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纠纷的案例篇1
（一）经济法中的纠纷不能诉讼
经济法中的纠纷不能够得到诉讼，实质上就是指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将自己的纠纷诉求提交给相关的司法机构时，司法机构对当事人的纠纷诉求不予受理，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在纠纷诉求上得不到有效的申诉。我国司法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受理时，首先就要对案件进行一个详细的调查，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对案件所具备的受理条件进行判定。如果符合法律规定中的受理条件，司法机关必须受理案件；不符合法律规定受理条件的案件，则无法得到司法机关的受理。经济法中的纠纷不能诉讼是因为法律规定的不能诉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相关的司法机关认为经济法中的纠纷案件不应当受理［3］。法律规定中的不能诉讼，是由于相关的司法机关不具备处理某一些经济法纠纷案件的权力，法律的立法者没有给予司法机关这样的一个权力［4］。法律的立法者在制定这样的法律规定时，出于经济法中的两个方面在考虑：一方面认为经济法中的一部分纠纷不适合于司法机关的审判；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法中的一部分纠纷属于行政机关管理的范围，行政与司法这两个方面的权力是分开的，所以司法机关不具备对属于行政机关管理范围的经济法纠纷管理的权力。但是，对于经济法中的纠纷属于哪一类的范畴，经济法中的哪些纠纷不适合司法机关进行审判，不适合的原因、标准是什么，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界限又在哪里，这些事项在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明确地划分出来，而且每个国家对于这些事项的规划都不同，司法机关在受理相关的经济法纠纷时，也无法明确自身所应当受理的范围［3］。
（二）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不愿意提讼
经济法中的可诉性，只是为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将诉讼提交给相关司法机关解决纠纷提供了可能。经济法中的纠纷能够进行司法程序，还需要当事人对经济法中的纠纷诉讼于司法机关［1］。解决经济法纠纷的途径有很多种，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不一定非得选择向司法机关提请诉讼这一种解决方式，还可以选择其他的解决途径。但是有些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在选择其他解决途径，无法对经济法纠纷有一个有效的解决时，却还是不愿意选择向相关的司法机关提交申诉这一种解决途径，即使是因为当事人在将经济法纠纷提交给司法机关的过程中有太多的阻碍而导致，但经济法中的可诉性将成为一种摆设，只能是经济法中的一种表面形式［4］。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不愿意选择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主要是因为在通过司法机关解决经济法中的纠纷时，需要的时间太长、程序太多、资费太高。尤其是在司法机关对经济法纠纷进行审理的过程中，当事人所要花费的资费普遍都比较高，很多纠纷案件中索赔的金额还没有审理费用多，这就导致当事人不愿意选择这一种解决方式［3］。在经济法的纠纷中，大多数纠纷都涉及了公共利益，很多经济法中的违规行为都对公共利益或者是多数人的利益造成了损害。所以，当某一个受害人在对自己的权益进行维护时，不仅仅只是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其他受害人的权益，对于经济法权益的维护性有一种连带关系，这种连带关系有利于经济法权益的维护，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纠纷的解决。很多受害人在面对经济法纠纷时产生的依赖的思想，正是这种连带关系所造成的。每一个受害人都指望其他的受害人去维护权益，向司法机关提交申诉，自己只用等着审判的结果，这种连带思想直接导致很多当事人在经济法纠纷中都不愿意提讼，可诉性在经济法中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2］。
二、解决经济法可诉性问题的措施
（一）规范经济法纠纷中的诉讼程序
在经济法纠纷的诉讼过程中，可以对纠纷的具体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然后根据纠纷中具体的违法行为，先由行政机关对经济法纠纷进行审理，如果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者是违反了相关的处理规定，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可以再向司法机关提讼，避免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权力混淆，给予司法机关在审理经济法纠纷中更大的职权，扩大司法机关在经济法纠纷中的审查范围。这样一来司法机关不仅能够对相关的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在行政执法的过程进行审查，还能够审查所有涉及公共利益的经济主体在经济中的操作行为。规范经济法纠纷中的诉讼程序，司法机关在审理经济法纠纷时也能够有足够的独立自，对经济法纠纷中的违法行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例如：对违法的个人实施经济处罚，情节严重者承担刑事责任；对违法的企业或者单位，采取撤销相关证照、进行经济处罚、解散企业或者单位的惩罚。经济法纠纷诉讼程序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保证经济法可诉性作用的发挥［2］。
（二）对经济法法律责任进行明确的划分
根据经济主体的不同性质，明确不同经济主体在经济法中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例如：被管理的经济主体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有撤销证照、经济惩罚、停业、整顿等；经济管理主体必须承担自己在经济管理中所持有的职权与行为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对不合理的经济目标与任务进行修改、剥夺相关管理中的职权、对不合理的经济干预行为进行纠正等。明确地划分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能够有效地增强经济法中的可诉性，保障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合法权益［3］。（三）构建健全的经济法公诉制度在构建健全的经济法公诉制度的过程中，首先就要明确所有的个人、企业、组织等都具有诉讼这一项权力。经济法纠纷中的受害人在不愿或者是不能提出诉讼时，相关的检察机关可以代其提讼，还可以对相关的经济主体在诉讼资格上进行限制，例如诉讼能力、经济矛盾等，避免出现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其次可以对经济公益诉讼进行有效地界定，例如：市场经济中的垄断行为、非法洗钱、偷税漏税、非法买卖公共资源、损害公共利益等。构建经济法公诉制度时能够采取适当的调节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对司法机关在审理经济法纠纷中的程序进行简化［2］。
三、结语
关于经济纠纷的案例篇2
论文关键词经济犯罪经济纠纷完善策略
一、经济犯罪概述
经济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实践中，不少案件既涉及到经济纠纷有涉及到经济犯罪，为了能进一步来完善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二者的内涵及联系做出一个准确地界定，并对它的处理原则做出细化的规定，并完善移送的程序。
（一）经济犯罪的定义
经济犯罪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项概念，广义是指：经济犯罪活动或是违反了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的行为，或者是利用职权来牟取暴利等行为。狭义地经济犯罪是：行为人为了牟取不法利益，滥用商品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所允许的经济权限与经济活动，违反直接或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到正常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
（二）经济犯罪的特点
1.侵害的对象是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关键要素是：划分经济违法和经济犯罪的界限。若一种行为虽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规，但还未严重的破坏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那么，就不构成犯罪。
2.该类犯罪客观的表现为违反国家的经济管理法规。在经济管理或经济运行中进行非法的经济活动，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地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
3.经济犯罪主体是自然人或者是单位。经济犯罪的主体为单位的情况更多一些。
4.犯罪主观方面，经济犯罪极大多数都是故意犯罪，表现形式是以非法占有和牟利等目的。
（三）避免经济犯罪的策略
第一，要采取事前预防和事后补救相结合的策略，事前预防指的是在犯罪行为发生前，采取多种不同的预防措施和针对性办法，尽量避免诱发犯罪的各类因素，将犯罪防范在未发状态；这里所说的事后补救也主要是针对预防来说的，是在犯罪行为已经发生后的预防性措施，根据事件所显现出来的不同问题，制定相应的整改方案。
第二，重点预防和普遍预防相结合。可以与税务、银行、工商等重点部门相配合，也可以在某单位或者系统内，着重考查易发生该类案件的重点人员与重点部位，而其他的人员及部位便被作为普遍对象。
第三，法律预防和社会舆论导向相协调。在遏制各类犯罪中，法律预防比社会预防更直接。它包含司法预防和立法预防两个方面。同时，要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工作力度。用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网络等广泛的宣传工具，进行全方位宣传，争取做到为经济犯罪的预防鸣响警钟，将经济犯罪的数量减小到最低。
二、经济纠纷概述
（一）定义
经济纠纷在民商事纠纷中占有很大比例，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之中，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因为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而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纠纷要经由民事诉讼的途径进行处理，因此经济纠纷责任承担主要是相关责任所带来的赔偿义务。
（二）案件特点
（1）近期受理的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承包合同、贷款合同、购销合同所占的百分比明显的增加；（2）当事人地身份较为复杂，个体经营企业、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等；（3）双方的当事人所争议的诉讼标的额大幅度增加，少则要十几万，多则回答到几十万；（4）大多数地被告因经营不善而没有偿还能力。
（三）解决纠纷的对策
第一，要加强法制的宣传，广泛的推广公民尤其是法人学习相关政策和法律，增强公民的守法意识。
第二，正确的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为企业创造出一个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对经济紧张、周转困难的企业采取一系列放水养鱼的方法，扶持企业的正常发展，为稳定大局和经济建设的服务着想。
第三，对各种经济行为进行规范，是各企业在签订合同时能认识并保障自己的权益。
（四）解决纠纷的途径
对于损失较小或情节不严重的经济纠纷，通常主张双方通过协议和协商的办法自行处理解决。对涉案金额较大的经济纠纷或者同知识产权问题有关的纠纷，执法部门应当按照情节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仲裁，民诉，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等相应手段来进行处理。
1.协议仲裁。协议仲裁是纠纷双方在协商之后达成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从而解决双方纠纷。
2.行政复议。若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处理经济纠纷的结果存在异议，当事双方可以依照相应的法律规定提出复议要求，维护自身利益。
3.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主要就是法院在当事人双方以及所有诉讼参与人的集体参与下，按照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对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办法。适用于在民商事纠纷中涉及金额较大、较严重的案件。
4.行政诉讼就是民间俗语中所讲的“民告官”，当纠纷双方对执法机关的处理结果存在异议时，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关系
（一）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件中的常见问题
1.合同欺诈和合同诈骗的界限。在处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案的时候，要先明确经济犯罪同经济纠纷二者间的区别，防止将经济纠纷错误定义为经济犯罪，而对其采取不公正的处理；再者，也要有效避免对应当认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只是在表面上追究民事责任，这样必然会放纵犯罪。
在社会生活中，合同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作为一种很普通的社会文本现象，其已经延伸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效分别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欺诈是很关键的问题。合同诈骗同合同欺诈二者同属于合同的衍生物，均涉及到了合同履约过程中，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冲突，通常来说，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性质是相同的，都属违法行为，都具社会危害，但是二者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其动机目的不同。合同诈骗行为人只是想单方面的享受合同条文中所规定的权利，而不想履行义务，行为人地目的是：利用签订合同的办法，达到非法获取对方利益的目的（此处所讲的非法获取是指，用欺骗的办法把将对方的财产转到自己的掌控下，并会以所有人身份将其保存、使用及收益）。合同欺诈指的是合同当事人一方，用故意欺骗的方式使对方陷入错误并且与其订立合同，以使另一方当事人做出错误地意思与决定为目的，从而通过履行合同来谋取非法利益，实质为谋利。故在欺诈性的合同中，欺诈人在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地目的，也没有不履行合同地意思，目的在于用欺诈的手段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从履行合同中来谋取利益。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判断是否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个关键亦是难点。
其次，其客观方面存在差异。衡量合同诈骗还是合同欺诈，除目的与动机不同外，行为人的客观表现也是以关键因素。诈骗罪的行为人目的是无偿的使用以及取得合约人的财产，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所以他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表现是：虚构合同的主体；携款逃匿；大肆挥霍对方的财物；虚设担保等。而在欺诈中，行为人通常表现为过分的夸大质量，自己地履行能力，以及数量等等。应注意的是，隐瞒真相表现为不告知或告知虚假的合同标的物的瑕疵，不声明自身履行合同能力缺陷等。由此可见，二者虽均为欺诈性合同，但合同诈骗故意有无偿占有的因素，且不会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而合同欺诈是为了在履行合同的同时获取不法利益。
再次，在实践之中，还应该注意其欺诈的程度。只有超过法律规定限度的欺诈才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商业往来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欺诈的行为，而这一行为与合同诈骗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度的差异。只要对事实的歪曲度没有超出在商业惯例中被许可的范围，就尚未构成犯罪。所以，欺诈程度也可以作为罪与非罪的区分因素。
2.在刑事案件中，若被告的财产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应如何计算被告地犯罪数额。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认定诈骗数额时，应以行为人实际占有的数额为诈骗额，故被告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当扣除。但在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中，经常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前早已提起了民事诉讼，是被告的财产依程序被查封、冻结、扣押，对此是否可视为其部分资产已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呢？
针对是否扣除犯罪数额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有争论。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谈纪要中说归还是被告人自愿将资产返还，因此，不应该从实际谋取的非法犯罪额中扣除；有的人则说应当扣除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笔者认为：对于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是由法院强行固定，并非行为人自愿返还。被告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已经利用合同骗取对方财物，诈骗犯罪的行为已经实施，依照我国《刑法》，被告以此骗取的资产应被认定为实际骗取额，应计入诈骗犯罪额，不能予以扣除。而对于已被民事诉讼按照正常法律程序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依法移至受理此刑事案件的法院，然后发还给本案受害人。所以，不应该以此额度认定为被告在案发之前已返还的数额而予以扣除。
（二）经济纠纷同犯罪交叉时的审理
这里面应当重点提到的是“先刑后民”的原则。“先刑后民”是指当一个经济犯罪案件与经济纠纷案件发生牵连、冲突时，经济纠纷应当销案或者是中止审理。案件中止审理的，需要等到造成中止审理的问题得到全部解决以后，再能继续恢复正常的审理工作。
但是，刑事先于民事原则也并不应是无条件适用于所有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地交叉案件中的。其弊端如下：（1）刑事处理很可能造成过分延期，无法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尽早的保护；（2）该原则还可能被他人恶意利用，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民权；（3）该原则可能为地方的保护主义制造良好条件，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民权。因此，在刑法所不能及的方面应尽量适用相关民事法律做补充；在民法强制性无法有效解决时，应当立即彰显出刑事法律的强制性特点。具体有下面两个方面：一是在由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相互交叉的案件中，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二者在处理结果上不发生相互依赖影响时，人民法院应实行“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二是当经济纠纷同经济犯罪交叉所造成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相冲突的时候，处理民事诉讼一定要在刑事诉讼的框架前提下进行，法院实行先刑事后民事的基本原则。而反之，经济纠纷为主的案件则实行先民事后刑事的原则。
关于经济纠纷的案例篇3
【关键词】行政合同救济制度完善措施
随着行政合同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展，我国的行政合同制度得到了很大发展，成为我国各级行政机关的一种基本行政手段，但在另一方面，我国行政合同制度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相关立法方面，特别是在行政合同的救济制度方面，都存在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对如何完善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进行探讨，意义重大。
行政合同的功能
行政合同之所以能在现代行政中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是与其具有的独特功能紧密相关的。具体来说，行政合同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功能：
调动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并保障其合法权益。在我国传统行政活动中，国家管理职能事事都由国家包办，其后果是国家没有能力办，也办不好，不利于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缺少活力和生气。在某些领域内正确运用行政合同这一法律形式，既可以充分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可以使政府机关从大量繁重的具体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兼顾了两方面利益，同时又能保证国家利益的优先实现。①订立行政合同可以使当事人双方的争议上告有门、解决有据，特别是对作为相对一方的个人或组织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通过行政合同将双方统一在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之中，在这种特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双方在地位是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清楚的，在履行合同中如果发生争议或造成损失，可以依照法定程序，请求法律保护或救济。但目前，由于行政合同救济途径的不畅通，这一功能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有利于减轻行政负担，保证行政目标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主体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任务愈加繁重。仅靠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做法，已无法适应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的要求。因此，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应当通过行政合同的方式，建立一种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机制，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公共事业的建设、维护，可以在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的情况下，确保国家和社会公益目标的实现，保证社会公共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此外，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柔性管理方式，也有利于保证行政相对人对国家政治活动、社会管理活动的参与，有利于增进政府与民众的亲和力，保证行政事务的顺利进行。
行政合同的救济方式
我国行政合同的纠纷不同于民事合同的纠纷，其法律救济不应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根据目前我国解决行政争议的体制，行政合同纠纷有两种救济途径，一是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提起行政复议，二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
明确了法院管辖权。法院是司法机关，拥有判断一切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是否合法的权力。行政合同主体双方的行为也不能例外，它应当接受法院的管辖。我国的《承包条例》、《租赁条例》、《边界争议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了法院管辖权的依据。《行政诉讼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设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这表明了法律对行政合同案件的管辖权有了统一规定。
适用行政诉讼程序规则。法院对行政合同的保护从实体法上适用行政法律规范，不能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从程序上适用行政诉讼程序规则，不能完全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规则。
明确了具体审判机关。在我国，目前农村承包合同纠纷、经济行政案件和租赁合同最早由经济审判庭审理，但《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的案件由行政审判庭审理。这里的经营自包括承包条例、租赁条例中规定的承包方与承租方的经营自。这类案件均属行政合同纠纷案件，由此可以推及其他种类行政合同案件均应由行政审判庭适用行政诉讼程序，适用行政法原理来处理。
可采用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等非诉讼方式。行政合同纠纷的解决除了诉讼途径以外，还可以通过非诉讼形式加以解决，主要是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两种形式。行政合同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的非诉讼途径不同于民事合同和经济合同的非诉讼途径。这是因为，行政合同具有行政行为的特点，行政合同纠纷有通过行政补救制度加以解决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西方国家对行政合同纠纷处理制度借鉴
行政合同在理论界普通认可其存在，但司法实践中却鲜见，法律、法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无明确规定，行政合同的法律适用在目前已成“盲区”，对行政合同的法律地位没有予以确认，有关行政合同的救济程序亦无明确规定。
西方国家对行政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有很多，具体制度包括协商、仲裁或行政机关内部裁决等司法外解决方法或者司法途径，但均坚持司法救济最终原则。在德国，因行政合同引起的争议属于公法争议，由行政法院主管。在行政合同最发达的法国，将行政机关为履行职务所行使的行政活动视为广义的公共管理行为，为该管理行为所缔结的契约被解释为公法上的行政合同，由此产生的诉讼通过行政诉讼解决。行政合同作为双方行政行为，可导致通过向专门设立的行政法院提起完全管辖之诉请求赔偿救济，对于可以和行政合同分离的行为，如上级机关对行政合同的批准行为等，则允许提起越权之诉。②在英国，政府合同纠纷统统由普通法院审理，适用《王权诉讼法》，并根据行政机关签订合同时所执行的任务是否涉及管理或公共规制的方式来确定是否适用司法审查。美国索赔法院受理的合同案件与法国行政法院受理的行政合同案件相近。目前，我国理论界对行政合同性质的认识还不统一，现行法律对行政合同纠纷的救济也还未做出统一的规定。在实践中，大量的行政合同纠纷，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城市建设拆迁补偿纠纷等，大多被作为普通民事案件或经济案件，通过行政机关的内部裁决和人民法院审理两种途径来解决。在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中，由于未能充分考虑行政合同的特殊性，无法真正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违约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无法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同时，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此，探索一条适合于我国国情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已刻不容缓。
完善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思考
从西方国家经验上看，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建构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通过协商、仲裁或行政机关内部裁决来消除合同缔约或履行中产生的争议，效果较好；二是重视通过司法审查保证行政合同的履行符合法律要求。在我国司法外救济制度构建上，应将行政合同纠纷纳入行政复议救济范围，形成以行政复议为主要救济方式，以行政仲裁为解决特定种类行政合同纠纷的模式。因此，有必要借鉴西文国家成熟的司法经验，重构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结构，吸纳双向性的行政合同纠纷案件，并在资格、调解原则、举证责任以及责任方式和措施上作必要的修正。
基于行政合同所具有的公益性，行政机关为确保行政目的实现，对合同的履行具有监督和指导的权力，同时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相对一方具有强制执行权，并可施之以行政处罚。于此同时，行政主体一方违反行政合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行政合同争议是在双方约定条款的基础上产生的，要求解决争议的一方并不仅限于相对人，行政机关也存在要求法院裁决是非，并通过法院判决强制相对方履行义务的要求，而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的单向性构造显然不能满足行政合同救济的需要，因此，有必要针对行政合同纠纷的特点对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进行重构，即在原有单向性构造的行政诉讼制度框架中针对行政合同特点建立专门适用于解决行政合同纠纷的双向性构造的诉讼结构，反映在具体制度与规则的构建上就是，将行政合同与具体行政行为并列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
建立行政合同制度不仅仅在于这种管理方式的灵活性，而且也在于为行政合同纠纷的解决找到了一条畅通的渠道。《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由人民法院作为一般的经济纠纷案件解决。这不但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也违背了土地承包合同的性质。因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农民上缴的承包费要受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的规范，也就是说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并非由合同双方完全自由协商，而是要在行政法规的范围内协商，要受行政法规的约束和规范。对于这种纠纷采用行政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就会导致适用的法律规范不同，结果就会不同，就会造成人民法院裁判的矛盾和冲突，这种局面亟待解决。其根本出路就在于通过立法确认行政合同的法律地位和纠纷的救济程序。（作者单位：上海电机学院）
注释
关于经济纠纷的案例篇4
关键词：民事纠纷 构建 多元解纷机制
一、现行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民事纠纷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其解决机制包括诉讼、调解、仲裁、行政裁决、和解等多种类型。按是否利用国家司法力量，分为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诉讼解决机制是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是纠纷主体依靠自己力量或者通过第三者的力量来解决纠纷，其典型方式为调解和仲裁两种类型。我国民事解纷机制，经历了由非诉讼机制到诉讼机制的发展过程。目前，两种机制发挥的作用不同，非诉讼机制在解纷中作用微弱；现有机制不能有效定纷止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诉讼案件较多，解纷速度相对较缓
在各种解纷机制中，法院作为纠纷解决者，其地位无疑是最高的。法院运用裁判权对纠纷作出裁决，讲究实体与程序公正，具有法律赋予的强制执行力，能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百姓信赖诉讼、依靠诉讼。大量的案件不可避免地涌进法院，这种状况急需阻却机制。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法院收结案数量逐年攀升，特别是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基层法院，案件数量剧增，使其不堪重负。
受案逐年增加，法官却没有得到应有增加。一方面因为工作压力大，经济待遇低，不少年富力强的法官纷纷下海，离开法院；另一方面成为法官的难度大，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法院后还要通过司法考试，而司法考试难度更大，又加之逐年有法官退休；致使不少基层法院法官人数不增反减。如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目前尚缺编8人，下一年度将有20名法官退离工作岗位，而且大都是办案主力；因此，办案法官的压力将愈加沉重。
有限的司法资源难以跟上案件数量的攀升，加之诉讼固有的局限，带来的必然是民事纠纷解决的迟延与案件的积压。使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不能得到及时的保障，就会迁怒于法院、法官，甚至引发新的冲突。所以说，法院、法官正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和严峻考验。
（二）调解、仲裁等机构多闲置，未发挥有效作用
与法院受案逐年递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调、仲裁等机构闲置，甚至有些民间调解机制处于半瘫痪状态。以人民调解为例，近年来，无论是调解组织和调解纠纷的数量，还是调解所解决的纠纷与诉讼的比例，都呈下降趋势。据司法部人士介绍：调解与诉讼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约为10∶1；至2004年已降到1：1.[1]
同样，仲裁组织的作用也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其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根据2004年的一项统计，《仲裁法》实施以来，全国各地仲裁委员会仅受案33600多件，其中受案最多的为2002年，160家仲裁委员会共受理经济类型案件8353件，相当于经济发达区一个基层法院同期受案数，这实在微不足道。[2]
（三）当事人不满现有的解纷渠道
中央有关部门在2005年将“打官司难”列为社会三大问题之一。2007年国务院调整了诉讼收费标准，百姓不再因交诉讼费而为难；现在百姓认为难点是诉讼程序严格、复杂，及时结案难；再者是执行难；执行难一直是困扰法院和社会的一大难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自2006年3月起在全国法院系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目前活动尚在进行中。据最高院的统计全国涉诉信访队伍逐年增加。主要埋怨诉讼解决渠道太困难，所以非规范的渠道随之滋生。如私人讨债公司、今年11月《今日说法》报到的私人开设的妇女维权中心等，这些非规范性的解纷方式，很容易酿成新的纠纷甚至于触犯法律，给社会增加不和谐因素。
（四）多元解纷机制尚未建立
我国现行的解纷方式除以法院判决和调解为主的诉讼解决方式外，诉讼外解决方式包括仲裁、行政机关的纠纷处理机制、民间组织调解及信访制度等；它们共同组成当代中国的解决纠纷体系。但由于存在各自为政、适用依据不一、规范和程序过于随意以及缺乏当事人信任等问题，过于倚重诉讼解决纠纷的观念一时难以改变。法院外的纠纷解决机制缺位，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发展不平衡，有的则形同虚设，当事人被迫走进法院。
二、诉讼案件剧增的原因
（一）诉讼全能意识的扩张
随着法治的发展，人们不再重视传统的非诉讼解纷形式。各类媒体、法学界不断向民众呼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纠纷，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观念；似乎一旦诉诸司法，矛盾自然得以解决，而对诉讼的可操作性以及运作成本则不作任何论证。甚至一些担负纠纷解决职责的行政部门，对于民事纠纷也以诉讼可彻底解决为由，把纠纷推向了法院。诉讼全能主义已悄然形成，非诉讼的纠纷解决被抛在一边，不为人们所了解和熟知，从而失去了选择解决纠纷的渠道。
（二）非诉讼解决机制缺乏应有的权威
现存非诉讼解纷机制大都不是有最终权威性，以人民调解为例，我国人民调解所达成的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调解协议书常常得不到履行。经过辛辛苦苦的调解达成的协议得不到履行，欲实现权利只能重新诉诸法院，实际上要付出双倍的成本。长此以往，人们自然对人民调解失去信心。至于仲裁，情况也不容乐观。主要问题在于仲裁机构不享有执行权和其他强制措施权，一旦法院以不作为的形式对待仲裁，仲裁就失去生存的保障。总之，非诉讼解决机制缺乏应有的权威，这也是众多纠纷当事人选择诉讼的原因。
（三）法院对多元解纷机制不够重视
由于案件的逐年递增，法院、法官忙于此中，对运用多元解纷机制关注不够，不能主动指导和监督非诉讼机关开展工作。与基层民调、行政机关等非诉纠纷解决主体缺乏正常的联系沟通渠道；把审理案件作为法院的主要职责，对非诉纠纷的处理参与不够或被动参与。特别是在面对重大矛盾纠纷、单独调解很难奏效的情况下，法院组织、协调、主持多个纠纷解决主体共同调处矛盾的意识不强，措施不力，多元机制的主导地位难以体现。[3]
三、建立多元解决纠纷机制的重要性
从目前的纠纷解决机制来看，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无法及时解决众多的民事纠纷，因此，构建多元解纷机制势在必行。
（一）有效解纷的需求
建立多元解纷机制，各种解纷机制主体之间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可有效解决纠纷。当事人可以根据利益权衡选择不同的处理机制，使纠纷得到及时、合理、有效的解决，缓解诉讼案件剧增与司法资源不足的矛盾，同时也会取得较好的社会效应，为社会创造和谐氛围。
关于经济纠纷的案例篇5
一、委任司法的性质
（一）从三权分立的演化谈起
在西方，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三权分立学说被奉为治国之道，人们深信三权必须分立，政府只能充当“守夜人”，否则就会产生专断擅权。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立法的大量增加，议会立法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不得不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行政管理法规，补充议会立法的不足。具体理由包括议会的时间不够、法律的技术性强、法律需要灵活性、紧急情况以及试验性立法的需要等。[①]与立法一样，司法权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社会立法的增加必然导致纠纷的增加，特别是立法调整内容的技术性日益增强，使传统的司法体系难以承受。于是，在解决新的社会矛盾中具有优势的行政司法制度便应运而生。
不难看出，无论是行政立法还是行政司法，虽然都是由行政机关来行使权力，但并未改变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性质，所不同的只是这些权力在不同的机关转移而已。正如西方法学界多把行政立法称之为委任立法一样，行政机关的立法权是立法机关委托其行使的，立法权仍然属于立法机关。固然，委任立法理论从表面上看是为了维护三权分立在形式上的完整性，但是它仍然从实质上说明了行政立法并未改变立法权的性质，没有把立法权变成了行政权。同样的道理，司法权也不应当因为委托给行政机关行使而改变其司法权的性质。[②]
（二）委任司法的性质
其实，立法权、行政权由哪些机关行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哪个机关行使立法权、行政权，都必须尊重该权力的特性和遵循该权力行使的规律。笔者对行政法学界长期以来把行政机关行使立法权的行为、行政机关行使司法权的行为定性为行政行为或准行政行为是有不同看法的。
笔者认为，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而是司法行为。首先，把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行为界定为准行政行为或准司法行为，固然比较全面，但不可避免地弱化了甚至掩盖了其司法性，强化了其行政性。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含糊不清、左右摆动，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行政机关解决纠纷制度之所以在我国存在种种问题，理论上的模糊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其次，从行为的属性上看，司法的本质在于解决纠纷，包括民事纠纷、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宪法纠纷等。衡量一个行为是立法行为、行政行为还是司法行为，不是看这个行为是由谁行使的，而是看它是什么属性。难道行政机关没有民事行为吗？为什么不说它是行政行为呢？司法机关没有行政行为吗？为什么不说它是司法行为呢？再次，从西方国家行政机关解决纠纷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来看，都未改变行政机关解决纠纷行为的司法性质，更没有不遵守司法的规则。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美国的行政法官制度、法国的行政法院制度都是如此，人们甚至为弄清一个机构到底是法院还是行政机构而犯难[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机构是解决纠纷的，而解决纠纷就需要这个机构有独立的地位，有职业化的人员，有适合解决纠纷的程序。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那么，行政机关来司法就必然会出现公正性危机。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称之为法院的机构不具备这些条件，由它来司法，也和行政机关一样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当然，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行为之所以是司法行为，还在于社会需要一个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法院，而不是需要一个行政机关。因为行政机关承担部分司法职能，除程序简便、时间迅速、费用低廉和具有灵活性外，更主要的是由于近现代许多社会立法中所发生的争端需要专门知识才能处理。而解决这些争端既需要法律头脑，也需要理解立法政策和具备行政经验，普通法院法官往往不能胜任。于是一个新型的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司法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行政裁判所、行政法官等逐步取得独立地位就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二、委任司法的理由
行政机关行使司法权主要基于两个考虑：一个是实质上的考虑，一个是行政上的需要。
（一）行政机关行使司法权的理论依据
按照美国宪法第3条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随时制定法律设立的下级法院。如果对这条规定作严格解释，国会不能制定法律把司法权授予行政机关，否则就违背分权原则。实际上，联邦法院很少否认授予行政机关司法权力的法律。从上个世纪初以来，联邦法院几乎完全没有否认委任司法权力的法律，尽管各州法院的态度有所差异。1904年，最高法院在一个判决中，明白肯定国会可以授权行政机关裁决涉及外国人的案件。[④]1914年的联邦贸易法设立联邦贸易委员会，裁决商业中不公平的竞争方法的案件。联邦贸易委员会作出的裁决，性质上和联邦法院依反托拉斯法作出的反垄断的裁决没有什么不同。在讨论这个法律时，反对该法律的国会议员指出该法授予行政机关行使了属于法院的权力，但这种反对未能阻止法律的通过。联邦法院对于当事人主张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授予行政机关司法权力违反分权原则的观点，从未接受。法院有时认为联邦贸易委员会行使的是行政权力，有时认为是准司法权力，有时以其他理由说明行政机关的司法权力。不论法院如何解释，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裁决权和法院的裁决权在实质上没有不同。1915年，美国一个州法院在判决声称：“认为除法院外，没有其他机关可以行使司法权力，这个观点是错误的”。[⑤]总之，尽管美国宪法采取分权原则，美国国会可以制定法律委任法院以外的其他机构行使司法权力，不再成为问题。[⑥]
美国法院曾经使用过两个标准来说明司法权力委托能够符合宪法，一个是公权利理论，这是美国传统的司法权力委托理论。[⑦]法院认为国会在其权限内所制定的法律中，有些事项政府以者的资格进行活动和诉讼，以公共利益为内容，属于公权利。对于公权利的争端可由法院受理，国会也可以制定法律授予非司法机关受理这类争端。而对于私权利的争端完全由法院受理。美国公权利理论，实质上和法国行政法的公共权力理论相同。法国在行政法院的早期发展中，以公共权力观念说明行政审判的范围。所不同的是法国认为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活动全部属于行政审判的范围，而美国则认为公权利的争端可以由法院受理，也可以由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受理。[⑧]
公共权利理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美国很多州先后制定了工人赔偿法。工人和雇主之间由于职业原因所引起的赔偿争端，不由普通法院管辖，而由行政机关管辖。后者有权审理这类案件，决定赔偿金额。工人赔偿的争端发生在两个私人之间，是私权的争端，不涉及公权利问题。关于这类争端，原来本由法院管辖，现在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管辖。如果以公权利作为委任司法权的标准，必然认为工人赔偿法违背宪法的分权原则。1932年最高法院关于克罗威尔诉本森案件的判决，对委任司法理论有新的发展，提出了另外一个标准。该案申诉人主张工人赔偿法授予行政机关司法权力，违背宪法分权原则。法院承认工人赔偿法规定的争端属于私权利，但法院认为宪法第3条只规定司法权属于法院，不要求为了保持司法权的基本特征，一切私权利案件必须由法院审理。宪法不妨碍国会规定用行政方法审理私权利案件。经验证明，为了处理成千上万的某些私权案件，行政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只要行政机关的裁决受法院司法审查的监督，宪法第3条规定的司法权的本质就已经保全。[⑨]根据这个判决，司法权力的委任是否符合宪法的分权原则，以是否接受司法审查作为标准。国会制定的司法权力委任的法律，只要没有排出司法审查，就不违背分权原则。
民事司法权力主要解决私人相互之间的争端，一向视为专属于法院管辖的领域。然而在上述克罗威尔诉本森案件中，最高法院抛弃了传统观念。法院认为法律可以授权行政机关裁决工人赔偿案件，虽然这个判例的适用后来受到一些干扰，但是美国多数法院和法官一直承认克罗威尔判例所确认的原则。[⑩]
（二）行政机关行使司法权的实际需要
美国国会授予行政机关司法权力同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力一样，另一个理由是出于现代行政的需要。现代行政日趋专门化，解决行政上的争端需要行政事项的专门知识，但法官既缺乏行政方面的专门知识，心理上也缺乏解决行政问题所需要的开拓和进取精神。美国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时期，法院就成为当时政府推行新政策的阻力。近代行政职务扩张，行政争议众多，法院没有时间解决全部行政争端，而且行政争端需要迅速解决，法院的程序规则不能适应行政上的需要。为了有效执行国会的政策，国会不仅需要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力，也必须授予行政机关司法权力。
首先，行政机关解决纠纷具有专业性。现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的精密分工，也必然需要政府部门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指导、调节、监控。技术性与专业化要求越高，社会分工越细，政府部门的行政职能也就随之专业化。行政机关在管理指导这些事务时，不但需要法律知识，而且必须具有该行业的专业知识，一旦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申请行政机关予以解决，行政机关就可以凭借对相关行业的管理经验、专业知识以及法律知识解决这些纠纷。而这些与特定行业紧密联系的纠纷让法院去审判或调解或让人民调解委员会去调解，且不说成本、效率，单就千奇百怪的专业技术、五花八门的行业术语就会让法官、人民调解员无所适从，更不要说让他们从中裁决了。同时，由于现代行政事务日益增多，行政上的争议数量惊人，法院在时间上也无力保证解决全部争端；加之法院的程序规则也不能适应迅速解决争端的需要，所以，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已成为行政职能扩张以及专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其次，行政机关解决纠纷具有综合性。现实生活中，产生纠纷的原因总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的复杂性，也就决定了纠纷的多样性。面对多样的、复杂的纠纷，在剖析其产生的原因后，就得根据不同的原因，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这就是解决纠纷方法的多元化。简单的民事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就可以解决，重大的纠纷一般应通过正式的司法审判程序解决，而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具有行政、民事和技术等综合特色的纠纷则往往适合由行政机关来解决。行政机关既具有社会管理的职能和经验，又具有专业知识方面的优势，更具有多种解决纠纷的手段和资源。可以将政府各部门协调起来解决纠纷，综合运用各种不同的部门所掌握的裁量权，灵活多样地运用行政权，加大纠纷解决的力度，从而综合地、全方位地解决纠纷。这正是司法机关和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纠纷所欠缺的。
再次，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范围具有广泛性。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把行政机关解决的民事纠纷划分出不同的种类：有的学者认为包括四类，即赔偿纠纷、补偿纠纷、权属纠纷和民间纠纷。[11]也有的学者认为包括七类，即缔约纠纷、侵权纠纷、侵犯特殊类型人权益纠纷、权属纠纷、民间纠纷、事故责任认定和处理、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某类民事纠纷。[12]如果按照民事纠纷是否与行政管理有关为标准，还可以把民事纠纷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行政管理无关的民事纠纷。如按司法部1990年颁布的《民间纠纷调处办法》的规定由乡镇政府处理的民事纠纷；另一类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附带解决的民事纠纷。在我国，目前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政府对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纠纷的裁决就有近20项，职能部门对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纠纷的裁决有30多项，几乎涵盖了行政管理的绝大部分领域。[13]如此广泛而又数量巨大的民事纠纷，仅靠法院一家解决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时间迅速、程序简易、成本低廉。司法输出的是一种程序正义，其必然要求当事人和国家为此支付昂贵的制度成本。与高薪供养的法官，苛刻繁烦的仪式，一丝不苟的判决相比，行政官员的供养成本及行政解决纠纷的制度成本要远远低于诉讼成本。法院的任务是实现高标准的公正。“一般而言，公众总是需要尽可能的最好的产品，并准备为此付出代价。但在处理社会事务当中，目的就不同了。这个目标并不是不惜任何代价以获得最好的结果，而是在符合有效管理的基础上取得最好的结果。为了节省国家和当事人的开支应当使争议得到迅速和经济的处理”。[14]
我国法院的诉讼成为非常昂贵。方流芳先生研究一家国有银行近年来发生的几讼案件，在7个判决已经执行的案件中，债权人申请执行的总额为17170万元，银行为此支付的受理费和执行费总额为138.0310万元，还不包括那些帐目无法公开的活动费在内，真正被强制执行的费用只有43万元，银行得不偿失。如果银行放弃诉讼，它至少可以避免增加95.0310万元的损失。银行之所以执意诉讼是为了获得法院的判决以便核销呆账。[15]方流芳先生研究的是大型金融机构，而赵旭东先生对一起普通的农村相邻权纠纷案件的研究发现，从案件的到法院审理，当事人支付法院的正式诉讼费150元，交给律师事务所的费用450元，而吃喝、烟酒及车马费等用去2550元，合计3150元，这里还不包括当事人的误工损失，而案件在作者调查时尚未终结。[16]正是因为诉讼成本的高昂和迟延才使行政解决成为必要。
三、委任司法的模式
（一）英国行政裁判所模式
严格地说，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是二十世纪“福利国”的产物。[17]英国行政机关裁决民事纠纷的任务主要由行政裁判所来承担。也就是在一般法院之外，由法律规定设立专门机构用于解决特定的民事纠纷以及行政上的争端。这些裁判所在活动上均保持独立性，既不属于法院，也不属于行政系统，但与法院和行政机关又有许多联系。20世纪以后，英国的行政裁判所数目出现了两次增加高潮。第一次增加高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迅速发展，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社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进步，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关的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这些纠纷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交通运输、环境保护、消费者利益以及保险、贸易、金融、证券等。此类纠纷的解决需要各种专业知识、技术，并需要熟悉行政管理有关规则标准的专业人员，这都是普通法院所不能胜任的。因此，基于这种客观需要，大量的行政裁判所应远而生。第二次高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行政裁判所更进一步增加，如工业裁判所、就业上诉裁判所、土地裁判所等。1958年制定了裁判所和调查法对行政裁判所的活动加以规范，这是英国行政裁判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此后，行政裁判所普遍得到改进，行政裁判所权力也普遍得到承认。[18]
英国行政界和法学界对行政裁判所的性质持有不同看法。行政界认为行政裁判所首先是行政机关的一部分，帮助完成行政任务，应受行政机关控制；法学界认为行政裁判所应当成为司法机构的一部分，应按司法审判形式组织。弗兰克斯委员会采纳了后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裁判所是按议会旨意设立的审判机关，不是行政机构的一部分；但同时也采纳了行政机关的某些观点，认为由于行政争端的特点，行政裁判所不能等同于法院，它是司法体系的补充。行政上的需要和符合公平的要求必须兼顾以平衡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的利益。[19]
英国行政裁判所制度有如下特点：
1.裁判所及其人员地位独立
行政裁判所根据法律设立，其成员一般具有独立性。有些裁判所的主席由大法官任命，有些裁判所的主席由部长任命，但必须从大法官同意的事先预定的名单中挑选。名单中的人员大都是当地法律界人士。裁判所的其他成员或者由部长任命，或者由裁判所主席任命，也必须从事先预定的名单中挑选。名单中的人大都代表各方利益，或者是各方面的专家。裁判所成员免职的方式和任命方式一样，能够影响裁判所工作的独立性。1971年的裁判所和调查法规定，没有取得大法官同意，部长不能解除该法附表中所列裁判所成员的职务。[20]
2、裁判所独立办案，不受行政机关及其官员干涉
行政裁判所的组织和程序不需要和法院一样，但为了达到裁判上的公平，一切行政裁判所的活动必须以三个原则作为指导，即公开、公平和无偏私。所谓公开是指裁判程序公开举行，裁判理由必须说明理由；所谓公平是指裁判程序中保障双方当事人充分知道对方的论点，陈述自己的观点和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所谓无偏私是指行政裁判所不受作出行政决定的机关的实际的或可能的影响。同时，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裁判所作出裁判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上诉，该上诉可以是法律问题，也可以是事实问题或两者兼有。受理上诉的机构也是多种多样的，当事人主要可以向另一裁判所上诉、向部长上诉、向法院上诉以及提请高等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等。当事人向裁判所上诉的案件通常包括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在内，而“成文法赋予当事人从裁判所向法院提起上诉权利的时候，通常将该项权利限于对法律问题提起上诉”；[21]另外，还赋予法院对裁判结果行使司法审查权，这种司法审查也仅就法律问题（越权的情况）进行审查，而不涉及事实问题。
3、裁判所既管辖行政案件，也管辖民事案件
英国的行政裁判所不仅受理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的争端，有些行政裁判所只受理公民之间的争端，这是因为公民之间的争端和社会政策有密切联系，因而不受普通法院管辖，另设特别的裁判所受理这类案件。例如租金裁判所、工业裁判所等都是受理公民之间的争端。
4、裁判所审理案件基本适用司法程序
行政裁判所适用的程序和法院一样，采用对抗式而不是采用纠问式，除有特殊原因外，公开进行。除极少数裁判所外，当事人有权使用律师作为人。行政裁判所不受法院证据规则的约束，如可以采纳传闻证据、证人一般不必宣誓。有的裁判所有权传唤证人，命令提供证据。在裁判所没有这种权力时，当事人可以请求高等法院发出传票传唤证人。行政裁判所的裁决依多数通过，不必全体一致。1971年的行政裁判所和调查法规定在当事人请求时，行政裁判所必须对它的裁决说明理由，只在涉及国家机密、个人私事、职业声誉、商业秘密或法律另有规定时例外。行政裁判所虽然不必遵循先例，但不表示行政裁判所可以不遵循合理的、一贯的原则，或者可以不考虑过去的决定。政府各部门有时选择发表某些重要裁判所的裁决。[22]
5、裁判所较普通司法方便、迅速、价廉。[23]
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尽管得到广泛肯定，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数量太多太分散、程序不统一、裁判所的裁决缺乏强制执行方法以及上诉管辖不统一等等。这些问题，英国学界和实务界也存在不同看法，并在不断探索改进的办法。
（二）美国的行政法官模式
美国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始于1887年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成立。随后，20世纪30年代，美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出现了大萧条，罗斯福上台后实施“新政”，为解决政府面临的复杂的社会问题，有必须委任行政机关行使立法权和司法权。美国行政机关的司法权力主要由独立管制机构和许多部来行使。独立管制机构，如联邦电子委员会、联邦动力委员会、劳资关系委员会等；另外，还有农业部、内务部、劳工部等。委员会对其管辖的对象是否违反法律，不仅有追诉权，而且有裁决的权力。例如州际商业委员会对铁路公司的某项收费是否公平，是否违反规定的标准进行裁决。这种权力具有司法的性质，本来属于法院管辖的范围。由于委员会所管辖事务据有高度的技术性和专业性，一般法官缺乏这种能力。于是国会立法把这类争端委托给执行该法律的机关处理。美国政府的部往往具有司法性质的权力，能够裁决不服本机关决定的个人和本机关之间的争端，或者裁决私人相互之间的争端。当事人对行政机关职员的裁决不服时，法律往往规定可以上诉于本机关的主管官员，作为一种行政救济手段。当事人对上诉裁决不服，最后可以申请司法审查。行政机构裁决案件遵循《联邦行政程序法》，该法正式确定了行政法官的法律地位。行政法官在组织上隶属于各行政机关，而在职业上独立于他们所属的行政机关，即对争议的裁决具有独立的权力。
在早期的听证中，没有固定的人员，长官可以随意指定听证人员。1906年制定的赫普本法（Hepburnact），授予主持听证的人员一个专门的名称-审查官（examiner）。这时的审查官与所属行政机关之间是一种完全的从属关系，他们的任命、提升、薪金和保险全部由行政机关决定。显而易见，根据行政长官的意志主持听证缺乏职业安全感。三十年代，审查官的地位伴随着听证程序的公正性问题，一起提上了立法讨论的日程，行政机关对听证工作中审查官的独立性的轻视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在这种批评声中，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行政程序法》。该法规定了一系列保证听证主持人员独立工作的措施：文官事务委员会从具有律师资格和工作经验的人员中，通过考试录用听证主持人，其工资和任职由文官事务委员会管理，不受所在行政机关的影响；行政机关根据工作需要，从文官事务委员会确定的合法合格的人员中任命听证主持人员；听证主持人员没有试用期，轮流听证，实行职能分离，不能执行和听证不相容的职务；听证主持人员除非有文官事务委员会所规定和确认的正常理由，并经正式的听证程序，不能罢免。
为了强调听证审查官的独立地位，1972年文官事务委员会将听证审查官改名为行政法官，表示听证审查官的工作性质基本上和司法官相同。1978年，国会在其通过的一项法律中承认了行政法官的名称，使行政法官的威信和地位大大提高。但是，行政法官和司法官的地位并不完全相同，行政法官对案件只有初步决定权和建议权，司法官则有完全的决定权。司法官的地位受到宪法保障，终身任职，而行政法官只有法律规定的保障。行政法官的数量远远超过司法官，而且正在迅速发展。
另外，行政法官制度在美国的运用还有一种变异-行政法官集中使用制度。即由一个统一的行政听证机构雇佣一批行政法官，这些行政法官不属于任何一个听证机构，也不专为一个行政机关服务，而是根据一个行政机关的要求被派往主持该机关的听证。设立该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强化行政法官脱离主持听证所在行政机关的独立地位，同时也是为了提高行政法官的专业化水平，减少开支，合理安排工作量，实现行政法官的集中管理以及制定统一的听证程序和职业纪律。[24]
四、我国委任司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制度为减少诉讼，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这一制度仍存在不少问题。
（一）缺乏对行政机关解决纠纷行为的科学定性
如前所述，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的行为本来属于司法行为，但我国行政法学界和实务界长期以来把它作为行政行为来对待，忽视其司法性，强调其行政性，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1.立法规定不明
《行政复议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者其他处理，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但不明确该诉讼是何种诉讼；对同样是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的行为，涉及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裁决则可以通过申请复议得到救济，[25]而对涉及其他事项的裁决则只能申请仲裁或向法院提讼。
2.司法解释不统一
凡是涉及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几乎全部把行政机关裁决民事纠纷的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救济渠道。[26]同样的问题，最高法院却有另一种解释，即通过民事诉讼渠道解决。[27]
3.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不同直接影响案件的性质和救济渠道
只要行政机关以调节的方式解决的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行政机关以裁决的方式处理的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种划分方法不仅让人莫名其妙，而且导致的后遗症非常严重。一是行政机关抵触情绪大，不理解；二是因为怕当被告，该处理的不处理；三是一律采用调解手段，调解不成让当事人向法院，增加了当事人和法院的负担。[28]
（二）解决纠纷的机关没有取得独立地位
行政机关裁决民事纠纷的行为既然是司法行为，就需要裁决机构具有独立性，以减少干预，保证裁决行为的公正性。在我国，虽然行政机关承担了大量的司法职能，但基本上没有独立性，和一般的行政机关没有区别。这样的地位很难保障其裁决的公正性，也是目前制约行政裁决制度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更难以适应入世后世贸组织规则对行政裁决机构公正性的要求。[29]
（三）行政机关调解民事纠纷行为缺乏效力保障
由于担心当被告，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很少适用裁决手段，可以说绝大多数适用调解手段。我国现行立法规定行政调解民事纠纷不具有法律效力。虽然调解的纠纷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且签收调解书，但是一旦一方不履行协议，另一方则无权请求行政机关或法院强制执行。这样就失去了行政机关居中调解的意义，既浪费了国家资源，当事人的纠纷也未得到解决，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挫伤行政机关的积极性，减弱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信赖感。当事人随意违约并不承担相应责任，也不利于培养公民的法治观念和诚信意识。同时，还将人民法院置于解决社会矛盾的第一线，不但增加了法院审判工作的压力，加重国家司法和社会管理成本，而且不利于及时解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众所周知，非诉解决社会纠纷方式，其社会成本都比较低，并且及时、快捷、简便，而法院诉讼相对来说则成本昂贵，所以法院诉讼应尽量少用，其应该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是说，应该让其他纠纷解决机制解决大部分矛盾，只有在其他渠道不能解决的时候，才通过诉讼来解决。这样，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合理配置，既有利于有效利用国家资源，节约国家解决纠纷成本，又能及时有效的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安定。
法律赋予行政机关调解权是因为该民事纠纷与行政机关的管理活动相关或其他便利条件，行政机关对纠纷产生的原因，解决办法比较熟悉，由行政机关来调解这类民事纠纷既节省人力、物力，又可达到迅速解决纠纷的目的。另外，行政机关基于中立地位依法对民事纠纷进行调解，行使的是司法权，这类似于法院调解民事纠纷。在调解民事纠纷的职能上，行政机关和法院是同等的，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都是作为独立的身份调解与其无利害关系的民事纠纷，都是依法律进行调解，行使的都是司法权。而不同的是，现行立法规定行政调解结果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特别是执行力的问题。即使双方当事人经行政机关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双方签收调解书，也只能由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如一方或双方不履行，行政机关也无权强制执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只能再通过提起民事诉讼来解决纠纷。其实，完全可以借鉴民事诉讼法第89条第3款的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既然行政机关在调解民事纠纷时行使的也是司法权，那么同是行使司法权的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调解行为的效力也应当与行政机关调解行为的效力相同。换句话说解决民事纠纷，无论由法院调解，还是由行政机关调解，其宗旨都是为了简便迅速解决纠纷，行使的权力相同，方法也基本相同。既然法院的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那么行政机关调解的民事纠纷，一经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也应具有法律效力。而当调解不成功，则双方或一方当事人可以通过上诉等方式来解决纠纷。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30]第1条明确规定了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的调解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即：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书有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由民间组织调解的调解协议，法律都已赋予其法律效力，那么由官方组织行政机关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更应具有法律效力。
所以，行政调解的法律效力可以规定为：行政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如到期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四）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的程序不健全
我国目前几乎所有的立法缺乏对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的程序的规定，以至于行政机关处理民事纠纷的程序呈现一种“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杂乱无序的状态”。[31]
1、缺乏对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程序基本理念和规范
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其与民事诉讼相比优势就是简便、快捷、节约社会成本，因此不需要像民事诉讼那样通过严格繁琐的程序来解决民事纠纷。但是，仍然需要制定一定的程序规则来行政机关的司法行为和保护纠纷双方当事人的权益。也就是说，虽然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的程序应当简便，但为了保障公民的程序权利，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必须要有基本的程序规范要求，即国家应为其设置程序正义的底线，使其程序不仅发挥独立于实体法的内在价值，而且还具有保障实体公正的外在价值。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对行政司法行为制约的手段主要是事前的授权制约，事中的程序制约和事后的司法审查制约三种。由于现代管理的需要，行政自由裁量权极度膨胀，授权制约已不能充分发挥控制行政司法权的作用，司法审查只是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不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于是，在自由裁量权极度膨胀的现代社会，控制行政司法权的主要手段已非行政程序莫属。[32]但是，由于长期受“重实体，轻程序”的“中华法系”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目前宪法中缺少有关现代行政程序的理念，人大也没有统一的规范行政裁决、行政调解行为程序的立法，甚至连现代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也未作规定。宪法、部门法的缺失必然造成行政机关自行制定行政裁决程序。同样由于没有上位法的限制，行政机关在制定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程序规范时尽量多地扩展其权力行使范围和自由裁量度，使其权力尽量少地受约束；同时，尽量多地限制相对人的自由和权利。导致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程序对相对人权益保护不足，对行政司法权的约束不够。再加上行政机关受部门利益的驱动，本来就不健全、不完善的程序规则对其也无太大约束力，所以其制定的程序不仅缺乏公正性，而且也很不规范，甚至相互矛盾。
2、同一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同时适用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解决民事纠纷，目前的立法没有统一规定，没有综合利用两种手段解决民事纠纷。从立法上看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既可适用调解，又可适用裁决。如《民间纠纷调处办法》[33]规定，基层人民政府解决民事纠纷既可适用调解又可适用裁决。第二，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仅能适用裁决而不能适用调解，如，《商标法》第39条规定：有本法第38条所列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之一的，被侵犯人可以向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处理，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第三，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只能适用调解而不能适用裁决。如《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34]这样规定：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应当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确定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后，召集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我们确实无法探究为什么立法要对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作出以上三种不同的规定。目前混乱的立法，造成了行政机关不能充分、及时有效地发挥解决民事纠纷的作用，应当对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的手段或方式作统一规定。
3.本土民事诉讼的启示
法院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自愿、合法的调解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纵观我国民事审判制度不断健全的历程，可以看出调解始终是和审判制度相伴而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边区根据地的审判实践中，调解就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根据地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民事案件应尽量采取调解的方式处理，并且肯定这种方式是解决纠纷、减少纠纷、改进司法工作的最好方式。建国以后，调解制度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1958年，根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结合民事审判工作实践，提出了民事审判工作的基本方针，即“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1964年，这“十二字方针”进一步发展为“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十六字方针。无论“十二字”方针，还是“十六字方针”，其指导思想都很明确，即尽可能地以调解方式审结民事案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强调调解的做法适应了形势的需要，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在民事诉讼中把“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现行《民事诉讼法》又将“着重调解”改为“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即自愿和合法调解。[35]虽然现行民事诉讼法取消了偏重调解的条文，司法实践中调解仍然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主要结案方式。调解程序和审判程序是合二为一的。没有专门的调解程序，法院调解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都可以进行，调解人员和审判人员在身份上是竞合的，没有专门的调解法官；调解不成可判决，这意味着调解获得的有关案件的信息可以直接作为判决依据，并不区分两种纠纷解决方式在性质上和正当依据上的差别。法院调解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的作用是很显著的。这就启示我们：调解可以作为法院审判的有效程序，那么行政调解程序也应当可以作为行政机关裁决纠纷程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两者都是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两者在解决民事纠纷的司法功能上是相同的。所以在民事诉讼中有效的制度当然可以引入到行政裁决之中，使行政裁决能更好地发挥解决民事纠纷的功能。另外，行政调解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法律文化底蕴。它是根植在我国传统的“和为贵”法律文化的沃土之上，以儒家思想，宗法家族制度，自然经济为社会基础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有效的解决纠纷方式，已经在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留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作为一种思维习惯，老百姓遇到纠纷，通常怕到法院，还是崇尚由政府出面通过调解化解纠纷，这样既解决了矛盾，又不伤面子。传统的行政调解制度经市场经济的扬弃整合，依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解决现代纠纷，我们依然需要有效地利用这一制度资源。
4.成文法缺陷需要弥补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成文法最大的缺陷是滞后性。对于法治国家，其局限性越发明显。法治理念要求依法办事，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在解决新问题的法律尚未出台之前，就出现了法治的无耐，这也是成文法滞性的表现。对于在一线和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的行政机关来说就更具有紧迫性。行政裁决在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方面具有优势，行政机关可以依据法律进行裁决，在无法可依时，可以依据政策，并不断总结经验，待条件成熟后再上升为国家法律。从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来说，行政调解作用更加重要。因为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法律被创制和移植。但由于我国法制基础薄弱，整个法制的成熟程度很低，而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尖锐，各种新的纠纷层出不穷。所以单靠现有的尚不健全的被移植过来的，甚至尚未被普遍接受的法律来解决社会矛盾，显然是力不从心的。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有判决、裁决和调解三种，在出现前两者不能解决的纠纷真空中，就只能由调解来担当重任了。调解方式对法律标准要求低，只须遵循常规、法律原则这样一些一般条款而不必要严格按照法律来解决纠纷。因此，调解在法律、政策缺位的情势下，既可以解决纠纷又可以弥补成文法的缺陷。
5.在宪法中要引入现代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理念
宪法上的程序原则主要包括正当程序原则和自然正义原则。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和第14条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是美国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根据基本原则。[36]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明文规定人民的程序权利，即“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其作出了明确的解释：正当法律程序含义有二，一是实质意义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它要求国会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和正义；二是程序意义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它要求政府在行使权利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听证是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内容，它包括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两种。正式的听证必须保证当事人享有下述权利：由无偏见的官员作为主持人的权利；得到通知的权利，而且通知中必须适当地说明听证所涉及的主要事项和问题；提出证据和进行辩护的权利；通过互相质问及其他手段驳斥不利证据的权利；请律师陪同出席的权利；只能根据听证案卷中记载的证据作出裁决的权利；取得全部案卷副本的权利。非正式的听证可以省去正式听证中的某些环节，以提高行政效率，但是“任何一种听证形式都必须包含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内容，当事人有得到通知及提出辩护的权利。是否具备这两种权利是区别公正程度和不公正程序的分水岭。”
自然正义是一个纯粹的程序原则，由英国普通法确立的。它包括两项最基本的程序规则：“（1）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2）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37]自然正义原则是最基本的公正程序规则，只要成文法没有排除或另有特别情况外，③行政机关必须遵守。“正当法律程序”和“自然正义”都是现行行政程序公正性和正当性的基本指导思想，但我国宪法和相关部门法中都缺乏这些指导思想。因此，建议未来立法中，应体现上述基本的程序价值观念。
（五）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的救济制度不完善
1.把行政机关以裁决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救济渠道不合理。行政机关居间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进行裁决的行为是一种司法行为，具有初审的性质，当事人不服，可以对初审裁决提起上诉，而不应当以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2.虽然我国目前立法规定行政机关居间调解民事纠纷达不成协议的，当事人可以就原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按民事司法程序两审终审解决，但这无疑浪费了行政资源。远不如规定“行政机关调解不成的应当作出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上诉”为好。
3.行政附带民事制度不健全。应建立健全行政决定附带解决民事纠纷制度。
五、对完善我国委任司法的建议
（一）确立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的司法性质和独立地位
应通过立法明确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包括行政纠纷）的行为属于行政机关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的行为。
行政裁决机关解决民事纠纷遵循合议、回避、公开听证和遵循先例原则。
行政裁决机关解决民事纠纷适用调解。
行政裁决机关解决民事纠纷应当坚持公正、公平、高效、廉价和便民的原则。
行政裁决机关在机构、人员、职权和财政供给上独立。
行政裁决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所在行政机关的干预。
行政裁决机关裁决民间纠纷和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纠纷。
（二）建立行政裁判所制度
制定《行政裁判所法》，在乡镇设立民间纠纷裁判所；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职能部门设立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纠纷裁判所。
行政裁判所设主裁决员一至二人，裁决员二至四人。
主裁决员为专职人员，逐步从通过全国司法考试，取得资格的人员中统一录用。
裁判所所长由主裁决员担任，有两名主裁决员的，两人分年度轮流担任。
裁决员为兼职人员，由当地法律界、管理界以及相关技术界有声望的人士中聘任。
行政裁判机构另设书记员一至二名，从法律院校毕业生中公开招聘。
行政裁判所的设立、变更或撤销，裁决人员的任免、晋升、奖惩、待遇等事项，统一由《行政裁判所法》设立的裁判所委员会管理。
（三）完善行政裁判的程序制度
行政裁判所裁决案件参照适用民事诉讼的简易程序。[38]
行政裁判所裁决民间纠纷一般实行独任制。
行政裁判所裁决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纠纷一般实行合议制。裁决员裁决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审理案件的组成人员必须是三人以上的单数。
行政裁判所作出裁决前，必须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方可作出裁决。
行政裁判所作出的裁决书，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当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经行政裁判所达成的调解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对调解不服的，不能向法院提起上诉。但调解书违反法律的例外。[39]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不服行政裁判所裁决的案件所作的判决为终审判决。[40]
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和调解书，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建立和完善行政附带解决民事纠纷制度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时，可以一并处理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纠纷。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就民事纠纷作出的裁决不服的，可以向该行政系统设立的行政裁判所上诉，行政裁判所作出的上诉裁决为终局裁决。但当事人认为该裁决违反法律的例外。[41]
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当地基层人民法院上诉，基层人民法院的上诉判决为终审判决。
行政机关一并处理民事纠纷可以适用调解，当事人对已经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反悔的，可以向该行政系统设立的行政裁判所请求裁决，行政裁判所的裁决为终局裁决。[42]但当事人认为该裁决违反法律的例外。
行政机关通过调解没有达成协议的，可以直接向该行政系统内设立的行政裁判所请求裁决。当事人对行政裁判所的裁决仍不服的，可以向当地基层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为终审判决。
附录：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课题研究成果
说明
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行为是一种具有司法性质的行为。司法的本意是解决纠纷，包括解决宪法纠纷、刑事纠纷、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
现代社会解决纠纷的机制多种多样，既有官方的，又有民间的。官方的主要有法院和行政机关；民间的主要有仲裁和人民调解等。
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行为不同于一般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不是纠纷的一方当事人，它必须居于中立者的地位行使裁决权，并且在机构、人员和物质保障方面取得独立地位。
行政机关裁决纠纷的程序虽然比司法程序简易，但仍然属于司法程序，需要遵循公正、公开、听证、回避等基本的司法原则。
行政机关解决的纠纷主要包括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行政机关解决行政纠纷的行为一般称之为行政复议。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的行为一般称之为行政裁决，包括单独裁决民事纠纷和附带裁决民事纠纷。
机构虽然在纠纷的解决上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机构实质上是一种信息机构，并无解决纠纷的权力，事实上起着“收发室”的作用，纠纷的解决权仍然掌握在各部门手中。建议把同监察、巡视、公示等制度结合起来，发挥其监督和纠纷解决的作用。
第一节总则
一、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解决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中的职能作用，实现高效、廉价、便民和公正的行政管理目标，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建立健全政府与民间相结合、行政与司法相结合、行政与民事相结合、调解与裁决相结合、正式程序与简易程序相结合的多部门、多渠道、多手段的综合纠纷解决机制。
三、行政机关独立行使纠纷解决权，不受其他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
四、行政机关解决纠纷依法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听证和遵循先例制度。
六、行政机关解决纠纷遵循公正、公平、高效、廉价和便民的原则。
五、行政机关解决纠纷适用调解。
第二节行政复议
四、行政复议机构应在机构、人员、职权和财政供给上取得独立地位，确保其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的干预。[43]
五、复议人员中的专职人员应逐步纳入法官体制管理。复议人员逐步从全国司法考试合格的人员中统一录用，最迟不得超过2008年。[44]
六、复议人员的待遇、晋升、奖惩由法律规定。[45]
七、复议机构设非专职人员，非专职人员由法律、技术方面的专家和相关利益组织的代表组成。专职人员、专家和利益组织的代表各占三分之一。复议审理人员由当事人从国务院法制办统一建立的专职复议人员数据库、专家库和利益组织代表人员数据库中随机抽出。不得由复议机构随意指定。[46]
八、复议机构审理复议案件实行公开审理，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
复议机构审理复议案件除申请人对案件事实无争议外，一律采取听证方式开庭审理复议案件。[47]
九、完善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程序和合法性标准。[48]
十、建立和完善行政复议附带民事争议的处理制度。[49]
第三节行政裁决
十一、制定《行政裁判所法》，在乡镇设立民间纠纷裁判所；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职能部门设立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纠纷裁判所。
十二、行政裁判所设主裁决员一至二人，裁决员二至四人。
十三、主裁决员为专职人员，逐步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资格的人员中统一录用。
十四、裁判所所长由主裁决员担任，有两名主裁决员的，两人分年度轮流担任。
十五、裁决员为兼职人员，由当地法律界、管理界以及相关技术界有声望的人士中聘任。
十六、行政裁判机构另设书记员一至二名，从法律院校毕业生中公开招聘。
十七、行政裁判所的设立、变更或撤销，裁决人员的任免、晋升、奖惩、待遇等事项，统一由《行政裁判所法》设立的裁判所委员会管理。
十八、行政裁判所裁决案件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
十九、行政裁判所裁决民间纠纷一般实行独任制。
二十、行政裁判所裁决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纠纷一般实行合议制。裁决员裁决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审理案件的组成人员必须是三人以上的单数。
二十一、行政裁判所作出裁决前，必须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方可作出裁决。[50]
二十二、行政裁判所作出的裁决书，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当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起上诉。[51]
二十三、经行政裁判所达成的调解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对调解不服的，不能向法院提起上诉。但调解书违反法律的例外。
二十四、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不服行政裁判所裁决的案件所作的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十五、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和调解书，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节行政附带解决民事纠纷
二十六、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时，可以一并处理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纠纷。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就民事纠纷作出的裁决不服的，可以向该行政系统设立的行政裁判所上诉，行政裁判所作出的上诉裁决为终局裁决。但当事人认为该裁决违反法律的例外。
二十七、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当地基层人民法院上诉，基层人民法院的上诉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十八、行政机关一并处理民事纠纷可以适用调解，当事人对已经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反悔的，可以向该行政系统设立的行政裁判所请求裁决，行政裁判所的裁决为终局裁决。[52]但当事人认为该裁决违反法律的例外。[53]
二十九、行政机关通过调解没有达成协议的，可以直接向该行政系统内设立的行政裁判所请求裁决。当事人对行政裁判所的裁决仍不服的，可以向当地基层人民法院上诉。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为终审判决。
第五节信访
三十、各级政府和部门应当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自由，通过渠道了解社情民意，不得压制群众上访，不得以群众上访为由搞所谓“一票否决权”。
三十一、建立案件数量和群体性上访案件、领导批示案件、上级交办案件以及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重大案件查处结果的社会公示制度。
三十二、省级以上监察机关应当与部门相结合，建立对重大案件的巡视制度，及时发现和处理行政违法违纪以及严重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案件，并将查处结果定期向社会公示。
参考文献：
[①]王名扬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108—110页。
[②]人们对委任立法并不陌生，但对委任司法似乎见之不多。本文将在第二、第三部分作详细说明。
[③]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第575—578页。另参见王名扬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135—136页。
[④]turnerv.williams，194U.S.279（1904）。
[⑤]Hunterv.Colfax，154n.w.1037，1061.（iowa，1915）。
[⑥]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310页。
[⑦]murrayv.HobokenL.iCo.，18How.272（1856）。
[⑧]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第554页。
[⑨]Crowellv.Benson，285U.S.（1932）。
[⑩]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1月第一版，第313—314页。
[11]胡建淼著：《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53-356页。
[12]王光辉著：《中国行政裁决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第8—16页。
[13]规定政府裁决民事纠纷的法律规范主要有：《森林法》第14条，《草原法》第6条，《渔业法》第12条，《矿产资源法》第47条，《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36条，《土地管理法》第13条，《水法》第35、36、37、44条，《防汛条例》第18条，《铁路法》第46条，《水土保持法》第31条，《红十字会法》第19条，《教师法》第38条，《电力法》第61条、69条，《煤炭法》第73、74条，《盐业管理条例》第11条，《宗教场所管理条例》第17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4条，《民间纠纷处理办法》以及《国务院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三角债”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关于清理有偿集资活动坚决制止乱集资问题的通知》等。规定职能部门裁决民事纠纷的法律规范主要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8条，《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第6、11、12条，《残疾人保障法》第49条，《邮政法》第35条，《城市房屋修缮管理条例》第25条，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的《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3项，《商业银行法》第73、75条，《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第10条，《草原法》第18、19、20条，《兽药管理条例》第47条，《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11、37、39条，《渔业法》第6、29条，《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3条，《渔业法实施细则》第27、28条，《野生动物保护法》第34条，《森林法》第34、37条，《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第22条，《野生动物保护法》第34条，《水法》第47条，《水土保持法》第39条，《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第29条，《河道管理条例》第45条，《环境保护法》第41条，《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2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5条，《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56条，《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23条，《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第28条，《对外经济开发地区环境管理暂行规定》第11条，《专利法》第57、60条，《体育法》第52条，原《价格管理条例》第29、30条，《电力法》第66条，《商标法》第19、22、27、39条，《烟草专卖法》第36条，《产品质量法》第12、28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8、34条，《特殊标志管理条例》第10、12、16、17条，《广告管理条例》第20条，《城乡集市贸易管理条例》第32条，《劳动法》第98、95条，《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教师法》第35、38、39条，《教育法》第78条，《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第53条，《残疾人教育条例》第55条，《城市供水条例》第36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4条，《献血法》第21、22条，《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第19条，《药品管理法》第56条，《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第12、19条，《出版管理条例》第44条，《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38条，《计量法》第27条、《计量法实施细则》第51、37、39条，《盐业管理条例》第28条，《电力法》第67、68条，《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41条，《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26、27、28、29条，《煤炭法》第75条，《矿产资源法》第39、40、44条，《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23条，《矿产资源勘查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51条，《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第52、14条，《土地管理法》第53条，《土地复垦条例》第15条，《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业管理条例》第31、36条，《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第20条，《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细则》第27条，《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第46条，《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43条，《妇女权益保护法》第48条，《自然保护区条例》第38条。
[14][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0-621页。
[15]方流芳：《民事诉讼收费考》，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16]赵旭东：《互惠、公正与法制现代化-一个华北村落的纠纷解决》，载于《北大法律评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127页。
[17]姜明安主编：《外国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18]应松年主编：《行政法教程》，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19]王名扬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138—140页。
[20]前引书，第143—144页。
[21]（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3页。
[22]王名扬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144—145页。
[23]本文对此问题已在多处提及，篇幅所限，此处不再赘述。
[24]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1月第一版，第449—452页。另参见李娟：《美国行政法官独立化进程述评》，载于《中外法学》1996年第5期。
[2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30条。
[26]见1991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5、7条。此解释虽然废止，但最高法院的意见没有改变。2000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第（三）项把行政机关调解民事纠纷的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但并未把行政机关裁决民事纠纷的行为排除。
[27]见1991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司法部的《关于适用第9条第2款有关问题的通知》、1993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处理经乡（镇）人民政府调处的民间纠纷的通知》、1993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适用第十四条有关问题的复函》等。
[28]宋龙凌、严惠仁、郭云龙：《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规范、完善行政裁决制度》，载于姜明安主编：《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调查报告》，法律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第80页。
[29]沈开举：《wto与我国行政裁决机构公正性研究》，《中国法学》2002年第5期。
[30]2002年9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40次会议通过，自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
[31]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872页。
[32]应松年主编：《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第28页。另参见王名扬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62—64页。
[33]1990年司法部。
[34]1999年9月22日国务院。
[35]对于位于法制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来说，重要的问题是调解在近现代社会中是否应该被放弃或扬弃，调解的制度化是否妨碍了法制化进程，还是在法制化进程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法制化社会中应如何处理调解与审判以及国家法律体间关系等等。这不仅仅是从利用既有条件推进现实变革的战略出发得出的问题意识，而且还和避免法制化的弊端、建构新的法律秩序模型密切相关。参见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化：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第83页。
[36]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第410页。
[37]王名扬著：《英国行政法》，第152页。
③排除适用的特殊情况，请参阅王名扬著：《英国行政法》，第157-158页。
[38]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2条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民事纠纷的范围作出了限制，如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等。本文建议适用该法规定的简易程序，不应受其适用范围的限制。因为，行政裁判所的裁决程序不能完全等同于司法程序，应当具有灵活性。
[39]此种制度设计可以理解为法律审。经过行政裁判所达成的调解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当事人反悔，要求上诉，其理由只能是该调解书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40]如果把行政裁判所的裁决作为一审，基层法院的判决就应当是二审，符合我国三大诉讼实行的两审终审的原则。
[41]此种制度设计亦可理解为法律审。
[42]因为行政机关附带调解案件的程序也是一道民事纠纷的处理程序，和单独处理民事纠纷没有质的区别。况且调解本身已经尊重了当事人的意识自治，当事人又对其民事权利享有处分权，再增加一道诉讼程序没有必要。
[43]我国虽然制定了《复议法》，但复议机构并未取得独立地位，复议人员办案完全听命于行政首长。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体制很难保障复议机关办案的公正性。因此，有必要依法确立行政复议机关的独立地位。
[44]复议人员的工作性质是裁决案件，解决纠纷，在这一点上和法官没有不同。因此，把复议人员纳入法官管理体制是完全必要的。我国现行复议制度之所以存在裁判不公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造成的。之所以规定2008年，主要是考虑复议人员取得司法官资格需要一个过程。同时，2008年中国将举行奥运会，在这之前，中国的法制环境应当有一个大的改善。中国需要向国际社会展示的不仅是经济建设的成就，体育运动的成绩，还需要展示政治文明建设的成就，特别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成就。
[45]此条规定主要是为了保障复议人员独立办案，不受所在机关的干预。
[46]现代行政的技术性、民主性不断增强，吸收专家和利益组织的代表，更有利于保障纠纷解决的公正性和民主性。同时，也有利于节约行政资源。
[47]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无争议的，可以实行书面审理；除此之外，应一律采用听证的方式审理。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法》规定的以书面审理为主的审理方式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陈述申辨权，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
[48]《行政复议法》虽然规定申请人可以一并提出对行政规定（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申请，但未具体规定审查的程序和合法性标准，这对保障《行政复议法》的贯彻实施、监督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和保护当事人权利是不利的。
[49]复议机关通过复议渠道解决行政纠纷的同时，应当一并解决与案件有关的民事纠纷。一方面可以减少当事人的讼累，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节约行政资源。况且，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刑事附带民事的先例。
[50]民事纠纷应当尽量采用调解的方式结案，这不仅利用了本土法治资源，符合中国国情，也有利于当事人的团结，防止纠纷的扩大或升级，更有利于案件的执行。
[51]行政裁判所的裁决应当作为一审，法院只保留最终裁决权即可。否则，审级太多，审限太长，不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
关于经济纠纷的案例篇6
后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合理化
按照诉讼制度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相位和功能，可以将当代中国纠纷解决史分为三个阶段：前诉讼时代、诉讼时代、后诉讼时代。“在中国，九十年代以前可以被称为前诉讼时代，此后，进入诉讼时代。在前诉讼时代，诉讼不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方法。随着法律制度的重建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因此，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比如，一度盛行的调解，逐渐不受重视。诉讼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就是争议解决方式的渐趋单一化、集中化。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高昂的诉讼费用耗费和时间耗费。社会复杂性、纠纷多样性的增强，要求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化。后诉讼时代是一个民事纠纷可以被多种方式合理解决的时代。
从1986年以来的统计数据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量一路飚升
从前诉讼时代到诉讼时代，不仅诉讼解决纠纷的数量在增长，诉讼与人民调解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结构比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人民调解纠纷总量为740.92万件，同年民事一审案件数量为291.6774万件，诉讼案件相当于调解案件的39.4%；而1998年，民事一审案件数量达到336万件，诉讼案件数量已经相当于调解案件的63.8％。据有关人士介绍，2001年诉讼案件与调解案件的数量比例已经基本持平。纵观1980年到2000年20年间，人民调解的组织建设和工作绩效的发展趋势，人民调解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后逐渐呈下滑趋势，调解人员和调解纠纷数渐趋减少。“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已经形成。一个社会的纠纷解决机能能否良性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决定的。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中对司法功能的强化；另一方面，对于司法的过高期望也导致了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失衡。诉讼时代的“强诉讼、弱调解”与前诉讼时代的“强调解，弱诉讼”一样，都是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失衡的表现。诉讼成本高昂、诉讼迟延和司法腐败可以说是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失衡带来的种种弊端的首当其冲者。从纠纷解决资源的供求规律看，当对一种纠纷解决资源的需求远远超过它的供给能力时，必然导致利用这种资源的困难性，成本高昂和迟延也就在所难免；随着这种资源的稀缺性的不断上升，掌握这种资源的人借以寻租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这就为司法腐败营造了可以想象的空间。纠纷的诱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也应当是多方面、多渠道的，诉讼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关键的一元，但是，诉讼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负荷过重必然会损害诉讼的正当性根基-程序正义，进而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因此，诉讼时代向后诉讼时代的过渡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或者说是一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发展向度。后诉讼时代正是谋求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合理化的时代，它将在解构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的同时，建构诉讼、调解以及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纠纷解决体系。暂时还难以对合理、均衡、良性互动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进行精确的量化，不过，改变“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健全人民调解制度，进一步充实和强化人民调解功能显然是迈向后诉讼时代的第一步。
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与市场经济
后诉讼时代是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时代，市场经济及其支撑下的主流信念系
统有选择人民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内在需求吗？纠纷解决方式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主流信念系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传统的调解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纠纷解决方式与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主张以礼乐仁义风化天下的儒家思想、提倡“和为贵、让为贤”的传统道德观“是一体性的。人民调解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在计划经济时期，在以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为基调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的感召下焕发出令西方人称羡的生机和活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调解还有能够获得足够运行能量的生存空间吗？
市场经济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国家与社会分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分离的社会，社会是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私人利益的领域，是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领域。市场经济不但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社会自治经济。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以使社会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来发展，同时，这也是建构“有效政府”，提升国家能力的需要。市场经济社会客观上要求更多的社会自治来整合社会。人民调解作为一种群众自治性解决纠纷的制度，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人民调解不是计划经济的附属物，后诉讼时代高度繁荣的市场经济对于社会自治的要求为其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权利意识蓬勃兴起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意味着走向权利的时代的到来。诉讼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后屏障，但是，由于心理上、经济上、环境上、诉讼服务自身缺陷等多方面的原因，公民对诉讼的利用存在诸多障碍。诉讼利用的可能性越低，诉权被消蚀的可能性就越大，对权利的保护也就越困难。在城乡差别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的我国，权利保护与诉讼利用之间的矛盾尤显突出。人民调解恰恰是缓建这种矛盾的蕴含着巨大潜力的制度设置。虽然，在初建市场经济的我国，诚信等道德规范的缺失，建立信任机制的困难，使人民调解面临窘境，但是，对于市场经济主体，人民调解灵活、便捷、易于接近的优势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后诉讼时代是进一步高张权利保护旗帜的时代，为权利而协商对话的心理共鸣必将使人民调解焕发出新的生机。
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与法治
后诉讼时代是法治理念和法治实践日臻成熟的时代。人民调解究竟是推动法治呢？还是阻滞法治进程、蚀损法治精神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黑格尔在《世界历史哲学》中认为，古代中国的法律缺乏整体上的原理，它没有区分道德领域与法律领域。传统调解与“德治” 、“教化”等国家治理方式密切相关的。与传统调解不同，人民调解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内涵。在时代，纠纷的解决是一个政治行为。调解是党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表现。“调解已被发展成为动员的工具，它将纠纷的解决与共产主义者重构社会的尝试联结在一起并使纠纷解决的政策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诚然，人民调解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治理方式存在某种同构性。国家治理方式转变的同时，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导致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性变迁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对于法治内涵的误读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九十年代以来，法治几乎成了诉讼的代名词，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被扩大化理解。这样的“法治氛围”一方面导致公众对诉讼的过高期待、社会对诉讼的积极鼓励；另一方面也贬抑了人民调解的价值和正当性。
事实上，198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颁布已经构成人民调解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此前的人民调解以政策、意识形态等作为调解依据。1989年条例确定了人民调解的三项原则：依法原则、自愿原则和不限制诉权原则。依法调解原则的确立奠定了人民调解与法治亲和的基础。从当代人民调解的实践看，依法调解与依情理调解、依风俗习惯调解等其它调解方式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处于一种交融状态。这种交融状态恰恰说明，当代法治社会中的调解，是包含利己动机和共同动机两方面的“契约性合意”，是一种起源于信赖的共存状态。“因此，法制化条件下的调解与对立性主张的充分讨论以及为此设立的程序、法律家的专业性活动是可以并立而存的。正是通过契约关系这一中介环节，调解与法治结合起来了。—――司法程序与私法秩序结合起来了。”从更深层面看，虽然，调解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创造规范，但是如果能为调解和正式法律体系之间的交流提供充足的条件，则调解在促进法治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如，（1）促进对法律制度的反思和纠纷当事人的反思，积极调和实体法和纠纷当事人的主张；（2）通过规范间的竞争和选择，大大增加法律发展的契机，以弥合实体法和生活规范间的裂隙；（3）基于个别纠纷的具体情况，对权利关系作出判断，促进实体法的具体化；（4）使潜在的纠纷得以外显，扩大对程序法的需求；（5）把日常会话的规则和程序内的行为规范以更有利于当事人的方式予以整合，以此来发展程序法规则；（6）通过部分地放松严格的审判程序的要求，从而达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平衡。因此，调解和法律试行机制极为近似，都是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狭窄地带增加了法律发展的契机。由是观之，人民调解非但不是法治的对立面，不但不会阻滞法治进程、蚀损法治精神，恰恰相反，人民调解具有与法治的亲和性，它可以成为法治发展的促进性力量。
关于经济纠纷的案例篇7
一、基本事实应弄清
1.接受委托要谨慎。经济纠纷鉴定是一种特殊审计项目，会计师事务所和鉴定人员应当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以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考虑自身能力和能否保持独立性。在接受委托时应向委托方及有关当事人详细了解经济纠纷所涉及的各方面情况、形成原因以及矛盾焦点，初步评估经济纠纷的风险程度，然后确定是否接受委托和签订《业务约定书》。在《业务约定书》中要明确委托鉴定的范围和目的，以免委托方和受托方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会计师事务所和鉴定人员接受委托后，应制订鉴定的初步方案，围绕经济纠纷产生的焦点，开展外勤工作。
2.要多深入实际调研。进行经济纠纷鉴定必须深入纠纷发生地，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详细调查了解情况，听取各方意见，注意掌握有关知情人的心理状况，并做好思想工作，打消疑虑。经济纠纷鉴定过程中的取证是十分艰难的，往往会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和阻力，有时知情人难找，原始证据无法取得，当事人出于各种心态，不愿出具证明材料，不愿提供真实情况，甚至故意扰乱视线，制造麻烦。因此必须取得充分、适当的鉴定证据，仅凭主观想象是不行的。我们在经济纠纷鉴定过程中为了找到知情人，曾经十多次往返于距事务所五、六十公里的经济纠纷发生地反复调查，直至弄清事实。
3.善于分析排疑点。我们接触的经济纠纷往往是有关部门多次查证未果或司法机关一时未作定论的。鉴定人员面对杂乱无章、各执一词的鉴定资料和证据材料，必须认真分析，运用专门知识和专业判断，逐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断排除疑点，弄清事实真相。
案例一：甲曾代丙在乙手中借过款，过后乙说甲还有一张代丙借款的借条在手中，甲则辩称在一次报账时，乙已将甲代丙的借款扣除了，只是没有从乙手中取走借条，由此形成经济纠纷。当地有关部门几次查账均未得出满意结果，最后还是以甲在乙手上的借条作为依据扣了甲的款。甲对此不服，但又拿不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后来甲找出一个笔记本，上面有甲在一次报账时的详细记录，但由于记录上的墨水颜色不一，当地有关部门领导认为是甲伪造的。我们接受委托后，向甲严肃指出作伪证的后果，甲明确表示如提供伪证愿负法律责任。在初步判断甲结算记录可靠的情况下，我们拆开记账凭证的装订线，经过细心审查，发现密封在装订线里面单据上的编号和汇总金额与甲在笔记本上记载的内容是一致的，并且其中一份单据上有扣除了甲代丙借款的详细记录以及该扎单据经过复原后的金额也与甲在笔记本上的记录完全相符，同时在一份单据背面有出纳丁亲笔作的关于扣除丙借款的记录。由此我们终于排除了疑点，再现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还了甲的清白。
4.错误、舞弊应严格区分。经济纠纷鉴定的任务是以查证属实的证据为依据发表鉴定意见，如果我们发表的鉴定意见混淆了错误与舞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界限，就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和后果。《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8号—错误与舞弊》中对错误与舞弊的性质进行了界定。
案例二：甲购买某种物品后将临时购物单据交给了财会部门，后来，甲电话通知乙财会部门取出临时购物单据。乙在取出临时购物单据时向财会部门出具了一份领条，之后便将临时单据交给甲去换正式发票。但甲将换取的正式发票失落，财会部门一直未予转账，后经多次催促，甲便在乙打的领条上签了“同意报销”意见，财务部门也据此转了账。后来某机构在查账时认为用白条报销不符合制度规定，而甲认为原来已将购物的临时单据报过了账，怎么又用乙的领条报了一次账?便认为是丙将乙的领条重复报账贪污了。我们通过多方调查，查明了本次购买高档消费品的结算过程和来龙去脉。原来是甲将临时单据交给财会部门后，财会部门当时根本未入账，后来财会部门以甲签署同意报销的领条入账虽不符合有关财务制度的规定，但丙不存在重复报账的舞弊行为。
案例三：在一起经济案件中，委托方反映丙有贪污舞弊行为，但根据当时司法机关掌握的情况，丙属于贪污未遂。因为丙虽将一存款人已经领走了存款的收据从记账凭证中取出后准备冒领此款，却因被公安机关收审而未能得手，未造成贪污后果。但委托方坚持认为丙有贪污行为，却又拿不出证据。我们在鉴定中通过查证分析，查明了丙的一起贪污舞弊事实，甲曾经委托丙还一笔款给丁，丙将此款据为己有。后来，财会部门以甲出具的便条作了账务处理，冲减了丁在该单位的个人存款账户。丙怕事情败露，利用职务之便，直接从丁的个人存款账户上增补了此款的数额，使其余额得以保留，同时又涂改账目，使总账上“利润分配”账户的亏损余额增大，以此达到了贪污目的。丙本想以假乱真，但最终还是被我们发现。
二、运用证据是关键
鉴定结论是以经过查证属实的证据来支持的，证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获取充分、适当的鉴定证据是经济纠纷鉴定的重要手段。《独立审计准则第5号—审计证据》第十一条明确提出的判断审计证据的可靠程度的五条标准，是我们获取和认定鉴定证据的依据。
1.原始证据作重点。要重视收集经济纠纷形成时的原始书面证据。经济纠纷形成的原因很复杂，由于各种原因，原始书面证据往往一时难以获取，但只要细心观察，重要的书面证据还是可以获取的。如有些资料在鉴定初期并没有引起鉴定人的重视，没有被作为鉴定证据，但随着工作的进展，对事物的认识逐渐深化，就能发现其证明价值。
案例四：甲反映乙欠公款，并称乙曾两次在其手上报过某专项工程款，第一次甲扣除了乙约5000元欠款后出具了一份约1.5万元的欠条给乙，第二次甲扣除了乙的欠款后又出具了一份约6000元的欠条给乙。甲辩称因一时疏忽，没有记在笔记本上，而乙对此情节则予以否认。我们在鉴定过程中了解到，甲曾用公款为乙还过个人借款本息约1.5万元的事实。甲为乙两次还债的时间均在甲反映乙曾两次报某专项工程款的时间之前。结合已获取的有关证据，我们认为：第一，甲既用公款为乙还过私债，乙第一次找甲报账时，甲理应将为乙还债的款项予以扣除，为什么甲只扣了乙约5000元公款，而不扣除为乙代还的约1.5万元债款?相反，甲还出具了一份约1.5万元的欠条给乙，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我们认为甲所反映的情况显然与事实不符。第二，甲辨称出具给乙欠条上的数额因一时疏忽未记在笔记本上，但我们却发现甲在当年的笔记本上清晰地记录了本单位干部、群众往来结算的详细情况，上面既有单位欠乙4000余元的大额记载，还有与乙结清往来款项后的留存余额记载，唯独没有甲所称的先后两次出具给乙约2.2万元欠条的记载。第三，该单位当年及次年的决算会计报表上均没有反映乙的这两笔债权。基于从各方面获取的原始书面证据，我们排除了甲与乙有过两次专项工程款的结算行为及甲出具了两份欠条给乙的疑点，从而否定了甲上述辩称的真实性。
最初，我们对甲的笔记本(备忘录)没有引起重视，后来在其他有关证据的启发下，我们反复审查了甲的笔记本，从中发现了甲、乙双方在经济纠纷产生时期的往来结算方式和规律，甲笔记本上的有关书面记录就成了我们有力的鉴定证据。
2.辨别真伪莫粗心。鉴定过程中获取的证据并不都具备证明力，必须对证据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去伪存真，这是对证据的质量要求。
案例五：在一起经济纠纷鉴定中，司法机关有一份甲写的证明材料，证明乙利用丙的报销凭证在甲手中换走了乙的借条，甲在证明材料中书写的内容与丙报销凭证上的内容一致，连货款金额也相吻合，应该说这一份证据是有证明力的。但我们认真分析了甲写的证明材料，发现了其中的破绽：其一，丙的报销凭证上的日期与甲写证明材料的时间相隔了一年多，而且该单位发生同类型的购货业务较多，为什么甲在事隔一年多后仍能清楚地回忆出丙经手的这笔业务报销凭证上的全部内容，如业务内容，货款金额，单位负责人在报销单上签具的意见等等。其二，我们在鉴定中了解到，乙没有向单位巨额借款的事由，同时，乙在单位资金紧缺的情况下，不可能借走大量现金，况且，在丙的报销单据上有单位财会负责人和领导签具的意见，明确指出此款的报销人是丙，乙用丙的购货单据换走借条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对此，我们与甲进行了接触，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甲终于道出内情。原来是丙对甲进行了威胁利诱后，将早已写好的证明材料给甲照着写了一遍。甲还向我们表示：“原先说的是假的，现在说的全部是真的，可以负法律责任”。通过对各种证据进行连贯的逻辑分析，从中发现疑点，摒弃了伪证。
3.各类证据要相印证。经济纠纷鉴定过程中既有鉴定人员直接收集到的原始书面证据，也有被鉴定各方当事人的举证和有关知情人的口头证据。若不同来源或不同性质的审计证据能够相互印证，鉴定证据则会更为可靠。
案例六：在一起经济纠纷中，甲反映与乙有过两次专项工程款的结算行为，乙则予以否认。在鉴定中，甲明确提出他所在的单位与a部门在年终结账后，是丙将所有的结算单据用报纸包着交给了甲，其中也包含了专项工程款。丙也证实年终在a部门结算了兑现工资款(专项工程款已从工资款中扣除)后，是他将所有账单和少量现金交给了甲。我们又从原在a部门工作过的两位领导那里得知，凡下属单位欠交专项工程款的，都从干部工资中作了扣除，其中一名领导还证实丙结了账后用报纸包了一包账单和现金回去了。我们将这些获取的证据相互印证，更进一步支持了我们从另一证据角度形成的“甲与乙没有两次专项工程款的结算行为”的鉴定结论。
4.不轻信口头证据。经济纠纷鉴定中，纠纷各方的言证往往是不可靠的。因为经济纠纷出现后，当事人均与本经济纠纷的鉴定结果有密切的关系，而有的当事人本人是清白的，但又无法举证证明事实的真相，也有编造事实的情况出现。
案例七：在一起经济纠纷中，甲经管的某项建设工程的账目仍有结存资金2万多元，但甲否认本人欠款，并一口咬定在与某单位出纳乙的一次结算中付了1.8万元现金给乙，乙还开了一份金额为36650元的收据给甲。甲解释其差额18650元是为建设工程代付的一笔款项。我们在鉴定过程中对甲反映的情况进行查证，事实表明，在一专项工程中甲所在的单位欠丙单位的款项，而丙单位又欠丁单位的款项，丁单位又因故欠甲的款项。丁单位在征得丙单位和甲的同意后，用丁所欠甲的款项代付了甲所在单位欠丙单位的款项，由于甲所在的单位曾于工程建设初期向乙所在的单位借了一份金额为36650元的转账支票付给了丙单位，丙单位又将此支票转交给了丁，但丁在银行并未取到款。于是丁又将转账支票退给了丙单位，丙单位将转账支票退给了甲所在的单位，甲又将转账支票退给了乙所在单位。由于甲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在向乙所在的单位借得转账支票时打了借条一份，乙所在单位已经据此入账。当甲将未兑付的转账支票还给乙所在的单位时，乙履行了财务手续，并开据了与转账支票金额相等的收据交给甲。我们据此认定，甲所反映付了一笔现金给乙的情节是虚构的。
三、一定要做到独立客观公正
《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第六条明确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会计师事务所和鉴定人员接受委托后，首先应该考虑是否能保持独立性，必须做到：
1.应遵守回避制度。委托方及与本次经济纠纷有关的人员应与接受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和鉴定人员无利害关系。如果存在利害关系，则不应接受委托。
2.排除干扰。会计师事务所接受经济纠纷鉴定的委托后，往往还出现经济纠纷的某一方有人出面打招呼，鉴定人员对此必须具有高度原则性。
3.要廉洁自律。鉴定人员绝不能收受经济纠纷任何一方的礼物，不接受任何一方的接请。
关于经济纠纷的案例篇8
关键词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
中图分类号：R-051文献标识码：a
第三方调解机制因其独特的优势而成为时下的新宠。目前，全国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56个地市采取了第三方介入解决医疗纠纷的措施，这一实践从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1年黑龙江省成立了调解委员会，自启动以来，该机制取得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同时暴露出诸多的法律问题。
一、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实践情况分析
目前国内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探索，尝试建立专业“第三方”来介入调解医患纠纷。从国外来看，较为典型的第三方调解模式有日本1973年建立的医疗责任险制度。美国1997年成立的国家医疗纠纷解决委员会，还有诸如调解和仲裁、监察人制度等一系列的解决方式。德国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创建的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调停所、鉴定委员会等。我国于2002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6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2011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在该法律的保障下，国内医疗纠纷第三方解如雨后春笋般广泛开展，卓有成效的模式有：北京市成立的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及医疗保险承保公司指定部门调解，构建“多调联动效果”；宁波市建立与医疗责任险相结合的第三方调解；南京市成立专业服务的营利性咨询机构介入医疗纠纷调解等。
二、黑龙江省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实施问题分析
2011年，黑龙江省在绥化、七台河、哈尔滨等市成立了致力于调解医患纠纷的第三方调解机构--黑龙江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调研，有数据显示，绥化市通过第三方介入处理的医疗纠纷案例一共有四例，其中调解成功的就有三例，这成功率都达到了75%；此外，七台河市调解医疗纠纷的案例有16起，其中成功的有11例之多，这些数据显示出第三方调解化解矛盾的巨大意义。
（一）调研数据分析。
笔者对黑龙江省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进行访谈、调查，以及对患者和医生进行随机取样、问卷调查。通过建立图表、数据分析，针对开放式问题收集意见和建议，归纳出以下三组数据结果：
（二）困境和问题分析。
通过对调查的数据进行归纳分析，可以看到黑龙江省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临困境和问题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社会认知程度低。从调研情况来看，发生医疗纠纷后，当事人首先想到的是传统的解决机制，如协商和诉讼等，而非第三方调解。这是因为公众不了解甚至根本不知道第三方调解组织的存在。分析来看，一方面由于第三方调解这一新模式，被公众了解、认可仍需时间，但也不可否认对第三方调解机构的宣传不到位；另一方面，第三方调解大都需要当事人的申请才能介入纠纷。这些都使得第三方调解这种新型的医患纠纷处理模式在目前尚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知。
第二，第三方机构规范性有待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本质为特殊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样缺乏具体法律依据，这使得调解的效力与公信力大打折扣，新兴机构在具体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中，大都没有科学的、严格的工作规范，这些弊端都会使得公众不相信第三方调解的权威性。
第三，经费来源成为困难。第三方调解机构基本都为非盈利性机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或社会捐赠。然而社会捐款是有限的，第三方调解机构想要维持正常的经营仍需上级政府的拨款，这就使得第三方在经济方面不得不依赖于行政机构，在调解中势必有所偏向，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严重影响其中立性与公正性。
第四，专业人员匮乏。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要想得到当事人的信任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在队伍建设方面需要有专业人员的参与，他们应当具备专业的知识，包括法学、医学、保险学、沟通学等。这样的专业人员很稀缺，没有相关专业培训，提供的待遇有限，因此专业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匮乏，这些难题尚未得到解决。
第五，与其他解决机制衔接不畅。由于缺少法律上的支撑，经过调解达成共同的调解意见，性质上也只是合同，并不具有强制力。若一方不执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选择重新调解或法院诉讼等救济，由此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长时间的纠纷争执加剧了双方矛盾的深化。
三、黑龙江省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完善路径
（一）加强宣传——提高法律救济意识之路径。
由于调解委员会宣传力度低、宣传内容匮乏、宣传时效性差等现实问题的存在，民众对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尚未形成法律救济意识。鉴于此，可以通过以下创新宣传手段，以提高公众救济意识：首先，设立黑龙江省大中型医院调解工作站作为前沿阵地。医疗机构可将第三方调解委员会的地点、联系方式、调解特点、调解流程图等信息印于病历上，或印在院内公告上，也可在导诊台一侧及门诊大楼告示栏中设立关于医疗纠纷案例的调解流程的指示板等。其次，建立黑龙江省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网页专栏开展宣传。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信息要及时公布，如调解成效汇报、获赔额、结案时间，典型案例。
（二）设计制度——保障第三方调解流程之路径。
1、调解中立及保障制度的构建。
由于新兴机构产生，没有公正有效的保障机制，没有标准的行业准则，没有独立的经费，必然会导致调解工作的参差不齐。医患双方当事人寻求此种救济方式时考虑到以上因素，便不能相信第三方调解机构的中立、公正、权威。因此构建保障黑龙江省第三方调解流程的制度势在必行。增设回避制度、公开制度、调解员惩戒制度等有利于保证第三方调解的中立性与公正性。回避制度可以参照我国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并结合第三方调解自身的特点和实践情况。公开是中立的灵魂，公开制度具体包括：调解过程可以旁听以及调解协议书可以公开。调解员惩戒制度能够有效限制调解员的肆意妄为，如果违反了中立原则，首办调解员应当为其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调解经费外界供给。
经费来源问题关系到医疗纠纷调解平台能否正常运作，也关系到其专业性和独立性。设想经费来自医院，纠纷解决将失去其中立性，造成当事人不平等的法律地位。假使由第三方调解机构自己出资，变成商业化的营利性机构在所难免，当事人考虑成本问题而更少去选择此种救济方式。因此建议确立专门用于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基金，以维持这种机制能有效开展和顺利进行。
3、组建专业调解队伍。
笔者认为医疗纠纷调解机构的调解人员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要考虑到人员专业性能否得到保障，即调解人员中必须有一部分对医疗纠纷的医学专业问题有所精通，否则难以从医疗科学的角度来对医疗损害责任作出明确的划分；二是要考虑到人员要保证医疗调解的合法性，即不能出现违法调解，这就需要调解人员中必须有一部分对法律问题有所精通。当然调解人员还应当具有一定的沟通交流技能和处理纠纷的工作经验。因此调解机构应当有专门的较为完善的培训机制。
4、确立并健全医疗责任险制度。
为了给予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最终效果的实现提供必要的财力保障，引入科学的医疗责任险制度不失为一个好方法。目前，可以考虑的措施有：黑龙江省应尽快出台《医疗责任保险方案》，启动试点测试方案；纠纷中的利益冲突风险由医疗责任保险进行部分分担；将保险公司设为纠纷调解的第三方，赋予保险公司相应的程序开启同意权、异议权、程序参加权、意见表达权等必要权利；以法律形式实施强制投保的商业保险。
（三）健全医事立法——完善法律保障之路径。
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最后一道防线，理应为医患双方当事人提供保障。但现实是，我国没有对第三方介入调解医疗纠纷制度做出专门规定，而且我国关于此种机制的立法与各地广泛开展的第三方调解实践相比相对滞后。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制订和颁布《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法》，以构建医疗纠纷处理法律体系；并阐明介入的第三方调解部门的法律性质、组织形式、经费来源、受案范围、调解流程、执行、法律责任及其与其他程序的衔接等内容；还应该包括医疗责任保险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与应用等相关事项。黑龙江省应尽快加强针对医疗系统，尤其是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立法建设，以便在纠纷产生时能为调解工作提供清晰的法律依据，以符合我国法治化国家建设的要求。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医疗诉讼中专家辅助人制度研究》编号：12522172；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学生创新基地项目《黑龙江省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研究》。
（作者：李姗姗，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法学专业学生，硕士在读；徐晗宇，通讯作者，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法学专业讲师，硕士）
注释：
黄思思，方姗，陈勰，等.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现状分析-以温州为例.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24（4）：518-521.
蔡蓓慧，姚丁铭，胡嘉佩，等.温州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实施效果跟踪研究.现代医院管理，2011，45：13-16.
关于经济纠纷的案例篇9
关键词：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对策
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在这一背景下，农业用地持续升温，导致了土地纠纷案件增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土地纠纷案件增多的原因分析
1、国家工作人员，村干部和利用职务之便低价或无偿耕种土地，没有公开，公正，公平的暗箱操作。甚至有的村委会自作主张发包土地。
2、土地使用权不明引发矛盾，由于历史原因，地界不清而导致争议。
3、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效益大幅提升，也是土地纠纷案件的根本原因之一。
4、垦利土地状况特点及合同的不规范性也会导致土地纠纷的产生。
5、农民法制意识的增强与村领导班子的法制观念相对滞后，不依法进行土地发包之间的矛盾是土地纠纷案件又一重要的因素。
6、承包地被征用，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产生的纠纷。
二、解决农村纠纷的对策
1、宣传培训。提高村干部的调解能力和农民的自行化解纠纷的能力，建立健全宣传制度，组织农村干部深入学习国家的一些针对农村土地的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意识。
2、充分利用行政手段化解矛盾，创造和谐。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依法的承包纠纷，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根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精神，以维护稳定为出发点，以维护农民利益为核心，妥善化解矛盾，抓好农村土地管理。
3、完善土地使用制度，首先来说，农民虽然是长期无偿使用土地，但是基于使用土地而被征收的农业税费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再次，农业税免征以后，大部分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已经受到很大影响。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农村公共社会事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最后，影响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和发展。完善土地使用制度，该无偿为有偿土地使用制度，可化解一部分或少地农民的负面情绪，同时也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系。
4、加大土地管理执法力度，建立土地纠纷仲裁机构。本着便利管理，便于耕作，消化矛盾，方便群众，对经济调节无法达成协议而又必须明确保管权的土地纠纷，依法裁定，以维护国家法律的严肃性。
总之，农民土地纠纷案件利益冲突较为明显，政策性较强，我们必须紧紧“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这一主线，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职能作用，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妥善处理好每一起纠纷。做到处理一件，规范一遍的社会效果。为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关于经济纠纷的案例篇10
作者简介：刘虹豆，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姚荣，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71373274），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eBp方法的普通本科院校专业退出标准研究：浙江实证”（LY16G030022）的研究成果。
摘要：英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是法定的契约关系，围绕高校与学生的纠纷建立了全面的权利救济机制。其中，司法救济扮演着重要角色。与英国相比，我国司法审查介入公立高校与学生纠纷的范围（包括横向范围即受案范围与纵向范围即审查强度）并不稳定且各地区差异较大，高校学生权利的司法救济缺乏稳定预期。在英国高校与学生的纠纷处理中，考虑到学术自治与诉讼成本、大学声誉等诸多因素，法院并不被作为理想的场所。而是通过校内申诉、独立裁决者办公室制度（oia）处理校生纠纷，并力图将其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鼓励运用协商、调解、仲裁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英国高校与学生纠纷解决的经验，启示中国公立高校建构浸润法治理性精神的大学治理体系；增强诉讼外其他法定权利救济制度的有效性；建立健全调解、协商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类似于oia机制功能的高等教育独立审查制度。
关键词：高校与学生纠纷；司法审查；契约关系；司法遵从；正当程序
自20世纪末开始，我国高校开始走出“象牙塔”，步入法庭接受学生的质问，司法的阳光开始照进大学的殿堂。由“田永案”、“刘燕文案”等高教行政的司法判决开启的中国高等教育行政诉讼浪潮备受关注，司法是否能够介入高校与学生的纠纷尤其是学术自治领域，司法介入校生纠纷的强度又是如何呢？面对高校与学生的纠纷，司法实务界与法学界、教育学界呈现出彼此交锋的观点倾向，各地区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表现出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实践中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范围的疑惑，迫切需要理论的回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高校与学生纠纷的裁决权，长期以来被英国视为大学自治事务的重要内容。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2004年英国《高等教育法案》颁布实施以来，这一传统已经被打破，包括特许状高校在内的英国所有高校的内部纠纷都开始受到外部的监督和审查。给予所有高校学生以平等的救济权，已然成为新时期英国高校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改革指导原则。在英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英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与此同时，法院在判决高校与学生纠纷的案件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并形成了相对成熟与稳定的司法审查原则。借鉴英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经验以及纠纷解决机制，有利于完善我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权利救济制度体系，在高校自治权与学生权利保护之间寻求平衡，进而促进中国高校法治秩序之建构。
一、法定的契约关系：英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
英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是法定的契约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通过入学关系合同和在学关系合同予以明定。契约关系理论作为解释英国高校与学生关系的理论，将高校与学生双方视为契约当事人，二者基于双方合意而订立契约关系。在该契约中，学生同意支付学费，如果学生保持良好的学术表现并且遵守学校的命令和规则，学校则同意提供教学并授予其学位。该理论中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契约关系是一种混合物，在某些方面明显的表现为私法上的合同关系，可以强制执行；而在某些方面则具有公法的性质，受行政法的规范约束。当前，英国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已经被数个领域的法律所定义，这些领域按照解决学生与高校关系的重要影响程度分别是合同法，房屋租赁法，歧视法，侵权法，人权法，与数据保护、信息自由相关的法律，以及知识产权法”[1]。
受英国高等教育财政的削减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英国高校学生的消费者意识逐渐增强，消费者保护相关法律在高校与学生纠纷诉讼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合同法在学生与高校法律关系中的应用，包含了：对合同的承认使得在学合同的生成；专家学术判断的司法遵从概念；自然正义的惯例法的应用；独立裁决者办公室在解决学生投诉中的角色，且这类投诉是无法通过高校的程序解决；专业团体对高校课程的认知；侵权法在教育事故中的应用；以及特许状高校中，学生在私营企业中会员身份的概念，只在特定的情况下允许巡视员的进入，而不允许司法审查的进入。”[2]当我们说到大学与其成员的法律关系时，这更多地是受合同的普通法所管理以及普通的契约所规定。目前，这种主张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了。学生和高校对于合同的接受就强调了大学的规则和记录。[3]因此，英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诉讼往往是基于契约关系如在学关系合同展开的。
关于高校与学生关系适用公法还是私法的争议在英国的争论是持续的，目前的观点是高校与学生的契约关系是公、私法因素的混合物。“学生既享有源自合同的私权利，也有用以确保大学在法规范围内恰当行事的公法上的权利。”[4]在“克拉克诉林肯郡与亨伯赛德郡大学”（ClarkvUniversityofLincolnshire&Humberside）一案中，有人认为，大学是一个公共的主体，那么就意味着两者之间的纠纷应当适用公法，司法审查的范围也应该限制在三个月的期限内。法院否定了这种观点并指出，在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中，公法和私法是并存的，而不是对立与相互排斥的，学生可以提出有关合同的要求。[5]
・比较教育・司法审查介入高校与学生纠纷的范围：英国经验与中国困局
从传统的代替父母理论到契约关系理论的演绎，英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发生着深刻变革。毋庸置疑，它对英国法院介入高校与学生纠纷的范围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英国高校学生权利的法律保护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中叶，由于大量的公共经费注入到英国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学生作为消费者观念的深入发展，基于‘私人’权利而确立的视察员裁判权的专门性和终结性开始不断受到批判，尤其是1987年thomasv.UniversityofBradford案件引发了关于视察员裁判权和司法审查介入的一系列争论。与此同时，视察员的裁判也被认为缺少独立性、程序明确性以及不符合‘自然公正原则’。2004年英国高等教育法案取消了视察员处理学生投诉和教师纠纷的司法裁判权，视察员的职责范围被极大缩小。”[6]至此，英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解决机制日益多元并开始接受外部的监督与审查。
二、受案范围与审查强度：英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范围考察
司法审查的范围包括横向范围与纵向范围，前者主要是指受案范围，涉及法院介入的事项类型与范围或者说何种事项能够纳入司法审查；后者是指法院介入的强度或者说法院对被审查行为应介入到何种限度。[7]当前，学术界在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范围研究中，对横向范围即受案范围的关注较多，而对司法审查的强度、限度关注相对较少。英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范围，充分考虑横向范围与纵向范围的内在关联，通过大量的判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司法审查机制与范围界定原则，包括契约保护原则、司法遵从原则与自然正义原则等。
（一）契约保护原则：高校与学生契约关系的司法审查
正如前文所言，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是法定的契约关系，高校与学生的纠纷往往涉及高校与学生双方订立的合同（包括入学关系合同与在学关系合同）。“2002年，六个学生成功地诉讼了牛津大学切尔沃学院。案件起因是由于切尔沃学院违背了在学合同，学生认为‘破旧车辆修复’这门高等教育课程没有作为一门实践课程开设。法官查理斯说道：‘实践课程是学生最期待的课程，然而实际上却非常的糟糕，因为任何一个教职工都没有相关的实践经历，他们都不是专业的破旧车辆修复者’。但双方并没有在损害方面达成一致协议，并且使这个问题追溯到了2003年2月份的一个案件：‘当某一教育机构无法提供如合同所规定的类型和质量的课程时，此类案件是可以明确了损害的大小及程度的’。并且‘目前这个案件的问题在于如何赔偿’。学生要求每人赔偿17000磅至27000磅；学院认为每个人统一补偿4000磅；法院判定每人10000磅（7500磅是课程价值的损失，2500磅是心灵创伤的弥补），附加的损害达到了4750磅，由于其车辆被拆卸后无法再组合到一起。法官并没有判定任何‘收入的损失’（无论课程是好是坏，学生都应当是有收入），并且基于同样的逻辑，也没有判定‘生活费用’与‘后期课程收入’的损失，因为这类损失难以证明。法官没有判定‘获取其他奖励的机会损失’，原因是由于法官认为原告并不想要得到这项补偿；也没有判定‘书本和工具’的损失，而这是之前的学生可以获益的。那么就剩下以下的内容：第一，‘对于原告的潜在课程价值’损失的定量计算，学院认为州的津贴和学生的学费已经赔付了学院缺陷课程的损失，但法院驳回了学院认为损失有限的这一说法。第二，学生的‘焦虑，沮丧，满意度以及恼怒的损失’。联系之前的案例，法官评判道：‘三年的高质量教学以及附加的刺激和机会将会成为人生不可估量的价值，而不是像学院或大学说的那样是有限的。’因此，这就意味着，比起学生的学费和学习奖励，一所顶尖的大学应当付出更多价值损失的赔偿。并且，从理论上说，由于违背合同，顶尖大学赔付给诉讼成功的学生的数量，应当比档次低的大学更多。”[8]显然，法院对学生的合同权利给予了充分保护。“除了切尔沃学院案这个唯一被公之于众的报道，泰晤士报也报道了沃尔夫汉普顿大学赔偿给了学生麦克・奥斯汀三万英镑的案件，原因是由于这个学生不满意其法律课程。‘泰晤士高等教育’中提到一个更完整的报道，诉求是由于低质量的教学和不充足的设施所引发的合同破坏。这个学生列了一份所谓缺陷的长清单：组件不能使用；授课者没有出现；投诉到大学并未严肃处理。当然，高校拥有提供给学生合理程度关心和技巧的义务。高校也应当提供合适的、充足的设施（例如图书馆设施，计算机，科学实践和实验室设施），给予学生取得学位标准的机会。若不能完成，那么将会导致合同的违背，以及误导。”[9]
此类判例，表明英国法院保护学生合同权利的范围是较为广泛的，即便是课程开设未能符合合同的要求，也将被法院受理，而学生也可以获得相应的补偿。这种补偿有时候不仅涉及课程本身，还涉及学校违约对学生造成的“心理创伤”。然而，需要认识到“合同中一般的规则是损失是与违背合同带来的损失相关，而与违背合同的环境无关，因此心理上的损失通常不会得到赔偿”。“当然也存在例外，当合同的目标是为了提供预约或好的精神状态时，若当事人的心灵受到伤害，那么就应当有赔偿。”[10]
（二）司法遵从原则：学术性判决的司法审查
学术遵从或学术节制原则，是英美法系国家作为学术性判决的基本共识。传统上，法院将“纯学术”判决和惩戒性判决划分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一般而言，由于法官只谙熟法律的运用，而不精通学术问题。法院是不愿意介入纯学术的判决的，法官认为在涉及学术评价的事项上，法院往往是无知和浅薄的。因此，英国法院坚守着学术判断上的司法遵从原则。“在R.v.Universityofportsmouth，exparteLakareber案中，法院指出：‘只有极清楚与最明显的不公正或背离大学自己制定的规则，才能为司法审查试图质疑学术决定提供正当性。又如在ahmedSalehv.UniversityofDundee案中，一个学生不满大学对其作出不许修改和重新提交论文的决定，寻求法院予以，法院不愿介入学术判断，驳回了该生要求司法审查的诉求。”[11]
总体而言，英国高校与学生的纠纷，大致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涉及学术评价，例如，教师对于学生的某一作业给出了相应的分数，基于学生的学术表现，决定学生的这门课是否通过。惩戒性判决分为两种。第一种与学生的学术成就无关，例如，学生之间的行为，或是学生与高校财产之间的行为。这类惩戒事宜与其他公共组织的惩戒并无区别，除非法院认为学生在特定的案件中拥有公平听审的权利。另一种即是与学术不端行为相关的惩戒判决，例如考试作弊、论文抄袭或是其他形式的不端行为，使得学生的研究陷入质疑。法院决定是否进行干预的关键，最初在于大学被质疑的判决类型。通过对早期案例的回顾，不难发现法院在‘纯学术’性的判决和学术惩戒类的判决的两者的区分上非常谨慎。近期，权威机构认为目前法院应更加重视根据具体案件所处的情境，决定是否介入。也许，目前法院会根据每个案件的实际情况以及正义性来划分范围。法院最主要的质询集中在高校一方是否有足够的事实表明他们公开的程序合理，或是他们是否缺乏正当和正义。”[12]“即便在那些没有视察员的大学，虽然学生在与大学发生惩戒纠纷时可以去寻求法院救济，但是，对于涉及专业的学术判断且恰当程序已被遵循的学术决策领域，法院同样不愿涉足。”[13]
也就是说，法院并不对学术本身进行评价，对涉及学术事务的大学判决往往保持克制的态度。只有当学校没有遵循自然正义的程序或评价的基础被质疑时，法院才会开始怀疑学术评价的实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受自然正义原则的影响，一旦大学对学生的惩戒存在严重的程序瑕疵，即便是涉及学术性的纠纷，法院也会介入。程序上的不规则问题，往往是英国高校与学生纠纷司法审查的重要内容。目前比较盛行的观点是：当案件展现出程序的缺失或是案件主体（主要是大学教师）没有进行专业的评价时，司法应当介入学术性的判决。因此，英国的经验表明，司法对介入大学学术判断保持克制与尊重的态度。但即便如此，英国法院依旧会考察学术判决是否涉及专业评价。如果不涉及专业评价，法院完全有理由介入尤其是当案件存在程序不规则的问题时。“如果有根据表明学术判断的作出没有遵守适当的职业标准，大学将会因此而挨官司。”[14]
（三）自然正义原则：程序不规则的司法审查
英国的判决集中关注程序的公正性，程序审查是法院司法审查的重点，这与英国古老的自然正义原则密切相关。“它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听证规则，即当事人在其利益受到某决定影响的时候，作决定人应该充分听取其意见；二是避免偏见规则，即某案件的裁决人不得对该案持有偏见和获取利益。”[15]“佩尔绍德诉剑桥大学案”是法院审查大学程序不规则问题的经典判例，且该判例涉及学术性评价的司法审查。该判例表明法院在涉及程序瑕疵的校生纠纷中，有鲜明的司法审查立场和态度。“1993年詹妮弗・佩尔绍德被剑桥大学的天文学院录取为博士生，但入学后，她做的研究不连贯，并引起了导师的不满。1997年，学院主任认为，由于她的论文达不到博士论文的标准，建议给她做退学处理。学院主任将这一做法推荐给教务主任。通过后来佩尔绍德的争取，学校同意她在既定的条件下继续完成博士学业，并取得了她的同意。然而，事情进展得并没有那么顺利。1998年7月，毕业研究委员会决定将她从毕业生中除名，而此时的她已经跟从一个新的导师进行了新的项目研究，因此她尝试上诉此项判决，申请她所说的‘口头担保’的请求，她口头担保着手提交她的论文。学院基于她目前从事的是一个全新的、不同的研究项目，拒绝了她的请求。佩尔绍德申请查看那份使她不能成为博士毕业生的判决报告，然而学校拒绝了她的请求。最终，上诉法院判决大学的行为不公正。法官认为，这是一个委员会是否违反义务以及行为是否公正的问题。大学委员会并没有考虑佩尔绍德的让步，并且在校方的质疑缺乏准确性的前提下，就拒绝学生一系列的事宜，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并且，学校拒绝给她查看有关她的报告，尤其是独立的学术报告。”[16]
在另外一起关于学生考试抄袭的案件中，法院同样基于自然正义原则，判决大学败诉。“诺兰是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的一名学生，他参加了律师学院的普通专业考试。在年度期末考试中，他携带了与笔试考试内容相近的小抄进入考场。法院认为，基于两套惩戒程序和规则来禁止学生的行为被认定是程序不正当。考试委员会并没有将诺兰精神状态的缓和环境纳入考虑的范围，考试委员会判定诺兰全部考试都不通过，并且不给予重考的机会。惩戒委员会在第一时间掌握了关键的证据，而考试委员会却没有，并且在后来的程序中，申请者不被允许出现。法院判定考试委员会的判决无效，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将全部的证据考虑进来，而仅仅只是听取了惩戒委员会最初的说法而已。法官认为委员会有义务将所有的材料都纳入判决的范围，因此此项判决无效。”[17]当然，也有研究者指出，需要“注意学术事项与非学术事项性质上的差异，在程序保护上予以区别对待”。“对于学生给予纪律原因的惩戒，高校一般要遵循严格的程序要求，因为纪律原因主要是指学生与学术无直接关联的、触犯校规或法律的行为，主要是与学术判断无涉的事实调查与事实认定。而对于学生给予学术原因的惩戒，因为关涉学术判断，不需要遵循严格的程序要求。”[18]
总而言之，英国法院在高校与学生纠纷的解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司法审查机制与原则。然而，这并不代表英国将法院作为校生纠纷解决的理想场所。相反，能够进入法院的校生纠纷是极少的。法院往往认为，学生与高校的法律纠纷是极其奢侈、持续、昂贵以及尖锐的。在英国高校与学生的纠纷处理中，考虑到学术自治、诉讼成本、大学声誉等诸多因素，法院并不被作为理想的场所，而是通过校内申诉、独立裁决者办公室制度（oia）处理校生纠纷，并力图将其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鼓励运用协商、调解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法院往往期望大学建立更加完备的治理机制，减少校生纠纷的产生。
三、中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范围：现状与重构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开始摆脱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大学背景下典型的“特别权力关系”，学生的主体地位逐步得到确立。“田永案”作为我国法院介入公立高校学生管理的第一案，它使得学生的权利真正实现主张与救济，打破了公立高校作为“法治真空”地带的神话，促使司法的阳光开始照耀进大学的殿堂。
（一）进退维谷：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范围现状
司法审查是否可以介入公立高校学生管理？司法审查介入公立高校学生管理的限度如何？从行政审判的角度而言，不同时期、不同层级与地区的法院对此有着不同的观点。一直以来，法院的逻辑受到特别权力关系以及内部行政行为理论的影响，而对高校学生管理纠纷采取相对谨慎和克制的态度。20世纪末“田永案”、“刘燕文案”等高等教育纠纷的司法判决，增强了大学生积极维权的信心，也使得各地区法院开始陆续受理公立高校与学生的纠纷案件。这一由诸多个案引发的诉讼实践的展开最终汇聚成了一股高等教育领域行政诉讼的浪潮，受到了社会普遍而强烈地关注。“任何个案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特殊的，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动因和特定社会背景，那些成为推动人类法律制度变迁的个案只是‘幸运’地成为了第一个。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因得益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其所伴随的中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才使得1998年的‘田永案’成为可能。‘田永案’的意义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中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由此开创了中国高校教育行政诉讼的勃兴局面，因此它也被誉为‘具有高校教育行政诉讼里程碑意义’的案件。”[19]与此同时，“田永案”促使高校、教育行政机关等行政主体的法治化进程，程序正义等行政法治的原则与理念开始逐渐获得认同并实现制度化。正如何海波所言：“法院对行政法原则的适用，常常被有权机关在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中采纳而产生普遍约束力。今天还是学说或者观念上的原则，明天将成为制定法原则。更重要的是，通过媒体的报道、权威刊物的传达以及官员同行间的直接交流，法官在个案中对行政法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将被其他法官所知悉和仿效。”[20]
然而，个案的力量能否真正改变整个公立高校行政司法救济的状况呢？法院的逻辑显然并未呈现出一些研究者想象中的图景。在实际的司法判决中，“有的地方对学生以高校为被告的案件直接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受理；有的地方则需先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申诉处理，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以高校为第三人提起行政诉讼。对于受教育者、教师直接以高校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法院通常不予受理或驳回”[21]。公立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救济，事实上遭遇着诸多观念和利益乃至现行法律的阻碍。高等教育行政诉讼发展的滞缓，“既表现为学生为维权而‘接近’司法还存在一定的障碍，也表现为司法本身的准备不够充分”。“首先，学校与学生之间发生的纠纷只有很少一部分进入了司法救济渠道，法院受案数量明显偏少；其次，法院受案类型比较单一，很多类型的纠纷仍被排除在司法诉讼之外。再者，法院受案和审案缺乏统一标准，‘各自为政’现象突出。”[22]法院是否以及如何受理公立高校学生管理的纠纷案件，一方面，受到政府、大学等外界因素的干预以及理论性困局的束缚。“据法院人士介绍，2004年最高法院曾酝酿出台关于教育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以规范、统一此类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在调研过程中，除部分教育界人士担心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受侵扰而强烈反对外，还遇到了一些理论上的疑难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高校能否作为行政诉讼被告。”[23]另一方面，也受到《教育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制约。“从搜集的资料看，在1999―2011年间，年均有3.7个生效判决案例，但其在各年之间并不呈正态分布的态势，各年间的案件判决数量有起有伏。1999年虽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的先河，但紧接着的2000、2001、2002年，其受案数量却呈明显下降趋势。这一变动趋势与当时全国法院一审行政案件受案数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24]学界普遍认为，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行政诉讼案件的变动趋势，与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密切相关。
总而言之，司法判决受制于行动者互动的复杂网络，法院的逻辑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而陷入能动与克制之间。公立高校学生权利司法救济的大门虽然已经打开，但它还“仅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这种限制已经成为通说，并被许多人视为当然而无需进行理论论证”[25]。司法机关与法官对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类案件的消极态度，源于行政诉讼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足够的制度空间。“虽然《行政诉讼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初步确立，但是外部的压力和审判权独立的欠缺，使得法院在受案范围问题上进退维谷，以‘请示’和‘解释’的方式来规避法律和政治风险，成为法院基于司法能力的认识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如果没有最高法院一再强调要积极大胆地增加受案数量，司法解释中受案范围界定更会变成消极司法的口实，严重阻碍行政诉讼受案数量增长。”[26]现实中，“一个案件从是否予以立案，到最终的判决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当事人的能力、积极主张的态度，法官的学识、胆识，以及社会的环境、公众的认同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27]。高等教育行政诉讼领域个案的诞生，往往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
“十余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鲜活的个案，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的勃兴局面，扩张了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同时也为行使公权力组织的行政法规制提供了有益经验。但在一个奉行成文法已有长久历史传统的国家，难以寄望仅凭借这一个个案去推动整个司法制度的变革。”[28]各地法院在公立高校与学生纠纷案件中的反反复复与随波逐流，展现出中国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的复杂图景。在此背景下，学界开始广泛呼吁通过《行政诉讼法》的修订，拓展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的制度空间。然而，最新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显然并未破解司法审查介入公立高校学生管理的诸多理论与现实问题，这将促使法院的司法判决在较长时间内依旧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当然，十余年的高等教育行政诉讼历史，也积累了较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指出的是，“田永案”中正当程序原则的运用以及“甘露案”中“比例原则”的实际应用，鲜明地展示出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在高等教育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功能，通过判决发展法律成为我国高等教育行政诉讼制度变革的重要特征。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甘露案”的判决，可以发现法院期望通过该案，确立处分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实现公立高校学生管理在秩序与权利间的平衡。大学校规的目的不仅是规范普通高等学校的管理行为，而且也是为了保障师生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就“甘露案”所涉的纪律惩戒而言，“其核心判断应该在于对其抄袭行为的惩罚是否属于罚当其过的判断。如果这样，我们可以主张：其适用的条例第54条第5项必须受到另一个原则的限制，也即法院在判决中已经明确表述而并未论证的原则：‘特别是在对违纪学生作出开除学籍等直接影响受教育权的处分时，应当坚持处分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做到育人为本、罚当其责，并使违纪学生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当处理开除学籍等直接影响受教育权的处分时，因为受教育的权利是人格发展的基础，因此必须对其适用惩罚方式的合目的性进行严格的司法审查。此外，对学生的处分应该符合比例原则，手段和目的合比例，在数个相同有效的手段中选择对关系人侵害最小的手段（必要性）。学校可以通过其他损害较小的纪律处分，督促学生认识和改正错误并观其后效，也可以达到相同之目的。”[29]
（二）自治标准与基本权利标准的平衡：司法审查范围的重构
面对进退维谷的中国高等教育行政诉讼制度，借鉴英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经验，重构我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机制显得尤为迫切。从本质上而言，公立高校法治秩序的建构既需要维护大学管理的基本秩序，促进大学自治；又需要维护学生的合法权利。法院在受理校生纠纷的案件时，往往处于大学自治与学生权利保护的两难境地。正如台湾学者赖恒盈所言：“大法官在处理学生权益之救济问题时，一方面不断忧心是否过度干预大学自治；另一方面，在面对如何保障大学之自治制度时，又忧心对于教师或学生权利之保护是否不足或存有漏洞。因此，学生权利保护之法网，呈欲张又止之现象。”[30]因此，“在尊重大学自治权与有效救济学生权利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路径成为司法实践的关键”[31]。
英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经验表明，自治标准与基本权利标准的平衡尤为重要，前者表现为法院谨慎介入学术评判的司法遵从原则；后者则表现为法院积极能动的自然正义原则与契约保护原则。保守克制与积极能动往往是相互制衡的，需要结合个案的实际情境进行缜密的推理与适用。当前，我国法院在涉及高校与学生纠纷的案件审理中，已经基本确立了自治标准，以回应司法权对大学自治权尤其是学术自治的介入问题。2012年第2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何小强诉华中科技大学履行法定职责纠纷案》的裁判摘要中明确指出：“学位授予类行政诉讼案件司法审查的深度和广度应当以合法性审查为基本原则。各高等院校根据自身的教学水平和实际情况在法定的基本原则范围内确定各自学士学位授予的学术标准，是学术自治原则在高等院校办学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对学士学位授予的司法审查不能干涉和影响高等院校的学术自治原则。”从《公报》的内容中不难发现，法院期望通过合法性审查来确保对大学自治的尊重。
当然，需要认识到由于司法审查中基本权利标准的缺失以及大学与政府法律关系的模糊性，法院对大学自治标准的尊重可能致使大学自治异化为大学行政权力对学生权利的恣意侵害。例如，在学术评价相关的案件中，如果法院以“大学自治”乃至“内部管理行为”等为依据拒绝受理，那么很有可能造成学生权利的损害。为此有学者指出：“学术评价行为虽然带有极强专业性，但是该行为是可分的，其中既包含有专业问题，亦包含有法律问题，前者如学术水平、论文质量、答案是否正确；后者如考试的组织、考试的评分计算、答辩或者评议委员会的组成、答辩或者评议程序等。对于专业问题，法官因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因此无法审查。但是法院对于学术评议行为中的法律问题进行审查并不违反司法节制的原则，亦不会造成对于高校学术自主以及教师学术权威的损害。相反，如果不对学术权力设置任何约束和监督，则可能造成某些享有学术权力的人滥用权力，侵犯他人合法权益。”[32]显然，该观点与英国高校与学生纠纷的司法审查中流行的观点是颇为一致的，都认为需要对学术评价行为进行区分与具体解读。实际上，“司法审查程度的把握，不能事先规定一个一成不变的绝对标准，而要与具体案件中高校管理行为的技术含量程度、规范化程度，特别是对相对人权益影响程度等因素联系起来”[33]。
总而言之，与英国相比，我国司法审查介入公立高校与学生纠纷的范围（包括横向范围即受案范围与纵向范围即审查强度）并不稳定且各地区差异较大，高校学生权利的司法救济缺乏稳定预期，需要通过立法或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建立自治标准与基本权利标准平衡且规范化的司法审查机制。
四、司法审查介入公立高校与学生纠纷的限度与超越
随着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变化，学生的权利意识不断高扬，高校与学生的纠纷也日益增加。考虑到司法资源的紧张以及大学声誉、学术自治、诉讼成本等因素，法院并不能够作为校生纠纷解决的理想场所，而应该作为定纷止争的最终判决机构。并非所有的纠纷，都适宜由法院来审理。换言之，司法审查介入公立高校与学生纠纷有着不可避免的内在限度。因此，亟待通过建构浸润法治理性精神的大学治理体系；建立健全调解、仲裁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增强诉讼外其他法定权利救济制度的有效性等举措，超越高校与学生纠纷中司法救济的限度。
（一）建构浸润法治理性精神的大学治理体系
传统的大学治理体系往往缺乏法治理性的精神，权力的行使缺乏制约与监督机制，这使得大学成员的权利尤其是学术权利可能遭受侵害。高校与学生纠纷的产生，往往与大学治理体系中法治精神的缺失密切相关。例如，在我国法院所受理的高校诉讼案中，“程序瑕疵”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为此，需要建构浸润法治理性精神的大学治理体系。英国高校普遍“采取以下措施来降低高校与学生纠纷诉讼的可能性：（1）对于高校学生合同的预防性审查；（2）一旦一个问题的发展是为了避免挑起不可取胜的案件时，那么就需要一种明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3）承认学生是消费者，是为了保证学生能被个别地对待”。英国的经验表明，大学治理体系是否能够彰显法治理性的精神，关键在于是否建立了完备的法治机制与理念，建立高校与学生间相对民主与平等的协商互动关系。我国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大学学生自治。“只要涉及学生的相关事务，大学纵使是行使其自治权，仍应赋予学生一定的程序权，以避免纠纷的产生。”[34]
建构浸润法治理性精神的大学治理体系，一方面，能够建构高校学生的法治信仰与素养，促进大学法治教育；另一方面，它将减少大学与学生间纠纷的产生；最后，它能够增强纠纷解决过程与结果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从本质上而言，大学治理体系要彰显法治思维与法治精神，一方面，需要建构符合法治精神的大学规章制度体系，通过合法性审查与民主参与等方式，促进大学规章自治权的法治规约；另一方面，大学治理的动态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法治思维，将程序正义、利益衡量、信赖保护、民主参与、权力制衡等法治原则嵌入到大学治理的具体实践之中，促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以及大学公权力与师生权利的平衡。当然，鉴于大学学术权力特有的专业性特征，其享有较大的专业判断权，对大学治理的法治要求并不能等同于其他组织。例如，在教师职称评定、学位授予以及学生成绩评判等关涉学术自治的领域，正当程序等法治原则的要求是相对宽松与节制的。当然，“未来大学专业判断权的行使也日益受到现代法治秩序的规约，尤其是比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等”[35]。
（二）增强诉讼外其他法定权利救济制度的有效性
当前，我国法定的诉讼外权利救济制度包括校内申诉制度、教育主管部门的申诉制度以及教育行政复议制度等。这些制度往往被作为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设置，然而，制度的有效性却广遭诟病。其中，负责申诉工作的学生申诉委员会基本由大学行政部门主导，其对双方之间的纠纷只起到了缓冲的作用，并不能真正发挥监督学校权力以及救济学生权利的功能，呈现出“权利救济虚置”与“权力监督困境”。在现实中，高校与学生纠纷的案件几乎百分之百都是申诉机构维持学校原处理决定。[36]事实上，该制度并非高校自治的自发产物，而是教育部为适应新的社会发展与变化，通过规范性法律文件加以确立，自上而下在全国高校内广泛推行的。[37]国家控制的逻辑，实际上降低了学生申诉制度的有效性，限制了大学自治能力的生长。因此，应该通过“确保申诉处理委员会组成与设置的民主性、专业性与相对自主性，以正当程序理念改进申诉处理程序，确保高效申诉委员会决定的效力，授予其对高校决定的有限变更权”[38]等改革举措，增强学生申诉制度的有效性。当然，为了更有效地保障学生权利，避免因其他法定权利救济制度作为前置程序而影响学生权利救济，建议将校内申诉制度作为可选择的程序而非强制程序；而教育主管部门的申诉制度，则可以作为前置程序，以发挥教育行政部门的专业性与权威性，节约司法资源，缓解司法压力。
（三）建立健全调解、协商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aDR），对应于纠纷的司法解决方式，是指“并非由法官主持裁判而是由一个中立的第三人参与协助解决纠纷的任何步骤或程序”[39]。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优点是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没有的，它往往更加廉价、快捷、灵活和隐私。英国高校与学生的纠纷，往往重视调解、协商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应用。aDR作为一个西方舶来品，如何契合中国高校的实际状况来更好地保护学生权利，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与实践议题。当前，限制aDR在中国应用的问题在于，教育类中介组织与社会团体的发育滞缓，公民社会难以形成aDR的制度能力。较为可行的方式是，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培育教育中介组织作为第三方参与调解。在调解过程中，需要充分保障高校管理者与学生之间合意的达成。协商在高校与学生纠纷解决中的应用，则主要可以通过正式或口头的听证实现。通常而言，听证本身也是协商的一部分，经过公开尤其是畅所欲言的辩论，事实与事理会愈加清晰、清楚，这就为双方尤其是学校方面作出适度的妥协奠定了基础。当前，我国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在学生管理中引入听证制度，尤其是纪律处分领域听证制度的应用，充分保障了学生的听证权利，彰显了程序正义的价值。例如，“2004年中国政法大学制定《违纪处分听证及申诉规则》；2005年浙江大学对给予开除处分的学生实行听证制度；浙江工商大学于2009年专门建立了全国教育系统首个实体性的‘听证大厅’，实行听证委员会制度等等”[40]。
（四）构建类似于oia机制功能的高等教育独立审查制度
2004年7月1日，新颁布的《高等教育法案》开始实施。“该法案终止了延续多年的视察员（Visitor）处理高等院校内部纠纷的终局裁决权，转而设立一个新机构――独立裁决者办公室（theofficeofindependentadjudicator，oia），负责处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高校学生申诉事务。”[41]独立裁决者办公室是一个受担保人限制的团体。其委员会包括一系列组织的代表，其中有大学董事长委员会（CUC）、全国学生联合会（nUS）等。oia的目的是为学生的投诉提供一个外部且独立的主体。该主体的建立是为了解决学生与高校关系的不平衡，包括诉讼的资源，以及当受侵害学生不能从学校内部程序得到满意答复等问题。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代替学校的内部程序。学生必须在寻求独立裁决者办公室帮助之前，遵循学校的程序。此外，oia并非一个管理者，也并非是用来规制与约束高等教育机构的。它往往是学生不愿意采用昂贵与耗时的司法救济途径时，实现权利救济的一种选择性方式。oia不是学生提讼的强制性前置程序，但实践中oia往往被法院作为前置程序，当法院发现案件没有经过oia处理程序时便会驳回。
英国的oia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全新的，并且是唯一的，它首次将处理学生投诉问题纳入统一的程序标准，以法定形式任命专门的、独立的机构代为执行，采用低成本的方式，达到快速、公正解决大学自身不能解决的投诉问题，促进高等教育领域较少以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受到了大学机构和学生的赞同和支持”。“与此同时，独立裁决者办公室制度也推动了大学内部规章程序的重新审视和修订，促进其公平性、合理性和可行性。”[42]为了改变中国高校与学生纠纷解决机制乏力的现实困境，中国应该借鉴英国的经验，通过教育立法设立类似于oia机制的高等教育独立审查机构并赋予其相对独立的法人地位。为避免高等教育独立审查制度出现类似oia在英国实施过程中，呈现出的司法挑战与受案范围模糊等困局，应在制度设置之初就以规范的法律文件形式，明晰该机构的管辖权范围以及它与法院司法审查之间的衔接关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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