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分析篇1
自从200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筹备建设以来,中国和东盟的经济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11984.74万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73144.32万亿美元,增加了5.1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6.2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94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5441美元,增加了4.7倍。同期,东盟10国的GDp总量由5986.23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1781.48亿美元,增加了2.6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1.36%,人均GDp由2000年的115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01美元,增加了2.1倍。同期,欧盟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62557.9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22001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9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5.72%,人均GDp由2000年的19850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9322美元,仅仅增加了0.98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112051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79267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99%,人均GDp由2000年的21412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455,仅仅增加了0.7倍[1]。
2中国和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实证研究
2.1样本数据选取本文采用GDp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三个方面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模型中,用CGDp代表中国GDp、CRGDp代表中国GDp增长率、CpGDp代表中国人均GDp,aGDp代表东盟GDp、aRGDp代表东盟GDp增长率、apGDp代表东盟人均GDp,wGDp代表世界GDp总量、wRGDp代表世界GDp增长率、wpGDp代表世界人均GDp。2.2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相关分析是对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波动相关性强弱演进的历史路径的分析,考察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的协动性的强弱[1]。从相关分析来看[2~5],自2000年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逐渐增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逐渐增强,而东盟国家的经济开放性强,其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一致。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盟以及世界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导致了经济增长率呈现下滑的趋势。但中国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阻止了经济的快速下滑。2000~2011年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88和0.892(图1),比较分析说明东盟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高,经济开放程度较高。2.3中国、东盟经济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协整关系2000~2011年,根据eviews中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中国GDp增长率是世界GDp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在5%的显着性检验区间获得通过,而东盟则在10%的置信水平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正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东盟经济和世界经济有着重要的正向关系,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表1)。协整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的关系的统计描述。协整关系是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根据中国、东盟和世界的aDF检验如下。中国、东盟GDp增长率与世界GDp增长率,由wRGDp对CRGDp、aRGDp作回归的oLS估计,结果如下。模型公式表明,中国GDp增长率增长变动0.01,则世界GDp增长同方向变动0.4348;而东盟的GDp增长率变动0.01,世界GDp增长率变动0.9337。东盟的经济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大于中国经济的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2.4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0~2011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均呈现快速增长,其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呈逐年增长趋势,中国由2000年的0.35%增加到2011年的1.2%,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不大。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受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都略有下降(表2)。
3FDi对中国和东盟经济的影响
图2和图3显示,中国和东盟对自身信息冲击具有正向反应,并且有逐渐加强的趋势。中国GDp对FDi的信息冲击,在第一年没有变化,而在第二年出现负向反应,随后一直为正向效应,且逐年加大。东盟对于自身的信息冲击一直为正向效应,总体呈逐年减少趋势。在中国和东盟,FDi对来自其自身及GDp的信息冲击都即刻做出正向反应,这表明经济的增长与FDi的流入密切相关。VaR模型方差分解显示,如图4和图5,中国GDp对来自自身和FDi的影响逐年减少,趋于稳定趋势,到2011年,仅仅只有40%的变化来自自身因素分解解释,来自FDi因素分解解释的达到60%。同时期,东盟的GDp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自身因素,达到了90%以上,而对来自FDi因素的影响虽然逐年在增加,但仅仅只有10%以下的变化来自FDi的分解解释。对于FDi,中国的FDi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达到60%,剩余的由GDp分解解释。东盟的FDi来自GDp因素的分解解释达到90%以上,其他的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由此得出如下结论:①在中国,FDi的流入重要是靠自身的因素,GDp因素的影响弱于来自FDi自身因素;②在东盟,GDp对于FDi流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FDi自身因素影响很小。
世界经济分析篇2
（一）美国经济“低空飞翔”
在经过去年连续三个季度的经济加速后，2011的美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1年第三个季度，美国经济折成年率增长了2.0%，虽然高于上两个季度的0.4%和1.3%，但远低于2010年第四季度3.1%的水平。尽管也在复苏当中，但是大大低于预期。经济学家普遍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不乐观。美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如下：一是失业问题持续高位。从美国劳工部10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9月美国非农业部门失业率为9.1%，为连续第三个月保持在这一高位。虽然9月非农就业新增加了10.3万个工作岗位，但这个数字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失业人群还是太少。从第三季度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来看，消费和政府开支已相当强劲，但年率2.0％的经济增速最多能够不使失业率恶化，但要大幅增加就业，增长力度显然不够。高失业使得美国经济增长缺乏内生性动力。二是房地产业不见改善。在美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房地产业方面，自2006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金融危机以来，市场至今仍在艰难调整。最新数据显示，尽管10月份美国新房销量有所回升，但是房价仍在下跌，新建住房价格也在下降，表明市场信心仍然不足。本轮衰退呈现出周期性与结构织的状况。尤其是，因金融危机遗留下的大量止赎房屋压低了房价，使房地产市场处于疲弱。比周期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结构性问题。目前美国经济最大的结构性问题是可贸易部门创造价值，但不创造就业；不可贸易部门创造就业，但不创造价值。周期问题易解，结构问题难除。尽管美国国会与美政府都打出“重振制造业”的口号，但是更多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重拾传统制造业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三是公共债务积重难返。一般认为，当一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率超过90%，该国经济将陷入长期低速增长周期。根据imF的最新数据，美国联邦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2011将达到99%，2012年预计会进一步升至103%。而按照美国2011年7月与共和党达成的最新债务上限协议，美国国债上限将在现有14.3万亿美元的基础上提高2.1万亿美元，同时未来10年削减政府赤字约2.5万亿美元。这种高额负债为特征的“负债经济”不仅遏制了美国居民和企业的消费与投资意愿，同时大量的利息偿付减少了财政收入中用于消费和投资的部分，并最终遏制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为了提振经济，美国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9月8日提出了新的《就业促进法案》，并同时推出增加基础设施开支、为企业与工薪阶层减税等计划。显然，中长期的财政整顿需求悄然让位于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如果这些刺激政策能发挥效果，那么美国经济在四季度保持一定增长，环比年化增长率可能维持在1.5%左右。
（二）欧债危机愈演愈烈
2011年以来，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塞浦路斯等陷入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评级均被下调。意大利成为第六个被下调评级国家。首先，希腊违约风险加大。2011年6月希腊负债就达2550亿欧元，占GDp的比重将升至200%。违约风险加剧，导致市场无法接纳希腊国债作为抵押品，希腊银行面临严重的流动性风险。随之，恐慌情绪蔓延至其他欧元区国家。特别是持有希腊国债和贷款合计567亿欧元的法国银行，以及持有340亿欧元希腊国债的德国银行均面临较大风险。其次，意大利深陷泥潭。目前，意大利负债1.13万亿欧元，占GDp比重高达120%，为西班牙的2倍多，为希腊的3倍多，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为4.8%，仅次于希腊的6.7%。且意大利债务仍呈上升态势。标准普尔下调意大利信用评级，并维持负面展望。意大利政府也将2011经济增长预测由原来的1.1%下调至0.7%，并分别调低2012年及2013年GDp增长率至0.6%及0.9%。第三，西班牙也面临严重困难。截至2011年8月，西班牙负债高达6800亿欧元，占GDp比重为64%，低于欧元区债务国83%的平均债务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一系列削减开支和增税的紧缩计划，令西班牙本已灾难性的高失业率进一步攀升。根据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第三季度失业率上升至21.5%，超过了第二季度的20.89%，失业总人数达到498万人，成为发达国家中失业率最高的国家。2011年10月，标准普尔公司将其信用评级降调了一个等级至a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称，2011年、2012年两年西班牙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0.8%及1.1%。另外，作为欧盟两个大国之一的法国截至去年年底，国债规模高达1.59万亿欧元，占GDp比重高达81.7%，预期未来几年债务负担都难以下降，为此，穆迪调低法国农业信贷评级，显示市场已开始警惕法国银行业所存在的危机。据预测，法国这两年经济预期增长率为2.1%及1.9%的目标将难以达到。
（三）日本灾后重建任重道远
“3•11”大地震以及由此引发的海啸、核泄漏事件使日本经济面临“三重苦难”的考验。受本次地震冲击最为严重的岩手、宫城、福岛三县，集中了日本大量钢铁、石化、汽车制造、核电工业等支柱产业和富士通、东芝、索尼等多家知名电子产品制造商。地震严重破坏包括电网、道路和港口等大量基础设，并且导致多处核电站瘫痪，进而使电力供应能力大幅下降，造成丰田、日产、索尼等多家世界著名企业停产，并对2011日本经济造成强烈冲击。受地震和海啸的影响，东京电力公司所属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出现核泄漏。据日本政府估算，这次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相叠加的“复合型”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达16至25万亿日元之间，远远超过阪神大地震的10万亿日元，是战后日本60多年来的最大灾难。据分析，2011年日本实际GDp增长会因地震减少0.2~0.5个百分点。地震对日本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则不可低估。据日本内阁府11月14日公布经济数据显示，日本第三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季度增长1.5%，折合年率增长6%，这是自2010年3月以来的最快增速。其中，内需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1个百分点，外需的贡献为0.4个百分点。这是“3•11”大地震后首次增长。尽管如此，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经济这样势头在未来数月难以继续，主要原因是这一增长主要是受益于政府对灾后重建的大量投入，这一投入是有限的。另外，由于日圆汇率攀升至二战后新高，欧债危机不断恶化，严重威胁日本出口前景。因此这一复苏势头已经出现减弱迹象。一般认为灾后重建所产生的投资需求，从而促进GDp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目前看来，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这次震后重建工作跟上次关西大地震相比，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内外经济环境，为经济恢复带来更加不确定前景和困难：首先财力受限制约政策调整空间。近年来，日本的政府债务已是本国GDp两倍左右，位于西方国家之首，而1995年神户地震时政府债务只占GDp的86.2%。灾后重建需要大量投资，但所需资金很难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或削减其他财政支出的方式获得。高额债务也限制了发行国债的融资空间。政府没有充足的财力用于规模重建。此外日本长期实行的零利率政策，使其利率下调已无空间。在此情况下，为稳定震后金融市场及满足金融机构不断增加的资金需求，日本央行向货币市场累计注入23万亿日元的额外流动性。这种大规模注资行为不仅会进一步恶化日本财政状况，而且还将导致信用等级进一步下降。其次是竞争环境加剧制约日本出口增长。近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加速，日本部分制造业恢复也可能遇到来自于中国等新兴制造大国以及德国老牌制造大国的竞争。一方面，中国、印度等国正在迅速崛起，德勤全球制造业小组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的《2010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印度和韩国的崛起已经形成了全球新的制造业版图。2010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而另一方面，日本的高端制造部分也会遭到来自于德国制造的挑战。第三，“核泄漏”沉重打击民族心理。一般认为这次日本的核泄漏之严重程度大大超过俄罗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它对日本民众的心里冲击远远超出了经济层面，它让众多国民对日本的未来丧失信心。第四，外部难为日本提供较大支援。全球正处于脆弱的危机修复期，甚至不能排除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饱受高债务、高失业率困扰的美国和欧洲经济体很难拿出资金来支持日本。
（四）新兴市场挑战明显增多
首先是增长势头减弱。2011年，新兴经济体尽管与发达经济体相比经济增速仍在高位运行，但因受紧缩政策和欧债危机恶化影响，全球新兴市场经济增速有所放缓。2011上半年，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放缓至7.7%、3.4%、4.2%和1.3%，均创近期新低。另据最新公布的9月份各国制造业及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数据显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出口环境的恶化，制造业活动从此前的扩张态势转为萎缩，韩国跌至47.48，创下11个月以来最低；印度跌至50.4；巴西跌至45.5，连续四个月低于50。作为反映经济活动的领先指标，pmi的回落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正在延续逐步下滑态势。随着美国长期评级被下调和欧债危机急剧恶化，全球经济二次探底风险上升，而新兴市场经济指标则继续下滑，经济增速连续三个季度持续放缓趋势基本可以确定。在2011年9月imF发表的报告中，预计亚洲新兴经济体2011年经济增速将为8.2%，2012年将为8.0%，低于6月份imF预计的8.4%。其次是“通胀”压力上升。资料显示，2011年以来，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持续走高，连续数月高达6%以上；7月巴西Cpi较上年同期上升6．75%，突破两个百分点的通胀目标区间；印度前5个月批发价格平均涨幅为9.25%，已连续17个月超过8%；俄罗斯7月份Cpi同比上涨9%；越南7月份的通胀率更高达22%。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越南、印尼2011年通胀率将高达13.5%和7.1%。为管理通胀现状和通胀预期，新兴市场国家纷纷开始收紧货币政策，进入加息周期。2011年以来，中国央行连续6次提高准备金率，两次提高基准利率；巴西央行在2011年的5次议息会议均宣布加息；韩国央行2011年以来3次加息，累计幅度为0．75%；泰国央行亦累计上调利率1．25%。而印度央行更是从2010年3月至今已经11次上调利率。然而即便由于新兴经济体国家紧缩货币政策有所效果，通胀率有望在年内回落的背景下，欧债引发的国际金融动荡很可能吞噬这一成果。在物价上涨、本币升值、资产泡沫情况下，新兴经济体的宏观调控左右为难，不收紧货币政策难以控制通胀；收紧货币政策又将压制经济增长。第三是外资流出风险加大。2011年7月以来，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货币一改以往持续升值的态势而转向大幅贬值，同时伴随着罕见的外汇储备大规模净流出。9月主要的15个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合计流出了804亿美元，仅次于2008年。其中，亚洲是重灾区，东欧和拉美也有许多国家出现大规模资本转向。而亚洲新兴经济体长期作为世界工厂必有产能过剩之诟病，东欧新兴经济体高度依赖西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内生的脆弱性，拉美新兴经济体因高利率和高汇率已经积聚了不少风险。这样，大规模的资金外逃必将给这些经济体的健康发展带来困难。有分析认为，在国际经济多重风险存在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外资集体出逃可能是一个系统性风险的前奏。
二、主要风险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前景难以乐观
（一）债务危机将严重制约全球经济的复苏
首先，欧债危机近期难见解决前景。目前欧盟峰会对解决危机提出一揽子救援方案，重要的突破是减记50%的希腊债务，为市场带来“喘息”机会，国际社会看到了解决欧债危机的一线希望，但方案目前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还有不少细节需要补充，距离落实还有很长的路。多数专家认为，减记的幅度不够，不足以解决希腊债务过高的问题。按照一揽子救助方案，减记将从2012年开始，分8年逐步减完。如果开始时力度过大，那么银行的账面就会出现亏损。所谓减记，实际上是债务重组，将到期的债务更换为新的债券。对于新购买的债券，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将提供总额为3000亿欧元的担保。由于是分8年减免，初期减记的幅度又不能过大，再加上新借债务，希腊的债务总额还要攀升。有计算认为，按照这一方案，希腊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由目前的大约160%上升到2012年的170%，2013年达到顶峰，升至186%。从2014年开始逐步下降，到2020年时降至120%。欧盟首脑会议取得的另一大成果是重组银行资本，让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9%，以应对减免债务和其他可能产生的冲击。给银行自筹资金的期限是在2012年6月底之前。届时完不成任务，国家将强行注资。但是问题是银行究竟需要多少资本才能达到这一指标。有估算是1000亿欧元，也有认为是3000亿欧元。无论是1000亿还是3000亿，资金从哪里来仍然是个没有着落的问题。其次，美、日等国家也同样面临债务的风险。欧洲2011年大面积国家不断陷入债务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开始对美国政府债务威胁全球经济感到担忧。从全球范围看，各国债务潜在的风险依然存在，并正困扰着所在国政府。任何债务引发的风险，都会引起市场恐慌情绪的蔓延，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复苏的“无形黑手”。2011年以来，债务危机已经不限于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也都面临这一问题。这是过去20年来从未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信用危机。尽管美国、日本和欧洲三大经济体的债务问题有着巨大的差别，但其对本国及世界经济走势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尤其是美国经济动向对全球经济走势是更加显而易见。据美国公共债务署2011年11月21日的数据显示，美国公共债务首次突破15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超过美国2010年GDp总额为约14.6万亿美元，创下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使得市场中的商业风险快速向风险集中。刺激经济和解决失业的方案成为过去一年多来美国债务增加的主要原因。2011年8月5日，标准普尔公司将美国长期信用评级下调一级至aa+。这是美国历史首次丧失3a信用评级，立即引发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美国国债“无风险”神话随着评级下调而破灭。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全球股市跌声一片。美国政府11月发出警告，如果不控制日益上升的公共债务，那么美国经济可能陷入“双底衰退”。日本的公共债务在GDp比重早就超过200%以上，远超希腊的120%。尽管日本公共债务与欧洲有所不同，国内债务在90%以上，但未来两年政府也将苦于偿还高额政府债务的压力。中东欧整体信用风险也在加大。拉脱维亚、匈牙利、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外债均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第三，债务危机反映出西方经济体自身的制度缺陷，短期内难能出现根本性改观。以欧洲为例。在欧盟27个成员中，有13个公共债务突破了GDp的60%上限，仅新加入的爱沙尼亚财政赤字未超过GDp的3%。欧盟在严肃财经纪律上表现得无能为力。主要成员在对希腊等危机国家的救助上也各有打算，一项协议要经欧元区17国议会通过，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间的矛盾短期内不可能解决，往往延误救助时机。当然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是其高福利经济制度所决定。欧洲的高福利、高消费、低储蓄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为全球所瞩目，在此制度下导致了公共债务的长期积累。目前应对债务危机的措施都是短期对策，而且会使各自的债务规模继续增大。如果这种制度没有根本变革，那么引起债务危机的结构性矛盾将始终存在，从而成为长期困扰西方和世界经济的风险因素。在欧债危机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背景下，不仅欧盟经济的全面复苏难以想象，也将严重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
（二）全球失业率居高不下拖累世界经济稳步复苏
由于人口不断增长，美国每个月必须创造12.5万个新增就业才能保证失业率保持不变。但由于新增就业增长缓慢，去年9月份美国失业率反而上升到9.1%。从2009年10月达到10.1%的顶点之后，已经过去20个月，而美国失业率下降只有1个百分点，这在二战后是绝无仅有的。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尽管二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强劲，但企业对经济复苏前景仍然信心不足，因此并未明显增加招聘活动。欧元区7月失业率连续第五个月保持在10%的水平。意大利从8.5%降至8.4%，德国和法国稳定在6.9%和10%，爱尔兰从13.3%升至13.6%，西班牙从20.2%增至20.3%。欧盟7月失业率保持在9.6%的水平。仍高于美国的9.5%。日本也超过4.5%。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已纳入跨国公司的分工体系，发达国家增长波动制约了其出口、增长和就业。造成全球失业率如此严重的原因，首先是经济增长乏力，因此，没有一定的高速增长，任何国家都难以解决就业问题。失业率上升制约居民消费，反过来制约着经济增长。其次是科技进步带来的产业升级。科技发展促使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力相对下降，带来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70%以上，但现代服务业对劳动力需求低，创造就业出现瓶颈。第三是发达国家高福利制度造成的“养懒汉”现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失业问题主要还是劳动力丰富与资本稀缺的矛盾带来的劳动力供过于求所致。当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农业劳动力需要逐步转移，多年累积的隐性失业逐渐显性化也是其中重要原因。
（三）通货膨胀面积扩大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课题
首先，美国推出第三次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依然存在。美联储主席曾表示，推出Qe3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经济停滞；第二是通胀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虽然当前美国经济还谈不上停滞，但也是地位徘徊；通胀率虽未达到美联储规定的警戒线，但有所上升。因此，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全球经济风险不断加大的背景下，美国推出Qe3的可能性也在增大。当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受控于需求，但更受制于美元。美元走强，价格回落；美元走弱，价格上涨。一旦Qe3或是变相Qe3推出，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飞涨，全球新一轮通货膨胀在所难免。第二，粮食价格上涨造成压力。近些年，国际粮食价格步入趋势性上涨的大周期，极端气候的常态化、供求紧张、能源成本居高不下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导致的用地减少等因素都使得粮价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价格刚性。2011年5月，国际粮农组织公布的粮食价格指数平均达到232点，较上年同期上升37%。其原因从供给方面看，近年全球气候异常，导致对包括美国、巴西、阿根廷、德国等在内的经济体的粮食出口产生影响。从粮食需求端看，除了一般性粮食需求外，油价上涨导致新能源对粮食的需求日益加大。近年来，美国积极制定利用玉米等粮食开发生物质能源的规划，乙醇生产行业对玉米的消耗大约占美国玉米产量的36%。受此影响，美国玉米库存量及出口量均出现明显下滑，由于美国占全球玉米出口总量的55.6%，对粮食的能源消费需求扩张对全球农产品市场供需恶化无疑是雪上加霜。第三，油价仍将维持高位。其主要原因：一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政局不稳，给油价带来“风险溢价”。从美国西得克萨斯原油和英国布伦特原油的价差来看，大约在15美元上下。二是美元持续走软带来的“计价效应”。2010年底以来，名义美元指数贬值4%左右，使以美元计价的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上涨，估计对油价上涨带来的影响大约也有5美元左右。三是世界经济保持复苏态势，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趋势长期看好，对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在需求方面提供了有效支撑。近一段时期，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但从目前油价、铜价仍然保持高位运行，说明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很可能是短期调整。第四，步入劳动力价格上涨周期。劳动力价格上涨正成为新的通胀压力。过去二十多年，新兴经济体凭借较低的劳动力要素价格，依靠全球分工体系深化带动的“斯密增长”，创造出巨大的增长红利。然而，随着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迈进、人口红利的减少以及城市化生活成本的提高，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和回补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当前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普遍提高了工资报酬。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启动个税改革；印度工资近几年保持较高的增长，2010年增长11.7%；俄罗斯从2000年起逐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2009年为2006年的4倍；巴西2003年到2010年间，最低工资上涨112%。当然，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转化为更大范围、持续的价格水平上升，还将取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之间的较量。如何避免“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将是各国政府面临的新挑战。
世界经济分析篇3
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产业结构;贸易规划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6-0014-02
1世界经济失衡的概念
关于世界经济失衡的确切定义，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种大家一致认同的看法。但是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的研究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界定清楚其定义，才能分析其形成原因和解决方式。我们首先就需要了解均衡的概念。在已有的经济学文献中，关于经济均衡至少有两点为人们所熟悉:第一个含义是指市场均衡，即在市场上供求均衡;第二个含义是指经济处在一种不再存在一种内在变化倾向的稳态。基于这两点共识，我们所定义的失衡是这样一种概念:首先，经济失衡所指的是一种由供求不平衡而造成的市场无法出清的状态;其次，从长期来看，经济失衡又意味着动态的不平衡，即在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并且是具有持久性的打破经济趋于平衡的力量。所以研究经济失衡问题，既要分析形成失衡的原因，又要分析形成这种原因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即是可持续的还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造成失衡的原因是长期的，则失衡将是可持续的，反之如果原因是短期的，则失衡将是可以消除的。
2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造成今日世界经济失衡的短期原因，或者说触发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还与两个左右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国家高度相关。这两个世界大国就是连续多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且有继续增加之势的美国和既有内部经济失衡又有外部经济失衡的中国。这两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之所以巨大，就是因为它们分别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总量最大和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并且，更为主要的是，由这两个国家通过分工、贸易和投资所形成的世界分工与贸易结构几乎决定着其他国家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地位。因此，一旦中美这两个国家的内部经济或者对外经贸关系出现失衡，那么世界经济的失衡就将在所难免。为了分析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本文从中国自身入手，借以拓展到美国在这一系统中的作用，希望能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貌的效果。
2.1数据分析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GDp平均增长率高达10%以上。与此同时，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大幅度增加，外部经济出现了严重失衡。如表显示，贸易收支顺差急剧增长，从2000年的241.1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2954.6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748.1亿美元。值得指出的是，从2005年起贸易收支顺差出现了猛增态势，2008年高达2954.6亿美元，而2009年1—3月就已达到623.4亿美元。2000—2009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贸易收支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造成外汇储备余额迅速增加，从2000年的1655.7亿美元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19460.3亿美元，2009年3月已高达19537.4亿美元，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表中单列出我国历年的对美贸易顺差数额，可以看出我国对美贸易顺差逐年扩大，并且对美贸易顺差数额占我国贸易收支顺差总额比例很大，最低的2008年也接近50%。可见，分析我国对外经济失衡的原因，重点分析对美贸易失衡是毋容置疑的。
2.2原因分析
正如上面分析，我们需要重点分析中美因素。从上面得数据可以发现，贸易收支的巨额顺差是构成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主要因素，而造成贸易收支巨额顺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既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既有宏观因素，也有微观因素。概括起来，其主要原因是:
(1)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
从经济结构来看，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而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占主导地位。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保持着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赖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例如，美国家庭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高达70%，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帐户赤字。而中国则是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增长。消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47%下降到2006年的36%。因此，发达国家的旺盛消费需求必然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的扩大，而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造成了消费品的产能过剩，进而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增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同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造成了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
(2)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进行了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在国内集中资源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通过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的加工业以及资源和能源消耗型产业向外转移，使得国内传统优势产业如钢铁、纺织、服装、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资本外流和劳动力成本提高而逐渐丧失了国际竞争力，变为主要的进口竞争性产业。中国拥有装备良好的制造业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因而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场所和世界制造中心。在2000—2006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平均每年达500多亿美元。跨国公司将生产加工基地转移到中国，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进行加工制造，然后又将价廉物美的产品返销到发达国家，促进了中国加工贸易和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扩大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重点发展加工贸易，因而将其原先对欧美国家的大量贸易顺差随国际产业转移而转移到中国，进而加大了中国对欧美国家的贸易顺差。
(3)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非同步性。
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即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率先转移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使其拥有相对的出口竞争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是，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体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呈现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国的比较优势表现出来，而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时，都有可能表现为“贸易失衡”或“经常项目的不平衡”。
(4)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以加快发展制造加工业，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并通过扩大出口和贸易顺差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紧紧抓住了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通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成功地将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同外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充分发挥了各种要素的比较优势，还创造了国际竞争性优势，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为了推进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如出口退税、减免所得税、货币贬值以及贴息贷款。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大大地推动了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在促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并且还有固化与恶化的趋势，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新的结构问题，具体说来:第一，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继续趋于恶化，农村居民的收入严重偏低，与城市居民相比，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考虑到中国农村人口要占到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而他们的收入水平又不到城市居民的1/3，且农村居民在消费行为上具有比城市居民更为强烈的自给自足倾向，所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与恶化将使中国的内需严重不足。第二，由中国对外开放所促成的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还造成了中国在经济结构上的新问题，那就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东西部二元结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是基础，但是一定时期内其必然是低效率的，从而政府对西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势必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这就使得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第三，经济体制改革因素。
(5)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亚洲国家深刻的教训，危机之后，不少亚洲国家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危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危机过后各个亚洲国家的投资需求都不同程度的收到了负面影响，出现了投资率下降的情况。当国内消费和投资不能完全吸收国内储蓄时，就有可能出现出口增加或者资本流出增加的趋势，这种情况就表现为经常项目盈余。
参考文献
[1]macfarlane.whataretheGlobalimbalancestotheeconomicSocietyofaustraliaDinner[Z].Sep28，2005.
世界经济分析篇4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影响分析；机遇
近些年来，随着下业化的进程逐渐加快，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较以往更是有着极大的进步，经济全球化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1]。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只有更好的接受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并在历史大潮中积极的接受检验，才能更好地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提升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风险应对能力。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述和表现
（一）概述
经济全球化出现于20世纪中期，并在20世纪的90年代逐渐得到了认可，但是，并没有对经济全球化赋予一个统一的概念，直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主要指的是跨国产品与服务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并借助信息化技术的手段来更好的传播从而增加了世界各国经济的依赖性[2]。与此同时，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当作一种过程，在此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经济文化政治体育等方面都具有一定全球化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的民族特点。由此可知经济全球化首先可以将世界各国特有的经济规则向统一的方向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还能更好的增加世界各国的经济互通性和依赖性，最后，经济全球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并加强世界各国以及各个区域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协调性和约束性。经济全球化打破了世界各国的界限，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这不仅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机遇，更是带来了较大的挑战[3]。因此，经济全球化更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全球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并加速了经济的增长，甚至是为一些少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但是经济全球化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致使国际危机逐渐增多，一些跨国企业由于不能更好的抵抗经济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挑战，而导致经营不善甚至处于破产的局面。
（二）表现
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的商品、劳务、技术、资金等更好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和配置，增加了世界各国的经济依赖性，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贸易自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之下，国际贸易中所存在的障碍处于逐步消除的状态，并增加了贸易自由化，国际贸易的手段和商品标准以及实际的合同样式，更是逐渐处于规范和统一的方向发展[4]。其次，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生产全球化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随之产生，跨国企业更是逐渐成为了世界经济活动的中坚力量，其生产的商品也是遍布世界各地，由此可见，生产全球化更有效地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关联程度逐渐增高[5]。再次，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资本流动的国际化，跨国企业的发展影响了世界各国对外资管制的放松，以及投资基金和养老保险基金的高速成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资本的流动性逐渐增大。最后，经济全球化更是促进金融活动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改变了以往以美国为首的金融管制方式，并拆除了不同金融业务的隔离墙，从而更好的加快了金融业的整合。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一）积极
近些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全球化趋势更是加深了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打破了以往世界各国的界限，从而在加速经济流通的基础上提升了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因此，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时具有一定的积极和促进作用的，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利益的融合，由于利益融合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多边区域的发展[6]。因此，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经济依赖，俱荣俱损的局面更是随之产生，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利益除外，共同地区的利益以及全球利益更是较以往有了一定的提升，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促进国际利益的融合。其次，经济全球化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人类新的共同价值观念和新的人类文明，这种全新的改变打破了以往人类文明中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再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速了国际体系的转型，当前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为一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主导，强权和霸权主义经常影响着周边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但是当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后，便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以往的世界格局，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逐渐加快，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和发展更是打破了以往的垄断，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更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最后，经济全球化加强了国际的分下合作，由于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和统一，更是加深了国际分下，并保证各国都可以充分的发挥自身的优势，从而更好的投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主要体现在各国企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都扩大了规模，并促进产业的转移和资本等主要生产要素的流通，各个国家的企业都依靠着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来进一步弥补企业在发展中所遇到的不足，从而在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的同时增加其经济效益，并更好的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二）消极
2008年九月份，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在宣布破产之后致使美国金融市场上的金融衍生产品带来的风险更为突兀，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提升，并加深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挑战，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经济全球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应运而生，这些企业在发展中都在对周边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同程度上的危害，钢铁企业在生产中会产生很多的排污量，汽车产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汽车的产量更增加了尾气的排放量，为了进一步发展经济，各国逐渐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建设的方面来，破坏臭氧层、大量释放温室气体、为了推进下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去进行伐木，这些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危害[7]。其次，经济全球化增加了企业的竞争力，过于激烈的竞争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火药味，一些企业为了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并更好的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潮，不惜投入全部的资金来扩大生产规模，但是，由于这些企业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前些年的美国市场更是缺乏正确的经济引导，从而导致很多美国企业有面临经营不善等情况的发生，甚至存在很多企业处于频临破产的局面。直到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经济才逐渐回暖。最后，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世界贫富的差距，经济全球化虽然推动了下业化的进程，并提升了整体的经济水平，但却没有保证收益的全球化，换句话说，经济全球化可以看作一种选择性的现象，一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得到了一定的收益，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收益。
三、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一）机遇
现如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更是逐渐加深，在这一大环境下，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首先，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邓小平曾指出为了发展经济，必须要打开国门，并实行对外开放。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下，我国成功的利用了外资的帮助不但扩大了外资企业的规模，更提升了经济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近些年来，我国的发展逐渐融人了全球化的浪潮，一方面能够更好的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建设经验，并与本国的国情相结合，从而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又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完善。
（二）挑戰
经济全球化在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带来一定推定作用的同时，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一定的挑战，其挑战更是较为艰巨，不可忽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文化以及意识形态都提出了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密切起来，不同国家带给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冲击也是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更需要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建设，对于一些外来的不良文化和思想进行坚决的抵制。其次，经济全球化为我国政治稳定发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近些年来，西方国家的干预政策以及以美国为首的独裁统治思想不断的对我国政治发起挑战，并在不同程度上干预我国的内政，甚至从宗教问题人手，我国的政治发展更是受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消极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更是为西方的经济政治化倾向带来了一定的方便，因此，为了更好的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便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此来更好的抵御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政治干预。
四、结论
总而言之，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世界各国之间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特别是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物质技术的基础，其直接的因素是国际贸易和资本自由化，以及企业的经营国际化，尤其是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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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分析篇5
关键词：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形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F113.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3-0001-02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简述
（一）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认为，生产与消费之间发生尖锐的矛盾：一方面工人是消费品的主要消费者，另一方面“每一个资本家都知道，他同他的工人的关系不是生产者同消费者的关系，并且希望尽可能地限制工人的消费。即限制工人的交换能力，限制工人的工资”[1]，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工人有限的支付能力并存，一旦生产普遍超过了主要来自工人的有限需求和消费，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爆发。
（二）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市场经济不可能有合乎比例的生产，对剩余价值的无休止追逐是资本积累规模螺旋式上升、生产能力无限扩张的内在动因。恩格斯说：“大工业的必然后果――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地步。”而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处于自由无序状态，每个企业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都在盲目的扩大规模，这就注定了无政府状态下的供需不平衡。
然而，上述理论是基于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19世纪）所提出来的。20世纪、特别是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苏联的一枝独秀促使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反思，并进行了相应的改良，政府开始适当干预市场，从而企业生产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三）商业投机与货币信用的矛盾
马克思曾指出：“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2]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引起信用规模的扩大，而信用的膨胀又反过来促进生产经营规模的膨胀：在繁荣时期，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播动的大量兴起，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批发商的资本回流却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
二、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特征
（一）经济危机的强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经济危机
目前已有专家认为，2008年经济危机的波及面和影响程度已超过1929年。未来一至二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可能面临负增长，此后还会有二至三年的增长率低于1%的萧条期。美政府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五大投行摩根士丹利、雷曼兄弟等彻底消失，全世界性的银行倒闭浪潮，美国汽车三巨头摇摇欲坠，以及甚至出现的冰岛等国家的破产……由于全世界经济的高度开放和全球一体化，此次经济危机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已大大超越1929年。
（二）全球性多危机同时出现加剧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金融危机、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同时出现。解决石油危机、粮食危机与解决金融危机是互为排斥的，因为高盛、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等国外银行巨头拥有巨量的石油和农产品期货多头头寸，油价粮价下跌必将引起金融机构的倒闭。
（三）虚拟经济开始影响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有着非常强的关联关系。在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的风险，例如产品积压、企业破产，都会传递到虚拟经济系统中，导致其失稳；虚拟经济中的风险，例如股票指数大落、房地产价格猛跌、银行呆账剧增和货币大幅贬值等，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欧美发达国家增长大幅放缓，有些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经济衰退最直接的表现为企业利润下滑，企业破产，失业率大增，社会不安因素增加，严重的将造成社会、国家动荡。这就是虚拟经济开始影响实体经济的表现。
三、运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分析当前经济危机
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形成于一百多年前，对解释现代世界经济危机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纰漏。但是由于其理论的严密性以及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延续一百年前的基本模式，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当前经济危机分析依然具有一定适用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商业信用制度仍然是形成当前经济危机的主要杠杆。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发展到信用经济形式时，经济危机随时都会成为现实。信用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它对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3]。这就是说，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信用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隐蔽了生产过剩的事实，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这个时候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出现紧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3]。人们对货币和剩余财富的追求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商业信用开始演变为全社会用来投机套利的重要工具，从而再一次引发“荷兰郁金香”式的投资热。但总有一个时刻，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的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4]遭到破坏的时候，链条会断裂，从而引起信用危机，爆发经济危机。随后，信用危机逐步转化为货币危机，经济危机进入全面爆发的阶段。
其次，过剩仍然是当前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劳动群众的实际需要。这是一种相对过剩，是相对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出现的相对过剩。马克思在第3卷第30章指出：“各个部门生产的不平衡”以及生产力的发展相反的“群众的有限消费”乃是危机的最终原因和根源[3]。他在这些地方考虑到危机来自或者由于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或者由于群众之间有限的消费而引起的超过需求的商品生产过剩。资本过剩和利润率下降被看做是这个过程的终结。当前经济危机不论在虚拟经济，还是在实体经济领域，都已经体现了严重的过剩状况。最主要的表现是由于房地产及其衍生品的过度开发导致了生产过剩。房地产成为消费者的第一消费对象，从而迎来了房地产市场的黄金时代。美国房地产市场迎来了长达十四年的繁荣，同时也蕴藏了房地产市场生产过剩的危机――高速增长的房地产及其衍生产品一旦面临美国国人的购买力下降，将给美国的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美国经济造成致命打击。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充当罪魁祸首的角色。
最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仍然是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从社会制度层面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既然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这种对抗性矛盾。因此，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要消除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危机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5]。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后，各国家政府、大财团、垄断资本组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经济危机更容易上升国际层面，1929年经济危机正是最好的例证。
四、启示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在分析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仍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结合当前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措施，进而得出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矛盾。由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得不到解决，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商业投机与货币信用的矛盾就都得不到解决，经济危机就会周期性的不断复发。即使有关国家和商业财团可以暂时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制造繁荣，但这种虚假的购买力只能暂时延迟经济危机发生的事件。届时将会昙花一现，引起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面对经济危机时体现了极大的优越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存在资本主义体制的基本矛盾，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即使现在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但是政府依然会站在全局的角度，制定各种宏观调控政策，在第一时间内反击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至于现在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也十分有限，仅仅限于因国外购买力下降带来的出口下降，进而导致的生产过剩。这种过剩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过剩有本质的不同，国家政府已出台4万亿的拉动内部投资和内需的政策，全力保增长。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相对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危机的应变速度要快很多，也更加有效。
第三，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社会制度，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纵观过去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已经发展了较大改变，其中，很大程度都是向社会主义制度“学习”的结果。可以预见，在经历这场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还将继续改良自身的经济政治体制。虽然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尚需要一些时日，但是该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经济政治体系必将体现出更大的优越性，同时也将更加充满活力，展现在世界东方的舞台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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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分析篇6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高校政治理论课,因此,需要不断地更新教学内容,使其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是这门课的内在要求,也是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执行新的课程方案以后,不仅在教学内容上可以增加许多内容,而且在教学方法、授课方式以及授课对象上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最明显的变化是,这门课程的授课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高校文科生的必修课,变成面向全校学生的公共选修课。从必修课变为选修课,不仅仅是名称上的简单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教授这门课的教师以及高校学生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尤其是对于教师而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是授课对象的变化,学生对这门课的思想认识也会发生变化。在原来的理论课程体制下,授课的对象是处在同一年级的大学生,一般是大四年级的学生,而且都是文科类的学生。在新的政治理论课程体制下,由于采取选修课的形式,授课对象倾向于多元化,有大学各年级的学生,其中既有文科类的学生,也有理工科的学生。
再次,教学方法的变化。课程改革以后,教师的教学方法更应该灵活多变,更适合新形势的需要,使这门课程更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更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具体来说,教师必须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和各种教学资源,更多地联系国际热点问题和国内外时事,甚至开展有关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课,开设关于形势、政策方面的专题讲座等。在新的课程方案中,尽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出现了诸多变化,但也有许多“不变”的因素。
第一,这门课程融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于一体,不仅要使大学生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有关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观点,而且要使他们掌握当代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国际格局的大趋势,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贯要求和主张[1]。因此,这门课程还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使命,其中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学生政治思想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就是说,以爱国主义为主的思想教育,是这门课程的“不变”因素。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仍是高校的一门政治理论课,其教学目的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为指导,使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总体形势,及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了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内容,认清中国新时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革命信念,树立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努力奋斗的信心。
第二,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基本角色没变。由于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原因,对世界政治、经济等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尤其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更增加了学生认识上的困难。因此,在新的课程体制下,更需要积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优化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2]。
第三,作为这门课程的国际大背景,战后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没有发生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国际形势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演变,其中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尤为突出。在高校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的时代背景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需要正确了解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一直没有变化;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仍在发展之中,而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特别是由美国引发的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更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G20峰会的召开极其迅速走向机制化,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这是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不断斗争的产物,更是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学迅猛发展的结果。中国、印度等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大幅度提高,正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提高的具体表现,同时也说明多极化的趋势正在发展之中。
二、在“变”与“不变”中探索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新模式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形势,掌握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基本脉络。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需要大学生认清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大趋势下,要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特征。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经济等方面交往的同时,还需要提高警惕,防止西方某些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阴谋。由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的诸多“变”与“不变”因素,需要教师在教学方法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首先,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上下工夫。由于这门课程是政治理论课,在原来必修课的情况下,学生对这门课程有一定的学习动力(抑或是一种压力)。在变为选修课以后,学生对这门课的学习动力会大大降低。因此,需要教师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可以适当播放一些相关的视频资料,以提高学生的兴趣。通过不断地向学生传授关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方面的知识,使他们掌握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并通过知识教育逐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树立为祖国而努力学习的雄心壮志。
世界经济分析篇7
【关键词】世界经济tpp供给侧改革SDR过渡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文献标识码】a
2015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运行分化加剧，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世界经济复苏依旧艰难曲折。预计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可能好于2015年，但不确定因素增多。整体来看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较复杂局面。
2015年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5年全球经济运行呈现出的主要特点是：整体复苏情况较为疲软，不同国家和地区情况分化较为明显，全球经济三轨运行：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开始引导加息；欧洲经济筑底改善，继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面临较大挑战。受美元升值和全球需求趋弱等因素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滑，低位运行。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10月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全球经济2015年将增长3.1%，比2014年低0.3个百分点，比2015年7月的预测值低0.2个百分点。国际权威评级机构穆迪在2015年11月最新的《全球宏观经济展望》中预计2015年二十国集团GDp增长率为2.6%。
在大宗商品和全球贸易方面，2015年国际石油价格低位运行，并呈现进一步下跌的态势，大部分石油产出国如沙特、伊朗、俄罗斯都没有选择减产保价。全球国际贸易也是不断萎缩，波罗的海干散货运指数（BDi）低位徘徊且不断刷新新低，通缩阴影弥漫在全球。
在美国方面，从全球范围来看，主要经济体中，目前只有美国经济一枝独秀，已经开始进入收紧政策、恢复常态下经济政策的阶段，美联储年内会否加息成为热门话题。imF对于全球经济的预期在不断下调，唯独对美国的经济预期是上调的。2015年以来，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下，美元指数在2015年3月和12月两度突破100大关，随后虽有所回落，但整体仍保持高位运行。与此同时，也应看到美国经济的走强对于全球经济的带动效果并不明显。另一方面，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长期来看，受全球整体经济环境的拖累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影响，美国经济脱离全球总体环境“一枝独秀”的格局难以长期持续。
欧洲央行于2015年初开始实施Qe（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期19个月，欧洲经济在2015年温和复苏，经济景气指数在前11个月内稳定上升，制造业pmi指数一直保持在51以上，总体趋势基本企稳。年初实施Qe以来，欧元汇率一度快速贬值，提振欧元区出口，但二季度以来欧元汇率逐步企稳，Qe政策的边际效用减弱，出口增速有所回落。整体来看，三季度欧元区仍保持温和复苏态势，但随着Qe政策效应的减弱，经济增长动力存在放缓迹象。另一方面，希腊债务危机反复、中东战乱导致大量难民涌向欧洲、iSiS恐怖袭击阴影等不利因素会影响欧洲经济复苏的步伐。目前，欧元区扩大Qe的预期升温，欧洲央行正在考虑扩大资产购买规模，或者将Qe延长到2017年，以防止欧洲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日本方面，安倍政府在2015年推出的“新三支箭”的目标和方针（主要内容包括：202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增长至600万亿日元；平均生育率达到1.8；杜绝因家庭护理而放弃工作的现象发生等）。与“旧三支箭”通过日元贬值和大规模放松货币政策相比，“新三支箭”更致力于从社会层面出发改善影响日本长期增长的结构问题（特别是人口问题）。目前“新三支箭”的政策效果如何尚不明朗，但从国际经验看，长期的“低生育陷阱”很难摆脱。日本央行从2013年起开始推行超级Qe，不仅购买日本国债与企业债，同时还购买日本股票，但总体效果并不及预期。近期标普将日本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使日本国债面临巨大抛售压力。日本逐渐陷入经济滞涨的局面，安倍政府挽救日本经济的能力存在不足，日本经济面临下行风险，实现经济复苏的困难重重。
在新兴市场国家方面，受全球市场需求回落与资本流出困扰，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普遍回落，面临经济减速和滞胀的压力。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下，巴西、俄罗斯等经济基础较为脆弱、依赖资源出口型的新兴经济体更易受到国际资本流动冲击。2015年以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资源出口国经济遭受重大挫折。具体来说：
巴西2015年三季度GDp同比下降4.5%，连续第6个季度同比下降，失业率升至7.9%，通胀率也自2002年以来首次超过10%，巴西央行被迫收紧货币政策。巴西经济正陷入“滞涨”的漩涡中无法自拔，这一拉美最大经济体正陷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未来经济增长前景黯淡。
俄罗斯2015年三季度经济同比萎缩4.1%，imF预估俄罗斯2015全年GDp将萎缩3.8%，全年的通胀率将达15%，2016年的通胀水平约为8.6%。由于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能源出口，俄罗斯经济负增长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南非2015年三季度GpD增长仅为0.7%，同时失业率高达25.5%。其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落后和制造业的萎缩将长期制约其经济发展。而中国的情况也不乐观，中国2015年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9%，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首次跌破7%。
在新兴经济体中，唯一例外的是印度，目前处于领跑“金砖国家”的位置，经济运行状况较好。印度2015年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4%，超过了二季度的7%。目前通胀率约为5%，并有进一步改善之势。在通胀稳中趋降的条件下，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得以进一步提升。在制造业方面，印度制造业2015年三季度增速达到9.3%。
2015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大国际经济事件
tpp协定的达成。历经5年谈判，2015年10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12个国家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这12个创始成员国的GDp总额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使得tpp成为继wto之后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其意义和影响可见一斑。而作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之一的中国被排除在协议之外。
tpp最为重要的影响在于强化了北美与亚洲经济之间的联系，tpp不仅具有国际经济方面的意义，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也很大。作为全球第一与第三大经济体，这是美国与日本之间首次缔结区域内的贸易合约。对于美国而言，尽管贸易壁垒的减少将有助于刺激潜在的经济增长，但正如市场所担忧的那样，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可能对其本土就业形成冲击。对于日本来说，对于农产品关税的显著下调实质上属于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将施压于日本农业部门。
对于越南、墨西哥、新加坡等国家来说，加入tpp将有助于其改善出口以及扩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虽然tpp所强制要求的各项高标准（如成立独立工会、限制国有企业垄断地位、保护知识产权及保护环境资源等）在短期内将限制各国政策的灵活性，但长期来看，将本国制度构架更新至国际标准将有益于各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发展。
对于中国的影响方面，由于中国未被纳入tpp协议，长期来看，中国在争夺出口市场份额及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竞争力会受到负面影响。短期影响方面，由于tpp目前仅仅是部长级的协定，正式生效还需要成员国国会通过。按照民主国家的决策程序，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短期内对中国的影响有限，这给予中国政府和企业时间予以应对。
对于中国如何应对tpp，首先，中国应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国际贸易存在的本质是源于各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近年来中国的人力成本上升很快，人力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其次，长期来看，应提高环保标准、劳工权益保护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等，强化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减少国有企业的政府支持力度，倒逼国企改革。第三，在未来中国或可以考虑发起成立另一竞争性贸易协议作为应对。打破国际贸易的制度障碍和地理障碍，如“一带一路”战略正是推进与有关国家加深国际经贸合作的重大契机。
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11月底宣布将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人民币作为第五种货币被纳入SDR，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10.92%，超过日元和英镑，这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对中国经济和全球货币体系将产生长期的深远影响。
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第一，对于稳定SDR的币值波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的重要性却与经济规模不相称。人民币加入SDR，能够使得中国逐渐成为与经济实力相称的货币大国。而对于全球货币体系而言，在全球主要货币展开竞争性贬值的背景下，将人民币纳入到SDR篮子货币，有利于降低SDR货币篮子的波动性。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依据自身内部情况，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这也使得全球货币体系的波动性不断扩大。但中国政府采取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力地维护了人民币外汇市场的稳定，这也使得人民币成为后危机时代少数币值较稳定的货币之一。
第二，各国对人民币资产配置的需求增加，将会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带来积极影响。按照imF对SDR货币两个基本条件的要求，将人民币纳入SDR即是对中国贸易地位和人民币使用便利度的认可，一方面将有利于扩大人民币在全球市场的使用范围和结算规模，推动跨境消费与投资，另一方面亦有助于刺激包括各国央行在内的全球金融机构对人民币资产尤其是金融资产的配置需求。结合2015年以来中国央行连续出台政策大力推进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预计中国债券市场将率先受益。
与此同时，也应理性看待人民币加入SDR，经济实力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决定因素。虽然加入SDR货币篮子能够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归根结底，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最终是经济实力的体现。首先，应看到SDR在国际储备中占比很低（仅约2.4%），因此加入SDR本身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短期直接影响有限。其次，以日本为例，虽然日元在1980年就被纳入到SDR货币篮子，但由于其经济自90年代以来的长期不景气，日元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再次，SDR的全球货币地位并非是不可动摇的。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不断发展，SDR篮子货币所属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呈现下降态势，其由1995年的占比全球经济的71.1%，下降到2014年的49.6%。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原因在于，建立与全球经济体地位相匹配的货币制度安排，有利于提升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适应经济转型要求。人民币国际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尽管人民币纳入SDR带来的短期增量资金有限，但这给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树立了国际认可标准，给更多全球国家将人民币资产纳入储备货币奠定了基础。人民币资产的受青睐程度，最终取决于其交易便利、保值增值等功能，最终是中国经济实力的体现。在中国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之下，人民币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是对这一现实的确认。
2015年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想
关于贫困与社会福利的研究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热点。2015年，关于贫困与社会福利、社会公平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的重视，成为全球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热点。
首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因为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研究成就，在2015年10月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安格斯・迪顿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迪顿和米尔鲍尔共同提出近似理想需求系统（aiDS），用于分析消费在不同商品之间的选择和分配，此模型适用性和有效性较强，能够匡算出个人收入和多种商品的价格对商品需求的影响。此模型和之后的完善版本成为当今全球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实际政策评估的重要工具。
第二，迪顿发现了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实际关系，即“迪顿悖论”。迪顿注意到主流消费理论无法解释总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实际关系，而基于理论所推出的居民根据个人收入调整对应消费的行为特征与实际调查数据所呈现的变化有很大的出入，这被称为“迪顿悖论”。这说明，对个体数据的分析是解开总体数据之谜的关键，这推动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思想和方法的进步。
第三，迪顿对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问题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迪顿使用家庭调查数据来测量贫困和生活标准，以及影响贫困和生活标准的因素。他认为使用支出数据来测量家庭福利水平相比收入数据更能够真实地反映贫困地区人们的福利状况。利用这些调查数据，他开展了多项有影响力的研究，包括家庭内部重男轻女现象的研究、收入与营养状态关系的研究等。
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朱玲等人也因为在贫困与社会公平政策方面的研究，在2015年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朱玲等人的著作《包容性发展与社会公平政策的选择》，从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角度，探索了连结经济自由与社会均衡的路径，探讨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和增长过程的社会和解，阐明了导致收入高度不均等的制度性和政策性原因，并聚焦于受到制度性歧视的农民和农村迁移工人的生计和实际享有的基本权利，探究消除社会排斥和增强社会公平的可行政策。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经济转型中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必须从消除社会排斥和推进初次分配制度的改革做起。
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思想的复兴。2015年，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传统的投资、消费、出口等扩张总需求政策的有效性空间越来越小，各国政府纷纷转向供给侧的改革措施，供给学派经济学思想被重新重视，并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中国政府从2015年10月开始大力倡导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将推动经济发展的重点向供给侧改革转移，供给侧的改革措施将是中国“十三五规划”制定和执行中的重要方面。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供给学派，供给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下转235页）（上接31页）的变化。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蒙代尔、阿瑟・拉弗、芒德尔、万尼斯基、吉尔德、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等。该学派的主要观点包括：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供给的水平和能力，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研究如何促进生产、增加供给，仅仅在需求和分配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供给学派力主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主张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增加供给；强调重视智力资本，反对过多社会福利；主张控制货币，反对货币滥发。供给学派经济学思想的应用和供给侧改革，在20世纪就曾经大有作为过，20世纪70～80年代，美、英相继陷入滞胀，“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供给侧改革措施帮助其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潭。
2015年，面对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发达国家和各新兴经济体对供给侧改革又注入了新的含义，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包括的内容有：降低过剩产能，释放不具有发展潜力的过剩产能占据的大量生产要素，使这些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转移；对垄断行业进行改革，采取降低准入门槛，鼓励行业竞争的手段来激发垄断行业企业活力；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完善城乡间生产要素流动、交易、优化体制；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向精致生产的方向发展，向产业链的中高端方向提升等。
过渡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被提升到新的高度。2015年，过渡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过渡经济学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世界计划经济的消解、市场经济逐步形成这一过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科。过渡经济学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派联系比较紧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科斯、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诺斯、加尔布雷思及张五常等人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伟大实践，为过渡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最好的舞台。以往，过度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有不少闪光点，但整体上呈现比较零散、碎片化的态势，没有成为一种主流的、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学理论。而在2015年，“过渡经济学理论”被授予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林毅夫、蔡p、李周、张军、樊纲等人作为“过渡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人，接受了此奖项。这对提升过度经济学理论的高度和国内外影响力，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过渡经济学理论囊括了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所有重大问题，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过渡经济学理论重点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不同方式或路径对改革成本和绩效的影响，如何能够选择低成本的改革方式或路径，以及改革引发的利益矛盾和收益分配等问题，这也正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面对的重大问题。过渡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完善对促进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市场经济平稳过渡，减少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成本，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展望
展望2016年，全球经济或将持续温和复苏，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前景依然不均衡。相比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复苏预计将略有加快，美国、欧元区国家有望持续温和成长。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将面临较严峻的增长形势，经济增速放缓的局势短期内难以改变，主要是因为一些大型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出口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减弱。在国际石油市场方面，在供给面减产不足，需求依旧疲弱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会加剧原油供应过剩的局面，国际石油价格在2016年预计将继续低位运行。
2016年，预计全球各国经济政策将越来越出现分歧，美联储将进入紧缩周期，欧元区和日本可能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各自情况差别较大。具体来说：
第一，美国经济持续复苏，非农就业形势逐渐向好，美国成为经济复苏的标志性国家，美联储加息窗口何时将开启备受关注，预计美国在2015年底或2016年初加息的可能性很大。
第二，欧洲经济复苏预计在2016年仍不十分稳固。穆迪预测2016年欧元区经济增速仅为1.5%，意大利和法国2016年的经济增速约为1%左右。英国退出欧盟的风险也将增加欧洲经济的不确定性。欧洲央行在2016年或将延续宽松政策，加大Qe力度是大概率事件。
第三，日本方面，随着日本老龄化问题加剧以及日本国内对安倍政府改革措施报以较悲观态度，日本的消费以及制造业的好转将受到较大限制，日本仍将面临较大的通缩压力，预计在2016年日本政府的货币政策将延续宽松。
世界经济分析篇8
一、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主要特点
1、2007年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将趋缓
2004年以来，在发达国家经济持续攀升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共同推动下，世界经济增势良好。但2006年下半年，美国经济由于房地产市场降温、私人消费增长转弱而明显放缓。欧洲经济增长虽可望持续，但增速也将有所减弱。这是因为世界经济已处于一体化状态，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连动影响十分明显，进而还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根据野村证券的有关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率每减少1%，日本gdp要下降0.6%，欧元区与其他地区经济也是如此。总体上看，世界经济仍有望进一步增长，但增长势头将难以保持2006年水平。联合国预测报告认为，2007年世界经济有望增长3.2%，比2006年减少0.4个百分点。在发达国家经济体增长均适度放缓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扩张也将受到影响。
随着经济增长的减缓，全球需求上升势头也会减弱，世界贸易增长也将相应放慢。据联合国预测，2007年全球贸易增长7.8%，比2006年减少2.3个百分点。
2、世界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增强
近年来，随着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世界贸易额与全球gdp之比持续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印和东亚等表现尤为突出。我国的进出口额已占gdp的70%。世界贸易从1988—1997年的13.2%上升到2005年的16.7%，使其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一步增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跨国公司的迅猛扩张，以及世界贸易体制的完善，既给世界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推动力、有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同时也给世界贸易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受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使全球贸易自2002年二季度开始走出衰退，并呈逐步加速增长趋势。2004年全球贸易量增长达到10.9%，是自2001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伴随着世界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按照imf的预测，2006年和2007年全球贸易量增长率将为9.4%和7.8%，分别比春季预测调高了1.4和0.3个百分点，增速均高于2005年7.5%的增长水平。受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的带动，2006年世界贸易增长也高于预期。从进口需求来看，2006年，受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带动，美国进口增长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一至三季度进口分别同比增长13.4%、13.2%和13.9%，基本保持2005年全年增长13.7%的水平。由于经济增长加快，自2005年开始，日本和欧元区进口需求明显提高，成为促进世界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2006年以来，日本进口增长继续提高，一、二季度，日本进口同比增长分别达到27.5%和19.1%，三季度又增长16.8%，均高于2005年全年15.6%的增长速度。从出口来看，由于外部需求强劲增长。继2003—2005年出口持续快速扩张之后，2006年许多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了出口的较快增长。中国、巴西、俄罗斯等国的货物出口额增长率都达到20%以上，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台湾地区等的出口增长率都在10%以上。预计2007年这些经济体仍然是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贸易迅速增长。但世界贸易发展失衡加剧、国际市场产品价格迅速上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贸易摩擦有增无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国家将国内就业增长乏力、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归因于贸易问题，并在重要贸易领域设置壁垒，使美欧、美中等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不利于世界贸易的稳定发展。特别是，持续近五年之久的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被迫中止，使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困境，给世界贸易发展前景蒙上了阴影。
3、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扩大
2007年，受美国经济增长减弱的影响，发达国家(地区)经济增长势头将有所放缓。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望保持强劲增势，将成为拉动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发达国家内部，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趋势也呈现出显著变化。美国房地产市场降温后，私人消费上升势头趋弱，由于目前尚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幅度将明显减缓。2006年以来，欧元区内需明显复苏，尤其是企业投资增势良好，呈现出新一轮增长的迹象。2007年，虽然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个别国家政策调整(如德国提高税收等)影响，增幅略为放缓，但总体增势依然强劲。日本经济则将继续维持缓慢回升态势。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中国和东亚地区经济有望持续快速增长，俄罗斯经济增长势头良好，拉美地区多个国家政府换届后，有望推出新的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
近几年，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加快，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显著扩大。受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增长减缓的影响，2005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仅为2.6%。根据imf的预测，2006年和2007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3.1%和2，7%。2006年二、三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的增长率分别仅为2.6%和1.6%，增速明显低于一季度的5.6%。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油价上涨、利率上升以及住房市场降温，国内消费受到影响等。但是总体上看，美国经济增长虽然会有所放慢，但是实现“软着陆”的可能性较大，不至于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住房市场放缓将使2006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减少1个百分点，并将继续影响今年的经济增长。房地产市场降温是抑制消费者支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另一方面，近期原油价格下跌将会给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带来正面影响，有助于美国经济稳定。在经历了二季度的较快增长后，欧元区三季度表现依然强劲，根据imf的预测，欧元区经济2006年和2007年预计分别增长2.4%和2.0%，其中2006年的增长率将是过去六年来的最高纪录。至2006年10月，日本从2002年4月开始的本轮经济景气周期已经持续了57个月，平了二战后景气周期的最长纪录。受国内需求扩大的支撑，日本经济仍将保持平稳增长的势头。但是日本经济总体上看是处于恢复状态，如果世界经济增速大幅减缓或是国内政策应对不当，日本经济仍有再度陷入通缩的可能。
在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表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自2002年世界经济开始重新加速增长以来，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持续较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而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强劲增长。imf预测亚洲发展中经济体2006年和2007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8.3%和8.2%。其中印度经济将分别增长8.3%和7.3%；印尼、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东盟4国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和5.6%；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4小龙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9%和4.4%。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正在经历自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最强劲的经济增长，2006年该地区经济增长率将达到5.2%，2007年将进一步增至6.3%。该地区的石油出口是经济强劲增长的重要原因。虽然该地区经济发展有所改善，但是，拉美地区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中，经济增长较为缓慢的地区，预计2006年和2007年的增长速度将分别为4.8%和4.2%。
除外部环境的改善之外，近年来发展中经济体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内部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宏观经济政策所作的相应调整。如贸易自由化和灵活的汇率体制、财政及赤字的减少、投资和外贸环境的改善，私有化和鼓励私营发展措施完善等。但是，持续高油价、多哈回合谈判中止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禽流感疫情以及美国等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将对发展中经济体带来影响。
4、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继续上升
近几年，由于世界经济强劲增长，国际市场需求转旺，使得初级产品供需关系紧张，再加上地缘政治和投机因素，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持续呈现大幅上升的态势，国际市场非能源初级产品价格2002年开始从谷底回升，2004年二季度开始，增势曾出现减缓，但是2006年继续大幅度回升。与2005年同期相比，2006年一至三季度国际市场非能源初级产品价格分别上升16.8%、26.2%和29.1%。其中以金属和矿产品的价格增长幅度最大，2006年一至三季度，金属和矿产品价格分别比2005年同期上升28.4%、57.7%和62.4%。相对比较，农产品和食品的价格上升缓慢，但也接近了1995和1996年的前期高点。
国际市场产品价格提高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一些主要商品的供应趋紧而需求大幅增长。例如，由于金属矿石产品的开发受到资源储量、资金、设备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开发建设周期较长，因此金属矿石的供应大大滞后于价格的变化。而亚洲，特别是中国2003年以来对天然橡胶、有色金属、钢材和一些石化产品等需求大幅增加。同时由于政治形势、局部动乱、罢工、生产事故等一些临时性突发因素的刺激和影响，以及对市场供应心理预期等，减少或中断的担心，更加剧了市场炒作气氛。
2006年上半年，国际油价延续了2003年以来持续攀升的态势。国际油价高开高走，在4月份大幅飙升，一举突破每桶70.75美元两个关口，此后基本稳定在每桶70美元左右
的平台。随后受地缘政治和突发事件影响，国际油价波动加剧，7月继续震荡攀升。纽约市场油价7月14日盘中曾经达到每桶78.40美元的高点。8月份后国际油价一路回落，至10月初已经回落至60美元以下。2006年前8个月国际市场原油现货和期货平均价格分别为每桶68.57美元和68.77美元，比上一年均价上涨21.1%和21.0%；然而9月均价则分别骤降至63.80美元和63.90美元。
全球经济增长将趋于放缓是近期油价下跌的根本原因。但是此轮油价的上涨呈现持续性的特点，这是由于油价上涨主要反映的是强劲的持续性需求增长。近期，由于市场对国际原油供应紧张担忧的缓解，对伊朗、朝核问题的反应更为平和，不再像早些时候地缘政治局势任何风吹草动都引发油价剧烈波动。同时，国际市场原油供应充足也大大降低了投资基金炒作抬高油价的空间，一些投资基金因此撤出油市转向股市等其他投资领域。这些因素均促成了近期国际油价的较快回落，但油价进一步下跌的空间有限。近年来，世界经济对高油价的承受能力明显提高，高油价虽然给世界经济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总体上，高油价给世界经济和贸易造成的负面影响，到目前为止，比预期的要小。但需要密切关注的是，原油价格走势和近期仍然处于高位价格状态。
5、全球通货膨胀适度变动不明显
2005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为控制通货膨胀，主要国家和地区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紧缩货币的政策。美联储连续12次加息、欧洲央行则一年内五次提高利率。目前，全球利率水平比2004年明显上升，有利于抑制物价水平的上扬。另一方面，过去几年，推动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石油及其他初级产品价格的不断攀升。2006年年底以来，受暖冬和国际市场需求增长放缓等综合影响，石油价格显著回落。在世界总需求放缓的情况下，石油价格的升幅有望减弱，从而为抑制物价上涨做出贡献。由于各地区经济增长幅度存在差异，发达国家的物价上涨将不太显著，而发展中国家价格涨幅则有加大之势。
6、货币政策走向分化，利率水平趋同
2006年，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向保持一致。在美联储不断频繁提高利率的带动下，欧洲央行也有规律地升息以保持物价稳定、避免经济和金融的动荡。但是，进入2007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在经济走势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步。美国经济走软势头明显，如果继续收紧货币，则有可能导致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产生大量不良贷款，威胁金融稳定。而且，目前美国利率水平已接近中性。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仍需刺激私人消费和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因此，下半年，如果经济走势明显恶化，美联储极有可能改变货币政策方向，采取分步连续降息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欧元区经济景气仍保持上升势头，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热情正处于起步阶段。另一方面，德国提高增值税，将拉动该地区物价水平的上升，因此，欧央行为控制通货膨胀将继续适时收紧货币。同时，日本央行也表示将根据经济情况变化调整货币政策。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欧之间的利率差将显著减小。
二、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潜在风险和挑战
1、美国经济能否软着陆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伴随房地产市场退潮，美国经济2006年增势明显放缓。2007年，美国经济能否顺利实现软着陆，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情况。目前房地产的降温幅度还处温和尚可调控，对经济未形成严重冲击。但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变化情况。如果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继续维持相对低水平，那么房地产市场动荡的可能性就相应增大。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私人、企业和金融机构均将产生大量的不良贷款，严重打击消费和投资，延缓经济增长步伐。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连续增长是此次世界经济回升的主要动力之一，欧洲和日本乃至东亚及拉美等地区的增长均不同程度地从中受益。近两次的经济周期运行结果表明，美国经济复苏后，私人需求增加，企业投资活跃，会逐渐拉动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的回升，并波及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目前欧洲仍处于结构转型期，需求增长受限；而日本刚刚呈现复苏迹象，经济增长基础不牢固，所以都无法承担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任。如果美国经济持续下滑，将相应牵制欧洲和日本等发达世界的经济回升进程，从而给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造成隐患。
2、美元汇率波动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冲击
近几年，虽然世界经济呈现持续增长势头，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未消除，反而有所加剧。主要表现就是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2002年以来，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回升，美国的贸易赤字持续扩大。2006年，美国贸易逆差达到7653亿美元，比2005年净增485亿美元。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基本依靠资本的流入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美联储从2004年起连续17次提高利率，联邦基金利率从1%升至5.25%的高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利差不断加大。加之美国经济连续几年保持了高速增长，房地产市场持续走高，吸引了许多国际资本的流入，从而以资本项目的盈余适当弥补了经常项目的赤字。
目前美国经济增长已经开始减速，美联储下一步货币政策的走向很有可能是不断降低利率以避免经济出现大幅波动而滑入衰退边缘。一旦美联储停止升息，甚至转而降低利率水平，美元贬值速度就会大大加快。由于美元贬值造成美元财富的缩水，很多美元资产出于安全性和增值性的考虑，将加快向其他货币和资产形式转换步伐，从而引发资本的外移和美元进—步贬值。美元缓慢长期贬值有利于逐步减轻美国巨额贸易赤字，促进国际经济的平衡发展。但如果美元出现快速大幅贬值，则将严重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对世界经济增长形成冲击。
3、国际石油价格波动态势
从2006年年末开始，国际石油价格显著回落。进入2007年，受暖冬影响，需求增长有限；加之库存充足，因此油价继续滑落，曾至50美元的低点。总体上看，2007年随着世界经济增长的放缓，石油需求上升速度减慢，从而有利于抑制油价的上涨。但是，另一方面，石油价格也很难长期维持低水平。由于前几年在石油开采和提炼方一面的投资相对不足，短期内，供给能力难以迅速提高，这种供应的刚性对价格的波动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如果油价一段时期内偏低，将影响生产国的利益，可能引发生产国联合限产。此外，除气候和自然灾害外，地缘政治因素对油价的影响也更为显著。伊拉克战后局势一直欠佳，短期内难以恢复稳定局面；而围绕伊朗核设施的争端仍在持续；其他石油生产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也时常出现动荡。总之，石油价格的每一次大幅波动，都会干扰经济的平稳运行。
4、国际游资规模扩大，流动方向变幻莫测
随着近几年世界经济恢复增长，国际范围内资本赢余和财富也相应不断扩大。尤其是2005年以来，石油价格的高企，使得石油输出国以石油美元形式积累的财富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电累积了大量的外贸顺差，这些都使国际范围内的流动资本显著增加。这些资本除消费以外，如石油输出国通过进口大量的产品平衡了其石油出口方面的盈余，很大一部分则投入国际商品、外汇、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等市场，寻求获利机会。由于这些资本规模庞大，逐利性和流动性强，其针对某一市场的集中和频繁进出，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威胁。
一段时期以来，美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贸易赤字持续扩大，很大程度上依靠资本的流入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但美元贬值造成美元财富的缩水，很多美元资产出于安全性和增值性的考虑，将逐渐向其他货币和资产形式转换，从而引发债券和外汇市场的动荡，并波及其他商品和资本市场，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的增长进程。
5、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将面临挑战
面临主要问题是：一外贸依存度过高，引发贸易摩擦、产业安全风险；二外汇储备过快成为短期内不可逆转趋势；三巨大能源消耗使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受阻；四是国际市场价格变化可能使我国产生输入性通货膨胀等。
三、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政策建议
面对世界复杂多变经济形势，我们应未雨绸缪，早做安排和调整。具体为：
1、加快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
目前，国际经济环境尚好，世界经济有望持续增长。我国应利用此有利时机，在继续扩大出口的同时，积极调整出口商品结构，严格限制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同时，要适时进口我国经济发展急缺的石油、矿产等资源，适当控制贸易顺差，减缓人民币升值压力。
2、调整外汇储备构成，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今年，随着美国经济的走软及美联储货币政策方向的调整，美元兑欧元及其他货币总体上将进一步贬值。我国应密切关注外汇市场的动态，在美元每次阶段性回升时，调整外汇资产比例，适当增加欧元和其他货币的持有量，以避免美元资产过多而引发的被动局面和资产损失。
3、开拓进口渠道，扩大进口
一是力促美欧放弃对我出口的歧视性政策。美国、欧盟是世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在高技术领域具有很大的优势。我国对其高级材料、航空航天、生物技术、电子技术、先进装备、信息通讯、生命科学、原子能技术、光电子技术等方面的产品具有广泛的需求。我们一方面要处理好与美欧的外交关系，鼓励其用实际行动构筑建设关系，另一方面要多作美欧高技术企业的工作，通过这些企
业向其政府施加压力，放宽对我高技术出口限制。二是鼓励国内企业进一步增加能源、原材料、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进口。三是加快国内服务产业开放步伐，增加服务贸易进口，鼓励城乡居民扩大国外旅游、留学等消费。
4、适当调整出口结构，控制出口增长节奏
一是继续充分发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积极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大力推进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的出口，逐步减少初级产品出口。三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继续控制资源性、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口。四是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加强产业配套，逐步从代加工向代设计和自创品牌发展，鼓励加工贸易企业更多地采用国产料件，延伸产业链条。五是引导企业着眼于长远和大局，在占领市场方面留有余地，避免出现出口数量激增，影响当地经济和就业，引发强烈反弹。必要时，通过行业协会采取必要的出口限制措施。
5、积极发展境外加工贸易，转移部分顺差。
要借鉴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对我加工贸易投资的做法，在不对我产业安全、出口、就业造成大的影响前提下，鼓励一部分企业把后道加工能力转移出去，带动我加工设备和上游产品的出口，就近开拓市场，或利用当地配额直接向美国、欧盟出口。加工贸易投资重点是：一是国内原材料、零部件供给率较高的产品；二是最后一道加工环节增值率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三是国内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对美、欧被动配额出口产品。
世界经济分析篇9
一、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综述
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周期协同性和同步性程度不断提升。Frankel和Rose通过回归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不断增强。.[1]Kose等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呈现下降态势,但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水平有所上升。.[2]21欧元区的成立使得最优货币区域理论(optimumcurrencyareatheory)变为现实。近年来对欧元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多,主要侧重研究新加入成员国与原有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问题、欧元区对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Savva等通过月度工业产出数据检验新旧欧盟成员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发现,新加入成员国与原有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显着提高。.[3]DarvasZ.等则认为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波兰与原有成员国的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较高,其他新加入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低,甚至不存在协同性。.[4]欧元区对成员国经济周期影响方面,多数研究表明欧元区有助于提升成员国经济周期一致性和同步性.[5],但也有实证研究认为,欧元区对欧洲经济周期协同性影响不大.[6]15,而且进一步加剧了核心成员国与边缘国家的经济周期差异性和不平衡性.[7]。
早期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主要是围绕发达国家展开的,但是近年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关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脱钩”(decoupling)问题的提出,促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文献的增多。Kose等研究认为,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全球经济周期的趋同性,但是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为显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并不高。.[2]20waltiSebastien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并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上升,只要全球化没有止步,全球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就不会出现系统性下降。.[8]14Chan和Khong则认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与日本经济增长的协同性要高于与美国经济协同性程度。.[9]
中国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较少,Kose、Fidrmuc等均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或者oeCD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低,这进一步支撑了新兴经济体脱钩的观点。.[2]27,[10]然而,waltiSebastien却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没有下降,而是呈现进一步上升态势。.[8]13贺书锋和郭羽诞考察了1960—2007年中国与27个主要贸易国的经济周期一致性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在增强,而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在下降。.[11]
总体看,当前对于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依然存在一定分歧和争论,这可能与所使用的数据样本、计量方法有关系,不过经济周期协同性本身作为国际宏观调控政策以及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的基础,日益得到重视。
二、经济周期协同检验方法概述
经济周期协同性检验就是衡量不同国家、地区经济波动的一致性和同步性。目前,经济周期协同性检验主要方法有相关系数检验法、因子模型检验法以及mink指标法。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8月
第29卷第4期袁吉伟: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
相关系数检验法就是计算两个国家、地区或者经济团体经济周期的相关系数,为进一步反映趋势变化,也可以将样本数据划分为若干个子样本,或者计算滚动相关系数(rollingcorrelation),这是检验经济周期协同性最早也是最常用的方法。随着计量模型的发展,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逐步纳入相关系数法中,主要用于提取能够反映经济周期变化的各种冲击因素。相关系数法的缺点在于其与样本本身有很大关系,不同的样本区间可能产生不同的相关系数。滚动相关系数虽然不用人为划分子样本,但需要设定移动窗口(movingwindow),而不同移动窗口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同时,相关系数还可能混淆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和振幅(amplitude)。
动态因子模型(dynamicfactormodel)近年来开始逐步应用于衡量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其原理是将实际经济增速分解为系统性影响因子及各国非系统性影响因子,然后判别不同因子对实际经济增速的解释能力,进而评价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周期的协同性。Kose、SybilleLehwald等分别利用动态因子模型研究了世界以及欧洲经济周期协同性问题。.[2]57,[7]710动态因子模型的优势在于其应用灵活,不用假定参照经济周期(referencebusinesscycle),能够同时计量多个指标间的同步性问题,但是其建模过程涉及模型识别问题。
mink指标法是mink等在2007年提出的衡量经济周期协同性和相似性的非参数法。.[6]3该方法已在多篇研究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学术文章里得到应用。假定用于计量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样本的t时期参照产出缺口为gr(t),那么样本数据经济周期协同性公式为:
目前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尚无统一方法,不同方法各有利弊。本文采用滚动相关系数法以及mink指标法检验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关系。
三、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定量分析
(一)数据分析及处理
本文主要采用mink等提出的经济周期协同性非参数检验方法研究中国与世界经济同期协同性问题。.[6]1研究经济周期协同性首先需要选取衡量经济周期的指标,常用的经济指标包括月度工业产出、季度GDp和年度GDp。由于工业产出仅是整体产出的一部分,可能无法完全代表经济周期变动,世界GDp又缺少季度统计数据,因而本文采用1980—2011年全世界GDp数据,共32个数据样本,并进一步将全世界GDp数据分拆为发达国家GDp数据和发展中国家GDp数据,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经济发展数据库。
本文主要采用GDp缺口衡量经济周期。为此,首先,将名义GDp通过GDp平减指数转化为实际GDp;其次,采用Hp滤波方法,分离出GDp的趋势项和周期项;最后,产出缺口表达为(实际GDp-GDp趋势项)/GDp趋势项。
从处理后的样本数据看,中国以及世界产出缺口在1983年、2000年以及2009年,这3年均处于负值区域,经济处于回落或者衰退的状态。这3个主要时点分别对应着第二次石油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互联网泡沫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全球主要经济危机事件对中国及世界经济都产生了负面冲击。
从样本数据统计描述看,全世界、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产出缺口平均值均为负值,只有中国为正值,表明中国在样本期间经济增速较快;波动性方面,发展中国家产出缺口波动性最大,而中国产出缺口的波动性最小,见表1。
(二)定量分析
1.相关系数法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对样本数据计算相关系数可以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最高,其产出缺口的相关系数为03191,与世界经济的相关系数为01474,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最低,其相关系数仅为00630。
为了进一步观察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动态变化,本文以5年期移动窗口为基准,进一步计算滚动相关系数。从动态趋势看,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关系波动较大,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协同性。1984—1994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不稳定,波动较大,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要大于其与世界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1994—2004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保持较大稳定性,呈现较高的正向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调性大于与世界及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2004年至今,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又呈现一定波动性,但是整体呈现正向关系,同时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程度趋于一致,见图1。
图1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滚动相关系数趋势
由图1可见,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存在较大的时变性,同时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协同性差异趋于缩小;1995年以来,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总体呈现较高的正向关系。
2.mink指标法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mink指标非参数法进一步分析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问题。根据式(2)计算并经过滤波后得到趋势项。从图2可以看到,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了较大的变化。
第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波动性最大,最大值达到了074,最小值达到了-052。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了明显的三个阶段变化:第一阶段为1980—1988年,这一时期两者经济周期协同性出现了显着的下滑态势;第二阶段为1988—2002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处于一个较快的上升周期;第三阶段为2003年至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呈现下滑态势,但依然呈现正相关关系。
图2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趋势
第二,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上升态势,也呈现三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为1980—1990年,这一时期
两者经济周期协同性表现为下降态势;第二阶段为1990—2004年,这一时期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为稳定,基本保持在01左右;第三阶段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显着上升的趋势,并已经超过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
世界经济分析篇10
关键词：世界经济；贸易顺差；外汇储备；人民币升值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
一、经济环境概述
（一）世界整体经济环境。2007～2008年世界经济仍然延续2003年开始的经济快速增长，但由于全球股市下挫、房地产市场降温和次贷危机的影响，增长势头略有放缓。根据世界银行预计，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3.6%，回落0.3个百分点；据联合国统计，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3.7%，回落0.2个百分点；据英国共识公司预计，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3.7%，回落0.3个百分点。概括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有以下特点：第一，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看好。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美国经济主要取决于房地产走势，预计不会出现大的波动；欧盟主要国家失业率处于低位，增长态势良好；日本经济走出了长期衰退的阴影，也会有较好的表现。第二，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全球对美国的顺差，未来的调整主要有三个方向：美国国内的经济调整、主要差国的经济调整、依靠多边调整机制，如“新广场协议”。第三，虽然个别商品的国际价格出现较大变化，但国际商品价格的走势总体没有大的波动。
（二）我国当前经济环境。国家统计局姚景源用十六个字概括了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即增长较快、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年均增长10.6%，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粮食连续4年增产，2007年达到50，150万吨；工业结构加快升级，2007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7.8%；服务业稳步发展，五年年均增长超过10%，现代服务业呈现加速发展势头。人民生活有了新改善，平均每年城镇新增就业1，000多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00万人；2007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到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4，140元。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增强，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8.92万亿元。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突破2亿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已扩大到全国县域的86%。
二、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与原因
（一）人民币升值的过程。自2005年7月21日19点起，人民币对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2006年在“破8”的惊呼声中，开启了“7时代”的到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11年来首次突破8元大关，13年来首次超过港币。2007年在贸易顺差、通胀、美元疲软和热钱等因素交叉影响下，人民币升值势不可挡。从2007年首个交易日的1美元兑人民币7.8073元开始，到年末最后一个交易日的7.3046元，“7时代”贯穿于2007年全年。2008年人民币再次加速，“6时代”已经跃然纸上。2008年4月19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首次“破7”。
（二）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人民币汇率问题早在几年前就成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热门话题，不仅众多的利益集团盯着不放，就连各国政府也参与其中。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世界经济环境上来看，要求人民币升值最强烈的是美国。美国之所以施压让人民币升值，是因为美国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的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有得到全面的发挥，只是“极大的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并且把美国的就业率下降，贸易出现逆差等现象都归咎于中国人民币币值过低。因而美国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来改变其困境，使中国的出口品不再有优势。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贸易逆差急剧增长的原因不在于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国投资扩大、个人消费支出增长，以及美元贬值的J曲线效应等多种因素造成的。笔者认为，美国这一呼声很明显是出自自己臆断的，美国在寻找解救自己国家的一个出路，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美国在这个经济问题的要求背后，实际是有更深一层的战略和政治考量。
第二，从国内经济环境看，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环境下发展最快。一方面国内经济高速发展使得中国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近2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迅速，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内涌现出像海尔、联想、长虹等一大批实力雄厚的企业，其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颇具竞争力，从而推动了中国对外出口使国际收支顺差扩大；另一方面国内的经济高速稳步发展使外界普遍对中国经济看好，因而大量热钱涌入，而外资在我国的使用就表现为生产性贷款和消费性贷款，生产性贷款改进了我国的福利水平，消费性贷款则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随着2006年11月中国外汇储备一举突破1万亿美元，储备数额为世界第一，让世人看到了中国的发展，使世界各国增强了对人民币的信心，因而人民币就有了升值的潜力。
第三，从经济学理论上看。首先，人民币汇率自1994年以来的近十年都没有进行过调整，而这10年中国经济和国力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与理论经济学相违背的；其次，按照国际经济学理论，外汇节余过多本身就表明外币定价过高，本币定价过低，本币有升值压力；第三，根据S-D模型原理，由于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得我国对外币需求减少，对本币需求增加，造成通货膨胀。
三、人民币升值的利弊分析
（一）人民币升值的积极影响
第一，有利于改善吸引外资的环境。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使已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的利润增加，吸引大量外资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间接投资比重将进一步增加。
第二，有利于减轻外债还本付息压力。人民币汇率的上升，未偿还外债还本付息所需本币的数量相应减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外债负担。
第三，有利于加快产业升级，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中国实施的是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扩张来实行出口的战略，它使得中国的出口结构不能适时得到优化。因此，如果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转变为动力，引导出口企业提高技术水平、改进产品档次，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而且还可以改善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第四，有利于优化进出口结构，加快技术创新，降低进口成本。总体来看，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出口，有利于进口。因此，我国可以适当提高进口，降低出口，从而适当减少顺差。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后，出口产品必须依靠更多技术创新来获得国际竞争力，国内市场上企业也必须更多地通过技术创新来进行竞争。人民币升值会使我国真正形成有利于加速技术创新的现实市场环境，这将有利于推进企业向集约经营模式转变，加快技术创新。
第五，增进国民福利。人民币升值一方面会使进口商品的价格相对地下降，出境旅游等变得相对的低廉，这些都会直接地增加国民的消费福利水平；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会明显的提高国内金融资产的相对市场价格，从而引起金融市场的结构变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会让国内居民获得更大的财富效应，进而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此外，人民币升值还会提升中国人的劳动价值，进而全面地提高人的价值。
（二）人民币升值的消极影响
第一，对出口增长有抑制效应。人民币汇率升值后，出口企业成本相应提高。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如果出口企业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则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
第二，进一步扩大外债规模。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将会明显缩水，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失。
第三，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资本市场上活跃的多为国际游资，这部分资金规模大、流动快、趋利性强，是造成金融市场动荡的潜在因素。在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容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将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第四，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由于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中央银行就不得不大量买进市场上流通的外汇，从而使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增加。但供应结构的差异却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第五，助长了经济中的泡沫和投机行为，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人民币如果升值，大量境外短期投机资金就会乘机而入，大肆炒作人民币会导致国际金融资本对人民币的投资，同时我国居民也将资金大量投资于股市和房地产等行业进行投机活动，这助长了经济中的泡沫。在中国金融市场发育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金融货币危机。
第六，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增加就业压力。人民币升值将直接打击中国的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最大的就业部门，如果这些行业陷入衰退和困难之中，将使失业人数增加。而就当前而言，中国的就业压力已十分严峻。若人民币升值严重打击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加剧。
四、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途径
就中国当前经济情况而言，金融体系不健全、银行呆坏账比例较高、各种隐性社会欠账多，而且人民币升值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持续增加的方法。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降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实施一些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措施。例如，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合格境内投资者（QDii）等。在综合分析了引起人民币升值和升值预期的多种因素下，笔者认为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实施不同的措施和政策来解决。
（一）短期角度：扩大外汇需求，抑制外汇供给。首先，从货币因素的角度来看，必须抑制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以及国际游资的不断涌入，毕竟它是影响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源头，因此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抑制国际游资投机人民币；其次，从财务管理的角度来看，要加强经常项目、资本项目资金流入监管。由于人民币的不断升值，我国出口企业采取虚报价格的方式来压低成本提高出口价，使得贸易顺差的“虚增”，因而我国的外汇供给增加了。因此，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完善外汇统计、监测工作，加强资本项目尤其是短期资金流入监管就显得至关重要；第三，从外汇储备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实施“藏汇于民”、鼓励海外投资的政策。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制度限制了居民和企业对外汇的需求和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集中在中央银行，国家就成了汇率风险的唯一承担者。若投放一定的外汇在市场上，允许私人持有外汇并鼓励企业积极发展对外投资便可以来释放过多的外汇储备压力，分散汇率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