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的特征篇1
摘要：多年以来，农村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农村职业教育的根本问题是经费问题，是国家将农村职业教育是否界定为公共产品问题，是定位在公共产品的哪一个层次的问题。尽管很多学者根据经典定义界定农村职业教育为准公共产品，但是在农业发展新阶段，将农村职业教育界定为准公共产品不能有效促进其协调、良性发展，需要从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从供给方式、外部性、区域性、阶段性、产品可变性、制度依赖等角度思考农村职业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以期为政府办农村职业教育提供理论依据和建议。
关键词：农村职业教育；公共产品
农村职业教育，是相对城市职业教育而言的。既包括农业的职业教育，也包括工业和其他产业的职业教育；既要为农业发展和农民致富服务，也要为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稳定服务。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性质进行理论探讨是很有意义的，它可为确定政府在农村职业教育领域的工作范围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萨缪尔森公共产品的
经典定义与农村职业教育
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对应物。萨缪尔森的对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是从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这三个特征出发的。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是从物品本身的属性方面来界定的，不是由哪个部门提供来界定。①公共产品性质特征是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最基本因素。不同经济学家对公共产品属性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②不同公共产品有特征程度的差别（公共性），由此可区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是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减少的产品。其实，严格上符合纯公共产品定义和特征的产品不多。
对于农村职业教育的产品性质的研究，几乎都将农村职业教育定义为准公共产品。因为，其具有发展个人职业能力的一面，而且对其享用都不能符合完全没有排他性和数量不受限制的标准。一些人享受了农村职业教育，意味着另外的一些人就会减少对其的享用。只有彭干梓、夏金星撰文认定农业职业教育具有纯公共产品特征。③尽管他们提出要按照萨缪尔森的三个基本特征来界定农业职业教育的特征，而事实上，其论证只是从农业、农民的历史贡献的角度来论证的。对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性质和边界的认识，不能只满足于理论上的定义。仅仅弄清了有关概念的涵义，还不足以解决有关的产品的定位问题，何况萨缪尔森关于产品分类的理论侧重于静态分析并以效率为目的，而现实情况是，产品属性受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而变化，政府对公共产品的定位不仅要考虑效率还要顾及社会需要和社会公平。所以，不宜主观地公式地应用经典定义、经典理论，而应该从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中，以效率和公平的平衡发展为目标，来研究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公共产品特征，提供将其认定为纯公共产品的理论依据，从而界定政府工作的合理范围。
农村职业教育的产品特征分析
（一）供给方式与农村职业教育的产品特征分析
供给方式可以作为判断农村职业教育是否为公共产品的一个标准。费用是否由“税收来支付”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一个重要标准。④劳凯声提出具有外部性的产品或服务不一定是公共产品，只有当市场无法提供，而必须由政府通过税收向社会公众免费提供时，它们才成为公共产品。胡鞍钢也说，“并非由于基础教育是公共产品而实施义务教育，而是由于实施义务教育而使基础教育成为公共产品”。由此得出，第一，基础教育并不一定是公共产品；第二，实施义务教育后，基础教育才成为公共产品。有学者提出，教育的产品属性依赖于它被提供的方式，同一层次的教育既可能是公共产品，又可能是准公共产品，还可能是私人产品。⑤
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同一种公共产品在不同时期，因技术条件、需求状况、供给能力、制度规范不同，可能采取不同的供给方式。不同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机制）的作用边界在时间上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动。技术进步可能改变公共产品的性质特征，政府的职能理念、公平与效率标准的选择和政府政策的倾向决定供给机制、政府活动范围和私人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可能性。弗雷德·麦克切斯尼发现，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的消防服务一直主要由私人自愿提供，之后才开始转由地方政府提供。科斯追溯了英国灯塔系统的历史及其演变，也得出同样的结论。美英的教育、图书馆、警察等项目也是在20世纪逐步转为政府的公共职能。最初的学校是私立的，但政府渐渐发挥较大的作用，起初在财政上给予资助，继而建立和管理学校。因此，我们沿用厉以宁、劳凯声和胡鞍钢等学者的思路，认为只要政府来提供农村职业教育，那么农村职业教育就具有了农村公共产品特征。原来混合供给的农村职业教育，也是可以和应该逐步转变成政府供给的。
（二）外部性与农村职业教育的产品特征分析
外部性（正外部性）也是农村职业教育是否为公共产品的标准之一。⑥布坎南对外部效应的定义为：只要一个人的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变量是在另一个人的控制之下，即存在外部效应。“教育的外部性”决定了教育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效应的准公共产品，⑦因此，市场机制在教育领域通常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很大的外部效应。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1）农业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第一是收益的损失，农业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基础和决定作用，这个好处难以计量，也就无法提出相应补偿。于是收益发生外溢；第二，农业在无偿提供生态环境和景观功能这种公共物品中扮演重要角色；第三，对其他行业成本外部化的接受，特别是“三废”。农业的外部性必然导致为农业服务的农村职业教育的外部性。（2）从理论上看，农村职业教育是一种外溢性很强的公共产品。因为：第一，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发展社会公共价值的一面。其社会功能有：培训农民工；推广农业技术；使农民获得管理和财务知识、创业意识、市场意识和风险意识，提高创业能力，尽快富裕；能促进教育结构平衡和社会就业以及教育的协调发展。第二，在农村接受职业教育的农民子弟转移到外地从事非农产业的，⑧这种人力资本培养上的地区性和受益上的全国性所产生的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必然影响不发达地区县、乡政府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尤其是县、乡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第三，职业教育具有十分广泛的政治和文化功能，承担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因此，农村职业教育的外部性决定了其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而且，外部性的大小可以作为其公共产品“纯度”（公共程度）的衡量标准。
（三）区域划分与农村职业教育的产品特征分析
不同区域之间，由于拥有资源的差异，导致不同的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特点，带来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差距。欠发达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的混合供给存在难题。因为：（1）农村教育发展本身是极不平衡的，是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相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拉动就大。欠发达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缓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财力紧张，没有足够的经费来保障农村职业教育发展。（2）欠发达地区政府财力有限，影响其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国务院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主要责任在地方，关键在市、县”的方针。欠发达地区的县、乡两级财政往往入不敷出，有时严重依赖上级的支持，想在农村教育上多投入也力不从心。在财力并不充裕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能优先满足“两基”工作的需要。（3）职教成本与学生支付能力之间存在矛盾，影响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高额的农村职教成本使农民子弟望而却步。从投资成本上看，接受农村职业教育一般比接受普通中、小学教育所需投资高很多。（4）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发展和劳动价值观念落后，教育普及水平低，教育质量差，教育的资本积累低，办学物质基础差。（5）非农产业的支教能力有限，居民集资办学能力弱。
但是，由中央政府统一负责全国农村职业教育经费的供给大有好处：有助于缓解县乡，尤其是贫困地区县、乡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减轻农民负担和缓解“三农”问题；有助于实现教育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创建和谐社会；有助于打破目前教育经费供给机制所造成的地域封锁；有助于克服对农民子弟上学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和歧视问题，为农民大规模转移创造的良好教育条件；有助于转移大量过剩的农业人口，促进现代化进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农村职业教育的混合供给中，无论是地方政府投入，还是受教育的学生支付，还是其他供给来源，都存在着困境，所以迫切需要明确界定农村职业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由中央政府站在全国的高度，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对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经费进行保障。我国《职业教育法》中已经有所体现，但是没有真正实现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的纯公共产品属性。⑨
（四）经济发展阶段与农村职业教育的产品特征分析
经济社会发展是呈阶段性的，农村职业教育也有一个萌芽、产生、成熟和衰退的过程，是一个波浪式发展的过程。农村职业教育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其发展速度和规模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经济所能提供的资源可能而确定。在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形态、形式和内容。我们认为将农村职业教育界定为纯公共产品，离不开我国国情和农业的基础地位，离不开农业经济新阶段特征，离不开建设农村公共财政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
我们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公共支出规模间的关系来探讨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产品属性。（1）我们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深刻认识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根据国际经验，需要以工业反哺农业。其实质是要改变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技能培训和文化事业，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从农村经济发展趋势对劳动者的需求来看，需加快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培养实用型专业人才。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事业是落实科教兴农方针、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关键，必须从农村长远发展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在新阶段应有提高。⑩政府有信息、知识和人才的优势，可以更多地起作用。从财政实力来看，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万亿元，财政收入2.6万亿元，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实力。以我国现今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家整体财力状况而论，应该有能力实行免费的农村职业教育。
（3）“三农”问题对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有强烈的需求。中国农业发展对新型农村劳动者的需求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对能够培养这些新型劳动者的职业教育的需求也就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第一，农产品的国内市场需求变化及市场国际化要求农村职业教育加快发展；第二，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呼唤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农业环境恶化的现实、耕地递减的大趋势、水资源危机、农村科技储备不足及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和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呼唤农村职业教育。第三，目前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变化，将引起劳动者职业技术结构的变化，现代农业急需懂技术、懂管理的实用型人才。虽然，农村职业教育通常不作为一项公益性事业来普及，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亦有普及的趋势。
（五）产品性质的可变性与农村职业教育的特征分析
产品的属性在现实中是不确定的、可变的。不存在适合于一切时间、地点、条件的一成不变的属性，这就是产品属性的相对性。在巴泽尔看来，并不存在僵硬的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分界线，或者一种产品的固定不变的产权形态。{11}影响产品属性变化的因素主要有技术进步、公众对产品外部性评价的变化、政府对供给收益与成本的权衡和社会需要的发展变化等。产品性质的变化，其供给模式也会相应变化。因此，农村职业教育的产品属性也不是固定的，在现实中也具有可变性。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证明：（1）技术进步影响农村职业教育性质。电视、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农村职业教育的远程教育取得突破，只要有电视的地方就能通过电视接收职业教育节目，享受农村职业教育。所以，使得原来排他的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2）公众对外部性评价的变化与农村职业教育特性。公共产品存在不同程度的外部性，若产品的外部性很大，靠私人提供有问题，就需要政府介入。政府可以决定介入，并管制这些溢出效应。{12}上面论述可知，农村职业教育的外部性程度很明显。但是，对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外部性大小，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而且人们的看法还会发生变化。公众对农村职业教育外部性程度的评价及其变化会对政府的公共产品制度安排产生影响。（3）政府对供给收益与成本的权衡。对政府来说，是否提供这种产品涉及收益与成本的权衡。而且，政府提供的产品，其成本和收益也是可以变化的，其所提供公共产品的项目也会发生变化。对于目前我国的农村职业教育来说，政府的供给收益要大于成本，值得投资。（4）社会需要的发展变化。公平乃是评估政府计划可行性的核心准则。{13}随着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公平更加关注。农村职业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属于准公共产品，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已转化为具有社会性的公共产品。以美国为例，为了使人们在技术先进的社会中工作和生活，政府给青年人提供一定程度的教育服务。目前，我国农村发生很大变化：农村开发从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向综合性；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向商品生产过渡，对农村职业教育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
（六）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与农村职业教育的特征分析
制度变迁和制度演变有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自我强化，并沿着既定路线，可能进入良性轨道，迅速优化，可能顺着原来错误路线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一个没有效率的状态。往往要借助外力，引入外生变量或政权变化。{14}一般学者都认为农村职业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特征。例如，肖化移认为，职业教育作为一项比较特殊的事业，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不仅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与价值，同时也具有十分广泛的政治和文化功能。{15}路径依赖决定着农村职业教育属性界定的轨迹，因此，需要一个推出“路径闭锁”的外力，突破原有的路径依赖，防止选择低效率的路径。
结论与对策
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性质进行理论探讨是很有意义的它可为确定政府在农村职业教育的工作范围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政府供给农村职业教育有利于实现外部效益“内部化”由于缺乏外部经济的准确观测者和无法明确拥有、界定产权，市场在具有外部性的产品供给上存在失灵和免费搭车行为。这就要求政府来充当制度供给者、环境营造者和主要投资者的角色。同时，对于那些负的外部性，要求政府采取一定措施来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因此，为了克服由于外溢性很强、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所导致的农村职业教育供给短缺问题，中央政府有必要统一负责全国农村职业教育经费的供给。
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需要政府供给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要效率更要公平。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公共产品特性的重新界定涉及经济权利、机会和利益在社会成员之间的重新分配，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效率结合公平。区域间、城乡间的农村职业教育差距仅仅依靠地方财政，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是雪上加霜，需要国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地方政府也要调整地方财政的支出结构。但是，不排除其他主体的自愿供给，例如区域之间的援助。政府可制定有利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教育政策，降低欠发达地区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难度，培训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职业学校教师，为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提供教育教学、科技推广方面的服务和指导，提高其管理水平和教育效益，等等。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公共物品的内容和特性将发生相应的转变在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上，应该考虑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公共产品对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程度”。农村职业教育的供给范围也要与国情相适应。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逐步构建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系，将城乡教育事业发展资金统一纳入财政预算。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教育事业的投入比重，并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逐步使公共财政成为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投入主体。政府应当克服财政的城市倾向，扭转“马太效应”。
注释：
①[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m].郑秉文，译.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②萨缪尔森和马斯格雷夫突出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鲍德威、威迪逊、奥斯特罗夫妇和萨瓦茨强调共用性；也有只强调非竞争性或者非排他性的学者。
③彭干梓，夏金星.农业职业教育具有纯公共产品性质[J].职教论坛，2002，（13）.
④厉以宁.关于教育产品的性质和对教育的经营[J].教育发展研究，1999，（10）；劳凯声.社会转型与教育的重新定位[J].教育研究，2002，（2）.
⑤王一涛，安民.“教育是公共产品”吗?——对一个流行观点的质疑[J].复旦教育论坛，2004，2（5）.
⑥从正外部性角度分析产品特征与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的分析有相似的地方：外部性意味着一定程度和范围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正外部性达到极大，与公共产品情况一致，但是二者又存在不同：萨缪尔森只涉及技术上的外部性，没有涉及金钱的外部性问题；外部性往往侧重于伴随性或派生的效用，而产品的最主要效用是可以排他性、不可共享的，因此，用外部性来划分产品，不仅简单，而且能够进行经济学分析，可以将所有产品用单一的标准处理成连续变化的序列，其政策结论是清楚明了的。
⑦劳凯声.社会转型与教育的重新定位[J].教育研究，2002，（2）；王善迈.关于教育产业化的讨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1）.
⑧尽管这种必然的转移趋势有利于农民增收，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最终实现，但从当地政府的角度考虑，却是一件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培养人力资本，而成果却大部分被城市和发达地区收获的吃亏的事情。
⑨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规定，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教育的分流，建立、健全职业学校与职业培训并举，并与其他教育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⑩樊纲，刘杉.城市竞争力核心——提供公共品的能力与效率[eB/oL].2004-8-16.
{11}[美]Y·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2}[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十六版）[m].萧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13}同①
{14}[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m].上海：三联书店，1994.道格拉斯·C诺思.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道格拉斯·C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学苑出版社，1988.
{15}肖化移.农业的基础地位与农村职业技术教育[J].职教论坛，1997，（1）.
参考文献：
[1]胡鞍刚，熊志义.大国兴衰与人力资本变迁[J].教育研究，2003，（4）.
[2]周红云.从产品属性的相对性看公共品的定位[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
[3]徐梦秋.公平的类别与公平中的比例[J].中国社会科学，2001，127（1）.
农村教育的特征篇2
引言
消除农村贫困已成为我国“十三五”期间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2015年10月份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的要求，包括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等。2016年3月，在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十三五”期间的重大举措被提出。显然，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是农业现代进程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11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该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将更多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范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底，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5年农村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5575万人，比上年减少1442万人。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农村的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早在2013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3〕25号）就曾指出：“专项扶贫措施要与贫困识别结果相衔接，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因此，在多维视角下分析农村贫困人口所具有的特征，对于我国现阶段实现精准扶贫、消除农村贫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研究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2013年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特征进行考察，并比较分析这些特征因素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影响的差异及背后的原因。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国外学者关于贫困的研究，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别：
第一类是研究贫困及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这类研究多是构建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并通过数值模拟或实证检验考察不同因素对贫困的影响。例如Kentabata基于世代交叠（oLG）模型分析了倒U型的生育率曲线和贫困、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增加公共教育支出有利于降低经济收敛于贫困陷阱的风险[1]。Semmler和ofori考虑了不同国家在资本规模、规模收益以及资本市场的约束等方面的异质性，研究了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指出由于资本市场的约束性和局部的规模收益递增，可能导致有的国家经济增长长期收敛于贫困陷阱之中[2]。Kraay和Raddatz建立了基于低储蓄率和低技术进步水平的拉姆齐增长模型以考察陷入贫困的微观机制，并结合实际数据评估了经济援助的效果[3]。Gokan构建包含信贷市场摩擦的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了货币增长规则和金融发展阶段对贫困陷阱形成的影响，指出当货币增长速度低于某些临界值时，经济就会收敛于较低的资本存量稳态，而金融发展阶段越低，这种贫困陷阱出现的可能性越大[4]。
第二类是考察一些具体的经济社会因素对贫困的影响，该类研究多是基于微观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是目前关于贫困比较多的一类研究。例如，Hanjra等结合实证研究，分析了影响贫困的路径，认为人力资本和农村市场是影响农村贫困的重要因素[5]。naschold结合印度农村的面板数据进行半参数估计，分析了印度农村的资产贫困陷阱，指出较高种姓、大量土地持有者、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极小[6]。Cazzavillan等结合撒哈拉以南32个国家和发达国家（G7）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指出物质资本数量和人力资本生产率差异为撒哈拉以南地区陷入贫困提供了支持[7]。Giesbert和Schindler结合莫桑比克农村的家庭面板数据检验了基于资产的贫困陷阱，从初期资产禀赋、家庭特征、社区特征、冲击和中介因素、应对粮食不安全的策略等5个维度考察了资产的增长情况，指出尽管大多数家庭会收敛于趋于贫困线附近的均衡，但一些具有特定特征的家庭（如迁移户、户主教育程度较高等）会达到较高的均衡水平[8]。Bucca从个体差??和社会结构角度分析贫困和富裕的根源，并结合拉美七国2007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指出个体特征（如教育、社会阶层、流动性经验、种族）对贫富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国家差异[9]。Zhang分析了教育对贫困的影响，并结合关于中国西部经济和社会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指出昂贵的教育费用会加剧中低收入家庭的成本，进而产生“教育-贫困”陷阱[10]。
第三类是关于减贫政策的评价与分析，多是建立在实证分析基础上的一类研究。abro等结合埃塞俄比亚农村家庭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旨在提高农村生产率的政策对减贫的影响，指出尽管生产率的提高能起到减贫效果，但还需要完善农村资产保护、完善农村周边设施（学校、卫生中心等）、降低通胀压力和稳健的人口政策的措施来配合[11]。maitra和Rao基于印度加尔各答贫民窟的调查数据，采用半参数有序二元probit模型研究了粮食安全与贫困的关系，指出贫困政策应当致力于消除粮食不安全，但应当有人力资本投资和赋予女性权力等措施的补充[12]。imai等结合印度和越南农村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非农就业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指出非农部门的就业（销售、专业人士、职员等）对农村家庭脱贫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旨在帮助农户分散到非农部门的政策（如技能培训、小额贷款）可以起到有效的减贫作用[13]。wossen和Berger构建了基于多个体系统的生物经济模型（Bioeconomicmodelling）进行政策模拟，指出致力于促进农业信贷和非农就业机会的政策干预可以有效抑制气候和价格波动给贫困农户带来的不利影响[14]。mahadevan和Hoang基于潜类别模型研究了越南的多维贫困问题，指出扶贫计划应当致力于消除对多维贫困影响较大的长期贫困而非短期贫困[15]。
此外，国内学者对贫困的关注程度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李实和JohnKnight根据收入和消费标准将中国城市的贫困分为持久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和选择性贫困，并指出预测的金融资产和收入、子女教育和医疗等特殊需求均对不同类型的贫困状况产生重要的影响[16]。王祖祥等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通过贫困线、贫困人口、贫困率、贫困深度、贫困强度、贫困指数（如贫困基尼、Sen指数和SS指数）等指标对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进行了评估[17]。王小林和alkire通过多维贫困指数衡量中国的贫困状况，指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和教育对贫困指数的贡献最大[18]。罗楚亮结合2007年和2008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RUmiC），分析了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及其变化特征，发现外出务工收入、家庭健康状态等都会对贫困状态的转换产生重要影响[19]。邹薇和方迎风结合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CHnS）从收入、教育和生活质量三个维度考察了中国目前的贫困状况[20]。李实结合宏观经济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CHips）分析了中国近几十年的收入增长和不平等对农村减贫的影响，指出尽管目前的减贫政策是有效果的，但却是无效率的[21]。Chen等人结合中国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采用非参数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第二类广义beta分布函数比较能刻画中国农村的收入分配状况，并且经济增长对农村扶贫的积极影响在很多地方已经消失，人口的老龄化日益成为影响农村贫困发生率的重要因素[22]。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当前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分析各类因素（经济、社会、制度、政策等）对贫困影响以及贫困的经济社会后果等方面，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定量考察时，贫困人口的主要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出现，而单独关于贫困人口主要特征考察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在研究贫困的相关问题时，国内外学者均不同程度上将性别、年龄、种族、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量、生活质量、非农就业等因素作为考察贫困人口的重要特征变量（见表1）。
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结合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个体的基本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以及其他相关特征等维度描述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特征。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在分析维度上，尽可能涵盖更多的特征变量，以求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面貌；（2）在分析视角上，考察这些特征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的差异，并分析背后可能的原因；（3）在分析方法上，针对贫困人口主要特征变量的识别和这些特征变量对农村不同人群收入水平影响的差异分析，分别采取不同的计量方法，以增强分析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
二、变量描述及特征分析
（一）调查数据的预处理及变量描述
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逐步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也开始放缓，扶贫工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被列入“十三五”规划。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源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问卷调查对象的选取采取了多级随机抽样的方法，涵盖100个县（区），调查数据较为系统、全面地覆?w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多个层面，因此数据基本可以反映我国当前社会状况。
运用调查数据考察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特征时，先对分析中用到的变量进行预处理。数据的预处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对象的选择，由于本文所分析的对象为农村人群，因此分析时只保留样本中具有“农业户口”的被调查个体，剔除“非农户口”（含“居民户口”“军籍”“蓝印户口”“其他”等）；二是贫困标准的选择，尽管有少数学者也将粮食安全[12]或消费水平[16]作为衡量贫困与否的重要判断标准，但大多数学者均以收入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而且中国目前的扶贫标准也是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于2011年11月所规定的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2010年不变价格）。因此本文中划分贫困人口时，将被调查的农村个体中过去一年（即2012年）家庭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个体归入贫困人口，否则归入非贫困人口。值得一提的是，样本中被调查个体的收入数据中存在大量的0值、“缺失”“不知道”“拒绝回答”“不适用”等信息，分析之前需将这些数据剔除，最后得到涵盖全国29个省的5410份问卷数据（其中海南、西藏和港澳台的数据缺失）。
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CGSS调查数据的主要内容，在对贫困人口特征的选取方面，本研究考虑如下4个维度：（1）个体基本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种族、婚姻状况等；（2）个体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数量、父母受教育程度、配偶受教育程度、未成年子女数量、拥有房产数量等；（3）个体社会特征，包括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医疗保险参与情况、养老保险参与情况等；（4）个体其他特征，包括非农工作参与、周工作时间、看电视频率、使用互联网频率等。表2反映了中国农村被调查个体相关特征变量的基本数据信息。
关于表2中的数据信息，有3点需要说明：（1）受教育程度的单位为年限，其数据是对原调查数据中的信息进行分类处理的结果，“未受教育”包括原数据中的“未受任何教育”“其他”2个类别，“小学”包括原数据中的“小学”和“私塾”2个类别，“高中”包括原数据中的“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2个类别，“大中专”包括原数据中的“大学专科”“中专”“技校”3个类别，“本科及以上”包括原数据中的“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2）婚姻状况是对原调查数据中的信息进行分类处理的结果，“已婚”包括原调查数据中的“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分居未离婚”“同居”4种类型，“未婚”包括原调查数据中的“未婚”“离婚”“丧偶”3个类别；（3）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中的“未参与”包括原调查数据中的“没有参加”“不适用”2种类型。
（二）贫困人口主要特征描述性分析
根据表2中4个维度下的特征变量，结合调查数据考察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差异。首先进行两类各特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对各特征变量的均值差进行t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3可看出，在4个特征维度下，农村贫困和非贫困人口的各个特征变量中，除了性别和政治面貌、宗教信仰等个别变量之外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而言：（1）在个体基本特征维度方面，贫困人口中平均年龄（58.28岁）要显著高于非贫困人口中的平均年龄（46.38岁），平均受教育程度（4.82年）要显著低于非贫困人口（7.48年），健康状况显著的比非贫困人口状况差，民族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一点），婚姻状况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贫困人口中，已婚人群比例略低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的性别差异并不是很明显。（2）在个体家庭特征维度方面，农村贫困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3.34人）要略高于非贫困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3.23人），贫困个体父母的平均受教育程度（1.59年）要显著低于非贫困人口中个体父母的平均受教育程度（3.31年），贫困个体配偶的平均受教育程度（4.98年）要?@著低于非贫困人口中个体配偶的平均受教育程度（7.38年），贫困个体未成年子女数量的平均值（0.4人）要显著低于非贫困人口中未成年子女数量的平均值（0.6人），贫困个体与非贫困个体拥有的房产数量存在存在一定的差异（贫困人口拥有的房产数量略低）。（3）在个体社会特征维度方面，农村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的政治面貌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这与maitra和Rao在考察印度贫民窟的贫困问题时的实证结果略有差异[12]）。此外，农村贫困人口的合作医疗参与比例（92.7%）略高于非贫困人口的参与比例（91%），但并不显著，而贫困人口养老保险的参与比例（68.7%）则显著高于非贫困人口养老保险的参与比例（60.6%）。（4）在个体其他特征维度方面，贫困人口拥有非农工作的比重（6.8%）要显著低于非贫困人口拥有非农工作的比重（36%），贫困人口的每周工作时间（45.64小时）要显著低于非贫困人口每周工作时间（50.95小时）。此外，贫困人口使用电视和互联网的频率也要显著低于非贫困人口。
三、实证检验
（一）模型构建
本文将依据贫困线将农村被调查个体分为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通过构建二值离散选择模型来识别4个维度下的主要特征变量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影响。进而考虑到被调查人群在不同维度下的异质性，通过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各个特征对农村不同人群收入水平影响的差异及背后可能的原因。
1.离散选择模型。在二值离散选择模型之中，可以不将农村个体确定性地陷入贫困的结果作为分析对象，而是将农村个体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作为分析对象。也就是说，这里将讨论确定性取值1（陷入贫困）或0（不会陷入贫困）的二值选择模型转化为讨论农村个体是否会陷入贫困的概率二值选择模型。假设农村个体i陷入贫困（取值为1）的概率为p（yi=1|Xi），其中Xi为影响农村个体i陷入贫困与否的特征变量向量，因而农村个体i不会陷入贫困的概率即为1-p（yi=1|Xi）。因此，二值离散选择模型的回归方程即为：
上式中，β为待估计参数向量，μi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干扰项，该式是用线性函数描述的概率选择模型，因而被称为线性概率模型（Linerprobabilitymodel，Lpm）。该模型要求，给定任意的特征变量Xi的取值，回归结果取值范围始终在[0，1]之间，但现实中这一要求难以满足。因此，需要在模型中引入转换函数F（Xiβ）加以修正，转换函数在这里的经济学含义是：农村个体在特征变量向量的影响下，陷入贫困的概率。如果利用Logistic函数作为转换函数F（Xiβ），则可以的得到Logit回归模型，具体如下：
对于（3）式而言，左边的p/（1-p）表示农村个体陷入贫困和不会陷入贫困的概率比。第K个特征变量Xik的估计参数βk的经济学意义是明确的，表示Xik增加一个微小量时，所引起对数概率比的边际变化。当βk>0时，表示第k个特征变量对于陷入贫困具有正向的影响；反之则反。
2.分位数回归模型。由于农村个体在本文考察的4个维度下的个体差异较大，因此各个特征变量对于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会有所不同，普通的最小二乘回归反映各个特征变量对于农村个体收入水平期望值的影响，不能考察各特征变量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分布规律的影响。Koenker和Bassett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模型弥补了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不足，它旨在对条件分位函数进行统计推断[23]。分位数回归的假设相对于普通最小二乘更弱，参数估计的稳健性更强，并能全面刻画变量的分布特征。由于分位数回归模型可以估计农村个体收入水平y在给定特征变量X下整体的条件分布，因而可以考察不同维度下各个特征变量对于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方面的影响。根据Koenker[23]对分位数回归的系统阐述，这里以农村个体的对数收入水平y的为被解释变量，各维度下的特征变量X为解释变量，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如下：
本文借助stata13.0通过Bootstrap方法获得估计系数βq及其稳健标准误。
（二）农村贫困人口多维特征考察
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特征识别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4个模型在整体上均通过了统计检验。
表4中，模型1为基准回归结果，考察4个维度下18个特征变量对于农村个体陷入贫困可能性的影响。回归模型2为将模型1中的“看电视频率”替换为“使用互联网频率”后的回归结果，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可以看出，各维度下的特征变量的显著性和估计参数值均未发生明显变化，表明模型是稳健的。回归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地区虚拟变量（中西部=1），可以看出地区虚拟变量的估计参数显著为正，表明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个体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要显著高于东部农村地区。作为对照，模型4为普通最小二乘（线性概率模型）估计结果，与模型3的解释变量相同，可以看出，模型4的拟合优度要低于模型1～3，这说明，运用Logit模型更能刻画农村个体陷入贫困可能性的变化情况。因此，下面基于Logit模型回归结果从各个维度分析各特征变量对农村贫困的影响。
1.个体基本特征方面。年龄较大者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大，性别的影响似乎不大，而健康状况良好的个体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则不是很大，这三个特征所反映的结论与描述性统计结果基本一致，原因可能在于：老人往往在平均劳动体能方面弱于其他人群，因而更容易陷入贫困；健康状况好的人一般具有良好的劳动体能，劳动参与率也较高，并且在医疗方面也不会有太大的支出，因而一般不大可能陷入贫困。少数民族相对于汉族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较大，可能是因为少数民族聚集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落后所致。此外，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提升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降低了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尽管不显著），已婚人群可能因为家庭有效劳动力的增加和家庭内部的分工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小（尽管也不显著）。
2.个体家庭特征方面。个体所在家庭人口数量较多或者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则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家庭人口数量较大则意味着家庭的生活开支较大，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则意味着家庭的抚养负担较大；父母或配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小，这可能是因为存在源自父母的代际人力资本转移和源自配偶的代内人力资本转移。此外拥有房产数量较多的人群不仅不会在住房需求上有较大指出，反而可能会有一定的财产性收入，因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不大。
3.个体社会特征方面。政治面貌（中共党员）对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存在负向影响（尽管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处于农村基层的中共党员在脱贫方面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和模范作用。宗教信仰对于农村个体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这与maitra和Rao在考察印度贫民窟的贫困问题时的实证结果比较相似[12]）。合作医疗参与和养老保险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但统计检验并不显著），这说明，参与社会保障机制之后，农村人口抵御疾病和其他风险的可能性增加，因而降低了“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的可能性。
4.个体其他特征方面。具有非农工作的人意味着在农业之外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因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低。每周工作时间较长的人，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不大（尽管不显著），这是由于向上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使得工作时间较长，能在既定工资率下获得较多的工资收入，进而起到脱贫的作用。此外，看电视的频率似乎?ε甯鎏逑萑肫独У目赡苄杂幸欢ǖ母合蜃饔茫?这可能是由于在农村地区，电视是人们获取与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相关信息的主要手段，因而可能会降低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模型2中用“使用互联网频率”替换“看电视频率”，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猜想的合理性。
综上，在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典型特征：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低、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少数民族、未婚状态、所在家庭人口数量或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大、非党员、无宗教信仰、没有非农工作、周工作时间较短、看电视频率（这里理解为获取与农业生产相关信息）较低、处于西部地区可能性较大等。尽管还有一些特征变量并未被Logit模型识别出，但并不意味着这些特征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没有影响，而且这些所有的特征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三）多维特征对贫困与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影响的比较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各个特征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并比较分析差异背后的原因，这里以收入水平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位数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在CGSS调查数据中，经过预处理之后的这5410份个体调查问卷中，处于贫困人口的个体有730个，因此当年（2011年）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为13.49%（=730/5410），在表5的分析结果之中，模型1和模型2可以反映各个特征变量对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状况，模型4和模型5可以反映各个特征变量对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状况，其中模型3的反映的分位点（15%）附近被调查个体的家庭人均收入虽然在贫困线之上，但依然不足3000元，因而可以将该模型的结果看作是对贫困线附近农村人口主要特征的反映。下面详细分析各维度下的特征变量对不同人群收入水平影响的差异。
1.个体基本特征。在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中，年龄对收入水平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并且在10%分位点附近非常显著，而在非贫困人口顶层收入人群中不存在这一倒“U”型关系。性别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的影响存在方向性差异，在非贫困人口中可能存在性别歧视。受教育程度对各人群的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影响强度上随收入水平提高有逐步降低的趋势，这说明教育回报遵循边际递减规律。健康状况对各人群的收入水平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强度随收入水平上升存在递减趋势，说明对于底层贫困人口而言，健康的身体意味着较强的劳动体能，因而会促进收入水平提高（即健康是收入的因）。民族特征（汉族）对收入水平有较强的正向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汉族聚集区较为落后，因而收入水平也较低。婚姻特征（已婚）只对贫困人人群的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尽管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已婚意味着家庭劳动力的增加，因而人均收入水平会提升。
2.个体家庭特征。不论是贫困人口还是非贫困人口，家庭人口数量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均呈现出“U”型特征，原因可能在于：当家庭人口比较少时，有效劳动力不足，人口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家庭开支的增加，因而家庭人均收入会下降；当家庭人口数量比较多时，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家庭的有效劳动力也在增加，此时分摊到每个人的收入会相应逐步增加。父母和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对于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不同收入水平均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只是显著性和影响程度有所差异），说明源自父母人力资本的代际转移和配偶人力资本的代内转移对农村个体的收入水平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未成年子女数量对于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有一定的负向影响（只是贫困人口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未成年子女的增加意味着家庭抚养负担的增加，而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还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的增加，因而这种负向作用更为显著。拥有房产数量对于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但对于非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的正向影响非常显著，这是因为贫困人口大多只有一套房产满足住房需求，因而房产数量对收入影响并不是很大，而对于非贫困人口而言，额外的房产可以带来财产性收入，因而房产数量对收入水平的正向影响比较显著，并且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这种影响的强度在迅速扩大。
3.个体社会特征。政治面貌（党员身份）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有一定正向促进作用（尽管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党员在其所在收入阶层所发挥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所致。宗教信仰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只是显著性和影响程度有所差异），在中下层人群中的影响程度要更大一些，这可能是因为宗教的某些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和作为交流平台为农村人口提供了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24]，因而有助于提升农村人群的非农收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参与对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尽管不显著），但对非贫困人口中的部分群体收入水平的负向影响表明可能存在“逆向选择”现象，即参与合作医疗之后人们主观上医疗保障加强了，因而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反而退到了较低收入水平。
4.个体其他特征。非农工作对于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要大于非贫困人口，这是因为在农村地区非农工作对于贫困人口而言是获得额外收入的一种方式，但对于非贫困人口而言这类工作具有兼职性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对闲暇的珍视会导致这种兼职的意愿会有所下降。周工作时间对于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强度存在较大差异：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周工作时间的增加意味着劳动供给的增加，因而既定工资率下的收入也会增加；在较高收入水平（90%分位点）周工作时间的影响已不显著，说明高收入阶层并不存在工作时间与收入水平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农村非贫困人口中的高收入阶层，可能存在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的（人们更看重闲暇）。看电视频率对于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的促进作用是上升的（尽管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贫困人口通过电视获得的与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的信息在一定程度增加了其提高收入的可能性；对于非贫困人口而言，看电视频率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收入水平较高，人们获取信息的来源渠道很多，源自看电视频率对收入的影响可能很小。
四、结论
本文结合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Logit回归模型识别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特征，并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了这些特征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主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农村教育的特征篇3
必须加快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改革
从全国范围看，平均乡镇人口与乡镇吃“皇粮”的人口的比例大约为30∶1。总理多次讲，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实际上，官吃于民，民吃于土。乡镇政府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口失控，直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非常有限，无法造福于民。基层政府规模必须与农民的供养能力和中央财政的承受能力相适应。根据乡镇的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对现有的乡镇和其机构进行撤并，分流人员，压缩支出，是巩固税费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重大政策举措。
但是，改革以来，我们已经历经几次机构改革，县乡政府机构仍不断膨胀的问题始终未能根本解决。县级机构比乡镇机构膨胀得更厉害，事业单位比行政部门膨胀得更严重。黑龙江在“撤庙撵神”过程中触及了许多上级部门的利益，遇到了来自上级机构的巨大阻力。这说明，在机构设置上强求上下对口的行政体制不改，下级政府的改革能走多远是值得怀疑的。
我们曾对福建省石狮市做过调查，该市是全国机构最为精简的县级市，五套班子总共才14人，相当于一般县(市)的一半左右。县级行政事业机构仅相当于一般县(市)的三分之一。该市领导说，在过去15年，石狮市这个“小政府”经常因为与上面的“大政府”不对口，被搞得晕头转向。为解决与上级对口问题，市政府特地刻了计委、物资、粮食、旅游、土地等九个部门的公章妥为保管，以备不时之需。从石狮市所碰到的问题和黑龙江省的初步经验来看，必须加快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改革。
乡镇基层政权不仅存在机构过于膨胀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乡镇基层政权实际上来源于上面的授予，对它的运行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虽然乡镇人大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但是因其实际地位不高，很难有效发挥作用。乡镇长形式上是由乡人大选举产生，实际上是在乡党委和县级党政领导部门的严格控制下提名的，基本上由上级安排，自然其权力实际上来源于上级领导部门。同时因为党政不分，乡镇党委和乡镇党委书记实际上是乡镇政权的核心和实际上的主要领导组织和领导人物，其产生往往是上级组织控制和安排的结果。这样的制度设计势必易于让乡镇政权对上负责，对下就可以不负责。
扩大乡镇民主，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改革的重要内容。在目前乡镇民主建设中，除了要继续推广和做好政务公开、发扬基层党内民主并加强乡人大的监督作用，更重要的是要逐步将直接选举制从村级推进到乡镇一级。这是解决前述乡镇政权运行中仅仅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问题的最具根本意义的举措。
随着乡镇教育等方面的职能上划到县，乡镇事务所剩不多，乡镇政府职能越来越弱化，把乡镇变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或逐渐转变为乡镇自治，是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这项改革难度大，但绝不是没有可行性，关键是要有决心。
适时取消乡镇财政是大势所趋
此次黑龙江配套改革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在精简乡镇政府时，将乡镇政府财权统一上收，实行“乡财县管”，这种做法实际上大大弱化了乡镇政府的财政主动权。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普遍建立乡镇财政，并明确规定，“乡(镇)财政收入由国家预算资金、预算外资金和自筹资金组成”，使得乡镇有了财政自，这实际上是国家把财政包袱甩给了地方，也为乡镇机构的膨胀提供了重要条件。在机构越来越膨胀、财政越来越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乡镇政府便随心所欲巧立名目，向农民摊派，或自行大规模举债。
从实际运行看，乡镇政府财政预算往往徒有虚名，特别是支出预算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在相当一部分地区，乡镇缺乏建立一级完全政府的财力，适时取消乡镇财政可以抑制乡镇政府自我膨胀机制。
从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看，最为复杂和不规范的是县财政与乡镇财政的关系。虽然县与乡镇划分了税种，但争饭吃的矛盾相当突出。上级政府层层集中财力的做法，导致乡镇财政成为最弱的一级财政。一般来讲，越是基层政府，越是传统农区，乡镇政府预算内收入中对农业各种税收的依赖性越大。
从我们调查的一些地区来看，乡镇政府农业税收在乡镇财政收入中比重在40%――70%。免征或取消农业税后，在广大传统农区，乡镇政府已经没有多少自己的税源，越来越依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在这种背景下，适时取消乡镇财政是一种明智之举。
义务教育要从根本上走出城乡分隔
2002年4月中央强调指出，农村义务教育要实现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两个重大转变。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和投入体制的确立，对保障教师工资的发放有明显的效果。目前，全国98%的县已经将农村教师工资发放上收到县。
但根据我们对一些县的调查，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的资金缺口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农村义务教育的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加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状况一定要有一个客观的估计。
“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将管理事务与经费筹措的职责一同交给县级政府，这种体制从总体上看仍囿于现行体制框架，未能解决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城乡分割这一根本性问题。
从中西部大多数地区的情况看，由于县可用财力少，基本上是“吃饭”财政，甚至是“半饥饿”财政，绝大多数县级财政显然无法担当教育经费投入主体的责任。县级政府在全县范围内调度资金，这种办法在短时间对解决教师工资的发放会有作用，但时间长了县级财政也不堪承受，有被拖垮的可能，就像已经被“拖垮”了的乡级财政一样。
确保城乡义务教育阶段的机会平等，必须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投入机制，关键是要考虑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的巨大差异，更加公平地分配国家的公共教育资源。要强化中央、省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建立规范化的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逐步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最近两年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2002年农村义务教育总投入中政府预算内支出占到了78.2%,中央财政的投入占到了农村义务教育总投入的28%，农民个人承担的部分约占1/5。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可能低估了农民对义务教育的支出。如，税费改革前，农村教育统筹是农民直接承担的义务教育费用，改革前这块资金在100亿元以上。改革后，这块资金实际上合到农业税中，表面上是政府预算对教育的支持，实际上仍是来自农民。即使现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政府投入已占了大头，也应该清楚，这种投入还是低水平的，远不能满足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要求。
义务教育是中国法律规定的基本公共物品，基本公共物品的性质和供给方式决定，层次越高的政府对保障基本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越大。中央政府能够组织全国财力，在不同地区间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对义务教育提供必需的经费，因此，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最终责任在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层级较高，管理区域大，对农村义务教育负有重要责任。
今后，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应逐步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从全国范围来看，地方财力不能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是在中西部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主要任务也是在中西部地区。
因此，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保障政策是，根据农村义务教育的最低标准，对中西部省区不能保证生均最低义务教育经费的县予以补助。省级财政以平衡省内富县与穷县之间义务教育水平为政策目标，通过省级财政义务教育经费支出和调控县级政府间的义务教育经费的横向转移支付，使省内各县的农村义务教育水准基本相当。
资料一：农村税费改革大事记
《财经》杂志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率先在安徽全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2001年3月2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扩大试点，积累经验”，具备条件的省份可以全面推开试点。
2001年4月25日，国务院决定暂缓扩大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集中力量进一步做好安徽省的试点”。
2002年3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青海、宁夏等16个省(市、自治区)为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加上原来的安徽、江苏(2001年全面推开)、浙江、上海(这两个省属于“自费改革”)等，试点扩大到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改革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和一项改革”，即：取消屠宰税，取消乡镇统筹款，取消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用三年的时间逐步减少直至全部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征收办法，规定新农业税税率上限为7％；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以农业税额的20％为上限征收农业税附加，替代原来的村提留。
该“通知”首次提出“三个确保”：“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正常需要，是衡量农村税费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2003年3月2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应结合实际，逐步缩小农业特产税征收范围，降低税率，为最终取消这一税种创造条件”。当年，税费改革在全国推开，中央财政拿出305亿元用于税费改革的专项转移支付。
2004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今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一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
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从今年起，中国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
2004年3月23日，中央决定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河北、内蒙古、辽宁、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11个粮食主产省(区)的农业税税率降低三个百分点，其余省份农业税税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农业税附加随正税同步降低或取消。目前全国已经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免征或基本免征农业税。
常红晓／整理
资料二：为何取消农业税
《财经》杂志
农业税是对农业收入征收的一种税，由地方负责征收管理，所得收入归地方政府。
1958年制定的农业税条例规定，全国农业税的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2000年3月，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按照农作物的常年产量和最高不超过7%的税率依法征收。同时征收相当于农业税20%的“农业税附加”，用于村级组织运转和五保户供养。农民的总税负是8.4%。
2000年前后，基层和学界时有取消农业税的呼声。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推向全国后，呼声更烈。许多专家学者认为，现行农业税制度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应该取消。
诸种观点可以归纳如下：
1.农业税制不科学。从世界各国来看，不论是否单独开征农业税，都是对农业商品流转额或农民的净所得课税。但中国农业税税基中，却包括了农民用于最基本的生存支出，如口粮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等。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是按土地的常年总产量计征，没有考虑当年总收入扣除生产耗费后的实际所得，这个常年产量既包括农民销售的商品粮，也包括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等。农业税实际上已退化为定额的土地税，或更像地租。
2.税率并不低。表面上看，农村税费改革后，大多数地方税负都是8.4%，但据专家推算，如果把现行农业税率换算为按商品征税，实际税率则是16.8％。又因为农民在购进农用生产资料时，增值税不能抵扣，实际农产品增值税税负要达到19%。而工业品增值税一般税率是17%。农产品增值税率比工业品高，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3.税负不公平。城镇个体户的增值税有月销售额600元――2000元的起征点，工薪阶层所得税也有月收入为800元的免征额。而农业税并没有起征点和免征额，无论土地常年产量是多少，是自用还是外销都要纳税，按全额计征，这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
4.不利于提高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韩俊推算，美国每亩玉米农业生产者平均税收负担为3.89元人民币，我国每亩玉米农业税平均10.72元，另外每亩还分摊24.22元的“三提五统”，生产成本畸高。对于园艺产品、畜产品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由于我国设置了较高的农业特产税率，也削弱了其出口竞争力。
农村教育的特征篇4
关键词：农村；消费；储蓄
安徽省是农业大省，农村居民为5362.22万人，占到安徽省总人口的77.31%，然而在2014年安徽省居民7839.15亿元的消费总额中，农村居民的消费总额仅为2181.22亿元，只占到消费总额的27.82%[1]，安徽省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尚未被挖掘。因此，分析安徽省农村居民消费和储蓄的特征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安徽省农村居民消费和储蓄现状
根据安徽省2011—2014年统计年鉴中关于农村居民消费和储蓄的数据，可以发现安徽省农村居民的消费和储蓄现状如下。1、农村居民收入增加2010—2013年间安徽省农村居民的收入分别是5285.17元、6232.21元、7160.46元、8097.86元[1]，较上一年分别增长了17.3%、17.9％、14.9％、13.1％，农村居民的收入稳步增长，平均每年增长15.8％。2、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低2010—2013年间安徽省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分别是4013.32元、4957.29元、5555.99元、5724.54元[1]，分别较上一年增长9.80%、23.52%、12.08%、3.03%，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不稳定，总体增长水平偏低。3、农村居民储蓄倾向高2010—2013年农村居民收入减去所有支出剩余收入分别是986.04元、866.24元、1066.62元、2214.36元[1]，除2011年下降了12.15%，其他年份分别较上一年增长58.39%、23.13%、107.61%。由此可见，安徽省农村居民储蓄意愿较高，且高于消费倾向。
二、安徽省农村居民消费和储蓄特征
1、消费特征
（1）生存型消费特征突出。安徽省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虽然在不断下降，且自2009年以后恩格尔系数已降到40％以下，已达到富裕，但恩格尔系数的测量方法并不准确。很多农村居民自己种植粮食蔬菜，饲养家禽，极少需要食品支出。因此，以恩格尔系数作为测量贫困的标准并不精确。2010—2013年，安徽农村居民消费中衣食住消费分别占安徽省农村居民消费总额的76.55％、74.90％、75.03％、74.86％[1]，安徽省农村居民的衣食住消费平均占消费总额的75.34%。可以看出，安徽省农村居民衣食住消费占消费总额的很大一部分，生存型消费特征明显，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农村居民消费呈现“刚性”增长的趋势。（2）边际消费倾向较低。2011—2013年，安徽省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60.85%、56.36%、26.59%，平均值为47.93%；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59.22%、75.69%、60.93%，平均值为65.28%[1]。虽然国家不断深化供给侧改革，为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刺激消费，但在农村地区的效果并不明显，难以打开农村消费市场，安徽省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城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2、储蓄特征
（1）“选择性贫困”储蓄特征明显。李实和JohnKnight教授曾提出过“选择性贫困”的概念，即有一部分人口，他们的收入高于贫困线而消费却低于贫困线[2]。“选择性贫困”人口更倾向将当期收入储蓄起来，以应对将来的不确定风险。我国物价水平不断提高，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加，他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低于当期收入，对未来的消费预期却高于当期消费。他们为将来可能面对的子女教育费用、购房、医疗保健、养老等可能的支出进行预防性储蓄，使得很多农村居民收入远高于贫困线，消费却依旧停留在贫困线之下，具有明显的“选择性贫困”储蓄的特点。另外，由于对金融理财产品的不了解，只有极少数农村居民购买过国债等投资理财产品。笔者对安徽省部分农村地区进行了样本数为96的小样本调查，调查发现95.83%的农村居民将存款全部存到银行，只有4.17%的农村居民曾将存款部分投资到国债等金融投资产品上，然而随着银行利率不断下降，物价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储蓄的财富在无形中不断地缩水。（2）储蓄结构逐渐改变。笔者通过小样本调查，让农村居民对储蓄目的进行排序打分（1-7分），结果发现子女教育平均得分为6.11分，住房平均得分为3.83分，医疗保健平均得分为2.67分，养老平均得分为2.53分，家用设备及用品更新平均得分为2.2分，自身投资提高平均得分为1.46分，预防失业平均得分为1.16分。可见教育、住房、医疗已经成为农村居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其更加重视子女教育，子女教育已成为储蓄最主要的目的；农民有自己的宅基地，住房本不应成为储蓄的重要目的之一，但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民向往城市的生活，商品房价格节节攀升，购房也跃升为储蓄的第二大目的；由于农村医疗资源不足，农村居民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疗也是他们储蓄的目的。
三、安徽省农村居民消费和储蓄特征的归因分析
1、农民现代化意识增强
农村居民储蓄最主要的目的是子女教育。据笔者小范围的走访发现，农村居民进城买房，不仅是为了紧随城镇化的脚步，脱离农民这个“土”身份；也是为了子女能够接受城市里优质的基础教育，农村基础教育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硬件设备都难以和城市里的中小学相比。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农村家庭很少再出现有3个以上子女的现象。很多农村父母都竭尽所能地提供物质基础让子女接受教育，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再成为“泥腿子”，重复自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他们往往节衣缩食，竭尽全力支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代际间的人力资源投资现已成为家庭储蓄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2、消费惯性影响持久
由于导致农产品减产或者绝收的自然因素极多，农产品的价格波动频繁，农民的收入很难得到保证，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差，所以他们自古以来就对不确定风险有着极强的防范意识。虽然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在不断增加，但是长期物质资源匮乏的生活使农民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将大部分的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而长久以来养成的消费习惯具有很强的惯性，低收入时期养成的消费习惯对现阶段的消费支出依旧具有绝对占优的影响效应[3]，即使农村居民的收入不断增加，其消费水平依旧很难有较大的提高。
3、农村保障水平过低
社会保障财富替代效应过低。《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在“十二五”期间要建立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的标准，但2009年至2012年确定的基础养老金并未进行动态调整，依旧停留在每月55元的基础上[4]。而物价不断上涨，基础养老金对财富的替代率不断下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预算约束线的扩展效果不明显，难以刺激消费；另外，由于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农业保险的标的都是活的生物，它们的成长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照料管理的精心程度，很难确定农业保险的预期保险利益大小，商业保险精算的“大数法则”难以正常发挥，农业保险具有“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的特征，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望而却步。农业保险存在很大的空白，农民生产种植时的风险难以得到分散。
四、促进消费的合理化建议
1、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村居民有钱花
（1）多渠道提高农民收入。虽然农村的青壮年进城打工，使土地被荒废，但土地的价值还在，土地对农村居民的基本保障功能并没有减弱或丧失。刺激农村消费，要进一步推动农村土地的资本化，增加土地经营性收入；推动土地流转，实现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产生规模效应，真正提高农民收入。（2）助力农村金融发展。农业的机械化、农场化建设需要资本注入；种粮大户、农村合作社、小型农业公司的发展需要资金支持，政府应弥补农村金融的空白，建立农村金融服务平台，提供小额农业信贷服务，减小农村居民的流动性约束，实现强农、富农。
2、提高保障水平，让农村居民敢花钱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水平，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预期；扩大新农合医疗报销范围，提高报销比例，逐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建立农村社会福利制度，弥补农村社会福利空白；均衡城乡医疗资源，实施重点专家下乡活动，解决偏远地区看病难的问题；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均等化，满足农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要；限制住房的过度市场化，引导住房价格合理化，降低农村居民融入城市的门槛。（2）降低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风险。因为农业保险具有特殊性，需要政府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加大对农业保险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建立巨灾风险专项基金，用于特大灾害发生的及时赔付，减少农民面对自然灾害时的不确定性损失，提高恢复再生产的能力。3、转变农民消费观念，让农村居民乐花钱（1）打破传统消费习惯的影响。“互联网”、“物联网”的大发展，让农村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和城镇居民接触到同样的消费资源，农民的消费服务渠道已经拓宽，消费平台已经构建，现在急需的就是转变农村居民过度“勤俭节约”的消费思想。政府应提倡健康养生、快乐出行等现代消费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居民消费理念。引导农村居民由生产型消费领域向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转变，并开拓新的消费领域，优化农村消费结构。（2）净化农村消费市场环境。针对农村消费领域存在的如“家电下乡”等惠民利民的活动中有商家以次充好等不合理的现象，重拳出击，加强农村市场监管，规范农村市场经营秩序，确保产品安全、产品质量、服务水平，让农村居民确实享受消费对生活品质的提高。
作者:张家俊丁福兴单位:苏州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安徽省统计局[DB/oL].http：///tjj/web/tjnj_view.jsp？strColid#.
[2]李实、JohnKnight：中国城市中的三种贫困类型[J].经济研究，2002（10）.
农村教育的特征篇5
一、实行土地征用区片综合价，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江北区土地征用的数量明显增加。2003年至今年6月底，江北区依法征用土地达2.17万亩，超过以往征用土地的总量。为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乡镇之间征地补偿费的平衡。2003年初，江北区在调研的基础上对土地征用补偿办法作了修改完善，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实行了区片综合价的土地征用补偿办法。对土地征用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发放标准，按地理位置全区划分成了两个区片：第一区片征地补偿费为每亩5.5万元，第二区片为每亩4.6万元。新的补偿标准比原标准提高了约2万元/亩。同时，明文要求征地补偿费的增加部分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民参加社会保障、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在实行土地征用区片综合价制度的同时，江北区出台了村级发展留用地政策，以2001年各村可转为建设用地的实有集体农用地面积为基数，土地征用时按10%的比例安排村级发展留用地。村级发展留用地可以用于发展商贸业，也可以用于发展工业（统一规划进入工业园区）；可以由村直接投资开发，也可以选择留用地变现，有偿转让。留用地有偿转让的收入必须先用于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2005年又建立了区级农民社会保障调节基金，专门用于历史上土地征用较多，现在办理农民各项社会保障经费有缺口的村。社会保障调节基金的来源为：市统一提取的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风险资金的退回部分；区土地出让收益中按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区财政每年预算中安排的资金。基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二、规范农村集体资产处置，加强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机制建设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土地征用后，村集体的货币资产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农民要求平分土地征用补偿款的呼声很高。针对这种情况，江北区分别出台了《农村土地征用后货币资产处置的意见》和《江北区农村经济合作社改革的意见》，对农村集体资产的处置提出了具体的操作办法，即“五步走”的顺序：一是发放农民劳动力安置补助费；二是确保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补助资金；三是提留若干年内（至少到2010年）集体所必需的公益金、公积金和管理费；四是提取农村基本医疗保障资金；五是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适时对农村经济合作社进行改革。“五步走”原则防止了农村集体资产发光、分光现象的发生，在考虑农民眼前利益的同时，保障了农民的长远利益。
与此同时，江北区着力构筑被征地人员的养老、医疗等保障机制。到目前为止，全区已有97个村参加了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参保率达99%，参保人数达20439人，现每月发放养老保障金379.29万元。2005年5月，又全面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该制度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政府补助多，按照每人每年130元的标准筹集资金，其中各级政府负担65元，村集体及个人负担65元；二是保障力度大，农民住院医疗费的报销比例45%~75%；三是扶贫力度大，对五保户、低保人员及重点优抚对象，由政府全额补助筹资费用，个人住院医疗费用支付有困难的及全年累计住院医疗费用在5万元以上的，给予大病救助基金救助。现在全区已有66140人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达到了90.77%。
积极统筹城乡就业。在全区乡镇、街道设立劳动与社会保障服务站，建立全区被征地人员情况信息平台，对被征地人员办理与城镇职工一致的失业登记证和申请就业登记证。开辟多种渠道，促进被征地人员实现就业。主要抓好“三个一批”：组织就业一批。主要由政府实施，开辟保洁、保绿、保安等公益性岗位，安置被征地农民；鼓励企业吸纳被征地人员，对企业吸收被征地农民就业的，每吸纳一人给予500元的经费奖励。鼓励创业一批。被征地农民自谋职业的，给予城镇失业职工创业同等优惠政策。并在创业资金、场地、项目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市场就业一批。建立健全职业技能培训网络，设立了6个区级培训基地和5个实习基地，安排财政专项资金，免费为劳动力年龄段的被征地人员提供一项职业技能培训，以培训促进就业。2005年上半年，全区共培训各类人员5388人次，其中被征地人员3761人，培训后的就业率达60%；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通过举办劳动力供需洽谈会，为企业和被征地人员、失业人员架起联系的桥梁；全区共举办各类劳动力洽谈会8场，推出岗位9332个，近万人进场洽谈，3000多人初步达成了就业意向。
三、建设农民新型居住社区，推行农村社区化管理
高起点规划、建设。从有利于节约土地、防止出现城中村现象出发，对被征地农民拆迁安置，采取“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拆迁、统一安置”的办法，集中建设农民新型居住社区，实现农民生活居住方式公寓化。近期，全区计划实施农民安置社区建设240多万平方米，目前已完成35万平方米，在建和即将开工的有近75万平方米。在规划和建设上与城市社区接轨一步到位。如规划建设面积最大的慈湖人家社区，占地总面积95.88公顷，建筑面积67.4万平方米，配套公建服务设施有24班小学1所，9班幼儿园2所，农贸市场1个，商业用房2.4万平方米，居民活动会所和居委会用房6300平方米，绿地率达36%。
人性化安置。农民住宅的拆迁，实行调节安置的办法，以户为单位对原农民住房面积在250平方米以下的，按“拆一赔一”进行安置，对超过250平方米的，超过部分按市场重置价格再增加100%的比例予以货币补偿。同时积极关注农村住房困难家庭，对人均不足30平方米的家庭，可按人均30平方米标准进行安置，不足部分面积，实行优惠价购买。同时根据人均30平方米标准，自愿减少安置面积的，可以按市场商品房价格与成本价格的差额享受经济补偿。在安置房套型设计上，推出70+80、100+50、150等多种类型，以满足农民群众的不同需要。
城市社区化管理。居民社区，全部实行小区物业管理，配套用房建设与城市社区标准接轨，社区工作经费按城市社区的经费渠道和标准解决。原则上按300户配1名社区工作者的标准配备，社区工作者采用组织下派、公开招聘等方式落实。对原有的建制镇居委会，全部实行体制改革，全面实行管理社区化。积极探索和研究农民入住新区后的一系列问题，从思想意识、行为习惯、组织形式等各个方面引导农民逐步向城市民居民过渡。
全面开展城乡环境建设。结合省、市“千百工程”，以全区道路、河道整治和近期内未列入农民住宅拆迁安置的村为重点，以环境保洁、道路硬化、绿化美化、文明创建为主要内容，2004年6月以来，江北区在全区开展了城乡环境建设活动。对国道、省道、县道、镇村主要道路和河道的环境进行了全面整治。全部实行了动态保洁，有的镇（街道）还实行了保洁工作市场化运作。全面推行农村垃圾集中处理，建立了农村垃圾由村统一收集、镇统一压缩、区统一清运的机制，做到日产日清。文明村、示范村的垃圾袋装率达到了100%，垃圾集中处理率达到了80%以上；全面清理环境污染源，新建农村公厕400余座，取缔城乡结合部“破烂王”405家。在梅林水厂水源、英雄水库水源、中心城区建成区等区域建立了面积达77平方公里的家禽禁养区；全面实施农村道路“康庄工程”，投资9200万元，建设农村公路102公里，在2005年全面完成村村通公路任务；全面开展绿化建设，以建设生态区为目标，提高绿化档次，加强绿化管理，切实改善生态环境；全面创建文明村镇、积极建设村级文体活动场所，到年底全区有50%以上的村建成村级小公园、健身小广场，71个村建有老年活动室，全区争创省级文明城区。
四、实施以区为主的农村办学体制，统筹城乡教育发展
2002年起，在全市率先实施了以区为主的农村办学体制改革，明确城乡教育实行“五个统一”：统一制定城乡教育发展和教育布局规划；统一学校建设标准；统一配备学校的设施设备，城区和农村学校的教育信息化设备、音体美设备及教师的办公用具、学生的课桌椅都按统一标准配备；统一城乡教师的配备，做到编制统一、要求统一；统一城乡教师的福利待遇，由区财政统一发放工资、各类津贴，统一发放教师考核奖。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城乡学校的校长有计划的交流，鼓励城区优秀教师柔性向农村学校流动，在职称评定、先进评比上向农村教师倾斜。通过两年时间的实施，全区4所农村中心小学全部达到了省农村示范小学的标准，4所农村小学、1所农村初中通过了省农村示范性学校验收，按省一类标准配备的各类设施设备陆续装备到所有的农村中小学。2002年以来，累计投放在农村学校基建和设备购置的资金投入近6000万元。农村学校办学条件迅速改善，城乡基础教育呈现均衡化发展的良好态势。
农村教育的特征篇6
一、改革征地安置制度—减少失地农民的产生i、改革征地制度和补偿安置制度。改革征地制度，首先要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慎用征地权。我国在改革征地制度的时候，必须将土地的征用权严格限制在国防军事用地、国家机关和少数公益性事业研究、公共设施用地、公益及福利设施用地、水利及环境保护用地、文物遗址保护用地和其他由法律授权的部门机关裁定或相关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用地等项目上，并通过法律规章的形式向公众给予明示。而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用都应通过市场方式取得土地，以此来减少失地农民的产生。其次，依法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当前我国土地征用过程中欠缺的就是正当的法律程序原则，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确立征地的范围和安置补偿方案的时候没有当事人之一的失地农民代表的参与，剥夺了他们的听证权。因此，我们在今后的改革中，通过完善土地征用程序，使那些不符合土地征用程序的土地重新回到农民手中，使失地农民再次变为有地可依的农民。
新的失地农民的安置补偿模式应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遵循“以人为本”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城市化进程的要求以及全面建设惠及广大农村的小康社会的要求。改革补偿安置制度，首先，改革征地补偿费的测算方法，提高征地补偿费的数额。我们建议用“综合因素法”代替补偿费数额偏低的“产值倍数法”重新测算征地补偿费。据估计，运用“综合因素法”能够使征地补偿费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倍多，使得失地农民有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可能性。其次，调整征地补偿费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在改变征地补偿费的测算方式的同时，我们更要注意征地补偿费的分配和使用方式，既要把征地补偿费这块“蛋糕”做大，又要分好，使其真正发挥对失地农民的补偿作用。对于失地农民就业问题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变一部分安置补助费为就业基金。另外，在新的失地农民补偿制度中，安置补偿费的主要使用方向和目标定为扶持失地农民再就业，解决失地农民特别中青年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实际操作中，可以将安置补偿费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就业培训基金;二是创业扶持基金;三是提供就业信息和咨询业务的机构的日常费用。
二、加快城市化发展—拓展失地农民的就业空间
1、城市化对失地农民就业的影响。伴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会有更大的就业空间，城市化过程中的就业空间得以扩展是通过聚集效应、联系效应和乘数效应来实现的。首先，聚集效应。
产业与人口的聚集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城市化过程就是人口与产业等的聚集过程。随着人口聚集到一定规模就会带来第三产业的发展与繁荣，而第三产业中的许多行业具有劳动力和资本比较容易进人的特点。实践证明，如果城市太小，达不到一定的人口规模，便不能形成第三产业发展的有效需求规模，这样第三产业作为资本有机构成低、吸收劳动力多的特点就无法显现出来。其次，联系效应。城市化导致的人口集中会刺激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繁荣，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建筑业与房地产业都是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吸收劳动力较多。同时，建筑业与房地产业具有较强的联系效应，它们的发展与繁荣会带动其它许多行业的发展和繁荣。另外，人口聚集不仅使现有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提高，而且也会带来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张，并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最后，乘数效应。城市化过程中的就业机会是以乘数效应增加的。城市化过程中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与繁荣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多，意味着更多的人得到收人或收人增加，人们收人增加又会产生更多的对其它产品和劳务的需求，即引起其它行业的就业机会增加。这种效果是不断加强和扩大的，即就业机会是以乘数(倍数)效应增长的。
2、转变城市化发展道路，提高城市化水平。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各中小城市以及各级各类城镇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因此，我国当前的城市化道路，要对原有的城市发展方针进行适当调整，以吸纳尽可能多的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农村人口和保持社会稳定为目标，走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城市化道路，即重点发展和完善大中城市，有序发展小城镇，全面提高城市质量和土地利用率。首先，发展和完善大中城市的质量。大中城市是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中城市增长迅速。无论是从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宏观角度出发还是基于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微观层面考虑，大中城市均具有特殊的作用。
相关研究表明，城市规模和城市效益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大中城市具有强大的集聚功能，对地区产业发展的带动力很强，特别是大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潜力巨大，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有利于失地农民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大中城市对土地资源的利用程度高，人均占地面积远远小于中小城市和城镇，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可以减少对农用土地的占用和失地农民产生。同时大城市的各种“硬件”和“软件”都比较先进，对于提高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和自身素质都有好处，有助于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其次，减少小城镇数量，优化小城镇规模。针对当前小城镇建设上存在分散孤立、各自为政、失地农民问题突出的特点，我们在小城镇的发展上必须有战略重点，“抓大减小”，增强重点城镇的吸引、辐射和带动能力，以点带面，形成一个合理的城镇结构体系。在城镇的地域布局上，应结合城市布局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工业园区布局规划等因素综合考虑，打破行政区域的限制，做好行政区与经济区的衔接协调工作，彻底改变现有城镇分散孤立、各自为政的状况，将现有的城镇经过撤销、合并等方式减少，重点发展一批地域条件适合的城镇。在城镇的建设方面，要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严格控制用地供给总量，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最合理和最有效的利用。对于城镇建设的规模，应按人均占地100平方米的国家规定标准严格执行;对于城镇建设中的闲置土地，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31,37条的规定，一年内闲置未用的，由有关单位复耕，连续二年未用的，由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另外要积极利用地价、税收等市场因素来决定土地的供给和需求，形成用地的内在动力和自我约束机制，真正实现城镇建设用地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t1的转变。
三、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力
1、增加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改变教育方式。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促进失地农民就业的前提条件。没有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人才，再好的政策也不能从根木上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劳动力的素质提高。既要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知识、有技术的新型农民，又要培养懂管理、善经营的农民企业家。充分发挥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积极性，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劳动力教育体系，尤其注重农村基础教育对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有着基础性的作用，把其放在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上。为此:首先要增加农村教育的投资。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基本文化素质，改变在农村九年“义务教育”不义务的状况，让失地农民以及其后代拥有同样的义务教育的权利。增加对农村基础教育设施的投入，尤其是对中西部地区，应通过转移支付、专项资金、政策倾斜，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不低于税费改革前的水平并有所提高，保证新增教育经费将主要用于发展农村义务教育，保障农村基础教育的资金来源，保证农村学龄儿童的人学率，最大限度地遏制农村新文盲的产生。其次，改革教育体制。突破封闭的办学模式，实行灵活多样办学，把民工的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和内容，在保证农村基础教育稳步发展的同时，要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在农村中小学适时适度地积极引进职教内容，把为农村学生掌握将来在农村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知识和技能作为农村基础教育的重要目标，把升学为主的教育方式逐渐转变为着力提高受教育者素质，掌握实用技术，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素质教育模式。
2、加强职业技术培训。瞄准就业市场需求，开展失地农民职业培训，提高失地农民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能力，是增强失地农民发展能力、增加就业的重要途径，也是缓解失地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首先，要建立培训网络体系。加强培训网络建设，形成以劳动保障部门培训机构为龙头，就业训练中心、成人学校、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为阵地，社会力量办学、实体参与和用人单位培训为补充的多层次的就业培训体系。具体可采用发行“教育券”地方式，即先由劳动保障部门向社会各培训机构招标，择优选定若干家培训机构，与之签订合同。其次，要努力提高就业培训实效。要实行训证结合，训考分离，扎实开展就业培训。要根据工业区发展规划和招商情况，把就业岗位信息的收集与职业培训紧密联系起来，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和文化层次，有针对性地安排不同培训内容，采取定向培训与定单式培训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就业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最后，要制定培训激励政策。夫地农民培训经费实行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分担的投人机制。政府要从土地转让增值收益中拨出一定资金，建立失地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专项基金，加大对就业和培训工作的资金投入。需要培训的失地未就业农民根据自己再就业需要到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领取培训券，凭券到指定培训机构或其它正规培训机构参与培训，培训券可折抵一定的培训费，不足部分由个人补足。鼓励用人单位结合单位用工需要开展失地农民培训，培训经费允许计人成本税前列支;其它培训机构开展失地农民培训，由政府给予一定补贴。
3、改善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加强对农村劳动者的健康投资。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体魄，什么事都做不了，但是目前在农村，农民的健康投人是远远不够的，在城市中生病了由医疗保险等，但是社会保障在农村几乎是一片空白，农村中生老病死一切听天由命，部分农民大病一场就要一辈子陷人贫困之中，甚至连他们的子女也要陷人“贫困循坏”之中。农村医疗保健水平差再加上农民健康意识的淡薄阻碍了农民及其子女身体素质的提高，这对失地农民就业和收入的提高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改善农村地区人口的住房设施和饮水设施，做好疾病防治工作，进一步完善和建立县乡村二级卫生服务网络，完善公共医疗卫生制度，加强健康宣传，严格控制呆傻低能的遗传性疾病、专栏性疾病者的再生产，增加优生优育意识，促进农村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农村教育的特征篇7
关键词：留守儿童特征思想政治教育对策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3-0034-01
“留守儿童”专指那些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儿童。本文所提到的“留守儿童”确切的讲应当称作大龄“留守儿童”，他们是农村留守儿童中的一个特殊群体。12―16周岁的大龄农村留守儿童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但他们又是一群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却又远未成熟、十分需要父母关爱和引导的群体。远离父母的生活状况，对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对于大龄农村留守儿童目前处于的这种尴尬的境地，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他们目前的生活状态。12-16岁的年纪，正值从青春期到青年的过度时期，恰好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而且这段时间大多数又是在学校度过的，这就给中学教育提出了一个难题――关注留守儿童的思想道德政治教育问题。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特征
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必须从正视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存在的问题开始。这类留守儿童的普遍特征是：
1、易出现心理问题――缺少应有的父爱和母爱使他们的心灵容易受到创伤，往往只能无条件地、被动地接受现实。他们孤独、自卑、精神压抑、性格孤僻，不愿意与同学和老师沟通；他们的内心痛苦，看上去冷漠、自闭。
2、自律能力较差――这些留守儿童多在自己的祖辈身边长大，多缺乏及时有效的约束和管教，因此他们多是一些纪律散漫的、道德品行较差的学生。
3、学习成绩出现两极分化――上述两个特征同时又是这一特征的原因，一部分留守儿童自闭、孤僻，家庭给予的压力大，一心只投入学习，学习成绩好；而另一部分则因缺乏管教，学习态度不端正，自觉性差，学习成绩很差。
二、解决对策
长期以来，农村留守儿童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短板已经成为影响留守儿童全面发展的阻碍，尽快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强对这一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已经是迫在眉睫。
1、学校方面
学校教学活动的开展中应改变以往学习导向的教育模式，将思想政治教育至于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具体教学活动的开展中应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其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学校可以对留守儿童实施寄宿制，从而最大限度的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效果。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学校可以配备专职的思想政治教育者，通过关注留守儿童的思想状况，给这一群体提供更加全面的思想教育引导。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之上，还应该拓展到课堂以外，通过与家庭、社会的密切配合，形成一个立体化的教育体系。
2、家庭方面
对于留守儿童而言，家长的缺位是思想政治教育中面临的一大问题，鉴于此，家庭应在留守儿童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目前短时间来看，要让父母与孩子在一起还不太现实，但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外出打工的服务可以将孩子带到自己的身边进行学习。退一步讲，如果上述情况不能得到解决，家长可以再监护人方面进行仔细的筛选，同时经常与孩子进行联系，进行思想指导，确保孩子茁壮成长。只有通过加强二者之间的精神沟通，才能让留守儿童有一个关爱，从而保证其身心健康发展。鉴于此，父母以及祖辈应密切关注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在孩子精神出现困扰时应及时的给予引导和帮助。
3、政府方面
政府在农村留守儿童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的发挥可以从两个方向努力，一方面就是对于留守儿童所在地政府而言，应尽可能的为留守儿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创造条件，举例而言，地方政府可以在文化中心，留守儿童之家等方面进行投入，为留守儿童的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另一方面对于外出打工父母所在地的政府而言，应在教育管制方面进一步放松，为留守儿童来到城市读书创造条件。政府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努力，可以最大限度的提升农村留守儿童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实现农村留守儿童的全面发展。
如何有效的提升农村留守儿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都会不断的考验着相关群体的智慧，对于此项工作，各级地方政府应投入更多的时间以及精力来加以推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是刻不容缓。
4、社会方面
社会氛围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思想的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针对农村目前整个社会风气不良的情况，政府应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通过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来将各种不良社会风气消除，为留守儿童思想政治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与此同时，政府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应想尽办法建立留守儿童活动中心，给留守儿童建立一个温暖的活动场所，让留守儿童在这样一个活动中心获得思想层面的健康发展。当然良好社会氛围的营造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需要整个社会舆论营造出一种关心留守儿童的氛围，使得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关心这一群体，为这一群体思想教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总之，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表现是多方面的，解决的途径也是多方面的。而学校作为留守儿童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学校教育问题适当、合理解决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难以绕过的难题，鉴于此，各级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留守儿童的思想教育问题，通过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来确保学校、社会以及家庭在农村留守儿童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的发挥，从而实现留守儿童的全面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秋香.对加强农村留守儿童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思考[J].云梦学刊，2007（6）.
[2]苗小强.对农村留守儿童思想道德问题研究综述[J].传承（学术理论版），2010（5）.
农村教育的特征篇8
职业教育是提高劳动者技能最直接的途径，也是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的关键环节。在我国，职业教育是教育中的短板，农村职业教育更是短板中的短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通过一系列支农、强农、惠农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在西部一些贫困地区，农村发展还是面临着严峻挑战。要建设新农村，除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外，还需要大量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新型农民群体。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强调农村义务教育，还要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解决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和“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也能使广大农民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而农村职业教育也只有发挥出自身蕴含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才能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可，农民的参与意愿才会增强。但是，由于受现实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民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和积极性受到极大制约。近年来，我国部分学者对农民参与职业教育或素质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做了相关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宁泽逵、朱宏斌、陈遇春(2004)认为，农户家庭年收入水平、农户家庭主导产业、农户兼业化水平以及农户家庭文化水平等影响农民职业教育需求决策［1］;黎东升、朱良俊、杨舟(2006)研究表明，城郊农民参与就业素质培训的意愿受家庭劳动力人数、土地被征用情况、专业技能培训经历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收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张智敏、唐昌海、姚延芹(2007)认为，职校学习是否对职业流动起到明显的作用是影响在读学生选择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因素［3］;卫龙宝、阮建青(2007)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城郊农民参与素质培训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城郊农民参与素质培训的意愿受家庭劳动力人数、土地被征用情况、以前是否接受过素质培训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收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4］;张锦华、吴方卫(2007)认为，在影响农村家庭教育选择的因素中，家庭的收入状况、家长的职业技能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等对每个阶段的教育选择都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其他一些因素，如教育支出增加、财政支持的不足则降低了农村家庭选择更高教育水平的意愿［5］;梁英(2010)研究发现，独生子女、有职业技能、文化水平相对低而父母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村青年更可能接受继续教育;地区差异也是影响农村青年继续教育的重要因素。［6］本文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着手分析影响新疆南疆三地州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在分析过程中本文借助了新疆南疆三地州1078份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及相关资料，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疆南疆三地州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描述
(一)数据来源
调查地点选在新疆南疆三地州的3个县、5个乡、38个村和1个牧民定居点。其中，喀什地区有1个县(叶城县)、3个乡(巴仁乡、加依提勒克乡、依提木孔乡)、23个村;和田地区有1个县(墨玉县)、1个乡(阔依其乡)、12个村;克州有1个县(乌恰县)、1个乡(托云乡)、3个村和1个牧民定居点(玛依喀克)。调查对象是那些具有农村户口、长期在农村居住、社会组织化程度较低、以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等农业生产活动为主的农民。调查人员分为喀什、和田和克州三个小组分别在当地进行入户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分别涉及农民个人状况、农民思想观念、农民技能培训、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村文化建设等方面。课题组在正式调查之前进行了问卷的试调查。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1095份，本文最终用于统计的有效问卷为1078份，占回收问卷的98．4%。
(二)样本描述
1.样本统计特征。在所调查的样本农户中，男性占66．2%，女性占33．8%;年龄在16－25岁的占22．6%，在26－35岁的占26．3%，在36－45岁的占20．7%，在46－55岁的占13．6%，在56－65岁的占11．7%，在66岁以上的占5．1%;受教育程度为文盲的占7．1%，小学文化水平的占46．8%，初中文化水平的占37．8%，高中文化水平的占5．1%，职高、中专、技校毕业的占1．9%，大专文化水平的占0.8%，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占0．4%;家庭劳动力数量为1－2人的占59．1%，3－4人的占30．2%，5－6人的占7．8%，7人或以上的占3.0%;家庭年收入小于5000元的占26．8%，5000－10000元的占25.7%，10000－15000元的占19．1%，15000元以上的占28．5%;家庭耕地数量为0－5亩的占39．8%，6－10亩的占17．7%，11－15亩的占18．4%，16亩或以上的占24．0%;家庭成员从业为务农的占62.9%，外出打工的占3．3%，兼业(务农和打工)的占23．5%，做买卖的占6．2%，搞运输的占0．4%，其他的占3．7%。
2.对农村职业教育的看法和参与意愿。农户认为农村职业教育“走形式，没有效果”的占8．2%;认为“还行，有一定效果”的占58．4%;认为“满意，效果很好”的占33．4%。在“您或您的子女是否愿意参与农村职业教育”这一问题上，表示愿意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占95．9%;表示不愿意参与的占4．1%。
三、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构建
本文以农民的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年收入、家庭耕地数量、家庭成员从业状况等特征变量为解释变量，以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为因变量，构建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是用来预测具有两分特点的因变量概率统计方法。在logistic回归中可以直接预测观测量相对于某一事件的发生概率。本文考察的是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行为，结果只有两种，即愿意与不愿意。因此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0，1］之间，并通过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参数进行估计。回归模型为:log〔p(Y1)p(Y0)〕=b0+b1x1+b2x2+b3x3+b4x4+b5x5+b6x6+b7x7+μ其中，Y1为愿意参与农村职业教育，Y0为不愿意参与农村职业教育;b0为常数项，bi是Xi的回归系数，μ为随机扰动项。Y表示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意愿、X1表示性别、X2表示文化程度、X3表示年龄、X4表示家庭劳动力数量、X5表示家庭年收入、X6表示家庭耕地数量、X7表示家庭成员从业状况。
(二)预期方向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前述自变量选择状况，本文将可能影响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的自变量分为以下两类来分析(见表2)。
1.农民的个人特征。这里主要包括农民的性别、文化程度和年龄。从理论上来说，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参与意愿呈正相关，即农民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参与意愿越强;而农民的性别和年龄对农村职业教育需求的影响可正可负。
2.农民的家庭特征。这里包括了农民的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年收入、家庭耕地数量以及家庭成员从业状况四个方面。从理论和经验上来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逐步升级，农民的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年收入、家庭成员从业状况与其参与意愿成正相关;而农民的家庭耕地数量与其参与意愿成负相关。
(三)结果分析
本文借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在回归处理过程中，纳入变量采用向后逐步剔除法(Backwardstepwise:wald)，即将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年收入、家庭耕地数量、家庭成员从业状况等解释变量引入回归方程，进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得到模型1;然后将wald值最小的变量剔除，得到模型2;再进行回归，将wald值最小的变量剔除，得到模型3;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变量都在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为止，得到模型5(见表4)。从各种模型的运行结果看，所有模型整体检验(见表3)基本可行，不同的模型估计结果和结论也相似。结果表明，从模型的wald检验值来看，模型5的显著性明显优于其他模型。因此，本研究计量分析模型以模型5为主。
1.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变量在10%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负。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意愿就越弱。这与本文的预期作用方向相反。幂值进一步说明，家庭劳动力数量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意愿相应减少0．616倍。这是由于南疆三地州农业生产方式依然传统落后，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人均耕地面积较大，需要较多的农村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农民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参与农村职业教育。
2.家庭成员职业对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家庭成员职业变量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成员从事的职业专业性越强，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意愿就越强。这与本文的预期作用方向基本一致。幂值进一步说明，家庭成员从事的职业专业性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意愿相应增加1．262倍。这表明农民所从事的职业专业性、技术性越强，就越能提高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和就业竞争力，其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就越高。
3.家庭年收入对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家庭年收入变量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年收入水平越高，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意愿就越强。这与本文的预期作用方向基本一致。幂值进一步说明，家庭年收入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意愿相应增加1．610倍。这表明南疆三地州农民原来的那种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观念逐渐得到改变，依靠学习科学技术脱贫致富的意识逐步增强。在收入提高后，农民愿意把钱投资到职业教育中去，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增加自己的收入。从以上分析也可以说明，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决策与他们的家庭特征和经济状况联系比较紧密，家庭劳动力数量、从事的职业以及家庭年收入都影响到他们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家庭耕地数量对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的影响，在入选的模型5中检验系数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不能确定这些变量与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但在未入选的模型1中(限于篇幅，模型1略)，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耕地数量未达到10%的显著水平，而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261、0．037、0．099、－0．203，与本文提出的影响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意愿的预期作用方向基本一致。
农村教育的特征篇9
目前，全国有4.5万个，财政供养人员1280万人，平均每个乡镇接近300人。乡镇机构庞大臃肿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乡镇机构不精简，不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就成了一句空话。首先，要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实行乡镇党政机构合并设置，规模较大的乡镇可设3-4个综合性办公室；进一步压缩乡镇干部和事业单位人员，坚决清理编外和临时招聘人员。其次，要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科学界定乡镇政府的职能和机构设置，切实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从抓过去生产经营，催种催收，转变到落实政策、行政执法、提供服务上来。第三，要调整行政区划，撤并小规模乡镇。目前，乡镇规模普遍小，有的还不到2万人，合并后的乡镇规模一般应5万人左右。
二、精简和优化教师队伍，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农村教师素质不高，队伍庞大，农村学校布局不合理，教育管理机构人员多，既造成农民教育负担过重，又造成县乡财政教育支出过大，据调查，目前许多县市教师工资支出约占县财政工资支出的50％以上，占乡镇财政支出的70％左右。近年来，精简和优化教师队伍，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势在必行。一是采取措施精简和优化教师队伍。要严格核定编制和岗位，清退代课老师，压缩非教学人员；大力推行以竞争上岗、择优选聘为主要内容的人事制度改革，分流不合格教师。二是合理调整学校布局。现在许多地方中小学生源减少，农村交通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为适当集中办学创造了条件，今后，加大合班并校力度，形成合理中小学学校布局，优化配置教育资源。三是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由过去的乡级政府和农民集资办学，改为由县政府负责实施和管理农村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纳入县级财政，中央和省级政府要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
三、完善乡镇财政体制，规范县乡之间的分配关系
深化乡镇财政体制改革，增加乡镇财力是解决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困难的关键一环。一是财权与事权相结合。从有利于乡镇政权建设和乡镇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出发，将适合乡镇管理的收支下放到乡镇管理，做到乡事乡办、乡财乡理，权责结合。二是统筹兼顾，适当向乡镇财政倾斜。正确处理县乡分配关系，合理分配县乡财力，在兼顾县级财政支出需要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照顾乡镇财政利益，凡是从农村收取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费，都要全部用于乡村，保证乡镇组织运转的基本支出需求。对财力不能保证基本支出需要的乡镇，县、市、区应当视财力情况，通过转移支付等形式予以补助。三是加强集体资金管理。税费改革后从客观上减少乡镇的财力，因此，要加强集体资金的管理，管好用好每一笔钱，集体资金不要平调、挤占和挪用，同时完善减人、减事、减费的配套措施，节约资金，防止收费反弹。
四、取消一切不合理收费，规范农村收费管理
税外收费泛滥并缺乏有效约束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在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过程中，各地都要对涉及农民收费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规范农村收费管理。第一，要全面整治涉农收费，坚决取消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督机制。第二，要取消一切要农民出钱出物的达标升级活动，禁止强行征订各种报刊、书籍。第三，取消一切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对经营服务性收费进行规范整顿。对水电等具有垄断性质的经营服务项目的收费实行上限控制。第三，对农村中小学乱收费、结婚登记乱收费和搭车收费等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五、加强农税征管工作，依法治税
要结合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体制，充实乡镇税收征管队伍，提高人员素质。大力推行公开办税，定时定点征收，方便农民缴纳，提高税收工作透明度。要加大税法宣传力度，增强群众依法纳税意识。建议修改《税收征管法》，明确制定一套涵盖农税征管全过程的统一程序，增加可操作性，同时，对有能力却故意拖欠、抗税者，及时依法打击，以税法的刚性调动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使农税征管迈入法律化轨道。乡镇应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大力招商引资，发展二、三产业，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积极培植税源，增加财力，这是做好农税征管工作的前提条件。
六、优化村级干部管理体制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各级政府、部门布置的任务，都要依靠村干部去执行、去落实。费改税后，村级经费大幅度下降，要解决村级经费的矛盾，稳定村级干部队伍：一是大力精简村干部和村级吃补贴人员。目前农村班子膨胀太快，村、组干部过多，拿工资、吃补贴的人太多，是加重农民负担的一个重要原因。二要合理确定村干部报酬，压减基本办公经费，缓解村级收支矛盾。三是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村与村合并，扩大村级规模，减少干部人数。三是推进村民自治，实行村务公开。村内"一事一议"要实行上限控制，严格按照程序议事，得到多数农民同意，办事要量力而行。
七、妥善处理乡、村债务
现在不少乡、村都有负债，而且呈现出负债数额大、覆盖面广、利息多、增长快的特点，已成为阻碍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对乡镇债务，要在全面清理、检查核实的基础上，摸清债务的来源、用途和现状，区别不同债务情况，明确债务人，采取多种办法加以处理和消化。对于确应由乡镇财政承担的到期债务，要按照有关规定，建立乡镇偿债准备金，分年逐步清偿。对于不属于乡镇财政承担的其他债务，要按照"谁受益、谁负担，谁借债、谁还款"的原则，分别进行清偿。对村级债务要加强清欠工作的力度，对荒山、闲置房屋、设备等资产进行拍卖冲抵村级债务。
八、完善粮食购销政策
农村税费改革要与粮食购销政策结合起来进行配套改革，就是将农业税实征，采取农民无偿缴纳公粮的办法，以公粮代定购，同时取消粮食定购政策，在国家牢牢掌握足够的储备粮的前提下，全面彻底地放开粮食市场与价格。按照中央部署的税费改革方案测算，农业税为7%，附加税为正税的20%，亩产为450公斤，按15亿亩地算可收公粮567亿公斤，完全可以满足城镇人口的口粮（480亿公斤）。因此，可以取消定购任务，放开粮食价格。
九、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这次农村税费改革的前提和基础。这是因为我国现行的农业税是按地征收，三提五统是按人征收的，实行的是"地税人费"的原则。而这次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特点是费改税，并且税一律随地走，全部摊入田亩。土地的二轮承包是农民和政府都认可了的，大多数都发了土地承包证，已具有法律效力。如何重新丈量土地，等于事实上否定了承包合同的合法性，难免失信于民，不利于农村稳定。要加强完善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各种档案资料，以土地承包清册、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书等资料作为核定计税面积的依据。
十、合理确定税负，体现公平负担的原则
农村税费改革涉及千家万户，因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有所不同，这就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做到整体上税负公平。调整农业税及其附加的征收政策是这次改革的关键，而农业税及其附加的征税额取决于农产品产量、价格和农业税税率，除农业税税率和价格外，由政府统一定价外，农产品产量又取决于农产品单产（常产）和耕地面积（计税面积）。计税价格要由政府定，因此，测定农产品单产和核实计税面积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重中之重。所以，必须使用二轮承包土地面积作为征收农业税的依据，因为这个数据是和农民签订合同了的，比较准确，同时辅之实际丈量或航测进行校正。常年产量以2000年前5年农作物的平均产量来确定，一定5年不变。对不承包土地或承包土地明显偏少并从事工商业得到农村居民，在农业税负担水平内向其收取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于乡村集体公益事业
十一、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降低税率
农村教育的特征篇10
一、财政原则
税收的财政原则是指税收应能为国家财政提供稳定充裕的财政收入来源。现代市场经济中，税收的收入分配功能和调节经济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税收仍然构成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在设计税制时，必须考虑税种的聚财功能。
1.财政原则与农业税
从我国建国后的历史来看，农业税在建国初期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当时为了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采取了轻税、增产不增税的政策。而且税率和计税常产一定就是几十年，如安徽省的税率和计税常产是1963年确定的，一直沿用到1993年。税率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是有道理的，但是据以征税的耕地常产则应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适时调整。可是各地的计税常产与税率一起固定，这就导致了农业税实际税率随产量增加而下降的结果。到1994年，全国平均实际农业税率为2.4%.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于许多地方的乡镇工商业仍很薄弱，农业税收入太少，乡村财政无法运转，在上级财政不给予支持的情况下，只好向农民伸手。可以说，农业税的聚财功能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日渐弱化，而农民负担并未得到减轻，这与国家制定农业税率的初衷是相违背的。那么，是否应该提高农业税税率呢？笔者认为需要综合考虑。首先，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把农业创造的价值大量转给工业，农民实际负担远大于农业税率。而且，在如此长的时期内农民都担负着扶持工业发展的重担，又享受不到国家对城镇居民的各种的补贴，几乎没有能力对农业进行必要的投入，长期如此，为农业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进行，国家逐渐理顺粮食价格，使其与价值相符，农民种粮的热情刚刚有所恢复，不宜大幅度提高税率。其次，我国的农业基础仍然十分薄弱，尚未培养起抗拒风险、自我保护的能力；而且，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将要遭受的冲击不容忽视，国家应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增税未免与此背道而驰。特别是1999年、2000年粮食价格走低，已经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2001年刚刚有所好转，一定要给农民足够长的恢复期，保证农业的平衡发展。最后，广大农民已经掌握了中央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增税肯定会引起强烈的抵触情绪，导致农村社会动荡，与中央保持稳定的大局相对立。但这并不是说，农业税就应维护不变，而是要与其他改革措施相配套，在适当的时机调整计税常产，重新丈量土地，使得税率真正落到实处。
2.财政原则与“三提五统”
目前理论界比较统一的认识是：三提留的经济性质有别于五统筹，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向农民收取一定的“三提留”资金，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集体与个体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乡镇财政不得占用，而乡统筹作为提供本乡（镇）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可以由农村社会公益事业税来代替其地位。安徽省以及河南省几个县的做法是：取消乡统筹费，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工和义务工，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以农业部的20%为上限征收农业税附加，作为村提留。改革试点的实际情况是，新的农村税费征收办法带来了多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的包括：（1）县乡财政的收支矛盾趋于尖锐化，表现为收支缺口较大，同时农村原来依靠“三提五统”支持的事业，如乡镇道路建设、优抚、五保户赡养、计划生育、民兵训练等基本上都转移到乡镇政府的预算开支中，增加了财政的困难。（2）基础教育投入存在缺口。（3）村级公共职能的运转经费不足，“一事一议”难以操作。（4）乡村债务负担沉重，化解难度大。（5）逐步取消“两工”虽然有助于减轻农民负担，但也造成了诸多不便和新的矛盾。（6）五保户供养难以解决。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改革之后的农村税费无法保证乡镇财政的正常运转，而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也难以发挥作用。这一方面有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够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乡镇承担了过多的事权，但却没有相应的财权，于是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局面。当然，乡镇机构臃肿、个别地方干部吃喝之风盛行也是乡镇财力紧张的原因之一。所以，不能为弥补乡镇财政收支缺口而增加收费，而应通过增加对乡镇的转移支付，将本来由乡镇承担的事权变为由各级共同承担（根据各种公共品的受益范围确定由哪几级财政负担），将乡镇财政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同时，必须精简机构，缩减乡镇行政开支。
二、公平原则
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任何分配政策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也是如此。在我国各种自然人纳税人中，农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表现在：第一，人数众多，八亿多农民构成了世界之最；第二，与其他自然人纳税人相比，农民直接向国家交纳农业税，纳税观念较强，而城镇中由于工商税收构成主要税收收入，来自个人的部分很少，再加上个人所得税漏管漏征严重，造成了大部分城镇居民纳税意识淡薄。农民纳税人人数多、纳税观念强的特点，决定了在处理农业、农村分配关系时必须把公平放在首要的位置。目前，农民税费负担不公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农民承担了超出其受益范围的公共服务成本，也就是说，交了钱，却未享受到应有的服务；第二，农民之间负担不公平，存在着苦乐不均的现象。
1.城乡之间的负担不公
正如前文所述，建国以来农业创造的价值大量转移到工业中去，农民为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从工业发展乃至整个社会进步中获得的收益却远远少于城镇人口。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逐渐扩大便是城乡之间负担不公的表现之一。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统筹主要用于农村教育、计划生育、五保户供养、乡村道路建设、民兵训练等公共服务的提供。2000年安徽省取消了乡统筹，四川省双流县则保留了乡统筹和村提留。但是，无论是否保留乡统筹和村提留，乡镇的事权并未减少，原来以三提五统为资金支持的事业还要办下去，于是乡镇财力紧张的状况愈加严重。其原因并不在于乡镇收入太少，而在于乡镇承担了过多的事权。也就是说，乡镇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受益范围超出了乡镇，甚至是全国受益，尤为突出的是，乡镇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农村教育支出，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村教育支出主要是用于基础教育，即中小学教育，而不同层次的教育其效益的外溢程度是不同的，基础教育的外溢性最强，是全国性公共产品。在农村接受基础教育并不代表今后就要在农村就业，现实情况是许多农家子弟通过升学进入城市，不再服务于农业、农村，农村基本上得不到回报。也就是说，农村承担了城市劳动力的教育成本，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从全国教育经费支出来看，1997年农村小学生人数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69.7%，但只获得60.5%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农村初中学生人数占全国初中在校生的56.7%，只获得了48.7%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另一方面，农村公办、民办教师的工资支出占乡财政支出的比重在有些地区占到50%甚至还要多，而且越是落后的地区，比重越高。安徽省一项三县十乡镇的调查表明，教师工资占全部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的比重平均为75.2%，最高达93.1%.基础教育、计划生育、民兵训练都是全国性公共产品，并不专属于某地方某部分居民的利益和事业，但这些事权主要由乡镇政府以及村负责。这无疑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2.农民之间的负担不公
2000年各地改革的方案不同，但均有不同程度的负担不公的现象。四川省双流县改革试点的做法是“费随税走”，即按照农民所缴纳农业税的一定比例征收三提五统，税费全部与土地挂钩，所导致的问题是：种地农民与不种地农民税负不公，不种地的农民基本没有负担，而由种地的农民承担全部的三提五统；地域税负不公，城郊农民土地少、负担轻，而边远山区人均土地面积较多，负担重。而边远地区的各项条件本来就比城郊差，这样只会扩大两者之间的差距。以上是收费方面的不公，农业税征收方面则存在着“有地无税”、“有税无地”的现象。一是在核实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时，一些村组为了自身利益可能出现漏报、瞒报土地及新开垦耕地不上报等情况，造成计税土地面积不实，形成“有地无税”；二是因道路、农田水利、公益事业等基本建设挤占没有核减的计税土地等原因，造成“有税无地”。按“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这部分税赋会转嫁到农民头上，据实征收成为空谈。因此，核实田亩，合理确定常产和计税面积，不仅是目前税费改革急需进行的一项基础工作，也可以为今后农业税的征收创造良好的条件。如果负担不均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引起农民的不满情绪，激发新的农村社会矛盾，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由于农村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差别很大，想找到一个适合所有地区的计征方法不太可能，必须根据各地实际，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例如在粮食产区，可以采用费随税走的方法，对于那些承包土地少而以其他副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可考虑单独制定一套方法，以区别对待。
三、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包含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两方面。税收的经济效率旨在考察税收对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机制运行的影响状况。税收的行政效率旨在考察税务行政管理方面的效率状况。
1.行政效率与农村税费
税收的行政效率主要决定于征收方式和计征的复杂程度。安徽省、河北省部分试点县的做法是，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有的地方称统筹费）折实征收，依率纳粮；分为夏季和秋季两次征收，如农民自愿一次缴纳，也可以在夏季征收完毕；税入国库，费归乡村。从安徽太和、河北正定的改革试点实践情况看，这一办法在传统农区受到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欢迎。当夏秋两季征收时，农民踊跃交粮，一般在十天左右就可完成任务。由于是无偿缴纳公粮，不需要向农村收购点投放大量现金，既降低了费用，又减少“打白条”现象，真正做到农民、干部、部门、政府各方面都满意，征收成本大为降低。由此可见，改革后税收的行政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应继续坚持。但是，我们应注意到，农业税制建设的落后给农业税收的征管带来了诸多不便。建国几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经济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法制建设落后，1958年的《农业税条例》已不再适应农业税征管的需要，造成农业税收征管过程中法律依据不充分，依法治税难度较大。在实际工作中，农业税的协税护税要么很难开展，要么就超出了法律赋予的权限，损害农民的合法权益，违背了法律精神。因此，立法机关应修订针对农业税收的法规、规章，为农业税收的依法治税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
2.经济效率与农村税费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税收采取货币征收的形式，而现行农村税费仍保留着实物征收的形式，这主要是由我国的国情和农业税费自身的特点决定的。首先，粮食既是一种经济物资，又是一种战略性的储备物资。为保证城镇居民用粮、军需用粮、救灾用粮及其必要的后备等，国家必须掌握充足的粮源。过去长期以来，在我国粮食状况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国家采取粮食定购政策，基本满足了社会各方面的粮食需求，促进了社会稳定。实践证明，粮食定购政策是控制粮源、调控粮食市场的一个重要途径，不能轻易改变。通过农民交公粮，既实现了农民对国家的义务，又保证了国家稳定获取这一必备物资，可谓一举两得。更重要的是，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有的地方是三提五统）采取农民交公粮的方式，可以促进粮食品种结构和种植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的现实是，一方面，粮食出现卖难的情况，另一方面，我国粮食的人均消费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造成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的根源是，粮食品种结构不符合农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应该着重发展畜牧业，开辟新的粮食消费增长点。具体地说，就是在保证全国人民的口粮供应和储备的基础上，扩大饲料用粮的种植比重，同时，搞好“大农业”的种植结构调整，可适当将一部分耕地改种优质牧草，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饲料供应。农业税在这一方面大有作为。通过规定缴纳公粮的品种和比重，可以引导农民改变单一的种植结构，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例如，规定公粮的一部分必须是符合人民群众口味的优质口粮，另一部分必须是可作为饲料的玉米或者工业原料粮，这样，既可提高粮食的消费水平，又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当然，在规定具体的征收品种和比重时需审慎行事，充分考虑粮食流通体制的配套改革和加工业的配套建设，避免出现代替农民决策的现象。
税费改革不仅减轻了农民负担，而且进一步深化了农村管理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营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但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不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税费改革通过调整和规范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充分保障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和财产所有权，巩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健全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同时，促进农村基层政权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职能，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推进村民自治，完善农村管理体制，使农村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税费改革所带来的效率改进绝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之内了。
「参考文献
[1] 何开荫，孙力。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初探[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0.
[2] 王传纶，高培勇。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3] 胡乐亭，卢洪友，左敏。公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4] 刘玉兰。农村费改税试点：成效、问题和思考[j].经济体制改革，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