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心得体会篇1
作者简介：许晓平（1964-），女，河北定兴人，北京联合大学生化学院公共基础课教学部教授，北京100023
[摘要]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不利于人民主体地位的发挥。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的存在，这使得人民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是奉行社会主义原则的法治文化，其本质在于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使人民的主体地位得以彰显和强化。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底蕴与人民主体地位培育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性，对于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人治；法治；法治文化；人民主体地位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4）01-0019-04
一、传统法律文化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消解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究其实质是“人治”文化，宗法等级观念，权大于法、以言代法、徇私枉法的观念，“德主刑辅”、重刑轻诉的观念，法律工具主义观念等传统思想深深扎根于国民心中。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治”现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是中国走向“人治”的最直接原因，其根源是深藏其后的主流思想文化。马克思把这种最初的社会形态叫人的依赖性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没有独立性，人只有依赖别人才能生存，这种社会形态造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的社会关系，这种主从关系和不平等的社会形态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瓦解，导致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
传统社会的宗法等级观念导致“权大于法”和官本位文化的生成。从社会心理层面看，人们往往把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作为衡量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大小的尺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普遍的敬官和畏官的社会心理。从社会制度层面看，权力运行以“长官意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的是“官本”而非“民本”的价值观念。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普通百姓更多的是对“人治”的认同，而不是对“法治”的认同。人们奉行严格的上下官阶等级制度，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这就造成了“权大于法”的普遍社会心理，使得广大民众对法律权威产生动摇和怀疑，甚至对法治本身失去了信仰，从而使法治认同的主体要件极度缺乏。
法律的工具主义观念导致民众主体权利的丧失。不论是主张“法治”的法家还是主张“德治”的儒家，都认为法律只是统治百姓的一种工具和手段。统治阶级利用法律使民众对其产生畏惧感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在百姓的心目中，法与“刑”、“律”都是以暴力、惩罚、强制、为特征，没有多少权利可言，导致人们对法律的畏惧，民众以“无讼”为价值趋向，畏惧与官府打官司。在潜意识中，公众把自己看作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强化了自己的法律调整客体的身份，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和权利。人们只知道履行法律加于自己的义务，而不知道法律还有赋予和保障自己权利的职责。这种遵守法律义务思想的不断灌输，使公众形成了牢固的心理定式，不知道、忽视、甚至自我否定自己的权利，导致公众单纯的客体性法治文化认同，缺乏“权利性”主体的法治文化认同。
传统法律的泛道德主义导致主体意识缺失和社会普遍的正义追求匮乏。由于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人情伦理极其发达。“重关系，讲人情，贵和尚中”的社会风气和习俗几乎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德主刑辅”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一直主导着中国的社会实践，从而使法律成为道德的具体化。因为崇尚“德治”，中国法律文化是伦理型的法律文化，人们习惯在温情脉脉的伦理道德纱幕中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完全情感化、伦理化与道德化。这种社会心理沉淀的结果使人们陶然于伦理亲情，钟情于对现实人际关系的把握，并从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同时在传统的法文化中“法即刑”的观念深入人心，因而国人在心理上是排斥法律诉讼的。对于法律诉讼的排斥导致对法律的不信任，影响法律的权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社会治理的“人治”主义。这种“人治”与“礼治”并行，“礼治”重在道德教化，形成“贵和尚中”“息讼厌讼”的法律心理，主体意识严重缺失，致使社会缺乏普遍的正义追求。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使得法治文化缺少了成长的土壤。中国以“德治、人治”为主导的文化传统，限制了法治文化的生长，扼杀了民众的主体诉求，民众只有客体身份，无主体地位可言。
二、现代法治文化是人民主体地位的文化底蕴支撑
法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实现法治已成为我们的共识。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它强调的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强调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的存在。法治文化是指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从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法治文化是以繁荣的商品经济、发达的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为前提，以权利、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意识为基本构成要素，以在民、宪法法律至上、保障人权、监督制约公权力、依法行政与公正独立司法等价值理念为核心内涵，并且包括社会普遍的稳定的守法、信法、护法、用法等心理态势的法律文化”[1]。法治文化是人类社会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它彰显着人类理性精神的回归、体现着人民主体利益的价值诉求。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法治文化培养了公众独立的经纪人格和法治人格。市场经济形成了有对立和差别的利益主体，这为主体意识的产生创造了基础条件。在遵循市场规则和法律的前提下，主体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专心致志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主体的自我意识从而得以强化。市场经济把主体从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的状态下彻底解放出来，创造了平等的人际关系，打破了各民族、国家间的封闭状态，建立起普遍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增强了主体独立自主的能力。这种独立自主的经纪人格，是培养公众独立自主法治人格的基础。首先，独立的经纪人格注重追求和维护市场经济平等交换原则，维护自己独立的利益主体的地位和价值，这会促进人们“法治”心态的自主发展。其次，独立的经济人格追求和维护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这样就潜移默化地增强了人们的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的增强，意味着社会成员能够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是摆脱了人身占有和人身依附的社会主人，是一个公民，而不是一个臣民；是社会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主体，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自己是作为一个有独立意识、独立人格的政治权利主体而加入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程序之中的。明确意识到主体的本质在于参与，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公共事务既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自己作为公民的角色责任，并热情而理智地参与政治活动和公共事务。要尊重和遵守经由合法程序制订的、体现人民意志的权益，旨在维护秩序、保障自由、促进正义、提高效益的法律秩序、法规，服从经由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以及由权力机关产生的向人民负责的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关的管理和指导。
法治文化强调制度的优越性，容易激起人们创建更加完善的制度。强调优良秩序的法律是实现所有人权益的手段，而不是保障某个统治者意志的手段。亚里士多德认为“良法之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2]（p119）。因此，公正有效的立法有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意义。为了防止法律工具主义，法律的部门化、集团化、个人化，必须以普遍性的民主立法来制约各种具体意志。在此过程中，立法过程需充分地向社会开放，因为没有民众或者代表的广泛参与，最终会割断法律与民众的联系，法律易成为特权者的意志，由此也不会有良法的产生。在人治传统中，法律仅仅是作为剥削阶级的专制工具而存在，而当法律被视为部分利益集团实现自己特殊权益的工具时，法律就难以体现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众人之治或多数人之治，其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运用法律管理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任何人特别是国家官吏、掌权者必须在法律之下活动，才能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作为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的法治文化保障了人民民利。现代法治文化强调的是人的自尊与法的至上的有机统一。只有在人与法之间、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公众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与和谐，法律才能内化为人们内心一种持之以恒的理性自觉。作为国家治理方式，法治文化蕴含着以下几项内容：法治文化以法律规范为核心，追求法律自身的统治；法治文化崇尚法律、法律至上，强调权力行使的法定性、程序性；法治文化注重法律权利义务的对等性，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人权保障、公平正义等自然法价值，尤其是对公民权利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法治文化要求法律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提供合理的预期；法治文化体现为民主共和政体，以良法为前提，旨在通过民主治理实现社会秩序的法治化状态。
总之，在现代社会中，法治的价值基础和基本取向至少应该包括：“一是法律是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反映，必须体现人民原则，并且以维护和促进全体人民的综合利益为目标；二是法律必须承认、尊重和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三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四是法律承认利益的多元化，对一切正当的利益要无歧视性差别加以保护”[3]（p334）。
三、人民主体地位的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底蕴培育
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是奉行社会主义原则的法治文化，其本质在于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突出和强化人民的主体地位。法治国家意味着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对法治文化的尊重。法治国家的实现是要把法治观念融入公民的血液中去，使广泛意义上的公民群体自觉、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达到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平衡。“当代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必须以公民为基础，建设法治现代化的核心也是公民自身的现代化，即公民的意识和行为模式的根本转变”[4]。公民意识是法治社会法律秩序内化的关键。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具有人民、法律至上、法制完备、依法行政、司法公正、权力约束、人权保障、社会自治等基本特征”[5]（p403）。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的法治精神，就是弘扬法治的民主、公正、理性、和谐和人权，使其成为全体人民的公共精神和社会理想，从思想深处为人们的行为确定了基调，并最终促使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通过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教育、滋养、熏陶，在全社会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营造法治氛围，人民群众对于法治的亲切感、认同感逐步增强，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也逐渐提升，学法、守法、用法的观念也就逐步内化为公民的个体思想，汇聚为一种社会价值取向。
现代法治以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为最高价值追求。构建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重要路径是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中国特色的法治从根本上否定了特权的存在，确立了全体社会成员意志的平等性，对一切合法的权利给予同等的尊重；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享有法外特权、逃避法律义务，更不应当利用自己的职位在社会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分配中谋取私利。知晓自己的权利及其正当性、合法性、可行性和界限性；在法定范围内主动追求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对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的最低限度的确认。中国的法治文化作为民众普遍的生活方式、文化风貌和精神境界，体现了法律保障下民众的生活自由，形成了以刚性的法律规范为准则的权利义务格局，使得自由的标准和界限具有极大的普适性，并能够赢得民众的普遍认可和信守；在法治社会中，对“人”的普遍尊重以及对人格尊严的极力呵护，使得“人”真正地成为了“人”，用现阶段的话来讲，就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6]，充分地张扬了“人”的人格价值和精神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的意义在于：既能充分利用国家权力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又能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保证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正确行使权力，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在立法过程中，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法律的制定和完善的过程成为立法机构倾听民声、集纳民意、汇集民智的过程，使制定的法律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具备更为扎实的民意基础。在执法过程中，反映人民群众对执法者权力和责任的要求，尊重公民和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利和自由，维护其尊严。在司法过程中，以“程序制约权力”为基础，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当事人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在双方协商、积极沟通的方式下化解矛盾和争议，使司法深入人心。构建中国法治文化，保障公民权利，推进社会法治化的进程，遵守宪法和法律逐步成为一切社会主体的自觉行为。
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核心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应当通过路径吸纳、整合、表达民意，并通过立法程序将党的意志和政策变成国家意志和法律；要使党的领导融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之中，并通过权力机关的立法权、人事选择罢免权、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和监督权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我们要“健全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7]（p29）。
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突出和强化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创作者和受益者，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建设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法治文化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制度层面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巩固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益奠定了政治基础。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体现了中国特色法律制度的核心。从思想层面讲，全民的普法教育和近年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弘扬了法治精神，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增强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依法维权和依法履行义务的能力和水平。从实践层面讲，人民群众直接参与乡县人大代表选举，参与民主法治示范村和社区的创建活动，参与党务、政务和司法公开监督、评议执法活动，使得人民群众的各种权利得到了具体落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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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化心得体会篇2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适应，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核心，全体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持有并遵循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时代的呼唤。
一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实现基本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现代化不仅包括经济的现代化，而且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是人的现代化。一方面，以文化促发展、以文化促进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有效途径，自觉服从国家法律，自觉维护法律权威，是全体公民的基本义务，也是全民族文明素质，乃至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软实力的基本表现。另一方面，发展更科学，社会更和谐，文化更繁荣，生态更文明，人民更幸福，无不需要法治的保障服务和引导规范，都迫切要求增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迫切要求广大政法干警培养司法良知，提高司法能力，不断提高公正廉洁执法水平，迫切要求全体公民自觉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正确对待处理个人与国家、与社会及他人之间的关系。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要求
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法治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更在于已经制定的良好法律能否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能否得到社会普遍的遵守。法治文化问题之重心就在于解决我国公民的法治文化认同问题，培养以领导干部、公务员为重点的全体公民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彻底消除“文化”层面的法治与“制度”层面的法治之间存在的裂缝。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柱和强大的内在动力，既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深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工作。
——加强推进法治文化建设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必然深化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法治思想、法治观念、法治心理的延伸升华。“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普法，为法治文化的培育和形成奠定了较为厚实的基础。在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一步确立的新形势下，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必须与时俱进。遵循由低级到高级、由表层到深层的规律，以全面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更高层次的目标定位，才能更好地为深入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柱和强大的内在动力。发挥法治文化观念引导、规范养成、激励约束的独特作用，建立规则约束，塑造社会信任，培养社会理性，凝聚社会共识，更是提升新时期法制宣传工作针对性、实效性的必然选择。
全面构建全国法治建设先导区，要求全体公民崇尚法治权威、依法办事习惯的真正养成，这正是法治文化建设的目的所在，正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使命所在。当前，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着力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体系，进一步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要求，主动发挥司法行政机关的协调指导职能，建立健全“党委统—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党委宣传部门、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牵头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各界和全体公民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优化完善“积极参与、优势互补、有序运行”的工作格局。主动加强与宣传、文化及新闻出版、广电管理等部门的联动合作，落实责任单位，明确工作职责，量化工作指标，强化考核措施，充分调动各有关单位、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形成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强大社会合力。整合司法行政内部资源，调动律师、公证、调解、法律援助、法制宣传等条线工作力量，搭建科学、高效、可操作的法律服务平台，为全省实施“文化建设工程”提供快捷方便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营造良好文化法治环境，实现法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着力凸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公益性特征，运用项目规划、示范引导、督查考核等多种方式，推动各地因地制宜，特色化、多元化建设各种各类法治文化阵地，有效推动法治文化阵地的规模化、系列化、形象化，市、县两级全部建成法制宣传教育中心，集中研发、推广、展示法治文化成果。建立法治文化服务需求反馈机制，拓展服务领域，丰富品种内容，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单位“六进”活动，提供优质均等便捷的法治文化公共服务。运用完善激励机制、加大扶持力度等方法，调动各方积极性，加大公益性投入，推动法治文化作品创作专业化、制作精细化、形式多样化，有效提升法治文化资源的针对性、趣味性、生动性。运用责任分解、指标量化、监测评估等手段，激发各类媒体开展法治文化建设的社会责任感，畅通拓展法治文化渠道。
着力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传播体系，主动融入省“文化建设工程”，按照主题鲜明、格调高雅、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的原则，建设不同类型、不同特色、不同规模、开放式、互动型的法治文化阵地。使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阵地覆盖每个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依托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群艺馆、文化馆、文化站、农家书屋、社区文化中心等，逐步完善基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公共设施体系。充分运用大众传媒和传播手段，形成“舆论全覆盖、媒体全联动”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传播态势，使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和要求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积极组织不同层次、形式多样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活动，丰富优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品的宣传、展演和展示工作，不断提升扩大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引导力和影响面。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江苏法治文化标识”，充分体现时代特征、江苏特色和人民意愿，兼具先进性、引领性和标志性，力求把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要求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
法治文化心得体会篇3
一、法治的文化――农村法治的精神基础
法治几乎是一个普遍性的诉求，但法治概念却充满了争议，正因如此，法治实践在各个地区也层次不一。作为一种政治价值，法治是普遍性的，因为它能体现自由、平等等基本人权，保障个人权利免遭组织和个人的侵害;然而作为一种治理方式，法治在这里产生了争议和问题。仅从概念看，“所谓法治，即是相对于人治的‘法律之治’（Ruleoflaw），前者意味着专断和任性，后者则力图确立某种非人格之治”，[2]是对人性中的固有弱点的规约乃至超越。那么，“法律之治”又意味着什么？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即已给出了解答，他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3]这是法治的核心所在，正义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人们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是正义之法。法治在中国，应该说这两个方面都有所欠缺，特别是在法律服从方面，各种任性的执法，以及大范围的违法行为的存在可以说是人尽皆知。那么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归根结蒂地说，是没有形成一种法治的文化――对法律保障当事人利益的信心，对执法司法者的信任以及对法律至上权威的内心认同。这是法治与其背后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法治是治理之树的枝叶，而相应的文化是根。
二、农村政治文化的特质及其内涵
说中国农村的文化是一种单一性质的文化形态，这既草率也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农村文化也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既有儒家文化的因素，也有现代市民文化的因子，还有其他文化基因，比如宗教文化、反文化等等。当然，在这些文化形态之中，有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即主流文化，这就是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政治文化。为什么称之为“政治文化”而不直接用“文化”二字呢？这是因为，儒家文化从根本上是一种入世文化，表达的是士人对家国政治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仅以“文化”言之则多多少少偏离了其本来面貌，所以以“儒家政治文化”来称呼更为合适。也就是说，农村文化是一种以儒家政治文化为内核，结合了其他文化因素的多样性文化形态。这是从其内涵看农村文化所表现出的特质。从文化变迁角度来看，当下的农村文化是一种过渡性的文化，即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阶段。
传统的儒家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洪流中，其中的某些内容比如男尊女卑思想被人们所抛弃，而另一些则保留下来并传承至今，比如孝悌思想在整个中华文化特别是农村中还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新质的文化因素也加入到农村的文化体系中，从而形成了以下述内容为内涵的农村政治文化。
（一）基于地域、情感纽带的认同文化。这是一种地缘――血缘文化。城市社区也可以形成某种地缘文化，在这里，人们都是某一社区的成员，有着共同的身份资格，享受着同质的公共服务，当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和难题。假如通往该社区的主道被垃圾包围而恶气刺鼻且通行不畅，那么所有人都将感同身受，大家就都“同仇敌忾”地对该社区的公共服务不满，这种情形之下也会形成一种强烈的认同――即一致地认同该给这个社区的服务差评。然而，这种认同也许很快就会烟消云散，随着这个问题的解决此种认同也就不复存在，或者由于人员的流动性，新搬进来的住户与老住户之间观念不一也无法形成一种认同。如果不是生活得很久，事实上他们也不太可能共同生活于此很久，因为工作、婚姻等而搬进迁出，人口的流动性大，很少有接连三代都住在同一个社区的例子，即使有也是极少数，所以不会形成一种基于情感纽带的认同文化。当然这并非说城市居民没有认同感，只是说在城市社区没有这种基于情感或血缘的认同文化，因为此种文化的形成需要以血缘或亲属关系作为基础，而城市社区最缺的就是这个。
在农村――主要指自然村，人们基于某种血缘或亲属关系而聚集在一起生存、繁衍，或者由单一家族，或者以一个或几个大家族为主、其他较小的家主为辅（人数上）构成一个村落。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员的成分会更趋复杂，有新迁入的成员，也有迁出的人们，但他们都比较熟悉或者很快就会熟悉，要么是同一宗族的成员，要么可以攀得上亲戚关系，“来而不往非礼也”，所以“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4]不管远走他乡多久、多远，他们的“根”还在老地方，那里有他们的情感归宿，于是就有了“落叶归根”的乡愁。因而，在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形成了一种地域――血缘型的认同文化。进而对家乡的建设、发展事业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关心，这也能部分的解释达官显贵们在发达之后对家乡在政策上的倾斜和偏心了。
（二）基于传统、个人魅力的合法性文化。合法性问题，是任何一个社团、组织都要解决好的问题之一，一个社团、组织有无合法性以及其合法性的强弱，将影响该团体的存续问题，一个失去合法性的团体终将在各种突发事件中分崩离析，历代王朝或各届政府的兴衰就很好的说明了此问题。简单而言，合法性即指正当性或正统性，合法性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守法意义上的合法，它与权威关系密切但又不等同于权威，是一种基于认可基础上的正当性或正统性。[5]合法性之下的服从是一种自愿的服从，是“口服心也服”，而非武力威胁下的“口服心不服”。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他将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治秩序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所谓的“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传统权威性的合法性建立在长期形成的传统风俗和习惯的基础上，人们之所以接受某种统治和规则是因为历史沿袭，从来如此;个人魅力型的合法性建立在个人的超凡感召力基础上;而法理型权威建立在一系列清晰而明确的规则和制度并得到公正地执行的基础上。[6]同时应该指出，任何一个社会的合法性基础都不是性质单一的，而是混合型的，可能以某一种为主。在农村，合法性主要来源于传统和个人魅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法理型权威的因素，只是表明起主要作用的是这两种，法理型文化还未成型而已。
在农村，传统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大至家族兴衰业，小到个人琐碎事，都可以看到传统的影子。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并且可以一代一代往下传，久而久之便成为一套行为规范，凡事照着做就不会出问题。[7]这是传统赋予的正当性，一件事对不对首先看看祖先的规矩是不是这样。传统的经验流传下来就形成了一套行为规范，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有清晰的界定，如果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也说不好，“因为祖上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历来如此”，这就是对传统的权威最好的解释。老人，特别是有点文化又德行高尚、口碑好的老人，在农村有着特殊的地位与影响力，他（们）有着很大的话语权以及道德感化力，因为其自身便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道德的境界，代表着公正性。这是一种基于个人魅力的权威，服从他（们）是因为他（们）的超凡感召力，他（们）的公正无私、不偏不倚。特别是在解决村民间的矛盾纠纷时，其作用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家庭内部矛盾可由他（们）来处理，家族纷争也可由他（们）来公正地裁断，这称之为老人政治。传统影响下的农村社会，习俗、风俗、习惯提供着正统性（或正当性），同时规约着人们的行为，并未农村社会提供着延续不断的凝聚力;老人政治作为社会矛盾的缓冲剂以及和谐稳定的润滑剂，保证了农村社会的基本稳定。
（三）基于德治传统的息诉耻诉文化。与法家不同，儒家向来主张德治教化，无讼去刑的状态是儒家理想社会的典型特征。那么，这种理想状态如何达致呢？儒家的回答是德治与礼制。德与礼都是行为规范，是准则，是制约，同时也是倡导和建议，因而不具有强制性，要求人的自律自觉，其出发点是教人向善。而法律则不同，其出发点是抑恶。有了德性的权威，道德的信仰，当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纠纷时可以诉诸道德权威，而不必凡事皆求助法律。打官司在村民们看来并不值得称道，相反，会认为那是小人做的事，“君子以德”。即使打官司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在道德和礼仪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因为打官司要伤和气，大家日后不好见面，以至于在村中还要受到挤兑，于己于人都不好。更好的办法是诉诸老人政治，由哪些德高望重的老者来作出公正的决断，也相信能够得到公正的处理。
笔者在此费了不少笔墨分析了农村政治文化的内涵，其实并非就文化而论文化，而是要解释其与法治的关系，看二者是否具有同一性，这也是笔者的着眼点所在。
三、农村政治文化与法治的关系
（一）农村法治与其政治文化是一种相互依存关系。“法律之治”意味着法律具有至上的权威性，与法不符即没有依据，于情于理可能都说得通，但是与法不通就没有正当性，因为法律是最终的评判标准。但是，法律也是人所立的，不能离开人，更不能与基本的价值观念、道德相抵触;另一方面，法律体现的是一种关系――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人与人的关系，而长时期形成的对于政治组织、制度的态度、情感和评价体现的也是一种关系。所以，农村法治不能脱离其政治文化的土壤，否则就成了无本之木。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农村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并与其历史、观念缠绕在一起，因而在农村推行法治不能忽略这个因素。不然，一味地施行所谓的“法治”，动辄抓人、拘留、罚款、定罪而忽视当地的文化传统，结果肯定会不甚理想，甚至会事与愿违。虽然把人抓了与法有据，把人判了也合法，但是农民心里不服的话，那么与法治的精神相去甚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忌于农村的文化传统而不敢执法，而是强调在施行法治的时候一定得考虑到这个因素。总之，农村法治需要与其文化有某种契合，至少不能明显冲突。
在此基础上推行法治，以法治的方式和思维处理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维护农民的正当利益，那么又会反过来造就一种法治的文化，即得益于公正执法和司法基础上对法律、制度公正性的评判和认可。有了这种文化作为支撑，则离法治又近了一步。
然而，就当前来看，农村政治文化与法治并非完全吻合，在诸多方面还存在着不一致甚至冲突。
（二）农村政治文化与法治之间的张力。农村得以在长时间里保持一种内部稳定、和睦的状态，不得不说要得益于农村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政治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儒家的德治教化，在教人向善的同时，也缓和了社会矛盾，减轻了当政者在社会治理方面的负担。[8]而法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体现的是现代公民社会下的一种治理方式，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公民意识是其精神基础，而农村的政治文化体现的是德治传统影响下形成的对政治、制度的情感、态度，两者的背后是不同的制度背景。因而农村的传统政治文化与法治之间存在某种张力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其一，以地域、血缘为纽带的认同文化在提供认同的同时，在内容上也有与法治不相容之处。法治也需要认同，那是对法律、执法司法者、整个法制体系公正性的发自内心的期待、信任和信心，而非对某个人的权威或者号召力的认可。而农村这种认同文化是对历史沿袭下来的传统、风俗习惯以及老人的世俗权威的默许和认可，与法治下的认同并非一码事。其二，基于传统、个人魅力的合法性文化在为农村的政治体制提供正当性的同时，也有与法治不相符合的地方。在农村，正当性来源于历史性和道德性，而在法治之下，正当性更多的来源于合法律性，合乎法律是法治社会合法性的主要内涵。其三，无讼去刑的息诉耻诉文化讲求人情、亲情，诉诸道德和传统，以此来维系整个共同体的完整和安定，所以它对于法律和法制的态度是冷淡的，既不愿也不能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不能归根结底还在于等级制下的地位、权利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就导致他们不愿意诉诸法律。而这正好与法治是相悖的，法治的生命在于法律的正确、严格地执行，进而形成一种对于法律、法制的信仰。
（三）农村政治文化与法治的张力的实质是人治与法治的矛盾。农村过渡型政治文化的背后是等级制的政治制度设计。在这种制度设计中，赋予了长者以特有的影响力，德教礼仪进一步固化了农村的封闭性质，形成了这种文化形态：即地域――血缘型的认同文化，基于传统、个人魅力的合法性文化以及源于德治的息诉耻诉文化。而等级制的制度设计体现的是人治传统，是指个人的意志超越于法之上而行专断之治的治理方式，即“少数人治”，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家长主义”、“老人政治”即为等级制下的“少数人治”的一个缩影。在人治传统根深蒂固的农村社会里，首要的一点在于身份地位的不平等：年轻人往往被认为是“不健全”的人，因为他们涉世不深、经验不足而又棱角分明，所以需要老者的“庇护”;这种不平等还体现于普通人与德高望重之人在话语权上的不对等，他们以其公认的威望而成为意见领袖和裁判者（虽然有时也是形势所迫），这样无形之中便剥夺了他人发表意见的同等权利。
这种人治方式与法治是相矛盾的。法治最基本的一个特点或者腰间就是其平等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同时也承担同样的义务。而在人治之下，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无从谈起，至多也只是少数人的平等以及多数人的平等无权掩盖了实质的的不平等，或者说正是由于不平等性才给人治留下了空间。[9]人治与法治的矛盾还体现于二者所仰赖的制度背景的差异：法治是现代民主政治下的产物，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已然建立并成熟，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制度化的承认和保障;而人治的背后是前现代政治制度体系，或者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性制度体系，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不到制度的承认和保障，且制度经常性的破坏公民权利和自由，因为制度是为某个家族或集团而制定和运行的，是为其服务的。此外，人治与法治在具体操作上也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前者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随意性和专断性较为明显，后者以公认的法律、制度为准绳，具有稳定性和民主性的鲜明特点。
法治文化心得体会篇4
【关键词】政治文明/政治稳定/辩证关系
政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它既是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积极的政治成果的总和，又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态。(注：彭庆军、虞崇胜：《政治文明研究综述》，《理论前沿》，2002年第22期。)具体说，首先，政治文明包括所有的积极政治成果，这表明政治文明是与野蛮、消极、反动的东西相斗争而发展的，是与愚昧落后的不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体现着社会前进发展方向的一定的社会政治文明程度。其次，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这表明政治文明是与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定社会的政治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从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看，由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同，人类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实现自身进化的程度不同，决定了政治文明的程度不同。但是，无论哪一种政治文明形态的产生和发展，都与社会政治清明、政治稳定、和谐有序是分不开的。
政治稳定是指一国政治系统在运行中所显现的有序性和连续性。政治稳定主要包括政权体系的稳定，政策稳定，政治生活秩序稳定。邓小平同志曾把政治稳定概括为两句话，即“政局稳定”和“政策稳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7页。)政治稳定主要表现在政治制度的稳定状态，公共秩序的有序性，基础阶级关系的均衡态，主要政策的连续性。(注：邓伟志主编《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稳定》，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6～27页。)政治稳定与政治文明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上，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为统治阶级所追求的文明形态和秩序形态，两者具有天然的联系和相同的属性，同时，又互为作用，互相促进。
一、政治文明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动力，是政治稳定的内在要求
政治稳定是古今中外历代统治者所梦寐以求的“国泰民安”、“太平盛世”，但政治稳定绝不是僵化的、静止的，而是发展的、动态的。政治稳定实质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过程，是一个动态实现过程，政治文明同样也存在动态性，它也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更替不断地改变着内容和形式。这种变化表现为质变和量变两种形式。质变就是由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而使政治文明的阶级内容和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从一种政治文明形态变革为另一种政治文明形态。量变则表现在阶级内容不发生根本性质变化的前提下，政治文明的具体表现形式和机制的调整、健全和完善。(注：郑慧：《政治文明：涵义、特征与战略目标》，《政治学研究》，2002年第3期。)政治稳定与政治文明的动态性决定了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即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系统内，政治文明与政治稳定在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状态中达到相互统一。
首先，政治文明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动力。政治稳定是相对的，即存在不稳定的因素，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存在于两个层面，一种是政治法律制度因不能适应社会环境系统的变化要求而导致的政治不稳定；另一种是因政治法律制度自身结构、功能的失衡和破坏而造成的政治不稳定。建设政治文明，就可以消除和减少这种政治不稳定因素，为政治稳定增添动力。政治文明的质变即可以解决政治法律制度不适应社会环境系统的变化要求而滞后的问题。政治文明变革的历史证明，当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必然导致政治法律制度不相适应而产生的政治不稳定，而解决这种政治不稳定的正确方法，就要通过革命的形式实现政治文明形态的转换，用一种新的政治法律制度代替不适合社会环境系统变化要求的陈旧的政治法律制度，从根本上消除政治不稳定因素，达到新的政治稳定。政治文明的量变即可以解决政治法律制度自身结构、功能的失衡和破坏而造成的政治不稳定。任何一种形态的政治法律制度都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在政治法律制度自身结构功能失衡和破坏之后，及时地予以调整、健全和完善，使之结构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强化，制度更加完善、健全，更好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政治文明的量变不断适应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需求，从而实现社会政治稳定。总之，政治稳定是一个动态实现过程，它的实现并不是突变性，而是量的积累和平衡过程，是一个由原有的稳定到新的高层次的稳定过程，这一过程的实现有赖于政治文明的发展为动力，有赖于政治文明发展赋予新的内容和活力。离开政治文明发展不可能有稳定的政治秩序。
其次，政治文明发展是政治稳定的内在要求。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三个层次。(注：彭庆军：《政治文明研究综述》。这是目前通说。也有的称“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制度”、“政治实践行为”(李慎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部文稿》，2002年第9期)，还有的归纳为5个层次，即政治主体文明、政治关系文明、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郑慧，前引注)。)其中核心和关键是政治制度文明，一般说，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制度即是文明进步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能够保障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内在需求。政治稳定的核心是政治制度的稳定，政治制度的稳定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基础。当然政治制度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而这种变革与调整是为了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需要，是政治稳定的必然选择。
政治稳定同样需要政治意识形态的凝聚性，即确定政治权威。这种权威必然是具有凝聚力的权威，是在一定政治文化基础上树立的权威，是得到认同的权威。“一般来说，人们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意识基本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认同；另一种是疏离；第三种是对抗。政治体系如何强化人们的认同意识，减少疏离和对抗意识，使自己的运转具有权威性，这一点非常重要”。(注：邓伟志主编《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稳定》，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6页。)政治稳定需要确立政治权威，政治权威的前提是政治体系得到人们的认同和积极参与。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首先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目前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阻力之一是人民群众的认同感不强烈，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其二，传统和既得利益者特别是有权官员的认同感不强，甚至疏离和对抗。民主政治的发展必然会冲击旧体制给官员带来的特权和利益，因而，个别官员会产生不满和抵触情绪，给民主政治的发展造成阻力。通过政治意识形态的文明建设，能够动员全体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文明建设，协调和理顺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逐步地消除不满情绪和不同意见，调节人们的社会心态，形成对政治文明建设的认同感，增强政治权威性，达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
政治稳定与政治实践行为的文明进步有着一定的联系。对于现代政治文明来说，只有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能够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使之不能为所欲为的时候才是合理的，才是真正的政治文明。如果政治权威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任何约束，即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权威失去约束也必将危及政治稳定。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失去约束必将滥用权力，侵犯公民的政治权利，必然导致政治腐败，失去民心；必将盲目决策，扰乱大局，大局不稳，政治文明建设也难以进行。
再次，政治文明发展能够减少或消除政治不稳定因素。政治文明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政治文明发展的每一个具体目标都是政治稳定的基石。诸如社会政治心理不断趋于健康，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不断创新，社会的政治价值取向、规范体系更加科学，人民思想自由解放，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就会日益增强，民主建设的步伐就会加快，权力制约和公民自我约束的目标就会尽快实现；政治制度更加完善、健全，经过适当调整，与其他社会制度体系的功能不断相适应，就会更好地实现所代表的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政治行为逐步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不断提高效益和质量，最大限度地保障所代表的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的发展，使政治制度化、法制化、民主化程度不断提升就能够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强化政治稳定感；就可以有序和公开地解决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使人民的意愿顺畅表达出来，增强人民对执政党和政府信任感，强化政治稳定所必需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政治稳定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前提和保障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也反复证明，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也干不成，政治文明建设也难以进行。政治稳定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前提，其具体表现在。
首先，没有政治稳定作为前提，政治文明发展也就失去了依托，政治文明发展的正常进程就很难继续进行。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盛世兴邦，盛世发展和创造政治文明，如中国唐朝的“贞观之治”创制了代表中国封建社会和中华法系的法典——《唐律疏议》和一系列的政治制度。而乱世难以创造政治文明，统治者只能使用残暴愚味的手段进行镇压。由此可见，乱世破坏文明，影响人类社会文明的演进。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但由于1957年以后我国一直处于运动之中，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使中国长期处于斗争和运动之中，其结果是运动了群众，破坏了秩序，最终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和动乱，整个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的边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非但没有发展，反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特别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开拓进取的十三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人治到法治；从两个文明一起抓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从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到社会主义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证明，没有政治稳定，政治文明建设就很难继续进行。可见，没有政治稳定作为前提，政治文明发展的既定目标和秩序就会因动乱而搁置，或因乱动而偏离，使政治文明发展失去原有的意义和目的。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要有政治稳定的前提保障，我们要加倍珍惜和维护稳定的政治环境。
其次，政治文明建设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稳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而政治稳定又是核心环节。特别是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没有政治稳定也就没有经济和社会的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会成为一名空话。同样，没有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也就没有政治稳定。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然要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为增强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必然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然要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只有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再次，政治文明发展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而改革又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环境。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硬道理，而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民主制度，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政治文明发展必然要坚持改革，改革促进政治文明发展，而改革必须以政治稳定来作保障。
三、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巩固和发展政治稳定的基本保障
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是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政治文明，其根本区别体现在政党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的不同。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江泽民同志这一科学论断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和核心。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维护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坚持党的领导，是维护政治稳定的根本保障。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党的领导与稳定的关系。“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357页。)因此，我们务必聚精会神地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抓党的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利益的作用，化解各种矛盾。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调动全国各民族人民和各阶层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有效地进行政治参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奠定政治稳定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用法律制约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防止权力滥用，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总之，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民民主，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不可能有稳定的政治环境。
其次，人民当家作主是维护政治稳定的实质保障。古人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孔子家语·五议》说：“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从历代王朝“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周期律的考察可以看到，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民心向背，这是历代王朝盛衰兴亡史颠扑不变的规律。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决定了人民是民主的享有者，是政权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而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同时要切实体现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大众化，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放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地位，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要切实地保障公民享有各项权利。人民的权利有了保障，利益有了保障，意志有了保障，必然会提高人民对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满意度、信任度、增强人民的团结，从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解放生产力，使生产力得到持续发展，使社会环境稳定、有序、祥和。
再次，依法治国是维护政治稳定的制度保障。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关键是制度文明，衡量政治文明的根本标准也是制度文明。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没有法治的民主，绝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依法治国，就是要使立法机关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制定法律，并形成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政府和公职人员严格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事，公民自觉守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度化，实现法治的根本目的——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就能从实质上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四、巩固和发展政治稳定是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
法治文化心得体会篇5
【关键词】政治文化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参与政治取向
由于政治文化是与经济、政治制度紧密联系的，生长在一定思想环境中，“形成一种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这种行为即使在其所由产生的客观条件已经消失的情况下仍能依靠某种‘心态结构的惰性’而苟延至今”[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这种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的特征，因此其转变过程使缓慢而困难。而由于社会生产方式、历史经验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作为观念形态的政治文化也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常常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面临的问题
（一）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下，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面临的问题主要有：
1.参与程度低下
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改变农民在传统的政治文化影响下导致的政治参与程度低下，不愿参与或不敢参与的局面。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和“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使传统农民对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对国家的认同。由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礼”、“仁”等观念为核心，这种思想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关系、习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并积淀成为一种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农民的观念中，理想的政府就是家庭中拥有绝对权利的慈父，他们把政府作出的种种安排视为天经地义，很少要求去改变世界。台湾学者金耀基在对中国人人格特征进行分析时借用冷纳的术语，称为“闭固性人格”，这与现代工业社会的“流动性人格”大相径庭。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在农民的政治心理中形成一种心理定势——顺从。依附性型政治文化残留在农民的政治信念之中，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模式，影响着政治制度的发展，可以说是当前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过程中问题频发的根本原因。
2.政治取向偏差
中国农村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在这个由放大的家庭所组成的社会里，家族文化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固有和核心成份，农民基于家族文化影响存在较大的政治取向偏差。在家族文化影响下，个人首先是处于宗法关系网包围中的人，每个社会成员由于生来是这种血缘宗法关系中的人，他们参与政治的每个行为都是为了家族的整体利益。这种放大了的血缘亲情凝固了个人的主体意识，强化了个人对家族的依附性，因而使人们缺少或失去主体意识；同时，“家国同构”的封建统治体系使这种社会状况合理化、合法化。虽说新中国几十年来多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使农村家族文化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谈不上根除。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一家一户的农民需要寻求社会帮助来进行农业生产，而家族成员之间的社会资本是最方便取得的，无形中增强了农民的家族意识。对村委会选举的一些个案调查的有关资料表明，农民在选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选票投给本姓的村委会候选人。“对他们来说，优先的不是要民主，而是要保障。”“小农生活是不稳定的，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别人，要有某种“皇帝”来保护自己。”[费孝通：《城乡和边区发展的思考》，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因为他们认为本姓或本族的人当选之后，亲缘关系会保障自身稳定的利益甚至带来更多收益。政治取向偏差使人们的政治行为趋向自利，影响着政治制度的发展，可以说是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过程中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
3.政治素质薄弱
在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背景下，农村现有的政治文化使农民缺乏有效政治参与的素质。首先使得农民公民权利、义务观念淡薄。在民主主义革命之前，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类似西方自然法的观念，只有专制政治而形成“权威权利”；也没有倡导个人权利个观点，只有“三纲五常”的家族文化。农民对政治体系所知甚少，认识不到自己在基层政治体系中的作用或是应该承担的义务。其次，农民参与意识薄弱，公民责任感不强。由于建国后长期实行的政社合一的“”制度，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权逐级集中于少数管理者手中，这抑制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使得农民在参与政治过程中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大多数人只意识到自身是国家管理的对象，却没有认识到自身也是国家管理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缺乏公民责任感。因此，传统的政治文化使农民缺乏心理基础以参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障碍。
（二）当前解决农村基层民主制度障碍的有效途径
笔者认为构建以法治型和参与型为特征的新型农村政治文化是当前解决农村基层民主制度障碍的有效途径。关于民主化进程的研究表明：“民主化必然以努力创造一种民主政治文化为开端。”一方面，法治政治文化把法律作为社会的最高权威，政府管理、政治制度、社会运作都应以法律为依据，依法而行。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没有任何人有凌驾于法律之上，垄断公共权力的特权。另一方面，参与型政治文化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本质特征。农民也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应该逐渐养成自主参与的意识，应该对于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有清醒的认识，对于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政治作用及政治能力保持较好的信心，对自己的政治责任、政治义务和政治权利有明确的认识，因而能够自主地参与基层政治管理。此外新型政治文化的构建不仅是农民主制度建设的需要，也是传统文化生存发展的需要。任何政治文化都有其历史继承，新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可从旧政治文化中吸取合理的成份。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优秀文明成果对构建新型农村政治文化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如将人民视为根本的民本思想、“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爱国精神等等都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西方价值观念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而迅速扩张的时期，对传统政治文化造成极大冲击，它奉行的“个体观念”、“多元政治”在人民心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如果传统文化在面临这样的挑战面前不及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针，必然由于对经济发展起到反作用而被抛弃。因此改造和升华传统政治文化，构建新型参与型政治文化不仅是农民主制度建设的需要，也是传统文化生存发展的需要。
二、新型农村政治文化的构建对基层民主建设的有益影响
农村基层民主是我国为了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对农村进行的一种新的制度建设，内容改变国家与社会的管理模式，重新塑造农村基层政治制度。建设农村基层民主政治需要动员农民的广泛地政治参与，而农民参与政治活动是农民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学习过程，这是农村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也是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一种“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治型政治文化，又是一种人民当家作主、公民自主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在当代中国，新型政治文化的构建和基层民主政治的实践可以提高公民的受教育水平及其文化素质，强化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识，改变农民较为普遍地存在政治冷漠心理，提升他们的参政能力，反作用于新型政治文化的建构，促进农民独立政治人格的形成。所以，在建设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过程中，以新型政治文化培养农民的独立政治人格，这既是提升人的素质的需要，也是推进政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实践中通过对农民现代民主观念的培养和完善可以改变农民的政治心理和观念。亨廷顿曾说：“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民在大规模的政治单元中参与政治和受到政治影响的程度扩大。”我们应该改变几千年官僚政体灌输给中国国民的臣民意识、奴化意识、顺从意识，改变农民在漠然中接受政府的予与予求而积极参与政治实践。如对村务中任何一项权利的运作、农民对选举方式提出不同意见等，都显示出农民能主动运用选举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竞争性选举中村委与部分农民发生的矛盾，都源于利益之争；不同的利益划分使人们在实践民主中为了维护个人或某家族、团体的利益而竞争之中。所以，利益要求的表达就体现和培育了农民的权利意识，而且这种意识越来越自主、自信和独立。
新型农村政治文化的构建促使农民摆脱宗族势力和血缘伦常的制约而成为独立的政治个体以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社会的转型，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深入，政治人格开始从依附型向独立自主型转变，政治人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如见于报端的“民告官”、“等事例逐渐增多。要使农民主制度得以健康成长，基于农民权利主体意识的培养。既然政治文化是社会政治生活成员对于政治体系的各个层面进行的一定的心理活动，通过一定的心理活动，依据自己特有的政治思想、观点和政治理想信念形成自己的政治评价标准，那么，培养农民独立的政治人格，使其知晓自己的权利义务，领会和理解政治体系各个层面的知识，对政治体系进行正确的取舍、选择，对于农民运用自身权利、参与政治管理有决定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军宁.民主与民主化[m].商务印书馆，1999
[2]费孝通.城乡和边区发展的思考[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法治文化心得体会篇6
政治文化现象和关于政治文化的探索由来已久，但一般认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abrahamalmond，1911—2002）于20世纪5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制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法律的反应。”1他主张政治文化是要在“特定民族”的范围内来界定或考察，这是由于他所针对的经验事实主要是美国的公民政治，也是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在我们对前现代国家政治历史的考察中，使用“特定政治社会共同体”更为妥当，因为单一民族国家的意识在那个时代并不流行。在这样修正之后，我们仍需注意到阿尔蒙德很恰当地将政治文化理解为是在“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这意味着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具有历史的意识，并不取文化本质主义的方式——对他说来，政治文化不是一种天赋、恒定的本质，是一种在流变中表现出来的特质和状态，离开了政治生活本身的流变，或者离开既有政治体系的结构、功能，政治文化就很难考察。这使他的学说具有较强的与历史研究的关联性。此外，阿尔蒙德特别强调政治态度，几乎认为这是政治文化最核心的内容。他与西德尼·维伯（SidneyVerba）合作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说到：“我们在这里只能强调，我们仅仅是使用文化概念许多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对象的心理取向。当我们说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作为被内化（internalized）于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1而且，阿尔蒙德强调政治文化会对所有政治参与者发生影响。这种强调与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民主政治文化”有密切的关系。2他将民主政治文化称作“参与者政治文化”，并从而与“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相区别。3我们要特别考察的明代中国政治文化，肯定不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参与者政治文化”，但也并不能与阿尔蒙德所说的另外两个政治文化类型中的任何一种完整对应。即使如此，从社会成员了解和参与政治的程度、方式、态度，来考察政治文化形态，是值得尝试的。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将政治文化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或者亚种——此类区分可以帮助我们从笼统地使用政治文化这个概念过渡到拥有更具体层面的概念来进行详细的分析。对于政治文化本身的研究已经形成颇有规模的文献系统，对于各种相关的学说，不能仅在概念层面一般了解而已，还需整理出系统的谱系，把握主要学说的内涵，判断其对于历史研究的相关性所在。
基于目前的情况，参考阿尔蒙德等人对政治文化的定义，考量明代中国政治历史的实践情况与特点，初步界定政治文化的4个维度，可以构成一个起点。政治的本质是社会共同体内公共权力的设置与运作。所有社会共同体，都会在其历史经历中逐渐形成某些倾向，包括其主流成员对于宇宙、世界、公共社会、公共权力、社会秩序原理等问题的基本理解与相关的价值观念，以及策略思想。这种倾向中最稳定、最获得公认的部分，凝固为制度——制度是获得原则地位的、趋于凝固的倾向——这是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方面。这种倾向中处于底层因而指向性很强并对政治现象和人们的政治行为形成导向作用的重要成分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伦理——关于政治生活、政治现象之意义的界定、辨识、预设以及相关的行为准则与评价尺度。这种倾向中以最为明晰的方式表述并且具有探索和调适倾向的侧面，是政治思想——思想是体现人类自觉和自我意识的领域，政治思想集中体现人们对于公共权力运行经验的解释、总结、反思、倡议。这种倾向在特定时空展开时表现出来的要素格局、色调、总体环境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特定社会共同体内部由传统和时局推演交互作用而形成并构成随后政治推演基础的总体状态。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政治生态，从这4个基本维度透视出来的特定社会共同体公共权力设置和运作的精神倾向和生态格局就是政治文化。
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所有制度，包括国家体制、民法、刑法等等，都体现主导人群的社会理想、理念。所以政治文化角度对制度的研究，应特别重视制度文本和制度运行背后的社会理想、理念诉求。比如《明律》中有“威力制缚人”条：“凡争论事理，听经官陈告。若以威力制缚人及于私家拷打监禁者，并杖八十。”4其精神是崇尚公法，禁止私刑，可见明初立法者追求以国家权威处置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私人无论何种身份地位，不可私设公堂，任何私人无凌驾他者的司法地位。我们都知道明朝仍然是有社会等级残余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毕竟有“平等”的诉求在，“平等”在很多情况下被当做社会的公则。那么，在明代中国社会中，公理诉求与统治关系之间是如何耦合的？到了这个层面，我们能够看到的研究就很少，需要自己去追问了。其他制度，在厘清其文本、功用、沿革之后，如果肯去追问其文化含义，即那些制度形成的过程、文本和实施方式背后的社会理念与价值诉求，也会遇到有意义的论题。比如，研究明史的人，入门的时候就了解内阁制度了，但是内阁制度在政治文化的视角下呈现出来的问题还有很多没有探究。内阁是在丞相既废之后，在一段时间内逐渐推演出来的，不是设计、预备了内阁之后，再去废除丞相的，所以这种推演的结果并不是预先设计的，它体现了某种内在的诉求，究竟是什么样的诉求导致了内阁的形成，内阁形成之后，为什么明朝人还会用“相体”之类的话语来谈论、评价它，明朝内阁运行的权力——无论大小——是什么性质的，明朝的内阁与明中叶以后士大夫在庙堂政治中的活跃一定有某些牵连，是什么牵连，为什么明朝行得内阁制，到了清朝就被边缘化了？这样来追问，内阁制度的研究就可能更深入一些。又如礼仪制度，从今天生活实践的角度看，会觉得古人的礼仪过度繁冗琐细，但在那些礼仪作为先行制度实施的时候，其规范作用、文化导向功能、心理培育作用，乃至直接的政治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以往被忽视而在近年得到许多关注的明代大礼议，就突出地显示出了礼仪在当时政治文化中无可替代的地位。明代各种国家祭祀制度、民间祭祀制度，都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涵。
政治关系中，利益是永远的要素，这一点人们一般不会忽视，有时被忽视的是，价值体系也是政治中永远的要素。因为政治是社会公权力运作的机制、行为，社会公共权力的设置及其运行背后，始终存在着社会成员关于社会应然状态的诉求，这决定社会成员对于现行政治的基本态度，也构成社会制度设置和演变的观念基础。比如，所有的政治社会，社会成员都期待政府能组织使本社会不受外力势力的侵扰，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政府一定会灭亡。历史上的许多政治冲突，不仅是利益冲突，而且是价值冲突。明生了多次君主与朝臣在庙堂之上对抗的现象，这种对抗现象背后，有利益问题，也有价值问题。仅仅从现实利益角度去揭示诸如“大礼议”、“争国本”之类的事件，肯定不够，还需考虑价值冲突问题。政治价值观念与利益考量构成复杂的纠结，其中前者更多体现长时段趋势，后者更直接体现当下人们行为的可能范围。
政治思想与政治价值相比，体现为更为明确地通过语言、文本表述的主张。一般说来，要想把握一个时代政治思想的基本面貌，需要考察该时代思想家的论述。所以，政治思想史永远带有精英史的意味。思想史是文化史的核心部分，政治思想也是政治文化的核心部分，其在政治文化研究中的意义，不言自明。
政治生态是指特定政治共同体运行中展开的总体状态，尤其是其中关于进一步推演的条件和倾向。政治历史是特定时刻的状态连贯起来构成的推演的过程，每一刻的状态，是下一刻状态的基础，所有的政治状态都是其先状态推演的结果。在这样的视角下，一个政治体的内部，就构成一种生态，具有某些政治现象发生的较大可能性，而缺乏另一些政治现象发生的很大可能性。于是，我们就可以考虑，推演出明代“党争”的是怎样的一种政治生态，明代的“阉党”是怎样的一种政治生态孕育出来的，明朝皇帝的多荒嬉怠政是从何而来，明代的政治对于普通人、官僚甚至皇帝各有多大的自由度？政治生态中同样重要的方面是社会成员的政治心态，包括政治精英、庶民、边缘人群的政治心态，这些基本人群内部，又有不同的人群和层级，其政治心态常有差异。明朝人对于其所在时代、社会政治的感觉、参与方式是这个问题的核心，相关的研究，会连贯其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考察。其实，政治问题永远与社会、文化密切关联。
所有一般政治史研究的论题背后，都有从文化含义角度再深一步解析的可能。例如：关于明朝的皇权，以往的研究早就揭示了其强化的情况。然而我们又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明代的皇帝大多是耽于玩嬉而不勤政的——空前强化的皇权与不勤政的皇帝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明朝的皇帝们如何界定自我角色，朝臣、民众对于皇帝权力、角色持怎样的观念。明朝有各层面的政治冲突，发生在庙堂之上的有大量君臣对抗事件，发生在水边林下的有党社运动，发生在社会底层的有诸多民众反叛。所有的政治冲突背后，都是极其复杂的利益和价值矛盾，都包含政治、社会诉求的对立，都是观念的冲突。君臣冲突、党社运动、农民战争，都在明代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其间的利益冲突可以用一般政治史的方式去考察，背后的观念冲突，就要透过政治文化的视角去看了。明中后期被公认是大众文化繁荣的时代，庶民的社会自由扩展了，民间舆论比较开放，常常关涉政治。他们如何看待我们在一般政治史考察中看到的那个明朝廷，他们有没有欲望参与政治，他们有没有渠道参与政治，他们认同明朝的程度与方式是如何演变的，他们的政治态度对国家政治发生怎样的影响？明朝一面是皇权强化，另一面是政治批评很发达，这是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政治批评体现政治反省，明朝人的政治反省是否曾经达到政体改塑的临界点？这些，都可以追问。
借助政治学界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识别出一些关键性的概念，然后考虑其在明代政治文化研究中的相关程度，进而导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来，也是政治文化研究展开的可行方式。例如，“政治参与”是阿尔蒙德等人分析现代民主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概念。明代中国不是民主政治，因而阿尔蒙德式的直接政治参与调查会有些错位。但是，凡政治皆是一个运行的系统，都涉及到政治系统内的人参与政治与否及程度、方式问题。明代哪些人群有参与政治的自觉、愿望？哪些人群没有政治参与意识而只有臣民意识或者其他意识？任何人或人群如果参与政治，其基础是什么？是关于政治权利的意识，是社会参与权利的制度，还是利益驱使？有什么政治参与的禁忌？“政治期待”可以从政治态度这一比较笼统的概念中抽离出来，专门追问特定政治系统中社会成员对于国家权力、角色、责任的预设如何。如明代中国的一个城市居民在什么情况下会感到需要朝廷，他或她在日常生活中预设朝廷已经带给了他或她什么东西？如果一个人对于朝廷没有任何期待，即意味着此人在心理上不需要朝廷，其自我意识中的存在与政治无关——这就是一种阿尔蒙德所说的“村民政治文化”状态。反之，哪些人习惯于将个人或者社会的状况归因于朝廷，为什么？“国家意识”，即社会成员认为什么是国家，国家与社区、个人是怎样的关系，有没有及有怎样的爱国主义情怀，自己对于国家负有怎样的责任？国家意志与地方社会认同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即社会成员心目中关于国家的政治一致性与多样性之间关系如何理解？这类国家意识问题，无论在现代社会还是在前现代社会，都值得探询。“政治知识”即社会成员以何种方式拥有政治信息及关于政治了解到何等状态，是了解社会成员政治态度的一个途径。明朝的一个普通村镇的塾师与一个县级官员在政治信息获得方面有怎样的不同？塘报、邸抄、揭帖、缙绅录等等对不同人群意味什么？“合法性”是所有政治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政治就是运作获得合法性的强制力的过程，而文化意义上的合法性存在于社会认同之中，体现特定政治系统运行的公众心理底线。如万历皇帝派出矿监税使，举朝反对，显示朝臣认为此举缺乏合法性，虽然没有能力将之停止，但是明朝不久之后灭亡，可能与缺乏合法性政治行为的累积有关。“开放性”即一个社会容纳外来事物，包括外部信息的能力，是关涉社会体系反思能力、调节能力、存续能力的一个重要相关项。明代中国作为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开放性如何，是可以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的。
法治文化心得体会篇7
一、法治文化的内涵
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法治文化的内涵有多种解读，其共识性的观点是：法治文化是体现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权、平等等价值，以法律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为主要内容，以自觉执法、守法、用法等行为方式为表现形式的法律文化类型。我们认为，法治文化是以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法治价值取向为主要内容的长期社会化的文化形态，它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它的核心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法治文化意味着法治精神的普遍化实践。对法治文化的理解，应包括如下方面：
1、法治文化的核心是培养法治信仰
卢梭曾言：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人们的心里。法律之所以获得一体遵守，不仅源于它的强制性，更源于人们内心的信仰。法治信仰是法治文化建立的基础，是人们内心对法治的高度自觉地认同和崇信，在这一前提下，所有社会活动均按照法治的精神运行，这也是一个国家实现法治化的一个基本前提。否则，没有对法治的高度认同和崇信，法律就会如一纸空文，丧失权威，法治文化建设也只能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2、法治文化的关键是规范约束公权力
法治的本质是通过对公权力的规范和制约来保障公民的私权。因此，规制公权是法治文化建设的重点所在。以政府为代表的公权力主体的行为不仅要受到法律规则的限制，而且也必须受到公民私权利的相对制约。权力必须尊重权利及其法定界限。遵循法治文化的基本精神，一切公权力的行使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并且接受严格的监督，一切违法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公权力的依法规范行使对法治文化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并通过对公民私权的保障，形成法治文化建设的凝聚力。
3、法治文化的价值追求是保障公民私权
现代法治的核心要义之一是民权至重。因此，必须以权利本位的理念培育建设法治文化，并使之成为现代民主法治的基石和制度归属。法治的根基在于人民，只有广大的人民普遍具有依法治国的心理和素质，现代法治的实现才有了根基。因此，法治文化必须以保障公民私权利为最终价值追求，而只有广大的人民形成现代法治的观念和权利为本的意识，法治文化建设才有了力量来源和实现动力。
二、当前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剖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法治建设，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贯彻落实，法治文件建设成就显著。但由于两千多年封建统治法治观念的不足及受现实因素等影响，当前法治文化建设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为公民法治信仰普遍缺失。
1、部分党员干部迷恋“权、钱、名”，带头违法
党的十八大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但部分党员干部在做决策及处理问题时仍存在重政策轻法律，重批示轻法律，重关系轻法律，重结果轻程序，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等滥用行政权、司法权的现象，对法治精神构成极大破坏。
2、部分群众“尊法敬法”意识淡薄
部分群众“尊法敬法”意识淡薄，“信访不信法、信官不信法、信闹不信法”;遇事找熟人、走关系等现象较为普遍;钻法律空子、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层出不穷;一些地方“工闹”“医闹”“拆迁闹剧”等情况比较严重等等。
造成部分干部群众信仰缺失、法治观念淡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一是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人治思想色彩浓厚，传统文化重礼轻法，甚至耻法惧法，对权力充满敬畏，很多人信仰人际关系而非法律，“法不责众”心态严重，法律底线屡屡被突破;二是当前法治宣传重形式、轻实效，节日宣传多、长效机制少，传统方式多、创新措施少，出去宣传多、请进宣传少;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客观造成了“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后果，不同程度削弱了法律的权威。
三、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
法治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植入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之中。一个社会能否实现法治，关键在于法治文化的成熟度。因此，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积极培育必须找准着力点，遵循其实践路径规律。
1、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全民尊崇法治的社会风气
法治文化的形成和建设是以广大民众对现代法治具有高度自觉的崇信为基本前提，所以全民法治教育必须以公民法治理念的提升为中心任务，将法治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培养公民对法治发自内心的尊崇，内化为全民的自觉行动。法治本身所具有的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是全民法治信仰的价值来源，正是基于对法治价值的高度认同，全民才会自觉自愿的尊从法治。当前应充分利用“六五”普法以及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等良性法律实践教育活动，逐步培养全民对法律的自觉意识，提高全社会的法律素养、塑造全民的法律信仰自觉，促进法治文化的形成。
2、提高立法质量，构建良法善治的制度格局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这是构建法治文化的制度基础。制定法必须以人权作为基本的价值追求才能成为全社会普遍尊从的善法，法治信仰才能得以确立。但是当前立法领域还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必须通过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进一步完善立法体制加以解决。法治文化建设的直接意义就在于使其本身蕴含的法治精神得到充分的实现，从而增强法治的尊严、权威和公信力。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如何更好体现法治的公平、正义等价值追求，从而更有效的规范约束公权力，使公民的私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最终构建良法善治的社会制度。
法治文化心得体会篇8
［关键词］政治文化；传统文化；公民意识；官本位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3—0014—02
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和其他社会团体以及这个国家中的成员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的环境中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观念等内容的总和。中国政治文化发轫于两周，具有数千年历史，是当代政治文化的牢固的精神支柱和深层的文化土壤，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变，整个社会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急剧转型，在物化层面和制度层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也发生着持续的、深刻的、革命性转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和谐的政治文化，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构建和谐政治文化的基本途径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构建和谐社会有所助益。
一
“重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早在周武王伐纣时，就提出了“敬天保民”的口号；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争夺土地进行战争，又提出“无民孰农”和“无民孰战”的口号。从孟子的“民贵君轻”到唐代魏征的“载舟覆舟”，历代统治阶级中都有主张重视民生、民意者。但重民不是民主，民本主义不是人本主义。因为重民的主体是君、官（统治者、掌权者），而民主的主体是民（人民、公民），是人民、公民当家做主，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重民是要求统治者重视人民的疾苦，为人民做主，人民则只要“俯首贴耳”依靠明君、清官即可〔1〕。概言之，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民只是统治者维护王权的一种手段或工具，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相距甚远。构建和谐的政治文化，必须重视民主的政治文化建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终极追求目标，人民是社会主义政治体系“内生态”的必然要求。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也就是公民的政治自由的发展。而要实现社会主义公民对于政治自由的追求，作为一种政治生活方式的民主政治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为了享有自由，唯一的办法就是致力于民主机构和民主习惯的逐步发展”〔2〕，只有民主的人民，才更有可能成为自由的人民。因此，和谐政治文化的建设必须以民主的政治文化为其目标之一，坚持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原则，张扬宽容、愿意妥协和崇尚自由平等的理念，承认人民在国家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张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尊崇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和约束等，从而为和谐的政治文化提供价值理念支撑和合法性、合理性证明。
二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宗法关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皇权导致的权威崇拜、奴性心理，造成的依附顺从观念，深深影响人们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模式，是形成臣民意识的深层文化土壤，也使臣民意识至今仍然盛行。从而导致人民缺少民主实践的经历，认识不到自己会对政治产生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不想去参与政治生活，缺乏自主意识和合理利益及权利的追求精神。这种影响导致当代中国不少民众对社会管理和政治既无参与的热情和意识。对政治冷漠，成为当下中国不少民众的自觉行为，严重影响着我国国民参政议政意识的形成，阻碍着我国当代公民在现代意义上公民意识的形成。
构建和谐的政治文化必须培育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以公民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为内容，以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基石，将权利观、义务观、归属感、责任感、使命感、自律意识、法治意识、平等意识和宽容精神等融为一体的现代民众意识。培育公民意识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理念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公民意识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
构建和谐的政治文化是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历史性课题，就是实现传统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型，以达成与政治生活民主化进程的生态对接公民文化是一种复合的政治文化，它坚持“参与以有序为前提，督政以认同为基础，维权以守法为要旨，纷争以节制为条件，批评以宽容为原则”〔3〕，从而使公民在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倾向于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营造一种具有无限适应性与创造力的弹性空间，使政治处于合乎生态发展的适当状态。构建和谐政治文化过程中，非制度性的公民文化还有利于提高民众对国家的忠诚度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认同度，直接影响和匡约着民众的政治行为方式，成为支撑民主政治的社会心理模式。
三
法治文化心得体会篇9
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民主化是指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由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的过渡。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专制政府不同，威权政府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政体形式，通常具有工业化的发展导向。在类型比较的意义上，威权政府具有与民主政府不同的特征，它缺乏自主的政治参与和有效的选举竞争。威权政府实行较为严格的权力集中和社会控制，这既与统治者信奉的意识形态有关，也与发展中国家加强政治整合、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关。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激荡下，诸多威权国家向民主政治转型，带动民主转型问题逐渐从政治发展理论中凸显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围绕民主转型问题，研究者采用的分析方法至关重要。传统的制度主义理论奉行国家中心主义的范式，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移植发达国家的宪法、设计民主制度，就能迅速实现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在赢得民族独立后，以西方国家宪法为蓝本设计民主制度大多以失败告终。客观的政治现实表明，依据正式制度考察公共权力的配置，将误导人们对实际政治过程的认识。只有摆脱国家中心主义的误区，正视社会力量对政治过程的复杂影响，才能确定文本书写的政治和实际发生的政治之间的差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学兴起了行为主义运动，研究重心从国家转移至社会，社会力量如何影响民主发展纳入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在方法论革命的推动下，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成为重要的理论模式。社会结构分析试图在跨国比较的基础上，确立影响政治行为和政治发展的关键变量，比如国民收入、经济总量、社会组织、政治文化等，根据关键变量的特征论述民主转型的动力。以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形成了民主转型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社会结构的经济分析和社会结构的文化分析。民主转型社会结构研究的兴起，显示了当代西方比较政治学的重大转向。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原有研究中，鉴于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政治组织被视为研究的重心，社会力量的政治功能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而在对发达国家的原有研究中，鉴于西方民主政体的架构已经确立，选举政治或政策过程被视为研究的重心，民主制度的发生过程并不构成重大的现实问题。对应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浪潮，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分析改变了上述学术格局，对民主政治的功能性研究开始转向对民主化动力的研究。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推广民主制度的倾向，但也激励着研究者从学理上思考民主发展的重大问题：发达国家民主化的历史模式能否成为发展中国家模仿的现实样板；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等多重目标时，是否存在优先发展的可行战略。
二、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
在对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中，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民主化的动力占据显著位置。由于威权社会缺乏充分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一般依赖于经济绩效，以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因此成为民主转型研究的重要进路。根据社会结构分析的观点，现代民主政治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作为先决条件，民主既是实现公共权力和平更替的政治系统，也是政治行动者职位竞争、达成共识的社会机制。民主化发展源于社会力量的驱动，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普遍的关联性，“国家越富裕，支持民主的机会就越多”【”。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减少农业人口的比重；提高了国民教育水平，逐渐形成对民主规范的信仰；改善了社会下层的处境，使其避免接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培育了中产阶级队伍，弱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改变了上层阶级的政治价值和行为方式，使其克制对社会下层的歧视和排斥；鼓励了政治宽容，在社会中树立普遍主义而非特殊主义的政治评价标准；催生了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中介组织，保证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经济发展的各种指标之间存在功能性相互依赖，从彼此关联中产生的社会资源可以转化为支持民主的政治力量。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命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学术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现实的政治关怀。在当今世界，民主国家和富裕国家具有较高的重合度，西方学者根据欧美国家现代化历程的特点，易于得出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结论。而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强大的赶超压力，易于得出建立民主政治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结论。围绕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最终出现了“正相关”、“负相关”和“无相关”三种不同的观点。正相关论者指出，经济发展促进了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人均收入低的国家无法维持民主，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是“经验常规”闭。亨廷顿甚至认为：“如果你想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产生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可供分配，造就了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提升了政府控制经济系统的成本，衍生出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权力中心，为倡议民主制度创造了条件。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存在作为中间环节的“转型带”，威权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入转型带区间(100(0--3000美元)后，将会出现向民主过渡的前景。负相关论者认为，收入是否平等是民主化的决定因素，而经济发展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抵消预期的民主化效应。尤其是中等发达水平国家，经济发展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形势十分严峻，劳工阶级进入政治过程改善福利状况的诉求较为强烈，导致统治集团抵制政治参与的扩大。无相关论者则指出，必须准确区分民主政治产生的原因和民主政治存续的条件。经济发展有助于维系民主制度，但经济发展并非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条件。由于富裕的民主国家比贫穷的民主国家更容易生存，而贫穷的民主国家比贫穷的非民主国家更容易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现有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布局只反映政体类型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生存的可能性，并不能从中得出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结论圈。有关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还从历史比较的维度反思了民主化的多元模式。社会结构研究的思路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将民主转型视为国家总体发展的组成部分。但依据发达国家的局部经验确定民主化的普遍形式，容易得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结论。与探讨社会新兴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对民主发展的作用形成对照，巴林顿?摩尔则指出，必须首先关注农业群体的社会状况。民主化的现实道路取决于农业群体的历史地位和商品41=程度，并不存在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6xr''''3)。政治变迁是社会行动者利益冲突的结果，阶级力量之间的对抗或结盟将决定民主发展的方向。社会结构研究依据经济增长解释民主化的动力，具有系统概括的优势，但对结构形式的强调缺乏历史情境的观照。
已经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社会结构研究可以选择性地作出回顾式解释，但对于面临转型困境的国家难以作出前瞻性分析。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内生类型，公民社会的成长伴随着强制权力的收缩，从商品经济土壤中衍生的阶级斗争最终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实现了平衡，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代议民主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政治领域的制度体现。基于民主化的比较视野，西方国家因地制宜的实用主义路线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教条主义模仿的样板。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始终处于西方“示范效应”的压力下，物质生活的反差形成了最为直接的冲击，在国家实施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发展与国民寻求政治参与提高消费水平之间存在巨大的紧张。在此情势下，威权政府在进行资源动员和长期投资的同时，通常会限制政治参与和当下消费的需求。高度自主性的威权政府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易受社会力量渗透的民主政府此时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81。在工业化成熟以前，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的人口膨胀、收入差距等问题会进一步强化政府干预的力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经济发展能否促进政治民主并不完全决定于自身，民主转型是多种条件复合作用的结果。非西方国家形成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的局面，一般意味着工业社会的初步建立，公民自组织力量趋于成型。作为对社会结构研究的补充，有必要重视民主化过程的客观情境。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情境既包括社会结构变迁等内生因素，也包括国际环境等外生因素。西方国家曾经为了地缘政治的目的进行对外援助或外交干涉，并不以推广民主制度作为直接目的，实际上成为许多威权政体的支持者。而在冷战结束后，民主话语取得了空前优势，威权国家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
三、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
威权政府除了借助经济绩效论证自身的合法性外，还进行意识形态投资，通过影响大众心理维持统治秩序。以政治文化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成为民主转型研究的另一重要进路。20世纪60年代，阿尔蒙德等研究者赋予政治文化以特定的含义：政治文化是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知、情感和评价【let(p13)。为了顺应科学主义潮流，政治文化理论摒弃了民族性格等抽象术语，采用定量的方法考察政治过程的社会心理基础。初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各国政治文化对政治结构的功能性影响，以直观对比的形式彰显了西方文化的优势。英格尔哈特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政治文化是动态的历史现象，共时l生研究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变迁维度，导致政治文化成为“静态的概念”【l11。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背景下，如何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论述政治文化的演变路径，成为民主转型社会结构研究的重要内容。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存在张力关系，保持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动态平衡是合法性统治的重要条件。威权政府并不满足于在事实上控制权力机构，它们需要唤起公众的认同，保持统治与服从的一致。社会大众也不只满足于物质利益的获得，他们需要对政治现实作出有意义的理解，保持行动与认知的一致。在威权统治中，政治文化一般具有依附性特征，社会成员彼此间缺乏宽容与信任，易于对权威表示顺从。如果说民主政府需要“民主人”心理支持的话，威权政府则获得了“专制人”心理的配厶【t一。然而，威权社会的政治文化并非恒定不变的常量，它在经济发展的作用下自我更新。当政治结构丧失政治心理的支持时，政治统治将不具有合法性，从而为制度变迁提供契机。在经济发展和政治转型之间，公民文化发挥了“关键联结”的作用【ll】。经济发展是民主转型的门槛，跨人经济发展的门槛才可能通过资源再分配实现政治妥协。而当社会中存在难以妥协的文化价值冲突时，民主转型的前景将十分黯淡。与经济发展相比，民主化实践与“嵌入在政治文化中的价值”存在更强的联系【埘。经济发展是民主转型的基础条件，但只有在经济发展催生出公民文化时，民主转型才获得直接动力。在低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大众的优先目标是获得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这与威权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具有一致性，政治统治可以获得社会心理的支持。而在经济发展促成工业社会的建立后，公众的fir值观将发生从物质需求到后物质主义目标的“文化转向”。
社会成员将自由表达和政治参与作为优先目标，这便与威权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发生冲突，提供了向民主转型的现实压力。从威权政体的运行过程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具有主观上塑造合法性和客观上衍生公民文化的双重效应，支持民主社会心理的形成是“长期经济增长负反馈的文化过程”[1l】。政治文化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可以改变公众的认知和判断，随着威权国家工业社会的成熟，政治文化将实现“从生存价值观到自我表现价值观的逐渐转变”，有助于实现民主转型【-。经济发展确立的自我表现价值观具体包括：宽容，信任，政治行动和言论自由的强烈愿望。在超越基本物质需要的条件下，政治参与的诉求将打破封闭的政治过程。对于政治转型而言，“民主是国民而非个体的属性”，自我表现价值观是社会心理的总体特征㈣。民主转型的持续动力需要公众营造自由表达的社会氛围，而个别精英的操纵将导致扭曲的民主形态。自我表现／o1"值观还意味着人们对民主的支持源于规范性承诺而非工具性动机。从实现经济目标的角度，民主政府同威权政府相比并无稳定的优势，民主政治的优势在于为公民参与打开制度化渠道，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权力更迭。只有当公众赋予民主政治以自我表现的独立价值时，向民主转型的时机才会成熟。从政治文化理论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它实质上将经济发展作为民主转型的潜在条件。经济发展的民主意义在于，推动大众从满足生存需求的经济动机过渡至自我表现的价值关怀。民主转型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没有政治文化的配合，难以实现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标。政治转型源于公民人格的成长而非物质技术的进步。政治文化理论强调社会心理变迁的重大意义，从中可以引申出如下推论。
首先，社会大众是民主转型的基本力量。受精英主义影响的学者通常认为，后发国家公民社会的力量比较薄弱，民主转型的现实路线是关键人物之间的谈判和妥协。而政治文化理论对普通公民的政治能力充满期待，认为政治文化的发展先于民主制度的出现。其次，渐进主义是民主转型的一般特征。政治文化变迁是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的中介环节，而文化iS,理的改变通常比较缓慢，容易出现“路径依赖”现象ft同。与经济成就的表象形成强烈x,：l-照，政治文化的发展一般是“静悄悄的革命”。而一旦形成偏好民主的政治文化，它就成为独立于短期经济变迁的持久力量。后物质主义fir值观反映了西方国家工业社会成熟后，随着等级制组织、工厂工业的衰落和服务部门、知识经济的兴起而形成的大众心理。而发展中国家能否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借助公民文化的力量实现民主转型引发了各种批判性反思。政治文化分析从超越经济利益的角度论证公民对民主价值的忠诚，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社会信任和政治宽容是政治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民主转型的力量如果不来源于世俗而普遍的利益基础，就不可能获得稳定的支持者。在充满冲突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民主政治通常是争取潜在利益的集团与维护既得利益的集团之间博弈均衡的体现i，删n。公民文化的意义并不在于限制了经济动机，而在于提供了政治妥协的适当条件。其次，政治文化理论认为支持民主价值观的形成先于民主政治的出现，“3c~x,：l民主的塑造似乎远超过民主对文化的塑造”【堋，这在事实和逻辑上是可以辩驳的。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之间存在双向影响，但公民文化并非经济发展自动出现的副产品，政治观念的塑造是民主化实践适应性学习的结果。民主政治的过程是“和平式集体行动”，它为建立合作信任提供了制度化机会【19】。而从大众对民主价值的信奉推论民主制度的自发出现，颠倒了政治发展的时序。对于建立民主制度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人们的主观信念，而是能够采取何种行为。将民主转型视为民主信念制造的压力，忽视了集体抗争行动的社会意义。此外，政治文化理论意在说明公民认知对制度发展的自主性，但将政治文化视为经济发展的衍生物，导致文化机制的作用处于模糊紧张的状态。
四、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困境
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具有系统分析的宏观视野，认为社会和国家是关联性领域，威权政府需要借助经济发展论证统治的合法性，而经济发展及其衍生的公民文化却成为推动民主转型的政治力量。政治过程拥有与之对应的经济或文化结构，它们影响行为规范并提供社会支持，随着社会基础的改变，政治转型也将发生。对于置身制度变迁情境的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不仅是政治制度的转型，而且是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的转型。为了从复杂环境中选取民主转型的重要条件作为逻辑基础，社会结构研究通常将民主化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或政治文化等变量，也暴露出诸多局限。
1．社会结构研究具有明显的结构一功能主义色彩社会结构分析以系统论的思维理解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认为当政治体制无法容纳社会结构变迁的力量时，功能性失衡将表现为民主转型。研究者一般会指出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性，但其对社会结构的强调容易将政治转型的相关性变量视为因果性变量。人们从中会引申出乐观主义结论，认为威权政府先天包含自我否定的结构性危机：当经济长期陷入困顿时，威权统治将丧失社会基础，大众将不再对政权表示忠诚；而当经济快速增长时，复杂的市场体系、新兴的阶层力量和参与型政治文化将对威权控制提出抗议。依据社会结构Ys-析的逻辑，威权政府的运行特征决定了它只能作为过渡政体而存在。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并不表现为政治制度的线性发展，社会结构分化在衍生抗议力量的同时，也会伴随政府能力的增强。社会结构研究易于混淆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这两个不同的概念[131。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威权社会中，政治制度也会出现结构分化和功能专业化的特征，但它们可能只是威权政体限度内的发展，并不能视为政治民主化的组成部分。威权政府并非经济发展的被动作用对象，权力的自主性构成新兴阶层抗议力量的约束条件，“削弱他们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211(p5“。民主转型的前景取决于政府权力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民主化伴随着去民主化的对抗。
2．社会结构研究指出了民主化的潜在趋势，但缺乏明确的过程研究政治文化理论认为，威权政府的长期统治需要社会心理的配合，政治系统的维持应该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政府所完成的事业至少应该以使公民满意，使他们不会起来反对政府”[1o／(1"2。在民主政体中，缺乏合法性的政府将失去选民支持。而在威权政体中，权力系统自上而下建构，并无常规的制度途径将大众的抗议心理转化为现实的抗议行动。威权统治在民众中缺乏合法性并不代表政治制度存在合法性危机，“除非政治制度的中坚分子也相信它们没有合法性”口8)。不同于政治文化的解释路径，民主化并非社会大众将政治心理转化为集体行动进而实现制度转型的自然过程。只有抗议者能够自我动员并采取集体行动时，社会压力才能转换为民主转型的动力。民主转型的启动需要社会结构变迁创造的政治机会，但在缺少组织动员的条件下，推进民主发展的集体行动并不会出现。
3．社会结构研究把民主转型视为连续发展的过程，对社会条件的强调带有决定论的痕迹，伸张结构性力量反而显示出公民行动的无能为力[171(p71民主发展并非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是表现出复杂的阶段性。罗斯托指出，民主转型包括四个关键步骤：民主转型的背景条件，实现国家一体化、赢得国民忠诚；民主转型的准备阶段，),a~Ys-4g中形成的集团力量围绕权力分享等重大议题冲突对抗；民主转型的决断阶段，精英人物接受社会力量多元化的事实并相互妥协初创民主程序；民主转型的适应阶段，社会大众在政治实践中试错学习、建立信任[铡。把民主化分解为面i临不同历史任务的时段，可以清楚地区分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不同，也能够动态地显示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从民主转型历时发展的角度，精英或大众采取的集体行动可以在不同的关节点施加影响，加速或延缓民主化过程。民主转型并不意味着朝向既定目标的渐进发展，它是连续不断的社会抗争、政治妥协的行动后果。民主化与去民主化力量之间的冲突制造各种政治变数。对民主化动力的探索，必须从功能性的社会条件转向现实的政治过程仁卿。
法治文化心得体会篇10
关键字：政治文化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