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用工保护法篇1
第二十八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任何组织和个人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招收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应当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安排其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
未成年用工保护法篇2
当前全国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芜湖市已进入发展的关键阶段，未成年人工作始终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下面，我就今后一个时期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增强三个意识，努力开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新局面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兴衰、民族复兴。保护教育好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也是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贯彻实施《若干意见》的实际行动。要率先全面建小康、率先实现现代化，必须进一步认识做好新时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树立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成长环境，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同志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要切实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律教育，形成一种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社会环境”，同志在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关心未成年人的成长，为他们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社会环境，是党和国家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我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重要方面”。芜湖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为未成年人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精神和物质条件，有力地促进了未保工作的顺利开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一些不健康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意识等也给未成年人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在新的形势、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教育与引导未成年人正确认识和对待各种社会思潮、树立正确的生活方式及文化理念，是我们面对的重大课题和挑战。我们要以《若干意见》为重要指针，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从培养新世纪合格的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建设者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认真研究和解决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担负起教育、培养和保护下一代的历史重任。
二要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把握好未成年人维权工作的有利时机。年，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年，也是我市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加快推进芜湖融入长三角经济圈，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关键的一年。这些年来芜湖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我市围绕“加快发展，强市富民”战略目标开展的一系列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既为未成年人的成长、成才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对未成年人教育和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可以说，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正面临着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未保工作大有作为，任务艰巨，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我们要以培养“四有”新人为根本目标，全心全意为未成年人成长成才提供服务，大力营造未成年人成长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出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新一代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要进一步增强开拓创新意识，不断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做好新形势下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一是要不断更新思想观念。牢固确立“服务第一，预防为主”的宗旨。要深入到未成年人中去，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及时掌握他们需求的变化，倾听他们的呼声和愿望加强引导，为他们提供服务，并切实解决他们在成长环境中存在的问题，从源头上做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工作。二是要不断创新工作载体。要与时俱进，紧扣时代脉搏，针对未成年人工作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及时加以分析研究和总结要不断拓宽工作领域，创新活动内容，延伸服务触角，积极开展符合当代未成年人思想特点和心理特征的各类活动，如举办一些读书会、益智类的趣味知识竞赛、亲子教育讲座等。三是要不断深化工作内容。要进一步开拓视野，完善功能，在整合社会各类资源、健全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网络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服务功能。除了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教育、法制宣传、权益维护等工作外，还要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生存发展、校外活动、生理心理健康、社会活动参与、司法保护、社会保障权等自我保护、自我成长方面的关注力度。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寻找更多能够牵动社会、影响社会、整合资源的载体，创新工作品牌。
二、突出三大功能，充分发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优势和作用版权所有
正确认识和把握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宣传教育功能、维权服务功能、环境营造功能，不断提高未成年人的自身素质，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当前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任务和努力方向。
一要切实加强未保工作的宣传教育功能。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进一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各级未保组织要对广大未成年人加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的思想道德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各类主题学习活动，使未成年人牢固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引导未成年人了解和掌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和实质，从小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和远大理想，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能够适应芜湖发展、推动芜湖发展的青年人才。
二要努力发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维权服务功能。各级未成年人保护组织要在整合资源、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建设的基础上，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齐抓共管，相互协作。各相关部门要不断挖掘潜力，以“切实履行维权职能，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主题，进一步完善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的考核机制，拓宽创建领域，深化创建活动内容，扩大维权服务面。要对广大未成年人进行法制宣传、司法保护、法律援助、帮扶救助、权益维护等各项服务。要延伸服务触角，将维权服务向基层扩展，深入到学校、街道、乡镇和社区，逐步构建青少年维权联动网络。要提高优秀维权岗的质量和信誉度，建立并完善淘汰和退出机制。对维权功能退化、不符合市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要求的，予以摘牌，保证典型的示范和激励作用。
三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环境营造功能。要进一步加大“五项保护”的工作力度，各级未成年人保护组织要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每年争取解决一至两个未成年人成长成才过程中存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学校保护方面，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义务教育法》、《教师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大力保证农村和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权利，不断推进素质教育在家庭保护方面，要通过举办各类家长学校以及家庭文化、法制教育培训班等，全面提高家庭成员的思想道德和法律意识在社会保护方面，要充分发挥各成员单位的职能作用，要在文化市场、劳动用工、未成年人卫生保健等方面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大力优化社会环境，依法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司法保护方面，要坚持“打击与挽救相结合，维权与帮教相结合、履行司法职能与预防犯罪相结合”的原则，强化司法保护。同时，要高度重视对特殊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工作，为智残、体残青少年和弃婴、流浪儿童以及未成年人中的特困、失足等弱势群体提供帮扶，使他们在接受教育、就业培训、回归社会等方面享受到特殊保护。
三、抓好三项工作，努力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作为这项工程的主要倡导者和具体推动者，使命所系，重任在肩，责无旁贷。当前，要着重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抓好组织基础建设，确保工作发展。组织体系是未保工作的基础和保障。一个地方未保工作的组织基础实不实，一看未成年人保护的工作制度能否始终保持完整和有效，领导班子能否随着机构和人员的变动进行及时调整和完善二看各有关职能部门的分管领导和联络员能否到位、在位，能否对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起到指导和推进作用三看经费的保障情况。任何工作的正常开展，都需要人、财、物的保障，未保工作也不例外。现在，一些同志认为，未保工作是由各有关部门在具体操作的，部门的工作经费已经在预算中作了安排，因而对未保工作的专项经费没有予以考虑。事实上，未保工作有不少是专项性工作，需要多部门的协同配合，没有一定的经费保证是难以正常运作的。希望各县区也要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经费纳入预算，予以落实。各级未保组织要根据未保工作的年度计划和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编制年度预算方案，争取将一些重要的专项活动列入相应财政预算计划，以保证活动的正常开展。版权所有
未成年用工保护法篇3
一、增强做好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做好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社会和谐安定，关系到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落实。及时有效地救助保护流浪未成年人，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是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重要举措，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由于受地理位置、人口流动加速和一些家庭监护缺失等因素影响，未成年人跨区域流浪呈上升趋势。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统一思想，强化措施，提高救助保护能力，切实维护好流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明确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任务目标
指导思想：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彻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方针，坚持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优先、救助保护和教育矫治并重、源头预防和综合治理兼顾、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互补的原则，健全机制，完善政策，落实责任，加快推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建设，坚决杜绝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未成年人流浪现象，确保流浪未成年人得到及时救助保护、教育矫治、回归家庭和妥善安置。
任务目标：（1）力争年底，基本实现街面无未成年人长时间流浪现象；（2）健全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机制，完善救助保护网络，救助保护机构健全、设置规范，全县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实现经常化、制度化、网络化；（3）改善、净化社会环境，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受保护权。
三、建立流浪未成年人救助工作机制
县政府成立由分管领导任组长，县文明办、综治办、编办、法院、检察院、发改局、教体局、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国土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管执法局、交通运输局、卫生局、团县委（关工委办公室）、妇联、残联、应急办、汽车站、县火车站等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县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导和监督全县开展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定期召开会议，通报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情况，及时研究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明确职责，分别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工作制度和考核办法，定期向领导小组汇报工作开展情况。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健全完善制度，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完善“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救助工作机制。
四、健全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网络
加强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设施建设，到年，实现县城有功能设施齐全的救助站，乡镇（街道）驻地、社区有救助点，形成多层次、全覆盖、条块结合、上下联动的网格化管理救助体系。
年底前建立健全救助工作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做好本辖区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以及本地流出的流浪未成年人的接收、安置工作。发改、住建、国土资源等部门要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对救助保护机构建设最大限度地给予倾斜和支持。民政部门要积极指导救助保护机构开展标准化建设，强化内部管理，规范工作流程，适应救助保护工作需要。
实现救助点在基层的全覆盖。各派出所、警务室、司法所、调解委员会、城管执法部门的执法站点和社区都要承担救助职责，在办公场所加挂救助点牌子。每个城市社区和新型农村社区都要明确1-2名救助联络员，具体负责本辖区流浪未成年人信息报告工作；公安机关的派出所和警务室及巡警、城管执法部门的执法队和执法点，都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实行包片负责制，明确人员承担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公安、城管执法部门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民政部门要在县城区主要干道、火（汽）车站、广场、商业区和风景旅游区等重点区域设立永久性救助引导牌。
五、强化流浪未成年人街头救助
建立定期联合巡查救助制度，由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召集民政、城管执法和公安等部门在重要节会期间和恶劣天气时开展联合巡查救助，对繁华街区、桥梁涵洞、地下通道、热力管线、废弃房屋、火（汽）车站、风景游览区等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活动和露宿区域进行重点巡查，集中解救、救助和安置街头流浪的未成年人。民政部门要积极开展主动救助，引导护送流浪未成年人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公安机关发现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对由成年人携带流浪乞讨的，应当进行调查、甄别；对有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嫌疑的，要依法查处；对由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携带流浪乞讨的，应当批评、教育并引导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城管执法部门发现流浪未成年人，应当告知并协助公安或民政部门将其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社区、村等基层组织的联络员，要组织和动员居民提供线索，劝告、引导流浪未成年人向公安机关、救助保护机构求助，或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六、加大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犯罪力度
公安机关要严厉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犯罪，对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和被强迫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要一律采集生物检材，检验后录入全国打拐Dna（脱氧核糖核酸）信息库比对，及时发现、解救失踪被拐未成年人。加强接处警工作，凡接到涉及未成年人失踪被拐报警的，公安机关要立即出警处置，认真核查甄别，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强化立案工作，实行未成年人失踪快速查找机制，充分调动警务资源，第一时间组织查找。建立跨部门、跨警种、跨地区打击拐卖犯罪工作机制。检察院、法院要依法严厉打击诱骗、拐卖、残害未成年人特别是残疾未成年人的犯罪活动，及时受理并依法办理涉及流浪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案件，对组织操纵和教唆未成年人特别是残疾未成年人流浪、乞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民政等有关部门要协助公安机关做好被拐未成年人的调查、取证和解救工作。
七、帮助流浪未成年人及时回归家庭
救助保护机构和公安机关要综合运用救助保护信息系统、公安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打拐Dna（脱氧核糖核酸）信息库和向社会寻亲公告等方式，及时查找流浪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查找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要及时安排接送返乡，交通运输、铁路等部门和单位要积极协助。流出地民政部门及救助保护机构应当通知返乡流浪未成年人或其监护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救助保护和帮扶工作。流出地救助保护机构要对流浪未成年人的家庭监护情况进行调查评估：对确无监护能力的，由救助保护机构协助监护人及时委托其他人员代为监护；对拒不履行监护责任、经反复教育不改的，由救助保护机构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八、妥善照顾不能及时回归家庭的流浪未成年人
对突发急病的流浪未成年人，公安机关或民政、城管执法部门应当直接护送到卫生部门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救治。医疗机构要根据《市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病人医疗救治办法》规定，按照“先救治、后救助”、“先救治、后结算”的原则对患病流浪未成年人及时施救。卫生部门要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主动协助和指导救助保护机构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对暂时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流浪未成年人，在继续查找的同时，民政部门要通过救助保护机构照料、社会福利机构代养、家庭寄养等多种方式予以妥善照顾。对在打拐过程中被解救且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婴幼儿以及公安机关认定的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流浪未成年人，6岁以下的，可将其安置到专业儿童福利机构；6岁以上的，2年后仍查找不到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应集中移交儿童福利机构，公安机关要按规定为其办理户口登记或迁移手续。安置移交工作原则上每年10月集中办理一次，今年年底前进行第一次交接（含成年人）。交接中要完善、核对好相关手续。入住专业儿童福利机构的流浪未成年人及被拐卖儿童，不得办理国内外收养。
九、做好流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
救助保护机构要依法承担流浪未成年人的临时监护责任，积极为其提供文化和法制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矫治、技能培训等救助保护服务，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要协助司法部门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司法救助。教育部门应当支持和指导救助保护机构帮助流浪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或替代教育，对沾染不良习气的，要通过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矫治不良习惯，纠正行为偏差；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按照有关规定送专门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对流浪残疾未成年人，卫生、残联等部门要指导救助保护机构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康复训练等。
十、强化流浪未成年人源头预防和治理
家庭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应当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责任和抚养义务。有关部门和基层组织要加强对家庭履行监护责任的指导和监督，对困难家庭予以帮扶，提升家庭抚育和教育能力，将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或城镇“三无”、农村五保供养，对遇到临时生活困难的给予临时性社会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防止困难家庭未成年子女因贫困流浪。要认真落实社会救助、孤儿保障、临时救助、医疗救助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村（居）民委员会要建立随访制度，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责任或者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要进行劝诫、制止；情节严重的，要报告公安机关进行训诫，责令改正；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学校作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阵地，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辅导，根据学生特点和需要，开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使学生掌握就业技能，实现稳定就业；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要进行重点教育帮扶；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要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教育资助和特别关怀。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适龄儿童辍学、失学信息通报制度，指导学校做好劝学、返学工作，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要积极做好协助工作。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和扶贫开发等政策，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把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纳入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工作、“春蕾计划”、“安康计划”和家庭教育工作的总体计划。残联要将流浪残疾未成年人纳入残疾未成年人康复总体安排，纳入“扶残助学春雨行动”的资助范围，深入开展“法律助残”活动，依法保护流浪残疾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将救助保护机构内开展的流浪未成年人职业技能培训纳入管理，加强监督与指导，对年满16周岁有就业能力并登记失业的流浪未成年人提供免费的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补贴，为流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创造条件。
十一、建立流浪未成年人应急处置机制
全力做好救助站和流浪儿童保护站的安全保障工作，加强巡查和安全设施检查，及时排查安全隐患，确保不出责任事故。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处置机制，纳入应急管理程序，公安、卫生、民政、应急办要建立食物中毒、人员伤亡、、人员失踪（逃跑、擅自脱离监护）等应急预案并经常演练，完善机构内危重病人和突发急病的抢救预案，确保机构内不发生受助人员非正常死亡事故。对发生受助人员站内非正常死亡的，民政、卫生部门必须在24小时内报告并在3天内专题报告死亡原因及相关情况。民政部门每半年要对辖区内救助管理机构进行检查，节假日进行抽查，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十二、营造关心关爱流浪未成年人的社会氛围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要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宣传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和救助保护政策；司法行政部门要将相关法律法规列入普法宣传的重要内容，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活动，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意识；县精神文明办公室要把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作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考核体系。要弘扬中华民族恤孤慈幼的传统美德，鼓励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社工队伍及公民个人通过开展慈善捐助、实施公益项目、提供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参与流浪未成年人救助、教育、矫治等服务。共青团（关工委办公室）和妇联动员、组织青少年事务专职社会工作者、青年志愿者、巾帼志愿者和社会热心人士参与对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工作，深入开展志愿者“一助一”、“多助一”和“妈妈”等活动，倡导和推进社会热心人士支持、参与照顾和家庭寄养等安置工作。
十三、落实救助保护机构人员和经费保障
要加强救助机构建设，合理核定编制，完善救助机构的教师、医务工作人员、心理疏导师等工作岗位，确保工作正常开展。财政、民政部门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救助保护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倾斜政策，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研究制定并落实教师、医务人员的补助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职称评定和岗位聘用，对救助保护机构专职教师、医务、心理疏导等人员的职称评定，要纳入教师或医务人员职称评聘体系。
财政部门要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和自然增长机制并足额列入财政预算，切实做好流浪未成年人救助管理、医疗救治、安置返乡以及流浪未成年人解救保护等经费的保障工作。流浪乞讨人员医疗救治发生的费用，符合财政结算规定的按照《市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病人医疗救治办法》规定结算。
未成年用工保护法篇4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保障流浪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和长效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作用，形成工作合力，创造流浪未成年人回归家庭、回归社会的良好环境，切实保障流浪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二、措施办法
（一）做好源头预防工作。要坚持定期回访制度，进一步落实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责任制，从地、县（市）、乡镇（街办）到未成年人家长层层签订责任书，按照“一家一情”、“一孩一策”的要求，下大力治理流浪儿童外流源头，彻底堵住外流渠道。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严格落实五保供养政策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社会救助力度，协助做好困难群众教育、医疗、司法救助等工作，防止困难家庭儿童因贫被拐卖或流浪在外。充分发挥社区和村委会组织作用，将社区家庭教育、社区儿童教育纳入社区服务范围，积极开展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和反对拐卖妇女儿童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社区成员的反拐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加强社区流动人口管理，强化对社会特殊人群的帮扶和监督，严厉打击拐卖、拐骗儿童的违法犯罪活动，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二）加强救助保护机构建设。凡未设立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的县市，要积极整合力量，加快救助保护机构建设，积极解决人员编制，落实办公场所和设备，加大救助保护机构经费投入，将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统筹安排，确保救助保护工作顺利开展。同时，加大救助保护机构基础设施建设，结合“民生建设年”各项目标任务的落实，统筹安排，科学配置，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完善功能配套，提高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为流浪未成年人生活、教育、安置等提供全面服务。地区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要尽快完善配套设施，解决人员编制和工作经费，尽早开展工作。
（三）做好内地和田籍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要严格按照自治区关于接回在内地流浪的新疆籍儿童的决策部署和要求，依法严厉打击拐骗、操纵流浪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积极做好街面流浪未成年人和被解救儿童的救助保护工作。利用全国开展打拐行动的有利时机，着眼于实现“安全接回、有效矫正、妥善安置、防止回流”的目标，按照“有一个，接一个”的原则，全力做好打拐被解救新疆和田籍人员的生活、教育、管理、返乡和安置工作，确保被接返的流浪儿童有家可归、有学可上、有病可医，使他们重新感受到家庭和社会的温暖，为他们回归学校、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做好流浪未成年人的教育、培训和就业工作。各县市要切实做好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安置工作，对长期滞留在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内，智力发育正常的本文来自转载请保留此标记。受助未成年人，可以根据其自身情况和主观意愿，分别提供教育、培训服务。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发〔2008〕5号）精神，落实好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免费职业介绍、职业介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鼓励和帮扶有劳动能力的流浪未成年人成年后实现就业。流浪未成年人成年后认定为就业困难的，可根据公益性岗位管理办法安排就业，切实缓解社会压力。
三、工作要求
未成年用工保护法篇5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就对青年人说过这样充满诗意与哲理的话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包含着鼓励和责任。未成年人是祖国的希望，保护好未成年人，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才有希望。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为了使未成年人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健康成长，国家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等专门性法律，对未成年人保的健康成长予以特别保护。尤其在对女职工和未成年人的劳动就业保护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单列“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一章进行了特别规定。由此可见，国家对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高度重视。
而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一些黑心企业无视国家的法律，非法雇佣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超强体力劳动，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招用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应当执行国家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的规定，不得安排其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二条也做了规定：“禁止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女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五条也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本文中，四川“内江童工案”、“凉山童工案”的发生，是一些企业和包工头逐利的驱使而藐视法律，暴露了其贪婪的本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第九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非法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第九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保护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对女职工或者未成年工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有关劳动行政部门可以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受害的未成年人也可以向加害人提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如果企业的违法行为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还可以追究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违反劳动管理法规，雇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超强度体力劳动的，或者从事高空、井下作业的，或者在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等危险环境下从事劳动，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该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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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犯罪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及保护意义
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在我国，年满14周岁的公民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年满16周岁的公民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所以，犯罪未成年人指的是14周岁到18周岁少年这个特殊的群体。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调查研究显示，2010年全国法院判处的未成年人罪犯近9万人，未成年人犯罪占全国犯罪总数超过9%，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犯罪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正在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犯罪未成年人具有其特殊性：从犯罪主体上来讲，认识能力较弱，辨别是非能力差；从犯罪行为上来讲，常常是由于一时冲动或者是被教唆、被鼓动。此外，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易于矫正。所以，不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都不宜将他们与成年罪犯同等处罚。如何加强对未成年犯的司法保护，以逐步建立完善的司法保护体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司法保护中存在的缺陷
完善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必须先明确目前我国在立法、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缺陷、才能对症下药。（一）立法规定不足1、定罪标准与成年犯无区分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下，虽然最高院曾出台过数条司法解释，针对未成年人犯“盗窃罪”、“敲诈勒索罪”、“罪”等罪的定罪上做特殊处理，但大多数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适用同样的定罪标准，而未成年人正处于人生的起步阶段，一旦被定罪，即使是只有较轻的刑罚处罚，对他们来说也像是人生抹上了污点，不利于他们的再社会化以及继续接受教育，对于他们的家庭也是沉重的打击。2、庭审程序缺乏针对性的具体制度虽然我国现行立法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庭审程序有特别规定，但总体上并没有创设太多有效的针对性的制度。立法中大多是原则性的规定，司法实践中难以运用，容易对未成年人保护不到位等问题。庭审中的制度创新是未成年人犯罪诉讼中的重中之重，如何用新的思路和新的制度在庭审中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人文关怀，可以通过试点加以尝试，最终以立法加以明确。（二）司法实践中的不足1、司法资源分配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6条的规定，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当在少年法庭中进行，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法庭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许多地方的基层法院并没有少年法庭，司法资源对犯罪未成年人的投入不足，导致少年法庭这一司法制度无法完全得到贯彻落实。2、司法人员素质有待提高我国目前在司法人员培训上并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培训，所以司法人员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往往出现观念陈旧、重视不足，缺乏特殊处理的专业能力。在适用法律时往往忽视了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立法规定，在司法过程中缺乏特殊保护。此外，有关部门的领导对于犯罪未成年人的重视程度不高，对立法中的相关要求贯彻落实不足，将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保护工作视为普通的管理工作，也是司法保护不力的重要原因。
三、加强司法保护的建议
明确了我国目前在立法、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制度的不足后，笔者在此基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第54条提到的“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拯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提出几点加强司法保护的建议。（一）对未成年人谨慎定罪和对未成年人定罪时除了考虑犯罪构成要件以外，还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犯罪手段等情节，要谨慎定罪。检察机关要运用好不权，对于虽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潜在社会危害性的未成年人犯罪，要做到谨慎。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对于不的标准有待通过立法加以明确，从而使得不权得到合理、充分运用，落实《北京规则》所确立的“双向保护原则”，即保护社会利益与保护未成年人的双向保护，实现刑法打击犯罪以及社会要求保护未成年人的双重目的。（二）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犯罪未成年人一般来自于问题家庭，大多数无力聘请专业委托辩护人。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未成年被告人辩护，但在实践中却往往因为辩护律师对未成年人的情况不熟悉而辩护不力的情况。所以，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在各地法律援助中心设立专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部门，建立专业团体，为犯罪未成年人提供援助。在此笔者建议各地法律援助中心可以加强与社会工作者的联系，以求不仅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更要全面保护未成年人在司法程序中的权益和身心健康。（三）创新庭审程序，实现“寓教于审”和“及时、简约”原则建立多元、创新的庭审程序，必须坚持“寓教于审”和“及时、简约”的原则，既要保证犯罪未成年人在庭审中得到教育，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又要充分保障他们的在庭审中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在庭审过程坚持不公开审判、监护人在场，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做到同时要尽快结束诉讼程序，减轻司法程序可能带来的伤害和不良影响。例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等基层人民法院于2008年开始试行“圆桌审判”，即将原来“八字形”的审判格局变为半圆形，并设立了法定监护人席和帮教席，在审判过程中强调控、辩、审三方对失足少年的帮教，减轻未成年人的恐惧感。这种“圆桌审判”的方式后来得到大力推广，并取得社会各界的好评。（四）完善犯罪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制度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自2002年在上海开始试点，发展至今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和成熟度。对于所犯罪行较轻的未成年人，应当尽可能适用社区矫正制度。对犯罪未成年人的矫正最应当关注的是再社会化的问题，社区矫正是在正常的社会中进行矫正，能够让他们与社会保持紧密联系，同时通过公益劳动与文体活动使得这部分特殊群体在周围环境的感化下自觉悔悟，避免和社会脱节。与此同时，我国目前的社会矫正制度存在的缺少专业工作人员、活动开展较少、资金不足等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完善社会矫正制度的同时应当与未成年人犯罪相结合，建立专门的工作团队，提供专项资金服务于犯罪未成年人的矫正，并且加强行政、司法、执法部门，家庭、社会工作者等各方力量的合作，以期达到最佳矫正效果。（五）建立完整的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体系具体的制度和细节上的完善都是服务于最终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体系的建立。我们要充分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加强国际合作，再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从目前的立法、司法体制出发，尽快建立最适合我国的完整的司法保护体系，以做到对犯罪未成年人的规范、全面保护。
未成年用工保护法篇7
一、救助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
1、查询流浪未成年人的真实信息遭遇多重困难。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流浪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有的因为父母离异，双方不肯抚养子女或遭继父母虐待；有的因为父母双方或一方死亡，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有的因为家庭贫困，被迫辍学外出打工等等。这些流浪成性少年从小得不到家庭的温暖，缺少关爱，性格悲观、冷漠、孤僻。在接受救助后，他们不愿重返家庭，往往编造虚假姓名或隐匿真实情况。在一些流浪未成年人身上还发现骗取救助、重复救助的现象。流浪未成年人中有一类特殊人员——痴、呆、傻未成年人，他们被遗弃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和主要街道。面对痴、呆、傻未成年人，工作人员无法与他们进行正常的沟通交流，很难查明他们的个人信息和家庭情况，只能将其滞留在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长期供养。因此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返乡工作很难迅速开展，不得不抽出相当的资金、设施和人员继续施以救助，给开展新的救助工作增加了包袱。
2、法律对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监护责任界定不明。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内部或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事务，它是未成年人成长、成才的保证，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未来。监护是基于亲权的补充而衍生出来的，监护并不强制要求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当家庭对未成年人疏于监护时，国家将通过公权力介入其中，必要时亲自履行监护职责。《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3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救助场所，对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未成年人实施救助，承担临时监护责任。但这种监护在性质上究竟是属于委托监护还是法定监护，现行法律没有界定。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对流浪未成年人承担临时监护责任的具体内容。这在现实中不免引发一些争议。救助保护中心能否流浪未成年人从事一切民事活动？若当流浪未成年人在受助期间发生诉讼案件时，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是否必须其参与诉讼？若败诉，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是否必须垫付赔偿金？法律的空白使救助保护中心在开展工作时顾虑重重。
3、简单化的救助方式难以满足流浪未成年人成长进步的不同需求。在实际工作中，多数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主要依照《救助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给流浪未成年人提供相应的服务，如住所、食物、医疗，以生活救助、物质救助为主。救助保护中心对受助流浪未成年人开展的非正规教育内容也往往是一刀切，忽视了未成年人年龄的阶段性特征，极大地限制了救助工作的深入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流浪未成年人通常是指年龄在18周岁以下，离开家庭或监护人，流落于社会超过24小时，造成基本生存条件失去可靠保障而陷于困境的少年未成年人，其中包括一些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认知结构、辨认能力和生活经历存在较大的差别，这就需要根据他们的年龄特征和个体差异设置不同的课程，开展针对性教育。简单化的救助方式无法满足受助流浪未成年人成长进步的不同需求，无法引导流浪未成年人自身需求层次的发展与提升，不利于帮助流浪未成年人找到彻底摆脱流浪乞讨的生活方式。
4、与岗位职责匹配的专业人才资源不足。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是新设立的机构，在全国的数量也只有130个左右，对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管理可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工作理念与具体实践不同于收容遣送时期，但一些老员工思想停留于收容遣送时期，仍按原有工作方式行事，缺乏对救助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学习与深造，对流浪未成年人尤其是痴、呆、傻未成年人有厌恶、嫌弃情绪。在部分地区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与岗位职责匹配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学专业、法律专业、心理专业、网络信息专业等人才资源不足。救助保护中心的长效学习机制和科学的岗位考核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
对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需要将满腔的热情、专业的知识和创新的态度相结合，逐步解决救助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升救助服务的水平，实现流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家庭、回归学校、回归主流社会的终极目标。
二、改进救助手段、提升救助水平的对策
1、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等手段查询流浪未成年人信息。目前，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网络运行良好，各地救助保护中心要充分利用这个信息系统查询流浪未成年人信息资料，相互交流工作经验，协调安排各中心的护送工作，提高有效救助率，形成上下贯通、相互配合的工作平台。同时应尽快引进指纹识别系统，改变单纯依靠流浪未成年人提供信息的被动状态，扭转重复救助、骗取救助的现象。对于一些疑难情形，特别是痴、呆、傻人员，各地救助保护中心可以通过与电视台、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合作，开辟寻人启事专栏，扩充信息收集渠道，帮助流浪未成年人尽快返乡。
2、完善有关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的法律法规。尽管国家加大了有关未成年人工作的立法力度，但相关法律法规仍有原则、抽象之嫌，可操作性不强。应在立法上细化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工作方式，肯定救助保护中心对受助流浪未成年人享有一定的管制权，规范其临时监护权的行使方式，界定监护职责的范围，既合理保护流浪未成年人的正当权益，又免予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背负沉重的法律义务。各地方政府和民政部门要对当前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予以研究，结合地方实际制定一些配套政策；同时牵头公安、卫生、财政、交通、司法、城管、教育、妇联等部门参与制定联合办法以明确各部门的权责，规范具体的合作程序和协作方式；并出台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救助工作的具体文件，引导社会慈善团体募集资金对流浪未成年人开展形式多样的救助活动。
未成年用工保护法篇8
第一条 为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使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指的未成年人是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第三条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学校、家庭以及每个公民都有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并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四条 保护未成年人，坚持培养教育、启发引导的原则，同时积极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对需要特殊保护的未成年人实行特殊保护。
第五条 未成年人应自觉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努力使自己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遵纪守法和身体健康的公民。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本人及其监护人有依法提出控告、检举、申诉和要求保护的权利。
第二章 国家机关和社会保护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对未成年人采取下列保护措施：
（一）努力发展教育事业，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学前教育，保障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二）通过各种途径积极解决十六周岁以上待业未成年人的劳动就业问题；对暂时尚不能解决就业问题的，要加强教育和管理，安排好就业前的技术培训；
（三）积极提供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四）为保护未成年人安排必要的经费，并列入财政预算；
（五）负责处理其他有关保护未成年人的事宜。
第七条 市、区（县）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受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政府有关部门确定工作人员办理。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应根据需要设立未成年人保护组织。
第八条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宣传国家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
（二）监督国家有关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的实施；
（三）协调有关部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
（四）接受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投诉、举报，交有关部门查处，为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询或帮助；
（五）对于因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造成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遭受严重损害的，应建议有关机关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直至建议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六）研究和制定保护未成年人的措施，讨论并解决保护未成年人工作中的问题。
第九条 各级公安、司法机关对拐骗、买卖儿童和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应及时查处。
第十条 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向未成年人提供带有封建迷信、恐怖、残忍、淫秽、色情等内容的作品和节目。
第十一条 博物馆、纪念馆、影剧院、体育场、公园、动物园及其他公共场所，在法定节日期间应对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优惠开放。
第十二条 影剧院、文艺表演团体在放映和演出不适合未成年人观看的影片和节目时，不得让未成年人进入。
第十三条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占用学校的场地、房屋和设施。
第十四条 严禁在学校、幼儿园、保育院内和门外十五米以内的地方摆摊设点。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准招收录用不满十六周岁的童工。
不得让未成年人从事有害、有毒、危险和其他有害于身心健康的工作。
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强迫未成年人表演残忍、恐怖的节目或从事有害于身心健康的街头卖艺活动。
第十六条 严禁任何人引诱、胁迫、欺骗、教唆未成年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七条 对扰乱学校秩序的或者对学生进行拦截、强索财物侮辱殴打的行为，公安机关应当与学校配合，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制止和处理。
第十八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做好下列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
（一）关心未成年人的课余和假期生活，配合学校教师指导未成年人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
（二）帮助无教育能力的家庭教育管理未成年人；
（三）协同公安派出所、学校与家庭建立帮助小组，对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以及刑满释放、解除少管、劳教的未成年人进行帮助教育；
（四）对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检举、揭发。
第三章 家庭和学校保护
第十九条 父母（继父母、养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继子女、养子女、非婚生子女）或其他被监护人，应当依法行使监护权利，履行抚养、教育、保护和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家庭其他成年人有协助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抚养、教育、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
第二十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保障适龄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不得随意让他们辍学；
（二）教育未成年人参加适当的家务劳动；
（三）不得放任或纵恿未成年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四）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
（五）禁止溺婴、弃婴。
第二十一条 学校和教师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健全保健制度，定期为学生检查身体，适时进行青春期教育；
（二）组织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和社会活动；
（三）不得擅自停止学生上学、上课，不得随意开除学生，对后进学生不得歧视或放任不管；
（四）不得随意占用或拆除学生的活动场地和设施；
（五）不得让学生在危险校舍、场所上课和活动，组织学生参加集体活动时，必须由教师带领，并采取安全措施。
第二十二条 学校和家长应加强联系，并向同遵守下列规定：
（一）发现未成年人吸烟、饮酒、吸毒、、逃学、打架、骂人、夜不归宿等不良行为时应及时教育制止；
（二）发现未成年人制造或携带匕首、三棱刀、弹簧刀等管制刀具和钢砂枪应及时制止和收缴；
（三）发现未成年人有犯罪行为时，应及时向公安、司法机关报告，不得袒护、包庇、纵恿；
（四）不得让未成年人进入不适合他们活动的场所，不得让未成年人观看、阅读不适合他们的视听读物，不得让未成年人从事封建迷信活动；
（五）不得辱骂、体罚、摧残未成年人。
第四章 特殊保护
第二十三条 对有生理缺陷的未成年人采取下列保护措施：
（一）各级人民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加强对盲、聋、哑、残、弱智未成年人的特殊教育，提供康复医疗服务；
（二）不得歧视、戏弄、侮辱、虐待生理有缺陷的未成年人；
（三）禁止诱骗、胁迫、教唆生理有缺陷的未成年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十四条 对确已无家可归的未成年人，由民政部门负责收容抚养。
对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由民政部门负责收容遣送，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认领。
第二十五条 对女性未成年人应当采取下列保护措施：
（一）学校和企业、事业单位在招生、招工中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
（二）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业者对十六周岁以上的女性未成年职工，应坚持同工同酬的分配原则；
（三）严禁侮辱、猥亵女性未成年人。
第二十六条 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应采取下列保护措施：
（一）市人民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而又屡教不改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矫治；
（二）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在羁押期间应同成年人犯分押分管。
管教人员要尊重未成年违法犯罪人员的人格，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关心他们的健康，不得侮辱、打骂、体罚；
（三）对劳改释放、解除劳动、少管、收审的未成年人，在安排他们上学、就业时，不得歧视。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七条 对在保护未成年人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情节轻微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较重或拒不改正的，分别给予行政警告、记过、记大过处分，可单处或并处一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从重处罚：
（一）组织未成年人集会或者进行文化、体育、娱乐、旅游活动以及公益劳动等不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经公安机关通知不加改正的；
（二）扰乱学校教学秩序或者对学生进行拦截、强索财物、侮辱、殴打的；
（三）在学校、幼儿园、保育院内和门外十五米以内的地方摆摊设点妨碍正常教学秩序经教育不改的；
（四）胁迫或者诱骗未成年人表演恐布、残忍节目，催残其身心健康的；
（五）出售、出租或者传播淫书、淫画、淫秽录像或者其他淫秽物品的；
（六）教唆、胁迫、诱骗未成年人吸毒、或者从事其他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
第三十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履行抚养、监护义务或者拒绝认领其流浪乞讨子女或被监护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三十一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放任或者指使适龄未成年人辍学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批评教育，并责令其父母或监护人限期送辍学未成年人入学。
第三十二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包庇、纵恿未成年人吸食毒品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批评教育，并责令其采取措施让吸毒者戒毒。
第三十三条 随意拆除、毁坏或占用学校的场地、房屋和设备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和《甘肃省保护学校校园、校产若干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学校和教师随意开除学生或停止学生上学、上课的，由教育主管部门对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造成后果的，给予行政处分，并尽快让学生复学、复课。
第三十五条 明知是未成年人而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由文化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或者主管负责人给予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招收录用不满十六周岁的童工做工、经商或从事其他工作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引诱、胁迫、欺骗、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依法从重处罚。
第三十九条 公安、司法机关和其他行政主管机关，不履行其保护未成年人的职责而造成后果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责任人或者主管负责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处罚决定不履行，逾期又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未成年用工保护法篇9
【关键词】未成年人；权利保护；诉讼程序
近年来，未成年案件已经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未成年权利的保护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欧美、日本等国也存在未成年违法犯罪日益增多的现象，世界各国为了减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作了很多的措施和规定。我国还签署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北京规则》、《利雅得规则》、《东京规则》等国际性法律文件，有利于妥善的处理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权利，最大限度地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目前法学界将目光投入到了刑事程序价值、诉讼结构等理论研究之中，关注侦查程序、再审程序、简易程序的完善和重构。但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上，立法稍显不足，忽视了对未成年人审判程序的完善和不足。
一、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护的有关概念
（一）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
过去的封建王朝时期，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没有基本的法律分别。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大量工厂在各个国家建立，随之而来的是职工的大量需求问题，当职工不满足需求的时候，他们把注意力放到了童工的身上。为了生计许多生活困难的童工进入工厂当劳力，童工在工厂劳动时许多的弊端也随之而来，童工的体力和成年人没有丝毫的可比性，当童工完不成指定的工作时，他们就会受到毒打和虐待，当情形越来越严重时，人们逐渐意识到了儿童需要保护、受教育和福利接受等一系列问题，意识到儿童应该给与特殊的不同与成年人的保护，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也逐渐的区分开来。
人们公认的未成年人是指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但是很多国家之间的未成年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日本的未成年是指不满二十周岁的公民。在刑法中年龄的划分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对于年龄我们要持一种严谨的态度。我国的法律明确规定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从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不具有研究价值。因此刑事诉讼中研究的未成年人是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到成年这一年龄阶段，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未成年人。一般来说未成年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但是达到法律规定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了法律明确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时，是要负一定的法律责任的。所以我国的法律对未成年的年龄划分明确，主要解决了不同年龄的未成年人是否负法律责任的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我国的法律从年龄上将未成年人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第二是已满十四不满十六的未成年人负部分刑事责任，最后是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完全负刑事责任。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规定的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未成年。
（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护的含义
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权利的保护，是通过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机关在诉讼程序中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一种特殊保护措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不能给与同等对待，我国的法律规定对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以不同于成年犯罪人的特殊保护。因为他们还处在生长发育阶段，生理和心理发育的不够成熟，对社会的诱惑没有抵制能力，还不能良好的辨别是非对错，容易受到别人的蛊惑和影响，我们一定要做好他们的教育工作。从未成年的身体发育状况来说，轻松舒适的环境和良好的教育是未成年健康成长的前提，是预防未成年犯罪的有效条件。而一旦未成年进入刑事诉讼阶段，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己所做的违法犯罪行为而被羁押，意味着他们很有可能从平常生活的环境中分离出来，从而承受一些他们无法想象的压力，致使他们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因此，我们要尽可能的争取对未成年人的宽容政策，可以从宽从轻处理的尽量从轻处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不逮捕和羁押的，尽量避免这种情况，保障未成年人无忧无虑的成长。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护的现状及不足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现状
我国目前的法律现状还达不到某些发达国家的要求，也不如发达国家关于保护未成年权利的法律法规来的完善。我国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法律仅在《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几部法律法规中有所涉猎，而且所占的比例较小，并没有针对未成年人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我国关于保护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没有专门的立法，也没有专门的司法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是引起人们关注和关心未成年人的两部基本法律，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也仅有一部分涉及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内容。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未成年被告人除了享有和成年被告人相同的权利的以外，还享有一些特殊的权利，虽然保护未成年人的理论知识不少，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能实践的比较少，保障不了对所有法律条款的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91年的时候就有了一部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并有了一系列保护未成年人的方针和政策。各地法院和检察院也为保护未成年做出了贡献。我国在1999年颁布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体现了我国人民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怀。在2012年我国又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增添了不少有利于保护未成年的规定等，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出台无疑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目前来讲仍然不够到位，仍存在不足和缺陷。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护的制度在构建中存在的缺陷
我国的法律法规在保护未成年人的方面做出了一次次的修改，不管是在侦查、还是审判等方面，都向有利于保护未成年的方面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新刑事诉讼法中增添的关于未成年附条件不的规定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对于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可以对气进行进行附条件不。并且对其采取了尽量不予羁押、不予逮捕的措施，不公开审理前科封存的隐私保护制度。这一系列的举动和措施都体现了我国对保护未成年人的重视。
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法律制度，但是实践性不强，整体性不够完备，与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的差距。虽然我国为保护未成年不断的编制法律法规，不断地发现现有法律的漏洞并进行修改，但是和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未成年保护的程度还是比较低，对未成年的保护没有发达国家来的重视。某些发达国家有处理未成年案件的专门组织和相关人员，并且有的国家还针对未成年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我国在这一方面来说相对比较薄弱，没有针对未成年案件的专门立法和相关人员。在保护未成年刑事诉讼权利的制度构建方面不够完善，还有不少的漏洞，都需要我国进一步的修改和改进。
（三）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护的存在的障碍
除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护的制度构建存在不足之外，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也有许多的缺陷和不足，体现在侦查、、审查和执行等方面。
在侦查方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强制措施存在不足，实行强制措施的条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方面，审查阶段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查不够全面，对这一方面不够重视，体现不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另外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隐私保护不充分，我国对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有限，仅限于不公开审理，宣告判决的时候仍是公开进行的，对未成年以后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办理未成年案件时，有关人员往往忽略了未成年幼小的心灵和以后的健康成长，想到的是和成年人一样违法就要受到惩罚，这本身对未成年来说就是不公平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机关不够先进，缺少专门的保护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的法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建立不够完善。
三、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护制度的构想
（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处理未成年人所犯的刑事案件时，无论在办理案件的哪个阶段都要认真查清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出生时间，因为年龄对是否追究刑事责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犯罪的未成年人没有辩护律师时，法院有义务为其指定辩护律师，但是当未成年人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岁，审判的时候已满十八岁，法院就不用再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这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来讲仍然保护是不够到位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加强对社会调查工作的立法完善，除了和办理成年人案件一样了解案情、搜集证据和锁定犯罪人以外，在诉讼过程中还要注意案件细节，不放过蛛丝马迹，一定要查明详情。无论在侦查阶段还是和审判阶段有关办案人员应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生活的周边环境、个人性格、父母家庭和相关朋友进行详细的社会调查，否则无权作出相应的程序或实体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案件提供参考资料。
另外，我们还应对未成年尽量减少强制措施，能取保候审的未成年人尽量不要对其监视居住，最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有专门的场所对其进行教育和改造。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在询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被因为未成年人的年龄很小，他们以后还有很长的一段人生，不能因为年少不懂事时候的一个污点而影响整个人生。根据未成年人身体不成熟的状态，尽可能减少其涉入刑事诉讼的可能，同时尽量避免羁押未成年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予以加重保护，增强保障人权的意识。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未成年幼小的心灵，不能让他们因一个小的错误从而走上不归路，我们要尊重他们，保护好他们的隐私，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改正。
（二）设立专门的诉讼程序和机构
我国现有的专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的机构比较缺乏。虽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有的建立了许多的少年法庭试验点，但是我国目前的少年法庭不是独立的司法机构，只是普通法院内部的审判庭，而且各地运用的不够广泛。除了少年法庭以外，我国没有其他完备的未成年司法机构，例如少年侦查机关和少年检查机关。
《公安部规定》第6条要求，公安机关应当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职人员承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人员应当具有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等专业基本知识和有关法律知识，并具有一定的办案经验。《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六条要求，人民检察院应当指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女检查人员承办。这些措施都是考虑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心特点，有利于更好地教育、感化、挽救这些未成年人。
我国应该设立一些处理未成年刑事案件的专门组织和机构。为了更好的处理未成年刑事案件，我国在有的地方设立少年法庭的试验点，有利于更好地解决未成年案件。未成年人的心里比较敏感，在对未成年讯问口供时，如果办案人员没有顾及到未成年的心理感受而且态度又不端正时，容易伤害他们幼小的心灵，所以我们应该培养一些熟悉未成年心理感受的专业人员来处理这些案件。另外我们还可以改善一下犯罪的未成年被关的场所，他们不能和那些成年人关在相同的地方，这样不利于未成年的改造和以后的发展，我们可以专门建立一些适合未成年犯罪人接受教育并利于改正错误的地方，让他们能够认识并改正自己的违法行为，争取宽大处理早日回归社会。
（三）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的立法
未成年用工保护法篇10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路径。一方面是检察改革；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行使检察职能，推动其他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对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而言，其职能除了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之外，还包括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职能，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的综合治理工程。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致上海市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创建25周年纪念大会的贺信》中明确要求的，未检工作“要更加注重整合社会力量，善于发挥社区、学校、青少年组织等社会群体的作用，善于提出促进未成年人社会管理创新的合理建议，增强与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工作合力，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安定和谐、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而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可以说是一项发挥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立足检察职能，创新涉罪未成年人这一特殊人群的社会管理机制，是上海市检察机关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新情况和新问题的过程中探索建立的。本文试通过对这一管理机制的背景、特点、有效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上海市检察机关未检部门的进一步观护工作提出建议，也更希望能与其他省市地区未检部门一起对有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犯罪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一、接轨社会管理创新，探索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
（一）当前外来涉罪未成年人社会管理机制问题的突出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上海，对社会管理和治安形成了较大的压力。从2003年开始，上海检察机关办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急剧攀升并保持高位运行，占全部犯罪人数的10%左右。其中外地来沪未成年人所占的比重从不到50%上升到近年来的80%左右，闵行、松江等郊区甚至达到95%以上，成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群体。而且，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新特点、新情况，如手法逐渐多样化、团伙化趋势明显、重新犯罪率上升、利用网络实施共同犯罪等。尤其是外地来沪未成年人，受乡土和宗族观念影响，以地缘或亲缘为纽带，从众心理严重，在找不到工作、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况下，极易受到社会不良人员的教唆和引诱实施犯罪。由于外来涉罪未成年人多数在沪无监护人、无经济来源、无固定住所（简称“三无”），缺乏有效的监护和帮教条件，而原有社会管理机制都是以本地户籍人员作为对象，无法为来沪未成年人的社会帮教提供支持保障条件，造成办案机关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并确保诉讼顺利进行，不得不对“三无”涉罪未成年人采取羁押措施并予以后判处监禁刑。然而，对外来涉罪未成年人的“构罪即捕”存在一系列问题：
1、外来涉罪未成年人被关押后，难以得到有效的帮教和矫治。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发育尚不成熟，不具备完全的认识能力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斯图亚特・米勒认为，未成年人是脆弱和有依赖性的，要求法律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他们自己和外来的不法侵害。羁押对于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更甚于成年人。大多数涉罪未成年人系初次犯罪，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往往具有担心、恐惧的心理，最需要的是帮助和引导。不教而罚，特别是处以刑事处罚，实际上无济于事。未成年人一旦被羁押，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充满压迫感的羁押场所，对其脆弱的心理是一种巨大的打击，继而会对司法产生不信任感。此外，关押涉案未成年人还可能导致未成年人失学、家庭破裂等社会问题。
2、涉罪未成年人在羁押场所中极易受到“交叉感染”。当一个未成年人进入羁押场所，“监狱亚文化”会对其产生强烈的刺激，并容易使未成年人对这种文化氛围产生依附、崇敬的心理，从而不加区分地予以接受、认可。“由于他们被安排在一种由其他犯罪分子组成的社会环境，他们大多的活动时间用在讨论犯罪和获得新的违法手法上，他们变得更倾向于犯罪”[1]。虽然我国许多羁押场所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分开关押，但即使是在未成年人羁押场所，根据社会交往的理论，“犯罪”仍是这一特殊群体的“第一共同语言”，外来涉案未成年人还可能在这个群体中结识老乡、伙伴，形成团伙犯罪，无法真正地避免交叉感染。
3、“标签效应”会增加涉罪未成年人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司法体系的介入会导致涉罪未成年人产生负面的“标签效应”。即一个“进去过”的未成年人，往往在社会上被贴上“标签”，被周围的人排斥，被老师和同学歧视，被父母或家庭成员讨厌，给其重返社会带来了极大地障碍。同时，未成年人逆反心理强于成年人，一旦对其施以羁押这种严厉的措施，他们较成年人更容易自暴自弃，这对他们重返社会后如何适应环境，如何调整心态极为不利。一旦遭到环境的排斥而无路可走，更加容易与社会为敌，与他人为敌，从而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所以“标签效应”会阻碍未成年人重新做人的信心，正如德尔伯特・埃利奥特所说，“在已经接受了这一罪犯的角色之后，犯罪行为就不成问题了――这只是一个人身份的附带产物”。[2]
4、羁押外来涉案未成年人会极大浪费司法资源。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将一个未成年人羁押起来，尤其是一个对社会不再具有危险性的未成年人羁押起来，无疑是浪费司法资源。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力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况且我国存在“羁押场所饱和”的问题，即一定的羁押场所本应与对应相对固定的服刑人数，可是目前我国是人满为患，不但矫正效果极其有限，还可能诱发新的犯罪。据资料显示，我国政府用于建造监狱和维持监狱运作的经费逐年大幅度增加，远远高于国家对中小学的人均投入。一名罪犯监狱服刑四年的花费竟然高于一名美国哈佛大学学生四年的学费。[3]由此可见，羁押一名犯罪嫌疑人或罪犯是一项非常耗费资源的活动，极大地增加了司法成本。
5、造成外来涉案未成年人与上海籍涉案未成年人法律适用的不平等。鉴于上文提到的原因，外来涉案未成年人与上海籍涉案未成年人在非羁押措施、不和非监禁刑的适用方面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区别，造成特殊政策和法律无法平等、准确适用。这不利于保护公平的司法环境，容易引起涉案未成年人及其家属对司法公正的怀疑，造成社会的不和谐。再者，国家亲权理论认为，涉案未成年人是被保护、指引、关爱的对象，不同于涉案成年人，未成年人犯罪不完全是由未成年人自身的错误造成的，而是未成年人的生长环境、家庭、社会等综合因素造成的，因此，社会应当积极创造条件，改变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促进未成年人积极回归社会。
基于以上原因，《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以下简称《北京规则》）第18条指出：“应使主管当局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处理措施，使其具有灵活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监禁。”第19条进一步指出：“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应是万不得已的处理办法，其期限应是尽可能最短的必要时间。”并特别说明，任何监禁机构似乎都不可避免地对个人带来许多不利影响，少年的情况尤为如此。
（二）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实现“双保护”
针对涉案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如何有效地进行诉讼和矫正，如何平等地保护他们的权益至关重要――这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我国少年司法的首要原则就是“双保护”原则，既要注重保障社会的安全、秩序，也要注重保护失足未成年人，要将二者有机结合，要在坚持依法审判的前提下，把重点放在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上去。但目前对外来涉案未成年人“构罪即捕”的现状，只能在短期和表面上防卫社会的秩序，却不能真正践行法律对未成年人教育、保护的理念，难以实现长期效应。纵观比较法视野下的少年司法制度，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正好能有效地解决这一矛盾，对少年刑法制度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须具备如下特性：
1、社会协作性。未成年人观护制度应该尽量减少司法体系的介入，削弱“标签效应”，其最好的选择就是社会力量的引入。《北京规则》在基本观点1・3条中指出：“应充分注意采取积极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充分调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包括家庭、志愿人员及其他社区团体以及学校和其他社区机构,以便促进少年的幸福，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并在他们触犯法律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理。”第13・2条又强调：“审前拘留如有可能，应采取其他替代办法，诸如密切监视，加强看管或安置在一个家庭或一个教育机关或环境内”。所以，对涉罪未成年人要坚持“共同参与、综合治理”的原则，积极且大量地改采用具有开放性质且蕴藏社会特征的社区处分方式来处理。这需要司法机构、其他社会实体和社区组织间的协作，没有协作，即便是精心设计的改革也可能陷入泥潭或被颠覆。社会各方应在正式架构内进行联合规划和决策，力求提供给涉案未成年人一个社会化的矫正环境。
2、多功能性。未成年人观护制度的功能应该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矫正性，要使涉案未成年人有效地认识到其行为的违法性；二是预防性，要通过观护人的个别化、社会化、人性化的帮助，达到预防再犯的目的。美国学者通过4年时间对1210名少年犯进行追踪，发现少管所出来的少年犯有55%重新犯罪，而同期接受观护的少年犯重新犯罪的只有15%。[1]三是发展性，要促进未成年人在观护平台上健康而富有创造力的发展，学会一技之长，为走向社会开创新生活做好准备；四是公平性，要消除外来涉案未成年人和沪籍涉案未成年人之间法律适用的差异，确保公平的司法环境。五是整合性，即通过观护平台把各项未成年人特殊检察制度有机地整合起来，推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整体改革。
3、科学性。首先涉案未成年人观护的场所应该具有稳定性，要有利于涉案未成年人的矫正、教育和感化。其次，观护手段要客观标准，要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针对不同成长背景的未成年人，要有不同特性的观护策略。再次，要形成完善的观护流程，统计标准化数据，采集观护情况，为观护平台的研究和进一步完善做准备。
二、上海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的运作
（一）上海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的运作模式
观护制度（theprobationSystem）又称保护观察制度，保护管束制度等，起源于1842年英籍法官希尔对于犯罪人在宣誓保证后准予释放的做法。1907年，英国正式制定《犯罪者观护法》，创建了观护制度。观护的具体含义尚无定论，美国观护人协会认为：观护制度是法院对于经过慎重选择的刑事被告，所采取的社会调查与辅导的一种处遇方法，观护期间允准生活于自由社会中，但其品行应遵守法院所论知的条件及接受关乎人的辅导监督。[2]房传钰认为，现代观护制度系采用个别化、科学化及社会化之原理、法则与技术，对于犯罪人所施之一种非监禁处遇，旨在依循人类先天禀赋之本性，予以循循善诱，并于维护人性尊严之前提下，由具有专门知识之人，予以合理之指导与监督。[3]
上海未检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目的，树立“办案专业化与帮教社会化相结合”的理念，考察斟酌了域外的各种未成年人观护制度，经过试点摸索、全市推广、深化完善三阶段的发展，会同有关部门逐步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出资、检察牵头、社团运作、多方参与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以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具体而言，就是检察机关与综治、预防、青少年保护、社区矫正等职能部门协作配合，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组织专门社团、吸纳志愿者、发动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事业单位等途径，整合派出所、矫正组织、居（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工读学校、企事业等单位，社工组织、志愿者团体等社会力量，在各区县的街道（镇）、社区设立观护点，并形成工作体系，开展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监管、帮教、考察、矫正等工作。检察机关在对涉罪未成年人做出相对不捕、取保候审、诉前考察或相对不决定后，为确保诉讼顺利进行或司法处理效果，将其交由居住地观护点牵头组成专门小组开展观护工作。参与观护工作的企业、工读学校、救助中心、社区活动中心等，可以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食宿及文化知识学习、法制教育、劳动技能培训等帮教条件，为来沪“三无”涉罪未成年人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以及考察、帮教创造条件。上海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1、观护体系。上海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分为市级观护体系和区县级观护体系。
市级观护体系主要由数个市级观护基地构成，解决各区“三无”涉罪未成年人观护资源不均衡的问题。由于受到社会资源投入、涉罪未成年人数量等因素的影响，有的区县社会资源充裕但涉罪未成年人不多，有的区县则恰恰相反，为整合资源，2011年11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与民营企业富大集团合作，建立了首家市级观护基地――“阳光基地”，其他地区的“三无”涉罪未成年人可以有条件地纳入市级观护基地，极大地提高了观护资源的利用率。
区县级观护体系一般由观护站、观护点和观护基地组成。观护站与观护点是上下两级组织模式，由观护站统筹协调观护工作，根据区域特点，在各街道（镇）、社区内设置若干观护点，便于观护对象就近参与观护活动。观护点均为开放式，即观护对象定时定点来接受教育，平时则在自己家里或学校、单位正常地生活、学习、工作。观护基地则是吸纳富有社会责任感和观护能力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有关力量，为“三无”及其他需要观护的涉罪未成年人提供食宿及文化学习、法制教育、劳动技能培训等帮教条件，观护基地为半封闭式，观护对象接受带教老师的严格管理。如闵行区社会观护体系是依托1个观护总站，以遍布全区9个镇、3个街道、1个市级工业区的13个社工点为载体的体系。浦东新区则形成了以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和青保办作为观护总站，以彩虹中心作为观护示范点的全市规模最大的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黄浦区建立了“1＋6＋1＋X”的观护体系，“1＋6”即为1个区观护帮教总站和6个街道观护帮教点，区观护帮教总站由新航工作站和阳光工作站共同组成，“1＋X”指1个区观护帮教中心和若干个观护基地。观护帮教中心设立于区司法局之下，由区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具体操作，在观护帮教中心之下再建立若干个观护基地。
2、观护人员。是指在观护点和观护基地中，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日常教育考察、帮教矫治的人员，一般以专业社会工作者作为主要成员，居（村）委会干部、社区民警、青保老师、共青团干部、学校教师、企业带教师傅及志愿者等作为辅助成员。专业社会工作者具体负责实施观护帮教工作，包括起草考察教育工作计划、做好各项考察记录、草拟考察情况报告等，其他辅助人员作为帮教小组的成员共同参与帮教。同时，还会选择部分有一定经济实力并愿意奉献爱心回报社会的私营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参与观护工作。各区检察院参与对观护人员的培训工作。如闵行区最初的观护点是由一位退休教师专门负责，后发展为以82名青少年事务社工作为主要力量的帮教网络。宝山区各街道关工委老年志愿者也作为一支新力量参与到观护体系中。
3、观护对象。主要是指作案时未满十八周岁，有证据证明其涉嫌犯罪，且无羁押必要的未成年人。具体有以下三类：一类是拟作相对不的涉罪未成年人，通过观护点考察，由观护小组在观护期满后向检察机关出具书面考察报告，作为不和量刑建议的参考依据；第二类是已经作出相对不捕、不诉决定后的涉罪未成年人，由观护点对其进行帮教考察，进一步巩固教育、感化、挽救的成效。第三类是外地来沪的涉罪未成年人，针对其难以适用取保候审措施的问题，将其纳入特殊观护基地，由基地负责人或帮教人员担任其保证人，为其落实非羁押措施，开展社会帮教矫正。当然，不同的观护点对观护对象有所选择，如宝山区的观护基地设在企业，就有针对性地选择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且具有观护条件的来沪未成年人。
4、观护管辖。观护工作的开展以观护对象的居住地观护点为主体，就近协作为补充。对案件管辖地与居住地非同一区域的观护对象，管辖地的未检部门可以通过居住地的未检部门，商请居住地的观护组织落实跨区观护工作。积极探索异地观护工作的方式和途径。对可能判处非监禁刑或作相对不处理，在本市无监护、帮教条件，但原籍居住地有较好监护、帮教条件和观护工作可行性的来沪未成年人，可要求其监护人签订监护保证书，并委托其原籍居住地居委干部、社区民警、青保老师、团委干部及志愿者等力量就地进行观护。如长宁区就以长三角地区作为异地社会观护协作的试点区域，成功运作了第一例异地委托观护案例。
5、观护流程。一般是先对涉罪未成年人作羁押必要性评估，审查其是否有采取非羁押强制措施的条件；对涉罪未成年人采取非羁押强制措施后，及时联系观护站，由观护站指派观护人员，共同签订观护帮教协议；观护人员负责观护对象的日常观护工作。观护期一般为三至六个月；观护期满后，观护人员应根据观护对象在观护期间的综合表现，制作观护帮教情况报告并提出处理建议，报经观护站审核后，提交检察机关未检部门。未检部门综合案件情况及观护帮教情况，对观护对象作出司法处理决定；作出处理决定后，未检部门应及时将结果反馈观护站，便于与跟进观护工作相衔接。被相对不的观护对象，应由原观护人员继续开展跟进观护工作。跟进观护的期限一般为三到六个月。被后判处非监禁刑的观护对象，可以由原观护人员继续开展跟进观护工作，也可转介至专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观护人员开展跟进观护工作。跟进观护期限应根据刑罚轻重和缓刑考验期限加以确定，一般为六个月到三年。
6、观护内容。观护内容主要包括教育考察、心理矫正、行为矫正、公益劳动、知识技能培训等五种。
教育考察主要是通过开展法制教育，促使观护对象知晓诉讼权利和义务，并考察其观护期间表现和思想动态，及时掌握其活动情况；纳入观护体系的对象必须建立观护档案，档案应当存放在观护站，观护期满后移送检察机关。心理矫正是运用心理学专业方法和手段，通过沟通、疏导和心理干预、治疗，矫正认知偏差和心理问题，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缓解其与社会的对立情绪，消除融入社会的心理障碍。主要包括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心理危机干预或心理治疗等方式。一般依托与心理咨询专业机构和心理治疗机构的合作。行为矫正通过将观护对象纳入正常青少年群体中开展团体活动，一方面对具有行为偏差的未成年人进行行为矫正，戒除或缓解其不良行为倾向；另一方面淡化标签效应，强化观护对象融入社会的能力。公益劳动是为了培养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其认同社会主流价值观，重新融入社会。一般包括敬老院关怀老年人服务、辅助弱智人士服务、帮助残疾人服务和义务宣传服务等。观护对象每月应参加不少于5小时的公益劳动。知识技能培训主要依托政府技能培训平台及观护基地成员单位的资源，为符合条件的观护对象提供学历、技能培训或工作实习岗位，由观护对象根据自身条件进行选择，在观护考察期内学习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如送入宝钢发展公司的观护对象李某，经过一个半月帮教，已初步掌握车工技能，继续学习更为复杂的技术，争取留在公司工作，带教师傅也对其表示满意。
（二）上海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取得的成效
目前，上海市共建立覆盖全市各区县的17个观护站、215个观护点、58个观护基地，纳入观护体系的涉罪未成年人已达1152人。涉罪未成年人的不捕率逐年攀升，从2007年的8.4%上升到2011年的15%。涉罪未成年人的非羁押直诉率逐年提高，从2007年的19.5％上升到了2011年的33.9%。而被纳入观护体系进行帮教考察的涉罪未成年人中，相当部分因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而被不。未成年人的不率由2007年的3%提高到2011年的7.7%。经过回访考察发现，97%的涉罪未成年人没有重新违法犯罪，有近80%的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就学、就业。近年来的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逐年下降，从2007年至2011年，上海检察机关受理的涉罪未成年人数量下降了43.4%，涉罪未成年人占涉罪人员总数的比例也由8.9%下降到了4.6%。2010年则同比下降31.5%。
三、完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上海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已经运作了八年。然而，未成年人犯罪的长期性、复杂性、变化性决定了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的发展也是动态的、灵活的、长期的系统工程。新的制度总是在不断探索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通过实践来完善制度。
（一）上海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存在的问题
1、观护工作的发展受到社工资源投入的限制。观护工作所借助的社会资源，有相当一部分是社工资源。社工资源是上海政府以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提供的。在购买社工服务时，主要是以本地户籍人口作为确定社工数量的基数，而作为上海目前未成年人犯罪主要群体的外地来沪未成年人，却没有被计入基数，造成社工数量相对不足。而且购买服务的用途也主要限于服务本市籍居民，社工开展来沪涉罪未成年人观护的积极性有限。
2、观护工作的发展尚缺乏法律制度的明确支持。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无论是国家立法层面还是地方立法层面，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立法，均无观护工作的相关规定，即使是一些专门性的配套衔接规定，也语焉不详。观护工作的发展面临着法律瓶颈。
3、观护工作制度初步建立，具体操作方面仍有需要深化完善。例如“三无”涉罪未成年人往往无法被取保候审，丧失了观护帮教的机会。又如观护工作通常由观护对象的居住地观护组织来开展，但是办案机关则是犯罪地检察机关，而居住地与犯罪地往往跨区县，衔接上存在脱节。
（二）上海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的完善方向
1、整合资源，争取上级支持。克服社会资源的瓶颈，一方面要继续整合已有社会资源，使其发挥最大效用，并寻求一些非政府购买服务范畴的社会力量参与，例如共青团等人民团体；关工委、志愿者社团等社会组织以及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事业单位等。另一方面，则要加强调研、汇报和宣传，主动向政府以及人大、政协通报相关情况，并获得政法委、综治委等的支持，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将非本市籍人口纳入社会服务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