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概念的内涵篇1
民法典是由“概念—规则—原则”三要素组成的体系[104].如何设计民法典中的概念、规则与原则是处理民法典与私法发展关系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民法典制定中，规则的权利与义务是明确与具体的，为了保持民法典的适用的可预见性与可操作性，任何法律都应该以法律规则为主要组成部分，民法典也不例外。由于民法典私法的本质属性，在民法典中，民法规则主要表现为授权性规则及权利与义务复合性规则，这在立法与实践中争议不大。本文仅对法律概念及法律原则加以分析。
（一）民法典的法律概念
法律概念是“对各种法律事实进行概括，抽象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105]尽管法律概念必须“精确、规范、统一。”[106]拉伦茨先生也如是说，“如果立法者想形成一个概念，借以描述一种案件事实的特征时，应尽量精确，其确定的方式并应达到下列要求：在个别案件中，不须回溯到评价性的观点，径以涵摄的方式即可确认案件事实的存在。”[107]但法律概念具有确定的法律概念与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之分[108].确定的法律概念已经相约成俗的涵盖所描述对象的一切有意义的特征，因而定义清楚、内涵外延比较固定，在适用时可仅依单纯的逻辑推理进行操作。而不确定概念由于内涵外延不确定，只有针对具体案件经过法官的价值补充来予以明确。但法律概念“不是设计出来描写事实”，其本质在于“规范其所存在之社会的行为，而不在于描写其所存在之社会，”[109]所以，法律“概念化”只是一种规范手段，其本身均是法律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整的价值载体，如黄茂荣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法律概念具有“承认、共识及储藏价值”[110].何况，由于语言、立法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绝对概念清晰的目标总是很难实现。“即使假设最优秀的具有最好倾向的立法学家，为拿破仑民法典的编纂者所追求的概念的清晰的目标也很难达到。”[111]所以，确定性概念在法律概念中是少之又少的。一旦社会生活发生变化，法律对社会的调整相应的应予以改变，即使是确定的法律概念其内涵也将发生改变。如配偶概念，在我国承认事实婚姻之前，配偶不仅仅是指经过法定的登记机关登记的男女双方组成的生活共同体，而且尚包括虽然没有经过登记，在一起以夫妻的名义同居的共同生活的男女。但在我国立法不承认事实婚姻以后，配偶的含义仅指前者，而后者乃为法律上所称呼的“非法同居关系”。而在解放以前，配偶尚包括“妾”之类的群体。故，在民法典中，除了那些通过对抽象概念进行量化的具体的时间、期限及数量等予以细化的规定外，如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为不确定概念，但是立法规定了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则为确定概念，可以说民法典的法律概念基本上都是不确定概念。
笔者认为，法律概念具有以下功能：
第一，法律概念是建立规则、原则的基础，是组成的民法典整个规范体系的细胞。民法典不是描述性的规范，仅仅描述并不能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进行规范，民法典的法律规范是对规范的具体事物加以抽象、概括的结果。在规范的众多事物中，民法典对其抽象出若干要素，经过总结与加工，形成了法律中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法律的规则与原则，也从而建立了民法典的体系。民法的规则与原则也是通过法律概念的载体来发生作用的。特别是法律原则，由于其内容的不确定性，为摆脱司法的肆意，其必须凭借概念的途径来发生作用，离开了概念，法律规则与原则不能建立，即使建立，也不能很好对民事生活进行规范。由此，我们可以说，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概念组成的体系，不过，在概念法学看来，民法典这个概念体系是逻辑自足、完整无缺的，所有的民事案件只要通过单纯涵摄方式，均可以通过概念的逻辑演绎来达到规范的目的。但概念法学的这种观点在实践中被证明是错误的。其错误之处不在于民法典概念体系本身，是在于把民法典规范民事生活的概念当成了规范的目的，同时其过于夸大了人的理性的作用。
第三，衡平的功能。由于大部分法律概念往往是不确定的，其本身负载着某种价值，法律概念的实现需要经过某种价值评价来予以补充。正因为如此，在个案中，法律概念的含义的实现具有某种衡平作用。如主物与从物，何谓主物与何谓从物，虽然在理论中对其区分还是明确的，但是在具体复杂的社会生活事实个案中，对其区分还是困难的，我们只有在经过某种价值取舍以后，才能很好的区分开来。
为了保持民法典的开放性，使民法典在千变万化的民事生活面前仍具有广泛的适应力，就应该很好的发挥法律概念的功能。著名学者温德沙伊德所说“法的发展可以通过结构学的方式实现，即通过概念的发展并从概念中得到的推论而发展。”[114]这也是概念法学的观点，概念法学认为，民法典是一个自身封闭的逻辑自足体系，即使民法典有法律漏洞的存在，但是只要经过纯概念的操作，求助于更抽象的，更高一层的概念，并据此作成裁判，通过演绎的体系来补充法律漏洞。但是，这种体系的演绎中，已经不仅仅是纯概念的操作，而带有某种价值评价的痕迹。实践也证明，单纯通过概念的涵摄方式并不能实现法律所要调整的目的，通过纯粹概念的三段论的逻辑演绎就能够对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进行规制的法典万能的概念法学派在现实生活中屡屡碰壁。因为，法律概念的要素往往是多变、不能确定的，“概念性的要素经常不能涵盖——依法律的目的——应包含的全部案件，或者相反地将不应包含的案件涵括进来。”[115]另外，也正如自由法学批判概念法学的那样，“法律不可能尽善尽美，其意义晦涩者有之，有待法官阐释；条文漏洞者有之，有待法官的补充；情况变更者有之，有待法官为渐进的解释（不改变法律文字，渐改变其意义），凡此法官莫不需凭其智慧，为利益之衡量或价值判断”[116]正如王泽鉴先生认为，“法律适用的形式为逻辑的三段论法（Syllogismus），其实质则为评价（wertung），即对其前提（包括法律规范案例事实）为必要的判断，”“评价乃个人的行为，兼含认识与意志。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难期有定于一尊的权威或真理，终究须以个人的认知为判断的准据。”[117]无疑，这种很贴切描述了涵摄的本质。
概念法学建立概念体系不是概念法学本身的错误，民法典是若干概念、规则与原则组成的体系，概念是民法典规范体系组成的必不可少的元素，但概念法学为概念而概念，忽略了概念本身仅仅为调整社会生活的一个手段，而把概念当作了规范社会生活的目的，当然错误了。那么，如何对法律概念进行设计就是民法典制定的一个重大问题。一方面，法律概念要具有某种适应性，保持民法典的安定性，法律概念必须精确、规范与同一；民法典要保持开放性，要在多变的民事生活保持其适应性，其应该充分发挥法律概念应有的功能。
笔者认为，对法律概念的规定，应该根据民法典调整的民事生活以及民法典本身的需要进行合理的分配。
第一，为了实现对某种广泛调整的社会生活实现法律调整所具有的价值导向，法律应该对此一般进行“类型”的概括规定。[118]事实上，类型式概念或不确定概念在本质上是与狭义概念相冲突的。根据狭义概念的标准，概念的法律事实已经被穷尽的胪列。从而系争法律事实具备狭义概念的法律要素，仅只要通过涵摄方法，通过纯三段论逻辑的演绎操作，系争法律事实的内容即可确定。但不确定概念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程度的内容模糊性，其不能涵盖描述事物的全部特征，故不确定概念的适用不能单纯的通过涵摄方法，更多的是采用价值比较、利益衡量等分析法学的方法，从而对系争法律事实进行裁定。
然而，在我国立法，对法律概念的定义在立法中的作用与危险缺少必要认识，在很多情况下，概念的定义性规定为立法者看好，如规定法律行为时：“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民法通则》第54条）然后在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条件；[129]对法人的规定也如此，“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民法通则》第36条）该法第37条规定了法人应当具备的条件。[130]这种定义性规定在我国民事立法中随处可见，在《民法通则》规定的156条中，就有诸如公民、合伙、法人、法律行为、、委托、财产所有权、按份共有，共同共有、债等10余处定义。这种定义性的立法方式，在各国民法典中是罕见的，这种定义性的立法，具有以下弊端：
第一，这些概念定义性的做法，混淆了立法与法学的区分，大量浪费了立法资源，同时也造成了立法的非科学性。本来，这些概念性的定义是属于法学的，但却在民事法律的立法中予以体现了。何况，这些概念的定义并不都是必要的，如法律行为的概念、法人的概念，只要是法律的普及，这些概念的含义人们自然就会知道。况且，由于本来有些概念在法学研究中有争议，其内涵与外延并没有达成一致看法，如所有权概念，在法学理论尚没有达成共识前，猛然的规定在法律之中，无疑增加了法律制定的非科学性，而这些概念完全可以留给实践与法学去解决。再者，即使内涵与外延清楚的概念，并不一定要规定在法律当中，因这些概念还有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内涵与外延发生演变。但是我国对这些含义清楚或不清楚的概念，如法律行为、法人、财产所有权，公民等，都在法律中进行定义式的规定。立法者的初衷是好的，其本意是使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清晰，保护权利争议人的合法利益，但是，其效果却很难实现。因为，由于概念本身的内涵外延不清楚，又怎么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呢？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公司法》规定的“法人财产权”的概念。
第二，这些概念性的定义有些规定混乱甚至错误，不利于私法体系的建立。《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概念及应该具备的条件，规定了合伙的概念，就限制了无限公司、两合公司与有限合伙等市场主体的建立。由于社会发展的变化，即使现实生活有建立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及有限合伙的存在必要，由于这些内容明显违反了《民法通则》的规定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而失去其存在的法律基础。即使立法者根据实践需要制定了规制这些主体的特别法律，使这些主体具有存在的合法基础，但是，这些法律是与《民法通则》的规定是相违背的，如果要使这些法律能够得以存在，那么，《民法通则》的对法人的定义必须予以修改。但是，一个已被广泛接受的概念突然的予以更改无疑会导致人们对法律认识的混乱，其更改的成本也是巨大的。
第三，这种概念定义性的做法，不能适应未来生活的需要，不具有法律适用的扩张性，对广泛的民事生活的适应力差。正如上文所说的，法律概念是法律对社会进行规范的一种手段，因而赋有调整生活的价值，由于调整客体的社会情势的改变，法律对规范社会生活的内容的价值取向也应该发生变化，相应的，法律概念的价值也要发生改变，所以，尽管社会生活发生改变，法律概念没有变化也能够对其进行调整。但对概念进行定义式的立法已经把法律概念的具体内涵与外延设定在一个既定的框架内，如果其内涵发生改变，就不得不对其进行修改。由于法典是一个交错复杂的体系，基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体系效应”的强大影响下，这种改变将变得非常困难，更改的成本也将巨大。
值得反思的是，《民法通则》的这些规定是在我国民事法学刚刚兴起的时候颁布的，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在法学尚未发展的当时，这种立法是必要的，有利于民法规范在实践中的很好运用。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民法通则》只是一部单行法，尽管其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民法典的总则部分，这种规定的弊端尚不如民法典规定的负面影响大。《民法通则》的这种规定的缺陷的补救可以通过众多单行法律的制定来加以进行。而我国立法恰恰是在“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立法的。即使如此，这种立法的弊端也深深的影响了我国立法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完备，是我国立法难以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民事合伙的主体性地位在我国现行立法的框架下就很难确立。而这种对概念进行定义式的立法一旦规定在法典中，其危害更大。因民法典是一个相对完美的体系，一旦社会生活的情势发生改变，这些定义就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如果进行修改，由于体系的限制，牵一发而动全身，将大大降低与损害民法典的稳定性与适应性，其损害与负面影响无论怎样夸张也不为过。值得遗憾的是，《民法通则》的这些规定，原封不动的搬入到200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民法典草案中。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极其险的立法，如果要制定一部具有稳定性与持久性的民法典，这种对法律概念进行定义性的蹩脚立法亟待改正。
记得《瑞士民法典》的起草者欧根？胡贝尔在论及物权行为时，对民法典中是否规定物权行为一直讳莫如深，他认为，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案子，有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有不同的利害关系，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也千差万别，因此，法律固定于某个立场的作法是不太妥当的。[131]与我国立法者的大胆、勇敢、过分清晰立场相比，欧根？胡贝尔的立场是小心的，但却是睿智的。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在民法典中对概念进行定义应该慎之又慎，因为，这种概念定义性的做法所带来的弊远大于其带来的利，除非万不得已，不应该对法律概念进行定义。因为，随着法学的发展与实践的不断进步，人们会逐渐理解并明确法律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法律概念的内容也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与时俱进。笔者认为，在民法典立法中，一方面，法典不可避免的要对一些法律概念进行规定，首先要明白的是这些概念首先应该是“中性”的概念，这种概念规定的内容应该明确、具体。如果法律概念的内容有争议，或者范围鉴定不清楚，应该不予以规定，留给法学与实践的发展去解决。留给法学与实践去解决，这是一种对概念不能明晰的一种非常科学的解决方法，法学概念只有在随着法学的发展，在时间中得到求证。离开了实践，任何主观臆想与主观臆断并不能还原概念本来之含义。
（二）法律原则
第一，协调功能。民法典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该体系的建立的组成的所有制度、规则并不总是在所有的情形下都是功能互补的，其实，在很大情形下，各种制度、规则是互相矛盾、彼此冲突的。如表见制度的存在就与一般制度存在价值矛盾、利益冲突。表见制度主要是保护产生信赖的第三人的利益、实现交易动态利益的调整。而一般主要是维护被人的利益保护，实现静的利益的保护。与此同理，善意取得、时效取得、消灭时效制度与一般财产权取得制度是互相矛盾、彼此冲突的。那么，是什么把这些彼此冲突、相互矛盾的具体制度与规则统一在一个民法典体系中，并且非常协调有序的发挥制度调整功能呢？笔者认为，正是法律原则发挥作用的结果。如上例的表见制度与一般制度也正是信赖原则与私法自治原则相互协调发挥作用的表现。离开了相关原则的指导，各种制度与规则并不能建立一个有机的体系，也不能很好的发挥功能。
法律概念的内涵篇2
关键词概念知识规定性科学性司法实践
一、走近逻辑的“象牙塔”，从“名”的角度认识概念
什么是概念？逻辑学家认为：“概念是反映对象或现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笔者以为，概念是反映事物或现象本质属性的规范载体，它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中相互约定俗成的指称一个个事物或现象的“名”。我们接触到一个“名”，就接触到了一个概念，从而能认知这个“名”隐含的内容。这种“名”，它在逻辑学上是“概念”，在语言学上是“实词”。在人类的思维与交流中，词为表、概念为里，词为声、概念为意，词为形、概念为魂，词为前台表演者、概念为动作规定者。两者总是配伍在一起，好比一对亲不可分的表兄弟。我们要认知某一个概念，则首先找到相应的词，然后通过快速的思量，才可以认识到一个具体的概念。例如，人们听到或见到书写的“司法”和“司法机关”是什么？稍加思索，就会理解到：普通的“司法”乃“掌管、运用、执行法律之活动”；世界各国国情不同，司法之概念。即定义是有差别的。“中国式‘司法’应为国家的诉讼职能活动”，“中国的司法机关为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p。这样，大家对“司法”和“司法机关”就明析多了，普通的行政执法不属于中国法语境下的“司法”，只有具有诉讼职能的国家机关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才是“司法机关”，其开展诉讼活动及其决定才能称之为“司法”，而隶属于政府序列的公安局、司法局，都不是司法机关，其活动不是中国语境下的“司法”。所谓司法局，亦只是广义上的称谓。其职能是为与世界接轨而设立的法律宣传、法律服务监管、判决执行、以及国际与地区间的司法协助等等，不具有国家的诉讼职能。
词是直白的，概念是隐涵的，隐涵着的概念需要直白的词来承载，可见词是概念的坚实载体。所以语言和逻辑学家认为：词是语言材料，它表现为一串声音或一组笔划（字形）；概念是隐涵在词背后的事物和现象，也就是人们所探究的词之“意”。概念的产生和存在必须依附于语词，运用概念来进行的思想交流也须借助于有声的或有形的词语。概念就象小鸟依人般地依恋、依附于词。一般来说，找到一个词，就会找到一个概念。当然，概念与词间也不是绝对的“一对一”的亲恋关系，也有多角多向的互恋关系。有时一个词隐涵着多个概念，如：“给力”一词，就可能承载着众多的概念：有为他人鼓劲的“加油”，有反映精神状态的“勤奋”、“勤快”，有说明效用的“有帮助”、“很有用”、“很实惠”，有情绪体验性的“带劲“，有评价性的“很棒”、“很好”、“很精彩”、“很牛”等等。有时可能多个词指代的是同一个概念，如：“番茄”、“西红柿”两个词，反映的是同一概念，即：成熟后为红色、微酸微甜的小球状果菜（或能生长红色、微酸微甜小球状果菜的植物）。语文课中的“多义词”与“同义词”，与逻辑老师讲的一词反映多个概念和多词反映同一概念，其实是相通的，只不过是从研究的不同角度讲的，都是揭示人类认识与思维以及交流规律的。辨析词义的过程，就是认知概念的过程。
自从人类有了意识、有了语言，“概念”家族就得以应运而生。每个概念的诞生，都是大脑对事物和现象不断认知、整理、辨析、提炼以及归纳与抽象的结果。对于“概念”是如何诞生并服务于人类思维活动的，早期的人类显得熟视无睹，使用“概念”，乃是于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对其并无清醒的认识，也没有给予其在思维领域中应受重视的位置。直到公元前300多年，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等同辈人创立了“形式逻辑学”学科之后，概念作为思维的基础体，才堂而皇之地在欧洲得到人们重视。在古中国的同时代，诸子百家，流派甚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们为了雄辩的取胜，亦想法研究思维的规律，将概念推当了形式逻辑的火车头，它才得以在《墨辩》（取实予名、察实分物而后有名）和《旬子?正名》这些“辩学”中以崭新的面貌问世。可见，那时的华夏先人不把它称之为“概念”，而是叫作“名”。只到明清时代西方的形式逻辑学科传至华夏大地，中国人才清楚地晓得“名”和“概念”原来是同族！
人们认识“概念”家族后，对它作了这样的定性与定位，即：“概念是反映对象或现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亦即中国古人所讲的“名”：乃准确观察分析事物后得出的“正名”。例如“贪污”这一概念，就是人们长期观察分析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占有公共财物”的现象后，对这类现象所起的“名”。所以，逻辑学家说：概念与感觉、知觉和印象有着质的区别，概念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
正是概念具有的这种清晰性地普遍性，为立法的规范性、司法的严密性提供着基础。
二、明晰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提高认定罪名的准确性
形式逻辑学者研究的所谓“内涵”与“外延”，即是每一概念与另一概念在反映事物和现象本质属性下的差异性。逻辑研究者认为：“概念是反映现象或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人类在共同的思维中约定俗成地赋予每个概念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以解决认知世界具体事物如何更好地达成共识，从而更好地沟通与交流。所谓“内涵”，是指人类所认识到的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本质属性（从词的角度讲，则是一词的准确含意）；所谓“外延”，即是人类认识到的某类或某一事物的外部界限，包括其反映对象或现象的总和（从词的角度讲，则是一词所指的范围）。每个事物的特有本质属性即“内涵”都由“概念”家族中的一个具体成员来“正名”，每个事物的外部界限与范围即“外延”都由“概念”家族中的同一个具体成员来管辖。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里就拿概念家族中某概念来举例说明在人类的思维活动中，概念是如何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为人类作出界定的。拿“刑法”这个概念来说，它的内涵是“国家专门制定的保护特定权益、以及侵犯这些权益之行为所应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其外延则包含了所有的这类规范：即刑法典、单行刑法条例、其它部门法中的刑罚条款。再如“抢劫”这个概念，它所反映的是“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其外延则包含着所有的这种行为，不分是男人所为还是女人所为之，亦不分老、中、青、少何者所为之。可见，概念的内涵反映着事物的本质属性，概念的外延则涵盖着同类的所有对象。
四、重视定义的重要性，强化司法判断能力
人们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必须确定对象是个什么“概念”――本质特征如何；在交往的过程中，需要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清楚地了解对方的意思，即概念的“内涵”是什么。概念家族的每个成员，亦不能自己说明自己、自己证明自己，这就需要概念间相互“给力”地介绍来达成。逻辑学家将这种“介绍”称之为下“定义”或理解“定义”。下“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定义”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被“定义”的概念在前面，处于被介绍、被说明的位置，下“定义”的概念有n多个，以介绍、证明、评判者的身份对前者进行客观公正的说明、解释、肯定或否定。
下“定义”须“定义概念”对“被定义概念”能够起到“介绍、证明、评判者”的作用，这需要我们认真观察事物、找准彼此之间的本质联系、实现从“个别”到“一般”抽象概括。如：中国的“小金库”盛行，它是个什么东西呢？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以前，人们没有清楚地认识它、介绍它、表述它。当时的中国财政学词典说：“小金库”又称“小钱柜”，反过来又说“小钱柜”亦称“小金库”。这样翻来复去不知所云，就犯了循环定义的毛病。后来，人们认真地研究后说：“‘小金库’是一切单位为逃避财务检查和监督而设立的隐蔽地‘帐外帐（资金）’。”这就抓住了“小金库”的本质，为大家正确认识“小金库”，并同利用“小金库”进行违法犯罪的行为作斗争提供着有益的帮助。
明晰和理解一个个法律概念、特别是准确地搞准一个个刑法概念，对于准确地适用法律，避免错误，实在是太重要了。单就刑事司法来说，我们远远不能拿“犯罪构成四要件”来对待复杂的定罪量刑工作，而应准确地掌握犯罪概念内涵即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具体罪名内涵是什么，抓住它们的本质特征去鉴别嫌疑行为是否与之完全相符。对罪名不符合实际的定义和过时的定义，要有鉴别和修正的勇气和能力。下面以三种罪名定义予以说明：（1）抢夺的传统定义为：“乘人不备，公然夺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这个定义与现实的犯罪就不相符，因为骑着摩托车，“乘人有备”时去夺取他人财物的情况比比皆是。所以，“乘人不备”，应从抢夺罪的定义中去掉。（2）盗窃的传统定义为：“以秘密手段非法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现在的根据犯罪发展的现实，修正为：“行为人在未得到他人许可的情况下，以自以为不会被他人及时发觉或者及时维护的方式取得财物的行为”。（3）合同诈骗罪。其现有的定义为：“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此定义适用于普通的合同诈骗犯罪的认定，但它却适应不了特定情形下的商业诈欺行为。如某土地使用权者甲急于尽快开发，在各种准建手续尚未办理到位的情况下，委托中介人乙推荐建筑商前来投标、订立建筑合同。乙找到建筑商丙，但是乙隐瞒了准建手续尚未办好、垫资可能存在巨大风险的事实。丙见该条件优惠，应允若能促成合同的订立，愿给乙中介费。在乙的促成下，丙最后中标，与甲订立了建筑合同。工程开工不久，主管部门勒令停工。由于甲的努力，三个月后拿齐了各种批文，但丙因停工三月而损失80余万元。工程结束后乙如约收到工程款共计1.35亿元，实现利润2000万元。乙向丙索要中介费余款35万元，丙以自己因停工损失了80万元为由不付。乙转而向法院起诉，丙则向公安机关经济侦查部门举报乙在中介合同订立过程中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巨额中介费构成合同诈骗罪。显然以传统的诈骗罪定义认定乙构成诈骗罪，有悖公允。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人在交易中诱使对方为取得财物或者服务时，付出极不恰当的对价，并因此令其财产整体减少或者精神愉悦不能增加。如果被欺诈后，财产总体上不仅不减少反而能大幅增加、或精神愉悦增加的话，一个希望财富增加或愉悦精神的人，就会希望别人天天来诈骗自己！可见，对现行的合同诈骗罪的定义还应进行某些限定。可以修改为：“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诱骗他人交易，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巨大的财物，并令其财产最终实质减少或精神愉悦不能实现的行为。”
法律概念的内涵篇3
引言
鉴于中西文化的不同，语言结构的差异，法律英语术语的翻译逐渐成为了摆在人们眼前的一道难题，如何完善中国法制建设，如何消除中西文化的语言隔膜，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克服的语言难题。自顺应论关联理论的提出之后，它对语言翻译所产生的穿透作用便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1.顺应论的涵义
顺应一词最初起源于生物进化论中的一个概念，当它被人们用作语言研究时，它的实际含义就被赋予了其它的概念。从顺应的角度出发，在语言翻译中，顺应指的是发话人与对话人之间根据语境的不同，不间断的作出语言上的选择过程。语言选择主要分为两种，一是语言结构层面上的改变，二是语言策略层面上的开展。语言选择的过程，其实质就是语境和语言内容二者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如果清楚的认识到顺应元素在语言翻译中重要性，并适当的做出语言选择，那么翻译的质量就会越高。
2.关联理论的涵义
关联理论是一种衍生于语言交际的理论，它的主要论点就是：语言的内容和语境的结构以及各种隐含式的深层表达，使聆听者对原话的产生联想出不同的涵义理解。聆听者在多种情况下，多个场合中无法对语言表达的原意，进行正确理解，因为它只会按照统一的规格标准去陈述原话，然而，这个统一的语言标准就是聆听者对原意推敲的唯一认证，这也就是关联性的具体含义。在语言交际中，发话者并未向他人明示自己的真实意图，但是听话者可通过言语之中的逻辑性推理，寻找出其中的关联依据，从而揭示出言语中的隐含之意。
3.顺应论关联理论视角下的法律术语翻译
法律英语术语的翻译，囊括了多种语境的结构，蕴涵了多重语言的层次，按照翻译结构的不同，法律英语术语的翻译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结构，一是对等翻译，二是不对等翻译。
3.1对等翻译
中西文化尽管存在着较大差异，但在法律的背景之下，中系法律和外系法律其制度基础和法律根基是无法变换的，鉴于法律概念和制度原则的相似性，在法律英语术语的翻译过程中，可使用一一对应的对等翻译法。基于翻译内容的特殊性，对等翻译法在使用中又可分为两种清况，第一种是法律英语的专业法律术语，且只有一个指定的法律原意，而在汉语翻译中也具有相似的法律术语，具备对等功能，在相似的法律概念面前，翻译者只需将中文内容与外语涵义相对应，即可实现翻译目的。例如：plaintiff一原告，defendant一被告，Y'app一强奸罪，forcemajeure-不可抗力等。
第二种情况就是，当英语术语已经成为法律的专业用语时，这种对等翻译的概念已逐渐向汉语法律传播，由于这种翻译概念已在人们脑海中形成固定思维，翻译者必须不受愿意的干扰，对法律涵义进行正确的理解，才能将对应概念的汉语术语进行匹配翻译。
3.2不对等翻译
基于翻译情形的差异，不对等翻译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普通法系特有的法律概念词的翻译，二是两大法系存在差别理解的法律概念词的翻译。
第一，普通法系特有的法律概念词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语言特定性和确定性，一个专业术语只存在一种解析，这种理解方式是英美法三国共同开创的。但在中国法系中并没有这种对应的语言概念，也就是说，目前中系法律还存在着这种语言术语的翻译空缺。在语言翻译过程时，翻译者需要反复斟酌，作者的原意信息和隐含内容，才能准确的表达翻译内容。法律英语专业术语是英美法三国法律概念的专用词语，它的实际含义必须要与法律概念相一致、相契合，这样一来，才能保障法律内容、法律原则的正确性。多年来我国一直实行法律英语的汉译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更深入的了解，英美法等先进发达国家的，法治理念和法律制度。因此翻译者在法律英语术语的翻译过程中，既要准确无误的传递法律概念的真实含义，又要避免隐含词汇给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
第二，两大法系存在差别理解的法律概念词的翻译指的是，法律词汇在涵义上、概念上的相似性，词义雷同，但不等同。例如：英美侵权法里面的两个词语：libel和slander，根据《布莱克法学词典》的解析，libel指的是利用语言文字、印刷图片等形式，对他人的名誉与尊严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而slander指的是，为了达到破环他人名誉、破环他人职务和职业的目的，说出诋毁他人名誉的言语。根据《新英汉词典》的权威信理解，破坏他人名誉的行为，被译为“诽谤罪”。而依照读者自己的理解“诽谤罪”是刑法中的概念，侵权法属于民法的范畴，显然不等同于刑法制度，翻译者从原文语境中所寻找出的关联词语，正是导致了翻译错误的原因。归根到底，在汉语的理解中也存在着民法的诽谤概念，但不区分具体的形式，翻译译完全可以将libel和slander分别译为“书面诽谤”和“口头诽谤”。
4.结语
综上所述，法律英语术语的翻译对法律英语的词汇解析，起到关键性的引导作用，但鉴于两大法系体系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如何正确的对法律英语术语进行翻译，就成为了人们所探索的翻译主题。本文从顺应论关联理论的视角出发，分析了顺应论和关联理论的语言解析能力，并根据顺应论和关联理论的解析原则，诠释了对等翻译和不对等翻译的语言解析，并结合读者的法律认知，论证了翻译者最佳的关联性原则。
法律概念的内涵篇4
证据这一概念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经常成为法现象思考的逻辑前提和常识。正因为是常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使用却忽视了对证据含义的深度思考。直到晚近，学者们才觉悟到这一法学盲区的存在是多么危险[1]，于是纷纷自觉地对证据概念展开反思和重构，由此产生了许多观点和主张。但是纵观目前证据概念的学术纷争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学者对证据含义的揭示，都着力于证据的形式概括，疏于对证据概念承载的价值功能进行剖析，从而给人以就事论事、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印象。因此，本文拟在廓清目前笼罩在证据概念上的学术迷雾的同时，重点以证据概念的实践价值和现象解释功能为视角，对证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分析，以期对证据法学学科建设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一、如何定义证据:以逻辑学为视角的考察
（一）概念还是定义:逻辑前提的澄清
当前学者们在谈论证据的含义时，习惯用证据概念来指称，即把对证据含义的解释称为证据的概念。这种称谓在一般意义上似乎不会造成太大的误解，但是，从严格的语意学上来看，是不准确的。具体讲是把证据概念与证据定义混同了。概念和定义都是逻辑学的基本范畴，但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人类在认识过程中，把所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2].而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3].证据这一语词本身就是一个概念，是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物证、书证等事实材料共同属性的概括。所以，把对证据这一概念的解释再称作证据概念显然是不妥当的。实际上，我们通常所称证据概念，如证据是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4]，并不是证据的概念，而是证据的定义。我们之所以严格区分概念和定义，不仅是因为学者们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常常混淆，更重要的是概念和定义作为逻辑学的两个基本范畴，其使用规范有着很大的不同。即概念的概括和定义的描述分别遵循不同的逻辑规则。如概念不仅有单独概念和普遍概念、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正概念和负概念等分野，而且在对事物确定概念时还要注意概念之间的重合、包容、交叉等关系，以免混淆概念之间的界限。反之，在给概念下定义时则要符合下定义的一般原则，不懂得这些一般原则，所下定义就不能很好揭示事物的内涵和外延，容易造成人们对概念理解的混乱。
（二）对当前证据定义的逻辑学检视
关于证据的定义，如果从关于下定义的规则的逻辑要求来考量，目前见诸一些教科书和学术论著中的证据定义，是很值得商榷的。如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5]，这个关于证据的定义至少有一点是不周延的:民事诉讼证据和行政诉讼证据也都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也就是说这个关于刑事诉讼证据的定义在外延上把民事、行政诉讼证据也包括进去了。在有关证据定义的表述上，之所以出现这样多的分歧以至于出现大家自说自话的混乱局面，除了对于证据内涵的认识不同外，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大家在给证据下定义时，忽视了概念定义的逻辑学要求。这种不遵守逻辑规则的下定义方法对证据法学的学科建设是非常有害的，这不仅暴露了证据法学者语言表述的粗砺，也容易造成学术对话中的隔阂和误解，甚至对司法实践会形成误导。从逻辑角度看，在证据法学这一论域中，关于证据概念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证据概念体系，这个概念体系由多个相关的证据概念组成，而每个概念之间由于内涵和外延的分野，决定了它在这一体系中的种属地位。同时这些证据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进行归类。由此形成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等级森严的证据概念系统。这个系统大致可以用图来表示:
在图中，每种证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不同，相互之间存在或并列或种属关系，这样在给相应的证据下定义时就要针对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来进行描述，而不能张冠李戴，如把仅能反映刑事诉讼证据内涵的定义当作所有证据的定义，就容易造成混乱。
二、认识层面的界分:证据是什么和证据应该是什么
长期以来，围绕证据概念的争论表面上看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实际上并非如此。以证据概念的事实论和根据论这两种主张为例，前者追问的核心证据是什么，而后者探讨的核心则是证据应该是什么。两种不同的核心命题分别代表了证据概念解释的认识论倾向和价值论倾向，这两种倾向在某种意义上则又反映着证据概念解释论上哲学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分野。
证据是什么，是对证据本质的终极追问，而对本质的思考是一个哲学问题。哲学是一门求真的学问。哲学视野里的证据，作为用来证明案件客观真实情况的根据，当然首先要求其自身必须是客观真实的，因而也自然与案件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问题的关键是，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受制于认识能力和认识条件，人们对于哲学上理想的证据并不是都能识别并作出准确的判断的。也就是说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未必能被发现、收集并被判定作为证据来使用；反之，一些假象则有可能由于认识和判断的误差而被当作证明的根据使用。而且这种状况只能改善，却永远不可能完全避免。因而，站在实践理性的角度，哲学理性上的证据只能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或观念模型，而不可能是证据现实。
但是，案件时时都在发生，纠纷时时都等待我们去解决。我们不可能期望在我们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条件使我们足以发现真理时——就案件而言——在真实的证据以及用真实证据能够证明客观真实的案情时，我们才去解决纠纷。我们必须基于我们现有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条件来处理现实的问题。换句话讲，我们必须从实践理性出发，对我们解决纠纷需要什么样的证据作出选择。从神示证据的出现到当今众多证据规则的产生，反映了人类对于真理（真相）积极而又无奈的追求。但是最终人类还是痛切地意识到，我们所能做到的也是最好的选择是:放弃对证据是什么的哲学追问，代之以证据应该是什么的思考和制度设计。因之，关于证据的法律和规范产生了。法律和规范视野的证据，不再将重心放在它是不是事实，而是更关心什么样的证据能被人们的价值观包容、接受并用来解决纠纷。到这时候，实际上有了一个与哲学上证据完全不同的法律上的证据概念，这个证据的品格已不是客观的而是法律拟制的。换言之，法律要求它有什么样的品格，它就有什么样的品格。比如，法律要求它必须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不符合这种表现形式的就不是证据，即使它是客观真实的。我们不应该片面地强调法律用语和人们日常用语的差异，而偏离人们在长期形成的语言习惯中对证据一词的一般理解，并生造出所谓“法律证据”或“法律事务证据”的概念。从这一意义上讲，认为证据首先是一个日常生活用语，并因此要抛开人们对证据的一般理解而在所谓的“法律意义”上为其重新下定义的观点，实际上是证据概念问题上的第一个误区[6].对于这种见解我们完全同意，并且认为这和我们所坚持的诉讼证据的法律属性并不矛盾。但要指出的是，这种对证据概念的分析是从语义学着眼的，而不是从哲学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别着眼的。单从语义学出发，无论日常生活中所讲的证据，还是诉讼活动中所讲的证据，的确没有本质的区别，区别的只是对其收集、运用规则的有无和不同。因为从认识论看，日常生活中使用证据概念的活动和诉讼中运用证据的活动，同属于人类实践活动，具有实践理性的共同要求。但我们所强调的诉讼证据的法律性或法律意义上的证据，则是基于哲学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差异而提出来的，与上述分析的旨趣完全不同。换言之，我们争论的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正如案件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概念的分野对于诉讼证明认识的科学化一样，承认哲学意义上证据与法律上证据的区别，并自觉地完成研究视角的转换是诉讼证据概念科学化的要求和表现。实际上，如果厘清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当前在证据概念上的纷争，也就很容易消解了。
法律概念的内涵篇5
一、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
我国民商法将诚实信用作为基础原则之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的深化，市场经济活动日益频繁，而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必须要拥有一个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来作为经济活动的约束。在我国民商法的建设过程中，最早诚实信用原则只是一个简单且模糊的概念，并没有通过实际的法律制度来表现出来。但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需要具体到实际的法律条例中，从而有效的约束经济活动，才能保证市场经济活动有条不紊的开展。而目前，我国国家政府逐渐加大了对于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视，同时也在立法过程中完全贯彻并落实诚实信用原则。在诚实信用原则下，我国市场主体的行为得到了有效的规范，并提高了市场主体的道德意识，避免了一些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事件发生，保护了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活动的稳定。而诚实信用原则在经济活动中的落实一般都体现在交易双方对于合同的遵守，在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下，交易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合同上的约定，不能作出背信弃义的行为，否则就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随着我国民商法的不断成熟和完善，学术界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研究也在不断的深入，而在研究过程，也诞生了很多对于诚实信用原则内涵的不同解析。而认可度最高的，且最具有权威性的则是说，诚实信用原则是用于约束经济活动中各方的行为，以诚实信用作为各方的行事准则。当然在这一基础上，诚实信用原则更加解决了在法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如在民商法中未能明确规定的行为活动，可以通过诚实信用原则来进行科学合理的判决，提高法律判决的公平公正性。
二、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商法中的缺陷
(一)内涵不明确
目前，我国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并没有得到明确，虽然有关诚实信用原则内涵的研究正在不断的深入，到仍然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目前，我国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内涵的研究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语义说，顾名思义，指的是在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任何经济活动中的主体都必须遵守诚实信用这一规范，不能以任何形式来进行欺诈或违背合约的行为。
2.条款说。该学派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在于诚实信用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条例，虽然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法律条例来说太过于模糊和笼统，但在实际法律实践中，却可以用其来解决民商法存在的漏洞和矛盾，并以诚实信用来作为衡量民事活动的依据，从而作出最公平公正的判决。
3.持有立法者意志说。该学派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在于它本身是用于维护整体市场秩序的，是贴切立法者的意志。
4.双重功能说。该学派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在具备一定刚性的基础上，也具备一定的调节能力，即在法律判决过程中，可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准绳来调节道德以及法律。总之，上述几种是当前主流的诚实信用原则的研究学派。虽然这些学派都提出了一些十分具有价值的理论看法，但目前我国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仍然没有进行明确。而这一不明确性，必然加大了在实际法律实践运用中的难度，甚至会出现一些矛盾和问题。
(二)诚实信用序位较低
上文说到，诚实信用原则是民商法的基础原则之一，除了诚实信用原则，还有自愿原则以及公平原则以及等价值穿鉴原则。虽然从理论上出发，诚实信用原则是我国民事立法的最高准则，但在实际的序位中，却并非如此。纵观我国的民商法以及其他民事法律法规，都没有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第一序位，而现有的民法基本原则的排序，诚实信用原则是在最末位置。这样极不符合我国诚实信用原则的理想地位。
(三)缺乏保障制度
缺乏保障制度具体指的是在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制定出较为全面的关于诚实信用的下位原则，而下位原则又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应用，缺乏下位原则必然会使诚实信用原则变得模糊，不利于法律实践。而随着我国民商法的各项法律规定不断完善，诚实信用原则也同样贯穿并落实到很多法律制度中。但实际上，诚实信用原则的贯彻并没有具体到各项法律细节上。这样一来，诚实信用原则的贯彻及落实就缺乏强有力的保障，在很多法律实践中也成为一项空谈。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对经济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目前的逐利风气日益蔓延的背景下，社会上各类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事件层出不穷，不法商家欺骗消费者，向消费者隐瞒商品事实，不仅损害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有甚者对消费者的人身健康带来一定的危害。同时，在交易过程中，如果交易双方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就必然会造成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坏，或直接导致交易行为无法正常开展下去，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秩序的稳定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而上述现阶段的市场现状，都是由于我国尚未行为诚实守信原则的保障制度导致的，法律法规的不具体化为不法分子带来了可乘之机，钻法律漏洞的情况需要及时遏制。
三、完善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路径
(一)明确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
明确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对于诚实信用原则在民商法的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上文所述，由于诚实信用原则内涵的不明确，导致在实际法律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的发生，原则内涵的模糊也为实际的司法过程带来一定的困扰。而明确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可加强人们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认知，是原本较为抽象的诚实信用原则更加具象化，有利于法律实践的开展。而诚实守信原则的内涵及概念，在实际法律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人民群众和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通过了解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内涵和概念，可对自身行为进行更好的控制，才能做到知法、懂法，并积极遵守法律制度。而司法者通过了解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和概念，可更加准确的作出司法判决，更加公平公正的分析经济活动主体行为是否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而这些作用，都促就了我国市场秩序的稳定，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想要明确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还需要各界共同的努力，改善争议、混乱的局面，针对诚实信用原则实际的应用情况以及法律需要，来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
(二)提高诚实信用原则的序位
自我国建国以来，法律体系就一直在不断的建设中，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并不断的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及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而在我国中，虽然诚实信用原则拥有法律最高行为准则的这一称号，但其实在实际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以及序位并不是很高。在这一现状下，就需要在我国民商法中，赋予诚实信用原则最高的序位，改善过去最低序位的局面，从而避免最低序位下存在的问题。同时，仅仅是赋予最高序位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出台相应的法律规范，明确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最高行为准则的这一法律规定。
(三)完善诚实信用体系
想要完善我国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还需要不断完善保障体系。首先，把诚实信用原则落到实处，在各项民商法律中做好具体的规定。按照实际需求，建设好诚实信用原则的下位原则，从而为实际的法律实践带来可靠的依据。其次，建立好相应的社会信用体系，解决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下存在的矛盾及问题。如消费者和商家的矛盾，商家不允许欺骗消费者或隐瞒商品事实。再如商家和商家之间的矛盾，在逐利的基础上必须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不得违背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协议及契约。建设好市场信用体系，做好市场信用排查工作，对不诚实、不守信的市场活动主体进行有效的整顿。出台相应的法律制度，尤其是惩戒制度，对违法诚实信用原则的个体或团体进行合理的处罚，从而形成一定的约束力，从而优化市场环境。
(四)加强诚实信用原则的执行力度
根据上文所述，过去中由于没有明确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概念，所以在法律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大的测量空间。而这样的问题，会造成诚实信用原则执行力度差的现状。在实际的过程中，并没有较为完善的标准来作为司法活动的依据，同时也没有丰富的经验来作为参考，这就造成了诚实信用原则难执行的局面。而加强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行力度，就需要从明确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概念出发，只有明确了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概念，才能让司法者更好的进行行为判断，同时作出更加公正的裁决。除了明确内涵及概念，还需要不断的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衡量标准进行明确，针对不同市场活动主体存在的差异，制定不同的衡量标准，从而使实际的法律实践拥有完善的参考依据。
(五)加强信用建设
1.加大法律约束力的发挥。法律是市场主体保护自己权益的工具，同时也可用于约束、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通过法律，市场主体可以明确的认识到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做了什么事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与后果，只有不断完善法律制度，才能为市场信用建设提供良好的现行条件。
2.而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循者是市场主体，想要加强市场信用建设，还需要不断提高市场主体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认知，培养市场主体良好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政府方面要加强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宣传力度，加强法律普及工作，开展对市场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市场主体的觉悟。同时，政府还需要不断加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同时，市场主体之间也需要进行互相的监督，优化举报渠道，增加诚实信用监管的透明度，加强社会各界对于市场主体诚实信用监管的参与度。
法律概念的内涵篇6
关键词：前科学概念；概念例证；归纳
中图分类号：G6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315（2014）02-068-001
科学概念是客观事物的共同属性和本质特征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组成科学知识的基本单元，也是形成科学学科结构的基础。以构建科学概念为主线的小学科学课堂教学，是达成新课程理念下小学科学课堂教学三维教学目标的主要手段，也是小学科学课程作为培养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的科学启蒙课程的主要体现。学生科学概念形成的五个要素分别是：概念的语词、概念的内涵、概念的外延、概念的例证和前科学概念，只有紧紧围绕这五个要素去构建科学概念的过程与方法，才能真正帮助学生建构科学概念。
一、关注前科学概念，促使产生认知冲突
前科学概念是错误概念和相异概念的综合表达，是科学概念教学以至科学教育的重要课程资源。小学生往往带着各种各样的前科学概念进入到科学教育中，可见小学生科学概念的建构并不是从零开始的。因此，关注小学生的前科学概念，通过直观形象的科学对比现象，可以促使学生产生强烈的认知冲突，激发他们的探究欲望，同时产生新的问题，开始进入新的科学概念的建构过程。这种关注前科学概念的设计过程同时也是小学科学课堂教学中很常用的一种导入和揭示课题的方法。如《食物链和食物网》中，我们会分别出示：植物、蝴蝶及其幼虫、麻雀、蛇、老鹰等实物图，让学生利用前科学概念来做“谁吃谁”的游戏，并让学生说说“谁来吃老鹰？”整个的活动过程使学生产生了到底“谁吃谁”的认知冲突，不但开始进入了食物链科学概念的建构过程，还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科学概念的建构做好了铺垫。还比如在《斜面的作用》中，我们也通常会用“盘山公路”、“卡车装木桶”等科学现象来导入，激发学生探究欲望，开始“斜面可以省力”的科学概念构建过程。
二、引导概念内涵，体验、归纳特性与规律
概念的内涵是科学概念的核心，它反映了事物特有的属性。由于小学生学习思维具有强大的直观性，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科学概念的建构必须要从具有显性特征的现象或规律入手。当他们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不断地体验与观察，获得了一定的感性经验积累后，再以归纳的方法来逐步建构科学概念的内涵。在《运动与摩擦力》中，在引导学生建构摩擦力科学概念的内涵时，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学生的生活体验。如先让学生说说生活中的摩擦力现象，并说说如何感受到摩擦力的；然后一起做“手掌与桌面摩擦运动”、“拉小车游戏”；最后让学生来归纳共性的现象：物体运动、接触面产生摩擦、感到一种阻碍运动的力。通过这种直观的体验和归纳，就可以慢慢引导学生建构摩擦力的概念内涵。
三、辨析概念外延，排除影响概念内涵内容
概念的外延是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全部对象，它表明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有哪些”，是概念的量的规定性。对小学生而言，概念的外延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它很容易在他们建构科学概念内涵时产生“诱导性”，从而使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发生混淆，导致科学概念建构的失败。只有引导学生对概念外延进行辨析，排除会影响概念内涵建构的内容，才能明确概念的内涵。在《声音是怎样产生的》中，学生很容易会被产生声音的科学概念外延所迷惑，他们会把“摩擦、碰撞、运动”等现象看成概念内涵――震动的外延。为此，我们就需要逐步设计辨析活动，排除它们对概念内涵的影响。如先让学生拉橡皮筋和用力慢慢弯曲钢尺，观察是否有声音产生；然后让学生对比静止状态和处在震动状态的橡皮筋与钢尺；最后让学生敲击鼓面，观察鼓面的震动。这一系列的辨析，让学生明确了声音由物体振动产生的科学概念内涵。
四、突出概念例证，逐步巩固建构的科学概念
科学概念的形成离不开概念的例证支持，概念例证一般包含正例、反例和特例，一般小学科学概念的构建主要依靠正例和反例的支持。概念例证的实施过程贯穿着整个科学概念构建过程，例证的过程不仅培养了学生推测、设计、实验、验证等科学探究能力，发展了科学思维能力，还逐步巩固了新建构的科学概念。在上述课例中，《斜面的作用》和《运动与摩擦力》主要通过正例支持，让学生进行科学探究，逐步建构“斜面可以省力”、“接触面光滑，摩擦力小，接触面粗糙，摩擦力大”、“物体质量轻，摩擦力小，物体重量重，摩擦力大”三个科学概念；《声音是怎样产生的》在正例支持的基础上，还利用了反例――按住震动的鼓面，声音马上停止，帮助学生巩固“声音是由物体的震动产生的”这一科学概念。
五、淡化概念语词，强调科学概念形成过程
法律概念的内涵篇7
什么是逻辑？它是人的一种抽象思维，是人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来理解和区分客观世界的思维过程。对于强调听、读、说、写能力的语文教学来说，逻辑是怎样体现的呢？从认知角度看，听和读是话语理解和信息输入能力。这里就需要运用缜密的逻辑思维对收到的信号进行分析与处理。说和写是表达思想，是信息输出技能。如何将自己所想用嘴或笔准确表达出来取决于个人对事物的思考以及分析的全面。逻辑思维能力正是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逻辑知识全面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能力。逻辑知识渗透在语文学习的方方面面。
一、“概念”知识在语文学习中的应用
概念包括两方面：反映对象根本属性的“内涵”及反映对象具体范围的“外延”。由此，我们不难联想到近年语言文字运用的一种常见题型——下定义。下定义的常用手法，即是被定义对象加种差，再加属概念构成的判断句。“种差”，即外延；“属概念”，即内涵。我们如果利用逻辑原理，即可轻松解决这类问题。例如，我们为三角形下定义，内涵即为其与其他平面图形共有的特点，即封闭图形，是对象的根本属性；外延是它的具体范围、特点，即三条线段首尾相接。由此，“三角形是由三条线段首尾相接而成的平面封闭图形”，这一结论也就不难得出了。2006湖北卷的考题这样概括信息：端午节是每年初五通过吃粽子赛龙舟来纪念屈原的一个民间传统节日。我们就是先找端午节的属概念，再用时间、方式、意义这样的逻辑来作答。如果学生对概念这一知识有一定的掌握，那么在组织答案时就会轻松很多。
对于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准确把握也体现在作文的写作中。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审题立意的正确往往成为作文成功的关键。面对“不得脱离材料的范围及含义作文”的要求，扩大概念外延和脱离概念内涵就成为最常见的偏题走题原因。例如2014年高考辽宁卷，作文材料中男孩与老人的对话其实一直围绕的概念信息是“美景”，再细化就是“现代科技美景”和“自然美景”。所以行文中必须把握的概念内涵就是“美景”，概念外延就是“现代科技”“自然”。有些学生写作中不注意外延的把握，对“美”是什么大谈特谈，得出“真正的美就在心中”这样脱离材料的观点与结论。有些学生能够辩证地看待现代科技，这应该是不错的想法，但是又发生脱离概念内涵的问题。学生想到现代科技有利有弊、有得有失，但是行文的过程中却抛开“现代科技”这个概念内涵，纯粹地谈“得失”“舍得”。
如果想做好在材料的范围内作文，学习一下“概念”这部分知识是大有裨益的。人教版必修四的梳理探究模块就有逻辑知识内容，但真正教授的少之又少。所以语文教师也应该具有一定的逻辑能力，这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更易讲到点上，让学生从根源上明白症结所在，也容易提高审题能力和紧紧围绕观点行文的能力。
二、“命题”知识在语文学习中的应用
我们有时会发现，一句话的含义除字面义外，还有类似于“潜台词”的隐含义。而往往隐含义要比字面义重要的多。听一个人说话，不要听他说了什么，要听他没说什么。
例如，在黄庭坚《南乡子》一诗中，要求我们对“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一句作鉴赏。如果把它换成命题形式就是“我是一个独自倚楼的人”。表面上看，诗句似乎只是说诗人独倚高楼，而当我们认真揣摩其中的隐含义时，诗人的“独”字与众将的“说封侯”形成对比，作者鄙弃功名，清高自守的思想随之显现出来，正确答案也不难得出了。
在诗歌鉴赏中逻辑的恰当运用，正是我们对诗人思想感情进行探究的必备法宝。它能帮助我们对诗歌的理解，更能大幅提升我们在此类题型上的得分率。
三、“逻辑规律”在语文学习中的应用
逻辑规律，即人类长期思想实践的正常反映。逻辑规律在语文学习中的重要应用，当属在解决六大常见语病之一的不合逻辑问题中的运用了。
例如，病句“5·21空难中，他是二百多名死难者中唯一幸免的”，“幸免”，自然是没有死，与“死难者中”产生矛盾，违背了逻辑规律之一的矛盾律，造成语病的出现。
病句题中的歧义、前后矛盾和概念交叉等。逻辑规律中有一些基本的规则，主要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在做好“三律”应用的同时能解决掉语法中常出现的偷换概念、偷换命题、自相矛盾、模棱两可等情况的出现。这对我们解答修改病句题有很大的帮助。如：“可惜，这部在他心中酝酿了很久，即将成熟的巨著未及完篇，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句话出现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前部分先陈述的是“巨著未及完篇”，后陈述的是书的作者“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概念前后不一致，违反同一律的逻辑要求，偷换概念，那就必然会使思维含混不清，不合逻辑，既不能正确地组织思想，也不能正确地表达思想。我们在修改语病时如能熟练运用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常见逻辑规律，“不合逻辑”这一语病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法律概念的内涵篇8
[论文关键词]法律监督内部关系概念
一、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概念
“法律监督内部关系”一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指法律监督各项权能之间的关系。法律监督各项权能共同构成法律监督职能，是法律监督职能的具体内容，它们之间的关系自然属于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范畴。二是指法律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检察系统内部各功能主体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或者为了保障和促进法律监督职能而形成的关系。这两层涵义是有联系的。法律监督各项权能之间的联系直接决定和影响了法律监督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法律监督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应当由法律监督各项权能之间的客观联系所决定，理应是对它的全面反映。从这个角度来说，两层涵义本质上具有一定的同一性。不过从本文写作的目的来说，从第二个层面来界定法律监督内部关系更为恰当。因为法律监督各项权能之间的联系最终仍然要通过构建合乎其要求的主体关系来实现。此外，主体关系的构建不仅仅要考虑权能之间的客观联系，而且要考虑更多的要素，这些要素虽然与权能之间的联系无关，但是对权能的有效发挥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据此，本文中的法律监督内部关系一词采用第二个层面的涵义。
这一涵义包括了以下两层内容：
1.法律监督关系是指检察系统内部各个功能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是一个含义十分复杂的词语，在不同的学术领域有着不同的内涵。如在哲学领域，主体是相对于客体的一个概念，是指在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过程中，起主动作用的事物。法学中的主体是与法律关系一词紧密联系的，确指法律关系中的人。如在行政法关系中，行政行为的发出者和接受者都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本文中的主体并不考虑上述两个层面的意义，而是特指所有的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的业务部门（机构）和监督管理部门以及这些部门内的职能人员。
2.法律监督关系是指各个功能主体之间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或者为了保障、实现法律监督职能而产生的关系。每一个功能主体在对外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时，难免要与其他的主体发生关系，比如下级与上级、侦查与批捕，等等。为了确保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实施，在检察系统内部还存在对职能部门进行监督和管理的部门，它们之间也会发生一定的关系。这两类关系是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实际内容。
法律概念的内涵篇9
关键词：行政强制；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即时强制；行政强制行为
中国的行政强制立法自1996年以来一直在紧锣密鼓进行着，到此已近尾声且进入该法制定的实质性操作阶段。然而，相对于不成熟的中国行政法学理论来说，行政强制时至今日亦未盖棺定论，达成共识。尽管该法征求意见稿采用折衷之法，但却仍不能克服和避免理论的不周延和实践的缺陷，以至导致行政法理论和实践的失范和缺失。正所谓，“世界上大多数纠纷都是由词语引起的。”在法律界和法学界，对法律要领把握和理解的不同，常常是引起争论和讨论之根源。行政强制，即将进入法律之门的法学概念，从诞生以来一直并正在经受这样的洗礼和考辨。为此，从实践和理论出发，立足现代、法治和行政法的新范式，我们对之行政法语义梳理、析辨和检讨，以供商榷。
一、行政强制——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
纵观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关于行政强制有三种观点：
1、行政强制被等同于行政强制执行。
2、行政强制等同于行政强制措施。
3、行政强制是行政强制执行和行政强制措施的合称和总称。时至今日，由此形成的“行政强制=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的认识不仅被学者们所推崇，而且为我国立法工作部门所初步认可，这将影响到我国对即将制定的法规名称的考虑。围绕此，正如应松年教授所解释的那样：“由于考虑到这部法律既要规范行政强制执行，又要规范行政强制措施，因此有人建议将该法称为行政强制法而不是行政强制执行法。”从其发展进程，我们不难洞察出：中国立法的经验性，同时也凸现出概念对立法的重要意义。立法，固然离不开经验。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它不在于逻辑。然而，经验的过程本身就是逻辑的过程，尊重经验并不等于停留于经验之上。如是，便成了经验主义。任何事物都是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经验或经验性从来不是该事物。因此霍姆斯的哲语名言仅强调了经验的重要性，并非说法律就是经验。这样，认识和把握行政强制便不能仅从经验的角度去考察，必须置入逻辑的系统和视角中才能得出一个科学的解，这就是法律概念，即必须把行政强制置入法律系统中得出一个法律概念。只有这样，理论和实践才得以周延。法律概念是对各种法律事实进行高度抽象和概括后形成的权威性范畴，它是理解一部法律基本精神和基本内容的钥匙，也是正确适用法律规范的先决问题——如果对法律的内涵和外延没有正确的理解，那法律规范的适用就可能是一种“滥用”或者构成违法行为。可以说，法律概念是法律的骨骼，是法律思维和实践的逻辑起点，是法律构成的基本必备要素。只有借助法律概念，立法者才能制定文件；只有借助法律概念，司法者才能对事物进行分析，作出司法判断；只有借助法律概念，民众才能认识法律，法律研究者才能研究、改进法律，也只有借助法律概念，政府（行政主体）及人员才能依法行政。因此，行政强制、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三概念并非简单的等同或包含，不能单据经验的实践和实践的经验对之加以界定，但不可否认行政强制包含着行政强制执行和行政强制措施。反审之，后二者是前者的表现形式和载体，但不是全部。从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分析，在假定、处理、制裁中，行政强制执行和行政强制措施仅是其处理的部分，而行政强制却是其全部；在法律事实、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的法律逻辑结构中，也是同样道理。如下：
由上可见，行政强制，从整体而言是法律规范论；从个体而言是法律规范。行政强制执行和行政强制措施都属处理和法律关系中的内容。前者是以强制行为为内容的过程，是核心；后者是强制选取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行为对外发生作用的工具。一个是动态，一个是静态。然而，相对于非行政强制的行政强制，不仅融入行政法律体系中，而且还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它包容了二态并涵盖诸多内容，是一个复合性的法律概念。所以，行政强制的内涵和外延大于行政强制执行和行政强制措施的内涵和外延。
二、行政强制——即时强制——行政强制执行
目前，对三者的关系有三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行政强制执行包含即时强制，行政强制即行政强制执行；另一种意见认为，行政强制是指行政机关对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采取的直接强制措施；第三种意见认为，行政强制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而采取的各种强制性的手段，不仅包括行政强制执行，也包括即时强制。我们认为，前二种意见不周延，后一种意见虽有可取之处，但仍不全面、周延，存在失范。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强制以强制与否有强制与非强制之分，以即时与否有即时强制与非即时强制之分；以国家权能有立法、行政、司法强制之分，即时强制也可作同样的划分。在行政法（学）的视阈内，对强制研究和界定，首先得出的便是行政强制。当行政强制以时间情势状态为标准也有即时行政强制和非即时行政强制之分。而即时强制是以时间情势状态为标准对强制归类和划分的一种情形，并未置入行政法学的视域内。置入其中继续划分同样可得出：即时行政强制和非即时行政强制。可见，行政强制和即时强制是对强制以不同标准进行划分和归类的平行或同位概念。其关系可表为：
强制（权能）——行政强制（时间情势）——即时行政强制和非即时行政强制
强制（时间情势）——即时强制（权能）——即时行政强制、非即时行政强制
由此可以看出，行政强制和即时强制是在不同视角下的即时行政强制的属概念，二者是交叉的，共同部分是即时行政强制。即时行政强制或行政即时强制的概念是本世纪初德国学者佛莱纳率先提出和使用的，后逐渐为学者所接受。对行政即时强制和行政强制执行的关系，行政法学上有三种不同的学说：
1、包含说。该说认为，行政即时强制是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是一种直接强制执行。可以说，该说是行政法学初期的通说。
2.交叉说。该说认为，行政即时强制和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交叉关系，即行政即时强制的部分内容或某些行政即时强制属于行政强制执行。
3.并列说。该说认为，行政强制执行和行政即时强制都是行政强制，但却是二种互相独立、互不隶属的行政强制。各国的相关立法，也体现了该说。可以说，并列说基本上已成当前行政法学的通说。
上述三种学说产生或存在于相同或不同的历史时段，在当时的情势下应该说不论理论或实务都有其合理性。然而，站在科学、完整的行政法学的角度，行政即时强制和行政强制执行是不同位次和位阶的概念。前者是集合概念、全称判断；后者是非集合概念、特称判断。即行政即时强制的概念下存在行政即时强制执行，并且还包括其他的要素和内容。而行政强制执行以行为过程为核心，强调过程的程序性和行政主体。同样，以时间情势为标准可分为行政即时强制执行和行政非即时强制执行。也就是说，行政即时强制存在行政即时强制执行问题，反之，行政强制执行也存在行政即时强制的情形或阶段。只有行政即时强制执行是二者共同视角下的一个概念。因此，二者是内容上的交叉关系。就此，我们赞同前述第二种学说，但须清楚二者是不同域下的不同概念，不能在同一域下共同使用。
对行政强制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关系问题，学界仍然持把后者包含于前者的观点。然而，我们仍然认为，前者是一个集合概念、全称判断；后者是一个非集合概念、特称判断，是前者的一个要素或内容，并贯穿始终。同时，行政强制措施也是同行政强制执行相并列的概念，其只能是行政强制的方法或手段。执行与措施是密不可分的，执行离不开措施。离开措施，执行就流于形式；措施也离不开执行，否则，就失去应有的生命力和价值。所以，行政强制执行和措施是行政强制的二个贯穿始终的必备要件，是动态要件和静态要件的最佳配置和结合。此外，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这二个要件实质上是对行政强制从不同价值取向的概括和抽象。
三、行政强制——行政强制行为
一切社会关系的构成或变化，都是通过人们的意志行为实现的，人的行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中介，只有通过调整人的意志行为，才能实现社会关系的调整。正如韦伯所言：“社会‘关系’应该是一种根据行为的意向内容相互调节的、并以此为取向的若干人的举止。”因之，法律是针对行为而设立的，因而他首先对行为起作用，首先调整人的行为。[27]正如马克思所言，“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之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一言以蔽之，行为关系是法律的调整对象。可见，行为，任何事物外化的关键和核心要素，作为法学意义的法律行为也是如此。行政强制是行政法（学）的概念，必须充分揭示和反映该领域关于行政强制根本性和普遍性的东西，并以行政强制行为作为实施或实现的外化方式和途径，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说，一个行政强制行为可谓之为行政强制；但行政强制却不必然是行政强制行为，还包括诸多内容和形式。
综上所述，行政强制可作以下归类和划分：
行政即时强制——行政即时强制行为——行政即时强制执行或措施
行政非即时强制（一般或普通）——行政强制行为——执行或措施
法律概念的内涵篇10
关键字：信用卡 广义 狭义 罪刑法定
根据1996年《信用卡卡业务管理办法》，信用卡是指银行、金融机构向信用良好的单位和个人签发的、可以在指定的商店和场所进行直接消费，并可在发卡银行及联营机构的营业网点存取款、办理转帐结算的一种信用凭证和支付工具。此意义上的信用卡包括贷记卡和借记卡。1999年《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颁行之后，根据该法，银行卡包括信用卡和借记卡两种。其中，信用卡按是否向发卡银行交存备用金又可分为贷记卡、准贷记卡两类。贷记卡是指发卡银行给予持卡人一定的信用额度，持卡人可在信用额度内先消费、后还款的信用卡；准贷记卡是指持卡人须先按发卡银行要求交存一定金额的备用金，当备用金帐户余额不足支付时，可在发卡银行规定的信用额度内透支的信用卡。借记卡按功能不同分为转帐卡、专用卡、储值卡，借记卡不具备透支功能。由上有人得出，信用卡有“广义狭义”之分，其交界即1999年颁行的《银行卡管理办法》，广义信用卡即指后来的银行卡，狭义信用卡指银行卡概念下的信用卡，即可透支的银行卡，包括贷记卡和准贷记卡，狭义信用卡区别于借记卡之处在于前者具有透支功能，后者没有透支功能。对于广义狭义信用卡概念的划分是否合理，下文笔者另外论述，这里先姑且用之。
那么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指的是广义上的还是狭义上的信用卡？换种说法即借记卡能否成为信用卡诈骗罪中的犯罪对象？学界观点不一。造成这种争议的原因就是银行卡概念的出现，使借记卡从原本信用卡中分离出来，从而形成两种观点。持广义观点的学者理由如下：1，据立法原意，97刑法是以96年颁布旧《办法》所规定的信用卡为规制对象，不能因为新《办法》规范了信用卡的称谓，就改变刑法的确定内容；2，刑法规定来看，刑法规定的四种方式除恶意透支外，其他三项同样适用于借记卡；3，从刑事司法的实际处理角度分析，当某个人拿着一张伪造的贷记卡和一张伪造的借记卡到取款机上取款，在处理的时候由于借记卡不属于信用卡，所以行为人应构成两个犯罪（即信用卡诈骗罪和诈骗罪）并要对其实行数罪并罚。但是，如果行为人是拿着两张贷记卡到取款机上取款，且取得与上述同样数额的款项，则对行为人只能以信用卡诈骗罪一罪定罪处罚。这种同行为不同罚的做法，显然有悖于刑法的精神。另外，上述案例中，如果行为人使用伪造的借记卡和伪造的贷记卡取款总数已达到某一犯罪的要求，但分别计算取款的数额则均未达到犯罪的要求，这样要对其进行数罪并罚则十分困难。相反，如果按一罪处理则根本不存在这些问题。
但笔者认为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应为狭义的信用卡，即仅指贷记卡和准贷记卡，不包括借记卡。其理由基于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
1，信用卡不包括借记卡，是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的要求。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具有确定性，即犯罪构成和刑罚必须明确。具体指刑法条文本身的明确性，即刑法概念，条文，规范具有明确性。就刑法概念而言，有的是刑法专有名词，为其他法律所没有，有其特定的内涵。但是刑法作为保护社会关系最后一道防线，其运用的大多概念的涵义已为其他法律所规定，因此刑法运用这些概念时其内涵应当与其他法律规定一致，否则会引起人们认识上的混淆、误解。刑法的明确性使其具有可预见性，人们从而能够预见自己行为产生的后果。但是若相同的概念，刑法与其他法律规定内涵并不相同，在没有明确解释的情况下，人们经常以生活中更多接触到的其他法律中的概念作为其行为的认知，概念上的混淆造成人们认识的错误，在接受到刑罚制裁时，难免对刑法的适用提出置疑，从而影响刑法权威性，因此笔者认为刑法中概念的确定不能脱离其他法律，形成所谓刑法自身专有名词，而应当与其他法律相一致。信用卡这个概念也是同样。在新《办法》颁布之后，信用卡已经明确了其涵义，就是指具有透支功能的银行卡。该《办法》从1999年至今已经颁布了近五年，一般来讲，大多数公民都知道信用卡与借记卡是不同的，明确信用卡是可透支的，在这种情况下，刑法196条四项（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规定运用了信用卡这个概念，除非刑法作出另外的解释或者修正，否则信用卡的概念就应该与《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中信用卡概念内涵相一致。
另外，罪行法定之“法”应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同一概念在三者中出现涵义应一致。新《办法》6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法规进行处理：（一）骗领、冒用信用卡的；……”，可以看出该《办法》中已经规定了冒用信用卡行为，该《办法》在明确信用卡涵义的情况下，使用“冒用信用卡行为”的陈述，当然仅指的是狭义信用卡。刑法196第三项使用相同的陈述却要扩大信用卡的范围，这无疑是与该《办法》规定相矛盾，因此刑法中信用卡也应明确为狭义的信用卡。
2，关于立法原意，笔者赞同以下观点，罪刑法定原则是由“刑法”所规定的，而并非由“立法原意”所确定，“刑法”与“立法原意”并非一体，具有法律效力的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具有外部形式的刑法，而非存在于立法者大脑中的内心意思。 因此刑法的适用应当与时代相结合，而不应该一味追求所谓的“立法原意”。如上文所说，《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从1999年颁布至今已有近五年时间，信用卡指可透支的银行卡已得到普遍承认，在这种背景之下，依然追求所谓“立法原意”，把信用卡诈骗的适用对象扩大到五年前已经废除不再适用的范围之内，与一般人认识不符，与时展不符。在这五年期间，刑法也没有作出相关的解释和修正，在立法态度上相当于默认了信用卡涵义的变化，把借记卡排除在信用卡诈骗罪之外。因此笔者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只要刑法没有作出相关解释或修正，应该严格按照罪刑法定原则，适用99年《办法》的信用卡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