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主要区别篇1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定义特点区别联系
微观与宏观，顾名思义，宏观就是指从大的方面去观察，微观就是指从小的方面去观察。世界存在宏观与微观，当然，在经济学中也会存在宏观与微观。从整体上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我们称之为宏观经济学；而从局部的深层次上研究某种经济现象的科学，我们则称之为微观经济学。
具体的来说，微观经济学主要以单个经济单位（单个的生产者、单个的消费者、单个市场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单个生产者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分配在各种商品的生产上以取得最大的利润；单个消费者如何将有限的收入分配在各种商品的消费上以获得最大的满足。它阐述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个体根据什么和什么样做出经济决策，例如：消费者怎样做出购买产品或服务的决策；企业针对消费者需求、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关系怎样作出的决策；劳动力所有者怎样决定劳动流向与劳动流量等等。
而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考察对象，研究经济中各种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动，以解决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变动、国际收支等问题，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它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研究社会总体经济行为就是研究国民收入，即研究如何使国民收入稳定地（没有通胀和缩退）以较合适的速度增长。这表明，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有：经济波动及与此相联系的就业与失业问题；价格水平及与此相联系的通胀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等。
当然，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都是研究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及其后果的，而市场经济中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都是一定意义上的供给和需求行为，因此，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相同之处就在于都是通过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决定价格和产量，并且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需求曲线一般来说都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价格下降，需求量会增加，而它们的供给曲线都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即价格上升，供给量会增加。这就是说。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着相同的供求曲线形状，它们的交点决定着价格和产量。
但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体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及其后果，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这就决定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微观经济学中的供给和需求曲线都是个体经济的供求曲线，因而由此决定的成交价格和成交量也是个体商品（包括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和成交量。不仅如此，而且微观经济学中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一般形态，看起来和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需求曲线和短期供给曲线的形态都差不多地向下倾斜和向上倾斜。
其中，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相比较，它在理论面貌和研究方法上有如下一些主要特点：1.以个量分析为基本方法、2.以边际分析为主要工具、3.以均衡状态为分析依托、4.以实证分析为主要手段、5.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6.以理论多元化为发展特色。而宏观经济学也有如下几个特点：1.研究对象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2.其核心理论是收入决定理论或就业理论、3.其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方法和流量分析与存量分析方法、4.它是个体理性与总体非理性的矛盾、5.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层次包括国民收入的核算指标、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开放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
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微观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它对于微观经济现象的众多说明和对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阐述无疑是有价值的。在解释微观经济现象或偷袭微观经济问题过程中，人们没有必要实际上也不可能绕过人类已存的思想认识或研究成果。当然，它也只是提供了分析的逻辑和框架，并不能直接代替对问题的解决。如果说微观经济学提供的是理论基础，那么，宏观经济学则是为了找出办法，让经济社会运行得更加稳定，发展得更快。
而两者之间，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互为补充的，其次，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简单加总或重复，两者共同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整体。而对于区别，1.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经济，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或规律，从总量上分析问题。2.其次，它们解决的问题不同。微观经济学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宏观经济学则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利用，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3.当然，它们的研究方法与基本假设也不同，微观经济学用个例分析，研究经济变量的单个数值如何决定。而宏观经济学采用总量分析，即对能够反映整个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因此，宏观经济学又称为总量经济学。4.对于基本假设，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而宏观经济学则假定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通过“看得见的手”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5.最后，它们的中心理论和基本内容也是不同的。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还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等等。而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则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还包括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等等。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主要区别篇2
摘要：宏观经济学探讨的是国民经济总体的运行规律，主要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宏观经济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学习宏观经济学有利于从整体角度把握社会发展状况，从经济学的层面分析社会发展趋势。本文主要简单的阐述了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内容涉及到宏观经济学的定义、研究内容、发展经历、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等，在此基础上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失业现象。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内容；发展；中国失业现象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一、宏观经济学概述
（一）什么是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是通过研究整个国民经济各种总量的变化，来说明资源利用是如何得以优化的经济学理论。由于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就业总水平以及国民总收入等经济总量，因此，宏观经济学又被称之为就业理论、收入理论。
（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宏观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广泛。纵观宏观经济学，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计量模型[1]。宏观经济理论主要包括投资理论、货币理论、经济周期理论、消费函数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等等。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工具、经济政策机制、经济政策效用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主要包括各派理论建立的不同的经济模型，主要用于经济理论的验证等。
二、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总体说来，它的产生发展大约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萌芽阶段。凯恩斯之前，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领域，但是部分经济学家也开始涉足宏观经济问题，从经济整体角度来看待国民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宏观经济学的萌芽阶段，又被称之为宏观经济学的古典学派。第二阶段：形成阶段。宏观经济学的形成与著名的凯恩斯革命是分不开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使古典宏观经济理论陷入了困境，美国失业率在不断上升，同时国民经济总产出在不断下跌，在这一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失业率和总产出不是常量，而是变量。于是，以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积极探索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理论上分析了失业长期存在的原因，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第三阶段：补充拓展阶段。凯恩斯革命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起了宏观经济，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进行了补充和拓展。著名的iS―Lm模型、消费投资与货币需求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菲利普斯曲线等都是这一时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成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m.Friedman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现代货币主义。现代货币主义认为，市场机制本身具有一定的恢复能力，主张政府应实行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应执行货币供给原则，保持货币存量的稳定增长。现代货币主义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经济学理论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架构。
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
（一）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有一定的联系的。首先，两者均采用了实证分析法，都属于实证经济学。其次，两者互为补充。宏观经济学是从宏观角度分析国民经济，微观经济学是从微观角度分析国民经济，两者互为补充，共同促进社会资源的最优化。最后，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宏观经济学是在微观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宏观经济学并不是微观经济学的简单加总[2]。
（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别
第一，研究对象不同。微观经济学以家庭、厂商等单个经济单位为主要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则以整个国民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整体角度分析国民经济的运行规律与特点。第二，研究方法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经济，即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则是总量分析，即运用平均量或个量的总和来分析整体经济运行情况。第三，基本假设不同。对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是基于完全理性、充分信息等基本假设，假设“看不见的手”能够自由调节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宏观经济学假设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通过“看得见的手”调整市场机制的缺陷。第四，基本内容不同。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围绕这一中心理论还涉及到生产理论、分配理论、市场理论、产权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等；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具体包括开放经济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等。
四、宏观经济学论中国失业现象
（一）中国失业现象分析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失业理论，失业主要分为三种类型：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不同的失业类型是由不同的原因引起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就业反向恶化是中国失业现象的一大特色。下面就中国失业现象作简要分析：第一，摩擦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主要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造成中国摩擦性失业现象严重的一大原因就是求职者缺乏就业信息，求职者自身条件与工作岗位难以匹配。现阶段中国失业现状是：社会经验不足、技术能力不强的高校毕业生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用人需求；不少职员因各种原因而辞职失业；广大农民工盲目涌入城市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些都造成了摩擦性失业。第二，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主要是指劳动力供需不匹配造成的失业。中国结构性失业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求职者数量质量与人才市场需求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造成有的地区拥有大量工作职位却无人求职，而有的地区则多人争抢同一职位，如东西部地区经济差异性造成东部地区人满为患，西部地区无人问津；二是求职者自身素质较低，专业性人才短缺，一方面大量求职者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企业苦于缺乏技术性人才。第三，周期性失业。周期性失业主要是指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的短期失业，它一般出现在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2008年的经济危机造成中国失业人数增加就属于周期性失业。
（二）中国失业现象的应对措施
第一，多方位防止结构性失业。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打破地域界限，建立空岗报告制度，最大限度的披露空缺岗位，继续完善市、区、街三级就业体系，促进就业人员的流动，全面提升就业者的专业性素质等等都是防止结构性失业的重要措施。第二，提高就业服务水平，防止摩擦性失业。高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现阶段中国各大高校频频扩招，难免会造成人才质量的下降。为了防止结构性失业，必须完善高校教育体制，注重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求职者的专业能力；加大社会职业培训机构的资金投入，大力支持培训机构的人才培养工作；同时，完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培训与职业指导，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素养。第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应对周期性失业。为了应对周期性失业，可以增加政府开支、降低税率、增加货币供给量等。我国要实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深化企业改革，确保经济持续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扶持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大力加强民生工作，解决消费不足问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推行利率市场化等。同时，政府还可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使退休工人可以得到养老金，失业者可以得到保险金，子女年幼的母亲、残疾人可以得到补助等[3]。
五、结论
总而言之，宏观经济学是将整个经济活动看做一个整体，通过对经济系统总体行为的分析，研究一国经济的总体趋势的一门经济学科。宏观经济学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学理论的完善而不断发展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宏观经济学将会真正应用于社会实践，促进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
参考文献：
[1]武建奇.关于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思考[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8（03）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主要区别篇3
关键词：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投资效率产权性质金融发展
一、引言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造成世界实体经济衰退的同时，也给微观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致使诸多企业出现了财务危机乃至濒临破产。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了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也未能在此次衰退中幸免。然而对我国而言，这次危机作为一种外生冲击，具有良好的自然实验属性，虽然给实体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陈武朝（2013）研究发现了经济周期会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江龙与刘笑松（2011）发现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会对公司现金持有行为产生影响，石晓军等（2011）则发现了商业信用对信贷政策具有反周期性，可见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企业行为特别是投资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关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学者们主要从宏观视角研究其波动的原因以及可能的后果，较少涉及其对微观企业可能产生的影响。此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经济的衰退致使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财政、货币以及产业政策等系列刺激政策，进而出现了钢铁、煤炭、水泥、光伏产业、电解铝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造成投资效率的低下。特别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政府干预更是加剧了宏观经济周期性衰退造成的低效率投资。因此本文从宏观经济周期角度出发，研究其对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投资行为作为微观企业行为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价值的形成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目前关于投资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微观层面，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类：格尔根和伦内布格（GoergenandRenneboog，2001）与唐雪松等（2007）所作的公司治理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李青原（2009）、比德尔和希拉里（BiddleandHilary,2006）所作的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此外近年来，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宏观经济与财税货币政策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如靳庆鲁等（2012）关注了货币政策下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申慧慧等（2012）则研究了环境不确定性条件下公司的投资效率。可见，目前尚未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角度研究公司投资效率的变化及其在中国制度环境下表现的差异。然而，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利于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微观后果提供经验证据，而且有助于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在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时提供经验借鉴，所以对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公司投资效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探究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具体作用机理，并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一方面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丰富了公司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结合中国制度环境，分别考察产权性质以及金融发展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作用，为揭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经济规律提供了经验证据；从多元化与行业周期性角度检验了不同类型公司受经济周期影响的敏感程度差异，为公司抵抗经济周期性风险提供经验证据。此外，以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自然实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研究宏微观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也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互动行为的文献。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一项基本规律，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行为，投资效率直接影响公司价值，同时也极易受宏观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实现了年均9.8%的稳步快速增长。然而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率一度跌至历史低点。为防止宏观经济的衰退，我国政府先后使用宽松的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刺激微观企业行为，这些政策实施对微观企业最直接的影响表现为公司的投资行为与投资效率。因此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研究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然而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有着强烈的动机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当宏观经济步入衰退期，政府为实现宏观经济率先复苏，频繁通过系列政策措施等以刺激经济，其最终表现为对企业经营活动尤其是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干预。陈信元与黄俊（2007）的研究表明，在政府干预经济较严重的地区，政府更多地涉足地方经济的建设，因而对企业的干预更为普遍。程仲鸣等（2008）则发现政府干预对上市公司特别是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产生重要影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政府先后使用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产业政策等措施刺激宏观经济，出台了前所未有的以“四万亿”刺激计划，如此大幅度的刺激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会产生何种影响？经济周期是指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的周期性波动，集中体现为宏观经济的扩张与衰退的交替更迭。靳庆鲁等（2012）的研究表明，资本逐利规律强调公司未来的投资活动取决于其当前的投资机会，当面临好的投资机会时，公司应追加投资、扩大规模，当面临差的投资机会时，应减少投资，缩减规模。根据经济周期理论，当宏观经济由扩张期进入衰退期时，公司面临的投资机会减少，理性的投资者应该会选择减少投资。然而为防止经济衰退，政府会进行逆周期性干预政策，特别是处于转型经济的中国，在政府力量的驱动下，企业必须进行逆周期的投资行为，从而降低其资本逐利规律，公司投资行为与投资机会间的敏感性会降低，最终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综上所述，经济周期性衰退会降低公司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相对于宏观经济繁荣期，宏观经济衰退期时公司投资对Q值的敏感度会更低，表现为顺周期性
产权性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基于融资约束与政府干预程度角度。首先周和方（ChowandFang，1998）指出，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同时存在着国有与非国有两类产权性质完全不同的企业类别，这两类公司所受的融资约束差异较大，因此，产权性质可以作为公司受融资约束程度较好的替代变量。同时，包括张莉芳（2012）、古伦和艾恩（Gulenandion，2012）、连玉君（2009）等国内外学者研究也证实了融资约束是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调节变量。林毅夫与李志（2004）的研究也证实了，从融资约束程度来看，相比非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在父爱主义下，国有企业往往存在着预算制度上的软约束，因此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其表现为更低的融资约束程度。从政府干预程度来看，申慧慧等（2012）研究认为国有股权公司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预。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政府从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入手刺激宏观经济时，资金方面收益的首先是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在衰退期受约束程度较低。此外，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且更易受到来自政府非营利目的的干预，从而弱化了其经营的营利性，弱化了资本逐利规律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从而致使国有企业产生了更低的投资效率。无论从融资约束程度还是从受政府干预程度视角，国有企业均更易表现为投资与Q值更低的敏感性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显著，表现为衰退期更低的投资效率
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与之发展较低的地区，至少存在以下差异：第一，公司受融资约束程度存在差异。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金融中介组织更为发达，金融工具更为多样化，从而为公司规避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时其资本市场化程度更高，获取资金的成本也将更加合理。第二，债务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余明桂与潘红波（2008）的研究表明，公司债务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然而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公司债务融资主要取决于关系等非正式制度，从而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更弱，对公司投资效率影响力较小。第三，受政府干预程度存在差异。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往往也是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其受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在宏观经济的衰退期，政府为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一方面干预银行放松银根；另一方面促使微观企业投资。根据以上阐述可以发现，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会通过资金来源、债务治理以及政府干预等多个渠道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具体来讲，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资金配置更加无效，债务治理作用更弱以及受干预程度更高，因此其会弱化资本逐利规律的作用，进而产生在危机期间更为激进的投资行为，最终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相对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的公司，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公司的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显著，表现为衰退期更低的投资效率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考虑金融危机从2008年开始，同时为使年度分布更加对称，以避免因样本分布偏差而产生的误差，本文选择2006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考虑被解释变量（投资investment）与解释变量（投资机会tQ）需要错开一期，滞后一期指标均为2005年至2008年数据，因此本文实际样本选择为2005年至2009年期间数据；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同时剔除数据不全、资产负债率大于1或为负值的上市公司以及金融类公司，最终选择了4945个年度公司样本；为了避免异常值对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对除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Cycle）等哑变量之外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三）变量定义公司规模（Size）、现金流（CFo）、资产负债率（Lev）、风险（?琢return）、行业哑变量，均是控制公司投资水平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见下表（1）。根据该研究模型中tQ*Cycle系数?茁3是主要测试变量系数，如果其显著大于0，表明经济周期衰退会提高公司投资效率，反之如果显著小于0，则表明经济周期衰退会降低公司投资效率。
（四）模型建立借鉴靳庆鲁等（2012）、陈德球等（2012）的研究设计，使用投资与托宾Q敏感度代表公司投资效率，其敏感性越大表示投资效率越高，反之越低。为此我们使用以下模型对研究假设H1、H2及H3进行检验，其模型设定为：
investmenti，t+1=?茁0+?茁1*tQ+?茁2*Cycle+?茁3*tQ*Cycle+?茁4*Size+?茁5*CFo+?茁6*Lev+?茁7*?滓（Return）+industryDummies+?着i，t
其中investment为公司投资水平的变量。tQ表示投资机会的托宾q，Cycle为经济周期的变量。考虑2008年为我国宏观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刻的一年，而2010年之后在经济政策的刺激下，宏观经济开始复苏，因此为了能够更准确的捕获金融危机深刻影响，本文将2008与2009年定义为经济衰退期，同时为了考虑样本的对称性，避免因样本的分布偏差，将繁荣期定义为2006与2007年。为了使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还使用2003-2011年度数据为样本，将2008年之后定义为经济衰退期进行重新回归，发现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2）与表（3）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表。从表（2）看，公司投资水平（investment）均值（0.057）大于中位数（0.038），表明样本公司的投资水平整体右偏。经济周期变量（Cycle）均值为0.527，表明处于衰退期的样本数略高。控制变量投资机会（tQ）的均值（1.493）略大于中位数（1.198），公司规模均值（21.355）与中位数（21.279）比较接近，呈现正态分布，现金流（CFo）均值（0.051）与中位数（0.050）接近，呈现正态分布，其最小值为-0.216，表明样本公司有部分公司现金流小于0，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0.530）与中位数（0.520）基本相当，呈现整体分布，经营风险（?滓（return））同样呈现正态分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从表（3）的结果看，投资机会与公司投资呈现正相关，而经济衰退与公司投资也呈现显著正相关，表明在面临衰退时，公司投资不是减少，反而增加，从而直观上可以判断这可能是导致衰退期低效率投资的重要原因。此外其它变量之间均没有较强的线性关系，从而降低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带来回归产生的误差。
（二）回归分析表（4）报告了本文研究假设1与研究假设2的回归结果。表（4）中的第1列经济周期与投资机会交乘项（Cycle*tQ）的系数为-0.008（t值为-1.81），显著为负，与研究假设H1一致，表明相对于经济繁荣期，经济周期的衰退期会导致公司投资效率的降低。表（4）中的第2与第3列为分别按照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分组进行检验，发现其系数分别为-0.006（t值为-1.43），-0.003（t值为-0.89），前者达到边际显著，并且其绝对值也明显大于后者，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敏感，从而表现出更低的投资效率。表（4）中的第4列则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设置为哑变量与经济周期和投资机会交叉项进行交乘，其系数为0.002（t值为1.82），显著为正，也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更敏感，因此具有更低的投资效率，以上均与研究假设H2相一致。
（三）相关性分析表（5）为假设H3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看，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Cycle*tQ系数为-0.009，显著为负，而当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Cycle*tQ系数为-0.003，为负但不显著，且前者绝对值明显大于后者，此外第3列的交乘项系数也显著为负，其结果与研究假设H3一致，表明相对金融程度发展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其公司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波动更敏感，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根据陈武朝研究认为，微观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与企业所处的行业周期性有关系，因此借鉴陈武朝采用上海证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的上证周期行业50和非周期行业100指、沪深300周期行业和非周期性行业指数对周期性与非周期性行业的分类，将采掘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金属非金属、房地产等行业定义为周期性行业，其余行业则定义为非周期性行业。周期性行业与非周期性行业中，其经济周期对公司投资效率回归结果分别见表（6）的第（1）与（2）列，其结果表明经济周期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主要存在于强周期性行业，而弱周期性行业则影响较小。公司多元化不仅有利于公司规模化生产，而且有利于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宏观经济周期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会不会因公司多元化而降低？为此，本文根据公司经营收入的行业分布，如果其跨两个及以上的行业进行分布，将该公司定义为多元化公司，反之则定义为非多元化公司，按多元化与非多元化进行分组进行回归，其回归结果见表6。结果显示，经济周期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主要在于多元化公司中，表明多元化可以降低经济周期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四）稳健性测试为了使本文的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还考虑使用固定资产变化率作为投资水平的变量，使用资产报酬率作为投资机会，直接使用GDp增长率与公司投资机会进行交乘，并使用2003年至2011年数据为样本，以检验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发现本文的结论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囿于文章篇幅所限，未能报告其回归结果，读者如有需要，可向我们索取。
四、结论
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政府应着力宏观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管理，平抑其周期性的大幅度波动，为微观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因此，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宏观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政府应做到以下几点：（1）更加科学地使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促进宏观经济平稳运行。本文研究表明，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特别是繁荣与衰退的交替转换会改变公司外部经营环境，致使企业难以适应进而出现投资的盲目性，弱化资本逐利规律在投资行为中的作用，从而降低了公司的投资效率。提高宏观调控政策水平，平抑宏观经济周期性剧烈波动，对提高公司投资效率，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大意义。（2）着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金融发展程度更低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更高地区的公司的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更弱。这是因为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公司的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债务治理能力更强，受政府干预更少，因此具有更加良好的经营环境及更加理性的投资决策机会，并最终表现为更高的投资效率。（3）适度引导有实力的公司应进行多元化经营，以规避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弱周期性行业中的公司其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更小，且多元化可以抑制宏观经济周期性产生的影响，因此公司若进行多元化经营，特别是跨强周期与弱周期性行业，其受宏观经济冲击将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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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主要区别篇4
摘要:随着国内外旅游的快速发展,我国旅游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迫切需要加强对旅游经济的宏观管理。本文首先分析了旅游经济系统的内在联系和动态运行过程,分析了宏观旅游经济的内容和特点,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职能、过程和特征,为加强我国宏观旅游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旅游经济;宏观旅游经济;宏观旅游管理
随着我国国际国内旅游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国家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加快培育和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对旅游经济的管理。在实践中,旅游管理不仅涉及微观旅游活动主体,包括旅游者和旅游企业的经济行为和决策,而且涉及到宏观旅游经济管理主体,即国家旅游管理部门的宏观决策与调控,而连接微观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桥梁就是旅游市场。因此,旅游管理既包括对微观旅游活动的微观旅游管理,对旅游市场活动的市场管理,也包括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宏观旅游管理,需要从理论上了解和掌握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职能、过程和特征,才能有效地加强和指导宏观旅游管理的实践。
一、宏观旅游经济的含义
现代旅游经济,是一个包括旅游者消费活动、旅游企业经营活动、旅游市场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经济子系统,是国民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系统论角度分析,旅游经济系统,既体现了旅游活动相关的各组成要素的集合,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过程(见图1),还从动态角度反映了整个旅游活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
(一)旅游经济活动
旅游经济活动,一般包括三个层面的活动,即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和旅游组织的管理活动。第一个层面是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通常包括旅游者从购买旅游产品并离开居住地开始,经过一定距离的空间移动而到达旅游目的地,通过在旅游目的地的活动而满足其旅游需求,再返回居住地的全部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旅游者在旅游客源地选择、决定和购买旅游产品过程,只有当旅游者购买了旅游产品后才可能成为现实的旅游者;二是旅游者往返于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移动过程,实质上就是旅游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旅行消费过程;三是在旅游目的地所有旅游活动的消费过程,是满足旅游者需求的主要内容,也是旅游活动的核心内容。第二个层面是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主要指旅游企业为保证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顺利有效进行,直接提供各种旅游服务的所有经营活动过程。由于旅游活动内容复杂、涉及面广,因此必然涉及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许多企业。按照现代旅游经济系统模型分析,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可大致分为旅行商、长途交通运输企业、旅游接待企业三部分。旅行商的经营服务活动包括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两部分,前者的主要职能是销售旅游产品,招徕和组织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后者的主要职能是整合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要素,做好旅游者的接待组织活动等。长途交通运输企业、旅游接待企业则按照旅行商安排的旅游线路,做好旅游者空间运送及旅游活动的所有接待服务活动。主要从事旅游经济研究、旅游规划设计和旅游行政管理。第三个层面是旅游组织的管理活动,主要是指旅游目的地政府旅游组织和其它非政府旅游组织,通过旅游行政管理、宏观调控、行业自律和中介咨询等活动,提供旅游信息服务、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旅游企业行为,为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和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保证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顺利而有效地进行,实现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目的和旅游组织的管理目标。
(二)宏观旅游经济内容和特点
在旅游经济系统中,宏观旅游经济体现了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过程,是旅游发展过程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地区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形成的综合体,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
1.宏观旅游经济,是旅游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纵横交错形成的综合体。从横向看,宏观旅游经济活动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子系统活动同时并存的经济活动过程;从纵向看,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像一般社会再生产一样,是按照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子系统活动依次进行,并不断循环往复的经济运行过程。因此,这种纵横交错的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运行和化,就形成了旅游经济再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2.宏观旅游经济,是旅游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构成的综合体。旅游产业是由多种旅游服务要素构成的经济产业,其既包括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旅行社业、旅游住宿业、旅游餐饮业、旅游运输业、旅游景观业、旅游娱乐业、旅游购物业等,也包括部分或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邮电通讯、医疗卫生、金融保险、文化科学、教育培训、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及工农业等众多行业。其从纵向上表现为各产业、行业和企业之间上下指导和执行的经济层次关系,从横向上表现为各产业和行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协调的经济序列关系,从而形成多层次、多序列立体交叉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3.宏观旅游经济,是各区域旅游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综合体。任何旅游者、旅游企业和旅游行业的活动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因此一定的区域旅游布局构成了宏观旅游经济的空间表现形式。从纵向看,区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现为部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的上下联系的区域旅游的层次布局结构,如不同级别的风景区、度假区、森林公园和景区景点等;从横向看,区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现跨省区、跨地市区、跨县区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空间布局结构,体的旅游景区等,从而构成多个旅游区域相结合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二、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是指国家旅游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旅游发展的总体目标,运用决策、规划、组织、调控、监督和服务等职能,统筹协调旅游发展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实现宏观旅游经济的良性运行与发展,不断提高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宏观旅游管理,首先必须明确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所谓宏观旅游管理目标,是指国家促进旅游发展和调控旅游经济运行的总体目标。由于旅游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经济社会活动,其涉及面广、环节多、层次多,因此宏观旅游管理目标也必然是多方面性和多层次性的。从总体上分析,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通常可以分为政治目标、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发展目标四个方面。
1.政治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政治目标,是按照“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和要求,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通过旅游活动的广泛开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强公民的爱国主义意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旅游的“民间外交”功能,通过大力发展国际旅游(包括出入境旅游),促进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国家竞争力等。
2.经济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经济目标,是通过有效配置旅游资源和生产要素,提供质量高、数量多、类型全的旅游产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协调发展。同时,在有效满足国内外旅游者需求的同时,为旅游经营者带来更多的收益,促进旅游目的地群众收入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国家增加更多的税收和外汇收入,推动旅游服务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3.社会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社会目标,是通过旅游活动和加强宏观旅游管理,在满足国内外旅游者跨文化交流、增进人们相互之间的友谊和理解的同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改变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促进旅游企业文化建设和旅游行业职工素质提高,增加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就业,改善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推动与促进旅游目的地各项社会事业的繁荣兴旺与发展等。
4.发展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发展目标,是通过加强旅游宏观管理,不断丰富旅游活动内容,为旅游者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促进旅游企业健康发展,推动旅游业和相关产业发展,促进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实现旅游目的地及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从宏观旅游管理的阶段性目标看,一般可以分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近期目标主要是实现旅游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中期目标主要是实现旅游行业结构和旅游区域布局的合理化,实现旅游经济持续健康地增长与发展;远期目标是实现旅游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同时,还必须为后代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三、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
宏观旅游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旅游管理组织,客体是宏观旅游经济活动、运行和发展,简言之,宏观旅游管理就是国家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管理。正确理解宏观旅游管理的涵义,还必须注意宏观旅游管理与微观旅游管理、旅游市场管理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正确把握宏观旅游管理的主要职能。
(一)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区别和联系
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区别,主要是管理的对象不同。微观旅游管理的对象,通常是指对旅游者活动和旅游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是以个体旅游活动为客体的管理;而宏观旅游管理则是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管理,是以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为客体的管理。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两者是互为前提的。微观旅游活动是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细胞,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必须以微观旅游活动为基础,因此宏观旅游管理是建立在微观旅游管理基础之上的;同时,由于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直接影响着个体旅游活动的进行,因此宏观旅游管理又是微观旅游管理的重要前提条件,并对微观旅游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协调作用。旅游市场是连接个体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桥梁,决定了宏观旅游管理和市场管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旅游市场管理,不仅包括对微观旅游活动的作用和影响,对旅游市场的规制、监督和调控等,也包括在宏观旅游管理指导下,对旅游市场机制和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因此旅游市场管理是宏观旅游管理的对象。但是,在具体的旅游市场管理中,往往又包含了某些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和内容,如对微观旅游活动主体的监管,对旅游市场供求的调控等,因此旅游市场管理与宏观旅游管理又是密切联系的。
(三)宏观旅游管理的主要职能
宏观旅游管理,通常是通过各种管理职能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进行管理。从旅游管理的实践看,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主要包括决策、规划、组织、调控、监督和服务等方面。
1.旅游决策职能
是指政府对旅游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重点和政策措施做出选择和决定的职能,其贯穿于整个宏观旅游管理的全过程。在现阶段,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完善过程中,因此政府决策职能在旅游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形成了具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各级政府在旅游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和促进旅游发展的各种措施方面,还发挥着重要的决策职能和主导作用。
2.旅游规划职能
是根据旅游决策职能确定的
旅游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对旅游资源配置和生产力要素进行统筹安排的职能。如政府通过制定旅游发展战略和规划,统筹安排和配置旅游资源要素;通过确定实现旅游发展目标的政策措施,促进宏观旅游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通过采取各种宏观调控方法和手段,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有效地运行等。
3.旅游组织职能
是为了有效实现旅游决策目标和规划的要求,建立旅游组织体系、配备相应人员、明确职责权力、调配旅游要素的职能。其包括建立旅游行政管理机构,促进旅游中介组织和旅游企业发展;形成合理的旅游管理体制,明确政府旅游部门、行业中介组织、旅游企业之间的权责利;开发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等。
4.旅游调控职能
是对旅游决策目标和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内外关系、发展变化进行协调和控制,以保证旅游决策目标和规划的顺利实现。如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调控生产要素价格,实施各种税收政策,实行转移支付制度,采用合理的经济杠杆等,调节旅游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以缩小地区差别和贫富差距,实现旅游经济统筹协调地发展。
5.旅游监督职能
是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体系,提供完善的法规和制度,规范旅游市场主体行为,保护各类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良好的旅游环境,限范不正当的旅游竞争行为,创造公平、公开和公正的旅游竞争环境,促进旅游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不断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
5.旅游服务职能
是政府通过提供各种旅游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提供各种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公共设施、供水供电等公共产品和安全救援、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等公共服务,为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和旅游企业的经营服务活动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外部条件。
四、宏观旅游管理的过程
宏观旅游管理过程,是作为管理主体的国家旅游管理机构,运用宏观旅游管理职能作用于管理客体的过程,简言之就是宏观旅游管理系统的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宏观旅游管理系统的运转过程,是通过旅游的宏观决策系统、宏观执行系统、宏观调控系统和宏观信息系统,在时间上有序、在空间上并存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下,共同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发挥作用的过程(图2)。
1.旅游宏观决策系统
是国家宏观层面的决策系统,其决策内容包括确定旅游管理体制的基本模式,制定旅游法律法规、旅游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调控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实现区域旅游布局合理化,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统筹协调旅游发展等。由于旅游宏观决策是一种高层次的决策,因此对旅游行业、旅游区域、旅游企业的决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为了保证旅游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必须根据有关的政策规定和各种信息,按照科学的决策程序,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宏观决策,以指导宏观旅游经济的有效运行和发展。
2.旅游宏观执行系统
是实现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系统,即完成旅游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再生产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旅游宏观执行系统的有效实施,离不开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计划机制,是通过国家的旅游发展规划和指导性计划,保证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方向和目标;而市场机制,则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活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有效地运行和发展。段综合形成的调控系统和监督机制,是正确执行旅游发展战略和规划,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旅游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三者有机结合而形成监督和调节旅游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调控机制,并及时发现宏观旅游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反馈旅游宏观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及时进行调控,保证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有效进行。
4.旅游宏观信息系统
是有关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旅游信息和信息工作系统,是旅游政策子系统、旅游统计子系统、旅游会计子系统、旅游市场情报子系统及相关信息子系统的综合体。旅游宏观信息既来自于旅游宏观调控系统的有关情况,又来自于宏观旅游经济系统运行的结果,不仅是旅游宏观决策的重要依据,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旅游宏观信息工作贯穿于整个宏观旅游管理的全过程。
五、宏观旅游管理的特征
宏观旅游管理,既是对旅游全行业的管理,也是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管理,因此,宏观旅游管理具有不同于微观旅游管理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宏观旅游管理的权威性
宏观旅游管理的依据是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因此宏观旅游管理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行政权威性。一方面,宏观旅游管理必须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促进和保障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实现国家发展旅游的目标和任务。另一方面,宏观旅游管理又必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完善旅游市场机制,规范旅游企业行为,保护旅游者合法权益,维护旅游市场秩序,确保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有序地进行,促进旅游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如果宏观旅游管理没有权威性,则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必将是盲目、混乱和低效率的,也就无法实现旅游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2.宏观旅游管理的政策性
宏观旅游管理是政府有效管理旅游活动和调控旅游经济运行的行为,因此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宏观旅游管理必须体现政府鲜明的政策倾向,即体现国家发展旅游的意志和目标,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对旅游发展的总方针和总决策,确保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旅游活动广泛性和旅游经济的综合性,要求宏观旅游管理必须正确处理各部门、各层次、各环节的关系,而统筹这些关系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即必须依法行政,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合理的协调和正确的处理,才能使旅游发展获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3.宏观旅游管理的全局性
旅游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社会文化活动,为保障旅游活动的顺利进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必然涉及众多的行业和部门,不仅协调范围广泛,而且协调难度也比较大,使宏观旅游管理不同于一般的经济管理,而是一种全局性、综合性较强的宏观管理活动。因此,在宏观旅游管理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一方面必须遵循旅游活动规律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特点,从全局上统筹安排和合理配置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素,确保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顺利地进行;另一方面,必须立足全局来协调处理好各局部的关系,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尽量避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不断提高宏观旅游管理的整体效率和效果。
4.宏观旅游管理的服务性
宏观旅游管理的服务性特点,强调宏观旅游管理必须服务于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客观需要。既要通过加强宏观旅游管理,为旅游者活动和旅游企业经营活动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公共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和旅游企经营的需要;又要通过科学地引导旅游者的消费活动,规范旅游企业的经营行为,促进旅游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维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创造一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条件,保障旅游活动有效地开展,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正常地运转,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主要区别篇5
一、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建立
在经济学刚从伦理学分离出来之始，并没有关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区隔，而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亚当斯密与李嘉图在关于古典经济学的早期论述中，对经济学做了一个大致的论述，提出了一些经济学的经典观点。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经济学引入边际分析法，边际分析将经济学分析的重点聚焦在了单个消费者和单个厂商的点上，从而开始出现所谓的微观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成为了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观点，但这种经济学观点并没有过多的关注整个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而仅有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简单宏观经济模型。
微观经济学的经典假设“理性人”，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做出任何利己的行为都能够促使经济的发展，只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经济自由的运行便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但1929年美国出现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仅在美国蔓延，而是波及了整个发达主义国家，满目的萧条充斥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然而政府依旧奉行自由主义，依旧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奉为能够解救危机的良药。在资本主义存亡之秋，罗斯福的出现积极推行政府干预措施，而为了给罗斯福的政策主张提供理论依据，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而这本书就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开端，也成为了宏观经济学建立的奠基。凯恩斯运用总量分析的方式，从整个经济总量出发，而发展成为了一种宏观经济学。
二、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建立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于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发达国家出现“滞胀”现象，然而这种经济现象在利用凯恩斯主义的情况下并不能够缓解，反而引起了其他的危机。因此，反凯恩斯潮流开始泛滥，并形成了三种主要的流派，分别为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强调利用理性预期来调整宏观经济学，并积极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
凯恩斯主义理论在解释自身的经济理论中，凸显出了一个矛盾。对于微观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之中，有多数人的经济行为形成的宏观经济主体却并不追求利益最大化，理性的单个行为主体在成为总体之后就并不理性了。這个矛盾反映在了凯恩斯的整个理论当中，但凯恩斯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和研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要针对这个矛盾发难凯恩斯主义，他们认为宏观经济学所谓的总量分析只是基于对所有经济行为个体的总和分析，是需要符合单个经济行为个体的特性，因此需要拥有微观基础。之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们采用微观假设来构建宏观行为模式，将宏观经济现象赋予了微观基础，沟通这两者之间的就是理性预期。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微观主体的行为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微观主体通过预期调整来规避宏观经济政策的利益损害，从而提高改变自身的行为机制。而这种依据理性预期进行行为调整的方式会根据预期形成方式的不同，对宏观经济造成不同的影响，也会对政策效果造成相当的影响。通过理性预期的加入，就将微观主体与宏观变量之间搭建了桥梁，也构建了相互作用的机制，为宏观经济学加入了微观基础。
三、对宏微观一体化趋势的思考
由于凯恩斯主义在解释和解决“滞胀”的经济问题上表现乏力，一批凯恩斯主义的拥护者积极为凯恩斯主体寻求出路，由此新凯恩斯主义涌现。新凯恩斯主义在坚持原凯恩斯主义的三大基础（市场非出清、有效需求不足和宏观经济有效）上，不断借鉴和吸收其他学派的观点和想法包括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观点，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缺陷出发，通过构建复杂的模型理论，弥补凯恩斯主义的不足之处。也正是新凯恩斯学派学者的努力，开拓了现代经济学的新的方向，推动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一体化的发展。在重塑凯恩斯主义上，新凯恩斯学者主要是从工资和价格刚性的主题上寻求突破，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合同的存在解释劳动力工资价格黏性，在产品市场上利用“菜单成本”和“调价不确定性”来解释产品价格的黏性等。在凯恩斯经典主题上寻求突破，使得凯恩斯主义得到发展，现代经济学也因此获得新的研究领域与观点。
经济学作为一门需要指导实践的学科，需要拥有能够对现实客观经济现象解释能力，如果无法解释则需要重新审视当前的经济理论基础，对经济学的假设和研究变量做出调整，从而使得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经济学现象，而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理论能够得到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正如当前主流的经济学理论都是为了解决当时所发生的经济问题而做出的理论研究，任何经济学理论都不能够束之高阁，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只有能够真正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学理论才具有指导作用。
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完整的学科，不管研究对象是单个的微观主体，还是整个经济主体，都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因此，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并不能够看成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这样容易缺乏完整性，也会导致经济学理论缺乏指导实践的基础。现阶段，西方经济学界流行将微观行为和微观假设应用到宏观问题分析当中，而只有利用单个微观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构建宏观总量关系，才能算得上是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宏观经济学。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逐步建立，再加上博弈论在经济学之中的应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正朝着统一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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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主要区别篇6
一、宏观调控及其客观必然性
宏观经济调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与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紧密联系的经济范畴。国家宏观调控就其本质和基本内容而言，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及其结果的干预和引导，它以市场机制自身的存在充分发挥其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功能为前提。宏观调控是补充市场的不足，而不是取代市场的功能；离开了市场经济本身，也就无所谓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这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性质。为了把握住这一基本性质，必须正确认识宏观调控的内在规定性及其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
所谓宏观经济调控，就是指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国家各级政府，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宏观效益，主要运用间接手段，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与结构上进行调节、控制和引导。在这一概念中，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国家各级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体，而市场经济运行过程及其结果则是宏观调控的对象和客体；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宏观效益是宏观调控的目的；主要运用间接手段进行引导和调节是宏观调控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和发挥的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无一例外都是国家宏观调控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在我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实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客观必然性在于：
1、从微观领域看，“市场失灵”是政府介入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深刻原因。市场机制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也就是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缺陷，其主要表现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环境污染、失业等社会问题；市场机制不能维护社会效益大、而经济效益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地保护和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会给风险性投资带来一定的障碍；市场机制难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和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容易造成收入分配上的过分悬殊；市场机制不能克服规模经济与垄断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缺陷依靠市场机制本身是无法弥补的。为了弥补“市场失灵”，使国民经济均衡发展，需要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
2、从宏观领域看，市场经济本身还存在着“市场失衡”，从而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与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这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经济不稳定，既可能表现在生产过程中，也可能表现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微观经济的不稳定，必须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表现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要么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要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造成经济不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市场机制自身的内在缺陷的局限性，是导致经济失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市场调节的局限性主要表现是：
（1）市场调节具有微观性。市场调节是建立在各微观经济主体对自身利益追求之上的。而这些微观经济主体，一方面在市场活动中不可能事先就洞察到国民经济的全局，并根据这一全局来决策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它们都从自身微观经济利益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因而不可能完全符合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的需要和宏观经济利益的要求，甚至可能与社会宏观资源配置合理性要求相违背。这样，市场调节难以实现宏观总量的平衡和总体结构的合理。
（2）市场调节具有暂时性。市场调节是通过市场各种要素（价格、供求、竞争）相互作用实现的。集中表现是：供给与需求通过竞争形成一定的市场价格，在这里，供给与需求是动态的，价格也是动态的。市场在动态的价格下使供给与需求暂时趋于平衡的状态。由于市场各种要求都处于经常变化之中，这种平衡状态是转瞬即逝的。因此，市场调节只能一次性地，暂时地解决供求矛盾，而不能使这些矛盾得到比较长期的解决。
（3）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市场调节是在矛盾或问题发生之后进行的一种调节，这种调节具有滞后性，是“马后炮”式的调节，有一定的时间差，加之企业和个人掌握的经济信息不充分，因而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运行的无序和混乱，造成社会经济的频繁波动和资源浪费。如我国彩电、冰箱的生产，时而严重供不应求、时而又严重积压等，就是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的反映。
（4）市场调节具有分化性。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必然是优者获利多，劣者获利少，甚至亏损被淘汰。这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会使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甚至造成贫富悬殊乃至两极分化。正因为市场经济存在以上缺陷，不能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所以必须实行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
3、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也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内在要求所决定的。这是因为：
（1）市场机制要充分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需要一系列基本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企业要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要建立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各种市场信号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状况；要形成总供给与总需要大致均衡的市场状态；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法规体系，等等。显然，在我国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仅靠对市场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这些条件是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而只会导致市场混乱，使社会经济运行走向无序。这就需要由国家的宏观调控来推动这些条件的加快形成。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它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实现而不是违背某些基本的社会制度目标，如要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等等。很明显，单纯的市场调节不可能自发地实现这些基本的社会制度目标。所以，由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宏观调控，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然的了。
4、宏观经济调控是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的生产，社会化大生产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以及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间联系日益紧密，它们协调一致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比例性和平衡性。而这种协调一致的配合仅靠市场无法实现，必须有站在全社会高度和从社会全局的利益出发的政府，进行统一的宏观调控，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均衡发展。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逐步走出国界而形成了国际分工，出现了商品生产、贸易和资本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国际分工更为复杂，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频繁。各国政府必须加强对国内外经济的协调，促进本国经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优势，取得较好的经济利益。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政府职能的弱化，政府在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面前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
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就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的，它是实施和评价宏观调控工作的主要依据，决定着宏观调控的内容和重点。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是多元的，是由诸多目标构成的目标体系，分为总目标和具体目标，其具体内容如下：
宏观经济调控的总目标，就是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这一总目标主要包括经济总量目标和经济结构目标两个方面的内容。总量目标是在供需平衡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目标。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无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都会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因此，必须从全局出发，制订符合实际的总量增长计划，避免经济过冷或过热，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结构目标是在总量增长前提下优化经济结构的目标。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等。调整产业结构就是要调整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特别是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其更好地为第一、第二产业服务。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还要进一步调整地区结构，克服地区间条块分割所造成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趋同的状况，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特点和资源优势，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形成互补的地区结构，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宏观经济调控的总目标，即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总量和结构上的基本平衡，是通过具体目标体现出来或得以实现的。有关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具体目标的主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作了明确规定，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
1、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经济全面发展的主要指标，是一个宽泛、综合的概念。它既体现经济总量的增加，也体现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同时，总量上的增长是建立在比例协调、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基础之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是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
2、增加就业。
扩大就业不但能更加充分利用劳动力要素，而且能促使居民收入普遍增长。因此增加就业既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标志，也是社会公平和稳定的体现。经济中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会造成失业，同时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也会带来失业。失业会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加重财政负担，失业率过高还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在我国，存在着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但素质不相适应之间的矛盾，这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因此，要慎重掌握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并通过促进投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开发落后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来增加就业。
3、稳定物价。
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大体稳定是经济健康、平衡发展的保证。企业和个人可以在较为稳定的价格预期下安排生产和消费，促使经济平衡增长，避免大幅波动。而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带来价格的紊乱，影响各类经济行为主体的判断和信心，扭曲资源配置，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特别注意通过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使之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另外，长期的财政预算不平衡和国际收支逆差也会导致币值不稳，应注意综合、协调、平衡采用各项宏观经济政策来保持物价和币值稳定。
4、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主要区别篇7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资本要求金融稳定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11-017-05
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表明，仅仅依赖微观审慎监管不足以维护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因为微观审慎监管将经济波动视为外生风险，忽视了金融机构行为本身的系统性内涵，因而，应当对现有金融监管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Lo,2009）。美国、英国以及欧盟等重要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改革建议和立法草案，也纷纷将宏观审慎监管作为核心内容加以强调，大都要求设立或明确宏观审慎监管职责行使者，建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从而将其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本文试图对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实现方式及其作用限度加以分析。
一、微观审慎监管缘何失败
（一）监管目标与监管实践脱节，宏观目标形同虚设
纵观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史，在世界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立法中，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而非确保单个金融机构的安全是监管者的主要价值取向。相关国际组织的典型文件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2006年修订版）别指出，有效的银行监管并不要求单个银行不能倒闭，而是确保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系统性稳定本身就应当是金融监管题中应有之义（参见表1）。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监管立法中，保护金融体系稳定性始终是监管目标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换言之，就目标而言，传统监管模式（至少在立法条文中）并没有否认或忽视宏观目标即系统性稳定的重要性。
尽管监管目标中不乏宏观考量，但在过去几十年的监管实践中，金融监管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单个机构稳健状况的关注，微观实体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被错误地等同于金融稳定目标的实现，比如忽略国际政治经济层面的大国博弈而片面从技术性环节对单个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过分强调。（周仲飞，2009、2010）。
（二）片面强调微观审慎监管导致金融机构行为模式雷同，使金融系统风险承受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下降
微观审慎监管以安全性和稳定性为重心，以商业银行为重点，主要关注信用违约概率（pD）以及违约损失率，参见图1所示矩阵。在监管者看来，金融机构应当以由此二者组成的矩阵来比照分析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减少和消除矩阵中右上角资产，而努力增加左下角资产。微观审慎监管的这种做法会导致两大问题：一是合成谬误。具体又存在两种情形：(1)同样或类似的监管规定使得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偏好趋于同质化，从而在整体上助涨杀跌，客观上成为宏观经济周期的放大器和助推器；(2)忽视系统风险的积累。假设一个银行获得为期一周的存款，然后向其他银行发放为期两周的贷款，后者又向第三家银行发放为期三周的贷款并按此模式周而复始继续下去……片面强调微观审慎监管就难以发现这个漫长的资产链条最终系于一笔短期存款上，从而忽视了期限错配给整个系统带来的风险。二是导致金融机构的分散化投资策略效果减弱。一个机构的分散化策略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机构的相关策略。由于微观审慎监管者对“风险”存在着较为狭隘甚至僵化的理解，忽视了风险与承受能力的匹配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微观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区别就类似于投资管理中的单一资产管理管理与资产组合管理的区别。
因而，传统上对微观审慎监管的过度倾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金融机构的异质性，增加了系统的整体风险，内生性地削弱了系统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
（三）在微观审慎监管框架下，单个金融机构对负外部性不负责任，导致“公地悲剧”
在微观审慎监管体系下，每个机构都承担着风险，但没有一个机构可以单独采取行动有效地管理这种风险，由此带来了金融系统显著的负外部性。这些溢出效应不仅随着机构自身的膨胀而加剧，而且机构间的相互传播也趋于频密，并在金融危机等极端情形下带来社会福利的重大损失，从而导致“太大而不能倒”（toobigtofail）或“联系太紧密而不能倒”，形成了典型的“公地悲剧”。
在金融创新、市场竞争加剧、以及科技进步等多因素复合作用下，各金融机构之间联系的增强和交易复杂程度的提升，使得整个体系的稳定性对单个机构的稳定状况十分敏感，任何一个小的扰动都可能带来极为严重的类似“蝴蝶效应”的后果，这导致整个系统变得十分脆弱。比如，2008年aiG、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的重组与破产就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imF,2009）。
在联系日趋复杂和紧密的网络结构下，假定单个机构风险状况的简单加总就是系统风险的这种线性监管思路面临着根本性挑战，在这种框架下，推行市场自律和基于原则的监管反倒会加剧系统风险的形成，增强系统的脆弱性。
二、寻找“宏观审慎”的边界
金融稳定政策的目标是保证金融业对宏观经济提供稳定的金融服务供给，比如支付服务、信用媒介和风险转移等，这就要求减少信用和流动性供给过程中产生大的波动（Bankofengland,2009）。因此，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就是保证金融服务实际供给与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现实需求基本平衡，既要避免因为金融服务供给的波动引起实体经济的动荡，也要防范实体经济对信用和信贷需求的变化对金融业构成剧烈冲击。然而，“宏观”意味着一个宏大的概念，其范围最终确定需考虑以下几点：
（一）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
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反映了金融稳定与实体经济间的紧密关联，但是在对具体存在着何种关联的问题上却存在着非常不同的看法，而这又直接影响到应当建立的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及其延伸的范围边界。这种争论所涉及的基本问题是，究竟是实体经济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还是金融危机引发了实体经济危机。持前说者进而认为，宏观审慎监管的使命就在于保证金融系统免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确保其弹性和活力；持后说者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应当定位于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有效的信用供给，保证实体经济免受金融业波动的影响（FSa,2009）。在我们看来，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鸡与蛋孰先孰后的关系，一定要鉴别出先后顺序意义不大，事实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的关系也存在着差异。比如，在经济增长阶段，适当收紧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熨平信用周期就有利于保持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平稳增长，从而增加金融系统稳健运行的持续性。而在经济下行阶段，稳定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信用供给目标就可能与微观审慎监管的目标相冲突。此时，如果监管者只是关注单个机构的安全性和稳健性就很可能导致信用紧缩，从而客观上加剧实体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形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利用在繁荣时期储备的资本维持信用的平稳供给。
（二）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与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关系
尽管微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某些重叠之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别：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稳定物价，而宏观审慎旨在确保金融系统在整体上保持活力，从而保证金融服务的稳定供应。
比如，在过去20年中，英国名义需求的增长与经济的供给能力大体上相一致，商品价格相对稳定。但是英国的资产负债表和海外银行资产增长迅速，从而出现了“不影响通胀目标实现的金融失衡”，货币政策实际上对此无能为力，参见图2。那些认为中央银行应当对资产价格的变动或经济失衡负起更大作用的看法，会在操作中遭遇很多障碍：（1）短期无风险利率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承担倾向的影响尚不明确。尽管在通常情形下，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是货币传导机制中的关键因素，但是当风险利差迅速调整时，这种影响的大小就很难确定，也就使得无风险利率对风险行为及风险利差的影响能力大大削弱。（2）仅仅依赖货币政策控制流动性，防范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成本巨大，甚至可能导致实体经济的动荡，并使得物价稳定目标形同虚设（imF,2009）。（3）利用利率工具来防范资产泡沫风险会动摇市场的价格预期，削弱央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
我们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处于微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并居间发挥纽带作用：（1）要保证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供给的总量要求，就必须考虑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2）宏观审慎监管目标的实现又不同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有必要以微观审慎监管工具为基础实现其目标。总体上看，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就要求在经济上升通道中稳定信用供给的数量和成本，而在下行通道时，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作用就需要利用和调整监管资本来保证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借贷不过分缩减。
（三）对监管目标实现的其他限制性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1）在资本自由流动、跨境借贷日益便捷和各经济体相互依赖深化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对本国金融体系的监管来严格控制国内市场的信用总量很难实现。（2）尽管信用供给主要与银行有关，因而监管银行对抑制资产泡沫、防止金融失衡有一定的作用，但一方面有时泡沫和失衡与银行的信用供给关系不大，另一方面最近十几年来“影子银行”体系发展迅速，这就会使得宏观审慎监管工具难以见效。比如本世纪初网络泡沫的爆发就主要由机构投资者推动起来，银行信用并不是它的主要融资渠道。因此，网络股灾难对传统金融系统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后果，反倒是紧随其后的电信泡沫破灭引发的违约潮对银行业的系统稳定造成了很大冲击（Bankofengland,2000）。（3）宏观审慎监管目标不应当偏离或阻碍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的信用效应。比如，在全球实际利率降低时，信用就倾向于扩张；由于全球资金成本的降低来自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如亚洲国家的高额储蓄），这时就不能用宏观审慎政策来平衡这种信用扩张效果，这也同样适用于生产力提高带来的资本需求膨胀。但是，在经济基本面导致负债率过度上升时，就需要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对此做出反应。
三、宏观审慎监管的实现：以资本要求为中心的分析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危机爆发后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的改革思路，比如加强对银行交易账户的资本要求，提高资本质量，引入杠杆率指标，设计国际流动性标准等。我们认为，以资本要求为中心的监管工具可以成为完善监管改革的重要突破点和便捷方式，理由是：（1）金融机构的资本是联系风险与资产的枢纽，以资本金为基础进行杠杆化操作，以实现金融资源的跨期和跨境配置是金融业区别于实体经济的重要特征。对资本的定量和定性要求的松紧程度可以降低金融服务的杠杆率和价格，从而事倍功半地影响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与风险偏好，进而影响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供给。（2）资本监管历史悠久，监管者对其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通过对传统资本监管加以修正，完全有可能藉此实现宏观审慎目标。
（一）动态准备金制度（Dynamicprovisioning）
危机爆发后，最先于2000年在西班牙实施的动态准备金制度引起了监管界的极大兴趣。传统准备金制度仅对已出现的损失计提专项准备，是对风险的事后估计，提取比例的差异反映损失程度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银行的利润和清偿能力。20世纪七八十年生的银行危机，促使西班牙监管当局重新审视对银行的监管制度和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并自2000年开始实施动态准备金制度，即在传统的一般和专项准备金的基础上，引入动态准备，以反映对潜在信用风险的事前估计。经济扩张时期，不良贷款比例低，事后计提的专项准备小于潜在的信用风险，银行应建立动态准备金；经济衰退时，不良贷款比例高，专项准备不足以覆盖贷款损失，动用事前提取的动态准备金补齐差额。动态准备金制度涵盖了对未来经济周期的预测，是潜在风险估计值与实际风险值的差额。潜在风险可以由银行运用内部模型法估计，也可采用监管当局规定的标准法算出；实际风险值就是当期准备金。动态准备每季从损益账户中提取，有助于熨平传统准备金的亲周期波动。参见图3。该制度所蕴含的动态性、前瞻性和逆周期性特征，对增强银行业的弹性，促使银行针对特定类型贷款提取准备金很有帮助，从而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金融系统的安全性（Bankofengland,2009）。
（二）系统性资本附加费制度（SystemicCapitalSurcharge）
由于现有的监管制度仅仅关注单个机构的风险，而对系统风险疏于监管，这变相地鼓励了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加剧了道德风险和公地悲剧，并为金融机构提供了隐性政府担保。为此，BiS(2009)提出，在微观审慎监管所要求的资本充足率规定基础上，应当对可能引发系统风险的机构甚至整个行业征收资本附加费，这种资本要求关注的重心是整个系统的风险承担与信用状况。类似于“谁污染谁付费”原则，避免由全体纳税人为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负责。
和动态准备金制度类似，系统性资本附加费同样应当具有逆周期特征，在经济繁荣时征收防止信用滥用，在经济萧条时减少对信用供给的阻碍（tucker,2009）。附加费的征收应当包含两个主要部分：（1）行业集中度附加费，即针对不同行业的发展走势和在宏观经济中的比重设定不同的风险权重，并据此收取附加费，以实现在宏观上调控金融机构对不同行业授信的边际成本，从而有助于监管者提早预防危机的爆发。（2）机构重要性附加费，即针对那些对可能构成系统性威胁的金融机构提出额外的资本要求。不同于前者，这种附加费并不是根据机构本身的风险状况来征收的，而是根据机构可能导致的负外部性加以收取，其目的是降低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机构经营失败的概率，促使金融机构调整资产负债表，比如缩小规模或者减少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交叉，以避免产生可能危及系统稳定性的损失。
确定系统性资本附加费的具体标准需要对收费基准、行业风险参数、系统重要性参数、可能的违约损失、具体行业或机构的额外资本等一系列标准加以确定。这个过程不仅需要定量依据，在很多时候还需要定性判断；不仅需要单一指标，常常需要根据多个目标综合决策；不仅需要做出静态的收费指标，而且要根据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做出动态调整。
（三）监管资本评估制度（SupervisoryCapitalassessmentprogram,SCap）
SCap即通常所谓的“压力测试”，是美国联邦银行监管机构（包括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2009年2月至5月期间对辖下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银行控股公司（BHCs）实施的监管举措。该制度假设了一个比预期走势更为恶劣的宏观经济环境，进而考察BHCs的资本能否支持其继续向具有信用能力的贷款人发放贷款。那些在评估中被监管者认为资本不足的机构，需要在公开市场或通过财政部的资本援助项目发行强制转换债券凑集并补足。
SCap的实施过程是：（1）监管机构给定基本环境假设和恶劣环境假设，前者为2009年2月对经济发展预期所达成的共识，后者设定为比基本环境恶劣得多的宏观经济；在这两种假定下，金融机构分别预测自身的损失、收入和贷款损失准备金情况。（2）监管机构获得初始预测值后，对其加以审查和调整，并从金融机构收集大量有关其贷款与证券组合、交易账户、衍生品头寸等数据，监管者据此对金融机构的未来收支以及准备金做出独立预测；之后，由150多名经济学家、金融分析师、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对最后预测值进行审查和分析。（3）监管者把2010年设定为更为恶劣的经济环境，在此环境下利用最终预测值比较和计算金融机构的资本的数量和构成，凡是一级资本总值低于风险加权资产的6%或者一级资本中的普通权益资本低于风险加权资产的4%的机构都需要额外补充资本金。参见图4（BoardofGovernorsoftheFederalReserveSystem,2009）。
SCap通过设定经济环境，最终将资本要求落实到金融机构，将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熔于一炉，兼顾总体信用供给的宏观目标和单个机构稳健运行的目标，实现了对单个机构的宏观审慎监管。此外，这种监管工具和手段具有覆盖范围的全面性、监管执行的一致性、评估过程的独立性和评估角度的多元性、目标与行动的清晰和可预测性、过程与结果的透明性等诸多鲜明特征。
四、启示与借鉴
（一）对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关系要有清楚的认识，避免不加具体分析地实施“别人感冒我吃药”的“跟风式”改革
如前所述，宏观审慎监管与其说是一种监管模式，不如说是一种监管理念，而这种理念已经很清楚地体现在金融监管立法目标中。这次金融危机反映的不是整个监管体系的失败，而是忽视宏观目标的微观审慎监管措施本身具
有的内生缺陷及其不可持续性。因此，目前首要的工作是立足国情，分析宏观监管目标的具体内容和实现方式。
（二）提高金融监管政策工具的宏观取向，将宏观目标嵌入微观监管措施
目前，以“一行三会”为基本架构的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系所采取的政策工具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做法并无根本差异，同样面临在微观措施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缺乏对宏观考量的弊病，比如套用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规定客观上导致经济的顺周期性等。为此，我国应未雨绸缪，将国外成功的监管改革措施融入到我国的监管实践中，尤其是要避免过于注重微观审慎监管而导致的内生性风险，比如，考虑引入系统性资本附加费制度，从而通过融资成本工具实现对过热经济部门的宏观调控和风险管理；考虑引入杠杆率监管制度和逆周期资本附加制度，控制监管套利行为的实施，努力熨平或缓解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顺周期性。
(三）加强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宏观经济部门与一行三会的信息共享和共同分析机制，探索建立宏观金融监控指标
在我国，国家统计局负责对宏观经济现状与趋势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财政部负责实施财政政策，发改委负责国家宏观投资计划的审批，上述工作对宏观经济调控与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支撑性作用。金融监管机构应当与前述宏观调控部门积极合作，充分利用后者的信息优势，积极甄别对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的控制变量，探索我国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合作机制和研究是建立有效的早期预警体系的基石，也是有效改造现有微观审慎监管措施的必然要求。
注：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出于学术探讨目的，不代表所在单位观点，特此声明。
参考文献：
1.陈文君，2008，逆向倾斜下的金融监管研究[J]，上海金融，第12期.
2.周仲飞，2009，资本充足率：一个被神化了的银行法制度[J]，法商研究，第3期.
3.周仲飞，2010，银行法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
4.BankforinternationalSettlements,2009,79thannualReport.
5.Bankofengland,2000,FinancialStabilityReview,June.
作者简介：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主要区别篇8
关键词：城市规划；公共利益；个别利益；政府管理
abstract:urbanplanningconnotationincludesthemacroscopictodeterminethedevelopmentprospectandmicroofurbanreasonableallocationofresourcesusetwolevels.astheurbanplanningofbehaviorsubjectisitselftheownerofthepublicpower,cityplanningobjectiveobjectisthecityresidentslive,havethepracticalspaceofcityandurbanresources,hasthecloserelationwiththepublicinterest.
Keywords:urbanplanning;publicinterest;individualinterests;thegovernment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城市规划和公共利益的内在联系
城市规划是政府依靠公共权力，定位城市的社会职能，选择城市的地理空间位置，确定城市发展前景，配置城市土地资源，划分城市地理空间结构，以进行经济社会建设的管理行为。
城市规划具有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就宏观层次而言，政府规划管理部门需要依据城市所在地理空间的区位条件进行城市基本职能的定位，选区城市的地理空间位置，并制定城市的发展前景规划。城市的职能定位是宏观层次的城市规划中的首要工作，确定城市职能将决定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职能的定位要服从于特定地理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直接决定城市的位置选择。例如：具有制造业基地功能的城市在地理位置上往往要居于其他资源采掘、原料提供和金属冶炼为经济职能的城市的中心位置，我国的辽宁省沈阳市、德国的鲁尔工业区都符合这样的特征。城市的地理空间位置选择由城市职能定位决定，城市的地理位置选择要服从和服务于城市职能定位。城市的职能定位和城市的空间位置选择又直接影响城市的发展前景，城市的职能定位将决定城市的资源使用方式，城市的地理空间位置选择将直接决定城市的地理空间位置并直接决定城市地理区位条件禀赋状况，城市的发展前景严重依赖于城市地理区位条件和原有资源的使用方式，资源型城市的后续发展很难摆脱对资源的依赖，由于行政功能而建立的城市在缺乏其他资源支撑的情况下也很难采取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方式。
宏观的城市规划管理过程是国家规划行政管理机关依靠公共权力而实现的。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权力是由个体意志组合而成的公共意志所代表的公共利益而形成的，因此宏观的政府城市规划管理，与公共利益应当具有一致性。
就微观层次而言城市规划需要进行城市内部资源的配置，主要包括城市地理空间的划分即城市功能分区的设定和城市土地资源的划拨两个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的资源配置主要依靠各方通过价格机制和供求关系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基于个体利益的行为，但由于城市的微观资源配置受到城市宏观规划管理政策的直接影响，因此在微观规划管理之中将存在不同主体的利益博弈行为，公共利益和个别利益将产生冲突。某一个单独的企业、个人或者组织都希望取得尽可能多的城市资源以满足自己的利益，但一种城市资源的用途被确定后往往会产生经济行为或其他社会行为的外部性。外部性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当产生负外部性时该个体利益主张本身就会严重影响公共利益。除了外部性之外，城市资源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过程本身就会形成公共利益与个别利益的矛盾，由于一定的地理空间区位具有土地和空间资源的稀缺性，当一定的资源划拨给特定单个主体时公共主体的可支配资源将有减少的风险。在现代法治社会当中，城市社会资源的转移也需要公共权力本身来实现，个别利益很可能和城市规划过程形成一定的一致性，并且形成公共利益与城市规划管理的矛盾。
城市规划过程和公共利益宏观层面相互统一，在微观层面可能相互差别，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城市规划和公共利益的内在联系。
二、规划过程对公共利益的实现
城市规划对公共利益的实现归因于城市规划与公共利益的统一性层面。城市规划部门作为国家管理机关应当体现公共意志，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城市的功能定位、地理空间位置的选择和城市的长远发展过程中，应更多的考虑城市居民的长远利益，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寻求开发城市附近资源实现城市短期内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可开发资源的有限性，为城市的转型和主导产业的多样化和持续升级奠定良好基础。
同时在城市微观规划过程当中也应当优先考虑公共利益，合理地规划城市的地理功能分区，从资源的初始供给过程当中为实现广大市民的公共利益奠定导向性宏观基础。
三、规划过程中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城市规划过程与公共利益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条件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能因市场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的多用下，对个别主体进行城市空间和土地资源的优先分配，而产生偏离。城市规划的微观管理行为可能作为市场机制的外延而产生向个别利益的倾斜甚至对公共利益产生损害。在建立健全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手段的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城市规划过程应当更多的起到在微观管理过程当中针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作用。
根据微观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原则，社会中应当实现的城市空间和土地资源的使用模式应当处于不使其他主体的利益受损就无法改善某一主体本身状况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使在市场中通过价格和供求机制得到资源的主体的个别利益得以实现的过程当中，公共利益不能够受到损害，从而实现公共福利的增加。
为实现这样的原则，政府在规划管理过程当中应当采取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手段，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再分配中的补贴手段保证城市公共利益的实现。或在规划指出就将商务开发土地或空间区域与居民生活区域进行分开划分，保证市民的私有财产，在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下，进行合理规划和资源分配。
参考文献：
[1]田莉.城市规划的“公共利益”之辩――实施的影响与启示[J].城市规划,2010第1期.
[2]梁晓宇.公共政策视角下对城市规划认识观的研究[J].山西建筑,2010第7期.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主要区别篇9
关键词：管制；规制；监管；干预；调控；市场监管法；市场规制法
1管制、规制与监管
管制、规制与监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对于日本学者的著述倾向于将它译为规制，如金泽良雄在《经济法概论》一书中第一编第四章所谈及的问题就是“经济法中的规制”，植草益的《微观规制经济学》等。对于英美学者的著述则更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尔•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与市场》，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等。而在国内的经济学著述中，管制与规制的运用也无统一的规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马昕等所著《管制经济学》，谢地所著《政府规制经济学》，王雅莉所著《公共规制经济学》，张维迎的《管制与信誉》等。在经济法学著述中，结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学者们大多数使用的是市场规制，如漆多俊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十章所述内容即是“市场规制法原理与制度体系”，监管在经济学领域很少见，但是在法学领域，有的学者将市场监管法和市场规制法并列为微观经济法范畴，是干预市场微观领域的不同手段。如卢炯星认为，市场监管法与市场行为规制法同属于微观经济法范畴，但两者却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在与法律密切联系的层面上，管制、规制与监管并无本质区别，既包括与此相关的政策，也包括为实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有学者认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统地进行管理和节制，并含有规则、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义，通常理解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监管的范围大的多，监管只是管制的一种，是从维护安全，降低风险角度进行的管制。管制与规制并无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而已，无论管制更多的适用于政策性讨论也好，规制侧重于管制法律表现形式也好，这些区别对于实质性研究并无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不应该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该用规制还是用管制，而是应当着眼于经济运行的整体来掌握适用的范围以及与其他经济管理方法的区别。
1.1管制（规制）的性质
丹尼尔•耶金在他的一书《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中》写到的管制（规制）在战前与战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内容有非常大的差别，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关资料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前的管制（规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场的各个微观领域，因此它指的是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监督和管理。而凯恩斯主义则将政府从微观拉向宏观，主张管理总体经济而不是具体的市场运作。因此，凯恩斯主义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名称“政府干预”，用与区分政府管制（规制）。丹尼尔•史普博认为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者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者特殊行为。金泽良雄认为规制可以理解为是对于一定的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经济法规制的对象就是经济生活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全部过程，并包括与此有关的金融、运输等。维斯卡西认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资源是强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为目的而运用这种强制力。植草益认为，政府管制是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我国学者王俊豪则将管制定义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因此，管制（规制）的性质是对微观经济领域和主体的干预。
1.2监管及市场监管法
监管，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监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监督和管理的内涵的简单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国外有学者认为：监管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监管就是由监管者为实现监管目标而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被监管者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的活动。卢炯星给监管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监管就是市场运作的条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为目的，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干预和干涉，或者说，监管就是政府根据法律制定与执行规章的行为，因此，市场监管就是监管主体制定各类市场的行为规则，并通过执行这些行为规则来减少市场失灵、构建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市场竞争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监管法作为经济法需要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与市场的矛盾不断加深，而逐渐进入法学家们的研究视野中。目前学界关于此方面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场监管法在微观经济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调整市场在运行过程中，监管主体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市场监管法不仅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运营的准则，也是市场监管主体依法监督、持续审慎监管、有效监管的依据，对于保障市场的安全与秩序、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公平有效的竞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市场监管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是属于经济法，而且应当是经济法的独立组成部分。它与市场规制法虽然都是调节微观经济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领域却各不相同。经济法学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体现调整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宏观调控法和维护市场竞争的微观市场规制法，对于市场监管法很少提及，这在各个法学著述中可以发现大多学者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如漆多俊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学》，邱本的《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等。有的则用市场规制法包含了市场监管法，但是对于两种微观领域的调控措施又没能很好的协调两者的差异。在研究微观经济立法时，没有必要区别市场规制与市场监管，因为微观经济活动的配置应该交给市场，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时的一个次优选择，所以微观经济领域的立法就应该本着少管，间接管理的原则。当需要管理一项经济事务时，根本不用区别是规制范畴还是监管范畴，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什么时候管以及如何管的问题。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主要区别篇10
摘要：构建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框架已成为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议题，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的利害关系，因此急需解决金融业监管的协调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自2007年以来国际和国内金融监管趋势的变化，并阐释了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内涵及框架；其次分析了国内金融业协调监管的现状和不足，进一步说明了金融业协调监管机制的必要性；最后分别从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宏观审慎监管与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及宏观审慎监管的国际间合作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协调监管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协调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4004905
在后危机时代，注重防范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和爆发，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已成为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关键环节。“十二五”规划也已明确提出，我国要构建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这充分表明了我国金融监管方向和理念的重大变革。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目标就是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它既不等同于宏观的货币、财政政策，也不同于对微观层面金融机构的监管，因此，它不仅需要一系列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同样也需要与汇率政策、利率政策、行业政策以及一些逆周期政策在内的调控和监管政策的配合。宏观审慎监管具体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的利害关系，因此如何解决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金融业监管的协调问题，对于保证各政策层面宏观审慎监管目标的一致性、监管工具的有效性，以及监管政策的最终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监管趋势的变化：从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
金融监管之中的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概念的区分由来已久，国际清算银行总裁andrew早在2000年就曾明确提出将“金融稳定划分为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两个维度”[1]。微观审慎监管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经营的安全边际，它的目标是降低个体金融机构破产的风险；而宏观审慎监管更关注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它的目标是降低整个经济体系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成为国际金融监管趋势变化的转折点。危机发生前，多数国家主流的监管理念来源于巴塞尔协议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监管思路，然而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球，人们普遍意识到仅仅关注单一机构稳健性运营存在重大的缺陷，各国的金融监管由微观审慎转向了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
1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和内涵
“宏观审慎监管”概念的提出，最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6月，库克委员会（CookeCommittee）在一份工作文件中首次提及了“宏观审慎”（macro-prudential）这一概念，当时主要针对的是国际银行业快速发展所面临的风险管理问题，强调与宏观经济方向有关的调控与监管。80年代中期，国际清算银行（BiS）也同样将这一概念运用在国际银行业，在公开文件中又正式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一词，主张维护整个金融系统安全稳定，降低整体的系统性风险[2]。但由于当时全球金融、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系统性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国际上普遍认为针对银行业的微观审慎监管足以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所以，宏观审慎监管仍不被人们所关注。直到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在1998年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出，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是实现银行持续、有效监管的两种途径。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社会重新反思传统金融监管方法的内在缺陷，并更加关注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宏观审慎监管”一词开始广泛出现在金融文献中，并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的重要议题。2009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一份有关货币政策的报告中首次提及“要将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纳入宏观调控政策框架”。随后，央行多次强调我国应建立宏观审慎管理制度，降低并防范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2012年3月，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建设正式列入了“十二五”规划纲要。
虽然实践中各国都在强调宏观审慎监管，但其具体定义并没有一致意见。国际清算银行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的有益补充，其监管对象应为整个金融系统”[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报告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指必须关注宏观经济走势对金融体系稳健的影响，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运营。2011年11月，针对目前对宏观审慎政策的内涵认识模糊、界定不清等问题，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联合了《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和框架》报告并提交给20国集团戛纳峰会。该报告对宏观审慎政策进行了明晰的界定，即“宏观审慎政策是指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以运用审慎工具为手段，而且以必要的治理架构为支撑的相关政策。”[4]
2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框架
（1）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
在有关宏观审慎监管主体的研究中，普遍认为一国的中央银行应该作为核心主体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能。一方面是因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应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而中央银行是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主体；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宏观体系的现状和动态的了解更为迅速且掌握更多的信息，监管政策的制定更具针对性，政策的实施更具有效性。
为了更有效地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欧美等发达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美国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委员会主要由美联储、财政部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成员组成，主要任务是识别系统性风险、强化市场纪律，应对和解决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风险隐患；欧洲央行和欧盟各国央行成立了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它不仅是欧盟宏观审慎监管的最高级别决策机构，也是相关监管法律和规则制定主体。
（2）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并不具备专属性，各国应结合各自国情和金融体系的特点进行设计和选择。2009年底，针对各国宏观审慎监管工具运用情况，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对33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各国央行已开始积极使用多种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这些政策工具均具有普遍的逆周期性，即当信贷扩、经济位于上升通道时，监管工具的实施更为严苛；当信贷萎缩、经济低迷时，适度放松监管标准。
“目前可以将各国监管机构运用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分为三大类：一是主要以降低金融体系内在关联性和负外部性为目的的监管工具，这主要是指解决金融机构共同风险暴露问题的一系列监管措施；二是以降低杠杆和期限错配放大效应为目的的政策工具，具体如外币贷款限额和期限错配比例限制等；三是抑制信贷过度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的政策工具，如对特定行业的监管资本要求、贷款成数和债务收入比例进行逆周期调整”[5]。
（3）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安排
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安排主要考虑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国际上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美国、法国等为代表的多头监管体制；另一类主要以英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统一监管体制。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一行三会”的多头监管体制，在多头监管体制下，各个监管主体往往只关注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局部金融风险，容易忽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造成金融体系的风险积累。在新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下，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有助于更好地将整个金融市场纳入监管体系。
第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决策和实施应采用相机抉择的方式。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往往具有偶然性和突发性，因此在宏观审慎监管在具体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不仅需要按照已有的政策和规则进行操作，还需要根据危机的进展和未来的趋势对政策干预的力度和时机进行灵活地选择，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造成的成本。
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监管协调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机制最早可以追朔到“2000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建立了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并确定其主要职责是研究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中的有关重大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创新及其监管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对外开放及监管政策；交流有关监管信息等”[6]。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框架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针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而制定的法律制度，通过法律做出原则性的要求，明确协调监管的框架和制度；另一方面体现在协调监管的组织形式上，即“金融监管联席会议”。通过相关协议的签订，对协调监管的具体事宜，如权责的分配、信息采集、交流机制等做出明确的安排和规定。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刚刚起步，并未制定针对宏观审慎监管专门的协调机制，同时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金融监管协调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架构不合理，监管部门间缺乏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等问题。但同时，政府和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已意识到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协调力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从宏观审慎监管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各国对此的实践经验不难看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构建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政府、央行、金融机构等众多的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还要考虑各个层面政策工具的制定和实施。因此这必然需要各个部门、各项政策的共同协作和协调配合。而金融协调监管是就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各个层面监管的目标。在监管主体方面，通过协调机制促进监管当局之间信息交流与合作，避免监管决策和行动出现矛盾；在政策制定方面，完备的协调机制能够提高宏观审慎政策制定的准确性，拓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制定者的视野，降低系统性风险；在监管工具实施方面，建立国内、国际层面监管的协调机制，能够抑制整个金融体系风险的积累，减少由于宏观审慎的政策差异可能导致的监管套利机会，提高宏观审慎监管的效率。总之，在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的初级阶段，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尤为紧迫。
三、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金融业协调监管机制
1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已充分说明，仅仅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经营的安全边际和运营风险难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单一个体金融机构的经济行为即使是理性的，但整体金融机构决策的结果却并不是最优的，甚至会隐藏和积累风险，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陷入博弈的困境，即个体理性并不代表集体的理性。不难看出，一方面，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对维护整体金融体系稳定的无力根本上在于缺少宏观的视野，不能以降低整体金融体系风险的角度进行决策，这就必然需要宏观的政策工具与之相匹配；另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是从系统的、宏观的视野进行审慎分析，识别并评估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而这不可避免对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进行信息和数据的采集，在对个体金融机构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宏观层面的判断，因此需要在微观和宏观监管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
（1）实现监管指标的有效结合
建立宏观审慎的监管指标体系，调整已有的微观审慎监管指标。个体金融机构的监管指标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当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监管指标更容易收到正面的反馈，无法及时反映隐藏和积累的的风险；在经济处于下降周期时，又容易放大风险的负面效果，造成监管政策的过分保守。因此引入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指标体系，在经济上行时期提高监管指标的要求，衰退时期则采取更为宽松的监管指标，以抵消经济的波动；同时调整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指标，指标的设定应顺应宏观审慎的要求，注重考察考察各监管机构的联动性指标，降低风险跨机构传播的可能性。
（2）建立微观监管机构之间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
各个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忽略系统风险积累的根源在于各监管主体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和过高的信息采集成本。因此，建立顺畅的、低成本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政府应建立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并做出明确的制度安排。首先，加大对信息共享平台运作的技术支持，提升平台的信息化和科技化水准；其次，明确政府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间信息共享的具体方法和路径；最后，尽快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相关的数据库。对宏观经济层面和各类金融机构所反馈和采集的信息进行动态的识别、采集和整理，并进行统一的标准化，提高数据的时效性和适用性。
（3）建立跨部门的协调监管机构，明确各监管主体的职责
改变我国目前“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格局，成立跨部门的协调监管机构，进行统一的协调监管。在已有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的基础上，赋予该机构更明确的权力和职责，并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和制度安排；建立协调监管机构完善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安排，划分与其他监管部门监管权责界限，提高协调监管机构的执行效率。
2实现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都是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都以实现经济平稳运行为目标。但是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来源于不同的政策框架和范畴。宏观审慎监管是属于金融监管范畴的概念，是为更好地实现金融监管而提出的，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政策，本质上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但两者的调控对象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交互影响。那么在二者实施过程中如何实现最佳的协调配合，发挥最大的效应，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货币政策主要的政策目标是抑制通胀、实现经济增长和完全就业，货币政策的实施主体是以控制货币供给、调控利率等措施而实现其政策目标。因此，货币政策的实施与制定，既需要考虑货币供给的平衡，也应重视金融体系的稳定。但很多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的相关程度很低，货币政策当局往往更重视前两者政策目标的实现，而忽视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成功的宏观审慎监管可以降低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保障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通畅。同时，货币政策也可以通过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可以通过有效的协调配合，互相促进和补充，发挥更大的政策效果。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程度是影响二者协调配合的关键因素之一。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以及信贷变动情况不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程度也将变化，从而二者之间协调配合方式也有所不同。在货币政策较稳健、信贷总量变动程度较小的情况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联度下降，二者的政策目标、实施工具等相互的影响程度降低，但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灵活性将更高，对潜在风险的敏感程度更高。此时，央行及监管协调机构在货币政策稳定的前提下应更多地使用宏观审慎的监管方式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经济失衡，货币政策过度紧缩或宽松的情况下，宏观审慎的监管政策将很难奏效。因此二者的协调合作应在审慎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的，同时货币政策的变动也应以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作为风向标，以避免相互冲突，抵消彼此的政策效果。
（2）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支出、税收等手段调节社会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更偏好于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目标，它更容易忽略宏观系统的稳定性和金融风险的积累。因此财政政策的实施更需要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相配套。一方面，借助宏观审慎监管，可以及时识别和评估财政政策工具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完善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也保证了财政政策调整的空间和运行环境的稳定性。
实现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更好协调配合，首先，应保证政策实施主体间顺畅、良好的合作交流机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当局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时应充分了解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动态和监管反馈的最新信息，保证未来的财政政策适应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也应科学地评估未来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平稳性的影响程度，适时调整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抵消财政政策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因此必须建立政策实施主体间的合作交流机制，明确彼此的权责，制定统一的解决方案。其次，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保持一定的稳健性。政府在应对突发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为了重建信心，防止经济体系崩溃，往往过度使用财政政策，这将限制未来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调整的余地，甚至造成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瓦解。
3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运用应实现最有效的国际合作
鉴于宏观审慎监管国际合作的不足，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和金融机构开始积极地呼吁、指导各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金融稳定论坛（FSF）早在2008年便就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达成协议，建立彼此的信息共享和沟通的机制，同时双方的合作框架还对宏观审慎监管方法、金额监管指标、资本金监管规则、跨境监管以及各国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等内容做出明确的安排和规定。我国在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方面也取得显著的成果，在开拓并巩固了与多个国家、地区金融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的同时，逐渐在国际领域的协调监管合作中由规则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而目前，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我国尚未进行相关的国际合作。未来我国应积极倡导、参与建立的宏观审慎监管的国际标准，并努力成为规则的主动制定者，最大限度减少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成本；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上的金融协调机构，共同治理和防范全球经济体系的风险；与贸易、金融往来密切的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信息共享和交流的平台，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从而更有效地运用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保持国内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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