应能力。近自然林业的全部因素都是森林抚育的组成部分。从生态上看，干扰森林，可理解为森林生态系统中闯入了外来者，它要损害森林生态系统。尽管我们需要它，其作用还是妨碍性的。因此，不论干扰是物理式的、方法论式的或是技术式的，这些外来者都要抱着抚育的想法“植入”进来。这样自然的反抗才会弱一些，费用才会低一些，生态上的妨碍性才会柔和一些，物质成果才会更有利一些。
2.2限制因子理论
生态因子是指环境中对生物生长、发育、生殖、行为和分布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环境要素。生态因子中生物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环境条件，有时又称为生物的生存条件。所有生态因子构成生物的生态环境。
生物的生存和繁殖依赖于各种生态因子的综合作用，其中限制生物生存和繁殖的关键性因子就是限制因子。任何一种生态因子只要接近或超过生物的耐受范围，它就会成为这种生物的限制因子。系统的生态限制因子强烈地制约着系统的发展，在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往往同时有多个因子起限制作用，并且因子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
我们在封山育林工作中，要充分考虑影响封山育林成果的各种生态因子，找出其中的关键因子，对其进行人工措施，改变其限制作用，才能得到预期的封山育林效果，而且，明确生态系统的限制因子，有利于封山育林的设计，有利于技术手段的确定，并可缩短封山育林生态恢复所必需的时间。
2.3森林演替理论
森林的发展和衰败变化都有它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就是森林演替。按森林演替的性质和方向，分为森林群落进展演替和逆行演替。影响森林演替的原因，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大方面。目前引起森林演替的原因，大部分是人为因素引起的。如原有森林群落遭到人为干扰破坏，就会发生逆行演替。若人为干扰强度大，并反复产生，就会使林地自然环境恶化，最后出现荒山，裸地。这就是森林群落逆行演替的规律。相反，如原有森林群落遭到一次或两次破坏，只要停止继续破坏，或经过人为封禁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就会产生进展演替。这就是森林植被群落正常演替和发展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的关键，就是要制止森林继续遭到破坏，使之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封山育林就是认识和利用这个自然规律，把遭到破坏后留有的疏林、灌丛和荒山迅速封禁起来，除了使它免遭继续破坏，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外，又施加人为的补植补播，防止火灾等育林措施，来加速森林群落进展演替过程，从而达到恢复和扩大森林资源，发挥森林多种效益的目的。
2.4生态适宜性原理和生态位理论
2.4.1生态适宜性原理。生物由于经过长期的与环境的协同进化，对生态环境产生了生态上的依赖，其生长发育对环境产生了要求，如果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生物就不能较好地生长，因此生物产生了对光、热、温、水、土等的依赖性。这就是生态适宜性原理。植物中有一些是喜光植物，而另一些则是喜阴植物。同样，一些植物只能在酸性土壤中才能生长，而有一些植物则不能在酸性土壤中生长。一些水生植物只能在水中才能生长，离开水体则不能成活。因此种植植物必须考虑其生态适宜性，让最适应的植物或动物生长在最适宜的环境中。
2.4.2生态位理论。生态位是生态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指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一个种群在时间、空间上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之间的功能关系。关于生态位的定义有多个，它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人而进行补充和发展的，美国学者Grinell于1917年最早在生态学中使用生态位的概念，用以表示划分环境的空间单位和一个物种在环境中的地位。英国生态学家Hutchinson于1957年发展了生态位概念，提出n维生态位。他以物种在多维空间中的适合性确定生态位边界，这样对如何确定一个物种所需要的生态位变得更清楚了。Hutchinson生态位概念日前已被广泛接受。因此，生态位可表述为：生物完成其正常生命周期所表现的对特定生态因子的综合位置，即用某一生物的每一个生态因子为一维，以生物对生态因子的综合适应性为指标构成的超几何空间。
2.4.3生态适宜性原理和生态位理论在封山育林中的应用。任何由乡土树种组成的森林群落都是经过长期的物竞天择形成的最优植被组合，生存条件是最适合于当地的自然条件，各个树种在生态位上避开竞争，充分利用时间、空间和资源，更有效地利用环境资源，维持生态系统长期的生产力和稳定性。而封山育林就是要恢复这样的森林群落，因此，利用生态适宜性原理和生态位理论来指导封山育林工作，能够加快封山育林进程，少走弯路，加速我国森林恢复的步伐。
2.5生态平衡理论
在正常情况下，生态系统内部能量和物质输入输出基本相等，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在结构和数量上保持稳定，具有复杂的食物链关系及符合能量流动的金字塔营养层次，这时即使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生态系统也能自我调节以恢复原来的稳定状况，这就称为生态平衡。
生态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它靠自我调节能力来维持，这种调节能力来自系统内部的负反馈机制。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这种自我调节机制来自系统的食物链和营养结构，通过它可以实现系统内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在人工生态系统中，则需要通过人工调控来实现这种稳定。但系统的调节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外来的压力或冲击超出界限，调节就难以奏效。改变了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和营养结构关系就会使某些生物数量急剧减少、生产力衰退、抗逆性减弱，最终可能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封山育林就是为了减少外来的压力，使其不超过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范围，利用系统的反馈机制实现自我调节，维持系统的稳定。
2.6生态系统结构理论
生态系统是由生物组分与环境组分组合而成的结构有序的系统。所谓生态系统的结构系指生态系统中的组成成分及其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和各组分间能量、物质、信息流的方式与特点。具体来说，生态系统的结构包括3个方面，即物种结构、时空结构和营养结构。
建立合理的生态系统结构有利于提高系统的功能。而封山育林形成的是混交林，多为乔、灌、草结合的混交复合层林分，是一种结构合理的生态系统，能够实现物种之间的能量、物质和信息的流动，充分利用光、热、水、土资源，同时，封山育林能够增加物种多样性，进而增强了系统的稳定性。
2.7生物多样性理论
生物多样性是近年来生物学与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一般的定义是“生命有机体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综合体的多样化和变异性”，按此定义，生物多样性是指生命形式的多样化，各种生命形式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多种相互作用，以及各种生物群落、生态系统及其生境与生态过程的复杂性。
一般地讲，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与景观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首先是保护了地球上的种质资源，同时恢复生物多样性会增加生态系统功能过程的稳定性。具体说来，生物多样性高的生态系统，能够增加高生产力种类出现的机会和能量流动途径、提高抗干扰性和资源利用效率。正是基于这些，生物多样性理论成为封山育林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在封山育林中，应最大限度地限制封育区内的人为活动，减少甚至不再进行破坏，使封育区内物种尽快恢复，增加其物种的多样性，增强系统的稳定性，并且，加快恢复与地带性生态系统相似的生态系统。同时利用就地保护的方法，保护自然生境里的生物多样性，有利于人类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8森林植物的自然繁殖力
环境因子的定义篇8
[关键词]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高校；德育环境
[作者简介]周双娥，湖南文理学院政治理论部副教授，思想品德教研室主任，硕士，湖南 常德415000
[中图分类号]G6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8―0168―04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目标和要求，已成为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主要任务之一。青年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最终树立，要有一个过程，并必定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受到环境构成中的诸种因素的影响。
一、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与高校德育环境关系密切
(一)高校德育环境是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的必要条件
我们知道，人的思想道德政治素质最终的形成既离不开主体自我的主动学习、锻炼、实践和养成，也离不开周围环境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德育环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影响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教育工作者德育活动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环境在人的思想道德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因为，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是一个伴随整个生命全程的发展阶段并不断趋向成熟的过程，其中既要不断受自身内在生理因素和外在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又要不断接受理论灌输并受其所处环境和氛围熏染。
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同样会受到环境的深刻影响。这个环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环境，凡是与大学生的生存、生活、交往、工作、学习有关的条件、因素、关系都在其列，涵盖了外部环境包括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区环境、家庭环境、大众传媒环境等；内部环境包括学校文化环境、物理环境、人际环境、心理环境、法制环境等。大学生在这个环境中生存，每天都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和周围的环境发生作用，如观察现实、学习知识、舆论引导、道德熏陶、社会实践、人际交往、信息沟通、物质交换等。环境的各种因素通过各种方式作用于学生，对学生的思想道德认识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感染力。当代大学生的荣辱观毫无例外地打上环境的烙印。
我们不妨就一所学校进行探讨。学校务实求真的办学理念，严谨扎实的教风，刻苦向上的学风，得力可行的制度，丰富多彩的活动，健康积极的社会环境，高尚的师德水平，奋斗的精神理念等都是大学生德育环境的重要影响要素。这些积极因素无疑可以促进大学生树立“热爱祖国、崇尚科学，辛勤劳动，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再如在一个高校的教学和管理中，如果一切按教育法制运作，依法办学，学生对我国的法律框架有一定了解，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从而必定会提高学生对法律的认识，自觉遵纪守法，正确行使法律权利，自觉履行法律义务。这表明：良好的学校法制环境，能极大地促进学生树立“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的荣辱观。再以大学生的诚信观为例。从认识的角度而言，多数大学生都认可“诚信为荣，失信可耻”。因为家庭的正面熏陶，父母在诚实教育上的耳提面命，学校老师的教育和引导，使他们对诚信有一个基本认识。但为什么今天大学校园中考试作弊、拖欠贷款、网络欺骗的行为时常发生?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我国的社会风气、职业行为、行业作风中表现出来的虚假和欺诈对学生的负面影响。总之，各种环境因素，有的以榜样的形式，有的以熏陶的方式，有的以正面引导的方式，有的以反面消极影响的方式，在共同影响大学生，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关注。
当然，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最终树立也是一个复杂而综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构成的诸种要素均将从不同角度发挥作用，共同影响大学生荣辱观的形成。而且由于环境的诸要素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使得环境对于大学生荣辱观的影响充满了变数。并且，青年大学生在对荣辱的认识、心理、选择方面还要受到自身身心的变化和知识结构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这一切使得处于动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青年大学生树立和坚定社会主义荣辱观更加不易。
(二)高校德育环境是检验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树立效果的重要场所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从静态方式看，大学生只是校园中的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从动态的方面来看，大学生是未来的社会建设人才，他的质量如何，对国家建设命运至关重要。要检验他的质量，在学校德育环境中进行检验则是可行的。因为一则学校培养人才的规格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二则高校校园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它要与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学校德育环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与社会之间有着交流。三则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形成与树立离不开认知、实践、评价的环节，其效果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对大学生的荣辱观在学校德育环境中进行检验也相当重要。因为：第一，只有通过环境，才能最终实现大学生在荣辱观认识上知与行的统一。第二，只有通过环境，才能检验社会主义荣辱观理论的效果。才能考察他们的理想信念、社会责任、奉献精神、协作精神、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基础文明素养等，才能了解大学生对党的认识，对学风的看法，对学习的态度，对不诚信行为如欠还贷款、考试舞弊的看法，对学校物理环境的关注和爱护程度，对网络的态度，对职业的态度，对违法乱纪行为的看法等。第四，只有在环境中，才能发现不足，提出问题。第五，只有解决环境中的不良因素，才能反过来促进环境的净化。
(三)高校德育环境的质量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
德育环境因其复杂性，决定了环境对青年大学生的道德发展影响是广泛的、多重的、多维的。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是：高校德育环境中的不良因素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在现阶段比较突出的现象是：
学风虚浮。校风和学风对学生荣辱观的影响广泛而深入。虚浮的校风，影响学生学习热情的发挥，易引发学生在学习行为上的急功近利，不求真务实。在学习态度、学习目的上容易产生消极情绪。校风的虚浮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对学生成绩的评定方式不客观、不全面，在学习目的和导向上主要以升学就业和分数为主导，在学习纪律上要求松懈，在论文答辩、考核等方面有虚假、舞弊行为。这一切无疑会影响到学生的相关判断力，在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等问题上产生模糊认识，丧失明辨是非的能力。
制度悬置。高校的管理和教学必须依法进行，必须建章立制。但目前在高校管理的过程中，有一
种现象不容忽视：即虽然强调建章立制，但在在实施的过程中，由于过分考虑学校和学生的若干实际因素，制度未能得到严格的实行，以至制度悬置，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学生学位证的获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学生取得学位证本来有严格的条件，如文化成绩、外语水平必须达到一定标准。但有的高校在实施这一项制度时，为避免学生因拿不到学位证而影响学生的就业率转而影响学校的招生规模，不得不降低学位证的获取条件。这样做的后果无非是降低了学生对学校制度的权威性的认识，降低了人才的质量，同时极大影响了学生对事物的认识和观念的取向，对制度的权威性加以怀疑。同理，在学校管理的其他方面，学校建章立制的漏洞，管理人员和领导者的不良工作作风，都会对大学生的敬业态度、守法意识、合作意识、服务意识、诚信意识等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师德欠缺。高校德育环境中，师德是一个软性的隐蔽的因素，它对学生荣辱观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其不良影响同样也是触目惊心的。如教师教学知识技能的欠缺，教学态度上对学生的不尊重或过分放任，在教风上的虚浮，以及个人学术上和工作中的弄虚作假，不诚信行为，对学生的打击报复，教风的不踏实，精神的颓废，职业荣誉感的淡薄等，都会影响学生。因为，在教与学的关系中，教师和学生接触面广，接触的距离近，接触的时间长，学生不仅从他那里学知识，还要学做人，这种情况下，教师的作风、人品、人格、能力、心理都会影响到学生。学生正是在这种状态的影响下学会去判断生活中的是与非、荣与辱、善与恶、美与丑、公正与不公正的。
道德失衡。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目前从社会环境的角度考察，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树立的不良因素主要有：党政机关司法部门以及各种经济活动中存在的权力腐败，社会上的坑蒙拐骗以及一些丑恶现象的死灰复燃。另外，社会中的贫富不均，学校周边环境的低劣状况(如治安混乱，网吧林立，还有网络环境的不安全)等。面对这些现象，学生往往对社会诸多问题迷惑不解，如：社会一般人心理上对权钱的推崇与社会主义道德观要求之间的差距；社会政策对社会资源的保护节制和社会中少数人生活挥霍、巨大浪费反而得到羡慕和尊敬的扭曲现象；收入分配中农民工人付出和所得之间的巨大反差等。如果这些问题未能给予学生明确的解释，反而一味要求学生树立热爱祖国、服务社会、团结他人、崇尚科学、诚实信用、遵纪守法的荣辱观，就是很困难的。因为对学生所要求的和学生观察到的事物和现象之间存在反差，而学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能动接受的主体，他们有认知能力。
(四)高校德育环境的优化离不开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最终确立
由于社会主义荣辱观指明了道德评价的八个方面的标准，把现阶段的思想道德评价标准系统化，鲜明地划清了在思想道德领域中的善恶是非的界限，是推动社会道德评价的有力杠杆；又由于青年大学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点对象之一，是先进文化和高尚道德文明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再由于高校在教育学生、为社会做出示范、引领社会进步潮流、辐射先进文化方面的独特作用。因此，在推动高校德育环境的优化方面，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最终确立意义深远。一是有助于提高德育环境主体的素质。大学生作为高校德育环境中的主体，树立了正确的荣辱观，有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从而提高其素质，成为社会的合格人才。二是有助于促进优良校风、学风的形成和校园文化环境水平的提高。三是有助于提高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四是有助于净化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等。
二、把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建立在优化的高校德育环境上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仅人对环境有创造作用，同样环境对人也有创造作用。据此，优化高校德育环境有助于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前文已述，高校德育环境只是社会大环境中的子系统，它与社区、家庭等外部环境息息相关，共同构成大环境。因此，优化高校德育环境，是国家、社会、政党、家庭和学校的共同责任。优化高校德育环境的同时还要求：
(一)构建和谐社会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对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标准。用好的风气影响人同样至关重要。邓小平指出：“讲风气，无非是党风、军风、民风、学风，最重要的是党风。”要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必须优化社会环境，主要是优化社会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包括发展社会经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具体而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基本特征的和谐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提供一个健康、积极、干净、向上的大环境。
(二)优化家庭环境
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大学生在道德品质上注重修养提倡热爱劳动、艰苦奋斗，反对好逸恶劳、骄奢淫逸。子女的这种品质的形成历来和家庭、父母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家庭在促进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职业、文化程度、德育素质都会影响学生，学校德育的影响在校园之外能否辐射和强化还有待于家庭环境的配合和补充。在家庭环境中，父母以身作则，生活简朴，厉行节约，辛勤劳动，尊重知识，严格要求子女，会对大学生荣辱观的形成有极大的正面影响。
(三)弘扬校园文化
文化环境具有鲜明的教化功能、凝聚功能、定向功能。大学生是校园文化的主体，校园文化的倡导者、组织者、创造者、欣赏者、接受者、宣传者和建设者等多种身份于一体。校园文化对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影响是以它独特的方式和触角发挥作用的。它的这种独特性体现在校园文化的形式各异、载体多样、内容丰富、参与广泛等上面。校园文化的主旋律倡导什么、赞美什么、鞭挞什么、歌颂什么，使学生耳濡目染其中。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积极创造和广泛的参与是十分重要的。校园文化环境必须优化，校园文化应该有积极向上的内容、生动活泼的形式、鲜明正确的主题、丰富多彩的方法、广泛大量的素材。
(四)净化校园网络环境
网络是一个特殊的大学生德育环境，它的便捷性、开放性、快速性、虚拟性，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认识和交往的空间，同时也给学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如何利用网络服务社会造福人民，如何在网络中诚信守法，如何保持网络的安全高效等问题，归纳起来无非是一个网络道德问题、网络文明问题，也就是一个在网络中如何对待荣与辱的问题。因此构建健康的德育环境，建立一个诚信、守法、服务人民、团结互助的网络体系，十分重要。
环境因子的定义篇9
大气颗粒物（particulatemater）是指大气中固态或液态的悬浮性物质。其来源有自然源和人为源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来自地面扬尘、海水溅沫蒸发而成的盐粒、火山喷发的散落物、森林火灾产生的烟尘，以及生物释放的花粉、菌类孢子和微生物等；后者主要来自燃料燃烧、冶炼、粉碎、筛分、输送、爆破、农药喷洒等工农业生产过程，以及人们生活活动等排放的大气颗粒物。
大气颗粒物主要是自然过程产生的，但在局部地区（如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和工矿区），人类活动释放的大气颗粒物较多，并成为这些地区大气污染的首要污染物。因此，大气颗粒物受到人们日益广泛的关注。但是，其分类和命名至今尚无统一的标准和方法。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一点探讨，以供研究参考。
一分类与定义大气颗粒物的大小、形状和性质各异，按其特性、测量方法和研究目的等不同，有多种分类和描述方法。就大气颗粒物粒径的描述来说，可因测量方法不同而表述为光学等效直径、体积等效直径、空气动力学等效直径等。其中空气动力学等效直径较常用，即在气流中，如果待测大气颗粒物与一个有单位密度的球形颗粒物的空气动力学效应相同，则这个球形颗粒物的直径就被定义为待测颗粒物的空气动力学等效直径（本文所采用的大气颗粒物的直径数据，均为空气动力学等效直径）。而大气颗粒物的分类和定义，常见的则有以下几种：
1.按物理状态分类
按大气颗粒物的物理状态分类，可分为固态、液态和固液混合态颗粒物。
固态大气颗粒物主要是烟（smoke）和粉尘（dust）。烟是指燃烧过程产生的或燃烧产生的气体转化形成的颗粒物，其粒径为0.01～1μm（微米）；粉尘是指工业生产中的破碎和运转作业所产生的颗粒物，其粒径大于1μm。也有学者认为，粉尘是指1～75μm的大气颗粒物，而小于1μm的粉尘称为亚微粉尘[1]。
液态大气颗粒物主要是雾（fog）和雾尘或尘雾（dustfog）。雾是大量微小水滴或冰晶形成的悬浮体系，按其对大气能见度的影响可分为浓雾和轻雾，其粒径分别小于10μm和大于40μm。尘雾是工业生产中的过饱和蒸气为凝结核凝聚，以及化学反应和液体喷雾所形成的悬浮体系。一般认为尘雾的粒径小于10μm[1]。
固液混合态颗粒物主要是烟尘（fluedust），是指燃烧、冶炼等工业生产过程中释放的尘粒为凝结核所形成的烟、雾混合体系，其粒径一般小于1μm。
2.按沉降特性分类
按大气颗粒物的沉降特性分类，可分为降尘（dustfall）和飘尘（floatingdust）。
降尘是指在重力作用下能较快沉降的大气颗粒物，其粒径大于30μm以上，自然沉降速度一般在1cm/s以上。也有学者认为，粒径10μm以上的大气颗粒物，均能在较短时期内沉降，如粒径为10μm的颗粒物，其沉降速度为0.3cm/s左右，因此，将10μm以上的大气颗粒物统称为降尘。飘尘是指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漂浮在大气中的颗粒物，其粒径小于10μm，自然沉降很难，有的需要数月或数年的时间[2]。
3.按粒径大小分类
大气颗粒物的粒径与其沉降速度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颗粒物粒径越小，沉降速度越慢；反之，则越快。因此，大气颗粒物按粒径大小分类与其沉降特性相混合，形成降尘（dustfall）、飘尘（floatingdust）、细粒子（fineparticle；fineparticulatematter）、超细粒子（ultrafineparticle；ultrafineparticulatematter）等术语概念[3]。其中细粒子、超细粒子分别指粒径小于2.5μm和0.1μm的大气颗粒物。也有学者将大气颗粒物按其粒径分为粗粒子（coarseparticle）和细粒子两大类，将粒径大于2.5μm的大气颗粒物统称为粗粒子。
4.按可进入呼吸系统的粒径范围分类
不同粒径的大气颗粒物可进入和沉积于呼吸系统的不同部位，并以此为依据，引入了可吸入颗粒物（inhalableparticles）的概念。国际标准化组织建议可吸入颗粒物的粒径定义为小于或等于10μm的粒子，有关研究资料说明，可吸入颗粒物中，粒径大于5μm的多阻留于上呼吸道；粒径小于5μm的可进入下呼吸道，并在气管、支气管和肺泡中滞留或沉积，尤其是粒径小于2.5μm的颗粒物，可进入肺泡中，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尤为严重[4-5]。
5.按其他特性分类
仍有多种分类和命名，如大气颗粒物按其主要成分，分为有机、无机和生物性颗粒物；按其物理化学性状在大气环境中的变化分为一次颗粒物和二次颗粒物。一次颗粒物是指自然或人类活动直接释放到大气中的颗粒物；二次颗粒物是指进入大气中的颗粒物通过化学反应或物理化学过程转化形成的颗粒物。此外，大气颗粒物还可以按其吸湿性，分为吸湿性、亲水性和非吸湿性、憎水性大气颗粒物；按大气颗粒物的形成状态，分为分散性、凝聚性大气颗粒物；按大气颗粒物的粒度模态，分为爱根核模、积聚核模和粗粒子模等。
二原则与方法大气颗粒物的各种粒子，按其分类和定义进行命名，须满足专有名词术语的基本要求。一般说来，其命名主要应具有单义性和科学性。其命名方法主要是在这一专业的知识体系，运用系统性原理进行全面、统一的分析研究，并按系统性原则确定其命名。
1.关于术语的单义性和科学性
专有术语所表达的概念应具有特定含义和准确的语义范围。它不仅应与相近的术语概念相区别，在其专业范围内具有单义性；而且其定义所标记的概念应反映其本质特征，其知识内容具有科学性。比如在大气颗粒物研究中，粒径大于10μm的颗粒物称为降尘，小于10μm的称为飘尘，其语义范围是准确的。当然，从定义科学性和完整性考虑，将降尘定义为“粒径大于10μm，自然沉降速率0.3cm/s以上的大气颗粒物”，将飘尘定义为“粒径小于10μm，自然沉降速率0.3cm/s以下的大气颗粒物”，不仅反映了降尘和飘尘的本质差异，而且揭示了降尘和飘尘所存在的现象的不同，有利于强化降尘和飘尘与其定义的联系，是一个科学、完整的定义。
中国在1982年首次颁布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中，将大气环境的飘尘浓度限值作为大气环境质量的参考标准。在1996年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将飘尘改称为可吸入颗粒物（inhalableparticles）作为正式标准。此后，飘尘和可吸入颗粒物在一些文献中被作为同义词或术语，笔者认为是不准确的。实际上，飘尘和可吸入颗粒物尽管都是指粒径小于10μm的颗粒物，但前者所涵盖的知识内容是能较长时间内飘浮于大气中的颗粒物，而后者则是指能进入人类呼吸系统的颗粒物，其概念是不应混淆的。当然，有些术语可用于不同专业范围，如描述大气颗粒物的烟和雾等术语，虽然同属于描述大气颗粒物的物理状态的术语，但这些术语，在其他专业领域也被使用，这是常见的术语现象，并不会因此而损害其单义性，也不会因此而影响其概念的科学性。
2.术语的系统性命名
在一个学科或知识门类中，每个术语的地位和命名，只有在其专业范围的概念体系中，依据其本质特性进行统一的区分，才能加以规定。在大气颗粒物研究的专业范围内，如按大气颗粒物的粒径大小这一本质特征分类和命名，分为降尘、飘尘，或是分为粗粒子、细粒子，都是符合系统性的统一分类和命名原则的。而将其分为降尘和可吸入颗粒物，或分为可吸入颗粒物和细粒子，显然是把不同分类方法所确定的术语混编在一起，是不具有术语的系统性，也不利于知识概念体系的标记[6]。
三问题与思考在大气颗粒物研究中，人们从各自的研究角度采用不同分类方法，确定和使用不同的术语，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实际应用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主要是：
1.术语的系统结构问题
一个学科或知识门类，其知识概念是通过相应的术语为载体进行规范的。知识概念系统和结构，也相应形成术语的系统和结构。例如，大气颗粒物按其粒径大小，采用超粗粒子、粗粒子、细粒子和超细粒子等术语来描述和标记，就是按统一的分类原则，形成的科学术语系统和结构。在环境科学领域，为定量定性描述和评价大气环境质量，选用总悬浮颗粒物（totalsuspendedparticulate）、可吸入颗粒物和细粒子等术语，并分别记为tSp、ip（或pm10）和pm2.5等。其中tSp是指悬浮于大气中各种不同粒径的颗粒物的总称。是用标准大容量颗粒采样器（流量1.1～1.7m3/min）在采样效率接近100%滤膜上采集已知体积的颗粒物，在恒温恒湿条件下，称量采样前后采样膜质量变化，从而确定采集到的颗粒物质量，再除以采样体积，求得大气颗粒物的质量浓度，这一数据通常被称为总悬浮颗粒物。其粒径在100μm以下，多数在10μm以下。pm10和pm2.5则是用于反映大气颗粒物污染的典型状况。一般情况下，城市大气颗粒物按体积或质量分布，在粒径10μm左右处有一个峰值，主要是地面扬尘和工业粉尘造成的；在粒径2.5μm之后，还有峰值，主要是燃料燃烧及其转化过程产生的颗粒物。从大气环境质量监测和评价角度，选用tSp、pm10、pm2.5等为参数，能较好地反映大气环境质量特性。但从大气颗粒物分类和命名的角度来说，总悬浮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细粒子等术语，是运用不同分类方法所定义的术语，不能形成并不应用于描述大气颗粒物的术语系统结构的。
此外，在大气颗粒物研究中，即使是按系统性和统一性原则对其进行分类和命名，也会形成术语系统结构不完整的问题。例如，按颗粒物沉降特性分类命名，如果将降尘粒径规定为大于30μm的粒子，将飘尘粒径规定为小于10μm的粒子，那么，粒径为10～30μm的粒子，也需要确定一个术语予以标记。否则，也不能形成完整的术语系统结构。
2.术语的层次结构问题
一个学科或知识门类，其知识概念的层次结构，也相应决定了其术语的地位和层次。例如，在大气颗粒物的研究中，引入了可吸入颗粒物这一术语，其含义可认为是可吸入呼吸道（包括鼻、咽、喉、气管、支气管等）和肺（包括肺叶支气管、肺段支气管、细支气管、呼吸性细支气管、肺泡道、肺泡等）的颗粒物的总称。如果再引入可入肺颗粒物这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粒径小于2.5μm的颗粒物，那么也应引入可入呼吸道颗粒物这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粒径为2.5～10μm的颗粒物。显然，这两个术语属于同一层次，并同位于可吸入颗粒物的下一层次的。也就是说，可吸入颗粒物和可入肺颗粒物、可入呼吸道颗粒物是地位不同的、具有层次结构的术语概念。
四结语大气颗粒物是大气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影响人体健康和造成大气污染危害，而且直接参与大气的干沉降、湿沉降（雨、雪、霜、雾等）过程和大气的化学反应和变化。另一方面，大气颗粒物能够吸收或散射太阳光，使大气能见度降低，削弱太阳辐射，影响环境热平衡，进而导致环境温度和生态系统的变化。因此，大气颗粒物的研究成为大气科学和环境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尤其是关于大气颗粒物的浓度和化学组分的测定，其来源和归宿的研究以及产生的环境效应和危害的探索，受到各国科学家高度关注。与此同时，有关大气颗粒物的一些原有的术语被更多人所认识，一些新的术语也接踵进入人们的视野。因此，构建科学的大气颗粒物术语体系，已成为一项亟待强化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本文所谈的内容，只是一点学习心得，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参考文献
[1]环境科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
[2]林肇信.大气污染控制工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3]唐孝炎.大气环境化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向晓东.气溶胶科学技术基础[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
环境因子的定义篇10
[关键词]环境保护主义环境史市民运动政府决策
“环境革命”发生在1970年左右，三四十年之后，环境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了历史学的一章。起初，环境保护主义还带有诸多新兴运动的特点，但是今天，至少在德国与美国等国家里，环境保护主义有时更多地已经是年轻一代嘲笑老一代所具有的特征之一了，就像最近一部非常成功的德国电影《鲍勃·艾文死亡之日》所表现的那样，在一个被母亲强迫去参加反对核能团体的男孩的眼里，那是一场拙劣的模仿反对核能的运动。在悲观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和乐观的反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眼中，整个环境保护主义似乎已经呈现出就像是一种过去的现象了(在，1980年代的台湾反对核能运动与反对独裁统治的民主化运动结成了联盟。在许多情况下，环境保护主义并不仅仅是环境保护主义，它经常与其他的社会力量和目标结合在一起。然而，对我来说，需要重点指出的是，环境保护主义不再为某个政党或某个精英力量所垄断。即使是为了它的行动而需要敌人的绿色和平组织多年来也不再将单一的敌人作为他们关注的目标了。
对于强硬的“基础环境保护主义者”来说，“真正的”环境保护主义就是无私地为自然服务，其他所有的职业的“环境”运动都仅仅是环境保护主义的赝品。然而，我认为这种严格的定义并不是由历史的观点产生的。所有重要的历史运动都是在人类利益的驱动下发生的，这一点对于环境保护主义也同样正确。
还是在德国，人们似乎对这样的标注十分感兴趣，即在早期，“绿色”的动机经常是相当保守的思想者的特征。1945年以后，对于许多左翼者来说，“绿色”的动机有时呈现出“红褐色”的特征，就像纳粹主义的残余。马丁·海德格尔(matinheidegger，纳粹时期的哲学明星)展开了对技术的批判，他住在黑森林里，喜爱林地。伊斯特·琼格尔(ernstjunger)写了一部关于一战的著名小说(instahlgewittern)，后来他成了理查·卡逊的崇拜者。奥地利的林务官、前纳粹古色尔·斯格万伯(guntherschwab，“世界保护生命组织”的建立者)第一次尖锐地公开批评了核能。而哲学家伊斯特·伯劳斯(ernstbloch，前共产主义者，也是鲁迪·度斯克(rudidutschke)的老师)领导了1968年学生发动的一场暴动，攻击资本主义并没有充分发展核能(现在，许多德国左翼主义者几乎不能相信这些事实了)。
因此，1970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部分是由于它是欧洲的自然保护年，此时，环境保护主义失去了它的“红褐色”嗜好，并且被一种新鲜的国际主义和欧洲一体而代替。1975年2月28日，怀尔(wyhl)地区的农民占领了计划建立核能站的地点，并且试图与警察对抗以保护这一地区。许多左翼主义者自然地被这些反核斗士鼓舞地充满热情，尽管起初他们从理论上来判断这种新的热情还有些困难(当时德国左翼主义者的知识界迫切需要这种理论)。
我是1968年代的德国知识份子，因此我自己也感到了对理论的需要，这种理论不一定十分复杂，也不一定都能适应任何情况。如你所知，我试图在马克斯·韦伯理论的基础上发现一个新的方法来揭示环境保护主义历史。韦伯教给我们的哪些东西是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用的?我想，他告诉了我们：关注任何地方的环境保护主义的精英们(无论是在中的还是在民众运动中的)，关注强烈的情感，关注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关注有特点的人群及其生活方式，关注精神的和宗教的因素，同时也要关注合理化的进程以及与经济趋向一致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环境保护主义仅仅是利益的工具)。我想，遵循着这样的策略，我们也许可以写出一部全新的、比今天现有的更好的环境保护主义历史。
实际上，我们发现在许多国家的环境保护主义中都有一些具有超凡魅力的个人，但是他们的魅力存在的时间一般很短，而且仅在一个小圈子中有影响(但是这可以确切地说是韦伯魅力的特点么?)，尤其是在早期，环境保护主义经常使人们想起宗教运动的某种形式，尽管它的目标是科学“生态的”基础(但是，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在时间的过程中，即使是宗教也通常都追求着这样或那样的合理性)。在我的朋友当中，环境保护主义经常与佛教的同情心联系在一起，佛教被认为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宗教(这一点有些令人怀疑)。
很明显，西方国家的环境保护主义已经成为新的知识份子精英们的要素之一(在中国也是如此么?)。我和弗兰克在夏季学校里招收的学生们都是经过德国国家奖学金(thedeutschestudientiftung)选的尖子生，他们有时候表现出环境保护主义精英的意识，例如他们因关心世界的未来而节约能源，并且十分小心地管理垃圾。这一点与一般人不同，一般的人即使节约能源也不会想得太多。起初，在环境保护主义者中间，“生态与经济”对立的观点十分流行，在德国和美国就是如此，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接受经济和生态是可以同时并存的这种观点了。
1970年左右的环境保护主义真的全新了么?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在许多方面都不是这样的：在那时，几乎所有环境保护主义的要素都有很长的历史，即使不能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也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森林保护，无论是政府的还是地方社会的森林保护在德国都具有较长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现代社会的早期；“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就是从18世纪德国的森林科学中衍生出来的。起初，“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经济学的而不是生态学的概念。1970年以后的新环境保护主义的真正流行是在1980年以后，那时德国的林地——“濒临死亡的树木”——正受到威胁。
“水资源保护”在19世纪末由于恐惧霍乱而达到了第一个高峰。1900年左右，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城市展开了反抗烟雾的战斗。“鸟类保护”最初是19世纪末在英国形成的一个狂热的运动，动物保护也是如此。随着反对医药研究中活体解剖的斗争，动物保护成为一个具有进攻性的元素进入早期的环境保护主义中。在德国，著名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wagner，许多赞赏者将其视为音乐教父)投入了反对活体解剖的运动中，并且赞赏对动物保持兄弟般的感情。同样，“自然保护(保护“自然的”景观)”约于1900年在几个国家同时开始。“技术安全”在蒸汽时代就已经是人们讨论的主题了。反对不健康食品的“消费者保护”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这在德国尤其重要，在美国也是如此。1900年前后，物理疗法运动带着它的信条进入了“自然康复力”之中。所有这些倾向在1970年之后都成为新环境保护主义的要素。今天，人们遗忘了这个悠久的历史。
问题还是：新环境保护主义到底新在哪里?这里有三个答案：(1)所有这些单一的和孤立的要素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如1900年左右，“技术安全”与“动物保护”完全无关；(2)在全球视角下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联系，这一方面归因于1960年代太空旅行和航空照片的影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太空旅行不仅打开了对太空的观察，而且更多地是打开了对我们的地球的视野)，另一方面归因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推动；(3)大众运动和更加广泛的对环境主题的关注给环境保护主义赋予了一种政治力量，这种力量直到那时才被意识到。
然而，实际上，原先的那些单一的要素仍然有着他们自己的生命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流行的运动喜欢将环境视为一个整体，然而在具体的行政管理之中，森林保护、水保护、反对空气污染等通常都是由不同的部门负责的，它们有时相互冲突。在德国，自然保护的追随者们与新能源的追随者们发生冲突，前者认为后者安装的利用风能和水能的设备破坏了自然的一切。他们没有共同语言来讨论这些冲突的观点。近来，德国出现了原来的单一要素从环境保护主义中分解出来的倾向，然而在美国，被布什的行政击败的环境保护主义被激怒了，你似乎又可以看到新的力量正在集中的趋势。
这似乎是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的中心问题：即在你的脑海中可能将自然视为一个整体，但是实际的行动却需要限定一定的目标。目前，似乎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只能一步一步地解决。也许，环境史能对解决这一问题发挥一点作用——环境政治需要历史的意识，一个历史经验的知识。我的老朋友理查德·伍伯郝斯特(reinhardueberhorst)是1979／1980年德国联邦议院“未来能源政策”咨询委员会的领导，他一次又一次地解释说，为了赢得环境政策的胜利，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政治风格。德国前总理威利·白瑞德(willybrandt)在他的《创造民主》一书中写道，我们需要创造政策制定的新程序，而不是那种有着固定的位置、固定的对立界限、固定的朋友和敌人概念的旧政策。
今天，我们不应该忘记环境意识的早期版本：环境保护主义之前的环境保护主义。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几乎全世界都出现了对土壤侵蚀的恐惧和土壤保护运动，在美国部分是对沙尘暴现象的反映。今天，这种类型的环境保护主义几乎被遗忘了，至少在西方是如此(俄罗斯与此不同)。但是在将来，土壤退化也许会再一次成为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史永远没有终点，我们不能预测未来，因此我们不得不保持谨慎。人类史与自然史一样充满惊奇，我想这是历史中最重要的一课。
在特殊的时刻和地点，环境意识与工业利益经常发生冲突，但是长远来讲，经济和生态是没有矛盾的，这就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即从长时间的历史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历史证明，那些经济强大的国家，无论是15世纪的威尼斯还是19世纪的日本或近代以来的一些西方国家，都以较大的精力来保护他们的自然资源。整体来讲，正确地理解历史教训对环境保护主义来说似乎是令人鼓舞的。环境史并不仅仅是一个失败的历史，它还是一个具有很多胜利的历史(正如弗兰克·奥古特反复指出的那样)，尽管目前仍然没有最终的解决办法。我想，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谨慎地、明智地并且始终保持小心地来学习新的教训的话，我们并不会被责难为衰败和腐朽。
environmentalismworldwide：betweencivicmovementsandbureaucraticstrateg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