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观遗传学的意义篇1
关键词：表遗传学；传统遗传学；发育；进化；
作者简介：薛开先，硕士，研究员，研究方向：肿瘤遗传学，表遗传学。
本世纪以来，表遗传学(epigenetics)快速发展，已成为生物学、医学和农学等研究领域的前沿[1~4]；同时，引起公众的关注，著名杂志“时代(time)”发表评述：“Dna不是主宰”[5，6]。近两年来，一些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编者按或著文指出，随着表基因组(epigenome)时代的到来，表遗传学是核心思想和下一件大事[7~9]。从公众到学术界，表遗传学研究得到如此关注和重视，使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审视表遗传学发展的启示、重要进展，及其对遗传学的意义等基本问题。
1表遗传学的产生和发展
遗传学是生物学的核心学科之一，与生物的发育、进化等学科密切相关。在19世纪，主流生物学认为遗传和发育是同一个问题[10]。至19世纪下半叶，遗传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1865年孟德尔发现“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提出了遗传因子说来解释这些遗传现象；1879年，Flemming发现染色体，随后wilson和Boveri等通过实验证明，发育的编程存在于染色体中；1911年摩尔根在果蝇的伴性遗传中证明，遗传因子存在于染色体上，并发现位于同一条染色体上基因遗传的连锁和互换规律[11，12]。此后，当遗传学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传统遗传学不能解释的遗传现象。例如，muller等的工作表明，基因的易位或染色体重排能影响基因性状的表达，看来基因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的功能还受到在基因组中的位置的影响；在基因组印记基因中，表现的性状取决于亲本的来源，表明双亲的等位基因对性状的遗传贡献并不相等[10，11]。
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遗传学和发育生物学的研究很少考虑对方的成果和方法，各自发展。至40年代，一些生物学家认识到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其中通晓发育生物学和遗传学的waddingtonCH(1905–1975)于1939年首先提出“发育是表遗传的(epigenetic)”；1942年他又提出表遗传学(epigenetics)和表遗传景观(epigeneticlandscape)等概念，主张将两个学科联系起来研究。他认为表遗传学是研究基因型产生表型的过程[1，2]。其实，具有发育生物学背景的摩尔根也有类似认识，早在1925年《基因论》一书中就认为：“明了基因如何对发育中个体发生影响，毫无疑义地将使我们对遗传的观点进一步扩大，对于目前还不了解的许多现象也多半会有所阐明”[4]。此后遗传学发展遇到一些难题，也印证了开展这类研究的重要性[4]。
在个体发育中所有细胞都具有相同的基因组，是何种机制调控基因表达的特异性编程，分化成不同类型的组织细胞，一旦建立就能在谱系细胞间遗传；又如，人类同卵双生子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组，根据传统理论应发育成完全相似的两个个体，然而约有1/3的同卵双生子20岁后出现了个性和疾病易感性等方面的差异；另外，成体组织细胞核移植实验发现，虽然所形成的克隆胚胎具有完整的基因组，但实际上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常出现各种异常，多数在出生前夭亡，少数生存的个体也有多方面的异常，并且寿命较正常胎生的个体短[4，11]。
表遗传学概念提出后，由于对其机制还不清楚，长期以来发展缓慢。直至1975年Holliday等在研究中发现，Dna甲基化在基因表达中具有重要作用，并认为是发育中基因活性调节的开关；另外，他还推测存在一种维持型甲基化酶，能识别复制的半甲基化Dna，从而解决甲基化模式的遗传问题[4，12]。此后的10多年间，没有发现这种甲基化酶，表遗传学又是一段沉默。
20世纪90年代，表遗传学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首先证实了维持型Dna甲基化酶的存在，如小鼠剔除Dna甲基化酶基因，则发育异常；在人类肿瘤中发现，肿瘤抑制基因p16因高甲基化而灭活，如用去甲基化抑制剂处理，能使p16基因复活。上述研究提示，Dna甲基化在正常发育和肿瘤发生中起重要作用[2，4]。其次，在染色质结合组蛋白的研究中发现，组蛋白各种修饰如乙酰化、甲基化和磷酸化等，可影响各种调节蛋白和功能复合物与Dna接触通路；各种修饰组合构成的“组蛋白密码”，提供了效应蛋白的结合点，在基因表达调控中发挥作用[2，4]；另外，还发现染色质和基因组转录的非编码Rna在基因表达调控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至此，表遗传学机制的框架已初步确立，并在各种类型的生物得到证实。2001年Science专辑发表一组评述，系统介绍了表遗传学研究领域和进展。2003年，nature就双生子等表遗传学研究发表述评。21世纪表遗传学迅猛发展，上述遗传学存在的难题已有不同程度的阐明，并开发出新的研究领域，显示表遗传学已成为主流生物学和医学的一部分[2~4，13]。
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及其后续计划的研究，提升了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但也获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对传统基因中心论形成了冲击。例如：(1)人类基因组约有10万个基因，而实际只测出不足25000个，约是果蝇的2倍。有学者质疑，只有不足2%的Dna序列就含有充分的遗传信息，调控人类的生长发育和生命的全过程，而98%的Dna为“垃圾Dna”[4，14]；(2)不是机体愈复杂基因数愈多。如在脊椎动物中编码蛋白质基因的数量、编码序列的长度并没有显著改变，而它们的发育复杂性存在巨大的差异；深入研究发现，90%以上的基因组被转录，生物学复杂性通常与基因组非蛋白质编码部分相关，而编码蛋白质基因维持相对的静态；各种类型的非编码Rna几乎调节各个水平的基因表达，构成一个巨大、高效的调控网络，促进正常的发育和生理过程，其功能异常可引发疾病，而这些正是表遗传学的研究领域[14，15]；(3)人类基因组约有1千多万个单核苷酸多态，曾有学者期望于通过单核苷酸多态性的研究，确定一些常见病的个体易感性，但迄今为止，包括应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asso-ciationstudy，GwaS)虽取得不少成果，但在总体上两者间的关联性不如预期的那样好[4，16]。
只有从史学角度分析一个事物的发生与发展，才能更好地了解其存在意义。对上述表遗传学发展的过程和背景的分析表明，表遗传学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能够克服和补充传统遗传学之不足，随着表遗传学研究的深入，必将促进新一轮的遗传学的发展[17]。
2表遗传学与遗传学的关系
2.1表遗传现象与非孟德尔遗传方式
表遗传学是研究不能用Dna序列变化解释的、能通过有丝分裂或减数分裂遗传的基因功能的改是变[11]。表遗传学遗传或表遗传(epigeneticinheritance)涉及非Dna序列编码的信息或基因表达状态，在细胞和个体世代间的传递[19]。这种能影响后代性状的表遗传信息，没有Dna原始结构的改变或来自环境的诱因。目前，多把涉及个体世代间的表遗传称之为跨代表遗传(transgenerationalepigeneticinheritance)，尽管在单细胞生物，细胞分裂与世代交替是一致的，而在多细胞生物就可能有不同的机制和进化意义[20]。
百年来积累了许多不能用孟德尔规律解释的遗传现象，例如基因组印记、位置效应花斑、副突变、表突变、X-染色体失活和转基因沉默等。近年来研究发现，这些现象都有其表遗传学基础。
基因组印记是一种表遗传现象，其特征是某些基因以亲本来源特异性、等位基因差异性表达，这类印记基因约占基因组基因数的1%，是哺乳动物和有花植物的独特现象。经典的孟德尔遗传，遗传性状的形成需要来自父、母双方等位基因的表达；而印记基因的表达是由染色体亲本来源所决定、单等位基因表达；受影响的基因在男、女性后代中显示与亲本特异性相同的表达[15~17]。现已研究表明，基因组印记是由于特定亲本等位基因差异甲基化区(DmR)高甲基化的结果[4，14]。
位置效应是指当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发生改变时，影响该基因的表达，位置效应花斑(position-effectvariegation，peV)是其中的一种，是由muller等于1930年首先在果蝇研究中发现的。在位置效应花斑情况下，由于基因周边基因组环境的改变引发了基因可逆性灭活，通常是由于处于有转录活性常染色质区的基因，通过染色质重排，移至邻近无转录活性异染色质区，因异染色质能随机扩展，引发部分基因的失活，这样在相同遗传背景的细胞群体中产生镶嵌表型的花斑[4，14]。
副突变(paramutation)也是一种表遗传现象。根据孟德尔的分离规律，来自双亲、决定性状遗传的一对等位基因彼此独立，互不影响；在生殖细胞形成时，各自分离，分别进入配子。副突变是一对等位基因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此时沉默的等位基因通过反式沉默另一等位基因，并可通过减数分裂遗传。沉默等位基因是副突变源性的(paramutagenic)，具有副突变能力的等位基因是副易变的(paramutable)；沉默的副易变等位基因在下一代则获得了副突变源的能力，因此这一可遗传的表达状态能在群体中迅速传播。最近的结果表明，副突变关系到Rna介导的、可遗传的染色质改变，以及许多与Rnai途径相关基因的变化[4，14]。
其他一些传统遗传学之谜随着表遗传学进展也在逐步解开。例如：同卵双生子间个性和易感性等的差异，是基因组甲基化模式差异的结果；在发育过程中，分化细胞所形成特殊的基因表达模式，通过细胞记忆在细胞世代间稳定传递，维持细胞的同一性，即体细胞表遗传现象。在肿瘤发生中，启动子区的高甲基化和基因突变一样，引发肿瘤抑制基因的灭活；生殖系hmLH1启动子区的高甲基化引起的表突变，同样可引发遗传性肿瘤，等等[4，14]。
2.2传统遗传学信息与表遗传学信息
近10多年来的遗传学和表遗传学研究进展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基因组含有两类遗传信息，传统遗传信息(Classicgeneticinformation)提供了合成生命所必需蛋白质的模板，表遗传信息(epigeneticin-formation)提供了何时、何地和以何种方式应用遗传信息的指令。它们的遗传物质基础、编码和遗传方式不同。编码蛋白质的遗传信息贮存在Dna序列之中，通过半保留复制准确地传递给后代，因此除非偶发突变事件，通常遗传性状不受所处环境和亲本行为等的影响，在世代间稳定地传递[4，14，21]。
表遗传信息提供了在细胞内选择性地激活或灭活基因功能，这是更高层次和特化的遗传信息[22]。大量的研究显示，染色质修饰是基因转录活性调控的基本机制，其中关键机制是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由于这类修饰的组合本质，大大地延伸了遗传密码的信息潜能。它们再与染色质重塑复合物、核内系统结构和ncRna协同，决定了受控基因区段的染色质结构和其转录活性[23，24]。在细胞分裂中，表遗传学信息的复制机制除Dna甲基化外其余的尚不很清晰，其保真度不如Dna复制可靠；它们易受到环境压力、营养和亲本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其中一部分修饰的表基因型可传递给后代，引起表遗传性状的改变[4]。
从上述可见，生物至少存在有3个不同层次的遗传信息：一是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和Dna调控序列，蛋白质是生命体系中结构和功能的物质基础，是最基本的遗传信息；二是由编码Rna基因组成，这类基因主要存在于非蛋白质编码的Dna序列中，转录形成的多种类型的ncRna构成巨大的基因表达调控网络；三是表遗传信息，贮藏在Dna及与其结合蛋白的各类共价修饰和染色质构型之中，是表遗传学调控的基本机制。它们之间的功能协同，才能完成生物的遗传过程；同时完成了从基因的一维遗传信息向三维的表遗传信息的转换[25，26]。
2.3基因组与表基因组
基因组是机体遗传信息的总和，其中包括编码蛋白质的Dna序列(基因)、非编码Dna序列(非编码Rna基因，non–codingRnagene)、基因表达调控序列和功能尚未被阐明的Dna序列。早期曾把单倍体(全套)染色体组称之为基因组。
表基因组是遗传信息载体—染色质生化修饰的总和。表基因组是编程的基因组，表基因组信息主要由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核小体定位和染色质高阶结构组成。在个体发育中胚胎细胞具有相同的基因组，但在表遗传学机制调控下，通过分化产生不同结构、不同功能的组织细胞，从而具有各别的表基因组，故表基因组是调控基因表达的模式，也是一类细胞的总体表遗传学状态[4，28，29]。
与基因组比较，表基因组更为动态，这反映了细胞处于不同时空下的功能状态。同时，表基因组处于基因组与环境的界面，它能将动态的环境与遗传上静态的基因组连接起来，除通过上述的染色质修饰机制外，还与另外一些非共价修饰的表遗传机制如miRna和染色质重塑复合物等相关。因此，表基因组在发育中不仅通过一个高度有序、协同的生物学过程，依据遗传和环境信息，产生一定的基因表达程序，结果形成特定的表型；而且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还能对环境应激作出反应，可能引发表遗传异常疾病。因此，表基因组将环境和基因型与表型和疾病连接起来[28~30]。
2.4传统遗传学和表遗传学是遗传学的一体两面
遗传和变异是生命的基本现象，对遗传现象的研究不仅要研究遗传性状在生物世代间的传递规律，研究基因复制和变异等的机制，而且要研究遗传性状在个体发育中的形成与变异，研究调控和实施遗传学信息的分子机制。可见，传统遗传学和表遗传学应是遗传学不可分离的两个组成部分。如同世间万物一样，遗传也有阴阳两个方面[17，18]，基因编码蛋白质，有实质功能，表遗传修饰在其上，为阴；表遗传修饰在Dna外，调控基因的表达，为阳。两者既相区别、彼此制约，又相辅相成构成同一性，完成生物的遗传、变异和发育、进化过程。
近年来积累的实验事实也表明，传统遗传学和表遗传学相反相成、密不可分而成为现代遗传学的两个方面。例如：(1)表遗传现象是遗传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如基因组印记、X-染色体失活和表突变等，在人体的正常发育和疾病发生中起重要作用；(2)传统遗传信息与表遗传信息载体有不同的稳定性和可变性，其中基因组Dna能精确地复制，保证了遗传学信息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使物种维持相对稳定；同时又通过具有不同程度稳定性的表遗传学机制，如组蛋白修饰所产生的基因灭活，多为短期的改变，用于转录因子基因等的抑制；而Dna甲基化所引起的基因灭活，多为长期的改变，提供了特定序列如转座子、印记基因和干细胞多能性相关基因等的沉默，使基因组能根据机体自身的信息、程序以及内外环境信号适当地表达，在个体发育中能与环境达到实时的平衡或适应。有时环境引发种系表遗传学状态的改变，能产生可遗传的发育表型，作为自然群体中的表型变异，提供了自然选择的原料[4，14，31]；(3)传统遗传信息和表遗传信息相互为根，彼此依存。表遗传信息是动态的，需要编写表遗传信息的各种Dna和组蛋白修饰酶(writer)，如Dna甲基转移酶和组蛋白乙酰化酶等；并在有必要时，能及时消除这些修饰的酶((erasers)，如Dna去甲基化酶和组蛋白去乙酰化酶等；以及含有识别表遗传修饰结构域(Domain)的效应分子(Readers)，如含有JumonjiC结构域的组蛋白去甲基化酶。表遗传学调节还必需有表遗传学接头(epigeneticadaptors)或介导分子，如甲基化Dna结合蛋白以及染色质重塑酶、非编码Rna等，所有这些以及组蛋白本身都是由Dna所编码，因此没有遗传信息就没有表遗传信息；同样，在遗传信息实施过程中，只有在表遗传信息适当调控下，才能合成所需蛋白，进而形成由各种组织器官构成的、功能协调的整体；而被表遗传机制沉默的基因没有任何生物学功能，仅是一段化学物质Dna而已。可见，只有当遗传信息与表遗传信息按遗传发育编程分工协同，才能在与环境相互作用中完成遗传性状的传承。传统遗传学和表遗传学应是现代遗传学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14，32，33]。
3表遗传学与个体发育及系统发育
表遗传学的发展与发育生物学及进化研究密切关联，并从彼此的研究中获益[11]。
3.1表遗传学与发育
性状的遗传在发育过程中得以实现，然而传统遗传学长期不能说明有关的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从单一细胞的受精卵分化形成由多种细胞类型组成的、复杂的多细胞生物，而这些细胞具有相同的基因组；二是什么样的分子机制参与表型遗传[35]。近年来，随着基因测序等的研究进展，明确显示遗传因素本身不足以说明发育过程和表型形成，因为遗传性状的形成还依赖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表遗传学机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36，37]。表遗传学机制调控从受孕至死亡的所有生物学过程，包括在早期胚胎发育的基因组重编程、细胞分化、定型、谱系细胞的维持和配子发生等，因此发育是表遗传的[24，31]，正如1939年waddington所说的那样。
从受精卵开始的个体发育需要遗传和表遗传程序的密切协同，由于Dna序列不变，是表遗传机制编排了各种细胞类型特有的基因表达程序，从而使分化形成的各类细胞获得了不同的结构与功能。这种表遗传编程(epigeneticprogramming)是正常发育中的一种生理过程，表遗传学机制如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等，通过建立有丝分裂可遗传的、活性或抑制的染色质状态，调控发育潜能和细胞同一性；同时这些编程通过细胞记忆，可在各谱系内细胞世代间维持[4，38，39]。
成体哺乳动物每一类型的细胞都有自己的表遗传状态，它反映基因型、发育过程和环境的影响，最终产生一定的表型。这些表遗传学状态在大多数分化细胞已被固定下来，然而在正常发育的某些阶段或疾病的情况下，细胞就会发生表遗传重编程(epigeneticreprogramming)，首先需要消除原有的表遗传学标志，随后建立不同的表遗传学标志和基因表达编程。已知在两个发育的关键期发生表遗传学重编程，一是在配子发生期，重编程发生在原生殖细胞，使配子全能性恢复；二是发生在发育早期的植入前阶段，同样使胚胎细胞获得全能性[4，40]。
健康和疾病的发育起源(Developmentaloriginsofhealthanddisease，DoDaH)理论近年来日益受到关注，并有人主张应将这一成果转化为干预和政策。该理论认为，在生命早期阶段特别是发育中的胚胎，对环境因素的作用最为敏感，因为此期Dna合成速度最快，并在精确构建对正常发育所必需的甲基化模式和染色质构型，不良的环境因素如母体营养状况、环境毒物的暴露和心理压力等，可通过表遗传学机制改变细胞的表基因型，并通过细胞记忆得以维持，进而影响成年后一些慢性病如2型糖尿病、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的发病及其病情。因此，很多研究者认为许多慢性病起源于生命发育的早期阶段，与表基因型异常改变相关；这一疾病发育起源说不仅揭示了复杂、非孟德尔疾病的病因和病理机制，而且为这类疾病的预防和开发高效、低毒的表遗传学药物提供了设计的依据[41，42]。
3.2表遗传学与系统发育
遗传是生物系统发育或进化的基础，表遗传学发展历史不长，与进化关系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需要深入探讨。
3.2.1表遗传机制是生物进化到一定阶段发生的现象
在进化过程中表遗传调控机制是作为宿主抗病毒和抗寄生序列的防御机制而进化，例如在植物和真菌中，Dna甲基化主要局限于转座子和Dna重复序列；在酵母、线虫和果蝇中几乎不存在Dna甲基化，果蝇因转座子等的作用使自发突变率高达50%~80%；哺乳动物Dna甲基化的程度较高，并且是表遗传学调节的主要机制，由于重复序列和转座子被高甲基化，自发突变率显著下降。可见，Dna甲基化调节基因的表达，是生物界进化到一定阶段发生的现象[5]。
3.2.2表突变和表遗传变异
表突变是特定染色体位点的、可遗传的表遗传信息或状态的改变，并产生可检出的表型改变，而不是Dna序列改变的结果[10，45]。一些表遗传变异的后代在配子形成时，亲本的甲基化改变可被消除，因此以往有人认为，这些表遗传学变异是短暂的，不可能是稳定地遗传，因而忽视其在人工和自然选择中的作用。近年来增多的证据表明，表遗传学改变特别是Dna甲基化改变，能与突变一样通过减数分裂遗传，可传递数代[44，45]。已在人类证明，有一些家族性大肠癌就是由错配修复基因mLH1和mSH2的表突变所引起[48]。
3.2.3表遗传变异与进化
非Dna序列变化的表遗传学状态的改变，可在细胞和个体世代间传递，拓宽了遗传的概念，挑战目前广泛被接受的、基因中心论的新达尔文主义；获得性状遗传问题又重新提出，并认为在多个生物学、医学领域是重要的[17，47，48]。有研究者认为获得性状遗传可用表遗传学理论来解释，即食物数量和质量的改变，可能激活某些途径，引起表遗传状态的改变，并传给后代，这在营养对小鼠毛色、饥荒对人类后代疾病易感性影响的研究中得到部分验证[3，5，6，49]。进一步研究认为，表遗传机制可促进基因突变，是进化的动力。环境持续诱发的、基因表达模式的改变能引起表型的改变，接受自然选择，因此有人认为，表遗传学过程在进化中起中心作用[50]。
4表遗传学定义和中文译名问题
4.1表遗传学定义
表遗传学这一术语首先由英国发育生物学家waddington提出，他主张把发育与遗传结合起来研究。当时积累的事实已使他认识到，在遗传学之上(‘overandabove’genetics)必然存在某种因素，能使具有相同基因型的细胞在发育中分化成各种不同类型的细胞。1942年，他把前缀epi-加genetics结合，创建表遗传学一词，并认为它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基因与其形成表型产物间的因果作用。在这一定义的原意中，是指修饰基因型表达、产生特定表型的所有分子途径[4，51]。
此后50多年间，随着分子生物学对表遗传学机制认识的深化，表遗传学的定义也在演进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Holliday就认识到，存在不依赖Dna序列改变的、新的遗传方式，他根据自己的工作，认为Dna甲基化改变与基因活性调控和一些非孟德尔遗传现象相关。20世纪90年代，阐明，先后有学者提出了至今仍较常用的两个定义：(1)表遗传学是研究不能用Dna序列变化解释的、能通过有丝分裂或减数分裂遗传的基因功能变；(2)表遗传学是研究没有Dna序列变化的、可遗传的基因表达改变[4，10，34]。
进入新世纪，又不断有研究者提出新的定义，我们初步收集到的就有40多种，归纳起来表遗传学的研究内涵主要有：(1)研究主体是基因表达、功能或表型的改变；(2)其内在机制是发生在基因组结构表面的、染色质修饰状态的改变，它们能通过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在细胞和个体世代间遗传；(3)没有内在Dna序列的改变，或不能用Dna序列改变来解释的；(4)这些改变是潜在可逆的。目前，学术界应用较多的还是上述两个较为简明的定义，如要全面考虑到表遗传学的研究内涵，可将表遗传学定义为：研究没有Dna序列变化的、可遗传并潜在可逆的基因表达或表型的改变，作为内在机制的染色质状态改变，能通过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遗传。
国内的多数研究者亦采用上述两种常用的定义，但在2006年国家名词委审定颁布的遗传学名词(第二版)中，将表遗传学定义为：“研究生物体或细胞表观遗传变异的遗传学分支学科”[52]。显然内容空泛，没有考虑到数十年来表遗传学研究成果和学科特点。进一步修改，势在必行。
4.2epigenetics的中文译名问题
1996年，在《人类遗传学概论》一书中作者首次将epigenetic译成“表遗传“[53]。进入21世纪，国内在epigenetics方面评介和研究逐渐增多，出现包括表观遗传学在内的10多种中文译名，但无论在杂志和网站上都以表遗传学译名应用较多[54]。2006年国家名词委公布的《遗传学名词》将epigenetics译成“表观遗传学”，但编委会也认为“名词审定工作难度很大……希望遗传学界同仁提出宝贵意见，使之日臻完善”[52]。确实如此，表遗传学在我国的发展尚属初期，对本学科的研究和理解尚待提高；另一方面，学科译名更应审慎和周延，好的译名应有助于对学科内涵的理解。鉴于此，本文对此进行了系列的讨论[4，17，54]。
近来在系统查阅、整理表遗传景观(epigeneticlandscape)文献时发现，将epigenetics中文译成表观遗传学可能是一种误读，并且对某些新术语的翻译带来困难。其他研究者也发现第二版“遗传学名词”存在许多可商榷之处[55，56]。因此，有必要根据一些新的资料和体悟，以及国内认同的中文翻译理论，再次审视这一译名的确切性。
4.2.1中文翻译原则
在多年的反复讨论中认识到，首先必需确立中文翻译应遵循的原则，否则讨论就没有标准。目前国内翻译界大多推崇“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并认为这是最简明、实用的翻译理论。根据自己多年来的学习和翻译实践，可以将“信”理解为准确、忠实地反映原文、原义；“达”要求译文能反映原文的内涵，晓畅通达；“雅”为译文的遣词造句得体，追求含蓄、典雅。
要准确翻译epigenetics一词，首先要正确理解前缀“epi-”的含义，在陆谷逊主编的《英汉大词典》(第二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中有8种含义，其中医学生物学相关的含义主要有：(1)表示“在…上面”，如epiderm表皮；(2)表示“在…之外”，如epiblast外胚层；(3)表示“在…之后”，如epigenesis后成论，等等。在该词典的各种前缀“epi-”的含义中，无一有“表观”之含义，其他中英文词典亦如此。
其次是要准确地反映epigenetics的研究内涵，如前述，该学科是研究没有Dna序列变化的、可遗传的基因表达或表型改变；其表遗传机制和信息的贮存、改变和复制，以及作用平台都在基因组的表面；作为总体的、染色质修饰特异性组合的表遗传景观(表观)，具有重要生物学和医学意义。这样在中文表述的表遗传学研究内涵中，含有的表达、表型、表面和表观4个关键词，“表”为这些词的共素，根据汉语共素缩合构词法，再结合“epi-”前缀的含义，如将epigenetics译成“表遗传学”，不仅忠实于中、英文原意，也符合中文构词法，而且可自然联想到它的定义、作用机制和理论实践意义，从而基本了解该学科的研究内涵。因此与表遗传学译名比较，表观遗传学的译名看来不够准确，也未能很好地反映epigenetics的研究内涵[54]。
4.2.2表观遗传学译名可能是误读
表观遗传学的意义篇2
富阳东坞山村，一个不起眼的江南小山村，位于杭州城郊的交界处，唯一有名的就是“金衣”豆腐皮。
2008年，村里的几个农民找到了在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的吴宗杰教授，希望他来试着挖掘整理东坞山的文化遗产，而批判话语专业出身的吴宗杰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批判话语看似跟文化遗产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其实不然。它始于现代西方，是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当我在英国读这个专业的博士时，我已经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正是中国传统中的‘话语’才能打破西方当代‘话语’的桎梏。”他解释说。
一年以后，《东坞山村文化研究报告》问世。
我问及为何选择东坞山村作为研究对象时，他坦言：“东坞山是一个东南沿海典型的中国传统村落。村子中的一切显得‘土气’而平常。但即使很小的一点，也能体现传统价值观。”吴宗杰说，“比如说，东坞山的家庭情况完全不同于杭州，它是由几个大家族构成的，每个家族的成员聚落相处，正是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而这种模式在大城市早已经没有了。”这种村落人口的排布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观——大家族之治，是基于家族成员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幼有序”等“礼仪”的遵循。一言蔽之，遵礼守德方能齐家。或许正是悟到这种血缘宗法性质是基本的社会关系，古代中国人才把“齐家”作为“治国”的先决条件。
“刚开始没想到话语、中国‘礼’的价值观与文化遗产有关联，但在做的过程中，这些理念都对接在一起。”吴宗杰不无感慨，“我研究历史文化，为的是找到有意义的‘叙述遗产’。”这些有意义的“叙述遗产”，正是中国的“礼”的方方面面。“礼”被吴宗杰概括为“中国核心价值体系”。“我的立足点都是这个‘中国核心价值体系’。比如‘龙飞凤舞到钱塘，狮蹲象踞东坞山’，并不是什么迷信的说法，而是一种依附于山水景观文化的话语，是人对天的礼仪，表现的是礼义中天、地、人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关系。”于吴宗杰而言，村落文化遗产、乡俗之学只是一个外壳，最重要的是呈现其中的“礼”。
三年之后，吴宗杰主持的《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研究报告》成型。虽非历史文化研究出身，如今他已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一位独树一帜的学者，成为《世界遗产》杂志的编委。
破遗产之观寻溯“古”
2011年4月，应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学院的邀请，吴宗杰先于浙江大学杨卫校长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学术访问。他以东坞山村与衢州水亭门为例，与中外学者探讨了孔子历史叙述的文化意义，为中外两所名校的长期合作打下了基础。
2012年6月，以吴宗杰为首的浙大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应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之邀，参加以文化遗产与展示为主题的冬季论坛。吴宗杰作了《物质与精神遗产界限的模糊化：衢州水亭门遗产研究项目》的学术报告，反响热烈。
“我并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文化遗产的英文文章，”吴宗杰说，“但外国人很希望我去交流。他们（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找到我，希望我能成为他们旗下杂志《世界遗产》的编委。”
“也许我最吸引他们的地方，就是我的文化遗产研究方法。”吴宗杰认为，“对于现代中国乃至世界来说，这种遗产研究方法都是全新的。”
西方与现实中国都通过学科知识基础上的归纳、分类、认定、排序来确立所谓的遗产价值。“这是一种禁锢，一种凝固的思维方式，一旦限定，就缺少了意义的延展性，东西就死了。”他说，“我的研究方法，最重要的就是用‘春秋笔法’来研究和叙述。”春秋笔法是用发微探幽、言不尽意的方式来叙述，不会将文化描写成概念，而是将最深刻的含义留给读者阐释，回避语言的表征意义，体现“道不可道”的哲学。“一方面，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绝不仅仅是‘概念’，而是一种微言大义的教导。因此我们的研究解读方式不应该只是定性。譬如，一块地标石碑，用西方的遗产观看到的也许只是一块石碑，什么年代，什么质地，谁建的，都无关紧要，但从‘微言大义’的角度看，西方人用的是木条，不用了拆下就可以了，而我们用的是自然中长存的石碑，这种人文建筑与自然地理的统一，正表达了中国人敬畏自然、顺势自然的‘礼’。”
吴宗杰看文化遗产，看到的是其中的核心——礼，他写文化遗产，也用春秋笔法写“礼”，希望后人能够参透悟道。对他而言，他所用的遗产研究方式并非创新，只是寻古溯古罢了。
行孔子之行复兴“义”
吴宗杰言谈之间认为，儒学复兴的周礼成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因为两点：一是孔子对周礼的继承最全面、影响最大，二是因其深得礼之精髓。
中国文化遗产的意义究竟何在？难道只是按照现代人的一厢情愿，把它们看做一种艺术形式、一种空洞的民族认同的证据。我想，吴宗杰绝不会这么认为。在中国历史的浩浩长河中，他早已寻找到了中国文化的意义——孔子。
《论语·卫灵公》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在礼仪的施行中感受义，归于“义”（“德”），是中国礼文化的传播之道。吴宗杰认为，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历史书写方法，也是让人从他的叙述中找到礼仪，施行礼仪，再领悟“义”（“德”）。
换言之，吴宗杰认为孔子及其后人治史，是希望从中找到行为准则与真谛，这是“崇古”的主要原因。“通过历史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而文化遗产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死的，而是承载着道，能为今所用。”他说。
“中国本土式遗产话语，就是不做定义，只叙述，通过彰显遗产中原有的中国式话语，来告诉这个世界宇宙的方向。我要做的就是彰显，让人们看到文化遗产中的礼仪和礼义。让人们可能从礼仪的施行中感受、理解礼义，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
《东坞山村文化研究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老汪家一直有五棵树，两棵三角枫，一棵松树，一棵苦楝树和一棵大水檀树。汪家人说，松树代表万年长青，枫树和檀树都是硬木，说明做人要有骨气；苦楝树则表示把一家人连在一起。如今松树和苦楝树被砍了，人也散了。而汪家人现在的愿望就是把两棵树都栽回去，树齐了，人也就回来了。
吴宗杰的叙述平淡朴实，我却能感受到，祖宗用几棵树就完成了对家族的期望和对家人的教导，让他们从自然中感悟做人之道。这正是春秋笔法下的“礼”的精妙之道。
吴宗杰借鉴传统历史书写方式，探索遗产意义。
表观遗传学的意义篇3
不过，你不用担心啥事儿都在出生前就被注定好了，因为基因并非能“一言而决”。
拉马克主义的复兴
在物种进化论上，一直有两个山头：拉马克主义和达尔文主义。
拉马克主义认为获得性遗传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力。比如：长颈鹿的脖子之所以能变得像现在这么长，是因为长颈鹿的先辈为了吃树顶上的叶子，脖子越伸越长，并通过获得性遗传把长脖子传给了下一代，即“用进废退”。
达尔文主义则坚持物种是通过生存竞争把不利的基因从物种的基因库中淘汰，从而达到整体进化的效用的。比如：在长颈鹿这个类群中，既有长脖子的，也有短脖子的。但是长脖子的更容易吃到树顶的树叶，其存活和繁衍能力比短脖子的大。天长日久，长脖子的长颈鹿越来越多，于是长颈鹿的脖子就“变长”了，即“优胜劣汰”。
然而，当孟德尔的发现震惊世人后，大家惊觉拉马克主义的理论经不起孟德尔遗传学的检验。于是，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拉马克主义对达尔文主义完败。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渐渐地，科学家发现有些自然界的现象和实验结果无法用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解释，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尘封已久的拉马克主义。经反复思考、验证，一种全新的拉马克主义诞生了，它就是表观遗传学。表观遗传是指Dna序列不发生变化，但基因表达却发生了可遗传的改变。这种改变是细胞内除了遗传信息以外其他可遗传物质发生的改变，且能在发育和细胞增殖过程中稳定传递。简而言之，环境可以改变基因。
难以辩驳的证据
当然，单纯的理论是无法说服严谨的科学家的。随着与表观遗传学有关的研究深入展开，各种有趣的自然证据开始呈现在科学家眼前。
人们所熟悉的蜜蜂即是一个典型事例。当蜂群需要新的蜂后时，它们就随便挑个幼虫喂蜂王浆。喝着喝着，工蜂胚子就成了一代蜂后。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蜂王浆中有一种名为10-羟基癸烯酸的脂肪酸，该脂肪酸很可能是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当幼虫摄入蜂王浆后，体内的Dna胞嘧啶-5-甲基转移酶3（简称Dnmt3）被去除，幼虫的卵巢组织迅速扩增，通向蜂后宝座之路畅通无阻。
不仅是食物，母体的行为也可能导致表观遗传。加拿大的科学家发现，有一些母鼠会表现出高层次的育儿行为，比如舔舔幼崽，为它们梳理毛发。可另一些母鼠却没有那么“慈祥”或者很少展现这种母爱。那些经“慈爱”的母鼠照料过的幼鼠长大后，表现出了强大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而没能摊上一个“好母亲”的幼鼠长大以后往往对陌生环境充满警惧。有趣的是，如果把一些“懒惰母亲”的后代送到“勤劳母亲”身边抚养，这些幼鼠长大后也具备“养母”子女的特质。进一步研究发现，“懒惰母亲”的孩子在一个编码糖皮质激素受体的基因的调节序列上，有更多的Dna产生了甲基化修饰。这种过多的甲基化修饰，减少了皮质醇的生产，加剧了幼鼠对压力的反应，使得它们更加焦虑和恐惧。
类似的证据还有不少，很多植物在表观遗传方面甚至表现得更为突出。为了更具有说服力，不少科学家将眼光转向了人类自身。
令人惊奇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在人体多个领域发现了表观遗传的现象。
一项针对罗马尼亚孤儿院的长期追踪研究指出，孩童时期的压力，会反映在他们的Dna中。在公立孤儿院中长大的小孩和在领养家庭长大的小孩相比，染色体末端的端粒较短。该研究追踪了136名6~30个月大的孤儿，其中随机的一半孤儿被安排到领养家庭，另一半则留在孤儿院。科学家在他们6岁后收集了Dna样本，并测量端粒长度。结果显示，孤儿在4岁半前，如果有较多时间生活在孤儿院中，则端粒长度较短。如今人们已知，端粒长短与人的寿命、糖尿病和老年痴呆症密切相关。看来，孩童时期的压力竟能影响人的一生！
还有科学家发现，美国和英国的孕妇普遍采用的低糖高蛋白饮食法很可能是导致两国孩子肥胖的“祸首”，因为这种饮食法向胎儿发送了“饥饿”的信号，而孩子出生后却发现这个世界并不缺少食物。对数百名孕妇及其孩子的跟踪研究显示，采用低糖高蛋白饮食法的孕妇的孩子体内名为RXRα的基因甲基化程度更高，脂肪比例也更高。
表观遗传学的意义篇4
关键字：非物质遗产；博物馆；建设意义
中图分类号：[G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1-0140-01
引言
近年来关于加强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关于非物质遗传的保护与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配套，导致非物质遗产流失，通过建设非遗博物馆提高非遗保护度，减少非物质遗产的流失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非遗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的途径
（一）收藏非遗的物质载体。非遗博物馆可以通过收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载体的方式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可以通过收藏具有艺术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如道具、非物质文化的录音、录像以及文字资料等保护非物质文化的无形和有形的财产[1]。
（二）研究非遗的手工技艺。非遗博物馆有着高素质、专业能力强的人才队伍以及充足的资金和强大的消息渠道能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如借助高新技术研究非物质文化，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适当的方式进行传播，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传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享受，加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保护意识[2]。
（三）有效展示非遗的研究成果。非遗博物馆相对于其他的保护措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具有与众不同的作用，如通过博物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传的研究成果，对人们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非遗博物馆可以借助公益与非公益方式提高展览的科学性、知识性、观赏性，从而发挥非遗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发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传的双重作用[3]。
（四）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保护关键在于传承人的保护，因此通过建立非遗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具有重要作用[4]。如博物馆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集中起来，要求传承人进行相应的文化表演和制作，同时给予传承人相应的回报，如以工资的形式发展奖金等，同时对于学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年轻人给予免费的培训，对那些已经学成的年轻人给予相应的奖励，鼓励其继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传。
二、非遗博物馆建设的意义
（一）非遗博物馆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非常广阔，主要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以及节庆仪式等。其中口头传统指的是以文化作为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指的是戏曲、民族音乐、舞蹈和杂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好的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在文化多样性的创造力，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传就是保护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以及文化形式，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尊重，同时有利于文化丰富性的保护。通过非遗博物馆的建立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保护，如我国少数民族的婚丧嫁娶以及衣食住行方面的风俗习惯等，同时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保护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自然环境的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有利于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只有保护好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才能提高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才能发挥文化遗产的持续作用，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我国目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问题，如部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化和破碎化现象严重，这种不良的现象将会加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因此建立非遗博物馆可以形成博物馆的品牌效应，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发展，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工程的建立，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如建立雕版印刷博物馆，通过雕版印刷精品的收藏在场馆内进行雕版印刷作品的展示、同时在馆内展示雕版印刷产品的研制以及制作方法，实现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这种方法有利益于发挥博物馆文化遗产宣传、推介的作用，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传的知名度，促进产业链的形成，加强行业内部的交流，从而促进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目的。
（三）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古老且鲜活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是我国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其更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民族思想、民族个性的表现，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传有利于增加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通过建立非遗博物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民族特性，民族文化特点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点。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精神思想和民族行为规范，因此建立非遗博物馆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应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同时更能解决人类与自然和谐生存，共同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非遗博物馆可以展示非遗产品等从而向人们进行思想观念的重构、价值认知意识的重塑，从而规范人们的认知行为，促进社会新风尚的形成和优秀社会制度的实施，提高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
三、结语
建立非遗博物馆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在非遗博物馆的建立中应该注意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本化，保证非物质文化的多样性，同时非遗博物馆应该在站在客观真实的立场，如实的还原非物质文化遗产原貌，充分发挥博物馆的诠释功能，让大众接受真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传保护教育，突出非遗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之间活态性以及流变性的不同点，促进非遗博物馆建立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沪文.上海大力发展行业博物馆[J].中国文物报，2011，12（03）：123.
[2]黄菊.大力发展具有都市特色的上海旅游业[J].香港文汇报，2010，14（03）：45.
表观遗传学的意义篇5
一、关于“文化”、“城市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的引入
关于“文化”概念与范畴的界定一直是学界热衷探讨和研究的主题。近代最早对“文化”一词作出明确定义的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所谓文化或文明，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1]美国学者克罗伯（a.L.Kroeber）和克拉克洪（D.Kluckhohn）在1952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Culture：aCriticalReviewofConceptsandDefinitions）中，对164条关于文化的定义进行了分析考察，并对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2]无论是泰勒的先行尝试还是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的归纳概括似乎都不能穷尽“文化”给我们带来的认识体验和空间想象。拉尔夫・林顿（RalphLinton）则认为“文化”就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3]由于“文化”自身话语空间内部的不确定性和边界的宏观性，所以在其概念和范畴没有统一界定的情况下，学者们采取的研究对策往往是在“文化”概念前加个前缀框定论述的范围和细化研究的对象，又或者是避开对“文化”本体学理的纠缠而直接探讨其宏观共性的特质与作用。
城市作为“文化”的一种空间呈现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对城市文化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对人的生存方式与现实境遇的反思与探索。鉴于国内外对城市文化的研究成果，本人曾以文化软实力的视角，从可操作的微观层面提出从文化价值吸引力、文化产业竞争力、文化知识生产力和文化w制引导力四个方面去构建我们的城市文化。《大英百科全书》将城市文化概括为“各种类型的城市或者城区的所有行为模式，这些模式既可以是过去的，也可以是现在发生的”。[4]该论述虽然对城市文化没有作出明确的概念定义，但指出了城市文化至少包涵了文化遗产（cultureheritage）、文化实践（culturepractice）和文化表述（cultureexpression）三层内容。其中，文化遗产分为两大范畴，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指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文物建筑、景观遗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文化实践是指发生在城市空间里的一系列行为活动，包括个体实践和公共参与。文化表述则体现在文化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个体和社会的表达形式与情感意愿。在城市文化建构中，无论是文化价值、文化产业、文化知识和文化体制四个方面，还是文化遗产、文化实践和文化表述三个层面，它们都不是泾渭分明，而是彼此关联、互相影响。其中，非遗之于城市文化的表征功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人类存在的方式与生存需求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进程，而非遗也随着这发展进程不断地演变与存留，它承载了人类对于存在和未知的敬畏，呈现了人类的本质属性，见证了人类智慧的积累，记录了时空对城市演变的作用和文化意义。因此，非遗是人类在过去与现在的双时空下对生命存在方式的一种认同与延续，是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空间与生存媒介得以彼此区分的根源。探讨非遗表征城市文化的发生机制可助我们追根溯源，进一步地阐释与丰富城市文化的意义生产、价值认同与审美观照。同时，从非遗的表征功能反思探讨如何才能对其进行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
二、社会记忆
记忆对于人类而言，不是简单的对过往事物的再现或临摹，它看似重复，其实充斥了对过往的反思和当下的权衡。记忆促使群体意识内在强化，但也使得群体内外历时性特质和群体内外共时性特质互相渗透与交融成为可能。不同的群体构成不同的社会记忆，而社会记忆会在有限的城市空间内进行意义生产，最后形成该空间特有的文化底蕴。
表观遗传学的意义篇6
一、保护理论基本概念的学理阐释
按照现代意义上的表达方式,大到学科,小到概念都应当有着严密的学理释义与系统阐述。而学理的释义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种理论来看待,那么首先面对的就是“民间音乐”、“非物质文化”、“文化遗产”等一系列概念的界定和深层阐发。
(一)关于“民间音乐”。本书认为“民间音乐”概念的关键在于“民间”的界定,这里作者引入了人类学与伦理学的概念,将“民间”解释为“小型社会”①,指出“民间”应当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实”,“民间音乐是(相对封闭的)小型的前现代社会中具有仪式性和对外影响力的、多种类口头或器乐即兴表演的时间艺术(因此属于非物质或无形遗产)。”“承担着小型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协调功能和民间信念的表达功能。因此它的创作(作者)才可以说是集体的(匿名的)。这就是说,民间音乐(民间艺术)是具有特定社会功能的,在它的表演背后有一套民俗制度的支撑,它的意义需要在这套制度中确定”,具有“依附性”。民间音乐的表演与创作是在同一过程中完成的,“而集体性的在场(观看)既是接受也是批准,是规范也是释放(宣泄或忏悔),是一种具有民主性的程序”。②由此,“传统社会中的民间音乐表演并不完全是演员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行动。这就是说,民间音乐所负载的生命过程还不仅是艺术家个人的,它就是共同体完整民风习俗本身。”③
书中围绕“民间”与“民间音乐”概念的阐释,是从本质上明晰了该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即“作品和表演家群体(小型社会及其全部风俗)”④,这一点应当是建立保护理论与政策的首要前提。
(二)关于“非物质文化”。作者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将有形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无形)文化遗产加以区分,认为“文物或其它有形文化遗产已经是单纯的文化符号,即人类创造的物化结果,与人的活生生的创造活动相对分离。非物质(无形)文化遗产则是与创造活动尚未分离的符号生成过程”。而民间音乐之所以属于这个“与创造活动尚未分离的符号生成过程”,就因为“它是由现实生命的表演所负载的,和这些生命过程不可分,也是和每时每刻的创作、再创作不可分离的”,它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的绽放着的持续过程”。⑤
笔者认为这一论述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接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原则、制定与实施。有形文化遗产与现实的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相对分离,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一定要由现实的人来负载,而现实的人的生活方式不断变迁、发展,这使得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定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给其保护及可持续利用带来一系列特殊问题。这意味着国家对于有形遗产的保护理论与政策难以适用于非物质文化保护上,同样用哲学语境来表达的话:这是一个价值观升迁与价值表达系统不断互动、生成的问题,是价值表达式在解释和意义充实过程中如何保持同一性的问题。因此,对应已建立的有形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创建一套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政策实属必然和重要。
(三)关于“遗产”。当我们用大量的例子论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重要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对“遗产”本身,以及非物质文化作为“遗产”概念出现的意义。作者在书中给出了一个较为合理而全面的解释:遗产即是因其所有人、拥有人已经死亡(died)而成为过去生活见证的遗留物;非物质遗产则是垂死的(dying),即其尚存于前一个社会形态中的传承人、所有者(口述与表演者)留下的动态影像。然而文明就是依靠遗产不断进行的生产和积累。遗产不是一般的、任意的遗物,而是遗物中的精华,通常也被称作财富。这时,这种遗产就会变成并被称作资源、资本,成为具体生产的物质条件和前提。这时,遗产是以我们的尺度(需求、好恶)评价和取舍的。我们是主体,遗产是对象。⑥
对于“民间音乐”与“遗产”的关系,书中专门设了一个章节进行讨论,作者认为:以遗产的名义保护民间艺术是一种复杂的或辩证的态度。一方面我们要从遗产的角度估价艺术;另一方面也要从艺术的角度评价遗产。……民间音乐(民间艺术)在后现代的今天被作为遗产看待,首先是被当作一种有历史距离的因而是外在的事物看待的,它被当作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源、资产、原料看待;同时它也被有意识地作为“异己”、“差异”、“他者”引入到当代社会中来,以改善当代文明的多样性状态。⑦
这里将民间艺术归为资源显得有些绝对化,但从遗产的角度看,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其具有的合理性。如果我们承认遗产是前人的遗留,那就不得不承认当我们把非物质文化称作遗产时,其实已经暗含着一种对其“垂死”状态的默认和“差异”化心理。同时,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的不同遗留方式,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面对一件有着五百年历史的青花瓷瓶时会小心翼翼,而面对一首同样流传了五百年的民歌时就敢随意篡改它”⑧,因为前者是有形的遗留财产,而后者常常被我们认作是“垂死的”一般遗留物。
本书中类似的概念界定很多,此处不做赘述。从理论阐释的角度看,作者的叙述有着严密的逻辑,且极具启发意义。
二、“文化保护”的哲学阐释与保护原则的伦理学定位
如果说政治学、经济学的引入可以使我们更多地从田野方法和认识事物发展规律方面得到收益的话,那么,按照“诗比历史更真实”的逻辑,哲学视角的切入则使得我们能够更加认清事物的本质。由于有哲学学者的参与,本书对非物质文化保护的“产生”进行了哲学式解析,并由此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伦理三原则”。这是本书的理论创新之一。
作者从人本哲学的角度高度概括了文化遗产对于人类的意义,将人类对遗产所做的一切行为归结于“道德责任”的层面;将人类对遗产的保护行为诠释为:促成历史整体与每个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这种对文化遗产及其保护本质的哲学阐释,避免了对非物质文化保护认知的庸俗化和简单化。
通过这种哲学思辨,结合民间音乐遗产的存在方式,作者自然而然地将保护遗产引向伦理学,将保护工作制定的根本出发点以伦理学进行阐述,提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三原则,即幸福、审慎、补偿。笔者理解为尊重、协助、负责:第一,幸福原则。就是指对待民间音乐遗产我们应当本着尊重的态度,尊重民间音乐的一切,包括其对自身的改革和其发展道路的选择。不以现代社会的观念和自以为是的善意去为民间音乐设计前途。让“民间音乐”自己走自己的路。第二,审慎原则。即应当以协助的态度对待民间音乐遗产。保护不是做救世主,不是善意的施舍,而是“两种有差异的文明间的对话”。不要以“预言家”自居,干预民间音乐自身的发展,更不能命令或强制,而是应当给与民间音乐更多的思考空间。“保护”意味着为民间音乐适应社会发展“找到一系列过渡性的制度安排”。第三,补偿原则。我们还应当认识到民间音乐及相应民风民俗的迅速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代化引起的。因而现代化的一方对其负有一定的责任,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这也应当成为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之一,所以在制定保护政策时,成本效益不应当成为推脱的借口和考虑的首要问题,对民间音乐“负责”才是第一位的。⑨
“伦理三原则”的提出,实质上是将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定位在伦理学的“道德”层面上,定位在以人为本的现代和谐社会观念之上,定位在一种人与人、今人与古人、现代与传统的价值观体系上,将“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意义提升到人文主义关怀的层面。伦理三原则的提出更使得保护的态度明确起来,而态度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事物的成败,因而它对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强调以经济指标为参照的田野调查方法
从调查方法来看,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各田野工作点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数据的调查,将其与各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进行共时性比照,说明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各种正负相关。对经济指标的大量收集与整理,使本书在叙述中不仅有传统的文本描述,还有经济学数据分析,从而展现出与我们通常看到的音乐类调查报告不同的景象,使得山西各地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及发展趋势更为清晰。并且,经济指标的加入也成为作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观点的一个重要的数据支持。
四、保护目标模式的设立及一系列政策建议的提出
在前述理论的基础上,本书参照以往有关有形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研究,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习俗上的可持续、运营机制转型的可持续、解释学的三个保护目标模式。
笔者认为:所谓目标模式,就是指保护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这一目的不是笼统的一句“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是将其定为一种近似量化的可以有相对判定的标准;“模式”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即希望“保护”最终能够形成一种良性运转的社会机制,也即以上三种“可持续性”。这一目标模式的提出使得保护政策实施的检验有了一定参照系,而从这三个所谓的“可持续性”来看,与前文论述的伦理原则是一致并相互呼应的,充满着对保护对象――即“作品和表演家群体(小型社会及其全部风俗)”的充分尊重。
根据这一目标模式,作者在书中进一步从以传承人为中心的保护对象、以表演活动和运营机制为扶持重点、公共政策扶持的主要方向等三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而细致的政策建议,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将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①作者认为:所谓“小型社会”不仅是指种族人口较少,制度文化不发达,而且是指其在地域上的相对封闭。这里有相对比较稳定的自然条件、相对自足的经济体系(生产体系和适当的交换体系)、相对充分的婚配制度体系。这就是说,在不排除历史迁徙和有限外部交往可能的情况下,民间艺术总是流行在相对封闭的小区域之内的艺术。地方生活的独特性是其艺术表现地方性的条件。(本书第33页)
②本书第32―36页。
③本书第99页。
④本书第100页。
⑤本书第99页。
⑥本书第48页。
⑦本书第50页。
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在第13届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团体决赛中针对“原生态唱法组”的总结点评。
表观遗传学的意义篇7
论文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权利内涵
2011年2月2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从公法的角度界定了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职责和义务，极大的推动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工作的立法进程。但从根本上而言，这部法律本身是具有局限性的，尤其是未能、也不可能将政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进行明确的划分，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从学理上加强讨论，以期为下一步的立法工作发挥适当的积极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是一种弱势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尤以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有重要的比重，它们大多数还不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理解。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忽视的是，少数民族文化中有很多独特的具有其本民族文化特质、并表现出了其本民族独有的历史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的历史文化信息。从文化发展来看，特别是在当前发展市场经济的大前提之下，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空间正在日益萎缩，文化空间受到挤压，甚至濒临灭绝。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建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机制呢？笔者认为，当前，一方面，要加强对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执法监督力度；另一方面，要不断拓宽视野探讨非物质法律保护的合理机制。本文就是尝试运用文化权利的理论对非物质文化权利的内涵进行新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核心在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的权利的保护，但是，纵观学术界，鲜有人对于非物质文化权利的具体内涵、外延等进行具体的探索、思考。在此，结合文化权利的有关理论，姑且作一浅层次的讨论。
一、非物质文化权利的内涵
要使得非物质文化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就必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文化认同权予以充分的法律保障。对民族文化传承人仅仅给予一个头衔是不够的，法律、政策要为他们进行文化传承、创造提供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同时，对其在文化传承中的权利与义务需要进一步具体化。承认文化认同权并不意味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然固守，使之机械化，而实际上，文化认同权是承认文化具有变化性的。文化认同是对文化的本质特性的认同。因而，要鼓励文化传承人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的创造性工作，但前提是不改变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固有的根本特性。
（三）文化自决权
在现代社会，自决权不仅仅只限于政治层面，还包含了经济、社会和文化自决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第2条规定：“所有人民得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而不损害根据基于互利原则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法而产生的任何义务。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一个人民自己的生存手段”，该条规定揭示的是经济自决权的内容。同经济自决权一样，文化自决权也是一项永久的权利，其权利的存续期限并未受到限制。同时，文化自决权主要是指一种集体人权。作为一项集体人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自决权行使的主体一般就指的是群体，个人无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处分、转让等。另一方面，文化自决权也是少数者的权利是紧密相连的。在我国内部，强调文化自决权往往就是指强调各少数民族对自身的文化的发展、传承等拥有的不受他人干预的权利。
正如我们前面所强调的那样，一定要本着一种尊重的理念来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的集体意志。从权利的归属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是最终的权利归属，因而，任何个人，即使是国家意志也不能随意地侵害其权利。
同时，文化自决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还应该包含了主体对具有非物质文化特征的思想、观点、理论进行思考、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以及进行传播的权利。这种权利的特征是权利所有者可以自由地持有、表达和传播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的思想和观点。这就又和人权中的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紧密联系了起来。
（四）文化经济权利
根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任何人“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利”。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的文化经济权利受到了国际法的保护，有直接的法律依据。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传统的中医中药、民族音乐等文化表达形式，往往都是特定人群的集体性文化成果，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等。无论这种经济价值是显性的或潜在的，其权利主体都应该从中获取收益。
当然，基于中国当前民间组织极不发达、相关制度很不完备的实际情况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依靠民间自发而形成的力量来进行保护，似乎很不现实，也很不乐观，因而，在文化保护的起步阶段，是不能完全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的。在初始阶段，政府应当起到主导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占最终主导地位的应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主体自身。要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得到真正长效的保护，就必须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主体地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主体地位是否得到真正保证的条件之一就是其文化经济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因而，理所应当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应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成为利益分配的主体，成为经济利益的最大的受益者。正是基于这个缘故，从长远来看，只有在民间组织比较发达的情况下，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自治，才能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能可持续的保存和发展下去。故而，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文化经济权利其实是最终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表观遗传学的意义篇8
[关键词]知识产权战略；工具主义；遗传资源；传统知识；传统文艺表达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经济交流，知识产权问题日益凸显其重要性。上至政府层面，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与我国的元首会晤中，知识产权保护总是备受关注的议题。下至企业层面，以3c和6c专利联盟向dvd生产商征收专利使用费为代表，我国企业在国际知识产权竞争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为应对后trips时代的知识产权格局，我国政府审时度势，启动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制订工作。本文就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提出几点意见，供政府和学界参考。
一、以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观为指导
制定知识产权战略，首先应对知识产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有自然法权和工具主义两种不同的哲学观。自然法权的法哲学模式，承袭法哲学家关于一般财产权的论述，从劳动或人格的角度立论，论证知识产权伦理上的正当理据。其要旨在于确立知识产权的自然权利地位，认为知识产权合乎自然理性，具有不可剥夺的属性。依照这种观点，知识产权即是一种伦理上的善，其正当性具有先验的品格，具有某种天赋人权的特征。而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观，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国家政策工具，其价值视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或阶层利益而定。如果知识产权制度能增进社会福利，实现特定的功利目标，则为善的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性；否则，就是“恶法”。换言之，制定知识产权政策，应完全以自己的国家利益或阶层利益为导向。
在国际知识产权谈判中，西方发达国家总是强调知识产权的劳动价值属性或人格关联性，有意无意地推广自然法权的知识产权观念。如微软，为保障自己的知识产权利益，以“知识产权海盗”比喻一些侵权行为，在伦理上丑化发展中国家形象。这就迫使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护其既有优势的知识产权，维护其国家或产业集团的经济利益。
我们在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时，应坚持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哲学观念，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实现民族复兴、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种系统化的政策手段。要对知识产权有个“去魅”的过程，注意西方国家在知识产权上的双重标准，警惕西方国家采用外交、法律等手段把不合理的义务加诸于我。同时我们要采取“适度保护”的原则，在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前提下，摈弃那种知识产权保护越高越好的看法。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以有利于维护本国产业利益、消费者利益，有利于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为依归，制订能平衡各关联方权益的均衡的知识产权法律。
二、坚持企业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主导地位
在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最终的动力来源于企业的国际和国内竞争需求。政府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包办一切。
笔者认为，应坚持企业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主导地位。怎样激发我国企业、学校、科研院所乃至个人等知识生产主体在发明创造、作品创作、品牌培育上的积极性，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也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主要目标。如果不能保护知识产权，防止侵权行为，必然损伤知识生产的积极性。为此应对具体的司法制度、行政执法制度进行调整，使之能更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也避免给外国以批评的口实。
政府的作用，不是越俎代庖，替代企业去做知识产权工作，而是引导和服务。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制订和修改法律，提供制度供给，为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应用、保护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和法律保障；二是采取措施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三是信息服务，为企业提供专利、商标、版权等方面的信息资料，努力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四是宣传普及知识产权知识，提升民众的知识产权意识，加强企业、科研院所对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认识；五是通过高校培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
知识产权战略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的层面。宏观层面有中央政府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微观层面各企业可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中观层面各地方区域，一省或者一市，可以制订各自的区域知识产权战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各司其职，三个层面的战略相互补充，协调一致，才能使我国的知识产权建设得到切实推进。
三、注意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
表观遗传学的意义篇9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021-03
在全球化浪潮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表现在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竞争，更加反映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吸引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之间的较量。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水平不容乐观，已经无法完全满足新时期新阶段进一步统一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思想、凝聚共识、维护文化安全、引领世界发展的需要，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之一。这就要求我们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以提高中华文化的整体实力。
一、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中华文化的引导力
先进性是文化软实力中最为本质和重要的因素。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1]可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不断向前发展完善的文化，这就需要不断从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中吸取营养，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反映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不断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文化创造。
（一）立足中华传统文化，在文化自信中实现传承
先进文化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五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孕育先进文化的母体，是先进文化的源头活水。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历史悠久、内容博大精深，其中崇尚和合、重义轻利、舍生取义、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精髓在今天仍历久弥新，成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传统文化有助于提高先进文化的引导力，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时期新阶段，进行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的教育更有其必要性。这就要求我们自觉承担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在文化自觉中担当使命，在文化自信中实现传承，把工作干实干好，不断发掘传统文化的新价值，赋予先进文化更丰富的内容，牢牢把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
（二）广泛吸收优秀文化成果，促进中华文化的包容共生
中华文化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究其原因就在于其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历来就具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传统。从中华文化自身来看，其本身就是一种由多民族、多地区共同缔造的，融多元于一体的文化；从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来看，互通有无、开放包容始终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文化具有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点，决定了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和胸怀，继承、借鉴和吸收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包容性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生存之本、发展之魂。
（三）与时俱进锐意创新，永葆中华文化的先进性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只有与时俱进的文化，才能称之为先进的文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其各自具体的阶段性的文化特征和使命，只有拒绝僵化、破除因循守旧，不断吸纳世界文明和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吐故纳新、与时俱进，才能使先进文化永葆生命力。早在蔡元培撰写《中国伦理学史》的时候，就曾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批评清朝末年中国思想文化界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局面，指出“故西洋学说则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意味着敢于创新，能不能在文化领域进行观念、体制等各方面的创新，不仅关系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而且还关系到中国社会整体的发展和国家未来的命运。
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中华文化的感召力
文化中最为核心、最具感召力的部分就是价值观，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精神和灵魂，可以改变人民对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看法，可以改变人们对生活终极意义的看法。党的十报告首次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三个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凝练，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这就要求我们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以提高中华文化的感召力。
（一）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所谓的“普世价值”之间的关系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所崇尚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观深深地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然而，目前一些国家将这些价值观标榜为“普世价值”。对于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进行科学分析。因为，尽管每个民族或国家对价值观的理解有某些共通性，但不能说某个特定民族或国家的价值观就是普世的。一方面，应该将世界普遍的、引领人类文明走向的价值准则注入到核心价值观中去，因为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只有具备普遍的共同价值，才不会因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而被排斥。另一方面，对于价值观问题，不能因为强调普遍性方面而忽视其特殊性方面。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文明是一种既吸收了西方价值观的优点而又超越于其上的新型价值观和文明形态。
（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核心价值观蕴含着深厚的民族认同，一个国家的价值观虽然在特殊时期能够吸收其他民族的价值观，但从长时间来看其核心部分往往不容挑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精神还乡”“心灵安居”。纵观20世纪国人对待中华传统价值观的态度，可以说大致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在五四时期，我们是“看不起”，很多知识精英高喊“打倒孔家店”；在极“左”时期，我们是“看不到”，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糟粕而被丢弃；改革开放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多是“看不懂”；进入新世纪，国学重新热遍祖国大江南北，但有些人更多的是“看热闹”。因此，要认真区分传统价值观中的精华和糟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三）正确处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责任人和主体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无形的抽象的，又是有形的具体的。它首先是一种思想观念，同时又时时刻刻体现在社会成员的言谈举止之中。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主体，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获得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和实践，才算是成功的有效的。此外，党员领导干部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负有重要责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从广大党员干部做起。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责任人，领导干部既要与人民群众一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要做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和模范。
三、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提高中华文化的传承力
我国民族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保护并且合理地开发利用文化遗产，是提高中华文化传承力的现实途径。但是，当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不容乐观。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速转型，科学技术、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来势凶猛，城镇化、工业化速度加快，大量文化遗产正在被忽视甚至被野蛮地破坏。因此，当前要加强和改进立法、财政、人才宣传等工作，以提高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和水平。
（一）加快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导工作
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化建设，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规范化。目前，需要尽快加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法》《文化遗产保护法》《历史名城保护法》《博物馆法》等的立法工作。对于那些破坏或者保护文化遗产不力的责任人，要追究其法律责任，使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要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纳入各级文化行政和执法部门的日常事务，要落实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责任，成立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机构和协调机构，定期通报文化遗产保护情况；要配备专业的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定期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的突出问题，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科学化；要定期征求民众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和建议，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民主化；要充分发挥社科院、社科联、大专院校、社会团体的力量和作用，扩大与国外遗产保护机构的合作，凝聚文化遗产保护的各种力量。
（二）抓好重大文化典籍的出版工作，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
当前，要加大力度整理和出版《儒藏》《清史》等大型文化典籍。同时，还要推动重要文化典籍数字化出版，广泛收集、整理少数民族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并尽快予以出版。对于那些市场销售不佳而又有重大文化价值的典籍，政府应该予以财政补贴资助其出版。各级图书馆应加大对重要文化典籍的收藏，提升图书馆馆藏的水准和品位。各级政府应该将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对那些文化遗产比较丰富的地方或者文化遗产濒危的地方，必须加大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政预算。此外，还应该动员社会力量，放宽政策的限制，争取更多的社会捐赠甚至是国际捐赠，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甚至是国际力量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积极性。
（三）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
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教育工作中，尤为重要的是要搞好节庆文化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宣传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时候，着重引导人民群众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着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着重引导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着重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此外，文化遗产保护机构要经常举办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和讲座等活动。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中小学课程教材内容，以普及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知识。同时，新闻媒体要广泛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的典型，及时揭露破坏文化遗产的恶劣行径。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具有高度的精密性和创新性，需要科学、技术、手工、艺术、民俗、历史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为此，应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争取在全国重点高校设立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的院系和专业，培养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专业技术人才。
四、扩大对外文化传播和交流，提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的内在本质要素在于其先进性，但是其外在表现形式和最终效果却在于影响力。扩大文化影响力的途径在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因此我们要勇于将丰富的中华文化资源传播给世人，向世人展示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形象，担当起促进人类未来文化发展的责任。为此，就要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文化传播和交流，以提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一）加强官方文化宣传和交流力度，创新宣传和交流方法
面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文化侵略和文化扩张的严峻形势，我国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各种国际交流机会宣传中国政府关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文化政策和主张，强调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相互对话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要广泛整合各相关机构形成对外文化宣传和交流的合力；广泛向世界各国开展中国文化节日的文化宣传和项目交流；将文化宣传和交流作为援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周边邻国的项目之一；广泛支持公众文化交流和民间文化交流，充分发挥公共文化交流的积极性和作用；鼓励和资助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界人才到西方国家讲学、演出，以及出版相关学术成果；建立各种文化交流项目，吸收广大发展中国家学者、青年学生前来我国交流、学习；以国家名义设立中华文化传播基金，用以表彰国外那些已经取得一定研究成果和传播中华文化的学者和企业家。
（二）培育中华文化品牌，增强中华文化品牌的吸引力
文化品牌，特别是民族文化品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它承载着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最为集中地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性格、气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区分开来，是一个民族向世界宣传、展示自己文化的最好的平台和窗口。为此，应该下大力气开发文化资源，精心打造中华民族文化品牌。在培育民族文化品牌过程中，我们要赋予文化品牌以崭新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要将那些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精神、体现中华民族思维方式、体现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东西融于中华文化品牌之中。文化品牌培育出来以后，还要充分考虑文化市场的需求和消费倾向，利用品牌的辐射和带动效应开放衍生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延伸产业链条，培育相关文化产业，实现文化产品由“国外制造”向“中国制造”转变，进而再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品牌”的转型。
（三）培育和发展对外文化传播和交流企业及中介机构
政府和民间组织在推动文化传播活动过程中会受到传播内容、传播时间、传播形式、资金因素等条件的严重制约，因此应该培育形成文化企业、政府、民间组织等广泛的、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体系。并且在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还应该整合文化资源，抓住重点项目，夯实基础性工程，比如，中华文化经典对外推出工程、对外语言文化教育工程等。此外，还要办好孔子学院，做好对外文化传播，构建现代传播体系，要针对不同受众对象，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媒体覆盖网络，不断提高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和交流的能力。
五、实现文化整体综合创新，提高中华文化的吸引力
文化发展的本质在于创新，文化创新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充分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并且实现对它们的综合创新，努力创造出适应新时代人们精神文化需要的大量新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果，以使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一）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
人类是在一定的历史前提下创造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深厚的积淀，是我们现在进行文化创造的必要资源和精神基础。在吸收借鉴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应该辨别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或糟粕的方面，比如，对过于强调人伦事务而不注重探究自然规律；过于因循守旧、安于现状而缺乏创新；过于强调群体本位而压抑自由个性；过于强调尊君尊上而轻视法制人权；过于强调实践而短于批判等传统，就应该予以摒弃。同时，应该创造性地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之路，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比如对传统文化中的整体和谐、爱国主义、自强不息、崇德尚义、革故鼎新等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思想精髓，就应该予以发扬光大。
（二）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红色文化中的优秀成果
中国不仅是在五千年悠久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培育中国文化软实力，更是在社会主义红色文化基础上培育中国文化软实力。对于社会主义红色文化资源，不能以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平发展为借口，否定党的优良革命传统，以及人民群众英勇不屈的革命斗争历史。同样，也不能借口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否定我们当前进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现实前提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待社会主义红色文化，要将其放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宏伟坐标系中来加以考察，要看到社会主义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自由、公平、正义的精神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作用，将社会主义红色文化理念中的精华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吸收和借鉴国外文化中的优秀成果
近代世界和历史是逐渐走向开放的世界和历史，中国也要顺应这个历史趋势做出适合自身文化发展的选择。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建立在虚无缥缈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充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合理成果和积极因素，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创造出新的更为先进的文明形态。因此，当前我们要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也应该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契约精神、自由精神、平等精神、合作精神等对人类文化发展有利的因素。
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要想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使中华文化具有引导力、感召力、传承力、影响力和吸引力，就必须一如既往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和基本原理为指导，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西方文化的本土化，实现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参考文献：
表观遗传学的意义篇10
制定知识产权战略，首先应对知识产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有自然法权和工具主义两种不同的哲学观。自然法权的法哲学模式，承袭法哲学家关于一般财产权的论述，从劳动或人格的角度立论，论证知识产权伦理上的正当理据。其要旨在于确立知识产权的自然权利地位，认为知识产权合乎自然理性，具有不可剥夺的属性。依照这种观点，知识产权即是一种伦理上的善，其正当性具有先验的品格，具有某种天赋人权的特征。而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观，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国家政策工具，其价值视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或阶层利益而定。如果知识产权制度能增进社会福利，实现特定的功利目标，则为善的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性；否则，就是“恶法”。换言之，制定知识产权政策，应完全以自己的国家利益或阶层利益为导向。
在国际知识产权谈判中，西方发达国家总是强调知识产权的劳动价值属性或人格关联性，有意无意地推广自然法权的知识产权观念。如微软，为保障自己的知识产权利益，以“知识产权海盗”比喻一些侵权行为，在伦理上丑化发展中国家形象。这就迫使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护其既有优势的知识产权，维护其国家或产业集团的经济利益。
我们在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时，应坚持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哲学观念，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实现民族复兴、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种系统化的政策手段。要对知识产权有个“去魅”的过程，注意西方国家在知识产权上的双重标准，警惕西方国家采用外交、法律等手段把不合理的义务加诸于我。同时我们要采取“适度保护”的原则，在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前提下，摈弃那种知识产权保护越高越好的看法。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以有利于维护本国产业利益、消费者利益，有利于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为依归，制订能平衡各关联方权益的均衡的知识产权法律。
二、坚持企业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主导地位
在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最终的动力来源于企业的国际和国内竞争需求。政府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包办一切。
笔者认为，应坚持企业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主导地位。怎样激发我国企业、学校、科研院所乃至个人等知识生产主体在发明创造、作品创作、品牌培育上的积极性，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也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主要目标。如果不能保护知识产权，防止侵权行为，必然损伤知识生产的积极性。为此应对具体的司法制度、行政执法制度进行调整，使之能更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也避免给外国以批评的口实。
政府的作用，不是越俎代庖，替代企业去做知识产权工作，而是引导和服务。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制订和修改法律，提供制度供给，为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应用、保护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和法律保障；二是采取措施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三是信息服务，为企业提供专利、商标、版权等方面的信息资料，努力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四是宣传普及知识产权知识，提升民众的知识产权意识，加强企业、科研院所对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认识；五是通过高校培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
知识产权战略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的层面。宏观层面有中央政府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微观层面各企业可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中观层面各地方区域，一省或者一市，可以制订各自的区域知识产权战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各司其职，三个层面的战略相互补充，协调一致，才能使我国的知识产权建设得到切实推进。
三、注意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
我国是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富集地。高等植物有30000余种，脊椎动物有6347种，分别占世界总种数的10％和14％。我国生物物种不仅数量多，而且特有程度高，生物区系起源古老，成分复杂，并拥有大量的珍稀孑遗物种。我国有7000年的农业历史，在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作用下，为适应形形的耕作制度和自然条件，形成了异常丰富的农作物和驯养动物遗传资源。这些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宝贵的生化、基因资源和与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另外，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传统文艺表达形式也十分丰富。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传统文艺表达正是我国比较优势之所在。我们应该善加利用，充分发挥自己的长项。在wto、wipo、Fao等国际法律框架下，以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反复提出保护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传统文艺表达的诉求，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就是集中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保护遗传资源要求的国际法文件；发展中国家并力求将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传统文艺表达的保护问题纳Xwipo和tRipS框架内。目前，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已经成为国际知识产权谈判的焦点；发展中国家的抗争正是为了维护其具有比较优势的知识产权利益。我国应该以更积极的态度加入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在国内法层面，我们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视程度显然不够。现行法律法规虽然对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有一些零散的规定，但对基因资源、传统知识、传统文艺表达尚缺乏基本的法律规范；《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国家原则”等重要内容也没有明确的国内法宣示。这些法律漏洞给发达国家的“生物海盗”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我们在制订知识产权战略时应该高度重视、充分利用《生物多样性公约》，尽快规划制定统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落实公约关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内容。另外应促使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条例尽早出台。在怎样利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保护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传统文艺表达这一世界性的难题上，我们可以大胆地进行法律制度创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