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区别篇1
关键词：日本；落后地区；开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重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已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干预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尤其是大国都面临程度不同的区域经济问题，中国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日益突出，区域经济差距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国家对此高度重视。为此，研究日本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其落后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目前西部地区的开发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日本开发落后地区的举措法律措施与开发计划
日本是个法制完备的国家。先立法，计划与立法相结合是日本开发落后地区的成功经验之一。在日本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对落后地区的发展都是首先始于立法，其法律大致分为全国性大法和地方法。全国性的法规有，《国土综合开发法》（1950）、《土地利用计划法》（1949）、《国土利用计划法》（1974）、《土地基本法》（1989）等。这些都是针对国土综合开发而制定的法律。地方开发政策方面的法律主要有：《落后地区工业开发促进法》（1961）、《城市振兴开发特别措施法》（1971）、《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1962）、《工业整备特别地区整备促进法》（1964）、《关于促进地方据点城市整备和产业业务设施再配置的法律》（1992）等。各地区开发的法律主要有：《北海道开发法》（1950）、《东北开发促进法》（1957）、《九州地方开发促进法》（1959）等；特定地区开发的法律主要有：《特殊土壤地区防灾及振兴临时措施法》（1952）、《豪雪地区对策特别措施法》（1962）、《过疏地区活性化特别措施法》（1990）、《海岛振兴法》（1953）、《山村振兴法》（1965）等。另外，还有与地方开发密切相关的土地利用，水资源，交通，生活环境整备，公害，国土保护，防止灾害和公共事业长期计划等方面的法律。
在法律规定下，日本进一步制定了地方开发的计划体系。这些计划按照开发对象不同，分为全国综合开发计划；都、道、府、县综合开发计划；地方综合开发计划和特定区域综合开发计划四种类型。这些计划对落后地区每一期的经济发展目标作了明确规定。
经济计划。1955年以来，日本政府共制订了15次经济计划，其中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和《社会资本整备长期计划》，是国土综合开发和地方开发的重要环节。
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是日本国土开发中最重要、最根本的计划，也是国土开发的中心环节和地方开发的基础。1962年以来，日本政府共制订了五个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即《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62年10月）、《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69年5月）、《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77年11月）、《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87年6月）《21世纪国土的宏伟目标》（1998年3月）。
国土利用计划。1960年以来，日本政府共制订了三个国土利用计划，其中第一次计划称为《工业布局计划》。另外，根据有关法规，还制订了城市计划、农业振兴地区整备计划、森林计划、公园计划和自然环境保全计划等相关计划等。
地方开发计划。各个落后地区都有相应的开发促进计划，例如，对于北海道，日本政府1951年以来就制订了五期《北海道综合开发计划》，其中，第一期包括第一次、第二次计划，第五期为《新北海道综合开发计划》。
特定地区开发计划。根据有关法律，一些因特殊原因而落后的地区，如半岛地区、渔村、海岛、豪雪地区、特殊土壤地区等，政府批准指定为特定开发地区后，都制订了相应的开发计划或振兴计划。
二、建立专门的行政机构
日本政府是干预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开发落后地区时设立了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在总理府设立了三个开发厅：北海道开发厅、冲绳开发厅、国土开发厅。开发厅负责制订开发计划、政策和措施，对开发工作给予行政上的指导，建立了这样一个中央直辖与地方辅助的双重管理机构。提供财政金融支持帮助，为此还设立了一些相关的机构。
公共投资。根据历次的经济计划和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日本政府都制订了相应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或《社会资本整备长期计划》，对地方开发进行了相应的公共投资。
促进地方开发的特别会计。现有《城市开发资金融通特别会计》（1996）和《特定国有资产整备特别会计》（1969）。前者除三大都市圈外，主要是为政府指定的33个人口30万以上的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厂迁移等提供低利或无息贷款；后者主要是为政府建筑物等特定国有资产向地方转移提供低利或无息贷款。
促进地方开发的公库。现有《北海道东北开发公库》（1951）和《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1972）。作为财政投资机构，其资金来源除政府出资外，主要是政府借款和发行政府保证债券所筹措的资金。
促进地方开发的公团。现有《地域振兴整备公团》（1974）。该公团利用财政投融资提供的公共资金，主要是从事煤矿地区振兴事业、地方城市开发建设事业、产业设施和工业在配置事业等。
民间城市开发推进机构。这是1988年根据《关于推进民间城市开发的特别措施法》而指定的财团法人，它通过日本开发银行，对特定民间城市开发事业提供长期低利贷款。
大力振兴落后地区的科教事业，充分发挥科教教育的带动作用。
为了提高落后地区的科教水平，日本政府非常注意科研机构的布局，在每个地区分别设立了一个国立的工业开发实验所和一个农业实验场，各地方政府在本地区也设有公立的科研机构。国立科研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在进行基础性的共同研究，同时，对基层的科研机构的科研活动给予指导。各地区设立的公立的科研机构的主要任务是：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有关课题的试验研究，为中小企业设立开放的实验室，为他们进行有关试验研究提供方便，实行技术指导。这些措施对于提高落后地区的科教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日本对落后地区的开发是卓有成效的，首先，缩小了地区差距，各个地区的人均收入趋于平衡。其次，缓和了人口过度集中的趋势。再次，保护了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由于过疏过密问题的缓和和环境保护对策的成功，日本不仅成为治理公害的先进国家，而且由于森林和自然环境的有效保护，还成了自然灾害损失最轻的国家。
三、日本落后地区开发的主要经验
1.以法律为依据，以计划为引导
日本政府无论是对全国性开发，还是对地方性开发或特殊性开发，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并根据各项法律制订了相应的计划，从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保证了政府各项开发政策的实施。日本落后地区的开发是在全国综合开发的基础上展开的，即使是针对地方的开发，也都有全国性的开发计划。在地方性开发中，又有一般落后地区开发和特殊落后地区的开发。这样以来，就形成了以国土综合开发为中心的立体交叉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国土开发格局，从而使落后地区没有死角，无一遗漏地得到了普遍的开发。
2.中央跟地方的开发计划应该协调一致
日本政府在制订开发计划时坚持了公开透明的原则，地方与政府的分歧在政策、计划制定之前就得到了很好的协调。这样既保证了开发计划的权威，又提高了实施的效率，大大减少了在实施中的扯皮现象。
3.注重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
基础设施又被称为社会现行资本，它的完备与否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程度。日本在开发的过程中将基础设施建设摆到了重要的位置，并收到了良好的效益。
4.注重环境保护
无论在国土综合开发中，还是在地方开发中，自然和环境的保护都一直是最基本的开发理念和开发方针。例如，第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21世纪国土的宏伟目标》就明确地提出：在中小城市和自然环境优美的农村、渔村和山区，要以适于21世纪的新生活方式为目标，保持宽松的居住环境，既使居民能够享受到现代的物质文明，又能领略到大自然淳朴的美，从而创造“多自然居住的地域”。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外开发借鉴[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2]钱津.日本开发北海道对中国的启示[j].当代世界，2000，（5）.
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区别篇2
这次“十一五”规划，把过去长期沿用的“计划”改为“规划”，这是一个重大变化，也有其深刻涵义。这是市场经济体制和全方位开放背景下的一项改革。其基本涵义是：规划是政府定的，也是管政府的。政府既要依法行政，也要依规划行事，就是把规划作为政府履行经济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依据。我认为，正确理解这一变化的深刻内涵，对于做好“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两种计划（规划）的区别和政府规划的传导机制问题
传统计划经济中的计划，由政府全面、直接、由上而下地配置各种资源，按照行政系统把计划指标分解下达到企业和其他基层单位执行。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就是说，经济资源的配置由企业和其他市场行为主体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定。政府计划（规划）的功能在于弥补市场失灵，特别是向社会提供全局性的、有关长远发展的、有关公共政策和公共投资的信息。两者的区别在于：
1.资源配置的机制和主体不同。在传统计划经济中，资源由政府配置，通过行政手段分配。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代替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经济资源配置的主体由政府转为市场行为主体。
2.计划实施的主体不同。传统计划经济中的国民经济计划层层分解下达到企业执行，市场经济中政府计划（规划）的实施主体是政府自己，对企业主要起提供信息和引导的作用。
3.计划调控的对象不同。传统计划经济中的计划直接支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计划（规划）和相应的政策措施通过调控市场来引导企业行为方向。
4.计划实施的手段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规划）的实施不是依靠行政指令的直接管理，而是运用政策手段进行间接调控。政府动用一部分公共资源来调节经济，也要尽可能充分利用和发挥市场的作用。
5.计划约束的对象不同。传统计划经济中的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是约束计划基层执行单位―――企业，地方政府也受中央计划约束，所谓“计划就是法律”。市场经济中的计划（规划），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以后，成为对政府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要求政府按照规划进行经济管理和调控经济运行，实施有关政策措施，引导微观经济活动，但对企业则不具有行政约束力。
明确了“规划是政府定的，也是管政府的”这样一个基本定位，就必须研究解决政府规划作用于企业和其wb市场主体的“传导机制”问题。一般地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规划的目标、要求要通过市场的作用传导到市场主体，政府可以运用的手段主要有：（1）信息引导；（2）法律法规；（3）政策调整（经济手段，利益诱导）；（4）行政干预（弥补市场失灵）。这些手段可以综合运用，并有不同的组合。
这里，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经济部门和非经济部门传导机制的共性和特性有待深入研究解决。以上4个方面手段及其不同组合，更多适用于经济部门。对于非经济部门，如文化、卫生系统，情况比较特殊，包括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且程度不同）机构两部分，政府与这类机构之间的关系不同于政府和企业主体之间的关系。可见，政府规划作用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类社会事业的传导机制，需要认真研究探讨。
二、规划的重点内容问题
按照上面所说的政府规划的基本定位，总的来说，规划的内容要按政府职能来确定。就是说，属于政府职能范围内的事情，要切实规划好；超出政府职能范围的事情，政府就不必去规划。由此，可以明确以下三点：
一是属于市场配置资源的领域，凡是市场机制可以解决的事情，政府不应干预，也无需政府规划。在这一领域，政府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良好的环境，使市场主体，使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
二是市场不能发挥作用或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是具有外部性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发展，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因而需要政府进行规划，特别是中长期规划。这里所说的公共物品，包括具有正外部性（边际社会净收益高于边际私人净收益，如环境保护工程）的公共物品，和具有负外部性（边际社会净收益低于边际私人净收益，如排放污水）的公共物品。这里所说的自然垄断行业包括那些具有网络性质的行业，如电网、铁路和广播电视等，这些部门由少数企业垄断经营更能获得规模经济。尽管公共物品供给和自然垄断行业发展都要引入市场机制，或尽可能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由政府进行规划和由政府不同程度地介入是不可缺少的。
三是体制改革和制度环境建设。在我国“转型经济”条件下，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健全的制度环境，应是政府规划的重点之一。显然，微观领域改革的主体是企业，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由政府规划和推进，非国有企业的企业制度建设无需政府规划，但涉及各种利益主体相互关系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必须由代表全社会利益的政府来进行规划、选择和推行。
基于以上分析，“十一五”规划必须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充分体现“五个统筹”的要求，充分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在规划内容上应当淡化、弱化产值、产品、企业规模等主要由市场作用来决定的内容，加强和突出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导向、外部支持条件和空间规划；经济社会发展中人口、资源、生态、环境及相互协调的规划；土地、能源、水资源等涉及经济安全和战略性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规划；科技进步、教育文化和人才培养规划；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公益事业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然垄断行业发展规划；对外开放和相应政策举措的规划；法制建设、体制变革（包括经济、社会领域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等）的规划，政府管理创新、自身建设和改进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规划。这里，还需说明的是，产业结构变动、城市化水平、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等的相关指标都是预期性的，有些不确定因素是难以预见的，政府要做的主要是提供良好的制度供给和政策环境。就是说，在各项规划的具体内容上，哪些应该淡化和弱化，哪些应该重点突出、强化和具体化，都需要从政府职能出发，把规划建立在科学、可行的基础上。
三、值得关注的三个新问题
1.产业结构调整机制的变化和政府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调整的环境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要表现在：（1）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结构调整基本上是市场作用和企业投资行为的结果；（2）地区产业结构的演进和结构特征的形成，基本上是市场竞争的结果；（3）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创新能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组织，包括企业的市场联系特征，市场结构、市场竞争和垄断程度，市场的集中度和进入障碍；企业的市场行为，竞争策略，企业的合并和集团化；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规模经济的实现程度，以及影响产业组织的宏观经济环境、公共政策、区位条件等。至于主导产业、支柱产业、支持产业的配置结构，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的关联度，以及产业链的延伸，都是在市场的作用下形成的，是与地区间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相联系的，是跨行政区域发展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过去五年计划中用大量篇幅规划产业结构，对大量竞争性领域的产业、产品、企业规模等提出具体的要求，已经不合时宜，也难以正确反映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这在“十一五”规划中需要有一个大的改变。
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正确发挥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的作用？我认为，应着重做好以下几点：一是调整政府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思路。地方政府不应再笼统地制定鼓励、限制、禁止产业目录之类的产业政策文件，代之以具体的、有针对性、时效性的产业准入、产业退出、分地区的产业能效指南、对垄断部门的干预等产业导向和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必须以市场为基础，或以弥补市场机制中出现的缺陷为限度。二是为市场主体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特别是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环境。三是更好地发挥政府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的作用。四是实施有效的政府规制。重点是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形成合理的市场竞争结构，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提升。五是完善wto框架内的产业保障措施。六是适应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提升的要求，增强各类高端要素的供给能力。七是加强对产业布局的规划引导和空间导向，并提出相应的空间管治措施。
2.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性和加强社会发展的力度。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社会发展的力度，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社会发展，除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以外，还包括社会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社会秩序、社会管理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完善等。目前，社会事业许多方面发展滞后，需要加强。从农村看，据浙江省农村调查队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农村全面小康标准，对浙江农村全面小康进程进行的测算和评价，全省全面小康综合实现程度为51.2%（以2003年数据计算），其中经济发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农村小城镇人口比重）实现程度为80.3%，比综合平均值高29.1个百分点；社会发展（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农村养老覆盖率、万人农业科研人员数、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实现程度为37.4%，比综合平均值低13.8个百分点；人口素质则为负10%，特别是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负30%。值得关注的是，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涉及多方面利益的调整，需要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因此，加强社会发展，不仅要有定性的谋划，还必须对加强的力度作定量的研究，在建设的力度、推进的时序等方面分别轻重缓急，并优先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使规划正确、可行。
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区别篇3
关键词：宏观调控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条件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的差异何在，存在以下几点意见：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诸多差异，研究，识别和利用不同的是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体系的劣势，建立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新型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必要的条件。
一方面，控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是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资源的调配，经济运行之决策完全由政府掌握，一切经济运行无法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转，不能决定自身的发展方向，所谓的计划指令和激励制度，也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和精神性管理指令。大多数企业事业单位，要么是要服从的计划指令，以政府的指令为方向，否则就不会受到政府重视，发展不起来，地位也会受到影响，企业自身的经济下降也必然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现状面前，可以说计划经济中宏观调控只能是行政手段为主导，优先考虑，或完全遵循行政手段调控经济，企业本身无任何自由发挥的空间。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国家也好，政府也好，宏观调控的措施的一般都是是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按照政府颁布的分层计划指令下属单位接受政府的计划指令下级单位执行计划指令。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条件下孕育而生的。具体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直接区别点在于在宏观经济容易导致市场发展不均衡，但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来看，这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有根本的差异，导致宏经济不平衡的原因有差异，也是导致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差异的根本原因。
2.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的具体功能的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的条件下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决定了实际行动上的差别。虽然在两种经济环境下，宏观调控是纠正和防止宏观经济失衡。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宏观调控本身的解决的方案和计划的实施往往容易片面，进而会导致宏观经济调解力度不到位，市场发展失衡。由于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政府主导，所以宏观调控主要是弥补政府管理漏洞，弥补自身缺陷。
3.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系统不同。在现有的基础上，不同的条件下，宏观调控是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本身享有有无限的经济自由，政府掌握实施宏观调控并不需要单独的立法授权，因为政府宏观调控措施所凭借的行政手段，即使用直接调控措施，也是经济的综合控制的一部分，不需要特别单独的立法。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和控制是，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授权来提供制度支持，法律是先决条件，更是是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关键环节，该系统基于现有的条件，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总体上来说，是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征服所面临的问题都不是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改进，但向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根本改革，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运作，建立新型的宏观调控体系。
4.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不同的条件下，调控手段是不同的，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达到调控经济运行的目的，这决定了政府干预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被剥夺是此消彼长的。
5.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监督，对指令是政府给予行政处分。因此，宏观调控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单位的实现，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在本质上是强制性的。
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区别篇4
关键词：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改革开放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算起，到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这30年，中国的变化是惊人的、举世瞩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有亲身的经历。
我们谁都不是先知先觉者，谁都不可能在1978年就能预知此后的中国经济会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我们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学习、提高、成长。
回顾这30年，使我感触最深的是：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第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在序言中，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
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改革是非常艰难的。尽管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可以照常维持下去。这一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它有可能顽强地存在下去。原因是：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把企业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企业的生产数量、生产品种、价格以及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与生产成果的销售都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企业如果想自行决定生产和经营，稍稍摆脱一下计划的安排，稍稍违背一下行政主管机构的意愿，就会受到制裁，直到把企业领导人撤职或给予其他处分。行政权力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因此，一个企业想背离计划经济的轨道，是十分困难的。同样的道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居民个人实际上也处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个人作为劳动者，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就业和担任什么工作，都由劳动人事机构按计划安排好，流动难以如愿，抵制这种安排等于自己断送了继续工作的机会。
个人作为消费者，也要由计划部门安排，具体表现为生活必需品是凭票证供应的、住房是由单位提供的、甚至子女的升学就业也无一不同行政主管机构的安排有关。假定居民个人想离开计划经济所安排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他在生活上将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样，从居民个人的角度来看，同样可以认为计划经济的运转得到了行政权力的支撑。
第二，计划经济体制是由若干个次一级的体制组成的。例如，计划的企业体制、计划的财税体制、计划的金融体制、计划的价格体制、计划的劳动用工体制与人事体制等等。它们彼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个次一级的体制依存于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而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又依存于第三个次一级的体制，盘根错节，难解难分，此存则彼存，此损则彼损。于是，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对任何单个的企业或单个的居民个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就算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在某种情况下能够违背计划经济体制的规定而使自己的经济活动有所发展，那也只能被当作偶然的、非常规的事情，而不可能成为经常性的、别人可以效法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或单个居民都只好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安排采取默认和顺从的态度，企业和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同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无法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第三，计划经济体制有一种被认为是正确无误、不容怀疑的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作为支柱，这种经济理论为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辩护，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选择，把任何背离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行为都说成是修正主义的。这就是说，通过计划经济理论的解释，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使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出现了这种或那种问题，但一来这是历史所注定的选择，无法更改；二来如果要离开计划经济的轨道，那就是滑到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了，对社会、对企业、对个人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这等于背叛。计划经济体制既有行政权力作为支撑，又有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为之进行辩护和论证，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不仅如此，由于长时期内计划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着统治地位，被确定为正统的经济理论，任何对计划经济提出怀疑，甚至想作出修正的观点都被打成异端。由于人们从学校里、从书籍报刊上、从电影电视中所读到的和看到的都是宣传计划经济的东西，于是人们也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对各种想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行为加以谴责、加以抵制。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如果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有些举动，就会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周围的人鄙视他、嘲笑他、斥责他，使他不得不屈从于舆论的压力、周围的人的压力。尽管这些压力往往是无形的，以致于到后来，连最初怀疑过计划经济体制的人也会进而怀疑自己可能真的错了：立场错了，观点错了，于是本来正确而且很有创新意义的改革尝试，就这样被扼杀了、消失了。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
从当初迷信计划经济体制到怀疑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到下决心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归功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历史性的决策，归功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实践者这些年来在推进改革与开放中的努力。
可以回想一下，当时，在“两个凡是”的思想统治下，要在改革开放方面迈出第一步是何等困难。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受到了“左”的方面的压制。邓小平同志支持了这场讨论，并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运动。
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进行了重大创新。他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他所设计的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案与道路，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填补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空白，揭开了这一理论的新的一页，并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宝库。毫无疑问，假定没有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上的突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取得进展，计划经济体制也就不可能被逐渐打破。
改革开放初期，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和经济特区的建立这三个方面取得了成绩。正是这些冲击的结果，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失去阵地，最终不得不趋于解体。
要知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依赖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有的农村中出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它也不可能持久，而且更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甚至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农村普遍挨饿的条件下，可以容忍家庭承包，只要经济形势稍好一些，马上就展开攻势，把家庭承包取消了。再说，即使有的乡镇办起了一些不受计划经济控制的小企业，那它们也顶多只是小型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生产一些被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所不注意或不屑于生产的小商品，起着拾遗补阙的作用，不可能扩大生产规模，不可能成为与国有大中型企业一争高下的经济力量。而更有可能的是：它们迟早会被上级主管部门以各种方式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朝着所谓“更高级的公有制形式”过渡。
至于经济特区的建立，那更是绝不可能的。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乡镇企业的兴起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和乡镇企业的兴起，最初纯粹是自发性的，而不是政府部门有意识地倡导的，只是在政府领导人发现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好处及其意义，发现了乡镇企业的作用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不可替代性之后，经过研究甚至辩论，统一了认识，才加以肯定，给予扶植。经济特区则不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经济特区没有自发建立的任何可能性，经济特区的建立完全是政府的有意识的行动。只有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才有可能出现深圳等经济特区。从经济特区建立与发展这一事实，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怎样牢固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假定不是政府采取有意识的行动，那是不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牢固结合的条件下，使某一个地区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按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发展经济的。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终于发生了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了，乡镇企业兴起了，经济特区建立了。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只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僵硬控制，让农民能够自主经营，自己承担生产经营的风险，并得到自己劳动成果中应当归于本人的部分，蕴藏于广大农村中的生产潜力就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农村的经济走向繁荣；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是可以通过改革与开放而大大缩小的。只要计划经济少一些，市场调节多一些，经济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会以较大的幅度提高。
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区别篇5
[提要]“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有根本差别，前者以共同发展为根本属性，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以务实合作为导向；后者本质上是一项政治与安全战略，美国通过附加条件的援助，开始了与苏联的冷战进程。此外，与马歇尔计划相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不仅需要应对沿线国家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更加复杂的政治和安全环境，还面临诸多域外因素的干扰。对于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类比的提法，需要理性、区别对待，不宜将二者直接对立，因为从经济发展的逻辑看，二者的确存在共性，马歇尔计划也可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
关键词]一带一路、马歇尔计划、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金玲，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8832(2015)1期0088-12
本研究受中国与东印度洋地区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明晰和相应举措的出台，国内外将“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战后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的说法也日益增多。国内媒体多从经济视角出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会产生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经济复苏和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西方学者和媒体则多从政治与安全视角出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国际力量中心转移背景下，中国经营势力范围、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政治安全战略。事实上，二者虽存在一些共性，但从形式、内容和根本出发点上都有本质区别。
一、“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概念的由来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概念的提出源于国内外学者对于国际社会和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案，与“一带一路”倡议并无关联。
（一）林毅夫的“新马歇尔计划”
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应对金融危机的“新马歇尔计划”，使“马歇尔计划”第一次与中国联系在一起。2009年，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林毅夫表示需要出台新的“马歇尔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打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瓶颈，并给高收入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也就是通过对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需求。这种投资是双赢，发达国家可借此进行结构性改革，走出金融危机，而发展中国家可以消除自身的基础设施瓶颈，从而获得更快发展机会。
该计划实际是一种全球性合作，各国协调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于基础设施瓶颈和环境瓶颈，实现增加需求的效果。计划的实施主体是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诸多国际发展机构，如欧洲发展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计划的主要功能是以上述国际发展机构为依托，同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事实上，在林毅夫的“新马歇尔计划”中，中国只是国际协作的参与者之一，与当前的“一带一路”倡议没有必然关联。
（二）许善达的“中国式马歇尔计划”
最早提出实施“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是著名经济学家许善达。2009年，针对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出口减速的情况，时任全国政协委员许善达提出了利用“中国式马歇尔计划”创造内需，即由中国政府牵头，对海外进行大规模定向投资的倡议。
许善达建议国家设计一项对外援助计划，利用一定数额的外汇储备和人民币，主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援助项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如电力、水利、公路、铁路、港口、矿产、能源等。受援国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的项目，通过国家信用、项目收费等方式偿还相应债务。
具体来说，该计划涉及三个方面的措施：建立一个中国国际援助与合作基金，以政府名义对外实施贷款；政府贷款带动国内产能过剩企业“走出去”；与人民币国际化配套协调实施，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支付货币和储备货币。该计划一方面可以把中国国内的过剩产能转化为国家债权，创造和培育新的外需，为国内提高居民消费率争取时间和财政资源：同时可以缩小全球性贫富差距，为从根本上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创造条件。该计划与马歇尔计划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由中国主导对外实施援助，但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很大区别。
（三）“一带一路”倡议被称作“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在上述两种概念基础之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尤其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期间，中国相继宣布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之后，中外诸多媒体迅速将“一带一路”倡议形容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并指出“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是指中国建立在‘一带一路’规划基础上，面向东盟、中亚等地区的对外投资和发展计划”。其中，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相互联系的战略安排，被归纳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重点安排。
诸多评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60多年前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处。不少评论文章提到，“新马歇尔计划”有三个作用：一是通过对外投资减少外汇储备；二是缓解基建领域的产能过剩：三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除了从经济视角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进行类比之外，还有观点从地缘政治视角将二者加以评判。“将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与马歇尔计划相类比并非偶然，二者都是崛起的力量试图利用经济手段实现对外政策目标，当然也包括支持国内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马歇尔计划帮助美国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北京也寄希望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同样的目标。”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主任李牧山浩石，仅从经济角度看待“一带一路”是错误的，“‘一带一路’是地缘政治再定位，是中国式的马歇尔计划。资助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将赋予北京成为亚洲最重要力量的影响力。”
二、“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尽管从某些角度将“一带一路”倡议类比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并非全无道理，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自身和沿线国家的经济拉动作用以及促进地区一体化方面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完全可能发挥马歇尔计划对战后欧洲经济复苏和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相似作用。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中美对各自倡议（或计划）的定位和目标诉求亦不相同，“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从形式、内容到实施方式都存在本质区别。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属性是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是共同发展的战略，以开放性和包容性为主要特征。与马歇尔计划出台的两极格局背景不同，当今世界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一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密不可分，各国只有共同发展，才能实现长远发展。基于此，“一带一路”倡议首先强调弘扬古丝绸之路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的精神，不搞排他性制度设计，不针对第三方，不经营势力范围，任何有合作意愿的沿线国家都可参与，是一项完全开放的合作倡议。当前已有50多个沿线国家表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其中有大国，也有小国；有发达国家，也有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充分体现了该倡议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此外，中国倡导成立的支持基金，无论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是丝路基金，都将在开放性原则下欢迎其他国家的参与和共建。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自身的发展与对外合作实践，对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诸多因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合作中，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发展模式，最主要的表现是拒绝西方国家附加条件的援助模式，转而采取平等协商基础上的互利合作，综合利用援助、投资和贸易手段，解决制约国家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发挥发展中国家的先天优势，实现共赢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人心相通的“五通”目标，是新形势下对上述共同发展模式的继承与创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面临着建设资金短缺、技术经验缺乏的困难。这些国家有的能源资源富集，有的市场广阔，有的基础设施亟待建设，与中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中国可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实现优势互补。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同沿线国家长期共同发展的一个战略构想，它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意在通过互联互通，发挥地区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实现互通有无、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
相比之下，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美国对西欧的援助计划，虽有多重目标，但首先是一项政治和安全战略，具有明显的排他性。
美苏围绕战后欧洲形成的政治真空进行争夺是马歇尔计划出台的背景。“马歇尔本人后来也表示，做出对欧即刻进行援助的最终决定是1947年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失败之后。”“马歇尔认为苏联政府已经陷入停滞，不会同意任何可能缓解欧洲紧张和危难的可行性计划，而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恶化欧洲的形势。”由此可见，马歇尔计划从最初就将苏联排除在外，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谋求势力范围的特征。据此，马歇尔计划被认为是两大阵营形成的转折点，也是冷战的起源。
战后西欧各国经济凋敝、政治左倾、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上升，马歇尔计划意在通过有附加条件的对欧援助，实现对欧洲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控制，遏制苏联社会主义影响，巩固美国业已确立的霸权地位，意识形态色彩浓厚。1948年《对外援助法案》的第一条表示，“恢复或维持欧洲国家的自由原则、自由机构和真正独立，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良好的经济条件基础之上”，这表明决策者关切的不仅是经济援助，还有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目标。正如时任美国总统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所言，“我们担心的不是市场，而是预防苏联扩大其控制范围。二战在自由世界留下了巨大政治真空，苏联决心填补真空，这是马歇尔计划的基础。”
由此可见，马歇尔计划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治和安全战略。马歇尔计划的规划者担心苏联利用欧洲危机进一步扩大影响，会威胁美国的安全。只有美国拥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恢复欧洲活力，向亚洲的非共产党国家提供希望。如果不提供援助，不断加剧的混乱会严重危及自由世界，威胁美国利益。对此，乔治·凯南表示，“经济上失序使欧洲社会容易受到各种极权政治的利用。马歇尔计划是遏制战略的有效工具。”朝鲜战争爆发后，军事安全取代经济自助，成为美国在西欧政策的主要目标。为了强调经济力量对于军事安全基础的重要性，15亿美元复苏计划援助额被定位为“防务支持”，并最终于1951年10月10日通过互助安全法案，共同安全机构取代经济合作机构，进一步表明马歇尔计划的政治和安全属性。
（二）“一带一路”倡议遵循平等、互利原则
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原则，也必将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各项合作中。长期以来，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充分尊重相关国家的自主权，合作不附加任何条件。“一带一路”倡议仍将秉持上述原则，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有关各国自愿平等参与，完全根据本国利益自主作出决断，共建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在apeC会议期间举行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中，主席重申“建设互联互通，实现亚洲联动发展”，“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照顾各方舒适度，不强人所难，不干涉他国内政”。阿拉伯国家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研讨会上表示，他们之所以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充满期待，是因为中国在推进倡议过程中，采取平等开放的态度，不谋求私利，不搞势力范围，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强加于人，也不与其他大国和既有机制竞争。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基本理念是“战略对接”，与伙伴国和地区的发展战略对接，从根本上体现了与伙伴国合作的自主性和平等性原则。将“战略对接”作为基本理念，既是平等互利原则的要求，也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成功经验总结。从倡议初期与伙伴国的磋商，到当前早期项目的推进，无论是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计划的对接，还是与印度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对接的“产业园区计划”，都充分体现了“战略对接”理念。
相比之下，马歇尔计划则在援助中附加了诸多不平等条件，获得干预西欧各国内部经济政策的有力手段。“马歇尔计划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是通过其附件的条件，让美国得以对受援国的经济政策发挥重要影响。”马歇尔计划首先确立了联合援助的条件，即单个国家不能享受援助，旨在将西欧各国共同捆绑在美国的影响之下。此外，美国还提出了具体的受援条件，受援国与美国签订双边条约，承诺平衡预算，恢复金融稳定，稳定汇率，加强合作。马歇尔计划除了提供“胡萝卜”还有“大棒”，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宏观经济调整计划。例如，援助不能自由支配，而是在美国政府同意的条件下用于购买国外商品：受援国还被要求设立对应的国内现金账户，即对应基金，其使用也需获得马歇尔计划相关机构的批准。
事实上，美国通过分享“对应基金”的处分权，获得对双倍援助资源的控制。据此，美国剥夺了受援国自主制定经济政策的权利，实现了将欧洲纳入其主导的自由经济政策秩序之下，以维护美国的经济霸权。最后，为了转移美国国内过剩的资本和生产力，其援欧款项大多被要求用于购买美国产品。到1950年6月底、美国对欧援助达94.6亿美元，其中88亿美元被要求通过商品购买授权实现。对此，法国民意机构1947年9月的调查显示：18%的受访者认为马歇尔计划旨在真诚援助欧洲复苏，17%认为美国意在干涉欧洲事务，而4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需要外部市场，以此避免自身陷入经济危机。
（三）“一带一路”倡议以务实合作为基础
“一带一路”是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倡议，并非实体或机制。该倡议将本着务实、效率原则，充分利用既有合作机制，根据沿线国家不同的发展优先和自身条件，创新合作形式，灵活推动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不谋求通过新的制度设计实现主导权，遵循因地制宜、项目导向的务实合作原则。
依靠现有合作机制也表现了尊重地区自身发展逻辑的务实态度。“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和西亚北非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环境以及不同地区的一体化程度都有显著差异，难以在统一的多边框架下有效展开合作。2013年9月，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提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即强调，相关合作要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构想。2014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一带一路”规划时，主席再次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抓落实，以点带线、由线到面。这里的“点”主要指在双边框架下的项目合作。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已在诸多伙伴关系和地区合作框架下展开，取得了不少早期进展。例如，与中亚国家的联合申遗、土耳其东西铁路项目建设以及与中亚国家全方位的产能合作等，都展现出“一带一路”倡议务实合作的特性和生命力。
与“一带一路”倡议务实合作相比，马歇尔计划则意在通过制度安排、规则制定，谋求对欧洲事务的主导和美国的霸权优势。“援助的重要性不是其规模大小，重要的是对欧洲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施加影响。”为实施马歇尔计划，美国首先推动设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尽管该组织的设立原则是“自助和自救”，但美国作为观察员的地位和援助国的优势，使该组织成为美国对欧内部事务施加影响的重要制度工具。
在马歇尔计划实施过程中，该组织主要发挥了分析受援国共同的经济困难和问题、协调受援国政策、消除欧洲内部贸易壁垒、形成多边支付体系和建立“欧洲支付同盟”等作用。美国正是通过上述制度性作用，打破了西欧内部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局面，使美元成为欧洲国家间结算货币，确立了美元霸权地位，改变了欧洲国家间贸易壁垒森严的格局，在欧洲确立了美国主导的战后经济新秩序。
三、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面临更大的挑战
与马歇尔计划相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无论是所涉国家的多样性，还是合作领域的广泛性，以及国际环境的复杂程度，“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所面临的挑战都不能与马歇尔计划同日而语。
从合作对象来看，马歇尔计划的受援对象是西欧国家，与美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面对美国宣传的共产主义威胁有共同的认知，加上共同的经济困境，各国在接受美国援助的必要性方面容易达成共识。因此，马歇尔计划在提出之初便获得英法最为积极的回应，西欧各国也很快就建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确定合作原则取得一致。相比之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充满多样性和异质性，对中国具有不同的认知、彼此之间存在冲突，有的甚至还身处大国博弈的核心，增加了务实合作的经济、政治和安全风险。如何应对多样化的发展诉求、复杂的地区安全形势，以及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风险，将是“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最主要挑战。
从合作领域和范围来看，马歇尔计划是美国主导的援助计划，合作领域相对单一。从实际执行来看，马歇尔计划主要通过三个阶段提供援助：首先是提供大量食品、原材料及替代品，缓解物资缺乏困境；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新的投资计划，包括援助现代工业和能源设备，尤其是扩大本土投资的设备；第三阶段是直接应对西欧各国的生产效率问题。而“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综合性合作工程，不仅涉及的领域广泛，包括贸易、投资、金融、交通和人文等诸多领域，而且希望实现从点到面、从线到片，最终实现区域大合作的构想，必然涉及更多的双边协调、多边对接以及一系列规则和标准的沟通、融合问题。
从面临国际环境的复杂程度来看，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处于两极格局之下，美国对西欧的援助没有受到过多域外因素干扰。而“一带一路”倡议则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当前，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快速上升，但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与西方国家不同，后者对中国的发展走向充满疑虑。尽管中国一再声明不谋求霸权，但中国影响力的增加仍引发西方担忧，被视为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潜在主要力量。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丝路基金的设立，都被认为是中国寻求重建国际秩序的努力。
四、客观、理性看待二者之间的异同
对于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类比的提法，需要理性、区别对待，不宜将二者相提并论视为对前者的抹黑。第一，从经济发展的逻辑来看，二者的确具有共性，这也是中国学者主张推行“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原因。实现互联互通目标需要的大规模投资，将实际拉动中国和伙伴国经济发展，并客观上起到推动地区融合的作用，与马歇尔计划在复兴欧洲经济以及促进欧洲一体化方面的作用具有相似性。第二，尽管马歇尔计划的根本属性是政治和安全战略，对其发挥的作用也存在争议，但总体上来看，西方对马歇尔计划的评价是积极的。第三，尽管“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属性是共同发展，但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也会有利于实现中国外交政策中维护和平的目标。
尽管存在根本区别，但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过程仍可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在如何加强合作的灵活性以及增强内外协调和统筹能力方面。在马歇尔计划实施过程中，美国不仅要求欧洲成立协调机构，自身也设立了独立于国务院、直接对总统负责的经济合作局（economicCooperationadministration，以下简称eCa）以加强内外协调。“eCa的作用在美国和平时期的对外关系中前所未有。eCa与受援国的沟通远比传统的使馆和对外联络机构之间的沟通广泛，在美国内部不断与不同政府部门，包括财政部、经济部、农业部以及广泛的私人利益集团之间进行沟通。”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还处于实施的初始阶段。为了避免误解，针对将其类比为马歇尔计划的提法，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沟通措施。针对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除了强调上述不同，消除其顾虑，还需说明“一带一路”倡议不是马歇尔计划式的援助，而是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共赢合作。中国是合作的倡议者，而非主导者。对于西方国家，可重点回应其对“中国重塑秩序”的担忧，突出“一带一路”倡议经济合作、共同发展属性的同时，不回避合作外溢的政治和外交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获得沿线各国政府层面的积极表态，但在学者和民众层面认知度并不高。因此，一方面需要通过各种国际研讨会、中外联合课题研究等形式增加外界对倡议的了解。另一方面，可由国家层面出台纲要性文件，统一阐释倡议的主要理念和路线图。更重要的是，加快推进框架下的具体合作，用实际合作成果向外部世界展示其共同发展的根本属性。
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区别篇6
为加快经济适用住房（安居工程，下同）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经研究决定在今年第一批、第二批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计划的基础上追加第三批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计划。现将申报第三批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计划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新增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应符合下列条件：
1、已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建设用地或所需建设用地已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且在今年内能进行实质性开发建设；
2、基础设施、公建配套设施建设能及时到位，项目建成后，能投入正常使用；
3、能适应当地市场需求，具有良好的销售前景；
4、已落实贷款担保单位，或有与申请的贷款数额相对应的合法抵押物，并已取得有相应审批权限的当地商业银行二级以上（含二级）分行的贷款承诺。
二、申报对象：
1、未列入98年第一、二批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计划的市、县；
2、能确保完成已下达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计划，且仍有较大市场需求的市、县；
3、通过集资等方式自建住宅的工矿区、企事业单位（包括中央、省在当地的企事业单位）。
三、申报项目重点：
1、企事业单位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的前提下，利用单位已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组织职工集资建设经济适用住房的项目；
2、将已取得土地使用权或在建的普通商品住宅开发建设项目调整转换为经济适用住房的项目。
3、已列入今年前两批经济适用住房计划并已开工，因加快建设进度或扩大在建规模需要追加贷款的项目。
四、申报程序：
1、各地计划、建设、土地、银行等部门要组成项目工作小组，对项目进行联合筛选、审核，提出计划草案。商业银行要提前介入，对项目及贷款事宜及时提出意见，并落实贷款承办银行。
2、新增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经项目所在地计划、建设、规划、土地、银行等部门共同确定后，由计划、建设、土地部门和人民银行联合上报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委、建委（建设厅）、土地局和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委、建委（建设厅）、土地局和人民银行分行审核汇总后，将建设计划（包括项目总计划和本年度计划）、信贷计划（包括项目总计划和本年度计划）、土地利用计划（包括项目总计划和本年度计划）联合上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承诺贷款银行将承诺的信贷计划上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银行分行，并由各商业银行分行汇总后报各商业银行总行，同时抄报本地区人民银行分行。
五、申报材料。
各市（县）新增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计划申报材料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第三批经济适用住房（安居工程）建设计划申报表（附表1）；
2、有审批权限的当地商业银行二级以上（含二级）分行贷款承诺书；
3、新供应土地的项目需附土地管理部门意见；
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区别篇7
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我完善为宗旨的经济改革目标的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但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哪里等等问题，经过几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的阐述，虽已愈来愈清晰，却并非已无疑问，有的甚至更为模糊，思想更为混乱。因此，当我们已比较全面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历史与现状及其经验教训之后，为了更好地吸取其有益成份，为我所用，就很有必要在此作一番讨论，以求正本清源，更好地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本文拟讨论如下三个问题：
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⑶对抹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各种观点辨析
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这里是打算从历史的角度，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说明计划与市场二者是相互对立或相互替代关系，还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指明，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必然要求。但如何实现这一按比例发展要求，即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则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学家对这不同方式方法的性质和作用，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生活在上升发展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先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认为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即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阿尔弗里德·马歇尔进一步把市场机制吹嘘成像受地心引力的钟摆那样，是一部非常灵巧美妙的合理配置资源的万能自动器。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及其运动规律进行科学分析之后明确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后，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于是，人类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8页)
这样，在人类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就提出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同时也依此而展开了各种不同思路的争论。
十月革命后，当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社会主义的冲击和威胁的情况下，以米塞斯（ludwigvonmises）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发动了一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攻击。他在1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算》一文，公开指责社会主义计划不能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因为资源的合理配置需以经济计算为前提；经济计算要以价格机制为前提；各种物品的价格决定必须依存于市场，市场的存在必须以各种物品的所有人互通有无为前提。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所有这一切条件都不存在，因而就不可能合理配置资源。这样，他就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断言“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见《现代外国经济论文选》第9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页)
米塞斯的追随者，伦敦学派的自由主义者罗宾斯（lordrobbins）、哈耶克（f·a·v·hayek）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也不值得追求，因为它最终必将导致极权主义。在他们看来，一旦实行社会主义，中央计划部门必将凌驾于个别企业活动之上，于是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将不复存在，个人主动性、进取心无法发挥，结果是滋长，极权主义盛行。罗宾斯说，计划当局“将会试图象战争时期总参谋部指挥军队那样来管理整个生产……这种制度将要求把作为生产者的个人资金编入严密的组织”。(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英文版，第154－155页。)哈耶克在1938年发表的《自由与经济制度》一文中，更进一步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自由”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二者不可相容。他在1944年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竟然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希特勒的法西斯统制混为一谈，认为都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这些情况说明，如果说在十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只是一般地提出和论证了市场机制的方法；十月革命以后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把计划经济视为与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的对立物而加以疯狂攻击了。
面对米塞斯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攻击，波兰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给予坚决的反击。他在1936年－1937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名论文中指出，米塞斯实际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自然经济，应该看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不一定完全排除货币价格工具的存在。同时他还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决定不是任意的，而是通过相继试验错误的方法来实现的，因而具有客观的性质。一旦中央计划当局把这种价格作为计算的工具，即可实行资源合理配置，达到经济的均衡状态。在他1965年去世后才发表的《计算机与市场》一文中又针对哈耶克、罗宾斯认为价格若由中央计划去计算需要解几百万个方程的观点时说：“如果我今天重写我的论文（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引者注），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锁的试验似乎过时了。”(转引自李可等著《20世纪初的西方经济学》第138页，复旦大学1990年出版。)兰格的这些观点虽然不尽科学，但他站在同情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坚决反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本否定计划经济的态度却是很明确的。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marketsocialism）的概念，即认为生产资料可以为社会公有，基本决策和发展方向可由中央计划决定，但除此以外的经济活动则让市场力量发挥其作用。
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认为运用计划机制不失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有效方法。如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wilfredopareto）早在1902－1903年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就相信“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恰好和一种理想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力量所导致的完全一样的经济计划”。(转引自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1年版，第403页。)另一个意大利数理经济学家恩里科·巴罗内（enricobarone）在1908年写的《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管理部》一文中也认为，根据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即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中央计划当局也能通过解联立方程的途径推算出同竞争经济中固有的市场价格起相同职能的计划价格。(参见《当代东欧经济学流派》第70页，洪银兴、周晓寒等著中国经济出版社。)当米塞斯发动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攻击之后，除兰格之外，还有一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美国的弗雷德·曼维尔·泰勒（fredmanvilletaylar）、英国的亨利·道格拉斯·迪金森（henrydouglasdickinson）等都不同意米塞斯之流根本否定计划机制的观点。
60－70年代，前东欧各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各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实践进程中，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兰格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认为，兰格模式从总体上讲是二元运行机制，而且市场范围狭小，其中生产资料市场还是一种“模拟市场”，中央计划当局通过试验法确定的市场价格易于失真和滞后，同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动力，以及企业能否对“模拟市场”发出的价格信号及时作出反应的问题，因而在应用上缺乏可操作性，实际也从未能付诸实践。在提出这种意见的经济学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⑴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霍尔瓦特。他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才有可能；市场定价体系有平衡供求、合理分配稀缺资源，使经济行为合理化和公平化以及选择最优物质结构等四大功能；废除市场必然导致（前）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因而是东欧经济学家中较多强调市场作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⑵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brus）。他在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各种不同模式之后提出引入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分权模式。他认为这是在理论上比较正确和理想的一种模式，优点在于使供给结构更有弹性地适应需求结构。这种适应在计划所规定的比例和条件的限度内，是在供货者和购买者之间直接挂钩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不必由中央一级直接地详细地加以决定，也不必在每一场合由中央一级批准。⑶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kornai）。他强调兰格没有考虑硬预算和买方市场等条件，因而其模式是立足于对计划者和企业行为的错误假设之上。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其著名的短缺理论实质也是倾向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并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⑷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认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自由的市场价格”。在他看来，市场功能不仅仅在于信息和管理，而且主要应归结为利益问题；企业应有一定的投资决策权，既要受益于正确的生产和投资决策的盈利，也要承担经营责任和投资风险。
总之，前东欧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修改和深化了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而付之于实践最典型的则是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深化了兰格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完全同于兰格模式，即它不像兰格模式那样重视计划的作用，而是强调企业和工人自治的作用。至于这个模式是否正确，只能由实践来回答。现历史已对这个模式作了不成功的结论。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不仅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频频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相当市场，英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英国早期市场社会主义起源于以韦伯夫妇为代表的费边社会主义（1884年成立费边社）。本世纪20－30年代托尼、德宾和盖茨克尔阐述了新费边社会主义即英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1945年工党上台之际，英国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合流，形成一种奇特的混合经济学，即英国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收入社会化，鼓吹“消灭贫困”、“合理分配收入”、建立“福利国家”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二，生产资料社会化。力图通过“国有化”政策把若干部门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所有，把单一私人经济变成公私部门混合生长的经济，并将其视为改变所有制，从而使生产者摆脱被束缚地位的重大措施；第三，中央计划当局运用市场最优配置原理来指导决策。要求有自由选择的劳动市场，并以市场定价和以消费者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进入8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又掀起了一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的热潮。英国市场社会主义者、伦敦经济学院的李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牛津大学米勒写的《市场、国家与社会：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1989）、南安普敦大学普兰特的《平等、市场和国家》（1987）等，在这场讨论中唱了主角。他们提出了要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联姻理论”和旨在启动市场取向改革的市场“主导机制”理论，企图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实施国有化政策和福利政策，就是在搞市场社会主义。但很明显，英国的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因为它们把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特别是工党政府身上，既不触动其政治结构，也不从根本上改变其私有制的经济基础。
以上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究竟如何配置资源，长时期来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着计划与市场两种方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依靠计划能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计划与市场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在以市场为主导的情况下能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实质究竟是什么等等。
从社会历史的实践来看，十月革命后，苏联、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计划配置资源，虽然带来不少弊病和消极作用，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有力地促进了生产高速发展，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现在，有的把过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说得一无是处，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往存在的一切历史曲折和失误的根源都在于实行了计划经济，甚至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国企困难和“括风”等等也归咎于实行了计划经济。因此，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谈谈过去计划经济的得失问题。
就前苏联来讲，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计划经济曾使一个落后的沙俄在半个世纪内成为与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重工业、国防力量和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若再考虑到苏联还顶住了法西斯疯狂侵略的历史功勋和遭受战争的巨大损失，而美国却成了战争的受益者等因素，更可显示出计划经济威力。在苏联，只是在战后，当经济已进一步大发展的情况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才愈益显示出其不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需要适当加以调整；而且这时苏联已经改变了斯大林时代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境况，本来可以对国民经济结构作适当调整，加快发展轻工业，更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快地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但这时，在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下，却固守原有的体制和经济结构不变，到了最后又根本否定计划体制，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彻底葬送了社会主义经济。
就中国来讲，在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使中国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转变成基本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科学技术体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53－1978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年均实际增长率：国民收入为6.0%，社会总产值为7.9%，工农业总产值为8.2%，.大大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来看，同期原煤从0.66亿吨增至6.18亿吨，发电量从73亿千瓦/小时增长至2,566亿千瓦小时，钢从135万吨增长至3,175万吨，成品钢材从106万吨增至2,208万吨，水泥从286万吨增至6,524万吨，分别增长8－34倍。从主要农产品产量来看同期粮食产量从1.6392亿吨增长到3.0477亿吨，棉花从130.4万吨，增至216.7万吨，分别增长86%和67%。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收入中农业的比重由57.73%下降到32.76%，工业（不包括建筑业和运输业）的比重从19.52%上升到49.40%；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重从56.9:27.8:15.3变为24.8:32.4:42.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国家普遍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国却基本保持物价稳定，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50年代即使承受着恶性通货膨胀余波的冲击，也只2.3%，60年代为0.92%，70年代为0.56%。因此，除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外，人民生活稳定，全国居民消费指数，以1952年为100，1979年上升到188。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依靠计划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顺利地进行了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由694个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项目组成的基本建设。而且这些项目的大多数是配置在我国工业交通一向不发达的经济落后的内地，缩小了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改变了旧中国畸形的产业结构布局；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新型工业部门，并建立起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和国家安全体系。
在8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体系虽然已被冲破，但经济计划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还起着相当作用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速度又有了进一步提高，1979－1990年我国gn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8.7%。国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8.4%。
可见那种完全否定过去计划经济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完全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必要性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至于有的人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国企困难、“刮风”等等消极现象也一股脑儿地归咎于计划经济就更没有道理了。我们不需多费笔墨，只要排列一下时间顺序就足可把这种“因果”关系论彻底。因为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开始之日起，就已在不断被改革、削弱之中，作为其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产品指令性计划指标，时至今日基本上已荡然无存。(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1978年纳入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有837种，达到历史的最高峰。1996年底，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属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已下降到不足5%，仍实行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食用植物油、生猪、食糖、棉花、紧压茶、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盐、成品油、卷烟、烟叶、中药材等14种。)然而我国目前十分引人注目的腐败、国企困难等等恰好是在近20年来计划经济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在此之前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却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而自豪地说，在那儿十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了世界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和培养出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廉洁奉公的干部；国企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所以，怎么能说计划经济带来了腐败和国企困难呢？在此，我们并非说计划经济在过去的实践中是完美无缺和不需要改革，这在后面将会论及。但若把当前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20年前的计划经济是无论如何难以令人信服的。至于说到“刮风”，这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与计划经济更无内在的必然联系。事实证明，过去有“浮夸风”“共产风”；现在也有迷信“一包就灵”、“一股就灵”，还有“下海风”、“出国风”、大吃大喝，奢侈浪费风，以及假冒伪劣,虚报浮夸凤,等等。所以把“刮风”现象也记在计划经济的账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当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同历史上任何新事物一样，不可能达到十全十美，也不可能不经过历史的曲折和考验。我国过去经济计划的主要缺陷：一是只片面强调计划的作用，而忽视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二是由于作为计划基础的经济统计工作薄弱，手段落后，统计数据不够准确，使得计划缺乏科学性、准确性；三是计划过死，集中过多，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四是在计划安排上，在正确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却对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使消费品的生产相对不足等等，然而，这一切缺陷都是由于经验不足，在运用经济计划规律的实际操作中发生的问题，而不是计划要求本身有什么过错。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去的计划工作必须改革是毫无疑问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但改革是要改其缺陷，而不能全盘否定，正如倒污水不能把小孩一起倒掉一样。
其实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源配置手段，不论其社会形态如何，都必须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全面合理地配置资源，任何偏废都是不利于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的。因为市场调节是从微观经济利益出发的，即使在微观上是最优的，在宏观上却不一定最优；计划调节是从宏观出发的调节，因而对微观的利益则往往易于忽视，资源利用的潜力就难以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结合的一个统一整体，因此，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就自然需要相应地使宏观上的计划机制与微观上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才能使整个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合理地使用，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快速而健康地发展。往下我们将会看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不可移易的真理。
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片面强调市场机制调节，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由于市场调节本身所固有的盲目性、滞后性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便不可避免地使生产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之中，以至在本世纪30年代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以迷信市场机制万能为特征的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彻底破产。
面对30年代大危机和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破产，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凯恩斯理论是一个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体系却缺乏微观的理论基础。战后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又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与新古典的市场经济理论综合起来创立了一个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在强调国家干预的同时，又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在宏观调控方法上实行“相机抉择”、“松紧搭配”的“一揽子”计划。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或者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用作配置资源手段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区别于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承认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经济运行，既要以市场经济调节为基础，又要重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控。所以，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乃是对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战后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可以说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下，都通行的是上述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现代市场经济。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之所以有相对稳定、较快发展的局面，而未出现30年代那种大危机，就与实行了这种新的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有关。可见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乃是完善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不可缺少的。
作为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无疑更有必要，也更有可能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因为公有制企业为宏观计划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和微观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而早有预见地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之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而且如前所述，在十月革命和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的实践也取得了巨大成功。遗憾的是马克思的这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正确原理，在过去相当长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即在进行有计划地发展的同时，却忽视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以致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些困难，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困难也愈益明显。正如陈云同志1979年3月在谈到“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时候说的：“在十月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作计划工作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9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克服过去单纯依靠计划调节的片面性，而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取二者之所长，补二者之所短，而不是要用市场去取代计划从而根本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正如同志在党的14大报告中所说的：“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又说：“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是说，同志在阐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一刻也没有忘记要强调运用计划手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当我们把计划和市场看为配置资源手段的时候，对计划和市场二者的关系，则只能理解为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不能视为后者对前者的替代或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正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使我国经济有了较为迅速、稳定的发展。
以上事实说明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最后都逐渐发展到使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阶段上，这乃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市场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的计划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二者殊途同归。这个事实再次说明计划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替代的关系。
必须指出，现在有一种倾向，企图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鼓吹市场经济万能，把市场机制吹嘘为人类最好的配置资源的手段，并认为，要实行市场经济，就要根本否定经济计划性，谁说要加强宏观调控，加强计划性，就要被扣上要走回头路，再搞计划经济那一套的大帽子。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近些年来的事实表明，每当国家放松了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出现不同程度混乱，每当加强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趋向于稳定。如1993年以来在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正确决策下，逐步取得“软着陆”的胜利和“高增长、低通涨”的大好局面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也必须看到，在这大好局面下，迷信市场万能的倾向还远未清除。如有些地方、部门、企业抵制宏观计划调控，任由市场调节，以致出现大而全，小而全，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经济结构失调，企业开工不足，加重了工人失业下岗的问题，社会资源严重浪费，就是其明显的表现。据《人民日报》披露的材料，我国一些主要行业如机械、电子、轻工、纺织普遍是一般加工产品大量供过于求，生产能力利用率大多在70%以下；在50%、40%以下的为数也不少。(人民日报1998年2月19日《重复建设主要在加工产业》。)若从全国600余种主要商品的供求情况来看，过供于求的商品在1997年上半年占5.3%，下半年猛增到31.8%，高出26.5个百分点(经济日报1998年2月25日，冯并、阎卡林《全面认识买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结构调整，一些工人被下岗分流，自然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但这是在改革中出现的大量资源浪费也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据估计，目前城镇下岗尚未就业的有约600万人，加上登记失业的570万人，失业率高达6.3%左右(见中国信息报1998年2月24日《城镇就业答问录》。)。不可理解的是，现有些人对于这种结构失调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不仅未从计划削弱方面去找原因，（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反而责怪是过去计划经济带来的结果。如前所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之日起就已处于不断削弱之中，时至今日，还纳入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等14种农副产品。现在生产过剩，结构失调的产品，恰恰不是计划分配的农副产品，而是市场调节的机械、电子等产品。比如1997年轿车全国生产能力可达110万辆，产量只47.9万多辆开工率不及45%(经济日报1998年3月12日《冷静看待汽车降价》。)。再如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605种商品的排队显示,供过于求的商品在1999年上半年占72%,下半年又进一步上升到约80%,其中供过于求的工业品占到91.14%。其他在第三产业中，诸如高档商场，星级宾馆也大量重复建设，设备闲置，难道也是计划经济造成的么？
可见，我们如果不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使之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相互补充，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单纯片面地以市场调节去代替或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就没有不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和混乱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前面已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都需要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市场经济。但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区别，事实上二者是有原则性的本质区别的，有的企图否认二者有本质区别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词在国内外文献中通常有三种不同的涵义：一是指生产的产品是用作交换的商品，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以区别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二是指在社会经济中配置资源的手段，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市场机制，以区别于通过计划和国家干预来配置资源的方法，我们在上节里主要就是在这一含义上来论述市场经济的；三是指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英国经济学家戴维·w·波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出版）解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的决策是分散的决策，就是说，经济决策是由该经济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各自独立地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的。市场经济通常也包含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的经济”。不仅如此，过去联合国也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并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相区别的。例如，在剧变之前《联合国统计年鉴》和《联合国世界统计提要》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中央计划经济（centrallyplannedeconomies）国家、市场经济（marketeconomy）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developingmarketeconomics）国家三种类型。其中第一种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三种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然是不科学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其中有一些合理因素，即承认市场经济中包含有作为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的制度（不是社会的基本制度）的内涵。我们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配置资源手段，它所以能调节和配置资源，仅仅因为它能调整参与市场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能对其产生强有力的激励、约束功能的结果。可见，市场经济既是一种配置生产资源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维护人们某种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即维护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各个行为主体按照他们所投入的资源、产品多少好坏来获取不同利益的经济制度。当然这种经济制度并不是独立地或孤立地存在的；相反，它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从属于或依附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一种派生的经济制度。
为什么市场经济只能是一种从属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派生的制度呢？这是由于一种社会形态最基本制度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内容的，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是商品交换，商品交换就是产品的不同所有者之间对产品进行的交换或产权交换，所以市场经济总是与一定社会的基本制度相联系，并作为其派生的一种经济制度而出现的。单纯的抽象的市场经济是从来没有的。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市场经济，最典型的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难怪西方经济学家总是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经济，二者几乎可以划等号。后来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渐发现，市场经济还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起来，并从属于后者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正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一样。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以上说明，市场经济一词通常有着三种不同含义，实际上这三种涵义都是其客观存在的思想反映，而且是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市场经济的内涵。简言之，市场经济就是指在商品经济已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用以配置资源和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体系。
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两种不同性质社会的基本制度本来就有本质的区别。这两种社会的基本制度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利益，从而也就不能不影响到两种市场经济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利益，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要以维护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为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以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的。这种本质区别在现实的操作运行上，主要是通过如下几个方面具体表现出来的。
1.两种市场经济各自与之相结合的社会基本制度不同。这里说的社会基本制度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必须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多种成分共同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则根本不存在公有制的成份，而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这乃是两种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所在。这里有几个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需要给予说明：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有的认为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之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之点就在于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坚持公有制，就意味着从事社会化生产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成了企业的主人，能自觉地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生产力发展；放弃公有制就意味着劳动者或迟或早将要重新陷入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地，使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恩格斯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马恩选集第4卷，第303页）。这里说明公有制乃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基本特征。一切修正主义者最根本的错误之一，就在于放弃了对实现公有制这一根本任务的要求。伯恩斯坦说：“只要社会一充分行使它的监督经济关系的权利，那末经济企业向公共经营的实际转移就不象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了。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社会的斗争和社会革命》）。当然我国目前由于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适应不同生产力水平发展的要求又还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而只能实行坚持以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
第二，所谓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是什么？简单地说，它既是一个量的概念，也是一个质的概念，即在量上要求公有资产必须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据优势，当然，这个优势不应该只计算纯公有企业部分，同时也应把融入非公有企业中的公有资产部分一并计算在内。这是十五大所明确提出来了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同时在量上，既然是‘优势’，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就不能只占少数或50%以下，也不能只是简单多数或50%以上，而必须是60－70%以上或2/3以上。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否则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难以保证的。十五大报告中还指出这个公有资产的‘优势’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区别”。因此，有的村、乡甚至只有几万人的小区、小县，并不一定都要求公有资产占据优势，但也不能把这“有的地方”任意地无限扩大到一个地市甚至一个省，几个省的范围，因为这就无异于把“一国两制”的方针任意扩大到大陆境内。而且从发展的观点看，私有的范围如果在逐渐从一村、一乡、一区、一县一地扩大发展，就难保不会影响其他地区省市以至动摇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逐渐演变的现实。如，据统计资料表明，有的省份公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已降到50%以下(据《中国信息报》报导，广东早在1992年底非公有企业注册资金（2,646.8亿元）就已超过公有（国有、集体）企业注册资金的总和。国有、集体、非公有企业之比重，分别为30.2%、16.4%、52.4%见《中国信息报》1993年4月23日。)，这是不能不引起人们警惕的。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仅表现在量上，还应表现在质上。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就是说，十五大不仅重申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制经济占有量的优势，而且进一步明确必须把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的控制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或导向作用也要纳入公有经济“主体”内涵之内，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份。可见，在十五大报告中，公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内涵，比人们过去所理解的更丰富，要求更高，而不是像目前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更低了，即认为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现似乎已不要求在量上占优势，因而它在社会总资产的比重大小已无足轻重，或者说已可继续下降，首先是国有经济可以继续下降，乃至下降到20%或者更少的程度。(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经济信息报》1995年9月7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本来质与量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质的提高只能建立在一定量的基础上，这是一个起码的哲学常识。十五大要求“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并不是要抛开量的要求而去追求所谓质的提高，事实上如果削弱了量的要求、质的提高也就犹如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大厦是没有根基的。设想如果国有资产只占社会总资产20%（即在量上，公有经济已不占优势），它又怎么能保证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从而它又怎么能起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导向作用，充其量最多也只能像西方某些国家的国有经济所起的那种发展资本主义的导向作用而已。
看来，要想把我国国有经济起着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国有经济的导向作用，已不是我们妄加在那些论者们头上的主观推论，而是由他们自己精心设计的蓝图。比如有的强烈要求国有资产退出竞争性行业，积极主张“国有经济应主要集中于那些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掌握国家经济命脉、非国有企业办不了或办不好，因而只能由国家兴办的事业”。有的还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国有企业的范围，说什么“我们国家真正需要实行国有制的只有公益性产业，如城市交通等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甚至亏损的，或有关产业，如邮电、航空等”(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信息报》1995年9月7日。)据他们计算，这些国有企业资产在总资产中不足20%(同上。)原来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让只有微利或亏损的企业由国家经营，即由国家承担亏损，让其余80%的非国有企业，主要是让非公有经济的外国老闾和国内大款们去赚大钱，从而改变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使之成为替资本家服务的工具，即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之所以说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的、为私人资本服务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其根本的经济原因就在于它用国家财政收入来承担亏损，以便让私人资本企业去赚大钱。事实上，西方国家一般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才建立起国有企业的。而且它们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约占20%，有的甚至更多。如1968年西方各国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英国17%、西德227%、意大利28%、法国33%。(《世界经济统计简编》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42页。)可见，那种主张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要把国有资产比重继续下降的观点，实际是企图按西方模式来把我们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改变为资本主义性质，混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观点。
在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质方面要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公有经济所体现的生产关系方面是更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体现的，不单是所有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或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是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后来，马克思给所有制下一般定义时进一步指出，所有制是人们“对生产条件的关系”。这里说的生产条件是指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因此，所有制的概念从表面上看只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而实质却是通过这个人与物的关系体现出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对劳动力占有支配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则是占有资本的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占有、支配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则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占有和运用的关系。恩格斯在说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时还特别指出“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3页。)其“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6页。)所以，对公有制主体的概念除了要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物关系，即公有资产所占总资产的比重外，还不能不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是否也占主体，即全社会参与生产的劳动者的主体部份是否已摆脱了雇佣劳动制度的束缚而成为在公有企业的主人。因此，在目前如果为了调整产业结构和解决国有企业的某些困难而使大批工人沦为非公有企业的雇佣工人，以致最后发展到雇佣工人成为全社会劳动者的主体，就很难说是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
第三，非公有经济的性质问题。有的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就断言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称之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这又是一大误解。这里说的“基本制度”不过是我们前面一再指出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我国现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或所有制结构，乃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决定的，既有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有居于非主体地位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可见把非公有经济成份纳入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之中，绝不等于说非公有经济就已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了。所以十五大在提出了上述“基本制度”概念之后，紧接着又解释性的强调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却从没有说，也不可能说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如果把非公有经济也视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那么，我国目前就已经不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其实，客观的情况是很明显的：个体经济属于小生产经济，具有两重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可以被引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或者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但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都是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因此，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或者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这里，之所以在“资本主义性质”之前还要附加“基本上”三个字的定语，是因为考虑到有些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主也参加少许生产劳动，因而还不是完全的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它们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2.两种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的是按资分配或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因而必然带来收入差距悬殊，两极分化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的制度，因而会兼顾公平与效率，防止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是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明确提出来了的。也是前述所有制结构所派生的一个结果。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消费品的分配自然要以按劳分配为主，它充分体现了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还存在非公有制经济的条件下，产品的分配自然还须相应地存在其他分配方式。所谓其他分配方式，包括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者的产品，全部归个体劳动者自己所有（除去交纳的税收）；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产品除按劳动力价值支付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和奖金外，其余都按出资的多少，分配给投资者所有，或者说实行按资分配原则。由于企业资本的来源不同，有的是企业主自有资本，有的是借入资本，因此这按资分配的剩余价值部份，往往划分为利润、股息、利息等各种不同形式分给各个资本持有者。此外土地所有者也需分得一份地租。这样在非公有经济中的分配就有了作为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和作为剩余价值各种具体形式的利润、利息、股息、地租以及个体小生产者的劳动产品等各种形式，而这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以各自提供不同的生产条件或生产要素为依据的，因此，这“其他分配方式”又可较具体地表述为“按要素”分配。所以十五大报告在论述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时，在重申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之后，紧接着又具体指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很显然，这里说的二者的“结合”，不言而喻的也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和按要素分配为补充的条件下的相互结合，而不是二者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情况下的结合。
目前对十五大表述的分配制度有三种误解是应该澄清的。
第一，有的认为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应占居主体地位。这种观点不仅与公有制占居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结构不相称，而且与十五大强调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规定是相矛盾的。
第二，有的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之中，从而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按要素分配为主体，甚至全部都是按要素分配。在他们看来，劳动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所以“按要素分配”中已包含了按劳分配的内容。我们认为，这是对十五大精神的一种曲解。如果“按劳分配”可融于“按要素分配”之中，那么再提“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起来”就完全是多余的，而只需提“按要素分配就够了”。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十五大讲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是分别指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种不同经济中的分配制度，二者既不能相互兼容，也不能相互替代。即使就劳动这个要素来讲，它在公有制下所得的收入是按劳分配的结果；私营、外资企业中得到收入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即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或价格；在个体小生产下是劳动者全部劳动的收入。后二者与“按劳分配”所得的收入都有原则的区别。实际上那种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的观点的要害也就在于企图抹杀这种不同所有制下按劳分配和按劳动要素分配的原则区别，进而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使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劳分配与非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要素分配相混淆，从而在分配制度上抹杀两种市场经济下的本质区别。
第三，是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相混淆。十五大提出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观点，有的就误以为十五大已承认了价值由生产要素创造这一观点，所以才需要按要素分配。其实价值的分配与价值的创造完全是两码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价值只能由劳动创造出来，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要素中，既有创造价值的劳动要素，也有不创造价值但却瓜分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等。论者笼统地说生产要素能够创造价值，或者说它们在价值的创造中作出了“贡献”，无非是为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有者无偿瓜分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辩护，掩盖其剥削的实质而已。这种观点的庸俗性质，马克思在对“三位一体”公式的评析中已作了充分揭露。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现在还需着重说明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习惯于把技术、信息、品牌和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也列入生产要素之中，在产品分配中它们自然也应得到一定相应的收入。但这些要素从分配中所得到的收入的性质是需要具体分析的，而不能笼统地说它们都是由于自己创造了价值的结果。现分别说明如下：
⑴就技术要素来讲，如果指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技术知识经验，实际是劳动者脑力和体力，主要是脑力劳动能力，因此，依以获得的收入可以归入按劳分配收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或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收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指的是一种技术成果，如技术设计图纸、专利、机器设备，则可以视为各种不同的积累劳动，它本身并不创造新价值，其依以获得的收入一部份是转移的价值，一部份，很可能更多的部份是因使用这种新技术而获得的超额利润。
⑵就信息要素来讲，由于信息的获得是要付出劳动和其他各种费用的，因此，可以说它是物化劳动的一种形式，尽管有的信息并无一定载体，所以依信息而获得的收入部份有类似于技术成果的收入：一部份属于转移的价值，另一部份属超额利润。
⑶就品牌来讲，实际是指企业产品的信誉。它本身并非劳动的凝结，因而并无价值可言。但由于它是以优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优等的规模、诚实的宣传等因素为基础的。而这些因素又都是直接、间接劳动投入的结果，所以品牌本身虽然没有价值，但归根结蒂与劳动价值有关，即品牌之所以有价格，是由于企业凭着与劳动价值有关的产品的信誉，能扩大销路，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能给本企业带来超过同行业中一般企业的利润，这可称之为“行业超额利润”，以区别于个别企业因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名牌价格就是这个行业超额利润的资本化，正如没有价值的土地的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一样。
用公式来表示：
行业超额利润量
名牌价格（或名牌价值）=————————
利息率
（rpm–arpm）(q)(spp)
=—————————————
i
式中rpm表示名牌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rateofpossessmarket,缩写rpm），arpm表示同行业产品平均市场占有率（averagerateofpossessmarket,缩写arpm），q表示同行业产品销售总量（quantity,缩写q），spp表示名牌企业平均单个产品的利润额（singleproductprofit,缩写spp），i表示利息率（interestrate,缩写为i）。这个用英文大写字母表示的分子式的含义是很明确的，分子为名牌企业所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分子为银行存款的一般利息率。公式表示，某个名牌的价值就是该名牌企业所能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资本化了的价格。其它企业愿以这个价格去购买这个名牌，就等于投下这个价格的资本以求获得行业超额利润，所以，这个价格也就成了品牌的价格或价值。
⑷就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来讲，如果属于生产企业的企业家的经营管理决策和管理才能，就如同企业的普通劳动者的才能一样，属于劳动力的内容，因而它的使用能创造价值，所以，这部份收入是劳动收入，而且一般应比普通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收入，因为他比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要大，或者劳动的贡献要多。但目前我国有些企业，特别是私营、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收入往往比普通劳动者高出很多倍，比如高出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上百倍。则其中一部份乃是瓜分了工人剩余劳动而得来的，因此是不合理的。
总之，按要素分配的收入，并非都是要素创造的价值收入，因而从创造价值的角度来看，笼统地说按要素分配就是按要素贡献的价值分配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是被马克思批判过的“三位一体”公式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3.两种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有重大差别。
在运行机制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需要把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结合起来，但二者结合的程度和方式却有所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更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相应的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的作用就比较薄弱，即一般都限于间接的调控和参考性、意向性的计划。国家约束力比较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更有可能加强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由于宏观计划反映的是国家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市场机制的调节只是以个别企业眼前的、局部利益为依据的，因此，要使整个国民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在宏观计划的主导之下把宏观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从而使企业的眼前、局部的利益与国家长远、整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使前者眼前、局部的利益服从于后者长远、整体的利益。
现在有一种意见认为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配置资源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能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即使需要有计划也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让其发挥补充的作用。从而把市场凌驾于计划之上，根本否认计划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这样就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相混淆，甚至使国家在运用计划调控的作用上比起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日本等都还不如。
4.两种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实行按要素分配，形成两极分化，需求不足；加之，在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配置资源方式下而形成无政府生产，必然造成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和严重的失业。因此，失业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和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便能兼顾公平与效率，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因而不会存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时由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特别是要在宏观计划主导下把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便能最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避免无政府生产和结构失调，同时也就能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失业，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这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所在。
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区别篇8
作为参加“十一五”规划编制专家委员之一，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就“十一五”规划的发展目标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发展目标定量化
首先是发展目标定量化。我国过去制定的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大多目标有定性而没有定量，事后难以进行定量评估。比如“十五”计划中，“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控制”、“城市医疗卫生水平改善”、“社会保障范围扩大”等，这些规划目标比较模糊，很难科学评价其实施状况。“十五”计划《纲要》中只有38个定量指标，而且分别属于不同目标层次，没有形成完整的定量指标体系，也加大了事后评估的难度。
此次制定“十一五”规划《纲要》，不但提出了一套科学合理的目标体系，还根据这些目标设定一套定量的指标体系，增强规划目标实施进展的可评估性，这将是规划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预期性和约束性目标
首次把五年规划发展目标分为两大类，即预期性和约束性目标。将国家主要发展目标根据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不同性质分为预期性和约束性两大类。(预期性指标，是预计和期望达到的目标，主要通过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来实现；约束性指标，是必须实现的目标，主要通过依法加强管理和提供服务来实现。)“十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22个国家目标指标，其中14个预期性指标，占63．6％，8个约束性指标，占36．4％。
对比“十五”时期和“十一五”时期各类目标的比例变化，也可以清晰看出政府职能转型的趋向。
“十五”时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目标共11个，占全部指标的42．3％；“十一五”时期，这两大目标共6个指标，占全部的27．3％，还都是预期性指标。这表明“十一五”规划中有意淡化经济增长目标，而且强调了前提条件和约束条件，正如温总理所说，“这个目标是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基础上的。在实际执行中，各地要处理好速度和结构、效益的关系，不要片面追求和盲目攀比速度。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表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至关重要。”
“十五”时期，人口资源环境目标和公共服务及人民生活目标，共15个，占全部的57．7％。而“十一五”时期，这两大目标共16个指标，占全部的72．7％。
“十一五”规划特别凸显了节能和环保目标，节能目标首次作为国家目标，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目标，体现了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政治决心。
提出次国家目标
“十一五”规划还在(纲要)各章中提出了“十一五”规划次国家定量发展目标，也是22个。其中，经济增长目标只有两项，一个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亿吨左右，另一个是到2010年，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分别达到2．3万亿美元和4000亿美元。这两类指标都是预期性指标，前一个指标是指综合生产能力指标，不是生产量指标，它将根据国内粮食市场供求关系、进出口调剂等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这也不同于过去的实物型的计划指标。而其他20个指标都是公共服务指标，大部分都是约束性指标。
规划目标突出五大重点
第一，突出五个统筹。
第二，突出中国发展的薄弱环节，不在于经济发展，而在于社会发展；不在于城市发展，而在于农村发展；不在于经济增长，而在于资源消耗过大，污染排放过高。
第三，突出了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四大切身问题：凸显城乡就业问题，首次把城乡就业目标列为国家目标，5年城市新增就业岗位4000万、帮助农业劳动力转移4500万，这既反映了就业压力的突出性问题，也反映了政府解决城乡就业问题的重大决心；凸显城镇养老问题，提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口由1．74亿增至2．23亿；凸显医疗问题，提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由23．5％提高到80%以上。
此外，国家将启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5年内国家财政将投入200多亿元，对乡镇卫生院和部分县医院房屋和设备进行改造。凸显安全生产问题，首次提出各地区、各部门建立安全生产指标考核体系，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下降35％，工矿商贸就业人员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下降25％。
第四，突出了注意处理好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第五，特别突出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是指在目标中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充分反映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20年目标的衔接性，例如，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7．5％，就会如期或者提前实现GDp翻两番的目标，人均GDp由2005年的1700美元，到2010年达到2300美元，就会如期或提前实现。
规划目标体现五大功能
“十一五”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起步时期，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本次规划充分体现了规划思想和规划方法的重要创新。
1．具有引导市场主体的功能。不同于计划经济占主体或者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并存时期的计划，此次规划充分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基础性作用。政府适当引导，要为市场主体创造好3个环境：投资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政府不是限制，而是要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是扰乱，而是要规范市场机制的作用。
因而，此次目标体系不仅取消了很多预期性指标，而且将“计划”改为“规划”，一字之差为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描绘了一个宏伟发展蓝图。
2．具有监督功能。特别是约束性目标，可以对政府各部门各地区进行有效监督。例如，此次目标中提出财政性教育支出要达到4％，就会对各级政府进行监督；又如，提出解决1亿农民饮用水不安全的问题，就会对水利部门和各地区进行监督。
3．具有纠编功能。即当某行业偏离了目标，就会加以修正和监督。此次提出的节能和环保目标，都会要求各地方按照此目标实现。
4．具有灵活调整功能。未来5年的发展会具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当国内外环境发生重要变化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可以修改本规划，这就便于在中期评估时进行调整。
5．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功能。所谓战略性，就是要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目标奠定基础；所谓前瞻性，就是体现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确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充分考虑目前发展阶段的制约因素，充分认识到国情条件下的各种制约因素，充分估计到各种内外部不确定因素和不可预测的冲击。
首次界定政策优先领域
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区别篇9
一、改革滞后的规划体制是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我国的规划体制和“五年计划”一直在进行着调整和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规划体制在从强计划向更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重规划的功能性转变上有了明显的进展，“十五”计划不论从编制程序、方法和内容上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调整。但总体上来看，规划体制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更多的是一种追赶型和适应性变化，规划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依然明显存在多方面的问题甚至于缺陷，严重影响了规划本身作用的发挥，降低了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些问题包括规划体系紊乱、数量过多过滥；各规划功能定位不清晰，相互衔接不密切；规划审批程序不明确、编制程序不规范；过时的规划和内容过多，需要加强的规划不足；重规划的编制过程，轻规划的实施评估等。在规划工作中则具体体现为机械主义和形式主义泛滥，部门间各自为政、规划互不衔接，规划内容交叉重叠、甚至相互矛盾；下级规划抄上级规划、上级规划无法在下级落实；墙上挂的规划多，可操作实施的规划少等。
“十一五”时期和“十五”时期相比较，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将发生许多新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框架已经建立，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将进一步加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就业等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追求协调发展和降低社会摩擦的目标将更加突出；市场一体化进程加速，跨区域经济交流和联系将进一步突出；经济安全问题更加引起重视，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的开发建设更加需要进行统筹规划；政治文明建设进程加快，政府将更加重视民主决策和依法行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设定的过渡期基本结束，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的条件进一步提高等。所有这些变化都将对现行的规划体制提出更高的变革要求，这就需要对规划体制进行不断改革、创新和完善，以建立与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相协调的规划体制。
二、国外的经验为我国规划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规划体制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编制、执行、评估等方面的程序和制度，涉及到规划体系、规划内容、规划编制、规划实施和规划调整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性规定。规划体制的差异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国际比较地位以及路径依赖程度等，这使得各国的规划体制总是具有自己的特点并存在各种差异。比如在决定规划体制的基础性制度方面，美国和英国模式更强调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在私人物品领域和可竞争性领域，政府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建立和维护供私人资本进行竞争的公共环境上。法国、德国、日本模式则主要体现出政府推行社会市场经济战略的特点，强调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政府通过采取较多的经济干预政策来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俄罗斯模式则具有典型的体制转型特征，政府规划功能经历了从高度计划的模式到基本放弃，之后又进行恢复和重塑的过程。另一方面，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特点又使得这些国家的规划体制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我国市场化趋向的改革也决定了国外市场经济国家在规划体制方面的模式和特点有许多可供我们吸取和借鉴。
（一）各国具有不同的规划体系，但规划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按照功能的不同，各国的规划体系大多包括三大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但各国侧重点有所不同。
德国以空间规划为主体，联邦国土规划由联邦政府负责编制，主要是制定联邦范围内的规划目标、全国性的规划标准，并根据各州发展现状，从平衡发展的角度来调整全国性的布局。对基础结构、环境质量、经济结构、就业机会和定居条件等进行经济区划和平衡。该规划具有长期性和指导性，由联邦建设部牵头，与有关各部协商后提出规划草案。除这一综合性规划外，联邦政府还负责编制全国性的专业规划如铁路、联邦级的公路和高速公路、主要水路、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区、军事用地的规划等。联邦规划对州、市、县的规划起指导作用。各州和地方政府要负责编制与上级规划相协调的地区各专项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
法国是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计划性”最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法国政府成立了计划总署，负责对经济发展的全面规划。先后制定实施了11个4年经济发展计划。随着市场的发育和对市场作用的日益重视，指令性计划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第九个计划开始向合同制方向发展，并成为中央政府调节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的工具。从第十个计划起，计划合同中量性的指标在减少，衡量结构调整及质量的指标在不断增加。但政府仍通过计划引导经济发展方向，设计国家的发展战略，缩小社会各界的收入差距。
美国政府具有自己明确的国家发展战略，与法国、德国等相比，虽然没有相对固定和直接的国家计划，但联邦政府下设的各委员会和部局都有各自部门的详细规划，并通常通过法案的形式发挥作用。同时，联邦政府也根据国家战略的需要临时制定相关规划，比如阿波罗登月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和田纳西河谷开发计划等。
俄罗斯从苏联时期的“全俄电气化”计划开始至今，其规划体制大体上经历了两个时期，即以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规划管理阶段和以指导性计划为特征的规划管理阶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经一度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总体规划，但在1990年代起又开始着手制定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计划。2000年开始实施了《俄罗斯联邦长期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方针》（2000~2010年），并从1993年开始制定实施了3~4年不等的中期规划，以及1~2年不等的具体实施计划。
日本是一个较多推行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的国家。1949年以来，先后制定了13个中长期经济计划。19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主要通过了以下三项经济计划：1992年《生活大国5年计划——与地球社会共存》（1992~1996年）、1995年《新经济5年计划》和1999年《未来10年计划——经济社会的应有状态及经济新生的政策方针》。同时，日本的国土开发与整治综合规划也较多吸收了德国的空间规划的经验，对包括土地、交通、森林等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规划。
韩国政府也比较重视经济长期发展规划，1960年代以来已先后实施了7个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之后开始实施“新的经济长期设想计划”（1996~2020年），在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之后，政府开始调整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更多强调市场的作用。
（二）规划的地位和内容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不断调整和变化的
规划综合反映了政府管理国家的意志和政策取向，是政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实现宏观调控而做出的谋划和安排，是政策实施的重要工具。从各国规划体制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规划的内容日益丰富，规划的主体日益明确，规划的程序日益科学化，规划的体系日益完善，规划的权威性日益提高，规划之间的功能界定和相互衔接日益加强。总体上看，规划日益上升为公民意志和国家法律。但与此同时，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各国规划的内容在不同时期是有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国家在国际经济环境中所处的相对地位在变化。市场经济越发达，市场力量越强大，国家在国际上的经济优势越领先，政府的产业政策则越弱化。与此相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就越向战略性、指导性和定性化方向转变，政府也就越重视对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划与引导。目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中长期的综合性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编制在不断弱化，而重点领域的专项规划和空间规划的地位在不断提高。
（三）具有规范民主的规划编制程序和完善的规划法体系
规划编制程序是否规范和民主直接决定着规划的可实施性和权威性是否能够得到保障。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具有相应的规划法体系，对规划的目标、功能、主要内容、编制程序以及规划调整的法律程序都有明确的规定。规划的制定都要遵从公开性和透明度，民众大都具有广泛的参与度，规划都要经过权力机构的审批，一旦通过则通常以法案或法律的形式实施。各国规划的编制过程基本相同，都要遵循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机制。比如德国空间规划方案的制定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编制阶段。政府有关部门组织人员编制规划的初稿。编写人员可以包括内部职员，也可以包括外部聘请的专家。
商讨阶段。政府邀请有关利益各方对规划的初稿进行商讨，讨论过程往往要重复多次。政府综合有关利益各方的意见后，规划的最终稿，有关利益各方仍可以对最终稿发表反对意见。
审议阶段。政府将规划的最终稿、有关利益各方对最终稿的反对意见以及政府对反对意见的解决办法一并送交议会。议会讨论有关资料，最终表决通过之后，规划就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另外，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规划都有明确的协调机制。地区的规划在地区议会批准之后，需要上一级政府最后批准，以保证上下两级规划的一致性。当地方的规划与国家的规划相冲突时，联邦或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对地方规划进行指导。理论上讲，如果地方拒绝中央政府的指导，中央政府有权直接修改地方的规划。同时，由于地区规划直接涉及到私人利益，有关利益各方有向上级政府和联邦或中央政府进行申诉的权利。德国各州的规划法，都对规划程序有详细规定。如不按规定程序走，公民可以对通过的规划进行，法院会判规划无效。这种做法虽然容易使制定规划的时间比较长，但由于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所以最后制定的规划能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愿，使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得到保障。规划出台后，也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便于执行。
（四）具有分工明确的规划编制机构体系和健全有效的规划执行评估机制
一个分工明确和职能合理的规划编制机构及体系是保证规划编制工作有序高效进行的重要前提。市场经济国家在联邦或中央政府大都设有专门的规划部、局、署或者委员会，专门负责全国总体规划制定的组织、协调工作。比如德国的规划权归三级政府所有，即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联邦政府设有区域规划和城市发展部，主管立法，制定城市规划方针、政策、法规，拟定全国经济区规划、区域规划大纲，协调地方、部门之间的工作，掌握部分资金资助地方的城市建设。法国负责协调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机构是计划总署。计划总署可以得到其他研究机构的支持，比如国际信息与展望中心（法国官方的国际经济研究机构）、计划数理经济前瞻研究中心、生活条件观察与研究中心等，计划总署给这些机构一定的预算补贴。
与此同时，各国都非常重视对规划执行结果的评估，并有一套进行评估的法定程序和运行机制。法国政府在制定规划后，为了使公民更清楚政府公共政策的效果，使国家资源得到更好的分配，提高政府公务员的责任心，都要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评估工作由一个政府的部际评估委员会负责，称全国评估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理主持，由11位专业独立人士组成。全国评估委员会通过与计划总署协调建立评估机构，会同相关的政府部门共同确定规划评估方案和评估费用预算，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对项目费用落实情况进行确认等，最后出具评估报告。
三、建立适应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规划体制的建议
（一）要充分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的作用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
规划是政府行使经济社会管理职责的重要手段，而不是一种制度。规划的地位在本质上与社会制度无关，而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政府调控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地位有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和许多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在市场机制尚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市场发育不足所造成的缺陷还需要政府进行矫正。即使在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领域，也会存在市场失灵，也需要政府进行弥补。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共领域在不断扩大，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的需求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在包括土地、水资源、能源等日益紧缺和环境污染、生态治理、发展差距、就业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政府进行统筹安排、统一协调、总体规划的任务就越发紧迫。而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日益加剧，国家战略的地位在日益突出，政府制定并实施国家战略的手段和途径也就越发显得重要。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还处于不利地位，一些在竞争性领域的产业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依然具有积极作用。因此，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的地位不是削弱了，而是要加强；在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规划的地位同样不是要削弱，而是要进一步加强。
（二）要坚持“长远谋划、分步实施，广泛借鉴、兼顾实际，适度超前，协调一致”的原则
建立适应“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规划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规划体制的改革应当坚持几个基本的指导原则：
第一，长远谋划、分步实施。以市场化为方向，将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划体制作为规划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分阶段实施，建立与我国市场化进程相一致的规划体制。
第二，广泛借鉴、兼顾实际。既要充分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又要注意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特点相适应，充分反映和体现不同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
第三，适度超前，协调一致。要尽快解决规划体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矛盾，充分发挥制度创新在促进生产力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发挥规划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超前性和指导，使规划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经济体制相协调。
（三）要突出强调和体现规划的“系统性、规范性、有用性和权威性”
第一，系统性。要加强不同规划之间的功能分工和相互衔接，对规划体系进行高度整合，避免各规划之间交叉重合甚至相互矛盾，建立层次分明、边界清晰、衔接协调的规划体系。要调整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空间规划之间的互相衔接。如各级城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其编制的依据应该是经同级人大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内容要落实到具体的空间上。要调整解决重点专项规划与行业规划，以及行业规划相互之间的衔接问题。同时还要协调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规划之间的协调问题。
第二，规范性。目前我国规划体制中的制度性规定，有些是法律法规规定的，更多的则是不成文的惯例和约定俗成的做法。规划工作的不规范导致了规划程序上和规划内容上的随意性。因此，规划工作必须走向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学化，要建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政府依法行政的规划体制。为此，从长远来看，应该制定《规划编制法》。
第三，有用性。要切实取消目前大量存在的过时过多过滥的一类规划，特别是许多已经不符合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和不再是政府产业政策调整重点与领域的行业规划。要针对目前各级地方政府编制的与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纲要相衔接的地方规划中所存在的雷同和缺乏地方针对性的问题，调整或者不再要求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编制中长期规划。要针对目前规划内容原则性过强、操作性较差的问题，要通过改进规划编制方法来进一步提高规划的操作性、可行性和针对性。
第四，权威性。要针对目前存在的下级规划和上级规划不衔接，上级规划难以在下级规划落实的问题，切实加强对规划编制和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依法动用司法程序来保障规划的执行和实施，提高规划实施的强制力和约束力。
（四）要重点围绕“四个转变”进行规划体制改革的设计和实施
第一，规划的领域由较多地覆盖社会经济各领域向主要以公共产品与服务和非竞争性领域为主转变。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正在不断扩大，许多行业和领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经济的市场化运行。因此，沿用传统体制下的许多竞争性领域的规划应该退出，规划的内容要进一步向公共政策领域转变。
第二，规划的体系由以经济社会综合性规划为主体向经济社会综合性规划和空间规划相结合并逐步加强空间规划转变。空间规划应当包括全国的综合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跨省级行政区划的区域空间开发规划以及各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等。空间规划应当集中体现重大资源的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环境保护和文化发展等方面的政策取向，要符合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协调发展的政策目标。
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区别篇10
【关键词】城市设计；综合效益；北京；巴黎；良性循环
0引言
城市设计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统筹安排城市各类用地及空间资源,综合部署各项建设,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合理的城市设计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组成的综合效益，促进城市的协调发展。但在当前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实际工作中很难让三大效益平衡。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典型的城市设计进行分析，透析其中的理念与方法，以期对以后的城市设计提供些可借鉴的经验。
1城市设计案例简析
1.1北京
北京市“两轴―两带―多中心”城市空间新格局规划蓝图的总体战略为：旧城有机疏散；市域战略转移；村镇重新整合；区域协调发展。
“两轴”即北京传统中轴线和长安街沿线构成的十字轴，是北京的精髓，应结合传统中轴线和长安街的延伸，全面实现保护与发展，从空间布局上体现首都政治、文化、经济职能的发挥。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很高的社会综合效益。
“两带”一指北起怀柔、密云，重点为顺义、通州、亦庄，东南指向廊坊、天津的“东部发展带”，主要承接新时期的人口产业需求；二指“西部生态带”，与北京的西部山区相联系，即是北京的生态屏障，又联系了延庆、昌平、沙河等，为北京建成最适宜人居住的城市奠定基础。并且为北京市提供了很好的经济、环境效益。
“多中心”是指在市区范围内建设不同的功能区，以提高城市的服务效率和分散交通压力，如CBD、奥运公园、中关村等多个综合服务区。将在市域范围内的“两带”上建设若干个新城，以吸纳城市新的产业和人口以及分流中心区的功能。为北京市提供了很高的社会、经济效益
总体说来，北京市的“两轴―两带―多中心”城市设计格局，为北京的城市设计提供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方面的综合平衡。
1.2巴黎
法国首都巴黎是世界名城，和北京一样，巴黎也是一座具有800年历史的古城，但与北京不同的是它不象北京那样是按照城市设计统一建成。巴黎是围绕塞纳河逐步扩大形成的。17世纪下半叶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巴黎有了很大的发展，以卢浮宫为主的中心建筑群和以香榭丽舍田园大街为主轴线在那时已基本形成。到19世纪中叶拿破仑第三执政时，由豪斯曼主持对巴黎进行了较大的改建。在市区密集的街巷中开辟了许多宽阔的放射型道路，并在道路交叉口建设了许多广场，道路与塞纳河交叉处则形成很多桥头广场、绿地和新的轴线，这基本奠定了巴黎市区的骨架。豪斯曼主持的巴黎城市设计成功之处有3点：
（1）开敞丰富的城市轴线。巴黎主轴线是东西走向，平行于塞纳河。以其开敞和丰富多彩的面貌显示了法兰西王朝的财富和文化，这和北京突出帝王至高无上的尊严和封闭性完全不同。它的特点是：①城市主轴线与塞纳河平行，充分利用宽阔的水面和绿地，使城市空间开朗明快；②除主轴线外，还有许多副轴线，这些副轴线通向市内许多广场和建筑群，形成了许多对景和借景；③轴线上串连着很多名胜古迹、花园、广场、林荫道，它们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给整个巴黎提供了比较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
（2）星罗棋布的城市绿地。巴黎旧城区除东西两端各有一个大面积的森林公园外，还有不少有名的公园和花园。在许多古建筑前、广场上又有不少绿地相陪衬。这些绿地面积不大，但却都经过精心布置。至今巴黎每人平均绿地面积已达24平方米，比北京大4～5倍。为巴黎提供了较高的环境效益。
（3）精心规划和建造的广场建筑群。巴黎旧城在几百年的建设过程中，留下了大量宫殿、府邸、寺庙、教堂和其它公共建筑，并由这些建筑形成了广场建筑群。这些公共建筑和古迹质量都很好，并且在城市设计中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新的副中心如德方斯，远离旧区，但对高层建筑也加以限制，这在城市保护上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巴黎也同样面临世界特大城市的复杂矛盾，但他们重视规划，重视文化传统，重视舆论，重视法制，重视三大效益的平衡，这点很值得学习。
2城市设计的实施
城市设计的方法一般与城市规划一样，需经过调查研究，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进行城市布局和各专业的规划，同样需要通过方案比较，最后确定定案。由于城市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有机体，因此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一样也需要不断调整和补充，是一种动态规划，或称为“滚动式规划”。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不同的是，城市设计是一个三度空间的规划设计。当然从城市总体布局开始到详细规划乃至修建设计，都要考虑城市空间形态，力求体现出城市的性质和特点，反映出民族性、地方性和时代性。
结合国内外经验，在城市设计中要做好以下几点。
2.1做好三项规划
城市设计既然要为市民创造一个良好的有秩序的空间环境，就必须深入地了解社会、研究社会。因此城市设计应做好城市功能规划、经济规划和社会规划，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城市空间环境的规划设计。在当前深化城市体制改革的形势下，作好这几项规划尤为重要。当前在我国，城市功能、城市经济体制和城市社会都处在急剧变化之中。例如住房制度改革、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外资引入、旅游事业发展、城市流动人口剧增、第三产业发展等等都冲击着原有的城市规划原则，也给城市环境空间设计提出不少新的要求，再加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人们观念形态包括审美观念的改变，都反映到建筑和城市设计上来。因此要做好变革中的城市功能规划、经济规划、社会规划，这些都充实了城市设计的内容，否则城市设计成为一种空间构图游戏，只能墙上挂挂。当然，一个好的、切合实际并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城市设计，又会启发促进城市经济社会规划的发展和完善，并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前来开发。
2.2注意综合效益的平衡
综合效益是城市规划和设计的目的。综合效益的三方面应该平衡，但在工作实践中常常出现矛盾。在当前我国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建设部门急于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往往忽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而规划部门，又常常从长远利益出发，不注意必要的经济效益。如在重点风景区内建高层旅馆，破坏了环境景观；过多的旅游设施侵占了文物保护用地，破坏文物古迹及其周围环境；在交通性干道上过份密集地布置商业网点影响城市交通；大量兴建高层楼房破坏旧城传统风貌等等。但反过来不讲求经济效益，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开发和保护，也使保护成了一句空话。因此城市设计需要因地制宜，做好综合效益的平衡。如北京什刹海历史文化风景游览区的城市设计工作，在西城区、什刹海整治指挥部和公园管理处密切配合下，坚持保护整治、开发、管理相结合的方针。每开发一处景点都使之既发挥经济效益，又修复古迹，并在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方面均有所收获。同时将经济收入转化为进一步保护开发的资金，使之形成良性循环。城市设计坚持这一方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什刹海历史文化风景游览区是面积大（146公顷）、内容多（有古迹、园林、商业、居住等）、历史悠久的地区，区内机关、工厂、学校、商店、民居都有大量翻建任务，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城市设计需对这些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应加以研究，在保护文物的前提下，尽可能将这些翻建任务纳入规划设计轨道，使其功能上符合长远规划的要求，体量风貌上与环境协调，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城市中心区、文物古迹区、风景旅游区或具有历史价值的旧城区的城市设计中，应更多地注意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不然会给国家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在城市经济特区、新开发区则应重视经济效益，务求每一平方米用地发挥最大效益。此外，还要重视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因为地下空间也是城市的重要资源，它对改善大城市交通，丰富商业活动，繁荣经济，增强城市防御能力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由于我们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大量开发地下空间，但城市设计应高瞻远瞩，作好这方面的规划设计工作。
2.3探索实现城市设计的机制
城市设计的实现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和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有很密切的关系。新区开发和旧城改建在实施上也有很大差别。政府部门应该立法规范新区的开发和旧城改造的侧重点，规范综合效益的平衡和谐。
3结语
为了更好地实现城市设计，实现综合效益的平衡，需要重视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解决资金问题。无论是城市保护或开发，都需要有资金来源渠道。过去主要是靠政府拨款，现在是多种渠道集资，包括外资、合资、集资、贷款等，而且大部分都是有偿的，因此要讲求效益，要能形成良性循环。
二是建设方式和步骤。从国内外经验来看，综合开发是实现城市设计的有效途径，不仅新区要综合开发，先解决用地、基础设施和各项服务设施，再进行房屋建筑（这样做，能体现城市设计意图，整体性好，城市面貌也比较统一），对旧区保护与更新也需要综合开发。当然这种开发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以保护整治为主，有的以修缮补充为主，有的以更新翻建为主，但都有一个综合效益问题。另外旧城情况复杂，除综合开发外，还存在不少分散建设和改造的情况，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城市设计应把这一切尽可能纳入规划轨道。
三是群众参与问题。城市设计特别是旧城保护与整治，要依靠地方政府、群众组织和当地居民的积极参与，才能得以实现。现在全国有很多军民共建精神文明街、区就是很好的例证。国外也很强调这一点，因为只有吸引群众参与，才能真正得到他们的支持，建设过程中体现他们的心愿，建成之后也能得到居民的关心和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