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调研篇1
摘要：非遗称号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以前它被称为“无形文化”和“人类口传及无形遗产”等等。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才正式定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存在较大的困境,重庆市黔江区积极探索出非遗传承的“123”路径,总结提炼并完善这种路径对于民族地区非遗传承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非遗；传承；路径；探析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5-0167-02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民族记忆的背影”和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本文理清了非遗的含义和特点，梳理了黔江非遗传承的现状，并提出了完善黔江非遗传承路径的措施。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和特点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
非遗称号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以前它被称为“无形文化”和“人类口传及无形遗产”等等。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才正式定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没有统一的概念，目前最权威且使用最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的定义。《非遗法》认为非遗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同时，《非遗法》指出非遗的六大类型：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游艺和其他非遗。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非遗从本质上来讲属于文化，具有文化的特性。首先，非遗具有实践性的特点，它来源于人类长期的生产等实践活动，是实践的产物，并随着实践不断演化。其次，非遗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它是看不见和摸不着的，只能通过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再次，非遗具有传承的特点，它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特定群种的具体活动传承下来，绵延不止。最后，非遗具有活态性的特点，通过人的活动传承下来，活态性体现出非遗的生命力。
二、黔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路径
黔江探索出非遗传承的“123”模式，即为每一个传承项目出台一套政策，并建立“动态保护”和“静态保护”两个保护模式，打造传承基地、传承舞台、传承人三个传承体系，实现了“在保护中传承”和“在传承中保护”双目标。其非遗传承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建立传承基地
近年来，黔江先后在新华中学、民族中学等建立14个传承基地，将7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别落实基地进行传承。
（二）舞台传承
黔江组织专业人员和文艺团体，对非遗项目进行提炼、升华和包装打造，以舞台表演方式进行推广和传承。经包装打造《八宝铜铃舞》和《白虎神鞭赶太阳》在第八届、第九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分别获金奖、银奖；大型土家族民族歌舞诗《云上太阳》代表文化部参加了“中国巴西文化月”活动，并在巴西9大城市演出17场，赢得广泛赞誉。
（三）博物馆和文化馆开展静态传承
黔江修建了重庆市民俗生态博物馆，博物馆集展示交易、旅游休闲、情景购物和互动体验为一体，完整保存了土家民族的风土人情、民俗民物。黔江又规划15层、用地13亩、总建筑面积约为18000平方米的民族文化宫，是该区民族文化建设标志性建筑。
（四）群众活动传承
黔江区委、区政府设立了专项基金扶持民族民间文化;实施了“一乡一品”文化工程，鼓励群众重拾唱山歌、喊号子、织西兰卡谱等民族技艺;定期举行乡村文化艺术节、武陵文化广场群众文艺展演等活动，每两年评选命名一批特色文化乡镇、民间艺术大师。
（五）旅游传承
黔江是重庆市旅游发展的重点地区。《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渝东南地区旅游业发展意见的通知》指出：把渝东南地区建设成为重庆旅游“第三极”、大武陵山区旅游经济高地、国内重要的民俗生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扶贫开发示范区。重庆市文化委员会《关于支持特色文化产业加快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中强调：重点发展渝东南“三民”特色文化旅游带。非遗逐渐成为黔江旅游的活力要素，目前，黔江的帅氏莽号、小南海后坝山歌、濯水后河戏等非遗项目成为景区主演项目。
三、完善黔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路径的措施
（一）加强传承人队伍建设
积极调动普通民众和学者积极参与，并从群体的角度扩大传承人的范围，完善传承人认定制度。将经费细化为用于改善传承人生活、自我提升、培养接班人、非遗普及教育等用途，通过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保障方式，探索完善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办法。通过专项资金和项目等形式，鼓励和吸引有志于非遗事业的年轻人通过学徒等形式，加入到非遗保护和传承中来；探索传承人在年龄、知识和社会认可度等方面的层级队伍，明确和拓宽传承人“晋升”的渠道，加强梯队建设。积极组织传承人参加创新专题班，邀请非遗创新方面的专家授课，提高本区非遗传承人的创新和创作能力。加强对传承人的平时考核，至少半年对传承人考核一次，考核内容涵盖实际成果、专家论证、群众评价等方面，探索传承人退出机制。
（二）大力拓宽传承路径
1.教育传承。黔江要重点开展低龄段儿童非遗传承和保护宣传的教育工作，加大非遗教材的编写和课程的设置，进一步提升教育传承的系统性、科学性和效果性；提炼总结非遗传承教育的经验和启示，在全区范围内大力的推广。2.产业化传承。黔江开展非遗生产性保护传承可遵循分类、重构、培育几个步骤。首选是分类，有直接使用价值和一定文化价值的要求，把非遗分为可生产性保护和不可生产性保护。具体地，黔江可生产性保护的非遗有：濯水绿豆粉制作技艺，黔江珍珠兰茶罐窑手工制作技艺，黔江斑鸠蛋树叶绿豆腐制作技艺，西兰卡普，濯水石鸡砣土陶制作技艺，（渣）海椒传统制作技艺，黔江鸡杂传统制作技艺，黔江牛肉脯传统制作技艺和曾氏“正骨术”。其次是重构，对选定的非遗项目进行建构，使其具有一定的时代因子，与大众的需求有一定的契合度。再次是培育，一方面培育该非遗的市场，扩大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利用该非遗引导民众审美，夯实该非遗的生存土壤。
3.非遗旅游传承。黔江首先要对非遗旅游的可行性进行评估。从审美性、独特性、传承人的影响力、地区象征力、休闲娱乐中和基础设施等20个方面分四个等级进行量化，从而得出整体等级及建议（见表1）。对于总值大于100的非遗，可以开发;分值在90-100之间的，要慎重开发;90分以下的，不建议开发;对于整体分数高、但是有些方面分数偏低的非遗，不建议开发。
黔江开展非遗旅游，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关注发展非遗旅游对非遗和环境的破坏。相关研究表明：旅游对非遗的产生和影响过程，可以划分为：原发区、影响区、消散区三个区域。可以探索在原发区边缘设置防火墙，对非遗进行近似“原真性”保护。其次，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避免出现贵州为发展旅游业，当地居民曾一度被迫一年内过了四个萨玛节的现象。
4.档案和数字化传承。目前，黔江的非遗数字化传承与保护处于初级阶段，但应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首先，要组织文化等部门的人员到数字化传承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参观考察，提高对数字化保传承重要性的可行性及效果的认识。其次，聘请相关专家对文化等部门的人员开展数字化传承专题培训，提高相关知识和技能。最后，最重要的是对较成熟的非遗项目可以先期进行探索式数字化开发，为后面大规模开展打下基础。
5.整体性保护传承。目前，黔江通过生态博物馆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形式来开展整体性保护非遗。在发展生态博物馆的过程中，黔江要重点挖掘和保存民族文化，彰显少数民族文化内涵，避免成为形式上的博物馆。在建设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过程中，黔江要加大与周边区县的合作，尤其是与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区域合作，可探索建设跨区域的文化生态区保护试验区。
（三）加强非遗挖掘和申报力度
目前，重庆市有部级非遗项目44个，市级388项。而在渝东南的6个区县中（见表2），酉阳的非遗数量最多，其次为彭水，黔江非遗的总数量位列第三，但部级项目仅为一项。今后，黔江要加大非遗整理和挖掘的力度，让更多非遗首先进入区级的保护，同时，加大部级申报的力度，让这些项目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Dylw.net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地区非遗资料整理而成）总之，路径问题涉及黔江非遗传承的成效，关系到黔江文化发展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黔江要及时推广非遗传承中好的做法，继续完善传承路径，更好地助推生态保护发展。
参考文献：
[1]谭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的选择与控制[J].生态经济，2011（2）.
[2]吕科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道路新探[J].人民论坛，2013（1）.
[3]谭宏.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体系的探讨[J].重庆高教研究，2015（1）.
非遗传承调研篇2
摘要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原地区古老而鲜活的传统文化，是地域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气质、民族凝聚力的有机组成和重要表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大背景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大量蕴涵着独特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弱甚至悄悄消亡。因此，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关键词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研究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各族人民长期以来所创造积累的重要文化财富，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智慧力和劳动力的复合与统一的完美体现，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1]。
深挖本地域特色文化内涵，阐释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维护文化的多样性，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是新时期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一项创新工程，符合河南省建立中原经济区的战略要求，是推动中原文化繁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打造鲜明地域特色、展现中原风貌、提高中原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1.研究目的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源远流长的中原历史留下的文化印迹，体现着中原的竞争力，同时河南省的非遗文化的开展仍存在着发展缓慢的态势，为促进体育非遗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本文欲着重分析河南省体育非遗文化研究的当代意义，以提升民众的文化认同，选定体育非遗文化的角色定位（奥运机制还是群体机制？），分析制衡河南省体育非遗文化发展的因素，试图通过对现代瑜伽项目的研究为河南省体育非遗文化提出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研究“谁来传承？传承什么？如何传承？”的问题。
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对中原生态体育文化信息进行抢救、集聚和整理，研究以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综合涉及传统的人类学，快速发展的传播学和亟待完善的体育学。通过这些学科理论知识的运用，不仅可以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提供一次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尝试，而且还有可能为丰富这些学科的理论成果添砖加瓦，为满足该领域的教育和研究需求起到积极的意义。
对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研究，可以扩大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社会影响，对于其文化传承起到了积极地助推作用，还可以详尽的了解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碍与问题；同时，对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与开发问题进行研究，可以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发掘，符合河南省现阶段积极推进的把河南省由文化资源大省建设为文化产业强省的战略决策和大力实施“中原文化崛起”的既定方针，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意义，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河南省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
（2）实践意义
研究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武术文化遗产，对深入认识和了解河南地域武术文化，全面地认知中国武术文化版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研究一方面对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体系进行整理与挖掘，探索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从而调动民众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引起人们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多的关注，不断加大对其保护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借鉴瑜伽的发展理论和经验，探索如何在传统和现代、继承和发展之间找到对其进行保护的科学、合理、有效的措施，以确保其生命力，为河南省更好地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建议，以利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研究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具体对策，希望能够为相关部门具体实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政策实践的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2005年12月，国务院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根据国务院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形式及文化空间。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指在河南境内，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与体育相关的且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文化，是河南人们创造的体育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综合。
（二）传承和发展的概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18号）中明确指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提出了保护与传承、发展并重的工作要求。在现代科学体系中，“传承”一词首见于民俗学中，以20世纪30年代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为标志，他提出要对普通人的日常民俗事象进行研究，从而阐释历史、文化、变迁的过程及发展特征。国际学术界形成了其他与传承相关的理论主要有传播论学说的维也纳学派、曼彻斯持学派与傅厄斯学派等[2]。《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湖南传统武术传承研究》中提出传统武术的传承就是由传人实施的，在代际之间进行的技艺、理论、习俗等传统武术文化内容的传递和传播。
研究认为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即承袭、创新并广为传播。承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历史价值、文化渊源、宗教仪式、风俗习惯等文化元素和生态环境。与时代要求相结合，在传承谱系比较明晰的武术基础上，创造理论和技术体系比较成熟的武术技艺和健身、养生功效突出的套路，使其具有生存、发展的特定空间和时间维度，植根于民间的活态的传统行为方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核心就体现在它的传承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变异与创新。同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还会随着社会特征、竞技生活、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发生变化，会影响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思想，因此，完善的传播方式对扩大非遗文化的影响力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国内关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现状
1.国内关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国内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涉及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保护研究、立法研究、制度研究、现状调查等，但都侧重于本区域的研究，地域性研究体现了一定的区域特点，但从总体是显示出各地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并在保护的基础上提出了与当地文化、政治、经济相结合的传承方式。
2.国内关于体育类或武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观点
国内学者多以本地区的非物资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根据对本土文化的历史追溯，相应的提出传承和发展建议。
牛爱军从全民健身和民俗学的角度出发，提出融于当地生活风俗中传承，并结合当代新农村建设，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发挥体育的健身功效，根据项目特点进行开发，提出商业开发与创意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方式。
白晋湘从法律角度出发，指出健全法律保护机制，建立管理和保护体系，建立体育博物馆，开展文化普查工作，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关注。
社会活动和社团的开展体育非遗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姚应祥对湖州船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加强立法、加大宣传、依托学校，建立体育社团，开发旅游的传承建议。董亮在对四川少数民族体育的研究中指出要将仍具有较强生命力的体育文化遗产发展成为大众健身娱乐项目，延长其生命周期。
张巧凤对非遗文化的软文化实力进行研究，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高我省文化软实力》中指出调动传承主体的积极性是对非遗文化的可持续性延伸，提升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是文化竞争力的优势所在，应打造河北特色的非遗文化品牌。
李荣芝、虞重干从传播学角度出发，指出可以通过学校教育传承途径、竞技化途径、社会教育途径、生活化途径。《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中也针对民众缺乏民族传统知识认知现状，提出加强政府管理、加大媒体宣传、维持文化“原生”的生存环境和发挥院校优势及赛事促进等建议。王林在《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与对策》中指出应营造适宜传承的文化生态，加强传承人的名人效应，加强传承梯队的建设。徐旭对岭南醒狮文化的研究中，指出要推动武术与醒狮相结合的影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安剑群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人龙舞”的文化传承研究》提出要进行广泛地区的横向传承，和不断创新的纵向传承相结合，加强群体性传承和学校传承、社会传承的方式相结合；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陈关于发展的研究，从政治、经济、立法、教育学、传播学、民俗、社团、社会活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非遗文化的传承奠定了一定基础。
3.关于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在传承管理机构的研究中，王志高的硕士论文《嵩山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制度保障研究》强调法治机制的建立，建立有制度的组织运行方式，提出以发展武术文化产业的方式传承和发展。
在传承主体的研究中，王玉霞《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及挖掘保护对策》提出加强对传承人的培养，将非遗保护工程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本人在《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中提出通过对健身团队的管理和扶持，推广和传承非遗文化的技艺推广。
在传承内容的研究中，李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的民族传统-以河南少林武术、陈氏太极拳为例》指出要加速多种方式的宣传，挖掘民俗文化的体育娱乐审美价值；王伟红《河南省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提出开发非遗文化的器物层产品，做大做强非遗文化品牌活动，建立省及地市“非遗展示中心”。
在传承方式的研究中，任丽萍《传承・创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学校体育研究》中提出将其纳入学校体育课程体系；倪同《基于JSp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硕士论文中提出建立数据库，有效提高非遗文化的管理水平和效率，提供可视化信息，用网络模式提供资源共享，数字化宣传和保护非遗文化；赖学鸿《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思考》提出政府政策导向与舆论宣传是推动其传播和发展的保证，形成主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科研之路，利用商业开发实现体育文化传承和弘扬，建设体育加旅游的产业机制，构建教育为中心的传承机制；王静的硕士论文《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资源开发研究》中提出通过培养专业的出版人才，开发高质量的传统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相结合的方式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播；郭鹏飞《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强调要加大普及力度，调动民众文化自觉性，在政府主导下，依托学校教育资源，提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加强非遗文化的长远规划和管理。
综上所述，对于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管理有了专题的研究，但为数不多，对传承主体还仅限与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关注，对传承团队建设的研究基本没有，传承内容上提出了对体育健身价值的延伸和器物层面的开发，传承方式聚集了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晶，大多数认为多种形式及层次的广泛传播有利于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非遗传承调研篇3
这两天，我们在总结、交流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实施《文化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的通知》作了具体部署，对《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和《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管理办法》两个文稿的征求意见稿和相关问题作了深入的讨论。这里我讲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非遗保护工作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从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开始，我国由政府主导推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遗工作方针。十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经过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取得瞩目成就。
一是非遗保护法律体系逐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颁布实施，全国已有22个省（区、市）颁布了非遗保护条例。文化部会同有关部门，就部级非遗保护与管理、专项资金管理、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生产性保护等制定和了一系列文件。
二是全面确认非遗保护对象的名录体系基本形成。国务院批准公布了四批共1372项部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各省（区、市）批准公布了11042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已经形成。与此对应，文化部命名了四批共1986名部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区、市）批准公布了12294名省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非遗传承主体的核心力量得以不断明确。我国共有38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名录，其中“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30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项，“优秀实践名册”1项，是目前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
三是非遗保护工作机构逐步完备。全国已有21个省（区、市）在文化厅（局）成立了非遗处，31个省（区、市）、223个市、1291个县成立了本级非遗保护中心，全国从事非遗保护工作专兼职人员近2万人。
四是各级财政稳定支持的机制正在形成。中央财政设立了国家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已累计投入42亿元。中央财政每年向每位部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提供传习经费补助1万元，2016年将增至2万元。2015年各地省级财政共安排非遗专项资金3.338亿元。
五是方式多样、社会参与度不断提高的保护传承体系正在形成。2013年起，文化部陆续对318名部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了抢救性记录工作，全面记录、整理和保存他们掌握的知识和精湛技艺，为后人留下珍贵的文化基因。2015年，又启动了新一轮抢救性记录工程。在保护非遗本真性的前提下，对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和传统医药药物炮制等项目开展广泛的生产性保护，支持非遗产品走进市场，支持运用非遗元素开发衍生品，增加传承人群和从业者收入，促进非遗技艺的有效传承。目前全国已设立部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100家，与生产性保护相关的传习所、展示馆（室）8720处。96所非遗保护利用设施列入了《国家“十二五”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设施建设规划》。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参与积极性日益提高，非遗进校园广泛展开。为了涵养非遗生存与传承的土壤和空间，整体性保护非遗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人文生态环境，已在16个省（区、市）设立18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六是非遗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十大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已收集资料约50亿字；已出版318卷，约4.7亿字。《中国节日志》已出版39卷。目前全国有近200个课题组、1500多人参与了文艺集成、节日志、节日影像志、史诗百部工程等课题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和《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文藏典》、《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等相继出版。
七是非遗宣传展示氛围日渐浓厚。全国各地每年都有利用各种文化场馆、市民广场等举办的大量非遗展示、展演活动。成都国际非遗节、山东非遗博览会和“文化遗产日”期间的非遗系列活动已形成品牌。去年的成都国际非遗节，集中展示了非遗精品和运用非遗元素的各种衍生品，让观众们更真切地体验到非遗的魅力，也让广大非遗传承人看到了非遗传承的空间和潜力。
八是可持续的工作机制正在建立。为提高项目实施情况和成效的可检验性，文化部正在着手建立跟踪评估、动态管理的工作机制。2015年，对部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进行了新一轮审查，对不具备基本条件和能力的单位作了调整和重新认定。对第五批部级代表性传承人申报规则作了细化和完善，强化了责任和约束。对已设立的18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组织设立以来建设情况的评估。安徽、福建、山西三省的评估工作试点已经部署启动。评估工作将逐步拓展至所有部级项目，评估结果要向社会公示，接受公众监督。
在不断深入的非遗保护实践中，非遗保护的工作理念也在不断深化。近年来，我们特别强调了三个理念：
一是在提高中保护的理念。非遗保护的关键是传承。只有不断提高传承水平，才能增强非遗的表现力和吸引力，维护和拓展非遗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鼓励和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传承行列，实现可持续的非遗保护。
二是非遗走进现代生活的理念。非遗是民族的文化印记，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乡村和一个街道社区的生活方式。非遗是以人为核心、以生活为载体的活态传承实践。非遗的生命在生活。要促进非遗在秉承传统、不失其本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融入当代人的生活，让非遗在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传承。
三是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生态保护理念。我们在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和会同住建部开展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过程中，要求把非遗项目和其得以孕育、滋养的人文环境一起保护；要求在古村落和老街改造中保留原住民，保护原住民的生活方式，避免传统村落、老街变成只有建筑和商铺、没有原住民的空心遗址，避免非遗失去传承基因、环境和土壤。
2015年，文化部还重点推进了一项工作，就是开展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试点。为提高传承水平，增强传承后劲，2015年上半年，我们委托中央美术学院为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优秀传承人举办了第一期研修班，让他们接受专业指导，与学者们开展跨界交流，一起架设传统工艺通向艺术、走进生活的桥梁。在总结这期研修班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在全国范围委托23所高校开展试点，利用暑期办班，对来自20多个省（区、市）的近1700名传承人和从业者开展了培训。试点工作引起了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得到了参训者和学校的普遍欢迎。昨天的会上，参与学校和企业给大家分享了他们对非遗保护工作深刻的思考和生动有效的实践，让我们开阔了眼界。试点结束后，我们专门委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做了评估，着手研究扩大参与范围。11月，文化部联合教育部印发了正式实施这一计划的通知，扩大了参与高校和企业的范围。随着计划的稳步实施，我国非遗传承人群的总体素质将有一个明显提高，保护传承水平将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同时我们也看到，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在取得瞩目成绩的同时，仍面临诸多挑战。
从现代化进程的视野看，非遗传承正在受到多个方面的冲击：一是孕育、滋养非遗的传统村落、社区里井受到城市扩张、拆迁改造、撤并乡村的挤压，一些富有乡土气息的老街成了没有原居民的商业街，一些鸡犬之声相闻的传统村落成了没有村民的仿古建筑群，一些文化遗产失去了生存土壤和空间。二是非遗特有的浓郁民族特色、乡土气息被当代流行文化所包围。个别门类的项目找不到与现代生活的结合点，后继乏人，受众急剧减少。在过去的60多年，20%以上的传统地方剧种陆续消亡。三是不少体现精湛手工制作技艺的传统生产工艺被机器大生产所替代。
从传统工艺的生存发展情况看，在丰富多样、色彩斑斓、精品佳作层出不穷的同时，面向大众的产品比较普遍地存在设计单调、制作简陋、包装低劣等问题，可以说是模仿传统的多，创意创新的少；大众的不精致，精致的不大众。不少原本来自生活、用于生活的传统工艺产品，存在日用性减退、脱离大众日常生活的倾向，陈设把玩的多，实用日用的少，顾客群越来越小众。这既背离了非遗的本真性，也影响了普通从业者提高收入，影响了优秀人才的进入和传承人群的扩大，最终影响了传承后劲。
从工作上看，制度建设、责任落实等同样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可持续的保护传承机制还不健全，代表性项目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估。重申报轻保护、保护责任不明确、遗产保护为商业开发让路的问题仍然较多存在。二是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完善，还有部分地区没有制订非遗保护条例。三是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有的非遗大省一年省级财政只安排了270万元资金。
这些挑战，需要我们在工作中积极应对；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努力解决。
二、积极探索，扎实工作，推动非遗事业再上新台阶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党中央、国务院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的高度重视，多年积累形成的良好工作基础，社会各界日益增长的对非遗保护的参与热情，是我们在新形势下做好非遗工作的有力保障。振兴传统工艺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对非遗工作的新要求，也是全面提升非遗保护水平的新契机。各地文化部门和非遗工作机构要深化对非遗工作新任务的认识，强化意识，进入状态，积极主动开展实践，创造和提供新鲜经验。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非遗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巩固抢救保护成果，提高保护传承水平。要以人的培养为核心，以融入现代生活为导向，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督评估制度，继续搭建各种传承和展示平台，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努力扩大社会参与，扩大传承人群，不断巩固抢救保护成果，着力提高保护传承水平，推动非遗事业可持续发展。
（一）加强非遗工作制度建设
做好建章立制工作，可以使各项工作更有明确的遵循，使实践的经验及时上升为政策规范。现在一方面要做好补缺工作，继续建章立制；一方面要建立常态化的评估督查机制，使政策和制度实施的有效性得到检验。一是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出台本级非遗保护地方性法规的地方，要抓紧推动相关工作。文化部也将对现有的政策规章作全面梳理，对项目和传承人名录、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抢救性保护和生产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等方面的文件规定进行必要的修订，补充、完善相关条款。二是加强规划编制。所有部级代表性项目和所有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都要有可操作、可检验的保护工作规划和责任规定，以明确保护目标、途径和责任，提高保护单位和传承人的责任感，提高保护工作的科学性，提高保护成效的可检验性。非遗司要集中力量，会同地方编好几个范本，供各地借鉴参考。三是全面建立督查评估制度。对正在开展的各种建设，正在实施的各种项目，都要建立相应的督查评估制度。通过评估把握进度，评价效果，发现不足，及时修订政策，调整部署，完善规范。评估结果可以公开的都要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强化对建设主体、保护单位的责任约束。四是加强非遗领域的廉政建设，完善资金分配和评审制度。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项目未行，制度先立。大范围的项目实施和资金分配，事先要充分论证，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做到事先有方案，平时有跟踪，阶段有评估，成效可检验。一个阶段的工作结束后，经过评估才能启动下一阶段工作。对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评审，要明确和落实专家的责任。专家组不能只是投个票了事，还要出具书面意见，意见要与评审结果一起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五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贯彻落实情况开展检查，督促各地政府和文化部门提高重视程度。
（二）实施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今年要编制和印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2016-2020）》及相关工作指南。我强调七个要点：
第一，计划的总体考虑是，2016年至2020年，每年在全国范围选择并委托部分高校和企业及相关单位，组织部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群参加研修、研习和培训。参与人数争取达到10万人次。现在第一批确定了57所高校，后面还要根据振兴传统工艺计划的实施，继续增加学校，组织更专门的研修和培训。我们欢迎更多的高校和企业及相关单位加入到计划中来。
第二，我们从试点时就将传承人的概念拓展至传承人群，意在让传承成为人群的传承，而不仅是单个的传承人的传承。
第三，计划的基本要求是，“强基础、增学养、拓眼界”，也就是中央美术学院乔晓光教授总结提出的：知情、知艺、知辩。要通过多种形式的研修、研习和培训，通过同业与跨界交流，帮助传承人群提高文化艺术素养、审美能力、创新能力，提高传统戏剧、传统音乐等代表性项目的表现力，提高传统工艺项目的设计、制作及衍生品开发能力。在部署试点时，我们对每所学校的教学安排一个个地作了过堂讨论。希望新参加计划的学校认真考察研究借鉴试点学校的经验，认真细致地制订好教学计划。
第四，组织招收学员要强调跟项目、整建制、成氛围。这个氛围是长期的，可持续释放的。即一个班的学员尽量来自一个代表性项目或一个项目类别，来自一个地区甚至是一个街区或一个村落。他们在班上可以一起学习交流，回去后仍可以在一起切磋，回顾学校里接触到的各种新的观念和知识，激发思想火花，形成新的创意。这就有了持续的沙龙效应。
第五，今后文化部直接组织的培训，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是跨省的培训，二是起示范作用的专项培训。现在部里正在实施专门为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组织的系列培训，范围涉及传统工艺、藏戏表演、餐饮文化、文化设施经营管理等多个方面，就是探索一种新的系统培训方式，给各地以示范。
第六，希望各地积极参与这项计划，安排专门资金，制订专门计划，组织实施本地区的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和培训工作。我们希望有条件的地方参考我们对果洛的做法，对非遗项目比较集中的地区，组织开展较大规模的系统培训，以帮助这些地方迅速提高非遗保护传承的整体水平。各级都动起来，传承人群的受训面可以大大提高，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
第七，要密切跟踪评估计划实施情况。非遗司要一个一个学校帮助落实招生和教学安排。教学进程开始后，要对教学效果安排早中期评估，及时作出调整和完善。要利用并开辟多种平台，及时介绍各参与学校和企业好的做法与经验，促进交流互鉴。除了及时做好宣传报道工作，也希望各参与学校和企业注意平时的信息采集，及时做好重点课程的录像录影和成果收集整理工作。适当时候，我们将协调组织将部分优秀非遗研修培训课程推出网络公开课，让精彩的课程为社会公众所分享，成为对全社会的培训。各参与学校在实施研修培训时，就可以将优秀课程推出公开课。
（三）制定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
地域性强、民族印记鲜明，是非遗的共同特点。而传统工艺既是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个独具特点的领域。其手工实践和丰富又有个性的各种产品，可以跨越地域、民族、语言和风俗，为世界各地所接受、欣赏和享用。正因其鲜明的民族印记和跨民族的广泛受众，也就最有可能从中培育和形成有民族特色的国家品牌；正因其源头遍布各族各地，又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作支撑，也就在非遗所涵盖的各方面中最能覆盖千家万户、带动就业、促进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民众增收。正因其在非遗构成中的独特地位，近年来我们把振兴传统工艺作为非遗保护的重要方面，开始了一系列新的探索。包括支持林芝地区改造提升传统毛纺工艺，组织漆艺行业的研讨交流，以传统工艺传承人群为重点启动实施研修研习培训计划，鼓励支持设计企业参与传统工艺精品和衍生品的开发。
振兴传统工艺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积极开展多方面的探索，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这项工作的基本目标是：发现和弘扬中国的手工精神，促进传统工艺走进现代生活、现代设计走进传统工艺，促进传统工艺提高品质，形成品牌，走进生活，增加就业，促进非遗领域形成有民族特色的知名品牌乃至国家品牌。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尊重非遗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的前提下，搭建起传统工艺与艺术、学术、现代科技、现代设计及当代教育的桥梁，明显提高传统工艺从业人群的传承水平，明显提高传统工艺为现代大众的接受程度，明显提高传统工艺制品的品质和效益，明显提高传统工艺对城乡就业的促进作用。
振兴传统工艺，从历史和国内外的经验看，有两个要素是关键的。一是要有一个视作品和产品质量如生命的技艺精湛的手工艺群体，这是传统工艺的生命力和魅力所在。二是要有一批尊重传统、尊重手艺、善于创新的企业与手工艺人的密切合作，在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规律的前提下，实现现代科技与传统精湛技艺的有机结合，这是传统工艺成为知名品牌、走向大市场的必要条件。为在这两个关键要素上取得进展，当前要重点推进三项工作：
一是以传统工艺为重点实施好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我们将进一步选择能够充分反映手工精神、生活化程度高、产品可成系列的项目，协调高校和企业开展更加专门的研修、研习及培训，帮助传统工艺从业者开阔眼界，提高设计和制作水平。这种更加专门的学习，可以从已参加过一轮研修、研习或培训的传承人群中挑选学员，自愿报名与学校推荐相结合。针对传统工艺的研修研习和培训，要着重培养一个意识，激发一个精神：
意识，就是走进生活的意识。从非遗的本原上看，传统工艺制品的绝大部分是日常生活用品。只有普通大众成为传统工艺制品的使用者，传统工艺才能真正获得发展、繁荣的土壤，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因此，传统工艺要在大众生活中振兴，在日常生活应用中振兴，在当地社区居民的需求中振兴，在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中振兴。
精神，就是追求精致与完美的手工精神。不仅是自己亲手制作的部分是精致无瑕的，而且整个产品的集成也应当是完美的，原材料、配件、包装等都应该是优质、精致和美观的。要在传统工艺领域提倡拒绝粗制滥造，让手工精神在现代生活中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现在影响非遗尤其是手工艺品融入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不少手工艺品的整体品质不佳。一方面是手工艺人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一个产品或作品花了数天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一方面是产品或作品存在明显的瑕疵，设计不合理，原材料和五金件品质低，加工粗糙，致使相关制品整体品质低劣、品相不佳。这些问题比比皆是，既影响观感和使用，更影响手工艺价值的实现，将手工艺人的心血和汗水打了很大的折扣。因此，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提出的要提高传承人群的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反思能力，十分重要。
二是鼓励和支持优秀文创企业、设计企业和高校到民族地区及传统工艺项目所在地，包括各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工作站。工作站的主要任务是，紧扣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的结合，紧扣手工精神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帮助传统工艺企业和从业者改进设计、改善材料、改良制作、提高品质、策划品牌，开发体现精湛手工、面向大众的传统工艺品及运用非遗元素的各种衍生品。同样，我们也鼓励和支持企业开辟充分运用传统工艺的新业务，在非遗领域发展出新的系列产品和知名品牌。目前，云南艺术学院、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都在民族地区建了工作站。雅昌文化集团与新疆哈密市的合作已经启动，产品和品牌设计已见雏型，给大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故宫博物院、上海大学也将到民族地区建立工作站。我们鼓励高校将建立工作站与设立田野调查基地、科研实训基地等结合起来。我们还鼓励和支持高校、企业与非遗源头地区的多方合作，并在实践中探索形成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益分享机制。
三是支持商业网站与相关专业网站设立传统工艺展示和手工艺品销售平台，帮助传承人推介传统工艺产品特别是创新产品。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要用好各种媒介，扩大传统工艺的社会认知，让传承人群在市场需求的变化中检验和改进自己的作品与产品。
与上面几项措施相配套，我们还有几项工作将逐步推进。一是鼓励和支持企业与高校申请设立文化部重点实验室，解决与传统工艺相关的关键技术问题，为提高传统工艺设计制作水平提供科研和技术支撑。二是以民族地区和18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重点，依托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街区，再增设一批非遗传习中心，促进形成浓厚的传习和交流氛围。三是在具备条件的历史文化街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自然、人文景区，支持设立非遗展示、展演和产品展销基地。四是利用非遗节、非遗博览会等平台，举办多种形式的传统工艺比赛。
振兴传统工艺，是非遗工作的新课题、新任务。我们希望各地积极探索，将振兴传统工艺与发展繁荣本地文化事业结合起来，与扶贫帮困、增加就业结合起来，与青少年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创造出更多好的做法和新鲜经验。各地不要等，要积极行动起来，制订并实施好符合本地实际的振兴传统工艺计划。我们将通过多种形式介绍和推广各地的经验。
（四）促进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办出鲜明特色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在非遗得以孕育传承的生态，表现在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吸引力在环境氛围，是遗产与载体、环境的有机结合。看一个地方生态区建设得好不好，工作有没有说服力，必须看整个文化生态是不是得到有效保护，遗产氛围是不是更加浓厚，遗产特色是不是得到弘扬，社会认知是不是得到扩大。当前的重点是三件事：一是对已设立的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情况开展评估，对项目实施的效果拿出一本明白账。二是在评估的基础上，做好各个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规划，明确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三是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梳理、找准每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支持措施，帮助各个生态保护区形成自己的特色，使各个生态保护区真正成为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生态区。
（五）办好遗产日活动、非遗节和非博会，为非遗传承提供更多更广阔的展示交流平台
今年9月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的非遗博览会，要突出非遗与生活的融合，重点做好七大板块。一是学术板块，集中反映多年来非遗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二是历史传承与当代精品板块，充分反映非遗的本真性与历史演变，反映非遗走进当代生活的潜力与成果。三是创意作品和衍生品板块，反映非遗传承人群的创造活力，反映非遗衍生品开发潜力的广阔空间。四是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学员作品板块，反映计划实施成效和学员的最新体验。五是传统工艺大赛，为身怀绝技的传承人提供一展精湛技艺的平台。六是国际文化交流板块，反映国际非遗保护实践的经验和手工艺的演变与发展成果。七是展演和互动体验板块，为各种非遗项目提供展示平台，为参观者提供体验互动空间。成都国际非遗节与山东非遗博览会要办出各自特色，办成非遗领域最好的会展品牌。今年的“文化遗产日”，我们要组织相关高校回访受训学员，促进高校与非遗项目源头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我们也将积极支持各地举办具有区域特色的、专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示活动。
（六）精心实施部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
这项工作，要有部署，有检查，有评估，成果要可检验，可利用。要按照部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规范的要求，选好选准记录对象，有序开展抢救性记录工作，真正把精华记录下来，让社会能永续利用。对2013年实施的抢救性记录工程，要总结评估，检验成效。对2015年启动的工程，要密切跟踪，完善工作规范。对工程分配的资金，要评估使用效果，进一步完善管理办法。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内涵丰富，表现形式多样。在做好以上工作的同时，必须继续着力做好各个门类的非遗项目保护工作，在实践中探索出符合当地实际、符合项目实际的保护传承办法。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要逐步覆盖其他非遗门类。要继续推进非遗进校园。目前一些高等艺术院校、职业院校已开设了刺绣、雕刻、蒙古族长调民歌、呼麦等非遗相关专业，培养了一批有学历的传承人。我们将配合教育部门，继续加大对非遗学历教育的支持力度，完善非遗传承人参与院校教学的工作机制。我们还将继续支持各地中小学开设具有地方特色的乡土课程，将民乐、民歌等纳入音乐课，将腰鼓、秧歌、锅庄等纳入舞蹈课，将书法、剪纸、年画等纳入美术课，将传统工艺纳入手工课，将非遗的宣传普及、传承保护作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部分。要将非遗保护与公共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地博物馆、文化馆、文化站的作用，多形式多渠道展示非遗。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充分利用和依托海外文化中心、中资企事业单位等驻外机构，推动优秀非遗项目走出国门；一方面学习非遗保护传承和振兴传统工艺的国际经验。继续做好我国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和履约工作。
非遗传承调研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综述
中图分类号：G12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3-0035-06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民族的核心要素。文化与民族社会群体之间通过“传”与“承”两个并存、继起的环节实现有机的整合，促使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呈现出稳定、延续、再生的特征，最终形成模式化发展。
一直以来，传承一词常出现于民俗学研究中，是最先用于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传承性”也被看作是民俗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而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提法转变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强化了传承观，这使得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传承”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由此，关于“文化传承”的概念使用开始普遍并向加速发展，有关“文化传承”的著述和论文也接踵而出。
笔者对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关于文化传承的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近年围绕着文化传承的研究，可以总结为对文化传承概念的再认识、文化传承机制的探寻、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探讨、文化传承人的研究、文化传承途径的创新探索五个议题。下文择要阐述其中的研究情况，以期对今后的文化传承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借鉴。
一、文化传承概念的再认识
在学术界，“文化传承”一词出现已久，是早已为人们所用的一个名词。从19世纪中叶起，就有学者对文化传承问题进行研究。然而，很少人论及文化传承的内涵和本质，也未确切地予以概念界定。祁庆富教授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与传承人》一文中指出，在汉语词库中“传承”不是古语，而是新词。在古代汉语中，“传”和“承”分离，并没有形成一个固定语词。只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的《既代汉语词典》有简短的“传承”词条，即：“传授和继承”。在他看来，传承是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但是文化传承的现象绝不仅仅局限在民俗学范畴，而是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特征。因而也是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对“传承”概念的认识，应当从更宏观的“大文化”视野拓宽、加深理解。而正确理解传承语义与内涵，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及保护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目前关于文化传承的著述中，学者赵世林给出了一个文化传承较为广义的理解，认为：“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使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也就是说，文化传承是文化具有民族性的基本机制，也是文化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动因。社会成员正是通过习得和传承共同的民族文化而结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笔者以为，对民族文化传承作这种定义性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传承”以及全面的认识传统、把握文化，从而能更好的理解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二、文化传承机制的探寻
机制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研究这一议题的学者，分别从两种不同的路径探寻文化是如何在传统生态环境中得以传承的。
第一种路径是寻找文化传承的渠道或媒介。晏鲤波认为民族文化典籍的保存与流传是实现民族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迟燕琼在炒数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功能一文中指出，节日是人类社会各个族群普遍传承的一种重大的显性文化事象，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是最具地方特色、蕴含丰富意义的文化符号。它总是更集中、更充分地展示着多彩多姿的民族习俗风尚，传承着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并以一种显性而独特的方式承载、传递着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是各民族多样性文化得以集中表现和传承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功能。也有学者从的角度看待文化传承。陈瑞琪就认为以宗教为载体，不仅使民族的民俗情结、传统文化情结、民族认同感、群体的内聚力得以加强，也使民族文化传承得以为继。李志清通过对桂北侗族抢花炮仪式性体育的“深描”，同样得出信仰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这一结论。基于符号学的角度，祁庆富教授认为文化传承是以象征符号为最基本的运载工具和传递手段的。他指出，社会的文化体系是由社会的象征性的符号，如语言及其结构、事物及人物的称谓、事物或社会关系的表述形式、神话及社会文化中的标志等等表现出来的。象征符号，是约定俗成的，为本民族成员所认同。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象征符号过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才得以展现、传承。传统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又一渠道也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孙丽婷以阿昌族的家庭教育为例，认为家庭教育使阿昌族的民族语言、传统生产劳动方式、风俗习惯等得以代代相传。其中牢固的婚姻制度，以及重视母亲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等是阿昌族文化通过家庭教育有效传承的原因。由此得出结论，家庭教育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对本民族成员的成长、民族文化的传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以外，更有学者从宗族制度对文化传承的影响进行探讨。吴尔泰先生以赣傩为例，指出，赣傩无论作为一种民俗事象，还是一种文艺形式，历时二千余年风雨沧桑而不绝，这在中国文化史上都不多见。创造这一“奇迹”的原因很多，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封建宗族制度在赣傩的传承和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和制约作用。
以上研究是从单一的渠道进行探讨论述的，然而，文化传承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由整体性出发，索晓霞在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运行机制进行动态分析后得出结论：制度和法规形成的社会强制，民族社会生活中的潜移默化，道德和禁忌形成的心理约束，正是潜藏在各种文化传承现象背后的“看不见的文法”。赵世林将民族文化传承的社会机制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以家庭为中心的亲亲强制、以村寨为单位的社会监督、特殊状态(战争)下的高强传承、族际交往中强化的自我意识、意味着义务延续的祖先崇拜、宗教意识。这些从整体进行的研究，让我们得以窥知文化传承的不同渠道。从另一种路径研究传承机制的是解读文化传承的方式。索晓霞在研究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方式后，指出了几种具有普适性的传承方式。(1)一对一的方式。这种方式偏重于民族物质生产文化。(2)一对多的方式。传承的是宗教意识、民族意识，可概念化为文化模式、文化观念，偏重于精神文化的范畴。(3)多对多的方式。这种传承方式主要体现为通过规范文化在社会生活中进行无形的调控，客观上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这些都是以人为载体的传承。李灿松、周智生通过对鹤庆新华村民族手工艺的田野调查，认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传授、开放式的学徒招收等形式构成了传统手工技艺的主要传承方式。马春莲教授也从口耳相传、心领神会等角度论述了音乐的传承方式。除此以外，不少学者也对文化不同门类的传承方式有所关注。
上述研究都是从传统生态环境的视野中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学者们或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传承的机制，或就影响文化传承的某一方面进行论述；或查阅文献记载并在一定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某一文化对其传承的生态环境及其方式进行综述。其中所获知的途径与方式都可给当代生态文明下的文化传承以重要启迪。
三、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探讨
在传统社会中，人文、生态环境的相对稳定，使得文化承传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如同赵世林教授所说，在这种环境下，文化传承具有社会强制性和不可选择性。燃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众多学者也充分意识到了要从变异性来看待文化传承。正如祁庆富教授所言，对于文化传承的研究，不仅要充分注意到传承文化的“民间性”，还要重视其民族性、群体性以及传统性与现代织在一起的文化变迁性。因此，在当前的文化传承研究中，从文化变迁角度探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成为焦点。国内研究这一命题的学者，更关注文化传承与当前社会转型的关系，常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门类划分，冠以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名目，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针对某一民族的文化进行个案分析，探讨影响某一文化样式传承的因素以及导致变异的原因。
纵观文化传承与变迁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从社会环境的角度侧重讨论社会环境对文化承传的影响。李红英以滇西德宏地区的傣族为例，论述了傣族文化的传承由原本稳定的寺庙宗教等场所，转变成为学校教育传承的方式。在她看来，寺庙中的文化传承，更能在一种共生共存的文化空间中形成一种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民旗隋感之链，而当前的学校教育则使傣族新人更多的成为了失去民族文化个性和民族文化认知的一代。这是由于汉文化与现代商品文化的涌入，冲击着傣族传统文化传承空间而造成的文化变迁与传承方式的变异。史江洪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一个传统的土家族村落为个案，分析了民间信仰在村落生活中的传承情况，认为较之其过去的形态，个案民间信仰的当前状况已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现实生活中的信仰事象主要是一种行为层面上的重演，已失去了其所产生的原始观念基础――神圣性和神秘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外来文化的影响、医药知识的普及与进步、经济生活的变化等。这种视角的着眼点在于文化受到来自体系之外的刺激而产生的变化，略有强调文化传承的变迁是外来的、被动的感觉，从而显得人和文化在社会变动中处于一种被动地位。第二种视角是从文化自身的角度侧重探究文化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与影响力。徐英博士以萨满教传承模式为例，向我们阐述了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萨满教文化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萨满教文化的发展在由盛变衰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灵活多样的生存策略，其宗教的功能淡化，而其他文化功能加强，在民俗、艺术等领域曲折地生存下来，这种经过碎片化、变异、整合的过程，再次展现了文化传承变异性的规律及文化所具有的适应能力。齐琨博士通过对中国近百年的社会转型过程的阐释，描述了南汇清音这一传统乐种经由乐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综合运用一些方式、手段、技巧、途径等音乐文化内应机制，既适应了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又延续了音乐文化传统。在她看来，传统音乐文化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能以自我调整、自我运作、自我创造的方式在社会实践中持续发挥着影响作用。[21]这一视角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在面临新的环境时，人们总能从传统习惯和文化惯例之外去寻找适应环境的方式，从而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推动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变迁。
采用这种视角对此议题进行探究的还有陈曦的《从侗歌展演文化功能的变迁看侗族民歌文化的传承》、刘晓真的，《从乡俗仪礼到民间艺术――当代山东商河鼓子秧歌文化功能的变迁与传承》、孔培培的《从拉魂腔到柳琴戏――个剧种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变迁》、杨艳的仁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乐的传承、创新及其表现特点》等论文。
四、文化传承人的研究
在过去常见的民俗学专著中很少有学者提及传承人，然而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国家开始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传承人命名的工作，传承人的地位越发凸显，日益得到广泛的关注。
郑一民的《保护传承人是“非遗”工作的重中之重》、伍振的《保人保艺齐步走》、海铃的《保护传承人至为关键》等论文都强调了传承人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如前所述，文化传承的方式是多样的，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明确的传承人。刘锡诚先生在《传承与传承人》一文中就指出，对于原本就是家族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人的界定不存在什么大的问题，但对于那些原本就是群体性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人的界定就存在争议。针对这一问题，祁庆富教授在全面梳理了世界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后，将传承人定义为，“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能、技艺，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人物。”即便是已开始进行传承人的认定工作，苑利研究员却仍认为：“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群体性拥有的，并非掌握在某一个人手里。一旦只给一个人发钱，必然破坏了社群的关系。”由此，他特别建议我国政府以群体资助的方式去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并认为真正利用经济杠杆来调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积极性的最佳方式，恐怕还是要变“输血”为“造血”，即充分调动传承人的内在积极性，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多优势。杨旭东以新野猴戏为例，向我们表现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传承人的个体崛起与民俗文化发展的担忧。他认为，当民俗还是大众的生活常态时，是无所谓传承人的，传承只是个过程，是群体间的代际传递。而当开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与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身份认定后，传承人开始以个体的身份崛起。而其个人所代表的民俗文化已不再是民俗文化圈中民众的生活常态，无法再次成为民众的共享文化和共同性知识，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民俗文化的衰落。
虽然，在这一议题的讨论中，对于如何认定文化传承人?究竟以个体传承还是群体传承方式支持文化传承的工作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商讨，然而在文化传承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性与意义这一方面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五、文化传承途径的创新探索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危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从不同学科的角度，众多专家学者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现状及在当下生态环境中的传承进行了理性思考，为文化传承探索新途径，提供新思路。
从宏观的视野出发，汪春燕以民族政策与文化传承的关系为切入点，论证民族文化政策对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民族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民族纲领和总政策是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根本保证。这一政策制定、实施是否科学、有效、合理，直接关乎民族文化的繁荣或衰败。阻一直以来，对于用旅游开发的形式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探讨是最多的。金少萍以白族扎染工艺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为着眼点，论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可以与经济产生协调发展的。其认为随着村庄经济面貌的改变、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进一步强化了村民保护、传承扎染工艺文化的意识和文化自觉，实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李于昆围绕着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探讨了在对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重视原生态社区的作用和意义，认为将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在基层社区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和有效的途径。并指出生态博物馆在中国乡村社区的开展，是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中架起新的桥梁，并有利于探讨使民间智慧在社区内如何获得世代传承的新途径。覃慧宁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人类学文化变迁和文化调适的视角，认为在积极接受、吸取和利用现代电子媒介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将使山歌文化保有与工业文明融合并存的生机和潜力。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三个方面，即具体的形式、客观的形式以及体制的形式中得到启发，卢露引出我国应该从家庭、学校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保护制度三个层面来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李磊博士从法律保障制度的角度出发，指出法律制度的建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能够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优秀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机制和保障武器。除此之外，更有学者从日本无形文化财保护体系下的文化传承中得到启示，认为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和完善的保护体系，既要重视“传承人”的抢救，又要加强“传习人”的培养，才有可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下去。
虽然各路专家学者从不同的思路探究了文化传承的途径，然而有学者却认为，过多人为地操纵民间文化的生存反而会造成“保护性破坏”。孙晓霞就呼吁学者们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研究中，不仅要加强系统理论的探索，更应放低研究的视角，认真反思民间社会的存在意义，去发现民间文化的生存演变规律以避免盲目的保护。胡炳章与胡晨也通过民歌传承的个案指出，自然传承是一种生命的运动过程，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也只有在其自然传承过程中，民间文化才能真正焕发出自身的生命活力，展现出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
总而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语境中的传承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对于非物质文化传承途径的思考，也已涉及到高校教育、大众媒体、法律保障机制、社区旅游开发、生态博物馆等不同的思路。
结语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文化传承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上五个层面。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对文化传承的研究正走向拓展与深入：就研究方法而言，已从早期宏观而单一的文献收集，发展到文献检索与田野调查的紧密结合。就研究对象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各种门类都已被逐渐纳入研究视野，并倾向于用个案、专题进行文化传承的研究，从而也总结出一些民间关于文化传承的智慧，使得非物质文化传承这一议题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就研究涉及的学术领域而言，来自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学、法学、历史学等各学科的研究力量都有加盟。不同的研究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并各有所长。这种学术力量的形成，唤起了公众对文化传承之紧迫感及其意义的认识，并突出地增强了学术界对文化传承等社会现实、实践问题的关怀能力。
非遗传承调研篇5
Keywords：Yunnanprovince；traditionalhandicrafts；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archives；nationalminority
2011年，我??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中第35条提出，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学术交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1]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文化部等部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通知》指出，“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的传统工艺，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思想智慧和实践经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传统工艺企业，建设传统工艺展示、传习场所和公共服务平台，举办传统工艺的宣传、培训、研讨和交流合作等”。[2]自2005年以来，云南省启动非遗建档保护工作，形成了丰富的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如何对这一重要档案发掘利用，学界进行过相关研究，如黄经庭《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开发》[3]、刘青《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传播研究》[4]等，但未涉及非遗档案的发掘问题。该问题的研究，可对展示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珍贵价值，做好其非遗档案的发掘利用工作提供启示。
1发掘意义
1.1有利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传承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是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以手工劳动创造的制作工艺[5]。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生存状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产品市场需求萎缩、从业人员减少和断代传承问题严重等方面。“由于学艺艰辛、收入不稳定等原因，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学习传统手工艺。”[6]为保护这一民族文化遗产，云南省依托非遗保护名录的申报建设，积极开展建档工作。从传承视角看，建档只是基础性工作，开发利用档案并最终让非遗生存延续下去才是最终目标[7]。具体而言，发掘利用对其保护意义表现为：一是实现传播性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的开发，可以“把手工艺的观念、思想推向社会”。[8]同时，还“可拓宽生存和发展空间，促进其传承发展”。[9]二是实现活态性传承。开发利用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可在“不违背手工生产内在规律前提下，将传统手工艺导入当代社会生活及产业体系，在参与生产实践过程中得以保护和延续”，[10]实现其活态性传承发展。
1.2有利于推进云南省少数民族特色产业发展。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极其丰富，制作成果主要有漆器、木器、金银器、玻璃器、玉器、陶器、瓷器、服装、刺绣、染织、皮革和剪纸等。其非遗档案记录了这些传统手工艺的制作方法、生产经验，以及产品形式，发掘利用不仅可展现其作品所蕴含的民族审美思想、艺术观念，同时还可研发创新特色品牌，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产业的发展。在发掘利用实践方面，如2008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施后，西双版纳州文化馆同时在玉南罕、玉问、玉拉三家建立了三个传习户，以传承人玉南恩为核心，依托传承人非遗档案，对曼飞龙艺人进行培训，研发创新陶艺产品。近年来，所生产的陶罐已由原来20元卖到70元，并形成产业化规模生产，收入由原来的2000～3000元/（人?年）变为1万～2万元/（人?年）[11]。又如云南省个旧斑锡产品依据其非遗档案进行研发创新，不断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如今已拥有工艺品300多种，先后在昆明、北京、青岛、浙江等地建立了7个销售点。2010年，斑锡的产值从原来的100多万增长到了500万以上，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良好态势[12]。
2存在问题
为传承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云南省各民族地区依托其非遗档案，开展发掘利用工作。如德宏州文化馆利用非遗档案开展第一批至第四批部级和省级非遗项目和传承人非遗档案展览，展示了部级阿昌族户撒刀锻制技艺、省级景颇族织锦技艺等保护项目，以及省级葫芦丝制作技艺传承人杜德光等非遗档案。2009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省文化厅编撰的《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收录了230位传承人，其中对诸多民间工艺能工巧匠的自然情况、成长经历、生产工艺、特色作品，以及荣誉称号等进行详细介绍[13]。2011年，大理州拍摄的《剑川木雕――匠心独运》，对这一民族品牌进行宣传。总体而言，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发掘利用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以下滞后问题：
2.1资源建设不完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建档局限性问题。从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建档情况看，主要依托保护名录进行建档。就建档范围而言，云南省现存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有10000多项，而入选各级非遗保护名录并进行建档的只是其中的部分项目。如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518项，其中，传统手工技艺89项，云南省5项；第二批共518项，其中，传统手工技艺97项，云南省5项；第三批共191项，其中，传统手工技艺26项，云南省1项；第四批共153项，其中，传统手工技艺29项，云南省1项。而省级、州（市）级和县（市、区）级保护名录建档也存在着数量限制问题，其资源建设局限性问题十分突出。二是资源分散性问题。关于非遗建档主体，2005年《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8条规定：“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可向所在行政区域文化行政部门提出非物质文化遗?a代表作项目的申请。”[14]在此体制下，非遗保护中心、文化馆、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艺术馆、艺术研究所、寺庙、民间个人等都可进行申报建档[15]，这就造成了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保管的分散性，极不利于这一档案文献的整体性发掘利用。
2.2利用方式陈旧性问题。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利用工作看，普遍存在方式陈旧性问题。以普洱市为例，迄今为止，普洱市共有各级非遗保护名录597项，其中，部级有5项，省级有43项；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809人，其中部级有3人，省级有54人。目前，普洱市文化局已设置专门档案室，对国家和省级等重要非遗进行建档保护。从利用方式看，首先是提供非遗档案查询利用。调研情况显示，除部分宣传报道和编研需要查询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外，公众查阅利用较少。其次是实物展览，2012年，市文化馆设立普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对省级非遗名录拉祜族葫芦笙、傣族传统制陶技艺等进行展示。再次是编研出版。201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普洱市编写的《普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汇编共刊载400余项普洱市非遗项目，对其中36项传统手工艺进行详细介绍。普洱市的非遗利用情况在云南省各州县具有普遍性[16]。除上述方式外，其发掘利用方式还有影视传播、网站平台展示等。如2015年，云南卫视录制播出的《手工云南》；以及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站对部级、省级传统手工艺保护名录和传承人的展示介绍等。总体而言，其发掘利用工作存在着宣传、展示多，传承活动相对少的问题，这极不利于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活态性传承，以及特色产业的发展。
2.3数字化建设滞后问题。主要问题有：其一，已开展基础性建设，但数据库建设滞后。如普洱市文化馆对非遗传承人建立了专门档案，建档材料包括：证明书、授权书、推荐表，传承人调查报告、专题片光碟、电子文档和图片光碟，以及代表人命名文件等。从建档材料看，开始重视申报电子文件的建档，但尚未开展专题数据库建设[17]。2017年，作为部级非遗保护项目的白族扎染技术完成了数字化采集工作，对其进行数字化归档，但也存在着专题数据库建设问题。其二，宣传介绍性利用多，系统性专业性展示少。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网站建设为例，该网站设计了首页、组织机构、新闻公告、政策法规、保护名录、传承人、信息公开、申报指南、学术视野等栏目。其中，保护名录包括第1批至第5批部级、省级保护名录；传承人包括第1批至第5批部级、省级传承人的简要介绍。如第1批部级传承人，傣族剪纸传承艺人思华章的介绍共一个幅面，包括图片和文字两个部分，其中，图片包括作者像，以及两幅剪纸和一幅作品图片；文字则简要介绍了思华章性别、籍贯等自然情况，简要成长经历，主要剪纸成就，成果参加的各种展示，以及获得的荣誉称号等[18]，介绍简要，不能满足其手工艺传承发展的现实需求。
3发掘路径
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的发掘利用首先要做好宏观保障工作：一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1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年）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发展的精神，做好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的发掘利用工作。二是鉴于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建档主体的多元性，建议由各级文化行政部门牵头，成立由非遗保护中心、文化局、档案局、文物局等部门参加的非遗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规划协调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发掘利用工作。三是加大经费支持与人才建设力度，以保障其发掘利用工作的长期开展。如2010年起，云南每年从省级财政专项安排2000万元，用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工作。此外，云南省文化厅还举办多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培训班，培养少数民族传统工艺保护与开发人才。具体发掘利用路径如下：
3.1完善资源建设工作。其一，拓展建档范围。为打破非遗名录建档的限制性，建议依据“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工作原则[19]，整合协调非遗保护中心、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以及社会各界力量，分工合作，将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的，以及濒危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进行建档保护。其二，加强资源共建。一是构建资源共建体系。也就是依托各级非遗保护中心或档案馆，通过整合协调机制建设、目录体系构建等方式，将各单位或个人保存的非遗档案纳入其资源建设范围，最终建成省级、州（市）级和县（市、区）级四级资源体系。这一资源体系的建设首先可以了解全省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档案分布情况；其次，便于档案部门对各单位建档工作进行业务指导；最后，可依据其资源分布情况，对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资源开发进行协调规划，共同做好其发掘利用工作。二是开展数据库建设工作。建议各保管单位利用申报建档电子文件，开展本单位非遗档案数据库建设工作，依托当地档案馆或非遗保护中心，进行数据库资源汇总，构建地区数据库，最终完成全省非遗档案数据库建设工作，以为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档案的数字化开发提供数据库资源基础。
3.2创新发掘利用工作。
3.2.1重视宣传教育，强化形象性发掘利用。基于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实践性的特点，建议对其进行形象性开发利用：其一，实物展览。也就是依托文化馆、档案馆、图书馆或博物馆等保管机构，设置主题展厅，集中展示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生产场所、用具，以及特色产品等，以起到展示宣传的效果。其二，影视传播。如2011年，剑川木雕被列入第三批部级非遗保护名录，为宣传这一民族品牌，当地政府拍摄纪录片《剑川木雕――匠心独运》，讲述剑川木雕发展历史，展示木雕工匠精湛技艺，介绍精美木雕作品，在传播宣传这一特色民族工艺品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云南卫视拍摄《手工云南》，分10集集中展示云南少数民族雕刻、编结、印染、刺绣、髹饰、金工等手工技艺。该片开播仅三天就创下了网络点击量逾60万的纪录[20]。其三，网站展示。网站展示有两种类型：一是静态展示，即按照特定专题，以文字、图片等方式，介绍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的发展历史、类型构成以及现实发掘价值等。二是动态展示，以专题片播放或特色数据库开放的方式，以文字、影像、声音等多媒体形式，全面展示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生产场所、制作方法、工艺精品等，这对形象了解其制作工艺，更好地宣传、培育和传承这一民族传统手工艺有现实意义。
3.2.2注重传承发展，实施活态性发掘利用。活态性传承首要问题是传承，其核心是要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在不破坏非遗核心内容的原则下对其进行现代化开发[21]。活态性传承有两个重要元素：一是传承；二是创新。鉴于此，可从两方面开展活态性利用工作：其一，开展传承活动。云南现存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传承方式主要有家庭传承、拜师学艺式传承、课堂教育传承、民间技艺培训传承等，这些传承方式都涉及其非遗档案的利用问题。为此，建议加强对传承人建档的指导，建立健全传承人非遗档案，以便于传承人在家庭传承、拜师学艺式传承等活动中，利用文字、声像等非遗档案进行传承。同时，还可利用传承人或各单位保存的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档案，编制专业教材、课件等，开展课堂教育、民间技艺培训等活动，传承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其二，推进创新发展。传统工艺只有主动融入实际生活，生产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竞争的产品，才能在具体生产实践中得到活态传承和保护[22]。为此，建议利用其非遗档案，研发特色产品，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生产制作模式，进行品牌性创新发展。如建水紫陶利用非遗档案，研发创新特色产品，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及水平与宜兴紫砂陶、钦州坭兴陶、荣昌陶并列为全国四大名陶，形成了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23]，在创造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了这一民族特色工艺的活态性传承保护。
非遗传承调研篇6
关键字：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校；传承；
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文化遗产分为两类，一是物质文化遗产，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都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也是人类创造力和智慧的结晶。作为传统文化的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导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领域，纳入高校教育体系，建立系统科学教育机制，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承文化形态，“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灵魂。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最好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的在于存续“活态传承”。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就是存续活态传承。既要保护其原真性，又要赋予其“振兴”的生命活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强调和保持“原生态传承”、“专业传承”及“教育传承”相结合。教育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有效的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既是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入主流教育的过程，也是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及活态文化存在的认识整合过程，更是民族古老生命记忆的延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除了包含大量的科学知识外，还有许多极富审美价值的文化艺术精品，值得用这些科学的知识和内容进行个体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二是指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成为教育的一个重要领域，使教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一个重要途径，就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系列具体内容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主要是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为教育目的，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教育活动。实现途径多种多样，比如各地纷纷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班、培训基地等。
二、高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现状
许多高校积极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研究、保护、教育传承、普及的行列，纷纷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有的高校还设立了相关专业和学科。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步较晚，高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工作起步更晚。当前我国高校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总体形势是：多数高校的非遗工作尚未起步，部分高校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上有所尝试，个别院校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已经取得了较好成绩。
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虽然已经取得了进步，但还有一些问题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仍然不规范。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未列入学校的常规教学计划，高校课堂上很少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类的课程；二高校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与研究的师资队伍不足；三是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四是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材和教学设备。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一直把重点放在普查挖掘上面，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问题关注极少。长期以来在西化教育模式和应试教育的引导，高等教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应有的重视和价值认知，传承渠道不畅，民俗流变冲击大，教育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脱节。
三、高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的建议
1.树立高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的理念
大学应当积极推广、传播、宣传有着深厚根基的本土文化，增进人类文化交流，促进形成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在当今大学教育日益普及化的时代背景下，大学教育应该成为非物质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教育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培养人，实现人的“社会化”。从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来看：“教育的本质是通过文化过程使文化得以社会遗传和再生，教育是文化的社会遗传和再生的机制，是文化人的过程。高等教育应该具有文化传承的功能、文化适应的功能和文化创造的功能。大学教育应当实现知识体系教学的多元化，积极推动民族自身文化传统在艺术教育中的实现，以开放和包容的教育理念支持新学科的发展。
2.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列入教学体系，合理设置相关课程
大学教育终极目的是为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信息服务，应积极与社会不同领域的学科进行沟通，根据社会发展来调整学科知识结构的重组。大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应把自己的己任落实到学科创新发展和课程建设中。把文化遗产教育引入高校教学体系中，合理设置相关课程。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相应地调整专业结构配置，拓宽专业途径。打破单一文本式、学院式的学术模式，走进文化遗产地进行田野考察，深入民间收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中，让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校园，走进课堂，使教学和传承融为一体。
3.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教育
非物质文化教育往往依靠“口口相传”的传承链，依靠师傅带徒弟的传、帮、带的教习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既需要传承人，更需要一大批愿意学习传承传统文化的传习人，这样才能“后继有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动态的，其传承载体必然是人。要在一些高校开设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内容的课程，尤其是民族院校，要设置相关专业并招收学生，把民间文化、民间艺人引入高等院校教育。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和技能培训，在文化产业、民族文化等相关专业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文化产业研究，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发展、管理、研究等各类型、各层次的人才。
4.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师资队伍建设
高校应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类课程师资队伍培养方案，有计划地对高等院校任课教师进行培训，任课教师定期举行艺术实践活动和教学研讨等，培养一批集保护、科研和传承为一体的专业教师队伍。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提高师资队伍整体水平，形成一支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规模相当、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师资队伍。利用当地社会文化资源，聘请当地文化部门的有关专家或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代表人物等，参与专业建设和教育教学等工作共同培养当地文化产业急需的民间艺术实用人才。
5.发挥高校档案馆与图书馆的新功能
高校在运用传统手段和工具进行资料搜集的同时，应着力于利用现代化的设备设施保存成果，对非遗资料进行系统化的记录、保存。两馆通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研究与调查工作，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档案和数据库，为高校传承地方文化遗产、进行民族传统教育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注重科研成果和现代技术的应用，有利于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纳入教育体系，建立系统科学的教育机制，从教育的视野去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通过教育的途径来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效果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高校和现行教育体制如何在传承方面发挥教育功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刘锡诚.传承与传承人论[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6(5)：25-29
[2]申茂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及其实现途径[J].教育文化论坛,2009(1)：50
[3]潘懋元.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11-129
作者简介：
非遗传承调研篇7
论文关键词：地方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优势，保护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1]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该如何保护及利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高度重视，全国各地贯彻落实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指导方针，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实施。而地方高等院校以服务地方文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办学宗旨，在这个新课题上应该当仁不让，担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重任。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曾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是紧迫的，而高校在信息型实践与社会参与中具有很大的潜力，希望各地高校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事业中，发挥大学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信息职能、人才培养和培训以及重要的文化发展创新作用。”[2]那么，地方高校在保护工作中究竟有哪些得天独厚的优势？高校应如何充分发挥优势，推动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呢？
一、地方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优势
（一）人才培养优势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存在方式是活态的人文历史论文，文化形式与文化空间只有在传承发展中才能保证其鲜活的生命力。”[3]根据这一特点，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除了进行全面的普查、搜集、记录、整理之外，还应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而高校汇集了大批的青年学生，他们是传承与创造发展的主体。大学生在求学期间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有助于培养他们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情，提高他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从事保护工作的能力。这些影响是深刻持久的。学生在毕业后也有可能选择从事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从而更好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事业添砖加瓦。而在涉及到如何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的问题时，一般可以通过如下形式：其一，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或在相近专业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模块课程，培养能够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人才；其二，开设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选修课。
另外，高校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可以为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专业指导，同时也可以为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提供智力支持。专业教师可以组织广大的学生到民间采风，积极调研，参与项目研究。在锻炼学生能力的同时也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
（二）信息资源优势
信息同能源、材料并列为当今世界三大资源。在信息爆炸的年代，信息资源的掌握和利用是极其重要的。而高校在这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图书馆是大学校园的信息中心，信息资源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传播方式也多种多样。除了传统的文献资源、数据库和电子出版物等现实馆藏外，还有虚拟馆藏，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及通讯设备共享馆外大量的信息资源。高校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教育引导、文化熏陶等功能。另外，图书馆拥有的场地、设备和专业的人员，可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中提供展示、宣传的平台。
（三）科研创新优势
高校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传习地，也是高素质人才的云集之地，长期以来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上走在前面，起步较早。高校有志于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一直笔耕不辍，申报科研项目，积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上作努力，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是其他部门难以媲美的。高校对外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各高校间也互相配合，资源共享人文历史论文，这样，无形中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发展搭建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地方高校经费稳定，组织有序，往往是一个地方的文化中心，具有其它部门不可替代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在调动学校内部各方面力量，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举办学术研讨会，设立研究机构，创办刊物展示研究成果，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活动有一定的优势。
二、充分发挥优势，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潮州素有“海滨邹鲁”的美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积淀，同时也培育了绚丽多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级别，已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2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4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8项。潮州市可以说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多的城市。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载体，也是潮文化的灵魂。潮州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潮州音乐、潮剧、潮绣、潮州木雕、潮州歌册、潮州菜烹饪技艺、潮州铁枝木偶戏、枫溪瓷烧制技艺、茶艺、潮州剪纸……，涉及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俗等，种类繁多。但是，大多数项目后继乏人，保护和传承工作日益紧迫。韩山师范学院是潮州市的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拥有其它部门不可比拟的优势，作者拟以此高校为例，谈谈具体的做法。
（一）设置相关专业，培养专业人才
韩山师范学院于2011年设置了四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陶瓷艺术设计（枫溪瓷烧制技艺）、雕塑艺术设计（潮州木雕）、服装设计（潮绣）、烹饪工艺与营养（潮州菜烹饪技艺）。其中前三个是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最后一个是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专业的设置以充分的调研论证为基础，针对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缺乏的状况，学院在师资力量充足、各种条件都已成熟的情况下申报设置这几个专业，并形成“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3+2+2’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构建方案”申报广东省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已获广东省教育厅批准。韩山师范学院根据社会需求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举措，不仅是为自身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尝试，也是培养专业人才，推动地方文化产业人文历史论文，探索使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优势得到最佳发挥的有效途径。
（二）开设相关课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韩山师范学院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意义，很早就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类的课程。例如，美术学专业开设《潮州剪纸》、《潮州木雕》等课程；音乐学专业开设《潮州音乐》、《潮剧欣赏》等课程；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开设《潮菜制作技术》、《潮州小吃》、《潮州茶文化》等课程；同时还开设《潮汕历史文化》、《潮汕民俗研究》等校性选修课。这些课程的开设大受学生欢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集体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是中华民族的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的集中体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纳入课程体系，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将有助于培养学生对地域历史文化和地方经济建设的兴趣，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创新意识，从而为培育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使人才培养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
（三）建立研究机构，大力争取政府支持
1991年，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设立“潮汕文化研究室”，后更名为“潮汕文化研究中心”。2002年，在原有基础上设立“潮学研究所”，定位为学校直属科研机构。2008年，学校与潮州市政府合作成立市校共建了“潮学研究院”，并与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于1991年8月创建的涵盖汕头、潮州、揭阳三市的民间学术团体）合办了大型学术刊物——《潮学研究》。可以说，韩山师范学院在潮汕文化研究上一直走在前列，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传承方面。主要有：一批有志于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积极申报课题，如《潮汕民间剪纸的普查和抢救》、《地域文化与潮州民间剪纸》、《正字戏文献抢救、整理及研究》等，孜孜不倦地从事潮汕民间剪纸、正字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抢救和研究工作，并出色完成课题研究，出版发表了大批相关的论文及著作；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讲学，举办或参与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积极与国内外的同行进行交流。例如：2003年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历史人类学讲座系列”；2006年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中国地方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几十年来，韩山师范学院以“润物细无声”的春雨精神，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四）发挥社团作用，传承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韩山师范学院的社团文化丰富多彩，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有些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保护的重要阵地。于1987年创建的潮风学社，是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最为悠久的社团之一，经常组织社员开展民俗采风、义教、民俗征文比赛等活动人文历史论文，为韩师学子提供一个了解、学习、研究潮汕历史文化的平台；茶艺表演队成立于2008年，社团虽然年轻，但是表现不俗。2010年，我院茶艺表演队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工夫茶”传承人叶汉钟老师的带领下，在亚运会、亚残运会上为世界各地来宾表演了潮州工夫茶、茶艺服务等，展现了传统潮州工夫茶的魅力；“卡通潮剧”是韩山师范学院2005年立项的科研课题项目，它将潮剧与动漫完美结合，为潮剧注入新的活力，让更多青少年了解潮剧，喜爱潮剧。后在此基础上成立潮动画工作室，现在仍孜孜不倦地为潮剧和潮州童谣的传播作努力。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韩山师范学院作为潮州市的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办学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应该主动担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的义务，不遗余力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奉献力量，同时，也不断地在此过程中构建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彰显百年院校的魅力。
LocalUniversitiesandtheprotecting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
——takeHanshannormalUniversityforexample
ZHenGJing-jing,HuangJing-zhong
abstract: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witnessesthehistoryofourcountryandcontainsChineseculture,however,theprotectingandpassingdown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hasbeenurgentincreasingly.Localuniversitiesareincomparablewithanyotherdepartmentsintheprotectingandpassingdownofintangiblecultural
heritage.thewritertrytotakeHanshannormalUniversityforexampleandprobeintohowlocaluniversitiesdoingtopromotetheprotectingandpassingdownoflocal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nthispaper.
Keywords:localuniversities;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advantages;protection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eB/oL]·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3/001325/132540c.pdf
非遗传承调研篇8
关键词传统体育游艺杂技非物质文化遗产思考
中图分类号：G807.01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展开，从2006年至今，国务院先后公布了4批部级非遗名录，共收录十类非遗，“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是其中第六类。“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的研究、保护工作的开展，对全面促进非遗保护和体育文化事业的传承、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部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矛盾与解决。
1原真保护与商业开发的矛盾与解决
原真性保护是指在非遗的保护利用中应保持一种真实、自然的状态，而不应被过度的开发、过分雅化，应保持其原始的风俗及文化内涵。这也是保护“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的首要原则。
当前“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的传承与保护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地方开始想通过商业旅游开发来充分挖掘其经济价值，使此类非遗被更为广泛的认识，使其得以延续和存在。商业旅游开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传承和保护了此类非遗的存在。但这种商业模式是否适合全部的“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非遗也是值得商榷的，泛滥的商业化只会使其文化内涵及自身特质淹没在浓重的商业气息里，肆意开发而不注重原真性保护会丢失很多非物质层面的东西，这样就背离了我们保护传承的初衷。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商业开发中成功的例子，如：吴桥杂技，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抓住非遗保护的机遇进行商业性开发。近些年，吴桥杂技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经形成了自己成熟的培训体系，并一直在努力地提升吴桥杂技的品牌影响力。
所以，原真性保护与商业开发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行科学合理的商业开发是调和这一矛盾的关键，结合当地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在保护其原真性的前提下，适当的商业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这一类非遗的传承保护。
2传统保护与项目创新的矛盾与解决
传统保护就是在对某一具体事项进行保护时，必须连同与它世代相传的精神文化、制度风俗、艺术内容一起加以保护。让非遗尽可能多地保存传统的东西，这是多数人所能理解支持的，传统一直被看做是非遗的生命之源。
在调和传统保护与项目创新的矛盾过程中，可以引入“最少干预原则”，即：“缺失部分的修补必须与整体保持和谐，但同时也必须区别于原作，以使修复不致歪曲其原有的艺术特征和历史价值。”强调：“不许进行任何添加，除非它们不至于贬低该建筑物的有关部分、传统布局以及它的构图平衡和与周边环境的关系。”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应以保持原址原貌为首要的原则，在传统项目失去传承活力或者无法继续传承的情况下，必须做一定的项目创新，这样才能保持延续的生命力。项目创新改良的部分一定要在保留传统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且与原有的传统做出区别，而不是简单地混为一体，适当的创新是为了传承，而不应背离原有的传统本质。
现实中既实现了传统的保护传承，又通过项目的创新增强了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活力的例子还是有的：如，抖空竹传统动作有：鸡上架、仙人跳、满天飞、放捻转等，根据空竹的传统组合，还可以举一反三创编简单的组合和花样，这样的创新让原来的套路动作更加丰富。这种创新是不是对几近消亡的体育类非遗项目保护工作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当然怎样对传统体育项目创新，原则是保留其最本质的文化传统、精神内涵，不可以只为了保护传承，而肆意更改，这只会使其外强中干，失去了可持续传承的活力，对于体育类非遗来说，传统是根，创新是枝叶。没有了传统的根，非遗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生命力。缺少了枝叶的非物质文化也是没有生机的，如何适度地把握传统保护和项目创新之间的矛盾，是落实到“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保护中的工作重点。
3“抢救第一”与“尊重风俗习惯”方针的矛盾与解决
2005年4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建立中国非遗代表名录，确定“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抢救第一”的方针，同时也要以“尊重风俗习惯”为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章第十六条规定：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征得调查对象的同意，尊重其风俗习惯，不得损害其合法权益。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濒临消亡和灭绝的境地，是应“尊重风俗习惯”恪守传承祖训还是应“抢救第一”只为传承？“抢救第一”与“尊重风俗习惯”已然成为一对亟待调和的矛盾。
抢救濒危的“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项目，既要尽可能不去打破原有的风俗习惯，又要全力保障延续濒危非遗项目的生命力。首先，在传承机制上，对于开放式传承机制的非遗项目可以通过鼓励招收学员的形式进行，而一些只能通过家族式传承或师徒传承的，要最大限度“尊重风俗习惯”，同时也要鼓励和支持非遗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其次，应该重视非遗保护部门机构的建设，在地方非遗保护部门的带领下，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制定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总体规划、保护工作方案；督促保护单位（个人）的传承保护和代表性传承人的传习工作；负责非遗保护宣传推广、档案建设、全面管理工作；最后，如何具体协调非遗传承人权利与义务关系，正确处理“尊重风俗习惯”与“抢救第一”方针的矛盾，既赋予非遗传承人合法的权利，对这类文化遗产的传承者进行扶持，又规定传承人应履行的义务，同时要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投入制度，加大对各级传承人的经费补助力度，能让其全身心的投入到非遗的传承工作中来，让我们的非遗传承事业后继有人。
总而言之，部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枚瑰宝，我们坚信，只要从更广阔的视野不断回顾思考，加强此类非遗的保护的力度和措施，“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必定会世代地传承下去，成为世界了解、认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名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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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俊奇.民俗体育文化通论[m].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203-228.
[4]涂传飞.民间体育、传统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体育概念再探讨[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9，43（11）：101-104.
非遗传承调研篇9
［关键词］音乐艺术院校音乐类非物质文化教育传承
［作者简介］杨桦（1973-），女，重庆人,重庆文理学院音乐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重庆402160）
［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18-0185-02
2006年5月20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518项中，与音乐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占了一半。这一组数据对全国各地的高等音乐艺术院校（系）来说，不仅是自身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契机，更是传承和弘扬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不容懈怠的责任与使命。目前，我国除了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九大音乐学府以外,还有附属于各级大学的七百多家音乐艺术院校（系），他们作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载体,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肩负起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保存、传承、教育和创新的历史使命。
一、音乐艺术院校在音乐类遗产传承教育中的作用
音乐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是文化的有效传承途径。虽然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通过民间艺人或演出团体、由民间的师傅带徒弟等方式进行传承，但都远远满足不了对整个民族文化传承的要求。所以教育传承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护的最佳形式。
首先，音乐艺术院校是向社会输送人才的基地。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教育来说，不仅音乐院校拥有丰富的专业师资力量，而且还有科学的育人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音乐类传统文化“传承人”和“传习人”的匮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其次，音乐艺术院校的学生是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最佳主体。从到抗日运动，从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到目前的“京昆社”，大学生无不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应该意识到，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继承要依靠我们的学生来延续，以音乐艺术院校的学生为代表的年轻人既是民族民间音未来的承载者，也是中国音乐得以发展与创新的传播者。
再次，音乐艺术院校的教师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最佳群体。他们可以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参与普查、抢救、保护和传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可以利用教学或培训班等形式培养音乐类非物质遗产保护传承的专业人才；可以通过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演活动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来,还可以联合高校和科研机构开设非物质文化保护专业并开展相关研究。
最后，课堂教学是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最佳方式。课堂教学作为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音乐艺术学院（系）的教师可以通过学习民族的音乐文化，来实现培养学生民族情感、提高审美能力、唤醒民族主体意识，达到培养学生民族精神的目的。课堂教学是面向全体学生的行为，教师有意识地把民族音乐文化引进课堂，如中国音乐学院通过对昆曲、说唱、中国戏曲、古诗词吟唱等课程教学入手，让学生领悟到民族音乐文化的精髓，进一步增强学生自身的文化底蕴、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操，帮助他们树立民族自信心，提高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音乐艺术院校在音乐类遗产传承教育中的具体做法
只有了解，才能传承，只有普及，才能弘扬。2002年10月，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正式通过并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宣言》。《宣言》强调：“大学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传习地，应当倡导更加开放、平等、民主，更具世界文化交融、竞争和创新活力的教育理念；推广教育在知识传播体系上的文化多元；加强本土文化基因认知的自觉；注重民族文化的启蒙教育。大学现行教育知识体系中应当反映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和文化价值。大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应落实到学科创新发展和课程与教材的改革中。”这就给大学如何进行非物质文化传承教育指明了道路。
（一）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传承理念
音乐艺术院校的学生作为高校中富有个性的群体，他们身上既有积极、健康、向上的思想主流，又存在重专业、轻文化，重技巧、轻理论等现象，加上现代传播手段的普及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原本应该担负传承使命的青年一代审美情趣急速改变，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民族音乐不感兴趣，这就给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带来挑战。即使音乐艺术院校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方面有很多优势，如果没有以学生为本的教育传承理念，也不能很好地传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在进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时，要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观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因材施教”，做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要因势利导、扬长避短，例如，组织各种形式的民族音乐会，这既能检验学生学习成果、提高学生各方面素质，还能增强集体凝聚力；以民族民间音乐为依托，组建各种形式的社团，开辟第二课堂，提供施展自身才能的舞台，让学生学以致用，并能提升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品位；加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社会实践活动，成立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展演团，走向社会。
（二）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将民间音乐文化资源引入课程
人才培养方案是各音乐艺术院校培养人才的纲领性文件，具有指导作用，应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内容纳入到音乐艺术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课程进行教学，使之成为普适性的规范以推而广之。经调查，中国音乐学院2008~200年第二学期，就开设了《中国戏曲》《说唱音乐》《昆曲》《传统唱腔艺术》《传统音乐形态分析与研究》《诗经赏析》《世界民族民间音乐》《民族民间音乐田野考察》《古代乐论导读》《古典诗词歌曲》《律学基础》《民族管弦乐队合奏》《中国民族器乐概论》《中国戏曲文化》等20门有关民族民间音乐方面的课程。每年除了投资十几万不说，还有组织地带领每一届学生到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民间音乐的田野考察。不仅要让学生学到音乐田野考察技术知识，还要让他们尽可能地接近民间，在传统生活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和解读音乐文化。
（三）建立以音响形式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档案
21世纪已成为一个数字化时代，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的技术手段在当下已不成问题。中国音乐学院于2004年4月创建了“中华传统音乐文化资源库项目组”，该项目组以北京地区为起点，以华北地区为重点,进而面向全国，广泛采集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资源56次。通过全程拍摄、完整记录的方式，对存活于民间的“活性资源”进行永久有效地“活态保护”。目前这些音乐资料已经存入了该校图书馆特色资源库里为社会所有人享用，从而也配合学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还有笔者所在的重庆文理学院现已经建立了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和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虚拟博物馆，虚拟博物馆收集了重庆市19区21个县的大量的民间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等10个类别的代表作的音响资料和视频资料，对建立名录体系，保护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
（四）加强师资的培养，重视传承人队伍的建设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成败，系于教师”。也就是说，要加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师资是至关重要的。对此政府应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为传承活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要采取有力措施，努力改变目前民族民间艺术队伍后继乏人的现状。对具有重要价值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传承人，要尽力保护，在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多聘请有关专家和民族民间音乐艺人到校作讲座、授课、学术交流等活动。可以举办面向中小学音乐骨干教师、社区艺术骨干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骨干师资培训班，向他们提供系统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理论知识，以技艺观摩、现场参观等形式增进学员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直观感受和理解，从而拓展学员视野。同时，还可以积极引进、吸纳一批素质高、业务精，对民族民间文化有浓厚感情和热情的专业人员，形成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抢救、保护、研究和管理的人才库。
（五）开辟和建设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教育研究基地
在开展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工作中，教育传承研究基地建设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它有助于青年学生对音乐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的了解，有助于满足各少数民族地区对高层次音乐人才培养的需要；另一方面为学校师生赴少数民族地进行民间音乐研究、教学采风活动等提供便利，成为广大学生了解和热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渠道，让更多的青年学生了解传统文化，以增强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加深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民间文化的认识。在学校传授和开展丰富多彩的民间传统文化艺术活动提供素材，使同学们在活动过程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又增加了自己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因此，音乐艺术院校必须结合本土实际和学院实际，认真筛选具有特色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作为自己的传承教育研究基地。
（六）营造良好的音乐类非物质传承教育氛围
环境育人，环境造就人。要提高青年学生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以便更好地传承。首先要广泛宣传教育。通过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展览展示、论坛讲座等形式，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二是举办重大文化活动。可以利用文化遗产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青年传承教育成果展演、知识竞赛及有关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三是编印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简介等。通过宣传展示，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共识，营造保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是一项“双赢”的工程。音乐艺术院校（系）具有人才和科研优势，能够解决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传承和创新。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音乐艺术院校（系），有利于提升校园的文化品位，营造学校民族文化研究学术氛围，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以及开拓学生就业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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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调研篇10
关键词：甘孜州音乐遗产保护现状
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康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格萨尔王的故里、嘉绒文化中心、茶马古道中枢、康定情歌的故乡，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甘孜州也是中国第二大藏区，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00余项。其中，部级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2项目，部级舞蹈类3项，部级传统戏剧类3项，省级民间音乐、舞蹈类55项，传统戏剧8项，是部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多的地区。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的精神和有关要求，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甘孜州也于2013年8月1日执行了《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充分发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
一、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
（一）遗产的地理位置及分布状况
甘孜州面积有15.3万平方公里，约占整个四川面积的三分之一，处在青藏高原的东南缘。本土藏族人口占78.4%，汉族、彝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等25个民族，均以大范围聚居与小范围杂居的形式，分布在全州。甘孜州1市与17县中，由于地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交通仍然不便利。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主要分布在交通不便利的康定、九龙、甘孜、巴塘、德格、色达、道孚等地区。
（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
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有第一批申报部级非遗产项目的巴塘弦子、玛达咪山歌和川族山歌。第二批申报成功的甘孜州得荣学羌，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中增加的甘孜锅庄、马奈锅庄。传统戏剧包含有德格格萨尔藏戏、巴塘藏戏、色达藏戏。省级项目中，甘孜有顶毪衫歌、康定溜溜调、扎坝嘛呢舞、热巴舞、甘孜踢踏、真达锅庄、木雅锅庄、丹巴阿克日翁（兔儿锅庄）、乡城恰热（疯装锅庄）、新龙锅庄、德格卓且、岚安锅庄、理塘锅庄、木雅藏戏、理塘藏戏，以及甘孜州色达文化旅游局申报的骨笛。
二、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一）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绩
1.《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的和实施
2013年，甘孜州通过了《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标志着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也充分体现了甘孜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和支持。该条例是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性文件，为保护的规划实施等做了详尽的指导。比如拟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建立非遗档案与数据库，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准确采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名录》，对濒危遗产进行重点保护。该条例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如：民俗、传统手工艺、传统民间医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同时，条例对保护内容、经费支持、科研、保护团体等方面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2.甘孜州采取多样的形式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甘孜州政府一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甘孜州各市、县均设有文化局、文化馆，部分地区设置有非遗传习所。州各级政府部门在非遗项目申报，认定非遗项目传承人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据比重大。同时，甘孜州还打造藏彝走廊民歌大赛、拍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片等活动，加大了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宣传活动。尤其是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设立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展示、开发、利用的平台。2009年5月1日，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是本地优秀文化展示的重要平台。坐落在跑马山脚的博物馆共三层，第一、二层分别陈列藏民族服饰、农耕系列、唐卡艺术、经版印刷、藏医药类，展厅的三层为民族歌舞视听大厅，参观人员能在博物馆里感受到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同时，这也是非遗重要的保护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建成与投入使用，诠释了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项目，也意味着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加了博物馆保护的模式。
除此以外，甘孜州加强与高校的合作以拓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途径。甘孜州分别在2012年和2013年期间，与西南民族大学、中国音乐学院签署协议，甘孜州将为西南民族大学提供研发基地及教育培训实践基地等支持，而西南民大方面将则为对方提供培养、培训各类相关人才，中国音乐学院与甘孜州共同建设民族音乐研究教学实践基地。同时，甘孜州本土民族高校也专门设立了康巴歌舞音乐研究所，康巴文献馆等机构，力图在加强非物质文化学术研究的同时，能够为藏区培养后备队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人才支撑平台。
3.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学术研究成果
甘孜州学者们对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极为重视，在涌现了大量的科研成果的同时，逐步形成了一批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颇有研究的专家和学术研究团队。
杨嘉铭、林俊华、赵勇是其中的杰出的代表。杨嘉铭在《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的亮点―兼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几个常识性概念》一文中，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保护提出宝贵的指导。林俊华主要从事四川藏区历史、文化、音乐研究，其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并获奖。其中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康巴藏族民间歌舞艺术的调查与研究》，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采录、整理详尽，同时对遗产的保护，也起到重要作用。赵勇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其发表的《甘孜州音乐舞蹈类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述略》《川族民歌类型及特征述略在遗产的特点》等均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除此之外，彭绍文、蔡川、王博等研究人员，开始对当地的优秀民族音乐文化进行初步研究，涌现部分研究成果，如：《甘孜藏区不同锅庄艺术风格异同研究》《川西康巴高原的明珠――“新龙锅庄”述略》《民族高校传承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文化遗产优势述略》《民族院校音乐欣赏教学启示――保护、传承与发展甘孜藏族自治州原生态音乐艺术》等。
（二）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即使甘孜州政府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中还有许多的难题。
1.生活与劳作方式的改变使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土壤变质
在甘孜州调研与采访过程中发现，即使身处在高原地区的人们受到信息、交通等问题的阻挠，也挡不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当地生活习俗与劳作方式的冲击。往内地与城市迁徙，是大趋势。除去老人们熟知当地传统的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外，青年一代，普遍不会演唱与表演，更谈不上对遗产的保护。
2.母语环境及文化的缺失与传承人老龄化增加了保护和传承的难度
甘孜藏区母语环境有其特殊性。州内有接近十种独立的语言，大多具有唯一性。多数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民歌，都具有母语文化特点，在音乐文化保护的同时，因为母语文化的消逝，音乐文化保护也受到极大的挑战。如部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玛达咪山歌由纳木日语歌唱，但其主要传承地甘孜州九龙县子耳乡会说纳木日语言的不足30人。这意味着这个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真正能够参与的人数，在全国仅仅几十人。母语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将是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大难题。同时，在年龄结构上，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绝大部分传承人均为老者，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人亡艺绝的尴尬境地。
3.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缺乏专业类人才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对人才的专业性有较高的要求。目前，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以音乐作为职业的极少，能够完成文字记录、整理、采录等的传承人更是微乎其微。部分国家认定的传承人除在非遗传习所教习，接受研究人员、文化部分采录演唱或者展示，其余时间主要务农或者经商，没有成为专职人员。传承人在的文化水平和音乐素养极度缺乏，也缺乏这方面的培训。
同时，甘孜州各地方政府、文化部门专业人才相对匮乏，部分文化部门，几乎没有正规军，主要从舞蹈、歌唱者中吸纳，提拔部分文艺干部，缺乏音乐专业人才，更缺乏音乐类非遗保护专家。因此，如何解决传承和保护的人才缺口，提高传承和保护的意识，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又一个重大课题。
四、结语
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和保护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也面临着各种困难。为了更好地保护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各部门需要更多的思考，不仅仅是政策法规的制定，更重要的是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憾保护的实施程度。本土高校则可以在加强传承人和学生的保护意识培训，进一步开发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和教材等方面投入更大的力度。随着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及其努力，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保护和传承必然能够迈向新的台阶。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1年度四川省“高校教育质量工程”建设项目（川教函【2011】659号）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