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经济的本质篇1
关键词：金融化；金融资本；产业资本；金融掠夺；资本积累
中图分类号：F831.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5-0020-08
理论界用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来概括19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发生的深刻变革。随着二战后“黄金时代”的结束，1973年危机爆发后使用传统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的滞胀现象的出现，使得英美等发达国家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经济政策的重点由刺激需求转为增加供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新自由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发达国家最基本的特征便是经济发展的高度金融化。
一、发达国家经济高度金融化的内涵
金融化是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创新概念。对金融化的研究源于激进政治经济学对金融与生产之间关系的探讨，至于其内涵，理论界则尚未达成广泛共识。对于发达国家经济高度金融化的内涵，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把握。
（一）企业治理视角的金融化内涵
法国调节学派关注积累过程中制度的作用，认为任何一个特定时期的资本积累都是通过一定的制度作为中介的，而金融化是福特制瓦解后出现的新的调节范式，这种新的调节范式是围绕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而形成的。金融化的微观基础就是企业内部权利结构的变化。企业治理模式的目标从1900年代至1970年代管理资本主义时代的增长最大化，转变为1980年代以后的股东价值最大化，而这种转变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机构投资者的恶意收购和管理者以股票期权为主的薪酬结构。拉佐尼克和奥沙利文把金融化归因于“股东价值”的支配地位，并把后者作为公司治理的一种模式，认为“在创造股东价值的名义下，近二十年来见证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即高层管理者配置公司资源的战略导向从‘保留和再投资’转向‘裁员和分红’。”福特制的崩溃使得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公司从“保留+再投资”的增长最大化偏好，转为“裁员十分红”的股东价值导向。作为资本积累的当事人，企业治理模式的转变导致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发展，金融投资正在挤出真实的生产性投资，非金融企业在金融活动中寻求利润。斯托克哈默尔也指出，金融化、股东革命等的出现使得权利转向了股东，从而改变了管理优先权，非金融部门的金融投资在上升而资本商品的积累在下降，最终导致增长率的下降。因此，对于美国、英国和法国来说，金融化对积累有负效应。可见，在调节学派看来，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一种转变，其所提出的积累体制概念揭示了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在特定制度形式下所采取的具体形式，而且尤其关注后福特制积累体制的走向。总之，企业治理视角下的金融化揭示了金融化的一些基本特征：非金融公司与银行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资本市场取代银行成为动员社会资本和投融资的主渠道；股东价值导向的公司治理模式占据了支配地位。但调节学派从微观视角及制度层面对金融化的解读很难解释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周期性问题，即，既然在资本积累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具体的制度安排不同，那么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出现周期性的金融化现象？可见，仅从企业治理视角对金融化进行解读似乎还难以穷尽金融化的全部内涵。
（二）资本之间关系视角的金融化内涵
后凯恩斯主义学派从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的关系角度对金融化进行了解读——把货币借贷者作为食利者引入分析之中，认为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食利者阶层以牺牲工业利润为代价促进了金融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戈拉德·爱泼斯坦将金融化界定为“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及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这一概念与法国学者热拉尔·迪蒙和多米尼克·莱维的概念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把金融化看作是与一个特定阶层兴起相伴发生的经济现象。热拉尔·迪蒙和多米尼克·莱维将金融化理解为“食利者阶层收入、财富和权力的恢复及其政治、经济势力的不断增强”的过程，是金融资本权利的重新恢复和扩张过程。以上这些概念通过引入金融主导的积累模式和国际食利者阶层的概念，从经济运行的角度强调金融资本对生产资本的统治，揭示了金融资本家等食利阶级政治经济地位和力量的上升，并左右着政府金融政策导向的现象。谈到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关系，必须首先从希法亭和列宁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金融资本主义的分析谈起。根据对当时资本主义深层次的积累关系的研究，希法亭提出了金融资本的概念：金融资本由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而成，且银行资本占据支配地位。按照希法亭的论述，金融资本由垄断企业对银行投资融资的依赖而生成，但这忽视了垄断在金融资本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列宁在希法亭的分析基础上强调了垄断的作用，他指出：“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列宁的论述增加了对寄生性食利者的关注，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希法亭和列宁都把金融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全面转型。那么，这就需要回答1970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金融化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希法亭和列宁笔下的金融资本主义在本质和特征上有何区别？金融资本的含义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在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确立主导地位的过程中，为什么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金融化到底是金融资本强加于工业资本的产物还是二者共谋的产物？如果是共谋的产物，二者共谋的动机又是什么？这是资本之间关系视角的金融化内涵未能解释的问题。
（三）积累模式视角的金融化内涵
阿瑞吉把金融化理解为一种积累模式，关注利润的来源和形式。该模式中利润的来源发生了变化，即日益依赖于金融渠道而非商品生产和贸易渠道。阿瑞吉认为，金融化是资本主义体系积累过程中周期性出现的现象，在每一个体系积累中期都有一个处于主导地位的中心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的中心国家都会经历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两个阶段。“金融资本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更不用说是它的最新和最高阶段，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标志着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最初开端。”迄今为止，资本主义体系经过了四个积累周期，处于主导地位的中心国家分别为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当今资本主义体系正处于以美国为中心的第四个体系积累周期。阿瑞吉指出，在四个体系积累周期中，荷兰通过保护成本的内部化取代了热那亚的中心地位，英国通过生产成本的内部化取代了荷兰的中心地位，而美国通过销售成本的内部化取代了英国的中心地位。任何一个中心国家当进入金融扩张阶段即金融化时，则代表其危机的出现，资本将由衰落中心向新兴中心流动，作为衰落中心获得新兴中心积累起来的大规模剩余资本的一种手段。从历史上看，热那亚、荷兰、英国在他们失去了生产和贸易的竞争优势时进入了金融化阶段，而今天的美国正在经历着相同的金融扩张。然而，当前的金融扩张已经与以前的模式不再相同，与美国的金融化阶段伴随的却是大量的资本流入。
这里就一个问题需要思考，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年代主要是工业资本主义，而今天我们面对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当时面对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极大的区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之上。但在阿瑞吉的著述中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中，只是到了英国为中心的积累周期时，资本主义才实现了生产成本的内部化。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工业和商业之间的关系，商业开始从属于工业，并且以工业为基础重建世界市场。“一旦蒸汽机和机器使工业技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工业扩张本身就成了使全世界市场合并成单一市场的世界市场的主要因素。单一世界市场的形成反过来又作用于工业扩张，赋予各国的生产和消费一种‘世界特征’。”但“在历史上，作为一种世界制度的资本主义，诞生于与工业的脱钩而不是与工业的结合。”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资本输出的同时，也在输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金融的扩张总是伴随着工业的转移。毋庸置疑，工业化为金融扩张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对于工业的发展是否一定会转变为国家财富和权力的扩张，阿瑞吉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工业发展只有在高附加值活动取得突破的情况下，才能转变成国家财富和权力的扩张。而且，这种突破必须既足以使资本在工业化国家中比在与之竞争的国家中更快地积累起来，又足以在工业化国家中重新产生有利于这种自我扩张的社会结构。”那么资本主义的竞争力究竟是工业制造能力还是资本增值能力呢？由于只有当工业制造能力能够快速促进资本积累时，它才能转变为国家财富和权力的扩张。因此，资本增值能力才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竞争力，而资本的增值能力通过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表现出来。资本积累既包括物质资本的积累，也包括金融资本的积累，不能把“预设的生产中心论强加于资本之上”。
因此，资本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特定的积累模式，而金融化则代表了积累模式的重大转变，即资本和收入从实体经济向金融领域的转移。金融化的这一内涵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以上两种涵义：当金融成为进行积累的主要领域后，金融市场将要求公司治理制度反映其规则，金融资本的投资将会挤出生产领域的投资，握有金融资本的阶层将会获得政治和经济权力。这一涵义揭示了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周期性问题，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三种形态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资本市场和金融资本既不是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才出现，也不是源于重商主义时期，而是早于重商主义时期。”但是这种积累模式的转变主要指的是处于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的中心国家，即该理论存在普适性问题。佩蕾丝指出，“由于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事件反复出现的规律性只是在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才能观察到……努力确定那些反复出现的现象并不是为了简化历史，或是将机械的模型应用于无限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料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普适性问题。“如果有人愿意接纳基于一再发生的事情序列的参考框架，并将每个时期的独特性列为研究的对象，这种解释的力量就非常强了。”然而，尽管资本主义金融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资本从贸易和生产转向金融买卖和投机”，但金融资本的收益终究是对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这便引申出金融资本扩张是否可以持续的问题。当资本主义的积累模式发生转变以后，利润不再来自生产和贸易，那么金融资本的收益就只可能有三个来源：收入在资本家之间的再分配，即金融资本家对产业资本家创造的利润的再分配；金融对工人工资收入及储蓄的“金融化掠夺”，即国民收入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再分配；金融交易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促进新一轮的物质扩张。
在阿瑞吉研究的基础上，克里普纳从两个角度揭示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问题：非金融企业收入的来源中证券收入与生产活动的收入相比越来越重要，金融化使非金融企业资本不断从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领域退出，并投身于金融市场以获取更高的利润；金融业利润全面增长，发达国家以金融、保险、不动产部门为主的虚拟经济部门的附加值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制造业部门，且差距在不断扩大。基于此，克里普纳认为，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经济性质本质改变的结果，而不是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活动空间重组的结果。
二、资本积累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资本积累的主要领域和主要模式也不相同，因此，需要把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与特定时期的不同历史条件结合来看待资本积累过程，从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来理解资本积累过程。
（一）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矛盾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马克思指出，这种矛盾源于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条件的不同，直接剥削的条件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使得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从而产生资本过剩和人口过剩。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一书中指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从自由竞争到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剩余上升趋势规律”代替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如何利用和吸收剩余已经取代了如何生产剩余而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建立在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之上的收入分配使得扩张的资本遇到了消费极限，这必然造成垄断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停滞。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认为，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停滞的金融部门的膨胀抵消了垄断资本生产停滞的趋势，从而既反驳了主流经济学认为的金融扩张带来生产扩张的观点，也反驳了金融扩张导致生产停滞的观点。1980年代的金融扩张脱离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与以往金融扩张建立在生产扩张的基础上不同，这种金融扩张建立在生产停滞的基础上，并且成为资本积累的一种主要方式。在此基础上，福斯特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特征，生产资本的积累和货币资本的积累是资本积累过程的同一个过程，生产与金融的矛盾存在于资本主义之初，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市场的成熟使得货币资本的积累与生产资本的积累出现分化，金融资本积累脱离生产资本周期而发展为独立的积累过程。综上所述，以斯威齐、马格多夫和福斯特为代表的垄断资本学派认为，由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需求约束以及产能过剩的趋势，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停滞趋势使得积累率下降，具体体现为产能过剩和生产性投资机会的匮乏，而金融化则是这种停滞趋势的进一步结果。资本积累的金融化是对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经济停滞趋势的回应，是经济停滞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二）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动态性的对立统一”。资本主义经济的物质内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即资本积累过程。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式是资本积累运行其中的经济制度环境。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具体来说是指“资本积累与支撑这一积累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高峰教授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分为三个层次，即最基本的决定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私有制度和雇佣劳动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和宏观经济体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市场二元假说”。该假说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外生性，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变革对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主张从制度和市场两个方面看待资本积累的矛盾问题。法国的调节学派和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sSa）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SSa学派的大卫·科茨认为，金融化并不是金融资本崛起的产物，而是19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制度重构的产物。垄断资本学派虽然意识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并将其归结为“经济剩余在增加，而经济剩余的吸收日益困难”，但却忽视了内生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变革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把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仅仅归结为一些如战争等的外生因素，因而没有意识到1980年代资本主义积累金融化的出现。
在调节学派和SSa学派中暗含着一个相同的问题：相关制度形式既然是在协调资本积累过程的矛盾中内生的，那么由此而形成的制度形式是否就是促进资本积累的最优制度形式呢？对此，克拉克指出，资本积累过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凯恩斯主义者把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看作是食利者重掌经济的结果，流通领域成为利润最主要的来源地，而金融资本的盈利性是一个基本上内生于流通领域的收入再分配问题。迪米萃斯则从卡莱茨基困境出发，认为新自由主义制度安排不能被简单理解为非生产阶级重掌经济权力的过程，其性质是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重组，本质是资本加强对劳动的剥削，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维持对劳动的政治统治上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权力的关系已经超过分配关系占了上风。金融市场不仅能对未来剩余价值的索取权进行商品化（资本化），而且能对与职能资本相联系的具体风险进行商品化（风险管理），适合于整个资产阶级（包括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阶级）加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由此，迪米萃斯得出结论：“货币资本和职能资本是一体的，它们之间的分歧不是根本性的。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是它们二者共谋的产物。”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金融资本在加强对工业资本的统治时，二者之间并没有引起大规模摩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蕴含着无限制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虽然随着物质资本积累的增加资本有机构成会提高、利润率会下降，从而使资本积累率下降，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就是资本积累的过程。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虽然资本家可以控制数量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得到一个越来越大的资本所有权，但资本积累或投资的实际成果——日益增长的社会产品，却是由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有的。也就是说，随着物质资本积累规模的扩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会发生变化，从而不利于资本加强对劳动的控制与剥削。资本积累的金融化使得掠夺性积累成为金融利润来源的主要形式，汉娜·阿伦特指出：“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过程’，以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力来保护持续增长的财产。”这意味着资本的无限积累要求以权力的无限积累为基础，所以笔者认同是新自由主义政策重构导致了金融化而不是金融化导致了新自由主义政策重构的观点。“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而言，它不仅需要金融化和自由贸易，还需要采取截然不同的途径来部署国家权力——通常在剥夺性积累中扮演主要角色。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和与之相关的私有化政治表征着这一转变的大部分内容。”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也揭示了资本积累具有两面性——作为经济过程的扩大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剥夺性积累，并指出这两方面是有机联系、辩证统一的。
三、发达国家经济高度金融化的实质
197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活动空前繁荣，并且金融投资对实际生产性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在已有的金融化研究文献中，主流经济学过于强调金融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异端经济学则过于强调生产对金融的被动适应过程，从而也过分强调了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主导地位。金融化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模式，更多地体现为从使用价值生产和流通中分离出来的价值积累，开启了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新阶段。而资本积累是如何摆脱使用价值的生产和流通这一问题，是金融化的实质研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货币和资本的本质都是体现了一定社会关系的社会形式。货币作为价值独立的社会表现形式，将商品世界分裂为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和作为价值的货币的对立。“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也就是说，货币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与使用价值或技术完全无关的价值的独立的表现形式，但货币的商品本源使得货币本身也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货币具有价值独立于使用价值的趋势，从而导致了货币的虚拟化。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同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是一种介于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以物质的东西（生产方式）所表示的社会关系，它以利息、利润和地租的形式给予资本家剥削的权力，而同时这个剩余价值又是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形式，不仅具有价值独立于使用价值的趋势，还具有价值增值独立于新价值创造的趋势。生息资本、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作为资本发展的新形式，其增值更是独立于生产过程，独立于使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金融资本的积累同时破坏了资本积累的来源——新价值的生产，这成为资本难以解决的矛盾。这就是金融化的实质。生息资本、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能够不通过使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来实现积累，是因为资本主义难以避免利润实现的危机。在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要解决利润实现危机必然会发展为信贷现象，甚至超额信贷现象。因此，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经济，具有潜在的负债过多的危机。“货币形式的内部矛盾通过金融活动与实际交易及现实贸易的分离得以外化。”综上所述，发达国家经济的高度金融化不过是“资本主义交换的内在矛盾逻辑演绎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金融资本在1980年代以后的崛起或资本积累的金融化，是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发展形式，是资本积累的“金融修复”。就如布罗代尔所说，资本主义关注资本的灵活性和兼容性。资本的灵活性是指资本增值的能力，资本的兼容性则指资本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呈现的具体形式。“货币资本代表流动性、灵活性和选择自由。商品资本指从利润着眼投资于某个特定的投入——产出组合的资本。因此，它代表具体化、僵硬化以及选择的缩小和丧失。”资本积累金融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而只是改变了资本增值的方式。不通过生产过程而要实现资本的价值增值，就必须依靠哈维所说的剥夺性积累，即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金融化积累方式等来实现资本的价值增值，但“连接剥夺性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纽带是由金融资本和信贷机构所提供的，而这一切则依然是由国家权力所支持的”。剥夺性积累的实现必须依靠国家权力的支持，体现为通过公共资产及权力的私有化来实现国家对财产和收入的再分配。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学者拉帕维萨斯指出，“金融剥夺”已经成为经济金融化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利润来源，流通领域已经成为利润来源的主要领域，但“应该和发生在生产当中的剥削清晰地区别开来，后者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金融剥夺发生于流通领域，是利润的追加来源。它和个人收入相联系，所涉及的只是货币和价值的既有流量，而非剩余价值的新增流量。不过，金融剥夺尽管发生在流通领域，它的产生系统地贯穿于经济过程之中，因而具有剥削的性质。”
关于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周期性问题，研究资本主义长波的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人物佩蕾丝，在其著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中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从技术——经济——制度协同演化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佩蕾丝写道，资本主义的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形成与其相适应的技术——经济范式，“技术——经济范式是一个最佳惯行行为，它由一套通用的、同类型的技术和组织原则组成。”每次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的财富创造潜力的展开都需要一套完善的社会——制度框架与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相适应。而在每次技术革命及其扩散的过程中，金融和信用制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佩蕾丝提出，资本主义体系的动力存在于持续相互作用的技术变迁、经济变迁和制度变迁三个领域，经济领域中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的耦合和再耦合决定了每个阶段经济增长的形式。
作为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空间修复的全球化、金融修复的金融化、技术修复的信息技术革命，都是使资本积累基本矛盾获得暂时“修复”的手段。虽然给资本积累基本矛盾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只是延缓了危机并赋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具体的形式。伴随实体经济停滞所出现的资本主义去工业化过程，使得金融资本内涵发生了变化，金融资本由“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的融合”转变为由金融业资本和虚拟资本组成，其职能由服务于职能资本向主宰职能资本异化，“金融已经倒退到马克思称为高利贷资本的东西，并且其政治盟友已变为房地产和其他吸取租金的垄断部门而不是制造业。”这就是与资本主义去工业化相伴随的金融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虚拟化的过程。
金融经济的本质篇2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贡献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481-01
一、引言
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受到较多学者的关注，学术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戈德斯密斯（1969）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主要四种观点：一是以麦金龙（1973），饶晓辉，王启亮等（2005），韩迁春（2001）为代表的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论；二是Lucas（1988），冉茂盛，张宗益，冯军等（2002）提出的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论；三是戈德史密斯（1969），沈丽（2007），黄旭平（2007）提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论；四是庞晓波，赵玉龙（2003），周好文和钟永红（2004）等提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无关论。从学者们的研究中来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于国家或省级层面，而对区域性的金融发展情况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南宁市金融发展为例，对南宁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相关探讨。
随着《南宁市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和《关于加快发展金融业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的出台，南宁市金融业发展已进入一个重要的上升发展阶段。对南宁市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研究成为了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选取变量及数据数明
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通常使用实际GDp，本文选取南宁市GDp数据来描述南宁的经济增长。而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R&D资本、产业结构和制度等因素。本文主要采用永续盘存制法算出的物质资本存量来反映影响经济增长的物质资本；采用各年份的南宁市的就业人数来反映劳动力因素。在金融发展指标的选取方面，本文结合南宁市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得性，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来反映南宁的金融发展水平。
选取数据分析的考察时间为南宁市1985―2012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南宁市统计局网站、《南宁市统计年鉴》和《南宁市统计公报》。本文使用eview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三、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证研究
1.模型构建
经济增长研究中常采用柯布一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形式简单，可扩展性强。本文考虑实证GDp和实际资本存量，同时加入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整合到C-D生产函数中以检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形成扩长的经济增长模型。假定产出由物质资本、劳动资本和金融发展决定，且生产规模收益不变，即约束所有要素的规模弹性和等1。得到生产函数：
Y=a*Kα*Fβ*Lλ（1）
其中，Y为产出，用经过价格调整的南宁市GDp表示，a为既定的技术水平或称为全要素生产率，K，F和L分别为物质资本存量、金融发展和劳动资本存量，K是采取永续盘存法计算的物质资本存量，L为南宁市的从业人员数，F是反映南宁市金融发展的指标，本文选用金融总量来衡量金融发展。
2.实证结果及分析
首先对各变量进行了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差分后GDp、物质资本存量和金融贷款总额是平稳的，可以用于模型估计。而因为劳动变量随着时间的变化出现较大的波动性，为了反映劳动因素的变化，在模型中引入虚拟变量。对其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近五年南宁市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并根据其弹性系数可以算出各种投入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如上表所示，其中物质资本贡献率为7.98%，劳动力资本贡献率为61.32%，金融发展的贡献率为9.62%，三者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合计为78.92%，余下21.08%的经济增长不能由投入要素来解释，因此将其归入包括技术进步的综合因素。从实证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南宁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相关政策建议
首先，以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探索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途径。争取至2020年将南宁市建成依托广西、立足西南、服务泛北部湾经济区和中国一东盟自贸区，面向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
金融经济的本质篇3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金融生态；评价指标体系
发展农村，繁荣农村经济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在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着商业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合作性金融机构，形成了三鼎支农的态势，本应可以在新农村建设中发展重要支持作用，但长期以来，由于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非常差，农村资金外流严重，造成了三鼎难支农的局面。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寻求改进途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借鉴金融生态的理论，通过构建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指标体系，以期能够为分析和改善农村金融质量做出一点贡献。
1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基本内涵
金融生态是个仿生学概念，由周小川博士(2004)最早系统性地引入金融领域，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和成果来分析和研究金融问题，开创了研究金融问题的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运用金融生态的理论，研究了我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将金融生态定义为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的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徐诺金(2007)将金融生态定义为金融与非金融成分环境之间通过资金和信息的流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在参考他们的定义的基础上，本文将农村金融生态定义为农村各类金融活动主体之间、金融活动主体与其外部生存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动态平衡系统，它具有关联性、适应性、相互依存性、演进性等特点。如同自然界中各种生物之间的和谐以及各种生物与外部自然环境的和谐构成良好的自然生态一样，各类金融主体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金融外部环境之间的和谐也构成金融生态平衡的根本标志。其中金融主体包括农村的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各商业银行在农村的分支机构以及农村保险机构；金融生态环境包括农村的经济基础、社会信用、中介服务、法治环境、政府公共服务等。
由于我国城市与农村无论是在经济基础、法律环境、社会诚信、中介服务，还是在政府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构建农村的金融生态质量指标评价体系时必须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量体裁衣，选择合适的指标来评价农村的金融生态质量。
2 农村金融生态质量指标体系构建
2．1 指标评价体系建立的原则
2．1．1 科学性原则指标的选取必须基于农村的实际情况，能够真实地反应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程度，并能够利用现代统计分析方法收集和整理数据，以充分度量农村生态金融系统的质量。
2．1．2系统性原则金融生态是用生态学的视角研究金融问题，是个系统性的理论，因此在选取指标时既要选择反应农村金融机构的指标，如金融机构流动性指标、资产安全性指标等，也要选择反应金融机构所处的金融环境的指标，包括金融机构所处地区的农村经济基础、社会诚信、政府公共服务、法治环境等，通过系统性分析才能够真实地反应农村地区的金融生态质量，也才能够找出农村金融质量差，农村资金外流的真正原因。
2．1．3 层次性原则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由若干子系统组成，每个子系统又可以分为若干个更小的子系统，这些不同的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在确定指标时，指标间要有一定的层次性，避免简单加总而导致评价的低效性。
2．1．4 可操作性原则由于国家在做调查统计时，并没有像统计城市数据那样对农村数据进行逐项统计，使得农村的很多指标数据难以获得，因此在选取指标时需要考虑到可操作性的问题，保证所选指标数据能够如实获得且易于量化，对于数据难以获得又不能用相关指标替代的对金融生态系统影响的指标，要从指标体系中剔除出去。
2．1．5 可比性原则 农村是个大区域，包括若干个村、镇、县，在对农村金融生态质量进行评价时，所选用指标要能够在横向和纵向上进行比较，所谓横向比较就是在相同的年份不同的区域之间进行的比较，纵向比较是对同一地区不同年份的情况进行比较。如果选用的指标不能在横向和纵向上进行比较，该指标体系的可信性就十分差，利用该指标体系得出的评价结果也就难以令人信服，从而也就失去了该指标体系构建的意义。
2．2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指标评价体系设计
农村金融生态是由农村金融主体和其赖以存在的金融环境构成，为此农村金融生态指标评价体系也相应地由金融主体指标和金融生态环境指标构成，基本框架如图1。
2．2．1 金融主体指标的设置 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发展状况是衡量农村地区金融主体实力和金融生态进化演进的动力的重要方面。本文选择三项基准指标加以衡量：①安全性指标。金融业是一个特殊的高风险行业，其风险一旦发生，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局部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动荡，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给予特别的关注是非常必要的。本文选择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两个指标加以衡量。②流动性指标。流动能力是金融机构生存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衡量银行变现能力和偿付能力的主要指标，金融机构只有保证资产的流动，才能保证信贷资金的正常循环周转，金融机构才能生存和发展，流动性不足，就极易造成支付风险，导致金融秩序混乱。本文选取流动资产与总资产比、贷款与核心存款比和现金与总资产比三个指标。③营利性指标。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和经营成果最终都会反应到收益或者亏损上，取得合理利润是金融机构增加积累、增强抗风险能力的基础，同时营利性指标既可以衡量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也可以反应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劣。本文选取平均资产收益率、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两个指标加以衡量。
2．2．2 金融生态环境指标设置本文在构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是农村经济基础。农村实体经济是农村金融机构存在的根据、服务的对象和生存的空间，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的经济发展好，产业结构合理，就会吸引较多的资金服务农村经济，为农村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农村经济的壮大，使得农村具有较强的偿还能力，在信用环境、法治环境等相同的情况下，可以使得处在经济基础较好的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质量也较好。为此本文选取经济规模(农村GDp、农业产业化产值、农村工业产值)、产业结构(传统农作物产值占农村GDp的比重、农村工
业占GDp的比重、工资性收入在农户收入中的比重)和市场化程度(民营企业占农村GDp的比重、农产品的社会收购总额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农业从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三个指标衡量农村的经济基础。
二是农村社会诚信。一个地区的诚信文化、企业和个人诚信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机构改革信贷经营的空间结构、资产质量和经济效益。农村作为一个广大的区域，信用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进入农村的资金量，同时也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有很大的影响。在此，选择农村逃废债额占贷款总额的比率、农村拖欠款增额(包括电费、税费、通信费等)、农村信用户数占农户总数比重三个指标。
三是法治环境。完善的法治环境能够有效地保护金融主体产权，有效地遏制恶意信用欺诈和逃避金融债务行为的发生。目前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农业的经营效益不高是一个原因，农村的金融法治环境不完善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只有建立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才有利于农村地区形成“资金洼地”，吸引大量资金流向农村，支持农村经济建设，农村经济的发展壮大又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基础，在良好的法治环境下，才能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良性互动，以形成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用农村每亿元GDp经济案件发生率、法院结案率、金融债权诉讼费用率等指标加以衡量。
四是地方政府行为。政府干预经济和金融的现象不论是在现在，还是在以前，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对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综合各国及历史的发展情况来看，适当干预能够促进经济金融的发展，不当干预会阻碍经济金融的发展，甚至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农村地方政府行为是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平衡。本文选择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占农村GDp的比重、因政府干预当年产生的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政府工作人员占当地就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三个指标加以衡量。
3 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综合评价及意义
农村金融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综合农村金融主体和金融主体所处的金融环境进行评价，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计算。
3．1因子分析法介绍
因子分析法是一种把一些错综复杂的彼此之间有机联系的变量归纳为少数几个公共因子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当几个公共因子的累积方差和贡献率达到80％以上时，就说明这几个公共因子集中反映了问题的大部分信息，且彼此之间不再相关，信息不再重叠，再以各主因子贡献度为权重的大小，即可以分别求出所研究系统的综合评价值。本文之所以选择因子分析法来综合评价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质量，就是因为因子分析法可以克服所选择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和信息的重叠，可以很好地对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质量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分析各因素对农村金融生态质量的影响程度。
3．2 评价步骤
用因子分析法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步
第一步：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公式为：
其中：di表示标准化后数据；xi表示原始数据；x表示某项指标的平均值；σ，表示某项指标的标准差，标准化的时候注意，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等逆指标，要先将其转换为正向指标。
第二步：计算因子得分和因子的累积方差和贡献率，并根据因子选取原则(累积方差在80％以上)选择主因子。
第三步：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得出具体区域的农村金融生态综合评级得分。
金融经济的本质篇4
关键词：金融哲学；信用；货币流通；资本市场
中图分类号：B262；F820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2.29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2-68-03
当代社会，金融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掠夺的一种新工具，它可以是一场主宰世界的游戏，让世界各国风云变幻。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意识到金融的重要性，同时，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对此进行研究，但研究基本上停留在金融原理和金融数学模型上，而对于金融学这门学科本身却很少提出本质的探讨和哲学的反思。笔者认为对于金融本质的探讨和反思是有其必要性的，以哲学的方法去反思金融本身，可以让我们对其的态度回归理性，而非狂热，使得金融能切实为社会发展服务，而非制造灾难。
一、金融哲学定义及现状分析
（一）金融哲学的概念
对于金融哲学，目前学界还无统一的、无争议的明确描述。但笔者认为，就其概念本质来说，是对金融活动与金融学进行反思的一门学科，旨在通过联合金融学与哲学，发挥两门学科各自的优势，对金融的本质、金融发展中的哲学问题、金融活动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是金融学与哲学的一门交叉学科。
（二）金融哲学研究现状分析
在中国知网对“金融哲学”进行搜索，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存有相关文章5篇，国内还没有一本专门论述“金融哲学”的书籍，但学界不乏对虚拟经济、货币、信用、财富等相关领域的哲学审视。
1.索罗斯的金融哲学思维。关于金融哲学，在这个还没有形成完整体系的学科中，国内外有几个人物值得关注。首先是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著名的货币投机家、股票投资者、慈善家和政治行动主义分子。闻名于其操控市场的骄人业绩和富有哲学意味的投资理念，索罗斯深受波普尔哲学“证伪”理论的影响，提出了他的核心投资理论――“反射性”，简单说是指投资者与市场之间的一个互动影响。索罗斯认为：“我们对这世界的所有看法都有缺陷和扭曲”，“我们所有的思想构成都存在真正或潜在的缺陷”，“人对事物的理解具有不完全性”，“完全性理解不可能存在”等等。索罗斯把“不完全性认知”表述为“虚妄”，有时也表述为“偏差、偏颇、谬误”等。其提出“相信我们自己的虚妄”、“相信我们也许错了”等非有严密逻辑的阐释。
提到金融哲学，人们几乎一致认为，索罗斯的成功与其学习哲学的经历和独到的哲学思维有关。索罗斯本人所写的《金融炼金术》、《超越金融》以及他人介绍和评述的《相信自己的虚妄》等著作对其金融哲学思维的阐述很难称得上是哲学，更不可能是系统的金融哲学理论，毋宁说其具有一定的哲学思维，并将这种思维运用到金融领域。
2.国内金融哲学相关研究。虽然国内关于金融哲学的研究甚少，但不乏学者对货币哲学、财富哲学、虚拟经济哲学等相关研究对象进行探讨。
金融从广义上来说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所以，对于货币、信用、虚拟等方面的哲学研究可将其视为金融哲学的一部分。张雄教授的“货币哲学：从思想史谈起”，从多角度展现了货币既是显示人类社会历史进化与提升的符号,也是人性异化和人性发展的历史见证，认为开展对货币哲学的讨论,将有助于深入地把握货币的本质和货币所牵动的人性与社会的发展。韩强教授的“‘虚拟经济’的哲学思考”等文章，认为在金融领域客观事物变化的不确定性、人的认识的局限性和人的主观认识的偏差,都会产生风险，所以“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事物。人的认识是能动的反映,也就是说,以动态的思维反映动态的事物”。在全国财富哲学高级研讨会上，许多专家和学者对虚拟经济和虚拟财富进行了多方位的哲学解读。其中程恩富教授指出,“实际上股市市值的上升带来的并不是真实财富,而是虚拟财富；虚拟财富不等于社会的真实财富。所谓股市的财富效应要辩证地去看待。股市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是再分配的重要场所。”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哲学系马拥军教授指出,“对于虚拟经济来说,具有本质重要性的不是货币的虚拟化,而是资本的虚拟化。货币的虚拟化只有在资本这种社会关系中才能成为虚拟经济的基础。”孙承叔教授认为,“金融资本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虚拟性,一个是投机性。银行资本的大部分是纯粹虚拟的。它们的市场价值不是由现实的收益决定,而是由预先计算的收益决定,因而具有投机的性质。金融资本代表的是收益的权利,必须以实体经济增长为前提，一旦超越这个前提它就可能变成泡沫。金融资本发展起来以后,由于财的效应,反过来会成为对经济、社会起极大破坏作用的力量。”
3.发展金融哲学的价值分析。纵观国内学者对于金融领域内的哲学研究，还是比较丰富的。但缺乏把金融哲学看成一门新兴的学科来发展，大都侧重于货币、信用、虚拟等与金融密切相关的方面进行探究。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很难从总体上把握其学科以及其中问题的联系。早在凯恩斯革命引致的现代宏观经济学诞生时，宏观金融学就相应形成，其核心内容就是货币经济学，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封闭的研究环境逐渐拓展到开放的经济环境，国际金融问题也逐渐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以Vonneumann-morgenstern（1947）的期望效用公理体系和markowitz（1952）的资产组合理论为标志，金融学已经发展起来，学者们开始界定金融学与经济学的差异。
在50多年前学界就对经济学和金融学做了区分。金融学由于其研究对象以及无套利分析的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已经成为一门具有独特特征的学科，并非是门针对金融领域的经济学。所以，对于经济哲学的研究并不足以囊括金融哲学领域的特殊性。而对于发展金融学来说，发展一门反思其自身的哲学显得极其必要。对金融本质探讨，以哲学的方法去反思金融本身，可以让我们理性的去思考和对待金融。这不仅是有助于对金融活动和金融学的研究，同时也是哲学在新领域上的发展，使得哲学更加丰富。
二、金融哲学本质与研究对象
探讨金融哲学的本质，首先要分析一下对金融的定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对其定义是“资本市场的运营，资产的供给与定价。其基本内容包括有效率的市场，风险与收益，替代与套利，期权定价和公司金融。”《韦氏词典》将金融定义为“thesystemthatincludesthecirculationofmoney,thegrantingofcredit,themakingofinvestments,andtheprovisionofbankingfacilities”，就是指由货币流通、信用活动、市场投资、银行服务等组成的系统。不难看出，货币、信用、资本市场是其中三个关键要素。金融哲学应该把这些要素纳入研究范围来探讨其本质。
（一）货币流通的本质
货币流通从本质上看，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联系一种手段和形式。而金融则使货币流通的本质发挥到淋漓尽致，它可以诱使逐利的人们，召唤出了货币所有潜在的力量。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中关于货币本质的理论，认为现代货币流通方式仍然没有改变以货币为交换媒介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的深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本质。随着金融的不断发展，信用机构、股票市场的发达与电子货币的出现，今天的货币流通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货币关系的深处仍然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且由此衍生出相应的政治关系与意识形态关系，并对这些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货币的流通在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是起着积极作用的。马克思认为货币的流通造就了如此结果：“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诚然，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重要的金融体，把握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命脉。货币的流通是金融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金融集合、重构了整个社会的货币，是流通中的货币成积数的发挥效用。当然，在危机到来的时刻，也会迅速的打乱货币流通的基本规律，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货币流通陷入混乱。
货币的流通作为金融存在的一个关键要素，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转过来反对人自身。这种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在金融高速发展的今天也越发的体现出来。金融中的货币流通本来是为人所利的创造物，但它反过来成为愚弄、支配、统治人的异己力量，结果个人的力量越来越渺小，而金融、货币的力量却越来越巨大。正是因为货币具有作为一切商品的价值尺度的特权，它才能诱使一些人不择手段地企图攫取它、占有它，对它顶礼膜拜，甚至不惜出卖肉体乃至灵魂，铤而走险。
（二）信用活动的本质
在此本文讨论的是经济范围内的信用及信用活动，而非伦理角度的。金融由于其特殊的性质，从产生伊始就和信用相伴相生。对于金融而言，金融信用在金融中无可置疑地占有首要地位。正如一位银行家所言：“信用是银行的生存之本”，金融信用是银行赖以生存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信用活动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形态反映,是社会总资本循环中的重要环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是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认为信用活动是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如果信用这个再生产的环节遭到破坏，在信用恶化的条件下，资金流动受阻，无法按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优化配置，资金作为经济活动中最具活力的要素，其配置方式具有带动、引导效应，资金配置失衡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失衡。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以信用为核心的金融领域亦是再生产环节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信用恶化的环境下资源配置失衡，金融业反过来阻碍经济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不能达到效益最大化。
（三）资本市场的本质
资本市场在《英汉证券投资词典》解释是：“金融市场三个组成部分之一。进行长期资本交易的市场。”亦称“长期资金市场”。本质上，资本就是财富；资本市场是以资金或者实物财产为主要形式的交易市场。那么资本市场，也就是现代人类社会进行沟通和交往的一种新的方式。与货币市场相比，资本市场融资期限长、流动性相对较差，在资本市场上筹集到的资金多用于解决中长期融资需求，故流动性和变现性相对较弱；风险大而收益较高，由于融资期限较长，发生重大变故的可能性也大，市场价格容易波动，投资者需承受较大风险。而这些都让金融市场更富有逐利性和风险性。
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有一句名言：“一个不能将大部分财富聚集起来的社会，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社会”。一个社会的发展必然需要社会成员的协作和努力，而资本市场的形成则是人类一种新的协作方式，它可以整合社会资源，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情完成了。”显然马克思也认同资本市场的形成对经济发展是起积极作用。
然而，金融远没有那么简单，现在的金融市场已经涉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组成了一系列服务系统。这个系统是庞杂多变的，它不仅是冷冰冰的数据和触手可及的实体经济，它更是每个社会成员一种新的交往方式，一种新的集合人类力量的方式。金融甚至很敏感、很狂热，人类把本身的情感和意志加入其中，人类主体的情绪也影响着它的格局和发展。而当代社会以金融为核心，人类自己的主观情绪反过来也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笔者认为，人类对金融的狂热是一种新的交往方式的狂热，是人类群体心理效应的一种体现；虽然它是逐利性的，但金融本身并非是数据性和理性的。所以金融哲学，需要把整个金融系统看成是一个整体，一个掺杂着人类主观意志的市场整体。对它的哲学研究是极其必要的，当对它的本质进行哲学反思的同时，人类对它的态度也越发趋向理性而非狂热。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美）乔治・索罗斯著，孙忠译.金融炼金术[m].海南出版社,1999.
[4]席美尔.货币哲学[m].华夏出版社,2002.
金融经济的本质篇5
一、金融监管理念的历史演变
(一)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金融监管理念
这一阶段的货币管理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管理，对金融本质与特性的认识还不充分，也没有以法律理论为基础建构货币管理的目标。论文百事通因此这一阶段的货币管理并没有实现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18、19世纪的数次银行危机足以证明，货币信用的不稳定问题仍然没有消失，许多金融机构常常由于不谨慎的信用扩张而引发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进而引起货币紧缩并制约经济发展。
(二)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深刻地改变了理论界对经济运行的观点和看法。这一时期的监管理念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下，努力维持一个安全稳定的金融体系，以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对宏观经济的严重冲击，对金融机构具体经营行为的干预则成为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
(三)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20世纪30年代以后实行的金融管制过分地强调了金融体系的稳定，而忽视了金融体系的效率问题。因此自由主义理论和思想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破产的情况下开始复兴。这一时期金融自由化理论开始发展起来。金融自由化理论以“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理论为代表，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过度严格的管制，以恢复金融业的竞争，提高金融业的效率。因此，这一阶段在金融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下，金融监管的理念是放松管制、提高金融效率。这一时期的金融监管理论与以往的较大不同是：金融监管理论除了继续以市场不完全为出发点研究监管问题之外，逐渐开始重视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影响。
但这一阶段的金融监管理论与理念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足以说明这一阶段的金融监管理论存在着不完全性，缺乏预见性。
(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70年代对金融业的放松管制，追求效率而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金融监管进行了重新认识。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经济自由化的浪潮使得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更为复杂及隐秘，同时更具有传染性，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金融产品的出现，各类综合性机构涌现，业务的交叉以及计算机和电信技术的飞速进步，这些给世界金融市场与制度结构带来了深刻而迅猛的变化。因此现代金融已不是传统的金融。要想适应这一巨变，金融监管也必须实现从传统金融监管向现代金融监管的历史性转变。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适应这一变化，纷纷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如放松政府干预、提高管制的质量、增加法律的可执行性、增加管制机构的透明度与责任、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多权力、采用公私合作体制、政府职能社会化、引人政府干预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政府管理中引入绩效管理制度、建立独立管制机构、建立不同管制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合作机制等等。虽然各国在金融监管及体制方面都进行了改革，但是金融监管理论与理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致于金融监管不能与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同步，最终导致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综上所述，过去一百年来的金融监管理论只注意到了金融体系对整个经济的特殊性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金融活动本质性和金融体系运作的特殊性。此外，过去的金融监管理论一直是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而忽略了法学理论，因此难以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塑造和构建现代金融监管的理念。
二、现代金融监管理念的重塑与构建
(一)依据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曾指出，由于实际经济运行中投资的高潮与低谷的交替出现，信贷资金的规模、结构和融资类型的变化，债权债务关系的不稳定性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金融危机爆发具有周期性。金德尔伯格沿着明斯基的思路发展出投机一疯狂一恐慌一崩溃模型，并以此说明金融危机所具有的周期性。他认为，在这一方面，金融危机同经济危机是相同的，但二者不具有同步性，金融危机往往先于经济危机，并加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第三，不对称信息是银行遭到挤提的根本原因。1992年，吉本斯在其《博弈论入门》一书中将在完全但不完美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论引入对银行行为的分析中，他指出：银行并不是博弈的局中人，它的所有行为全是随着客户的行动而确定，因而，挤提现象的发生与否完全是由银行客户之间的博弈决定的，而不是银行的不恰当行为。因此可以推出，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来自于银行制度内部，与银行经营效率并无直接的关系。并指出了这种内在的不稳定是无法通过银行自身来解决的，外部的管理与风险分担就显得更为重要。
第四，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决定其脆弱性。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比率的质量问题主要是由资产方面的变化所引起的，其原因就在于金融机构的负债往往是金融机构自身可以决定的，而资产部分的价格则是市场决定的。
第五，金融资产的性质决定了金融市场的特殊性。金融机构的资产主要是金融资产，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金融工具。金融资产是区别金融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根本标志，离开金融资产的“金融机构”是不可想象的，将与实体经济企业没有本质区别。金融资产不是可以消费的商品，是为了牟利而发生的产品，其自身可以说没有效用，所以其意义不在于其自身的消灭，进行价值的转移，而在于通过将其作为交易对象而进行频繁交易进而获利，这就是我们称其为工具的原因所在。
总之，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它决定着金融体系的风险不可避免地发生，仅仅依靠市场约束和内部控制无法解决其风险的产生，因此要依靠外部监管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其自身的脆弱性，也就是说要坚持市场自律与政府干预的平衡。由此，金融监管的理念必须是从内在脆弱性的根源入手，才能达到有效监管的效果。
(二)依据金融资源思想的基础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资源观念的确立是对金融理念的彻底更新，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把金融作为资源来对待。而实现从理念到行为的转变，建立金融资源法律体系是必然的选择，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制度——金融监管制度也应该以金融资源为理念，这样才能保证金融资源开发、配置趋于合理和科学化，也能够真正达到金融监管的风险防范效果。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源已经开始逐步超越自然领域而进入社会领域，许多社会性因素开始逐步被揭示和阐释出了“资源”属性，甚至开始成长为人类存续的主要资源，如智力资源、信息资源、金融资源等。金融是资源，是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是战略性资源，它具有客观性并内在于经济，是社会经济运行体系的内在构成要素，而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外在因素。它的本质特性是有用性、储藏性、开发性、有限性，这与一般资源的特性相一致。另外，它还具备自身的特性，如中介性、社会性、层次性。既然金融是资源，而且又符合一般资源的特性，因此它的使用和开发就应该与一般资源一样都要受到国家的总体协调和管理。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社会经济的运行既具有巨大推动功能又具有极大阻抗的基本特性。因此开发本身是一把双刃剑，适度开发，就可获得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功能和效果，否则会引起社会和经济环境及经济结构的扭曲，其恶性结果的积累必然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因此需要在国家的统一监管下来进行对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新晨
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经济金融危机表明：一旦一国金融资源部分或全部遭到破坏，某一层次或某些层次的资源的内部和外部正常秩序被打乱、正常运行被阻断、均衡被破坏或功能弱化或破坏，则不同形式的金融风险就会逐渐累积并以突然爆发的方式公开释放出来，从而在很短时间内传遍全国、全球，引发经济金融危机，乃至社会与政治危机并危及国家安全。
(三)依据法律的目标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经济的本质篇6
分配正义的旨趣是在社会成员的相互交往中，建立一种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合理配置机制，以实现公平和公正的经济秩序，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实现程序上来看，分配正义主要包括“事前”和“事后”两个维度：在经济活动之前，每个人对资源的使用机会是平等的；在经济活动之后，每个人分享的收益和承担的责任是公平的。然而，现代经济已被金融所统摄，金融颠覆了分配领域中的“责、权、利”配置原则，使分配正义面临新的困境。金融在资源配置上存在“马太效应”，难以保证经济活动之初的平等；在经济活动之后，来自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成本的社会共担，存在收益与责任分担的不公平。
[关键词]
金融化；分配正义；经济哲学追问
分配是经济活动健康运行和个人价值实现的基础。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一书中表达了关于分配与正义之间的真实洞见：经济分配的不公平会削弱公民的平等自由权的价值[1]（p88-96）。现代经济已被金融所统摄，金融颠覆了分配领域中既存的“责、权、利”分配原则，主要表现在：金融在资源配置上存在“马太效应”，难以保证经济活动之初的平等；在经济活动之后，来自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成本的社会共担，存在收益与责任分担的不公平。金融运行的基础是以财富实力为核心的信用，“嫌贫爱富”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导致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这意味着人们在经济活动之初，使用资金资源的机会是不平的；由金融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成本的社会共担，导致收益与责任分摊上的不公平。更须提及的是，金融通过杠杆运作制造了一种财富幻象，通约着政治权力、社会意识和价值准则，使分配正义面临新的挑战。这是由于财富幻象遮蔽了分配问题，使得分配正义失去了被反思的社会基础；金融权力通兑政治权力，“最后贷款人”的政府角色遵从金融逻辑，使分配正义失去了被追问的制度基础。因此，立足于金融化的经济现实，对分配正义进行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反思与追问，是捍卫人的生命尊严，提高人的存在价值，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金融化视阈中分配正义面临的困境
资本经历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嬗变。希法亭曾经在《金融资本》一书中深刻揭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金融资本取代产业资本实现了对经济的主导与控制。金融资本的出现，在希法亭看来，使“笼罩在资本关系上的谜团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捉摸和理解……不了解金融资本的规律和作用，就不可能明察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更不可能对经济和政策有任何科学的认识”[2]（p1）。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垄断特征时，也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他认为是金融资本加大了世界经济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20世纪70年代，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黄金非货币化，宣告了完全信用货币时代的到来。充足的货币量和金融监管的放松，为金融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创新，金融不断拓展着资本增殖的边界。一方面在实体经济中为产业部门提供融通资金的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在虚拟经济中进行“价值创造”。也即通过“实现价值流通”和“经营活动资本化”两个渠道，掌控了整个经济的资金命脉，将社会运行统摄到金融逻辑当中，打造了“金融主导经济”的图式，形成了经济“金融化”的景象。对于“金融化”的定义，简而言之，是金融活动在经济领域中的普遍化，西方左翼学者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戈拉德•a•爱泼斯坦认为，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及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3]（p14-21）。他还进一步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的兴起是过去30年全球经济变革的主要特征，其中金融化是关键，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都是金融资本的霸权实力在世界重新兴起的表现。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从金融化的表现形式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是指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而从诸多正在扩大中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成为当今时代的重大事件之一[4]（p9-13）。迈克尔•赫德森认为资本主义形成了私有化、金融化和全球化的三位一体，通过将在垄断行业获得的大量租金流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泛金融部门，使世界经济进一步金融化[5]（p6-12）)。大卫•科茨认为将“金融化”取代“金融统治”，能够准确把握近几十年来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变化，更好地揭示金融在经济活动中的扩张性作用[6]（p5-14）。由以上可知，虽然各学者对金融化的定义并没有一致的认识，但都集中于以下两个事实：一是从广度上来看，金融活动已广泛渗入到经济体系当中；二是从深度上来看，金融已经取得了对现代经济的支配权。金融化颠覆了既有的分配秩序，使分配正义面临新的困境。金融在资金分配上“嫌贫爱富”，因而在经济活动初始，人们对资金资源的使用机会是不平等的。这源于金融的运行机制建立在以财富实力为尺度的信用之上，这种信用与人的品行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即是说，财富实力越强，则信用越强，越能从金融部门融到更多的资金，而真正缺乏资金的人则由于信用较差，很难得到金融资源。威廉•配第在分析英国银行业时曾鲜明地指出：“信用在一切地方———特别是在伦敦———都只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如果对人们拥有的财富或实际资产毫无所知，那就不能了解人们是不是可靠，……我想证明：尽管比较穷困的人一般都比别人勤勉，但如果每个人都能随时将其资产状况写在他的前额上，那我国的产业将会因而大大发展。”[7]（p90）
因此，由金融主导资金配置，必然导致“马太效应”，加剧贫富分化。在一个开放性的金融市场中，高回报率决定了金融资源通常会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财富实力弱的人手中转向实力强的人手中。在金融的分配逻辑中，决定其资源流向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当下的财富实力；二是未来的升值预期。前者是传统的通行标准，后者主要表现为现代金融的风险投资。从经济的运行后果来看，源于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的成本共担，导致收益和责任分摊上的不对等。金融资本有其独特的运行方式，在经济的金融化语境中，虚拟经济对整个经济体系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正是这种经济运行方式为分配问题带来新的挑战。这是因为，金融市场解构了传统经济社会中的商业交往模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金融合约所消解。产品交易无需考虑生产过程，因而资产规模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增长。金融产品是一种无形商品，因而无法在外观上被感知，也难以在经验中被检验。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纯粹的智能设计，财富获取的高度或然性与类似。金融产品的载体———金融合约在内容上极具复杂性和高深性，投资者和开发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人们的投资动力只是出于“赚钱”的原始目的。金融市场是人们宣泄财富狂热的场所，被财富欲望所驱动的人性，使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得以高度张扬，每个人所关心的只是自己资产的增殖，而对于金融市场非均衡发展所引发的后果并不知晓。货币在实体经济中的脱域，刺激了虚拟经济的过快发展，这对产业部门的劳动者是一种不公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剖析，在于揭示资产主义财富生产的奥秘是活劳动，不是资本。而作为资本最高级形式的金融资本，其本质内涵并没有改变。金融的功能主要在于“调剂资金余缺”和“经营活动资本化”，“流通”是其内核，尤其是虚拟经济中的巨量资产从实质上看只是一种数字符号。也就是说，资本在虚拟市场中的增殖只是一种数字的增殖，在实体中并没有生产出与之相对应的物质产品。然而，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一种转换机制，即虚拟资产可以兑换实体经济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意味着，金融资产不生产物质财富，却具有分割物质财富的权力。虚拟资产的总量越大，对社会总产品的分割就越大，这对从事产业部门的劳动者而言，是一种分配权利上的不公平，正如弗格森所言：“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越强，生活在其中的金融知识丰富的人机会越大，而金融文盲趋于贫困的风险更大。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整体收入分配方面不再强调‘世界是平等’的，因为相对于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的回报而言，资本回报率一直在飙升。这种回报前所未有的庞大，使那些金融知识匮乏的人受到了强烈的冲击。”[8]（p10）
在虚拟经济领域，金融的运行机理是把未来作为知识推断的目标，运用数理逻辑的论证和复杂的公式计算，将预期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进行交易，由此实现了“未来”与“当下”之间的价值转换。这种价值是对未来预期的价格估算，建立在信心的主观性基础之上，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这是因为投资者、交易员，甚至经济学家、政府和媒体，都容易被金融流量中飞速上涨的数字假象所蒙蔽，从而助长投机和市场不公平。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具有两面性：对未来经济形势的盲目乐观，会导致虚拟资产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对危机的极度恐惧也可以导致资产规模的迅速缩水。实体经济永远是虚拟经济的基础，资本回报率的增长速度严重背离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食利者阶层增多，会使商业社会背负沉重的负担。此外，源于虚拟部门的通货膨胀吞噬了实体部门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金融危机在惩罚那些贪婪的金融投机者的同时，也冲击了众多无辜的诚实劳动者，危机的成本最终会转向社会，由全社会承担。近些年来，经济危机大多源自金融领域，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等。虚拟经济不可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真正做到“自我循环”，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发展到一定限度，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甚或金融危机。最后只能诉诸于政府救助，将成本社会化，让大多数人承担少数人因贪婪所犯下的错误。这会导致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等，让少数人享受权益而社会全体承担成本。
二、被财富幻象所遮蔽的分配正义问题
在金融化语境中，财富构成具有多元化特征，这使得财富分配领域中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在马克思的视阈中，工人与资本家是一对明确的对立主体。而金融化颠覆了这一情形，它打造了一个异质性的混沌世界，模糊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实施主体，并改变了传统的财富分配规则。金融通过工具创新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以技术手段的假象掩盖了金融市场之中的人对实体经济部门劳动者的财富攫取。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一条反馈回路，资产价格上涨会带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物价上涨，最终引发通货膨胀。使从事生产制造的劳动者，陷入辛勤劳动实际收入却在下降、倍感剥削但又不知被谁剥削的茫然境地。
金融市场中没有生产关系是分配正义被掩盖的重要原因。金融市场没有商务谈判，不存在雇佣关系，以通讯工具为媒介的交易方式，不需要与人打交道，投资者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子式个人。他们都被计算机转化为量的存在，遵循着数量的机械逻辑，因而没有交往关系。在金融市场中，个人被取消了物质的实体而成为抽象的存在，变成由符号、数字、图像所组成的程序交易中的质料。持有暴富欲望动机的投资者像一个个做着布朗运动的原子，通过数字的跳动和图线的波动表达自己的乐观、恐惧、自信、疯狂等主观情绪。在这样一个连续的、无摩擦的、完全流动的市场中，人们追求财富的无度和无节制不仅是值得提倡的，而且是保持市场繁荣的内在根基。这里所践行的是霍布斯的“丛林法则”，诸如正义、道德、伦理等社会情感和社会责任，被这样一个抽掉了质而只有量的运行机制所消解，所否定。金融市场提供了财富获取量上的无限可能，使得追求高额资本回报率的意图成为裁决一切的尺度。目的的单一性和机械的数理逻辑，使人们失去了对自身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反思，也忽略了由此所导致的正义问题。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会导致投资者“动物精神”的张扬，从而失去了对金融市场飞速上涨的价格是否脱离现实，以及资产价格的飙升吞噬了劳动者的实际财富等社会问题进行反思。账面资产的上涨数字成为投资者意识的对象化，上涨的行情刺激了投资者的热情，通过媒体的渲染，使这种高涨的乐观心理在更大范围内的人群之间扩散。对未来的普遍看好，诱使更多的投资者加入到推动价格上涨的投机中，而无暇顾及资产的实际价值。当市场泡沫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背离突破临界值，就会引发一轮市场恐慌和价格下跌。当危机产生时，无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都认为政府出手救市是正当的，而丝毫不会认为由个人的狂热、失误所引起的损失，是应该由自己承担的。在政府救市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价值悖论”———救市的口号喊得最响的往往是数量众多但资金实力比较小的散户。他们所考虑的只是自己的资金安全，而不会考虑与个人的微量资本相比，政府救助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也损害了那些金融市场之外的人的利益。
迈克尔•沃尔泽在他的“三个分配原则”[9]（p23-25）中曾经提到过，分配正义的实现首先要遵守自由交换的原则。自由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经济行为、经济程序和经济目的所进行的反思与追问，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然而，财富幻象所造就的社会迷思，把“物”的自由等同于“人”的自由，从而将实现正义与否的评判标准交给了“物”———资本，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就是代表。在金融上的表现就是金融自由化，世界各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纷纷放松或放开资本管制，形成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局面。然而，这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资本的增殖在于流通的无限循环，利率差异和国际贸易在浮动汇率制的背景下，使得各国的货币价值经常处于波动当中，诱发资本套利，加剧币值的不稳定，从而将发展中国家置于不利的境地。这是因为它们金融市场不发达，监管不到位，极易成为金融投机大鳄袭击的目标，发生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案例。此外，资本在全球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劳动力的流动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反映到实体经济上来，就是资本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的分离导致资本缺乏或过度盈余，从而引发失业率上升或通货膨胀。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以金融为纽带的联系，不是交往互动，而是财富转移。
“toobigtofail”（太大而不能倒）是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另一种形式。政府借助金融手段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而金融则借助于政治权力实现对经济的控制，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世界普遍现象。“toobigtofail”生动地体现了金融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博弈。为了防止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诉诸于政府救助似乎是一种被公认的正当手段。然而，政府的救助实质上是将坏账从私人手中转向公众，也即成本的社会化，从而让这些拥有高额收入的金融从业者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解脱出来。虽然这是不公平的，但对财富毁灭的担忧遮蔽了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的社会权威，使政府实施矫正正义的行为受到钳制。凯恩斯经济学中的政府干预理论为政府的“最后贷款人”角色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使得政府救助成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们在一种“如果政府不干预，将会出现经济萧条”的看似合理与正义的威胁中，正当地实施了一种非正义行为。政府权力遵从金融逻辑，最终将金融危机的成本转嫁给全社会，而金融机构的从业者在政府实施救助以后，依然拿着高薪，似乎先前的危机与他们无关。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愤怒反抗。
分配正义作为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进行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追问与反思，形成一种建立在“公共的善”的基础上的价值导向，从而使经济行为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金融化世界中的财富幻象打造了一个充满迷雾的世界，可感知的具体事物被抽象观点所代替，经济规则也被如金融合约这样的抽象因素所决定，追逐个人私利成为人们行为的无意识。抽象观念对具体事物的代替，使人们对现实中经济状况的理解能力失效，从而对垄断金融资本疯狂攫取社会财富的行为迷惑不解。金融化模糊了个体价值本位与整体价值取向之间的界限，遮蔽了分配领域中的正义问题。
三、金融化视阈中的分配正义何以可能？
分配中的不正义与经济的金融化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而金融化的社会语境之所以使分配正义面临新的挑战，在于金融配置资金的方式和运行机制都具有较强的选择性，高度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将广大的普通民众排除在金融的服务范围之外。金融化已成为当今经济社会的症候，金融制度对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发挥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将社会中的个人纳入到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中，因此，必须认真审视金融所产生的分配正义问题。金融所导致的不正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活动之前，对金融资源的使用机会和支配权利不平等；二是在经济活动之后，对权益和相关责任的分摊不公平，其表现形式是来源于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共担。更为重要的是，由信用扩张所制造的财富幻象遮蔽了存在的问题，从而使对分配正义的探讨失去了被反思的社会基础和被追问的制度基础。金融化视阈中的分配正义何以可能？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解决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之间的冲突与悖论的问题，也是一个超越金融学自身的认识论问题，需要从经济哲学的中观层面为金融活动寻找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指导。首先，建立更为民主和以人的品性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希勒曾经说过：“创设金融机构时如果真正以人类的品性为核心，那么他们就能更灵活地调整金融创新以适应人类生活的需求，也可以使整个金融体系更加平稳地运转。”[10]（p13）
从本质上来看，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金融的杠杆化赋予经济主体以超越自身的力量。金融可以将经济“搞活”：工具创新将不能流动的大额资产实现上市流通；技术创新将未来价值翻转为当下价值进行流通。然而，金融以财富实力为基础的信用标准，导致其在资源配置上的“嫌贫爱富”，产生“马太效应”，尤其是在资金流通不畅的情况下，资本的稀缺使这一现象更为严重。建立更为民主和以人的品性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让金融服从于构建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需要金融的进步和金融创新。发展普惠金融，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从而实现金融服务的民主化和人性化。衡量金融是否在构建平等社会方面发挥作用的衡量标准，主要是看金融服务是否涵盖了较低收入阶层和小微型企业。这需要改革金融的定价方式，长期以来，金融定价是以财富实力作为判断依据，探索一条以品性为基础的信用定价方式，是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创新路向。目前股份制银行的总分行制在管理上实行统一标准，难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的需要。马歇尔曾经说过：“一个银行家若一直与住在其银行附近的人来往，则常常可以只根据个人信用很有把握地发放贷款，而这是那些与其顾客不直接打交道的大股份银行的分行经理所做不到的。可以想见，如果大银行的分行取代了所有小银行，则小农场主和小商人在困难时便无人可以救助，而只有向那些手段毒辣的私人放债者告贷。”[7]（p85）
发展地方性银行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平等。其次，用政府权力监督与制约金融市场的非理性。正义不仅仅属于道德层面上的社会伦理，正如罗尔斯所说：“它是政治哲学的一个任务，需要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保障，不能被当成一种统合性的道德学说”[11]（p32）。政府权力被金融权力所通兑、所重构，是金融化视阈中的分配正义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之一。信用扩张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社会成本共担，带来了收益与责任分摊上的不公平，这需要用政府权力来监督与制约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对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可以从开征资本税和实施适度的资本管制两个角度进行：第一，征收资本税。资本税是指在金融交易中，对出售金融资产的价格大于买入价格的差价部分进行征税。在内部一般表现为资产交易税，在外部表现为外汇交易税。资本税有利于减少过度投机，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托宾对于当时巨量的国际流动资金，曾经建议“往飞速运转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一车轮中掷些沙子”，以减少纯粹的投机易。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分析了当今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也认为开征全球资本税是一种理想政策。他认为：“防止贫富差距无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实现对财富积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12]（p532）第二，实施适度的资本管制。
历史已经证明，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加大了金融风险，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制度、金融监管、市场主体不成熟，通常会面临巨大的风险，不利于经济稳定。金融自由化意味着资金在利润回报率的导向下自由流动，世界范围内的资金通过金融渠道，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而使本就资金缺乏的国家或地区面临资本流失。金融自由化本身就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在促进市场一体化的表象下，具有将市场分裂化的倾向。再次，揭开财富幻象的遮蔽。信息不对称和财富幻象遮蔽了分配领域中出现的正义问题。信用经济创设了一个混沌的投资环境，运转机制的复杂性使市场主体对其运行后果陷入集体无意识，从而使分配正义失去了存在的规定性。透析金融化世界中的分配正义，需要拨开笼罩在财富概念上的迷雾，深入到经济运行的本质探究财富的真正来源。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财富更多的体现在产品可交换的经济属性上。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都认为是劳动创造了财富，比如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就是一国生产的商品总量，而劳动则是供给人们一切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的源泉。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关于财富是货币或金银的观点，“货币只是货物借以流通的轮毂，而和它所流通的货物大不相同。构成社会收入的只是货物，而不是流通货物的轮毂。计算社会总收入或纯收入时，必须从每年流通的全部货币与全部货物中，减去货币的全部价值，一个铜板也不能算在里面”[13]（p113）。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但之所以会产生货币拜物教，在于货币具有通约一切商品的权力。以货币为基础的金融，在促进流通和价值通约上有了更高层次的表现。但金融与货币一样，功能在于促进财富实现，将流通手段等同于财富本身必将产生严重后果。从历史上看，荷兰早在17世纪就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金融体系，但由于没有将金融资本纳入到生产过程，终被英国发动的工业革命所超过。约翰•劳制造的“密西西比泡沫”使法国经济山穷水尽，并成为大革命的导火索。这充分说明，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虚拟财富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金融的实质是“搞活”经济，金融是与资金流通相关的概念，金融手段可以解决因资金短缺或资金链断裂而造成的暂时性经济萧条，但如果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金融的信用扩张，则是缺乏物质根基的。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服务功能，但经济良性健康发展的基础仍然是实体经济，如何解决生产过剩仍然是当下经济社会的重心所在。
四、结束语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对现代经济的运行与社会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金融的资金融通功能和杠杆性会促进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从总体上提高国民收入，实现富裕。罗伯特•希勒曾经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谈到：“社会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低，原因在于金融本身起到管理风险的作用，对风险的有效管理应该带来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效果。”[10]（pXXi）这一论断具有合理性，但它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一是市场信息足够充分；二是每个人有平等使用金融服务的权力；三是市场监管充分有效，可以及时制止不合理行为。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金融服务无法普及的重要原因，因为它使金融定价缺少最优的操作标准。金融作为人类智能设计的产物，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所以金融可以带来好的社会。但金融的运行遵从市场逻辑，它更为关注“效率”目标。当资金因为流通渠道不畅而显得稀缺的情况下，必然导致金融在分配资金上的“嫌贫爱富”。发挥金融对构建和谐社会总目标的积极作用，需要将其服务功能涵盖大多数人，实现金融的民主化，让更多的普通民众享受到金融所带来的益处。这需要金融创新，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走金融深化之路，实现金融领域内的民主，让每个人都有利用金融资源的权力。最后，金融的良性发展需要有效的监管，金融市场放大了人性的优点和缺点，其非理性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中，监管的难度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一种难以实现的目标。这是因为金融市场上资金的流动速度近乎光速，在发现问题时可能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来自避税地的资金，常常无法查清其来源和去处。因此，加强金融监管需要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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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的本质篇7
一、国际会计准则出现的必然性
国际金融是国际贸易的产物，是资本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近年来大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迅速发展，加速了金融全球化的步伐。金融的全球化发展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就要有一个自由的融通环境，减少对国际货币全球性融通的种种限制，减少国际资本在国与国之间流动受到的各国不同法律的限制，同时要提高全球性金融一体化的程度。在现有的国际金融框架下，经济和金融发展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作为指导、监督、管理经济活动的会计工作就体现的更加重要。会计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而产生，并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而一直进步完善。其主要作用就是以货币这一主要计量单位，监督和反映经济活动及经营管理成果。在金融全球化发展的情况下，对国际会计的发展会有很强的需求和推动。国际会计既可以减少国际经济活动的风险，又可以增加贸易活动的收益，从而推动国际金融的全球化发展。而面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就要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和强大约束力的国际会计准则，形成一个全球统一的国际会计信息系统，来解决国际交易中的问题，保证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发展。它的出现是必然的，是全球金融发展的必要保障。
二、国际会计准则形成的难点和障碍
目前的国际市场并不是一个统一结合的有机体它是由不同国家的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组成，有很多影响经济全球化的障碍。各国的会计信息制度和标准都不一样，别国公司在其上市必须要按其本国的会计信息准则汇报会计财务报表，影响了资本大范围流通的速度和数量，把国际市场进行了分割，阻碍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国际会计准则在制定上很难满足各国对会计准则质量要求，实务权威性很低，而且在实行上没有强有力的法律保证。在国际金融交易中，各国企业公司对于是否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完全凭借自己的意愿，阻碍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广泛推广。由于美元的强势地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直占据这国际金融市场的主体，其国内的会计准则对国际的会计准则有很大的影响。其本身的会计准则质量较高，对于国际会计准则是否能够保证会计信息质量，能否防范金融危机报以怀疑的态度。而经济不大发达的国家，会害怕国际会计准则实施，使得大量国外金融资本进入对其国内经济体系造成大的冲击，导致国内的经济发展受控于人。
而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建立国际会计标准的机构必须保证其国际上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其编写国际会计准则的人员必须是专业性的人才，其工作流程和资金来源必须保证国际通明度。所以对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要求很高，根据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会计准则，建立一个满足所有人需求的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系统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考验。
三、国际金融框架与国际会计准则的相互作用
金融与会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就让国际金融框架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联系更加密切起来。国际会计准则是国际金融准则的一种，是构成国际金融框架的重要部分，国际金融框架为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有了国际金融框架主动接纳、认可并建立法律方面的保证，才能让国际金融准则在国际金融活动中具有权威性和广泛适用性。建立了高质量的国际会计准则才能保证国际金融框架的稳定健康的发展，二者同时进步相促进，一起保障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国际金融活动必然会有相应的国际会计业务，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发展必须要符合国际经济、金融、和资本运作的自然规律和客观需求。国际会计服务于金融活动，其发展必然受到金融活动的发展的限制，所以国际会计准则也必然受限于国际金融框架的发展。而国际金融框架要稳定要不断进步完善，则需要国际会计准则的高质量国际会计信息服务作保障。二者相互促进的同时，也相互制约。
四、当前的国际金融形式与国际会计准则状况
金融经济的本质篇8
关键词：新古典增长；内生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水平效应；增长效应
中图分类号：F091．348．1；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5)―0045―07
一、引言
早在三十多年前，GoldsmithLlj、mcKinnon和Shaw等人就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尽管Goldsmith等人的工作富有启发意义，但他们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作为其理论分析的基础，缺少必要的分析工具。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技术是外生给定的，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对技术水平不产生影响。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逻辑，虽然金融部门的发展，能动员更多的储蓄，并能更有效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但对经济所起的主要作用，是增加物质资本投资，而不是提高技术水平。所以，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金融系统的发展，只能促进产出水平的暂时增加，而不能提高产出的长期增长率，即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金融系统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悲观结论，使得金融发展理论在经历70年代短暂的兴盛之后，便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后尘，远离了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领域。
近来，学术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兴趣的升温，应主要来源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思想启发和技术支持。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肇始于70年代初的金融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金融发展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迅速融合，不仅使举步维艰的金融发展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也在悄悄改变着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只注重实体经济而漠视货币与金融部门的历史。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区别于新古典理论的核心假设是，技术不是外生而是内生的，是由经济体系内部因素决定的，即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能对技术水平产生影响。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经济主体的行为，如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厂商的物质资本及R&D投资、政府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改变等，均能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因此，金融部门的发展，通过动员更多的储蓄、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和向高风险的技术创新活动融资等方式，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发挥持续而显著的作用。所以，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不仅有水平效应，而且有增长效应。因此，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早期研究者所不具备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为比较金融发展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不同效应，本文分别建立了引入金融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对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和水平效应进行对比分析。由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容十分庞杂，仅就某一模型进行讨论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为避免论证的片面性，本文选择了资本外溢、知识创新和人力资本等三类代表性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比较分析，本文认为，金融发展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而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则兼具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
二、新古典增长中的金融发展效应
下面，本文通过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引入金融部门，来分析新古典增长中的金融发展的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
(一)模型基本假设
1．消费者行为假设。假设经济由可存活无限期界Ramseyt式的消费者组成。令人口的增长率为n，初始的人口规模为L0=1，则t期的人口数量为L1，＝L0eet“。消费者的收入来源于劳动收入(工资)和资本收入(租金)，并用于消费和储蓄，以最大化其一生的效用。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ct表示单个消费者在t期的消费水平，p(0
其中，б(б>0)为相对风险回避系数，1／б表示消费者的跨期消费替代弹性。当б越小时，随着消费的上升，边际效用的下降越慢，因而，消费者越愿意允许其消费随时间变动，即其跨期消费弹性越大。当б＝0时，效用函数为线性形式，即u(ct)＝ct，当б＝1时，效用函数为对数形式，即u(ct)＝inct。实际上，消费者也可假设为Diamondt式可存活两期或三期的世代交叠者。在Diamond的两期世代交叠模型中，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亦可表示为
其中，cit和c2t+1表示t期出生的消费者在年轻时和年老时的消费水平。
在当前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对消费者类型的假设主要有Ramsey式和Diamond式。二者的区别在于，人是不断地进行新老更替的，是新人不断地出生而老人不断地死亡的。与消费者寿命的连续或离散的特征相适应，对消费者最优化行为进行分析所运用的工具也有所区别。在Ramsey消费者寿命为连续状态的模型中，运用Hamilton函数来求消费者行为的最优解，而在Diamond消费者寿命为离散状态模型中，所采用的是拉格朗日乘数法。
2．金融部门。假定经济只能生产一种最终产品，该产品可用于消费或投资。若进行资本投资，一单位为的目的，主要是确定状态变量在转移路径上的运动方程，这正如我们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所推导的那样。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由于对转移动态问题进行处理需要非常复杂的数学工具，目前，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还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一技术问题。因此，当前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仍然集中于或局限于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或技术进步率，这不能不令人遗憾。不过，新古典增长模型却非常精巧地解决了转移动态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
(三)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1．模型基本假设。假定实体经济部门包括物
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部门。按照Lucas观点，人力资本的存在，使得广义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不再成立，因而，在缺乏外生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人均产出也会实现持续增长。
最终产品的生产，需要投入物质资本(Xt)和人力资本(Ht)，且其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可表示为
式(46)表明，金融部门的发展(增加)，均能提高平衡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物质资本增长率、人力资本的积累率和消费增长率。
综上所述，在人力资本积累内生增长模型中，金融发展既有水平效应又有增长效应。
四、结论
本文结论认为，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金融发展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而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金融发展兼具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水平是外生给定的，而不是由经济体系内部的因素决定的，因此，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对技术水平不产生影响，长期产出增长率只取决于外生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金融部门作为资金供给方和资金需求方的中间人，本身并不能生产最终产品或研制新的技术，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主要是体现在为实体经济部门提供融资服务，将储蓄者闲散的小额资金集中起来并提供给投资者，转化为投资者的资本金，因此，金融部门的出现，将使得实体经济部门的物质资本投资增加。在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的作用下，物质资本投资的增加只会带来产出水平增加，而不会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所以，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金融发展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
金融经济的本质篇9
庞瑞，女，(1986.6-)，安徽省临泉县，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09级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问题
摘要：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体系造成重大冲击。本文结合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剖析此次经济危机的成因及其影响。通过分析这次金融危机来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其目的是给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规避和防范措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稳定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金融危机；马克思危机理论；再认识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的争论在国内外一直不断。认为，《资本论》对于马克思那个时代是正确的，承认马克思经济理论在历史上的地位。但认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不再适用了，因为美国式的经济模式已经使资本主义跳出了周期性危机规律的支配。虽然2008年经济危机已经缓和了,但是我们仍有必要通过分析这次金融危机来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其目的是给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规避和防范措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稳定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对于经济危机生产的原因，马克思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而应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因此，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深刻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关于资本的贪婪本性以及虚拟资本社会影响也做了深刻的分析，其主要论点如下：
1、资本家无止境地追求价值增值的本性，使资本具有向全球扩张的趋势。马克思指出：“总的说来，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2］资本的贪婪本性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
2、虚拟化的信贷、金融证券过度膨胀，必然会造成货币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大银行不仅能创造虚拟资本，而且能牟取暴利。银行通过信用创造出来的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但它能象现实资本一样获取利息和利润。虚拟化的金融证券过度膨胀，必然会造成货币危机。“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是按照交易的需要来调节的”［3］，“流通的汇票的数量，和银行券的数量一样，完全是由交易上需要决定的”［4］。信用货币和现实中货币一样，完全是由现实的商品交易和流通需要所决定的，其根本就是要以实现社会生产为基础。
3、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创造出一种拿他人的、社会的财产进行冒险赚钱的欺诈制度。马克思说：“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冒险的。”［5］在信用的形式下，资本家不仅用自己的资本赚钱，而且拿他人的财产来冒险赚钱。于是，一帮冒险家和赌徒必然应运而生。“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6］。正因为如此，现代金融家们敢把抵押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经过包装、再包装,最终变的面目全非，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包含什么内容，到底值多少钱，甚至蒙蔽了自己。
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及其成因分析
1、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此次的金融危机起始于美国，因此对美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最显著的表现是股票市场大跌，“道琼斯指数在23天之内整整连续跌20天，而且每一个跌幅都超过3位数的点数。从14000点，短短的一个多月跌到了8000多点”［7］，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不仅美股大跌波及全球股市，金融风暴还引起房地产证券及衍生金融证券的崩溃，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多家金融机构遭受损失，金融机构净资产零值化，许多著名的金融机构濒临倒闭或已经倒闭。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不可避免的受到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第一，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实体经济，外需急剧收缩，造成出口大幅度下滑据海关统计，“2008年外贸出口额14285.5亿美元，增长17.2%，比上年回落8.5个百分点；2009年第一季度外贸出口额2455亿美元，同比下降19.7%1”［8］。第二，由于金融危机冲击了一系列金融系统，房地产行业陷入低迷状态同时也抑制了我国居民的消费意愿，严重影响了我国的股市，“2008年美国数家大银行因次贷产生巨亏甚至破产引发了全球性的股灾。1月份，全球股市有5.2万亿美元市值被蒸发，其中，发达国家市场跌幅为7.83%，新兴市场平均跌幅为12.44%，中国a股以21.4%的跌幅位居全球跌幅的前列。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美国股市暴跌，引发港股及H股下跌，并通过a+H股的比价效应引起中国a股大盘下跌”［9］，并且也严重影响了受投资者心理因素。第三，影响了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美国为了刺激其经济的增长，不断地降息，严重影响了中国的货币政策的运用，宏观调控带来很大的困难，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
2、对美国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分析：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是首先从实体经济危机开始的，然后通过虚拟经济危机再影响到实体经济危机，这是一个复杂联动的系统。我们有必要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探讨其产生的原因。
1、无节制的信贷以及缺乏监督的信用监管体制导致了危机的爆发。美国居民超前享受理念促使无节制的消费和贷款，他们的消费能力远远超过其居民的收入现状。无还贷款的能力直接导致无钱还房贷，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金融机构和华尔街的那些金融“精英”们无限制地衍生金融产品，无限制地投机，无限制地追逐高额利润和高收入，制造了虚拟经济泡沫。房地产泡沫，金融衍生品过多，而且，美国的金融监管全球范围而言可以说是比较规范和完善，但是相对于日益复杂的金融工具而言则显得比较漏洞百出，正是政府监管的缺位使得这次金融危机没有在萌芽的时候被有效遏制，反而在全球越演越烈。
2、私有化、大市场、小政府、低税收的美式资本主义体制导致了危机的爆发。所谓美式资本主义，是从经济发展模式上来定义的，在学术界普遍被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主张实行平等、自由、便捷、节省的原则，设定有利于资本扩展的税种，减少税收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损害，以便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机会、保持经济的持续繁荣。3、美国的金融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其本质上是基本制度层面的原因，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腐朽性问题。面对这场来势汹涌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揭露危机的本质和根源，尤其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对危机的成因、根源和实质的看法更值得我们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海清博士收集整理了欧美国家共产党人对这场危机的看法：美国共产党认为，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和治理模式的产物，它旨在恢复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及其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它也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弱点和矛盾发展的结果，使美国和世界经济陷入新的断层。英国共产党认为，不能把当前经济和金融危机主要归结为“次贷”危机的结果，强调原因是因为根置于金融资本的控制之下。［10］这些欧美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不联系资本主义制度，不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不可克服的深刻矛盾，是不能真正揭示这场危机的根本成因的。
三、从金融危机看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意义
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包括商业危机、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源的问题上，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问题上，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问题上，马克思的剖析比任何经济学家都要深刻的多。《资本论》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1．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依然适应。金融产品过剩，金融衍生品泛滥问题造成了新的虚假需求，这就使得生产过剩的危机更加严重。就是在这种虚假回流而可靠的繁荣时期下掩盖了实际的生产过剩。有必要对资本的本质再认识。资本掠夺的本性没变，只不过是方式改变。虚拟的资本掠夺仍然根植于实体经济资本掠夺中。
2．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依然适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危机的根源。科技革命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又造成结构性问题，失业率高居不下，贫困差距继续扩大，体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监督等；产生了新的矛盾，加速了社会分化。而经济全球化又进一步加剧了各种矛盾。
四、启示：
我国当前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也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质，中国与世界联系越来越密切，并且信用抵押住房贷款在我国也很盛行，在金融监管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此次的金融危机引以为鉴。
1、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吃一堑，长一智”，从这场危机中积极吸取经验教训，对于确保今后我国经济长期良性发展。我们要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11］
2、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才能有效地剖析当今面临的现实问题。中国经济能够化“危”为“机”的根本途径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坚定不移地推进科学发展。一年多来，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总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一方面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政策的破产，使我们更深刻地看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危害；马克思的《资本论》却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巍然屹立。我们深信，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将永远照耀着世界人民资本主义制度，奔向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社会。(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7］吴渝璋.浅析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和思考［J］.教育经济研究2007,(3).
［8］董哲宇，《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企业影响的原因及其对策浅析》，《现代商业》，2009.2
［9］李海英.浅谈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股市的影响［J］.硅谷,2008(13):174
金融经济的本质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
2008年9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全世界经历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已引发了不同程度的世界性经济社会危机，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爆发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能否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来对此次金融危机作出科学的分析和阐释?
在当代，要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根本上要从理论上科学阐释两大现实问题: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和趋势是否验证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规律;二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现实和趋势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将产生两方面的矛盾:一是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二是资本主义由市场自发调节的运行方式与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会引起社会生产宏观上的比例失调，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因经济不能正常运行而爆发经济危机。
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当前金融危机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什么?金融危机的实质是否就是马克思所分析的生产过剩?答案是肯定的。从根本上说，正是生产过剩这一实质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次贷危机是指没有购房能力而且信用程度又很低的穷人，在通过贷款买房以后无力偿还抵押贷款而引发的一种金融问题。为什么这种次级贷款最终会引发金融危机呢?这是因为次级贷款的对象是穷人，穷人是买不起住房的，要使穷人也能够买得起住房，就必须给他们贷款，有了贷款就能买房，就会对住房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如果问题只是到此为止，也不至于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问题在于金融机构又把这种贷款通过一种金融衍生品，即“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也就是把住房抵押贷款权证券化，由此形成了难以控制的金融交易。这样，一旦在第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引起链锁反映，造成整个金融链条的断裂而引发金融危机。
在现代经济中，以股票、债卷和各种金融衍生品为主要载体的虚拟资本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虚拟资本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了资本不断逐利的本性;另一方面又导致了由此而带来的虚拟经济活动成倍扩大和虚假繁荣。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当前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实质，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必然与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严重脱节，并不可避免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客观规律是完全吻合的。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巨大需求的假象使实体经济盲目扩张;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由此而爆发。只不过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实质，在现代金融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其表现不是生产出来的住房卖不掉，而是通过贷款已经得到住房的穷人无力现实地支付房款，即得到住房的穷人是通过信用方式来支付房款。因此，尽管从现象上看，生产出来的住房已经卖掉了，但实际上在实体经济领域中的生产过剩已经存在。当这种信用方式一旦发生了问题，其隐含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就显现为经济运行的现实矛盾，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现象上看是虚拟资本、虚拟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经济泡沫、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但根本的原因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过剩。
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当前金融危机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金融危机的发生是不是由于整个经济运行产生了比例失调，从而使经济不能正常运行?答案也是肯定的。当前金融危机的爆发说明，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由市场自发调节的运行方式必然会引起社会生产宏观上比例失调的结论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自由市场经济已经不能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市场自发调节的盲目性已无法适应高度社会化生产的计划性要求，尤其是市场解决不了宏观经济协调运行的问题，以及实现经济发展所必须要解决好的社会问题。高度社会化的生产使经济活动越来越细化，这也使各种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化，整个经济的运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要保证这一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不出现问题，决不是市场能够做到的。更何况这一系统由于信用和金融关系的渗入，以及信用关系和金融衍生品的市场化而变得更为复杂，现在进入市场流通的不仅是有形的物质商品，而且有无形的以金融衍生品为载体的信用关系，这又极大地加大了经济运行的风险性。当这一系统在其运行过程中，由于某一个环节，特别是金融环节上出现重大的问题，就会波及到整个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从而出现全局性的问题而产生经济危机。
在现代经济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高度货币化、金融化，使原来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比例失调，现在更多地表现为金融领域中的比例失调，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比例失调与金融领域中的比例失调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的机制。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即信用和债务关系可以通过创造需求来缓解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但金融领域的活动在缓解实体经济领域比例失调的同时，又把这种比例失调转化为金融领域的问题，特别是当金融领域的活动出现失控的时候，不仅使金融领域的矛盾不断突出，而且又会加剧实体经济领域的比例失调。即信用和债务创造的需求不是有支付能力的现实需求，而是把未来几十年的需求变为当前需求，并以这种未来需求为基点进一步扩大现实供给，这就使生产过剩的矛盾更加严重。原来实体经济领域出现的比例失调，现在发展为实体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都出现比例失调。所以，源自于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在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过程中，隐含着使这种生产过剩进一步深化的隐患。在现象上表现为金融活动的失控，实质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金融活动的失控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相互交织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危机的一个新的特征。
当代全球金融危机充分说明，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观察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锐利武器，同时，也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论指南。
参考文献
[1]徐明棋.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我们的对策[J].新金融，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