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故事篇1
赴莫斯科：相识相知两青年
1920年初，瞿秋白加入了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他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莫斯科，采访考察，探索救国救民之路。这一年的春季，蒋光慈也赶赴上海，进入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所创办的“外国语学社”，专修俄语。翌年初春，蒋光慈同刘少奇一起受组织派遣去苏联留学。当时，联共（布）创办的斯大林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设了一个“中国班”，为中国培养人才。蒋光慈、刘少奇即被编入这个班就读。然而，在这个班的任课教师中，除一位名叫葛丽哥罗夫的教师会讲中国话之外，其他人都不懂中文，语言不能交流，成为中国学生的难题。于是，共产国际便将精通俄语的瞿秋白请来，担任这个班的助教与翻译。瞿秋白与蒋光慈这两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就此相识并一见如故。瞿秋白作为兄长又作为老师，与蒋光慈谈学生运动，谈当今革命，谈理想，谈文学，他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使蒋光慈顿生相见恨晚之感。
1922年7月1日，瞿秋白的《赤潮集》出版问世，蒋光慈如饥似渴地读着，睹见书前序中有“西来意”一语，随之感慨顿生，即以《西来意》为题，赋诗一首，送给瞿秋白：
渡过了千道江河，
爬过了万重山岭，
……
不计跋涉的艰辛，
俄乡的风雪冷！
维它呦（维它为瞿秋白笔名，作者注），
俄罗斯好似当年的印度，
你我好似今日的唐僧，
……
瞿秋白读后，热情地对蒋光慈说：“你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在莫斯科期间，瞿秋白、蒋光慈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之间过往更加密切。这对师生时常聚在一起读诗论文，交流创作心得，颇为默契。瞿秋白散文通讯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字里行间闪光的思想和非凡的文采，使蒋光慈受益匪浅；而对蒋光慈的诗集《新梦》，瞿秋白也“欣然赞许”，并多次进行了润正。
到上海：良师益友喜重会
1923年1月13日，瞿秋白由莫斯科回国。这年夏天，经推荐，他来到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次年秋，蒋光慈亦回到上海，故友重逢，欣喜异常。于是，瞿秋白介绍蒋光慈进入上海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兼教俄语课。蒋光慈教书之余，坚持进行革命文学的创作，还不断与瞿秋白切磋文学问题，这段时期他们住在一个弄堂里，蒋光慈便成了瞿秋白家的常客。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回忆说：“蒋光慈经常到我们家里来，同秋白谈论文学工作方面的问题，了解革命斗争的情况。他是一个努力从事革命文学创作又有文学才能的同志。”这一时期，蒋光慈先后完成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和第一部中篇小说集《少年漂泊者》，集内的每篇作品，都由瞿秋白提出具体意见，经过反复修改才定稿的。
在瞿秋白的激励下，蒋光慈的创作热情不断高涨。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的半年中，为配合北伐军的进攻，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三次武装起义。起义的阵阵枪声，使蒋光慈兴奋不已。他不断从瞿秋白那里获悉起义的消息，激发着自己的创作灵感。当起义获得最终胜利时，蒋光慈激动地说：“当此社会斗争最剧烈的时候，我且把我的一支秃笔，当作我的武器，在后面跟着短裤党一道儿前进。”
在革命精神的感召下，蒋光慈夜以继日，奋笔疾书，终于写成了中篇纪实小说《短裤党》。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革命斗争的小说。对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命名，蒋光慈采取了谐音和嵌字法，让人读之自明。如小说中的人物史兆炎，原型是起义领导人之一赵世炎；小说中的杨直夫，作为中央委员，被塑造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一望便知是瞿秋白的化身。至于名字，“直”者，“之”也；“夫”则“丈夫”之略，意谓“杨之华的丈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蒋光慈是将瞿秋白写进文学作品的第一位作家。因为他对瞿秋白十分熟稔，体察亦格外深透。据有关人员回忆，《短裤党》写作的主要素材由瞿秋白提供，书名亦由瞿秋白协助拟定。“短裤党”三字，源出法国大革命史，即指“共产党”之意。1927年3月《短裤党》一经问世，宛如一颗炸弹强烈爆响，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反动势力更是由恐惧而诅咒。此时，瞿秋白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肯定这部作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并明确指出：“暴民”不应成为“众矢之的”，“恰是短裤党这篇小说的理想”，值得嘉许。
在武汉：风雨如磐志不减
1927年，蒋光慈编著《俄罗斯文学》（上下卷），并以“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为题，收入瞿秋白的《俄国文学史》，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印行。蒋光慈在《书前》写道：“关于本书的下卷，我要深深感谢我的朋友屈为他（瞿秋白的笔名，作者注），因为这是他的原稿，得着他的同意，经我删改而成的。”而当时收录瞿秋白作品的只有鲁迅、蒋光慈二人。
1927年1月，蒋光慈的第二本诗集《哀中国》，由汉口长江书店出版，瞿秋白为诗集做了题署。
3月中旬，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前往武汉，负责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宜。四一二反革命发生后，白色恐怖笼罩沪上，蒋光慈义愤填膺。5月初，他也追随瞿秋白来到武汉。他要去看“汉江中的热浪”，去聆听“汉江上革命的歌吟”。在武汉，瞿秋白住在汉口辅义里27号，蒋光慈住在党创办的长江书店里。瞿秋白提议要筹办一种刊物，专为当时一些进步的工农兵作家提供发表园地，并委托蒋光慈等为刊物命名。于是，蒋光慈约请了孟超、杨村人等议定以“太阳”作为刊名。正当他们紧张地投入集稿编辑工作时，七一五反革命在武汉发生，举行“分共会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一时间，武汉地区刀光剑影，乌云低黯，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遭受残酷杀戮。
风云突起，时局恶化，使蒋光慈等人的编刊计划落空。不久，党中央由武汉迁回上海，蒋光慈亦随之回到沪上，在这里终于将“太阳社”成立起来，将一部分党员作家团结在周围。瞿秋白对太阳社热情支持，据作家阿英回忆：“秋白同意参加太阳社，是光慈在动员的。太阳社成立春野书店，出版《太阳月刊》，是经秋白同意的。当时秋白是总书记，不便常出来，太阳社成立会和一般活动他都不来，光慈常有机会去找他。”
瞿秋白的故事篇2
一、匀速与唯美：散文化的影像叙事过程
作为一部以描写爱情为主的红色主旋律电影，《秋之白华》是特别的、特殊的。从杨之华与瞿秋白的相知相爱、到二人痛苦分离、及最终瞿秋白从容就义，整部电影以散文诗式的方式进行叙事，并且始终保持着一种匀速的、舒适的节奏伸展着电影中的每个细节，让观影者在观影过程中能够不间断的感受到存在于电影画面的每个角落出从一而终的韵味。这种连贯性使得电影在叙事方面十分的平滑和流畅，没有突转、没有中断、甚至没有激烈的冲突，有的只是默默如潺潺流水的细腻和绵密。
作为一部成功的主旋律电影，《秋之白华》在叙事的切入点上是十分诗化的，整个故事以共产党革命先驱瞿秋白与杨之华二人从相识、相知、相爱到相守的十余年情感历程为主线，将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革命局势以一种透明的背景形式潜藏于二人的爱情故事之后，整部影片虽然没有太多显在而明确地描写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时局状况，但透过细节不难发现瞿、杨二人的艰难守望之中的大大小小的悲欢与离合总是映射着当时背景下社会局势的不断变化、更替。电影将浓重笔墨花在临摹爱情、爱情守望、瞿秋白与杨之华的爱情守望摆脱了俗套，而二人之间温润绵长的感情也将原本教材化、疏离感的革命历史点缀上些许朦胧而带有娟娟暖意的艺术美感。
《秋之白华》在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表现上都运用了非常诗意的手法，例如在处理沈剑龙、杨之华和瞿秋白这三者关系时，言语被书法取而代之，电影通过更加文雅、端庄的书写、对诗方法表现了一种无声的韵律和美感，做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让原本应关系尴尬的三角关系却因笔而“顺”、因诗而“雅”，这样的处理方式也保证了电影节奏贯穿的统一性。另外电影最后在处理瞿秋白从容就义的情节上大胆采用了唯美而诗化的表现方式，使瞿秋白这一革命伟人之死更渲染上了一层别样壮美而富有韵味的冲击力和爆发力。
二、静与动：白描式的电影叙事视角
在叙事角度上，电影始终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展现历史中的爱情，上半部分电影由杨之华的遗作《回忆秋白》的轻开扉页而始，描摹出杨之华眼中同时身兼灵魂导师与丈夫与革命同志身份的瞿秋白形象，并重现二人浓郁而温烈的相爱过程；而随着情节发展到瞿秋白被捕，影片后段的叙事者由杨之华转变成瞿秋白本人，其二人的爱情也从杨之华叙述的相知、相爱递进为深情守望、灵魂相交的过程。尽管叙述者不统一，但这样轮流的叙事安排不但没有破坏故事原有的连贯流畅性，反而更为这段动荡革命岁月之中的爱情增添了一份默契感。
电影旨在刻画瞿秋白与杨之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革命爱情，随即花了大量的笔墨去描绘二人。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大背景下，《秋之白华》用一种亲民与平和的姿态，赋予曾在主旋律电影中“高高在上”的早期共产党伟人以朴实的人性，在人物的嬉颜欢笑的平常生活状态和为崇高理想不惜牺牲小我的高尚品德间找到平衡，将原本过于庄严肃穆而少了一份亲切感的历史事件渲染诗化上一层明暖可见的现实爱情，这是《秋之白华》电影在一众主旋律电影中所不可多得的。
影片中瞿秋白与杨之华的爱情淡然却不单薄，二人一冷一热、一静一动，全片没有二人互诉热爱的只字片语，却依旧是一部充满“爱”的作品，而这一份温吞而弥久的爱情，通过二人的每一个眼神、微笑和自然地对话，始终支撑着影片的不断推进并且升华。电影的画面是另一个表现爱情主题好工具，《秋之白华》之中的户外场景有大多唯美而饱和，与诗意的台词和吴侬软语的口音作用反应，试图起到还原年代感的效果。这样朦胧、温暖的场面不断烘托着电影的气氛，恰如其分的映衬了瞿秋白与杨之华之间坚稳的感情，使得几分“微醉”的优雅始终萦绕着整部电影。
三、显与隐：意蕴悠远的叙事细节
一部好的电影总是以细节打动观影者，《秋之白华》亦然。细看之下，赫然是许多细节起到了深刻与升华二人革命爱情的作用。例如，电影中设置了小轩这一人物的存在便非常具有深意，她作为女子的另一种生存状态从出现到结束始终是以杨之华的“对照组”出现的，她身上所汇集的包括女子的娇柔、任性和幼稚恰恰与杨之华所具有的坚毅、果断与成熟形成桥列的反差，这种对比显然是的杨之华这一历史人物的形象更加饱满和生动了起来，同样她身上所映射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独立意识与成熟行动能力也更加得意彰显。
瞿秋白的故事篇3
友谊是什么？它就像一条清澈的小河，凝聚了千万的小水滴，那是多么的纯净啊；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星，绽放了所有的光芒，那是多么的耀人啊；它就像一杯香浓的苦咖啡，散发了诱人的香味，那是多么的甘甜啊。哦，原来友谊是这样的呀！
西塞图曾说过：世界上没有比友谊更美好，更令人愉快的东西了；没有友谊，世界仿佛失去了太阳。是的，曾记得春秋时期着名音乐家俞伯牙，据说他弹琴，连吃草的马也会抬头倾听。而当时最懂俞伯牙琴技之妙的莫过于钟子期。俞伯牙用琴表现高山情怀，钟子期听后说：“善哉，峨眉兮若泰山。”用琴声表现流水的情调时，他听后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后来，钟子期因病逝世，俞伯牙在悲痛欲绝下摔破了琴，扯断琴弦，发誓终生不再弹琴。这就是“高山流水”隐含的真正故事。充分的体现了友谊的重要性。这是唯一的，俞伯牙和钟子期彼此都将对方视为知己，而当钟子期过世后，就再没有可以欣赏他琴技的人了。所以俞伯牙便不再弹琴。哦，原来友谊是这样的，是如此的为朋友付出啊。
“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济，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这是莎士比亚说过的话。是啊，而鲁迅和瞿秋白的故事就证明的这一名言。鲁迅和瞿秋白一见如故，他们都为推动革命文化运动而并肩战斗，结下深厚友谊。在白色恐怖中，瞿秋白避难于鲁迅家中，后鲁迅为瞿秋白安置住处，让他用“白之”的笔名发表杂文。鲁迅曾亲笔题写了为瞿秋白而拟写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给瞿秋白。在瞿秋白英勇就义后，他仍坚持抱病为友编印《海上述材》以此表达深切的悼念。是呀，朋友就是患难之交呀！真正的朋友就是能共享福，也能共患难。哦，原来友谊是这样的，需要共同承担一切！
友谊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东西，友谊需要用忠诚去播种，用热情去灌溉，用原则去培养，用谅解去护理。哦，原来友谊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小心翼翼的去呵护这来之不易的友情！
瞿秋白的故事篇4
1916年2月，瞿秋白只身来到无锡江溪桥杨氏小学任教，由于当时师资力量薄弱，他担任起了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任劳任怨，直到7月离开，投奔于革命事业。教学时间虽然短暂，但他对中华民族的一腔热血与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给江溪小学带来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江溪小学秉持着瞿秋白的英雄精神，创建了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和教学方式，打造了别具一格的校园文化，秋白文化墙、秋白亭、秋白图书馆、秋白铜像等，处处充满着一种新颖的秋白文化氛围，使学生在接受教育的同时，能熏陶于瞿秋白的个人品质，加速自己的德育发展。江溪小学充分利用这样一种独特的红色教育资源，加速提升着学校教育发展水平。
全面落实“秋白精神”于师资队伍建设
“秋白精神”是瞿秋白先生在为振兴中华民族而上下求索时的探索精神、爱国精神、拼搏精神……“自觉”是秋白精神之精华，“热爱祖国，坚毅执着”是秋白精神的主要体现之一，也是师德之灵魂。将师德教育与秋白精神相结合，是江溪小学打造秋白式教师队伍的创新举措。
为切实提高师德修养，以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江溪小学组织教师参观瞿秋白校史室，走进图书馆，观看《瞿秋白》影像。通过学习，教师们达成了爱学校、爱学生、爱工作、爱集体的共识，同时也逐步养成了基于“秋白精神”的“自觉”意识。
另外，在“秋白精神”的引导下，江溪小学教师实现了四个方向的转变：由重知识传授向重学生发展转变，由标准划一教育向差异性教育转变，由重“教”向重“学”转变，由重结果向重过程转变。这些转变是教师顺应新课程、实现自身专业发展、形成新的教育观念的具体表现，也是江溪小学不断探索的精神体现。
江溪小学注重青年教师的成长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以“关注课堂、聚焦课堂，推进有效教与学”为活动载体，制订有效教学活动方案，先后开展了教师自学有效教学理论与摘录、专家辅导讲座、校际互动、“1+1”校本教研等一系列活动，全面提升了青年教师教学能力。
教师的综合素质是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基础。为全面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打造“秋白”特色文化品牌，江溪小学以校本培训为抓手，从学校的实际和教师的需要出发，设立新的校本培训课程。学校以解决问题为中心任务，致力于创新校本培训活动的内容和形式。通过专业引领、同伴互助、实践反思，活动中的不同思想、观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得到相互交流，教师在这个过程中互相学习、共同成长。近五年，江溪小学培养出骨干教师三十多名，大大推动了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
校园文化大力推进“江南燕”特色建设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霄。”这句出自瞿秋白先生的经典诗句，体现的是他为开拓民主社会而不断攀登的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如今，它成了江溪小学进行“瞿秋白精神引领下的校园文化建设研究”的核心动力。为丰富充实校园文化内涵，切实开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着力提高师生对“秋白精神”的领悟能力，江溪小学紧扣“江南第一燕”的建设目标，创造了校园文化新形势。主要包括物质文化、课程文化、活动文化。
物质文化是“秋白精神”的具体体现，江溪小学以礼仪公德、科技探索、文化体育等作为教育原型，鉴于“江南燕”自主顽强的拼搏精神、自信向上的乐观精神、自强自立的奋斗精神、自发合作的团队精神、严格要求自己的团队意识，将抽象的精神内涵用具体的“江南燕”卡通形象来代表。礼仪小燕子、运动小燕子、科技小燕子、读书小燕子、环保小燕子、安全小燕子，这“六好江南燕”的评比，代替了江溪小学多年以来的“三好学生”“品学兼优”的评比，不仅开创了学校文化建设的新形势，而且体现了其优越的创新意识。
为使学校环境与育人氛围相结合，以陶冶学生的性情，江溪小学安排学生自己布置教室，自己动手，学生热情高涨，不久教室里便摆放了各种主题板块，形成了一道独特风景。江溪小学以满足学生的自然需要、满足学生道德尊严需要、满足学生审美和价值追求需要为理念，在物质文化建设上已经初有成效。
课程文化是师生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汲取的最直接有效的文化知识，同时也是学校开展文化建设进程的核心要素之一。本着校园文化建设必须走进课堂的终极目标，江溪小学从校本课程文化入手，将每年的9月1日设为校本教育日，并编写了《瞿秋白英雄故事与诗歌精读》校本教材，开设了相关学习课程。在课程开展期间，江溪小学开展了“我知秋白有多少”知识竞赛、“秋白爷爷，我想对您说”读后感交流、秋白故事演讲会、瞿秋白课本剧表演大赛、“规范行为，自我成长”主题班会等推进活动。校本课程的设立，丰富了江溪小学课程文化的内容，极大的推动了校园文化建设进程。
活动文化以开展多项活动为主，大大弥补了长时间的书本知识学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学生个性发展的缺陷。活动主要包括以“秋白文学社”“秋白故事会”等为主的社团活动，四月份“书香校园读写大赛”、五月份“春季运动会”、九月份“庆祝教师节”、十月份“祖国颂诗朗诵”等的节日活动和“品读诗文经典，营造书香校园”的读书活动。这些种类繁多的校园活动，不仅丰富了师生的学习生活，增强了校园文化氛围，而且也提高了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水平。
品牌文化，是品牌在经营中逐渐形成的文化积淀，它代表着品牌自身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江溪小学的特色校园文化建设，为其打造秋白文化品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学校围绕创新学习方式、丰富学习内容、彰显活动个性三个方面，通过开辟秋白文化长廊、构筑网络平台、发挥党员作用以营造秋白文化氛围；通过学习长廊四大主题―“秋白诗歌”“秋白散文”“秋白革命事迹”“与秋白同行”以创新秋白文化特色；通过开展“秋白文化”阵地建设、“秋白文化”特色活动、“秋白”文化知识竞赛以锤炼秋白文化品牌。迄今为止，江溪小学的“江南燕”特色文化建设，已为“秋白文化”品牌的创立催生了丰硕成果。
秋白式中队群体：“秋白精神”的当代体现
中队是学生精气神的体现，学生的精气神往往能代表整个学校的精神面貌，因此，中队的群体建设是小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近年来，江溪小学牢记瞿秋白“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志向，以“弘扬秋白精神，培育诚毅学生”为目标，创建了以“瞿秋白”命名的英雄中队。为了着实加强“瞿秋白英雄中队”的群体建设，江溪小学通过开展秋白中队系列活动、“秋白”中队心理健康教育、“秋白式”优秀中队评比等活动，树立先进集体典型，展示先进集体风采。早在2009年10月份，“瞿秋白中队”就被评为无锡市英雄中队，2010年3月份又被评为江苏省英雄中队。目前，学校已成功创建了多支省、市级瞿秋白英雄中队，校级瞿秋白英雄中队，有8个班级获得市、区先进班集体称号。
科技教育：“秋白精神”的创新体现
在党中央、国务院“科教兴国”的战略部署下，江溪小学本着“弘扬秋白精神，打造科技教育亮点”的办学理念，遵照《中国青少年科学技术普及活动指导纲要》精神，认真制定学校科技活动计划，开展相应科技教育活动，如每周设置科技活动课，每年举办一届科技节等。另外，丰富多彩的业余科技活动也是江溪小学全面提升学生科技素养不可或缺的渠道，如江小的太阳花红领巾电视台、科普专题网站、走廊过道宣传橱窗、板报手抄报、室外电子屏等，都为学生提供了科学教育的活动舞台。
在教育成果上，原校长居锡兴、现任校长杨伟光先后获得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优秀组织工作者和优秀科技教育校长的称号，华军、黄献忠老师先后获得江苏省优秀青少年科技辅导员、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优秀辅导员的称号。学生团体在无锡市教育局无锡科协“太湖之畔・天山之麓”无锡―阿合奇异地两城青少年科普知识竞赛上获团体一等奖；在“我和我的祖国”首届无锡市少年简易机器人大赛中获综合团体一等奖。
均衡发展：“秋白精神”的全面体现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江溪小学的现代办学理念，近年来，学校积极采取各项措施规范、统筹、丰富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工作。
瞿秋白的故事篇5
投身进步文化活动，开办文化书店，秘密印刷“左联”创刊号《前哨》
谢澹如，又名旦如、淡如、永淦，1904年生于上海。谢澹如父亲谢敏甫是上海某钱庄的老板。少年时期的谢澹如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喜爱购置新文化书刊，与友人交流阅读。他加入了应修人、冯雪峰、潘漠华等发起组织的湖畔诗社，出版了个人诗集《苜蓿花》。
1921年，谢澹如作为发起人之一，与应修人等人在宝山路组建了上海通信图书馆，为广大读者提供读书、借书的方便，传播新文化。这个便利广大贫寒读者的组织，不久却被当局以“借书不要钱，就是实行共产”的可笑罪名封闭了。
1929年，谢澹如与朋友在上海南市老西门合办西门书店，销售社会科学和新文艺书刊，并编辑《出版月刊》，兼办新书推荐社，向读者推广宣传马列主义和新文艺书刊，还为读者选订外国进步书刊，该店渐渐成为左翼文化工作的据点。
有位当年经常光顾西门书店的读者撰文说，“他家里有钱，所以只想便利读者，不想在读者身上打主意赚钱。我对他的崇高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非常钦佩，觉得他的内心正如他的外表一样清秀纯洁，仿佛出水芙蓉似的，一尘不染，思想上没有丝毫灰尘，这在富家公子哥儿中是非常难得的。”
有一次，这位读者在西门书店里阅读张资平的长篇小说《天孙之女》，看着看着，忍不住当着谢澹如的面大声嚷道：“岂有此理！下流！”还激动地说，《出版月刊》不能只推荐好书，也应该批判坏书，不能让某些人披着作家的外衣来毒害青年，销蚀人们的意志。谢澹如肯定了这位读者对低俗读物应有的批判态度，但他不同意《出版月刊》做这件事，便说“批判方面的工作应该让鲁迅先生和瞿秋白同志去做……”
读者又兴奋地问道：“那《出版月刊》也有过瞿秋白的文章吗？”谢澹如立刻警觉起来，含糊地答曰：“也许有吧，不过有他们的文章，一般都用笔名。至于他在这里的笔名是什么，那不能告诉你。”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这个组织不仅推动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而且配合党组织反对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这年夏天，谢澹如为避开反动派的注意，将自己经营的西门书店迁至虹口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北四川路，改名公道书店，经营西文旧书。他又在隔壁开设一食品店，两店相通，进退自如。这里成了不为人们注意的“左联”联络点。冯雪峰因工作关系，经常来书店，往往把党内机密文件交谢澹如收藏，鲁迅有时也和冯同来。
1931年2月7日、8日，反动当局龙华警备司令部枪杀了何孟雄、林育南等23位烈士，其中有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李伟森、胡也频、冯铿、柔石、殷夫等5位烈士在内，被称为“左联”五烈士事件。消息传出，民众激愤。“左联”立刻发出了《为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等战斗檄文，并准备出一本机关杂志，把反动派血腥大屠杀的真相昭告全国和世界。冯雪峰是编辑这本杂志的具体负责人，他忙于联络组稿编辑，作为冯的挚友，谢澹如则担当起印刷和筹措经费的责任。鲁迅亲笔为刊名题写了“前哨”两个大字作封面。当时烈士血迹未干，社会仍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出版这样的刊物，很难找到印刷厂承印。
谢澹如物色到一家小印刷所，发动了几个同情革命的印刷工友秘密排版，文稿排好后不打纸型校样，就用铅版在脚踏印刷机上印刷。一切都是地下活动，谢澹如实在不便在场守候把关，所以错字也无人校改，缺字也无法补置。结果关键的人名都出了错，柔石错成“桑石”，冯铿错成“冯鉴”。谢澹如只好在刊物末页附加了一张勘误表。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左联”五烈士事件，是件轰动社会而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大事件，鲁迅对此久久不能释怀，以至于他两年后还忍含悲愤写下著名散文《为了忘却的纪念》。
掩护房客瞿秋白、杨子华夫妇，鲁迅称赞他“是位同情革命的活动家”
1931年5月初，瞿秋白、杨子华夫妇因党中央某机关被破坏，避居在茅盾寓所。但瞿觉得这并非长久之计，便向冯雪峰提出，要他帮助寻找新的安全的住处，冯雪峰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好友谢澹如。
冯雪峰回忆说：“1931年5月初的一天，我把几份刚出版的‘左联’机关杂志《前哨》第一期给茅盾先生送去，在茅盾先生家里我就第一次看到瞿秋白同志和杨之华同志……那天秋白同志说些什么话，我大半都忘记了，但记得他很高兴地翻阅着《前哨》。”“过了几天我再到茅盾先生家里去，秋白同志夫妇还在那里。这一天，秋白同志问我有无商人这类的朋友或可靠的社会关系，因为他想找一个可以比较长时间居住的地方。并且说因身体不好，组织上要他休养，他很想借此休养的机会，翻译一些苏联的文学作品。这件事情，使我很兴奋。我立即去和一个接近文学而同情革命的在钱庄里做事的朋友谢澹如商量了……他的亲戚和社会关系又都在商界，他的家属也很单纯，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可保证的住处。谢澹如当即答应了……”
谢澹如很信任周围的“赤色”朋友。当冯向他谈及要为“某同志”夫妇安排安全住处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并不知道新房客是谁，只是从冯的话语中感觉到有几分神秘和危险，他的应承完全是出于对“赤色”朋友的信赖和尊重。不久，冯雪峰要领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来谢家看房子了，谢澹如才晓得这位新房客就是他心仪已久文学才华出众的共产党人瞿秋白。谢澹如不仅读过他的文章，而且在编印《出版月刊》时还用过他的文章。
谢澹如家住在紫霞路68号，地处上海南市紫霞路中段。这是一座旧式楼房，楼房前后有两个门，进出十分方便。为了安全和策略起见，谢澹如做通了妻子钱锦云和母亲的工作（其母开始不愿意出租余屋），后又故意先在报上登了房屋招租广告，还在紫霞路上贴过几张出租房屋告示。为免妻子老母担惊受怕，他未向家人透露房客的真实身份，介绍说是林其祥先生和太太。
1931年6月的一天上午，冯雪峰带瞿秋白夫妇来到谢家。这天，瞿秋白新剪了个短短的平头，脸上配一副斯文的眼镜，身着浅灰色的长衫，脚下是普通家制布鞋，很像外地进城来教书的先生。夫妇俩只拎着一只小皮箱。
瞿秋白夫妇的房间在二楼东边前厢房，家具陈设很简单，双人床、旧沙发，桌子、凳子都是谢家房中原有的。
谢澹如指着西厢房说：“这是寒舍的书房，林先生如有兴趣，可以随时进去。”
“哦，书房?”瞿秋白十分惊喜。“啊呀，好丰饶的藏书啊!”瞿一进书房，不由赞叹道，“好，好啊，谢先生不仅是商人，还是文人，文商兼得，儒雅过人。”听到客人由衷赞叹，谢澹如反而不好意思地笑了。在谢家住下后，瞿秋白常常在谢的书房一坐就是半天。谢澹如妻子钱云锦若干年后回忆说，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在他们家住下后，“很少和外界来往，过着严格的秘密生活。瞿秋白一天到晚伏在桌上看书、写文章和翻译（书稿），偶尔在旧沙发坐坐，或独自玩骨牌‘过五关’或是在房间里踱步，活动一下身体。”
瞿、杨夫妇对谢家老小都很尊重，谢家为人宽厚热心，处处关照这对新来的房客夫妇，两家关系颇为融洽。这年年底，谢家老母去世，前来吊唁的商界亲戚朋友很多，人多嘴杂，难免会打听新房客的来历。杨之华“主动出击”，热情帮谢家料理丧事，什么杂事都做，帮着递烟倒茶，招呼谢家来往的客人。因此，连谢家亲戚也对这家从乡下到上海养病的新房客颇有好感，免去许多猜疑。
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谢澹如一家为避战乱搬迁到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毕兴坊10号。谢澹如也让瞿、杨夫妇跟着他家一同搬迁。后来淞沪战乱结束了，瞿、杨夫妇又随谢家搬回紫霞路68号。在这期间，瞿秋白以“养病”为名仍坚持工作，他一面与茅盾等人配合鲁迅和“左联”在文化战线与反动派开展斗争，一面撰写和翻译了大量的文章，包括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和苏俄文学作品，从而成为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奠基者之一。
冯雪峰《回忆鲁迅》中说，鲁迅与秋白“两人的关系也就开始于秋白同志住进谢家的这个时候”。瞿搬进谢家的这年夏天，冯雪峰陪同瞿、杨夫妇首次去四川北路拉摩斯公寓（现名北川公寓）拜访了鲁迅。入秋时节，鲁迅又回访了瞿、杨夫妇。
那天正下雨，鲁迅和许广平带着儿子海婴，由冯雪峰陪同一起来访，这令瞿、杨夫妇喜出望外。鲁迅在其日记（1932年9月1日）中写道：“一日雨。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这是鲁迅日记上首次记载鲁、瞿间的交往。为安全计，鲁迅常常用“何先生”、“维宁”等瞿秋白曾使用过的姓名称呼瞿秋白。同月14日，鲁迅日记有“文尹夫妇来，留之饭”，这是瞿秋白夫妇再次去鲁迅寓所。之后，两人交往频繁。
鲁迅和茅盾、冯雪峰经常与瞿秋白会面。当时鲁迅居住的公寓，距离公道书店很近，所以瞿秋白与鲁迅等人会见、交流意见、谈工作往往就由谢澹如安排在自己的书店内。谢澹如则常常陪着瞿秋白从紫霞路家中到公道书店去。
谢澹如与朋友交往的热情在文化界“圈内”是出名的。但自从瞿、杨夫妇成为谢家房客，尤其后来鲁迅、茅盾、冯雪峰等人又与瞿往来后，出于安全考虑，谢澹如谢绝了不少欲到家里来探访的朋友，直至1933年2月瞿、杨夫妇离开谢家。后来谢澹如得知瞿秋白被俘，就与妻子商议，设法筹集钱款托人保释营救。不久传来瞿秋白牺牲的消息，谢澹如悲痛不已。
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往往转述鲁迅的话称赞谢澹如“不仅是个进步文艺的热心人，也是位同情革命的活动家”。
为实现烈士的遗愿，冒险收藏保存并出版烈士遗著
1935年6月、8月，瞿秋白、两位优秀的共产党人先后被密令杀害。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等文稿，先后被同情革命的仁人志士辗转多次送到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后这些文稿都交给了冯雪峰。冯身为共产党员且事务繁杂，秘密活动来去无踪，随时有危险降临，觉得自己亲自保管烈士文稿实在不妥。这时他又想到了挚友谢澹如，便将这些珍贵文稿全部委托谢澹如保存。从此谢澹如身边多了一个随身携带的黑皮箱。他把狱中文稿《可爱的中国》、《清贫》以及与瞿秋白鲁迅等人有关的重要文件文稿都装在这只皮箱里。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谢家居处也不得安宁了。谢澹如得知日军要来搜查，便拎着这只皮箱和一些简单的日用品，携带家人匆匆忙忙迁往法租界。果然，日军搜查了紫霞路谢家住宅，将谢家的家具财产掠走，还放火烧毁了谢家的这幢楼房，以至于以后上海的老地图虽然仍有紫霞路68号，但已不是瞿秋白、杨子华夫妇居住过的谢宅了。
1938年，热心进步文化事业的谢澹如又在上海九江路创办了金星书店。谢澹如念念不忘瞿秋白、等革命先驱。他将自己保存的两篇手稿《清贫》和《可爱的中国》细细地校勘誊抄辑集，以霞社名义出版了的《自传》（内收烈士《清贫》和《可爱的中国》等文），封面是影印的《清贫》手迹。1940年1月1日出版的瞿秋白《街头集》是霞社出版的五种书之一，该书的版权页有关于《自传》的标价广告；金星书店于“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五日”（1940年）出版的杂志《译林》创刊号的封三也有关于瞿秋白《乱弹及其他》和《自传》两本书广告，分别定价为“二元五角”和“四角”。据此可断定《自传》是谢澹如在1939年8月为了纪念烈士就义（1935年8月6日）四周年而出版的了。在《译林》创刊号封三还可以看到，《自传》广告语摘引烈士《可爱的中国》中一段交待写作动机的话：“‘这篇像小说又不像小说的东西，乃是在看管我们的官人们监视之下写的，所以只能含糊其辞地写下，这是说明一个×××员是爱国家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言。’这是作者的附言，也是我们先烈的绝笔。”可见当年谢澹如在策划如何向读者宣传介绍这本书时，不仅充满了对革命烈士的崇敬之情，而且颇费了一番心机。几乎与此同时，上海还出现以“史社”名义出版的《民族解放先驱》，也与谢澹如有密切关系，这两本书是国内最早出版《可爱的中国》等狱中文稿的书。
谢澹如还以“霞社”的名义先后出版了瞿秋白《乱弹及其他》、《社会科学概论》两本书，这也是所有瞿秋白著作版本中最为罕见的版本，同样弥足珍贵。“谢版”的瞿秋白著作很快流传至全国，并传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1946年，晋察冀新华书店据此版本出版了解放区的毛纸本。有人据此评说谢澹如是一位既充满感情而具有胆识的出版家，他的努力“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史留下了绚丽的一页”。
在当时进步社会活动及家庭的影响下，谢澹如的五个儿子个个思想进步，深明大义。尤其是次子谢庆璋，读了瞿秋白、那些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文稿后，热血沸腾。为表示对这两位共产党人的永久怀念，他改名为谢秋敏，并以此名投入学生运动。后来谢秋敏参加了新四军，他的名字至今未改（居武汉市，离休干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闯进了上海租界，环境日趋险恶。谢澹如不得不一度避走香港，临行时交待家人一定要保存好瞿秋白、等人的文稿及其他文件。其妻子回忆说，“1948年，次子庆璋因参加学生运动暴露了身份，撤往解放区。澹如为防止牵连，避走香港。临行前，他关照我要收藏好小皮箱内的资料，不能遗失。在香港时，他担忧上海的特务要搜查我家，十分不安，写信嘱我将小皮箱内的文稿送往广州。我为防止原件遗失，于是和长子庆国、三子庆才商量，决定三人连夜将两篇遗著抄写一遍，准备将抄件寄广州，后接到澹如来信，不需寄去而未寄走。我把小皮箱里的文稿裹在小孩旧衣服里，回娘家时带去设法藏在一堆寿砖中。我娘家的兄弟姐妹从未察觉。直到上海解放，我才全部取回，并由澹如将它们完整无损地交给冯雪峰，由他转交党中央。”
1951年春由冯雪峰主持首次出版的《可爱的中国》（内收《清贫》、《可爱的中国》和《遗信》），就是冯雪峰将烈士遗稿“转交党中央”前，委托上海出版公司影印出版的。
瞿秋白的故事篇6
关键词：瞿秋白；杨之华；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活动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宣传家、文学家、理论家。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瞿秋白在中国近代史及党史上对于国家社会学说、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党的建设、哲学等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除了要对他在上述方面的卓越贡献进行研究外，从生活细节中了解他、接近他，把他当做一个有血有有丰富情感的“人”，使秋白走下圣坛，也是必不可少的。
瞿秋白“是一位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和道路的首先尝试者和先行者。”我们为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开拓新境界的创新精神、“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的民主精神以及严于律己甚至于苛刻的自我解剖和自我牺牲精神所折服；为他身上所具有的“深沉，挚着纤细，纤细到带点多愁善感的情调”和具有丰富感情需求的内心世界所吸引；为他对反动派无情、猛烈、持续、犀利的斗争而喝彩；为他对待同志、家庭及自己所从事的政治事业特殊的爱而感怀；对其大公无私、将毕生精力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事业的崇高精神我们能在其丰富多彩的五百多万的著述中体会，但是，我们研究走下圣坛的瞿秋白，了解一个真实的充满着爱的人，他在生活中的深沉、真挚的情感我们理应从秋白寻常的生活中去探寻，本文试从瞿秋白给其战友、爱人杨之华的四封家信中探究秋白对文艺、对战友、对自己所从事的政治工作的特殊的爱：
给杨之华的信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之华：
今天接到你二月二十四日的信，这封信算是走得很快的了。你的信，是如此的甜蜜，我象饮了醇酒一样，陶醉着。我知道你同独伊去看《青鸟》，我心上非常之高兴。《青鸟》是梅德林的剧作（比利时的文学家），俄国剧院做得很好的。我在这里，也有两次电影看，有时也有好片子，不过从我来到现在，只有一次影片是好的，其余不过是消磨时间罢了。独伊看了《青鸟》一定是很高兴，我的之华，你也要高兴的。
之华，我想如果我不延长在此的休息期，我三月八日就可以到莫斯科，如果我还要延长两星期那就要到三月二十边。我如何是好呢？我又想快些快些见着你，又想依你的话多休息几星期。我如何呢？之华，体力是大有关系的。我最近几天觉得人的兴致好些，我要运动，要滑雪，要打乒乓，想着将来的工作计划，想着如何的同你在莫斯科玩耍，如何的帮你读俄文，教你练习汉文。我自己将来想做的工作，我想是越简单越好，以前总是“贪多少做”。
可是，我的肺病仍然是不大好，最近两天右部的胸膛痛得利害，医生又叫我用电光照了。
之华，《小说月报》怎么还没有寄来，问问云白看！
之华，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可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是独伊。梦中的你是如此之亲热？？哈哈。
要睡了，要再梦见你。
秋白二月二十六日晚
给杨之华的信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之华：
昨天接到你的三封信，只草草的写了几个字，一是因为邮差正要走了，二是因为兆征死的消息震骇得不堪，钱寄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三十元已接到。）
整天的要避开一切人——心中的悲恸似乎不能同周围的笑声相容。面容是呆滞的，孤独的在冷清清的廊上走着。大家的欢笑，对于我都是很可厌的。那厅里送来的歌声，只使我想起：一切人的市侩式的幸福都是可鄙的，天下有什么事是可乐的呢？
一九二二年香港罢工（海员）的领袖，他是党里工人领袖中最直爽最勇敢的，如何我党又有如此之大的损失呢？前月我们和史太林谈话时，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的切合于群众斗争的需要；他所教训我的——尤其是八七之后，是如何的深切。
可是他的死状，我丝毫也不知道，之华，你写的信里说得太不明白了。他是如何死的呢？
之华，你自己的病究竟怎样？我昨天因为兆征死的消息和念着你的病，一夜没有安眠，乱梦和恶梦颠倒神魂，今天觉得很不好过。我钱已经寄到了，一准二十一日早晨动身回莫。你快通知云，叫他和商量，怎样找汽车二十二日早上来接我，在БЪрянск车站——车到的时候可以去问一问；我这里是二十一日下午五时？？分从ЛигRов车站开车。之华，你能来接我更好了！！！
之华，我只是想着你，想着你的心——这是多么甜蜜和陶醉。我的爱是日益的增长着，像火山的喷烈，之华，我要吻你，我俩格外的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我党的老同志凋谢得如此之早啊。仿佛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做着丝毫呢！！秋白三月十二日
致杨之华之华：
昨天晚上写了一封信，现在已经觉得又和你离别了不知多少时候了，又想写信。
之华，再过四天，我俩可以见面了。我是多么高兴！今天这里的天气非常好，青天白云，太阳光耀着，冷风之中已经含着春意，在那里祝贺我俩的叙首呢。我数了一数你写给我的中俄文信一总有三十封了！我读了又读，只是陶醉在你的爱之中，像醇酒一样的甜蜜，同时，在字里行间我追随着你的忧愁或高兴，我觉得到你的一切一切！！之华，我吻你。
我最近又常常想起注音字母，常常想起罗马字母的发明是很重要的，我想同你一起研究，你可以帮我做很多工作，这是很有趣味的事。将来有许多人会跟着我们的发端，逐渐的改良，以致于可以通用到实际上去，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这或许要到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但是发端是不能怕难的。之华，我们每人必须找着一件有趣的大部分力量和生活放进去的事，生活就更好有意趣了！之华，我吻你，吻你。
你说，决定暂时不用功而注意身体。这是很好，我原是时时想着的，时时说的。之华，这不好是灰心，而是要觉得自由自在的。自己勉强固然是必须的，但是不是要自己苦自己。我俩虽已到中年了，可是至少还有二十年的生活呢，不要心急，不要焦灼。我一生就是吃这个苦。我是现在听着之华的话，立志要改变我的生活，之华，你自己也要如此，你要如此！！
我俩快见面了！！！
秋白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
给杨之华的信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
之华：
临走的时候，极想你能送我一站，你竟徘徊着。
海风是如此的飘漾，晴明的天日照着我俩的离怀。相思的滋味又上心头，六年以来，这是第几次呢？空阔的天穹和碧落的海光，令人深深的了解那“天涯”的意义。海鸥绕着桅樯，像是依恋不舍，其实双双栖宿的海鸥，有着自由的两翅，还羡慕人间的鞅掌。我俩只是少健康，否则如今正是好时光，像海鸥样的自由，想海天般的空旷，正好准备着我俩的力量，携手上沙场。之华，我梦里也不能离你的印象。
独伊想起我了吗？你一定要将地名留下，我在回来之时，要去看他一趟。下年她要能换一个学校，一定是更好了。
你去那里，尽心的准备着工作，见着娘家的人，多么好的机会。我追着就来，一定是可以同着回来，不像现在这样寂寞。你的病怎样？我只是牵挂着。可惜，这次不能写信，你不能写信。我要你弄一本小书，将你要写的话，写在书上，等我回来看！好不好？
秋白七月十五
一、难以割舍的爱情和亲情
这四封信无一例外地透露了瞿秋白对于夫人和女儿强烈的爱以及深深的相思之情。虽然独伊是杨之华和前夫沈剑龙的孩子，但瞿秋白仍视同己出，像所有父亲一样爱这个可爱的女儿，从生活的细节上关心其成长，当他知道之华陪伴独伊去看童话剧《青鸟》，非常欣慰并希望女儿快乐，就连梦中都是独伊的身影，希望自己能亲自看望女儿，望她健康成长。“独伊想起我吗？你一定要将地名留下，我在回来之时，要去看她一趟。下年她要能换一个学校，一定是更好。”对于妻子，秋白的相思之情更是表露无遗，“我只是想着你，想着你的心”、“要梦见你”、“我俩快见面了”、“我梦里也不能离开你的印象”，从接到信都像是“饮了醇酒一样陶醉着”到要“依你的话”、“多休息几星期”提到“我俩只是少健康”再到问及“你的病究竟怎样”希望要格外的注意身体，那种对妻子来信的无比珍惜、对见面的期盼、对妻子给予的建议欣然接受、言听计从。毫无疑问，秋白和之华融为一体了。但需要强调的是，其急切的相思、惆怅的离怀并不仅仅是普通男女之间的情感，而是在朴素的交往中透露出“秋之白华”的独特与高贵，将这段感情升华为同志之情、战友之情，以无产阶级事业为理想，以文学、艺术为纽带，把难分难舍的爱情和亲情“写在书上，等我回来看”，正因为秋白是一个集众多优秀品质于一身的共产党人，正因为他始终战斗在无产阶级事业的第一线，所以瞿秋白的家书中也流露了本文下面论述的他对文学和艺术的爱、对生命的爱、对革命同志的战友的真挚之情、对自己所从事的政治工作的特殊情感。也就是说，瞿秋白在信中不仅表明了对自己“小家”的爱，更可贵的是也表露了对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革命群众“大家”的爱。正如他所言：“我们的不自由是为了群众的自由，我们的死是为了群众的生”这种高尚的自我牺牲的无私精神永远被人们称赞。
二、与生俱来的对文学和艺术的爱
人杰地灵的常州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清著名的常州籍诗人赵翼便有“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数百年”的豪迈诗句。的确，这是对常州这块风水宝地的确切描述，出生于诗书满筐、世代为官的士大夫家庭的瞿秋白也不例外。虽然其所处的时代主流是传统宗法式的小生产经济制度和腐败的封建王朝摇摇欲坠、封建的官僚士大夫家庭正逐渐走向没落、衰亡，中国人民正处于大觉醒的社会历史大变迁中，但由于瞿秋白的童年仍然是在读书、写字、绘画、识礼等等传统教育中度过的，能文能诗的父母和亲戚的影响更是使他一生与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似乎这一切便是与生俱来。在他的这四封信中，明确地有两处都提到了自己对于文学、艺术的执着之情：一是“之华，《小说月报》怎么还没有寄来，问问云白看”。无论何时何地何境，他都不会放弃对文学的阅读、研究，其实这也是对具有开创性、批判性精神的瞿秋白是必不可少的，在党内严重缺乏文艺理论及在敌人疯狂围剿的大背景下，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家和批评家的瞿秋白必然要积极总结、研究中西方文化的结合点，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引导中国文艺界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斗争。瞿秋白深厚的文学功底及对于党的忠诚使得我们不难理解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虽然他继续遭受宗派主义分子王明等人的错误打击后但仍然对新月派“非政治主义”、“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等等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作了坚决的持久的斗争。二是想和之华一起研究“注音字母”，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由此，我们再一次看出“秋之白华”的爱情不仅仅是纯洁的而且是绚丽的、鲜艳的，维系爱情的花朵中还缀满了种种文艺之花。我们如果深入了解瞿秋白帮助爱人学习汉文、练习写小说，回想1921年两人在武汉见面时秋白的见面礼——的《湖南农民运动革命》的小册子，到本文中要与夫人一起研究注音字母，再到四中全会之后帮助之华走出委屈情绪、鼓励她为党努力工作，我们可看出二人的感情有着特殊的含义。文艺使瞿秋白变得更有诗意、更有涵养、更浪漫、更深邃，在实际的生活中这不仅表现在对妻儿、战友、人民群众春天般的温暖，还表现在了他使用扎实的文学功底对反动派的奋力抗击。瞿秋白终身对于文学艺术的执着和热爱，使他身上有了诗人的浪漫以及对敌人的嫉恶如仇，可以说，文学成就了秋白，而秋白使得革命文学大放光彩。
三、对生命的理解和珍视
在这四封信中，瞿秋白向之华讲到自己的老毛病肺部的问题，提出要依照之华的吩咐去滑雪、打乒乓、运动并认为“我俩格外的要保重自己的身体”。不言而喻，其中蕴涵了他对于生命的理解、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珍爱，其原因固然是因为他的病体给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巨大的不便，但我们深层次地剖析瞿秋白之所以爱生命的原因那还得考虑马克思主义对于他的深刻影响。“在年轻时，通过否定‘旧我’，扬弃受老庄、佛教影响的‘避世观’，受西方影响的‘空泛的民主主义’、‘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系统的学习、研究才使得其将儒家的舍生取义之道上升到新质的共产主义大同之道，其对于生命的目标更明确坚定，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他对于生命的爱绝不是对生命的吝啬，也不像他在信中说的“决定暂时不用功而注意身体”，其实瞿秋白认真严肃的风格使得他拖抱着脆弱的身体从来没有停止过战斗。比如在第二次奔赴苏联的两年里，他作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要经常参加会议、撰写文章、作报告。这一期间，其“政论、报告和起草的文件共40余万字。”除此之外，他还要校阅列宁的著作、翻译文件、研究在国内已经提出的文字改革问题及苏维埃的宪法、土地法、劳动法等等，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精神上还要接受王明一伙的无情摧残。可想而知，他把战斗激情和生命放在了党的事业上，即使在被捕后仍然不畏生死“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其热爱生命而不失气节和风骨，不失自我道德的最高实现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让人肃然起敬。就像瞿秋白这首狱中言志的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词一样：“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秋白笔下的梅花被人格化了。梅花其实是诗人的化身，梅花的命运就是诗人的命运。”
四、对革命战友的真挚之爱
瞿秋白历来都尊重、积极保护自己的战友和革命同志，从信件中可看出他对于苏兆征同志的死讯是无比震惊和感慨的，他无心听“那厅里送来的歌声”、“心中的悲恸似乎不能和和周围的笑声相容”，可见他对于最直率最勇敢的党的工人领袖牺牲的巨大悲伤，以至于他后来常常说道“我没有坚持说服他留在莫斯科是一个不能挽回的错误”。其实说直率勇猛，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早在1924年的时候，党组织在上海天后宫召开群众大会时遭到反动派的捣乱而致使多人被打伤，明知自己处于暴露状态的瞿秋白仍不顾个人的安危去探望身受重伤的黄仁同志，抚摸着黄同志的额头呼唤着他的名字，虽没能唤回战友的苏醒，但他忍着巨大的悲痛立即回去准备棺材和寿衣，天一亮就送了过来。以后对于“农民运动的王”澎湃同志的牺牲他都表现出对于反对派的极大愤慨和对战友深深的哀思，即使在中央苏区自己被错误打击时仍最大限度地去关心别人、帮助别人，对于他这种患难与共、热爱同志的高尚情怀许多党的同志给予了极大的称赞。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瞿秋白不搞家长制、尊重革命同志、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光明磊落的，是能够作自我批评的并且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不仅对一般的党员群众，对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也是如此。党的五大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后，各地反映较大，但秋白严肃地指出“尽管独秀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但是一些重大问题，是经中央集体讨论的，他又没有搞非组织的派别活动”。羊牧之回忆了当时瞿秋白对陈独秀的看法，“有时，我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他从不计较，够得上光明磊落。”能用光明磊落来形容当时犯错误的同志，使我们对瞿秋白肃然起敬。
五、对所从事的政治工作有特殊情感
瞿秋白在长汀狱中写下了自己复杂心史《多余的话》。正是因为有了这部绝笔，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人批评甚至受到党内同志的误解、排斥打击。在中一伙更是恶意歪曲，对死去的瞿秋白同志的灵魂做了令人不堪回首的丑陋行径。我们必须要理解瞿秋白在信中所表现出来对自己所从事的政治事业的特殊感情与其在《多余的话》中认为他从事政治工作是“历史的误会”这种严酷冷峻的自我批评是不相协调的，他对党的事业所做的贡献与他对自己在《多余的话》中的对自己的评价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讲，他在文章中的自我批评有一些是过头的甚至是极端的，多余情结和误会情感可以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当然我们也得承认，由于未能从事到自己喜爱的文艺事业而造成的现实理想失落加之政治经历的不顺畅而形成的失败，使得瞿秋白认为自己在空间、时间上都是历史的错位，一个“半吊子文人”从事政治事业而且成为政治领袖的不适应就引发了他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生和人生价值的虚无感，这与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所需要具有的气魄、韬略、素质是不相适应的。但是，我们要明确狱中的特殊心史是瞿秋白身陷囹圄的反映，其中的消极情绪绝对不能代表真正意义上其从事了十多年的具有特殊情感的政治生活，他的多余感以及“老鸦做窠”的误会感并不是其对其所选择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和事业的否定。就在信中，他谈到了他同“史太林”谈话时谈论如何切合群众斗争的需要及八七会议以来这点的重要性，对于苏兆征同志的死自己“仿佛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做着丝毫呢！！”这种为中国革命随时准备牺牲的精神使得我们重新思索《多余的话》的写作背景，“秋白的‘误会’说和自嘲不是对自己所选择的革命道路的悔遁与放弃”，他悔的是由于自己的个性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不相符，不能给中国革命带来更多的贡献，但前提是肯定马克思主义，尊重中国国情，“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肯定地说，瞿秋白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走入政治道路的，虽然时常他念念不忘文学，但他自己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跟随你们了。”
的确，瞿秋白在信中所透露的对于女儿和夫人难以割舍的爱、对于与生俱来的文学和艺术的爱、对于生命不失风骨和气节的爱、对于战友真挚的爱、对于从事的政治事业特殊的爱使我们认识到了充满“爱”的秋白，认识了有生命的“自由花魂”，就像瞿秋白的《爱》一样：
爱
“要爱，我们大家都要爱——是不是？
——没有爱便没有生命；
谁怕爱，谁躲避爱，他不是自由人，
——他不是自由花魂。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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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368.
瞿秋白的故事篇7
这句话很适合董洁，她不是个喜爱喧哗的女子，总是安静的对待一切，静静的做好每一件她认为值得的对的事情，不苛求结果，但却不会一无所获。
刚出道时，她似一张白纸，干干净净，不过有些平淡；十年之后，再看见她，一如昨天一样，纯洁、淡雅，只是眉宇间多了几分成熟的美，让她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熠熠生辉。
身处演艺圈这么多年，从没听说过董洁的任何不是，形容她的词永远只有“幸福、美好”。
“《秋之白华》，很唯美、很动人、很文艺。是一部比较适合放松心情去静静欣赏的电影。”
跟多数人一样，董洁说在接到剧本前其实对杨之华这个人物了解并不多，之后读了很多关于她的故事，越发觉得这位女性的伟大。“她能舍下之前的感情和孩子，选择跟瞿秋白在一起，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个女性有这样的选择是会让大家觉得很意外和不可思议的。”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瞿秋白、杨之华和前夫沈剑龙连续三天在上海报纸上登启示：第一天，杨之华和沈剑龙结束婚姻关系；第二天，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婚；第三天，沈剑龙和瞿秋白结为兄弟，震惊了当时的整个上海。董洁说：“因为他们都是有抱负的年轻人，有想法、有追求，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可能当下的年轻人也做不到这点，经常会忽略自己的真实意愿。而沈剑龙本身是一个闲情逸致的人，杨之华则向往革命生活，三个人能够彼此谅解是很了不起的。”
瞿秋白就义后，杨之华没有再嫁人，“因为她的精神一直跟瞿秋白连在一起”董洁动情地说着，而这份忠贞和追随也成为最打动她的地方。
回忆董洁的成名，还是那部由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幸福时光》，她在里面饰演盲女――吴颖，那时的她纯真的无以附加，不过这个角色却并没有让她像其他“谋女郎”那样大红大紫。而真正让人们开始注意到她的戏，还是那部与陈坤和刘亦菲合作的《金粉世家》。
一路走来，董洁演过的角色数不胜数，但多半都是清纯玉女，很少看到那种性格强烈，个性鲜明的角色。不过一部《请你原谅我》，却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董洁。“梅果的敢爱敢恨让我初次看剧本的时候就被深深吸引住了。”董洁安静的说着，“她其实是一个神经病患者，有特别强的占有欲，她的性格也特别坎坷，从仇恨到爱情再到报复，非常极致。但同时她也有很可爱能打动男人的一面，这个角色复杂而且让人爱恨交加，爆发点上跟我以前的角色有很大区别。”
如今的董洁在气质上更多了几分知性和优雅，在装扮上也不像以前那样单一，“现在的我会尝试不同的风格，但不会很夸张，因为我不喜欢特别扎眼的衣服。我希望我的穿着是有个性的，有设计感的。能够比较凸显我本身的喜好，不是流行什么就穿什么，主要是适合自己。
我本身的服装，不管是鞋子，还是包包、饰品，我觉得把它们搭配在一起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而且是能够使人快乐。很多女孩子对时尚都会有想法和要求，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通过时装能够发现另外一种颜色的配搭，多元素的东西都会在你的穿衣中体现出来。”
董洁说她一直比较喜欢复古的元素，比如小的拎包。“以前我会特别喜欢横条的海魂衫，不管是蓝图的条纹还是红色的条纹，但今年会比较流行小的圆点。复古是需要跟现代相结合的，不能一身都是复古，所以穿的比较简洁的时候，拎一个复古的包或者穿一双舒适的鞋子，其实是有很多复古元素在里面的，可以寻找一些小的灵感。”
对于鞋子而言，董洁的要求有两点：第一是舒适，第二还是舒适。她说“其实除了活动要穿很高的鞋子之外，私下里我还是会穿平底的鞋，不会伤脚。有的鞋虽然很漂亮，但设计的会很不好穿。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比如上街买东西，或者带孩子玩，穿高跟鞋既累又不方便，所以舒适的平底鞋肯定是我的首选。最近我喜欢穿eCCo这个牌子的鞋，非常舒适，款式也简单、时尚。尤其是他们今年的秋冬款，我非常喜欢。”
牛仔裤加t恤是董洁最喜欢的装扮，“我会穿一些有型的牛仔裤，上面配上很有设计感的t恤，或者长款的毛衣。可能是以前跳舞的缘故，我觉得女孩子露出锁骨特别好看，有点小性感。”
“爱情，最重要的是要彼此信任，有期盼，相互包容，爱护对方，在同一个目标下共同努力。”
2008年董洁和潘粤明结婚了，没有高调的宣布和奢华的婚宴，有的只是两家人一同的庆祝和朋友们的祝福。
婚后不久，董洁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宝宝，小家伙虎头虎脑，为这个幸福的家庭带来了更多的喜悦。可是幸福还没过去，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却为这个小家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黑暗。
董洁回忆道，发生车祸那天是晚上8、9点时，当晚她接到通知，立刻从北京赶到福州。“当时我一进病房就看见躺在床上的他，他一直坚持着没有睡觉，就是要等我过来。”董洁想了想，接着说道，“见到他的时候，我已经忘了哭了，当时的状态就是，能见到他就行，我要坚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从那天开始，董洁衣不解带的守在床边照顾病重的丈夫，在休养的100多天里，潘粤明的身体也一天天的恢复。
董洁说这次丈夫的意外受伤让她很感慨，从儿子降生的喜悦，到差点失去丈夫，短短半年里她的人生经历了大喜大悲，“不过这些经历会让我变得更加坚强，也更加体会到家人的重要性。”
结婚至今，董洁和潘粤明的爱情一如他们恋爱时那般甜蜜，让所有人都羡慕不已，董洁却说他们的爱情能够保鲜，其实很简单，就是彼此包容、彼此相爱。
“时尚，适合自己的，舒适的，才能穿出自信和美丽。”
跟多数人一样，董洁说在接到剧本前其实对杨之华这个人物了解并不多，之后读了很多关于她的故事，越发觉得这位女性的伟大。“她能舍下之前的感情和孩子，选择跟瞿秋白在一起，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个女性有这样的选择是会让大家觉得很意外和不可思议的。”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瞿秋白、杨之华和前夫沈剑龙连续三天在上海报纸上登启示：第一天，杨之华和沈剑龙结束婚姻关系；第二天，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婚；第三天，沈剑龙和瞿秋白结为兄弟，震惊了当时的整个上海。董洁说：“因为他们都是有抱负的年轻人，有想法、有追求，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可能当下的年轻人也做不到这点，经常会忽略自己的真实意愿。而沈剑龙本身是一个闲情逸致的人，杨之华则向往革命生活，三个人能够彼此谅解是很了不起的。”
瞿秋白就义后，杨之华没有再嫁人，“因为她的精神一直跟瞿秋白连在一起”董洁动情地说着，而这份忠贞和追随也成为最打动她的地方。
回忆董洁的成名，还是那部由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幸福时光》，她在里面饰演盲女――吴颖，那时的她纯真的无以附加，不过这个角色却并没有让她像其他“谋女郎”那样大红大紫。而真正让人们开始注意到她的戏，还是那部与陈坤和刘亦菲合作的《金粉世家》。
一路走来，董洁演过的角色数不胜数，但多半都是清纯玉女，很少看到那种性格强烈，个性鲜明的角色。不过一部《请你原谅我》，却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董洁。“梅果的敢爱敢恨让我初次看剧本的时候就被深深吸引住了。”董洁安静的说着，“她其实是一个神经病患者，有特别强的占有欲，她的性格也特别坎坷，从仇恨到爱情再到报复，非常极致。但同时她也有很可爱能打动男人的一面，这个角色复杂而且让人爱恨交加，爆发点上跟我以前的角色有很大区别。”
如今的董洁在气质上更多了几分知性和优雅，在装扮上也不像以前那样单一，“现在的我会尝试不同的风格，但不会很夸张，因为我不喜欢特别扎眼的衣服。我希望我的穿着是有个性的，有设计感的。能够比较凸显我本身的喜好，不是流行什么就穿什么，主要是适合自己。
我本身的服装，不管是鞋子，还是包包、饰品，我觉得把它们搭配在一起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而且是能够使人快乐。很多女孩子对时尚都会有想法和要求，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通过时装能够发现另外一种颜色的配搭，多元素的东西都会在你的穿衣中体现出来。”
董洁说她一直比较喜欢复古的元素，比如小的拎包。“以前我会特别喜欢横条的海魂衫，不管是蓝图的条纹还是红色的条纹，但今年会比较流行小的圆点。复古是需要跟现代相结合的，不能一身都是复古，所以穿的比较简洁的时候，拎一个复古的包或者穿一双舒适的鞋子，其实是有很多复古元素在里面的，可以寻找一些小的灵感。”
对于鞋子而言，董洁的要求有两点：第一是舒适，第二还是舒适。她说“其实除了活动要穿很高的鞋子之外，私下里我还是会穿平底的鞋，不会伤脚。有的鞋虽然很漂亮，但设计的会很不好穿。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比如上街买东西，或者带孩子玩，穿高跟鞋既累又不方便，所以舒适的平底鞋肯定是我的首选。最近我喜欢穿eCCo这个牌子的鞋，非常舒适，款式也简单、时尚。尤其是他们今年的秋冬款，我非常喜欢。”
牛仔裤加t恤是董洁最喜欢的装扮，“我会穿一些有型的牛仔裤，上面配上很有设计感的t恤，或者长款的毛衣。可能是以前跳舞的缘故，我觉得女孩子露出锁骨特别好看，有点小性感。”
对话董洁
《时尚北京》：在你众多的影视作品里有没有你最喜欢的角色？
董洁：没有最喜欢，因为都是最喜欢。因为每一个角色都是自己用心去塑造的，所以每一个角色都是最喜欢的，都是自己很难割舍的一部分。
《时尚北京》：以后想尝试什么样的角色？
董洁：想要尝试一些更加生活化，更加贴近老百姓生活的角色。或者是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角色类型，但一定要是适合我的。
《时尚北京》：这两年中国的女明星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越来越被重视了。你对这种现象是怎么看的？
董洁：挺好的，因为这也证明了我们中国影视的影响力，我也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优秀演员一起努力让这样的氛围越来越好。
《时尚北京》：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董洁：接下来马上会跟《秋之白华》剧组去东京电影节，然后也有一些时尚设计方面的工作要展开，年底也还有可能接拍一部电影。
《时尚北京》：经常看到你参加慈善活动，那么对慈善你怎样理解？
董洁：就是将公众给予你的，经过自己转化，更大更多的去回报给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体。
这次在丹麦参加eCCo步行马拉松活动也是为了慈善而举办的，觉得能将自己一份心意带给全球需要帮助的人，感到非常开心。
《时尚北京》：现在越来越多的时尚活动会邀请明星参加，那么你在参加活动的造型上会有自己特别想要的造型吗？
董洁：每一个场合我都会去做一些特别的造型，但是一定要是适合自己的，我很少去想要突破、要惊艳，因为那样的话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就自然的做自己就好了。每一次参加eCCo活动的造型就非常自然、舒适，用简约来诠释自己的风格。
《时尚北京》：平时除了工作以外，有什么爱好？
董洁：看书、画画、看电影。
《时尚北京》：你心目中的高品质生活是什么样的？
董洁：幸福、健康、开心。
《时尚北京》：结了婚，有了宝宝之后，怎么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
瞿秋白的故事篇8
太白在他不如意的时候，带着无人可比的豪气吟出“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或许伟大的人们真如罗曼・罗兰所言，是一座座雄奇高伟的山峰，常人无法理解，只可仰望。曾经以为，天才的灵魂注定孤独，那些高悬于人类历史上最闪亮的星星，内心必定深埋着不可知、无边际的黑暗。
然而，事实或许并非如此。
伯牙善鼓，子期善听。伯牙意在流水，子期曰“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意在高山，子期曰“巍巍乎若高山’。子期离世，伯牙终不复鼓。琴技出神入化之人，纵可奏出天上之曲，却无人可听懂，那真是人的悲哀亦是造化的悲哀。俞伯牙一代琴圣，“高处不胜寒”，幸运的是遇见了这个能识琴音的樵夫，超越了地位、阶级、世俗，与之精神相通。伯牙不寂寞，子期不寂寞，一曲《高山流水》，奏响千年。
无意读到苏秦和张仪的故事。张仪落魄，赴宴时竟被人疑为贼，无奈投奔名声在外的苏秦。不料，苏秦并不念及旧时友谊，恶言相加，赐以奴婢之食还百般讽刺。张仪神伤，之后发奋图强，成为秦国之相。此时才从他人口中得知当初苏秦故意刁难只是为了激发他消沉的斗志，而去往咸阳途中每遇贵人相助也多为苏秦指派。历史上那么多人的丰功伟绩、惊世奇才让我惊羡，慷慨悲壮让我叹息，张仪功成名就前和苏秦的小小交集，让我深受感动、久久不忘。在尔虞我诈、烽火不绝的战国时代，二人均成大业，成为名垂青史的纵横家。苏秦不寂寞，张仪不寂寞，巧舌如簧，犹在耳边。
魏晋时代，钟南山的竹林中，一群志同道合的天才聚在一起，酒逢知己，千杯嫌少，思想与思想在高处的碰撞产生不可思议的精妙火花。埋头苦想的晦涩文字，难得超出兴致来时随口倾吐的几句话。可不是么，“竹林七贤”不会是寂寞的人呵！他们在旷野里在竹林中或坐或卧，和着酒香吐出的句子，便让整个中华民族醉到今天。
即便是李白，想必在长江边送孟浩然去广陵的时候，二人执手话别、相互慰藉的时候，内心也淌着一股暖流吧；当他在月夜里给谪官龙标的王昌龄写信的时候，提笔欲言又止，思念万千，也一定被一根“友谊”的线，把远方拉得很近；当他在桃花潭边和汪伦话别之时，水深千尺却不及一句故人再会。
自古以来的圣人先哲们，并非想象中的那般寂寞。或是同命相连，或是水火不容，只不过是对手还是知己遭逢之际，我们已无从定论。
和鲁迅、瞿秋白二人同时代的朱自清先生，在闻一多遇害之后，怀着悲愤四处奔波，拖着病体收集整理好友生前著述，编纂了《闻一多全集》，所为与瞿秋白去世后的鲁迅相差无几。想到他们清瘦的背影、坚毅的目光，为知己竟未竟之事，不禁为瞿秋白和闻一多甚感欣慰！他们怎会寂寞一生？
圣贤们并非都是寂寞的，在他们焚香净手欲慷慨抚琴、整衣敛容欲口吐华章的时候，猛惊觉“知音少，弦断有谁听”，那么我们的历史丢失的，该是一块多么巨大的空白！
瞿秋白的故事篇9
黄仲则的诗歌，在风雨飘摇的旧时代，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瞿秋白早年在叙述家庭的穷困生活时会说：“想起我与父亲的远别，重逢时节也不知在何年何月，家道又如此，真正叫人想起我们常州诗人黄仲则的那句来：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饿乡纪程》)当他走上革命道路后，在赠送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再次提到黄仲则：“词人作不得，身世重悲酸。吾乡黄仲则，风雪一家寒。”(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对黄仲则的深切同情，溢于言表。
郭沫若说过，郁达夫不仅很喜欢黄仲则的诗，而且同情他的生活，似乎有意在学他，他的短篇小说《采石矶》便是以黄仲则为主人公的，而其实是在《夫子自道》。(《郁达夫诗词钞序》)在解放前的三十年间，有关黄仲则的年谱，评傅、各科・选本，陆续出版，数量之多，超过清代其它诗人。解放以后，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虽对他有所介绍，但他的诗集却没有刊印过，致使青年读者对他的作品了解不多。
黄景仁字仲则，是清中叶知名的诗人。他的诗风近李白，生平似李贺，被称为乾隆一代最有才华及有影响的诗人。《两当轩评诗集》不但在当时风靡一时，而且还影响到近代。二、三十年代间，著名作家瞿秋白、郭沫若、郁达夫等极力推崇仲则诗；尤其是郁达夫，他的著名短篇历史小说《采石矶》便心黄仲则为小说的主人公，在年轻的读者中留下对这位薄命诗人不可磨灭亡的印象。因之，有关他的研究，选注等出版物，为数繁多。但解放后有关于他的书籍从未刊印，致令读者很难读到这位著名诗人的作品。
《蓝熊船长的13条半命》
一只来历不明的蓝熊将带领我们进入幻想和幽默失控的冒险世界。在一个名叫查莫宁的大陆上，智力是一种传染病，沙暴是有形的，海市蜃楼可以居住，城市会飞上天空……那里，每一个美丽的景色后面都潜伏着一种致命的危险，那里住着各种各样被我们从日常生活中赶走的生灵。
瞿秋白的故事篇10
第十师师长李默庵，黄埔一期毕业，毕业后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
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黄埔一期毕业，也是毕业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两人的入党时间都在1925年，都与黄埔一期中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陈赓关系极深。
李默庵19岁被陈赓带到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后来陈赓从该校转入了黄埔，李默庵也跟着转入黄埔。
宋希濂与陈赓是湖南湘乡同乡，17岁入黄埔军校，18岁由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默庵是湖南长沙县人，出身穷苦，从小帮助父母卖柴、养猪，青年时就深受共产党理论的吸引。进入黄埔军校后，便与很多共产党人发生密切联系，很快成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积极分子。军校毕业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与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也相当熟。留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几乎每天晚10点都要到包惠僧宿舍参加碰头会。第二次东征时，作为第一军第六十团党代表，他又与团长相处甚好。
宋希濂与李默庵比较起来，家境就较为宽裕。宋希濂中学期间恰逢“五四”运动，他与同学曾三合作创办《雷声》墙报，撰写声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祸国殃民的文章。
李宋二人又都在“三二”中山舰事件后，退出了共产党。
李默庵退党最初起因于谈恋爱。他与女生队一学生相好，经常借故不参加党组织的会议，支部书记、黄埔一期生许继慎狠批了他一顿，从此不通知他开会。李默庵也心存芥蒂，你不通知，我就不来，无形中脱离了组织。
其实这是李默庵找的借口。即使许继慎通知他参加，他对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也兴趣不大了。共产党动辄强调流血牺牲，李默庵更感兴趣的还是光宗耀祖。黄埔一期中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说，他自己则添上一句：“能文能武是李默庵”。作为第一期的高材生，他对在校长蒋中正麾下干一番事业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1926年爆发“三二”中山舰事件。要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和第一军，要么退出共产党。当时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250余人退出了和第一军，只有39人退出共产党。
39人中，第一个发表退党声明的，就是李默庵。
初入黄埔时，见到广州一些腐败现象，他还气愤地发誓：不当官，要革命。现在正式加入行列，他已经不想革命，而要当官了。
宋希濂参加共产党时，在党内的活动还不像李默庵那么活跃；退出共产党时，也不像李默庵那样绝情。他在中山舰事件后说，“在当今中国，和共产党都是革命政党，目标是一致的。由于军队方面要求军官不要跨党，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我打算不再跨党”；又说：“我可以保证，决不会做有损于国共合作的事!”
办过《雷声》墙报的宋希濂，真正行动起来便雷声大、雨点小了。命令他做的事情，他一件也没有少做。曾通电全军，表扬宋希濂的三十六师“于讨伐叛乱战斗中首建奇功”。
两个前共产党员摇身一变，皆成为悍将。
宋希濂在红军出发长征前十几天身负重伤。这时距苏区首府瑞金最近的，是东路军李延年的第四纵队。李延年也是黄埔一期生，北伐途中与孙传芳部作战，他以身先士卒著名，受到何应钦、李宗仁的多次赞扬。黄埔军校毕业刚刚三年，军衔就晋升到少将。黄埔一期生中，除了胡宗南，无人有他这样快的晋升速度。
但不把占领瑞金的任务交给他，却交给了他的副手李默庵。
11月6日，李延年收到东路军总司令部发来的电报：“着该纵队副指挥官李默庵率第十、第三十六师进取瑞金，于八日集结长汀，即一举占领瑞金之目的，于九日展开攻击前进，限当日占领古城，十日占领瑞金。仰遵办具报。”
特地把占领红都瑞金的任务指定给一个前共产党员，是否出于更深一层考虑?只有他自己内心清楚了。
8日，李默庵指挥部队集中长汀附近。部队行动得非常小心谨慎。9日向瑞金进展。第十师在先头，第三十六师跟进。至午后4时，十师占领隘岭、古城一带地区，三十六师到达花桥、青山铺一带。
这位1925年入党的前中共党员，率嫡系部队一步一步向瑞金逼近。1934年11月10日，李默庵的第十师占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瑞金失陷三个半月后，前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瞿秋白落到了宋希濂手里。
1935年6月16日，宋希濂收到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转发的密电：“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6月17日，他派参谋长去向瞿秋白转达。当晚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深。
第二天清晨，瞿秋白起身，提笔书写：“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未写完，外间步履急促，喝声已到。瞿秋白遂疾笔草书：“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有半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罗汉岭下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微笑点头：“此地正好，开枪吧!”
一位前共产党员攻占了红色首都瑞金。
一位前共产党员枪杀了前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
李默庵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与44名高级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斥责背叛三民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1949年以败将身份向共产党投诚。
不久，北京电邀起义人员北上进京。李默庵没有去。台湾他也去不成，在香港就遭到的通缉。1950年11月，他举家移居南美的阿根廷。1964年秋，他又移居美国。
1949年11月，身边只剩一些残部的宋希濂，在四川腹地对其部下演讲：我们在军事上是被共军彻底打垮了，但我们不愿做共军的俘虏。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走到遥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
兵败如山倒之时，这位前共产党员竟突然想用共产党的办法。他也想爬雪山、过草地、建立根据地，但却是倒行逆施。宋希濂甚至连走的方向都是倒的。红军当年由南向北翻越雪山，他却是由北向南。
刚刚渡过大渡河，宋希濂就被包围生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