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共性问题篇1
一、审计合谋与财务报告舞弊概述
1.审计合谋与财务舞弊的内涵。审计合谋，指注册会计师或审计机构在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丧失了应有的审计独立性，与被审计单位串通，通过提供虚假鉴证或出具虚假审计意见，欺骗审计委托人和社会公众并从中渔利的一种社会经济行为。而财务舞弊的定义可以从审计准则的定义来理解：“舞弊是指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治理层、员工或第三方使用欺骗手段获取不当或非法利益的故意行为。”从审计合谋和财务舞弊的定义可见，审计合谋的产生一般都会伴随财务舞弊的存在，但是反之不然，也即财务舞弊的发生不一定意味着审计的合谋的必然存在，这需要区别审计风险、审计失败和审计合谋之间的差异与联系。由于审计风险的存在，审计失败不等同于审计合谋，只有当审计人员主观上存在不良动机时，审计失败才是审计合谋，否则则称为审计过失，由这两种行为导致的审计报告分别称为“合谋性审计报告”和“过失性审计报告”。因此，当现实中观察到与财务报告舞弊现象共存的审计失败行为时，需要区别分析审计失败源自何因。
2.审计合谋与财务舞弊的共生机理。审计合谋与财务舞弊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来源于内在的共生机理，即审计合谋与财务舞弊相伴而生的原因。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做出许多探讨，国内代表性研究者雷光勇（2004）从内在机理和外界环境两个维度分析了审计合谋与财务舞弊的共生机理，认为审计合谋是其内在形成机理与外界共生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内在机理来看，审计合谋与财务报告舞弊共生的原因包括审计合谋的需求机理、审计合谋的供给机理以及审计合谋需求与供给的耦合与互动机理三个环节。需求机理主要是从财务舞弊的原因角度考虑，这既有内在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升迁压力，还有外部的制度监管缺陷，以及集体理性的辩解；供给机理用于分析会计师参与审计合谋的动力，具体表现为委托模式下的信息不对称下审计师往往在自身的经营风险压力和利益寻租、外在的监管不力以及经营竞争和被审计单位的利益诱惑等原因的影响下而丧失独立性。两者之间的耦合体现在：一旦财务报告舞弊与审计合谋被诱发共生，财务报告舞弊主体与审计合谋主体之间便形成“双边垄断”，成为对称性的互惠共生体，财务报告舞弊与审计合谋便因“路径依赖”而相互膨胀，除非管理当局发生更换、制度环境发生大变迁或其他偶然事件而破坏了共生机理的某个环节，否则这种相互促动的自增长机制就会以较强的惯性一直存在下去，这便是许多财务报告舞弊案与审计合谋案经过很长时间也难以被发现的深层次原因。从外界共生环境来看，审计合谋可能来自于财务报告审计的强制性要求、证券监管的特定需要、会计信息对资本市场配置资源功能提供支持的重要性及其经济后果的广泛性、委托契约中委托人的社会化和虚拟化等。此外就中国目前的转轨经济环境而言，契约诚信的缺失、产权制度的残缺、证券市场监管机制的缺陷及注册会计师管理体制的不完善等，都有可能导致审计合谋与财务报告舞弊的共生与互动。
二、审计合谋与财务舞弊的共生机理分析
1.来自需求机理的原因。从机会来看，会计政策的选择性、监管制度的不完全性等制度缺陷使得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有机可乘”，此外，某些公司的治理结构也丧失其应有的作用，甚至助其舞弊一臂之力，这进一步为审计合谋和财务舞弊的共生提供条件。从集体理性角度来说，终止上市的压力，使管理层舞弊的需求极其旺盛，而违规成本却相对较小，因此集体理性的辩解心理占据优势，这也使得财务舞弊是公司的“最优”选择。
2.来自供给机理的原因。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自身来看，绝大部分规模较小，受声誉机制限制的压力较小，当收益大于其违规成本时，公司进行审计合谋的可能性较大。如果公司通过直接的贿赂、许诺购买管理咨询服务及其他非审计服务产品、承诺审计师在适当时候到其单位任职等方式对审计师进行审计寻租时，审计师进行审计合谋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增大。
3.来自外界环境的原因。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商业诚信的普遍缺失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受到了广泛关注，其在会计审计上的表现就是会计虚假信息泛滥、审计串通作弊现象严重、财务报告舞弊不断。这助长了公司财务舞弊和审计师的合谋。我国上市公司尤其是家族式企业上市公司，其治理结构的缺陷所造成的内部权力失衡易于导致企业管理当局经营理念的扭曲，而且这种内部权力失衡还会导致内部审计等内部控制制度的缺失或不健全。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公司治理结构缺陷所导致的经营者经营理念的扭曲，使得其有很大的动机或积极性去进行会计审计合谋，从而使得审计合谋的供给有了现实的需求基础。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监管机制上的缺陷也容易引起财务报告舞弊与审计合谋的互动与共生。而证券监管制度的漏洞往往更是直接为财务报告舞弊提供了方便。此外，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监管制度的不完善也为审计师审计合谋提供了条件。
三、审计合谋与财务舞弊共生的治理思路
1.监管层视角。政府应加强市场监管体制的建设，保证对审计质量监管的效力。加大审计本身的执法力度，提高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的违法成本，建立健全对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独立的实质性监控机制，在审计职业内部引入优胜劣汰机制或进行多重审计以增加相互监督；通过控制审计人员信息的方式来限制审计合谋的范围，使受害的中小股东和社会公众依法向违法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其相关审计人员提出赔偿诉讼，使之为其行为付出应有的经济代价，补偿被欺诈投资者的经济损失。
2.治理层视角。要从根本上抑制上市公司经营者的舞弊动机，最强有力的措施是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缩小股东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差距，尽量避免逆向选择。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下设立由独立董事参加的审计委员会；改革审计人员的聘用机制，定期轮换审计人员以避免其与上市公司经营者形成亲密关系；改善审计人员和经营管理层的关系，减少传递过程中的利益损失；公开披露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及其非审计服务事项的比重，从而在制度上为审计合谋构筑有效的“防火墙”，尽量缩小审计合谋的需求市场。
3.事务所视角。会计师事务所建立良性的客户关系需要改进审计契约，完善激励兼容机制，以改变审计人员在审计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实行审计人员的聘用与个人利益及声誉挂钩制度；改变审计费用的支付方式；堵塞审计合谋的产生渠道；合理构筑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和规模，大力发展有限合伙制事务所，通过事务所的质量控制约束达到内部制衡以抑制审计主体的审计合谋行为的目的。
财务共性问题篇2
「关键词公共部门财务管理政府会计政府财务报告
2004年6月23日，李金华审计长在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次会议所做的审计报告中，再次披露了政府公共部门财务管理中存在违法、违规、违纪和公共资金使用效益低下、损失浪费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自审计报告公布后，政府公共部门财务管理问题成了媒体报道、公众议论的焦点。这促使我们思考，如何解决政府公共部门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使政府取信于大众，取信于纳税人。
一、关于公共（部门）财务管理
1.关于公共部门。公共部门（publicSector）也称为公共组织（publicorganization）。根据国际通行的分类，社会部门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其中，公共部门是指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非营利的政府部门和非营利组织，或第一部门和第三部门。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则把公共部门定义为国家政府机构、区域政府机构、地方政府机构以及相应的政府主体（如机构、团体、委员会和企业）。按照上述定义，中国的公共部门除政府自身外，还包括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实体，如国有企业或金融机构。在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应以商业定位，以便能够获利。基于这种考虑，国有企业在企业管理上必须有自治权并且实行公司化。因此，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应采用有别于政府部门的做法。但是，广义地说，它们还是属于公共部门。
2.关于公共（部门）财务。公共财务（publicfinance）也称为公共部门财务（publicSectorfinance）。然而，财政界更倾向于称它为公共财政。这不仅仅只是字面的不同，应该说它们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但也有根本的区别。传统的财政学理论把财政称为国家财政或政府财政，而公共（部门）财务（与下文中“公共财务”或“公共部门财务”含义相同）则称为（国有）企业财务和事业行政单位财务。财政管理既包括预算管理、税收管理，也包括（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以及预算外资金管理（李建发，1999）。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我国致力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系，公共财政是公共财务的基础。按照前面的定义，政府行政部门、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的财务可称为公共财务，它是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公共财政与公共财务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公共财政突出“政”字，它侧重于政府层面，可以从政治、政策的角度理解，并具有政治性（目标在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政策性（围绕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年度性（以财政年度为基础）、无限性（入不敷出时可举债）和单一性（只从货币角度）等特征。相比之下，公共部门具体花钱办事，公共财务更应突出“务”字，侧重于部门、机构层面，可以理解为钱或资金方面的事务，具有经济性（兼顾效率与公平）、技术性（政策实施技术）、持续性（长期性）、有限性（预算额度的限定）和综合性（从价值角度）等特征。应该说，公共财政与公共财务的区别就象公共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区别一样，前者关注财政收支本身的问题，后者则关注财政收支的经济影响及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合理性等问题。不过，公共经济学从宏观层面考虑，而公共财务更侧重于微观层面考虑。
3.关于公共（部门）财务管理。既然公共财务与公共财政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那么公共财务管理就必须解决“管什么”“如何管”的问题。应该说，政府公共部门代表国家意志、受社会公众委托，依法履行公共事务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公共物品）职能，行使公共资源筹集、使用和管理权力，形成委托-关系，产生广泛的公共受托责任。从财务的角度，政府公共部门应依法履行筹集和使用公共资金，不断提高公共资金效率，保全公共财产，保护公共财务安全等财务受托责任。所以，财务受托责任是政府公共部门最主要的受托责任，加强财务管理则是强化财务受托责任的重要手段。
关于公共财务管理“管什么”的问题。我们认为，当前，公共部门（代表政府）主要只对公共预算、公共收入和公共支出进行管理。或者说，把公共财务管理与公共财政管理等同起来，只关注财政年度公共资金筹集、分配、使用的合规性，所以，政府公共部门财务管理侧重于年度财务收支。至于年度以外或财务收支以外的财务活动基本上没有管，或没有履行应有的财务受托责任。这突出表现在公共资金按预算规定从财政部门拨出后就记录为财政支出，至于拨出去的钱如何使用、使用的结果如何，就在财政部门的管理视野中消失了。这样，作为主管公共财政、公共财务活动的政府部门就根本无法向公众提供全面、完整的财务活动情况和财务状况的信息。由于缺乏必要的财务信息，财政部门难以掌握公共资金的来龙去脉，更谈不上对其进行管理了。公共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共资金如何流入各个公共机构、如何在机构内流动以及如何流出的全过程（B.J.Reed，Jhonw.Swain，1997）。我们认为，公共财务除了应对公共收入、公共支出和公共预算进行管理外，还必须把政府公共部门相关的财务活动统统都管起来。具体地说，还应当包括公共资金管理、公共（行政）成本管理、公共投资管理、公共财产管理、公共债务管理、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等内容。
至于公共财务“如何管”的问题，我们认为，公共财务虽然是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内容，且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应当借鉴企业财务管理的做法，但公共财务管理不同于公共财政管理，也有别于企业财务管理。当前，我国公共财务管理似乎走入了误区，该作为公共财政管理的却采用了企业财务管理，而该按企业财务管理的却当作公共财政来管理。按公共财政的方式管理公共财务，就会养成不计成本、不讲效益、不顾风险的恶习，造成公共资源浪费、公共资金使用效益低下、公共财务风险加大；若按照私人部门（企业）的方式管理公共财务，就会迷失非营利的组织目标和财务方向。
看来，公共财务究竟如何管确实令人困惑。我们认为，按照新公共管理思路，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公共财政管理为基础，借鉴企业财务管理技术方法，针对公共部门财务活动特点和规律，应当：（1）转换理财观念，把政府公共部门视为独立的经济主体，遵循非营利的组织目标开展财务活动；（2）增强成本效益意识，理性地从事公共财务活动，切实加强行政成本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和公共资金效益；（3）明确受托人身份和公共财务受托责任，按照预算限定，加强财务预算管理，强化财务责任，防范公共财务风险。（4）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引入现代财务管理技术方法，切实提高公共财务管理水平。（5）根据公共部门所有者缺位、治理结构缺陷和管理者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现象，建立健全财务法规制度、完善财务程序和手续、严格财务开支标准。（6）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社会监督、审计监督“三位一体”的财务监督体系，提高公共财务活动的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提倡公众参与公共财务管理。
二、公共（部门）财务管理的信息需求，要求改革政府财务报告
会计是反映性的。对财务活动过程及结果进行反映的政府会计必须把相关的信息以财务报告的形式披露出来，为加强
公共财务管理提供必要的信息资料。
迄今为止，我国公共部门仍然只有预算会计。由于预算会计定性为国家预算管理的组成部分，其主要核算和反映政府预算收支活动，预算会计报表主要反映政府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及结果；预算会计信息主要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上级财政部门及本级政府对财政管理的需要。很显然，预算会计无法全面、完整地核算和反映政府公共部门财务活动的全部内容；预算会计报告也无法反映政府公共部门财务状况、公共资金使用情况以及政府财务受托责任履行情况；预算会计信息更无法满足公共财务管理的需要。
我们认为，公共财务管理要求政府财务报告应是一个能够全面完整反映政府公共部门财务活动情况、财务状况、公共资金使用情况及政府履行财务受托责任情况的综合财务报告，而不只是反映预算收支情况及结果的预算会计报表或财政收支决算报告。所以，应当对预算会计报表或财政收支决算报告进行改革，按照公共财务管理的需要建立政府财务报告体系，提供以下财务信息：
1.全面、完整、系统地反映政府公共部门的财务状况和财务活动结果，而不只是反映年度的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及结果。预算会计报表或财政收支决算报告只反映预算收支本身，且具有年度性，而与预算收支相关的情况，如预算支出形成的公共财产、为平衡预算举借的公共债务等却得不到反映。公共财务管理需要政府财务报告连续地反映公共资金的来龙去脉、预算收支的前因后果以及前后会计期间财务状况的变动情况，全方位披露政府公共部门各个方面、各种类型的财务活动信息。包括：（1）政府及公共部门全面、完整的财务状况。即包括政府层面、公共部门层面的财务状况；也包括期间的和连续的财务状况；还包括政府受托管理的公共财产权益、公共债务（显性和隐性债务）情况。（2）政府公共部门的财务状况变动情况。从总财务状况变动或现金流量和净资产（国有资产权益）变动两个侧面加以反映。（3）政府公共部门预算收支情况，突出反映预算与实际执行相比较的情况，以揭示政府公共部门预算管理能力。
2.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政府公共部门的成本费用，而不只是简单报告预算支出或经费支出情况。政府公共部门的成本费用与预算支出或经费支出不同。后者只是按批准预算或经费拨款和有关规定所发生的货币支出，而不是与受托责任相对应的财务支出。前者则从财务支出角度，综合了货币支出和物化支出，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政府公共部门的耗费水平。为反映政府公共部门的成本费用情况，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第34号准则公告推荐的公共部门净成本表值得借鉴。这张报表反映了各政府公共部门财政年度的总支出、提供公共服务依法取得的总收入、需要由公共预算拨款的数额等情况。
3.全面、客观地反映政府公共部门的受托业绩。由于非营利性和追求公共利益目标，政府公共部门不可能象私人部门（企业）那样，可以以股东财富增长、财务状况改善、经营实力增强等财务指标反映其受托业绩。但现行的预算会计报表或财政收支决算报告并不能反映这种受托业绩。尽管财务指标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公共部门的财务受托业绩，如遵循法定预算情况、公共财务实力及公共财务健全性等，但政府公共部门花钱办事，要反映公共资金使用效果或公共支出效率。其效果或效率主要体现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增长，以及提高国家或地方政府竞争实力等方面，且多数情况下不能按定量的思维进行量化反映，只能通过定性分析加以描述。考虑到政府公共部门绩效衡量的复杂性，许多绩效不能量化反映的事实，原来的财政收支决算报告中决算说明书或财务情况说明书应改进为财务报告附注。同时，借鉴GaSB第34号准则公告的做法，要求政府财务报告提供管理讨论与分析（mD＆a）等内容，用特定的议题、图形、图表和表格等形式，对涉及财务、非财务的事项及相关的受托业绩加以描述。
三、政府财务报告改革的制度基础
适应公共财务管理的需要，必须改革现行的预算会计报告，建立政府财务报告体系。但是，政府财务报告作为公共财务管理的一种技术方法，它不仅受政府会计发展的制约，更主要的是受公共管理思想和相关法规制度的影响。所以，政府财务报告改革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基础。
1.健全的公共管理制度。随着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商业管理技术、社会公众服务取向、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政府更加重视服务产出、结果、效率和质量，必须用企业家的精神来改造政府，强化公共管理，不断提高政府的绩效。
2.一体化的公共财务制度。不仅要有健全的、以绩效导向的公共预算制度，还要有健全的、科学规范的公共收入、公共支出、政府成本、公共投资、公共财产、公共债务管理制度和政府绩效考核制度。而且这些制度之间应当严密、相互衔接，避免由于政出多门而相互矛盾，从而形成公共财务制度链。
3.完整的政府会计体系。不仅要有真正意义的预算会计体系，还要有完整的政府财务会计（包括政府成本会计）体系，使政府预算会计与政府财务会计衔接起来。这里，更重要的是如何确定政府会计对象（2）。我们认为，应当按照政府公共部门的财务受托责任范围和公共财务活动的内容确定政府会计对象，即除公共收入、公共支出外，还应当把公共投资、公共财产（包括各项债权和定义为公共部门的经营性、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产权、收益权，如果能够取得一致意见，还应当包括资源性公共财产）、公共债务（包括显性债务、隐性债务）等都确定为政府会计对象。
4.权责结合的政府会计基础和政府会计制度。按照持续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和核算政府成本、考核评价财务受托业绩（绩效）的需要，把政府会计基础逐步从现行的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过渡（但应考虑公共服务或公共物品非互惠性和被共同享用的特点对政府采用权责发生制的影响，以及采用权责发生制的成本问题）。同时，建立健全规则导向的政府会计规范体系和政府会计制度体系。
5.公开透明的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制度。政府就象股票公开上市的股份公司，它代表公众从事公共财务活动、管理公共财产，公众拥有公共财产权益、享有财务信息知情权。所以，必须建立公开透明的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制度。
6.充分有效的财务监督制度。应当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民主理财、民主监督的制度，真正体现政府公共部门财务管理活动的“公共性”。
主要参考文献
杜钢建。2003.降低行政成本与建立政策评价系统。人民论坛，7
戴廉。2004.药价问责，暸望新闻周刊。16
刘素华。2003.行政成本压力催变财政审计制度。新京报。11-23
李建发。1999.政府会计论。厦门大学出版社
财务共性问题篇3
关键词：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将于2014年1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强调：只有实现信息化才能真正提高单位的内部管理水平，使财务信息及时、准确、透明。这体现了实行财务管理信息化可以做好内部监督，更好地做到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同时，财务管理信息化可以将传统的日常事务交给系统来做，提高失业单位的管理效率。我国政府已将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提上重要日程，值得各方关注。
一、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信息化概述
1.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信息化的含义。事业单位财务是事业单位在行使政府职能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财政资金流转及所体现的经济利益关系。
财务管理是事业单位以行使政府职能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为基础，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活动。
2.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信息化的特征。财务信息的实效性。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是与国库支付系统、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政府采购系统等实行实时链接，事业单位的每一项财务处理工作在其他系统中都会有反应，并且，财务信息同步于财务活动，这就为数据统计、预算控制、财务监督等活动提供最新的信息。
数据资源的共享性。事业单位的财务信息一般由上级部门维护，但下级单位只要通过单位内的客户端就可以从系统中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源，财务管理系统的信息也能在国库支付等系统中显示，所以，资源的共享性大大提高了事业单位的工作效率。
工作流程的可视性。财务管理系统通过电子签章认证、财务审批等方法在网上作业，以扫描的方式把财务信息输入到系统内，领导只要在该系统内登录相应的办公区域，就可以查阅到发生了或者将要发生的财务活动，并能掌握财务关系产生的整个流程。
这些特征提高了事业单位的工作效率，提高了财务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财务管理实行信息化是我国事业单位财务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信息化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实行信息化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信息化水平整体不高，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1.财务信息共享困难。财务信息具有共享性，但实现共享还有困难待解决。其一，“信息孤岛”现象的存在导致上下级之间难以共享信息。“信息孤岛”是指一些事业单位拒绝提供较多的真实的财务信息，甚至截留信息，这就导致上级部门无法获得真实有效的信息；其二，财务工作与其他业务工作的不良衔接导致事业单位内部难以共享信息。目前，某些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系统旨在财务部门内部使用，其他部门难以介入。这些都影响了领导者的决策以及事业单位工作的效率。
2.财务信息化的制度不健全。不同事业单位的具体财务工作不相同，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也大不相同，这就增加了统一的、规范的制度化建设的难度。目前从总体上来讲，事业单位缺乏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组织架构设计不规范，信息安全保障、信息资源库、信息共享等制度缺乏系统性、实效性。同时，已存在的制度随时代更新的步伐缓慢，很多并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
3.财务信息化的需求不明确。财务信息化的需求不明确主要是指事业单位通过信息化管理应该具有的功能和要解决的问题存在模糊。我国财务工作人员习惯于手工操作的工作方式，改用信息系统的工作方式需要有一个较长期的适应过程，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整体构架是什么，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建设思路，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能够解决哪些过去无法解决的问题，是无法想象的，也就提不出有价值、可操作的对策。
三、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信息化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1.完善信息化建设规划和规范体系。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信息系统涉及到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事业单位，情况较为复杂。必须从全局角度，充分考虑大至国家，小至一个具体的事业单位的不同需要，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规划，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下而上的财务信息共享问题。从现状来看，尽管统一基层单位的财务管理信息化子系统尚且存在较大的困难，但也必须对子系统的数据接口提出规范性要求，以解决信息共享的问题。
2.明确财务信息化的需求。实行财务信息化管理的目的就是完成财务方面的工作，高效率地解决财务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传统习惯”而模糊财务信息化的需求。我们要根据财务管理的目标，事业单位从自身的工作实际出发，对财务管理的各项流程进行科学的分析，并加以优化，依靠信息化的优势去解决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形成财务管理信息化需求。
3.建立健全财务信息化制度。任何一项工作的顺利完成都需要相应的制度做保障，财务管理信息系统作为事业单位的“硬件”，需要制度这一“软件”与之相配套，比如，各种财务规章制度、账目上报流程制度等。对于程序化的工作，相应的制度能保障工作严格按照规范、高效率地完成，减少工作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面对非程序化的工作，也就是事业单位工作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改变，制度要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面对某些技术手段难以解决的问题，必须通过管理制度“强硬”地解决，以确保事业单位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
四、结论
我国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实行信息化是时展的必然趋势，也必将为我国事业单位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虽然我国多数事业单位的信息化建设正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财务信息难以共享、制度不健全、财务需求不明确等问题，我国各级事业单位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站在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高度，力争把我国事业单位的信息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参考文献：
[1]高红冰.信息化建设从这里起步——信息化发展战略谈[J].中国计算机用户，2008（22）.
财务共性问题篇4
【关键词】信息化；财务管理；信息共享
近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飞速发展，但是经济体制建设和市场的转型却一直未能赶上经济发展的速度。随着我国经济走向国际化，面临国际市场的竞争，财务信息共享管理模式是企业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基础。
从实际情况来看，信息化环境下企业财务共享管理模式对企业未来发展有重要价值，例如财务信息集成化和流程的标准化，可以简化财务核算流程、降低成本、防范风险等。但发展过程中尚存在信息失真、信息孤岛化、内部监管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影响了财务共享管理模式作用的发挥。因此，基于信息化环境下企业财务共享管理模式的研究具有要意义。
一、企业财务共享管理在信息化环境下的价值体现
受信息化时代和企业跨区化、跨国化不断发展的影响下，财务共享模式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例如传统的财务共享模式需要企业在不同的城市，或者地区设立财务分中心，而信息环境下的财务共享管理模式只需要设立一个信息共享中心。信息环境下企业财务共享管理具有如下价值：（1）降低财务管理成本；（2）规范会计核算；（3）提升财务管理信息的质量；（4）提升企业的决策能力。
二、信息化环境下财务共享模式构建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内处于经济发展速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失衡的状态，为实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不断的完善。财务信息化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今信息化管理尚且存在着一些问题。
1.信息失真问题
国内众多企业经常会以自身利益需求角度来判断经济事项，从而形成会计记录，所以财务会计核算不准确的问题经常出现，甚至有利用虚假的财务信息来掩盖真实财务亏损状况的现象。财务信息是一个企业现代化经济建设中的基础保障，财务信息一旦失真则会严重的影响到投资者和企业的利益，进而影响企业在市场中的健康发展。
2.信息孤岛化现象
内外环境的结合是企业规划的正确方式，而我国很多企业在此方面的方面恰恰相反，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数据管理系统，信息与信息之间无法实现有效对接，业务方面的工作与财务方面的工作无法进行有价值的沟通，这与现代企业管理的正确理念背道而驰。信息过于孤岛化会严重影响企业的管理效率，所以需要采用集中式的管理模式结合现代信息手段的方式来无缝联接业务与财务数据，促进企业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
3.缺乏完善的内部监管体系
监管机制和财务内部控制是现代企业中领导者对下属部门的管理手段，但只能对较大的事情进行针对性管理，财务审核的各方面的功能并不具备。由于企业领导者和财务人员在企业内部监管上有着各自的职责，所以需要通过一个完善的监控体系将其贯通起来，否则将会影响财务信息的真实性。
三、完善信息化环境下企业财务共享管理模式的对策
1.构建固化财务结算流程
信息化环境下的企业拥有一套完善的财务结算流程，对企业实现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对企业实现信息集成化和标准管理具有很大作用。完善的财务结算流程也就是流程的固化，构建一个与其他部门财务信息进行对接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总部，让各个部门的信息可以实现统一的规划，促进标准化和规范化财务内部信息控制流程的建造。
2.健全财务组织机构
将财务会计和财务管理分离构建企业的财兆橹结构是必要的。利用财务共享平台来处理基础的财务会计，借助科技化手段不仅可以减少基础财务人员，还可以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这样的财务组成机构还有优化管理模块的作用，被解脱出来的会计业务人员可以补充到财务管理职能模块中去，从而促进财务分析、预算管理、资金管理、税务管理、成本管理等财务核心业务的发展。将财务管理延伸到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去。
在进行财务共享服务的过程中，必须保证财会信息的真实性，通过内部质检及外审，可以以专业的程序和方法可以审查企业内部的财务信息。那么，加强内部质检与外部审计同样重要，通过制定与执行统一的内部质检流程来提高财会信息的质量，通过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来提高财务信息的真实性。
3.通过建设完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提高财会信息的可靠性
众所周知，统一信息化技术提高了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但由于财会信息的私有性和隐蔽性，企业的披露选择权有很多。要想改造这种现状，提高财会信息的可靠性，就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一般财会信息、重大财会信息和特殊财会信息是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的三个途径。所谓的一般财会信息就是包括各种财务报表及附注的财务报告，有它决定信息的规范性和可比性。特殊财务信息是居于重大特务信息和一般财务信息之间，此类信息披露要求包括金额及影响，还有注意事项。而重大财务信息则是指重大财务事项，披露要求包括利用金额和影响程度评论财务事项的重大程度。
四、总结
企业应该紧紧跟随国际以及国内的经济发展步伐，而如今企业自然应该实现现代化建设，但就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失衡的情况下，则需要以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为基础，不断摸索前行。信息环境下的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着信息和制度方面的问题，也只有通过解决此类问题才能实现企业健康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欧荣鹏.基于信息化的企业集团财务共享管理模式浅析[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6（9）：104-105.
财务共性问题篇5
关键词：社会体制，公共领域投资体制，公共政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财政体制
公共领域的投资体制改革是自1978年我国启动体制改革以来剩余的几个关键领域的重点改革之一，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因为公共领域的投资体制改革直接关系到社会组织的发育、社会体制的完善和公民社会的形成，更关系到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一的社会建设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我国目前社会体制建设的特点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本文认为公共领域的投资体制改革是社会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在这里，所谓公共领域，是指必须由公共财政负担的领域，或者叫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它也是社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现阶段的基本公共服务应当是指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但还需继续完善条件下，政府为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通过完善财政体制和提供财政保障来使不同地区居民有机会、有能力、有权利接受主要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卫生（或者叫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教育（义务教育）、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就业服务、养老保险，以及保障性住宅。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责任，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体现了发展的社会属性，所以我们说它是社会建设的基础。对于那些公益性弱，可以由市场介入的公共服务，我们暂且将其视为市场领域的问题，本文不予讨论。
一、我国公共领域投资体制的特点及其问题
我国公共领域投资体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关系的处理上，一是政府间关系，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二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我们把前者认定为宏观体制问题，把后者视为微观体制问题，因为后者基本集中在服务供给的末端。
（一）宏观体制：各级政府责任不明，政府间财政负担不规范
按照国际上的划分，中国应该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如英国、瑞典、以色列、埃及、加纳和菲律宾也都实行单一性的政府体制。在单一制国家中，中央政府扮演最终权威的角色。在联邦制国家中，权威是在联邦政府和选区政府之间进行分配。在职权领域内，每个政府在理论上都是至高无上的。不论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都要处理政府间关系，特别是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而且，这种关系非常复杂，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以美国为例，自内战以来，美国联邦主义的演变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二元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和新联邦主义。在二元联邦主义中，州和联邦政府在各自范围内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在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之一是分权问题。我们把责任划分和责任明晰作为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征之一。
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在社会体制建设上面临的问题之一是，中央政府的社会建设目标由于与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分权，以及双方责任划分不清晰而难以顺利实现。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中央政府的社会政策直接变成了地方政府的社会政策，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998年，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公共财政”的理念，并把其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意味着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要把关注点放在具有公共风险的领域，从其他不该介入的领域坚决退出；在与公众的关系上，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作为要务。至此，围绕着公共财政体制目标，政府对财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清费正税、取消农业税、预算管理体制改革、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新一轮税制改革等等。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几经改革，但距公共财政的目标还相差甚远。主要表现在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但是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形成非对称性财政分权的格局。
从义务教育为例。从对云南省调研的情况看，义务教育实施过程中各地财力差异很大，而且由于标准等问题，经济富裕的地区反而得到的转移支付更多。另外，教科书费用由中央财政解决，但是中小学的教学辅导书很多，一般在53元到63元之间，是由个人支付的，贫困家庭很难负担。据调查，“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政府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省负担11%，中央财政负担不足2%。”①我国完全落实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特别是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责任存在诸多困难，处理目前的义务教育“欠债”问题既困难又复杂，家庭贫困学生的资助工作十分艰巨。
再看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我国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领域投入体制还是多元化的，城乡体制分割非常严重。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中，对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采取转移支付方式给予支持，东部发达地区主要靠地方力量，包括过去几年推行的公共卫生建设也主要采用这种模式。“预算内公共卫生支出，中央政府仅占卫生预算支出的2%，其他均为地方政府支出，而地方政府，县、乡共支出了预算的55%～60%"。②根据国际经验，类似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这样的基本公共服务在许多国家是由中央政府（联邦）或省政府支出的。另外，在我国基层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没有举债权，没有独立的主体税种，掌握的财政资源有限，其财力与事权不匹配。
还有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这方面的公共财政责任在实践中采取了责任分解、分级负担的做法。由于中央与地方事权、责任、财权划分尚不规范，作为基本公共服务范畴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费的支出，在体制上还存在突出问题。昆明市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实行财政分级承包。区级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以区财政为主，市财政适当补贴。实际情况是，一般的区财政很难承担，最终造成标准低、覆盖面窄。昆明在云南属发达地区，一般地区就更难说了。黑龙江省80%的县依靠国家和省财政转移支付。农村最低保障工作，尽管省财政尽了很大努力，给予了78.5%的资金补助，但是仍然有贫困县市需要自行匹配的资金，无法落实。救灾方面，黑龙江目前的救灾资金主要用于灾民的口粮救济。国家每年拨给黑龙江省救灾资金在1亿元左右，需政府救济粮人口按300万计算，平均每个灾民实际得到救济33元，基本口粮的保障都十分困难，再加上蔬菜等生活副食的支出，灾害救济金更显得捉襟见肘。2007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不断上涨，贫困居民的生活压力持续增加。每年国家拨付的恢复重建资金十分有限，补助标准经历了从300元到600元的漫长历程，到近期才提高到每间房子补助1500元的标准。近些年来，虽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比较大，对弥补地方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费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实践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转移支付缺乏严格的规范、制度设计和执行标准。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不全面、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在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农村社区建设等项目上，中央财政没有做出合理和适量的财力转移。
关于基本养老保险，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障体制是建立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公共财政面向城市基础之上的，这种模式对我国体制建设形成了严重制约。第一，现有农村老年群体，保障水平低，容易形成一个庞大的老年贫困群体。第二，城镇化进程加速，失地农民数量增加，农村传统的养老保障模式受到挑战。调查发现，即使像北京这样经济发达的地区，尽管政府对市、区县两级财政每年给每个参保农民的补贴为50～70元，但是仍不能达到全市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公平。与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基本相同，失地农民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养老保险缴费必须满15年才有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资格，大多数地区还没有出台相应政策，致使45岁以上的失地农民不能投保，这意味着城市养老保险制度对这些失地农民关上了养老保障大门。
oeCD的研究报告指出，从支出责任看，中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分权化的，但财政收入比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低得多，地方政府没有确定税率的自，以获得收入来满足当地的支出需要。由此形成的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和税收收入的缺口需要存在一个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此外，现行体制内存在的逆向激励也扭曲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因此，现行的财政体制在公平和效率方面都需要改进。这是全部财政问题的根本问题之一。我国目前公共领域投资体制面临的问题还有，中央各部委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重投资轻规划，尤其缺乏基本公共服务的设施标准、人均财政支付能力标准的研究和制定，致使规划目标不明确、不准确，实施措施不具体，可操作性差。
（二）微观体制：服务组织欠发育，服务供给主体单一
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是通过非营利组织向社会递送公共服务，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发展迅速。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注册登记的社会团体为19.2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为16.1万个。但是，从现状来看，无论是人们的观念，还是社会组织数量、规模，以及更为重要的其整体的能力和作用，都还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多数现有的非营利组织，特别是社团存在以下一些问题：（1）官办和行政色彩太浓，缺乏应有的民间性、自治性、自愿性和自主性，创新精神和开拓性不足，不少组织以营利为目的；（2）自律机制不够健全，对于非营利组织所应具备的透明度、公信度和良好行为准则，许多组织还不甚了解；（3）人员年龄老化、观念老化、知识结构老化，运作方式不能适应市场化的环境和社会治理方式；（4）结构失衡。真正能适应环境，及时回应和满足民间需求，又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民间资源的非营利机构和组织所占比重太小。
我们目前还没有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基本公共服务的确切统计数据。从民政事业的支出中也很难看出政府有购买公共服务的款项。从调研情况看，各级政府通过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况还不普遍，只有个别地区的个别组织得到本地政府的财政支持。目前我国社区建设资金还是比较缺乏的。根据2005年民政部的百城（区）社区建设抽样调查和社区建设问题专题调研，2004年，被调查的235个社区中，27.66%的总收入在1万元以下，1～8万元的占31.91%，13.62%在8万元以上，有26.81%的社区未填。这些有资金的社区其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调查表明，政府每年拨款在5000元以下的社区占28.09%，5000元到15000元之间的占13.62%，25.96%的社区可以得到15000元以上的政府拨款，有33.19%的社区未填。社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社会组织了。
二、公共领域投资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可以这样确定：在宏观体制上，改革和完善政府间关系，培育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直接管理者、提供者角色；在微观体制上，发育和壮大社会组织，培育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供给者角色，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形成一个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体系，一种合理的社会体制安排。
（一）调整和改革政府间关系，完善转移支付机制
在中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人口众多，五级政府施政，由哪一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最有效、最合理？能否采取不同层级的政府提供不同类型的基本公共服务模式？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第一，是否可以由中央政府来制定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财政体制及转移体制框架。第二，是否由省级政府负责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的监督、执行和评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标准和评估指标体系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第三，是否由地方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负责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
随着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规范化建设的不断进步，基本公共服务的政府财政责任，应该逐步走向地方政府主导、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促进均等化的责任分担模式。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在许多领域本质上属于地方性公共产品，地方政府财政应承担支出的主导责任，中央财政具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收入分配调节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职责。
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通过实现财政能力均等化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财政转移支付体制。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应当从负责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转向全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规划、指导、政策和监督。根据规划和标准，国家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和机制。中央政府应当就基本公共服务制定和完善各类标准，并对贫困地区进行无条件转移支付，提高弱势地区的财政收入能力，以及低收入阶层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
科学划分基本公共服务中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要遵循实践和理论两条原则，一是应从有利于建立中央对地方有效调控的角度出发，尽可能调动作为提供公共服务方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二是依据公共需要与公共产品的层次性理论分别界定各级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根据上述原则，应该建立有权威的、能对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进程实施有效领导的中央政府相关部门，把属于全国性和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划归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把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性基本公共服务，交由地方政府管理。对于各级政府的共有事权，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内的共有事权，应按照项目分级管理和费用分级负担的原则进行合理划分。在相应的支出责任上，必须明确划分中央财政的固有支出与地方政府的固有支出；必须依法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共同事务的费用分摊的计算方法、原则和比例。
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在财力分担上涉及到不同层级政府的具体出资问题，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就成为从公共财政角度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重要方面。尽管1994年以来确立并实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当前的一些转移支付形式具有原体制遗留的成分，办法还不尽合理和规范。尤其是，面对基层政府的普遍财政困境和地区发展的巨大差异，在全国范围内要较好地履行对全体居民的政府责任，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就难以进行。因此，在讨论了政府间事权界定，明确了各级政府的社会救助职责和中央政府制定的基本标准之后，应该从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层面，对致力于解决各地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提出一个思路。
总体思路是逐渐淡化人为因素在确定基本公共服务资金各级财政比例分担的权重，加重对影响财政支出的客观因素的权重。近期内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中央政府尽快制订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框架内的各项具体制度的最低标准。这是中央财政有效实施对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并形成合理的财政分担机制的前提。具体标准的设定可以根据经济和财政指标将全国划分为几个片区，分别制定相应的标准，并使其具有可操作性。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消除不同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差距。二是，完善省以下政府财政的分担机制。要积极探索省级政府以下的财政分担办法，比如，省级政府在中央划定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下，根据市县具体经济总量、财政收支以及各项基本公共服务规模等指标，合理确定本省范围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并形成合理的省以下财政分担机制，也可以寻求其它解决方案。
（二）明确社会组织的角色，发挥社会组织的服务供给者作用
1、通过完善社会组织的管理法规，完善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全社会，特别是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管理和监督
通过对社会组织服务的购买来实现对社会组织的管理。通过制订基本公共服务专项发展规划、服务标准，完善相关措施，加强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服务质量、供给情况的监督。鼓励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服务质量、供给监督。基本公共服务，可以通过政府直接投资举办，也可以由社会机构等社会组织举办，政府采取委托协议等形式购买其服务，提供给公众。放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准入限制。对有关地方性法规、政策以及各职能部门设定的行政许可和审查制度进行清理，凡是国家没有明文禁止和限制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都对社会开放，凡是对社会举办和参与基本公共服务事业带有歧视性的做法和不合法的规定，都要取消。制定基本公共服务指导目录，按照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分类指导基本公共服务发展。
2、培育非政府组织应遵循分类对待的原则
对于一些经济类的中介组织、基金会组织或一些较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政府只要给予相应的鼓励、优惠政策就可以了。而对于一些公益组织或民间福利组织，他们的很多服务属于低偿或无偿，难以通过收费维持，政府就应给予一定数量的财政支持。另外政府需要探讨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制定一套考核委托（托管）或补贴机构服务绩效的指标体系，以及明确组织监督和公众监督的方式，据以评判各种各类非政府组织和机构的经营运作状况以及满足群众需要的程度，以此来确定扶持的方式和标准。总之，政府给市场、给财政补贴，将是鼓励非政府组织，尤其是民间福利机构的最有吸引力的方式。
财务共性问题篇6
（一）评估阶段
（1）公司员工与公司文化。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建立等同于对子公司的财务进行新整合，必然会对员工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a公司的筹建小组在评估阶段的报告中着重强调该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2）业务流程。筹建小组首先对适合共享模式的业务进行评估，其次对子公司有关业务的具体运作流程进行评估和分析，对实行财务共享后的具体运作大致设计框架。另外，筹建小组对其它方面进行评估和量化分析，如未来的内部客户能否就此形成共识及配合、如何跟外部供应商进行顺畅的交流和配合等方面。（3）系统与技术方面。筹建小组依据具体操作框架模式对eRp系统进行评估，以确定现有系统功能是否可以满足共享的需求，对于需要开发部分，公司现存的技术是否可以满足要求等，对于如何保障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顺利实行在系统技术层制定了方案。（4）投资的回收期。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建立对于资金的需求量很大，具体开支包括：建设或者租用办公场所、系统开支、用品支出、员工遣散开支以及培训费用。筹建小组对上述投资的成本支出和回收期进行评估，同时对投资成本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给公司带来的利益进行比较，评估该项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为总部提供参考。（5）税务与相关法规。由于每个国家的税务规定和法规的差异，筹备小组对准备进入共享服务的子公司所在地的税收政策进行充分分析，对涉及共享服务中心的税务及法律问题进行强调，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规避和解决方案，以保证税务相关法规对项目的影响最小化。
（二）设计阶段
（1）设计流程。筹建小组在流程设计完成后，时常开会商讨这些流程的改善情况，以确保流程可以顺利的运作并且符合业务的需求，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和满足客户需求。（2）员工与组织机构。该阶段的建设重点是改变员工的观念和建设企业文化。筹建小组充分研究现实中存在的难题，针对性地制定了沟通方案，经常与员工交流，宣传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立的重要意义。对于相关人员，尽可能的进行转岗安置，确实需辞退的，制定相关的赔偿方案。（3）税务与法规。筹建小组对于共享服务所涉及的区域进行税务和相关法规的研究，并依据法规的特殊性因地制宜的设计了符合不同地区实际情况的流程。以我国为例，税务机关规定，对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保留原件，筹建小组针对性地设计了以下流程：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变，由供应商将发票提供给子公司，再由子公司进行扫描发往深圳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进行会计处理。（4）技术与系统。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建立离不开it部门的支持，其不断地对流程和系统进行改进。因此，在评估阶段及实行阶段，it部门在系统方面针对流程操作提出具有专业性的判断和建议，在技术方面也引入大量的开发来适应新型的财务管理方式。（5）办公场所。对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办公场所的选择也是首先应当考虑的问题。针对此问题，筹建小组对于待选地点相关方面的条件进行调查研究和比较分析，主要涉及该地点的通讯开支、人才质量、租金、税收政策和税收法规、城市的位置等方面，最终将地点设在印度钦奈和中国深圳。（6）服务协议。首先，筹建小组对内部客户的期望值及公司预期目标进行了明确。其次，根据数据对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服务范围、服务成本及服务质量进行深入讨论。以此为基础，筹建小组制定了服务协议，并经多次讨论以后确定了协议的具体内容，这就使得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在后期的运作中有了合同范本。（7）定价模型。对于定价模型的制定，筹建小组坚持简单、便于计算谈判及收费的原则，最终采用了成本弥补方式的模型。该模型就是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运行成本的基础上增加一点的利润，并以各子公司实际业务数量为依据来决定服务费用的分摊。
（三）实施阶段
（1）团队建设。a公司针对苏州工厂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组建了项目小组来负责苏州方面的业务。同时向苏州工厂的财务人员请教学习，并对应收应付的工厂业务进行实际操作等。深圳的共享服务中心也组建了一个功能相似的项目小组，来完成前期的各种交接。（2）流程整合。项目小组以在设计阶段制定的流程为基础，并根据具体需求对实行财务共享服务后的流程进行新整合。在技术和系统方面，项目小组做出了深入研究，同时携手it部门研发一些子系统，以满足财务共享服务新模式的需求。（3）关键性绩效考核指标（Kpi）。a公司的共享服务中心在付诸实施以后，针对实行效果要作定期考核。为了保证考核的质量，可以从定性及定量两个方面来考核，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运行方面和每个岗位，针对各个关键性绩效考核指标（Kpi）来考核。
二、a公司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价值分析
（一）间接降低了成本
在财务共享服务实行之前，a跨国公司在各个子公司及分支机构中都设置有完备的财务岗位，人员和岗位的设置以及各子公司之间资源的不协调，加之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给a公司产生了巨大的成本。在财务共享服务实行以后，经过合理的资源调配，不仅完成了扩大的业务，而且中心及子公司的财务人员并没有增加，这就间接的降低了人力资源的成本。
（二）形成了总部的财务监管，财务风险降低
在共享服务中心成立之前，各子公司财务处于分散状态，a公司的总部并不能准确地了解每个基层的财务状况。因为监管的缺失，很难发现潜在的舞弊行为。
（三）实现财务业务合流，增强了核心竞争力
由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建立，使得财务都汇聚到了共享服务中心，这就给各个子公司的财务部门开放岗位，进行高层次财务人员的补充提供了机会，以此来强调财务管理在公司运行中的重要地位。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实施，不仅推动了财务和业务的合流，而且增强了a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三、a公司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一）a公司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存在的问题
（1）对于个别领域而言，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实行之后，工作效率降低了。究其原因，公司内部沟通不畅，由于共享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并未在子公司工作，反馈和处理问题时经常出现迟缓现象。（2）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人员流动性较大，员工更换频繁以及工作的相互交割，严重影响了办公质量和办公效率,经常出现没有对供应商提供的发票及时核算而导致货款迟延的现象，加大了共享服务中心与公司内部客户及外部客户进行合作的难度。（3）由于各国家及地区的文化不同，使得共享服务中心与子公司在处理同一问题时，常常存在看法的偏差。因此造成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问题。（4）税务及相关法规的不同导致的问题。在我国，业务单位必须保留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原件。那么，供应商就要把发票寄往每个业务单位，再由业务单位进行扫描传输给共享服务中心进行处理，这个过程一不小心就会发生票据没有及时入账的现象，严重影响三方的沟通效率，不仅浪费时间，而且没有解决问题。
（二）a公司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完善建议
财务共性问题篇7
[关键词]公共经济财务管理改善民生相互关系
一、在民生改善方面加强公共经济财务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国民整体福利的有效提高，确保分配的公平、公正性是当前公共经济管理的宗旨和根本出发点。要想实现公共经济管理目标，那么公共经济财务管理是经济保障和必要前提。在公共经济财务管理的过程中，应确保市场基础性作用在公共经济资源的配置中得到充分发挥。公共经济财务管理部门应对社会成员承担责任，其对公共资源加以掌握、运用，对公共权力加以行使、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并提供相关的公共服务，以进行资源的分配、筹集、管理和使用等财务活动。
民主社会中人们具有较强的责任意识和民生改善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推动公共经济财务管理获得健康发展的动力。因为其承担着公共服务、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政策制定等职能。在民生的改善过程中，公共经济财务管理就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民生在领域和内涵方面进行了拓展，除包括基本生存以外，还包括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确保资源得到公平公正的分配，从而使得改善民生真正成为人民利益实现、社会稳定维持的比需和根本。
但是民生的需求应有公共部门进行科学合理预算的编制，确保收入的依法组织，并切实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对财务监督制度进行建立和完善，以处理好财政和本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总而言之，要想实现民生的改善，就应确保公共经济财务管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从而保证财政管理措施以及相关决策得到有效执行，真正实现民生的改善，真正做到惠及民生。
二、公共经济财务管理和民生改善之间的相互关系
改善民生主要涉及到国民的基本生活，而国民经济的基础为公共经济。因为民生建设的覆盖面广、资金投入大，资金能否得到规范应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切身利益。所以公共服务部门应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服务，加强对民生资金的监管，使其效益得到最大发挥。但是在公共经济财务管理过程中，其只是一个方面，要想对其在改善民生方面的积极性进行探讨，就应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清。
1.公共经济财务管理的效率对民生改善具有直接影响
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就是其对当前的公共产品是否满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人民群众在基本生存方面的需要得到了充分满足。但是，国民在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福利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因为公共经济资源主要是由公众对自身经济权利的让渡所形成的，所以应提供能够满足人们需求以及其本身认为有价值的公共服务和产品，以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如果公共服务部门的财务效率十分低下，就会对公共管理效率和公共财政效率产生消极影响，导致公共管理经济效率无法满足市场经济的基本效率。而公众的付出和公共产品、服务提供所得的不对称，会对公众满意度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动摇公共部门公信力。所以，政府部门应对公共经济的财务管理加以重视，确保相应措施的科学采取，提供公众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为民生改善奠定坚实基础。
2.公共经济财务管理对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市场资源配置的协调具有重要作用
在当前公共部门的经济财务活动过程中，如果缺乏明确的财务效率责任主体，公共经济财务管理人员就会，从而导致公共部门出现财务效率下降，不能对公共经济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情况。因此，在公共经济财务的管理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以实现公共经济资源的科学配置，采用市场有效机制来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运行，通过市场理念的运用来对当前公共部门的财务效率加以衡量，防止出现公共部门效率的损失问题。此外，当前的法治框架为部门履行约定、项目决策、结算付款、核实业务等财务事项创造了择优选择、充分竞争、规范运行、内在驱动的良好环境，结合等价交换、竞争择优、公开透明等市场原则和机制进行相关交易，在提高社会公平性的前提下，使得公共资源配置合理性得到有效提高，以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民生的改善。
3.公共经济财务管理能够对市场调节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弥补，从而为民生改善提供保障
当前，在社保、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相关的公共产品、服务提供方面，主要是采用政府补助方式，比如补助津贴的提供、贷款优惠、减免税收以及直接投资等，这会对涉及到公共管理过程中在公共产品、服务的生产和提供方面的财政支出。从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公共部门应不断进行市场秩序的规范，以通过支出预算安排的充分利用来形成相关刺激，并积极引导私人部门参与到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过程中，满足人们对公共品的基本需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仅通过市场刺激，就可以实现高效配置，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和盲目性，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共品分配出现问题，从而不利于民生的改善。这就要求对公共经济财务管理进行加强，尤其是公共产品在财政支出方面的力度。这不但可以确保公共产品得到充足的供给，而且还可以对市场盲目调节带来的问题加以有效弥补，确保公共产品需求的可及性和公平性，为民生的改善提供保障。
4.建立健全公共经济财务管理的制度规范，这是实现民生改善的基本要求。
当前需要解决的医疗体制问题、安居工程问题以及教育就业问题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缺乏充足公共产品供给所带来的问题。所以，政府应对公共经济财务管理规范制度加以建立和完善，实现财务管理体系的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科学调整，对于非公共品支出进行压缩，将支出重点放在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关乎民生改善的方面，并将政府投入重点定位于公共民生的领域，确保公共产品在供给上有足够的资金保障，确保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和质量，真是实现民生的改善。
5.建立法制化的公共经济财务管理，以为民生改善提供制度保障。
从受托管理上进行分析，公共部门中的财务管理人员实际上是公共人，这种权的形成是因为人们对自身权利的让与实现的，所以，公共经济财务管理人应为公众办事，并对公众负责，只有将公众的事情处理好，才不辜负公众的委托。在对公众负责的诚信氛围建设中，应积极倡导信用文化。在对诚实信用理念进行确定的过程中，应实现公共经济财务管理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积极进行法律法规的制定，从而进行公共经济财务管理活动的有效开展。确保公共经济财务管理整个活动都能够实现有法可依，引导人们形成良性预期，在制度上对人民利益加以保护和尊重。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应坚持法治思想，对公众生活条件进行公平、公正的改善，制定科学的法律标准，来对相应民生问题加以解决，为民生的改善提供制度保障。
6.不断扩大的民生需求对公共经济财务的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公共经济财务管理在民生改善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民生所关心的问题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变化。在公共经济财务的管理过程中，政府要想为公众提供充分的公共产品和公务服务，就应确保公共经济财务管理规范的健全和完善，实现财政支出结构的不断完善，加大对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并及时对财务管理模式进行更新。同时，还应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意识，实现财务管理手段的不断改进和财务管理水平的日益提升；注重建立开放性的财务管理过程，确保财政预决算的法制化、规范化、透明化；对预算资金效率和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价，提高预算资金的效益，真正实现民生改善、真正惠及民生。
参考文献：
[1]高志勇.公共部门财务管理的市场性分析与运用[J].财政研究.2006（05）
[2]荣莉.公共财政框架下政府公共部门的财务管理[J].企业经济.2001（10）
[3]鲁靖文.优化政府财务管理[J].企业导报，2010（14）
[4]荣莉.政府公共部门的财务管理探析[J].审计与理财.2005（19）
[5]黄平论.加强公共经济管理与改善民生的关系[J].理论月刊.20l0（03）
财务共性问题篇8
[关键词]学科生长机理；公共管理学科；西部地区财经院校
[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549（2017）04-0045-05
任何学科的发展壮大都必须以学科基因为生长源点，在学科自身发展规律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等的发展规律之间所形成的张力空间中寻找到合适的生长点、生长路径和生长空间，由此形成一种学科生长机理。任何高校的学科建设都必须在学科生长点、生长路径和生长空间中谋求地位、功能和作为。在西方公共管理诸多思潮的催化下，公共管理学已经成为当代我国社会科学及管理科学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西部地区绝大部分财经院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是近十来年的事情，大体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与中东部高水平财经大学相比有较大差距，在促进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等方面，它们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如何开辟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路径是西部地区财经院校的重要任务。本文从学科生长机理的角度探讨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路径。
一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Swot分析
本研究将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面临的优势因素、弱势因素、机会和威胁设计成一份开放式问卷，发给本校熟悉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师去填写。后经过整理，获得6个优势因素、7个弱势因素、6个机会因素、5个威胁因素。然后将这4类24个因素设计成以“强、弱”为评价词的4级李克特量表，后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给西部地区财经类高校中的公共管理学科教师，共发100份邮件，最后回收45份有效问卷。通过统计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面临的内部弱势和外部威胁极为明显（80%左右），而内部优势和外部机会严重不足（30%～60%）。从内部能力学派视角看，这些高校建设公共管理学科的能力很弱，先天不足。主要原因是他们长期以来的单科发展路径，综合学科发展趋势是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000年以来的事情，而公共管理学科也是在1990年代从西方引入而在我国兴盛起来的（主要是在985高校）。这突出表现为专业人才、高层次学科团队严重不足。现有40岁左右的学科骨干人才的学科背景绝大部分不是行政管理、管理学、经济学等与现代公共管理学科较为密切的学科，而是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具有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数学等学科背景的人才一般不会进入公共管理学科，因为专业选择主要不是凭兴趣而是实用主义。即便是这些骨干人才，接受过比较系统的博士层次公共管理学科教育的也不是很多。从资源学派的观点看，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能够获取的资源也是很有限的。这突出表现在：学校自身、政府部门支持公共管理学科的意愿严重不足（78.7%）。学校自身支持不足，是由财经院校的属性决定的，它们重点需要发展经济学、管理学（工商管理等）等优势学科，体现了很强的学科路径依赖。政府部门支持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学科偏见，即认为经济学、管理学以及一些理工学科才能真正解决发展问题，同时将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等同起来――在多数人看来，行政管理无师自通，任何人都可以做。
内部优势尽管不明显，可是仍然存在着比较优势，但与通常的看法不尽一致。表现在，这些高校为本省区培养的大量财税人才并与地方财政、税务等部门形成的良好合作关系是比较优势（75.8%），但与财政厅的渊源关系（这些高校原来基本上由财政厅管理）并没有成为明显的优势因素（54.5%），具有蕴涵公共管理学科生长的学科谱系（如财政学等）并没有得到很高的认同（36.3%）。造成第一、二种情形反差比较大的现象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地方财税部门工作人员特别是主要领导的学缘结构不同。现在西部地区市县财税部门骨干人员（包括主要领导）主要是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主要是在本省财政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的，而且是包分配的。他们与本省的财经院校有着割裂不了的血缘关系。而财政厅的层次比较高，其骨干人员特别是主要领导来自综合性大学比较多，即便是来自财经院校，主要也是毕业于中东地区高层次的财经院校，与本省财经院校的血缘关系不浓，主要是i务关系――这种业务关系在通讯、交通、网络等技术发达以及综合性高校学科发展迅速的情况下已经多元化、网络化进而弱化了。造成第三种情形的原因，应该与前述的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的骨干人才的学科背景密切相关，学科路径依赖使得他们主要不是从经济学、管理学等“显学”来思考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而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等传统学科对公共管理学科进行定性的理论谋划。
就外部机会而言，地区性、区域性是学科发展的比较重要机会，但并不非常明显（50%左右）。与985高校、高水平财经大学服务全国性经济社会发展不同，西部地区财经院校的基本定位应该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其公共管理学科也理当如此。这个机会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一是综合性高校（包括西部地区综合性高校）服务范围的扩大，从所处省市到全国。这得益于它们的学科（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迅速，以及现代信息、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这可以解释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主要威胁是国内重点大学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挑战（82.9%）。二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缺少对地区性、区域性、民族性公共事务和问题，以及管理细节、比较管理等研究的冲动，喜欢研究“高、大、上”问题，多是从理论到理论，从宏观到宏观，较少扎根于实践经验，较少扎根于细节，较少通过比较研究实现公共管理本土化。喜好用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来审视我国管理实践，不相符时，不是用不同的管理实践来丰富、提升公共管理理论内涵和内容，而是往往要求改变管理方式――这是造成理论界与实务界对立的主要原因。这种现象存在于各种类型的高校。三是可能与我国政治体制、管理体制有关。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体制以来，我国存续的都是大一统的体制模式，即无论是政治架构、组织机构设置，还是管理运作流程基本上是按照统一的标准模式进行规范的――当然个别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微观组织架构存在细微差别。这种大一统的管理运作模式在理论研究上就会形成大一统的研究范式――求同存异。这当然不利于理论创新，不利于学科发展。
二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生长基因
学科生长基因一般是不会变的，但其约束条件及其强度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是不同的。本研究认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基因是约束性组织技术效率。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生长基因仍然是效率，但与985高校、高水平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生长基因的约束性应该是不同的。效率的约束性来自于公平、责任、规范、回应、满意、伦理等多种因素。如公平对效率的约束性与经济发展正相关吗？还是负相关？或是不相关？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留给我们的基本理念似乎是：资源稀缺条件下的政府、国家管理应该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事实也表明，20世纪80、90年代公平价值在政府、国家管理中地位式微。换言之，公平价值对效率的约束力微乎其微。这种成功的管理模式在当今西部地区发展中是否依然有效呢？显然，它不适用于时代、环境迥异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因为在原来全国普遍贫穷、信息闭塞等情况下，贫困问题只有通过效率才能解决；但在东西部地贫富差异明显的今天，西部地区的贫困乃至经济发展较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公平来解决――转移支付、东部地区的支持。然而，这是宏观层面的观点，往往是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公共管理学科要着力考虑的范式。从微观角度看，公平价值对效率的强约束性已经招致了不满。根据实地调查，现在西部地区为了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经济发展，不少项目建设嵌入了强公平价值理念，但却形成了“撒胡椒粉”式项目建设模式――资金、项目过度切割、碎片化、低效。政府部门许多工作人员以及相当部分群众也常常抱怨这种模式的无效率、浪费资源。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生长需要更多地考虑这些微观层面的效率约束模式。
三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生长空间
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必须在与985高校、高水平财经院校、省区内其他高校发展公共管理学科的比较中形成比较优势，谋求生长空间。可以在三个方面的综合比较中形成优势，开辟生长空间。一是学科发展的地区性、区域性、民族性。西部地区地域广阔，省区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也较大，不同民族的习俗、心理、民族性公共产品迥异。尽管信息、交通等技术设备和基础设施发展很快，但985高校、高水平财经院校仍然难以为西部地区有效地提供服务，而且学科服务需要成本，也存在收益期望值，高水平学科服务往往意味着高成本、高收益期望值。而且距离远，实时服务难以实现；地方情况把握不透，服务质量难以保证。
二是学科“路径依赖”。就是要遵循公共管理学科生长机理所体现出来的学科“路径依赖”性。西部地区财经院校的经济学、管理学特别是财政学、税收学、金融学、会计学等二级学科在本省区往往具有很强的特色和优势。可以将它们与地方性、区域性、民族性公共事务和公共产品整合起来，形成学科生长空间。这样就可以在与省区内其他非经管类或经管特色和优势不明显的高校比较中获得公共管理学科的存在和发展空间。
三是学校定位。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可以依据应用型本科定位获得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生长空间，也即主要不是创新公共管理理论特别是学科理论，而是在理论与应用之间进行链接，搭建平台。如，云南财经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教育正在探索财政公共管理硕士（Fmpa）、税务公共管理硕士（tmpa）教育，不仅遵循了学科路径依赖，而且契合了学校定位。而且，这种应用型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在当今应用技术型本科转型发展、创新创业教育加快推进的背景下具有更加实在、可操作的内涵和内容。
综合考虑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西部地区财经院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生长空间很大，至少存在十大领域：（1）地方政府管理现代化问题。众所周知，西部地区、东北三省与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政府管理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东部地区政府管理效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管理效率低不仅表现为管理技术和流程落后，而且表现为管理理念陈旧――以规则为本（不出事、平平安安），效率、效果意识不强。为什么？这不仅与宏观经济政治社会环境有关，也涉及财政、政府会计甚至税收等方面的制度，更与这个政府的机构设置、管理技术手段、激励机制等密切相关。这实际上是一个管理上的激励问题。（2）留守儿童问题。这在西部地区表现尤为突出，而且是一个系统工程问题，涉及教育、经济发展、法律、户籍、安全稳定、城乡一体化、交通、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教育方面已经出台了如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农村义务教育营养午餐补贴、招收农村支教教师等政策措施，但其他方面改革没有跟进，措施不配套，单兵突进，留守儿童管理的整体效率仍然很低。（3）贫困问题。贫困问题是西部地区最容易引发安全、稳定、违法犯罪、社会分化加剧、腐化堕落、道德衰微等公共问题连锁反应的突出问题，因而是一个元问题。贫困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管理问题，如宏观层面的社会保障水平低，不足以实现兜底脱贫；个人所得税作用有限，调节初衷没有达到，等等。微观上，一些保障政策、扶贫措施在具体实施中走形变样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这些政策措施渗透的主要是公平价值，但政策措施的实施管理则主要是一种效率价值――既有资源配置效率，更有组织技术效率。所以精准扶贫中的“精准”体现的主要是一种管理意涵、效率价值。（4）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根据2010年12月务院颁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西部地区主要是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但在致富冲动、出政绩、望晋升等激励下，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面临很大的困难和压力。如何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博弈路径以及政府在其中应起何种作用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5）安全稳定问题。西部地区历来是我国安全稳定问题的重要地区，这在近一两年经济增速下滑、国际压力增大的形势下显得尤为突出。西部地方政府如何提高应对安全稳定问题的能力以及建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以保障应急效率是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6）区域合作治理问题。西部地区区域合作治理有着特殊的对象和内容，如广西、贵州、云南协同治理石漠化；云南、广西、广东协同治理“入境、中转、分销、消费”贩毒链条；广西、云南边境旅游信息资源服务平台建设，等等。这些公共问题治理涉及许多政策制定，如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7）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包括民族经济快速发展、民族教育平衡发展、民族文化良性发展、民族融合等，以及这些方面的管理问题。如，为了加快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在财政、税收、项目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倾斜，设立了如自治区主席基金等，但实施的效率、效果如何？是否有更好的实施路径？等等。这需要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8）农村社会管理问题。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交通、信息、理念等基础条件比较落后，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婚俗观念异常，农村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不仅宗族影响依然存在，而且滋生了帮派黑恶势力把持农村的不良现象。如何加强对西部地区农村社会管理，缩小城乡差距，步入现代化道路是一个急迫的大问题。（9）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西部地区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具有特殊性，因为子女基本上不在身边（外出打工），家庭收入微薄难以进入条件好的养老机构进行集中供养（实际上西部地区的养老服务难以引入社会化机制，因为家庭收入低，基本没有利润），而且医疗条件相当有限。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解决好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10）与沿边国家合作发展问题。西部地区多数省区都存在一个与沿边国家合作发展经贸关系，治理跨国的、婚姻人口、河流、生态环境等问题。这需要建构沿边性跨国治理机制，相互吸收公共管理方面的经验，特别是财税政策的支撑作用。
四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生长点
众所周知，公共管理学最基础的理论是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以及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这可以说是公共管理学科一级生长点。由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学科依赖性很强，与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主流学科交叉融合（在尼古拉斯・亨利的公共行政学范式转换中体现极为明显），会形成对这一基础理论的不同观点，进而形成不同的二级生长点。
本研究先通过问卷调查收集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生长点（不分学科生长点的级别），然后进行理论分析。本研究从三个方面收集公共管理学科研究主题：一是通过开放式问卷，设计的问题为“西部地区财经院校要建设有特色或者有比较优势的公共管理学科，应该优先研究哪些主题？”；二是从王乐夫（2005、2006）、陈振明（2009）、薛澜（2002）、何艳玲（2007）、董克勇（2005）、高培勇（2002）等学者的研究中收集研究主题；三是从《2013中国公共管理年鉴》、赵景华教授和沈志渔教授主编的《中国公共管理发展报告（2012-2013）》收集研究主题。然后邀请几位公共管理学科教授根据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需要对收集来的研究主题进行深入讨论、初步筛选，选出了42个研究主题，并设计成3级李克特量表，评价词及等级为“优先、次优先、无所谓”，后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给西部地区财经类高校中的公共管理学科教师，共发100份邮件，最后回收45份有效问卷。运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频次分析，将“优先”选择频率超过50%或者“优先”和“次优先”选择频率相加达到70%的研究主题挑选出来作为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生长点，结果如表2所示。
对上述研究主题进行归类，可以概括为：（1）财政经济类，包括公共预算与财政、政府采购管理、公共经济管理、准市场、委托、交易成本、扶贫、就业、劳动关系、政府失败。（2）区域管理类，包括地区公共管理、区域公共管理、政府间关系，体现的是区域依赖性。（3）公共服务类，包括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公益慈善、社会工作、环境管理，体现的是社会需求性依赖性。（4）管理方法工具类，包括政府规制和监管、公共项目评估与管理、绩效管理、公共管理方法与工具、电子政务、公共政策。（5）其他领域类，包括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传媒管理、公共危机管理等。
其实，从学科依赖性看，西部地区财经院校的学科优势主要是经济学、管理学及其二级学科，特别是财政学（含税收学）、会计学占据绝对的优势，具体参见表3。对表3中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进一步归类整理到学科门类，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经济学学科门类，其中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有2所；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有7所，主要包括财政学、金融学、国际贸易学、数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等二级学科。二是管理学学科门类，其中工商管理一级学科7所，主要包括会计学、工商管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二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3所。三是统计学学科门类下的统计学一级学科7所。
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三大优势学科来分析表2总结出来的研究主题，可以发现，财政经济类研究主题的主要体现是经济学的学科依赖性，管理方法工具类研究主题主要体现的是管理学的科学依赖性，公共服务类、区域管理类、其他领域类也融入了经济学、管理学的学科依赖性。由于统计学是纯粹的研究工具，特别适用于经济学、管理学中的实证研究类主题。
其中优势特别突出的二级学科有会计学、财政学、税收学、金融学、统计学、工商管理6个，公共管理学科通过与这些优势学科交叉融合形成如下一级、二级生长点：（1）公共财政管理，包括a算、预算绩效管理、政府采购管理、政府间财政关系、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事权与财力平衡关系、公共项目评估与管理、委托、准市场等。（2）税收管理，包括分税制与政府职能、税收征管、个人所得税与社会激励机制、保税区与政府管理协调性、区域性经济区与税收政策支持等。（3）政府会计与财务管理，包括政府会计基础改革、公共受托责任及其解脱、政府财务管理流程改革、政府财务管理社会化探索、电子政务与政府财务管理等。（4）社会保险、社会保障与劳动关系管理，包括社会信用体系与社会保险、社会保险与社会抗风险能力、养老保险、公益慈善、养老保险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险、社会救助、扶贫、就业服务、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养老服务、劳资关系与劳动关系管理等。（5）公共管理方法、技术与工具研究，包括合同外包、产权交易、内部市场、凭单制等经济管理方法，以及目标管理、标杆管理、全面质理管理、战略管理、流程再造、平衡计分卡等工商管理方法和技术，还有时兴的引入社会资本形成的ppp项目管理模式，等等。此外，是否可以利用统计学优势，建构数量公共管理学这一新兴学科呢？可见，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与优势学科交叉融合，可以形成许多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生长点。
五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生长路径
本研究主要从公共管理学界一些知名学者所采用或论述研究方法的文献中收集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含民族学、民俗学）6大学科中收集了63种研究方法。然后把这6大学科和63种研究方法设计成三级李克特量表，评价词及等级为“优先、次优先、无所谓”，后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给西部地区财经类高校中的公共管理学科教师，共发100份邮件，最后回收45份有效问卷。运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频次分析，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将“优先”选择频率超过40%，或者“优先”选择频率超过30%且“次优先”选择频率达到60%的研究方法挑选出来作为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主张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从其他学科吸收的研究方法依次为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人类学（含民族学、民俗学），而政治学、心理学不是优先选择的学科。这显然是与西部财经院校的经济学、管理学的学科路径依赖密切相关，同时又体现出区域性、民族性的特征。而主张吸收的具体研究方法（前10名）依次为社会调查、社会测量方法、行为学分析方法、博弈论分析、社会统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数量统计分析、利益集团分析、管理过程分析、田野调查。这与前面的学科排序基本一致，同时又体现出了实证研究、定量分析的急切需求。所以，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生长路径应该多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人类学等主流学科中吸收一些实证研究、定量分析的方法，并加以创新，为形成具有较强逻辑性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累积模式奠定坚实基础。这种研究方法诉求不仅体现了西部地区财经院校的特色、优势，而且切中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痛处――喜欢从理论到理论研究“高、大、上”问题，忽视从实践经验到理论研究具体细节问题。同时也是与国际公共管理学科接轨的需要。
从学科知识累积路径和模式看，西部地区财经院校主要应该根据学科依赖性强的特点，采取合适的策略，实施可行的战略步骤。本研究认为，公共管理学科生长路径可以采取的策略是：拼盘式――包装式――嵌入式――独立式。（1）拼盘式生长路径。主要是指公共管理学科与其他主流学科并非真正交叉融合，而是简单地拼凑在一起，突出表现在学科生长点只不过是研究主题的拼盘而已，并没有用公共管理学科基因（效率）去引导其他主流学科的主题研究，纯粹是为其他学科服务，于己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和意义。这是公共管理学科生长路径的最低级阶段。（2）包装式生长路径。主要是指用主流学科的研究主题名字来包装公共管理的研究主题，或者用主流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主题，对双方学科发展都是有意义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的许多研究基本上采用了这种形式，如政府失败，其实就是行政学中的政府管理低效率问题，但它采用了经济学的名字，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的研究。这是公共管理学科初级阶段的生长路径。（3）嵌入式生长路径。就是将其他主流学科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嵌入公共管理学科之中，实现了学科生长路径的整合。如，政府绩效管理研究，坚持了公共管理的效率元基因（组织技术效率），同时融入了经济学的效率基因（资源配置效率）、法律学的公平基因、政治学的正义基因等，采用了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投入――产出等研究方法，并与自身的组织机构研究（官僚制变革）、激励研究等方法整合在一起。这是公共管理学科的中级阶段。（4）独立式生长路径。主要是指公共管理学科在与其他主流学科研究主题、方法等整合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创性的研究主题演化体系以及演化路径模式，如同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主流学科一样，完全有自己的研究主题演化体系、研究范式。这是高级阶段。显然，公共管理学远远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虽然这四个阶段并非机械的步步推进，但总体上看是这样循序渐进的。目前公共管理学正处于从包装式向嵌入式过渡的学科生长路径阶段，西部地区财经院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更加缓慢一些，需要找首约旱难Э粕长点，尽快进入嵌入式生长路径。
六结语
西部地区财经院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相对滞后，但也有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既要遵循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一般机理，特别是效率基因，以此实现公共管理学科知识演化，而不必最后从后现代的话语中寻找归属；又必须扬长避短，在财经性、区域性、民族性、应用性、实证性等上面做足文章，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人类学等主流学科中吸收一些实证研究、定量分析的方法，采取积极措施，加快推进嵌入式生长路径。具体而言，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框架如表5所示。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管理的学科定位与知识增长[J].行政论坛，2010年（4）.
[2]王乐夫.论公共管理类型――公共管理横向体系分析[J].政治学研究，2006（1）.
[3]王乐夫.试论公共管理的内涵演变与公共管理学的纵向学科体系[J].管理世界，2005（6）.
[4]陈振明，李德国.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评估与比较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2009（2）.
[5]薛澜，彭宗超，张强.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前瞻[J].管理世界，2002（2）.
[6]何艳玲.问题与方法：近十年来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1995-2005）[J].政治学研究，2007（1）.
财务共性问题篇9
国民整体福利的有效提高，确保分配的公平、公正性是当前公共经济管理的宗旨和根本出发点。要想实现公共经济管理目标，那么公共经济财务管理是经济保障和必要前提。在公共经济财务管理的过程中，应确保市场基础性作用在公共经济资源的配置中得到充分发挥。公共经济财务管理部门应对社会成员承担责任，其对公共资源加以掌握、运用，对公共权力加以行使、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并提供相关的公共服务，以进行资源的分配、筹集、管理和使用等财务活动。
民主社会中人们具有较强的责任意识和民生改善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推动公共经济财务管理获得健康发展的动力。因为其承担着公共服务、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政策制定等职能。在民生的改善过程中，公共经济财务管理就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民生在领域和内涵方面进行了拓展，除包括基本生存以外，还包括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确保资源得到公平公正的分配，从而使得改善民生真正成为人民利益实现、社会稳定维持的比需和根本。
但是民生的需求应有公共部门进行科学合理预算的编制，确保收入的依法组织，并切实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对财务监督制度进行建立和完善，以处理好财政和本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总而言之，要想实现民生的改善，就应确保公共经济财务管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从而保证财政管理措施以及相关决策得到有效执行，真正实现民生的改善，真正做到惠及民生。
二、公共经济财务管理和民生改善之间的相互关系
改善民生主要涉及到国民的基本生活，而国民经济的基础为公共经济。因为民生建设的覆盖面广、资金投入大，资金能否得到规范应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切身利益。所以公共服务部门应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服务，加强对民生资金的监管，使其效益得到最大发挥。但是在公共经济财务管理过程中，其只是一个方面，要想对其在改善民生方面的积极性进行探讨，就应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清。
1.公共经济财务管理的效率对民生改善具有直接影响
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就是其对当前的公共产品是否满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人民群众在基本生存方面的需要得到了充分满足。但是，国民在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福利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因为公共经济资源主要是由公众对自身经济权利的让渡所形成的，所以应提供能够满足人们需求以及其本身认为有价值的公共服务和产品，以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如果公共服务部门的财务效率十分低下，就会对公共管理效率和公共财政效率产生消极影响，导致公共管理经济效率无法满足市场经济的基本效率。而公众的付出和公共产品、服务提供所得的不对称，会对公众满意度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动摇公共部门公信力。所以，政府部门应对公共经济的财务管理加以重视，确保相应措施的科学采取，提供公众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为民生改善奠定坚实基础。
2.公共经济财务管理对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市场资源配置的协调具有重要作用
在当前公共部门的经济财务活动过程中，如果缺乏明确的财务效率责任主体，公共经济财务管理人员就会滥用职权，从而导致公共部门出现财务效率下降，不能对公共经济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情况。因此，在公共经济财务的管理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以实现公共经济资源的科学配置，采用市场有效机制来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运行，通过市场理念的运用来对当前公共部门的财务效率加以衡量，防止出现公共部门效率的损失问题。此外，当前的法治框架为部门履行约定、项目决策、结算付款、核实业务等财务事项创造了择优选择、充分竞争、规范运行、内在驱动的良好环境，结合等价交换、竞争择优、公开透明等市场原则和机制进行相关交易，在提高社会公平性的前提下，使得公共资源配置合理性得到有效提高，以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民生的改善。
3.公共经济财务管理能够对市场调节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弥补，从而为民生改善提供保障
当前，在社保、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相关的公共产品、服务提供方面，主要是采用政府补助方式，比如补助津贴的提供、贷款优惠、减免税收以及直接投资等，这会对涉及到公共管理过程中在公共产品、服务的生产和提供方面的财政支出。从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公共部门应不断进行市场秩序的规范，以通过支出预算安排的充分利用来形成相关刺激，并积极引导私人部门参与到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过程中，满足人们对公共品的基本需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仅通过市场刺激，就可以实现高效配置，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和盲目性，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共品分配出现问题，从而不利于民生的改善。这就要求对公共经济财务管理进行加强，尤其是公共产品在财政支出方面的力度。这不但可以确保公共产品得到充足的供给，而且还可以对市场盲目调节带来的问题加以有效弥补，确保公共产品需求的可及性和公平性，为民生的改善提供保障。
4.建立健全公共经济财务管理的制度规范，这是实现民生改善的基本要求。
当前需要解决的医疗体制问题、安居工程问题以及教育就业问题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缺乏充足公共产品供给所带来的问题。所以，政府应对公共经济财务管理规范制度加以建立和完善，实现财务管理体系的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科学调整，对于非公共品支出进行压缩，将支出重点放在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关乎民生改善的方面，并将政府投入重点定位于公共民生的领域，确保公共产品在供给上有足够的资金保障，确保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和质量，真是实现民生的改善。
5.建立法制化的公共经济财务管理，以为民生改善提供制度保障。
从受托管理上进行分析，公共部门中的财务管理人员实际上是公共人，这种权的形成是因为人们对自身权利的让与实现的，所以，公共经济财务管理人应为公众办事，并对公众负责，只有将公众的事情处理好，才不辜负公众的委托。在对公众负责的诚信氛围建设中，应积极倡导信用文化。在对诚实信用理念进行确定的过程中，应实现公共经济财务管理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积极进行法律法规的制定，从而进行公共经济财务管理活动的有效开展。确保公共经济财务管理整个活动都能够实现有法可依，引导人们形成良性预期，在制度上对人民利益加以保护和尊重。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应坚持法治思想，对公众生活条件进行公平、公正的改善，制定科学的法律标准，来对相应民生问题加以解决，为民生的改善提供制度保障。
6.不断扩大的民生需求对公共经济财务的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公共经济财务管理在民生改善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民生所关心的问题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变化。在公共经济财务的管理过程中，政府要想为公众提供充分的公共产品和公务服务，就应确保公共经济财务管理规范的健全和完善，实现财政支出结构的不断完善，加大对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并及时对财务管理模式进行更新。同时，还应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意识，实现财务管理手段的不断改进和财务管理水平的日益提升；注重建立开放性的财务管理过程，确保财政预决算的法制化、规范化、透明化；对预算资金效率和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价，提高预算资金的效益，真正实现民生改善、真正惠及民生。
参考文献：
[1]高志勇.公共部门财务管理的市场性分析与运用[J].财政研究.2006（05）
[2]荣莉.公共财政框架下政府公共部门的财务管理[J].企业经济.2001（10）
[3]鲁靖文.优化政府财务管理[J].企业导报，2010（14）
[4]荣莉.政府公共部门的财务管理探析[J].审计与理财.2005（19）
[5]黄平论.加强公共经济管理与改善民生的关系[J].理论月刊.20l0（03）
财务共性问题篇10
【关键词】行政成本；系统反馈基模；成本治理
中图分类号：F8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4）28-0017-03
一、问题的提出
成本是构成商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商品经济的价值范畴。对于政府而言，其行为活动也必然需要耗费各种资源和成本，即行政成本。因为只有在耗费资源与投入的基础上，政府才能维持自身的运转，才能为社会和民众提供各种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活动。因而可以说，行政成本与政府相伴而生，它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在行动中消耗的资源或成本总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一直快速扩张。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1978―2012年间，我国政府行政成本从52.9亿元增长至20145.89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9.73%，人均行政成本负担从5.51元增长至1487.88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7.9%，远高于同期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13.38%。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浪费了大量资金资源与其他社会资源，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它挑战的并非仅是政府的绩效或民众的容忍度，还包括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凝聚力和和谐稳定等。放眼全球，不难发现行政成本问题不是某一个或部分国家面临的困境，而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和难点。行政成本的有效治理已然成为当前诸多国家的施政理念。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Holmes，1995），正是一种基于财政赤字危机、政府规模庞大、行政效率低下等现实问题，旨在通过“建立企业家政府”（osborne，2006）等途径控制行政成本和提高政府绩效的行政改革。行政成本问题近年在我国也受到空前的重视，党的十报告提出要“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严格绩效管理、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等；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难找到“降低行政成本”等相关主旨或大意。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治理行政成本问题成为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的重要方向。但从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创新性不足，鲜有学者借鉴系统动力学的反馈基模分析法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二、行政成本治理的系统反馈基模构建
（一）系统反馈基模构建的理论基础
国际组织学习协会创始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资深教授彼得・圣吉在研习系统动力学理论的基础上，撰写了专著《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创建了系统反馈基模分析法。该方法主要是从系统论的角度入手，通过分析系统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以“+”和“-”表示同向或反向关系），建立因果链条并形成正（负）反馈环（■和■分别表示正反馈环和负反馈环）、时间延迟等基本元件。通过构建系统反馈基模，他旨在寻求改善系统行为的满意途径而不是“最优解”。系统反馈基模构建与分析的主要步骤包括：第一，实地调研访谈分析，建立核心变量集合；第二，基于核心变量的相对增减性，建立因果链集合；第三，由不同因果链的相同顶点的链接力产生系统反馈基模；第四，针对模型反馈基模特点，提出解决问题的管理对策。
（二）行政成本治理的系统反馈基模构建
1.行政效率的“成长上限”问题
提升行政效率是行政改革的重要价值诉求，但现实中，行政成本的治理可能会面临行政效率“成长上限”的困境。通过线段复杂考虑各因素，可以构建行政效率的“成长上限”基模。其因果链为：行政效率-转嫁给社会的成本-公民满意度+公民参与+政府行为质量+行政效率；行政效率+公务员能力需求+成本意识+控制行政成本期望与制度约束力乏力的矛盾+挫折感-行政效率。
图1左边的正反馈环显示，行政效率越高，社会需要承担的成本就越低，公民满意度就上升，这就会推进公民参与和改进政府行为质量，进而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右边的反馈环描绘了行政效率的抑制效应，行政效率越高，对公务员的能力需求越高，公务员的成本意识就会增强，这会放大控制行政成本期望与现实中制度约束乏力的矛盾，进而让人产生挫折感，抑制行政效率的提高。
2.行政成本的“富者愈富”问题
财政支出是政府对公共财政资源进行有计划地安排、分配和管理的行为，旨在服务于维持政府自身运转、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但是，在政府自利性（Buchanan，1988）的驱动下，行政成本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挤占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财政支出。该“富者愈富”基模的因果链为：行政成本/公共服务支出+行政成本+行政基础+行政服务+行政成本/公共服务支出；行政成本/公共服务支出-公共服务支出+公共服务质量与表现+政绩效应-行政成本/公共服务支出。
图2右边的反馈环表明，行政成本/公共服务支出越大，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成本的支出就更多，这就有利于改善行政基础，促进行政服务的提升，促使政府继续加大这方面的支出；左边的反馈环显示，行政成本/公共服务支出越大，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社保、医疗、环保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资金就会减少，这就会导致公共服务质量下降，并降低可能的政绩效应，进而促使政府减少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
3.行政成本治理的“舍本逐末”问题
“舍本逐末”反映出政府治理行政成本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重“症状解”而轻“根本解”。通过线段复杂考虑各因素，可以构建行政成本治理的“舍本逐末”基模。其因果链为：行政成本+控制三公经费-行政成本；行政成本+规范财政支出-行政成本；行政成本+控制三公经费+社会支持+对控制三公经费解决问题的期望值-规范财政支出-行政成本。
■
图3由两个负反馈环和一个正反馈环构成。上方的负反馈环描绘的是，行政成本越高，控制三公经费力度就会加大，进而会促进降低行政成本；下方的负反馈环表示，行政成本越高，规范财政支出就会加强，从而降低行政成本；右边的正反馈环表明，行政成本越高，控制三公经费力度就会加大，社会的支持就会增加，人们对控制三公经费解决问题的期望值就会加大，而这种期望与“替代效应”会导致忽视规范财政支出，进而难以实现行政成本问题的根治。
三、解决行政成本治理问题的管理方针
根据彼得・圣吉提出的解决不同问题基模的管理方针或满意途径，可以启示我们提出有效解决行政成本治理问题的针对性方案或对策。
（一）强化制度的约束力，减缓控制行政成本期望与制度约束力乏力的矛盾
解决“成长上限”问题的管理方针，是应该致力于减弱或消除“限制”的障碍，而不要去努力推动“成长”反馈环。即，解决行政效率“成长上限”问题，应该努力消除右边抑制反馈环的影响。要通过化解控制行政成本期望与制度约束力乏力的矛盾，减少或缓解人们的挫折感，破解行政效率“成长上限”的困境与难题。第一，要加强公务员能力建设，彻底清除其“官本位”思想及土壤，促进其树立“民本”思想和服务意识，这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基础。同时要强化政府及其公务员的成本意识，并使之呈现在实际行动中，对缺乏成本意识或不计成本的官员要实施严厉的惩戒，因为一个不具有成本意识的公务员意味着行政行为的责任缺失，一个缺乏成本意识的政府难以保障其财政支出的公正合理性。第二，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力。首先，加强预算的严肃性和刚性约束，避免预算编制过程粗糙、随意以及非制度安排的政治权力过多干预预算决策等预算“软化”现象；其次，强化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建设，将治理行政成本的效果纳入到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最后，完善行政成本监督机制，在推进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基础上，尤其要加强人大、审计的同体监督，以及媒体、公民的异体监督，但同时需要建立监督主体的人身保护制度。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支出
解决“富者愈富”问题需要着力于整体的均衡发展而非仅以“成绩”或表现作为依据来决定资源的分配，在某些状况下，可以消除或减弱两者使用同一有限资源的竞争关系。因此，解决行政成本的“富者愈富”问题，关键就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适当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实现行政成本与公共服务支出的均衡发展。首先，必须加大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尽管政绩导向下的官员财政支出行为会趋避或减少滞后政绩效应的公共服务支出，但毫无疑问的是，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充足的公共服务支出是经济社会稳定最重要的保障基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适度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有利于发挥财政的财富再分配功能，促进社会公平以及让更多的民众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以社会保障就业支出为例，2012年社保就业支出仅占财政支出的9.99%，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亚洲的印度等国，凸显我国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其次，适度控制行政成本。一定的行政成本是良好政府绩效的前提，我们说要治理行政成本，并非否认行政成本之于政府、社会的重要性，而是在公共财政的巨大蛋糕中，行政成本的结构份额和增长速度过快，会挤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财政支出，造成腐败和不公。适度控制行政成本的目标，可以考虑通过设置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得超过10%，或者行政成本相对公共服务支出（或财政支出）的弹性系数不得大于1等具体措施来“倒逼”实现。
（三）促进财政支出规范化
“舍本逐末”采用的是“治标”方式来处理问题，在短期内能产生正面而立即的效果，但可能产生对症状解的依赖，使用根本解的能力可能会萎缩。解决“舍本逐末”问题的管理方针是“聚焦根本解”，通过“治本”的方式来化解矛盾。三公经费畸高是行政成本问题的重要症状表现，无论是总理（2013）的“任期内三公经费只减不增”，还是学者们“三公经费的制度漏洞与对策”，皆映衬出人们对治理行政成本“症状”的态度与决心，同时也就容易刺激人们对控制三公经费来实现降低行政成本的期望而陷入“舍本逐末”的困境。解决行政成本治理的“舍本逐末”问题，关键还要靠规范财政支出。一是要扩大财政信息公开内容。公共财政的“公共性”显示了其“民主财政”的本质，政府对资金的使用必须要围绕民众的根本利益而展开，财政支出无论用于经济建设还是改善民生，都要从政府财政实力和人民利益最大化出发，避免支出浪费与“私利化”等现象的出现。扩大财政信息公开内容，要求除支出外的可以公开的政府财政支出应该明细化、责任化。以公共财政支出经济分类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为例，下设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员招待费等31款，不仅要公开这些费用的总体情况，还应该将这些费用具体化、责任化，让人们明白行政成本或资金的具体流向和责任人，实现“民本财政”。在这方面，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的财政信息公开实践是个成功样本。二是要通过加大惩罚财政支出乱象来促进财政支出规范化。加大惩罚力度是规范财政支出的有效手段，对于财政支出中的职务消费乱象等，应该坚持“违规必查”，避免“抓大放小”，否则，只会纵容更多的支出乱象，导致行政成本问题难以根治、财政支出陷入恶性循环。
【参考文献】
[1][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2][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3]罗文剑.行政成本过度增长与制度控制[J].江西社会科学，2013（4）：187-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