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破坏的原因篇1
强度理论是判断材料在复杂应力状态下是否破坏的理论。材料在外力作用下有两种不同的破坏形式：一是在不发生显著塑性变形时的突然断裂，称为脆性破坏；二是因发生显著塑性变形而不能继续承载的破坏，称为塑性破坏。破坏的原因十分复杂。
破坏形式：材料在外力作用下有两种不同的破坏形式：
一是在不发生显著塑性变形时的突然断裂，称为脆性破坏。
二是因发生显著塑性变形而不能继续承载的破坏，称为塑性破坏。破坏的原因十分复杂。对于单向应力状态，由于可直接作拉伸或压缩试验，通常就用破坏载荷除以试样的横截面积而得到的极限应力（强度极限或屈服极限，见材料的力学性能）作为判断材料破坏的标准。但在二向应力状态下，材料内破坏点处的主应力σ1、σ2不为零；在三向应力状态的一般情况下，三个主应力σ1、σ2和σ3均不为零。不为零的应力分量有不同比例的无穷多个组合，不能用实验逐个确定。由于工程上的需要，两百多年来，人们对材料破坏的原因，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假说。但这些假说都只能被某些破坏试验所证实，而不能解释所有材料的破坏现象。这些假说统称强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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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破坏的原因篇2
第一条为加强本市环境监督管理，及时依法妥善地处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根据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市、区(县)环境保护局查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是指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以及因意外因素的影响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或生态遭到破坏，人体健康受到危害，社会经济与人民财产受到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突发性事件。
第四条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根据类型分为水污染事故、海洋污染事故、大气污染事故、噪声与振动危害事故、固体废物污染事故、农药与有毒化学品污染事故、放射性污染事故、生态破坏事故等。
第五条根据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程度分为四级：
(一)一般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凡符合下列情形者为一般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由于污染或破坏行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伍千元以上，两万元以下(含两万元)且对环境造成影响的。
(二)较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为较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1、由于污染或破坏行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两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含五万元)的；
2、人员发生中毒症状；
3、因环境污染引起厂群冲突；
4、对环境造成一定危害。
(三)重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为重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1、由于污染或破坏行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含十万元)的；
2、人员发生明显中毒症状、辐射伤害或可能导致伤残后果；
3、人群发生中毒症状；
4、因环境污染使社会安定受到影响；
5、对环境造成较大危害；
6、捕杀、砍伐国家二类、三类保护的野生动植物。
(四)特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为特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1、由于污染或破坏行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十万元以上；
2、人群发生明显中毒症状或辐射伤害；
3、人员中毒死亡；
4、因环境污染使当地经济、社会的正常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5、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
6、捕杀、砍伐国家一类保护的野生动植物。
第六条市、区(县)环境保护局成立“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处理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事故处理领导小组”)对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报告与处理实施统一领导。针对具体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市、区(县)环境保护局组成由相应的业务处(科)牵头的临时“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调查处理小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处理小组”)负责调查处理的具体工作。市环境保护局还成立由监理处牵头、监测中心和相关处室组成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调查小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小组”)负责对事故的初步调查并初步确定事故等级。
第二章管辖
第七条市环境保护局负责调查处理以下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一)重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二)特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三)跨区(县)或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交办的跨省市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四)对本市有重大影响的一般和较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第八条区(县)环境保护局负责调查处理以下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一)一般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二)较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三)市环境保护局交办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第九条市环境保护局在调查处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时，应当通知有关区(县)环境保护局参与调查。
第十条区(县)环境保护局发现查处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当立即移送有管辖权的环境保护局，后者不得拒绝或再自行移送。
第十一条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市环境保护局指定管辖。
第十二条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应由其他行政主管部门查处的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依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事故报告的受理与上报
第十三条区(县)环境保护局发现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或接到关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发生的报告后，应立即组成调查小组赴现场进行调查处理，对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等级作出认定，如属于市环境保护局管辖的应立即以电话或传真方式上报市环境保护局值班室(办)。
第十四条属市环境保护局负责调查处理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由市环境保护局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其中重大、特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还须向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报告。
属区(县)环境保护局负责调查处理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由区(县)环境保护局向区(县)人民政府和市环境保护局报告。
第十五条市环境保护局关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报告的受理和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上报的程序：
(一)市环境保护局值班室(办)负责受理关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报告。
其他处(室)工作人员接到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报告后，必须认真做好记录并立即通知局值班室(办)。
(二)局值班室(办)对受理的关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报告应认真登记，登记的内容为：
1、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报告时间，报告人及联络方式；
2、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发生地点；
3、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发生原因及情况；
4、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类型及波及的范围(初步)；
5、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危害；
6、应急处理情况。
(三)接到关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报告后，局值班室(办)应及时向办公室负责人报告，办公室负责人应立即向事故处理领导小组组长报告，同时报值班局长和主管局长。
(四)凡属重大或特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局办公室应根据局领导的批(指)示，及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并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发生6小时内上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办公厅值班室(速报)。报告内容为：
1、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发生时间；
2、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发生地点；
3、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发生原因；
4、造成的影响和后果；
5、波及的范围；
6、处理措施；
7、联系人，联络方式。
(五)在重大或特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处理过程中，局办公室应随时向市人民政府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上报调查处理的进展情况(确报)。
(六)重大或特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处理完毕后，局办公室应及时向市人民政府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报告(结果报)，报告内容为：
1、处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措施、过程和结果；
2、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潜在或间接的危害及社会影响；
3、处理后的遗留问题；
4、参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容；
5、出具有关危害与损失的证明文件等。
(七)局办公室在每月25日前将本市辖区内发生的重大或特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汇总后，上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值班室。
第(四)项、第(五)项可采用电话、电传、传真等方式报告；第(六)项应采用书面方式报告；
第(七)项可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报告。
第四章事故调查与处理
第十六条对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调查处理应当做到调查及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文书齐全。
第十七条事故调查处理小组应客观、科学、全面地收集调取与案件有关的各种证据和材料。调查人员询问当事人、证人，应当作好详细笔录，并由调查人员、被询问人员签名。被询问人员拒绝签名的，应当在笔录中说明情况，由调查人员和见证人签名或盖章。监测人员进行现场监测时，应按照有关要求和监测规范进行监测；并及时提供监测报告。调查人员进行现场勘验，应绘制有关示意图，勘验情况和结果应制作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并由调查人员及有关人员签名。
第十八条市环境保护局调查、处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程序。
(一)接到区(县)环境保护局关于重大或特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报告，局办公室根据事故处理领导小组的批示迅速组成事故调查处理小组，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事故现场进行调查处理。
接到其他单位(个人)关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报告，局办公室应根据事故领导小组的批示迅速通知事故调查小组立即赴事故现场取样监测，调查取证，初步确定事故等级，并同时通知有关区(县)环境保护局协助调查。事故调查小组调查完毕后，应立即将调查结果报局办公室。如属于市环境保护局管辖的按本条第(一)项的程序办理；如属于区(县)环境保护局管辖的由局办公室转有关区(县)环境保护局。
(二)事故调查处理小组，应在事故现场完成以下工作：
1、进行现场取样监测；
2、组织有关人员迅速采取措施控制污染与破坏事态发展，减轻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影响和危害；
3、查清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及重要原因；
4、查清污染与破坏事故的主要类型及程度；
5、查清人员伤亡及其抢救情况；
6、进一步确定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等级；
7、了解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解决的办法。
(三)调查结束后，事故调查处理小组应及时写出调查报告，根据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经法制处审核后，报事故处理领导小组审议，作出处理决定。
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应当对造成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单位(个人)给予行政处罚的，按照环境保护行政处罚程序办理。
(四)如果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属于由其他事故引发的次生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调查处理小组除执行本款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外，还应向负责主事故处理的主管部门提出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处理意见，并对其处理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九条区(县)环境保护局关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报告的受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上报及调查处理的程序应参照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的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并于本办法后30日内报市环境保护局备案。
生态破坏的原因篇3
［关键词］经济哲学；生态；危机；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B0；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6－0007－07一、厘清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的本质差异
从字面意思上讲，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日常生活，甚至是学术研究中，这两个概念经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其结果就是在对生态危机根源探讨中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因而厘清生态破坏与生态危机的区别，是理解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找出其解决途径的重要前提。
生态破坏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当人类作为相对独立于自然的存在出现时，生态破坏就已经开始。自然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至少在人类出现的几百万年前到近代之前，从自动调节的角度看生态系统是基本平衡的。只有在人出现后，生态破坏才开始出现，是伴随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而且，只有当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足以改变生态系统时，才会形成生态破坏。换言之，自然生态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而这种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度，在这个限度之内，人类活动只能影响而不能破坏生态平衡，当人类的力量超过了这个限度并持续强大时，对自然的持续改造就可能使自然生态系统偏离原来的平衡状态，从而造成生态破坏。
虽然生态破坏是贬义词，但其与中性的生态改造、甚至褒义的生态改善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在原有的自我调节的生态平衡之上，增加了人类的行为，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当然，从平衡到失衡，再从失衡到再平衡，这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调整过程。喜欢这一动态平衡调整结果的，就称之为生态改善，厌恶这一调整结果的，就称之为生态破坏。
即便我们不考虑那些因人们态度的不同，而对其究竟是生态改善还是生态破坏而有所争论的情况，即使是显而易见的生态破坏，也并不必然地对人类有害。由于生态破坏的本质是人的行为参与了生态系统的动态调整，那么这种人的行为就应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符合人的意愿，并且对人是有利的。
例如一个湖泊的生态系统。人类如果只是钓鱼，那么就是在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限度之内，就没有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如果人类在湖中大规模养殖鱼类且超过了自然生态的调节能力，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原有的生物种群数量就会减少，甚至原有的一些鱼类就可能会灭绝。这种将物种丰富的湖泊变成物种单一的养鱼池是明显的生态破坏。但是这种生态破坏的行为却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来源，也使从事养殖的渔民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收入。
然而，如果不仅在湖中养鱼，还在岸边设立工厂，向湖中排放污水，那么，就有可能毒害水中生物，使大量物种消亡，或者使湖水产生富养化而出现蓝藻等的泛滥，湖水变质、变臭、无法饮用等。这就不仅是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而且使新的生态平衡难以建立，或者对人类的生存产生了威胁。这种生态破坏，就达到了生态危机的程度。
生态危机并非简单的生态破坏、生态失调、环境恶化，而是指由于人的活动所引起的以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秩序紊乱为表征的生态系统乃至整个生物圈的结构与功能严重失调，以至生命维持系统濒临瓦解，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
生态危机是严重的生态破坏，其严重性在两方面体现出与普通的生态破坏存在质的差异，从生态破坏到生态危机已经不仅仅是量变，二者已经有了质的不同。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一方面是新的生态平衡难以建立，因而生态系统处于长期的失衡状态，或言之，对生态的破坏是持续性的，也正是因为破坏的持续性，才导致了失衡的长期性。严重性的另一方面是生态危机对人类有害而且足以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像生态破坏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对人类有利。
那么，既然生态危机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什么人类还要持续性地破坏生态呢？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就可发现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在更深层次的本质差异。
生态破坏是人的行为参与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调节过程，因而，生态破坏需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人与自然的范畴。而生态危机要解决的是人类在意识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受到威胁的条件下，依然持续地破坏生态的问题。显然，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作出这样的非理性选择，而只能归罪于集体的谬误，是人与人在互动过程中，由于合作机制的失灵而产生的集体非理性决策。因此，生态危机所关注的焦点，应该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集中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危机成为了人类自身范畴的问题。
二、对现行生态危机理论的批判
现行与生态危机有关的理论，主要从技术、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三个方面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然而，这些理论，或混淆概念，或以偏概全，均尚未找出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面对生态危机，最早最直接的反应是将其归因于技术的进步。若无技术的进步，人类的力量不可能强大到破坏自然生态，形成生态危机的程度。在没有形成人类力量的自我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期望于技术的进一步进步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在当代仍然流行，例如期望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技术的绿色革命等实现环境生态的改善。
但是早在100多年前，杰文斯就已经有力地批判了这种观点，其在《煤炭问题》［1］中论证说，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例如煤炭，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由于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反而扩大了对资源的需求。这后来被称为“杰文斯悖论”。杰文斯悖论在现代社会同样存在，例如电脑是可以节约纸张的，无纸化办公曾经是很多人的梦想，然而现实却是电脑方便了文档的修改和打印，反而大大增加了纸张的消耗。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杰文斯悖论的存在而否定节约资源消耗的技术进步的存在性，有些技术进步的确可以在更好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降低或减少资源的消耗。问题在于人类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某些节约资源的技术进步无法影响其他存在杰文斯悖论的技术进步，而只要这样的技术进步存在，就不可能通过技术进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实际上，技术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技术，提高技术固然就是提高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改造能力，也有可能在局部实现由生态破坏向生态改善的转变。但是在总体上，技术和属于人与人关系范畴的生态危机并无太大关系。对生态危机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技术。生态危机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对资源的投入产出关系，而在于人类在整体上形成对技术应用的理性决策。
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另一种认识是观念与文化。即认为只要改变了人们的错误认识与社会文化，生态危机就可以得到解决。当前不仅存在着“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绿色思维革命”等呼吁，在学术领域也有很多相关研究。例如罗马俱乐部创造人a・佩切伊认为：“人类创造了技术圈，入侵生物圈，进行过多的榨取，从而破坏了人类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因此人类如果想自救的话，只有进行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革命。［2］”再如国内的任永堂认为从文化与生态关系角度可以对文化的生态功能概括为：原始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无为型”文化；农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改造型”文化；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掠夺型”文化。现时代应该建构“生态协调型”文化［3］。
诚然，最初的生态破坏的确有观念与文化上的问题，改变观念与文化的确有助于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在这一认识中产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从根本上说，观念与文化决不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是简单地将集体理性混同于个体理性的认识，也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认识。首先，将生态危机归结为观念与文化无法解释在多元文化存在的当代社会，生态危机的全球普遍性。也无法解释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意识普遍觉醒的时代，环境污染和破坏只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落后国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并未得到解决的客观现实。其次，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的进步同样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伴随着人类力量的日益强大与生态破坏的日益加剧，对生态危机的恐惧必然产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形成普遍的环境保护意识。再次，普遍的绿色思维、尊重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与文化并不必然地形成可以导致生态危机逆转的人类行为。当然，没有这种观念与文化，生态危机只能无限恶化，但是这种观念与文化只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即便是普遍的绿色思维，也依然属于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在所有人都希望改善生态环境的条件下，缺少合理的决策机制，也未必能形成集体一致的改善生态环境的决策。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与将其归结为技术一样是犯了混淆生态破坏与生态危机概念的错误。
与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类似，还有一种生态政治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生态危机离开政治的参与，不被组织在政治框架内，问题本身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因此需要把生态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这一观点促成了把生态危机问题纳入到全球战略规划、政府决策、法制法规、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等呼吁和努力。
从生态危机的解决离不开政治参与的角度，这一观点并无不妥，并且在现实中也促成了各国环境保护法律的颁行和国际环保的合作等。而且这一观点与之前的观点相比，没有混淆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的概念，属于在人与人的关系范畴内的讨论。但是，如果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政治因素则显然忽视了生态危机自身发展的规律，依靠政治力量解决生态危机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完全实现，在逻辑上也陷入了外因决定论的窠臼。政府只是生态危机众多利益相关者中的一员，政治力量只是影响环境力量中的一种，而且政治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政治可以改善或恶化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也会影响政治力量的走向。而且，政治力量只是生态环境的利益相关者之一。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上，政治力量更多地是扮演着破坏生态环境的资源利用者与期望生态环境改善的民众之间的协调人的角色。抛开另外两种更重要的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而只谈政治力量，显然有失偏颇。
在全球范围，即便有《京都议定书》之类的国际环境保护公约，其对各国的约束显然不足。国际的政策协调需要各国利益导向的支撑，缺乏各国一致性的利益支撑，不仅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协议难以达成，已经达成的协议也难以落实。这也就不难理解《京都议定书》执行的意义和效果为何并不显著，而且即使《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各项目标能够实现，与稳定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仍相距甚远。在中国，1984年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此后先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环境法律，确定环境影响评价、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污染物总量控制等环境管理制度。然而中国的环境恶化依然难以扭转，最近的雾霾更引起了全球关注。究其原因，政治力量制定法律是一回事，而法律的贯彻实施则是另一回事。任何法律的实施都是人来完成的，因此法律只有符合利益相关人的诉求才会被认真地贯彻实施。显然，在破坏环境可以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条件下，环保的法律被认真贯彻实施是不可想象的。
说到底，生态危机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威胁到了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在从技术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之后，从经济层面寻求生态危机的根源成为当前最流行的研究方向。在这一方向的研究观点并不统一，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崇尚市场力量的观点认为包含生态环境的资本化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严厉地批判了资本化，认为资本逻辑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危机理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最核心组成部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的一种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他们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应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的互相作用中，认为正是资本、资本逻辑、资本制度导致了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理论从资本的本质属性出发，认为资本的效用原则属性是把一切都变成有用的体系，这当然也包括把自然生态环境也当成有用的工具；资本的增殖原则属性则使资本对无限增殖的追求，导致资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利用是无限制无止境的。因此在资本逻辑下，生态危机成为一个必然的过程。生态危机理论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资本导致生态危机的过程。其中对技术使用方面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析与其他理论相比并无新意，而对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方面的分析则极大地深化了对生态危机本质的认识。高兹认为，在追求利润这一动机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势，因此，资本家不可能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把降低生产成本看得比生态平衡更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4］。阿格尔在给出异化消费概念“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5］”的同时，指出为解决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力图诱使人们把追求消费作为最大的需要和真正的满足。这种异化消费的无限扩大导致了对资源的无限索取，这是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更进一步，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会使其发展道路发生逆转的，就是说它不会改变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而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许多方面从短期看也是如此）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6］”
生态危机理论揭示了产生生态危机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而且由于其逻辑上的缺陷也使得其结论显得不切实际。首先，自然生态环境的有用性本身就应该可以限制生态危机的产生。既然资本将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那么生态破坏达到生态危机的程度，自然生态环境就丧失了其有用性，这同样不符合资本的本质属性。因此资本内在地存在着一种避免生态过度破坏到生态危机程度的自我限制机制。其次，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也不是主导一切的力量，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对资本逻辑的限制力量。政府、公众、社会团体，乃至法律、社会舆论都可以形成对资本破坏生态环境的限制。第三，资本逻辑并非惟一破坏生态环境的因素。资本逻辑只是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中的一种。实际上，只要存在着人类通过生产改造自然的过程，生态破坏甚至生态危机就有可能发生。玛雅文明、楼兰古国等等一些古代文明的陨落就是由于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系统崩溃［7］。第四，当代社会现实并未展现生态危机与资本制度之间的关系。生态危机并非只出现于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地，生态危机体现出与各国发达程度的高度相关：发达国家包括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生态环境都普遍较好，而发展中国家则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生态问题的形势都更为严峻。尤其是那些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国家或者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经济都正处于迅速腾飞的阶段。
支持市场化观点的理论来源于科斯定理。认为通过更彻底的市场化与资本化可以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泛化了科斯定理的使用。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了科斯定理，并用一个污染企业的例子加以说明。科斯定理认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清晰的产权可以达成市场的最优化结果。当然，生态问题并不是科斯研究的重点，其所谓的由产权界定而达成的市场化最优结果也并未包含生态环境的改善。在这方面科斯有明确的表述：“如果我们确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8］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与产权界定不清晰，从而导致对包含生态环境的社会成本的滥用，而只要界定清楚了排污权的归属，通过市场交易，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就必然由无约束的社会成本转化为有约束的私人成本，从而限制污染的排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正是在这一逻辑的基础上，一些环境学家与经济学家大力呼吁要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更加充分地把生态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以此来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其最著名的口号就是“把自然市场化、资本化”，“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
就这一逻辑本身而言，一些生态危机理论对其的批评并不成立。例如福斯特将市场化、资本化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逻辑，称为“建立在环境能够并应当成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这一信念基础之上的乌托邦神话”。市场体系具有自我调节机制是公认的事实，而科斯定理也展现了包含生态环境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运行机理。福斯特的批评过于武断。而其他大多数对市场化与资本化观点的批驳更停留于技术与价值层面，即认为技术上难以用货币量化生态环境的价值，或强调生态环境的道德价值远高于企业产品，或认为污染的扩散效应导致污染权的界定根本无法进行。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批评也禁不住推敲，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基础上，市场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生态环境的货币价值是不需要技术去量化的，而市场所形成的最终结果即便包括了对环境的破坏，其破坏程度也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通过市场所共同确定的，在道德上并无不妥。
实际上，通过市场化与资本化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的确过于理想化。例如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即便在理论上可行，在现实中也无法操作。更重要的是，产权界定清晰的市场虽然要比产权界定不清晰的市场更能约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是，这种市场约束的力量一定可以强大到避免生态危机的发生吗？对这一疑问，该观点并未能给出任何解释。
三、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在于共同富裕
生态破坏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必然结果。虽然也存在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善，但是从总体上讲，人类改造自然是一个先生态破坏，再生态改善的过程。生态破坏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类行为参与生态系统动态平衡调节的必然过程。但生态破坏并不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生态环境的走向，取决于人类整体在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之间所作出的集体决策。
然而，一般来讲，破坏生态环境往往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否则不会有人愿意去破坏生态环境），而改善生态环境则往往会消耗经济资源（如果改善生态环境可以普遍地产生经济价值，生态危机就不会出现）。在现代社会，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几乎不会有人认为生态危机是无关紧要的，不会有人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在持续地破坏生态环境可以产生巨大经济价值的条件下，人类在整体上面临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选择时，却大多会形成非理性的集体决策，选择经济价值而放弃生态价值，最终导致生态危机。这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所在。而生态危机的现实存在，也反证了人类集体决策的非理性。
进一步分析这种集体决策非理性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人类集体决策机制中，缺乏对生态破坏的有力约束，因而无法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集体的理性决策。
在集体理性与如何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问题上，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以奥尔森为代表，他认为“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去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9］。唯一可以不受这一集体行动困境限制的情况是集团的规模足够小：小到即使单个成员购买全部的公共物品，也能使个人收益大于成本；小到“搭便车”行为可以被很容易地察觉并受到谴责。
另一种观点以帕特南为代表，他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要素是集体行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而这种信任关系有利于集体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行为。正是因此，他认为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捷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资本”［10］。
本文无意去分析这两种观点的分歧与对立，无论是规模的限制还是社会资本的制约，二者在逻辑实质上是一致的，即均认为只有建立了集团内部对个体行为的激励约束机制，才可能实现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一致。这种逻辑在实质上与科斯定理的产权界定也是一致的。因此，上述理论都表明，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就不可能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集体的理性决策。
究其实质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而导致的个体理性无法转化为集体理性的集体行动。然而，借助集体决策理论的分析逻辑虽然可以找到生态危机的根源，这些理论却并未给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以奥尔森为代表的集团规模限制、以帕特南为代表的社会资本、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界定等莫不如此。
首先，作为普遍性社会问题的生态危机，其利益相关者必然是大量的人群，因此奥尔森的对集体规模的限制并不适用。其次，按照社会资本的观点，社会资本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发展出民主政治，并由此解决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不一致的矛盾。但从历史与现实看各国生态危机的严重程度与其是否为民主政治并无相关关系。因此，虽然社会资本的发展的确有利于形成集体一致的行为，但还不足以形成阻止生态危机的足够约束。最后，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只是形成集体决策中对生态危机约束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产权界定有利于强化资本的自我约束机制，但是这种约束机制是不充分的，不足以形成对生态危机的足够约束。
资本的本质属性揭示了资本既会将自然生态环境作为有用的工具，也会在自然生态环境面临危机而变成无用甚至有害时转变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甚至改善。然而这一自我约束机制的前提就是自然生态环境的资本化，即通过清晰的产权界定，将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为私人成本。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然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是避免生态危机的一个必要条件。
然而与社会资本类似，通过界定产权而进行更彻底的市场化与资本化虽然有利于集体一致的产生，但同样其约束力度不足以阻止生态危机的产生。自然生态环境的资本化必然导自然生态环境价值的市场化，也即通俗意义上的排污权交易。也正是排污权的交易过程形成了对资本逻辑的外在约束。那么只有排污权的定价足够高，才可能阻止生态危机的发生（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都可能同时存在）。而生态危机之所以会产生，就在于这种外在约束的无力。也正是这种外在约束的无力导致了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的个体理性无法形成一致性的集体理性，经济价值被过度重视，而自然生态环境价值则被过度忽视。因此，对排污权的定价偏低，才是导致资本逻辑的外在约束难以与内在约束共同发生作用，难以阻止产生生态危机的关键。
为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有必要对前述讨论作以梳理。生态危机的原因在于无法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集体理性决策，而深层次根源则是集体决策机制中缺乏对生态危机足够有力的约束。
要解决生态危机，就要在实现个体理性的前提下实现集体理性。具体来说，第一就是要实现个体理性，即形成生态环境价值的普遍共识，这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第二就是要对生态环境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这是形成集体决策机制中约束机制的一个前提，这正在逐步地变为现实；第三就应该使排污权的市场定价足够高，这才能形成对生态危机的约束足够有力，这目前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有两个层次的集体决策：第一个层次是排污企业、被污染公众、政治力量与社会团体所形成的集体决策。其中对生态环境价值的宣传主要由社会团体完成，对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主要由政治力量进行，而排污权的价格则是在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的市场博弈中产生。第二个层次则是被污染公众的集体决策。这一层次集体决策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问题会随着国家法制、公共管理、社会团体的发展与产权界定的进行而自然得到解决。下面着重分析第一层次的集体决策。
在个体理性与产权界定得到解决的条件下，生态环境的市场化价格的扭曲成为第一个层次集体决策的关键。而定价的扭曲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扭曲导致的不同群体的价值诉求不同。产权的界定形成了人与人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但是财富的过大差距依然导致了人与人在事实意义上的不平等，从而导致了在价值诉求上的差异。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污染企业，其诉求完全是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只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条件下作为成本计入经济价值。而作为博弈另一方的被污染公众，则同时具备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两种诉求，即一方面希望增加收入，这包括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排污权交易所得，另一方面也期望生态环境的改善。
生态环境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总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改变、就业机会的增加、工资与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等经济价值相关联。而生态危机则正是由于对经济价值的过度重视而导致的对生态环境无节制的破坏。形成自然生态环境的市场定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污染企业与每一个被污染公众分别协商定价，另一种是所有被污染公众形成一致性意见后与污染企业进行协商定价。无论哪种定价方式，都需要被污染公众具备强烈的生态环境诉求，即被污染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诉求必须要强于对经济利益的诉求，自然生态环境的定价才有可能达到阻止生态危机产生的价格水平。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首先要吃。生存权是人的第一诉求，只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其他需求才会得以突显。虽然舍生取义在个体行为上是可能的，在现实中也的确存在少数在经济条件不好时依然强烈要求保护生态环境的个人。但是对于人类群体，这种行为则是不可想象的。
资本外在约束机制中的被污染公众恰恰是人所形成的群体，因此在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经济利益必然成为被污染公众的首要诉求。即便在自然生态环境的产权被清晰界定的条件下，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在财富上的过大差距也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价值与经济价值市场交换的扭曲。污染企业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污染的权力，生态危机难以避免。而只有在被污染公众的基本经济诉求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也即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前提下，被污染公众才会将生态价值置于经济价值之上，在生态环境的市场化定价中要求的价格才会足以阻止污染企业无节制的生态破坏，避免生态危机。而且在已经出现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也可以达成共同承担环境改善成本的集体一致性决策。
上述分析虽然是以资本逻辑对生态的破坏为例进行的，但是适用于任何人类的生产组织形式。因为只要存在着对自然改造的人类生产，就存在着生态被破坏地区的公众对生产过程的制约，这一诉求的强度取决于公众对生态环境诉求的强度，而这又进一步取决于公众的经济基础状况。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往往处于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因为只有在这一阶段，贫富差距才最为显著。而一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了贫富差距的缓解，被污染公众的财富积累使得其不再将经济利益作为其首要的诉求，生态环境就会得到改善。
这同样可以解释当前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正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过大，发展中国家才愿意接受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国际转移，才难以实现污染排放的减少。只有当发展中国家也实现了经济上的富裕，生态环境的改善才会成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导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才会得以避免。
参考文献：
［1］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煤炭问题．
［2］余谋昌，王兴成．全球研究及其哲学思考――“地球村工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3］任永堂．人类文化的绿色革命［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1．
［4］andreGorz．ecologyaspolitics［J］．Southendpress，1980，（5）．
［5］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6］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7］于冰沁，王向荣．浅析古文明的兴衰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9）
［8］科斯．社会成本问题［J］．法律与经济学杂志，1960，（3）．
生态破坏的原因篇4
关键词：状态设计法；沥青路面；弯沉；标准
沥青路面是我国使用较多的一种路面，但是公路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遭到破坏，会发生弯沉的变化。沥青路面的设计方法、设计标准也是多种多样，我国的沥青路面设计方法是破坏状态设计法，这个方法的设计指标是路面的弯沉，但是这个方法将设计状态与破坏状态的概念相混淆，给工程最后的验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针对这种设计方法的不足，本文主要系统的讲述一下在破坏状态设计法下的沥青路面弯沉设计标准。
1路面破坏状态的划分
路面的破坏的主要原因是由车的荷载和环境共同作用产生的，路面在刚开始出现破坏时，它的使用功能会随着路面的使用而渐渐的失效，但是不会马上就不能使用，路面在完全失效前有一个临界状态，一旦突破这个临界状态，路面就完全不能使用了。在路面刚开始遭到破坏与临界状态之间的状态，我们称之为破坏状态。
路面的破坏程度划分
检测点附近路面破坏状态划分
路面破坏程度的不同，公路的等级也不一样。破坏状态设计法需要设计师能够详细的了解路面的破坏情况以及路面的结构，这需要采集大量的样本。我们把路面的破坏程度分为三类，即开始破坏状态、破坏状态、临界破坏状态，分别用大写英文写字母a、B、C来表示。为了详细的了解到路面的检测结果，我们将检测点附近的破坏情况也分为三类，即在检测点附近无破坏、检测点附近路面受破坏区影响、检测点附近被破坏，这三种状态我们分别用小写字母a、b、c来表示。我们分别用两幅图来表示。
2路面弯沉变化规律以及沥青路面弯沉设计标准
为了解决各地弯沉标准的不同而导致的各地公路破坏程度的不同，我们根据各地的路面弯沉收集情况，来设计一个全新的弯沉设计标准。路面的弯沉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综合导致的。路面所用的材料、环境温度、交通等都是造成路面弯沉的原因。为了排除一些其他因素的作用，能够抓住问题，我们以天气恶劣的季节和20℃温度为路面弯沉测试的标准状态，非标准状态下的测试结果我们用数学公式进行修正。我们以沥青路面完工后的第一年在标准状态下测试的弯沉l0为参考值，完工后的第n年测得的弯沉ln与l0之比为相对弯沉lτ，即
lτ=ln/l0（1）
通过处理后，只要检测环境相同，不同路面的检测结果都可以进行比较。对于偏差大于三倍的均方差的异常点，计算方法为所测得的弯沉值加上两倍的均方差，以此作为路面的弯沉值ln，即
ln=ln+2σn（2）
ln是弯沉的平均值，σn代表均方差。
通过对一段沥青路面历年的调查，经过统计分析，可看出相对弯沉值的变化情况，将各个路面的弯沉值取平均值，以此作为弯沉值的特征值，可得到如下图形：
我们采用逐次逼近法对每年的相对弯沉特征值进行曲线拟合，选择一个与弯沉特征值的变化相似的数学函数，使得拟合结果与特征值无限接近，以此可得到沥青路面的相对弯沉变化的规律：
（3）
其中，n为路面的寿命。
通过统计结果，我们看可以看出路面完工的第一年测得的弯沉值与路面的临界弯沉值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我们可以将第一年的弯沉值当做临界值，从而将设计指标以验收结果相统一，所以，路面设计的弯沉值ld为
ld=lR/an（4）
其中，ld为设计弯沉，an为弯沉的增长系数。
我们考虑到一些特殊的因素，所以我们将弯沉的增长系数an取为f（4）=1.2。将容许弯沉比上弯沉的增长系数1.2，这样就可以得到以弯沉为指标的路面设计标准
ld=600ne-0.2acasab（5）
对于高速公路而言，一般设计时的使用寿命为15～20年，这时f（n）=1.36，式（5）中的系数为530，所以可以将弯沉修正设计为
ld=530ne-0.2acasab（6）
其中ab为基层类型系数。
3结语
沥青路面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要根据路面的使用寿面来设计路面可承受的最大的弯沉值，路面的设计工作对于国家的发展非常的重要，对于路面的弯沉指标在公路使用过程中的破坏规律，我们还需要不断的进行探索，完善沥青路面的设计工作使我们需要不断努力的工作。
参考文献
[1]郑健龙.基于状态设计法的沥青路面弯沉设计标准[J].中国公路学报，2012（04）：3-8.
[2]王旭东.沥青路面弯沉指标的探讨[J].公路交通科技，2015（01）：2-5.
生态破坏的原因篇5
关键词：煤矿区生态破坏治理方法发展趋势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国，煤炭生产和消费约占一次能源总量的68%，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煤炭矿区发展长期处于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之中[1]，随着煤炭开发规模和强度的增加，这种生态环境压力不仅阻碍煤炭行业的自身发展，同时也影响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破坏是煤矿区独特的生态环境问题，是矿区生态环境压力的主要根源，是由非生物环境均衡的破坏引起的。本文分析了造成煤矿区生态环境破坏非生物影响因素，并比较了当前煤矿区生态环境破坏的防治措施，得出了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矿区生态环境破坏非生物影响因素分析
煤炭开采改变了地应力，造成上覆岩层垮落，波及地表，破坏了矿区生态环境非生物因素，以物理性变化为主，主要包括：土地损害、水均衡破坏和地质灾害。
1.土地损害
（1）占用破坏土地
占用和破坏土地是煤矿区生态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主井、副井、办公区和生活区的建设用地，煤矸石压占土地；塌陷区及矿山地质灾害破坏大量土地，我国因采煤导致的采空塌陷面积达2.2万hm2[2]，深陷区面积达40万hm2[3]。
（2）水土流失与土地沙漠化
采煤引起的水土流失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采煤破坏了植被和山坡土体，土地水土失去保持的基础，极易造成矿区水土流失；二是岩层内部产生裂隙，含水岩层遭到破坏，地下水位降低及地表变形，地表径流改变或截断，土壤水分流失，发生土地沙漠化。
（3）土壤肥力降低
土壤肥力包括土壤水分、孔隙度、热量三大因素。采煤通过影响土壤水分和孔隙度降低土壤肥力。土壤水分来自浅层地下水和大气降水，直接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对土壤动物和微生物的影响也很明显。
2.水均衡破坏
矿区水均衡的破坏是由于地应力的变化而引起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变化。
（1）影响地表水
采煤对地表水的影响反映在袭夺河川基流上，当采煤矿井低于当地河底高程时，由于地表变形，基流不再排向河流；在地表汇流过程中，采空区上覆岩层的裂隙带贯通到河底时，大量地表径流通过裂缝漏入矿井，地表径流明显变小；矿坑水直接排入河流，使得河道两侧浅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2）对地下水的影响
煤炭开采造成地应力变化，采空区上覆岩层垮落，裂隙导入地下含水岩层后，地下水系发生破坏，打破矿区水均衡，可能造成煤矿突水；由于矿井疏干排水，导致大面积区域性地下水位下降，造成大面积疏干漏斗、泉水干枯、河水断流、地表水入渗或经塌陷地灌入地下，使原来用井泉或地表水作为工农业供水的地区发生水荒。
3.地质灾害
采煤引起的地质灾害主要表现形式有：滑坡坍塌、崩塌等。
采煤能够引起地表应力变化，诱发滑坡和坍塌，是山区地表移动中最为严重的一种非连续滑动破坏，是诱发泥石流的因素之一。滑塌堆积土质松懈，埋压地表植被，研究证明滑坡掩埋对地表森林植被的损害程度达60%-70%[5]；对于井田内陡峭的山体，采煤引起的地表塌陷可能使原本稳定的山体发生崩塌，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二、防治对策现状
1.治理措施――土地复垦
矿区土地复垦对象主要是塌陷土地以及被煤矸石、粉煤灰压占后污染的土地，根据已经产生的地面塌陷程度，因地制宜，做好塌陷区的土地复垦工作。主要措施有：充填强排法、疏干排水法和挖深垫浅法。
当沉陷区外河水位高于沉陷区地表标高的情形时，应采取充填方法复垦，或采用强排法排除沉陷区积水而恢复耕种；当外河水位低于沉陷区地面标高时，可在沉陷区内建立合理的疏排水系统，通过自排方式排除沉陷区地表积水，恢复土地的耕种，疏排法复垦技术的关键就是疏排水方案的选择及排水系统的设计。
挖深垫浅复垦技术是运用机械或人工方法，将局部积水或季节性积水沉陷区、下沉较大区域挖深，以适合养鱼、栽藕或蓄水灌溉，用挖出的泥土垫高开采下沉较小地区，使其形成水田或旱田。这种方法利用开采沉陷形成积水的有利条件，把沉陷前单纯种植型农业，变成了种植、养殖相结合的生态农业，其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十分显著[4]。
2.采用煤矿减沉开采技术
（1）条带法开采
条带开采采用采一条留一条的采煤方法，使留下的煤柱能够承受上覆岩层全部荷载，使地表发生轻级、均匀移动与变形。条带法开采的适用条件比较广泛，特别是在煤层上覆岩层中有坚硬厚岩层、煤层底板岩层也较坚硬时，这种效果更加明显[5]，但是这种采煤方法的煤炭采出率较低。
（2）协调开采方法
由于推进中的工作面上方地表前后分别为拉伸和压缩变形区，因此通过合理布置推进方向上的工作面及协调开采顺序，可以抵消一部分地表变形，处于下沉盆地中间区或压缩变形区的保护对象只承受动态变形以及最终的均匀下沉，而不承受最终的拉伸变形，可有效减少地表变形对土地的损害。峰峰矿务局采用该技术成功开采了辛寺庄下压煤，丰城八一煤矿采用该技术减小了地表变形[5]。
三、防治对策发展趋势
1.煤矿开采多目标动态规划
煤矿开采是牵涉到资源、环境、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并处于动态发展变化中的复杂工程，应利用多目标动态规划原理[6]，把煤炭开采与生态环境保护及治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进行整体规划和长远设计，并实施动态管理。
根据环保“三同时”制度，对正在开采或将要开采的矿区，在矿井选址和设计阶段，综合分析和考虑与煤炭开采有关的矿区环境信息；在煤炭开采阶段，保证有效实施设计方案，从源头上优化矿区生态环境。
2.引入新理论与技术，优化防治措施
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结合GiS、RS、GpS等高科技技术，多角度、多侧面对矿区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评价、修复和治理。对修复技术进行设计开发时，树立“以废治废”的思想，将治理与利用相结合。
3.加强矿区生态工程研究
由于矿区非生物因素均衡破坏是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部分，且影响因素复杂，必须组织专门人员开展矿区生态工程、生态重建实用技术和矿区生态保护与重建协调机制研究等。必要时建立矿区生态工程示范基地。
四、结论
生态环境破坏是煤矿区独特的生态环境问题，是由地应力的重新分布引起的。土地复垦和煤炭减沉开采技术是防治生态破坏的主要措施，经过分析各种防治措施的适用条件及优缺点，提出了运用新理论、新学科、新技术，利用多目标动态规划原理，优化选择煤矿区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并在必要时可建立生态工程示范基地。
参考文献：
[1]耿殿明,姜福兴.我国煤炭矿区生态环境问题分析[J].煤矿环境保护,2002（6）.
[2]丁志平.煤炭开发对环境的破坏与治理[J].资源与产业,2006(2).
[3]耿海清.大型煤矿项目建设环境管理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J].中国煤炭，2008(6).
[4]肖兴国,王志宏.煤炭资源开发对土地破坏及土地复垦之研究[J].露天矿采煤技术,2001(4).
[5]梁洪有、陈俊杰.煤矿开采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及对策研究[J].煤炭技术，2006(6).
生态破坏的原因篇6
关键词：路域生态学，生态环境影响，公路建设
1引言
近几年我国公路里程快速增长，安全设施逐渐完善，设计建造能力不断提高，公路建设成果显著，极大地促进了交通运输业发展，为经济建设和民众出行做出了应有贡献。现阶段道路建设与运营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系统产生了干扰和破坏，其中对生态敏感和脆弱区域影响更大。本文详细分析了公路建设运营对路域内生态环境的影响，为提出相应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2路域生态环境影响
2.1自然环境影响
2.1.1地形地貌
路基填挖会极大地破坏原有地形地貌，使边坡且色彩、纹理及外形与周围景观极不协调，同时还会诱发滑坡坍塌等地质灾害，如图1所示。取弃土场也会极大地改变路侧原有地形地貌，进而产生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及栖息地丧失等生态问题。
图1路基填挖对地形地貌及自然植被的破坏
2.1.2土壤
公路建设运营对土壤的影响主要是水土流失及土壤污染，现对其成因、分类及分布等进行具体分析。
公路建设过程中由于路基填挖、取土采石、弃土弃渣等建设活动，使原有植被受到破坏，水土保持能力降低，造成公路沿线水土流失加剧，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边坡、路基、路侧及取弃土场等受道路建设影响区域，如图1所示。公路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形式主要为水蚀和风蚀。
道路建成后如能及时恢复植被，可减轻水土流失严重程度，但道路营运阶段产生的污染影响时间一般很长，如橡胶、油污、重金属、融雪剂等对路侧土壤产生污染。有研究者对地处岩溶地区国道的多个路段进行试验，在距离公路不同距离处采集土壤样品，测定土壤中Cu、pb、Cd等重金属元素的含量。结果表明，岩溶地区公路两侧土壤中的Cu、pb、Cd等重金属元素含量在公路运行之后显著增加，其中土壤受Cd元素的污染最严重，重金属污染影响范围一般距公路80～100m[1]。
2.1.3河流水系
公路建设运营对河流水系的影响主要包括水质污染与水系连通性改变两方面。公路排水系统会将携带各种污染物的雨水排入路域水系中，污染河流溪水甚至地下水。以氯化钠融冰剂为例，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地区使用过除冰盐，致使安大略湖伊朗德阔伊特湾的氯化物浓度从1910年至1969之间增加了10倍[2]。
水生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对于生物繁殖、能量流及物质流极为关键。如图2a）所示，水系连通性主要包括如下四方面：①上游与下游连通；②河流与河岸连通；③河流与地下水系连通；④河流与植被群落连通。如图2b）所示，道路建设后水系连通性受到了极大的干扰与破坏。桥梁建设后会影响河流上下游连通性，阻碍水生生物洄游及物质流动；道路若沿河布线则可能破坏河边湿地或漫滩，影响其与河流之间的连通性，使蓄洪能力降低，水源交流受阻；道路若设置沿河路堤挡墙，则可能阻碍对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连通性，造成河流与地下水连通受阻；道路建设往往会破坏岸边植被，使植被与河流的相互调节作用降低或消失。
图2公路建设前后河流水系连通性对比
2.2路域植被影响
公路对路域植被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发生在道路建设时期，如路基开挖对植被的破坏。公路对路域内植被的间接影响有外来物种入侵、道路污染物、水土流失、景观破碎化、局部小气候变化等，具有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观测评价难度高等特点。现从外来物种角度具体分析道路建设运营对路域植被的影响。
外来物种是指那些出现在其过去或现在的自然分布范围及扩散潜力以外的物种、亚种或以下的分类单元，包括其所有可能存活、继而繁殖的部分、配子或繁殖体。公路建设破坏原有自然植被造成土壤等问题，为外来物种入侵创造了机会。公路外来物种入侵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首先可通过人为道路绿化引入外来物种；其次可通过行人、车辆等无意识携带传播。
外来物种一旦入侵，可沿公路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传播，进一步破坏原有生态系统平衡。如图3所示，一项对新西兰某条道路两边外来物种的调查发现：道路路肩、边沟及边沟缓坡处生长的外来物种的种数比本地物种多；边沟外侧外来物种与本地物种的种数基本相当；外来物种路侧分布较平均，本地物种多样性随着离路距离增加而提高[2]。
图3路侧本地物种及外来物种分布
外来物种侵入公路路侧区域，若环境适宜则其种群会迅速繁殖，并逐渐发展成为当地新的"优势种"，占据大量空间、水分及阳光，加速本地物种灭绝，严重威胁生态安全。
2.3路域动物影响
2.3.1道路致死
道路致死是指除捕食和疾病等自然原因外，由道路建设运营相关因素引起的动物死亡。随着路网密度的不断增加，野生动物道路致死已经成为威胁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道路致死一般发生在动物由于捕食、繁殖、迁徙等需要横穿或者沿道路运动过程中。相关研究表明，道路致死率与车速、交通量、动物习性及道路选线等因素相关。
2.3.2栖息地
野生动物由于捕食或繁殖等需要在几个栖息地之间迁徙，道路建设会分隔甚至破坏这些栖息地，使动物活动受到严重影响。如图4所示为道路建设前后栖息地不同状态，由此可分析道路对野生动物的阻隔效应。道路建成后物种a由于道路阻隔效应，很难甚至无法到达繁殖地③，使该物种繁殖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面临灭绝危险；栖息地⑤被分割成两个区域，致使道路两侧物种B基因交流受阻，遗传多样性降低，可能形成两个亚种B1和B2；公路建设使野生动物栖息地②完全消失，栖息地④面积减少，迫使野生动物寻找新栖息地。
图4道路建设前后栖息地对比
3结论
（1）公路建设路基填挖等活动会局部改变路域内地形地貌，引起土壤水土流失，干扰自然水系连通；公路运营期间车辆产生的各类污染物会造成土壤污染、水质污染、空气污染等。
（2）公路对路域内植被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外来物种生命力强，繁殖快，占据大量物质能量，造成原有植被群落退化，破坏原有生态平衡。
（3）公路建设运营对动物影响包括道路致死、栖息地丧失、阻隔效应等，造成动物种群数量减少、遗传多样性下降甚至物种灭绝。
参考文献：
[1]毛文碧，段昌群，等.公路路域生态学[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9：103，135.
[2]Richardt.t.Forman著，李泰安，安黎哲译.道路生态学--科学与解决方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79，193.
[3]刘茂松，张明娟.景观生态学--原理与方法[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生态破坏的原因篇7
农业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生态资源总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决定性因素。生态资源总量包括耕地、森林、草地、光照以及水资源等。农业经济活动的进行也是以这些资源为基础的。生态资源总量越丰富，农业生态环境越优越，可承载的污染破坏强度越大，对于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越高，但不排除经济发展方面的诸多因素带来的影响。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高科技的手段和方法在农业耕作和养殖中的不断使用，导致农业生态环境从根本上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例如，化肥会降低土壤肥力，破坏土壤成分，如果施用过量还会引起大气环境的变化，直接威胁人类生存。目前已经明确的许多世界性的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施用化肥有密切关联。以臭气层为例，因为氮肥施入土壤后，通过nH3挥发和反硝化过程形成no2或no，no2会在平流层中参与重要的大气反应而消耗臭氧，使臭氧层遭到破坏。
在社会经济发展初期，农业生态环境多处于原生态阶段，几乎没有遭到污染和破坏。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人类的经济活动不断向生态环境靠近。种植、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机械农具的普及推广，化肥农药的不断使用，给农业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通常来讲，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一个地区农业经济越发达，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越低;农业经济越落后，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越高。在应对农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上，相关部门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一方面体现在环境污染治理资金的投入上，另一方面，水土流失治理、自然保护区建设、森林病虫鼠害防治、林业建设等方面也是保护的重点内容。随着人们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农业生态环境质量会有所改善。
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全面性是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最根本原则。必须将所有能够反映指标特性的因素考虑周全，才有可能得出科学的评价结果。在进行农业生态环境评价时，必须选择合适的切入点，适当对指标进行分类与筛选。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是一个涉及自然资源条件、环境破坏与保护以及农业生产等多因素的复杂系统，其自身具备的系统性就决定了在对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时要分层次进行，不能仅从单一层面和单一因素进行分析。指标体系设计时也要遵循从宏观到微观的过渡性原则，体现各层次指标之间既独立又关联的特点。
一致性原则主要体现的是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与评价指标建立的目的相一致。进行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主要是有助于研究黑龙江省及我国其他各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水平，进而从整体上对各地区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与掌握，为促进农业生态环境优化、实现农业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应对措施与方法，为今后黑龙江省农业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发展指明方向。所以，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要依据事实，合理选择评价指标，这样才有利于实现既定目标。
可行性原则是评价指标设计的一个通用性原则。任何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及指导实践的，如果设计的指标体系晦涩难懂、操作繁琐，那么这个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意义就不大。所以，需要强调的是，指标体系在设计的同时，一定要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来考虑，明确指标涵义。在数据来源渠道上，要求必须可靠，同时要易于操作。设计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只是一个评价手段，而真正的目的在于提高农业生态环境质量。因此，要以黑龙江省的省情为基本出发点，充分发挥评价指标体系的引导作用，遵循“以评促建，以评促改，评建结合，重在发展”的评价工作原则，从而推进黑龙江省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
农业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农业生态环境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系统，为了全面把握其质量动态，便于对基层指标的划分与选择，本论文从生态资源状况、污染与破坏程度、环境保护力度以及农业经济发展等几个方面作为划分指标的依据。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共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农业生态环境水平，也就是目标层;第二层是评价指标层，包括资源状况、污染与破坏程度、保护力度以及农业经济发展等;第三层是能够直接评价二级指标的微观具体指标。在指标的选取与设计当中，力求全面充分地反映农业生态环境影响因素，进而做出科学评价。进行农业生态环境评价涉及不同层次的多个指标，本论文在详尽分析基础之上，构建了农业生态环境评价的三个层次、19个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
生态破坏的原因篇8
一、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原因研究中国近代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较为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是战争和矿藏不合理开采、人口、灾荒等因素造成的。(一)战争和矿藏不合理开采因素战争方面，康沛竹通过描述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河流域以及西北、西南、新疆等地战后的情景，明确指出战争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并强调频繁的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正是导致晚清灾荒发生的不容忽视的因素［1］。与康沛竹的观点形似，史革新认为，在战争中，大片森林或被战火焚烧，或被砍伐用以构筑营垒、建造船只、生产火药，遭受惨重损失。战争使国家自然生态环境遭受了极大的破坏，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助长了灾情的蔓延［2］。伍启杰以黑龙江地区为视点，在剖析该地区的近代林业经济时，明确阐述了进入近代以来黑龙江森林遭受战争以及帝国主义掠夺的破坏状况，指出近代黑龙江地区几乎都是原始森林，天然林木的滥砍滥伐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该地区生态环境逐步恶化［3］。矿藏的不合理开采方面，赵珍指出近代开发过程中对于生态环境，由于矿业专门技术人才奇缺，开采技术落后，再加上只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忽视了对矿藏周围生态的保护。这种掠夺式开采，大面积破坏了山体和河床，污染了河流，从而使生态环境失衡，使西北业已脆弱的生态环境失去承载能力［4］。(二)人口因素人口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宏观上的人口压力，二是移民带来的人口膨胀。宏观上的人口压力方面，王振堂等认为，生态环境的变迁与人口压力有莫大的联系，长期的人口压力引起了中国生态资源的破坏，如珍稀动植物资源的消退与消逝，泰山、燕山、长白林海的消逝等。生态资源的破坏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出现如河口淤积、地下水位下降、荒漠化、城市热岛等生态问题［5］。移民带来的人口膨胀方面，陶继波就清初至民国前期河套地区的移民认为，这200余年间主要迫于灾害威胁，大量的内地人口源源不断地迁到河套地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该地区的气候条件，也使该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6］。王俊斌针对“走西口”与近代内蒙古中西部社会生态的恶化，指出晚清以来实行“移民实边”后，大规模的走西口移民到来，才真正在规模和程度上对内蒙古草原地区传统游牧产业和生态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时期全面放垦、滥垦政策，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极为严重，再加上当地脆弱的生态条件和恶劣的社会环境，导致近代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土地的荒漠化［7］。战争带来的移民问题有两篇文章，常云平等针对抗战大后方难民移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指出，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政治中心的转移，大后方人口急剧膨胀、高度集中，给后方资源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此压力之下，人们毫无节制地掠取自然资源，从而催生了各种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如森林和草地面积缩小、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严重等［8］。张根福等就抗战时期浙江省的社会变迁认为，迫于战争压力，大量人口南迁，浙江省工业的迁入和新建破坏了后方各县的森林资源，人口避难搭建房屋，伐薪取暖，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9］。(三)灾荒因素对于灾荒因素，区域性研究乃其特点，主要包括河南和陕北地区。河南方面，苏全有等就晚清河南灾荒的影响指出，灾荒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人口减少和社会危机。灾荒过后，生物圈、水圈首先遭到破坏，触动反馈机制，生态环境系统失去平衡，进一步恶化;再就是植物稀少，缺少生态屏障，水土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生态失调;又导致泥石流、滑坡、山洪、干旱等自然灾害不时发生［10］。苏新留针对近代以来黄河灾害对河南乡村环境的影响，详细探讨了晚清和民国时期黄河泛滥的情况以及黄河灾害对河南农田、村社、人们生活的影响，认为灾害对乡村生态环境最大的威胁是对农田生态系统的破坏:灾害一方面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和流亡，从而使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另一方面灾害直接导致土壤沙化，土地贫瘠，无法耕种［11］。王颖以1923－1932年陕北地区为例，梳理了自然灾害对民众造成的危害。灾害发生时，食物短缺，为了生存，陕北各县的灾民主要食用草根、树皮，这些正是植物得以生长的基础，而它们在各县已被掘剥殆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危害，而且动物的大量蚕食也影响了生物链，间接破坏了生态平衡［12］。除了以上三方面的因素外，王合群等强调了近代中国城市化带来了城市环境问题(垃圾问题)和城市污染问题［13］。邵侃等从历史传统的视角，比较分析了历史时期中西农业技术的不同，并论述了不同的农业技术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差异性，指出中国以“节约土地”为核心的精耕细作的发展模式在取得阶段性开发成果的同时，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14］。二、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及影响(一)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中国近代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土地荒漠化及盐碱化、湖泊的泥沙淤积、生物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等方面。在土地荒漠化及盐碱化研究方面，王俊斌概述了近代内蒙古中西部土地沙漠化情况，并分析了土地荒漠化的原因，如移民不科学的土地开垦，不合理的生产、生活行为，国家政策的消极影响和恶劣的社会生存环境等［7］。苏泽龙通过田野调查、引用大量文献数据等方式，指出明清以来交城及文峪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加剧了该地区的土地盐碱化［15］。在湖泊的泥沙淤积研究方面，杜耘等以洞庭湖为个案探析中国近代湖泊的泥沙淤积问题。虽然作者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探讨近代洞庭湖沉积速率，分析洞庭湖孕灾环境，但也承认人类围垦、上游森林砍伐导致洞庭湖泥沙增多，甚至淤积，进而又导致了湖泊容积不断减小，调蓄洪水能力下降，洪涝灾害连年不断［16］。在生物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研究方面，魏东岩指出，近代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物种的灭绝速度加快。其原因主要是近代气候变暖，工业进程加快，人口激增，森林的过度砍伐，草场的超载放牧，化学制品的滥用，环境污染加重等，此外还有气候因素、灾变因素、新兴疾病因素等［17］。#p#分页标题#e#(二)生态环境的影响生态环境的影响一是导致灾荒，二是制约经济发展。导致灾荒方面主要包括区域性研究和时段性研究。区域性研究方面，晚清学者梅增亮［18］及魏源［19］通过对长江流域环境变化的描述，反映出由于中国近代人口的迅速增多，致使不少地方盲目垦荒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从而导致频繁洪涝灾害的环境问题。鲁克亮侧重通过分析黄河下游水灾资料，考察导致水灾频发的因素，认为近代以来黄河下游水灾频发的原因是黄河中上游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20］。时段性研究主要包括整个近代灾荒问题的总述研究和晚清、民国时期的分期研究。对于整个近代灾荒问题的总述研究，李彦华在展现中国近代灾荒状况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得生态系统严重失衡，给人类造成无穷祸患，大大增加了近代水旱灾害发生的频度和强度［21］。对于晚清时期的灾荒研究，史革新强调当人们盲目征服自然的活动破坏了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和谐平衡时，大自然的惩罚便以自然灾害的形式降临到人类头上。清代自然灾害之所以发生频繁，究其原因，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便是其中之一［2］。对于民国时期的灾荒研究，胡勇等究求了民国初年能够颁布具有近代意义的森林法规以及林政出现兴旺局面的原因，认为森林资源的破坏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进而导致水旱灾害的频发。为应付这一局面，振兴林业为明智之举［22］。制约经济发展方面主要是区域性研究，包括东南地区的江西、闽西、福安县等。许怀林考察了江西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对上起新石器晚期、下迄20世纪前期的江西经济与环境关系进行梳理，指出江西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互动变化是在全国大生态环境变动的推动下演进的，同时又有江西的省情区域特征［23］。戴一峰从生态环境与发展互动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20世纪上半期闽西社会经济的衰败是当地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双重制约的结果。与后者相比，前者的影响是一个更为长远的制约因素。同时，作者举了古田镇的例子，说明在原有的生态环境条件下，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同样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24］。王辛以清代中后期至解放前福安县为个案指出:第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社会生产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第二，生态环境不可避免的差异性不仅带来同类产品生产水平的差异，而且也造成各区域间产品生产的天然互补性;第三，生态环境造成的某类产品在生产上的相对优势，也会造就一定形式的专业生产区域的出现;第四，生态引起的交通运输条件的差异直接影响流通，从而带来商业发展的不平衡性。此外，作者认为生态环境不是单方面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环境，社会经济环境也影响着生态环境，其自身的改变和发展亦会使得某一区域原有的生态方面的相对优势发生变化［25］。三、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研究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研究主要包括晚清、民国两个阶段。(一)晚清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于区域、林业及个体人物三点。区域研究方面，王肇磊等探究了湖北地区的生态治理措施，并总结了经验教训。作者指出在治灾的过程中，人们利用生态来治理自然灾害，如禁止在江河湖泊围滩造田、围湖造田，禁止在山区砍伐森林，提倡在大堤上种植芦苇等护坡植物等等。这些措施虽能有效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但受当时社会各种因素的限制，湖北是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生态建设的［26］。林业研究方面，苑朋欣探析了清末林业发展新貌，包括清末林业发展的动因，同时还指出清末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西学东渐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对发展林业已有一些新的认识。他们强调植树造林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还能够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这些有识之士和官员开始呼吁振兴林业，并制定一些行之有效的林业保护规章和措施［27］。个体人物研究方面，马啸针对左宗棠与西北近代生态环境的治理认为，左宗棠是近代以来对西北生态环境给予深切关注和进行初步治理的第一人。在西北10余年中，左宗棠从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合理垦荒、美化城市等方面，对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诸多有益的保护与建设，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北地区的生态状况［28］。王洪彩等就陈炽经济思想中的环保意识指出，陈炽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环保建议，其中有一条就是植树造林。陈炽极力主张植树造林，以种树为当务之急，从而在根本上改善环境，达到风调雨顺和抵御自然灾害的目的［29］。(二)民国时期对于该时期的研究，有纵观整个民国时期者，也有分时段者。马杰华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知识，采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与比较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写作手法，通过对民国时期国家与群众植树造林活动的研究，探讨了当时人们植树造林的动机、经过及造林效果不显著的原因，以此展示民国时期植树造林的面貌，并为我国现在的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参考［30］。王社教阐述了民国初年山西植树造林的状况，以及该地区植树造林成效甚微的原因［31］。申成玉从多个角度探究了北洋政府发展林业所采取的措施，如设立和完善林业机构，颁布一系列的森林法规，发展林业教育和科研的发展，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林业技术、人才和设备。其中，为加强林业科学研究、推进林业发展，建立了一些林业院校等［32］。抗战时期的研究较为突出，黄正林等着重探讨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区内的森林分布，边区对森林的过度砍伐所引起的自然灾害，以及边区政府保护森林的政策法规等问题［33］。李芳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注意到陕甘宁边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系统地调查边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加强边区的水利建设、森林保护和林业的发展，使边区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34］。曹风雷等针对抗战时期的河南造林运动指出，针对河南森林资源极为匮乏、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天灾人祸连年不断的情况，河南省政府在1944年3月举行了植树节造林运动大会，公布了造林的计划、办法，下令严禁放火烧山，这一举措对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有一定成效［35］。此外，罗桂环探究了整个近代生态环境保护刑法的制定和执行状况，认为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没有在环境刑事立法上做出及时反应，政府时期虽制定了一些关于自然资源的法律，其中含有不少关于环境保护的刑事条款，例如在《中华民国渔业法》、《中华民国森林法》中都有几条刑事条款［36］，但未认真实施过［37］。#p#分页标题#e#四、存在的不足从上可知，中国近代生态环境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看到喜人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所潜藏的不足。(一)研究内容方面就研究内容而言，生态环境状况、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原因和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及其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仍有多处薄弱的地方，近代的环境教育更是研究的盲点。1．生态环境状况的研究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状况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专题研究较少，涉及沿海水域、大江河流、湖泊等生态环境状况研究远远不够。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状况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只是常常作为研究附属出现。学界对其的论述大都只是蜻蜓点水，这样非常不利于人们深入了解认识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状况。与之相对应的是，其他时期生态环境状况的研究，如中国古代唐宋时期，甚至包括我国甲骨文时期，相关研究却较为详实。王振堂等论述了我国3000多年前甲骨文时代的生态环境概况，甲骨文所记述的当时人们的生态活动，甲骨文中所反映的生物种群状态，甲骨文时代的生态资源等问题。为了使人们更全面了解当时的生态环境概貌，作者还借助于《禹贡》、《山海经》及《神农本草》、《诗经》等文献所提供的信息，进行辅的分析及说明［5］。这从一个侧面显现出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状况研究的粗浅。另外，研究大多集中在陆上生态环境状况的研究，而沿海水域、大江河流、湖泊等生态环境状况研究涉及较少。陆地生态环境对人们生存、生活、生产影响更大，因此，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陆上，从而忽略了对江河湖泊生态状况的关注。而江河湖泊生态环境方面的文献资料发掘不够，也制约了研究的深入。2．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原因的研究中国近代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原因也包括近代工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但对这些因素的探究非常少。中国近代工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这从当时最发达的产业———棉纺织业的发展情况就可看出［38］。但是由于工业技术相对比较落后，再加上追求物质需求的急迫性，人们很难也无力考虑在发展工业的同时要兼顾生态环境。因此，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相当的关联，但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欠缺。中国近代旅游业也有一定发展，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了由个体化、分散的传统旅游向有组织、团体型的近代旅游转化的新阶段［39］。由于中国近代动荡的社会现实，只有少数大城市的一些特殊阶层有资本旅游，外人观光也只局限于通商口岸，但个体化、分散的传统旅游向有组织、团体型的近代旅游转变，说明了中国近代旅游有了一定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会导致旅游景点的开发整合，必然一定程度地影响到当地的生态环境。而作为影响中国近代生态环境因素之一的旅游业的发展，研究者往往未予正视。3．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及其影响的研究学者对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及其影响的研究颇为深入，但个别方面仍有待充实。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为土地荒漠化及盐碱化、湖泊的泥沙淤积、生物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学者的研究对其都有所涉猎，但欠深入。如果能对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进行更为深入的专题研究，则对了解现今的生态环境状况、解决当今面临的一些生态环境问题大有裨益。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灾荒的发生，灾荒除了水旱灾害之外，还有雪灾、沙尘暴等，而学者对这些方面的研究甚少。尽管近代中国水旱灾害更为频繁，危害更为恶劣，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的恶化，雪灾、沙尘暴问题亦日益凸显，急需我们强化相关研究。上述研究是其薄弱之处，近代的环境教育更是研究的盲点。1908年山西省农工总局所属农林学堂开设的林科标志着近代中国林业教育事业的开始，民国时期，倡导设置高等林业院校、主张发展林业教育以振兴林业成为潮流，林业教育进一步有所发展［40］。不过，没有学者对近代环境教育进行深入研究。(二)研究方法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缺乏联系与比较、研究单一等局限性。近代生态环境研究缺乏联系与比较，这种联系主要是时间上的联系和生态现象之间的联系。就时间上而论，各时期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割裂的状态。如在近代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方面，学者多进行时段性的研究，即将中国近代分成几个时期。这样的研究方法确实能够突出一个时间段内的特点，不过，仅仅于此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从整体上认知近代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措施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之处。就生态现象而言，学者往往将生态现象孤立开来进行研究，忽视了生态现象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机理(如植被、水资源及渔业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生物圈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生态系统，人类对其某一组分的过度干扰，都将会对其它组分产生不良影响，并通过链索状或网状效应过程最终反馈于人类。当今困扰全世界的环境问题群(Groupsofenvironmentalproblem)就是各类环境问题链索反应关系的表现，同时它又是这种效应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是由生物圈内在生态关系和作用机理决定的，是生态学的基本规律。因此，许多现象的认识，包括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分析，都必须树立生物圈是统一整体的观念，即通常所说的生态观［5］。只有树立了生态观，我们才能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孤立和互不相干的生态现象间找出存在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机理，认识区域生态环境历史变化的规律，为今后区域资源综合开发，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和预测以及区域生态环境的恢复、改善和重建提供有益的启示。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研究方法单一，主要是研究手段的单一。我们知道，生态环境问题既可归属于自然科学领域，也可归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因此，生态环境的研究既需要社会科学的方法，又需要自然科学的手段。而目前的研究，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则偏重于利用气候学、地理学、生物学、水文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生态环境问题;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往往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问题。科学发展运动的规律表明，科学在高度分化中有高度综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运用较为单一的研究方法研究生态环境问题，将可能导致研究问题的肤浅、片面。可喜的是，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生态环境问题时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并注意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一些学者除了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外，还运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是这样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尚需强化。#p#分页标题#e#对于上述中国近代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笔者相信，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新史料的发掘，新方法的运用，中国近代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定将不断地走向深入，达到新的高度。
生态破坏的原因篇9
关键词：西部开发公路建设生态破坏环境保护
一、西部大开发概况
1999年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出台，其范围包含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为68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71%。自2000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过去整整十年，这十年在西部大开发总体规划中为奠定基础的第一阶段，其目标重点为调整结构，搞好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科技教育等基础建设，建立和完善市场体制，培育特色产业增长点，使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初步改善，生态和环境恶化得到初步遏制，经济运行步入良性循环，增长速度达到全国平均增长水平。
西部地区幅员辽阔、物产丰富、资源甚多，但生态环境又十分脆弱。尤以水土环境最为突出，其中，25度以上陡坡耕地面积占全国的70%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的80%以上，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在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如何保护其脆弱的生态环境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尤其在西部大开发进入加速发展的现阶段，基础建设投入更加巨大，如何吸收之前十年的成功经验避免失败教训成为重中之重。
二、开发中公路建设产生的环境问题
（一）公路建设造成的环境硬伤
西部大开发中新建了不少基础设施，仅从公路建设角度而言，2000年至2008年底，整个西部地区建设公路总里程约88.8万公里，其中高等级公路约6.4万公里，低等级公路（含通村路）约82.2万公里。尽管建成的公路给西部经济发展、资源流通、物质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大规模的公路建设又造成了公路沿线动植物栖息地破坏与减少、水土流失、占用耕地等等的生态破坏，而且在建设及运营期间还造成粉尘污染、大气污染并产生了大量的生活、建筑垃圾。
首先，公路建设中的取、弃土对生态系统造成了最直接的破坏。为了开挖路堑、填筑路堤，大量的土石方被调运进行挖填方处理。地面清表处理及大量借方、弃方使得在原状土上生存的生物从高级消费者到低级消费者依次消失。其次，在公路建设期和运营期产生的水质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会破坏生物的栖息地，使得动植物生存环境的质量下降，致使生物大规模迁移，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而生态系统一经被破坏，恢复需要很长的时间，即使在气候温和的亚热带地区，在公路路域环境下，经自然恢复演替到草―灌丛植物群落至少需20年。而西部地区多山地，除西南多雨外西北干旱、青藏高原自然气候又独特，生态平衡一经破坏想要恢复所需时间更长。
（二）公路建设造成的生态负面影响
在自然生态系统当中建设公路所破坏的远不只是公路用地范围这一小块，它还把沿线的自然生态系统一分为二，动物原有的通道被切断，活动范围和生存领地被压缩，造成许多生物死亡，致使一些宝贵的野生生物遗传基因资源丢失。
相较于国外公路建设的环保意识，我国起步并不晚，我国从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公路开始就有“行道树”的相伴，但是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公路大规模建设曾一度忽视了公路环境，直到90年代中期，更多的环保理念在公路建设中又被重新提及。自2004年开始，在四川省川主寺至九寨沟公路成功试点的基础上，交通部在全国推行勘察设计典型示范工程。强调在设计上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环境，在施工中最小程度地破坏和最大限度地恢复生态环境的公路建设理念。
通过勘察设计典型示范工程活动，西部地区公路建设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除却这些光鲜亮丽的典型示范工程和吸引眼球的高速路，还有众多的三、四级路和更多的等级外通村路在西部地区相较原始落后的城乡间蔓延扩张。这些建设成本相对低廉的道路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丰富人们的生活的同时，在建造中又严重的破坏了当地原始的生态环境，我们更加关注于展现于眼前建设中的西部，先有人关注脚下的踏过环境默默的对环境施以影响的路。驱车离开靓丽的高速公路，沿着那些没有GZ打头的新建县道、省道、甚至国道前行，道路两侧不乏因公路建设造成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痕迹，而各种各样因基础建设而引发次生灾害现在也常常见诸报端。
以云南省在建德钦至香格里拉二级公路为例，该公路为国道214线的一部分，沿线多处列为国家5a级风景旅游区，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观光旅游线路。目前该项目开工建设半年有余，施工中大多数路段不能落实设计中相关的环保要求，建设中需要的借方、弃方往往就近解决。其中金沙江沿岸段落废弃土石方全部弃往江中，严重污染水质、阻塞河道；白茫雪山景区路段则将沿线自然冲沟当做弃土场，甚至直接沿坡面就近向下倾倒弃渣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毁坏坡面植被的景象触目惊心。当地环境监管部门所做的也仅仅是象征性的罚款，而未见具有实质意义的制止措施。如果遵循这种逻辑，这种开发方式似乎就与我们的开发目的相背离了，以这种杀鸡取卵的的方式进行的开发，不知我们又会得到怎样的结果。
三、开发中公路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协调
生态破坏的原因篇10
【分类号】：tD353
引言
煤矿井巷维护的方式通常有锚喷、架棚和砌碹等几种类型。人们根据不同的条件及用途，通过上述几种方式的单一或联合实施，大部分能达到预期目的。但在实际工程设计中，由于矿压理论及监控手段尚不完善，很难精确求得地压的大小及方向，以致部分巷道在施工应用中常发生破坏，影响生产，危及安全。因此对巷道破坏原因进行特征分析，将有助于防治措施的研究和改进。
一、巷道破坏的显现特征
从整体上来说，巷道破坏的显现特征分两大类：一类是动压区，巷道上覆岩层正处于激烈运动和破坏阶段；另一类是静压区，巷道尚未受采动影响或采动影响已停息，上覆岩层处于稳定状态。
（一）静压区巷道的破坏
静压区巷道大致有2种破坏形式：（1）巷道开掘后产生的周边应力大于围岩强度，掘进后来不及支护就发生冒落；（2）巷道开掘后产生的周边应力小于围岩强度，巷道完整，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变形破坏。
（二）动压区巷道的破坏
动压区巷道分动压下正在掘进的巷道和动压下正在使用的巷道。它们不仅受上覆岩层的静压作用，同时以受支承压力及岩层扰动。其破坏特征为：
1.巷道围岩（支护）强度小于支承应力作用，随采动呈层状剥落，但巷道移近量并不明显；
2.受采动影响，巷道（支架）产生大量缩变，但不冒落；
3.在采动过程中，伴随着移近量增加，巷道产生大面积冒落。
综上所述，巷道破坏的外部特征可归纳为4种形式：
1.有明显的移近量、断面缩小但不冒落；2.随断面缩变发生冒落；3.无移近量而冒落；4.表层剥落。
二、破坏原因及机理分析
（一）围岩应力的重新分布及作用
巷道开掘后，原始的岩体应力平衡状态被破坏，造成应力重新分布。大双向等压应力场中，孔的切向应力沿极径方向衰减，以r为半径的圆周上稳中有降点的应力相等（等应力圆）。但煤矿巷道多不是圆形加之不均匀应力的作用，等应力圆将在巷道外接圆及以外的围岩中分布。分布的结果反映到巷道周边，往往既不均匀也不对称，有的变大，有的变小，有的还改变了性质，如有压应力变为拉应力等。巷道周边产生了一系列剪切力面，以致岩石与岩体分离、剥落，并逐渐向纵深发展，这就是脆性，岩石与岩体分离剥落的原因，即由拉应力和剪应力引起的。巷道表面凸凹不平，凸出部分往往发生这种破坏。
（二）围岩松动圈的产生和存在
巷道开掘使岩体三向应力变为二向应力，不仅岩体搞破坏强度明显降低，而且产生应力集中。如果这种变化超过了岩石的强度，将会先在巷道周边应力集中较大的部位发生变形和破坏，从而导致邻近区受力条件变差，继而产生破坏。如此循环，直到围岩应力小于岩石强度，围岩不再松动和破坏为止。这样的一个围岩松动、破裂的范围称之为围岩松动圈，其半径大小与巷道断面、半径岩性等有关。岩石越软松动圈越大，岩石越硬松动圈越小。松动圈大，巷道变形量就大，破坏程度就高。实质上，松动圈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巷道破坏的过程，这就是巷道随着时间推移移近量增大的原因。因为巷道的平衡是靠岩石等相互挤压产生摩擦抗力维持的，当摩擦抗力不足以抵抗某些岩块的应变时，岩块就要坠落，继而造成邻近发岩块松动冒落。这就是伴随着移近量增加巷道冒落破坏的原因。
（三）岩石的变形特征
岩石具有在载何作用下，给成岩石的基本微粒之间相对位置发生变化的特性。当作用的载何不断增大（超过围岩强度），或者随着某一恒定载何作用时间的增加，便会导致岩石破坏。因为岩石的各种应力和应变都与时间有关，有时尽管围岩应力小于围岩强度，但随着时间的增加同样会破坏（蠕变）。巷道掘进后，一般都不立即冒落，而是经过一段时间才发生的；支架上的压力和围岩的位移，也是在一事实上时间内随之增加的。在各种变形中，岩石的蠕变性对巷道的破坏危害最大。蠕变是静压巷道破坏的主要原因。
（四）岩层移动、破坏的影响
随着采面的连续推进，顶板岩层逐渐破坏并发生移动，在较大范围的岩体内引起了很大的力学振动。一是巷道附加了较大的支承载荷，朝巷道断面内产生变形。二是巷道邻近岩层移动，并通过这些岩体将支承压力及其扰动传递到巷道中（传递的深度与岩性、倾角有关，坚硬岩层内传递深度小，松软岩层内传递深度大，其强烈影响范围往往在30m以上。对于倾斜、急倾斜煤层开采下的巷道，这种扰动影响可达百米）。反映到巷道中，会使某些地段的顶板岩层出现所谓的“反弹”现象，而另一些地段的顶板岩层则受到附加载荷，出现“压缩”现象。两种现象随工作面推进相互交替，时张时驰，改变了巷道受力状态，这是采动致使巷道破坏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引起巷道破坏还有埋深、构造、断面、形状、支护及施工等因素，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三、防治途径及措施
由上述巷道破坏的主要原因可知，巷道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变形和破坏是难免的。为了保证巷道稳定性总体效果最佳，需从设计开始，贯穿施工、使用、维护等各个环节，实行全过程监控和综合治理。
1.选择合理的巷道位置。在巷道设计布置时，要综合考虑岩层、岩柱等各种因素，使巷道尽可能避开应力集中区和采动影响范围。
2.采用卸压护巷。将预定巷道位置上方煤层先行回采，然后在卸压后的岩体内开掘巷道。
3.保护围岩完整。只要围岩完整，巷道就不会破坏。因此，要从保持围岩完整入手，采取措施，减少围岩松动及破碎。如光面爆破、预留保护层掘进等。
4.改善支护结构及性能。支护不仅要阻止围岩的变形及发展，更要适应一定的变形及发展。对那些难以阻止的或不可阻止的变形，要具有让压、释能作用，如采用可缩性金属支架、预留可缩缝等。但在许多情况下，单独使用一种支护效果欠佳，而且每种支护都各有利弊。因此，应采取2种以上的支护。
5.对于巷道底鼓的防治，切缝（收缩缝）释压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它可释放底鼓变形产生的压力，保护巷帮支护。
6.完善巷道矿压监控手段。巷道使用过程中的矿压检测是十分重要的，由此可得出其破坏规律，以便合理的确定加固维修设计，指导施工与生产。
7.选择合理的维护时间及加固方式。即根据不同的破坏特征，及时改变支护方式，调节支护强度。对于静压巷道，掘出后先行基本支护，当围岩变形发展将要超过其允许变形时，及时进行补强加固。对于动压巷道，在采动影响来临之前，应安设阻力较大的支撑性或可缩性支架。
8.加强现场管理，严格施工质量。要严格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施工，建全工程质量控制和监测手段，特别是工序质量，必须全过程、全员、全方位地进行监控。
9.采用锚杆支护时，应优先采用金属实芯全长锚固锚杆，尽可能不用端头锚固和管缝式锚杆，尤其是在含水层或淋水的巷道内，非全长锚固锚杆极易锈蚀、断裂而丧失其支护能力。
参考文献：
1.《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主编：钱鸣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