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撤案流程篇1
一、我县调解工作的情况分析
近年来，我县基层调解组织和法院在实践中，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用调解方式解决了大量的民事纠纷案件，为社会矛盾的及时解决化解、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在2009年至2011年6月期间，我县求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共收理各种民事纠纷1539件，调解成功1279件，调解成功率达83%左右。其中收理交通事故民事纠纷1144件，调解成功885件，调解成功率达77%；收理的群体性民事纠纷208件，调解成功159件，调解成功率达76%；收理法院移送调解的民事纠纷229件，调解成功106件，调解成功率46%。我县法院收理民商事案件4460件，调解1012件，撤诉756件，调撤率39%；其中姻婚家庭纠纷815件，调撤415件，调撤率达50%；劳动报酬纠纷142件，调撤126件，调撤率达88%；交通事故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358件，调撤141件，调撤率39%；民间借贷纠纷1782件，调撤率33%；卖买合同纠纷349件，调撤率41%。另对调撤处理案件的结案时间统计，其中一个月内结案的占调撤案件总数的40%左右。
从上述统计数据分析，我县的大量交通事故和群体性民事纠纷，在矛盾的初始阶段，就在人民调解组织中得到有效的解决。而进入诉讼程序的民事纠纷，大部份以姻婚家庭、劳动报酬、人身损害赔偿、民间借贷、卖买合同纠纷为主，法院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通过审理，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了调解，许多又以调解撤诉的方式得到合理解决，而其中近40%左右案件又是在一个月内以调撤方式结案。同时，对于许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群体性案件、以及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的案件，法院立案受理时，经合理地引导到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也取得了显著效果。
二、各地法院主要做法和分析
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在围绕服务大局、为民司法的主题下，以实现案结事了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对法院民事调解工作非常的重视。2007年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其的《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中，就确立“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民事审判工作指导方针。为充分发挥法院诉讼调解所具有的双方当事人对抗性小和案结事了的效果，在认真总结调解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10年6月7日在其的《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中，确立“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要求各级法院要牢固树立调解优先理念，自觉主动地运用调解方式处理矛盾纠纷，尽可能把握一切调解结案的机会做到“案结事了”的目标。为此，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在积累许多有益的调解经验之后，很多基层法院在法院内部设立了法院调解中心或称诉前调解中心。
从各地法院设立的法院调解中心效果来看，其在化解纠纷、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等方面发辉了重要作用，综合各地的作法，其处理案件的工作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模式：
1、审前调解前置型：就是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后，在移送判业务部门审理前，由立案法官积极主动地将全部案件引入法院调解中心，由调解中心法官对每件案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自愿平等协商，力争将纠纷化解在诉讼的初始阶段。如调解不成再移送致审判业务部门进行审理。
2、暂缓立案分流型：就是人民法院在立案时，对部份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群体性案件、以及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矛盾激化的案由调解中心对当事人的案件材料进行审查后，进行暂缓立案受理，引导其到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解，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的，法院再予以立案受理，进入诉讼程序审理。
3、诉前调解分流型：就是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后，通过对案件材料审查，根据案件的性质和难易程度，在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将部分案件先引入法院调解中心，由调解中心法官召集双方当事人前来进行调解，经过调解中心调解未果的，再移送审判业务部门进入诉讼程序审理。
4、诉前调裁合一型：就是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后，通过案件材料审查，根据案件的性质和难易程度，将部分案件先引入法院调解中心，组织调解，由调解中心法官召集双方当事人调解，经过调解中心调解未果的，在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再移送审判业务部门审理，由调解中心及时审理进行裁决。
法院设立的调解中心能有效地将部份民事案件得到及时的解决，但上述各种形式均有其利弊，其中审前调解前置的方式能有效及时地解决许多民事纠纷，但是所有案件都要求调解前置，有违调解的自愿原则，同时目前普遍存在送达难问题，也使许多案件久拖难调，影响案件审理期限；暂缓立案分流的方式能使法院和人民调解形成双联互动的关系，但在符合立案条件时，而当事人又不愿意到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解，暂缓立案无法律依据，也易引起当事人对法院的对立情绪发生矛盾；诉前调裁合一的方式无凝对民事纠纷及时解决最快的方式，但法院调解中心不是审判业务部门，在调解未果时，由其进行审理判决是否存在法律问题，涉及到其法律地位和性质；本文认为四种方式中以诉前调解分流最合理合法，它符合民诉法的调解合法自愿的原则，同时又能高效快捷地解民事纠纷，但其也存在案件如何确定案件分流和分流范围的问题。
三、法院调解中心的功能定位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事业快速发展的阶段，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增加，民事权益之争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表现在人民法院受理的商事案件数量逐年增加，如何高效公处理,成为人民法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各地法院成立法院调解中心，本文认为其功能定应体现如下方面：
1、过滤分流功能：随着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增强，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民商案件受理量呈逐年攀增的趋势，使法院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进一步加剧，所有民事纠纷进入诉讼程序，不仅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也不符合民事纠纷应高效及时处理的要求。同时，诉讼并非是矛盾解决的唯一途径。对立案受理的民事纠纷，由成立的调解中心及时进行调解处理，能够起到过滤分流案件的功能，使大量民事案件不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从而减少司法资源的消耗和当事人的讼累。
2、缓冲矛盾功能：在社会经济发展同时，许多因社会变革、姻婚家庭、邻里关系等原因所引发的民事纠纷，往往双方当事人存在情绪严重对立，矛盾易于激化，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这类纠纷进入法院进行诉讼，在处理上仅凭判决往往难以实现当事人内在的利益诉求和矛盾纠纷的化解。对于此类案件，无论是立案时、还是审理后，将其引入法院调解中心进行调解，缓冲双方矛盾，发挥调解的服务和调节功能，有利于实现司法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3、诉讼疏导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不断的调整，造成社会矛盾纠纷的主体和内容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一些纠纷在得不到及时地疏导化解，很容易引发，从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发展。有些纠纷虽形式上表现为法律问题，但并不是通过诉讼所能解决的，往往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配合或解决。在解决民事纠纷的渠道上，诉讼虽是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但并不是万能的。法院调解中心可以引导当事人理性对待矛盾纠纷、合理表达诉求、合理选择解决手段和方式，从而妥善地尽快解决矛盾纠纷。
4、高效及时功能：人民法院针对日益繁重的审判的压力和有限的审判资源之间矛盾，为提高司法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和审判资源，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对立案受理的案件，由调解中心进行调解，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从而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高效及时地处理民事纠纷是法院调解中心应有的功能定位。
四、法院调解中心的运行设想
法院设立调解中心的目的如上所述应具有过滤分流、缓冲矛盾、诉讼疏导和高效及时的功能，故其运行应适应其功能的定位，其运行可设想如下：
1、中心的工作职能：中心的工作职能应包括立案调解、委托调解和协助调解，推进诉调对接工作，对诉外调解达成的协议进行审查和司法确认，并积极参与司法行政部门、人民调解组织、行业协会等部门、团体和组织的联合调解。
2、中心的受案范围：针对法院调解中心的功能定位，可以将以下案纳入其调解受案范围：1、姻婚家庭继承扶养等民事纠纷案件；2、民间债务和劳务合同等民事纠纷案件；3、相邻纠纷案件；4、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民事纠纷案件；5、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配合的案件；5、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群体性案件；6、案情复杂难以形成证据优势的案件；7、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的案件；8、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适用法律有一定困难的案件；9、判决后难以执行的案件；10、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性案件；11、当事人情绪激烈、矛盾激化的再审、案件。
3、中心的人员配置：法院调解虽是民事诉讼的一项制度，但同时更是一门集法学、心理学、博弈学以及文化底蕴、表达艺术等于一身艺术，对法官的综合能力有着严格的要求。调解与考验法官法学功底的判决不同，它需要法官在精通法律前提下，去揣摩透当事人的心理，分析其所思所想、所惧所求，从而对症下药，而这些经验都来自于日积月累和长期的庭审经验，故为了更好地发辉法院调解中心的功能，调解中心应由审判经验丰富、调解能力突出的资深审判员组成，并可聘请退休法官参与调解。
4、中心的工作机制：
（1）建立立案调解评价机制：立案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桥头，在立案开始时，应根据立案材料的相关反映，预估案件的审理难易，从而决定是进入法院调解中心进行调解处理，并在在立案过程中对当事人提供详细的相关咨询，使当事人对案件处理回归至合理的心理预期，从而为案件的调解打下良好的基础。
（2）建立立案调解通知机制：根据立案材料的相关反映，立案部门在征得原告同意后，将案件引入法院调解中心，调解中心收到案件后，应以简便灵活的方法向被告送达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并通知当事人到庭或到当事人住所，在被告自愿放弃答辩期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或不愿调解的，及时向其送达法院庭开传票。
（3）建立案件调解流转机制：为避免案件进入调解中心的案件，因调解不果可能导致诉讼时间和成本增加的现象，应针对不同类型案件建立案件合理流转机制：（1）对于立案后进入法院调解中心的案件，如姻婚家庭继承扶养、民间债务、劳务合同、相邻纠纷、损害赔偿等民事纠纷案件，在双方当事人均有调解意愿时，在双方均到场的情况下，且应半日内办结。如果需要进一步沟通协调促进继续调解的，也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于不能调解的案件，将在移至调解中心的2个工作内移出，以保证案件流转的速度。（2）对于审判部门转入调解中心的案件，如案情复杂难以形成证据优势的案件、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的案件、适用法律有困难的案件、判决后难以执行的案件、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性案件等案件。调解中心收到案件后，应向及时通知当事人到庭或到当事人住所进行调解，经多次组织协商，确实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及时转回审判部门及时裁判。
（4）建立推进诉调对接机制：在推进诉讼调解同时，应与目前社会开展的大调解工作机制做好衔接与配合。调解中心可将有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相关组织进行调解，对达成调解协议的及时予以确认，在调解过程中，为弥补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也可请专业人员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
（5）建立人民调解确认机制：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如果都要通过诉讼程序而获得强制执行力，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故对于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民商案件，当事人要求确认其达成协议效力的，调解中心应对人民调解协议及时的确认。
五、法院调解中心调解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一）法院调解中心调解存在的问题
法院设立调解中心开展调解工作属于实践先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作为指导性文件，虽确立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开展调解工作，但其仍存在以下问题：1、调解中心机构的性质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并未规定法院专门调解机设立，实践中，如何协调其与立案部门和审判部门的关系和职责分工；2、与法律规定的调解条件冲突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调解中心对未经庭审的案件径行调解是否违反了法定调解的条件，并损害了当事人的诉权。3、与法院内部管理体制冲突问题，表现在法院调解中心的受案形式、受案范围、调解程序期限、以及调解文书案号形式均无明确的规定，如何与目前法院内部有关案件流程管理体制相衔接。
（二）完善法院设立调解机构的建议
在实践中，法院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开展调解工作，为民商事案件的高效及时的解决，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和节约有限的审判资源，发辉了重要作用，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尽快起草相关司法解释，对法院专门设立调解机构进行规定：在规定中应明确调解机构的性质，其与法院其他立案审判部门的关系，以及开展调解工作的规程、调解文书的制作和形式等。
经济纠纷撤案流程篇2
[关键词]反垄断法；垄断行为；诉讼时效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094-02
一、垄断的行为的法律性质与垄断纠纷类型
垄断行为是排斥与限制竞争的行为，反垄断法的制定是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竞争和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具有完善市场结构、维护市场秩序与保护市场经济安全的作用。我国《反垄断法》第三条规定：“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法自2008年实施以来，人民法院陆续受理了垄断民事纠纷，对于垄断行为的存在并不是自发垄断法颁布以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处理垄断纠纷是适用的反不正当竞争和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因此有观点认为对于垄断行为的责任追究不仅应当以反垄断法为依据，还应以民法通则作为补充，在反垄断法中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对于该法没有规定的部分适用民法通则等法律。在2012年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审理垄断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制止垄断行为作出了规定，其中第十六条对于诉讼时效进行了细致规定。
二、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诉讼时效适用规则
我国的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胜诉权，对于诉讼时效以效率为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目的是在平衡权利人与义务人利益的基础上维护社会交易秩序、促进经济流转。所谓的“诉权”产生的法律效果分为两种一是时效完成，义务人获得以时效抗辩权，二是义务人在诉讼中一旦使用以时效抗辩，使得权利人败诉。诉讼时效制度是民法领域的一项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对属于其调整对象的权利具有统领作用。因为基于垄断行为而受到侵害的民事权利为普通的财产权利，属于现有的诉讼时效制度适用范围之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通过纵观过民商法法律的适用范围，因垄断行为而造成的损害的权利属于一般性的民事财产权利，不需要法律规定对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特别规定。对此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在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上适用其一般原则即对时效期间的起算点采纳主观主义的标准，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
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和延长的事由上和效力上，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一般遵守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对于垄断行为的特殊性还做了区分性的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原告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被诉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从其举报之日起中断。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决定终止调查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终止调查之日起重新计算。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后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重新计算。”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垄断行为施行的是行政执法程序，是行政行为，但是这一行政行为对于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民事诉讼程序有着具体的影响。行政执法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功能是不同的。在民事诉讼中对于事实的认定不应依赖于行政执法程序，民事诉讼程序对查明争议事实应有独立性。但是在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权利人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垄断行为并主张自身权利是积极行使权利从而如同提讼般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反垄断法》第9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第10条规定：“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应的机构负责有关反垄断执法工作。”这些规定充分表明，我国反垄断执法主体是以行政权为轴心而展开执法活动的，诸如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及其下属机关等，均是行政机关。反垄断执法机关在垄断行为案件中的有着特殊地位，垄断的认定是比较困难的，反垄断法提供了一般的原则和准则，反垄断执法机关依据这些规定进行认定。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不断变化与发展，反垄断执法机关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因为在反垄断司法程序是以反垄断执法机关为主体的，因此在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和延长与普通案件相比必然受到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影响。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与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之间会因为行政争议产生垄断纠纷，但这属于行政案件不属于民事纠纷的范围。当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与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之间因垄断行为产生纠纷并需要民事赔偿的纠纷，这样的纠纷均因垄断行为而引发，但是有可能纠纷的性质有所不同，会分为侵权行为的纠纷和合同纠纷。这两种纠纷在适用诉讼时效上是有区别的。
因合同产生的垄断纠纷在诉讼时效规则上从两方面来认定：第一个方面，因垄断导致的合同纠纷，争议内容通常都是合同的效力，比如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撤销合同或者请求解除合同，以及随后的赔偿损失和返还责任。在《反垄断法》规定了以垄断协议实施垄断行为的具体规定，如第十四条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1.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2.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3.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在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所签订的合同中如果是上诉法律规定的情况，那么就属于垄断行为，相对交易人可以提起对经营者的反垄断诉讼，在这样的诉讼纠纷中，相对交易人可以依据跟经营者所签订的合同来进行诉讼，属于合同纠纷。那么在诉讼时效上面可以依据合同诉讼的相关规定。在合同纠纷中，一般是根据请求权的法律原理分析诉讼时效。民法上的请求权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原权的请求权，比如在合同期内要求合同相对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一类是作为救济权的请求权，比如当合同相对人违约后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损失的权利。依据理论界的普遍观点，诉讼时效的客体是请求权，而且应当是权利受到侵害之后产生的请求权。确认合同效力的请求，因其基础权利不是请求权而是形成权而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作为诉讼时效客体的请求权，是指救济权意义上的请求权。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后赔偿和返还的请求权则受诉讼时效的制约。在垄断行为纠纷中所产生的请求权就是依据《反垄断法》第二章对垄断协议的规定使得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或者是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之间所签订的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后赔偿和返还的请求权，可以适用合同法的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因垄断导致的侵权纠纷，相对人可能是消费者，也可能是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经营者。不论相对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因垄断受到损害的权利都是财产性权利，并没有跟其他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有什么特殊性，在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上，与一般的民事权利是一致的。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被诉垄断行为已经持续超过二年，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损害赔偿应当自原原告时告向人民法院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对于因垄断行为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赔偿问题在这一条进行了规定。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民法通则的原则性规定进行了细化，审理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关于侵权赔偿问题应予适用。
在垄断行为民事纠纷中的第三人对于诉讼时效的适用方面与上述的情况有所不同，应当进行有所区别的适用。在垄断行为民事纠纷中的第三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和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这就出现了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不知道垄断协议的存在是否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的问题和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不知道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而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诉讼时效制度设置的主要目的在于促使权利人行使自身的权利，防止因为权利人的拖延，导致权利状态处于长期不稳定的情况，这一点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在反垄断纠纷中，无论是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还是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主体，在其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存在垄断协议、行为相对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就不应起算诉讼时效。因为垄断协议的存在、市场支配地位的存在会影响相应行为的性质。但是，这些情形，只能在个案的审理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在垄断纠纷中，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仍应表述为还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这一条对于第三人同样适用。
经济纠纷撤案流程篇3
内容提要:行政诉讼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异化或隐形的调解使《行政诉讼法》第50条的禁止性规定几乎形同虚设。用法律解释的方法也不能解决这种现实与法律相脱节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确立行政诉讼调解的合法地位。行政诉讼调解是在合作国家背景下,对行政活动方式多元化和行政法变革做出的回应,与现代法治国家中法院角色、功能的转变以及司法改革息息相关;也符合行政诉讼保护相对人合法权利和利益的目的,可以弥补合法性审查功能的不足,增强司法对当事人利益的救济功能。但是,调解也会带来交易成本外部化(即公共利益或第三方利益被忽视或侵害)或规避民主法治原则的风险。为此,应对调解设定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限制,在界分和解与调解两种不同制度的基础上,从原则、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人的地位、调解的模式与程序以及调解协议的效力等方面规范这一制度。
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有效方式,在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被西方学者誉为“东方之花”。但在行政诉讼中,由于现行《行政诉讼法》第50条的禁止性规定,这支东方之花失去了合法生长的土壤。不过,它却以“协调和解”或“撤诉”的名义,在司法实践中摇曳生姿。是否应该使调解在行政诉讼法中获得名正言顺的地位,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1]随着目前《行政诉讼法》修改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该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多数学者都建议在《行政诉讼法》中规定调解制度。[2]但学界对于行政诉讼调解理论基础的讨论深度以及具体制度建构的精细化程度仍需进一步加强。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在简要梳理行政诉讼调解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彼此矛盾脱节的问题基础上,从合作国家、司法改革、行政诉讼目的以及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探讨确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区别权利和利益、和解与调解两对概念,并进一步从程序保障视角来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一、行政诉讼调解的制度需求
一般认为,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中不适用调解的法律文件最早可追溯到最高人民法院1985年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通知》,而最高法院在1987年作出的《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具体适用〈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再次强调经济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3]虽然在《行政诉讼法》立法过程中对是否确立调解制度有争论,但该法第50条一锤定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不过,依据《行政诉讼法》第67条第3款的规定,行政赔偿案件可以适用调解。由此可见,在行政诉讼中,除了赔偿案件以外的行政案件均不得适用调解。
然而,与立法的禁止性规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异化的或隐形的调解。例如,大量的行政案件是在法院的默许甚至动员下通过“协调和解”,以原告撤诉的方式解决的。据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工作报告的统计,各级法院2011年一审行政案件和解撤诉的有6.5万件,占48%。[4]这说明《行政诉讼法》禁止调解的规定几乎名存实亡。实定法与现实严重脱节的这一尴尬局面一方面表明了国人在规避法律方面的“聪明才智”[5];另一方面也表明行政诉讼中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方面的矛盾。实践中有些行政案件,例如,因土地征收、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问题引发的行政争议,涉及多元的利益主体,多重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的矛盾纠纷,单纯用刚性的判决可能会导致“官了民不了,案结事未结”。[6]而在不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用调解的方式,则能更好地化解矛盾,彻底解决纠纷。这对原告、被告、司法机关来说是一种“三赢”的纠纷解决机制,尤其是对理性的当事人来说,则多了一种可供其自主选择的实现利益、解决纠纷的途径。可见,现行的、单一的、刚性的判决模式满足不了当事人对于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需求。因此,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应当换位思考,从制度需求的角度审视当事人需要什么样的纠纷解决制度,积极回应其制度需求。[7]
对于如何解释和处理在行政诉讼调解中实践与法律规定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如何消弭行政争议的制度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司法界和学术界都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为了解决纠纷,尤其是群体性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以及避免异化或结案,其运用调解方式解决行政争议就不存在法律障碍。[12]但是,姜教授认为法院目前推行的协调和解方式需要通过修法或制定司法解释的方式来完善其法律依据。[13]章剑生教授则另辟蹊径,以最高法院2000年颁行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7条[14]为解释媒介,即行政诉讼可以参照民事诉讼规定,认为在《行政诉讼法》未明确禁止行政诉讼和解的前提下,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和解制度的规定,在行政诉讼中建立和解制度,以满足行政诉讼的需要。[15]但这一方案的前提是清晰准确地界分行政诉讼调解和行政诉讼和解这两个概念。遗憾的是,章教授在文中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李广宇法官则从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的角度对最高法院积极推行的协调和解制度作了辩护。他认为,从立法资料和曾参加过立法的原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主任胡康生的谈话[16]来看,允许人民法院通过做一定说服教育工作而促使当事人和解,从而平息诉讼,应当是《行政诉讼法》的题中应有之意。[17]而且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说,《行政诉讼法》第51条“因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由人民法院裁定准许”的规定,是紧接着第50条禁止调解规定的,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说明立法虽禁止调解,但不禁止当事人之间因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而达成的和解。第51条字面上是关于当事人撤诉的规定,但却隐含着和解的内容,因为“和解是撤诉的原因,撤诉是和解的结果”,因此该条规定“为人民法院通过协调促成当事人和解预留了制度空间,也为人民法院制定关于行政诉讼和解的司法解释提供了法律依据。”[18]而沈福俊教授则反对从撤诉规定中解释推导出和解制度以及法院推动建立协调和解制度的实践作法。他运用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的方法,论证《行政诉讼法》关于撤诉规定的立法本意是为了限制撤诉,而不是鼓励撤诉,因为《行政诉讼法》第51条和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9条第2款都规定了法院对撤诉的严格审查和必要的干预制度,体现了司法对行政权进行监督的立法本意。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说,第51条撤诉规定紧接着第50条禁止调解的规定,是对第50条的强化,表明了立法者不仅禁止调解,也禁止无原则的撤诉与和解,以防止当事人用“和解”的假象来掩盖其实现违法目的。而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法院积极探索行政诉讼的协调和解机制与法律保留原则不相一致,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应当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以法律形式进行规范。[19]
由此可见,如果不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用法律解释的方法,既不能解决现实和实定法脱节的问题,也不能给司法实践的制度创新找到令人满意的法律依据,因为用同样的解释方法却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答案。此外,与其放任现实中的各种规避法律的实践作法,不如从制度上对其加以规范。所以,修改现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确立行政诉讼调解的合法地位,是解决行政诉讼调解所处窘境的必要途径。这也是司法实务界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20]当然,确立行政调解制度的前提是要论证其正当性和必要性。前文已从现实需要的角度说明了这种必要性。以下则从理论基础角度进行讨论。
二、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学者在探讨是否应该确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时的理论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行政机关对公权力可否处分;法院行政审判的任务是否仅限于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裁判;调解协议会否损害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合法权益。对此,很多学者从现代行政中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公共行政方式多样化和行政法理念的变化(如服务行政、合作行政、契约理念、公众参与)以及调解制度本身的制度价值等角度进行了讨论,对确立该制度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达成了基本的共识。[21]笔者则将从合作行政、司法改革、行政诉讼目的和成本收益分析的视角展开论述,以期充实和拓展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
(一)合作国家与行政诉讼调解
随着宪政民主的发展和公共行政的改革,现代国家已成为一个合作国家。[22]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政府不再唱独角戏,不再单纯运用单方的、命令的方式,而是更多通过理性商谈、公众参与、公私合作、指导和激励等协商治理的形式。[23]国家与社会、公民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合作国家中,公民的主体地位得到凸显,其不再是被动的被管理者和消极的服务接受者,而是合作者、决策参与者。与此相对应,完成行政任务的责任也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社会的自我规制被强化,个体的自我责任被强调。在合作国家中,国家除了保留必须由其负责的领域外,其他的领域都交由社会去自我规制、自我管理。既然国家和社会,国家和公民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来共同合作完成行政任务,在出现矛盾和纠纷时,也要共同承担解决问题的责任。行政调解就是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形成的责任共同体的产物,是一种社会自我规制形式的解决纠纷的工具。[24]
行政法也随着合作国家的发展而转变为合作行政法,成为“以合作方式将公共福祉具体化的秩序理念”[25]。很多行政管理规范的表达方式也从条件式命题转变为目标式,即不作具体的规定,只为行政机关设定任务和目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这些任务和目标,可以有多种选择,裁量的余地随之增大。例如,其可以与相对人签订目的协议或通过协商对话来实现设定的行政管理目标。行政活动方式的变化以及行政法的发展变迁,都迫使行政诉讼法与时俱进,拓展行政诉讼解决纠纷的模式。[26]因为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行政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行政诉讼对其审查监督的方式也必须适当调整,例如,要审查行政机关与相对人订立的目标协议的合法性、合理性。另一方面,行政诉讼的功能也不仅限于对争议进行合法或违法的二元裁判,而是要定纷止争,做到案结事了。所以,解决争议的司法活动的方式应当多元化,可以用和解或调解的方式彻底解决争议。尤其是在行政程序中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可以通过合作协商来完成行政任务,对于行政争议可以通过行政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的情况下,在行政诉讼中也可以允许当事人在调解人的主持下通过合作协商来解决适合调解的行政争议。[27]可以说,行政诉讼调解是在合作国家背景下,行政诉讼对行政活动方式多元化和行政法变革而做出的一个回应。这又与司法的现代化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调解
经济纠纷撤案流程篇4
【关键词】婚姻效力纠纷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双轨制单轨制
婚姻纠纷包括离婚纠纷和婚姻效力纠纷。离婚是对有效婚姻的解除，其程序规定得非常明确，实践中亦无歧义。但婚姻效力纠纷的解决渠道，则缺乏明确规范，实际执行十分混乱，问题甚多，亟待研究和解决。所谓婚姻效力纠纷，是指当事人对违反结婚实质要件或违反程序要件的婚姻效力发生争执，请求撤销或确认的纠纷。违反结婚实质要件的婚姻，主要是婚姻法第10条、第11条规定的无效婚姻。违反结婚程序要件的婚姻，主要是违反婚姻法第8条规定的登记程序，即通常所说的程序违法（或程序瑕疵）婚姻。应当指出的是，违反结婚实质要件与违反结婚程序要件，两者法律效果的性质是不同的。违反结婚实质要件所涉及的法律后果是婚姻有效与无效问题；违反结婚程序要件所涉及的法律后果则是婚姻成立与不成立问题。婚姻是否有效与婚姻是否成立是有区别的。对此，笔者在所著《婚姻诉讼的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第13章有详细论述。因这里不研究婚姻性质问题，故在此不必赘述。
一、婚姻效力纠纷处理渠道立法现状
关于婚姻效力纠纷的处理渠道和程序，目前主要由婚姻法、行政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分别规定。
婚姻法第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这是关于可撤销婚姻（相对无效）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对撤销胁迫结婚，都有管辖权。婚姻法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到法定婚龄的。”这是关于婚姻无效（绝对无效）的规定。从上述规定看，该条只规定了四种婚姻无效的情形，没有规定婚姻无效的主管问题。而婚姻法第12条主要是关于第10条婚姻无效和第11条可撤销婚姻的财产处理规定，亦未涉及婚姻无效的主管问题。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7、8、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无效婚姻有管辖权，并按民事案件处理。那么，婚姻登记机关是否可以主管无效婚姻呢？根据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有权受理并宣告婚姻无效。但2003年新的《婚姻登记条例》第9条则没有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受理无效婚姻，只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受理请求撤销胁迫结婚。2003年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45条、46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婚姻登记处对不符合撤销婚姻条件的，应当告知当事人不予撤销原因，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除受胁迫结婚之外，以任何理由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
根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对婚姻效力纠纷实行的是“双轨主管制”，即婚姻登记机关与法院都有管辖权。但婚姻登记机关主管的范围仅限于撤销胁迫结婚，除此之外，其他任何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的纠纷都不受理。而法院对四种法定无效婚姻（重婚、近亲属、疾病、未达婚龄者结婚）和一种可撤销婚姻（胁迫结婚）均有管辖权。上述规定解决了法定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主管问题，但对于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的婚姻效力纠纷，诸如他人结婚、他人冒名登记结婚、欺诈结婚、使用虚假身份结婚、使用虚假证明材料结婚、违反地域管辖登记结婚等，其主管和诉讼程序没有完全解决。具体说，民政机关根据《婚姻登记条例》和《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不再主管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的婚姻效力纠纷之后，这类纠纷由谁主管，按照什么程序处理？没有明确规定，存在法律漏洞。
二、婚姻效力纠纷处理渠道司法现状
尽管现行婚姻法及其相关的行政法规只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可以受理撤销胁迫结婚一种情形，但由于对婚姻登记程序违法的婚姻效力纠纷的主管和诉讼程序规定不明，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因婚姻登记程序违法引起的婚姻效力纠纷，主要解决途径是当事人先找婚姻登记机关，请求其撤销婚姻；对于婚姻登记机关不撤销，或者对其处理不服的，再提起行政诉讼。具有准司法解释性质的《人民司法》杂志的“司法信箱”栏目，在2008年的答复中仍是这一观点。[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也是这种意见。如前所述，由于行政法规已明确规定婚姻登记机关无权处理此类纠纷，婚姻登记机关一般不受理或不处理此类纠纷。于是，当事人便以婚姻登记机关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撤销婚姻登记。因而，婚姻效力纠纷事实上的处理渠道，不仅有婚姻登记机关与法院共同主管的“外双轨”，也在法院内部存在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内双轨”。
目前这种解决婚姻效力纠纷的“双轨制”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加之法律法规与具体执行又相矛盾，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诸多弊端。
（一）“双轨制”造成当事人诉讼无门或诉讼困难
根据行政法规，民政部门除胁迫结婚之外，其他任何婚姻效力纠纷均不受理。而司法机关的意见和实际操作则正好与之相反，除了四种法定无效婚姻和胁迫婚姻按民事诉讼处理外，其他因婚姻登记程序违法引起的纠纷，都主张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或通过行政诉讼解决。这种法律制度规定与实际执行之间的“打架”现象，导致不同主管机关、不同业务庭之间对婚姻效力纠纷相互推诿或拒绝受理，使当事人要么找不到主管机关，要么走错了法庭，往往在两个主管机关和两个业务庭之间来回“推磨”，四处奔波，诉讼无门，有的甚至无法摆脱婚姻。[2]有些当事人虽然最终找到诉讼渠道，则要经过“九道十八弯”的曲折诉讼。如1989年朱建平（女）与江海泉结婚时，江海泉因未达到婚龄使用其哥江明刚的身份证办理了结婚证。2005年底，江海泉离家与他人同居。因此朱建平向北山法庭提起离婚诉讼。但法庭人员说：“因登记身份有问题，必须首先提起行政诉讼，撤销结婚证后才能提起民事诉讼解除事实婚姻。而行政诉讼必须到长沙县法院才能受理。”那么，到县法院怎么诉讼呢？县法院副院长表示，朱建平可到立案庭咨询，而按规定朱建平应先“向民政部门申请撤销该婚姻登记，如果民政部门不撤销该婚姻登记，则其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3]这样，朱建平则又必须回到原点，再找民政部门，民政部门拒绝撤销或对其处理不服时，再提起行政诉讼。象这样的婚姻纠纷处理机制，不仅当事人诉讼颇费周折，即使最后走上行政诉讼的道路，也难以解决。因为这个婚姻涉及到三个登记婚姻的效力（即朱建平与江海泉的婚姻效力；朱建平与江明刚的婚姻效力；江明刚与自己真正妻子的婚姻效力）、两个事实婚姻认定（即朱建平与江海泉的婚姻登记被撤销或确认无效后，其事实婚姻的认定；江海泉与另外一个女人同居是否属于事实婚姻的认定）。如此复杂的问题，行政诉讼难以解决，在行政诉讼后，当事人必须再打官司。仅就朱建平与江海泉的婚姻关系来讲，即使撤销了婚姻登记，双方仍然存在事实婚姻，还必须解决事实婚姻以及子女财产问题，当事人必须再次走上民事诉讼之路。
（二）“双轨制”在适用法律上“打架”
行政诉讼主要审查婚姻登记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民事诉讼主要审查婚姻关系的有效性，两者审查的内容和判断标准不同。因此，对于性质相同的婚姻案件，按照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不同程序处理，其诉讼结果可能大相径庭。比如采取欺诈手段或他人登记婚姻、使用虚假证明登记结婚、婚姻登记机关越权管辖等，按照行政诉讼程序处理，则可能因其“违法”而撤销婚姻登记。而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则婚姻可能成立有效。如有一起在甲地登记结婚，在乙地登记离婚的案件，离婚数年后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判决则以越权管辖违法为由，撤销离婚登记。[4]像这样的案件，在民事诉讼中，只要离婚是自愿的，则会认定离婚有效。再以欺诈和他人登记为例，因其主要涉嫌违背当事人结婚意愿，故其违法性质与胁迫结婚有相似之处。在民事诉讼中，一般按类推胁迫结婚处理，主要审查是否违背当事人结婚意愿。如果违背当事人结婚意愿，婚姻则可撤销；如果没有违背当事人结婚意愿，婚姻则不能撤销。而且，即使是违背结婚意愿，比照被胁迫结婚的规定，请求撤销婚姻，也有一年的除斥期限限制。但在行政诉讼中，则大多以“违法”（违反结婚形式要件）撤销婚姻登记，更不受除斥期限限制。甚至结婚登记十几年的，也被撤销。
在诉讼时效上，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也存在“打架”现象。民事诉讼对于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有特殊规定，而行政诉讼没有关于婚姻诉讼时效的特殊规定。因而，在行政诉讼遭遇诉讼时效的困扰时，其判决结果也是各行其是，或依法驳回，或违法受理。如李永梅和杨华伟2000年6月2日登记结婚，2007年11月29日，杨华伟以双方当事人均未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为由，要求撤销婚姻。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则以杨华伟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杨华伟的。[5]而宁波市鄞州区法院，2009年2月5日判决撤销了民政机关1996年颁发的结婚登记。[6]2009年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了一起1993年4月17日办理的婚姻登记案件。[7]
（三）“双轨制”浪费社会资源
双轨制中的行政诉讼，需要以行政处理决定或拒绝处理作为诉讼的前提条件，并以行政机关为被告。因而，每一个婚姻行政诉讼案件，都必须牵涉到法院、婚姻登记机关和婚姻双方当事人共四方参与诉讼。而对于不服行政处理提起的行政诉讼，法院认为处理错误，则又只能撤销或指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处理。这样，一个婚姻行政诉讼案件，往往要经过由行政到法院，再由法院回到行政的循环往复过程。而不同的行政决定或判决，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不同的利益效果，当事人可以分别针对不同的行政决定，反复。可谓是“诉讼风水轮流转”，“你方诉罢我上台”，“我方息诉你”。如后面要涉及的上犹县刘某与杨某的婚姻纠纷案件就是如此。还有的甚至历时数年，难以终结。如黄朗源等诉万宁市人民政府婚姻登记案，罗秀芳和香港居民李冠雄1973年结婚，1982年罗秀芳申请出港定居时，被公安机关收去结婚证。罗去港定居后与李感情不和，因没有结婚证，香港婚姻注册处不予办理离婚手续。1987年3月18日香港婚姻注册处出具证明给李冠雄到海南省琼海市与陈国美办理了结婚登记。1991年1月6日罗秀芳和苏晋祥（与前妻黄玉来离婚）向万宁市人民政府申请结婚登记，万宁市人民政府核发了罗秀芳和苏晋祥的结婚证。1996年7月，苏晋祥在海南省海口市去世。因苏晋祥的遗产继承，罗秀芳、苏祥龙、苏祥骏与黄朗源、黄莉雅发生民事纠纷。由于当事人对罗秀芳和苏晋祥的婚姻效力有不同看法，从而引起罗秀芳和苏晋祥婚姻效力的行政诉讼。
就是这么一个涉及婚姻效力的普通案件，却历时七个年度，行政机关作出七次处理决定，法院判决六次。[8]其中省人民政府作出两次处理决定，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两次判决。其社会成本之大，与案件之小，形成巨大反差。
三、婚姻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双轨制的理论反思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对于婚姻效力纠纷来讲，通过民事诉讼，其诉讼客体是婚姻关系，法院审查和判决的内容是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有效；通过行政诉讼，其诉讼客体则是婚姻登记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审查和判决的内容是具体婚姻登记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有效性。而对于当事人来讲，双方所争议的则是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有效，并不是登记行为的违法与否。婚姻登记行为的违法与否，只是当事人用以主张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有效的一个事实或理由。因而，婚姻效力纠纷应当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解决。采用行政诉讼解决婚姻效力纠纷是一种错误的诉讼路径，既费工夫，又障碍重重，难达目的。
（一）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存在制度性和功能
1、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缺乏正当性基础。将婚姻登记纠纷作为行政案件，必然以民政机关（或政府）为被告，而将民政机关作为被告没有正当性理由。
第一，民政机关无权处理婚姻效力纠纷。婚姻法和行政法规不仅没有赋予民政机关处理此类纠纷的权力，而且明文限制其受理，民政机关显然无权处理此类纠纷。
第二，民政机关无力处理婚姻效力纠纷。民政机关办理婚姻登记的主要职责是审查申请材料形式上的真实性，并对形式真实和合法的婚姻申请予以登记，不具有判断婚姻关系实质上有无效力的相应职权，更没有对争议的调处、裁决权。那么，在当事人提出撤销婚姻时，民政机关是一律撤销呢？还是有选择地撤销呢？如果是有选择地撤销，民政机关就需要判断，而判断则涉及调查或实质裁决，民政机关没有这个职权。因而，民政机关无力处理婚姻效力纠纷。要民政机关处理此类纠纷，实际上是行使审判机关的职权。
第三，由民政机关处理婚姻效力纠纷，将会把民政机关推向“两难”的境地。首先，如果民政机关以无权处理为由拒绝处理，则会以不作为被推上行政诉讼的被告席。其二，民政机关如果处理，也会被推上行政诉讼的被告席。一是如果民政机关进行实质审查，则需要当事人提供有关实质真实的材料，这有“附加其他义务”之嫌。当事人不仅可以拒绝提供，甚至会以违法或侵权为由而民政机关。因为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3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时，除形式审查外，“不得附加其他义务”。二是如果民政机关只进行单纯的形式审查，又难免出现实质判断错误。而且对于双方有争议的婚姻登记，民政机关无论处理正确与否，将有一方提起行政诉讼。即使双方没有争议，单纯的形式审查，也难以保证撤销婚姻登记的正确性。如夫妻双方为了逃避债务，虚构撤销婚姻登记的事由和事实，民政机关通过单纯的形式审查可能会难以发现虚假而撤销婚姻登记。这样，债权人发现后则又将民政机关。这样，民政机关始终难以摆脱由当事人牵着鼻子当被告的困境。
由此可见，民政机关无权处理；你硬要它处理，它也无力处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非要民政机关当被告不可？民政机关处理婚姻效力纠纷，其结果只能是无端滋生行政诉讼，造成恶性循环，浪费社会资源。
2、行政诉讼时效难以满足婚姻效力纠纷的需要。根据《行政复议法》第9条第1款规定，婚姻效力纠纷一般都会因超过60日行政复议期限难以进入行政复议程序。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2条规定，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除不动产外，最长的诉讼时效是5年，超过5年提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规定显然不能满足婚姻纠纷行政诉讼的需要。因而，行政审判在诉讼时效上往往面临“二难”选择，一是严格执行行政诉讼时效规定，则会因超过诉讼时效而驳回。如果这样，那些婚姻登记存在重大瑕疵而本不成立或无效的婚姻，将无法得到否认，而有效的婚姻也无法得到法律确认，使大量婚姻处于法律不能调控的真空状态。二是对于超过诉讼时效的婚姻纠纷，如果硬要适用行政诉讼解决，则又必然违法。
如河南省禹州市朱莲诉禹州市民政局撤销重婚登记行政诉讼案。1990年2月，朱莲和宋金星在陕西省延安市官庄乡人民政府进行了结婚登记。1996年宋金星与侯桂梅结婚并领有结婚证，生有二子女。2006年侯桂梅向法院提出与宋金星离婚时，朱莲才知道侯桂梅与宋金星结婚。朱莲于2006年5月8日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证。法院审理查明：侯桂梅、宋金星缺乏结婚登记档案，禹浅字第200号结婚证不属侯桂梅、宋金星二人的结婚证号等情况。
但2006年9月28日禹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06）禹行初字第30号行政裁定书，以原告朱莲的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朱莲上诉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年1月18日作出（2007）许终字第20号行政裁定书，撤销（2006）禹行初字第30号行政裁定书，指令禹州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禹州市人民法院又于2007年3月21日作出（2007）禹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撤销了民政机关为第三人颁发的禹浅字第200号结婚证书。原审第三人侯桂梅不服，以超过时效等理由向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8年1月16日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许行终字第63号行政判决，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撤销禹州市法院（2007）禹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朱莲的。[9]
此案处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本案涉及的是重婚问题，按规定应当直接按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不应当按行政诉讼处理。二是按照行政诉讼处理，以超过行政诉讼时效驳回朱莲的后，宋金星与侯桂梅的婚姻效力并没有得到解决。宋金星与侯桂梅的婚姻，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应在法律上否认。首先，朱莲与宋金星未离婚，双方仍然存在法律上的夫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宋金星与侯桂梅登记结婚，显然是重婚。根据我国民法规定，重婚应当宣告无效，且不受时效限制。其二，侯桂梅与宋金星缺乏结婚登记档案，涉及其婚姻是否成立，对此，应当进入实质审理判断。在民法理论上，婚姻不成立自始不成立，双方根本不存在婚姻关系。而且婚姻不成立之诉，在民法上也不受时效限制。但在行政诉讼中，对婚姻是否成立这一重大法律事实却因时效问题不能进入实质审理而直接驳回，其处理方式和结果显然是错误的。宋金星与侯桂梅的“婚姻”，要么就是重婚而无效，要么其婚姻根本不成立。而驳回朱莲的，就意味着承认宋金星与侯桂梅的婚姻成立有效。这样处理，不仅使合法婚姻难以保护，还会导致合法婚姻配偶在财产上的重大损失。
3、行政判决的功能难以适用婚姻效力纠纷。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行政诉讼判决存在功能。有关这个问题，笔者有详细论述，[10]在此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强调，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是婚姻登记行为，而此类案件的真正诉讼标的是婚姻关系。行政诉讼对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判断，并不能解决婚姻关系合法与有效问题。许多婚姻登记行为虽然不合法，但并不一定影响婚姻关系的成立与有效。行政判决既要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又要确认婚姻关系成立有效，其判决功能难以实现。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往往出现两种不同类型的判决：一是“纯正”的行政判决，即单纯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凡是违法的婚姻登记一律撤销，从而导致许多有效的婚姻被撤销。二是“变调”的行政判决，即对一些婚姻虽然存在违法，但不影响婚姻效力，行政诉讼判决遭遇尴尬时，则干脆由审查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转向审查婚姻关系的合法性或有效性，并用民法上的理由作为行政判决的根据，使行政判决变成了“穿行政判决外衣的民事判决”。
如上犹县53岁的男子刘某，于2006年11月28日与55岁的杨女士离婚。而杨某则认为，“我们根本没有结婚，何来离婚呢？”经杨某诉请，为刘某办理二人《结婚证》的水岩乡人民政府于2007年3月6日作出了注销该结婚证的决定书。刘某则以结婚证上盖的是民政部的印章而不是水岩乡的印章，水岩乡无权注销为由，于2007年3月23日向法院。水岩乡政府又于2007年8月22日作出决定，撤销了3月6日的决定书。杨某随后向上犹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上犹县人民政府2007年11月2日撤销了水岩乡8月22日作出的决定。刘某于2008年3月6日向上犹县人民法院。县法院认为双方婚姻有效，遂判决撤销上犹县人民政府2007年11月2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杨某不服，上诉至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作出了维持一审的判决。
在上述二审判决中，法院认为婚姻有效的理由是这样写的：双方“领取结婚证后从2002年初起即长期公开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表明结婚登记是出自双方真实意愿，而且原告刘某与杨某之间的‘婚姻关系’不属于婚姻法规定的可撤销婚姻”。[11]这显然是一个民事判决理由。
这样的判决并非个别现象。如大家熟知的“张明娣与胡加招婚姻效力案”，[12]也是如此。该案从民事继承案件到行政诉讼案件，转了一圈，结果温州二审法院的行政判决，还是以“婚姻登记系男女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样一个民事上的判决理由，驳回了当事人要求撤销婚姻登记的行政诉讼请求。像这种用与行政法无关的民法理由作为行政判决根据的案件，比比皆是，既“山回路转”，耗费资源，又判得“牛头不对马嘴”，真不知为何苦？
4、行政诉讼审判的内容难以调整事实婚姻。行政诉讼只能对登记婚姻进行法律评判，对事实婚姻无法调控。而我国法律对1994年2月1日前符合婚姻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承认其婚姻效力。那么，对于在同一婚姻关系中，出现法律婚姻与事实婚姻两种不同形态交替存在时，行政诉讼就会顾此失彼。如1993年4月17日，第三人孔老大冒用孔老二之名与原告侯某向被告滕州市西岗镇人民政府申请婚姻登记，被告西岗镇人民政府经审核后，为原告侯某与孔老大办理了婚姻登记，并颁发了西字第00318结婚证。此后，原告侯某一直与孔老大共同生活。2008年10月10日，原告以第三人孔老大在办理婚姻登记时冒用他人身份骗取结婚证书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结婚证。2009年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了被告为原告侯某与第三人孔老大办理的结婚登记及颁发西字第00318号结婚证的具体行政行为。
本案在撤销婚姻登记的同时，对事实婚姻则无法处理，可能会间接否认侯某与孔老大业已存在事实婚姻。
5、对于存在特殊法律障碍的婚姻，行政诉讼无法应对。最常见的就是登记离婚后一方又结婚的，登记离婚虽然存在违法，则不能一律撤销离婚登记。因为一律撤销离婚登记，又结婚者就构成了重婚。这里实际上涉及到是否保护善意重婚问题。对此，行政诉讼难以处理。如2004年患精神病的某女与丈夫协议离婚，数年后该女母亲以女儿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婚姻登记机关不能为其办理离婚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离婚登记。但男方离婚后又再婚了，法院认定此案离婚违法，但又以“有不可撤销的因素”驳回了原告的。[13]此案中的后婚是否属于善意，是否保护善意重婚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民法理论问题，在此不加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案的判决与行政诉讼的性质，实际上是矛盾的。因为行政诉讼只能就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不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按行政诉讼，本案只能撤销离婚，无法考虑保护善意后婚问题。本案用了一个“有不可撤销的因素”这样一个含糊不清的非行政判决理由驳回了原告，充分暴露了行政诉讼无法应对此类婚姻的尴尬与无赖。
6、有些婚姻纠纷根本不涉及登记行为的违法与否，难以纳入行政诉讼管辖范围。行政诉讼审理的对象和内容主要是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与否，而在实践中，有些婚姻纠纷根本不涉及登记行为的违法与否，行政诉讼难以解决。这主要有：（1）涉及婚姻是否完成的纠纷。如登记后尚未领取结婚证，一方认为已经依法登记，婚姻成立；一方认为没有领证，婚姻不成立。对此，行政诉讼怎么处理？（2）涉及结婚证真假的纠纷。如涉嫌伪造结婚证引起的纠纷，一方认为是真结婚证，一方认为是假结婚证。这样的纠纷如果按行政诉讼处理，将婚姻登记机关作为被告，而最后查明结婚证是当事人伪造的，行政机关不是冤枉当被告吗？这样的纠纷怎么能够按行政诉讼处理？（3）涉及婚姻关系有无的纠纷。有些婚姻纠纷仅仅涉及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婚姻关系，或有无婚姻关系之争。如一方用真结婚证登记结婚，后来因就业等需要修改了身份证或户籍资料，一旦发生婚姻纠纷后，便否认与对方存在婚姻关系。这显然不能作为行政诉讼案件。（4）涉及事实婚姻是否成立或从何时成立的纠纷。事实婚姻是否成立以及何时成立，既涉及到婚姻性质的判断，也涉及到不同时期财产性质的认定。对此，行政诉讼怎么能够介入？(5)完全因户口登记错误引起的婚姻登记错误纠纷。如有的在办理第一代身份证时，就与他人调换了身份资料，之后无论是招工或结婚，都是使用调换的身份资料。还有的在办理第二代身份证时，又将身份证更改过来。由此引起的婚姻关系确认纠纷，怎么能由民政机关当被告，按行政诉讼案件处理？
（二）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在法律体系上不协调
婚姻登记机关过去处理婚姻效力纠纷，有其历史背景或原因。一是当时没有婚姻无效制度，有些婚姻在法律上不能承认其效力，需要通过撤销婚姻登记予以否认。因而，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实际上起到宣告婚姻无效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婚姻无效制度的补充。二是过去人们一般都把婚姻登记当作行政许可行为，因婚姻登记行为引起的纠纷，自然认为需要经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解决。直到行政许可法出台，才澄清了婚姻登记不是行政许可，但人们已形成的观念和习惯，还没有随之改变。
随着情势的变化，传统的习惯不能继续沿袭。首先，我国婚姻法设立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有其严格的条件，如果允许婚姻登记机关再任意撤销婚姻登记，将会间接宣告婚姻无效，扩大婚姻无效的范围。其二，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防止婚姻登记机关任意撤销婚姻登记，行政法规已经取消了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的权力。其三，婚姻无效的宣告已经明确纳入法院管辖范围。目前对于因重婚、近亲结婚、患疾病者结婚、未达到婚龄者结婚等无效婚姻，以及因胁迫结婚引起的可撤销婚姻等，都由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程序作为民事案件处理。而因婚姻登记引起的其他婚姻纠纷，诸如使用虚假身份、他人、登记手续不规范或证件不齐全等引起的婚姻登记纠纷，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相比，除其具体表现形式和情节轻重不同外，其他方面完全相同：即争议的标的相同，都是婚姻关系；登记机关相同，都由婚姻机关登记；案件性质相同，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对于完全相同的婚姻纠纷，为什么对前者由法院按民事纠纷直接处理，而对后者则要按行政案件处理呢？这种划分显然缺乏正当性法理基础。比如当事人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构成了重婚，则是民事案件；而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没有构成重婚，则属于行政案件。这种划分案件性质的标准是什么？有其科学性吗？
对于相同性质的婚姻纠纷案件，一部分作为民事案件处理，另一部分作为行政案件处理，导致婚姻案件出现主管上与审判上的双轨制等混乱无序状态，在法制体系上极不协调，破坏了审判权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三）行政诉讼的缺陷在民事诉讼中完全可以解决
由于婚姻纠纷属于民事案件，按行政案件处理，难免有许多障碍，但将该类纠纷回归民事，按民事案件处理，则顺理成章，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行政诉讼中的障碍均不复存在。
1、在民事诉讼中，没有诉讼时效的障碍。在民事诉讼中，对于撤销婚姻有明确的除斥期限，超过除斥期间，则不予撤销。这不仅适用胁迫结婚，也适用于与胁迫相似的婚姻等。这样，在民事诉讼中就不会产生对超过除斥期间而不该撤销的婚姻予以撤销问题。对于婚姻无效，在民事诉讼中，明确规定不受一般诉讼时效限制，有请求权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申请宣告婚姻无效。而婚姻不成立与婚姻无效具有相同性质，亦不受一般诉讼时效的限制。这在法理上非常明确，外国和我国台湾的民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因而，在民事诉讼中，婚姻效力纠纷的诉讼时效，不仅没有障碍，而且清楚明了，容易掌握。
2、在民事诉讼中，没有判决功能障碍。对婚姻诉讼纠纷按民事案件处理，主要审查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有效，其评判标准与行政诉讼不同，一些有程序违法瑕疵的婚姻，只要符合婚姻的实质要件，在民事诉讼中可以认定婚姻成立，这可以弥补行政判决功能上的缺陷。
3、在民事诉讼中不存在相互否定和矛盾判决。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就离婚、婚姻成立与不成立、婚姻有效与无效等一并提起，或者提起反诉。法院可以对各种婚姻关系合并审理，避免矛盾判决。如原告提出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之诉，被告可以反诉事实婚姻成立；或者原告提出离婚之诉，被告可以反诉婚姻不成立（或不存在），或者反诉婚姻无效。如上述侯某与孔老大婚姻纠纷案，在民事诉讼中，侯某可以同时提起登记婚姻不成立、事实婚姻成立两个诉讼请求，孔老大也可以反诉事实婚姻成立。法院可以合并审理，在同一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的效力问题，避免相互矛盾判决。
4、在民事诉讼中，可以集中审理，一次性解决纠纷。在民事诉讼中，不仅可以对各种婚姻关系和并解决，还可以就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附带之诉与婚姻之诉合并审理，集中一次性解决。这样，可以将婚姻诉讼和婚姻附带诉讼“一网打尽”，其诉讼程序方便、快捷、经济。
5、在民事诉讼中，可以解决不涉及婚姻登记违法的婚姻纠纷。对于如前所述的不涉及婚姻登记违法，难以纳入行政诉讼管辖范围的婚姻纠纷，都可以纳入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如蒋某（女）自称自1993年年底以来，与某行政单位职工朱某对外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至1999年朱某因公牺牲，二人已经形成事实婚姻关系，是朱某的配偶。根据《因公牺牲公安民警特别补助金和特别慰问金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蒋某可以以朱某配偶的身份享受某行政单位发放的朱某因公牺牲后的特别慰问金。而某行政单位则认为，蒋某未提供其与朱某生前系合法夫分妻关系的证明，且本行政单位无权确认蒋某与朱某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14]像这样的婚姻关系确认纠纷，行政诉讼难以解决，但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确认双方是否存在婚姻关系。
6、在民事诉讼中，可以适用身份法的特殊规则和法理处理婚姻关系。婚姻关系主要由身份法调整，身份法的有些特殊规则和法理，只能在民事诉讼中才有斟酌和适用的余地。比如，婚姻缔结或解除行为是否适用民法总则以及如何适用民法总则问题。“此问题，大大苦恼了民法学者，尤其对研究亲属、继承者，堪可称为迎面就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学问上重大压力”。[15]且不说如此复杂的问题，没有从事民事（婚姻）审判专知识的行政审判人员难以承担，仅就诉讼程序来讲，行政诉讼是根本无法承载的。
在民事诉讼中，对于婚姻关系纠纷，可以适用类推民法总则或类推婚姻法，认定婚姻有效或无效。这些规则和原理，难以在行政诉讼中进行。因而，婚姻纠纷在行政诉讼中，难以作出全面正确的评判。又如在民法上，身份行为，只存在有无民事行为能力之分，没有限制行为能力之说。而在行政诉讼中，经常出现限制行为能力离婚被撤销的情况。在民法里，还有一个信赖保护原则，即对重婚的善意保护问题。台湾亲属法即有此规定。而在行政诉讼中，这一原则则难以贯彻。如对于违法离婚，有时一方再婚，行政判决在什么情况下应当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在什么情况下不适用信赖保护原则，难以贯彻。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对于是否撤销离婚往往处理错误。如有的行政判决对于违法离婚后凡是再婚者，均不撤销离婚。这既没有正确贯彻信赖保护原则，又使其认定事实与判决结果之间相互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但在民事诉讼中，对重婚的善意保护则很好处理。
四、婚姻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并轨“之建议
婚姻效力纠纷的性质是民事纠纷，民事纠纷按行政程序处理必然弊端甚多。因而，应当进行彻底改革，实行“并轨”，由双轨制改为单轨制，即将婚姻纠纷全部纳入法院的民事诉讼轨道处理。但考虑到目前的法制现状，可以分两步走，即“事实并轨”与“法律并轨”分步完成。
（一）关于“法律并轨”问题
“法律并轨”，就是通过立法途径，修改现行立法和补充立法，由双轨制改为单轨制。
1、取消民政机关主管撤销胁迫结婚的规定，改由法院统一主管。目前，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由民政机关主管的婚姻案件，事实上只有婚姻法第11条和与之相关的婚姻登记条例等，但所规定的主管范围有限，就是撤销胁迫结婚。而撤销胁迫结婚法院主管更有利，规定由民政机关与法院共同主管意义并不大。因为根据婚姻登记条例规定，当事人向民政机关申请撤销胁迫结婚，应当出具“能够证明被胁迫而结婚的证明材料”。北京市民政局还规定，当事人要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解救证明、人民法院作出的有受胁迫结婚内容的判决书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受胁迫结婚的证明材料”，“且不涉及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问题的”，民政机关才受理。据一些民政部门的同志介绍，民政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实际上是名存实亡，基本上没有受理这类案件。因而，保留民政机关主管此类案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取消民政机关与法院共同主管，改由法院专门主管是完全可以的。
2、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婚姻登记程序瑕疵纠纷由法院主管。目前，对于婚姻登记程序瑕疵纠纷的主管规定不明，造成当事人在民政机关与法院之间“打转”。对此，应当明确由法院主管。而且不能开口子，一开口子就容易对一些纠纷产生相互推诿，弊端甚多。
3、明确规定除了婚姻行政侵权案件外，其他一切涉及婚姻成立与不成立、有效与无效的案件，都由人民法院按民事诉讼程序处理。也就是说，只有单纯的行政侵权案件（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如随意撤销婚姻登记、拒绝婚姻登记、在登记中乱收费等）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对其处理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凡是涉及当事人之间婚姻关系性质之争，或是否存在婚姻关系之争的，都由法院按民事案件处理。
（二）关于“事实并轨”问题
所谓“事实并轨”，就是在司法实践中，先废除民政机关主管婚姻纠纷和通过行政诉讼处理婚姻纠纷程序，把涉及婚姻成立与不成立、有效与无效的纠纷，统一归口于民事诉讼程序审理，实行事实上的单轨制。
1、实行“事实并轨”无法律障碍。目前，实行事实上的并轨，在法律上并无障碍。因为根据现有法律规定，民政机关主管的婚姻案件，只有婚姻法第11条规定的胁迫结婚，而人民法院对胁迫结婚也有管辖权。因而，在实践中，由法院统一主管该类案件是完全可以的。至于婚姻行政诉讼，从目前法律上看，并没有婚姻行政诉讼的规定。而且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8种行政诉讼案件，也难以囊括婚姻效力纠纷。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实属勉强。因而，废除婚姻行政诉讼不仅没有法律障碍，而且更加合理。
2、实行“事实并轨”已有判例可循。事实上，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业已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并轨“试验，即在民事诉讼中，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16]直接处理婚姻登记纠纷。其效果很好，值得肯定和推广。如2010年4月，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判决的刘红玲使用其姐姐身份证登记结婚案，就是如此。刘红玲因未到婚龄而怀孕，便用其姐姐刘路英的身份证，用自己的照片与赵光武登记结婚。2006年底，赵光武外出打工，从此再未与刘红玲取得联系。2009年12月11日刘红玲向宜昌市点军区法院与赵光武离婚，并要求法院发司法建议请民政部门撤销其婚姻登记。经过法院释明，刘红玲变更诉讼请求，将离婚之诉、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合并提起，其具体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存在婚姻关系，刘路英与赵光武不存在婚姻关系，并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判决刘红玲与赵光武离婚；女儿赵寒晶由刘红玲负责监护。
经济纠纷撤案流程篇5
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先进集体事迹材料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现有干警31名，其中审判人员24名，根据案件类型及人员知识结构的不同被划分为6个专业化合议庭，负责市一、二审房地产、拆迁安置、保管合同、运输合同、医疗损害赔偿、农村集体收益分配、农村承包合同及人身和财产侵权等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年均审理一、二审民事案件1200余件。
民二庭始终以建一流班子、带一流队伍、树一流作风、创一流业绩为工作目标，树立大局观念、践行司法为民。全庭连续七年被评为市中级人民法院岗位目标责任制先进集体。先后被市委、市政府授予“人民满意政法单位”、“文明处室”、“市法院系统优秀审判庭”称号。被省委授予“省政法系统人民满意政法单位”、“省优秀审判庭”称号。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先进集体”称号，市法院系统开展了向民二庭学习的活动。与此同时，全庭也涌现出一批先进个人。至，全庭被评选为院岗位目标责任制先进个人32人次，立三等功11人次，被评选为优秀调解法官10人次，被评为优秀党员29人次，廉政先进个人30人次。
一、依法履行审判职能，调判结合，各项工作目标有效落实，社会效果达到最佳
(一)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搞好审判工作
民二庭在工作中以司法为民为出发点，以案结事了为目标，以均衡结案为突破口，认真履行审判职责。至，民二庭收、结案数、结案率、人均结案率均居全院各审判庭之首。其中收案1266件，结案1249件，结案率98.6%;收案1209件，结案1192件，结案率98.6%。;收案1151件，结案1135件，结案率98.6%;收案1458件，结案1444件，结案率高达99%。数字反映了骄人的成绩，数字的背后也凝聚了全庭同志辛勤的汗水。在审判力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民二庭全体干警发扬了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正副庭长带头办案，合议庭之间相互配合，大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案子办好，办快，完全将个人私事抛诸脑后。
(二)强化调解意识，有效化解矛盾
民二庭所审理的案件多是贴近百姓，涉及稳定的热点、难点问题，矛盾突出，案情复杂。为此，法官们始终将调解工作贯穿于审判活动全过程，努力实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据统计，民二庭调撤率为40%，调撤率为42%，调撤率达45.6%。，在群体性案件急剧上升，调解难度进一步增大的情况下，坚持做好耐心细致的工作，共调撤案件571件，调撤率为40.8%。上半年调撤率为56%。在重视调解工作的同时，为达到利民、安民的效果，最终做到案结事了，民二庭加大了审判和执行相结合的力度，全年调解并当庭执行案件145件，占调解案件的58%。上半年调解并当庭执行案件198件，占调解案件的78%。这些工作，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纠纷，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树立大局意识，妥善处置重信重访案件
在解决重信重访问题，完成好维稳工作方面，法官们本着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责任感，于“法度之外，情理之中”尽最大力量，协同各方，全力化解矛盾纠纷，使当事人彻底息诉罢访。对于近年来中政委、中联办等部门交办的涉法上访案件。复查过程中，法官们把维护稳定大局、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贯穿于每个案件的始终，圆满办结了周宝航、孙玉常等全部上访案件，有效地解决了矛盾，降低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发生的机率。
二、围绕审判疑点、难点，深入调研，积极指导审判工作
民二庭十分重视调研工作，对审判工作中出现的难点、热点问题及新情况新问题勇于探索，敢为人先，调研成果显著。起草的《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纷案件的意见》及会议纪要实施以来，使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征地款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有力维护了农村的社会稳定。承担的房屋拆迁及城中村改造课题的组织调研任务，形成了对市两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具有参考价值的会议纪要。形成的《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成为市两级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的参考并获得了省法院优秀调研报告一等奖。形成的近万字的调研报告《-10月民事二审发回重审与全部改判案件的情况分析》，对基层法院业务水平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至全庭同志共撰写调研文章、案例163篇，在国家、省、市级刊物上发表98篇，获奖17篇。七年来，民二庭先后七次被评为院调研先进集体、统计先进集体，并有9人被评为院调研先进个人。
三、健全制度、加强管理，司法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
多年来，民二庭根据院党组的工作要求并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出实招，相继制订、完善了涉及审判管理和廉政考核等方面的十二项规章制度，坚持用制度管人管事，并在实行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完善、补漏，使之在规范审判工作方面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建章立制的同时，注重实效，在落实上下大功夫。在提高案件质量，规范裁判文书，严格审限监督方面，根据庭里制订的《关于裁判文书制作及核签问题的规定》、《裁判文书检查评定标准》为标准，展开评查，三年来已累计评查本庭裁判文书310余份，有效提高了裁判文书的质量;在强化岗位目标考核方面，民二庭细化岗位目标责任，强化考核管理，对审判人员、书记员年度任务及各项考核指标，考评方式分解、细化，并注重落实;在加强日常行政管理方面，进一步强调了庭长、副庭长、审判长、书记员的岗位职责，坚持做到权责一致，将审判过程中的权与责落实到每个人，每件事。通过建章立制，狠抓落实，民二庭各项工作井然有序，良好运行，司法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
四、以人为本，科学管理，打造凝聚力高、战斗力强的一流团队
经济纠纷撤案流程篇6
一、收费站撤销中人员思想及维稳工作的重要性
撤销普通公路收费站是我省乃至全国交通公路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工作实践中，做好撤站人员思想及维稳工作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其重要性具体表现为：
1.是交通公路系统以人为本的具体表现
做好撤站人员思想稳定，体现了交通公路系统以人为本，注重一线员工的集体利益和合法权益，是遵循劳动合同法、尊重公路人个人情感的表现。只有人员思想稳定，才能更好的服务公路事业，让所有公路人都能爱岗、敬业，全身心地投入到公路事业中去。
2.是维持社会稳定，构建和谐交通的表现
广东公路人拥有几百万人之众，保证公路行业的稳定，保证收费站撤站员工的思想稳定，使大家对撤站政策能理解、支持，不出现过激行为，顺利平稳过渡，维持交通公路畅通和正常运转，体现和谐交通，维持整个行业和整个社会的稳定。
二、收费站撤销中人员思想及维稳工作几点具体措施
在之前的撤站工作中，我们在人员思想及维稳工作中摸索了几点具体的措施和可行经验，供大家以后参考。
1.应该有统一的思想指导和撤站原则
做好撤站人员稳定工作，首先应明确指导思想和撤站工作基本原则，以统一全省公路职工的思想，提高认识。笔者认为全省普通公路撤销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按照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及省、市的撤站实施方案，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有序推进撤站工作，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各有关单位及人员要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高度出发，统一思想，服从上级组织安排，积极配合上级的撤站任务，切实把取消收费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2.应该健全组织机构，分工明确
在撤站过程中，应加强领导，健全指挥机构。各地方市人民政府应组织相关部门召开撤站协调会，成立专门的撤站领导小组，组建撤站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撤站各项工作。各地方公路部门应切实负起责任，按照省、市人民政府的统一要求，加大撤站工作力度，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落实到人，负责到人，分工明确，确保按期按质地完成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
3.应该提前调研，摸清情况，制定撤站总体方案
在每一个收费站撤销前期，都应由地方交通、公路、财政等部门组成收费公路撤站调研小组，对收费站的性质、债务、人员、劳资关系、历史遗留问题等情况进行摸底调查，了解第一手现场资料，充分了解员工的诉求，为接下来撤站工作打好坚实的基础。在做好调研和充分听取员工的合理诉求的情况下，按照劳动合同法及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参照当地以往的撤站实际，合理制定收费站撤站总体方案。在撤站实践中，应重点做好收费站人员安置及补偿方案和收费站撤销应急及维稳方案，做到依法依规，同时兼顾以人为本，合情合理，确保方案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
4.应该稳步开发，做好撤站工作的宣传
收费站撤销工作涉及面广，人员情况复杂，各有关单位应充分认识到撤站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注重工作方法，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并妥善处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确保稳定和谐。同时，各有关单位应结合工作实际，加强对外的撤站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做好对内的政策解释，争取收费站员工的理解和支持，以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做好撤站工作。
5.应该着重做好人员分流安置及遣散工作
该项工作是总个撤站工作的重中之重。有关单位应严格按照撤站方案的要求，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对符合人员分流安置条件的员工应充分考虑单位自身实际，以员工的就业意愿为参考，做好上岗前的就业培训，合理安置新岗位；二是对经济遣散人员应做好补偿方案的解释，补偿标准应合法合理，经济补偿方案应提前公示，补偿金的发放应专款专用，及时到位。同时，应重视员工对方案提出的一些合理意见和建议，充分讨论，保障员工合法权益。
6.应该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在整个撤站过程中，应成立专门的队伍，建立纠纷排查机制。我们应综合运用定期排查、特别定期排查以及动态排查等工作方法，深入开展行业内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并对排查出来的信案建档跟踪办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经济纠纷撤案流程篇7
**同志1992年10月到**县人民政府法制科工作以来，历任副科长、科长，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法制办主任。该同志政治坚定，善于学习，业务熟练。从事政府法制和行政复议工作16年来,始终坚持复议为民，努力化解行政争议。20xx年至20xx年办理行政复议案116起，所办案件多数达到了“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的目的。在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纠正违法行政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政治业务素质高。该同志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够紧密结合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开展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注重树立良好的形象，在生活工作中，高标准，严要求，正直无私，办事公道，敢于抵制不良现象，从不依职权谋取个人私利，保持廉洁从政的良好风尚。善于学习，有良好的法律素养，认真学习了《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不断更新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水平，并带领和要求法制办的全体同志加强法律学习，严格依法办事。**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多次被平顶山市人民政府评为依法行政先进单位。
二、积极受理行政复议案。坚持“四个结合”，认真解决群众“告状难”问题。一是行政复议法律宣传与普法教育相结合，提高人民群众依法“告状”能力。行政复议法实施后，积极建言献策，先后组织五次集中宣传活动，通过以案说法、举行案件研讨会、座谈会等形式，扩大行政复议法律知识宣传面。二是加强行政复议与规范行政执法相结合，保障人民群众“告状”知情权。重新规范了行政执法文书，要求政府各部门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载明当事人申请复议的期限和途径。三是健全行政复议受理机制与创新行政复议受理方式相结合，畅通案件受理进口。设立了行政复议接待室,实施岗位责任制,确定专人负责行政复议申请的接待、登记、审查、受理和送达、督办工作,确保复议受理渠道畅通、高效。同时，开通行政复议热线咨询电话,对当事人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申请复议的,认真登记、核实,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受理,启动复议程序。四是行政复议受理渠道与其他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相结合，敞开案件受理大门。通过与有关单位沟通,在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市长热线办、信访局等窗口单位设置行政复议宣传专栏,公示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工作流程、承办机构和办公地点、联系电话等,方便群众提起行政复议申请。通过“四个结合”，有效畅通了行政复议受理渠道，近年来受理行政复议案件数量明显增加。
三、创新行政复议审理方式。
一是实现快捷便民。将具体行为明显违法或不当，如不及时纠正将导致不良后果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和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且案情和法律关系简单，当事人争议不大应予维持的案件；有确切证据证明行政机关不作为，依法应责令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事实清楚，案情简单，争议不大的较小数额罚款、征收类案件，纳入快速处理范围。即时申请即时受理，一般在20日内结案。结案方式灵活，采用责令被申请人自行纠正，督促被申请人履行职责，劝导申请人撤回申请，必要时下发复议决定等形式，迅速解决行政争议。三年来，本人办理此类案件29起，占办理案件总数的25％。
二是实现公正利民。对于案情复杂，证据材料较多，纠纷历时较长，当事人抵触情绪较大的案件，以及争议标的大，涉及面广，法律关系复杂，群众关注的案件，仅凭书面审查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处理，难以以理、以法服人。对于此类案件，坚持实地调查与公开听证相结合，阳光作业。20xx年5月，某镇一个体采砂户申请复议，以河道管理部门违法为该镇政府办理采砂许可证，侵犯其正当采砂权为由，要求撤销该证。立案后，个体户顾虑重重，担心政府官官相护，办案不公。而镇政府对辖区个体户状告“政府”也存在不理解、不接受情形。鉴于此，**同志携卷下乡，组织各方深入实地调查后，公开进行了审理。通过听证质证，明法讲理，使镇政府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企业和群众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应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能参与营利采砂活动与民争利。通过审理，撤销了该证，当事人心悦诚服，欣然接受。三年来，该同志通过调查取证、开庭质证审结了23起案件，占办案总数的20％，这种公开、透明、当事人参与的审理方式，不仅提高了办案质量，增强了行政复议的公信力，而且营造了公正、公平的氛围，促进了行政机关与人民群众的沟通、理解和互信，实现了公正利民。
三是实现稳定安民。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是行政复议的主要功能之一。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是当事人因不服行政机关就资源权属、民事争议的裁决和处理而提起复议的，这些案件争议的实质在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纠纷，简单的维持和撤销不能从根本上“定纷止争”。针对此类案件，从解决问题化解争议出发，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且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组织复议各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增进交流、沟通和理解，力促当事人互谅、互让，妥善解决争议。如居民连某与邻居因排水、出路等相邻权纠纷引起斗殴，被治安处罚后不服申请复议，并多次赴省、市上访，省电视台也对该案件进行过报道，双方对立情绪非常激烈。受理该案后，多次与当事人沟通，准确把握双方争执的焦点，摆事实，讲法律，析利害，辩事理，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通过不懈的努力，最终促使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了纠纷，达成了共识，申请人愉快地撤回了申请。三年来，该同志承办的行政复议案件中，有25起是通过调解结案的，占办案总数的21％。通过调解解决行政争议，不仅能有效降低纠纷解决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而且有利于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做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稳定安民。
经济纠纷撤案流程篇8
一、政治业务素质高。该同志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够紧密结合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开展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注重树立良好的形象，在生活工作中，高标准，严要求，正直无私，办事公道，敢于抵制不良现象，从不依职权谋取个人私利，保持廉洁从政的良好风尚。善于学习，有良好的法律素养，认真学习了《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不断更新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水平，并带领和要求法制办的全体同志加强法律学习，严格依法办事。__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多次被平顶山市人民政府评为依法行政先进单位。
二、积极受理行政复议案。坚持“四个结合”，认真解决群众“告状难”问题。一是行政复议法律宣传与普法教育相结合，提高人民群众依法“告状”能力。行政复议法实施后，积极建言献策，先后组织五次集中宣传活动，通过以案说法、举行案件研讨会、座谈会等形式，扩大行政复议法律知识宣传面。二是加强行政复议与规范行政执法相结合，保障人民群众“告状”知情权。重新规范了行政执法文书，要求政府各部门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载明当事人申请复议的期限和途径。三是健全行政复议受理机制与创新行政复议受理方式相结合，畅通案件受理进口。设立了行政复议接待室,实施岗位责任制,确定专人负责行政复议申请的接待、登记、审查、受理和送达、督办工作,确保复议受理渠道畅通、高效。同时，开通行政复议热线咨询电话,对当事人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申请复议的,认真登记、核实,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受理,启动复议程序。四是行政复议受理渠道与其他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相结合，敞开案件受理大门。通过与有关单位沟通,在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市长热线办、局等窗口单位设置行政复议宣传专栏,公示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工作流程、承办机构和办公地点、联系电话等,方便群众提起行政复议申请。通过“四个结合”，有效畅通了行政复议受理渠道，近年来受理行政复议案件数量明显增加。
三、创新行政复议审理方式。
一是实现快捷便民。将具体行为明显违法或不当，如不及时纠正将导致不良后果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和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且案情和法律关系简单，当事人争议不大应予维持的案件；有确切证据证明行政机关不作为，依法应责令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事实清楚，案情简单，争议不大的较小数额罚款、征收类案件，纳入快速处理范围。即时申请即时受理，一般在20日内结案。结案方式灵活，采用责令被申请人自行纠正，督促被申请人履行职责，劝导申请人撤回申请，必要时下发复议决定等形式，迅速解决行政争议。三年来，本人办理此类案件29起，占办理案件总数的25％。
二是实现公正利民。对于案情复杂，证据材料较多，纠纷历时较长，当事人抵触情绪较大的案件，以及争议标的大，涉及面广，法律关系复杂，群众关注的案件，仅凭书面审查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处理，难以以理、以法服人。对于此类案件，坚持实地调查与公开听证相结合，阳光作业。20__年5月，某镇一个体采砂户申请复议，以河道管理部门违法为该镇政府办理采砂许可证，侵犯其正当采砂权为由，要求撤销该证。立案后，个体户顾虑重重，担心政府官官相护，办案不公。而镇政府对辖区个体户状告“政府”也存在不理解、不接受情形。鉴于此，__同志携卷下乡，组织各方深入实地调查后，公开进行了审理。通过听证质证，明法讲理，使镇政府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企业和群众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应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能参与营利采砂活动与民争利。通过审理，撤销了该证，当事人心悦诚服，欣然接受。三年来，该同志通过调查取证、开庭质证审结了23起案件，占办案总数的20％，这种公开、透明、当事人参与的审理方式，不仅提高了办案质量，增强了行政复议的公信力，而且营造了公正、公平的氛围，促进了行政机关与人民群众的沟通、理解和互信，实现了公正利民。
三是实现稳定安民。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是行政复议的主要功能之一。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是当事人因不服行政机关就资源权属、民事争议的裁决和处理而提起复议的，这些案件争议的实质在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纠纷，简单的维持和撤销不能从根本上“定纷止争”。针对此类案件，从解决问题化解争议出发，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且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组织复议各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增进交流、沟通和理解，力促当事人互谅、互让，妥善解决争议。如居民连某与邻居因排水、出路等相邻权纠纷引起斗殴，被治安处罚后不服申请复议，并多次赴省、市上访，省电视台也对该案件进行过报道，双方对立情绪非常激烈。受理该案后，多次与当事人沟通，准确把握双方争执的焦点，摆事实，讲法律，析利害，辩事理，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通过不懈的努力，最终促使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了纠纷，达成了共识，申请人愉快地撤回了申请。三年来，该同志承办的行政复议案件中，有25起是通过调解结案的，占办案总数的21％。通过调解解决行政争议，不仅能有效降低纠纷解决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而且有利于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做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稳定安民。
经济纠纷撤案流程篇9
一、坚持协商调解为主，多渠道化解农村集体土地权属纠纷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建国后，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逐步确立，一些国家机关或原公社、大队等集体经济组织为兴办公益事业、经济实体或集体企业，通过有偿或无偿方式调用了原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当时不存在土地权属争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资源的价值得到逐步凸显。巨大的经济利益使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迫切要求明确以前失去的集体土地权利归属，从而引发大量纠纷。这类问题呈现三个明显特点：一是涉案时间长，一些纠纷发生在五、六十年代，当时档案材料缺失严重，涉及人员多已亡故，导致调查取证工作难以进行；二是用地手续乱，一部分用地者至今未办理合法用地手续；三是涉及部门多，协调任务大，增加了调处难度；四是土地确权发证不到位，目前的土地确权发证只到村一级，对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没有确权和登记。
针对上述情况，我局始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法，耐心说服当事人通过协商调解，妥善化解集体土地权属纠纷。如*县新生劳改农场用地是期间经县革委批准从*公社*等大队划拨土地而建立的。*年省司法厅决定撤销*劳改农场罪犯关押点。其原使用的划拨土地应由县政府依法收回、管理和使用。而*市司法局在撤并*农场前已将其土地租给个人耕种，承租人以租地合同未到期为由，要求继续使用土地。从*年5月开始，*等村群众多次上访，以当初划拨土地手续不完备为由，要求将原农场土地退回原集体使用。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积极奔走在*市司法局、县政府、*镇政府等村群众代表之间，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取证和协调工作。一方面，以国家法律和政策为依据，收回了*农场的使用权；另一方面，经与有关部门查证，找到了当初调拨江营等村集体土地时给予补偿费用的证据。在调查过程中，及时向基层干部群众通报情况，接受群众监督。我局在对案件分析研究后，提出了解决方案：在原*农场多年用地已成事实，又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尊重*等村群众反映的意见，建议把原农场土地作为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移民安置用地，通过宣讲政策，讲明利害，当地干部群众舍小利、顾大义，完全支持将农场用地用于移民安置，服从国家建设大局。*市司法局和县人民政府对此方案也表示赞同，派出专人全力配合案件后期处理工作，使土地权属及地上附着物得以顺利转交，历时十一年的土地纠纷彻底解决。
二、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妥善处理农村集体土地权属纠纷中的政策运用问题
土地权属纠纷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许多问题错综复杂，处理起来难度很大，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行政诉讼，激发群众情绪，造成新的不安定因素。因此调处集体土地权属纠纷时，需要活学活用有关政策，既坚持原则性又不失灵活性，妥善处理农村集体土地权属纠纷。20*年*镇曾营村十组与村集体关于原村林场用地发生纠纷，经调查，*年，十组人少地多，生产条件落后，大片土地荒芜，当时的大队领导班子和生产队队委会共同商定由原九队、十队各自划拨出一部分土地给曾营大队用于建大队林场。以后村集体在林场的整个生产管理过程中，始终是以土地所有人主体身份出现的，直到20*年9月，曾营村十组也从来没有向村集体和有关部门索要过土地所有权。20*年10月，因林场土地原承包人吕光久没有足额上交承包费且合同已到期，曾营村委要求收回土地承包权，重新发包，引发了村组关于林场土地所有权争议。我局本着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公平合理的原则，依据法律法规提出了明确土地权属，公开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的思路，在县、乡、村等部门共同努力下，双方同意在不改变*镇曾营村委拥有林场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将该土地优先承包给十组群众耕种，最终达成了共识，既避免了村集体收益流失，又彻底消除了这一不安定因素。
三、坚持协同办案，认真解决农村集体土地权属纠纷中的涉法涉诉问题
在处理农村集体土地权属纠纷中，我们坚持“三步走”：第一步是运用行政手段调解，充分发挥国土资源部门职能，加强村委会、乡镇国土资源所、乡镇政府、县国土资源局、县政府五级网络建设，切实发挥各级土地权属纠纷调处人员的“减压员、消防员”作用，以案说法，言传身教，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第二步是积极引导群众通过司法程序解决问题，20*年*镇*村四组与村集体发生土地权属争议，四组要求村集体归还60年代因村集体建农科所而平调小组的土地。我局调查后报经县政府依法将争议土地确权给*村集体。该组不服，我们引导该组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行政复议维持后，该组仍不服，我局又引导其向法院提讼。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该组代表认识到了争议实质，对政府行为予以充分理解，自动撤诉，维持了县政府的确权决定。第三步是会同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加大对涉法涉诉土地权属案件的查办力度。近年来，我局与司法机关建立协同办案机制，20*年上半年调处集体土地权属纠纷案件3起，在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高农村集体土地权属纠纷调处规范化水平
我局在工作实践中，依据法律法规制订了一套调处土地权属纠纷的工作程序和办案规则，从立案、调解、调查取证、提出调查处理意见、上报政府做出处理决定等环节进行细化，加以规范。对当事人提出的诉求，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该依法予以支持的依法支持，该依法驳回的依法驳回。20*年，我局处理*乡*村六组一起长达十六年的集体土地使用权纠纷，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当事人无理取闹，多次对办案人员围攻、谩骂，并放火烧一名办案人员房屋未遂。我局坚持依法下达了处理决定，当事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经过法院一审、二审维持了处理决定，我局工作人员多年来秉公执法，敢于碰硬，维护了法律的尊严，树立了良好的执法形象。连续三年来，我局立案调处的集体土地权属纠纷案件，无一例在行政诉讼中败诉。
在近年来的工作实践中，对如何做好农村集体土地权属纠纷调处工作，我们有以下三点体会：
首先，认真摸底排查，搞好矛盾纠纷排查和不稳定因素信息库建设，是做好农村集体土地权属纠纷调处工作的基本要求。为了应对土地权属纠纷多发的形势，我们组织力量认真开展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的常规排查，加强信息的收集，并针对每个案件进行预判分析，建立了完整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信息库，为开展土地权属纠纷调处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其次，树立创新意识，增强工作主动性，是做好农村集体土地权属纠纷调处工作的有力武器。在调处工作中，我们坚持与时俱进，创新思维，由被动接访向主动下访、超前介入转变，重初访、重协调、重化解，从源头上减少量；由单纯处理问题向对热难点问题作深层次归纳梳理转变，分析总结案件发生的规律性，为上级领导决策和问题的解决提供信息；由单纯依法行政向既依法接访办信又注重说服教育转变，采取规劝疏导的方法，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
经济纠纷撤案流程篇10
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拆迁户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时可寻求司法救助。《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4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补偿形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经协商达不成协议的，由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建设部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行政裁决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
然而，法律规定的行政诉讼救济在现实中能给被拆迁户带来多大的利益保障？司法部门在审理涉及拆迁纠纷的案件中面临诸多法律困扰以及受到现实环境制约，从而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行政诉讼的目的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实际上，行政诉讼解决房屋拆迁裁决纠纷具有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只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当基本不予审查。法院认定房屋拆迁裁决不合法只能判决撤销并判令重作，由作出裁决的原行政机关处理，拆迁双方的权益纠纷并不能在法院得到最终处理。如果法院判决撤销行政裁决，就会造成行政案件终结、但民事纠纷仍未解决的局面；如果法院判决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就使行政裁决的最终解释权仍然在行政机关，法院实质上不拥有最终解释权，这是违背司法最终裁决权原则的。如果让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就会给当事人造成许多麻烦，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不能及时解决，也加重了法院的工作负担。
造成如此尴尬的局面是由于我国行政诉讼坚持合法性审查原则。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就确定了我国行政诉讼不同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一个特有的基本原则，即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原则。也就是说，目前我国人民法院原则上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是对这类行为的合理性、适当性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6条规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行政行为经人民法院审查合法，依法维持；如果不合法，全部违法的，全部撤销；部分违法的，部分撤销。关于撤销后再作出任何具体的处理，原则上属于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情，由行政机关自行处理。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这就是说，人民法院仅对行政处罚这种行为才有变更权，而且必须是这种行政处罚运用严重不当，达到“显失公正”的标准，才能变更。可见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审查是原则，合理性审查是例外，合理性审查必须在很严格的条件下才可进行。
笔者以为，依照单一的合法性审查原则，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案件。在审查原则上应针对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案件的特点，建立由合法性、合理性两者相结合的审查原则体系，并赋予人民法院司法变更权。
一、确立合法性与合理性并重的审查原则体系
合法性审查可判断一个行政行为是否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方式、内容、程序及权限活动，要求行政权力的存在、运用必须有法律、法规的依据，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合理性审查是判断行政主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是否客观、适度、符合理性，合理性原则的判断标准包括行为是否符合法的原则、行政目的等。合法性与合理性审查原则并不排斥，合法性原则要求行为符合实际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合理性原则要求行为符合法的内在精神，两者是依法行政原则对行政主体行为提出的不同层次的要求。
在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中，裁决的内容一般有补偿形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而这些内容在现实中很多时候就是由行政机关自己确定的，例如，尽管国务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取消了统一拆迁，并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委托进行拆迁。但在某些地区，有些政府行政部门以保证建设项目顺利进行为由，强行介入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它们往往越俎代庖，由一个直接行使政府权力的机构，摇身一变成为直接的拆迁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由于政府本身就成为拆迁纠纷的一方当事人，这就使得政府的行政裁决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而一旦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这些争议需要行政机关裁决时，实质上就使行政机关“自己成了自己的法官”，此时如果从形式看，行政机关确实履行了职责，按照《条例》规定的法律程序作出了裁决，此时的裁决完全合法，没有任何问题。正因为行政机关在裁决前扮演了不该扮演的角色，政府职能错位，使得合法性审查流于形式。此时就必须寻求行政合理性审查，使法院在案件中拥有最后决定权，对裁决的内容进行合理性审查，否则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可能会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