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的概念篇1
关键词：字词区别
蒋礼鸿先生说：“讲训话，探求语源，如若不严格区分词和字的概念，就会在实践中产生若干难以解释的麻烦，或自陷于矛盾。”[1]因此，我们也认为，当代的汉语言文字研究者，首先要弄懂的一个问题是字和词不是同一个概念。要分清字和词，笔者认为应该先从各个具有权威性的工具书的注解着手，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的区别，最后得出结论。
一、什么是字
《说文解字》：“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
《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多也。”
《辞海》：“字”①乳也；②爱也；③养也；④表字也。
《新华字典》：“字”①文字，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②字音；③字体；④书法作品；⑤根据人名中的字义另取的别名叫“字”，也叫“表字”，现在多称“号”。⑥字据，合同，契约；⑦旧时称女子出嫁。
《现代汉语词典》：“字”①文字；②字音；③字体；④书法作品；⑤字眼、词；⑥字据；⑦根据人名中的字义另取的别名叫“字”；⑧俗指电表、水表等指示的数量；⑨（书）许配。
由以上列举的解释可以看出，《说文解字》对“字”的理解是“文”是最初的字形，又有“字”的本意喂养孩子，可知，“字”是在“文”的基础上滋生出来的。《辞海》、《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也大都有这个意思，它们所列举的字的含义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根据本课题研究的需要，选取最接近要研究的那个“字”的含义，经过甄别，认为最为接近本课题研究的“字”的含义是：把“字”当成“文”或“文字”，是一种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可见，“字”是更偏向于一种文字学的概念。
二、什么是词
《说文解字》：“词，意内而言外也。”
《新华字典》：“词”①在句子里能自由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②语言，特指有组织的语言、文字；③一种长短句押韵的文体。
《现代汉语词典》：“词”①说话或诗歌、文章、戏剧中的语句；②一种韵文形式；③语言里最小的、可以自由运用的单位。
由以上列举得知，《说文》把“词”解释为“意内而言外”，说明“词”是由形式和内容所构成的，形式就是指它的语音形式，声音是它的第一形式，首先作用于人耳；内容就是指它实际所表达的意义，也就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说的：任何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从《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对“词”的解释也有其共同之处，其中最为接近本课题所理解的“词”的含义的则是《现代汉语词典》第三条的解释：“语言里最小的、可以自由运用的单位。”从这几句简单的论述当中可看出字和词是不同的概念，二者不能混淆；词是更偏向于语言学的概念。
三、字和词的区别
“字”和“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词是语言符号，字是语言符号的书写符号。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词表现为听觉形式，字表现为视觉形式。虽然字和词不同，但二者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先有语言而后才有文字，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历程。汉字也是这样，“有义而后有声，有声而后有形，造字之本也”。[2]这就是说，汉字在它产生之初，形体就附着音和义，是形、音、义的结合体。我们认识汉字的程序正好同汉字产生的程序相反，因形据音求义。段玉裁在《说文・叙》“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下注曰：“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圣人造字，实自像形始。”[3]王筠在《说文释例》中也说：推古人在古代，也有“词”这个概念，只不过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词不尽相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词”意内而言外也。清代学者段玉裁解释说：“有是意于内（内心），因有是言于外谓之词。”（引用同上），指的是虚词，古人称之为虚字或助字。我们今天所说的词是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的最小结构单位，不仅包括虚词，也包括所有的实词。
传统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关注研究字形、字音、字义，着眼于“字”，没有“词”，关于词的概念最早是由《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在研究汉语语法时从印欧语言中引进来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语言是相通的，有其共同或相似之处，引进了“词”概念，就不得不提醒语言文字研究者在对其研究时，就有必要进行字和词的区分。当然，我们也不是为了利用“词”这一概念而不得不进行区分，这是因为汉字历史弥久，博大精深，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中，很多字的字形发生着不断变化，出现了诸如联绵字、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同形字、繁简字等现象，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利用“词”这一概念，就要分清楚字和词这一概念。
从传统语言文字的观点来看，字和词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古代汉语中，有些字就是词，或者说，古人在说字的时候就是指词，如“山、水、人、鸟、鱼、上、下、左、右”等。它们就是句子当中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但是随着文明的不断开化，时代的不断进步，人们在语言的具体使用过程中所要表达的概念越来越多，词汇也越来越丰富，必然要创造更多的字。语言是丰富多变的，致使语言中概念很多而文字较少，这就要通过假借、转注等造字，比如说：古代汉语当中的第二人称代词，开始借用的是男女之“女”，后来又借用汝水之“汝”，并无自己的本字。伴随着汉字字形、词汇等方面的发展演变，促使通假字、同源字、古今字等出现，字和词的关系也就有分歧了，变得复杂化了。
从现代语言文字的观点来看，字是记录词的书写符号，是组成词的要素，而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它们有时并不一致，有时一个字对应一个词，有时一个字对应多个词，有时多个字对应一个词等。更通俗地来说，字是用眼睛看到的，它作用于视觉，词是用耳朵听到的，它作用于听觉。如“蟋蟀、葡萄、犹豫、彷徨”等联绵字，用笔记录下来就是一个个的字“蟋、蟀、葡、萄、犹、豫、彷、徨”，用眼睛能看到，也都认识这一个个的字，但如果用的口把这一个个字单独说出来时，我们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只有把两个合适的字组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个词。可见，在世界的语言中，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其语言中一定有词的存在，但不一定有字的存在，因此，字和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以上分析，最后笔者把字和词的区别简要归纳为以下三点：
（1）字和词所属领域不同。简言之，字是文字学研究的内容，属于文字学研究的领域。词是属于语言的，它的外部表现形式是语音，是属于语言学研究的领域。而文字学和语言学又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研究中，二者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加以区分。
（2）字和词的表现方式不同。字是一种视觉形式，词是一种听觉形式。
（3）字和词的掌握途径不同。人们掌握词很容易，只要是能正常说话的人，一般不需要经过特别的学习就能掌握。字则不然，即使是一个最简单的汉字，也需要经过专门的学习才能掌握。
参考文献
[1]蒋礼鸿.读《同源字论》后记[a]//怀任斋文集[C].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6.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29-
430.见“词”字条.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64.
[4]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汉字文化的概念篇2
关键词：字母词；概念；影响；规范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所以它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词汇是语言中最敏感的构成部分，社会生活出现了新事物，语言中就会迅速地出现与此相应的新词汇。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映在语言上便是出现了许多新词语，而这些新词新语中有一种语言现象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那就是字母词。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汉语中字母词的使用呈现出急剧增长的趋势，成为汉语社会中人们交际语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关于字母词的各种研究声音也多了起来。本文试图从字母词的概念和对汉语的影响出发，对字母词存在的必要性及其规范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期对字母词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一、字母词概念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交流不断深入，我国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各个方面飞速发展，新事物、新概念不断引进，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批新名词，其中包括DVD、卡拉oK、Bp机等字母词，这引起了语言学界对于该语言现象的关注。自从刘涌泉于1994年发表《谈谈字母词》一文以来，学术界对于字母词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在《谈谈字母词》一文中，刘涌泉提出字母词是指“汉语中带外文字母（主要是拉丁字母）或完全用外文字母表达的词，前者如B超，卡拉oK；后者如CD，UFo。它是一种新形式的外来语”。[1]几年之后，刘涌泉在《关于汉语字母词的问题》一文中对这一定义又进行了补充修改，认为字母词只是中文有的术语，叫做汉语字母词更准确，并指出汉语字母词指的就是“由拉丁字母（包括汉语拼音字母）或希腊字母构成的或由它们分别与符号、数字或汉字混合构成的词”。[2]对于这一观点，中国人民大学胡明扬教授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字母词应该包括有三种情况：一是包含有外文字母的“外文字母词”或“西文字母词”，如“X光（爱克斯光/爱克斯射线）”、“γ射线（伽马射线）”；二是从文字书写到读音完全是外文外语的原来形式的“原装外文缩略语”，如“wto（worldtradeorganisation世界贸易组织）”、“CD（compactdisc光盘）”；三是意思完全是汉语的意思“汉语字母词/语”，如“GB（GuoBiao国标）”、“HSK（HanyuShuipingKaoshi汉语水平考试）”。他还明确指出“汉语字母词”已经是汉语的词语，而“外文或西文字母词”还是外文或西文的词语，还不是汉语的词语。[3]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学者对字母词的概念持有不同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如，郭伏良给字母词下的定义：“字母词是指汉语中以外文字母为书写形式或以外文字母与汉字组合为书写形式的外来词语”。[4]这与沈孟缨所说“字母词是统指采用外文字母或外文字母同汉语语素组合而构成的词语”[5]的表述基本一致。郭熙提出可以把字母词定义为“汉语中使用的完全或部分由字母构成的词语”，[6]等等。
比较上述这些学术界对字母词概念的各种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字母词概念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字母词这一概念所界定的范围大小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刘涌泉先生对汉语字母词概念的总结比较全面且便于人们认识和了解字母词，因为他将书写形式含有各种符号和阿拉伯数字的字母词情况也明确纳入了汉语字母词的范畴，如“e-mail”、“mp3”等，同时把汉语字母词的概念所包括的范围界定为由拉丁字母（包括汉语拼音字母）或希腊字母构成的或由它们分别与符号、数字或汉字混合构成的词，十分简明准确，这使得人们对于这一类新生词族的认识更为清晰和全面，也有利于对字母词进行全面研究和规范使用。
二、字母词对汉语的影响
近年来汉语中字母词产生得比较快，数量也比较多，有人认为字母词能对汉语词汇起到补充和辅助作用，也有人持相反意见，认为字母词语的出现是一种语言污染。关于字母词的出现对汉语使用所产生的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一问题，我们应该辩证地进行思考。
（一）字母词在汉语交流中不可或缺。
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通过语音这一物质手段记录语义。文字则同时记录着语音和语义，它是符号的符号。世界上有许多语言都没有文字，但毫无疑问，这些语言都有自己的词语。可见，字形只是语言外部的东西，不是决定某种书写形式的词语能否归属该语言词汇系统的必要条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字母词是可以进入汉语词语的范围的。并且字母词具有两大优势：一是使用方便且具有世界通用性，比如“Dna”，如果翻译成“脱氧核糖核酸”，既难写，又难记，远不如用“Dna”简单方便通用；二是造出来的词有的非常简约，有的非常形象，比如“t型台”、“a字裙”等等，时尚感强，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和交际需要。
字母词是汉语和外语在语言接触当中产生的一种很自然的现象，人们外语水平的普遍提高，外语热的影响，国际交流的需要，字母词的时尚性等因素都促使字母词不断地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特别是一些典型的字母词已经成为人们日常表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例如“it、QQ、DVD、Ceo、nBa、GDp”等。从外语中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在所有的语言中都是有的，比如英语中就有很多法语词等等。任何一种有生命的语言不怕同别的语言接触，我们汉语对待字母词也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和胸襟。
（二）不规范应用字母词会造成交流的不畅通。
虽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字母词对交流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当前我国公开的中文出版物、新闻媒体报道中，直接将外来语嵌入中文的现象确实有蔓延的趋势，值得警惕。于是2010年4月，国家广电总局就对各广播影视机构下发了通知，提示各个部门，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非外语频道要尽量避免使用外语以及外语缩写词，如果特殊情况下需要使用，要在后面加上中文解释。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作为一种成熟的语言文字符号体系，我们应该保持它的严整性、系统性和规范性。
在汉语中不规范应用字母词，会直接造成交流的不通畅。例如一些新闻媒体有喜欢使用字母词的习惯，以“德黑兰将向iaea提交核燃料建议”、“江苏tD网络正式建成开通”、“安徽芜湖致力打造国内高端LeD产业园”为标题，而其中“iaea、tD、LeD”这些字母词无疑人为地在广大读者面前设置了一道语言屏障。而在其他某些领域使用字母词也会出现麻烦，比如2003年发生在上海的机票纠纷，当时上海机票上只印字母词“pVG”和“SHa”来指称“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不使用汉字，导致不少乘客去错了机场。所以，字母词固然有诸多优势，但我们必须在接纳它的同时也要对它的使用进行规范，避免滥用。
三、字母词的规范
汉语是一种有自己独特的书写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成熟语言，由于具有表意性质，汉语对外来语的吸收方式主要采取意译，其次是半音半意译方式和音译方式，所以在字母词的使用问题上，我们要遵守汉语对外来语的吸收方式，做好对字母词的规范化工作，疏而不堵，坚决反对字母词的泛滥，发挥字母词的积极作用。
（一）使用字母词要以必要性为前提，有贴切汉语定名不借用。
对于引入我国的中文里面没有而又难以意译或音译的某些新事物新概念，有必要采用字母词，且多是一些专有名词或专业术语，如C大调、B型血、维他命a等。但对概念明确，在汉语中已有贴切词语的，应该用汉语定名，不必借用外文字母词，也就是说，外文字母词可以作为汉语词的补充和扩展，但决不是汉语的装饰或取代。
（二）对小范围人群和特定场合中的字母词使用可以不加限制。
例如科技界喜欢用外文缩略语的简洁表达，在同行小圈子内交流，能被大家认可；广告词语夹杂洋文，迎合某些人的崇洋心理，从而提高商品价位；网民们喜欢用数字、符号、西文字母、汉语拼音等随意拼凑，符合人们求新求异的心理；在民间涉外交往场合中涉及外国人名、地名、公司、机构、商标、专利、商品、产品等专用名，可以直接借用原语词的全拼或缩略字母词来方便交流。虽然可以放宽字母词在小范围内和特定场合中使用，但应该坚持适当的原则，如在印刷物上使用时，有些字母词应该加上中文注释，以方便部分读者，防止滥用情况的发生。
（三）相关政府部门、媒体出版机构、语言文字研究机构及其研究人员应承担起引导社会语文应用的职责。
相关部门及人员应将字母词的使用作为当下词语整理、研究和规范的一项任务，做好相关工作，为社会提供应有的服务。对已有的字母词进行搜集，建立相关语料库；引导媒体、出版物、政府机构、教育教学等领域的字母词的规范使用；重视字母词的研究和翻译，制定基本的翻译原则，及时推荐译词形式；监测追踪新出现的外语词，对翻译外来新词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力争在其被社会熟悉和接受之前提供中文翻译形式。
参考文献：
[1]刘涌泉谈谈字母词[J]语文建设，1994，（10）
[2]刘涌泉关于汉语字母词的问题[J]语言文字应用，2002，（1）
[3]胡明扬关于外文字母词和原装外文缩略语问题[J]语言文字应用，2002，（2）
[4]郭伏良字母词与词典二题[J]河北大学学报，1997，（2）
汉字文化的概念篇3
一
在人类所创造的符号体系中，语言无疑是表达概念的最重要的符号之一。索绪尔在谈到语言与其所表达概念之间的联系时曾用“能指”与“所指”来区别“音响形象”与这种“音响形象”所表示的“概念”［②］。事物的“概念”是事物在人类大脑中的反映，而“音响形象”则是人类表达这种概念的一种语言符号方式，即一种“能指”。
当类人猿进化为人类时，为了达到相互之间的交流，他们可以通过听觉器官接收信号，然后再通过发音器官传达信号。但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也可以通过视觉器官接受信号，然后再通过手或身体的某个部位的描画动作来传达信号。初民在生产实践中不仅使用听觉器官将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发出的声音记忆下来，而且他的视觉器官同样将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印刻在大脑皮层上，在与其他的人进行交流时，他可以用声音来表达，也可以用身体的各种动作主要是手势来表达。例如他要表达一个果实的概念，他可以发出果实被他抛掷时发出的“gululu”（后来成为“果裸”一词的来源）滚动声，也可以用手比划一下果实的圆形。因此，与“音响形象”一样，用手比划一个圆形也是一种“能指”。如果说前一种“能指”根源于人类的听觉器官和发音器官，那么，后一种“能指”则根源于人类的视觉器官和手，我们将前者姑称之为“听说器官”，后者姑称之为“视写器官”，当然这里的“写”是在广义上说的，不仅指写在纸上的，刻划在石头或陶器上的符号，也指诉诸视觉的空间动作。
一些人类学家多谈到现代“原始”民族存在着手势语，这正是由“视写器官”产生出来的。在初民那里，手、口同时与脑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和口实际上都是脑的一部分，无庸相互依傍，皆可以独立表达概念。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引述了许多例证：“在瓦拉孟加人那里，有时禁止寡妇说话达12个月之久，在这整个期间，她们与别人交谈只能通过手势语言。他们使用这种语言达到了如此纯熟的程度，以致在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她们也宁愿使用这种语言”。“林肯港区的人们也象库贝斯克利克的土人们一样不出声地使用许多手势，这对他们的狩猎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利用手势，能够让自己的伙伴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动物，这些动物的准确位置在哪里。他们也用手势符号来表示一切种类的野兽野禽”［③］。布留尔在对大量的田野考察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他的结论：“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都并存着两种语言：一种是有声语言，另一种是手势语言。应不应当这样假定：这两种语言并存，彼此不发生任何影响；或者相反，同一种思维由这两种语言来表现，而这种思维又是这两种语言的基础？后一种看法似乎更易于被接受，事实也确证了这个看法，喀申着重指出了有声语言和由手的动作表现的语言之间存在的那些相互关系。他指出，东南西北的次序和配置、数词的形成，在朱尼人那里来源于一定的手的运动。”［④］布留尔将根源于视写器官的手势称为“手势语言”显然不够准确，因为既是“手势”就不可能是“语言”，但他的思想内核中“两种语言”（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的基础是同一种思维的看法则是极有见地的。为了证明“手势语言”根源于思维，布留尔又从手与脑的联系来说明用手说话可以无须依赖于听说器官：“手与脑是这样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实际上构成了脑的一部分。文明的进步是由脑对于手以及反过来手对于脑的相互影响而引起的”。
用手说话，这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就是用手思维。因而，这些“手语概念”的特征必然在思维的口语表现中再现出来。在符号上差别如此巨大的两种语言（一种语言是由手势构成的，另一种是由分音节的声音构成的），在其结构和表现事物、动作、状态的方法上则又彼此相近。因此，如果说口头语言描写和叙述位置、运动、距离、形状和轮廓无微不至，那么，这正是因为手势语言也是用的同一些表现方法［⑤］。更有甚之，布留尔还认为有一部分分音节语言的表达是由“手语概念”决定的。他说：“用手势语言说话的人拥有大量现成的视觉运动联想供自由支配，而当人或物的观念在他的意识中出现时，这观念立刻就让这些联想发生作用。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描写它们的同时就想象着它们了。因而，他的分音节语言也只能够这样来描写。在原始人的语言中，给轮廓、形状、姿势、位置、运动方法赋予的意义，总之，给人和物的看得见的特点赋予的意义，即来源于此；按物的姿势（立、坐、躺）来对它们进行的分类等也来源于此。”［⑥］
“听说器官”和“视写器官”都是人类进行交际的最重要的器官，根源于这两者的符号也都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人类在从动物进化到人的过程中，身体各个部位是同时协调向前发展的。当猿人进行直立行走时，手就被最早地分化出来，然后口腔和喉咙方能形成一个直角进而为语言的产生提供物质条件。手的灵活性既然足以使人类能够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中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界的（例如石球模仿自然界的果实，尖状器模仿自然界的尖形物体），那么他们同样可以用这一双伟大的手，当需要向同伴们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时，描摹出物体的形状。而这种在空中比划的手势，只要他们刻划或写画在地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例如石头或陶器上），就成为原始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如果说听说器官产生的符号叫作语言符号，那么视写器官产生的符号就是写画符号，这两种符号系统都是初民用来表达概念和情感的工具，手势、原始刻划和原始图画同样是一种“能指”，这个“能指”所达到的对于事物概念的把握是通过“形”来实现的。
另外，聋哑人和盲人的符号表达也可以说明人类的听说系统的表达功能与视写系统的表达功能是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盲人缺乏正常人的视写表达系统的功能，他可以用听说系统的功能来进行符号表达：聋哑人失去了听说功能，但他在视写方面得到了补充，他们在没有专门经过哑语训练的情况下，可以用类似我们上面列举的布留尔所说的方法，即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主要是用手势来进行符号的表达。
可见，听说系统和视写系统是人类进行交际的两个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的符号系统。听说系统的有声语言符号与视写系统的手势符号（写画符号）是人类表达概念的两种最基本的“能指”。
二
国内学术界关于汉字起源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刻画，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绘画。
在新石器时代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仰韶文化遗址中，山东章丘城子崖、青岛赵村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浙江良渚、江苏及上海马桥、青蒲菘泽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均发现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些刻划符号。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最早的中国原始文字。例如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⑦］于省吾说：“这些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后来，王志俊、陈炜湛、张光裕都赞同郭、于二老的观点，并各有发挥［⑧］。还有另一种观点，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博物馆所编《西安半坡》认为这种陶器刻符“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⑨］，但书中未加申述。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大量的例证，力证唐兰先生提出的“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学术主张［⑩］。
我们认为，汉字起源于原始刻划还是起源于原始图画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它们皆由人类的视写器官发生。在中国，原始刻划与原始绘画的最早的考古资料虽然还有待于发现，但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成熟的刻划符号与图画肯定有一个极为漫长的发展时期。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现在可以见到的人类最早的写画符号在旧石器中期就出现了。这一时期，尼安德特人已经能够用红色赭石在石板上描绘道道横条和丛丛斑点。在法国的利埃·穆斯特洞穴中，也发现了各种动物的断骨上面铸有丝丝横线，宛如图案雏型。在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与此相仿的文物出土［（11）］。这个时期，初民已经能够画一些简单的在采集和狩猎活动中所遇到的动植物图形，以及刻划一些极为简单的横竖道道来表达某种意思。而旧石器时代中期，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说法，也正是“分音节的语言”产生的时期。据此，我们认为，语言和原始绘画和原始刻划产生于同一时期，而且，写画符号比语言的音响有着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汉字既然是从原始刻画与原始绘画直接发展而来，那么就可以说，作为汉字前身的写画符号和作为语言符号的汉语在时间上就是同时起源的。它们具有同等悠远的历史，它们是“同龄符号”，其区别只在于根源于人的两种不同的感觉器官。汉语是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听觉器官和口腔发音器官的交流，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视觉器官和手的交流。听觉和视觉器官是输入器官，口腔发音器官和手是输出器官，它们只起到一个操作作用。人类听说系统的符号与视写系统的符号皆根源于人类最初的生产实践，它们是同时产生的，有着同等的功能，而且对于表达概念具有互补性。汉字与原始写画符号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写画符号却是汉字发生学的根据。因而就发生学的意义上可以说，汉字与汉语同时起源。
但是，关于汉语起源以后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我们实在是不甚了然。声音不能保存下来，因而汉语的早期音响形象无法推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先秦古音，只是在原始语言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变化以后的音响形象。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不然，从石器时代就有一些刻划符号保存下来。语言在发展中隐去了它的历史，而作为文字起源阶段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由于考古发掘材料的不断增多而显现了它的历史。这使我们今天的观念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人们所说的语言依然叫作语言，却将原始写画符号与文字区分开来，用两个不同概念来表达。假如我们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也叫作文字，我们就会觉得混淆了概念。于是，两个“能指”符号系统的表达就出现了不平衡；我们在思想中对于视写系统的符号作了过细的区分，而对另一个听说系统的符号没有作过细的区分。由于这种思维定势存在，我们现在就不习惯于将已经过细区分过的概念还原到没有过细区分的本来状态上去。这对我们认识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很不利。因此，我们需要用一个“视写系统”概念来和“听说系统”相对应，于是我们对于问题的理解就要好得多了。我们只要将汉字看作视写系统的符号，把汉语看作听说系统，我们就能够明白汉字所属的符号系统与汉语所属的符号系统是同时起源的。
三
人类的视写符号系统和听说符号系统都来源于人类对客观世界事物的概念认识。既然如此，它们之间就具有密切的联系，初民可以用这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用另一种表达方式，就看彼时彼地哪一种表达方式比较方便罢了。在最初阶段，这两个系统还是并列的、独立的，没有依附性。世界上古老的文字在其开始阶段，均走过了一段象形的道路，说明文字的开始阶段，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的。汉字也是这样。举“果”为例。“果”的发音为“gululu”，文字写作“?”（甲骨文），在这里，两者都是“能指”。“所指”是同一个事物的概念，就是树上挂着的从花苞里长出来的圆圆的果实。也就是说，这两个符号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都是从人类的采集中所接触到树木的果实那里来的。所不同的是，“gululu”这一音响形象是根源于人类的听说器官，而“?”则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不是记录“gululu”这一音响形象的符号，它直接从事物的概念那里得到。这个汉字并不充当语言的附庸而可以直接表达概念。
但是，文字和语言这双重能指既然都是表达同一概念，那么就为这两者统一起来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据。“?”既是一棵果树的形状，又与“gululu”果实滚动的声音联结起来，念“果”（模仿“gululu”的声音）。在这里，文字并没有附属于语言，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直接从客观事物中取得它的符号形态的。文字被当作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由于文字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变革所造成的。当人们发现说和写都表达思维中的同一概念时，他们为方便起见，就可以使两者联结起来。一般说来，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省劲得多，随时随地皆可说出，于是语言便成为人类交际的最主要的工具，视写系统的符号退居次要地位。当语言发展出一个完整的音位系统以后，文字就更加望尘莫及了，这同时也为文字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将原先描摹事物形状的文字改换一下，使之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来，文字与语言就得到了统一，于是文字就成为语言的附庸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图画文字开始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的，字形与意义联系十分紧密，文字并不附属于语言而存在。后来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字母取代了象形文字，文字成了记录语言的符号，是“符号的符号”。这是文字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这次变革是把原先由视觉器官产生的形的符号进行一番改造，由它来表示声音系统，便将两种“能指”统一到一起。人类将根源于视觉的原始刻划和原始绘画与根源于听觉的声音表达由原来的“并列关系”分割开来，进行位移，并且重新组合成“主从关系”时，文字就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这次巨大的变革对西方文化影响极为巨大。美索不达米亚字母被称为“一个只发生过一次的发明”，“这种字母很早就传播到埃及、印度、希伯莱、阿拉伯，又经由西亚的腓尼基人带给克里特人。而为全希腊所接受，又通过希腊人的再创造，形成完备的拼音文字，再传播给整个欧洲。今日流行于世界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伯莱文、阿拉伯文、梵文，尽管彼此多有歧异，但其字母都大体来自同一渊源”［（12）］。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字都具备这种变革的条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这种突如其来的变革。古代欧洲和北非的一些民族的象形文字被字母文字所代替，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所决定。但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突然的完全摆脱原始传统的变化。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的变革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随着形声字的产生并且数量逐渐增加而在汉字中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变革悄悄地完成了。但即使完成变革以后，即汉字变成了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也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字训诂学有“声训”和“形训”的“以声求义”和“以形说义”的方法，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是从声与形两方面去把握事物概念的。中国文字中由象形、指事、会意三法所造出的大量的字皆保留了从视觉器官取义的原始传统。纵然是形声字，虽然也注意到了“声”，但“形”始终是具有意义的。这是汉字与汉语之关系不同于西方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的地方，也是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
把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一看法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13）］亚里士多德所处的“轴心时代”是一个“反神话斗争”的时代［（14）］，就是批判原始文化，进行理性文化的创造的时代，此时的一些思想家不去追溯事物的起源而只注重于现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几千年来特别注重这个时代，将他们的思想奉为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的看法也就广为流传了。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文字与语言的全部关系史，而且，如果不考虑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一味套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来看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则有可能由片面性导致出部分的谬误。
注释：
①参见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6—187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102页。
③④⑤⑥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1页，第153—154页，第155页，第156页。
⑦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⑧参见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于说见《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王说见《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陈说见《汉字起源试论》，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张说见《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载《香港中国大学学报》十卷，1981年。
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97页。
⑩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35—37页及第38页以后。
（11）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页。
（12）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汉字文化的概念篇4
关键词：汉字表意文字说评议
一
汉字“表意文字说”的最早经典表述来自索绪尔。
世界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
索绪尔提出的世界文字体系的两大分类，尤其是指出汉字是表意体系的“典范例子”，至今被许多人所阐发和张扬。但其阐发与张扬的角度并不相同，因而其内涵也不完全一致。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从汉字记录汉语的语言单位角度，认为汉字是表示词或语素的，所以是表意文字。此观点在《辞海》、叶楚强的《精简汉字字数的根据和方法》、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中均有论述。
第二类，从汉字记录汉语的方式出发，认为汉字表示的是语素的意义，所以汉字是表意文字。此观点在孙均锡的《中国汉字学史》、何士达主编的《现代汉语》等著作中有论述。
第三类，从汉字的构形依据角度，认为汉字是因义构形的，所以汉字是表意文字。王宁在《论汉字简化的必然趋势及其优化的原则》以及《汉字构形学》等文章中作过论述。
第四类，从汉字表示概念的角度，认为汉字可以不通过语言而与概念直接联系，所以是表意文字。申小龙在《汉字的文化形态及其演变》以及《汉语与中国文化》、潘文国在《字本位与汉语研究》、袁晓园在《汉字的优缺点与语言文字理论的发展》等论文或论著中，对此都进行了解读和阐发。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切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接受并承认世界文字只有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两大类；汉字是表意文字并与表音文字相对立。
二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给汉字定性为表意文字，都揭示出了一些汉字不同于表音文字的鲜明特征。同时也都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表意文字”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容易把文字混同于图画，容易误会为文字直接表示概念。最早提出这种担忧的是美国语言学家列・布龙菲尔德，他说：“从表面上看，词显然是首先用符号表现在文字里的语言单位。用一个符号代表口语里的每个词，这样的文字体系就是所谓表意文字，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聂鸿音进一步指出：“‘表意字’这个术语很容易引起一个误会，即认为这种文字的符号并不代表写字人的语言的特征，而是代表实际世界的特征（概念），这显然是在某种程度上把文字和图画混淆起来了……”、苏培成也指出：“说汉字‘以形直接表义’，随便给你一个不认识的汉字，你能说出它的意义来吗？不要说去古已远的楷书，就是保留图画意味较多的古文字也办不到。古文字里占有很高比例的假借字，怎么以形表义？”
第二，“表意文字”只是理论上推导出来的类别，在实际中只有意符而没有音符的文字是不存在的。
从理论上说，由于词是个音义结合体，相应地，文字标记语言的方式就有三种：一是从意义入手，用意符记录语言，全部字符是意符的文字是表意文字。二是从语音入手，用音符记录语言，全部字符是音符的文字是表音文字。三是从音义同时入手，兼用音符和意符记录语言，字符既有意符，又有音符的文字是意音文字。
从实际情况看，字符全部是意符的表意文字并不存在。首先，语言中的词既有意义实在的实词，也有意义空灵的虚词，从意义角度记词就会出现有形可象和无形可象乃至无法象形的问题，而文字要完整地记录语言，就必然会通过假借的方式以济其穷，没有假借，就无法启动文字对语言的完全式记录的进程。而假借就是借音表意。所以，裘锡圭说：“汉字的字符里也有很多音符。假借字就是使用音符的。”而“表意的造字方法和假借方法应该是同时发展起来的……凡是独立形成的文字体系……都是兼有意符和音符的文字。”其次，现存古老的自源文字的实际情况表明，音符已经与意符平分秋色。据研究，东巴文记录的文献中，假借比例一般在70%―80%，最高的达96%；甲骨文中，假借字比例至少也在40%以上。“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这一类型的文字都包含大量表音的成分，把它们简单地称为表意文字，显然是不妥当的。”
第三，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是对语言构成要素――音义简单机械二分后所产生的与之相对应的文字学概念，它忽视了语言的不同层级单位具有不同的属性，也忽略了不同文字对书写语言不同层级单位的选择，因而得出的文字类型是粗疏的，不准确的。词是音义的结合体，但同时也是一个分层结构，文字在记录语言中的词的时候，可以实施分层记录，从而实现对整个词的记录。
从实际情况看，表音文字是从词结构的最下层音素入手，通过拼合词音来实现对整个词的记录，因为表音文字的基本单位字母表示的是纯粹的语音单位，所以是表音文字；而汉字则不然，它所选择记录的是汉语词结构的最上层，即整个的词，而词又是一个音义结合体，所以，汉字记录的既不是纯粹的语音单位，也不是纯粹的语义单位。对此，王伯熙说：“和‘表音文字’并称的‘表意文字’，是不妥当的说法。因为表音文字所记写的音节、音素，是脱离了意义的、独立的纯语音；而所谓‘表意文字’所记录的并非脱离了语音的、独立的纯语义，它所记写的永远是粘着语音的语义。”因此，在实际中，只有表音文字，而不存在表意文字。
三
综上所述，与表音文字相对的表意文字，是依据音义二分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追求术语对应平衡而产生的似是而非的不准确的说法，是简单的理论推导的结果，在实际中是不存在的，因而，汉字不是表意文字。
参考文献：
〔1〕〔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1。
〔2〕叶楚强：《精简汉字字数的根据和方法》，《光明日报》1965.5.12。
〔3〕王宁：《论汉字简化的必然趋势及其优化的原则》，《语文建设》1991.2.24。
〔4〕王宁：《汉字构形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3。
〔5〕申小龙：《汉字的文化形态及其演变》，《语文建设通讯》，1993.12.42.88。
〔6〕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7〕袁晓园：《汉字的优缺点与语言文字理论的发展》（《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88。
〔8〕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0。
〔9〕聂鸿音：《中国文字概略》，语文出版社，1998。
〔10〕苏培成：《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书海出版社，2001。
〔1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
〔12〕喻遂生：《纳西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语言文字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6。
〔13〕邹晓丽等：《甲骨文字学述要》，岳麓书社.1999。
汉字文化的概念篇5
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
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
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
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
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
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
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
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
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
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
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
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
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
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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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的概念篇6
关键词：汉字；设计；融合
一、汉字的发展历史
汉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字，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而发展至今，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文字体系，而在今后，它仍会伴随着人们的文化观念、视觉因素以及审美要求等诸多方面因素的某一个或多个的变化而继续演化发展。
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的词素音节文字，为上古时代的华夏族人所发明创制并作改进，目前确切历史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300年商朝的甲骨文。再到秦朝的小篆，发展至汉朝才被取名为“汉字”，至唐代楷化为今日所用的手写字体标准――楷书。汉字是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主要文字，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有学者认为汉字是维系中国南北长期处于统一状态的关键元素之一，亦有学者将汉字列为中国第五大发明。中国历代皆以汉字为主要官方文字。
汉字在形成渊源上有很强的象形因素，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举荐形成了以形表意、以意传情的字体构成，几乎可以说，汉字是物象符号化、语言图像化的典范。而每一个汉字的造型也都是在几千的发展中提炼出来的最恰当的那个“形体”，也可以说是被大众所最为接受、最能准确地表达其意思的那个造型。在五千多年的演进历程中，汉字字形不断变化，形与意相互结合，随着人们的文化观念、视觉心理、应用及审美的需求而不断的发展，在象形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具有高度符号化、图像化的方块字。[3]p214
所以我也可以这样说，尽管在于文学、语言学等学科领域，汉字一直被研究，其实我们若把其神秘面纱简化分析，汉字实际上只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平面设计”。说它是“平面设计是因为汉字是出点画构成的记录人类理念的平面设计，是供书写或类似方式处理的视觉信息符号。
二、现代艺术的概念
现代艺术设计可以说是一个包含万物的范畴，所包含的范围之广，涉及学科数目之多都是空前的，它所包含建筑艺术、环境艺术、平面设计、新媒体艺术等领域。然而在“艺术设计”一词中，“艺术”只是定语，它本身成了对“设计”的装饰。同时“艺术设计”还是对过去“装饰”概念的最好演绎，比如过去的室内装饰系就改名为环境艺术设计系。从更深层看，这一概念反映了中国当代一批工艺美术界学者们对设计的认识。人类在漫长的生产、生活过程中，经过不断积累而认识到美之后，造物活动与美的创造就始终紧密联系着。设计是为人造物的艺术，也是按照美的规律为人造物。[1]p70由此我认为审美观念、造物行为和技术因素三个方面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并相互发生良性作用时才会形成设计艺术，一种有价值的设计。
三、汉字艺术与设计的关系
1.汉字的视觉作用
而汉字这样的“平面设计”在过去的历史里的范畴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应该就是以汉字为装饰对象的图形艺术和书法艺术了，从它们的形式美感到欣赏价值，都是文字艺术上的典范，同时随着现代人的创作和对美的追求，这些又在继续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文字艺术在当代的设计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一个地位，不单单如此，优秀的文字设计在现代设计的起到了画龙点睛的重要作用。汉字的构成形式决定了它是一种具有巨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设计元素，有着其他设计元素、设计方式所不可替代的效应，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与感染力。在现代迅猛发展的社会文化形态、经济活动方式、科学技术条件、大众传播媒介的推动下，现代汉字艺术设计从世界其他国家吸取精华，并将之融合到强烈的民族个性之中，凭借其独特的表情获得强烈的视觉感染力。作为高度符号、色彩的视觉元素，汉字越来越成为一种有效的信息传达手段。
2.汉字的演变历史对当今设计的影响
要说到汉字图形在现代设计中的影响，我想我们应从汉字的演变历史说起，因为汉字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在对现代设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从宏观上来看汉字经过了几千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从它的现实作用上来看汉字的演变过程又可以可以简略归纳为五个阶段：声、形、象、数、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或许你会认为就当中的“形”字是对当代艺术设计有着影响的，其实不然，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在文现代设计中地位都是举足轻重的。
例如说“声”是任何一种语言的必要组成部分。在遥远漫长的太古时代，人类从本能的哭声、笑声或模仿大自然的鸟鸣、虫叫、兽吼、风声、雷声、雨声等等中逐渐分化出具有一定意义、代表一定事物的声音，这就是语音的进化。语音的分化必定有其自身一定的规律，从现代语言中可以分辩出一些线索。这也是告诉我们文字中含有声音的艺术，有人说声音的艺术就是音乐，我不敢妄自否定这样的观点，但现在我至少能得出声音的艺术在文字中同样存在。进而让我们想到当代艺术设计中融入“声”的元素的优秀作品。
再说到“形”是语言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远古时代人类主要面临的是生存和种族延续问题。在与大自然和猛兽毒蛇等的斗争过程中，有时需要用“形”或“画”来表示事物。例如：远出狩猎，为了不至于迷失道路，可能在岩石上或树干上做一些标记。人类在狩猎时，也注意观察野兽的足迹，以辨别出野兽的特性。另外，人类也可能出于对神秘大自然的崇拜或对美的事物的追求，在岩洞壁上，画上“日、月、人、山、木、动物、祖先……”等图象。[3]p216
“形”对现代设计的影响那或许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管是什么领域的设计师都是在追求形式的美感，汉字造型本身所具有的装饰意味在当下设计中“中国风”的推进下显得十分突出。汉字图形装饰特点主要是受民间造型艺术、传统吉祥图案等内容审美影响，为艺术设计创作提供了广泛的优秀素材。从现代大量的成功力作中，我们不难看出“民艺”的踪影。例如，北京2008奥运会会徽的“中国印”造型等等。
“象”则是创造汉字和《易》说理预事的主要方法。“日、月”等属于象形文字，是造字的基本部件。这些基本部件相互组合，产生各种各样的“象”，创造出更多的字。基本部件和字还可以进行更高层次的组合，产生用于表示各种事物、各种意念的诸多文字。在很多人脑中总认为“象形”是我们祖先创造文字的最初的方法，而现代设计中的象形手法也是被我们大量运用的，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特别是应用于LoGo的设计上，比如联通的LoGo，变是采“盘长”之形，然后又附之于连结、联通之意，可谓精彩。
“数”概念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类首先掌握的概念可能是“无”和“有”。“有”进一步分化形成“一、二、三、多”等数的概念。然而“数”的概念在现代设计中可能最多的就是表现在空间设计上，空间设计讲求的从大范围的有到小范围的填充，始终在追求整体的统一与和谐。[2]p69
“理”是“象、数”的扩展。汉字外延的演变主要是通过“理”来扩大的，即相“象”的事物，“理”也相通。例如：“明”本意是明亮，延伸出“眼睛看得清楚、心里明白、事情变得明显……”等。“理”在我的理解上就是讲求一个设计的“提炼”，我想最明显就是我们的设计策划上，设计策划是啊现代艺术设计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整个设计体系的创意、执行过程等许多大个概念及细枝末节的最重要的依据。一个好的设计永远都是有非常具有创意和生命力的策划所主导的。当今社会被经常作为话题的应该就是地产业了，它的政治、经济因素我们撇开不谈，就说一些优秀的地产推广，在这样一些成功的推广中，你会发现它的所有的操盘手段、营销模式、广告策略等都是一跟主线出来的，那就是前期的策划，那样的策划是极其凝练的，但随之而来一大揽子的设计，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理”。
四、结语
汉字作为一种文字语言，其发展演变和造型构成确实一门独特的视觉艺术，上述汉字演变的五个阶段“音、形、象、数、理”，本质上也是创造汉字的五种基本方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字演化与当下我们的艺术设计的关系，其实与其说“关系”，倒不如说是对我们现代艺术设计的促进与推动。汉字在几千年的发展延续中凝聚了中华民族无尽的智慧，是先人无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集中体现。
中国汉字之博大精深，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才能获得更为完整的体会和运用。
注释：
[1]诸葛铠著.《设计艺术学十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汉字文化的概念篇7
关键词：字母词综述演变规律
字母词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中国入世、科技文化交流、“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在国际经济贸易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字母词也随影附形地渗入其中。之初，字母词主要出现在科技领域，具有行业特殊性。之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高科技商品交换，现代生活方式的相互交流，字母词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语言事实。字母词现象，引起学术界关注，进行过大量研究，取得了相应成果。我们顺应着学术界的研究思路，梳理2007年至2016年间有关字母词研究成果，进一步确立字母词在汉语词汇中的地位，探索字母词发展演变规律。
一、字母词的定义及归属
刘涌泉在《谈谈字母词》[1]中认为，现代汉语的词有两类：一是汉字词，这是绝大部分；另一类是字母词，占很少一部分，其中大部分是外来语。汉语字母词是“由拉丁字母（包括汉语拼音字母）或希腊字母构成的，或由它们分别与符号、数字或汉字混合构成的词”。2007年，对照刘涌泉的《字母词词典》，王崇[2]对词典中的字母词，作了形式和语义来源的分类和统计。他认为，字母词是书面形式上，有外文字母参与构成，能在口语中使用，语音形式整体或部分来自外语，并有完整词义的外来词。徐可馨在《汉语“字母词”探究》[3]中，认同王崇对字母词的界定。又有学者把字母词放在汉语词汇系统中进行界定。朱春敬在《试论汉语拼音字母词》[4]中认为，“字母词”应该称名为汉语拼音字母词，“汉语拼音字母词是汉语词汇中字母词的一部分。它们或者全由汉语拼音字母构成，或者由汉语拼音字母与汉字、与外文字母、与数字、与数字和符号混合而成”。陈佳漩在《字母词概念的重新界定》[5]中，从社会语言学角度，重新界定字母词的概念，“在汉语公共语言生活中使用的、单词性的、完全或部分由字母构成的词语”。纪丽丽在《试析汉语中的字母词》[6]中认为，汉语中带外文字母（主要是拉丁字母），或完全用外文字母表达的词，词义或语音进入汉语语境后，词义或语音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属于字母词，称之为英源性（拉丁）字母词。仿字母词构造的词，如HSK等，因为本身具有汉语表意功能，也属于字母词，称之为自源性字母词。祁世明在《网络化背景下汉语字母词探析》[7]中，将字母词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字母词，其构成要素中所含字母，可以是任何一种语言的字母，如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希腊文等。汉语中的拼音字母也可归入其中，如“π型人才”“n1n1族”“HSK”等；狭义字母词，是指其构成要素为拉丁字母，以英文为主，以英语字母的形态直接插入汉语之中，或独立成词，或与其他语码混合在一起。
综合分析学术界对字母词的定义，我们认为，从成词角度说，字母词是直接使用英语缩略词，承担世界通用概念的词类，也包含模仿的造词。我们收集了当前流行的5000个字母词，通过细分：英文词组开头字母组合式，占73%；汉语拼音字母组合式，占19%；拉丁字母与汉字组合式，占8%，生命力不强。
关于字母词的归类，一致认可属于外来词的一种现代形式。
二、字母词出现的原因
张仰奋（2008）认为，字母词的存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国民外语水平提高的表现，是对语言概念的补充。刘素t认为，字母词的出现，是语言动态变化的一种表现，主要有四个原因：与国外交流，引入了许多新生事物；人们外语水平的提高，推动了字母词的广泛使用；大众传媒促成了字母词的推广；追求时尚和崇洋的心理加快了对字母词的吸收。张玲从语言本身符号性的特质，语言使用的社会语境，语言使用者的心理因素等方面，探讨汉语中字母词使用的理据，指出：字母词在汉语中的使用，属于语言发展的正常现象。同时建议使用字母词时要遵守国家语言文字法，充分考虑大众的接受和认可程度，满足日常交际和行业交流的需求。李明月从言语交流中的经济原则，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开放心态等语言、社会和心理因素方面，探讨了字母词产生的原因。
我们认为，当今字母词的流行，原因有三：一是世界各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互通互联更加广泛和深入，主要表现在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字母词承担着世界通用概念的角色；二是语言工具的简便性，促使汉语吸纳一部分英文字母词；三是仿照英文字母词的形式，创造汉语拼音字母词，以适应外国人的文字识别心理。
三、字母词的分类
关于字母词的分类，学术界这一阶段（2007-2016）的分类主要有：孙一能将字母词分为，纯字母词、用汉语拼音缩写的字母词、外文字母+汉语词（语素）、外文字母+数字、外文字母+符号、数字+英文七类。赵京武、李秋果将字母词分为，外语词语缩略形式、汉语词语的汉语拼音缩写形式、英文原形词、字母加汉语语素或汉语词、字母加数字或符号五类。周显峰将字母词分为两大类，纯字母词和复合字母词。其中，纯字母词又分为外语中的原形词、外语词的缩略形式、汉语词语的汉语拼音缩写形式；符合字母词又分橛τ猛庥锏淖帜讣捌渌趼源剩再搭配上一个与原词意义相关的汉语语素，利用字母的形体特征作为语素，再与汉语语素组合构成，外文字母加符号或数字。
我们比较认同周显峰的分类，纯字母词和复合字母词两大分类。两大类中，各自包含具体的小类。字母词具有可创造性，未来还可以延伸出其他小类。
四、字母词的使用情况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字母词逐渐加入汉语队伍中，但因其行业性强的原因，使用范围较窄。2000年以后，国际交流频繁，科学技术转化为实用商品，市场经济繁荣，字母词进入寻常百姓的口语中，成为汉语生活的一部分。
（一）字母词使用调查
邹玉华、瞿国忠、董春萍（2007）对《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六种报纸进行字母词词频统计，调查发现，科技领域中使用字母词的密度最高，其次是教育领域，再次是经济领域。军事领域和政法领域使用密度最低。字母词的使用密度与文章领域相关，与地域及报纸性质不相关。2007年至2014年，学术界对字母词词频统计表明，字母词逐渐进入人们日常口语中。
（二）不同群体对字母词的使用情况调查
裴昕月（2007）[8]通过调查问卷，对大学生常用的字母词，从语义类型，使用字母词的特点，大学生使用字母词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语义类型方面，专业术语类、专门名称类、娱乐时尚类使用的频率相对较高。大学生使用字母词的特点是：纯字母词的使用频率最高，其次是数字字母词的使用。影响大学生使用字母词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环境，字母词使用简便，大学生追求时尚新潮的心理，大学生的英语水平高。原新梅、梁盟（2007）《留学生字母词语的知晓度》，柏程伟（2014）《字母词使用态度调查研究─以扬州大学在读学生为例》等，学术界关注不同社会群体使用字母词的情况。
我们的调查也表明，2000至2007年，对字母词的使用，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医疗系统、大学校园、文化产业、商业等领域。2008年以后，现代产业发展，智能商品的市场流通等，将字母词的使用扩散到普通消费者口语中。
五、对规范使用字母词的原则及建议
余秀忠在《对汉语字母词使用及其规范化的思考》[9]中指出：对待字母词，要实行“拿来主义”，既要承认它在汉语中的存在，又要多加引导，合理规范。纪丽丽提出字母词规范原则：适度适当的原则、灵活动态的原则、字母词规范应该具有科学兼容性。贾刚如认为，规范字母词的原则：明确性原则、普遍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简洁性原则。另有学者，对规范字母词的内容进行研究。杨松柠阐述了字母词的结构和字母词的音形规范问题。袁庆提出，规范字母词的书写形式，减少异体字母词，规范字母词的读音。
学术界对字母词规范问题提出建议。程钰调查大量实例，分析广告中字母外来词的使用利弊，提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规范》，对字母词的使用进行规范，为专用的字母词加上准确的汉语注释，确保广告的真实准确。董琼瑜举实例指出，字母词在书写上不规范，如：大小写没有明确界限；写法相同的字母词，意义会产生混淆；字母词表意不明确；字母词会影响民众知情权；字母词涌现的速度大于语言本土化的速度等问题。提出规范字母词的意见：一是尽量使用表意明确的汉语词语；二使用字母词要充分考虑民众的知情权；三加快字母词的语言本土化速度。
我们认为，字母词的使用规范，必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规范》。同时，还要根据字母词本身的特点，进行语言本土化改造。
字母词的构词特点是，拼音词组开头字母的大写组合。字母组合，如GDp、Cpi、VR、eC等；数字与字母组合，如5D、4G等。
字母词的主要性质是国际通用词语。如，国际范围内认可的“GDp”，意思是“国内生产总值”。
因此，字母词的使用规范，应该设置两个心理方向：一是输入理解方向。字母词由国外输入，用本国的语言进行解释，便于理解和运用；二是输出交流方向。本国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中，使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词，方便理解和交流。
六、字母词的应用规律与教学
字母词的存在必有规律可循。一是普遍性规律。字母词是外来词的一种，主要标记国际通用的概念，方便国际范围内的交流与认知，如“GDp”。现代流行的字母词，标记着国际最先进的科技、文化概念，在商品交换中，被消费者使用，认知范围扩大。如“eC”，对应汉语词是“电子商务”；“emS”，对应汉语词是“邮政快递”。二是可替代性规律。例如在汉语中，外来的字母词，可以有对应的汉语词。根据语境的不同，相互替换使用；三是可延伸规律。标记科技进步成果的字母词，经历延伸过程，形成字母词链。如“3G―4G……”字母词链、“B2B―B2C―C2C……”字母词链等；四是新陈代谢规律。部分标记社会事物的字母词，随着新事物产生，旧事物消失，字母词内部也此涨彼消。
掌握字母词的使用规律，对社会认知字母词，以及字母词的教学有帮助。
我们认为，字母词认知和字母词教学，主要采取对应法。例如：emS（expressmailService），对应“邮政特快专递服务”。“emS”是国际通用的字母词，是唯一的；相对应的词组，可以是各个国家的通用语词组，是多样性的。
七、结语
字母词的存在和社会使用，与国际先进文化、科学技术、商品市场开放和包容密切相关。社会进步、对外交流、市场经济的发达，扩大字母词应用的空间。
探究出字母词的构词、应用规律，能够提高社会对它的理性认知，丰富民族语料库，提高互联互通、对外交往交流能力。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通用语和民族语，承担着主体交流功能。字母词乃至外来语，是民族语料库中的补充材料，起着辅助交流的作用。
注释：
[1]刘涌泉：《关于汉语字母词的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1期。
[2]王崇：《字母~的定义及归属》，中国科技术语，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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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裴昕月：《大学生使用字母词情况调查》，中国科技术语，2007年，第6期。
[9]余秀忠：《对汉语字母词使用及其规范化的思考》，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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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的概念篇8
（一）汉字的混搭
1.装饰图形与汉字的混搭
合体字是一种极具中国传统特色同时又包含混搭概念的字体设计形式。这种民俗字体一般没有明确的读音，但是其独特的装饰性和趣味性使其能够广为流传。合体字将字义与字形作为其设计的重点。通过将一个词语中的文字混合、搭配在一个特定的符合词义的字形之中的方式进行字体设计。济南民居上“魁星踢斗”的浮雕正是合体字设计的一个典型代表。作品将“魁星踢斗”四个字重新组合成神话中文昌君一手执笔，一手捧斗，一只脚向后翘起状如踢斗的形象，来表达状元及第的美好祝愿。即使不识或者不懂汉字的百姓见了也很容易联想到“魁星踢斗”。如今依然有大量的设计师愿意通过同样的方式进行新的创作，而汉字自身图形化的特点也再此类设计中得到进一步的运用。
2.几何形态与汉字的混搭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汉字设计已经脱离了单一的审美趣味。西方设计浪潮带来的全新视觉传达效果和设计理念派生出了一种新的汉字设计方式：几何化的汉字设计。设计师们放下了中国汉字的笔画特点。在几何化的汉字设计中，汉字设计既打破了书法技法下得比例、均衡、韵律、节奏等书写原则。同时也放弃了宋体字中横细竖粗末端衬线的设计传统。设计师们通过简单的几何形来概括汉字的笔画，或者直接跳过笔画直接通过几何形态来概括的描摹汉字的字形。右图中来自nodYoung的汉字设计“菩提本无树”正是一个西方几何抽象元素与汉字混搭后产生的设计作品。
3.文化元素与汉字设计的混搭
将可以代表不同文化的元素单独提炼出来与文字结合并加以设计。将具有文化特色的元素图形化并于汉字结合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汉字设计方式。设计师通过文化元素的运用与汉字进行结合形成新的设计作品。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并没有遵从传统汉字设计中横细竖粗的设计方式。而是将我们常见的文化元素，例如印章，兰草等作为整套字体设计的核心。
（二）拉丁字母与混搭概念的结合
拉丁字母的演变与汉语一样有着漫长的过程。从公元八世纪加特林小写体的出现到后来逐渐演变出得哥特体。以及往后意大利的斜体等字体的分化。拉丁字母与中文一样在早期字体的演变中不断的根据书写的特点发生着演化。但是在现在的字体设计中，哥特体、罗马字体中对于衬线精益求精的设计已然放缓。无衬线字体设计也在Helvetica的出现后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各种新颖的字体大量的涌现。西方的设计师们也已经完全跳出了衬线等传统设计的局限。将大量不同元素和跨学科的设计理念融入了新的字体设计之中。
1.图案、图形与英文设计的混搭
英文字体的特点与汉字不同，英文少有象形，一个单词中字母的组合，这样就给英文字体设计提供了更加自由和想象的空间。在英文字体设计中，设计师可以对字母进行更为复杂的变形而不影响其阅读性，将图形与图案等元素与字母的基本型混合，从而设计出新的具有视觉趣味的字体。同时，现代的字体设计也不再仅仅满足于印刷阅读等普通用途。字体设计被更为广泛的应用在了企业形象等大规模应用的设计之中。而其中对于字体设计的创意要求也进一步的提高；不同元素与字母的混搭也为绞尽脑汁的设计师们提供了更多新的解决方案。
2.三维设计与二维字体的混搭
拉丁字母具有的几何性质让设计师可以将三维的视觉特点与字母混搭，通过跨学科的方式从设计新的作品，在具有良好识别性的同时三维的结构更能给人带来视觉上得冲击。利用三维软件来制作新的字体已经成为时下常见的设计方式，设计师通过将三维的设计元素与二维的字母混搭形成了全新的字体设计。
二、多文字的混搭设计
混搭概念不仅在单一语言的字体设计中可以运用。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共存的时，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混搭。而为了更好的让不同文字结合，如何区分这个混搭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可以通过区分设计的目的来对他们进行解构，将两者在混合的情况下尽量搭配。
（一）中英文字体元素的混搭
英文与中文同时出现时，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在保持不同的阅读功能下使两者的元素共存。正如北京奥运会的标志“BeiJinG2008”正是用书法的元素书写的英文内容。虽然使用了中文书法的元素但并未存在具备汉语字义的字型出现。
（二）中英文文字的混搭
1.商标中的混搭
在商标设计中，我们通常可以见到中英文两种文字的结合，当中文文字与英文文字同时出现在商标中时，我们常见的设计方式是中文作为主图形，英文则依然保持原有的阅读功能并置于中文下方，或者两者之间构成共同笔画形成关联。在商标的设计中，准确的处理好中英文混搭的关系可以各区所长形成良好的视觉效果。（本文来自于《大众文艺》杂志。《大众文艺》杂志简介详见。）
2.文章中的混搭
在文章中，我们考虑中文必须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中文的方块字特点，另一方面则是中文的书写方式。正因为中文的方块特点，所以中文原本的编排方式是由上至下的顺序。英文在这方面则于中文相反，是由左至右的横排。而在编排文字是，中英文同时出现则会给编排上带来一些问题。因为中文具备横书的编排方式而英文并不具备直书的功能，所以当两者混搭是，避免直书是保证阅读性的首要要领。
三、结论
汉字文化的概念篇9
关键词：汉字日语影响
一、引言
汉字传入日本之后，成为日本创造文字的基础。汉字的输入，不仅使日本人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字“假名”，日本人还根据表达的需要，利用“六书”造字法，创造出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国字”。汉字不仅结束了日本的零文字历史，而且从内容和形式上丰富了日语语言的表达。可以说，没有汉字就没有日本的文字，汉字已经深入到日语的骨髓中，融于其血液之内。本文将分析汉字对日语的文字、词汇、语音、文法等方面的重大影响。
二、文字方面
1.汉字的传入
《隋书》记日本“无文字，以刻木结绳记事”，说的是日本在借用汉字之前并无本国文字。公元三至五世纪，中国汉字逐渐传入日本。据日本史书记载，朝鲜百济王仁携带《论语》《千字文》到日本，是汉字正式传入日本的标志。汉字传入后，日本朝廷的敕诏，国史，诗文等无不用汉字撰写。例如圣德太子在公元604年发表的《宪法十七条》就是纯汉语式文章。但此时日本人使用汉字的形式，只限于把汉语原封不动地吸收过去，而且，文字的使用者也主要是入籍的中国人和朝鲜人，以及日本的皇室和贵族。隋唐时期，为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日本朝廷先后向中国派出了3次遣隋使和19次遣唐使。官方的交往，促进了民间贸易与文化活动，掀起了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为了全面学习中国文化，日本人努力学习汉字，成为当时的社会热潮。
2.日本文字的诞生
如上所述，汉字传入日本，被日本广大人民理解、接受，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但是，属于黏着语的日语与孤立语汉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汉字和汉文毕竟不能直接记录和表达自己的语言，使人感到有诸多不便。于是，为了适应表达日本语言的需要，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在奈良时代创造出以汉字音、训作为表达日语的标示形式——“万叶假名”。因其用法主要集中在日本古典名著《万叶集》中而得名，即一个词或一个句子有几个音节就用几个汉字表达。比如，“星”一词，当时写成万叶假名“保思”两个汉字，“草”写成“久佐”两个汉字。其中所用汉字大都丧失其原来的意义，它们只是被作为一种符号表示日语语音。假名是对“真名”即汉字而言，真名即真正的文字，是假名的来源。以“万叶假名”为母体，经过不断的改造和简略，在8世纪，空海仿照汉文的草字体创制了草书字母——“平假名”。平假名就是上述所说的“万叶假名”在频繁使用过程中写法不断被本土化，从而经常利用其行书体和草书体而慢慢形成的。片假名和平假名一样，实际上也是人们在社会使用过程中逐步创造、逐步完善的。片假名相传为奈良时代吉备真备所创。吉备真备利用汉字的偏旁结合日本语的发音，创造了日本语楷书字母——“片假名”。“平假名”、“片假名”的产生，标志着日本文字的出现，由此逐渐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文章书写方式——汉字假名混写体。综上所述，日本从最初没有文字到自己创造出独有的假名文字与“和汉混合”的文字体系，这个过程同时是全面引进汉字、学习使用汉字，并根据日本原有语言对它消化和再创造的过程。
3.国字的变迁与发展
在不断的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为了表达日本特有的事物，聪明的日本人利用汉字的“六书”造字法，发明创造出了日本独有的“国字”。如前所述，日本从我国吸收汉字并用来记录日语，但是遇到一些日本特有的事物、概念，就找不到合适的汉字完全表达日语的实际要求，再加上平安朝初期日本人就很熟悉中国的造字法，所以他们就根据需要，创造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国字，以作补充。从国字的字形上来看，主要是根据汉字六书中的“会意”法造出来的。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素（有意义的最小汉字形体单位）在意义上的重合表示一个新的概念。如「働表示人活动的意思，「鱈表示下雪的时候捕捉的鱼，「凪表示风停止了，「峠指山路的最高上下行走处，「辻指十字路口、交叉点。国字的出现，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有助于日语的发展。这是汉字对日本语言的另一大卓越贡献，也是汉字在日本实现本土化的又一体现。
三、词汇方面
除了在文字方面吸收汉字之外，汉字的传入，还增加了日语的词汇量，丰富了日语的表达能力。和语中，表达抽象概念的名词和有关星座、人体内部器官的词汇很少，汉语的传入给日语增加了词汇，特别是弥补了用和语词无法表达的抽象概念词汇的不足，如“忠”、“孝”、“礼”、“德”、“気”、“情”、“精”、“縁”、“念”等。表示人体部位（如「頭、手、足）、表示生理疾病（如「頭痛）、表示社会制度（如「律令）等词汇也被大量引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些惯用已久的意味深长的四字熟语，就是引进“成语”而形成的。所谓“四字熟语”，就是由四个汉字复合而成，具有固定的格式，已经在日常生活中长期使用的惯用句形式。日语的这些四字熟语最初来源于汉语，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日语的四字熟语逐渐发生了变化，与我国现在使用的成语产生了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类型。
1.与汉语成语同形且意义完全相同的，也就是保留了汉语成语原本的形意的四字熟语，例如：「一目瞭然、「一朝一夕、「一刻千金、「喜怒哀楽、「四面楚歌、「千差万别等。
汉字文化的概念篇10
东汉末年，我们已有《说文解字》这样的辉煌巨著，直至今日亦研究汉字时，仍把它作为必备的参考书而置于案头，但它其实只是—部离析性考释的著作。在清朝末年，深埋在地下几千年的殷王朝历史档案——甲骨文重返人间，文字学家把这种材料与历代出土的金文材料、传世的古代文献相结合探讨汉字问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这些成果大都是属于文字事实研究方而的，在汉字理论建树方面，远不及文字事实的研究那样景气。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汉字学，特别是近百年来的汉字学在理论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的有以下两点：
一、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
清末以前，传统文字学（即小学）只是经学的奴婢。人们殚精竭智研修小学，主要是为了通经。清朝末年，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文字学家们致力于建立—门独立的汉字学，企盼把小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
当时及后来，泛滥于思想界的，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人们大都认为，现代化是单元的，现代化即等于西方化。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字学，必然带上欧洲中心主义的深深的胎记。
与古代文字学家不同，清末以来的文字学家接触了西方文化，大体弄清了西方文字的面貌及其历史。既然现代化等于西方化，既然西方文字和它的历史呈现出特定的样态，那么，中国的文字学家们在探讨汉字的理论问题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向西方文字“认同”。
（1）汉字的“形”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
西方拚音文字不是以形表义的，而仅仅是表音的，它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它对语言有极强的依赖性。既然如此，汉字也应是这样。于是中国的文字学家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汉字“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3页）这样的主张不是个别的，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有的文字学家断然说，文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的主张，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斯大林又进一步指出：“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基础’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一般的文字学家认为，斯大林所说的思想的自然基础，仅仅是指有声语言。这样，认为汉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那就是离经叛道的。
可是，近年来，通过对聋哑人和失语症患者的研究，人们认识到，语义同物质手段的联系是多维的。这样的物质手段，可以是声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手语形式。现代心理学的实验也证明，认读方块汉字可以直接从图象获取意义信息，不像认读拚音文字那样，必须通过语音的分析才能了解意义。
正因如此，我们相信著名语言学家帕默尔的这句话：
“（汉字的）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过口头词再去表示概念”。
（2）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简化
西方文字大体经历了图画文字（古代埃及文字）、表词文字（古代埃及文字）、音节文字（古希腊文字）和音素文字（古布腊文字，拉丁文字：希腊音素文字起源于腓尼基文字，而腓尼基文字是在古代埃及和克里特·迈锡尼文字影响下形成的；拉丁文字又源于希腊文字）这么几个发展阶段。就书写单位来说，西方文字的发展趋势是绝对的简化。
在此启发下，又兼看到了汉字中的一些简化现象，于是文字学家们立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今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简化。
但是，汉字的事实似非如此。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的繁化现象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在殷商时代，“祖父”的“祖”只写作“且”，语气词“唯”只写作“佳”，“考妣”的“妣”只写作“匕”或“比”。这类现象决不是罕见的，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与西方文字书写单元的一味简化不同，汉字书写单元的演变走的是一条自己的路，它是既简又繁。吕叔湘说：“讲到字形的演变，可以说是既有简化，又有繁化。简化指减少笔画，为的是写起来方便。繁化指增加偏旁，为的是区别字义”。（《语文近著》145页）这样的看法是比较符合汉字发展的特定状况的。
汉字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发展道路呢?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则是中国文化宏观背景的影响。中国文化有一种基本的特征，即是调和持中，它制约着我们汉族人处理问题时的方式。比如，古人在处理政治问题时，既不一味的“宽”，也不一味的“猛”而是讲究“中和”，要“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古人认为，这样才能处理好政事。又如在为人上，古人认为既不能太“质”，否则就过于“野”，也不能太“文”，不然就过于“史”，要取其中，即“文质彬彬”，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君子。再如在处理“中学”和“西学”这对矛盾时，人们大都主张“中学”为“主”为“体”，而“西学”为“辅”为“用”，这也是取中庸之道。总之，古人在处理矛盾时，不好走极端，而常以互相让步、调和折衷的办法解决。这样的中庸文化精神，也制约着人们对汉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的处理方式。汉字是要人书写的，写出来后又是让人看的，书写的人要求汉字形体简单，而看的人又要求汉字“视而可识”。这两项要求就构成一对矛盾。面对这个矛盾，古人是取中庸之道的，即走简明化的道路。既考虑书写人的要求，努力减少笔画便于人们书写；也照顾阅读人的利益，适当繁化，以区别字的意义。
（3）汉字日益向表音的道路上迈进
西方文字的发展历程是，由表示意义到表示音节，再由表示音节到表示音素。既然如此，中国的汉字也应当是日益走向表音。
为什么说汉字的发展具有音化的趋势呢?文字学家们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假借字的产生和大量使用，，二是标音的形声字的出现。
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如果汉字也同西方文字一样，是在一步步地向表音的方向迈进，那么在汉字中，传统所谓“假借字”应该是越来越多，而且相同的音节应该逐步用同一个“假借字”来书写。这样才能逐步由表意文字过渡到音节文字，最终变成拚音文字。
但是，汉字的历史发展状况却与此大相径庭。假借字在较早的时期就已经出现并比较广泛地被使用着，但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假借字多半被加上了义符。比如“溧冽”的“溧”本来写作“栗”（栗树的栗），“忧感”的“感”本来写作“戚”（斧头类兵器），“云谓”的“谓”本来写作“胃”（肠胃的胃），“碡瑁”两字本来写作“毒冒”。有些假借字虽然没有加上意符，但是，由于它频繁地被使用，它的特定形体作用于人的视觉神经，使人产生了条件反射，在人们的头脑中已实现了字形和字义的直接联系。比如，连词“而”、“则”，代词“其”、“此”等等，人们视其形即知其义。
汉字在其发展中，逐渐取得绝对优势的不是假借字，而是“溧”、“感”、“谓”一类的形声字。形声字为什么会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呢?有的文字学家解释说：“这是由于它具有标注语音的优越性”。（梁东汉《文字》20页）这样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若论标注语音，那么形声字不及假借字，因为后者是纯粹表示语音的。既然具有标注语音优越性的汉字会在汉字的发展中占有优势，那么在汉字占绝对多数的应该是假借字，而不是形声字。其实，形声字是在象形符号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音化是为意化服务的。它的声符往往不是真正表音，而只是大概地譬况一下，而且还常常兼表意义。一句话，形声字基本上也是以形表义的。
总之，汉字的发展趋势，并不是象有些文字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步步地走向音化，而是始终在“意化”。
（4）汉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
五四时期的多数专家学者，都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他们相信，要实现现代化，就要走西方的道路。既然如此，汉字未来的出路就在于拉了化，即以字母表示语言中最小的单位——音素。这一点，成了当时许多学人的共识。后来，文字学家们又得出了汉字的发展呈简化和音化的趋势，这样，人们就更加相信，未来的汉字一定会是一种西方式的拼音文字。建国以后，党和政府把汉字的根本改革作为—项政策来加以推行。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是五四时期汉字拉丁化思想的历史延续。经这位伟大人物的提倡，汉字改革、走拼音化的道路成了不容置疑的语言文字工作上的指导思想。毛主席还具体地指出了汉字拼音化的具体实施步骤。主张要分两步走，一是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二是加以根本性的改革。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文字改革的思思，提出了当时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是简化汉字，二是推广普通话，三是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样文字改革的各项基础工作就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然而，汉字拼音化运动至今快一个世纪了，它的成就却不大。这是为什么?
另一个引起人们反思的原因，则是近年来人们对现代化这一概念认识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特别是欧美学者认为现代化的潮流是单元的，它从西欧崛起后，将要涵盖天下，波及世界各地，任何—种文化，都要经过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洗礼。但是，70年代以后。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些异于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出现了。如以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为代表的新工业文明——即东亚工业文明即是其中之—。这些东亚同家和地区所走的道路，与西方的道路有所不同，其工业化的模式也有别于西方，但是，他们却取得了很大成就，实现了现代化。而对这样的事实，人们开始对现代化单元发展模式产生怀疑，开始认识到，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只是西方的一条，实现工业化的模式也不只是西方一种，现代化是多元的，而不是单元的。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一些思想家开始进行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即设法突破19世纪以来欧洲中心主义所提出的现代化模式。他们没法从三个方向进行突破，—是回到传统中去，二是想办法了解非西方的重大文化传统，再一个就是了解初民的文化传统、初民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寻根热潮在世界范围内蔚为壮观。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汉字，再思考汉字的未来。
清末以来，人们人都认为汉字“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而拉丁文则很容易，它“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提笔”。（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既然如此，汉字与拉丁文：字的优劣自不待言，汉字走拉丁化的道路也势在必行。
可是，今天人们却认识到，汉字虽然有—些缺点，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记忆汉字虽然不象记忆西方文字宁母那样容易，却没有记忆词的书写形式的辛劳。而且汉字还有其它一些优点，如汉字适应汉语的特点；它以形表意，阅读速度快；它是一种平面字，储存的信息多，给人的敏感优于线形字；它简洁明确，有超时间和地域的功能等等。正因汉字有种种长处，所以行人说汉字是“智慧的结晶，文明的奇迹”，甚至还有人说：“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汉字既然适合汉语的许多特点，并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长处，所以，人们认为汉字的未来不见得是拉丁化，对汉字进行的改革，不应是废弃式的改革，而应是继承式的改革，即把它不好的地方取消，采取优胜的地方。
二、难以克服传统文字学理论的缺欠
我国传统的文中理论，有所谓“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个理论产生于汉代，经东汉末年许慎的阐发而影响于后世。它本身有许多缺欠，主要有下述三点：一是把造字方法与用字方法混为一谈，更不会阐述这两者区分的原则，二是没有分清汉字的静态结构类型和动态的创造方法这两个概念，三是对造字方法、用字方法以及结构类型缺乏科学、完整的认识。
许慎所具体阐发的六书理论，虽然存在着种种缺欠，但是在清代以前，它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挑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许慎以来没有发现多少新材料，在宋代虽有不少金文材料出土，但却没有用于汉字学的研究；二是许慎所撰写的《说文》，属于我国小学的经典著作，而小学与经学的地位几乎同样崇高，一般人不得妄加非议；二是我同学术研究的传统缺乏创新意识，人们崇媚古人，古人的学说被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之故，人们对六书学说不发生怀疑，研究汉字学只是在六书的系统里、圈子内，画地为牢。许慎以来，文字学的著作虽然可以汗牛充栋，但是，真正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却没有。一直到清代，有些文字学家才发现，六书理论存在着一个大问题，即把造字方法和用字方法混为一谈了。
汉人把六书都看成是造字的根本大法。其实，在这六书里，假借、转注两法与前四种方法有明显不同，使用这两种方法以后，在整个汉字体系里，并没有增加新的汉字。把这两种方法也称之为造字之本，显然是名不副实。对《说文》和“六书”有深入研究的清代学者，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对“六书”加以区分。清代著名语言学家戴震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他用“体”和“用”这两个概念把六书切为两半。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王筠则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者为经，造字之本也；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木也。”（《说文释例》）他则使用“经”和“纬”这两个概念，并明确地指出，前四书是造字之本，后两书是用字之本。
有些文字学家，不愿意相信六书两分的看法，他们宁愿相信汉人。汉代学者明明说六书是“造字之本”，你们清儒为什么说后两书不是呢?
其实，清代学者区分了造字和用字之不同，提出了造字法和用字法这两个概念，是很有理论意义的，是对于中国文字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后人应择善而从，不应迷信汉儒，应该在清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下述问题：一是造字和用字区分的标准是什么?二是造字法和用字法这两个理论子系统各包含哪些理论要素?
关于造字和用字这两者的区分标准问题，文字学家们并没有把它提出来，更不用说加以讨论了。而这个区分原则，显然是文字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对此认识不清，必然影响到汉字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入。
我们认为，凡符合下列两条者即属于“造字法”。一条是，活动的结果使语言中一个需要记录的语素有了自己的书写形式，二是在整个汉字大家庭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
定下这个原则，有助于系统全面地探讨文字的创造和使用问题。
关于汉字的创造方法。最早有前面讲过的汉人的六书说。这个说法把用字方法也包括进去了。清人认为，“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四者才是文字的创造方法。这四书学说虽然比六门说前进了一大步，但是问题仍然很大。
第—，由于它没有分清动态的“文字创造”和静态的“文字结构”这两个概念，所以把由不同力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归于同一种创造类型之下。例如所谓的“形声字”就是这样，有些形声字，如“氢”、“氧”等等，是直接用两个偏旁组合而成的，是真正的“形声相益”，“氢”、“氧”这两个语素，原来根本就没有书写形式。但许多形声字，则是通过对记录该语素的旧有汉字的改造而产生的。比如原野的“野”的初文作“”，后来加注“予”声，于是“”这一新的形声字就诞生了。由上述两种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若从静态的结构来分析，都是由意符和音符组成的，古人把这两类字都纳入“形声字”这种造字方法之下的原因即在此。
第二，由于古人缺乏较强的抽象概括能力，所以又把用同一种造字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分属在不同的造字类型之下。如指事、象形、会意这三书就是这样。这三书都是通过描摹字形（包括事物之具体形状和抽象的形态）来表达语素意义的。例如古文字小的“上”是通过描绘一短横在一长横之上的形体来表达在上的意思，“日”是通过描绘太阳的外部形态来传达日头的意思，“舂”是通过描摹两手举杵舂臼巾之物的形状来表达“舂”这种动作。这都是用同一种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却被分成二类，正因如此，这三类造字法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比如，“上”、“下”两字，许慎归为“指事”，而郑樵却列入“象形”。又如象两手争夺一物的“争”字，有人认为是“象形”有人认为是“会意”。
第三，有一种文字创造方法还没有被归纳出来。比如“叵”（由“可”字变来的）“少”（由“小”字分化出来的）、“祖”（由“且”字改造而成的）等字是什么方法创造出来的，这个问题四书说没有回答。
四书说的上述缺欠源于汉人的六书学说。四书说既然存在这样的缺欠，那么对它进行改造就是势在必行的了。30年代，精通传统小学和古文字学的唐兰先生，对六书说、四书说展开了批判，还提出了他的关于汉字创造理论的新学说——三书说。这三书说是，—为象形文字，二为象意文字，三为形声文字。唐兰认为，象形文字要具备下列二个条件。首先，一定是独体字，其次，一定是名字（用来记录名词的汉字），最后，一定在本名以外，不含别的意义（“人”是象形字，因为它只有“人”的意思；“大”不是象形字，因为它含有“人”以外的“大”的意思）。除了象形文字，形声文字就都是象意文字。
唐兰的三书说仍然存在四书说的上述三种缺欠。既是诗人又是个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的陈梦家，在1956年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新的三书学说，即“象形”、“假借”、“形声”。他认为这是汉字创造的三种基本类型。“象形”是由形得义，“形声”是由形与音得义，“假借”是由音得义。陈梦家的三书说，克服了四书说的第二项缺欠，把“象形”、“指事”、会意”看成一种造字方法。但是，他概括这三书时使用的名称——“象形”则不甚理想。陈氏的三书说，仍没有克服四书学说的第—、二条缺欠，而且又把“假借”当作文字的一种创造方法，这无疑是汉字创造法研究上的退步。
]988年裘锡圭先生出版了《文字学概要》，在这部代表着80年代汉字学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里，他采用了陈梦家氏的三书说。但他对“象形”这—名称做了改动，使用了“表意”这个术语。他认为：“这样才能使汉字型所有的表意字在三书说里都有它们的位置”。（《文字学概要》106页）这样，裘先生的三书说是表意、假借、形声。这三书说仍然带有陈梦家三书学说的缺欠。
中国汉字的创造方法到底怎样，这是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确定了“造字法”和“用字法”区分的原则之后，应该全面、系统、科学地把汉字的创造方法概括出来。
汉字是语素文字，也就是说，—个汉字所记录的大都是一个语素，而且是单音节语素。语素有它的声音，也有它的意义。在最初（主要是从事理逻辑上说的），人们创造汉字时使用的方法，大都是绘形表义法，这种方法是通过描绘形象化的符号来图解语素的意义。比如，要想记录“门”这一语素，就画上两扇门；要想表示“追逐（野兽）”的意思，就画人（用一只脚代替）追逐逃走的猪这样的简要图画。这种造字方法，基本上包括了传统的“象形”、“指事”、“会意”这三书，但比这三者的涵盖面要大。
另一种方法，就是形体分化法。这种方法是为了应付由于语素意义的引伸变化和汉字形体的假借而造成的一字多词的情况而使用的。为了解决一字多词的矛盾，人们便在原字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创造出一个新的汉字来。例如，“且”字既作副词用，又表示祖父的“祖”，人们就由“且”通过加偏旁“示”分化出一个“祖”字来，专门表示“且”的后一种意义。又如“取”既有取东西的意思，也有娶妻的意思，人们就由“取”通过加偏旁“女”分化出一个“娶”来，专门表示“取”的后一种意义。再如“气”有云气和乞求两种常见意义，人们就由“气”通过减少笔画分化出一个“乞”字来，专门表示“气”的后一意义。
再一种造字法，是表义拟声法。这种方法是同时取来两个汉字，用其中一个汉字的字义指示所要记录的浯素的意义，用另一个汉字来譬况所要记录的语素的声音，两者合而为一，创造出一个新的汉字来。如“氢”、“氧”、“氮”、“禧”、?”、“祺”等字都是这样产生的。
总之，文字的创造方法应该是下述三种，即绘形表义法、形体分化法、表义拟声法。
关于汉字的使用方法，过去有“转注”和“假借”两书说。“转注”的含义如何，人们始终搞不明白。这样，就只剩下“假借”一法了。
文字的使用，是指没有（或有）书写形式的语素对已有汉字的借用。
语素对文字的借用，一般只取被借字原来的音，例如象簸箕形的“其”字之所以被语气词“其”借用，是因为簸箕的“箕”和语气词“其”音近。这种借用方法就叫音借法，也就是一般所谓“假借”。
有时语素对文字的借用，只取被借字的形而不管它的音、义。例如，因为“获”的古字“?”象人手里拿着一只鸟，有“只”的意思，所以就被语素“只”借过来，作为自己的书写形式。这种方法叫作形借法。
语素对文字的借用，有时只取被借字的义而不管它的形和音。例如，表义为十斗的“石”，本来并不读如“担”，但是，由于它和语素“担”意义相同，“石”就被借来书写“担”这个语素，“石”也就改读为“担”。这种方法叫义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