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篇1
关键词社会建设路径社会体制构成社会管理性态比较
作者秦德君,复旦大学教授、博士后。(上海:200030)
中国社会建设的总体路径
200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步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建设”,而只有“国家建设”。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们确立了“经济一政治一文化一社会”四大建设框架,社会建设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概念之一。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建设的价值主线主要是小康社会一法治社会一和谐社会的演进路径。小康社会建设具有经济性特征,价值核心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人们的“体面”生活:法治社会建设具有政治性特征,价值核心在于社会制度结构的合理化,即通过制度安排建立起公共权力的约束机制:和谐社会建设具有人文性特征,价值核心在于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_三种社会建设目标下的集体行动,对于中国最终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公民社会,具有里程碑意义。
l.“小康社会”之经济性目标。小康社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概念。“大同”、“小康”是中国古代儒家两种不同层次的社会理想,见于《礼记·礼运》。“小康”社会的理想和憧憬,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影响极为深远。宋元以降,“小康”社会成为许多思想家和变法者们的精神蓝图和奋斗目标;“大同”世界则更成为一些知识分子,如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等人之社会理想的精神资源。20世纪80年代后,小康社会被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内容,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社会建设目标。小康社会之集体目标的确立,是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社会建设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最早提出“小康社会”这一概念的,是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79年12月6日,在会见来访的日本朋友大平正芳时,邓小平第一次用“小康”这一概念来表述“中国式的现代化”[1]后来邓小平多次论及“小康”,分别提出过“小康之家”、“小康状态”、“小康的国家”、“小康水平”、“小康生活”及“小康社会”等概念。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核心内容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小康社会”目标的择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党所接受,写进了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2002年十六大进一步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奋斗目标。
2.“法治社会”之政治性目标。如果说,小康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性概念,核心任务是加快发展经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话,那么法治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性概念,核心任务是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下,整体提升全社会的法治水准和素养。法治社会之集体价值的确立,是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社会建设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虽然改革开放后,推进法治建设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但正式确立法治社会的建设目标是在1997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上。“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这一治国方略的确立,拉开了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序幕,开启了中国走向伟大法治时代的步伐。
3.“和谐社会”之人文性目标。和谐社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正面提出社会建设的一个重大命题。和谐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综合化的人文性概念,核心任务是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综合目标。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是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建设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高增长积累的社会矛盾开始呈现规模效应,中国社会进入“社会矛盾集中反映期”,诸多方面出现了“两元结构”——社会群体上的两元,高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形成巨大落差效应:社会发展区域上的两元,东西部差距拉大;社会结构上的两元,城乡两元结构加剧。“不和谐”成为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确立“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使中国社会建设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尽管小康社会、法治社会、和谐社会之间不是一个严格的时间序列概念,但是它们大体上是一个“经济一政治一社会”的深化和递进过程,反映了社会建设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到社会发展,再到人的发展的必然进程和历史逻辑。
社会体制: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
体制问题历来是社会进步和公共绩效的渊源所在。体制、制度的完善和进步,是人类社会的真正进步。社会体制的完善是社会建设的关键和要害所在。没有社会体制的完善和推进,社会建设就谈不上实质性的推进和突破。
只有在小康社会一法治社会一和谐社会的总体性演进路径中,把握中国社会建设的价值主线,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在社会体制层面上推进社会改革,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社会体制”这一概念,比较权威的文本提法,出自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继续论述了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等问题。2008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0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第一次把“社会体制”问题单列出来,要求积极探索社会体制改革的有效途径,破解社会体制改革难题。
中央提出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这一重要问题后,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但无论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在理论研究领域,对“社会体制”问题的理解,都存在随意性和认知偏差。在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有着相对确定的、规范的社会含义,然而“社会体制”一直缺乏公认的约定俗成的确定内容,至今未有一个相对确定、相对准确的含义。例如,在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没有“社会体制”的条目;而在“社会管理”条目中,亦无任何涉及社会体制方面的阐述。在众多学者关于社会建设问题的大量论着中,大部分将“社会体制”等同于“社会管理”,或语焉不详,基本没有对社会体制的内容、本质、特征等基本问题作正面的分析研究。由于回避或忽视对“社会体制”这一“本体性问题”的正面研讨,因此尽管社会体制是整个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概念和关键所在,但直至今日,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体制、社会体制究竟应包含哪些内容,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领域,都还是含混不清的。
社会建设的核心是要解决关键的“体制性”瓶颈。社会建设的体制性问题是伴随改革开放和在推进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凸现的。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关注的是一个社会的结构性合理问题,它从本原上推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治本性的。不解决社会体制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现阶段诸多的社会问题,从而有效地从整体上推进中国的社会建设。因此,现阶段中国的社会建设必须聚焦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在社会体制上谋篇布局,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而这一切,以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体制为基本前提。认识不正确,把握不准确,就不可能很好地确定社会建设之重心所在,就很难真正有效地推进中国社会建设的步伐。
社会体制的构成分析
社会体制建设要解决的是社会建设中的体制性问题,而社会体制是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体。在“经济一政治一文化一社会”这一框架中,所谓“社会”,主要指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包括社区、第三部门等“公共领域”在内的社会空间。这是今天我们在研究社会问题和社会建设时,“社会”所包含的基本含义。
必须厘清的问题是,什么是“体制”?进而什么是“社会体制”?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体制”一般指国家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制度或组织制度。美国政治学家在解释“社会结构或分层体制”时认为:“在判断哪些人组成团体和互相分离时(如阶级、宗教或种族地位)所依据的标准,以及回答这些分层是会重叠还是互相分离的问题”,就是所谓社会结构或分层体制。[2]我国《法学词典(增订版)》对“体制”的权威解释是:“体制是有关组织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称。”[3]
那么,什么是“社会体制”?“社会体制”包含了哪些方面和哪些内容?由于社会体制问题在中国还是个“新事物”,在理论典籍和实际领域中,尚无公认的定义。根据社会实际和社会学规范,我们认为,准确厘定“社会体制”,应从“横”、“纵”两个方面人手。“横”的方面,即在同一水平面上,在“相对”意义上,通过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的比较,来把握其主要内容和空间方位:“纵”的方面,即在竖向递进中,在“绝对”意义上,通过社会一体制一社会体制一社会建设的次序递进,来把握其阶段流程。由此,所谓“社会体制”,是指社会领域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构和样式,即在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内反映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职能,体现中央、地方各层级政府事权、财权责任,从事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机制与制度的结构和样式。
社会体制的本质是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或诸要素之间相对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社会结构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中心概念之一。结构功能主义将社会看作是各个行动者相互作用的体系,主张从静态和过程进行研究。社会体制受基本经济制度、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模式的决定和制约。它是基本社会制度的具体体现.是基本社会制度的“操作层次”。
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篇2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强基固本的思想，坚持把加强综治维稳基层组织和基础工作规范化建设作为提升工作水平的战略性、根本性任务来抓，把基层组织做强、基础工作做实，以强化组织建设为重点，以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严格落实责任制为抓手，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和治安安全大联防大联控工作体系，全面推进综治维稳各项措施在基层的落实。
目标任务:通过加强镇、村综治维稳机构建设，动员和组织社会各方面参与综治维稳工作，强化治安管理和防范措施，全面提高基层预防、发现、控制、打击犯罪的能力，建立健全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归口办理、限期处理、巩固治理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机制，努力做到基层综治维稳组织建设、工作职责、工作机制、经费保障、考核奖惩规范，各类矛盾纠纷及时、就地化解，综治维稳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全面加强，综治维稳各项基础工作在基层得到全面推进，平安建设各项措施在基层得到全面落实，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长效工作机制在基层得到建立和完善，社会稳定的大局得到巩固和发展。
二、组织建设
(一)规范机构设置。
1、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稳定中心。
大庙集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稳定中心是大庙集镇综治维稳工作的领导和工作机构。根据《太和县综治维稳机构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对我镇综治维稳中心作如下规范：
将大庙集镇司法所、综治办、派出所、调解委、安监站、、禁毒、防邪反邪等综治维稳单位整合在一起，在综治维稳中心的统一领导下，聚集工作人员，集中力量，充分发挥大综治、大防控、大、大调解，大安全功能。综治维稳中心主任由大庙集镇党委书记张峰同志担任，党委副书记刘同贺同志任副主任。维稳中心下设办公室，主任由党委副书记刘同贺同志担任，专职副主任由李海担任，主要负责中心的工作，派出所、司法所、综治办、武装部、民政、共青团、妇联及相关站所为成员单位，中心配备2名专职工作人员，具体负责日常工作，综治维稳中心实行县综治维稳委和镇党委双重管理。
2、各村综治维稳工作站。
各村综治维稳工作站是群众性的综治维稳组织，在镇党委、政府和镇镇综治维稳中心领导下进行工作。根据中央、省委、县委有关基层治保、调解组织建设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对各村综治维稳工作站作如下规范：
（1）各村综治维稳工作站由各村党支书记任主任，挂钩各村的社区民警任指导员，村委员会主任任副主任，村治保主任任维稳综治协管员，同时兼任村综治维稳工作站专职副主任，各村民小组长为治保调解员。村综治维稳工作站日常具体业务,由专职副主任负责办理，专职副主任承担安监员、治安协警员的职责。
（2）村民小组以下根据农户居住情况，l0户设立1名综治中心户长，履行维稳信息员、治安信息员、矛盾纠纷信息员、信息员、安全信息员等综合性工作职责。
(二)明确工作职责。
综治维稳中心是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稳定、人民调解、、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等职能为一体的领导和工作机构；综治维稳工作站是集社区警务、治安联防、矛盾化解、外来人口管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社区矫正、禁毒以及情报信息收集等职能为一体的工作实体。其主要职责分别如下：
1、大庙集镇综治维稳中心的基本职责：
（1）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负责中心日常工作，组织、管理、协调、督促、检查、落实本辖区内综治、维稳、平安创建、调解、、安全、防范和处理、禁毒、涉法涉诉、预防处置突发等工作，抓好平安镇镇创建工作。
（2）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政法综治工作的方针、政策和部署，认真分析形势，报告工作情况，抓好工作落实，提出工作建议。
（3）督促检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稳定、安全生产、防邪、禁毒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落实。
（4）积极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稳定各项措施，组织开展各种专项整治整改活动，指导和考核各村综治维稳工作站工作。
（5）按月及时排查调处上报社会矛盾纠纷，统一受理、分流、调解、处理各类矛盾纠纷和来信来访，协调处置各类不安全事故、治安案件、突发事件、群体性上访等。
（6）组织指导村综治维稳工作站和群众治安调解自治组织积极开展工作，指导监督辖区内各单位的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开展法制宣传和综合治理、平安创建、宣传活动，做好基层综治人员的教育、管理、考核工作。
2、村综治维稳工作站的基本职责：
（1）组织、指导、督促、落实本辖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稳定和平安创建工作。
（2）定期或不定期分析本村治安形势，提出平安创建、社会稳定和综治工作的措施和建议。
（3）组织开展本辖区的综治维稳工作，抓好平安村创建工作，接待村民来信来访，集中排查处理矛盾纠纷，力争把矛盾纠纷化解处理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协助领导和有关部门预防和处置突发。
（4）着力解决影响本辖区的治安问题，落实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安置帮教等各项工作措施，提高治安防控能力。
（5）接受综治维稳中心以及成员单位的业务指导，不断提高工作效率。
3、村民小组长和综治中心户长的主要职责：
（1）宣传、教育群众，增强法制观念和安全防范意识，组织群众开展治安巡逻、安全检查等群防群治工作，落实防盗、防火、防破坏和防其它治安灾害事故的安全防范措施。
（2）排查民间纠纷及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调解民间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定期上报民间纠纷及调解工作情况。
（3）及时向党委、政府及公安机关反映治安、维稳动态和有可能危害社会治安、社会稳定的民间纠纷和闹事苗头，并协助做好教育疏导工作。
（4）对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进行帮助、教育、监督、考察。
（5）协助公安机关保护案件现场，积极提供破案线索，对现行违法犯罪分子进行控制或扭送公安机关。
（6）向政府及政法、综治部门反映群众对社会治安管理的意见、建议和要求。
(三)人员选调、聘任。
1、基本原则。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坚持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原则，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依法办事原则。
2、基本条件。
村综治维稳工作站专职副主任和综治中心户长基本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纪守法。
(2)品行端正，为人公道正派，热爱治安保卫工作和人民调解工作，能紧密联系群众。
(3)年龄为50周岁以下，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特别优秀的可以放宽到初中文化程度)，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熟悉和了解党委、政府相关政策。
(4)有一定的治保调解工作经验，群众基础好，在当地有威信。
(5)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基层综治维稳办(站)专职人员：
(1)受过刑事处罚、劳动教养、少年管教的。
(2)有犯罪嫌疑尚未查清的。
(3)曾被辞退或者开除公职的。
(4)曾参与过“”等非法组织的；曾组织，支持、参加非法集会、游行、示威、静坐、绝食，罢课、越级上访和大规模上访等活动的。
(5)曾受到过开除党箱、留党查看等处分(理)的。
(6)有其他不适合从事综治、治保、调解工作的。
3、选调、聘任程序。
各村工作站专职副主任实行聘任制，由当地具备条件的人员自愿报名后，所在村党支部提名，镇综治中心考核考察，经镇党委、政府批准后签订聘用合同，并报县委政法委备案。解聘时，应提前征求镇综治维稳中心的意见。
4、待遇和报酬。
各村综治维稳工作站专职副主任每人每月在原有村安全、协警员基础上增加补助100元，所需经费由各镇镇从人均4元的综治工作经费中解决，所增加的100元补助经费作为奖励经费，通过每月考核合格，予以兑现。
(四)健全制度、加强管理。
1、综治维稳中心工作制度。
（1）工作例会制度。每月召开一次工作例会，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总结上段工作，安排近期工作任务，并根据各个时期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调研，制定工作措施，狠抓落实。
（2）工作报告制度。定期向镇党委、政府和县委政法委、综治维稳办逐级报告辖区工作情况，及时向县委、县政府和上级政法部门报告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采取的对策和重大治安问题、矛盾纠纷、突发事件、调处处置情况、重要情报信息等，综治维稳中心成员单位要按时向综治维稳中心报送有关情况和数据，及时总结工作中好的做法和典型经验，做到半年有小结，年终有总结。
（3）首问责任制度。群众到综治维稳中心反映情况，要求解决有关问题时，第一个接待的人负责记录在案，并视情况通知有关部门和责任人进行处理，不能以任何借口推诿、拒绝。
（4）工作值班制度。实行24小时全天候值班，每天值班由一名领导带班，成员单位参与，畅通信息联系，密切注视辖区内各种治安隐患和突发事件。
（5）领导包案制度。对热难点、不稳定因素、、安全突出问题逐项排查，逐人逐事列出名单；实行“四定三包一落实”制度。(“四定”即：“定镇镇领导、定具体承办单位、定承办责任人、定办结时限”，“三包”即：“包解决问题、包稳定工作、包息诉罢访”，“一落实”即：“落实稳控责任”)。
（6）工作挂钩制度。一是实行镇领导和单位挂钩联系村、小组综治维稳工作；二是按时深入挂钩联系点指导、督促，了解情况；三是帮助挂钩联系点加强制度建设、台帐建设、措施制定等工作的开展。
（7）督查督办制度。督促承办案件的相关部门在规定时间内，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交办工作。
（8）基础台账制度。认真收集整理工作中的各种资料和数据并将其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妥善保存。对要求上报的数据，按照统一格式上报。
2、综治维稳工作站工作制度。
（1）工作例会制度。定期召开工作例会，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精神，通报工作情况，安排下步工作，并根据各个时期综治维稳和创建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相应的工作措施。
（2）工作报告制度。定期将村稳定、平安创建、综合治理工作部署、工作计划和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采取对策及治安问题、矛盾纠纷、突发事件、调处处置等情况向村党支部、村委会、镇镇综治中心报告，及时总结工作中好的做法和典型经验。
（3）排查处理制度。对辖区治安问题、矛盾纠纷、安全隐患进行滚动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办法，落实责任单位、责任人和时限，并将可能引发上访、激化矛盾、影响稳定的事件报村两委和社区民警。对难以调处的矛盾纠纷，在积极做好稳控工作的同时，及时向镇综治维稳中心报告，由镇综治维稳中心及时协调处理。
三、工作机制和工作原则
(一)完善工作机制。
1、矛盾纠纷联调机制。切实加强镇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村治保、调解的作用，整合调解资源，综合调解手段，实行社会联动，强化整体合力，逐步形成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综治维稳组织协调，有效整合派出所、司法所、综治办、和治保、调解等各方面力量，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严肃工作纪律，规范工作程序，努力做到预警工作走在排查前，排查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
2、社会治安联防机制。进一步完善镇、村治保和调解的二级防范网络，充分发挥社区民警、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村民小组长的作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治安防范工作机制，做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大力落实推行治安防范承包责任制。
3、社会管理服务联管机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用工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严格落实房屋出租户、用工单位的治安责任，积极探索“以房管人”和“以业控人”的工作机制，实现对“社会人”的有效管理；研究和落实对流浪未成年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和闲散未成年人的抚养、监护、教育、管理等救助政策和措施，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切实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衔接、安置、帮教工作，使他们早日融入社会；加强对重点行业、场所的管理，确保对违法犯罪活动发现得了、控制得住、处理得好。
4、基层平安联创机制。按照平安镇镇建设的总体部署要求，既突出重点，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和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又注意总结推广基层平安建设的成功经验，研究解决创建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建立健全平安创建设领导责任机制、舆论宣传机制、考核奖惩机制等长效工作机制，推进创建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进一步完善考评标准，充分发挥考核的导向作用，推动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增强创建实效。
(二)坚持工作原则。
1、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维稳工作中心组织协调，各村、镇直机关各站所各负其责，联动运作，狠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2、坚持源头预防原则。以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根本出发点，依法按政策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和实际困难，并做好教育疏导工作；统筹兼顾各相关群体的利益诉求，在协调利益关系中化解和预防矛盾纠纷。
3、坚持属地为主，条块结合原则。各村、镇直机关各站所按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负责组织处理、排查化解各自行政区域和职责范围内的治安问题、矛盾纠纷。加强条块之间的沟通协调，明确工作责任主体，落实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
4、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化解原则。及时排查矛盾纠纷，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政策为准绳，有效化解。坚决杜绝因行政、司法过程中引发各种不和谐、不稳定问题。
四、工作要求和措施
1、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各村、各站所要把加强基层综治维稳机构机制建设作为全面推进综治维稳工作的基础工程，巩固基层政权、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工程，维护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民心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推动这项工作健康发展，力求在解决制约综治维稳基层基础建设的体制性、机制性和保障性问题上见成效，在提高基层综治维稳工作的整体水平上见成效，全面推进综治维稳各项措施在基层的落实。
2、落实责任，严格督查。要进一步加强镇镇综治维稳中心、村综治维稳工作站工作制度和规范化建设，以落实领导、部门、单位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为抓手，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体系，逐步形成齐抓共管机制。要把对综治维稳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各领导干部的任期目标责任制加以考核，与综治维稳的领导责任制、责任追究制有机结合起来，同各村和各机关站所主要领导的政绩考核、职级晋升和奖励处罚挂起钩来，对那些因基层基础工作不落实，导致治安问题突出或多发，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坚决实施“一票否决”，并严格实行领导责任追究。
3、加强业务指导和学习培训。各村、镇直机关各站所要认真总结、提炼、推广综治维稳基层基础规范化建设的典型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局。要结合地域特点，加强分类指导，从实际出发，研究制定综治维稳基层基础规范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对综治维稳组织的机构设置、队伍管理、工作制度、办事程序、基础设施等提出明确的要求。要加强对基层综治维稳干部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镇综治维稳工作的领导干部和专职人员，由县综治维稳委负责培训。村级工作站以及各种群防群治队伍业务骨干的培训，由镇负责，保证每年组织培训一次，每月召集学习一次。
4、全镇基层综治维稳机构机制规范化建设，今年全面启动，机构、人员及时组建到位。
五、工作考核及奖惩兑现
1、工作考核。
综治维稳中心专职人员的考核奖惩，实行经常考核和年度考核，由县综治维稳委会同组织、人事部门进行。根据履职情况和工作实绩，按公务员考核奖惩相关规定执行。对不适应工作的人员进行调整。
村综治维稳工作站工作人员的奖惩按照“统一管理、确定基数，分别考核、奖惩兑现”的原则，每月的工作补助由综治维稳中心考核后，按月足额发放。对不符合规定履职条件或不认真履行职责的，由综治维稳中心办公室会同村支部提出处理意见，报党委、政府批准后予以解聘。
基层综治维稳机构机制的建设、工作成效等纳入镇镇党委、政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
2、领导责任考核。
把综治维稳工作情况作为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结合领导班子和干部考核、工作目标考核、年度考核等工作一并考核。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奖惩、任用的重要依据。必要时也可以组织专项考核。
3、责任追究。
对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不力，导致矛盾纠纷激化升级，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纠纷特别是突发，造成恶劣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均要进行倒查，并按照“有过错追究，无过错不追究”的原则，及时、准确、严肃追究责任。
发生一票否决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目标考核规定问题的，应给予主要领导责任人、直接领导责任人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同时实行“一票否决”；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篇3
【关键词】现代企业制度；国企；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童编号：1006-0278（2013）07-025-02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党组织要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现代企业制度下，国企的组织形式、领导体制和活动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国企党组织工作的环境和条件也同过去有所不同。在学习贯彻十精神的新形势下，如何充分发挥国企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是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
一、国企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目标和内涵
现代企业制度下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基本目标有两个：从政治意义上讲，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基层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主要表现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确保企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经济意义上讲，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经济基础是国有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现代企业制度下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国企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保证监督、支持、参与和领导功能：首先，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企业的贯彻执行的保证监督作用。其次，对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厂长）依法行使职权的支持作用。再次，对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的参与作用。这是与上述保证监督作用和支持作用联系在一起的。最后，对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的领导作用，这种领导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为对企业与职工关系、不同类型职工之间关系的协调作用。
二、国企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是时展的要求
现代企业制度下，充分发挥国企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确保党建工作的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充分发挥国企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是坚持党的领导、保持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优势的需要
国企党组织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在工作中必须体现工人阶级的意志，成为宣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核心，成为运用正确、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依靠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的政治核心。
（二）充分发挥国企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是保持党对国企的政治领导权，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
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各方面建设，最终都应该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我们深化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不论企业的资产如何重组，企业的组织形式、经营管理体制如何变化，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动摇，党对企业的政治领导权不能丧失，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不能改变。国有企业党组织是党领导和执政的组织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增强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发挥国企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是保持党对国企的政治领导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充分发挥国企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需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这个基本框架中，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国有企业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坚持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和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这对企业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企业党组织必须与时俱进，大力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严格按照的要求开展工作，才能在实践中发挥好政治核心作用。
（四）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需要
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实现产权关系清晰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治理结构规范化、管理运作法制化，使国有企业党建工作面临的客观环境、党组织承担的工作任务和党组织自身建设的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既给国企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带来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也为新形势下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空间。因此，国企党建工作必须把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前提，在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上，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政治核心作用，实现企业党建工作机制和制度的创新。
三、充分发挥国企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坚持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国企党组织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积极探索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实现形式，做到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目标相统一，为企业改革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一）国企党组织要围绕中心做工作，进入管理起作用
“围绕中心做工作”，就是国企党组织的工作要围绕生产经营中心来开展，“进入管理起作用”，就是把企业党组织的大部分工作与企业管理有机融合起来。国企党组织工作是从政治角度进入企业管理，也是在企业管理中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做好企业管理中的政治工作，使党组织工作成为企业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围绕中心做工作，进入管理起作用，必须坚持党组织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明确党组织的具体工作职能，真正做到党要管党，切实负起对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的领导责任。
（二）健全和完善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工作机制
落实党组织参与企业“三重一大”（企业重大问题、重大项目安排、重要人事任免和大额度资金使用）决策的制度，通过党组织内部健全的民主集中制以及建立民意反映机制，畅通广大党员群众反映意见的渠道，探索建立决策前的意见征询、调查研究、民主协商等方式，实现决策论证的民主化；建立健全党委会制度、党政联席会议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工作例会制度，规范党组织议事决策规则和程序，实现决策程序的制度化；健全决策信息系统，实现决策方法的现代化；在决策落实过程中，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组织动员优势和党员的率先垂范作用，实现决策落实的高效化；建立决策责任制和决策责任监督制度，明确责任监督的主体、内容、对象、程序，将监督贯穿决策全过程，实现决策监督的规范化。
（三）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
在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用人机制的过程中，必须牢牢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无论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变化，企业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地位不能变，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不能变，发挥党组织政治优势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不能变。要从职责上推动党管干部与董事会依法管理经营管理者有机结合；要在体制机制上推动党管干部与董事会依法管理经营管理者有机结合；要在工作内容上明确“党管干部管什么”的问题，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党管干部的内涵、职责和外延；要把握好工作部门与职能的合并，改进选人用人的管理方式，从而理顺两者的关系。
（四）保证企业生产经营目标的实现
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最终要体现在经济的发展上，企业党组织作用的发挥要紧紧围绕生产经营这个中心。因此，要把党组织的活力渗透到生产经营中去，把解决企业改革和生产经营中的难点，作为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重点，动员和组织广大党员积极投身到企业改革和发展中来，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和在企业急、难、险、重的任务面前勇挑重担，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企业党组织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发挥、保护好职工参与改革和搞好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协调好行政领导与职工、群众组织的关系，增强办好企业的合力。
（五）发挥党组织的思想政治优势，健全凝聚职工群众推进企业健康发展的机制
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和方法，注重把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与和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把培养高素质的职工队伍与树立企业形象相结合，引导职工爱党、爱国、爱企业，把职工的思想和精力凝聚到做好本职工作上；坚持和完善以职代会为主要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探索、建立和不断完善职工管理企业的参与机制，坚持企业重大决策及时向职工代表通报，企业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前广泛征求职工意见，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事项必须提请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要切实维护、实现和发展好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加强对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的领导，建立健全必要的工作制度，定期听取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的工作报告，及时讨论研究他们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协调好与企业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支持、帮助他们按照法律和各自的章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团结凝聚职工群众共同前进。
（六）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组织的自身建设
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是支撑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基础，必须着力加强与改进。
首先，加强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这是国企党组织自身建设和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关键。通过加强理论知识学习、改善干部队伍结构、健全工作制度、改进工作作风、选配好主要负责人等措施，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班子工作本领；坚持发展党员的“十六字”方针，重视在生产、工作一线和知识分子、青年中发展党员；坚持从严治党，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制定并认真实行党务工作者管理制度，以彻底解决党务工作者不稳定和后继乏人的问题。
其次，按照“全覆盖、正常化、有实效”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做到组织的全覆盖和正常地开展党组织活动，选配党性强、作风好、素质高的同志担任基层党支部书记，开展形式多样党员活动，做到有党员的地方有党组织，有党组织的地方有党的活动。坚持“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不断改进党组织的工作方法和活动方式，拓宽工作领域，丰富活动内容，完善工作制度，使企业党建工作为企业改革和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篇4
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始终成为团结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面对新的改革形势，企业党组织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保证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是当前企业党的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客观必然。
首先，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是党的性质和本质的体现。企业作为社会组成的一个细胞，党组织理所应当要担负起宣传、贯彻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任，团结和带领广大职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党的目标任务。同时，企业党组织是党在企业的主要组织基础，也是实现党对企业领导的一个重要层次。如果没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企业职工群众的力量就凝聚不起来，企业的经济、政治任务就会落空。只有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才能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保证企业在政治上稳定和经济上持续发展。
其次，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是社会主义企业性质的客观需要。在企业中落实三个文明建设的任务，最根本的就是要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如果企业党组织不能成为个企业的政治核心，不能领导和驾驭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无法动员和组织职工群众去为实现企业的任务做出自己的贡献。再次，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迫切要求。只有加强企业党的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职工群众才有向心力和凝聚力，企业的改革和生产经营才能顺利地开展下去。
二、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有效途径。
一是切实加强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领导和做好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重要体现。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企业改革的新形势下，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大量新矛盾层出不穷。要发挥企业的整体效能，使企业改革深入、健康地进行下去，就必须解决好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改革措施及时贯彻落实到职工群众中去，以增强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导他们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真正成为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道德和高尚职业风范的新型工人阶级队伍。
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篇5
一、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1.坚决维护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坚决维护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作为最大的政治，认真贯彻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紧跟核心，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更加坚定不移地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加自觉维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2.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讲政治的要求贯穿于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要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对党的精神贯彻落实和党章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党员干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在开发区贯彻落实。
3.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认真学习党章党规，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二、落实从严从实要求，着力推进作风建设
1.持之以恒纠正“四风”。综合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聚焦脱贫攻坚、党内政治生活、基层社会管理等，严查慢作为、不作为、假作为、乱作为。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新动向新表现，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严肃查处顶风违纪行为，坚决防止回潮复燃。
2.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对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强化问责，形成震慑。加强制度建设，形成作风建设抓常抓细抓长的有效机制。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情况、民主集中制等各项制度执行情况、党内政治生活状况的监督检查，坚决查处“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不严肃等问题。
3.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改进和创新联系群众工作方法，建立和完善民意调查等制度，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同干部群众谈心、群众满意度测评等制度。指导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推动群团改革各项任务落实落地，提升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三、将“严”字长期坚持下去，不断巩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胜利压倒性态势
1.推动纪律教育常态化。要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贯彻党的精神，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盯不敬畏、不在乎、喊口号、装样子的问题，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推动警示教育常态化，发挥好反面教材的警示作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教育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严格家教家风，严格管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2.强化党内监督。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公开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健全不当用权问责机制。坚持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监督检查，坚决防止和纠正执行纪律宽松软的问题。
3.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保持惩治腐败压倒性态势，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种、第二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推进干部约谈工作常态化。加强对重大项目、重点工程的廉政风险防控，防止“建设搞上去干部倒下来”。开展扶贫领域专项整治，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继续加大对“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筛选和督办工作，抓好专项整治。严格执行“一案三报告”制度，深挖群众信访、群体性事件和生产安全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建立腐败分子不敢逃、不能逃的有效机制。
4.持续加大督导问责力度。强化“两个责任”传导推进机制，推动各园区、区属各部门、国有企业党组织、纪检监察部门自觉扛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继续推进党工委、纪工委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情况督察指导工作，对存在的突出问题，严肃追究责任，通报典型案例。
四、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着力推进制度建设
1.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严格落实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落实党工委工作规则和议事决策规则，坚持按原则办事、按规矩办事、按集体意志办事。健全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制度。
2.坚持和完善党内民主各项制度。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健全党内重大决策论证评估和征求意见制度。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深入推进党务公开，发展和用好党务公开新形式。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和情况反映制度。
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篇6
一、指导思想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牢牢把握“创文明城市、惠万家百姓”的理念，切实体现文明城市创建群众需求的工作导向，开展扎实有效的创建活动，解决创建工作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打造城市良好形象，为力争在2014年把我市创建成全国文明城市奠定基础。
二、工作重点
根据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目标任务，围绕城管职能，突出重点，深入开展“十大创建行动”，即：城市环境综合整治“931”行动、市容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户外广告专项整治行动、建筑渣土专项整治行动、占道管理专项整治行动、违法建设专项整治行动、项目设施建设推进行动、文明素质提升行动、社区联创共建行动，努力优化城市环境，着力提升城市品质，确保城管部门创建任务全面完成，努力在2014年全国文明城市检查测评中不扣分、争高分。
（一）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931”行动。
充分发挥市、区整治办的牵头组织、督查考核作用，对照“931”行动标准，深入推进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九整治”即整治城郊结合部、城中村、棚户区、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城市河道、低洼易淹易涝片区、建设工地、农贸市场；“三规范”即规范占道经营、车辆停放、户外广告；“一提升”即提升城市管理长效化水平。通过深入开展“931”行动，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城市环境薄弱地段脏乱差问题，加快配套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着力改善城市市容面貌，努力实现城市管理规范化、精细化、长效化，不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
（二）开展市容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落实市容环卫责任区制度，重点对坡子街商圈、主要商业大街、市区26条主次干道、农贸市场周边、公园、广场、校园周边、车站等公共场所、重要节点进行整治，实行错时工作制，实施定人定岗定责管理，清除乱堆乱放、乱搭乱建，取缔擅自摆摊设点、店外占道经营。规范摊点疏导区管理，因势利导，下大力气解决马路市场和流动摊点占道经营问题。开展城市“牛皮癣”整治，清除各类非法小广告、橱窗乱张贴，消除视觉污染。规范人力客运三轮客车车容车貌，确保无违规乱张贴的小广告及擅自改装、安装设置的附属装置；进一步规范人力客运三轮车停靠秩序，教育引导业主文明经营、安全行驶、遵守交通规则。加大城市立面环境整治力度，对主干道、城市出入口、主要商业大街立面环境进行综合整治，打造城市新形象。
（三）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
按照文明城市创建标准，科学配置管理力量，合理安排工作班次，实现城区主次干道全天候保洁，对发现的卫生死角和积存垃圾及时组织突击清理，不断提升作业质量和效率；着力提升河道保洁质量，对城区河道进行分类、分片、定人、定岗，实行精细管理；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逐步实现生活垃圾处置减量化；进一步完善环卫基础设施，对垃圾箱、公厕、中转站进行整修出新，保持完好清洁；完善垃圾收运体系，确保垃圾日产日清，所有垃圾收集后全部进入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四）开展户外广告专项整治行动。
按照“规范化、减量化、景观化”的户外广告整治原则，集中拆除一批不符合规划、未经许可擅自设置的违法广告，不断净化城市空间；根据省户外广告设置技术规范，分期分批推进店牌店招的整治，不断提升市区店牌店招设置品位。在大型户外广告牌、电子显示屏、楼宇电视、工地围挡等部位刊播、制作“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公益广告，确保户外公益广告达20%以上比例，工地围挡公益广告达30%以上比例。进一步增加在主要商业大街设置“遵德守礼”提示牌的密度，每隔500米有一块以上的提示牌。
（五）开展建筑渣土专项整治行动。
按照省建筑工地扬尘“百日整治、百日提升”行动要求，规范建筑渣土处置，强化源头防控，与市区建设施工单位和拆迁工地业主签订市容环卫责任书，落实管理责任，施工现场规范围挡、设置硬质施工道路和出入口冲洗平台，渣土车辆实现运输密闭化、监控数字化；充分利用建筑渣土处置监管信息平台，加强“两点一线”全程监管，加强对进出工地车辆冲洗的管控，坚持日查夜巡，对泼洒滴漏、带泥行驶以及偷拉乱倒、超载超速等违法行为进行重点查处，保持城市道路常态整洁。
（六）开展占道管理专项整治行动。
联合相关部门，规范邮政报刊亭、信息亭经营行为，查处超范围经营；整顿亭容亭貌，清理亭身及周围设施上的违规张贴；对擅自移位的亭棚按规划位置、许可地点进行归位；压降临时性占道宣传、占道促销许可，规范临时性占道施工许可；协同相关部门对占用人行道、盲道的配电柜、弱电箱等固定设施进行专项治理。
（七）开展违法建设专项整治行动。
充分发挥市、区防违办的牵头组织、督查考核作用，坚持“早发现、快处理、常通报、广宣传、严追究”的原则，始终对违法建设保持高压态势，把违法建设管理工作重心从被动拆违向主动防违控违转移，实现“新生违建零增长，历史违建负增长”的工作目标；对市区主干道两侧和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巡查，及时发现和制止新出现的违法建设，拆除一批影响市容市貌、群众关心、领导关注的违法建设。
（八）开展项目设施建设推进行动。
按照全年项目设施建设任务，加快垃圾发电配套项目和罡杨填埋场封场工程建设；推进餐厨废弃物处理中心建设，完成征地相关前期工作；扎实抓好“改善民生实事”工程，完成新改建公厕、新改建中转站等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数字化城管平台三期工程，加强数字化日常监管；实施市区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一期工程，尽快投入使用；推进建筑渣土处置场建设。
（九）开展文明素质提升行动。
切实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耳、入心、见行动；开展“做谦恭有礼的人”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摒弃车辆乱停乱放、闯红灯、逆向行驶、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等不良习惯，形成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推进“道德讲堂”建设，在提高实效性上下功夫；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加强基层城管工作站、数字化城管“帮帮您平台”、城管义工和志愿者队伍建设，打造富有特色的服务品牌。
（十）开展社区联创共建行动。
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为契机，紧紧围绕创建惠民理念，本着资源共享、相互促进的原则，与海陵区城东街道迎春社区、高港区口岸街道新明社区开展联创共建活动。建立定期联络制度，加强日常沟通联系，积极支持社区创建工作，为社区居民多办实事、多办好事。按照“适时、适度、适宜”的原则，精心设计活动载体，努力实现社区环境整洁优美、基础设施完备、道德风尚优良、文体活动丰富。
三、工作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
1．时间：2014年5月上旬
2．工作任务：召开动员大会，对2014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进行部署。制定创建行动方案，明确责任分工，认真组织实施。加大宣传力度，广泛进行发动，形成浓厚的创建氛围。
（二）重点推进阶段
1．时间：2014年5月至9月
2．工作任务：按照行动方案，狠抓落实，扎实推进，即整即管。开展督促检查，对照薄弱环节，及时进行整改，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落实长效管理措施。
（三）巩固迎检阶段
1．时间：2014年10月至12月
2．工作任务：根据全国文明城市考核方法从集中式考察，改为日常调研和暗访抽查的新变化，按照市文明办的总体部署，完善档案资料，做好各项迎检准备。抓好各类遗留问题的整改，建立健全文明城市创建长效机制，巩固创建成果，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人居环境质量。
四、督查考核
按照《市文明城市长效管理考核办法》的要求，以《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为依据，对文明城市创建成效和长效管理情况进行月度考核，分现场考核、专项督查两种方式。
（一）现场考核。以全国文明城市测评项目为重点，结合省城市环境综合整治“931”行动的要求，按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标准，对各责任单位进行考核打分。采取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扣分的办法，并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考核。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931”行动由整治办牵头组织考核；
市容秩序、环境卫生、户外广告、建筑渣土、占道管理专项整治行动由数字化城管办公室牵头组织考核；
违法建设专项整治行动由防违办牵头组织考核；
项目设施建设推进行动由办公室牵头组织考核；
文明素质提升、社区联创共建行动由政治处牵头组织考核。
（二）专项督查。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十大创建行动”为重点，由局效能监察领导小组进行专项督查，针对发现的问题下发《督办单》，并对责任单位进行扣分。
局创建办每月根据现场考核和专项督查情况，汇总考核得分，每月公布考核结果。
五、保障措施
突出领导挂钩、长效管理、效能监察，推动文明创建步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轨道，确保各项创建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一是建立创建责任机制。做好2014年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对能否顺利实现既定创建目标至关重要。各处室、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强化履职意识，制定创建实施方案，落实工作措施，明确责任领导、责任人员、工作标准、完成时限，确保每个区域、每个地段、每个环节都有人管，将各项创建任务切实落到实处。
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篇7
关键词社会建设路径社会体制构成社会管理性态比较
作者秦德君,复旦大学教授、博士后。(上海:200030)
中国社会建设的总体路径
200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步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建设”,而只有“国家建设”。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们确立了“经济一政治一文化一社会”四大建设框架,社会建设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概念之一。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建设的价值主线主要是小康社会一法治社会一和谐社会的演进路径。小康社会建设具有经济性特征,价值核心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人们的“体面”生活:法治社会建设具有政治性特征,价值核心在于社会制度结构的合理化,即通过制度安排建立起公共权力的约束机制:和谐社会建设具有人文性特征,价值核心在于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_三种社会建设目标下的集体行动,对于中国最终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公民社会,具有里程碑意义。
l.“小康社会”之经济性目标。小康社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概念。“大同”、“小康”是中国古代儒家两种不同层次的社会理想,见于《礼记·礼运》。“小康”社会的理想和憧憬,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影响极为深远。宋元以降,“小康”社会成为许多思想家和变法者们的精神蓝图和奋斗目标;“大同”世界则更成为一些知识分子,如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等人之社会理想的精神资源。20世纪80年代后,小康社会被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内容,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社会建设目标。小康社会之集体目标的确立,是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社会建设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最早提出“小康社会”这一概念的,是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79年12月6日,在会见来访的日本朋友大平正芳时,邓小平第一次用“小康”这一概念来表述“中国式的现代化”[1]后来邓小平多次论及“小康”,分别提出过“小康之家”、“小康状态”、“小康的国家”、“小康水平”、“小康生活”及“小康社会”等概念。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核心内容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小康社会”目标的择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党所接受,写进了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2002年十六大进一步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奋斗目标。
2.“法治社会”之政治性目标。如果说,小康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性概念,核心任务是加快发展经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话,那么法治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性概念,核心任务是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下,整体提升全社会的法治水准和素养。法治社会之集体价值的确立,是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社会建设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虽然改革开放后,推进法治建设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但正式确立法治社会的建设目标是在1997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上。“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这一治国方略的确立,拉开了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序幕,开启了中国走向伟大法治时代的步伐。
3.“和谐社会”之人文性目标。和谐社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正面提出社会建设的一个重大命题。和谐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综合化的人文性概念,核心任务是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综合目标。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是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建设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高增长积累的社会矛盾开始呈现规模效应,中国社会进入“社会矛盾集中反映期”,诸多方面出现了“两元结构”——社会群体上的两元,高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形成巨大落差效应:社会发展区域上的两元,东西部差距拉大;社会结构上的两元,城乡两元结构加剧。“不和谐”成为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确立“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使中国社会建设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尽管小康社会、法治社会、和谐社会之间不是一个严格的时间序列概念,但是它们大体上是一个“经济一政治一社会”的深化和递进过程,反映了社会建设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到社会发展,再到人的发展的必然进程和历史逻辑。
社会体制: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
体制问题历来是社会进步和公共绩效的渊源所在。体制、制度的完善和进步,是人类社会的真正进步。社会体制的完善是社会建设的关键和要害所在。没有社会体制的完善和推进,社会建设就谈不上实质性的推进和突破。
只有在小康社会一法治社会一和谐社会的总体性演进路径中,把握中国社会建设的价值主线,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在社会体制层面上推进社会改革,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社会体制”这一概念,比较权威的文本提法,出自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7年10月,在十七大报告中,继续论述了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等问题。2008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0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第一次把“社会体制”问题单列出来,要求积极探索社会体制改革的有效途径,破解社会体制改革难题。
中央提出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这一重要问题后,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但无论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在理论研究领域,对“社会体制”问题的理解,都存在随意性和认知偏差。在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有着相对确定的、规范的社会含义,然而“社会体制”一直缺乏公认的约定俗成的确定内容,至今未有一个相对确定、相对准确的含义。例如,在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没有“社会体制”的条目;而在“社会管理”条目中,亦无任何涉及社会体制方面的阐述。在众多学者关于社会建设问题的大量论着中,大部分将“社会体制”等同于“社会管理”,或语焉不详,基本没有对社会体制的内容、本质、特征等基本问题作正面的分析研究。由于回避或忽视对“社会体制”这一“本体性问题”的正面研讨,因此尽管社会体制是整个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概念和关键所在,但直至今日,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体制、社会体制究竟应包含哪些内容,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领域,都还是含混不清的。
社会建设的核心是要解决关键的“体制性”瓶颈。社会建设的体制性问题是伴随改革开放和在推进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凸现的。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关注的是一个社会的结构性合理问题,它从本原上推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治本性的。不解决社会体制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现阶段诸多的社会问题,从而有效地从整体上推进中国的社会建设。因此,现阶段中国的社会建设必须聚焦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在社会体制上谋篇布局,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而这一切,以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体制为基本前提。认识不正确,把握不准确,就不可能很好地确定社会建设之重心所在,就很难真正有效地推进中国社会建设的步伐。
社会体制的构成分析
社会体制建设要解决的是社会建设中的体制性问题,而社会体制是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体。在“经济一政治一文化一社会”这一框架中,所谓“社会”,主要指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包括社区、第三部门等“公共领域”在内的社会空间。这是今天我们在研究社会问题和社会建设时,“社会”所包含的基本含义。
必须厘清的问题是,什么是“体制”?进而什么是“社会体制”?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体制”一般指国家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制度或组织制度。美国政治学家在解释“社会结构或分层体制”时认为:“在判断哪些人组成团体和互相分离时(如阶级、宗教或种族地位)所依据的标准,以及回答这些分层是会重叠还是互相分离的问题”,就是所谓社会结构或分层体制。[2]我国《法学词典(增订版)》对“体制”的权威解释是:“体制是有关组织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称。”[3]
那么,什么是“社会体制”?“社会体制”包含了哪些方面和哪些内容?由于社会体制问题在中国还是个“新事物”,在理论典籍和实际领域中,尚无公认的定义。根据社会实际和社会学规范,我们认为,准确厘定“社会体制”,应从“横”、“纵”两个方面人手。“横”的方面,即在同一水平面上,在“相对”意义上,通过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的比较,来把握其主要内容和空间方位:“纵”的方面,即在竖向递进中,在“绝对”意义上,通过社会一体制一社会体制一社会建设的次序递进,来把握其阶段流程。由此,所谓“社会体制”,是指社会领域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构和样式,即在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内反映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职能,体现中央、地方各层级政府事权、财权责任,从事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机制与制度的结构和样式。
社会体制的本质是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或诸要素之间相对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社会结构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中心概念之一。结构功能主义将社会看作是各个行动者相互作用的体系,主张从静态和过程进行研究。社会体制受基本经济制度、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模式的决定和制约。它是基本社会制度的具体体现.是基本社会制度的“操作层次”。
再进一步,“社会体制”包含的具体构成有哪些?根据世界各国经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经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实践,我们认为,一个比较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体制”,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构成类别:
1.社会运行体制。社会运行是社会作为有机体的运行、变化和发展,它表现为社会多种要素和多层级子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它们多方面功能的发挥。社会体制是一个社会作为有机体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结构样式。按照世界各国经验和我国对于社会问题的有关分类,社会运行体制主要包括劳动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国民教育体制等,广义的社会运行体制还包括社会保障体制、社区运行体制、社会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
2.社会组织体制。社会组织是人们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建立的有一定结构形式的群体,它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础。现代社会中,人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各种需要,大部分是通过社会组织来满足的。社会组织体制既包括不同社会组织的体制即它们的结构方式,也包括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的体制。就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来说,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和一定共同目标基础上的社会组织,一般具有“类型化”体制特征,以适应特定的“次级社会群体”目标。就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的体制来说,有两种基本的体制类型,即“家长制管理体制”和“官僚制管理体制”。前者产生于生产分工不发达、生产规模狭小的手工工具时代:后者产生于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化大生产时代。
3.社会保障体制。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对社会成员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作为社会体制的一个基本构成,社会保障体制一般包括社会保险体制、社会救助体制和社会福利体制。在中国,它还包括优抚安置体制。社会保险是对未来风险的预防,社会救助是对现实贫困的救济,社会福利则提供福利设施和社会服务,而优抚安置是对包括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复员退伍军人、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现役军人家属的救济保障。
4.社区构成体制。社区不是一个行政区域概念,而是基于共同生活和相同价值、以一定地理区域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社区构成是一定社会群体或共同体的性质、特征和形态。在现代社会,社区构成体制成为社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区构成体制的考察,有不同的视角和分类,但是最重要的是看它的运行架构是“行政性”的还是“非行政性”的,即考察其是“行政性社区”属性还是“自主性社区”属性。前者维系社区存在的是行政力量;后者维系社区存在的是人们共同的价值和向心力。
5.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是政府和一定的社会团体-以一定的目标要求为依循,对社会系统和社会生活进行组织、指挥、监督和调节的作业过程。社会管理体制是政府和一定的社会团体输出“管理”的制度结构和样式。从类别上说,社会管理相对于经济管理、政治管理、文化管理这些内容。在政府规制和监管中,“社会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构成上考察,“社会管理体制”包括社会政策体制、社会控制体制和社会服务体制。而社会管理体制从属于社会体制,是社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社会管理体制”仅仅视为政府管理社会的体制,是十分片面的。
事实上,“社会体制”是一个有着自身结构逻辑的整体序列。而社会体制建设既是社会建设的一个“子项”,又与经济体制建设、政治体制建设、文化体制建设等构成一个“体制序列”。社会体制在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的比较中,才有独立的、确定的价值和意义。因此,社会体制又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整体体制序列。
社会体制与社会管理的“性态”比较
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的突出问题,一是社会体制建设虽已提上议事日程,但在实际运作中被“挤兑”、被“弱化”十分普遍;二是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社会领域发育心存疑虑,导致社会资本开发利用不足,社会自主性及自我组织能力薄弱,社会运行的行政成本日益增大:三是将社会体制建设简单等同于“社会管理”,以“社会管理”代替社会体制建设,对于社会体制建设的构成、内容、方式、属性、方法、要求和现实方位等,以及如何培育和发展社会领域,需要配备、提供哪些社会框架支撑等,缺乏清晰和准确的总体性把握。
将社会体制和社会管理混为一谈,不仅造成理论上的含糊不清,更主要的是造成实际工作中的诸多偏差和误区,引发无视社会体制内在规律,忽视社会体制本身所要求的管理特征,简单地以社会管理“淹没”社会体制变革要求的种种做法。由此,在准确把握社会体制内涵的基础上,重视社会体制的变革与创新是推进社会建设的基本手段。
推进社会体制的变革与创新,必须对“社会体制”和“社会管理”有明确、科学、规范的甄别、认识和把握。在较为传统的概念中,中国社会管理的基本内容,大致包括社会政策、社会预测、社会计划、社会工作和社会调整等。《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述“社会管理”时,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社区建设、健全社会组织、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国家安全工作和国防建设等七个方面内容。
社会体制与社会管理,虽有内在联系,但也是有着重大区别的不同领域。社会体制与社会管理的主要区别,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是从性质看,社会管理是政府和社会团体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组成部分和社会生活领域及其发展过程,进行组织、指挥、监督和调节的“主观行为”及其过程。社会体制则是社会领域或一定社会空间中的一种“客观结构”。这种结构,是社会体制各组成部分或诸要素之间持久而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
二是从特点看,社会管理相对于经济管理、政治管理、文化管理等类别,它是公共管理的一个“品种”。而社会体制则相对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政府体制)、文化体制等类别,它是一种“社会样式”,是一个社会得以运行的“体式”。
三是从内容看,社会管理是包括了社会调控、社会治理和社会整合等在内的“管理系统”。在层级上,它表现为社会宏观管理、社会微观管理(基层管理)。社会体制则是包括了诸多其他“体制子系统”在内的“结构体系”。
四是从形态看,社会管理具有“行为性”和“动态性”:社会体制则具有“结构性”和“静态性”。
五是从主客体看,社会管理具有自身主客体。其主体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其性质具有“行政性”,其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它作用的客体和方向是社会。而社会体制不存在主客体。它主要是一种系统性的结构模式,并具有多元性。
社会体制创新的空间方位
社会体制建设和创新的空间方位,首先来自于经济一政治一文化一社会“四大建设”的总体框架;其次来自于社会体制建设与相关体制建设的平行关系;再次来自于小康社会一法治社会一和谐社会演进的历史逻辑。
由此,社会体制建设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与经济体制建设、政治体制建设、文化体制建设构成一个整体。这是我国当前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总体特征。在这一总框架中社会体制所占的战略位置,就是今天社会体制建设的空间方位。
社会体制建设和创新的这一战略地位和空间位置,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应特别注意以下问题:其一,社会体制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构成一个共同体,它们具有“平行”相关性,不能简单割裂。社会体制问题必须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一并考虑,进行同一层面的比较、研判和协同推进。其二,社会体制创新要在小康社会-法治社会一和谐社会演进的逻辑关系中进行深层次把握,因为体制创新是最终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手段。其三.“社会管理”不能代替“社会体制”,必须看到两者的联系和区别,准确地把握社会体制问题的特殊性。其四,社会体制建设是包括社会运行体制、社会组织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社区构成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创新在内的一个系统工程。社会体制建设虽应“突出重点”,但不能“不及其余”,必须有整体的、联系的和系统的观念和方法论。
毫无疑问,社会建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概念之一.而社会体制问题是当下中国社会建设的关键。只有在小康社会一法治社会一和谐社会的总体性演进路径中,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建设的价值主线,厘清社会体制的构成、社会体制与社会管理的联系和区别等基本问题,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在社会体制改革上真正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不断突破体制瓶颈制约,中国的社会建设才能在已经到来的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和发展。
[本文为2009年度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公开招标)“上海加强社会体制建设的思路与对策研究”(2009-a-05)的部分研究成果。]
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篇8
关键词：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
中图分类号：B8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8-0132-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之后，首要任务就是与人民大众达成共识，引起共鸣，在工作、生活、学习中不断践行，化被动为主动，养成习惯，最终形成自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法治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能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助推社会进步的思想引领、道德准则和价值指向。核心价值观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思想道德等层面的相互联系、相互包容就构成了社会核心价值观，在这当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中国前行确立了行动指南，分别为我们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指明了方向。
法治作为基本要素之一，这鲜明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共产党的一贯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都进一步证明了坚持把法治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实现载体、保障机制。一方面，法治与自由、平等、公正一起构成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为其实现提供保障，没有法治的存在，自由、平等、公正将难以确认、维护、实现。另一方面，法治和国家、个人层面要求的实现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也就是说，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建设法治国家、政府、社会的基础保障。同时，法治对公民个人行为有明确规范、指引、评价，法治的倡导可以“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我们最终要实现“法治”这一理想价值目标，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深知动作的发生需要思想的引领，有人曾说过：“人的思想是万物之因。”思想决定行为，我们要让法治成为一种自觉，法治意识培育尤为重要。
基于我国人口众多，情形复杂，层次不一等基本现状，为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我们着重选取“大学生”这一群体，有针对性的开展实施相关举措。指出：“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认同和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用之才，是中国高校正确履行职能、为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服务好的必然要求。”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是重中之重。
什么是法治？英国思想家洛克说：法治，是给公民以最充分的自由，是给政府以尽可能小的权力。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
法治意识是指对法律的一种忠实崇尚、自觉遵守、坚定捍卫的观念。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即我们要培养大学生将法律作为一种信仰，对法律发自内心的忠崇、自觉遵守、坚定捍卫、主动传播的一种意识、一种思想、一种观念的教育活动。
二、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一）培育现状
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24个字的概括容易让大学生熟记，铺天盖地的宣传、倡导，广告牌、白墙上等随处可见，各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的讲座、报告的开展，高校有关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政治教育紧锣密鼓的实施……大学生对此耳濡目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慢慢地渗入大学生思想中，这是值得我们欣喜的。
但我们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问题。有些大学生只停留在熟记这24个字的层面，对每个词的理解浮于表面，没有深入体会理解这些词蕴含的深刻含义；一些报告、讲座过于政治术语化，脱离了大学生的生活和情感，让大学生感觉这些都是空谈、大谈，与自己关系甚小；高校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单一、缺乏相关的制度来保障实效，流于形式，没落到实处，收效不大。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素之一的法治，也同样存在着这些共性问题。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个别问题。大学生近年来犯罪事件频频发生，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件缺乏正确、客观的法律判断，较少用法律思维去分析、思考问题，遇到问题并不习惯于使用法律的武器来解决。总体来说，大学生法治意识仍较薄弱。
（二）产生原因
1.大学生自身层面。大学生对与法有关的信息浏览不多。现在的社会纷繁复杂，对大学生吸引力、诱惑力较大的是娱乐性质的一些事物，面对较为严肃的法律，大家较少去翻阅，关注度不高。对社会上涉及法的事件，大家只是大概浏览，不去做深入的了解、分析。大学生缺乏法律知识。一些人甚至认为，法与自己无关，只要自己在校园，做一个乖乖生，就不需要去了解法，也不会遇到法。对法的热衷度不高，对自身要求较低，不会去自觉涉猎。大学生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水平、能力较低。“知法”这一点没有做到，必然“用法”的水平、能力不高。“学以致用”首先强调的“学”，只有储备丰富的理论知识，才可能在实践当中运用自如。当然，“用”是“学”的目的，也是“学”的另一种途径。但大学生有关法治意识培育的实践较少，大学生参与覆盖面窄，参与率低，参与效果不明显，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水平、能力难以提高。
2.学校层面。学校培养方式有待改善，依法治学、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差距明显。学校有些规定没有制度化，处理同样事件时存在很大的出入，这就会让学生感到混乱，对规定提出质疑，对学校的信任度降低。相关教师的法治意识也同样淡薄，没有做好学生的表率，加之整个学校的法治氛围不够浓厚，使得学生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不注重法治意识的培育。
3.社会层面。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钻法律空子的事件，钱权交易屡屡不止，冤假错案处理不当等等，这些都影响建立“法治社会”的进程。与大学生密切相关的重大考试，诸如高考、公务员考试，试题泄露、篡改别人高考志愿等问题的出现，都在影响着大学生对法律的信任度。社会中给大学生提供的有关法治实践机会较少，没有扮演好引领者的角色，没有打造一些品牌活动，在社会上造成轰动，触动大学生的思维。法制宣传日的一系列活动，缺乏专业的法治宣传队伍，形式单一，发放的宣传手册没有吸引大家的眼球，最终的归宿是“垃圾桶”，收效甚微。
三、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路径探究
（一）加强思想建设，提升教育双主体的思想政治素质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我们可以看作是双主体，即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学校是大学生生活、学习的最重要的阵地，当然也是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主阵地，学校的教师、管理者及其大学生本人就是我们所讲的教育主体。
学校的治学目标、治学方向对学生的影响很大。我们要不断增强教育工作者、管理工作者、服务工作者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自觉，我们要充分发挥教师的表率作用。当代大学生，思想开放独立，讲究人人平等，要对大学生进行法治意识方面的培育，首先要严格要求自身，不断加强思想建设。在具体的教学、管理、服务工作中，将法律作为行动准则，依法教学、依法办事，依法服务于学生。
大学生自身更需加强思想建设。我们每个人应积极主动地去摄取相关的法律知识，参与到实践当中去。在实践中反复运用的知识，就会牢记于心，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次发现问题，这样一个认知过程，就会不断刷新认识，提升认识。在解决了“知”的前提下，培养自己对法律的崇敬之意，不断将其作为自己的信仰，增强法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提高自己的法治能力、法治水平。
（二）发挥网络新媒体优势，丰富拓宽教育载体
在“互联网+”的时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了“互联网+教育”的发展，互联网在高等教育的教与学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已经是不容忽视的教育载体了。但互联网是把双刃剑，我们要积极运用互联网给我们教育带来的便利，同时要注意互联网带来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冲击，我们要占领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地。
在学生当中开展媒介教育，充分利用校园官网、微信、微博等网络媒介开展教育，逐步提高学生筛选、辨别能力。开展网上法制课堂，宣传相关法律知识，制定相关的考核制度，通过一种暂时被动教育转变为自觉积极的自我教育。将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学校规定等通过网络媒介，运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解读，增加法治意识培育过程中的趣味，吸引大学生的眼球，耳濡目染式的教育最终将取得较好的教育效果。
（三）加强环境建设，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净化教育环境
加强对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培育，对大学生开展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离不开相应的教育环体。教育环体是指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外在条件的总和。加强法治环境建设，营造一种“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愿违法”的法治氛围，利于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
权力的行使必须服从法律。社会上一些以权力替代法律、以权力对抗法律，最终造成权力滥用的现象，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意识形态领域也让大家趋附于权力，丧失对法律的崇敬。权力的行使要在法律的约束之下，这有利于扭转社会上的一些歪风，利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对法律的信任，逐步去接触法律，不断增强自己的法治意识，在生活、学习实践当中，自觉去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法律面前无特权，每个人都必须严格地依法办事。社会主体的行为以什么为标准、根据，对法律的态度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的法治状况。大学生作为重要的社会主体，要牢牢树立这样的信念，将法律作为自己行为准则，依法行事，直至将来依法办事。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3].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32。
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篇9
关键词：法治价值观；法治共识；固本纳新；法治权威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2-0097-05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以及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决策。围绕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核心价值观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法治”本身作为核心价值观的元素外化，内含了法治中国建设的价值导向；法治中国的建设对于“法治”价值本身又不断提出新的现实要求。从两者的互动关系不难看出，法治价值观的凝练逻辑是促使法治价值由理论符号具象化为行为准则的首要前提。
一、法治价值观凝聚的现实前提：法治共识
法治中国的建设是现代法治的时代要求和实践导向。从主客二体的角度看，主体维度的法治中国涵摄了主体的法治自觉、自信、自立与自强[1]。法治共识体现了国民的法治认同，凝聚着国民核心的价值诉求，是法治自信、自立、自强的前提与基础。作为核心价值观的法治共识即国民认同性的法治，必然是意识形态的精髓，是国家社会制度价值取向的体现；必然是具有一定超越性的理念而不是战略手段性的工具[2]。国民认同性的法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注入了良法的基本价值，推动了法治由治国方略到指导思想体系的提升和角色转变。当然，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导向的法治共识，也助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首先，实现了法治由“工具”性手段到价值性目标的升华。历史实践证明，法治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的政治建设之中，其扮演的角色亦都是战略技术性的、工具性的，对于国家建设有着双重性的作用。譬如，《商君书・定分》提到“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韩非子・难三》对“法”阐释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与官府”，《韩非子・有度》“以法而治国，举措而已矣”等。这些思想适应了时代需求，对于推动封建大一统、维护政治稳定发挥了关键性的统治工具作用。又譬如，“统治阶级工具论”，法律被看作是简单的管制工具并一度废置，由于对其本|的片面、僵化理解，造成了长期以来的唯长官意志倾向、官僚专断倾向等[3]。社会主义法治共识的凝聚改变了传统的法治认识，因为法治共识作为社会层面的国家制度价值取向体现，是基本的价值认同，它因民主认同而产生，促使法治蕴含于民主制度之中，并成为有别于其他次生价值的持久性价值。“任何值得被称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4]，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摆脱了传统的专制法治束缚，法治成为了人民表达自身权利、维护共同利益的手段。对法治的共识性认识使其内化为国民的价值追求，体现为法治共识使得法治超越了一般的社会诉求，内化为超越性的价值理念，进而集聚人心，形成强大的精神感召力，站在历史的发展的道德制高点上引领方向。
其次，实现了法治由治国方略到核心价值思想体系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于法治建设从未懈怠，从“依法治国”方略到“法治”核心价值的深化，从法律制度的完善到法治中国战略的最终谋定，法治共识都扮演了价值凝聚的角色。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法治状况关系到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培育与践行。作为国家法治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法治以价值理念的形式内涵了现代公民的法治意志、精神观念、价值目标，并包了“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等治国方略的内在意蕴，并具体外化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公民普法等。值得注意的是，法治共识必须要着眼于人民实际，切实体现“良法”价值。以法制为例，“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5]法治不仅是一个价值考量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价值引领的问题。法治共识是公民法治意识、法治素养的凝结，它是法治价值由外入内、濡化践行的必经阶段，有利于“使法成为生活的因素、行为的尺度以及人民心灵的力量”[6]，有利于实现其战略性方略向核心价值体系的转变，推动法治创新以及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最后，助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从美、英、德、法等世界成熟国家的法治历程来看，尽管它们因现实国情、历史文化等的不同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差异，但是，总览其法治建设规律不难发现，这些成熟国家一开始都是以政治口号宣传、价值观念生活渗透、价值理念法制化等形式构筑法治共识为开端的[7]。通过养成法治共识以强化价值观念的方式不仅是国际上通行的范式，在中华文明的积淀中亦有章可循、有迹可考。办学兴教、奖励名节、铭规制法等集中体现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法治共识养成的重视。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变革的洗礼，传统的价值观念亦受到国内外多种思潮冲击，确立和培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成为了时代的要求。法治本身寓含着其特有的人文关怀和权威规范，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与培育提供着导向、保障、强化等多重性价值。“在法治体系日益完善的情况下，应该着眼于推动意识形态法治价值认同的问题”[8]，通过确立法治共识有助于激发法治主客体的内在动力，增强全民的法律主体意识和法治素养，增强国家立法、执法、司法的公正性与效率性，有助于促使法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意蕴确保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二、法治价值观的凝练导向：固本纳新
对于正在迈进法治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我国的法治必然体现一定的阶级属性和制度属性，必然要求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规律，进而才能谋求法治的全球话语权。然而，仅仅依靠国民的法治共识、法治认同是不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这就需要深入挖掘“法治”这一核心价值观的传统内涵，吸收现实法治建设中的种种经验，需要从历史养成和现实创新中凝练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
其一，根植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涵养法治价值观的内涵。法治价值实现的根源在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的现代化转向，即传承、诠释、生成法治文化中符合现实需要的价值思想，实现由静态传统文化到动态法治实践的转化。重新审视中华法治文化的流，可以发现其主要经历了以法为本（商鞅）、重德轻法（孟子，董仲舒）、礼法合流（唐太宗）、天下之法（黄宗羲）等思想的演变，这些思想是从春秋到晚清时期我国几千年法治筑建凝结的土壤，侧面流露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法治积淀和自信。尽管这些法治文化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其寓含的价值目标、主体导向与现实也具相悖面，然而其思想的精髓亦能为现实社会所“嫁接”、改造、丰富、升华。如，《商君书・修权》曰：“谚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商鞅关于统治者选官用吏、廉洁法治的论述对于当代廉政法治有颇多反思价值，与当前国家主导的反腐倡廉、廉政建设亦有相得益彰之相。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9]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法治只有深植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精神命脉”，才能够变法治自信为法治自觉，真正做到强基固本。
其二，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法治”价值观的时代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并无有关“法治”的专门论述，其主要观点散见于相关著作和实践之中。《德法年鉴》时期关于林木盗窃法的问题以及摩塞尔农民状况与莱茵省政府的官方论战等经济利益问题促使马克思重新审视经济与法律的关系。其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对于“法治”着重从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的角度进行了理论阐发。他们指出，法律是历史的产物，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的产生而出现，并以国家意志即统治阶级意志的形式而出现。它在履行暴力工具职能的同时，也发挥着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面对蒲鲁东、巴枯宁、杜林、拉萨尔等对于“法治”上层建筑理念的歪曲和误读，马克思、恩格斯就道德、法律的绝对主义与超阶级论、暴力统治决定论、“自由国家”的机会主义、“科学自由”“信仰自由”等“国家精神和道德基础”进行了批判。区别于以往的法治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着重揭示了法律的唯物性、历史性以及阶级性，并提出了真正法律的衡量依据――“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10]。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者，列宁承继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理念，明确强调了宪法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根本保障，强调“以法律（宪法）保证全体公民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由讨论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与报纸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11]。此外，列宁对于法制建设、法制监督、公民法治意识培养等进行了实践探索和理论升华，对于当代法治中国建设具有历史性的启发借鉴作用。
其三，着眼中国的现实境遇凝练创新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埃尔哈特・丹尼格提出，法治有着基本的底线维度、价值指向，即“只有被治者基本上是自由的，‘法治’才有意义”[12]，确切地说，公权力应同受监督、公民权利合法保护。然而，综观我国的法治体系总体，其满足民主需要的价值亟待加深，制度完备仍待进行。我国的立法体制、司法体制、监督体制以及普法制度等依旧存在着较大的制度提升空间，单一领域的改革创新并不能带动整体法治水平的提升，社会主义法治核心价值也就难以渗透影响，最终背离了法治价值指向性的法治设计初衷。如政治学者杨光斌指出的那样，目前我国法治建设中呈现出的权力监督不力、司法“人情”困扰、城市管理部门重叠交叉等问题，需要多部门协调的有机法治体系来破除。美、英、法等国以法治建设推动民主的成功实践与俄罗斯民主转型失败的例证，亦指出了大国治理的内在逻辑在于先确定国民核心价值指向性的法治体系以保障民主的实现[13]。由此，我国立足本国实际和借鉴西方经验提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必须指出的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前提在于以法治价值观寓于治理的情境、导向、目标、治理之中，实现法治制度的革新与重构。可见，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的凝练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理论建构问题，而是体现国民意志的价值引领问题、是在现实境遇中实践体验、升华、验证的问题。
三、法治价值观的基本诉求：重塑法治权威
西方学者拉兹提出，法治的内容至少要有两个部分：一是人民遵守法律、接受法律的宗旨；二是法律必须发挥其指向性作用[1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亦多次强调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作为国家意志即人民意志对于人民的规范、导向、保障作用等。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探索实践，我国实现了由静态法制到动态法治的升华，弥补了传统的法治认识短板，确立了社会层面的法治核心价值观。现代法治要实现其“良法”的价值，践行法治核心价值观，其根本在于制度制定的科学性、制度执行的有效性以及国民普法的自觉性，概而言之，即树立法治的权威。
首先，健全法制体系实现制度的法治价值注入。法治中国的现代性建设，其“基”在于由宪法、法律、法规等构成的“良法”体系，其“魂”在于以制度形式涵养的以宪法为根、法律至上、公平正义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观，两者互存互促，缺一不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瞩目成就，法律规范日益严密，交错互补，为国家稳定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然而，在细则规范、法律适用、立法监督等诸多方面仍落后于西方国家，其弊端在实践中也日益暴露。以《条例》（2005年）为例，该条例是总结建国初期经验而制定的，是特定时期制度的凝结。然而，览窥近年来的状况，诸多矛盾性问题呼之欲出。《条例》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不仅不能以法律形式承担工作重任，更不能明确定位其工作职责，其结果是职责混淆、行政效力低下。由此，规范立法、到位监督以及法规调整等再次被提上日程。美国学者诺斯就规则提出了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概念。这里，“正式规则”可以理解为法律法规，“非正式规则”可以看作习俗。面对两种规则的冲突，我国各种法律制度的制定、修正应充分考虑非正式规则的反作用。必须指出的是，这些重要调整应该始终贯穿着法治核心价值观，符合广大人民的价值定位，这样才能在增强“正式规则”生命力的同时，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才能真正做到凝“魂”固“基”。
其次，建设法治政府助推法治价值观的实践转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征，法治为国家治理提供了秩序价值、公正价值、人权价值、效率价值、和谐价值等，提供了以人为本、依法治理、公正治理的“善治”机制。其中，居于“善治”中枢地位的是法治政府。法治政府是法治权威的体现和践行，是“不作为”政府的对立面，始终坚持以法治价值观为指导依法行政、合理行政，始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里透明行政。在我国，法治政府是人民意志的执行者，是国家职权的履行者，始终坚持以维护人民利益为准绳。为了保障民主、民生，法治政府通过严格执政实现法治价值的传导、外化，包括政府本身的执法修养塑造、执法过程的法治价值传导以及和谐民生环境价值外化构筑。国家法律制度执行的有效性不仅体现在法治政府的建设中，而且体现于司法部门的变革中。司法公正是法治价值观的直接体现，它与依法行政互相呼应，共同助推法治价值的实践转化。司法公正的实现是以司法独立为前提的，而巩固这一前提的根本性措施在于制度设定，在于以制度的形式强化权力监督，切断司法、行政间的“人情”链条。
最后，培养公民意识促进法治精神的实践养成。公民意识是法治精神的个体内化，是法治共识养成的直接结果。黑格尔指出，“在主体中自由才能得到实现，因为主体是自由的实现的真实的材料”[15]，这里的自由是法治下的自由，是国家主体性的自由。在我国，法治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而非公权力的掌权者，法治主体的精神建构即公民法治意识的形成。公民意识的养成是其法治r值的认同、濡化以至自觉践行的过程。通过社会耕植、公民教育以及文化熏陶等良法善策，有助于实现公民个体及群体的价值濡化，促使法治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实现从法治认同到法治自觉的转变。需要注意的是，公民意识的培养工作应该把握好长期性与针对性的统一。所谓长期性，就是注重法治公民培养的过程，注重阶段性舆论引导与长期性人文关怀的有机结合；所谓针对性，就是根据依据对象的修养状况、教育水平等开展公民教育，适时、适地注入法治价值观，从而促使人们对于法律长存敬畏，对于法治长存自信。关于公民意识的培养，除了基本的外化策略外，更应注重个体的法治精神激发。聚焦国内外环境，人们对于法治的认识日益泛化，法治核心价值的导向对于激发个体内在的价值共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法治是时代的潮流，中国法治的出路也在于法治的现代化。法治价值观作为国民的共同价值追求，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和现代化。
结语
“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现实的抉择、历史的必然，是其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升华。这里的法治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它是公平正义、民主平等、法民和谐的法治，是与国际法治求同存异、谋求全球话语权的法治，是工具性与价值性统一。法治中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良法”与“善治”的结合，其逻辑前提在于法治价值观的养成与认同，基本途径是法治价值观的固本纳新，逻辑终点是重塑法治的权威。这种基于国家顶层设计的法治逻辑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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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篇10
关键词：从严治党；廉政建设；作用
一、从严治党在廉政建设道路上的重要地位
廉政建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难题。从目前中国共产党查出的腐败要案成果来说，其中的核心就是坚持从严治党。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对国家的廉政建设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从严治党，其中关键在“严”。就是说对党员的要求应该比对普通群众的要求更加严格，对党内的各种标准及纪律约束都要更加严格，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到，那么，从严治党就失去了自身特定价值意蕴。
二、从严治党是廉政建设道路上的核心
实践证明，要坚持中国特色的廉政建设道路，就必须坚持从严治党这个亘古不变的核心。不断总结多年的实践经验，从严治党，必须建立一整套具有约束力的长效机制，它的基本思路就是着重研究新形势下制度创新的问题。特别是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加大惩戒力度。由于之前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管理不够严格，制度体系不够完善，根据形式需要，加大惩戒力度。是否惩治腐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惩治腐败也是从严治党的体现。2015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对外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将其扩大到全体党员干部，让《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真正发挥“高线”的作用，让《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真正发挥“底线”的作用。从这一点上看，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廉政建设，突出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和执行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形成了从严治党的许多实践成果。
二是严肃法治。邓小平同志曾经强调过：“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从邓小平的论述可以看出，法治是从严治党制度创新的一个基本指导方向。要使从严治党有实效，必须仰赖法治。只有不断健全法制建设，将法治制度和党内制度相结合，从严治党才有希望。通过法治，强化规范，运用法治理念和法治手段，化解矛盾，适应人民群众多元化诉求，解决近年来在从严治党上的一些普遍问题，用法治方式把腐败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如果只有党内的政策和纪律的约束，是很空乏无力的，所以还必须要依靠法治。
三是依赖严格的制度创新。从严治党的关键就是要管理好领导干部用权的问题。比如，在干部选人用人、重大资金项目的问题上，都应该严格把关，任何违纪行为都应该严肃处理。要使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就必须创新制度，如领导机制、工作机制、选举机制、民主监督机制、舆论监督机制的创新，等等。同时，在考核工作中要扩大民主，增强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度，积极探索对领导干部管理中主管机关与社会公众相结合的有效路径，将从严治党制度创新做出成效，推进廉政建设。
四是有严厉的监督制度保证。由于从严治党的主体是党本身，靠自己给自己“看病治病”，总是有很大局限性，有时候很难着手。党内生活中处处存在一些困扰，特别是从严治党的制度机制还很不健全，无论是党内监督、民族监督，还是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缺位”问题。因此，只靠党，尤其是仅仅靠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去实践从严治党，就显得苍白无力，难以说服广大群众。对党员干部的管理，既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又要统筹兼顾，点面结合，不断消除工作中的真空和盲区。从根本上说，如果没有党内外群众的监督，没有一些切实可行的民主制度去保障这种监督，从严治党很难起到实效。
在新的形势下，落实从严治党，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去实践，既要从从严治党的基本思路上去认识，又要从实践中去理解，要在认识中去提高，拓展思路，在对策上更要提出新的思路，助推廉政建设发展，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健康持久地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