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的发展篇1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区域政策;影响分析
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有效对每一个区域的经济进行调控。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仅受制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更需要区域经济政策进行调控。若要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逐步解决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区域政府要制定相应的区域经济政策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区域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概述
(一)税收政策
税收是政府为了满足社会公众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税收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是国家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包括消费税、增值税、所得税等等。就某一个区域而言,区域税收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更为明显。针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制定出适合区域发展的更加细化的税收政策十分重要。比如,针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部门,对其征收高税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发展,减少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对中小企业积极扶持,采取减免税收的政策,减小对区域中小企业的发展压力等等。区域税收政策是对区域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强有力的手段,能快速的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作用。
(二)投资政策
投资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很大,它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包括投资领域投资领域、投资方式、投资质量标准、投资财务标准等问题。政府的投资政策主要体现在对基础实施和对企业的投资上,但是对于不同的地区,政府应该采取不同的投资政策。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区域政府要加大对经济不发达区域的投资,完善其水电供应系统,加大对交通运输建设,还要加强对公园对娱乐场所的投资,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为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对企业的投资,要合理分配其投资的区域,政府应首先考虑对经济不发达区域的投资,拉动其经济发展;还要确定对区域的投资项目,要依据区域的资源情况,包括人力资源情况和自然资源情况,选择适合该区域发展的投资项目;对于区域不发达的产业类型,对于区域的投资可以首先考虑发展该区域的该类产业,让区域的产业类型能够多样化。
(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转移支付主要是指各级政府之间为解决财政失衡而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转移财政资金的活动,是政府财政资金的单方面的无偿转移,是二级分配的一种手段,是减小经济发展差距的一种手段。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等等。转移支付有三种模式,一是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二是横向转移支付,三是纵向和横向混合使用。在纵向上,一级政府针对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转移支付的力度也不尽相同。对于区域经济落后地区,政府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给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充足的财政支持,让区域经济发展有充足资金作为发展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有足够的动力;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基于其有一定的财政基础,可以减小对那些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否则过多的财政资金容易让经济发达区域滋生懒惰情绪,没有足够的生产积极性。在横向上,可以由经济发达的富裕地区向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纵向和横向结合的模式就要综合各区域的具体经济情况进行财政转移支付。
二、区域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一)区域税收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区域税收政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收入分配和经济结构都具有调整作用。首先,区域税收政策直接影响投资,进而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在经济不发达的区域,区域政府通过对外来投资者实行税收优惠,降低其投资成本,获得更多收益,能够有效吸引投资者对本区域进行投资,促进该区域的企业产生发展;对本区域中小企业实施税收优惠,减小它们的发展压力,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经济发达区域,各类企业密集,有许多高污染的区域,区域政府应适当提高对其的税收,控制这些污染环境企业的发展,改善区域的环境,给区域人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对不同区域不同企业采取不同的税收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区域经济、区域企业的协调发展。
(二)区域投资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区域投资能有效缩小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投资,可以逐步使其经济实力加强,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让我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人们的收入差距。区域投资政策是对生产要素的一种分配,它可以改善生产要素不足区域的要素拥有量,使要素过剩区域的要素重新分配以达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对区域的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对交通运输的投资,便捷的交通使得各区域的经济交流更加方便频繁,用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去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水电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完善,可以吸引投资者这对本区域经济投资,带动区域的经济逐步发展。对区域工业企业的合理分配投资,即加大对区域落后地区的企业投资,减少对发达地区的企业投资,能有效改善落后区域的工业发展状况,增加该区域的就业量,促进经济发展,避免发达地区对工业和经济的垄断,缩小收入水平差距,维持社会稳定。
(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有效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缩小各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先富区域带动其他区域后富,实现经济发展的公平机制,包括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的公平,经济发展机会的公平,还有各区域人们收入的公平。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能保证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政府对区域的转移支付带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能够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拥有雄厚的财政基础,使得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增强。财政转移支付使得资金在各区域间得到合理配置,特别是富裕地区对贫困地区进行的财政转移支付,使得资金在区域间流通,发挥其更大的效用。
三、结束语
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某些地区经济的发展繁荣,而是全国地区均衡和共同的经济发展。区域政府根据各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制定符合自己区域经济发展方向的区域经济政策,才能对各区域的资源么进行科学合理的调配。随着区域经济政策不断实践完善,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将会日益凸显,合理的区域经济政策不仅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对促进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作者:兰翔王少锋朱振宇单位: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于诗琦.区域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中国商贸,2014,(28):165-166.
经济政策的发展篇2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发展；作用
财政工作是一项国家重要的工作，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影响，而财政政策就是一个国家财政工作的体现，为了探究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首先分析财政政策的内容与特点。
一、财政政策的内容与特点
财政政策简单来说就是国家或地方一系列的政策或法令对于经济领域范畴之内的工作或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引导管控，总的来说综合地反映了一个国家财政工作的特征。1财政政策的特点根据财政政策的内容，就财政政策特点展开探究，经过研究分析，财政政策主要有以下特点。(1)全面性:财政政策是财政工作的体现，任何国家或地区不论采取何种经济发展的思路，以及实现国家的经济战略，无一例外都要通过财政政策来体现和进行控制。财政政策的全面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财政政策涉及面广，这是由于经济领域涉及广泛而形成的，经济关乎国计民生，联系生活的各个方面，要对经济进行调控，那么财政政策必然是方方面面的，这便体现了经济政策的全面性。另一方面而言，财政政策对于调控对象具有全面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个单一财政政策的影响面是十分大的。例如，银行的利率的变化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影响，而调控银行利率的财政政策却是单一的，这也体现财政政策的全面性的特点。(2)时效性[=7:财政政策具有时效性的特点，这是不难理解的，这是因为财政政策存在的意义就是调控和引导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其目的是使其经济能够平稳较快地发展，使其产业结构不断合理，这就使得财政政策必须依据一个国家或地区当时的社会经济现状以及经济结构中出现的问题制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形势与问题是在不断变化的，这就导致财政政策的制定必须与其相适应，那么这就使财政政策具有了时效性的特点。(3)影响深远性:财政政策的影响深远性是相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而言的。从时间跨度来说，财政政策是对一个时期的经济活动进行控制，这里所说的一个时期通常都是一段较为漫长的时间，又根据财政政策具有全面性的特点，这就使得财政政策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影响深远。
二、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财政政策旨在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在分析了财政政策内容与特点的基础之上，探究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的体现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财政政策可进行有力的宏观调控
财政政策广义上而言就是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干预机制的体现[3，是一种控制经济与产业结构的手段。正是有了财政政策，政府才能对经济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大手，能够对经济进行很好的控制，也没有所谓的宏观调控。而导致的后果就是以此为代表的就是美国上世纪的经济大危机，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过分地相信市场，没有对经济进行有力控制，从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后来上台的总统罗斯福加大了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以工代贩，进行大量的基础建设，淘汰产能，从而使美国经济复苏。上述内容反映了政府对于经济管控的必要性，那么也就反映了宏观调控对于国家或地区的重要意义。然而，上文也有所提及，任何经济战略或宏观调控都是通过财政政策来实现的，这就表明财政政策对于国家宏观调控的意义，也体现了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财政政策调节社会经济的产业结构
经济政策的发展篇3
【关键词】低碳经济，低碳财政政策
一、背景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世界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绿色经济、低碳技术兴起，新能源、新技术、新机制的竞争日趋激烈，碳排放问题备受瞩目。而中国作为一个碳排放大国，人口不断增长，资源保有量不断下降，低碳经济是我国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将会带来额外的资金需求。主要包括：与适应形势相关的支出和资金需求；与减缓相关的支出和资金需求；与碳相关的能源价格上涨所新增的支出和资金需求；与能力建设相关的支出和资金需求。
二、低碳发展与公共财政
全球气候变暖不仅仅只是大自然的状况发生了改变而已，它影响着全球的经济、政治等许多方面。吉登斯悖论告诉我们，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然而，坐等它们变得有形，变得严重，那时再去临时抱佛脚就太迟了。吉登斯悖论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高碳经济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发展低碳经济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气候变化不仅是自然的产物，更具有公共性质。所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人们所付出的任何努力都具有强烈的公共产品甚至是国际公共产品的属性。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无法仅仅依靠个人自身或者市场的力量来满足。因此，公共财政作为解决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的关键力量，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保障和资金来源。
低碳财税政策体系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对市场主体起激励作用的财政支出政策体系，如国债投入、财政补助、贷款贴息、以及政府采购等政策措施。二是对市场主体起约束作用的税收政策体系，主要是指与能源消费有关的各种税费的征收措施，如碳税、能源税、环境税等。另外，建立相互协调、相辅相成的低碳财政政策链也是公共财政框架下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重要举措。
三、完善低碳财政政策体系的建议
为了我国低碳财政政策能更好的得到实施，以推动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我认为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低碳财政政策进行完善：
（一）建立完善的低碳财政政策链
目前我国的低碳财政政策链还不够完善，缺乏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总体规划，低碳财政政策不够丰富，具体财政政策横向协同能力不足，这极不利于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因此我国应按照低碳经济的要求，尽快制定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中长期财政规划，明确财政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重点。优化低碳财政政策，加强政策之间的横向协同，适当调整现有政策，实现低碳财政政策链整体功能的最大化。同时要完善相关配套机制的建设，建立和完善能效标准和审计制度，以支持低碳财政体系发挥最大的功效。
（二）发展我国低碳财政支出政策
首先应当加大与低碳发展相关的转移支付。中央财政要统筹安排转移支付，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对在低碳经济产业调整过程中财政受损的地区进行补贴，推动清洁的、适合其地区特色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要制定科学规范的分配制度，制定合理的使用计划，提高资金的实用效率。同时，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要和地方发展低碳城市的项目配套，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地方政府相应款项协调，以便使支出效率最大化。
其次应当在不同阶段设置与同期低碳发展任务相配合的专项资金，并整合原有专项资金资源。专款专用是转移支付的一种特殊模式。它有利于体现税收转移支付的红利最大化。由于其投向特定，运行封闭，管理特殊，在应对气候变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要加大对专项资金的监管力度。
（三）完善支持低碳发展的税收政策
完善支持低碳发展的税收政策，首先要在税制调整中充分考虑对低碳发展的支持。其次要进一步开展对环境税和碳税的研究，逐步完善调整现有税种，整合现行税制中具有低碳功能的税种，调整其税制要素，逐步构建低碳税制。如对关税、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所得税就高能耗与低能耗实行差别税率。再次是要完善支持节能减排和技术创新的优惠财税政策，扩大支持范围，制定合理的减免标准。
（四）扩大政府对低碳产品的绿色采购
政府要建立合理的低碳认证标准，增加符合认证标准的产品的采购数量和范围。要制定科学合理的低碳产品采购标准、清单和指南，逐年提高低碳产品采购的法定强制性购买比例，以此指导具体的政府低碳产品采购活动。同时政府还应支持建立采购信息数据库，成立绿色采购网络信息系统，向采购人员提供绿色信息，增加采购人员对绿色采购的认知。建立低碳产品政府采购绩效考评和监督制度，保证落实政府低碳产品采购任务。
（五）建立低碳发展财税激励政策的适时退出机制
政府在运用财政政策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上，应根据各个领域不同的发展阶段采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对于技术尚不成熟但有商业前景的产业，应该通过公共资金及相关政策大力支持；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基础研发，要大量投入财政资金支持，以推动技术进步。但是对于在财政政策扶持下趋于成熟的低碳发展相关内容，建立适时地推出机制，可以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
参考文献：
[1]蒋海勇.发展低碳经济的公共财政政策链研究[J].开放导报，2011，（2）.
经济政策的发展篇4
一、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实证分析
表1“三大地带”人均GDp及差距变动情况年份东部地区人均GDp／元中部地区人均GDp／元西部地区人均GDp／元中部同东部相对差距％西部同东部相对差距％1978
1980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2
1993
1994
1995463.7
1145.6
1683.1
1864.3
1963.9
2259.1
3032.6
4081.6
5420.8
6777.4
6777.4310.1
386.2
771.2
1074.7
1263.8
1178.6
1358.2
1712.1
2206.8
2891.4
3690.7250.8
313.9
616.8
881.1
967.2
1078.1
1202.9
1518.4
1886.9
2391.6
2945.333.1
32.2
32.7
36.1
36.7
35.6
39.9
43.5
45.9
46.7
45.745.9
44.9
46.2
47.7
48.1
45.1
46.8
49.9
53.8
55.9
56.5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年鉴》（1996）有关资料计算。本表的价格均为当年价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情况千差万别，为慎重起见，我国的对外开放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各地全面实行的，而是采取了从点到面、逐步推进的战略。首先实行的是沿海特区，然后是沿海开发城市，再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带，现在正在向内地推进，与开放相伴随，沿海地区的对内改革也较中西部等内陆地区起步早、步伐快。为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国家还对东部地区实行了政策倾斜，东部地区借助已有的经济技术基础，在政策倾斜的条件下，经济迅速发展，同时拉开了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衡量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指标有很多，但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和发展程度的指标则是GDp。因此，我们将对各地的GDp作多视角的分析和考察，并由此判断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及走势。
1．“三大地带”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
人均GDp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标。我们如果用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相对差距＝（1－小值大值）×100％）作为衡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变动方向和强度的依据，则可以从表1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三大地带各自的人均GDp都成倍迅速增长，但中西部同东部相比，其经济发展水平之差距却在急剧扩大。
从表1不难看出，三大地带的人均GDp无论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十分明显，而且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在1978－1995年的18年中，中部同东部人均GDp的绝对差距由1978年153元扩大到1995年的3987元，扩幅达20倍，相对差距由1978年的33.1％扩大到1995年的45.5％，扩幅达12.4个百分点；西部同东部人均GDp的绝对差距由1978年的213元扩大到1995年的3832元，扩幅达18倍，相对差距则由1978年的45.9％扩大到1995年的56.5％，扩幅达11.6个百分点。特别是1991年以后，差距扩大的态势又有所强化，仅5年内中，西部同东部的相对差距扩幅就分别达9.9个百分点和11.4个百分点。
2．中国人均GDp的地区差远高于国际水平。
为了判断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是否过大或过小，除了进行纵向历史比较与发展分析之外，还需作国际范围的比较。在进行比较时，我们虽然会遇到统计口径及总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差异较大的困难，也许存在一些误差和遗漏，但这种国际比较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系。
表2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地区差距的国际比较国别年份最大值／最小值（倍）相对差异系数（％）中国
前南斯拉夫
希腊
德国
韩国
意大利
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1993
1988
1988
1988
1985
1988
1988
1983
1978
19839.5
7.8
1.69
1.93
1.53
2.34
1.63
1.43
1.13
5.3070.9
53.6
10.0
13.0
14.8
26.0
15.0
11.1
4.7
45.8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人均GDp的地区差距不仅远高于美国、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高于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比分裂前的南斯拉夫还要大，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对正处在经济转轨和体制变革时期的中国政府来说，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问题。
3．中西部的地均GDp水平也明显低于东部地区。
中国各地的人口密度差别甚大，所以用区域人均GDp未能全面反映我国的区域差距问题。当我们把目光移向地域GDp时，我国区域差距的图象就更加清楚。地均GDp是一个反映产值密度及经济发达水平的极好指标，它比人均GDp更能反映一个区域的发展程度和经济集中程度。表3反映了1995年以来中国地均GDp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
表3中国地均GDp的差距及变动情况（1984－1994）地均GDp（万元／平方公里）地均增长率1984199410年（倍）年均％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29.7
8.1
2.0204.9
43.5
12.05.90
4.37
5.0021.3
18.3
19.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5－1995）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我们从表3不难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我国地带和地域间的经济集中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994年东部地区的地均GDp分别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4.71倍和17.1倍，差距之大远远超过了人均GDp；二是地带和区域间的经济集中程度明显扩大，1984年东部地区每平方公里GDp分别为中部地区的3.67倍和西部地区的14.85倍，1994年就分别扩大到了4.71倍和17.1倍。
4．中西部地区GDp份额在不断下降。
在全国经济都有较大增长的同时，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条件、较好的投资环境和有利的经济政策，致使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更快，从而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又有所扩大，其典型必须就是沿海地区在GDp中的份额上升，而中西部地区所占份额下降（见表4）。
表4中国地区间GDp份额的变化（1984－1994）GDp（亿元）年均增长率％占GDp份额增减百分比％1984199419841994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3851
2301
109126608
12415
656321.3
18.4
19.753.1
31.8
15.158.4
27.2
14.4+5.3
-4.6
-0.7
资料来源：同表3。
从表4中可以明显看出，尽管我国三大地带经济10多年来都在快速增长，但各个地带在GDp的份额发生了不小变化，东部地区上升了5.3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分别下降了4.7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国东部与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确实扩大了。
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财政因素
关于我国地区差距扩大问题的原因，国内外许多学者有诸多不同的解释，如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逊（J·williamson）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方面提出了经济增长与区域平衡之间呈“倒U型”曲线，国内学者胡鞍钢认为是国家的宏观政策向某些地区倾斜导致了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林毅夫则认为，中国地区间发展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宏观经济体制和经济环境仍在起着一定作用。我们认为，造成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内在经济规律，市场作用和政府政策等方面，而国家财政又是履行政府政策和职能的重要手段，因此，从财政视角分析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有着重要意义。那么，导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财政原因是什么呢？
1．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区域差异是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
资金投入的增长及其区际流动对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人均投资水平高的地区，其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也比较高；反之亦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开始东移，由此决定了国家投资的地区布局必然向东部地区倾斜。国家虽然在“八五”期间有意识地在中西部地区新建了一批重点投资项目，如京九铁路、南昆铁路和三峡工程等，但是，从国家所掌握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国家预算内和银行贷款）的地区分布来看，1981－1995年，东部地区国有单位固定资产占全国的比重由45.9％上升到54.27％，中部地区由27.8％下降到24.54％，西部地区由17.49％下降到14.27％。在这期间，东部地区的投资上升了8.36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地区则分别下降了3.44和3.22个百分点。1995年中央在北京的人均投资达844元，而在贵州只有48元，两者相差17.6倍。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改革以来国有经济投资和国家预算内投资份额不断下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单位的份额，由1978年的86.4％下降到1995年的54.4％，下降了32个百分点；国家预算内投资的比重更是直线下降，由1978年的62.2％下降到1995年的3.2％，下降了近60个百分点。显然，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资金市场化趋势有利于非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东部地区而不利于国有经济份额较大的中西部地区，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国家投资重点的东移，势必对国有企业比重相对较大又长期依靠国家资金投入的中西部地区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并将拉大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2．“两个比重”的下降直接弱化了中央政府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宏观调控能力。
这里讲的“两个比重”是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GDp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放权让利”为基本思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国民收入由集资于国转向藏富于民，资金配置也由财政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国家的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越来越“相对贫困化”，收入占GDp的比重一年比一年小，已从1978年为31.2％下降到1996年的10.9％，17年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急剧下滑，1990年我国扣除债务收入后的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的仅为7.2％，1993年下降到3.1％，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稍有回升，也仅为4％左右。这一比重不仅远低于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一些国家1989年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情况是：印度为15.4％，印度尼西亚为8.4％，美国为20.1％，法国为40.9％，德国为29％。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是中央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财政收入的匮乏致使中央政府在调控地区发展差距上缺少必要的财力基础。由于中央财政的困难，中央政府已很难运用转移支付手段在一国范围内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进行再分配，也就是说，中央财政对抑制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人均GDp和人均投资额方面的巨大差距所起的作用已相当有限。这也正是我们这些所来反复强调要逐渐缩小地区差距而实践的结果又是地区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的根本原因所在。
3．不平等、不规范的财税政策也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1）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以前，我国财税制度既不规范也不统一，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赋税反而高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优惠的税收政策。中国政府在1980年设立了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1984年又在沿海地区开发了14个城市，给了这些地区较大的财政、税收、投资决策权和利用外资审批权等。如在特区投资的外资生产性企业可以享受到“免二减三”的所得税优惠，即使征所得税，税率也仅为15％。另外，特区内外资企业还不受进口许可证管制，机器设备、其他原料的进口及产品的出口均免征关税。显然，这样的税收优惠政策强化了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积聚效应”，使得沿海地区具有了更强的比较优势，加大了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也许在经济特区开发初期是必要的，但是，当特区已经启动并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后，继续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中西部地区和经济贫困地区来说就很不公平了。而且，由于特区和沿海城市的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使得本来要扩散的工业反而继续留在特区和沿海城市，这无疑延缓了经济扩散过程和弱化了经济扩散效应，也就是延缓了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转机。（2）平等竞争、公平税负是我国1994年财税改革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但在具体执行中又偏离了这一原则。比如，分税制改革就因为保留了财政包干体制下的地方既得利益，没有对地区横向分配作出合理的调整而未能达到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目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在参与地方收入分成上采取一切切的做法，以1993年为基数，每年维持1:0.3的增量返还，税收增量返还的比例没有地区差距。东部沿海地区扩张基数的能力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各省财政收入基数低、增长慢，获得的税收返还量也就小。1992－1994年，广东等三个发达地区财力年均增长33％，比增长最低的贵州等三个不发达地区高出18个百分点，比安徽等三个农业大省高出11个百分点，比全国地方平均水平高出7个百分点。这种不合理的税收返还政策对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实际上是起了“逆向调节”的作用。
4．各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相差悬殊。
这既是社会分配不公的表现，又是造成我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因素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极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地的财政状况也出现了分化的格局，即明显的贫富不均。财力状况决定了公共服务水平，贫富不均的财力必然使得各地对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改善及其他相关的投入存在较大的差异，致使各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较过去又有了进一步拉大，地区社会成员间机会不均等、公共服务水平大相径庭的现象亦有了新的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是吸引人才和资金流入，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政府提供了良的公共服务（如较高的教育水平、较发的医疗条件等）和较发达的公共设施（如通信、道路等），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与东部地区越拉越大，也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地方财力匮乏而无力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
5．中西部地区的财政供养人口太多、负担过重也在相当程度上拖累了本地经济发展。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财政基本上属于“吃饭财政”，机构重叠，“吃皇粮”者众多，增长过猛，直接导致了地方财政支出增长过快。这是地方财政负担过重的直接原因。机构臃肿、负担繁重问题在全国都存在，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更为突出，解决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究其原因，一是改革以来虽一直强调机构精简，但措施不力，中央政府机构异常庞大，且要求地方与中国部门一一对应，省区政府无权增减或者合并有关对口机构，再加上大中专学生分配及业安置的压力，由财政负担的机构和人员数量急剧增加；二是中西部不少地区非国有经济不太发达或国有企业效益欠佳，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滞后，就业渠道过于单一，因此，大家拼命往行政事业单位挤，人员分流难度甚大，越穷的地方人们越不愿意离开机关；三是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较好和人口稠密等原因，完成同等社会服务的单位成本较小，或已超过单位成本的边际递增阶段，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为提供大致相等的社会绝对服务水平，要占用更大的财力支出份额，并且由于自然环境、人口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原因，其单位成本正处在边际递增阶段，这无疑加大了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压力。由此不难理解中西部地区行政带来单位就业比重为什么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政府背的包袱为什么越来越重。
三、运用财政手段缩小地区差距的外国经验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全球性现象，无论哪个国家，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都十分重视财政手段的运用。
1．运用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来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平衡各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
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是所有国家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的基本手段。例如，美国财政由联邦、州和地方三级独立财政组成。1992年，美国三级财政收入分别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7％、25.9％和17.1％。由于财政收入大部分集中在联邦，而许多公共服务项目如教育、公共卫生和道路建设又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承担，因此，联邦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对州和地方政府给予财政补助，以增强州和地方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平衡各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德国联邦政府也十分重视转移支付手段的运用，把财政支出的20％用于补助低于各州平均水平的穷州以支持其发展。
2．各国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都对落后地区采取税收优惠政策。
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意大利为推动南方地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特制定了到南方新办工厂给予10年免征利润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家向南方投资。美国政府为了鼓励资本向欠发达地区流动，联邦政府扩大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豁免权，州政府也运用减免税政策，如康涅狄州对到贫困地区投资的企业减免所得税5年，再投资继续享受税收优惠。法国则在洛林、诺尔－加莱两个重点地区实行“无税特区”，即到这个两上地区投资设厂创造就业机会者，3年内免征地方税、公司税和所得税外，还免征劳工税、各种社会杂税和分摊。1967年，巴西为鼓励社会各方投资开发落后地区，曾在北部亚马逊地区的玛锱斯建立起自由贸易区，在特区内设厂的私人企业10年内免交所得税，扩大再生产的进口商品免交进口税，从国内其他地区购入的消费品和材料免交商品流通税。
3．对落后地区实行企业补贴制度。
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央政府对落后地区企业的援助大多采取补贴的形式。包括投资补贴、就业补贴、税收支出和直接拨款生产公共产品等。例如，意大利在1956－1965的期间，为促进南方地区的工业化，规定对南方新办企业的厂房建设资金由政府补贴25％，购置机器设备补贴10％，并且为新建企业提供70％以上的优惠贷款。此外，意大利政府还直接拨款在南方欠发达地区兴建基础设施，改善交通条件，创办国立大学并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免收学费和提供食宿方便。英国政府自1984年起对受援地区内的公司，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补贴3000英镑，并对落后地区实行多种形式的资本补贴。美国联邦政府为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在经济开发区投资且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大约40％的投资补助。
4．重视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为其发展提供人力资源。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意识到，缺乏高素质的人才是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开发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源是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键问题。在60年代，美国南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比北部地区落后得多。联邦政府为了振兴南部经济，满足这些落后地区对人才的需求，大力加强这里的教育事业加强教育的首要问题是要增加教育投资。在60年代人口不到30％的落后地区所得到的联邦教育支出竟占联邦支出的45％。无疑，联邦政府的教育投资倾斜政策是美国欠发达地区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四、促进我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国家“九五”规划及2010年远景规划和同志在党的15大报告中都明确提出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积极朝着缩小地区差距的方向努力，表明中央政府已充分认识到中西部的发展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重要地位。财政是中央政府履行其政治社会经济职能的主要手段，那么，如何通过有效的财政政策来达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目标呢？
1．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有效地发挥转移支付在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中的作用。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全国推行，为了减轻分税制改革的阻力，中央不得不采取了“存量不变，增量调整”的税收返还办法。由于税收返还额是依据基数法来测算的，这样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自然返还得多，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则返还得少，所以，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因为这种不规范的税收返还而未能发挥它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应该起到的作用。因此，在现有税收返还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建立规范化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当务之急。（1）提高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这是建立有效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中央财政在财政初次分配中应占有较大的比重，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财力用于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才能通过转移支付逐步促进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水平，逐步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中央政府在“九五”时期应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实行“完税政策”，适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所占比例。争取在“九五”期间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之比应达到6:4，中央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之比应达到4:6。也就是说，中央应通过转移支付把三分之一的收入拨付给地方。（2）重新核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资金的支付方式，按照“因素法”确定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额。转移支付制度的主要功能还在于平衡各地财政能力的差异，以保证各地有大致相同的条件提供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为此，对特定地区的转移支付额的多少，必须同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税负高低、城市化程度、民族风俗、人口、教育状况和对财政支出的需求等因素相联系，按照这些因素影响程度大小确定计分标准，各地统一标准计分，从而确定财政支出水平。（3）建立以横向平衡为主的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一般包括纵向平衡和横向平衡，前者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拨款，则是保证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基本均衡而给予的补助。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其转移支付的结构也具有较大差异，国内有些学者如胡鞍钢教授认为以纵向转移为主益处颇多，更有利于从制度安排上帮助欠发达地区。但我们认为，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似应该选择以横向平衡为主的转移支付制度。这是因为我国财政收入的集中度不是太高，中央财力十分有限。而且，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的直接表现就是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充裕，而落后地区财政状况拮据。这是财政横向失衡的表现。而与此同时，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支出要比发达地区需要量更大。与落后地区相比，发达地区的财政资金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就需要中央政府从整体利益出发，采取转移支付的方法在地区之间实现预算调剂，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增加财政资金的边际效用，以实现横向均衡目标。（4）把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否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培育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微观主体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对于这一点，人们已达成共识。问题是，我们还应认识到，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实现政府职能转换、有效发挥转移支付作用的一个关键性举措。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的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企业由于经济效益普遍低下、亏损严重，早已成为地方财政的繁重负担。减轻这一负担的有效途径就是明确界定国有企业的有效覆盖面，尽快退出竞争性行业。只有下决心作出这样的选择，才能从体制上解决政府经济职能转变问题，才能把有限的转移支付资金用到基础性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5）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大致均等化。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落后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服务水平较差，安排在这些地区的项目自然也较差，这就使得国家和其他投资主体在进行投资的区域选择时，容易向经济较发达、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倾斜。而越是如此，后进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也就缺乏推动力。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过大，不仅将造成劳动力的非正常流动，社会的不稳定，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社会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实现，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和后果。然而，一般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大致均衡发展及在此基础上的地区间经济协调成长，不能完全视为一个应由市场力量去解决的自发过程。恰恰相反，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正是一种在“市场失效”条件下的政府责任和政府行为。只要每一个地区在依法组织财政收入时作出了同等程度的努力并具有基本相同的工作效率，那么，中央政府就应该通过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以保证自然资源、经济环境迥异的各个地区都能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水平。这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管理体制实现公平目标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至今未走出二元经济境况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由于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和乡村区域发展；差别巨大，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相对匮乏，因此，目前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显然有点操之过急。既然如此，我们不得不分两步走，先是降格以求，把“公平”的目标落在各地至少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上，例如普及初级义务教育、初级卫生保健、村村通路通电并保障安全饮水、建立以保障全体国民基本生存需求为标准的社会安全网，等等。待条件成熟以后，如中央财力明显增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基本理顺，再把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大致均等化作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首要目标。
2．改革税收制度并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
1994年的税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仍需对现行的税制和政策进一步改革和调整。（1）实行国民待遇，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1994年的税制改革虽然统一了内资企业的所得税，但内外资企业仍实行两套不同的税制，外资企业享有较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由于外资企业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东部沿海地区从中受益较多而中西部地区受益较少。因此，要适时合并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2）税收优惠要从区域倾斜转向以产业优惠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给予东部沿海地区较多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税收优惠政策虽然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但也拉大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激化了地区利益矛盾。为了统一税制，公平竞争，税收优惠要从区域倾斜向以产业优惠政策为主。通过税收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相互配合，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九十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已明确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产业政策要向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倾斜，为鼓励共发展应给予所得税减免。而这些行业正是中西部地区比较薄弱的产业或资源优势的产业，产业倾斜实际上也是区域倾斜，因而是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的。
3．以重要基本建设为突破口，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增长极增长带。
增长极理论理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perroux）率先提出来的，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后来，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rschman）提出了不平衡发展学说，支持和发展了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赫希曼认为，经济发展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一旦出现在某一处，巨大的动力将会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增长点集中。就是说，任何一个具有较高水平的经济都是由一个或者几个区域实力中心首先发展。无疑，只有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才能逐步缩小地区差异，实现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但是由于欠发达地区地域辽阔，情况迥异，国家经济实力有限，在欠发达地区实行全面推进式的开发战略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应该借鉴一些国家在实践中取得成效的做法――培育“增长极”和“增长带”。具体作法上，应结合对中西部资源富裕地区的能源、资源重点开发，按照国家生产力总体布局的要求，由国家统一规定优惠政策措施体系，在中西部地区选择一些重大基本建设项目为突破口，通过建立项目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以点带面。重要基本建设项目一般都是国家从长远利益、全局利益考虑而确定的，项目的建成不但对于缓解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增长国民经济的发展后劲具有重要意义，还会通过增长极内部所出现的聚集利益效应不断加强所在区域的经济实力，促使以项目所在地为中心的经济区域的形成，并通过“扩散效应”和“关联效应”如与关联区域的产业融合和经济技术联合来带动周边经济的成长和繁荣。现已建成的京九铁路和目前正在进行的三峡水利工程建设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和效应。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成败因素有很多，资金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央财政拨款是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另外还有银行贷款、地方政府出资、市场融资和利用外资等。从总体上来看，资金来源是国家投入为主的国内资金，但要发挥国家资金的导向作用来诱导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的进入，既可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分散投资风险，又能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
经济政策的发展篇5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经济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9-00-01
一、前言
“积极财政政策”指的是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的经济战略调整，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以及宽松适度的货币政策，通过财政上的扩支、增债来进行拉动需求，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确能够大力推动经济的发展，切实增加国民收入。但是，它同时也造成一系列比较严重的消极影响，如何才能将积极财政政策的正面效应发挥到最大，负面作用减轻到最小，是我们现阶段必须要深究的一个问题。
二、积极经济政策的影响
（一）宏观经济管理难以实现平衡
我国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始于1998年底，主要内容是增加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2011年债券发行总量达到7.64万亿元，其中的大部分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进而有效的拉动了内需，使得国民经济稳步发展，政府的对民生项目的投资也更加有力，许多大型水利、交通骨干网等设施纷纷投入建设。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国债在GDp中所占的比率（即国债负担率）迅速增加，1980年为1%，1990年为4.8%，到2004年底，已增至21.6%，这种局面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长期投资于国债，必定会影响到固定资产的投资，导致GDp的增速小于投资的增速，这样会导致积累及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无法占据一个协调的份额，国家的经济宏观管理便难以真正实现平衡，若国债负担率的积累比率为国民收入的30%，则视为正常，因为这个比率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和通货滞胀。但是，到目前为止，积累已达到国民收入的40%，导致积累及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极其难以协调。
（二）消费需求下降
由于积累投资在GDp中的所占分量相当大，严重影响到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影响到GDp的增长。2001年以来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如图一），值得重视的是，居民收入的减少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消费水平的影响，特别是农民群体，很难真正实现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农民和城市弱势群体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导致社会阶层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我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用基尼系数加以衡量，警戒线等级已达到0.4。这就有效需求的进一步扩大非常不利，更加阻挡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社会秩序的良好维持。
（三）中央财政负担加重
至今为止，我国国债发行已持续多年，据统计，1998年国债余额占GDp总量（即国债负担率）的10%，2002占GDp总量18.3%，到2004年底比重达到为21.6%。上升幅度相当惊人，警戒线等级接近0.2。除此之外，我国的国债偿还全部由中央掌控，主要由中央财政来负担。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推行，造成中央财政收支难以平衡。
（四）产业结构难以调整
因为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大力推行，投资大部分都侧重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这样势必导致第三产业发展速度缓慢，将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存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给国家的财政体制改革带来诸多不便。与此同时，国债的投入基本上依赖于政府支持，国有资本在带动经济增长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导致对民间资本的投入远远不足，民间储蓄作用的发挥被抑制[2]。进一步拓宽民有资本的发展空间，使投资主体成为不同的消费人群，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五）造成“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会导致以下情况：私人消费减少，或者投资数额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增加支出这一举动的影响。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假设社会为人民提供较为充分的就业机会，但是政府增加了财政支出，商品市场需要更多的产品和劳务来满足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物价上涨就成为一种必然结果。然而，当货币的供给量一定时，实际的货币供给量会有所上涨或者减少，变化幅度取决于物价水平。用于投资的货币量大为减少，而货币的供给量远远不能满足货币需求，这样势必会导致利率的上升，造成了私人投资水平的降低，投资一旦减少，人们的消费也就难以扩大。由此可知，私人投资和消费空间不足，很大定程度上是由政府增加财政支出造成的。
（六）增加国家债务
财政政策又被称为扩张性政策，它是一种“赤字政策”，往往会造成财政赤字大幅上升，为国家债务增加沉重了负担。为了更全面有效地推行积极财政政策，就需要支出更多资金，那么，资金的来源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国债发行势必要归还本金并支付利息，债务便会年复一年的不断累积，极大地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赤字政策是一种在短期内非常有效的政策，但不适宜长久推行，若长期推行国债投资，不仅会造成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发展，更容易滋生腐败，国债的作用也受到限制。
三、结束语
积极财政政策的大力推广，在对我国经济起到极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造成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取消积极财政政策的呼声虽然一直不断，但是，根据我国现阶段国情，短时间内很难实现[3]。因此，我们在充分应用国债投资的同时，也应该考虑非国债投资的方法，大力增加居民消费，促进非国债投资在国债停止的情况下仍然能继续发展下去，最终能够形成一种合理的机制，促使消费和投资的自主扩张。
参考文献：
[1]郭琪.财政扩张与通货膨胀：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解释[J].山东社会科学，2011（05）：20-23.
经济政策的发展篇6
关键词：沿黄经济带经济政策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6-019-02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流经9个省区，蜿蜒5400多公里，国土面积约占全国的1/3，人口约占全国的1/4，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国革命圣地的密集区，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区域内蕴藏着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拥有全国2/3的煤炭资源，7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沿黄经济带辐射黄河沿岸100公里范围，其形成和崛起将成为我国贯通东西、接南联北的重要通道和节点，也将缔造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新引擎。
一、我国区域经济政策演变
从我国区域经济政策演进的过程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和区域经济格局的演进经历了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协调发展阶段、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等四个主要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均衡发展战略贯穿始终。同志提出“生产力平衡分布论”理论，主张为了实现工业全国的平衡，工业要偏向内地发展，并与沿海工业并举。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实际国情，提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主张按照效率优先的原则，优先发展东南沿海地区，区域经济政策向东倾斜，梯度推进。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不断深化，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均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战略主题是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同时开始强调要兼顾中西部地区发展，讲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的提出，引导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再次发生巨变。区域经济政策转向协调发展，区域经济政策的重点由东部逐渐向内陆地区展开，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主体功能区等战略。中共十提出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思想，通过顶层设计、区域经济一体化、跨区域发展等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急切需要继续且不断的发现和构建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黄河区域先天的经济战略区位和独有的能源资源禀赋，必将成为国家新的经济战略区域，建设沿黄经济带也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建设重点北移西进的必然趋势。
二、国内经济带政策借鉴及启示
党的十之后，我国提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打造中国的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经济带构建思路（孙久文：《区域发展观新内涵》，《人民论坛》，2014.5.20。），对于目前已经逐步形成的经济带和正在起步的其他经济带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1.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除沿海开放地区之外，经济密度最大的经济地带，横贯我国中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鉴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经济和战略作用，国家自上而下非常重视其建设规划和布局。早在2012年12月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湘鄂赣皖”四省联袂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政策主张。2013年7月，国家领导人在湖北调研时强调，“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内河航运作用，发展江海联运，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自此，长江流域的开发正式被国家层面提上议事日程（《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国远洋航务》，2014（10））。9月23日，国家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共同召集《推动长江经济带转型升级指导意见》起草动员会议，强调了长江经济带开发的战略定位和创新发展思路（吴学安：《长江经济带奏响区域经济发展新乐章》，《上海经济》，2014（7））。2014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至此被正式确定为国家战略。2014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提出要完善区域政策，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长江经济带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随着后续具体政策的持续推出，有望与京津冀地区一起成为一南一北两大重点发展区域。
2.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我国提出将要重新构建海上丝绸之路，寻求和打造可以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家再次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4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把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重点工作。西部各相关省份加紧布局，陕西、新疆、甘肃、宁夏等西部省份已开始着手研究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一带一路”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必将重构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我国表示“一带一路”建设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28日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将继续延展铺开，从顶层战略构想步入务实合作阶段。
3.珠江―西江经济带。2008年，广西提出打造西江“亿吨黄金水道”的重大战略。200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西江黄金水道开发，提高通航能力，形成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抓紧研究制定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李秀中：《珠江―西江经济带获批在即》，《第一财经日报》，2014.05.29）。随后，广西先后编制了《广西西江黄金水道建设规划》、《西江黄金水道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和《西江岸线利用规划》3个规划。2012年，广西人民政府批复实施《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2010―2030年）（以下简称《总体规划》），为争取《总体规划》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奠定基础。2013年国家领导人在广西调研时表示，同意把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7月，广西和广东两省区启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之后，国家发改委组织调研团到广西和广东考察，对珠江―西江经济带规划进行了修改。2014年7月，国务院批复《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标志着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将成为我国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重要增长极。
4.辽宁沿海经济带。辽宁沿海经济带是在辽宁沿海地区划分的经济发展区域。在2005年，国家明确实施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时，辽宁省委、省政府决定实施“五点一线”开放开发战略，并积极谋求国家更大的政策支持。之后，国家发改委联合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20多个部门组成调研组，赴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展实地调研并明确表态：从国家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统筹规划和有序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是十分重要和完全必要的（魏亚男：《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化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渤海大学学报》，2010（5））。2009年7月1日国务院通过《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辽宁沿海作为整体开发区域被纳入国家战略，并争取到一系列的政策优惠（韩飞：《基于Swot方法对绥芬河综合保税区发展趋势分析及对策》，《商业经济》，2010（6））。
纵观国内经济带发展的过程不难看出：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发展阶段是经济带发展的基础。二是国家发展战略和政府规划是经济带发展的前提条件。规划是对未来的一种谋划和安排，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综合部署，是建设经济带的基本依据，直接关系经济带总体功能的有效发挥。三是政府的优惠政策是经济带发展的保障。国内主要经济带在发展过程中均享受到了资金、土地、人才、技术创新、产业聚集等方面的优惠，力争国家政策支持是经济带发展的捷径。四是地方政府的协调合作机制是经济带发展的重要保障。经济带的形成并非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单打独斗，而是不同地区的协调和联动合作。构建经济带，各地方政府首先要打破地域限制，消除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转变职能，达成合作共识，形成经济联合体，建立区域合作和利益共享等机制，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
三、建设沿黄经济带政策建议
1.建议实施沿黄经济带发展战略。建议将沿黄经济带中远期规划纳入国家发展总体战略部署，进行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制定相应的扶持措施和支持政策。将短期的发展建设纳入国家和沿黄各省市“十三五”规划中，进行统筹规划。建议国家组建中央各有关部门牵头、沿黄各省市参加的规划建设工作委员会。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实现区域范围内的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政策，尽快编制《沿黄经济带发展规划》，按照统一规划、明确分工、统筹安排的要求，完善并创新区域政策，整合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现有各项政策，优化配置政策资源，构建合作协调机制，进一步激发沿黄经济带发展潜力，实现更好更快更大的发展。
2.将沿黄经济带作为能源“先行先试”试验区。沿黄经济带地处我国中部、能源资源丰富，工业优势明显，文化底蕴深厚，革命历史辉煌，拥有贯通东西南北的区位优势。沿黄经济带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是全国能源资源富集区，四省煤炭储量约占全国的50%，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走廊核心区。沿黄经济带还被称为“华北水塔”，具有明显的水资源富集优势，每年可开发水电装机约为651.2万千瓦，年发电量约180亿千瓦时。由于沿黄经济带水资源与能源矿产资源的分布基本一致，科学合理有效地利用水资源优势，有利于沿黄经济带发挥矿产资源和水资源的组合优势，有利于发展煤―电―铝、煤―焦―化等循环经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打造国家新型能源基地，促进区域经济、城乡经济的统一协调发展。为此，建议将沿黄经济带作为能源“先行先试”试验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国家煤电一体化改革试点区、煤炭资源市场化配置和深化改革试验区、国家中西部新型城镇化的试点区、国家生态补偿示范区等。
3.加大政策支持和投入力度，增强沿黄经济带的发展凝聚力。在矿产资源方面，按照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原则，构建煤炭等矿产资源的开采补偿机制。从开采前防范性补偿、开采中的即时性补偿、开采后的恢复性补偿三个方面进行科学合理补偿，最终实现资源开采成本的完全化。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将沿黄经济带列为采煤沉陷区治理试点区域，支持探索治理模式和制定采矿生态补偿制度，将采空区治理和生态恢复纳入煤炭企业生产成本，阻止煤矿采空区的增长，加大财政转移支付比例。在交通建设方面，政策、项目、资金上给予优先考虑和倾斜。加快物流体系建设，将物流业纳入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在水利建设方面，根据黄河中下游蓄水、防洪、排沙的迫切需要和可开发而未开发水能资源高度集中于本区域的特点，建议加快推进黄河中游大型水电枢纽工程，形成梯级开发利用的水利枢纽集群。
4.加强沿黄经济带各省市的区域联动与合作。区域联合与合作是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实践基础。要建立多层次的区际联动机制，加强区际横向联合，促进区域之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合作，多赢发展。在区域合作方面，加强沿黄各省区联系，建立经济合作平台，建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成立沿黄经济带综合发展领导小组，成员包括沿黄各省区的主要领导并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探索跨省域发展的飞地经济合作模式，进一步促进沿黄各省份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
5.推进沿黄经济带全面创新。解放思想、树立市场化意识。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增强市场经济活力。树立机遇意识、共同发展意识。沿黄经济带发展必须实现共同发展，全流域各省、各市都要树立一盘棋思想。树立创新意识，通过思想观念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产业创新，带动沿黄经济带区域以及中部经济区实现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基金项目：《2014年度山西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研究课题》（ZDa20140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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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J].中国远洋航务，2014（10）
[8]中宁.五点一线变为国家战略带[J].东北之窗，2014（6）
经济政策的发展篇7
1农业政策
为了实现和农村发展以及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统称为农业政策，农业政策的制定者是政府或执政党制定和的，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必须依照一定的程序，农业政策中包括政策措施和政策目标两个主要方面[1]。政府和执政党作为农业政策制定与的主体，通过制定和农业政策来实现与农村社会发展和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目的。因此农业政策具有时效性，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一项基本手段。要制定农业政策需要比较复杂的过程，社会和自然因素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和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是农业政策制定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因此制定农业政策要基于社会发展的现实，符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2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
2.1经济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之间的互动
生产总过程中所有的经济活动中各经济要素的相互关系和构成情况就是经济结构，因此在农村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要素的相互关系的构成情况就是农村经济结构，包括农村分配结构、农村消费结构、农村产业结构等等。在一定的农村经济发展阶段中，如果各个地区能够对自身拥有的资源和特点进行充分的利用，将齐全的产业门类和生产结构建立起来，并且能够适应社会付费和生产的需求，那么农村产业结构就是合理的，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
2.2农村经济发展阶段和要素结构
为了对市场经济农村经济的发展规律进行总结，必须对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从而对不同历史时期成本收益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总结，从而将不同时期和阶段的经济发展特征和原因总结出来，对不同市场经济阶段的历史动因和经济绩效进行评价[2]。
2.3农村经济发展和政策因素
在古典经济理论中，认为资本、劳动和土地的数量决定了农业的产出。当前的农业发展理论普遍认为政策对于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和土地生产效率的安排对于农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尽管政策不能直接增加农业资源，但可以通过改变市场价格和生产要素配置环境来对农业发展的效率、速度和方向进行改善。政策的变革能够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历史证明，如果通过变迁制度能够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则能够极大的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在我国的农业发展实践中，发展农村经济主要依靠3个方面：投入、科技和政策，可以说对农村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政策。农业政策的变化会使我国的农村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波动。
3优化农业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3.1通过农业政策对农民进行支持和鼓励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认为所有农民都是“经济人”，也就是具有自我控制能力、自私和理性的“经济人”，其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就是自身利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作为“经济人”的农民能够对政策作出有效、理性和及时的反应，达到实现自身的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当政府为农民提供了有效和适当的政策，对农民进行支持和激励之后就能够对农民的选择进行影响，从而实现政府的政策预期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也会对政府政策中的支持和激励措施进行回应，增加自身的收入，从而对当前的消费预算和生产预算中的约束进行改变，获得更多的消费选择，实现自身的福利最大化[3]。根据农村经济发展受到农业政策影响的路径和机制，可以发现支持和激励农民、增加农民收入、鼓励农民致富是当前我国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主要出发点。
3.2发挥政策合力，提高农业政策协调性
农业政策会与外界环境产生不断的相互作用，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在农业政策内部，各子项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共生、相互依存的关系。农业政策导向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一些改变，这也是农业政策时效性的一个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原本协调的政策也会产生矛盾，这都需要及时调整政策。要站在全局发展的角度，结合推进城乡统筹的长效机制和短期政策，从而形成共同发展、城乡互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运行机制和政策体系。
3.3不断地创新农村政策，使农村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要想有效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将农业政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为此，必须要以农业的发展状况和国内外的具体形式为根据对我国现行的各项农业政策进行进一步的完善，相关部门必须要积极地推动农民创业、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组织形式、农村金融体系、农业基础设施、农业技术进步等各个方面的一系列的机制、政策和制度的创新和完善。总而言之，只有充分的保证在制度方面的创新，才能够使我国农业的竞争力得以进一步提升，并且与我国新时期建设新农村、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4结语
经济政策的发展篇8
[关键词]农村经济发展；农业政策性金融；影响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5)12-0036-01
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还较为落后，城乡经济差距还比较大，所以，必须针对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制定合理有效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与普通商业性金融的重利相较而言，农业政策性金融更加重视优惠与返利，为了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一定要重视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全面落实。本文在简要介绍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基础上，阐述农业政策性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1农业政策性金融概述
一般而言，农村金融活动指的就是以促进农村农业发展为目的的一种较为特殊的金融活动，是国家重视农业发展的一种体现形式，加之农业政策性金融是建立于国家信用基础上的，对促进与协助农村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尽管所有金融均具有一定的有偿性与融资性，但农业政策性金融更加重视优惠性。其服务对象不只是针对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养殖业，还针对和农业相关的第三产业，主要就是农村、农业、农民[1]。农业政策性金融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其一，政府直接针对农业。在为农业提供发展资金与贷款的时候，由政府对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予以直接指定，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形式。其二，政府明确一个目标。在金融机构提供相关贷款的时候，需要协助政府完成农业建设目标，以此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其三，以金融机构为主，政府为辅，结合农业发展需求提供相应的贷款。
2农业政策性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2.1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市场地位
一般而言，农业政策性金融就是一种为农村经济活动提供专门服务的政策性金融形式，其主要是相对于商业性金融而言。在市场化条件下，商业性金融的目的就是获取最多的利润，其从事业务的基本前提就是预期利润率是否可以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所以，在商业性金融活动中，通常不会从业务宏观效应角度考虑问题。如此一来，就会在市场中形成一个资金缺口，而在农业这种传统弱质产业中，因为市场机制较为落后，导致此类缺口普遍存在。只有给予政府干预，才可以进行一定的弥补，此时，农业政策性金融就成为了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在落实行政机制的时候，主要就是借助政策性金融予以“逆向选择”，以此达成扶持农业生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宏观目标[2]。
2.2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引导功能
此种引导功能指的就是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直接投资，并且间接吸引商业性金融贷款，以此满足国家政策要求，促进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在此过程中，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般均会选择一些具有发展潜力，但又因为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发展不发达等客观因素而不能根据市场化原则予以融资的项目展开倡导性投资，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商业性金融就会随之投资，之后政策性金融机构再拓展其他投资方向，开始另一轮循环，这样就会形成一种农业政策性金融对商业性金融的引导，以此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3]。
2.3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信用导向功能
在农村信用体系还不成熟的阶段，农民信用根本得不到商业银行的认可，即使是有优质生产能力的农户或者企业也不会从金融机构中轻松贷到资金。而随着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运用，为建立良好的农民信用提供了可靠保障[4]。因为农业政策性金融需要冒着风险展开先期开拓，对优质高效借款人与无偿还能力借款人予以有效区分，之后设立优质农户信用记录，根据这些农户的信用记录，向相关金融机构予以贷款，为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的展开，提供资金保障，以此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落实农业政策性金融贷款工作的时候，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调控政策执行，注重农村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重点扶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建设、农民信用建设等，并对其他性质农业贷款予以导向。在农村经济发展还较为落后的形势下，加强农业政策性金融形式的实施，可以为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并且为农村经济做出重大贡献。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候，一定要重视农业政策性金融工作的全面展开，为农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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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樊雪梅,姜锋.浅谈农业政策性金融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J].商情,2013(42):357,341.
经济政策的发展篇9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政策金融主要指的是公共部门所从事的金融活动，是与民间金融相对应的。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政策金融在目标、手段、规模、运作方式等各个方面的显著差别，政策金融的涵义也有所不同。
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都把政策金融当作一个重要的经济手段而加以运用，但是效果差异很大.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比较成功，而拉美、南亚的许多国家都失败了。在这些有限的成功者之中，韩国的政策金融最为特殊。在韩国，政策金融成为了其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杠杆，它与韩国的产业政策、发展战略、企业模式等融为一体，共同支撑了韩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制造了“汉江奇迹”。但是它的实施也带来了韩国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的顽症，以致韩国在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一败涂地。因此，研究韩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金融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
一、韩国的政策金融
(一)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作用及特点
韩国的政策金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控制金融系统；二是政府控制利率；三是通过金融机构向特定产业以优惠条件贷出资金。
1.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及作用
韩国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始于朴正熙政权的建立，朴正熙高度重视国家对金融部门的控制，认为金融应该作为政府手中的得力工具推动经济增长，于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官治”金融体系，政府不但控制了政策制定权及金融监管权，而且在实际上控制了大部分的储蓄存款，这使政府在实施政策金融时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实力，见表1。
表1韩国政府金融机构储蓄占总储蓄的比例(%)
时间
政府或邮政
储蓄机构
国有商业银行和
专业银行
总计
1971—1975年
4.8
80.7
85.5
1976—1980年
1.0
80.0
81.0
1981—1985年
2.2
57.9
60.1
1986—1990年
1.1
32.1
33.2
资料来源：《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世界银行政策调研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第191页。
利率是重要的金融杠杆，韩国政府自然要将它控制在手中。政府不但把利率作为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而且作为政策金融的有力杠杆去刺激经济的开发，其调控范围、调整幅度都相当的大，甚至不惜形成“逆利率”、“差别利率(歧视性利率)”等典型的管制利率形态。
韩国的政策金融是与其产业政策密切配合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执行出口导向战略，政策金融向出口部门倾斜。用于支持出口的政策性资金占银行信贷总量的比例不断增加。在强有力的金融支援下，韩国的出口迅速扩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73年，韩国政府正式提出“重化学工业”立国的方针，把经济建设的重点转向重化学工业部门。政策金融的重点也由此转向重化工业。商业银行贷款大量向重化工业部门倾斜，至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用于推动重化学工业发展的银行贷款共有298种，其中政策金融占221种。用于重化工业的政策性贷款有力地推动了韩国的产业升级，使韩国这个资本匮乏、技术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了高质量的工业化。
2.韩国政策金融的特点
(1)在政策金融运作过程中，政府与民间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协商机制，并且对政策金融贷款对象进行密切的监督与管理。
韩国总统每月都要主持召开“外贸促进会”和“经济趋势碰头会”，参加人员有政府部门高级官员、产业界领导、银行家以及工会领导。这样，在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便建立了一个紧密有效的协调机制，共同促成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实现。政府、银行、企业三者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系统，共担风险、共谋发展、互相支持，成为韩国政策金融，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大特色。政策金融只支持那些完成产业政策目标出色的大企业，这样必然要加强对这些企业的监督与管理，加强对贷款使用的监督，这无疑增强了政策贷款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2)政策金融的范围广、程度深、规模大、时间长，可以说它不但支撑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塑造了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这与日本以及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相比，都是非常特殊的。
(3)政策金融对中央银行依赖很大。通过商业银行贷出的政策性资金中，来自中央银行贷款的资金高达35%左右。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的倾斜性利率比一般利率低得多，比如，出口票据贴现率只有3.5%，而一般银行是9.0%；1974年商业票据再贴现率是11.0%，比一般商业银行低4.5%。这使得政策金融中，中央银行的利率补贴比重很大，容易引发通货膨胀，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一直到80年代初，韩国的通货膨胀率几乎年年都是两位数，1964年和1974年甚至达到30%以上。
(4)外资也被置于产业政策之下，成为政策金融的一部分。
(二)韩国政策金融的弊病及改革
韩国的政策金融虽然对制造“汉江奇迹”功不可没，但是也逐渐暴露了它的弊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韩国政府就开始了渐进的金融改革，但是由于体制惰性，大量的政策性贷款依然没有取消，政策金融的核心依然没有改变，终于酿成了1997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使人们把目光投向韩国式政策金融的负面作用，而此前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
1.政策金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政策金融使企业的负债率过高，增加了财务风险，助长了不合理的企业扩张，使企业家养成了依赖政府、依赖银行的不良经营习惯，阻碍了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提高。
2.政策金融阻碍了金融体系的发展，造成了一个非市场化的、效益低下、管理落后、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和能力的脆弱的金融体系，在金融危机中显得不堪一击。
3.政策金融恶化了宏观经济环境。政府控股银行，特别是管理利率，这使得金融市场上信号扭曲，不能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政策性贷款更是一种直接的人为干预，是一种根本上反市场的行为。政策金融造成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长期对出口产业、重化工业的倾斜政策，造成了内需产业、农业、轻工业的相对落后，在部门之间造成了严重的不均衡。长期支持大企业集团，歧视中小企业的政策，造成了企业规模结构的失衡，降低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弹性，增大了风险。
4.政策金融以歧视性为特征，损害了公平原则。它人为地阻碍了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也，包括银行)间的平等竞争，造成了垄断，在长期中肯定不利于经济发展，同时也扩大了收入差距，使社会动荡日益加剧。
5.政策金融使政府权力过大，官员寻租的可能性增加，助长了腐败。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再加上国内的政治动荡，韩国经济大幅滑坡，在1980年出现了负增长，政策金融的弊端也随之暴露。从全斗焕政府开始，韩国进行了渐进式的金融改革，与政策金融相关的许多做法都发生了改变，经过十几年的改革，韩国的政策金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积重难返，很难在本质上有所改变。畸形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负债率过高而又盲目扩张的大企业集团，脆弱的金融体系，仍然延续了下来而没有质的改变，这些经济深层结构中蕴藏的体制性矛盾终于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发生了总爆发，使韩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在“亚洲四小龙”中，韩国的损失最大，危机最严重，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特殊的发展道路密切相关。
金融危机中产生的金大中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建议，推行了一条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路线。其四大措施(分别针对企业、金融业、劳工制度和政府机构)动作之大、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这次改革对整个企业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系以及政府机构都动了大手术，原来的政策金融体系看来很难再存在下去了。这些重大措施取得的效果也是令人振奋的，韩国仅用了两年就走出了低谷，成为最先摆脱危机的东亚国家(包括东南亚)。这说明韩国式的政策金融只能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它在一个落后经济的起飞阶段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祸根”也从此埋下，当经济进一步成长、成熟起来之后，其弊端也暴露得日益明显，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就避免不了经济危机。从韩国的发展史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与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复杂作用，看来最终是政府向市场的复归。
二、韩国的政策金融带给我们的启示
政策金融本质上是政府对市场的一种干预，而韩国的政策金融在政府干预度上甚至超过许多政策金融失败的国家，为什么却取得了成功呢?答案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政策金融必须是对市场效果的一种逼近。也就是说，政策金融手段要达成的目标必须是市场同样要达成的目标，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只不过依靠政府的力量可以缩短时间，而依靠市场的力量更加耗时罢了。反过来，如果政策金融从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反市场的行为，那么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所以，对市场效果的逼近是政策金融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一)考察韩国的政策金融我们可以发现，它实现了对市场效果的逼近
1.虽然金融机构为政府所控股，但贷款对象却基本上都是私营企业。公营企业因其产权的公有性质，不能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同时因为公有企业缺乏利润动机和激励机制，难以避免效率低下。向公有企业提供大量政策性贷款，无疑会造成资源的非效益使用，同时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效率，引起宏观经济的一系列问题。我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墨西哥及一些拉美国家)长期用政策金融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绩效始终不尽人意，其根源就在于此。国有企业是人为建立的，大规模支持国有企业的政策金融是对市场的背离，与市场所要达到的目标南辕北辙，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2.韩国政策金融在运作上逼近了市场效果。首先，政策金融的实施以经营状况作为标准，出口多、效益好的企业能够继续得到贷款支持，而不成功的企业便不能再得到贷款，这就依据客观经营状况人为地实现了优胜劣汰，逼近了市场机制所能达到的效果。其次，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政府所依据的标准是市场化的。出口工业市场在国外，经营实绩由国际市场的竞争决定，因此反馈的信息是真实有效的市场信息。发展重化工业也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出口的，因此作用机理是相似的。要想达成此种效果，经济体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进口替代，市场信号不可避免地是扭曲的，政策。金融所依据的标准也不可能是客观的。
3.高效、廉洁的发展型政府是韩国政策金融成功的有力保证。政策金融的执行者——政府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国的朴正熙政权是一个务实的军人政权，其反腐败措施非常有力，机构精简、运转高效，满足了成功的政策金融对政府的苛刻要求，保障了政策金融在逼近市场的轨道上运行良好。
(二)我国能否模仿韩国，通过政策金融推动经济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
1.我国的国情与韩国不同。虽然我国与韩国在50年前处于几乎相同的低发展水平，但是此后却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模式，韩国融入了所谓资本主义阵营，而我国则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一整套体制所带来的弊病都是韩国在经济起飞之初所不曾遇到的，这也就是说，韩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崭新的政策金融体系，而我国则扛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每前进一步都步履维艰。我国首先面临的是深化改革的问题，从改革中脱胎出来的各方面体制与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颇为不同，因而不可能简单地模仿韩国的政策金融。
2.韩国的政策金融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我们不可能对之进行模仿。想达到那样的效果而又不建立那样的体制是很难的，但是建立类似韩国的金融体系和企业制度必然重蹈韩国的覆辙。
3.韩国的体制性弊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而在20世纪60-70年代之所以未遇到严重的问题，原因就在于韩国处于半保护状态下，尤其是资本市场处于关闭状态。今天，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经济一体化程度与60年代相比大大加深了，金融深化已是各国都普遍认同的一个趋势，对利率进行大范围的、长期的管制已经不可能，对某些产业、企业倾力支持而忽视其他产业、企业的歧视性做法也已不再是明智之举，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必须打破，因此我国不可能再去模仿韩国的政策金融了。韩国的政策金融无疑是一种金融压抑，而我国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是与韩国类似的金融压抑，需要的是金融深化，需要一个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和竞争机制。
4.韩国上台的务实军人政府是实施政策金融的有力保障，而我国的文官政府是不适合韩国式政策金融的。即使在韩国，那样的军人政府也只能是—种历史的过渡。
但是，政策金融也不光是韩国一种，世界各国都存在着政策金融，而韩国政策金融由于贴近市场运行效果取得了成功，这是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良好示范。我国虽然不能模仿韩国的政策金融，但是可以学习借鉴它的许多东西，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使政府干预逼近市场效果。为此，我们在体制层面上应该做到：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放弃对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转而支持私营企业，把私营经济提高到战略地位；第二，建立真正的产权保护，彻底打破超经济权力的压制，实现财产权的解放；第三，扩大经济开放度，不再把进口替代战略作为基本的发展战略；第四，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政策金融的具体实施上，有这样几个要点：第一，控制政策金融规模，比例不宜过大；第二，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金融机构完全分开，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要全部取消；第三，政策金融的主要支持对象应转向私营企业、中小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第四，政策金融的针对性要加强，力度也要加强而不是减弱，手段多样化，可以更多地采取政府担保等?接手段。
由于我国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所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政策金融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的政策金融将与韩国大不相同，它一方面要彻底从旧体制中摆脱出来，一方面又要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我们相信，这样的政策金融能够逼近市场运行效果，同时又能够避免韩国政策金融的各种弊端，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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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的发展篇10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生态破坏环境政策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近几年来，鄂尔多斯市经济飞速发展，但伴随经济发展的是生态环境逐年恶化，人与自然矛盾凸显，环境的破坏也在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生态改善和环境保护日益成为改革发展的重点。这主要是由于当地片面追求GDp，忽视了生态文明建设，导致环境经济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缺陷。也从侧面反映出制定科学合理的环境经济政策已经迫在眉睫。
1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1.1环境经济政策的内容
环境经济政策是以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手段，按照市场规律的要求，综合利用财政、税收等工具，对环境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一类综合性政策体系。环境经济政策属于通过经济手段进行的行为激励，它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使外部不经济的成本费用内部化，改变生产和消费领域原有的经济刺激模式，改善环境状况的行为。环境经济政策有两种基本形式：
（1）调节市场型。又称命令控制型，其环境经济政策主要是通过“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干预）来解决环境问题，其核心是由政府给外部不经济性确定一个合理的负价格，由外部不经济性的制造者承担全部外部费用。
（2）建立市场型。主要是通过“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
1.2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
环境经济政策调节、控制、和引导经济主体行为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实施各种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来实现的。采用的经济手段主要有排污收费、绿色信贷、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政策等。这些经济手段适用于污染控制、自然保护、资源利用、流域、区域综合环境管理、国际和全球环境问题以及生产、消费等领域。
2鄂尔多斯存在的环境问题
鄂尔多斯深居祖国内陆，全年降雨200-400毫米，属于干旱和半干旱的过渡地带，植被也呈现出荒漠和草原共生的特点。东部地区地表侵蚀强烈，水土流失严重。中部有毛乌素和库布其两大沙漠，占全市总面积40%。鄂尔多斯探明的煤炭储量1700亿吨，占全国的1/6，预测远景储量一万亿吨。随着近年来对地下煤炭和天然气的开采，生态破坏日益加剧。地表塌陷是资源开采过程中产生的主要问题，目前当地已探明老空区面积为300平方公里，塌陷区面积10平方公里，据统计鄂尔多斯每年因开采煤炭造成的地表塌陷接近0.4公顷。在煤炭开采的同时造成大片土地产生积水和盐碱化，由于对表土的破坏，使得草原自身的恢复能力大大降低。煤炭在开采、装卸和运输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细小的粉尘和固体颗粒物，会对矿区周边的空气造成污染。不断燃烧煤炭产生了大量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以及一些其他工业废气，pm2.5和烟尘排放量在近年都有明显上升。同时，煤炭的开采以及煤化工，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水，由于当地水资源有限，造成鄂尔多斯水位的不断下降。而且工厂排放的废水又会加速地表水和地下水体的污染，更加威胁到用水安全。
生态环境的破坏，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分析污染源来看，它们主要来自于那些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工业。与农业和服务业相比，工业在鄂尔多斯的产业结构占比中显得尤为突出。2014年，鄂尔多斯市三大产业比例为2.1：60.5：37.4，工业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其中以“三高”为代表的重工业又占据绝对优势，煤炭、电力、天然气这三大部门的规模以上企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高达70%以上。重工业部门是当地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传统经济模式下，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环境外部性。从投资结构来看，一二三产业投资占比为4.2：67.4：28.4，一三产业相对有所增长，但仍旧难以撼动工业的主导地位。政府为了让企业具有竞争力，往往给予政策扶持，比较典型的就是降低收取排污费，而政府对污染的治理停留在表面，这就导致治污的速度远赶不上排污的速度。这种片面追求GDp的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模式正是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木症结所在。
3环境经济政策存在的弊端
还未形成科学完备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目前我国仅构造了一个基础的环境经济政策框架，包括财政收支、环境税费、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环境金融等。除财政、环境税费发展相对完善外，其他几个方面还处于起步和试点阶段。环境经济政策的结构安排与分工，哪些是主要政策需要优先考虑，哪些是次要政策需要辅助执行，面对现实复杂的问题，如何打出科学、有效又迅速的政策“组合拳”，都需要在环境经济政策的不断发展中逐步明晰。
环境管理体制还不完善。在现有的环境管理体系中，环保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职责权限划分不清和互相博弈，是环境管理过程中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涉及鄂尔多斯市环保管理工作的机构主要包括环保局、税务局、发改委、国资委、财政局、农牧局、卫生局等。政府的各个部门虽有工作的分工，但多部门共同管理，必会出现多个执法主体，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工作协调难度大，宏观调控和监管效率不高，很容易出现越位管理、互相“踢皮球”、监管不力的现象。有些环保机构身份定位也存在模糊不清，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部分机构不仅为环保项目开展环评工作，同时还对环保项目建设实施审批，把原本归属于两个机构的职责范围，统归于一个部门。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存在脱节。长期以来，衡量一地区发展水平的唯一指标是GDp，在“以GDp为宗旨”的思想下，GDp的高低直接决定着领导干部的仕途。鄂尔多斯市部分地区为了完成既定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各项指标，不断增加对“三高”企业的投资，普遍秉承“先污染、后治理”的理念，优先建设主体工程，环保措施严重滞后，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压力和治理成本也在逐年提高。这主要是因为在官员政绩考核中，集中反映于GDp的各主要经济指标处于绝对优势，而环保工作处于次要地位，不受重视。官员政绩考核维度不全面，考核内容有限，尤其对环保工作的成绩考察没能和官员的政绩产生有效关联，激励效果不足。
4鄂尔多斯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
如今的生态环境问题，早已超过一区一域而成为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难题。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社会公平问题，而解决社会公平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展。制定科学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将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首先要进行体制改革，改变“政出多门”、各自为战的局面，统一交由环保部门管理；其次以市场经济为依托，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理念；最后加强监管，对违法单位或个人要严厉查处。
4.1明确各部门的管理职能
在环境管理过程屮，鄂尔多斯的各级政府都要对工作进行统一部署，明确划分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责，并设立统一的协调机构，及时掌握工作情况。整个管理体系中以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为主导，牵头协调其他部门的工作，其他协管部门处于辅助地位和补充地位。在管理范围上，环境问题的所有管理工作由主管部门来解决，本区域的工作由下辖分管部门解决，不得超过自己的职能区域行使权限。环境保护的监管工作由主管部门统一安排，分管部门要进行自我管理，主管部门要定期审核分管部门的工作，对监管不力的集体或个人进行问责。出台相应的环保法律法规，保障执法人员有法可依，对违法者追究法律责任。
4.2合理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环境经济政策能否有效实施，市场机制如何体现，关键在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二者关系的核心问题又在于政府的角色定位。环境经济政策要求政府改变过去大包大揽的做法，转而运用间接的宏观调控，综合运用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要求政府改革管理创新，有效释放市场活力，建立服务型政府，这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一致。环境经济政策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典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且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也体现了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要求。
4.3改变传统观念
鄂尔多斯要根据当地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不仅要加快促进传统产业升级，还要在培育产业新优势上下足功夫，特别是以节能环保、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输出基地、国家煤制燃料储备基地，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指出：不以GDp论英雄。要改变传统的政绩观念，不是说废除GDp考核，而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不仅要加强宣传教育扭转思想，还要在体制方面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首先，建立一个更加科学的指标体系。降低GDp考核的比重，加入单位GDp能耗和单位GDp产出的税收等指标，综合反映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环境保护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并将环保工作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中；再次，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的问责机制。对既定的环保政策和目标要予以坚定的贯彻执行，对执行不力的人员要严格追究其责任。
4.4创新公众参与机制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公众参与机制起步较晚，公众参与环境管理也仅仅是在政府的倡导下进行，参与人数较少，流于形式，而且广大群众缺乏参与意识和参与渠道。由宏观来看，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今后的主要动力，只有民众发扬“主人翁”精神，保障公众知情权，把个人利益融于集体利益，环境才能得到改善。鄂尔多斯市地方政府应该组织人员深入基层，建立公众参与试点，掀起示范效应。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在制定环保政策时，应事先充分调查民众意见，举办研讨会、听证会等形式，并在主要媒体平台进行数据公布和政策解读，这是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基本途径。同时大力发展环保的非政府组织，能充分集中民间力量，调动公众积极性，有效补充政府工作的不足。
5结论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事关少数民族地区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更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环境经济政策又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要内容，是非基本制度的改革，通过政策手段的主动调节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它符合人类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也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环境经济政策只是一种工具，它能否发挥预期的作用，关键还在于政府各部门、社会各阶层对环境重要性的判定，以及在环境管理过程中能否协调一致。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管理体制改革，乃至政府职能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社会文明转型中都是一个重要环节，在社会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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