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发展方案篇1
一、构建绿色金融组织体系
浙江省已设立39家绿色专营支行，60个绿色金融事业部，1个绿色保险产品创新实验室，湖州市成立全国第一家绿色金融事业部、第一家绿色专营银行；截至2021年一季度，广东省内金融机构共设立26家绿色金融事业部或绿色金融专营组织；江西赣江新区设立7家“绿色支行”，3家绿色金融事业部，3家绿色保险创研机构入驻新区，建成绿色金融示范街，成立绿色金融服务、绿色保险产品创新和绿色金融评价认定三个中心；贵州省共9家金融机构成立绿色金融事业部，3家国有银行设立“绿色金融支行”，建成全国首个“绿色金融”保险服务创新实验室；截至2020年底，新疆三地试验区共有59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专营机构，7家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专营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专营机构实现全覆盖。
二、强化政策支撑体系
（一）浙江省
央行等联合《浙江省湖州市、衢州市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在全国率先《关于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的指导意见》，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浙江经济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浙江银行业保险业支持“6+1”重点领域助力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在全国率先地方绿色技术规范10余项。湖州市出台《建设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若干意见》，制定《湖州市绿色金融发展“十三五”规划》，印发《湖州市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衢州编制《衢州市“十三五”绿色金融发展规划》《绿色金融纳入“双支柱”政策框架暂行办法》。
（二）广东省
央行等联合《广东省广州市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率先出台《广东省广州市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实施细则》；广州市出台《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广东省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企业、绿色项目认定管理办法（试行）》；花都区出台支持绿色金融和绿色发展“1+4”配套政策体系，随后区市场监督局制定出台支持绿色金融企业创新发展九项措施，推出《服务广州市花都区绿色金融产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汇编》，制定106条地税优惠政策助力绿色金融发展。
（三）江西省
央行等联合《贵州省贵安新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相继出台《江西省“十三五”建设绿色金融体系规划》《关于加快绿色金融发展的实施意见》《赣江新区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实施细则》，形成了长中短期搭配、金融财税产业融合的地方政策框架体系。省银监局制定《绿色信贷工作考核评价及差别化监管暂行办法》《江西银行业绿色信贷工作实施意见》；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印发《关于加强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赣江新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的通知》，制定《关于发展绿色信贷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绿色金融重点推进的试验任务》等政策指导意见；环保厅印发《江西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及信用管理暂行办法》；赣江新区《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四）贵州省
央行等联合《贵州省贵安新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省政府印发《贵安新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任务清单》，提出建立多层次绿色金融组织机构体系、加强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拓宽绿色产业融资渠道等12大任务，《关于支持绿色信贷产品和抵押品创新的指导意见》；贵州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与贵安新区管委会联合《绿色金融项目标准及评估办法（试行）》，明确重大绿色项目评估办法及程序，减少金融机构对接绿色项目的识别成本。
（五）新疆
央行等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昌吉州和克拉玛依市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自治区政府出台《关于自治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实施意见》，明确了绿色金融发展的总体要求、工作目标和重点支持领域，提出了27条具体措施；人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印发《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经济发展实施细则（暂行）》，通过货币政策、宏观审慎评估和准备金优惠政策等，支持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资金供给。
三、产品及服务体系创新
（一）浙江省
浙江银行业金融机构探索排污权、碳交易权等抵质押融资业务，推广一系列绿色金融产品，如：“两山贷”、绿色园区贷、生猪活体抵押贷等。湖州创新推出“绿色园区贷”等产品；市政府部门与当地电力公司创新推出“能源碳效码”，并联合银行推出“能源碳效贷”，为纳入“能源碳效码”管理的企业融资提供利率优惠；德清创新推出基于单个项目生态价值核算结果的Gep绿色金融贷；长兴农商行推出“轻纺行业转型升级贷”，并根据企业实际创新融资担保方式。衢州首创生猪保险与无害化处理联动模式；大力推广五水共治贷；创新推出排污权质押贷、合同能源管理贷、天然气分布式项目贷、金屋顶光伏贷等绿色信贷产品；创新“安环险”，为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保驾护航；全国首创“优化用电营商环境综合责任险”；组建信保基金，与省担、国担公司以及14家银行建立风险分担机制。
（二）广东省
广东省花都区创新推出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金融产品；设计“绿色e销通”业务模式；建设银行花都分行创新了“绿色租融保”业务模式，支持广州新能源公交车置换；创设“电桩融”产品，支持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场建设；创设“绿色可转换为股票（股权）的公司债券”，实现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全链条覆盖；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创新资产证券化项目融资服务，帮助广州地铁集团注册发行资产支持票据产品（aBn），有力支持了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清洁交通产业发展。
（三）江西省
江西省创新推出“绿票融”等特色金融产品；利用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在全国首创“财园信贷通”和“惠农信贷通”等金融产品，扩大创业担保贷款发放；推出“云电贷”“掌上微贷”“微企贷”“云企链”“智享贷”“订单通”等符合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特点的金融产品。兴业银行南昌分行采用“投行+商行”模式，支持孚能科技成为江西首家科创板上市公司；兴业银行赣州分行创新推出风控产品；建设银行江西分行联合省林业局推出“林农快贷”，是全国首个基于林业大数据的线上林农普惠信贷产品；人保财险江西省分公司研发推出农业特色保险产品——南丰蜜桔低温冻害气象指数保险；中航信托等联合设立全国首单碳中和主题绿色信托计划；江西水投集团成功发行3亿美元高级无抵押绿色境外债券，是全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首单绿色境外债。
（四）贵州省
贵安新区金融机构通过绿色信贷审批专项通道服务绿色客户，助推地方绿色发展。例如，农行贵安支行和平坝信用社采用“信用担保＋抵押后置”模式，支持试验区绿色建筑和绿色交通项目建设；贵安新区运用ppp融资模式，解决了海绵城市试点两湖一河项目融资问题；运用绿色资产证券化方式，支持清洁供暖和助力清洁能源发展；采用单株碳汇精准扶贫方法，实现绿色扶贫与生态补偿相结合。（五）新疆工商银行昌吉州分行开发数字信用凭据融资业务，助力智能电网产品和装备制造；克拉玛通过“银团贷款+电费收费权质押”方式支持国电投新疆公司风电项目；昌吉农商行开展供应链绿色金融业务，为核心企业上下游客户提供金融业务，推动当地绿色农业发展。新疆引入绿色金融智库，推动试验区与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等5大智库开展战略合作。在全国五省试验区中率先建立绿色项目库管理制度。建立绿色金融同业自律机制，制定形成全国首个自律机制工作指引和公约。
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一）浙江省
湖州市打造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包括“绿贷通”“绿融通”“绿信通”三个金融服务子平台，为绿色企业提供银行信贷、融资担保、政策申报、资本对接和绿色认定等“一站式”金融服务。衢州搭建绿色金融服务信用信息平台（衢融通），开发金融机构碳账户管理系统，在全国率先建成农信系统绿色银行服务平台，设计开发全国首个绿色贷款专项统计系统，有效解决绿色信贷统计难的问题。
（二）广东省
央行广州分行依托“粤信融”平台，推动广州开发建成绿色融资对接系统，集企业绿色项目申报、推荐、融资需求以及与金融机构融资对接等多项功能为一体。
（三）江西省
“绿色企业信息平台（一期）”上线，旨在建设绿色企业信息数据库。目前，省内企业可以通过省金融监管局网站链接登录绿色企业信息平台，注册并填写企业相关信息。下一步，中心将继续完善“绿色企业信息平台”建设，通过技术驱动整合形成江西绿色企业数据库、绿色金融产品数据库，为省内绿色金融服务机构提供服务支撑。
（四）贵州省
贵安新区依托大数据打造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了“绿色项目认证”“绿色金融产品服务”“财政支持激励政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四位一体”动态管理。
（五）新疆
2019年8月，新疆首家绿色金融与科技创新管理中心在昌吉国家高新区成立，该中心通过绿色金融支持推进绿色农业、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建材等产业快速发展，促进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昌吉州创新工作方式，通过“云签约”“云推介”“云洽谈”“云订单”等“云”上操作助力绿色企业和项目发展。
五、配套政策支持
（一）浙江省
浙江省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绿色信贷贴息、绿色金融机构培育、绿色产品和服务创新等方面。2018年，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出台推进全省绿色金融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三年发展目标和21条举措。湖州制定“绿色金融25条”“金融10条”等配套政策。衢州设立了绿色产业引导基金，启动“绿色金融资金风险池”项目，将绿色金融指标纳入财政资金竞争性存放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绿色低碳领域的信贷支持。
（二）广东省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对金融机构落户最高奖励2500万元，对金融机构总部和专业子公司最高奖励200万元；对上年度绿色贷款余额增量达到25亿元（含）以上的银行机构按比例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奖励。利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资金补偿合作银行贷款本金损失。鼓励绿色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给予绿色企业上市、挂牌交易等、股权质押融资等提供一次性补贴。按标准发放绿色人才补贴。
（三）江西省
省财政统筹金融业发展等专项资金，对绿色信贷进行贷款担保或贴息，对绿色债券认证费用、发行评估费用、环境污染责任险保费等给予费用补贴，根据对各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评估结果，按年度进行专项奖励。赣江新区本级财政出台绿色金融优惠政策，从金融机构入驻、办公用房、人才、财政政策等方面予以支持。
（四）贵州省
贵州省给予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落户贵安新区并开展业务达到一年的按标准给予奖励，设置绿色金融人才、金融机构绿色业务、绿色上市等奖励。另外，对获得绿色项目认证的企业和项目，开辟行政事务“绿色通道”，提高政府服务绿色企业（项目）效率。
（五）新疆
绿色金融发展方案篇2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预测，“十三五”期间，中国绿色投资需求每年将达2万到4万亿元，而财政投入约在3000亿元，最多占总投资的15%，主要靠社会投资。
绿色产业具有公益性和外部性，但社会资本看重的无疑是盈利性。绿色产业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较长，不易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和银行贷款。
环保费改税被业界认为是解决绿色资金瓶颈的途径之一。2015年6月，国务院法制办了财政部、国税总局、环保部起草的《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
根据征求意见稿，将通过税收制度改革，把原来的排污费变成环境税。如果企业排放超标，就按照超标量计算税额。
发展绿色金融也是破除绿色资金瓶颈的重要手段。《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提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包括绿色信贷、绿色股票指数、绿色债券、绿色发展基金等。
“随着国内绿色金融体系顶层设计的明晰化，未来几年将迎来绿色金融发展的黄金期。”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委员会主任马骏表示，以绿色金融债券为例，目前发展势头非常好，未来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主要的绿债发行主体。
绿色金融如何破局
过去一年多，绿色金融体系多点开花。比如，2015年1月，银监会和国家发改委印发了《能效信贷指引》，12月，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绿色债券发行指引》。2015年因此被业界称为中国绿色金融的政策元年。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王玉庆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是筹措环境保护资金的重要渠道，是减轻财政环保支出压力的重要途径。
相比于早期发行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发展基金均有各自的优势。绿色债券可以解决企业和银行的期限错配问题。如果银行可以发10年期的绿色债券，就可明显提升银行对于中长期项目投放绿色信贷的能力，绿色信贷的期限往往都很短。而绿色发展基金，“不仅是拓宽绿色发展资金渠道的重要方面，还能避免政府拨款所存在的层层审批繁杂程序。”中国工业环境促进会会长杨朝飞对《财经国家周刊》说。
但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绿色金融还面临诸多挑战。一些地方政府对绿色金融意识不强，银行机构也未完全认识到绿色产业投资的特征和规律，风险评估工作与绿色项目的对接尚不到位。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杨秋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绿色金融体系各方面的工作还呈碎片化状态。要发挥绿色金融作用的前提是环境要素（水、空气和土壤）的资产化。比如碳交易、水交易都是把相关要素资产化了，一旦环境要素能够进行交易，资金自然就会流向绿色金融。同时还要做好环境资产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银行和评级公司要考虑到环境领域的风险因素，建立起环境成本估算体系，才可以准确估算这笔资金投入下去的可能结果。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可能的时间表是，2016年?2020年为绿色金融改革全面启动阶段；2021年?2025年为深化阶段；2026年?2030年为完成阶段。
环保费改税如何改
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税立法，亦为中央《总体方案》所定调。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环境学院教授蓝虹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征收环保税，不仅是环保产业的利好，也为绿色产业提供更多机会。比如，欧美一些国家征收的碳税增加了化石能源的成本，为新能源产业提供了更大发展空间。
但环境费改税后也有新问题。王玉庆表示，由于环保费改税主要是排污费改税，虽能杜绝“费”存在可交可不交现象，但排污费实行专款专用，专项用于污染防治，费改税后则缴入国库，如何保证地方对环保投入的资金？这个问题亟需考虑。
《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维持了环保部门对排污量的确认权。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熊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在征管机制上，税务机关的加入可能使原有征管流程变得更为繁冗。“制度成本不仅会抵销改革红利，更可能产生尾大不掉的问题。”
熊伟认为，单个税种的作用有限。根据《总体方案》等要求，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将加快推进，逐步将资源税征收范围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未来的环境保护税应该与消费税等其它税种相结合，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财政资金如何花在刀刃上
财政部有关司局负责人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2016年中央财政在收支形势紧张的情况下，仍将对支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给予充分保障，专项资金规模将稳中有增。
中央财政资金将重点加大对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的支持力度，继续实施农村环境“以奖促治”，把资金集中于突出的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强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的资金管理，逐步建立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绩效管理机制，研究制定《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办法》，加强对水污染防治工作的绩效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奖优罚劣。
最新消息是，“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十条”）年内有望由国务院实施。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土十条”文本内容已基本成熟，除财政加大投入外，还要多渠道筹集资金。
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也是中央财政扶持引导的重点之一。财政部将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继续推进节能减排综合示范，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加快淘汰落后过剩产能等。通过与2015年全国大气环境质量考核情况与地方大气pm2.5降低率等实绩挂钩，2016年的资金安排将向节能减排效果好的省份倾斜，同时加强对包括燃煤电厂超低排放、黄标车和老旧汽车淘汰、散煤替代等重点工作的资金保障。
绿色金融发展方案篇3
凯迪生态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关注污水处理，并逐渐涉足脱硫脱硝除尘设备、火电厂epC建设等领域，2005年开始将业务转向生物质发电和秸秆产业化综合利用。
“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已经明确禁止农民焚烧秸秆。而对于生物质发电，国家规定电网必须按照0.75元/千瓦时的价格进行保障性收购，发多少收多少。这是一个原料供应和销售都不用发愁的时代。随着技术创新，我们的能源转换率可以再提高到34%，原来1.7公斤秸秆发一度电，现在我们做到了1.1公斤就能发一度电。”李林芝说：“这是一个资本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我们一直奔波于各种金融机构之间。现在，政策、技术等方面都已经发展得相对完备，我们希望金融机构也能参与进来，一同支持绿色项目的发展。”
金融机构参与支持环境友好型的绿色项目，已经是环保界和金融界形成的一项发展共识。
今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其中第45条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我国的绿色金融体系。其中，针对绿色信贷、绿色产业基金、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等多种绿色金融投资产品，都提出了相当明确的发展思路。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看来，这将有效地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向绿色产业配置资源的动力，减少金融体系向污染型产业的投资。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各类金融机构也开始探索发展自身的绿色金融产品，以期为有限的财政资金“加杠杆”。其中，首只中资银行绿色债券的成功发行，无疑增强了我国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项目的信心。
绿色债券：小荷才露尖尖角
2015年是中国绿色债券元年。10月13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同时发行了以人民币、美元计价的双币种绿色债券，总计规模10亿美元。这是首个中资银行发行的绿色债券。
与一般债券不同的是，绿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绿色环保产业，特别是符合国际绿色债券标准的绿色环保产业。
“对于中国的金融机构而言，绿色债券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全程参与了绿色债券发行的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处长李洪良说。据他介绍，农行此次发行的10亿美元绿色债券吸引了140多家金融机构认购和投标。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欧洲，特别是北欧专门从事绿色资产和绿色债券投资的金融机构。“这说明，国际金融市场对于绿色项目十分认可。”
据了解，农行此次发行的10亿美元绿色债券中，包含6亿元2年期人民币计价债券，票面息率4.15%，认购规模达到55亿元，超额认购倍数9.16倍；余下9亿美元计价债券的认购规模也达到了40亿美元，超额认购倍数4.44倍。
“这次绿色债券发行前，我们在欧洲和亚洲做了路演。在欧洲，会见了大概二三十家金融机构。说实话，在路演之前，国际金融机构对于绿色债券的看法如何，我们心里根本没底。但是过去之后，我们发现，欧洲的金融债券市场确实非常关注绿色债券。”李洪良说。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绿色债券部高级经理李菁告诉《经济》记者，自2007年国际金融公司（iFC）发行第一只绿色债券起，至今年10月底，全球已经发行了501只绿色债券。在2014年，绿色债券的全球发行总额369.5亿美元；而在2015年，仅统计至10月底，全球发行总额已经达到394.6亿美元。“发行绿色债券所募得的绝大部分资金，被投放在能源领域，大约占比38%，建筑及工业占比28%，交通运输、水处理、废弃物处理、农林业等也有相当的占比。”
和传统债券对比，绿色债券的利率优势十分明显。“以欧元市场为例，同一个发行人，相近的发行日期、发行规模和发行价格，绿色债券的利率明显比传统债券低。欧元市场上绿色债券的最低利率曾经低至1%，美元市场上，近一段时间的最低利率曾经低至2.125%。”李菁说。
除了金融机构以外，企业和地方政府也可以发行绿色债券。而在李菁看来，绿色债券对于后两者也将起到积极作用。“对于企业发行人来说，可以解决资金缺口、错配问题，吸引国内外的投资者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对于地方政府发行人来说，绿色债券的发行能够适应国家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政策要求，同时支持地方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因此，李洪良也希望，国家能够在政策上、经济上给予绿色债券一定的优惠条件。“农行这次发行绿色债券，其实并没有获得任何政策上、经济上的倾斜，更多是出于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我认为，在绿色债券刚刚发展的时候，相关部门和机构可以在登记托管、交易流通以及其他服务过程中，给予它们一些费用减免。这对于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的培育将是莫大的鼓舞。”
股权融资：花开堪折直须折
“我们注意到，从2013年至今，光伏运营企业只要公告了再融资预案，股价就会出现不同幅度的上涨，而且部分股价上涨还是非常可观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行业研究员陈鹏告诉《经济》记者，这说明，投资者对节能环保类企业在资本市场进行股权再融资是非常认可的。
中德证券成立于2009年，近年来承销了包括格林美、节能风电上市，海润光伏定向增发等大量绿色产业项目。长期专注绿色项目融资的陈鹏发现，绿色产业相对集中的新能源、环保板块的pe估值，总体来看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这也意味着，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绿色产业公司进行股权融资的成本会相对比较低。”陈鹏认为，在当前阶段，绿色产业公司应该尽可能多地利用股权和债权融资的方式，以调整自身的资产结构。
“经过我们的粗略测算，到2020年，新能源、环境修复、污染治理等领域的投资需求将达到22万亿元。如此庞大的融资需求，需要整个金融体系的支持。”陈鹏说，债权融资也将帮助地方政府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尽快推进区域污染治理。
2011年，国务院出台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中央也以湖南省为试点，安排了专项资金从污染源控制与存量治理两方面着手解决土壤污染问题。但据陈鹏介绍，以湖南郴州为例，“截止到2012年7月，25个治污项目资金到位率仅有54.39%，其中中央预算资金4.4亿元已经全部到位，但地方政府投资部分仅到位35.9%”。受资金不足影响，郴州上述25个项目到2012年7月无一通过验收。
为了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湖南省政府以发行专项治理债券的形式，将治理后的土地转让收益作为产品收益，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解决了相关资金筹措问题。“目前已经发行了7期，合计发行转向债券105.5亿元，对当地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起到了非常好的带动作用。在我们看来，这个案例，对于地方政府有相当的参考、借鉴价值。”陈鹏说。
融资租赁：长风破浪会有时
在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震民看来，正在中国市场急速扩张的融资租赁业务，也将极大地推动绿色环保产业的发展。
“与传统的债权融资不同，融资租赁与动产、设备、固定资产紧密结合，其交易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必须投向实体经济。融资租赁对于节能环保产业设备采购、经营的支持力度是比较大的。”刘震民说。
融资租赁与信托、证券、保险、银行并称五大金融工具。在欧美地区，融资租赁的市场渗透率超过20%，仅次于银行。
在融资租赁的过程中，出租人，也即租赁公司，将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件的特定要求和对供货人的选择，出资向供货人购买租赁物件，并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则分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在租赁期内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所有，承租人拥有租赁物件的使用权。租期届满，租金支付完毕并且承租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规定履行完全部义务后，对租赁物的归属没有约定的或者约定不明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仍然不能确定的，租赁物件所有权归出租人所有。
简而言之，在企业购买新设备和老设备变现的过程中，融资租赁将有效改进客户的资产负债表。“选择融资租赁以前，企业的非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比较大，通过融资租赁，可以降低企业的流动负债，扩大流动资产规模，对企业的财务起到贡献。”刘震民说。
上世纪80年代，融资租赁被引进我国。由于监管部门的不同，我国将租赁业务分为外商融资租赁、内资试点融资租赁和金融租赁，前两者视同一般工商企业，归商务部管理，后者比照非银行金融机构，归银监会管理。
绿色金融发展方案篇4
绿色信贷超越传统信贷
2007年7月，原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项目进行信贷控制，遏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盲目扩张。
绿色信贷，是银行最为重要的环境责任，同时也是银行支持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最为主要的工作。银行需要了解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和行业政策，了解贷款对象所涉及的相关技术的成熟度、先进性和对环境的影响，并且通过管理模式和调控手段，把绿色信贷的相关政策贯穿于客户识别、授信评级、信贷审批、贷后管理的信贷流程中。
把绿色融入贷款政策
金蜜蜂银行在严格遵守国家“绿色信贷”政策的基础上，根据自身业务重点和特点，在企业内部制定相关政策和制度，采取灵活的信贷政策，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使得“绿色信贷”政策真正可行、可控。
中国银行：2010年上半年中国银行就光伏、风电、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九大绿色新兴产业开展深入研究，系统总结了行业发展状况，认真分析了行业发展前景，在同业内率先提出绿色新兴产业的信贷策略。
规避环境风险
一些地区建设项目和企业的环境违法现象较为突出，因污染企业关停带来的信贷风险加大，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
――《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
金蜜蜂银行对业务风险管理已经由单纯的财务风险开始转向包含环境、社会等因素的全面风险管理。实施绿色信贷，可以有效帮助银行规避由于借款人的环境违法行为而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由于借款人的环境违法行为对偿付贷款能力的影响以及因投资产生的环境问题而遭受的名誉损失。
工商银行：从2007年起工行全面实施绿色信贷，实现环保一票否决制，自觉执行环保准入标准。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工行已逐步将“绿色信贷”政策贯穿于客户识别、授信评级、信贷审批、贷后管理以及系统控制等信贷流程中。2009年，工行在企业环保风险分类的基础上，根据项目产品和技术特征以及国家确定的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重点领域和相关政策，制定了绿色信贷项目分类标准，在业务操作系统（Cm2002）中启用了“绿色信贷项目标识”，完成了对全行贷款项目的分类工作，进一步夯实“绿色信贷”工作基础。
促进业务模式转型
未来5年，中国环保产业投资需求可达4500亿元，节能环保等新型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谢振华
国内银行业内人士指出，国内银行机构普遍存在“速度情结”和“规模冲动”，存在比较突出的“垒大户”现象，走的是一条高资本消耗、高风险积累、低经营收益的外延粗放式的发展路子。追求效益自然无可厚非，但要协调与发展质量与规模的关系，正确处理资本、风险与收益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起较低资本消耗、较高经营效益的低碳业务模式，实现可持续的、稳健的盈利增长。金蜜蜂银行已经不再把支持环保产业作为单纯的慈善公益活动，而是一条业务模式转型的良好途径。
招商银行：颁布《绿色金融信贷政策》、《可再生能源行业营销指引》，从信贷政策和资产营销方面对绿色金融给与充分的指导和支持。
开发环境金融产品
绿色，对于银行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机遇。开发环境金融产品，通过提供金融服务，帮助客户节能减排、降低碳排放。同时，通过业务拓展与产品开发，对可持续发展领域进行其他的金融支持，实现银行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成功试水碳金融、成功开设绿色金融专营机构，金蜜蜂银行丰富了自身产品与服务，扩大了客户群，树立了绿色金融的产品品牌，最先捕捉到了环保市场中的商机。
浦发银行：银行业首单CDm财务顾问项目。2008年，浦发银行在全国商业银行率先推出针对绿色产业的《绿色信贷综合服务方案》，其中包括：法国开发署(aFD)能效融资方案、国际金融公司(iFC)能效融资方案、清洁发展机制(CDm)财务顾问方案、绿色股权融资方案和专业支持方案，旨在为国内节能减排相关企业和项目提供综合、全面、高效、便捷的综合金融服务。此服务方案使得CDm项目业主不需耗时耗力与市场各类服务商、交易对手谈判协调；不需垫支CDm前期开发费用；在浦发银行的协助下选择具有良好的交易记录和履约能力的买家；锁定合理的CeR报价；实现交易资金快速到帐；不仅实现CeR交易，而且获得联合国认证“绿色标签”。2009年7月，浦发银行在国内银行界率先以独家财务顾问方式，为陕西两个装机容量合计近7万千瓦的水电项目成功引进清洁发展机制(CDm)开发和交易专业机构。
民生银行：民生银行在北京市东城区设立首家绿色金融专营机构，为北京环境交易所“合同能源管理投融资交易平台”提供全面而专业的金融服务，如提供包括基金托管服务，并购贷款业务、分离交易业务、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多种信贷产品，加大“绿色信贷产品”供给、建立绿色审批通道，与北京绿色经济共同发展。
提供低碳服务
银行要真正履行环境责任，不仅要把绿色理念融入到金融服务产品本身，更需要融入提供服务的渠道与过程中，渗入对客户的每一项承诺、每一次服务。金蜜蜂银行积极探索以更加环保、低碳的方式为客户提供服务，降低业务发展对实体经营场所的依赖，减少对社会资源的占用，以一种节省物力、人力、财力的方式全面打造“绿色银行”。
工商银行：实现业务处理全程电子化。2009年，电子银行业务量占比达到50%以上，相当于15000个物理网点、15万名柜员的业务规模，电子银行全年办理的业务量相对于柜面操作节约成本199亿元，电子银行客户规模和交易额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市场领先优势进一步巩固。
招商银行：率先在业内推出信用卡彩信账单服务，截至2009年底，累计300万客户使用该服务。2009年，仅使用电子账单的客户比2008年增长93.84%，全年减少账单用纸8827万张，节约运营成本达4527万元。
减少碳足迹
我国建筑直接能耗在社会总能耗中的比例为30％左右，建筑节能成为我国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而所要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看似与银行环境责任相距甚远的工作，其实已成为金蜜蜂银行履行环境责任的实践之一。
绿色金融发展方案篇5
全球气候变化合作“危”中寻“机”
从1979年世界气象组织举办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开始，国际社会就气候变化和全球影响问题的国际合作就不曾停歇。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国际社会既达成了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等重要成果，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长期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多次反对设立减排目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做法也对《公约》下的排放控制努力带来了严重损害。尽管如此，联合国主导的气候变化谈判工作仍然在曲折中向前推进。2015年12月12日，《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经过艰苦的谈判，达成了重新对各国设立强制性温室气体排放义务的《巴黎协定》，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国际社会就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巴黎协定》已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然而，随着对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和《巴黎协定》持反对态度的特朗普当选并就任美国总统，美国政府可能谋求推动退出《巴黎协定》的进程，从而拒绝承担《巴黎协定》要求其承担的2020年以后温室气体减排义务。
不过，既便美国最终选择退出《巴黎协定》，也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将面临与《京都议定书》相同的命运。这是因为，今时不同往日，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开始认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愿意承担有别于发展中国家的更大的减排义务，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因受困于发展中所面临的气候变化和环境等现实问题，渴望找到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路，从而愿意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减排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公约》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全球气候变化合作方有望在当前面临的危机中进一步增进相互理解和凝聚新的共识，找到扩大和深化合作的新机遇。
国际绿色金融合作蓄势待发
当前，国际绿色合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绿色发展所需资本不足，特别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偏低，金融市场发展本身不够健全，绿色发展资金普遍不足，绿色发展能力建设缺乏必要的前提条件。国际绿色金融合作将有利于促进各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完善，特别是通过多边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能力的发展以及跨国绿色金融市场等合作机制的建立等举措，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绿色金融资源动员能力，促进全球范围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2016年是国际绿色金融合作加快发展的重要一年。9月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中指出，“绿色金融有潜力发挥关键作用，动员私人投资以应对我们面临的气候和发展挑战，促进可持续发展”，并首次将扩大绿色投融资作为支持在环境可持续前提下的全球发展的关键性工作。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未来国际绿色金融合作有望主要从三个方面加快推进。首先，多边开发银行和发展融资机构将逐步把绿色金融纳入发展战略。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丰富的国际融资经验，多边开发银行和发展融资机构也成长为国际绿色金融合作的重要主体。其次，各国将以多种形式开展国际合作以推动跨境绿色债券投资。跨境绿色债券市场的建设有助于深度挖掘各国绿色产业发展潜力，推动私人资本进入绿色金融市场，参与国际绿色金融合作。第三，各国还将加强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国际交流，不断提升绿色金融发展和国际合作的能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G20杭州峰会的东道国，中国在推动国际绿色金融合作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表率，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将积极推动绿色金融领域各类国际合作作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的一项任务。2015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的绿色金融债券公告中明确规定，符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债相关要求的境外金融机构法人，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可以参照执行。就在G20杭州峰会召开之前，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专门用一个部分就绿色金融领域国际合作、绿色证券市场双向开放和对外投资绿色水平等问题明确了中方的政策立场。以国际绿色金融合作为重要着力点，中国在国际绿色合作中正在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国际绿色发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另辟蹊径
长期以来，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是国际发展援助和合作的两种主流形式。近年来，随着国际发展援助和合作主体、内容的不断扩大，以及国际发展援助和合作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客观上要求拓展新的发展援助和合作形式来与之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方市场合作由于其适应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特点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作为一种国际发展援助和合作方式，第三方市场合作通常指由两个分别提供资金和技术（服务）的国家联合起来对第三国提供援助或进行市场开发。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发展本质上得益于南南合作重要性和影响力的提升。近年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大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发展合作活动也趋于活跃，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作用也显现出扩大的态势。
在国际绿色发展领域，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案例也不断涌现。这些合作案例中既包括多边组织发起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如联合国贸发会议通过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和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等；也包括发达国家发起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如美国已与南非、巴西等少数国家建立了三方合作伙伴关系等；还包括近年来出现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三方合作，如印度―巴西―南非论坛合作机制等。第三方市场合作正在成为国际绿色合作的重要合作方式。
近年来，中国也在加大对第三方市场合作这一国际援助和合作方式的探索，以增强绿色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能力，提升国际援助效率和合作成效。2015年6月，中法双方在巴黎发表了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明确提出双方将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合作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此外，目前中国也正在积极推动与比利时、德国、加拿大等国包括绿色发展在内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显然，当前中国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推动国际绿色发展的探索，也将有益于扩大国际绿色发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规模，使得第三方市场合作在国际绿色合作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绿色金融发展方案篇6
绿色金融体系亟待建设
“中国需要建立一套绿色金融体系，强化引导金融资源，尤其是社会资本投向绿色项目的激励机制。”马骏指出，所谓绿色金融体系，是指通过贷款、私募投资、债券和股票发行、保U、排放权交易等金融服务将社会资金引入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绿色产业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安排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不仅可以提升经济增长潜力，还有助于加速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绿色转型和提升经济的技术含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室主任田辉表示，绿色金融各细分市场的进展程度不同，发展并不平衡。比如，绿色债券、绿色信贷发展很快，并且在实践中已经产生了一定引领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但绿色保险，特别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一代表性的绿色保险业务，发展相对滞后。
“绿色债券的确是目前成长最快的绿色金融产品。未来还有很多绿色金融产品亟待发展。aBS（资产证券化）、ppp、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发展空间大，还需要一步步地探索。”马骏告诉记者。
绿色金融的新商机
“作为券商，我们一般会为绿色项目提供标准化的金融工具如绿色债券和非标准化的工具，如绿色产业基金等。”近期东北证券创新融资部总经理朱建军同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交通处电动汽车重大项目管理办公室的成员一同为湖南省某地市筹划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布局。由于新能源汽车政策补贴逐渐减少及整车生产厂商保有量的提高，新能源汽车新投产建厂的数量也在逐渐减少。朱建军表示，该项目将从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公车配套改革、网约车部署、智能装备、智慧交通等入手，打造新的产业布局。“绿色债券可以解决一部分资金。”比如，某项目的总投100亿元，券商在参考融资人资产情况的基础上，最高可提供50亿-80亿元的绿色债券，用于该项目。
同时，还可以用绿色产业基金的形式解决另一部分的资金缺口。产业基金相当于表外运营，不进入企业负债表，可以优化企业的负债结构，同时能为企业提供3-4倍的融资杠杆。比如企业可以出项目总投30%的资本金，其余资金可通过产业基金的形式来补充。
近年来，尽管地方上发起的产业基金比较多、基金规模较大，比如2000亿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1000亿元的安徽省产业发展基金等。朱建军指出，实际上不少产业基金落地较慢，有时会因为较难寻找到适宜项目或基金管理上多层级沟通，资金无法高效投放落地。
考虑到项目的流动性和退出问题，可采用不同的金融结构解决资金问题。朱建军建议项目方寻找行业龙头上市公司与当地企业进行联动，成立项目公司或采用ppp的融资结构。“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绿色产业项目的专业化操作程度。另一方面，为项目建立通畅的退出渠道。”朱建军如是说。
融资探索：光伏行业
作为绿色产业之一的光伏行业一直有较好的融资渠道。光合联萌运营总监沈梦伟告诉《经济》记者，目前各家银行都设有光伏贷，为户用型光伏提供融资方案。“银行的确起到表率作用，目前在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等都希望为光伏行业做个性化的融资服务。”
光伏行业的融资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制造型企业，包括一些组件生产型企业和他们的供应商。另一类是投资企业，他们是通过投资开发电站，然后出售或持有收取电费获取收益的一类企业。这两类主体都面临着不同的融资困惑。
光伏生产链上的企业往往面临账期较长、资金回笼慢、现金流紧张等窘境，沈梦伟认为，供应链金融更适合他们的融资需求。而光伏投资企业的融资困惑聚焦在前期的建设成本，苏美达能源市场总监袁全对《经济》记者表示，环境、地理位置、政策、项目周期是否稳定，业主与银行信息不对称等多方面原因，银行向业主提供金融支持存在一定的门槛。“业主更需要从前期融资到后期运维一体化的综合服务。”相较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少能源企业更看重这块业务。
“光伏企业对电站项目的资金监管、质量监管以及项目处置，都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我们更愿意为融资方提供便捷的融资服务。”沈梦伟如是说。
然而，在推进融资业务的过程中，沈梦伟表示，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资产的风险评估问题。除了调查企业详细的信用档案、对企业的固定资产进行价值评估，更要有一套完善的风控系统。譬如，如何评价资产，如何进行风险尽调以及项目出险如何处置等。“一方面要严格把控项目的风险，另一方面不断提高投资人的用户体验，我们才能生存下去。”
清洁能源融资举步维艰
同为绿色产业的清洁能源行业则面临另一番光景。
很多企业愿意发绿色债券，比如做清洁能源的上市公司亿利生态。2016年，该公司公告发行了绿色债券，之后便悄无声息了。据业内人士分析，上市公司已公告，意味着有证券公司替该公司运作绿色债券，但可能在审批的过程中遇到阻碍，或者项目本身有瑕疵，到监管部门那里便卡住了。
“中小企业融资难，大家都理解。其实中小绿色企业融资更是难上加难”。福建永恒能源管理有限公司Ceo张誉铧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通常大的绿色项目需要几亿资金投入，且回报周期长，单靠企业自身力量很难发展起来。虽说绿色企业有益于社会，但多数金融机构并不能把它和经济回报联系起来。
张誉铧表示，福建永恒算是清洁能源企业中比较幸运的一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绿色金融机构的支持。“2012年获得了青云创投的股权投资，兴业银行共提供了2000多万元的绿色贷款，顺利渡过了初期项目开发的难关。”提到当时的心情，张誉铧表示除了喜悦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心。
“当绿色产业规模逐渐成型后，会遇到融资瓶颈。”张誉铧表示，以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为主的企业越来越难拿到资金了。“每个行业都有合同能源管理通则，但范围广泛，没有专业性机构对接，很难开展融资工作。”
据张誉铧介绍，2015年国务院取消了合同能源管理补贴，很多银行与基金都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借贷与投资都采取观望态度。福建永恒因此调整了业务模式，以能源服务替代合同能源管理。不过，张誉铧对此事表示乐观，国家在今年上半年出台了不少政策，相信未来关于能源的合同能源管理相关细则会出台，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国家提供真金白银的资金支持，让中小企业更加重视绿色项目的开展，才能有质有量地完成承接业务。同时，也希望更多金融机构能够认识到绿色企业的经济效益。”
清洁能源融资较难，不仅是国内。美国清洁能源投资面临巨大融资缺口。
尽管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但在为清洁能源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方面，金融市场表现却差强人意，现有金融体系未能为清洁能源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美国联邦政府对清洁能源发展的态度和政策导向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影响了金融市场的决策；二是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效率偏低，受惠面较窄，无法对机构投资者产生充分的激励效果；三是美国资本市场运行模式与清洁能源投资的特点并不匹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室主任田辉告诉《经济》记者，即使在美国这样金融体系高度发达的国家，绿色金融的发展都属于一个崭新的课题，都处于探索学习阶段。因此，我们更需要对现行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发展政策等多方面进行审视和重新设计。“单纯依靠财税激励已被证明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更加全面的政策组合，才能确保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创投助力绿色项目
“绿色发展领域的投资实属不易。”青云创投战略与研究合伙人卢琦对《经济》记者感慨：10年前的绿色市场比较“安静”。近几年，随着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逐渐受到政策和市场关注，国家开始提倡绿色金融概念，这个领域逐渐热闹起来。
卢琦告诉记者，绿色领域涵盖范围广泛，凡是能够明显减少污染，提高资源与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清洁能源使用的领域都可称为绿色领域。绿色领域的投资机会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环境技术，这类企业往往是重资产型，利润率相对要薄一些，需要扩大产能维持经营；二是清洁技术，依靠技术创新驱动企业发展，比如电池、半导体技术等；三是可持续技术，指的由市场需求驱动的，善于将智能互联技术运用在绿色产业中的企业。卢琦表示，青云创投目前会偏向可持续技术的投资，当然前两个阶段也会持续关注，但会更注意对市场风险和技术商业化风险的规避。
这种投资偏好也符合绿色产业的发展趋势。以能源行业为例，最初绿色产业是考虑如何让能源生产更清洁，之后逐渐往应用端延伸，创新产生于怎样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者减少能源浪费，现在新的可持续技术企业会考虑运用物联网、大数据学习把能源的消费更精细化管理。
绿色企业生存和发展不易，需要投资公司给予更多帮助。卢琦向记者介绍，得益于青云创投深耕绿色行业多年，拥有丰富的产业资源，一直帮助被投资企业整合全球资源。“去年我们投资了一家用深紫外线LeD做消毒杀菌解决方案的美国公司Rayvio（紫岳紫外科技），其下游应用场景很广泛。”投资之后，青云创投将其引荐给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新区政府。鉴于当地有不少医疗类企业和家电类企业，能够与Rayvio合作。翠亨新区政府对这类绿色项目很支持，这家初创企业得到了政策资金的支持，同时政府为企业提供了生产的无菌车间等。卢琦表示，深入帮助被投资公司做战略方向把控、介绍关键资源，这种合作共赢的例子很多，从投资回报上就能够体现出来。
谁是解码器
“当下绿色金融还只是一个理念，它是有颜色、有态度的金融。”e20研究院院长、北大环境学院e20环境产业研究院院长傅涛对《经济》记者表示，除了上市或放贷会优先考虑环保企业，并没有给绿色产业特殊的金融政策。
环境产业有资产沉淀性强、收益稳定，但收益率不高、政府采购的比重大，年底集中收付款等特点，环保领域尚未形成自己的估值方法。“政府说年底要把这条河变清，环境企业的客户会一哄而上，企业的账款会很集中。”傅涛表示，它与其他支柱产业截然不同。“从金融报表来看，很多人看不懂环保产业，觉得风险特别大。”因此，金融与环境产业之间需要一个解码器。
朱建军表示，金融机构对传统业务如固定资产投资类的项目更为熟悉，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比如地产项目或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每个环节投资成本和总收益都能预算出来，都可以用债权的方式去提供融资。从规划设计、撰写可研报告、监管机构审批、金融机构介入、项目运营、项目去化率、资金退出等整个环节形成完整的运作闭环。但绿色产业和金融机构所偏好的有抵押或质押标的的项目截然不同。银行缺少一种抓手，包括绿色产业的监管部门和审批流程也不同于固定资产类项目，金融机构缺乏对绿色项目的专业判断能力。
在绿色项目中，绿色城镇化项目、节能环保主题的项目属于资金方比较偏爱的，如节能环保重大装备、海绵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建设等项目，该类项目既有政府政策扶持，自身又可创造收益，可形成较为优质的标的资产，融资较为容易。但是公益类如污水垃圾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空气治理或雾霾治理、湖泊治理、乡村水治理，甚至是清洁能源的项目，一般无法直接市场化运营产生收益，该项目的现金流或产出情况很难预计，用发债或信贷的形式很难形成资金链闭环，也是部分绿色项目融资难的主要原因。
绿色金融发展方案篇7
【关键词】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监管；激励；人才
绿色金融以企业大数据金融为依托，相较于传统的金融活动更加注重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有效利用，为一系列相关绿色领域的项目提供金融服务。绿色金融在金融市场中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绿色产业的振兴，进而实现企业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我国区域绿色金融实践
1.1银行业绿色金融产品创新
兴业银行于2019年1月承销发行首笔“三绿债券”，绿色发行人以绿色基础资产进行募资，资金投放于绿色用途。2020年，兴业银行承销市场首单绿色防疫债，支持疫情严重地区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发行中资股份银行首单境外蓝色金融债券，募集的资金用于与海洋相关的项目，诸如可持续海洋经济、海洋环境保护及沿海地区气候变化适应等。2021年2月，承销首批碳中和债，募集资金用于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与此同时，承销首批绿色权益出资型中期票据，用于天然气储运调峰项目工程资本金。浦发银行长期关注绿色信贷业务，多年前就将绿色金融纳入重点发展范畴，在十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历程中，浦发银行已经将绿色金融产品服务覆盖至各个领域。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于2018年成为广州市首批绿色金融行业自律公约成员，该分行大力支持绿色低碳产业，不断增加绿色信贷方面的投资，同时为相关节能服务公司推出融资方案，有效地解决了这类公司融资难、无担保的问题。截至目前，该分行共计为53家国家备案类节能服务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操作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金额共计3.62亿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共计500多万t。
1.2各省市绿色金融产品创新
1.2.1广东省广东省作为首个碳排放交易的试点省份，率先进行绿色金融服务平台的搭建。广东省在2012年9月成立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用作部级碳交易的试点，致力于为绿色金融服务。为分析碳市场供求关系与价格的变化趋势，该交易所将现货交易与期货交易紧密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发挥价格发现功能的作用，这对我国碳定价权和碳产品在国际地位上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广东省在创新绿色金融服务平台和碳金融的业务模式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2.2江西省为发展和完善绿色产业项目，将金融资源和项目向绿色产业转移，江西省以特殊模式即金融与产业融合方式完善和发展，同时大力引进人才、资本，充分发挥部级创新示范区的榜样作用。江西省绿色产业项目库首批入库的绿色创新发展综合体项目达到248个。除此之外，江西省推出一系列包括绿色金融科技实验室在内的创新模式，以此推动江西在绿色金融创新实验区的建设和壮大。1.2.3上海市在面对自贸区发展机遇之下，上海金融机构不断创新。为打造“绿能源、绿土地、绿金融+互联网”的生态产业体系，促进产融网结合，上海市的金融机构重点发展低碳经济。同时，为扶持低碳产业，每年上海市的多家银行会制定《信贷投向政策指引》，通过一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在配合产业升级和低碳可持续的基础上，持续创新节能减排的新途径。1.2.4贵州省贵州省高度重视贵安新区的企业在绿色金融产业领域的创新。贵州省为促进该区域绿色金融产业的发展与壮大，致力于改善绿色金融组织结构，制定正确的绿色金融发展道路，完善相关认证体系，形成内容丰富、多层次的产品体系，预防和化解各类绿色金融风险，逐渐形成以“大数据+绿色金融”为依托，全方位、多层次的绿色金融产业链，助力绿色金融业务和企业的发展。1.2.5四川省四川省金融机构积极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和企业创新，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强化绿色金融支撑力度。四川省在部分地区相继推出绿色金融创新试点，出台了相应的实施办法和政策，以成都银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近年来不断加大对绿色环保产品的投入，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等绿色金融机构已陆续入驻成都绿色金融中心。
2我国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现状
回顾过去，以国内外企业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发展为基础，在数年内我国不断地进行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及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尝试，成效显著。其中，绿色信贷业务在我国绿色金融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信贷规模稳步增长。纵观我国企业绿色金融之发展，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起步虽然较晚，但是我国企业绿色金融产品的项目之多不亚于诸多国家和地区，在绿色保险、绿色债权和绿色信贷等领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绿色债券来看，我国已经成为绿色债券的全球第二大市场，2015—2018年债券发行额增长较快。从绿色信贷来看，据调查数据显示，在国家支持的企业项目中，环境效益大幅提升，真正实现了节能减排，使得碳排放量急剧减少，同时绿色信贷不良率远远低于企业传统的绿色金融产品。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9月末国内主要银行的绿色信贷规模较5年前增长了约6万亿元，达到14.08万亿元，可见其增长之快。从绿色保险来看，经历了从局部到全面推广的过程，成效显著，发展迅猛。除此之外，我国在其他方面不断开拓和发展，例如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使我国的绿色金融产品不断丰富、种类更多样化[1]。
3制约我国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因素
3.1绿色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
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是监管绿色金融的主要机构，目前其监管体系仍存在一定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属于新兴事物，尚在开发阶段，通过搜索与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发现，目前法律对于绿色金融的监管制度的规定还远远不够，加之法律总是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因此相关的法律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现实中不可避免的绿色金融信息不对称和制度不明确也使得监管中隐藏了诸多问题，最终导致相关金融机构监管的失位。二是金融机构为谋求短期效益，利用监管漏洞，譬如信息披露制度和事后监管不完善等，降低监管门槛[2]。
3.2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动力不足
对于绿色金融行业的发展而言，它还依赖于金融产品的推广和创新。然而，目前我国绿色金融产品种类屈指可数且创新性绿色金融产品占比较少，这就导致严重的资源配置失衡，进而制约绿色金融产品的进一步创新。目前，我国企业推出节能减排领域的新产品还远远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企业在绿色金融产品领域的创新力度还远远不够，主要原因在于绿色信贷所占比重较大，而绿色保险、绿色证券占比明显较少。因此，在解决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道路上，应当适当增加绿色保险产品的发行。除此之外，对于绿色信贷产品也应当推陈出新，替代原生性产品。在碳基金产品方面，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虽然已有成功的例子可以借鉴，但是这远不足以自主进行碳减排量的交易。我国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不足，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并未对绿色金融产品做实质性的创新，只在小范围做局部创新，加之存在绿色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相关金融机构不注意经营风险等问题，均限制了我国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深度[3]。
3.3参与主体缺乏创新动力
金融机构作为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主体，应当主动承担不断开发和创新产品的责任，但在实际开发设计的过程中，存在诸多因素影响金融机构的创新动力。首先，对于开发和创造新的绿色金融产品而言，成本高昂，综合考量收益与成本，金融机构往往不愿意主动开展创新，并且其中存在收益不稳定、投资回收期长等问题，使金融机构处于被动状态，缺乏主动创新的动力。其次，从创新产品的风险角度而言，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过程中，往往承担较大的风险。任何一项新兴项目的开发和创新都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而对于绿色金融产品方面，由于与环境保护和清洁资源利用等有关的技术尚不成熟，所以该项目在创新过程中隐藏了一些技术、环境等未知风险。然而，纵观我国绿色金融市场行业，对于规避该类风险的机构尚不存在，加之相关信息披露制度和法律规定本身尚不完善，导致风险增大。因此，金融机构作为创新的主体就丧失了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4]。
4我国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建议
前文介绍了绿色金融产品在部分地区的实践情况和创新现状，并探讨了制约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因素，围绕这些制约因素，笔者提出如下完善建议。
4.1完善绿色金融监管制度体系
为完善绿色金融监管制度体系，我国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绿色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力度，既要充分激发绿色金融市场的创新活力，又要保证企业间有序健康发展。但是，金融市场产品种类繁多、鱼目混珠，时有不法分子借此进行违法活动，扰乱金融市场的秩序。此时就需要金融监管部门站出来，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和协调，提升监管的力度和效率。此外，要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和机制。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普遍存在，这就直接阻碍了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我们应当建立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细化一系列披露的要求和指标，再施以信息披露以强制性，保证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在评估机制方面，建议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各项指标进行专业的评估，保证发行机构的资产状况、信用状况等信息准确[5]。
4.2加大绿色金融发展的激励力度
对于绿色金融发展的激励，应当从多方面入手。首先，政府应当将绿色金融与其他关联行业协同建立激励机制，财政支出应当适当向绿色基础设施倾斜，优化支出比例。同时，应当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例如对于绿色金融项目投资大、还款期长的，可以考虑给相关金融机构更低的融资成本和更长的融资期限，或是给予一定补贴激励金融企业和机构的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政府部门可以通过降低绿色资产的风险比重，借鉴相关的普惠金融支持配套措施，提高相关部门的积极性。其次，可以通过风险的预防和化解等方式激励金融机构的创新。气候和环境的不稳定带来的风险最终都会转化为金融风险，为此监管机构要引导金融机构提升对环境和气候风险的识别和应对能力，增强金融机构应对风险的自信心。
4.3大力培养绿色金融创新人才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迅速，但针对该领域的人才培育则较少，要使该领域有所创新，必须从人才培育入手。首先，注重在校教育。各高校应重视对金融学术的研究，同时结合其他学科的学习，培育懂金融又懂环保的复合型人才。激励金融领域相关专业学生积极参与企业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实践活动，开阔眼界，实现实践和理论的有机结合，培养复合型实用人才队伍。其次，注重绿色金融岗位的培养。金融机构和企业要善于发现和挖掘金融领域的人才，对于思想先进、敢于创新的人才要重点培养，同时推出鼓励员工进行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激励机制，激发创新的原动力，形成良性的竞争氛围。最后，加强合作交流。在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实践过程中，积极借鉴和学习发达国家对产品创新的有益经验和思路，同时制定符合我国市场的相关策略。
5结语
对于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相比其他发达国家而言还远远不够。我们在探索和发展的道路上应秉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在看到其广阔的前景和可观的未来的同时，包括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内的各级部门应当积极发挥各自的职能，使我国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继续蓬勃发展。现阶段，我国对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实践已经初显成效，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我国绿色经济发展会带来质的改变，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不断注入新的能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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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树立，曹超．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困境及路径选择［J］．现代管理科学，2018（3）：42-44．
［3］潘溪泉．绿色金融在中国：现实困境及应对之策［J］．当代经济管理，2017，39（3）：86－89．
［4］詹小颖．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创新［J］.南方金融，2017（12）：69-75．
绿色金融发展方案篇8
安国俊博士从政策顾问、金融市场的参与者、研究分析人员等不同角度见证了中国金融市场近20年的发展历程。安博士曾于2002～2003年在英国读书期间深入进行金融危机治理的研究，2011～2012年又在哥伦比亚大学与斯坦福大学做过近一年半的访问学者，参加了包括世行、imF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论坛，与国内及华尔街金融机构近距离打交道，2014年以来又深入参与人民银行和联合国环境署共同组织的绿色金融的研究和政策制定工作，孜孜不倦推动低碳环保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合作，从全球视角跟进金融市场的热点与最新态势，积极推动政府部门、市场层面与研究层面的沟通与合作，收获颇丰。
本书统中国资本、货币、债市之大势，论金融创新、改革、治理之思路，并引绿色融资、产业、城市之新潮。危机之后的反思，全球环境的恶化，各国政策的溢出效应与我国经济转型步伐的加快，积极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绿色金融的振翅高飞引来新的东风。
本书深刻剖析十多年来国际国内金融形势变化，直击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痛点，阐释了绿色债券、绿色基金和碳金融等绿色金融工具助力环保产业和绿色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对中国金融未来发展的方向进行了探索，体现出知识的功底与世界层面的眼光，这部著作对于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汇率与流动性、后危机时代对中国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挑战与应对，金融助力海外投资及一带一路进程、资本市场的如何实现理性发展、中国债券市场的创新发展与风险管理并重、金融市场开放的顺序，绿色金融工具如何促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力推动可持续发展、如何通过机构投资者的绿色化动员私人资本开展绿色投Y、如何发掘全球金融市场合作的新动力，都有全面详尽的思考与判断。如此背景下，这一部以国际化视角，结合理论，实践与政策进行系统回顾和探索前行之路的专著，既有市场价值，更有政策启示的益处。
绿色金融发展方案篇9
网络、服务器、存储等基础设备进一步集中，这就对数据中心的基础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现有的数据中心而言，电力不足、制冷达不到要求，由此而引发的散热问题一直困扰着刀片服务器的推广和应用。在威图看来，小机柜就能带来大改善。
小机柜，大改善
长久以来，数据中心散热问题一直困扰着企业，除了高成本的空调制冷，机柜散热却往往被忽略。威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威图在业内最早提出了以服务器机柜为核心的制冷方案，针对机柜散热的高效率制冷方案，可以为每个机柜内消化30Kw的热量。这就是威图it物理基础解决方案中关于制冷解决的产品LCp系统，LCp是专为高发热量it设备进行制冷的新型解决方案，配套威图为LCp提供的HpC专业机柜，组成成套LCp制冷系统，即使30Kw/机柜的发热量，该制冷方案产品也能轻松解决。
在业内，威图是机柜产品标准的推动者之一，威图机柜产品被统称为“威图柜”。威图展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了机柜产品，我们还提供机房设计和施工服务，还有更高端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服务。对于金融行业用户来讲，它们需要最安全的机房，我们也可以帮助用户实现防火、制冷等更高端的服务。”威图的解决方案基于“模块化”的设计原则，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帮助用户最大限度地减少一次性投入。
为数据中心节能
2011年时值威图成立50周年，今年上半年业绩相比2010年实现同比增长40%，这个数字让身为总裁的郑清好雀跃不已，而业绩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则归因于威图在绿色节能方面的努力：“目前，威图主要的行业用户集中在新能源、金融等行业，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也给威图更多的市场机会。最终，这些都归结于数据中心建设，而节能是未来数据中心发展的必然趋势。”
威图的绿色节能措施主要体现在产品设计上。威图在箱体系统领域首创、并一直秉承的标准化理念，实现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从根本上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减少能源和材料的消耗。
绿色金融发展方案篇10
关键词：绿色气候基金；特别提款权；融资构想
中图分类号：D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13）01-0048-05
一、绿色气候基金融资承诺及争议问题
绿色气候基金（GreenClimateFund），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提出，并经2010年墨西哥坎昆会议谈判，到2011年末南非德班气候大会启动此基金的运作，已经有3年时间。虽然绿色气候基金已经宣布启动，但由于其操作细节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其中融资问题是绿色气候基金的核心问题，也是以上3次世界气候大会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根据以上3次气候大会协议和商谈内容，发达国家应当兑现绿色气候基金融资方面的共同承诺，即在2010-2012年期间，每年提供300亿美元作为基金的快速启动资金，2013-2020年期间，每年需要提供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由于2012年之前的快速启动资金的融资期限马上截止，而300亿美元的融资承诺却没有兑现，因而对快速启动资金兑现的讨论，由于时间限制，目前来看意义不大。然而，2013-2020年期间每年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从哪里来，应当选择或者采取怎样的融资机制，这是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因而绿色气候基金长期融资问题，不仅是2012年之后气候大会进一步商谈的重要内容，也会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
目前绿色气候基金融资问题存在3个争议较大的问题：（1）融资承诺中“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是否只能是来自发达国家政府的公共财政资金？在这一点上，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绿色气候基金，应该属于来自发达国家公共财政的“新的和额外的”资金，但发达国家提出要将“海外发展援助金”、金融交易税、国际海运航运税以及私人部门碳关税等统统纳入气候基金。（2）哪些国家应当出资，各个国家出资的负担分摊比例如何确定？（3）是否可以由世界银行统一管理基金？为了确保绿色气候基金的持续融资能力和快速支付效率，坎昆协议委托世界银行将监管基金3年，但受到不少反世界银行人士的抗议，他们认为世界银行只是一个以华盛顿为中心的放债机构。透过这3个争议的问题，可以看出绿色气候基金融资至少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绿色气候基金如何实现融资承诺或者融资目标的问题；一个是如何对所争议的问题作出合理回答的问题。前一个是融资机制和技术问题，后一个则是合法性或者正当性问题。
由于绿色气候基金要求提供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所需的巨额资金，发展中国家显然不具备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资金，而发达国家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也担负了巨额债务，给许多国家带来了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在这种现实状况下，需要创造性思维以创新的方式获得资金来源。其实，绿色气候基金的融资问题，早在哥本哈根大会（Copl5）之后，就有个人和组织提出一些设计构想，其中最具创新性的方案是基于特别提款权提出的融资构想，而这一融资构想同样需要对其所面临的技术可行性和正当性问题的质疑作出回应。
二、绿色气候基金基于特别提款权融资构想的阐释
特别提款权（SpecialDrawingRights，简称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1969年创造的一种用于补充成员国官方储备的国际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的价值根据由4种主要国际货币（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构成的篮子确定，可以用特别提款权交换，可自由使用的货币。特别提款权不是货币，也不是对基金组织的债权，而是对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可自由使用的货币的潜在求偿权。特别提款权的持有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以其持有的特别提款权换取这些货币：一是通过成员国之间的自愿交换安排，二是基金组织指定对外状况强健的成员国，以可自由使用的货币从对外状况薄弱的成员国购买特别提款权。在2009年8月28日生效的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和2009年9月9日生效的特别分配后，特别提款权的数额从214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2040亿特别提款权（按2010年8月31日汇率折算约相当于3080亿美元）。
（一）三种基于特别提款权的融资构想
迄今为止，基于特别提款权构想的绿色气候基金融资机制主要有3种：（1）2009年乔治索罗斯（美国投资家）建议发达国家从2009年分配到的SDR份额中拿出价值1000亿美元的SDR作为绿色气候基金的资本金，直接支付给发展中国家。（2）行动援助组织（actionaid）建议发达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授权之下，将2009年分配到的SDR转换为货币现金转让给绿色气候基金，基金再基于创建治理规则将资金赠予发展中国家@。这两种融资构想都是将SDR直接或者变现后支付给发展中国家，因而不易实现绿色气候基金长期稳定的大规模融资的需要，可行性不足以令人信赖，因而下文不再展开阐述。（3）2010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员报告（下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imF"指代）建议利用由发达国家注入的以储备资本（主要是SDR）的形式作为绿色气候基金的初始资本，并以这些初始资本为基础在全球资本市场发行低成本的“绿色证券”，吸引私人资本和官方投资者投资于这些“绿色证券’’，以起到大规模融资的“杠杆效应”。由于国际货币基金职员报告中提出的绿色气候基金融资机制构想考虑到了长期融资的规划设计，其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因而下文重点围绕此融资构想进行阐述和检讨。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于特别提款权融资构想的设计路径
首先，需要确定绿色气候基金的储备资本。为了吸引私人资金进入全球资本市场，绿色气候基金需要对它的投资者提供安全保证。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将发达国家的公共资金以储备资本的方式注入而实现资本化，作为交换，捐助国将获得基金中的股权。绿色气候基金的储备资本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1）2009年发达国家所接受的总额相当于176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的配额；（2）发达国家捐助国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资源。
将2009年发达国家所接受的总额相当于176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的配额作为这一目的的储备资本，基于这种选择方式，捐助国能够在绿色气候基金中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出资配额扩大其股权，imF出资配额因此成为在绿色气候基金中捐助国之间援助资金负担分摊的钥匙。如果绿色气候基金股权能够被构造而具有储备资本属性的话，大多数捐助国会发现这个方案很容易接受，因为这个交易纯粹就是储备资本的交换。这一交易对捐助国来说，不需要额外付出预算成本。
另外，绿色气候基金的关键作用在于它能够很快地调动资源，为基金的长期来源提供桥梁。由于绿色气候基金需要的很多资金最终由发达国家提供，并作为向发展中国家拨付的授予资金或者高度优惠贷款资金，因此，绿色气候基金也需要调动各捐助国的补贴资源，这就要求捐助国政府获得和转移新的财政来源。但是，捐助国可能发现制定预算转移以提供所需的补贴资源（公共资金）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情况下。为此目的，应当允许捐助国来自碳税和扩大的碳交易方案获得这些新的财政来源，其中因碳交易获得的财政收入是通过政府公开拍卖预留的部分碳排放权配额获得的。这部分的财政补贴资源每年大约600亿美元@。
其次，一旦资本基础得以建立，绿色气候基金就可以发行高评级的（因此是低成本的）绿色证券，这种绿色证券可以卖给私人投资者，也可以卖给官方持有人（例如财富基金）。作为此种行动的效果，绿色气候基金可以调动多倍于所捐助的公共资本。当基金处于稳定状态后，绿色气候基金将把证券发行进程与补贴资源结合起来，利用证券和补贴资源为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活动提供授予资金和为减缓气候活动提供优惠贷款。为了更细致的技术操作，应当决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每年所需的最小资本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计算，认为股权捐助大约每年需要1000亿美元。为此目标，绿色气候基金每年将发行400亿美元的绿色证券，这部分资金将作为优惠贷款资源拨付给进行减缓气候活动的发展中国家；基金每年将财政补贴资源600亿美元，作为授予资金拨付给需要适应气候变化活动的发展中国家。为了达到坎昆协议中构想规模的资金，基金需要在30年内发行大约1万亿美元的绿色证券，而基金股权也需要同样的捐助数量，以保证绿色证券持有人权利的安全。
再次，绿色气候基金将把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需求通过世界银行呈交给SDR基金，为了确保可动用资金拨付的公平性，世界银行将对气候变化的资金请求进行详细统计，然后上传给基金管理委员会以形成决议予以拨付。这将有助于确保基金的拨付，既根据实际需要又符合缔约方大会建立的国际社会原则。这些评估程序将被公开以提升基金本身运作的透明度。基金管理委员会将基于银行自身作出的资金请求的统计和其他可获得的相关信息作出最终决议。随着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批准，资金将通过世界银行执行单位予以拨付，世界银行执行单位也会对基金进行监督和评估。为了使基金的获取与对基金的监督尽量合理，世界银行将与imF建立一个共同执行单位或者特别工作小组，以监督SDR拨付的公平、合理和透明。以imF的建议，在国际融资市场发行绿色证券，世界银行的介入可能使得高评级的融资工具对私人投资人更具吸引力。实践证明，世界银行在调动私人资源的能力方面的确有相当大的优势。这意味着，世界银行对基于SDR的融资运作具有许多协同增效效应。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构想方案的优势.
第一，通过将发达国家捐助的SDR作为基金股权架构为储备资本，依此为基础每年有计划地发行绿色证券，并与发达国家的财政补贴资源相结合的融资方式，会较快地获得大规模的资金来源，并使得融资机制更为可靠，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必担心资金因为一个特别项目而枯竭，这会促进发展中国家更可能将捐助资金投资在长期的适应和减缓项目上。
第二，这种融资构想较易区分出哪些捐助属于“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来源。由发达国家捐助资金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难以判断资金来源是否“新的和额外的”。由于没有一个国际气候资金登记工具跟踪全部承诺的资金捐助，因此很难评价哪些是新的和额外的，但是，利用SDR将会从一开始就会界定资金的来源属性。
第三，这种融资构想能够确定哪些国家应当出资以及各个国家出资的负担分摊比例。如前所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是以现存的imF配额分配SDR，imF出资配额因此成为绿色气候基金中各捐助国之间援助资金负担分摊的钥匙。按照这种标准，各工业化国家都负有出资的义务，例如，imF将要求美国支付近18%的绿色气候资金，法国、英国、德国各4%-5%的负担分摊份额。
第四，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员报告的融资构想，世界银行只是在证券发行、资金拨付、资金请求的统计和其他可获得的相关信息的搜集方面参与工作，并不能替代缔约国大会之下的绿色气候基金管理委员会作出决议。相反，世界银行对信息的提供和评估程序的参与，是为了基金管理委员会形成公平、合理和透明的决议提供帮助。也就是说，绿色气候基金管理委员会，将基于世界银行作出的资金请求的统计和其他可获得的相关信息作出最终决议，随着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批准，资金将通过世界银行执行单位予以拨付。
三、imF基于特别提款权融资构想面临的质疑及正当性评述
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员报告提出基于特别提款权的融资构想后，有支持者也有质疑者，质疑者既有发达国家成员也有发展中国家成员。质疑主要不是来自对该融资构想的技术可行性方面，而是主要来自该融资构想是否具有政治和合法的正当性方面。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质疑一：利用SDR（或者其他储备资本）作为基金发行绿色证券的方式，则私人资金流将作为全球气候资金承诺的～部分，那么重要的问题是，这些资金流是否被计入“新的和额外的”的资金。有人认为，如果包含着私人资金流的话，则会冲淡由发达国家提供公共资金的承诺，因为大多数的公共资金会通过“杠杆效应”使私人投资多倍于最初的公共资金的数额。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新的和额外的”资金，应当如何界定？通过“杠杆效应”获得的私人投资，是否可计入一个国家的气候资金捐助？简而言之，这一质疑包含的问题是：以特别提款权为储备资本发行绿色证券获得的资金，能否算作“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捐助？如果不能算作“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捐助，则该融资构想的正当性何在？
此质疑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引发此质疑的原因在于按照《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的规定，发达国家的供资义务属于公约法律约束，因而发展中国家坚持由发达国家缔约方提供新的、额外的、充足的、可预期的、可持续的公共资金支持绿色气候基金，以保障公约全面、有效、持续的实施。发出此质疑的发展中国家认为，绿色气候基金应当全部由发达国家拨付的公共财政资金构成才具有正当性，也就是说，绿色气候基金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应当全部由公共财政捐助构成。然而，这种质疑在笔者看来有失偏颇，也就是说，此种质疑对基于特别提款权的融资构想的正当性存在不全面的理解。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理解该融资构想的正当性问题：
（1）应当将绿色气候基金融资的正当性问题与发达缔约方供资义务的正当性分别对待，二者不宜等同。根据《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的规定，发达缔约方提供“新的和额外的”公共资金是公约义务，这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不能就此认为绿色气候基金的资金构成全部来源于发达国家的公共资金。由于坎昆协议是哥本哈根协议的继续，二者在内容上具有承启性，因而考察哥本哈根协议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坎昆协议的规定。哥本哈根协议第8条说明，长期融资任务要求发达国家承诺至2020年前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需要，这笔资金的来源可以包括政府出资、民间集资、双边和多边筹措以及可替代的其他融资来源。从这些表达中可以看出，全新的绿色气候基金并非是单一的公共政府财政拨付，可以包括各种资源或者其他融资来源。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国际社会已经一致认识到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时间紧迫性和规模空前的融资任务的艰巨性。要求发达国家提供纯粹的公共财政预算将是不现实的，否则绿色气候基金的创建也将会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基于特别提款权融资构想中，绿色气候基金的资金构成并非单纯地来自基于特别提款权发行的绿色证券，还包括来自碳税和碳交易方面的公共财政资金。就单纯基于特别提款权发行的绿色证券的资金性质来看，发达国家向绿色气候基金捐助的特别提款权本身并非来自发达国家的公共资金，这是确定无疑的，它只是作为发行绿色证券的储备资本，以保证投资者的投资安全，在因绿色证券的运作损害投资者利益时，绿色气候基金保留以特别提款权向捐助国求偿“篮子货币”的权利（货币求偿权），以发挥特别提款权的固有功能，具有间接的公共资金的性质。但是，即使如此，发达国家特别提款权的捐助并非直接的公共财政资金的捐助，因而就不宜定性为“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捐助。然而，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来源于绿色证券的资金只有400亿美元/每年，而来源于碳税和碳交易的公共资金却占600亿美元/每年，这一部分是属于“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捐助。
（3）从坎昆协议的阐述来看，没有对“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捐助作出细节描述，但鼓励多种融资方式和渠道的开拓，以实现快速融资和大规模长期融资的目标。坎昆协议中的融资承诺在于要求发达国家每年“筹集”巨额资金，笔者认为，对“筹集”含义的理解首先需要抛开政治立场的争议。“筹集”应当是为了基金本身的资金需要，其本质在于强调“筹集”的资金最终应当归基金本身拥有并支配，而可以采取多种筹集的手段。从SDR融资架构来看，SDR归基金拥有而作为储备资本，并将发行的绿色证券所得也归基金支配。发达国家虽获得了股权但并不能支配基金，因为基金的投票权并不以股权的多少设定。因而这种架构既有利于基金发展又有利于发达国家筹集资金以实现融资承诺。正如坎昆协议中阐明的，绿色气候基金的架构应当确保有效调动各种资源，以满足长期大规模资金的筹集需要，并使这笔钱的利用获得最大回报@。
综合以上分析，结合哥本哈根协议，笔者主张，绿色气候基金中必须具有直接来自发达国家的较大比重的公共财政的“新的和额外的”资金作为支撑，这是绿色气候基金融资具备正当性的基础。但是，这不能成为绿色气候基金不能吸收私人资本加入的理由，当占一定比例的私人资本流入绿色气候基金后，这些资本在权利构架上应当完全归属绿色气候基金本身拥有和支配，此时“筹集”的私人资本作为绿色气候基金的融资也就具有了正当性。以此为标准，对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基于特别提款权的融资构想，应当是具备正当性的。
质疑二：将SDR注入绿色气候基金中作为储备资本发行证券而换得基金股权，发展中国家担心会导致“一美元对应一个投票权”的决策结构的情况出现。实际上，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在坎昆协议中，基金管理委员会由相同数量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组成，每个组成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投票权，委员会成员资格的取得和投票权并不以股权标准分配，这已经是各缔约国的共识。有的发达国家认为这个方案不透明，它造成对捐助国不公平的责任。其实，为了保证对捐助国的公平责任，这种融资构想较为全面地考虑了捐助国在基金中的资产负担分摊方式和责任分配，其清晰的治理架构和所有权架构以及合适的保护设计，都是为了这个基金资源的有效运行。因而，绿色气候基金所创设的责任不透明的理由是不存在的。
质疑三：绿色气候基金以发行绿色证券的方式引发融资的杠杆效应，假设由于绿色证券的高评级和低成本，吸引了私人投资和财富基金的官方投资者，那么，这种大规模的气候融资需求会不会进一步使已经脆弱的全球融资市场恶化或者引发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出于对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的顾虑，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员报告的构想设计，基金每年发行的绿色证券是400亿美元，而世界GDp大约是60万亿美元，注入绿色证券的资金每年还不到世界GDp的千分之一，因而导致通货膨胀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四、我国政府的立场与该融资构想的未来
2011年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发展中国家提交的《关于绿色气候基金建立操作细节》报告中，对绿色气候基金的融资问题提出了一些基本观点：（1）绿色气候基金在资金来源运作模式上，财政捐助应主要是以赠款的形式，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的优惠贷款，只有此赠款以及优惠贷款才可以被计算为新的和额外的资金；（2）发达国家中的私营部门可以鼓励作出补充性的捐款和捐赠；（3）这种捐款不得包括在碳交易中公司支付的碳抵消。
以上三个基本观点，表达了中国政府对待绿色气候基金融资的基本立场：一方面，只有发达国家的公共财政资金的捐助才能算作“新的和额外的”的资金；另一方面，并不排斥发达国家私营资金捐助绿色气候基金，但是这种私营资金的捐助不得包括碳交易中私营公司支付的碳抵消，而且私营资金的捐助只能在绿色气候基金的资金捐助中占较小的比例，因而应是补充性的。不过，绿色气候基金的资金无论是来自公共财政资金还是私营资金，都应是捐助的资金，这实质上排除了私营资金通过市场运作方式进入绿色气候基金的可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基于特别提款权的融资构想，与以上中国政府在绿色气候基金融资方面的立场或基本观点并不一致。基于特别提款权的融资构想，除了包含来自发达国家碳税或碳交易的财政收益之外，还包含着将发达国家捐助的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资本向私营部门发行的绿色证券而获得的资金。私营资金通过购买绿色证券而进入绿色气候基金应属于市场运作的方式，尽管发行绿色证券是以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资本为基础。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发展中国家在《关于绿色气候基金建立操作细节》报告中，虽然支持私营公司以碳交易收入捐助基金，但是这种捐助不得包括在碳交易中公司支付的碳抵消，只能是通过实际出售自有剩余碳排放权配额而获得的收入，这些收入只能无偿地捐助于绿色气候基金，体现的是私营公司的社会责任，并为所在的发达国家为实现对绿色气候基金的融资承诺提供帮助。
虽然，不可否认的是，重视社会责任的私营公司的确存在，但是如果没有政府赋予其他优惠政策的话，这种资金捐助的行为是不可预期的。即便如此，这些无偿的捐助也只能是补充性的，不能占主要部分，也不属于发达国家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捐助。发展中国家此主张的目的在于遏制发达国家借助私营公司的捐助，逃避国家应当负有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资金义务。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如果固守公约规则，不但会与绿色气候基金创建的目的有悖，而且无疑会阻碍绿色气候基金的实际运作和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