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罪犯保护法篇1
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是我们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的一项刑事政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立法机关颁布施行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相继出台了一些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及有关工作规定。这些法律、司法解释和有关规定，是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实行司法保护的法律依据和工作规程。
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逐年增多，年龄呈低龄化，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忧虑。少年犯罪具有不顾后果、不择地点和时间的放任性和随意性，特别是结伙犯罪，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严格打击、惩罚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未成年人思想单纯，可塑性大，他们年少，渴望美好的前途，大多数犯罪未成年人犯罪动机简单，犯罪原因主客观交错，主观恶性不深，有改造的基础。对他们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加强司法保护是完全必要并符合实际的。
执法机关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对犯罪未成年人给予司法保护中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但是，笔者从办案实践中感到，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对失足少年的帮助、挽救，影响了动员社会力量来共同作未成年人的教育转化工作，从而将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和社会的稳定。对此问题需要重视并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探讨。笔者现略陈管见，与同行商榷。
一、司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适用刑罚处罚的面过宽
1、认定犯罪构成与成年人没有区别。没有考虑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和与成年人的不同特点，简单的按犯罪构成来认定，使一些可以不定罪的定了罪。特别是抢劫罪，对未成年人来说罪与非罪在某些行为上争论很大，我国《刑法》规定14岁不满16岁的人犯抢劫罪应受刑罚处罚，所以未成年人犯抢劫罪的特别多。以2002年为例，我县公安局提请批捕的未成年人100名，其中以抢劫定性的87名，占87%.移送审查起诉的未成年人61名，以抢劫定性的52名，占86%.当然，这些案件大多是符合抢劫罪构成要件的。但笔者认为有一些认定为抢劫罪的案件，在适用条款上有扩大化。如：袁某（男，16岁）、黎某（男，16岁）抢劫案。2002年4月一天，袁某和黎某与另4个少年在一电子游戏室打电子游戏，接到另3个少年人打来传呼，称与另8个男孩发生纠纷，打不羸，并说那8个男孩身上可能有钱，叫过去。这一伙人听后即与另3人汇合，但与他们发生纠纷的人已不知去向。在寻找中发现两个学生疑是同路人，一行9人都对两学生打耳光。其中一个叫“长毛”的在打后首先搜了一个学生的荷包，搜得人民币4元。袁某接着又从该学生荷包中搜得10元。黎某从另一学生荷包中搜得价值60元的传呼机一个。后受害人报案，公安机关将这一伙人除“长毛”外全部抓获，（黎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以涉嫌构成抢劫罪向检察机关提请批捕9人。检察机关对参与搜身的3人批捕，向法院提起公诉后，袁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罚金3000元；黎某因有投案自首情节，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罚金2000元。法院审理后还向检察院发出了一份司法建议（此处不分析这份司法建议是否合法）：“该案是共同犯罪，其余7名未成年人均构成了抢劫罪，要求检察机关追诉”。笔者认为，这一案件是否构成抢劫罪，尤其是否需要追究全部人员的刑事责任，是很值得研究的。从本案例的表面看，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因为当场使用了暴力，当场搜身取得了财物，打电话时还说了句“那几个人可能有钱”，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如果将少年犯的主观随意性，目的不确定性和成年犯动机目的明确加以区别；将少年犯的社会危害程度和成年犯的社会危害程度加以区别，再结合对少年犯适用的刑事政策，本案就可以不定抢劫罪。首先，暴力是轻微的，只是随意打了耳光，两受害人是表皮轻微伤。其次，采取暴力的目的是否劫财很不确定，他们供述称“同路的人都打了耳光，不打就没面子”。再次，获财是少量的，实际劫取仅现金14元和传呼机一个。因此，本案的犯罪情节和实际造成的损害都很轻，没有达到抢劫罪要求的社会危害程度。按照对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可以不对他们用刑罚处罚，尤其不能象法院建议的，判9个人的刑罚，如此，不仅不符合对少年犯实行司法保护的刑事政策，也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2、在具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时，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减处幅度不大。没有将未成年人的可塑性和悔改的相对真诚性加以考虑，使一些可以不给刑罚处罚的给了刑罚处罚。未成年人具有“投案自首，中止、未遂、从犯、偶犯”等情节时，没有大胆的用针对少年犯的刑事政策作指导，对他们免除刑罚处罚，或不定罪不用刑罚处罚，而与成年人一样仅有一定的减轻。如前所述黎某，只有一次犯罪行为，采取了轻微暴力，损害后果不严重，并有投案自首情节，按照对待犯罪未成年人的刑事方针和政策，是可以不用刑罚处罚的，或者是可以免除处罚的。但在实践中，类似的犯罪未成年人都被定罪判了刑，只是适用缓刑的较多。
3、刑罚处罚面过宽实际上产生了以下不利影响：
（1）使一些有改造好愿望的初犯、偶犯、投案自首犯失去了彻底改造好的希望和机会。给他们定罪处罚，那怕是免刑、缓刑都给他们带来了终生的污点，成为他们成长的精神负担，使其觉得前途没有希望，容易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想法，从而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2）不利于团结动员广大群众，特别是少年犯的家长做少年犯的教育转化工作。司法实践中我们看到，凡是初犯、偶犯，凡是有改好愿望的，本人及父母都是害怕定罪判刑。一旦定罪判刑，他们觉得人生被打上污点，造成的影响无法挽回，因而对孩子放任管理。少年犯失学、失业，混迹社会失去约束，促使他们多次犯罪，反复犯罪。
（二）采用刑事拘留、逮捕强制措施的人过多
以2002年为例，我县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的14岁至17岁的未成年人100名，有85名被刑事拘留，只有15名取保候审。批准逮捕83名，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17名。移送审查起诉的61名，全部是逮捕了的。
采取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串供、毁灭、伪造证据，防止逃跑、自杀、继续犯罪，保证刑事诉讼活动在各个环节上能够顺利进行。对未成年人中的偶犯、有投案自首的，情节轻的，家庭又有较好管理条件的，能够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能够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就可以不予刑事拘留或不逮捕。司法实践中，大多数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家长是愿意取保，也是能够履行保证条件的。司法机关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再表现的机会，使他们觉得还有可能从轻或免除处罚的希望，促使犯罪人认罪。同时也促使家长增加责任心，管教好子女。这样，不仅可减轻国家一些负担，还能从一开始就促进家长作转化工作。再者，被刑事拘留、逮捕的人，不一定都能判实刑，还有可能判免刑的，缓刑的，采取取保候审措施，还可以减少一些关押时间，给以后的处罚留有余地。
刑事拘留、逮捕过多，对未成年人造成了以下不利影响：1、使一些正在上学的学生将失去上学的机会。2、使一些不必要关押的少年犯在关押中，增加了感染恶习的机会。3、使一些正在就业，或将要就业的失去就业机会。
（三）检察机关没有充分运用不起诉权对未成年人予以司法保护
由于近几年检察机关内部控制不起诉率，基本上没有对犯罪情节轻微的人作出不起诉决定，相应的对未成年人也就很少作过不起诉决定。2002年，我院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61名，一名因复查年龄查出未满14岁，被公安机关撤回起诉。其余60名中，只有一名犯使用假币罪的作了不起诉决定，其余59名全部提起公诉，其中4人随主犯报上级院审理，县级法院审理的55名的判决情况是：判有期徒刑的52名，其中6个月至2年的29名，3年以上的23名，判处管制的3名。52名有期徒刑中，32名被宣告缓刑，20名执行刑罚。笔者认为，被判处管制和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的未成年人，他们的罪行不严重，不致再危害社会。如果检察机关对其中有投案自首、犯罪情节轻微的初犯、偶犯、从犯和有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轻微刑事罪犯，依法作不起诉决定，可能比判处2年或3年有期徒刑又宣告缓刑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还要好些。一是没有实际定罪，少年犯既明白国家的刑事政策是挽救为主，又使其看到有重新作人的光明前途，他们是会珍惜机会的。二是既可以调动家长作失足者转化工作的积极性，又可减少失足者对社会的抵触情绪，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三是可避免在校学生失去上学的机会，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四是可减少一些羁押时间，避免在不良环境中增加新的感染。
（四）对犯罪未成年人判处罚金的人太多
2002年，我县法院判处的55名犯罪未成年人中，除1名犯故意伤害罪、1名犯破坏电力设备罪之外，其余53名全部并处了罚金。其中被罚500元的4名，被罚1000元13名，被罚2000元的29名，被罚3000元的7名。
这些犯罪未成年人基本上是没有收入的无业少年和在校学生，就连他们的生活所需都依靠父母、亲人，又哪里有钱交罚金呢？对他们所判处的罚金是由其父母、亲人代交，间接地判处了其亲人的罚金，无疑是一种株连，显然与我国一贯坚持的罪责自负、反对株连的刑罚原则相违背。再则，很多未成年人犯了罪，觉得给家人丢了脸，被判罚金，又给家庭增加经济负担，特别是那些经济困难的家庭，增大了这些未成年人的心理压力和思想包袱。因此不再求学，过早的进入社会，不利于他们的改造和健康成长，同时又给社会增加了潜在的隐患。
二、存在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法律对犯罪未成年人实行司法保护的规定不完善
1、作为对少年犯从轻或减轻处罚，免除处罚的各种各样的情节较轻，情节轻微，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规格、程度、标准。如高法有“使用轻微暴力”、“情节轻微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危害不大”等的规定，但都是些模糊概念，是否定罪，靠司法人员的理解来执行。司法人员的法律水平、政策水平、社会知识的差异，直接影响对未成年人的处罚结果。实践中就有同样的事，几种理解，几种不同的处理结果，造成对未成年人的执法不统一，保护程度的虽有差异但都认为是合法的。
2、法律没有规定对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对象标准，也没有规定与成年人的不同犯罪规格。所以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同样是带有司法人员的主观性。未成年人和成年人都是适用的同一刑法、同一标准，如何对待其中的初犯、偶犯和刚达到定罪起点线的未成年人，是否适用刑法处罚，怎样对他们实行司法保护，都是靠司法人员对法律、政策的理解来落实。
3、未成年人有法定减轻、从轻处罚情节时，其减处幅度也没有与成年人不相同的减幅规定。如有投案自首的、中止犯罪情节的，对少年犯也没有特别规定。高法《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没有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优待。如3条2项这样规定：对未成年罪犯，依法从轻处罚，应当在法定刑范围内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种或者相对较短的刑期；依法减轻处罚，应当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一规定和刑法的有关原则规定基本相同。3条4项关于对未成年犯免予刑事处分适用对象是，“未成年罪犯是初犯、偶犯，是罪行轻、悔罪表现好”，同时还要具备是“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犯罪后投案自首”等法定减轻、免除处罚情节时，才考虑适用免予刑事处分。这一规定不仅没有体现对未成年罪犯应适用的方针和原则，还体现对未成年人“免予刑事处分”要从严适用的精神。
4、对未成年罪犯的强制措施，以及刑事诉讼程序没有不同于成年人的不同方式，不同标准的规定，其诉讼方式基本和成年人一样对待，以致有犯罪嫌疑就刑拘，符合犯罪构成就逮捕，抓了放了都合法。
（二）一部分执法人员的观念陈旧，对法律、刑事政策学习不深，理解不透，对犯罪未成年人实行司法保护的认识不足。实践中，有的司法机关和个别司法人员把握不好如何具体落实对少年犯的“方针”和“原则”：怕做不好教育工作，怕被责怪打击不力，怕被从轻处罚的或免除处罚的再犯罪承担责任。所以就出现了有犯罪嫌疑就抓，符合基本犯罪构成的就逮捕、就给予刑罚处罚的就案办案的简单工作方法。
（三）执法部门的领导对少年犯的司法保护重视程度不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一些关于办理少年刑事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工作规程，但实践中贯彻不力，如上级要求成立少年法庭，但现在基层法院基本上是没有少年法庭，各级各部门设有一些办理少年刑事犯罪案件的组织或人员，但这些组织和人员所做的工作和其他工作没有什么区别。高法对少年犯从轻、减轻和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实践中争论很大，适用很少。刑事判决书基本上没有引用过《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关于对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等条款。日常工作中没有将少年犯的司法保护工作作为一项专门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而是和其他刑事犯罪案件同等要求、同等管理、同等目标。定论、定性等认识也是同一标准。
三、几点建议
为切实贯彻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依法将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落到实处，针对存在的问题，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议制定不同于成年人的犯罪标准
制定的标准以既不放纵犯罪，又能警惕他人，还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接受为原则。
1、以犯罪手段作为定性依据的，应增加规定犯罪情节和一定的后果作为未成年人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如抢劫罪，我国刑法263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这其中的“暴力”和“胁迫”没有规定程度，公私财物也没有要求数量。司法实践中有类似案例：如行为人对受害人打一耳光，叫把钱拿出来，受害人摸出一元或五元钱，对这一行为以抢劫定罪；又，行为人将受害人的手捉住，对受害人搜身，搜得人民币十元，对这一行为定抢劫罪；还有，行为人对受害人打了几巴掌或几拳头，叫拿钱，结果受害人没钱，搜身也无所获，即踢受害人腿一下，骂“穷鬼”，对这些情节以情节恶劣定抢劫罪。以上这些行为都符合刑法263条的规定。但笔者认为，上述行为，对思想幼稚的未成年人，特别是14岁至15岁的少年人，定抢劫罪是极不合理的，细分析是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因此，建议立法机关或有司法解释权的机关对抢劫罪作如下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暴力行为没有对受害人造成损害或不足以造成损害的，获取财物在20元以下的，不认为是抢劫罪”。
2、以数额定罪的，应明确规定与成年人的不同起刑标准。如盗窃罪，建议这样规定：“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盗窃数额大于当地犯罪起点数50%的，应认为是盗窃数额较大；偶然盗窃一次，其数额超过当地犯罪起点数1倍的，应认为是盗窃数额较大。”如我地盗窃较大的起点是700元，未成年人1000元，偶然盗窃一次1500元，比较符合实际，不致放纵犯罪又体现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优待，会得到群众支持拥护。
3、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时，其减处幅度应大于成年人。（1）如犯罪情节轻，社会危害不大，又有投案自首，就可以免除处罚，或者不以犯罪论处。（2）对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共同犯中的胁从犯，只要具备犯罪情节轻、悔罪表现好，就可以免除处罚或不以犯罪论处。（3）对初犯、偶犯，如果犯罪情节轻，又悔罪表现好，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就可免除处罚。
（二）建议规定一些不同于成年人的诉讼程序
1、讯问未成年人时，除有碍侦查，或有损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未成年人不愿让其家长知道的以外，都应通知其家长或监护人到场；
2、对犯罪未成年人，除确有行凶、逃跑、自杀，可能会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以外，不予刑事拘留；家庭有取保条件并能保证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可不采取逮捕措施；
3、应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前的一贯表现和其犯罪原因进行实地调查，其调查情况可作为处罚依据。
未成年罪犯保护法篇2
__年，安定门街道团工委在东城团区委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下，充分发挥社会各界通过共青团组织联系、服务青少年的桥梁纽带作用，以切实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为工作核心，深入推进社会服务管理创新，努力提高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水平，积极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切实维护了地区的和谐稳定。
一、结合工作实际，强化组织领导
为了能够不断强化对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安定门街道由主管共青团、妇联工作的处级领导担任委员，一方面能够在较高层面上掌握街道全局、熟悉相关科室的工作实际，能够更好的指导各项青少年工作的顺利开展，取得实效；另一方面能够在一定层面上协调相关科室形成工作合力，通过统一部署来开展活动，从而壮大队伍，形成多方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扩大了地区开展青少年工作的影响力。
同时，街道团工委在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时，能够针对不同群体类型及时组织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明确职责任务，充分发挥作用，切实加强对青少年帮扶的领导。同时，在开展帮扶工作的过程中，努力结合上级部门开展各项工作的具体要求，及时予以落实，务求取得实效，竭力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安定门街道团工委积极营造健康良好的成长环境，着力做好地区校园安全防范工作、深入开展“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优化行动”、切实关心关注特殊青少年群体来开展普法维权工作。通过“法在身边”征文演讲比赛、亲子运动会等形式，对保护儿童的政策、法律、法规进行强势宣传，通过倡导“尊重儿童”、“一切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等意识，营造了全社会都来关心儿童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舆论氛围。
二、分类进行指导，确保帮扶实效
1．对社区闲散青少年进行分类管理
一是针对精神或者智力有残疾的青少年，主要采取由家庭照顾、社区定期走访的方式来进行帮扶和管控，切实帮助其本人及家庭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乐观面对生活；二是针对因学历低、单亲家庭、父母双亡等原因失业在家的青少年，主要采取社区管片主任不定期走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的措施进行管控，争取多方资源尽力解决其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经常性的组织其参与社区活动，在心理上给予关怀、生活中及时帮扶，思想上进行教育，尽力防止其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三是针对有不良行为或因违法犯罪入狱的青少年，若在服刑期间则积极进行探访教育，做好家庭工作，引导其积极加强改造，重新树立良好的价值观，重塑生活信心；日常则由家庭进行教育，社区做好关怀工作并加强管控措施，不断巩固其改造成果，及时掌握其思想动态，做好引导，努力杜绝其再次发生不法行为。
2．对弱势青少年群体积极探索帮扶新形式
认真摸底调查核实，登记造册并及时更新，特别关注农民工子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特殊困境青少年群体，整合多方力量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扶、救助工作，努力为其创造健康成长的环境。一是开展辖区内志愿服务队与地区弱势青少年结对子活动，定期组织青年志愿者到弱势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中，了解他们的需求，倾听他们的心声，通过多方努力，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二是结合儿童自身具有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做出贡献、体现价值的迫切愿望，将弱势青少年和部分社区闲散青少年组成社区志愿者队伍，组织他们开展治安巡逻工作，使他们能够参与社会活动，以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面对生活，积极为地区的安全稳定贡献自身的一份力量。三是结合节点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闲散青少年、地区弱势青少年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通过共同开展座谈会、交流会、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等多种形式，形成闲散青少年、弱势青少年有困难的时候，能够及时与志愿者沟通的良好局面。
三、不断总结经验，狠抓工作落实
安定门街道团工委在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四三二”工作措施，认真研究探索，不断提高基层团组织服务青少年的工作水平。
做到“四个及时”：一是及时建立台账，坚持做到“情况清、底数明”；二是及时进行走访，时刻关注孩子本身和家庭需求情况，提高帮扶针对性；三是及时送去温暖，积极争取资源实解决实际困难，使他们能够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四是及时组织活动，通过群体活动进行心理指导和帮扶关爱，促进其更好的融入社会，阳光健康成长。
强化“三个注重”：一是注重沟通、扩大影响，及时与团区委及街道宣传部联系，多种途径加大对开展帮扶活动的宣传报道力度，扩大活动的影响面，形成全地区共同关爱青少年群体的浓厚氛围；二是注重实际、营造氛围，除了针对不同群体的青少年进行物质帮扶之外，还要注重结合地区特色开展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舆论氛围；三是注重整合，形成合力，要坚持加强与上级团组织及街道妇联、民政、残联等各相关部门的密切联系，积极争取多方力量开展关爱行动，不断提高帮扶力度，提升活动效果，形成地区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工作合力。
加强“两项建设”：一是进一步加强阵地建设，充分发挥社区
未成年罪犯保护法篇3
【内容摘要】 联合国相关公约对儿童权利做了较为详细完备的规定，成为各国国内法完善儿童权利的标杆。我国历来重视完善儿童权利，通过《刑法修正案八》进一步完善了儿童权利，如对儿童累犯制度的摒除、加大对未成年人缓刑等社区矫正执行力度、有限度免除儿童前科报告制度等等。但总体而言，儿童权利保护水平还有待提高，如还存在未成年人罪犯刑事立法保护面窄、力度不足；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保护方式粗简、不成体系等问题。应该继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立法的形势和内容两个层面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立法保护。
【关键词】 儿童权利保护立法完善 刑事保护
首部有关保障儿童权利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我国于1990年12月有保留地批准加入。该公约第1条规定，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规定的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因而，我国相关法中所称的未成年人与国际公约所称的儿童是一致的。所谓的儿童权亦即未成年人权利。在公约的第37—40条分别对触犯刑法规范的儿童做出了保护性规定，并被世界各国刑法作为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参照系，完善本国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刑法规范。我国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1997年《刑法》有关儿童的规范做了修改与扩充，以此从刑法规范角度深化对儿童权利的保护，进一步完善我国儿童权利的刑法保护制度。然而，以国际公约所确立的普遍保护标准为参照，则突显我国儿童权利的刑法保护的不足，与其标准尚存差距。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刑法修正案八》中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规定进行评价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相关国际人权公约为参照系，检视我国未成年人权益刑法保护制度的不足，进而提出弥补不足的构想。
一、《刑法修正案八》：儿童权利刑法保护新进展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1997年《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总则条款进行了修改和扩充，即《刑法修正八》第6条对未成年人构成累犯制度的弃除、第11条第1款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宣告缓刑的规定，以及第19条关于未成年犯罪有限度免除报告前科制度的确立，从而成为未成年人刑法保护重要法律依据，也是未成年人刑法保护制度建设进展的重要体现。推动了我国未成年人刑法保护制度的内涵发展与外延扩张，促使刑法总则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范围和力度逐步加强，以充分发挥其保护人权和减少再犯的作用。
(一)未成年人构成累犯制度的弃除
1997年《刑法》所确立的累犯制度未将未成年人予以排除，而是在同等条件下与成年人构成累犯，因此，未能突显出对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为此，《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规定，将刑法第65条第1款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修改的内容仅在原有条款的基础上增加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而实质上则是从原有的累犯制度中，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一并划归不成立累犯的范畴。质言之，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即未成年人不得成立累犯。此与其他国家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的制度接近，例如，《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第18条第4款的规定“未满十八岁的行为人因实施犯罪负有前科的，不应当认定为是累次犯罪”，《罗马尼亚刑法典》第53条规定“确认累犯时不考虑有未成年期间实施的犯罪情形的判决”。笔者认为，此次的修改深化了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内涵，在刑法处遇上应该差别于同等情形下的成年人犯罪；其外延也得以扩张，未成年人犯罪不再因累犯制度而适用加重刑罚，缓刑和假释制度也不再受限制。
(二)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宣告缓刑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八》第11条第1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此条款修改的焦点是，是在原有选择适用缓刑基础上，对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三类人群应当适用缓刑的规定。依修改后的刑法规范意旨，未成年人犯罪的，只要符合缓刑的条件就必须适用，即强化缓刑的应当适用效力而非先前的选择性适用。以此，强化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保护的力度，优化了其刑罚适用，推进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新发展。
(三)有限度免除报告前科制度的确立
1997年《刑法》第100条确立的前科报告制度，规定曾经受过刑罚的任何人在入伍或就业时必须进行报告。前科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起到间接预防犯罪的作用，但对于未成年罪犯而言，却是一种“标签”效应，始终背负着“罪犯”的心理阴影，有损于他们尊严，不利于复归社会和健康成长。对此，《刑法修正案八》做了重大修改，创设了未成年人有限度的免除前科报告制度。修正案第19条规定，在刑法第100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2款：“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由于前款规定了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时的前科报告义务，修改后的刑法典第100条第2款旨在免除未成年犯罪人的部分前科报告义务，且该部分仅限于未成年人“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范畴。这项义务的部分免除，有利于教育与改造未成年罪犯，使其顺利回归社会，通过减少此类未成年人遭遇社会歧视的几率，可防止其自卑厌世、自暴自弃等消极心理的加剧而难以重新融入社会。不过，免于前科报告毕竟有别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因其改革的非彻底性而未能清除失足未成年犯所终生背负的犯罪人标签。尽管如此，新修正案作为我国的最新刑事立法，基本反映了当前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发展态势，而且其中所涉未成年人犯罪的诸项从宽处罚规定，对于进一步完善此类特殊群体的从宽制度与提升其人权保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刑法修正案八》前两处的修改都是着眼于刑罚的裁量方面，旨在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改善其人权状况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由于未成年人在心理、生理、辨认和控制能力上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即使再犯且符合累犯的一般条件其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也不及成年犯。若对未成年犯罪人加重处罚或者同样处理，则有悖于我国关于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宽处罚的基本原则，从而更难以实现对其适用刑罚的真正目的与保护此类犯罪人合法权益的终极目标。《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未成年人的第三处修改，是刑法规范的扩充，创设免除前科报告制度，虽然仍有一定局限性与不彻底性，但足以反映未成年人刑法保护制度的完善。
未成年罪犯保护法篇4
【关键词】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监护失职刑事责任
从我国刑法规定中发现，监护人除犯遗弃罪、教唆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外缺乏对于滥用监护权致使被监护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追究。本文就此展开讨论，以期监护失职纳入刑法追责，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概率。
一、监护制度是国家对于未成年人实现特殊保护的重要制度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希望，设立监护制度，强化监护人对他们的培养教育，对于保护人口资源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尚未发育完全，辨别能力弱，染上陋习甚至违法犯罪具有无辜性，所以以国家法律规定来体现对于这种特殊的人力资源保护意志。从这个层面上说，完善对于监护人滥用监护权致使被监护人犯罪的刑事责任追究制度更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再者，如果监护人能够忠实的履行监护人法律义务，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反之，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监护制度的履行具有重大社会意义。
二、监护失职责任追究在刑事法律规范中存缺陷
（一）《刑法》缺乏追究监护人失职刑事责任的制度
《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刑法》仅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出现对监护人完全免刑责的漏洞。虽然《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有“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第三百四十七条第六款规定有“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制造，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的，从重处罚”。但《刑法》却没有提及监护人也可能实施的这类犯罪，更是没有设定对监护人教唆应从重处罚的条款。显然《刑法》缺乏追究监护人失职刑事责任的制度。
（二）专门法律对监护人处罚的力度明显较轻
在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二十五条对于教唆、胁迫、引诱未成年人实施不良行为或者品行不良，影响恶劣，……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法第七章法律责任第四十九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放任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的不良行为或者严重不良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责令其严加管教。显然，当未成年人有不良、违法行为或者构成犯罪后，该法律对于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设定的刑事责任，比较学校、公安机关以及其他社会成员处罚要轻。监护失职致使未成年人犯罪与上述法律漏洞难以撇清关系。
三、监护失职造成被监护人犯罪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依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十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负有直接责任。监护制度中的监护人的职责是法定职责，监护人只能忠实地履行而不能滥用。亲权的本质基于血缘这种自然属性，而监护权的公法属性更加鲜明。基于未成年人的本质和国家的特殊保护，使得这种法定职责具有无过错属性，其中的义务是法定义务只能忠实履行，其中的权利更加不能滥用。因此，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后果，具有社会危害性，监护人失职的刑事责任理应追究。
民事法律规定监护人对于被监护人承担的是无过错的法律责任。从有利于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出发，过失理应成为监护失职追究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这是由于监护权其实是法律规定的对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全部义务，如果滥用严重的必然导致未成年人犯罪。所以，有过错的并且造成《刑法》层面上的社会危害性结果的更加应当刑事追究。
作为监护人，父母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具有天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其监护职责是法定义务，必须履行。如果失职造成犯罪，显然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四、未成年人监护制度需要刑法维护。
（一）监护制度是公法应当纳入刑法保障。监护制度作为重要的法律制度，必须得到贯彻落实，尤其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刑法应当责无旁贷。由于监护人不作为、乱作为和监护不到位致使未成年人犯罪的滥用监护权行为却不能刑事追究。所以应当设置监护失职罪，使监护失职责任追究扩大到刑事问责。实质上是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护他们健康成长的防线前移，既巩固了监护制度，又保护了包括监护人在内的家庭。
（二）追究监护失职刑事责任的标准。由于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的无辜性决定了监护责任必然存在失责。因此，监护人对其监护的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的无辜性必须付出代价。这些代价应当是由于监护人对于监护职责不作为、乱作为而突破了防止未成年人犯罪这个监护责任的底线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如果民事问责，则应当追究其所监护的未成年人由于犯罪造成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刑事问责，则应当追究其所监护的未成年人由于犯罪造成社会危害的刑事责任。这些是法定监护责任的要求。
（三）监护人失职致使未成年人犯罪的刑责设置。在当前我国的刑事法律忽略了对于父母这种在监护人中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并且具有刑事法律意义上的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机制。由于这个机制的缺乏，使得父母作为监护人，其监护责任仅到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便嘎然而止。在客观上疏于、甚至放弃了对于其未成年子女预防犯罪教育的重要因素。建议刑法可如此表述监护失职罪状：监护人不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实行特殊保护的法律法规的义务，滥用监护权致使被监护人犯罪的，根据被监护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处以罚金、六个月以下的拘役。在法律体系的设置上切实地落实我国社会对未成年人实现专门保护原则的目的。
总之，未成年人犯罪是特殊的犯罪形式，理论上证明不但可以减少和预防，而且应当杜绝。而在《刑法》上设置监护失职的罪状并对监护人刑事追究，则是实践中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条件。否则监护制度如同虚设，无辜的是未成年人，损害的是祖国健康安全的人口资源。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3]《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未成年罪犯保护法篇5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罪行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
由于未成年人在心理成熟度和环境辨别度上不及成年人,目前,我国诸多的法律制度和工作机制多方面地保护着未成年人的权利。我国的刑法制度本身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就更多的体现了宽容与关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规定不适用死刑、不适用无期徒刑(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实则要求在法定刑以下进行处罚)、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不适用没收财产、慎用强制措施、严格执行分管分押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对未成年人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为了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培养未成年人良好品行,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足于教育和保护,从小抓起,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及时进行预防和矫治。我国法院系统已经初步建立少年审判庭制度,从诉讼程序开始,少年审判庭专门化职能能够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
但现实状况是,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急剧增加,犯罪成员在大案总数中所占比例大幅度上升,犯罪年龄相对提前,并呈现出蔓延快、手段凶狠、团伙作案突出、反复性强,重新犯罪率高,在社会上造成严重损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十分严重,成为当前刑事犯罪活动的热点问题。在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出现未成年人明知自己的年龄不到刑事责任年龄,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而故意违法犯罪;知道现有法律制度不能对其进行依法打击,而肆意作案,甚至手段更残忍、情节更恶劣的现象,这部分未成年人视未成年为其实施违法犯罪的保护屏障。如此,达不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目的,不利于有效地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也不利于对成年犯的教育和改造。对未年人的关爱,不能转而为纵容。这些现象给社会稳定造成严重损害,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营造,同时这也是与刑法中的罪行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背离,也与刑法的立法目的不一致。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铁则”,即第一原则。我国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犯罪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当法律作出了明文规定,则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予以处罚。在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概念,认为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触犯刑法的、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明确规定了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明确规定了量刑的原则,即对犯罪人裁量决定刑罚,必须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为司法机关正确量刑提供了法定标准。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实现,还有赖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也就是在司法活动中切实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不仅要强调在司法实务中勿做有罪推定、勿做扩大解释以外,认为还应尊重法律的严肃性、威严性,勿重但也勿轻。罪行法定使刑事处罚有了确定性,从而强化刑罚的威慑力量、法律的严肃性。而现状却有刑罚的威慑力在未成年人中弱化的现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对社会上的每一公民的要求,是公平、正义观念在刑法中得以贯彻的具体体现。平等适用刑法,也即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刑法规范在根据其内容应当得到适用的所有场合,都予以严格适用。对任何人犯罪,再定罪上、量刑上、行刑上都须平等。对于事实犯罪的任何人,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认定犯罪;对于任何犯罪人,都必须根据其犯罪事实与法律规定量刑;对于被判处刑罚的任何人,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刑罚。
罪刑均衡原则是“罪当其罪”准则的设置,刑事司法故应依此原则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适应是罪与刑的基本关系决定的,是预防犯罪的需要。该原则要求以客观行为的侵犯性与主观一致的罪过性相结合的犯罪社会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主体再次犯罪的危险程度,作为刑罚的尺度;即是刑罚既要与犯罪性质相适应,又要与犯罪情节相适应。在立法上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注重对各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宏观预测和遏制手段的总体涉及,确定合理的刑罚体系、刑罚制度与法定刑;在量刑方面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将量刑与定罪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强化量刑公正的执法观念,实现刑与罪的均衡协调。
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是刑法制定的目的。放纵犯罪,必会造成对其他合法权利的损害。刑法具有教育功能,但同时也具有惩罚功能,刑法本身的性质也是通过其惩罚功能达到警示、教育的目的。失去惩罚性,刑法的教育功能势必会减弱。仅仅口头式的教育后放,必不能达到打击犯罪的目的。这不仅不利于这部分未成年人的成长,也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和谐稳定。现行的法律制度,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抓好其惩治与矫治工作,找准防治对策,不仅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而且对于搞好社会治安,构建和谐社会,也有重要意义。法律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同时,也得对他们的行为及心理进行必要的矫正。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必须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严打威慑,打消犯罪意图,消除侥幸心理;营造良好法制环境,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做好考察帮教工作。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后备军。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确需特殊保护,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处理确应宽严相济。仅仅在立法上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遏止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未成年人的目的。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有效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建立针对未成年人特点的惩罚执行机制,例如建立区别于监狱的工读学校,通过强制学习达到教育的目的;建立社区教育制度,通过社区义务强制劳动达到惩戒作用。在立法上,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刑事犹豫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辩诉交易制度、暂缓起诉制度等,既能通过处罚达到惩罚、遏止犯罪,又能符合未成年人成长需要给予犯罪的未成年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以适应少年犯罪“自动愈合”的成长规律,有利于消除刑罚所带来的“烙印效应”,在报应与功利之间找到了较为恰当的结合点,在适当的惩罚的基础上为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寻找到了契合,利于未成年人从过去的犯罪阴影中彻底地摆脱出来,为其改过自新创造有利的客观外部条件,帮助犯罪少年回归社会。我国部分地区实行的轻罪有条件消灭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效果。
参考文献:
[1]《刑法学》高铭暄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
[2]《刑法总论》,汪力、高飞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重庆,2002年.
未成年罪犯保护法篇6
（一）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含义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前科消灭制度”都是消除先前定罪记录对于犯罪人，特别是未成年人罪犯回归社会消极影响的一种制度，但二者并不等同，通过对二者的区分，明确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内涵。
1.“犯罪记录”与“前科”的区别。犯罪记录是犯罪事实及其刑事判决的纯粹客观记载。而“前科”则是对于犯罪记录依据法律进行的一种评价，“犯罪记录”和“前科”之间是一种评价对象与评价结论的关系。［1］要想杜绝社会公众的自发评价和由此引发的对犯罪人的社会歧视，需要通过构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使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不被公众知晓，从而减少公众对于犯罪人的前科评价。
2.“封存”与“消灭”的区别。封存是不予查询，但仍存在；消灭是彻底去除犯罪曾经存在的事实。前科消灭制度中所消灭只是法律法规对于公民曾经有过的犯罪记录的评价，而不是犯罪记录和记载犯罪记录的档案。犯罪记录封存，是限制和拒绝查询犯罪记录，将使前科评价在法律制度层面上无法进行。
通过对比，笔者认为，犯罪记录封存是指不完全消灭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通过技术性操作严格限制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记录被查阅。
（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意义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确立体现了我国对于未成年犯罪人一贯坚持的挽救、感化、教育的方针，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特别保护。
1.符合未成年人复归社会的需要。我国刑法规定了前科报告义务，这一义务的设定加大了处罚的程度，使其承受被社会排斥的心理压力，为其重新回到社会设置了人为障碍，再犯罪可能性也将增加。［2］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可以减轻未成年人的心理负担，树立重新做人的信心和勇气，使未成年人平等地享受各种权利和机会，为其复归社会创造良好环境。
2.符合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制度要求。我国多年来一直重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在法律中直接规定“人民法院免除刑事处罚或者宣告缓刑以及被解除收容教养或服刑期满释放的未成年人，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但在现实中，学校和单位获知其曾有犯罪记录，难免发生歧视的问题，设立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能从根本上保障未成年犯罪人与他人平等的就业权利，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基本精神相契合。
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质要件
（一）封存对象
本制度的制定主要就是为了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根据刑法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人，不追究法律责任。因此，适用主体为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
需要注意的是，年龄标准中强调“犯罪时”，说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针对的是在发生犯罪行为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由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上的特点，及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在未成年时触犯刑法，均应予以特殊对待和保护。即使被发现犯罪行为或是在判决时，该人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也不能因此改变对其进行犯罪记录封存的决定。
（二）封存条件
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对“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适用。将刑罚的判处年限作为判定未成年人犯罪轻重程度的判断标准，由法院综合考虑未成年人的犯罪各项情节作出判决，对于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认为罪行较轻，应当进行犯罪记录封存；对于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反映出犯罪罪名、情节等较重，法律规定不能适用本制度。
在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处理的决定时，案件没有经过法院判决，但此种情况未成年人仍构成犯罪，属于犯罪行为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同样符合“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封存条件，应予以封存。
法律没有排除对某些特殊犯罪类型的犯罪记录封存，因前罪罪质的特殊性为由硬性规定其不适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3］；也没有将罪行轻重、认罪态度好坏作为是否适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特别规定［4］；封存制度适用条件的统一性保证了对未成年人的无差别保护和司法公信力。
（三）封存内容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封存的内容为“犯罪记录”。犯罪记录有两重含义:
一是记载犯罪事实及刑事诉讼过程的载体。在司法办案实践过程中，每一个案件的具体办理都需要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法院判决等环节，在每个环节针对特定案件都会出现侦查卷宗、检察卷宗、审判卷宗等多种对犯罪事实和案件办理情况进行记载的客体及各种法律文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是在以完备的犯罪记录信息数据库的建立为前提和保障的［5］，要建立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各自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信息资料库。
二是未成年人发生犯罪事实的信息。对未成年人进行犯罪记录封存，除了对其犯罪档案材料进行严格保密，还需要对其曾经发生犯罪、接受刑事判决的事实进行封存保密。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时，不得透露其曾经犯罪的这一信息。
（四）封存效力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效力是该制度得以实现的关键，具体如下：
1.犯罪记录限制查询。犯罪记录封存并不是将犯罪记录在司法档案的记述载体上简单地予以消灭，而是在适用记录封存制度的情况下，对于符合记录犯罪记录封存条件的犯罪记录，在被查询时给予否定性回答，具体答复为“无犯罪记录”。除法律特殊规定的情况外，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披露未成年人曾经的犯罪记录。
未成年罪犯保护法篇7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6-220-02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大多成长于不良的社会环境，存在错误的认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在外界不良诱因的刺激下，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给社会秩序带来了破坏性的作用。鉴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殊性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身心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等特性，在侦查程序中引入并适用心理矫治显得尤为必要，对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心健康和预防其再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心理矫治的概念和内涵
心理矫治是指矫治主体运用心理学原理、方法和技术，帮助矫治对象调节不良情绪，解决心理问题及消除心理障碍，维护心理健康从而改变其认知方式的一种矫治措施；旨在促使矫治对象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和不良行为发生积极变化，主要内容包括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行为矫正等活动。目前心理矫治主要被用于监狱等刑罚执行场所，是对服刑人员进行矫正的一种有效措施，但在其他诉讼程序中尚未得到运用。随着心理矫治不断被推行适用，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运作体系，并且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在我国矫正机构中对违法犯罪人员的矫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程序中运用心理矫治措施的根据
（一）理论基础
1.国家亲权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有责任保护其国民，特别是缺乏照管和监护的未成年人，强调国家是未成年人的最高监护人，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国家应当负一定的责任。由于身心发育不成熟，涉嫌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缺乏有效的监护和照顾，国家应积极地行使权力保护未成年人。因此，心理矫治是国家行使监护权的一种方式，通过心理矫治来行使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权，是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积极保护责任所在。
2.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理论。该理论认为未成年人特别是卷入司法的少年应当得到社会的特别保护，包括社会制度以及司法制度的特殊保护，基于对司法中的少年进行特殊保护的理念，涉嫌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更应当给予特别的保护，在实体和程序方面应当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使其在司法中得到公正的对待。心理矫治是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司法中得到公正对待的特别措施之一，是对其特别保护的体现。
3.近代刑法教育刑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在不良环境因素的刺激下容易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不是天生的犯罪实施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具有很大的可塑性，通过教育感化成可以使其成为守法的亲年。在司法过程中贯彻教育刑理论，对处于特殊地位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重新找到正确的社会活动方式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矫治是贯彻教育刑的体现；因此，心理矫治应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生活环境、身心发育状况、人格形成过程等多方面的情况，考虑到其未来和前途，有利于复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二）法律依据
1.《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宽松的刑事政策的要求，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侦查人员承办，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在查清犯罪事实的同时，要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相关因素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矫正其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和不良的行为习惯，促使其改变行为方式，防止其再次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要求办案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有关情况进行综合全面的了解；只有在侦查阶段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适当的心理矫治措施，才能全面的了解其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等情况；通过社会调查，有助于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作出正确的处理和更为适当的矫治。
2.《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要求，公安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案件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身心发展尚未成熟等特点，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人员办理，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特殊保护，所以对其适用心理矫治措施应遵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的原则。第五十九条针对未成年人严重的不良行为规定了矫治与预防犯罪行为的内容，这些规定为心理矫治措施的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
3.《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了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教育和矫治等相关内容，为侦查阶段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适用心理矫治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二条规定要求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负责案件的机关应及时进行预防和矫治，这就要求对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违法犯罪行为更应当及时进行矫治。第五条规定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措施，应当结合未成年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加强青春期教育、采取心理矫治措施，加强对犯罪原因及预防犯罪对策的研究。因此，在侦查程序中应结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加强教育，进行心理矫治。第四十四条指明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矫治的指导性原则，也对心理矫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心理矫治要与法制教育相结合。
三、心理矫治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程序中的运用
目前心理矫治在少年司法中尚未得到广泛运用，但有少数省份如江苏、吉林等在积极探索和创新将心理咨询措施引入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程序中，并收到了较好的疏导和矫治效果。所以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程序中适用心理矫治措施有一定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一）矫治主体及对象
1.矫治主体。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程序中，应当由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机关中熟悉和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征的人员开展心理矫治工作，负责对其进行心理矫治，必要时可以邀请心理学专家辅助或参与。
2.矫治对象。由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殊性，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大多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认知出现了错误，才实施违法犯罪的活动，矫治的对象为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因涉嫌犯罪而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二）矫治内容
矫治内容应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个性特征和身心特质出发，通过心理健康教育、进行心理评估、开展心理咨询与治疗及心理测试等活动对与其实施涉嫌犯罪有密切联系的行为方式进行重点矫治。
1.心理健康教育。对存在认知错误、存在心理问题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矫正教育，从而改变其认知方式，为其解决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教育是心理矫治的基础工作，应向其宣传心理学、心理健康基础知识等，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能自我认识、接纳和剖析自己，调整心理状态，积极地接受教育和引导，从而使其客观、冷静地面对自己所实施的行为。
2.心理评估。评估者根据心理测试的结果及与被评估者相关的信息资料对矫治对象的心理特性作出的科学合理的价值判断，开展心理评估能获得较为真实、准确的结果，能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提供参考依据。通过心理评估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价值评判，判断人生价值观念的好坏，评估实施犯罪时的心理状态从而判断其人身危险性，为研究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原因奠定基础。
3.心理咨询。通过倾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叙述，细致深入地与其沟通交谈，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心理适当的疏导和矫正，帮助其发现心理问题及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矫治措施对其进行引导和心理治疗，改变原有的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从而发现其实施违法犯罪的深层次的原因，以便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治对策。通过心理咨询能够及时发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危机，其内容较为广泛，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有关的各种心理问题及困惑均是心理咨询的内容，如学习困惑、社会交往问题、家庭问题、心理健康问题等。
4.心理测试。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出涉嫌犯罪的有关问题，让其真实的回答，建立心理健康档案，通过运用心理学原理、技术及测试措施，发现和预测其不良的行为倾向，从而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通过心理测试，能够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心理状态及发展方向，了解其心理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预测其重新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从而能有效的预防突发性事件的发生。
（三）矫治方法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矫治可以采取精神分析治疗、认知行为矫正、矫正不良道德、移情能力的培养等方法。
1.精神分析疗法。鼓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向矫治人员讲述自己的心理冲突，表达自身遇到的各种情感困扰，从而帮助其解决内心的矛盾冲突，矫正其消极的行为模式。通过精神分析疗法，可以发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早期生活中经历的困难和创伤并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以便发现其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真正起因。
2.认知行为矫正。错误的思想观念会导致实施违法犯罪等行为，由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大多都存在观念错误，对其进行心理矫治时可以采取改变错误认知的方法来矫正思想观念，使其对自己所实施的行为及其有关情绪产生理性的认识，消除其不良的行为习惯，积极培养和发展良好的行为。因此，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矫治时，一方面要使其转变认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观念；另一方面要培养和发展其良好的行为习惯。
3.矫正不良道德。绝大多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违法犯罪与低下的道德水平密切相关，道德水平越低，越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而忽视他人利益，因此就越容易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矫治工作可以通过矫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不良道德，建立道德行为所必需的道德性认知和观念，克服其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
未成年罪犯保护法篇8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未成年人法院刑事政策
未成年人犯罪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一起被称之为当今世界三大公害，成为全球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我国，遏制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也已成为当务之急。因而研究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律特点及发展趋势，借鉴和分析国外的成功经验，丰富和发展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的刑事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情况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界定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是指14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具体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刑法规定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二是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
（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发展变化
1．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变化特点
（1）犯罪年龄趋向低龄化。据我国公安部门统计，1993年查获18周岁以下少年作案成员为18．1万人，比1984年的8．3万人增加一倍多。有些杀人、重大盗窃案件，就是一些十一二岁甚至更小的孩子干的。根据对天津市少年犯管教所在押犯的统计资料分析，14-15岁走上犯罪道路的占在押犯总数的7．1％。
（2）女性犯罪呈上升趋势。女性未成年人犯罪具有欺骗性大、传播快、危害大的特殊性。在我国大陆，男性犯罪仍然是犯罪成员的主体，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犯罪正大幅度增多。据有关部门统计，“文革”以前，我国男女少年犯罪的比例大约是99：1，近几年已达到9：1，女性青少年犯罪比例增长10倍。
2．未成年人犯罪类型的变化特点
（1）新型犯罪增多。20世纪80年代以来，未成年人犯罪除传统的犯罪类型外，一些新型的犯罪类型日益增多。诸如绑架人质、雇佣杀人、组织引诱强迫卖淫、制造贩卖吸食毒品、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信用卡犯罪、涉枪案件以及诬告陷害、侵犯知识产权等等。此外青少年犯罪中甚至还出现了贪污、巨额诈骗等经济犯罪行为。计算机的普及发展，也使未成年人利用计算机盗窃、诈骗等智能化犯罪增多。据统计，至1998年底，我国电脑用户达210万户。上网用户中，25岁以下的超过57％。从非法侵入电脑的“黑客”来看，80％以上是熟练掌握电脑技术的年轻人。众多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例，反映出了其作案手段的高智商化和其反侦查手段的老练。
（2）严重暴力犯罪日益突出。未成年人实施暴力犯罪的案件近些年来大大增加。在对天津市少年犯管教所在押人犯的统计中显示，2002年未成年人抢劫犯罪成为各类犯罪之首，占52．8％。据河北省有关部门统计：仅该省少管所1999年新收押的暴力型未成年犯就占全部未成年犯的63．54％。在全国法院审理判决的未成年犯中，严重暴力犯罪所占比重1992年为64．53％，1993年为68．51％，1994年为64．82％，1995年为65．10％。种种数据表明，未成年人实施暴力犯罪的状况非常严重。而且，未成年人实施暴力犯罪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手段残忍，性质恶劣。
3．未成年人犯罪形态变化的特点
（1）团伙犯罪现象严重。随着青少年犯罪的低龄化和成熟化，犯罪形态也从简单趋向复杂，而由于青少年时期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所固有的局限性，这种犯罪往往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完成的。同时，青年少年渴望被同龄人关注的心理需求在独生子女家庭里、在学习压力巨大的学校里都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得以完全的满足。于是一些“问题少年”就把这种需求转向社会，在青少年中形成一些不良团体，这往往就是团伙犯罪的前身。哈尔滨市1997年查获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约有60％是团伙犯罪。对天津市少年犯管教所的调查中显示，2002年团伙犯罪所占的比例为66％。
（2）出现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有些未成年人犯罪团伙甚至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作案纪律、防侦破措施，有共同的亚文化，已初步形成黑社会的雏形。值得特别警惕的是，在未成年人犯罪团伙中，首领或者说组织者很多为成年人，他们利用未成年人的亚文化，以及刑罚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较轻的规定，组织或者逐渐渗透到未成年人团伙中，唆使他们去从事盗窃、抢劫、走私贩毒等严重犯罪。
二、当前国外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的刑事政策
189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颁布的《少年法庭法》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有关青少年的专门的刑事法规。其宗旨是：(1)对于身心正处于发育过程中的青少年，应该改变过去那种只着眼于使用严厉处分的办法，而应当采取多种多样的保护和指导措施。(2)对于不同的青少年犯罪，应当采取灵活的、适合不同情况的改造和教育计划，以便使他们走上新生的道路，并为此规定了一些系列的具体措施。这也是最早的有关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体现。美国的有关青少年的立法，很快为其他国家所仿效。英国于1905年制定了少年法一类的法规，还建立了少年法院。德国于1908年建立了少年法院，1923年制定了专门的少年刑法。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出台了少年法。亚洲的印度于1995年首先设立了少年法庭，日本从1923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专门的青少年法规。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了自己的青少年法规。1985年11月《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也称《北京规则》获得通过，对于会员国的青少年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保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开始认识到，减少和控制社会犯罪的首要问题不在于惩罚犯罪，而在于预防犯罪和改造犯罪，尤其是对于生理、心理均处于发育阶段的青少年罪犯来说更是如此。为此，世界各国无不结合本国国情，在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特征的基础上，对本国的刑事政策予以调整，出现了非刑罚化、人道主义倾向，虽然各国对未成年人犯罪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尽相同，但总的原则都是对未成年犯罪人采取一系列特殊的保护政策，在处理上有别于成年犯罪人。综合分析各国的制度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点共性：
1．尽量采用非刑罚的处理方法
非刑罚的处理方法主要是保护处分和教育处分，这些处分措施一般适用于犯罪危害不大或者犯罪与环境、与行为人身心缺陷有密切关系的未成年人，以利于改过和身心的健康成长。这种处分方式主要有四种：（1）责成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2）由专门研究未成年人心理的机构进行保护观察，经常与未成年人保持通信联系或者进行访问，鼓励他们积极向上；(3)委托环境较好的家庭进行教养，或者移送救护院教养，以改善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改造未成年人的品行；(4)对于一些恶习较深或者生理上有缺陷而导致犯罪的未成年人，则交付感化院，进行矫正教育或者治疗疾病。
2．刑罚从宽
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不适用死刑。1985年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犯罪待遇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也载明：对“少年犯任何罪行不得判以死刑。”可以说，对少年犯不适用死刑，已经成为现代绝大多数国家刑法的通例，也成为未成年犯刑事责任的一项基本制度。(2)量刑从宽。未成年犯量刑较同样罪的成年人要轻，是绝大多数国家刑罚的一项基本原则。有不少国家还限定了对未成年人适用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3)对未成年人多适用缓刑，在缓刑适用的条件和内容上较宽。一些国家对于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的条件作了专门的特殊规定。(4)放宽假释条件。不少国家规定未成年犯假释的条件较成年犯罪人要宽，如日本少年法规定，判处无期徒刑的未成年人服刑7年，判处10年以上1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服刑3年，判处不定期刑的，服完该刑期三分之一的，均可以假释出狱。
3．采用不定期刑
采用不定期刑，是一些国家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一种特殊的刑罚制度，即根据未成年人在执行刑罚时表现的好坏来决定其实际服刑期的长短，这也是青少年法与普通刑法相比较而具有的一个突出特点。采用不定期刑的具体方式有三种：(1)日本式。在未成年人已经判处的刑期范围之内，依据未成年人在改造过程中表现的好坏确定对其实际执行的最高与最低刑期。(2)美国式。美国根本不宣判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刑期，完全根据犯罪的未成年人在改造的过程中表现的好坏来决定其服刑期的长短。(3)德国式。不定期刑原则上有一定的限度，但是法官又可以酌情降低或者提高此限度。如1974年联邦德国青少年刑法第19条规定：“少年犯的行为已造成危害，因而有必要判处至多4年的少年刑罚，但又不能预见用执行刑罚的方式来教育少年犯使其具有正直的生活方式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可以判处不定期少年刑罚。不定期少年刑罚的最高刑为4年。”在适用不定期刑时，“法官可以降低最高刑或者提高最低刑。最高刑和最低刑之间的差距不得少于2年。
4．不记前科
现代刑法和刑法理论认为，保留前科必然导致曾经犯罪的人某些权益的丧失、资格的限制和名誉的损害，从而给刑满释放的人在升学、就业、生活上带来许多困难，影响他们重新做人的信心，延缓他们融入社会的进程。这种影响对于因一时过错而犯罪的未成年人尤为强烈。因此，许多国家如美国、日本、联邦德国都有前科消灭制度。其主要有两种方式：(1)日本式。凡少年犯刑期执行完毕或者免予执行的，均视为未受过刑罚处分。(2)德国式。这种方式是通过判决来取消刑事污点。
三、丰富和发展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几点建议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态势的变化，为了更加充分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扩大保护的力度，实现保护制度的科学化、合理化。针对我国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丰富，建立相应的规范。
(一)对当前的刑事政策进行丰富和发展
1．对“预防为主”政策的丰富和发展
（1）创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拜金主义、贫富不均、贪污腐化等现象，对青少年的思想意识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因此，一要坚决惩治腐败，减少不良文化对青少年的冲击，为广大青少年创造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环境；二要彻底清理文化市场，对那些渲染暴力、色情的娱乐场所予以坚决取缔。与此同时逐步增加青少年活动中心、科技场馆等有益于其健康发展的文化设施。加强社区对有不良行为青少年的管理，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对城市无业青年实施就业服务，开设社区心理咨询服务，充分发挥社区一级组织的帮教职能。
(2)加强学校的教育职能，提高青少年的文化水平
抓住青少年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注重提高其文化知识水平，另一方面加强在校学生的法制教育，道德教育，使其养成遵纪守法的意识和良好习惯。
(3)提高家长法律素质，充分发挥其抚养监管的职能
建立家长普法学法制度，督促家长和未成年人共同学法懂法，提高家长法制意识，增强家长的责任感，充分发挥家长“第一老师”的作用，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很好的担当起管理子女的责任，降低未成年人犯罪机率。
2．对“区别对待”原则的丰富和发展
(1)实行诉讼迅速简约原则
所谓迅速，是指在诉讼进行的每个阶段，都尽可能地争取时间，迅速侦查、起诉和审判。所谓简约，则是指整个诉讼程序应当尽可能从简。大量的事实证明，未成年人犯罪后，在诉讼阶段停留越长，矫正起来就越困难。迅速简约的司法程序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矫正。
(2)强制措施的审慎适用
对于未成人采取强制措施应作为最后手段，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刑事诉讼法规定在采取强制措施时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但这些条件中没有年龄区别，法律也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制定专门适用于他们的强制措施。《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五条只规定了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应当严格限制和尽量减少使用强制措施，而对如何操作没有作具体规定。《儿童权利公约》中的第37条(B)规定：“不得违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作为最后的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这一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应尽量减少对未成年人采取强制措施，必须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尽量采用强制力度较低的措施，并努力缩短使用的期限。
(3)扩大适用不起诉的范围
近些年来，世界各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已由处罚主义逐渐转化为保护主义，即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置，应当采取教罚并重的立法精神，除情节重大者给予刑事处分外，一般以实施保护性的处分为原则。据有关的资料显示：在德国，只有4％的少年犯被判处监禁刑。日本的比例更低，只有1％。而我国只有20％的少年犯没有被判处监禁刑，其中绝大多数属于缓刑犯，被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的数量极少。我们在行使不起诉权时，没能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主义处置原则。这样既不利于少年犯的教育改造，也不利于其日后发展，同时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
(4)严格执行分管分押制度
我国监狱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监狱对成年男犯、女犯、未成年犯实行分开关押和管理，对未成年犯和女犯的改造，应当照顾其生理、心理特点，监狱根据罪犯的犯罪类型、刑罚种类、刑期、改造表现等情况，对犯罪实行分别关押，采取不同方式管理”。我国的刑罚执行基本做到了分管分押。但在对未成年犯采取强制措施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鉴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看守所的条件限制，难以真正实现分管分押，一些未成年人与成年罪犯同处一室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容易造成“二次污染”，不利于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同时，针对未成年犯的刑罚执行，应由劳动改造转为教育改造为主，一是为未成年犯创造学习条件：二是对未成年犯进行技能的训练和指导，对未成年犯加强技能训练，提高罪犯释放后的谋生能力，使其通过技能训练在重新走向社会之后能够自食其力，不致因为生活问题而重新犯罪。
3．对“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丰富和发展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我国刑法中非刑罚方法有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责令赔礼道歉。其他还有责令赔偿损失、进行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等方法。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非刑罚处罚方法，一方面体现了对未成年犯从宽处理的原则；另一方面对未成年犯进行了教育，有利于其认识错误。司法实践中的不足是缺乏法律程序的规定，在操作上无法可依，极不规范，从而影响实际效果。
(二)建立新的工作制度和机制，全面保护未成年人
1．建立社会调查制度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规定的一种做法。典型的如日本《少年法》第9条规定，家庭裁判所考虑对少年的审判时，应对案件进行调查，在调查时，务必调查少年、监护人或者有关人员的人格、经历、素质、环境，特别要有效地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关于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专门知识的鉴定结果。《北京规则》第16条也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通过调查，全面了解未成年人、家长、监护人或有关人员的人格、素质、经历和环境，在查明犯罪事宜的同时，了解犯罪的原因和条件，根据全面调查的结果选择恰当的处理方法，对症下药，以取得最佳矫治效果。我国建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全面调查制度，一方面可以与监护人监督制度结合起来，司法机关可以调用监护人监督机关所积累的有关犯罪未成年人以及监护人的有关情况，同时对于监护人监督制度不能提供的资料再进行调查，这样可以提高效率，保证调查质量。另一方面，还可以发挥和借助社会、民间的力量，以求得真实的调查结果。因此，应将全面调查作为一项制度提出来，通过具体明确、规范化的司法程序加以保障。这一点也在《人民检察院办理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中有所体现：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2．建立前科消灭制度
可以借鉴德国利用判决来取消刑事污点的做法。未成年犯在免予处罚或服刑期满释放后的一段期间视为考察期，在考察期内没有发生违反法律法规之行为，且无不良行为，当事人自己或者其法定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取消刑事前科。考察期不应低于一年。但当事人在服刑期间被加刑或者在缓刑期间被撤销缓刑，实际执行刑罚的情况或者系累犯的不在此列。
3．未成年人法院一呼即出
在世界范围内，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犯罪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许多国家已先后制定各种法律法规，确定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侦查、预审、起诉、审判的各种刑事司法程序。我国自1984年在上海市长宁区设立少年法庭以来，曾经一度发展迅速，高峰时全国达到3000多个少年法庭，然而，随着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少年法庭的发展空间却呈现出一定的萎缩态势，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一些地方法院因此进行了改革，尝试建立少年法院。中国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指出“设立单独建制的少年法院，不仅可以实现办案人员的专业化、机构的专门化，而且可以极大拓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及预防对策的研究渠道，使对未成年人法学研究系统化，以承担起对未成年人进行全面司法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功能”。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报告中指出“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特点和法律保护的特殊要求，改革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加强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已经选定了四个试点省市：上海、广州、南京、黑龙江设立少年法院，以便进一步提高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水平，完善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
参考文献资料
1．佟丽华，《未成年人法学》[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
2．吴鹏森，《犯罪社会学》[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
3．何秉松：《刑事政策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2。
4．谢彤：《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与量刑》。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5．丛梅：《天津市青少年犯罪的发展趋势及预防对策新思路》[J]，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
6．尚国华：《青少年犯罪现状与治理对策探讨》，[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3。
未成年罪犯保护法篇9
【关键词】未成年人；权利保护；诉讼程序
近年来，未成年案件已经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未成年权利的保护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欧美、日本等国也存在未成年违法犯罪日益增多的现象，世界各国为了减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作了很多的措施和规定。我国还签署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北京规则》、《利雅得规则》、《东京规则》等国际性法律文件，有利于妥善的处理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权利，最大限度地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目前法学界将目光投入到了刑事程序价值、诉讼结构等理论研究之中，关注侦查程序、再审程序、简易程序的完善和重构。但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上，立法稍显不足，忽视了对未成年人审判程序的完善和不足。
一、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护的有关概念
（一）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
过去的封建王朝时期，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没有基本的法律分别。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大量工厂在各个国家建立，随之而来的是职工的大量需求问题，当职工不满足需求的时候，他们把注意力放到了童工的身上。为了生计许多生活困难的童工进入工厂当劳力，童工在工厂劳动时许多的弊端也随之而来，童工的体力和成年人没有丝毫的可比性，当童工完不成指定的工作时，他们就会受到毒打和虐待，当情形越来越严重时，人们逐渐意识到了儿童需要保护、受教育和福利接受等一系列问题，意识到儿童应该给与特殊的不同与成年人的保护，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也逐渐的区分开来。
人们公认的未成年人是指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但是很多国家之间的未成年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日本的未成年是指不满二十周岁的公民。在刑法中年龄的划分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对于年龄我们要持一种严谨的态度。我国的法律明确规定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从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不具有研究价值。因此刑事诉讼中研究的未成年人是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到成年这一年龄阶段，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未成年人。一般来说未成年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但是达到法律规定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了法律明确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时，是要负一定的法律责任的。所以我国的法律对未成年的年龄划分明确，主要解决了不同年龄的未成年人是否负法律责任的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我国的法律从年龄上将未成年人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第二是已满十四不满十六的未成年人负部分刑事责任，最后是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完全负刑事责任。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规定的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未成年。
（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护的含义
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权利的保护，是通过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机关在诉讼程序中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一种特殊保护措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不能给与同等对待，我国的法律规定对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以不同于成年犯罪人的特殊保护。因为他们还处在生长发育阶段，生理和心理发育的不够成熟，对社会的诱惑没有抵制能力，还不能良好的辨别是非对错，容易受到别人的蛊惑和影响，我们一定要做好他们的教育工作。从未成年的身体发育状况来说，轻松舒适的环境和良好的教育是未成年健康成长的前提，是预防未成年犯罪的有效条件。而一旦未成年进入刑事诉讼阶段，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己所做的违法犯罪行为而被羁押，意味着他们很有可能从平常生活的环境中分离出来，从而承受一些他们无法想象的压力，致使他们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因此，我们要尽可能的争取对未成年人的宽容政策，可以从宽从轻处理的尽量从轻处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不逮捕和羁押的，尽量避免这种情况，保障未成年人无忧无虑的成长。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护的现状及不足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现状
我国目前的法律现状还达不到某些发达国家的要求，也不如发达国家关于保护未成年权利的法律法规来的完善。我国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法律仅在《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几部法律法规中有所涉猎，而且所占的比例较小，并没有针对未成年人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我国关于保护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没有专门的立法，也没有专门的司法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是引起人们关注和关心未成年人的两部基本法律，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也仅有一部分涉及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内容。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未成年被告人除了享有和成年被告人相同的权利的以外，还享有一些特殊的权利，虽然保护未成年人的理论知识不少，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能实践的比较少，保障不了对所有法律条款的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91年的时候就有了一部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并有了一系列保护未成年人的方针和政策。各地法院和检察院也为保护未成年做出了贡献。我国在1999年颁布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体现了我国人民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怀。在2012年我国又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增添了不少有利于保护未成年的规定等，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出台无疑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目前来讲仍然不够到位，仍存在不足和缺陷。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护的制度在构建中存在的缺陷
我国的法律法规在保护未成年人的方面做出了一次次的修改，不管是在侦查、还是审判等方面，都向有利于保护未成年的方面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新刑事诉讼法中增添的关于未成年附条件不的规定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对于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可以对气进行进行附条件不。并且对其采取了尽量不予羁押、不予逮捕的措施，不公开审理前科封存的隐私保护制度。这一系列的举动和措施都体现了我国对保护未成年人的重视。
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法律制度，但是实践性不强，整体性不够完备，与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的差距。虽然我国为保护未成年不断的编制法律法规，不断地发现现有法律的漏洞并进行修改，但是和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未成年保护的程度还是比较低，对未成年的保护没有发达国家来的重视。某些发达国家有处理未成年案件的专门组织和相关人员，并且有的国家还针对未成年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我国在这一方面来说相对比较薄弱，没有针对未成年案件的专门立法和相关人员。在保护未成年刑事诉讼权利的制度构建方面不够完善，还有不少的漏洞，都需要我国进一步的修改和改进。
（三）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护的存在的障碍
除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护的制度构建存在不足之外，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也有许多的缺陷和不足，体现在侦查、、审查和执行等方面。
在侦查方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强制措施存在不足，实行强制措施的条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方面，审查阶段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查不够全面，对这一方面不够重视，体现不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另外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隐私保护不充分，我国对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有限，仅限于不公开审理，宣告判决的时候仍是公开进行的，对未成年以后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办理未成年案件时，有关人员往往忽略了未成年幼小的心灵和以后的健康成长，想到的是和成年人一样违法就要受到惩罚，这本身对未成年来说就是不公平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机关不够先进，缺少专门的保护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的法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建立不够完善。
三、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护制度的构想
（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处理未成年人所犯的刑事案件时，无论在办理案件的哪个阶段都要认真查清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出生时间，因为年龄对是否追究刑事责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犯罪的未成年人没有辩护律师时，法院有义务为其指定辩护律师，但是当未成年人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岁，审判的时候已满十八岁，法院就不用再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这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来讲仍然保护是不够到位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加强对社会调查工作的立法完善，除了和办理成年人案件一样了解案情、搜集证据和锁定犯罪人以外，在诉讼过程中还要注意案件细节，不放过蛛丝马迹，一定要查明详情。无论在侦查阶段还是和审判阶段有关办案人员应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生活的周边环境、个人性格、父母家庭和相关朋友进行详细的社会调查，否则无权作出相应的程序或实体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案件提供参考资料。
另外，我们还应对未成年尽量减少强制措施，能取保候审的未成年人尽量不要对其监视居住，最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有专门的场所对其进行教育和改造。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在询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被因为未成年人的年龄很小，他们以后还有很长的一段人生，不能因为年少不懂事时候的一个污点而影响整个人生。根据未成年人身体不成熟的状态，尽可能减少其涉入刑事诉讼的可能，同时尽量避免羁押未成年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予以加重保护，增强保障人权的意识。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未成年幼小的心灵，不能让他们因一个小的错误从而走上不归路，我们要尊重他们，保护好他们的隐私，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改正。
（二）设立专门的诉讼程序和机构
我国现有的专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的机构比较缺乏。虽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有的建立了许多的少年法庭试验点，但是我国目前的少年法庭不是独立的司法机构，只是普通法院内部的审判庭，而且各地运用的不够广泛。除了少年法庭以外，我国没有其他完备的未成年司法机构，例如少年侦查机关和少年检查机关。
《公安部规定》第6条要求，公安机关应当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职人员承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人员应当具有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等专业基本知识和有关法律知识，并具有一定的办案经验。《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六条要求，人民检察院应当指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女检查人员承办。这些措施都是考虑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心特点，有利于更好地教育、感化、挽救这些未成年人。
我国应该设立一些处理未成年刑事案件的专门组织和机构。为了更好的处理未成年刑事案件，我国在有的地方设立少年法庭的试验点，有利于更好地解决未成年案件。未成年人的心里比较敏感，在对未成年讯问口供时，如果办案人员没有顾及到未成年的心理感受而且态度又不端正时，容易伤害他们幼小的心灵，所以我们应该培养一些熟悉未成年心理感受的专业人员来处理这些案件。另外我们还可以改善一下犯罪的未成年被关的场所，他们不能和那些成年人关在相同的地方，这样不利于未成年的改造和以后的发展，我们可以专门建立一些适合未成年犯罪人接受教育并利于改正错误的地方，让他们能够认识并改正自己的违法行为，争取宽大处理早日回归社会。
（三）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的立法
未成年罪犯保护法篇10
我国刑法虽然对未成年人犯罪也规定给予一定的刑罚处罚，但是这种处罚是在处理其不良行为时所采取得一种辅助教育手段，这种处罚从刑罚的目的和本质上看属于保护、教育和预防的性质。因此为了对犯罪未成年人正确定罪量刑，达到教育、挽救和改造未成年犯罪人的目的，需要对我国刑事法律保护功能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保护制度。
关键词：教育.改造.挽救
一、未成年人的概念
刑事法律之所以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的照顾是因为未成年人处于身体、智力的发育阶段，其思想尚未成熟，有着特殊的心理和生理特征，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还比较薄弱。我国刑法和刑事政策基于未成年人的上述特点对未成年作出了不同于成年人的规定。有关未成年人的年龄范围的限定涉及到刑事责任承担主体的范围，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特点也是我国刑法和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对待的自然科学的基础，只有真正了解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的特点才能作出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法律规定和有关的刑事政策，真正实现刑罚的目的，这也是人道主义和最大限度减少犯罪的需要。
（一）未成年人犯罪与青少年犯罪
在我国，长期以来“青少年犯罪”这一概念在法学界和社会各界被广泛使用，通常是指从14岁到25岁这一年龄段中的人的犯罪。其实这一概念包含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犯罪：
其一是未成年人犯罪。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的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岁的公民。”《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解释上也是采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未成年人的界定，以未满18岁为未成年人。我国现行刑法也是以18岁为界限，“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18岁以下的区别情况负部分或者不负刑事责任。
其二，青少年犯罪这个概念中包含着18～25岁年龄段的人的犯罪，因为在25岁以前，虽然已是成年，但仍然是青年，并且犯罪学显示的犯罪规律：25岁左右是人生犯罪易发、高发阶段。所以青少年犯罪在犯罪学中被广泛应用，18～25岁的人的犯罪被划归到青少年犯罪学的研究范畴之中，由此可见“青少年犯罪学”一般是犯罪学意义的概念，而“未成年人犯罪”则具有犯罪学意义也具有刑法学意义上的概念。本文所使用的未成年人犯罪是刑法意义上的概念，与青少年犯罪存在着区别。
（二）未成年人犯罪与少年犯罪
在大多数学者的论述中将少年犯罪等同于未成年人犯罪，认为二者仅是在表述上有差别，在实质上是指同一年龄段人所犯之罪，“依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在刑事司法意义上的少年应是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在中国，所谓少年犯罪也称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危害社会并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少年犯罪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自动等价于未成年人犯罪。
（三）未成年人的年龄限定
各国对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的年龄起点规定各不相同，1984年修订的《印度刑法典》规定为满12岁，与我国规定满14周岁相同的有1950年《朝鲜刑法》、1968年修订的《意大利刑法》、1971年《加拿大刑法》、1976年修正的《联邦德国刑法》和现行的《日本刑法》等。规定负刑事责任的起点也有的达到我国未成年人年龄的上限18岁如《巴西刑法典》。对于未成年人年龄的限定，应当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那些真正影响人的生理、心理、成熟早晚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气候和其它因素，使未成年人年龄的限定科学合理，更适合于保护未成年人和预防犯罪的发生。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行政处罚法》第25条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9条规定：“已满十四岁不满18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处罚;不满十四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免予处罚，但是可以予以训诫，并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十四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同时我国《宪法》、《选举法》等法律规定已满18周岁的为成年公民，未满18周岁的为未成年人。
由以上法律的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这一规定显然将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排除在此“未成年人”之外，因此本文中未成年人犯罪中的“未成年人”是指从其出生的年月日起计算已满14周岁而尚未到18周岁的公民。未成年人出生的年月日是指法律意义上的出生的年月日，即合法的出生证明上所记载的出生的年月日。我国刑法理论中所说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二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
一、从宽处罚原则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17条第3款也明确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条款以“应当”来限制审判人员，不允许其运用自由裁量权，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必须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或从轻或减轻处罚，而不能有其他选择。不能以未成年人所犯之罪社会影响巨大或手段极其残忍或民愤极大而忽视法律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明文规定，作出与犯罪性质和其他犯罪情节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成年犯罪人一样的处罚，或者相近的处罚。刑法之所以这样规定是由于以下原因：
1、未成年人从宽处罚是基于其身心特点。未成年人身体处于发育时期，心理还不成熟，情绪还不稳定，思维能力欠缺，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尚未形成。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还比较弱，容易受外界的影响，易感情用事。所以未成年人以偶犯、初犯居多。同时未成年犯罪人也较成年犯罪人容易教育改造。对未成年人采取“报应主义”的观点而处以同成年人一样的刑罚，不仅达不到刑罚预防、减少犯罪的目的，相反会促使未成年人在犯罪的道路上不回头。还有我们不得不承认未成年人的犯罪不仅是未成年人自身的因素，更多的应该是归责于未成年人所处的外在环境如家庭、学校、社会等，如果在刑事法律上给予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一样的地位和处罚，显然是不公平的，也与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
2、对未成年犯罪人从宽处罚也是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众所周知，规范人民的行为的方式有道德手段、法律手段等。法律手段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等诸多部门法。一个行为首先要由其他部门法来进行调整或规范，当其他部门法对该行为束手无力时，便只有来求助于刑法。刑法以其实现方式――刑罚的严厉性和剥夺性而构成了“刑法是社会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由此决定了刑法是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而不予适用，即使适用也要尽量地温和些。刑法对他们应该是关心多于惩罚。
在刑法具体实施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刑法也采取了从宽的原则，以便与成年犯罪人来加以区别。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宽容：如1995年《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指出“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使用语言威胁或者使用轻微暴力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的；”1998年《关于审理盗窃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交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的，可以不作为犯罪来处理”。
3、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是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需要。恪守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双边或多边条约、国际公约，从来都是我国的一贯立场。我国先后加入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规则》（《利雅得规则》）《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北京规则》）《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等，这些规则互相配套，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未成年犯罪人得特殊保护的一贯思想和原则，我国参与或接受了上述公约就有义务在相关的立法中体现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处置时的从宽原则。
正是考虑到以上因素，我国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人作出了与成年犯罪人不同的规定，体现了对未成年人进行刑事处罚时的从宽原则，它以总则17、19、49条之规定为核心与分则的有关条文相互配合，构成了对未成年人的刑事保护体系。具体体现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人从宽处罚原则的是刑法第17条第三款即“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是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的体现，这是该规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看到该规定的一个缺憾，虽然该规定用“应当”限定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必须在法定范围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到底从轻多少或者是减轻多少，法官依然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在司法实践中也容易造成标准不一，致使相同性质，类似情节的犯罪所判处的刑罚差别过大，对未成年犯罪人造成了不良的心理影响，导致了对他们教育改造的困难。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应该在刑法中明确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以体现未成年人的责任能力的不完备也有程度的差别。年龄的差别就是反映其刑事责任能力不完备的外在显著标志，更好地体现刑法对未成年人地体恤与从宽处罚。可以在对两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分别作出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处刑时不得超过性质相同、情节类似的成年人所判刑罚的二分之一，对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处刑时不得超过性质相同、情节类似的成年人所判刑罚的三分之二。
二、不适用死刑原则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死刑的存废也一直处于激烈地争论之中，但学者们也意识到了中国的国情和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也逐渐趋于上述的第二种趋势：不废除死刑，但严格限制死刑。坚持少杀、严禁滥杀、防止错杀是我国在死刑适用问题上的一贯政策。我们既要运用死刑的手段来惩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又要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我国对死刑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制，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然而，我国1979年刑法规定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同时又规定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一规定实际上为未成年人适用死刑保留了一个尾巴，它表现了我国刑法在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问题上的不彻底性。”此规定在逻辑上无法解释，死缓并非一个独立的刑种，只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在规定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同时又规定特殊情况下可以判处死缓，立法者将自己锁定在自己创设的逻辑难题中，在实践上也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如果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未成年人在死刑考验期间，“抗拒改造情节恶劣”该如何处理？立法者逻辑上的疏漏给司法人员带来了无处求解的难题，1997年刑法对死刑的适用对象作了修改，废除了对犯罪时年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规定，从而使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得以彻底化，对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进行严格限制：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并废除了原来刑法关于未成年人也可以适用死刑缓期执行的规定，从而将未成年人完全排除在适用死刑之外。我国大陆学者在未成年人适用死刑问题上，对于犯罪的时候未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基本上是持肯定的态度，认为未满18周岁的人，智力发育尚不成熟，辨别是非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较差，同时他们的思想也不固定，可塑性较强，相对地易于接受改造，因而对他们不宜适用死刑，而应给予改过自新地出路。
三、尽量适用缓刑的原则
缓刑，是指对判处一定刑罚的罪犯，在他具备法定的其他条件时，在一定期间暂缓其刑罚执行的制度，犯罪学和心理学已经表明未成年人身心尚未发育成熟，其可塑性较强。所以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未成年犯罪人应尽量适用缓刑，让其回到社会上接受监督改造，因此也避免了封闭关押最大的弊端――交叉感染，同时也有利于动员社会、家庭和学校等各方面的力量对未成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从而减轻了国家司法资源的负担。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大多数还处在求学阶段，缓刑的执行将有利于其学业的继续，而不至于因犯罪而失学。由此可以看出缓刑将比实际送监执行刑罚更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扭曲的心灵的复位，更容易让其早日回归社会，重塑自我。
我国有关缓刑的具体规定是在现行刑法第72条：“对于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需执行。”该规定并未对未成年犯罪人和成年犯罪人作出区别对待，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从宽处罚在此无法得以体现。当今世界趋势是注重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感化教育，缓刑也为各国所重视，而我国的缓刑制度，无论在缓刑的适用条件、缓刑的考察、缓刑的撤销等方面均没有体现未成年犯的特殊情况。我国刑法应研究世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的趋势，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加以改进，以更好地符合对未成年人挽救改造地需要，更好地实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缓刑制度，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1、放宽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的范围。笔者认为可以考虑改变刑法的现行条件，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的条件单独列出：对判处拘役、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罪人，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决定了未成年人一般为初犯、偶犯、激情犯。虽然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欠缺，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薄弱，感情易冲动，易被激惹，行为时可能不顾后果，有时会造成比较大的社会危害，甚至一些未成年人犯罪的手段也是极其恶劣的，但是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一般其主观恶性较成年犯罪人小，事后也大都有悔罪表现，如果采取和成年犯罪人“一刀切”的做法，使得一部分被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的未成年犯罪人不能适用缓刑，这样在立法上限制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缓刑的适用。放宽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条件，作出有别于成年犯的不同规定。
2、在考察和管理方面。可以增设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性的限制其行为的措施。现行刑法规定了缓刑人员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此项规定比较笼统。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而作出具体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我们可以借鉴澳门刑法典第50条的规定，对未成年人规定保护性限制其行为的措施。该条规定：“法院得规定被判缓刑者在缓刑期间遵守下列行为规则：不得从事某些职业；不得常至某些场合或地方；不得在某些地方居住；不得与某些人为伍或收留、接待某些人；不得常至某些团体或参与集会；不得持有能便利实施犯罪的物质条件；定期向法院，社会重返技术员或非警察三实体报到。”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和借鉴澳门的立法经验。我们对未成年人设计缓刑制度时，可以考虑在现行刑法有关缓刑撤消的法定理由上增加规定未成年人参与或接触一些易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行为或场所，可以撤消缓刑，比如：
（一）不得常至某些场合或地方；
（二）不得与某些人为伍或收留、接待某些人；
（三）不得常至某些团体或参与集会；
如若违反且情节严重，可以撤销缓刑，收监执行。这样规定是因为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是感性多于理性，情绪易兴奋，也易失控，很容易受周围环境不良因素的影响。未成年人在犯罪后有强烈的悔罪表现，内心也在自我谴责，但是有时又很难抵制不良的诱惑，既想重新做人，又对过去无拘无束的生活有些许留恋。
3、缓刑的法律后果方面。笔者建议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后果不仅要消灭刑罚而且也要消灭犯罪，以没有犯罪前科论。而我国现行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人“……如果没有本法第77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从此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大陆的缓刑的法律后果是原判刑罚不再执行但仍认为是犯过罪的。
四、双向保护原则
在前述几个原则的论述中，我们在一直强调对未成年犯罪人要从宽处罚，要作出与成年犯罪人不同的规定，尽量适用缓刑等，这些都体现了刑法对未成年人的宽容，但是宽容不是纵容，这些规定都是基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和我国刑法“教育、改造、挽救”的刑事政策作出的，而不是无原则的迁就与放纵，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达到教育人、挽救人和预防犯罪的目的，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的利益。在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和保护社会利益这一对矛盾中，如何才能达到双赢呢？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北京规则》明确提出对未成年犯罪人选用刑罚要兼顾社会利益和犯罪未成年人的利益，要求将“少年司法……视为有助于保护青少年和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由此确定了保护社会利益与未成年犯罪人利益的双向保护原则，实现了未成年司法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与预防犯罪的刑罚宗旨的和谐统一。参考文献
1、赵秉志主编：《刑法总论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赵秉志著：《犯罪主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赵秉志著：《刑法总论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4、杨春冼、杨敦先主编：《中国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