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的困难篇1
［关键词］贫困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63-02
一、贫困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优势
（一）国家政策的支持
从总体形势来看，党的十七大把文化建设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后，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文化保证。当前，党中央和国务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文化发展的重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作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战略性工程。近几年来，出台了许多相关方针政策，自上而下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确立了“中国文化遗产日”，上级文化主管部门多次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业务培训，有条件的地方先后投入了可观的保护经费。应势而动的基层文化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普查、展示推介、重点项目申报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
（二）相关部门的重视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力度的深入，地方政府对保护、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认识逐步加深，现在许多基层领导也能认识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他们往往自觉地将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组织和参与保护活动，投入保护经费。领导重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形势越来越好的重要方面。
（三）群众的认可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获得群众普遍的关注和支持。社会各界人士一方面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能以实际行动支持工作的开展。不少的企业家纷纷慷慨解囊，拿出经费支持文化宣传工作。在每年一度的郁南（连滩）南江文化艺术节，参与活动的群众一年比一年多，这既证明了群众保护的自觉性，也加深了群众的保护意识。
（四）工作经验的积累
在上级文化主管部门的指导下，郁南县文化馆积极探索，做了大量实际的保护工作，初步摸清了本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与分布状况，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档案，包括纸质档案、电子档案和照片档案等，同时，发掘整理了一批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二、贫困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劣势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一些乡镇认识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条件下会加速消亡的现实，认识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缺乏保护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有的乡镇还没有真正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上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二）缺乏规范的传承体系
许多民间文化形式主要盛行于前，这些艺人至少是70岁以上。60岁左右的艺人只是当时的年轻学徒和配角，现在年轻一代很少人对这些传统艺术感兴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无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许多民间艺术属独门绝技，口传心授，往往因人而存，人亡艺绝。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专业人才十分匮乏，引进相对困难。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流失严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相当一部分存留或流传于民间，能体现地方特色，具有代表性和丰富内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经历了沧桑岁月以及的毁灭性打击而流失严重，传世不多。
（四）缺乏充足的经费支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保护、研究、开发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和各方面的配合支持，仅凭文化单位工作人员及乡镇文化站干部的工作热情去进行抢救保护是十分困难的。而贫困山区由于经济实际困难，在支持力度上难免会出现有心无力的无奈。因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难以得到充足的经费支持。
三、贫困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对策
（一）政府演好“牵头人”角色，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为更好地指导各地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应制定具有操作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方案》，以便各镇和有关部门明确掌握非遗普查的原则、范围、时间、方法、步骤和验收要求等具体工作环节，确保普查不漏镇村、不漏线索、不漏种类。只有通过细致的普查，才能及时发现濒临遗失的项目，再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保护与传承。为保障非遗普查工作的正常开展，政府应当出面组织宣传、文化、教育、旅游等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相互协调，避免部门之间因各自的利益驱使而出现相互掣肘、各自为政的尴尬局面。
（二）从实际出发，实施科学合理的保护规划
1.资源保护规划
其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实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必须正确处理抢救、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在确保山区民族、民间文化获得有效保护的前提下，促进抢救、保护、利用的有机结合和协调统一。
其二，为加强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管理，巩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成果，将普查所获资料进行归类、整理并制作成数码音像资料存档，以对非遗普查项目进行有效保护，逐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
其三，进一步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和推广工作，通过召开研讨会、论证会、座谈会、出版专著等形式，将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推广，不断扩大其知名度和影响力。
其四，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普查成果图片展览，使广大群众更多地了解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从而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通过宣传展示，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其五，在中小学校开展优秀文化遗产进课堂活动。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教育部门共同组织编写乡土教材，将本县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进行普及教育，激发青少年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
其六，确保资金投入，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继续争取地方政府支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重点文化遗产经费投入；制定有关社会捐赠和赞助的政策措施，调动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大力培养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所需的各类专门人才；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科技的研究、运用和推广工作，努力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水平。
2.传承人保护规划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传承人受相关法律保护。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在关于“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条款中，特别强调：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可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鼓励代表作传承人（团体）进行传习活动。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
通过传承人的传授,习得、接受、掌握某项遗产的技术、技能，并有可能成为新的传承骨干的人，一般被称作继承人、接班人，可以统称为传习人。今天的传习人，有可能成为明天的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既重视传承人的抢救，又加强传习人的培养，才有可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下去。
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采取有效措施，抢救与保护濒危的传承人是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当前，大多活态传承人年事已高，不能把优秀传承人掌握的技术、技艺、技能“绝活”及时用各种方式存留下来，人亡歌息，人去艺绝，就会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弥补的损失。要切实保护，笔者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原则：对列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传承人，要有计划地提供资助，鼓励和支持其开展传习活动，确保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要规范传承人管理，建立登记档案，完善传承谱系的延续性。
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要制定传承人保护措施，加强对传承人的传承情况、生活状况和健康状况的跟踪了解，保持经常性的沟通联系，对其所遇到的困难，给予适当的帮助和支持。对优秀文化遗产做出积极贡献的传承人，要给予必要的表彰奖励。
［参考文献］
［1］赵中悦，王真.“非遗”保护需要科学态度［n］.中国文化报，2006-9-26.
［2］徐红恩.nGo在非遗保护中应起更大作用［n］.人民日报，2009-03-31.
非遗传承的困难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17）03-0020-03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无形传统民间文化遗产，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传承，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地域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和繁荣，是国家、民族和世界的宝贵财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目地，是保护地域和民族的独特人文环境、文化传承和自有的生活氛围。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其丰富，相较于有形的物质类文化遗产，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延续上更容易受到破坏甚至消亡。目前，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状态非常严峻，迫切需要行之有效的保护方式，这对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意义深远。
位于河北省中部的廊坊市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城市，但是它坐落在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燕赵大地上，这里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了地域特点鲜明、内容丰富的非物质文化传承，这些散落在廊坊市乡土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民价值理念的延续、文化生活的皈依。大力保护廊坊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凝聚城市文化内涵、提升地区文化品位的重要途径，经济发展与文化支撑，必将成为廊坊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形成具有独特地域色彩、富有归属感的文化氛围。
廊坊非物质文化遗产共计10种，分别是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种类多样，极具有地域生活色彩。比如秸秆扎刻技艺与本地区主要农作物种植习惯明显相关。
廊坊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有专门的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进行长期的普查、申报工作，制定了本地区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对传承人的专项保护，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目前已经有部级项目22项、省级76项；部级传承人7名、省级传承人47名；还有部级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省级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省级民族传统节日保护示范基地、省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经常举办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活动，并在青少年群体间进行普及性宣传活动，比如“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1.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环境比较艰难
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长期传承下去，具备有自我更新的创造能力，最好的状态莫过于该文化传承在现今社会仍然有良好的生存环境，能成为人民群众生活有机的组成部分。但是，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的生存环境比较艰难，情况较好的是传统技艺类文化遗产，比如衡水老白干传统酿造技艺和安新芦苇画。这些技艺在今天也具有市场价值，不但没有退出群众的日常生活，还有日益更新、自我发展的趋势。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用性较强，继续生存发展下去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需要注意的是，某些与原有时代背景联系较紧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源自民间或者民间节庆祭拜活动的传统音乐、舞蹈类，现在基本的生存状态是局限于某些规模较小的演出活动，适用场景非常有限，即使是想转型为商业演出，由于审美习惯、文化情感的变迁，也很难获得广泛的市场接受。生存环境的无源性，导致此类文化遗产无法自然延续，必须进行保护型干预。
2.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化开发需要适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能成功商业化不是件坏事，起码表明具有自身延续的可能。目前的两难之地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然要寻求其自身的延续和发展之路，开发利用在所难免，如果一味采用封闭式的保护方法，文化遗产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最终也无法延续。
可是商业化同时也会带来负面效果，商业活动追逐利润的本身，会导致为商业利益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破坏性修改，丧失了文化遗产原有的历史承载性和文化特点，也就丧失了保护和传承的价值。后果严重的话，会导致文化遗产的灭失。
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态度非常明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这是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的方针。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化开发必须适度，目前关于适度的掌握问题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和监督途径，基本上处于放任自主的状态，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常不利。
3.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继乏力
传承人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重要，但是，鉴于此类文化遗产基本上口传心授的师徒传承模式，没有规范系统的学习方法，学习起来难度非常大，并且无法在短期之内取得效果。年轻人愿意学习并传承此类技艺的非常少，老一辈的传承人又体衰年长，未来传承断代的情况有可能出现。
当然，为改变这种局面，也做了很多针对性的措施，比如被确定为“非遗”后，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宣传，扩大社会知名度，本地各相关部门也努力给传承人提供各种外出交流和宣传机会，吸引有兴趣的年轻人进一步了解和学习。政府也对传承人给予资金支持和帮助，改善该文化遗产的生存状态，来鼓励新生代的加入。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传承人都是以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职业或主要生活来源的，多数传承人在实际生活有其他的工作和负担，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文化和社会的责任感坚持这类活动的，这就导致他们分配在非项目上的时间和精力必然是有限的，就更不要说延续和发展了。
4.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有效的传承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对传承人的延续，更重要的是其代表的文化因素的再生和发展。任何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曾经长久传承，都是因为能和地域性生存环境相互共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难度，主要在于与其相关的民间信仰、文化传统。所以，越是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容易保护，越是文化精神内核丰富的文化遗产越是难以保护。可这些，反倒是真正的非物|文化遗产精华。
所以保护此类文化遗产必须把本地区的区域群体的文化认同、传承因素都考虑，让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不仅“形”在，更要“神”在，这样才是具有文化意义的保护。
二、解决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法律途径
1.完善地方立法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环境
我国地域辽阔，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样性明显，各地区的资源差异较大，这决定了高位阶层的立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必须原则性较强，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不会具有明确执行性。这需要各地区在此精神指导下，根据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特色进行地方立法，尤其是对于本地区生存环境较差，与社会对接有困难的类型，要进行倾斜性保护。这种困境不是该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自身发展予以解决的，只能特别扶持和关注。
这方面的地方立法的完善应首重实效性。对于制定的规章制度要进行定期法律实施评价，综合评估该地方立法实施后的具体功效、对文化遗产生存环境的改良程度、社会综合影响和效果对比、社会意见反馈和建议，阶段性修正，通过地方立法的不断调整，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社会效果。
2.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相结合控制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度商业化
并非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适合商业性利用，何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大意义是保护民族文化传承，相较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意义，其经济意义并非首要的保护对象。
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相结合的模式，有利于界定商业化的程度。具体而言，商业性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以法律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效果，在合同签订时约定第三方评价制度。对于破坏性利用的情况，可终止合同的履行。
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实施重点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这导致传承人不可能把整个职业中心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上，所以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使其无后顾之忧，可以专注于文化传承和保护。
首先，根据现有的传承人分级制度，兼顾其所传承文化遗产的价值大小、濒危程度等因素进行评选，按照行政许可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做到标准透明、条件明确、评选公开、结果公正。在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序传承的前提下，明确传承人的权利和职责，给予相应的待遇，使之不仅是传承人的道义责任，更是法律明确保障的权利责任，可以以此安身立命。
其次，建立传承人的发展和上升空间，吸引年轻一代的加入。引人类似级别或职称类型的规定，配置相应的薪酬待遇和社会福利。其别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者作出突出贡献的传承人，可以获得类似政府专家津贴或项目专项补贴。根据传承人对文化宣传和延续方面义务的规定，例如表演宣传、技能传授、对外推广等工作，进行职业评价，给予相应待遇。
4.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
非遗传承的困难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传承；保护；濒危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曾创造了很多辉煌的文明，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伟大的文明有些已经失落了，如古埃及文明、玛雅文明等，只留下了一些文明的遗迹，在文化历史中产生了巨大的断层。这些人类文明传承的依托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等的文化传统的有机整体，以史为鉴，一定要避免再造成新的文化断层，要让这些“记忆”活下去。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这在国家的大政方针层面上确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随着国际上和国内的各级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总体情况看应该是乐观的，但由于多种原因造成了现在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已经处于了濒危的边缘。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产生濒危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原因
1其原有的功能在现实生活中已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已由原来的日常生活、文化交流、宗教仪式、军事应用等现实需要中失去了原有的作用。我们经常在中央电视台的公益广告中看到的聚元号弓箭传承人杨福喜，是“聚元号”的第十代传人。在冷兵器时代，弓箭是最具代表性和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各朝各代都将弓箭射礼作为中国传统的六艺之一，体现了弓箭在古代中国的地位。北京“聚元号”曾是清朝的皇家御用兵工厂，曾经有过很辉煌的历史。但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弓箭也失去了其原有的在军事领域的价值，由于其实用价值的消失，其传承与发展也面临着危机，如果不是现在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门中国传统手工艺将面临在世间永远消失的危险。再如，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萨满歌》，这是一项传统民俗活动，是萨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时代的变迁已不具有了现实意义，其濒危状况可想而知，但作为传统文化的遗存与文化记忆，我们不能让它在历史文化的资源库中消失。
2不能带来经济效益或经济效益较低
现在的社会是商品社会，经济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是具有重要作用的，部分传统项目由于原材料、生产工艺等的限制，不能产生明显经济效益，致使其传承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鱼皮衣”是赫哲族独有的传统服饰，是赫哲族人民利用自然资源的智慧结晶，又是识别这一民族的显著标志之一。“鱼皮衣”的造型别致精巧，古朴典雅，充分体现了赫哲人的聪明才智。随着时代的发展，赫哲族服饰的用料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各种现代机织面料，开始受到赫哲人们的喜欢，用这些新型面料制作的服装逐渐取代了原有的传统服装。再加上原材料的稀缺，生产工艺复杂，这样这些传统的服装在现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因而其生存必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现在能掌握这门制作技艺的人已极少了。还有传统的皮影戏等传统民间艺术，随着多媒体技术的普及（电视、网络等），其受众已大大减少，其处境更是堪忧。
3传承方式及历史原因、环境条件等造成了传承困难
有些项目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承的，由于经历了“”等政治运动，很多传承人又已年事已高由于记忆力减退及其他身体等原因，致使传承项目的完整性、连续性等出现了问题。还有一些项目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等原因已失去了原生态的生存环境，因而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处境。这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口头文学类、传统习俗类项目中。例如，谭振山民间故事，他讲述的近千则故事至今仍只有部分作品被采录，也仅印有内部刊发的故事集，虽然他的故事在其后代及乡邻中有所传承，但这些人讲的故事的“质”与“量”仍很难与谭振山相比。再如，酉水船工号子，由于社会的发展，生存环境的改变，木制帆船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酉水船工号子失去了原生态的生存环境，这一艺术奇葩正在逐步萎缩。
4保护力度不足，缺乏相应保护经费
部分地方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认识不足或因财政困难的原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缺少政策上的扶持，更缺乏相应的保护资金，在很多地区的地方财政投入方面可能无此项经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多因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如所处的地区比较贫困，财政经费紧张等，也有人为的因素，如相关领导不重视，认为可有可无，甚至有的领导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特别是对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的项目，更难以受到重视，其传承状况更是趋于恶性循环状态。
5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由于相关部门的认识问题而产生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的情况也不容忽视。建设性破坏是由于建设不当等原因，破坏了承载着历史文化记忆的载体，这种情况以出现在农村为多，由于新农村的建设和部分相关部门在加强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名义下进行的一些破坏性建设造成的。还有保护性破坏的危害也很明显，一些项目被确定为保护对象后，一些人片面地去开发其经济价值，如对一些古村落的过度旅游开发以及将一些原生态的歌舞等进行商业性的改编等，这都对其传承是一种根本性的伤害。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要留住这些历史记忆，传承中华文化，让明天少一点遗憾。《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并于2011年6月1日起施行。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唤起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特别是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重视。大家应携手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颗明珠，让我们的明天仍能欣赏到它的光华。“这些记忆不能让它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要让它活下去”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修订版）[m].教育科学出版社.
非遗传承的困难篇4
相比于一般的政府部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借鉴，很多事更需要亲身去实践，工作很是繁忙。平日不大接受媒体采访的张媛媛，和记者谈及具体工作和个人体验时，亦如她平日一贯的工作作风，言简意赅、观点明确。
文化底蕴与非遗资源
安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在张媛媛看来，这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包括存近代出现的诸如胡适、陶行知等这些代表性人物身上都能体现。正是因为悠久的历史和这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所以安徽的非遗项目就比较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环境和区域性的特点相结合的结果。”
同时，多元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也是安徽文化色彩浓厚的关键因素：“从整个安徽文化的分层来看，以长江、淮河、新安江三条水系为界，整体传承中地域特色也比较鲜明：北方，是以老庄以及建安时期的文化为，和中原文化一脉相承；到中部，就是安庆、合肥一带，儒家底蕴比较突出；再到江南，即整个徽文化的发源地，使得安徽不仅在整体性上有一个文化氛围，更因不同的地域特点而留存下多种多样的非遗种类。”
但，一个地域的文化价值，当然不仅在于其文化门类的丰富和文化底蕴的深厚，更重要的还在于传承和保护。当记者提及文化传承的“断裂”问题时，张媛媛说道：“你说的‘断裂’应该主要指的足‘’，这个是全国性的，安徽也在所难免。但整体而言，徽文化的传承相对来说是比较完整的。还有一点我们比较引以为做的是安徽一些代表性非遗项目至今在民间的巨大影响力。就拿传统戏曲来说，很多时候传统戏剧的生存现状是令人担忧的，但安徽的黄梅戏、庐剧等，在民间的传播，到现在都非常繁盛。你去安庆、合肥的各个区县、街道看看，民间小剧团的名种演出不断，老百姓经常聚在一趣亮上几声，都是很常见的现象。当然，如今我们也面临一定的困难，但是这些非遗项目有非常好的民众基础。”
传承的相对完整与良好的民众基础，是文化传播与延续的重要保证。在文化越发边缘和式微的今天，这对于非遗传承人和非遗工作者而言，无疑是幸运的。采访结束后，记者走访了一些代表安徽文化特色的区域，深入民心的文化理念让人印象深刻。
“保护就是长远的大产业”
2004年至2009年，安徽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平均增幅连续三年达30％，高于全省GDp增幅。这一“安徽特色”引发了全国的讨论热潮，也是谈及安徽文化时所绕不开的问题。而非遗与文化产业密切相关，产业推动的良性发展，不仅可以在经济层面产生效益，也能同时促进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其实，文化产业与文化保护，似乎历来是一个“矛盾”的双方，通过改革与保护使二者之间能够和谐发展，不仅需要创新的勇气，更需要合理的布局，否则，稍微疏忽便会导致产业经济泡沫、文化资源浪费等尴尬局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文化产业，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积极推动、谨慎利用的。在此方面，我们一直遵循国家关于非遗保护和开发的‘生产性保护’原则，即落脚点一定是在保护，而生产性是一个方式，绝不搞短期行为、盲目开发。”
“像安徽非遗保护与开发的典型――文房四宝，政府非常重视，极力推动，但我们不是急功近利，而是注重培育潜在的文房四宝消费群，像宣纸的保护和产业化，我们坚持的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坚守宣纸传统手工制作的技艺，这个绝对不能丢，和其他非遗项目一样，这块必须守住，因为这才是它们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针对诸如学生、书画业余爱好者的需求等，我们也结合市场进行批量化的产业生产，如今不管是手工技艺的高端宣纸还是广泛使用的普通宣纸，都供不应求，这样彼此结合起来，从而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其实，安徽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和效益跟进，前提和根源还是在于对文化资源的合理保护上。如张媛媛所言：“保护就是长远的大产业。在文化产业开发及遗产保护上，安徽很多地方上做得很到位。因为特殊的地理、历史等因素，安徽很多地方，像徽州地区、我们熟知的黄山，其核心和优势恰恰就在于文化。所以文化保护和传承至关重要。”
“我们反复地向社会以及传承人宣传一个理念：传统的手工技艺、遗存的历史习惯，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简而言之，就是你这些非遗项目、传统技艺之所以‘值钱’的原因。为此，我们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财力与人力，因为要将这些保存下来并非易事。比如前面提到的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纸，保护也就不仅仅限于生产和传承人上面，像原产地的水源保护、保护和扩大原材料的种植、改造和净化造纸污染等等，都需要极大的投入。”
“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最难的在于找到一个合理的保护和发展道路，这才是当下最要探索、最要思考和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张媛媛说。
“热情和热爱最重要”
虽然我们知道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传统文化的留存与文化精神的延续，但我们也知道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那就是这项工作不好做：油水少困难多、清闲少奔波多。安徽的非遗数量和质量一直靠前，而且如申遗文本递交、对传承人的保护等工作也一直备受赞誉。为了保持既得成果和保证工作价值，张媛媛身上压力不小。
为确保非遗项目的质量，张媛媛在工作中必须十分严谨和细心。比如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安徽省本身的自我审查就十分严格。此外，要真正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项目审核到经费管理，从田野调查到分析汇总，从宣传推介到政策制定，都必须要亲自体验、身体力行。“文化遗产是‘宝’，不能丢，也许现在你看不到它们所带来的价值和效益，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文化还是最受重视的。这个工作，我们这一代要去做。”
非遗传承的困难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今年是非遗保护工作的第十个年头，也是非遗保护工作从推进阶段向突破阶段转型的关键年头，承前启后。笔者作为基层非遗保护的一名工作者，站在新的起点、新的时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肩上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目前非遗保护工作还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和问题，有待我们去破解、去突破、去解决、去落实。比如：非遗的规划编制问题、数据库问题、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展示场馆建设问题、后续保护问题、深度挖掘问题、运行机制问题、开发利用问题、机构编制问题、非遗生态问题、新农村非遗保护问题，以及乡镇站所、村两委在非遗保护过程中的作用发挥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广大非遗工作者逐一认真地去分析、去思考。为此，笔者就如何实现非遗保护工作转型升级提出如下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一、着手做好规划编制
规划是非遗保护工作的根本依据，是保障非遗资源有序发展、科学传承的重要基础。我们要根据国遗项目“八个一”要求，对部级和省级名录分门别类地编制中长期保护规划。同时，要着手调研和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规划》以10年为期限，以“非遗法”、“省非遗保护条例”等有关政策法规为依据，以各级非遗名录项目为重点，以保护、保存、传承、传播为主要任务，以政府主导、服务、保障为主要条件和手段，对非遗资源后续保护、深度挖掘、开发利用、活态传承、文化生态等明确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保证非遗资源能够依法保护、依法管理、依法利用，使其真正成为提升软实力、增强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的重要资源。
二、着手提升硬件设施
各地经济基础不尽相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条件也有所不同。而非遗展厅、非遗传习所、非教学基地等硬件设施，对发展和传承非遗项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各地要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建成多层次的，能够代表各地形象的，能够促进各地项目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场馆。此外，各地要充分利用村级文化俱乐部、村级文化礼堂、村文化活动室等途径，积极开辟非遗场馆建设的新路子。特别是在“美丽乡村”创建过程中，可以试行村级非遗传承展演展示馆建设，探索村级层面非遗保护的新措施、新方法和新模式。
三、着手培育人才队伍
非遗保护工作的人才队伍建设，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传承人和民间艺人队伍，二是非遗保护和管理队伍。各地党委、政府或文化部门应该及时出台《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非遗中心、非遗馆的人员结构，落实对传承人保护、再传人培养政策和扶持措施。同时，每年举办一期由全县各乡镇文化员参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题培训会，从乡镇一级层面对非遗保护知识进行同步更新，以加强对乡镇一级非遗保护工作的业务指导。在村一级层面，应该将重点加强对乡土文化人才等非遗保护队伍和非遗特色表演团队的建设与管理，充分发挥这批队伍在村级非遗保护工作的引领作用。
四、着手完善运行机制
非遗传承的困难篇6
笔者认为，除上述方式外，高校美术教育还可以通过公共艺术选修课程教学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2006年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中就指出，各高等学校可根据本校学科建设、所在地域等教育资源的优势以及教师的特长和研究成果，开设各种具有特色的艺术任意性选修课程或系列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不同兴趣和需求。任意性选修课程就包括“民间艺术赏析”。通过公共艺术选修课程教学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能在更广泛的范围里促进青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价值认同。自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推行以来，基础美术教育中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比较盛行，如“蒲公英行动”“现代化进程对地方传统美术文化的影响及美术教育资源拓展途径”的部级课题研究，许多一线教师也就此展开了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总之，无论是专业美术教育、公共艺术教育还是基础美术教育中渗透、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资源，二者还有互利作用: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看，能有效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引起更多青少年群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认知。从教育角度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有利于提高美术教育的民主性。让所有学生尤其是贫困和边远学生获得享受优质美术教育的权利。其次，可以实现美术学科知识重组、拓展美术课程资源、丰富美术课程内容，促进美术课程自身发展。还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建设有重要作用，可以唤醒学生强烈的族群意识、加强民族认同感，进而达到自觉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文化的目的。
学校美术教育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困境
在学校美术教育相继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资源时，也存在着许多困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石吉光、喻学才指出: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及人才的培养体系，传承渠道不通畅。以前的教育领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重视和价值认知，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脱节，大学中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学科极度缺乏，不能培养保护文化遗产所需的社会人才。④笔者认为，学校美术教育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课程生命载体资源开发不足。这里所说的课程生命载体资源主要是指民间艺人、学校美术教师、教育管理者等。这些人员直接或间接的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这方面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学校美术教师、教育管理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较低。另外多数美术教师和教育管理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专业知识欠缺。教师是课程和教学的主导，他们自身所具备的能力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学的效果。而目前多数学校承担民间美术及相关课程的教师并无民间美术和传统技艺的教育经历，更缺乏对这些课程的长期系统研究，在实际教学中也只能是肤浅的、流于表面的“现学现卖”，无法达到对非物质文化本质的文化教育。而民间艺人虽具有精湛的传统技艺，但他们往往缺乏现代教育教学能力，没有先进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如果只是简单粗暴地把这些课程的任务一味地推给民间艺人也很难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的深度不够。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民间性、生态性、生活性、综合性的特点，它涉及我国民众的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生活形态的深层内涵。因此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美术课程资源时，应深入寻求美术教育与非物质文化特点之间的关联点，开发出具有丰富性、系统性、关联性、回归性与严密性特征的美术课程资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探究必须深入到达意义的层面，使学生能够掌握地方文化的内涵，正确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实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技能等内化成学生的内在文化本质。
3．缺乏系统性与制度性。虽然我国一直一来重视保护和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不难发现，在我国高等美术教育和基础美术教育中没有系统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体系，学校很少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内容。虽然近年来，许多学校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的课程，但大都处在没有经验，摸索前进的状态。具体表现为缺乏专业任课教师，没有校本教材，教学的随意性较大;由于总课时量的限制，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课程安排难度较大，导致课时量少而分散，很难达到理想的教育教学效果。
4．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度较低。有调查显示，高校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情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认知度总体较低，获取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传播的渠道狭窄，主要靠电视广播和网络媒体。⑤
学校美术教育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
学校美术教育在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创新时，本着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多领域的原则，发挥学校教育在国家文化遗产传承和创新中的巨大潜力，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学校及教育管理部门的重视。学校美术教育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教学的成功开展离不开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的重视。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应建立提高教师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校本教研动力的长效激励机制，并注重学校层面的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为载体的课程资源建设，开展多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科研及教研活动:打造特色专业和精品课程群、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基金、发展民间艺人工作室为学生实践基地、成立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的研究基地等。以此，从客观制度和客观条件两方面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顺利进行。
2．开发并有效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资源。这里的资源包括生命载体资源和非生命载体课程资源。开发生命载体资源要优化美术教育师资队伍。教师积极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培训，展开田野调查，深入到民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考察和甄别，培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创作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并探索、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提高教学质量。适时请民间艺人进课堂，聘请民间艺人为兼职教师，通过请他们到校开讲座、现场表演、参与教学等方式开展教学。也可以参观民间艺人工作室，现场观摩民间艺人的传统技艺，听他们讲心得体会。其次，建立健全非生命载体课程资源。如合理、科学的课程规划、重视教材建设:完善教学用书、参考资料、录像、作品等。
非遗传承的困难篇7
一、总体完成情况
（一）工作开展情况。1.免费开放1个图书馆、1个文化馆、26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完成免费开放，完成目标任务的100%。2.建设贫困村文化活动室。推进贫困村文化活动室建设，配齐39个本年度脱贫村文化室有关设备（其中已完成29个贫困村文化活动室设施配送，10个为非贫困村文化活动室设施配送）。目前土建部分已完工，已完成39个文化活动室设备配送任务，完成目标任务的100%。3.户户通。向1326户未通电视贫困户配置电视入户接收设备（其中2019年1185户，2020年141户）。已完成1326户配送安装任务，完成目标任务的100%。4.新建厕所。新建1座厕所，位于错阿镇绒岔村。主体施工已完成，完成目标任务的100%。（二）资金拨付使用情况。免费开放1个图书馆、1个文化馆、26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已拨付170万元；已完成资金拨付任务的100%。建设贫困村文化活动室已拨付195万元，完成资金拨付任务的100%；户户通已拨付26.52万元，已完成资金拨付任务的100%。
二、主要存在的问题
（一）广播电视信号调试难问题。全县范围共性存在农牧民用户无广播电视安装、调试技术的短板，严重存在广播电视信号调试后再次导致广播电视无信号问题。因我县许多乡镇属于牧区乡镇，冬夏牧场迁徙、通讯信号不通，加之，户户通设备具有位置锁定功能等原因，普遍存在广播电视e04授权丢失、无信号等问题。用户需加强学习设备使用说明，各乡镇需加强广播电视常识宣传力度。（二）民生工程配套政策有待完善。如基层文化站、农家书屋等管理运行较差、缺乏专职或兼职人员，难以很好发挥惠民效应。（三）公共文化服务专业人才匮乏。我县公共文化机构人员编制已远远不能满足新时期公共文化工作的需要。文化工作单位缺乏稳定的专业化队伍且待遇偏低，人员能力和素质难以适应新时期基层文化建设的开展，尤其是基层文化站发展参差不齐。
非遗传承的困难篇8
“这对‘招财蛙’太可爱了，造型独特。”
……
贵州文博会期间，众多游客对牙舟陶器赞不绝口。
牙舟陶源于贵州省平塘县牙舟镇，以其盛产丰富优质的制陶泥土而得名，距今有600多年历史。
上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牙舟陶小作坊式的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手工艺品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牙舟陶产业一度衰败。2006年，在深圳务工的张禄麒决定回家传承祖业。经过两年多的挖掘，2008年，牙舟陶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享有中国“十大名陶”之称的牙舟陶又得以发光。
“祖辈传下来的东西不能丢，不管传承之路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下去。况且这条路上不是我一个人在奋斗，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就如这次文博会，让我们山沟沟里的精美陶器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张禄麒很感激政府提供的非遗展示平台，一家三口在展厅里各司其职，忙得不亦乐乎。
年仅11岁的儿子张狄在柜台边给游客讲解陶器“水鸟”的发声诀窍，开馆第一个早上，他就卖出300多只“水鸟”。“我现在主要是跟爸爸学习制陶技术，会制作一些‘怪兽’、烟灰缸之类的小陶器，长大了就能传承他的手艺。”
“这是龙凤倒须壶、荷叶口苗绣花瓶，这是‘双龙戏珠’、‘喜上梅梢’……”妻子罗龙萍在展柜前介绍牙舟陶器精品，三天就卖出了两万多元的产品。文博会展览结束后，罗龙萍将在非遗馆长驻，以此为基地，为游客“量身定制”牙舟陶艺产品。
张禄麒手捧陶土在拉坯机前小心翼翼地炼制陶泥，准备制作一个“百鸟朝凤”花瓶。“制作一件陶器大体上要经过调制陶泥、拉坯成型、贴花刻线、施釉注彩、装窑煅淬等步骤。”张禄麒说每一道工序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才能熟练。
“陶泥的干湿度、拉坯的技术、烧窑时火候的把控，这三点很关键，要做到心、眼、手三者合而为一，没有深厚的功夫是做不到的。”游客的提问，张禄麒耐心地逐一解答。
展会中，张禄麒身边总围坐着一群“新学生”，教他们制作脸谱、十二生肖、茶杯等简单器物，看着学生们专注的神情、围观游客的赞叹、闪烁的相机灯光，张禄麒很舒心，他喜欢这样的课堂。“牙舟陶能在本土文博会的非遗展馆中参展，这是我梦寐以求的，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人知晓牙舟陶、喜欢牙舟陶、宣传牙舟陶，同时，我们也能了解大众的需求，进而转变发展思路，这是我参加这次文博会的首要目的。”言及此，张禄麒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忧虑。
展会上的热闹景象反衬着展会下的落寞，牙舟陶的复兴传承之路并非张禄麒起初设想的那么简单，不管是技艺的传承还是产品的发展，牙舟陶艺都面临着极大的困境。
“掌握牙舟陶艺的老一代艺人大多年岁已高，传承人匮乏。牙舟陶产品设计陈旧，很多塑料制品、不锈钢产品等生活用具进入大众家庭，牙舟陶产品的市场开始边缘化。”在张禄麒看来，牙舟陶艺当前的困境也是众多贵州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困境。
非遗传承的困难篇9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曲阳石雕；高校美术院系；传承开发意义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3-0254-01
曲阳是我国北方汉白玉雕像发源地和雕刻之乡，目前，曲阳石雕正朝着产业化的方向发展，全县雕塑企业2300多家，规模企业50多家，大型雕刻集团7个，分布于9个乡镇，从业人员近10万人，年产值40亿元，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6年，曲阳石雕被国务院确定为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2月，曲阳雕塑文化产业园被命名为首批部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该园区目标是建成“中国雕塑文化产业基地”和“世界雕塑文化艺术之都”，到2020年，该园区将完成全部建设，实现总产值115亿元。
一、河北曲阳石雕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存在的问题
（一）曲阳石雕的品牌、版权保护不力
目前“曲阳石雕”这一区域品牌尚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版权保护方面，曲阳石雕只有2项外观设计专利，在区域品牌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两方面用力不多，石雕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石雕企业陷入价格战的泥潭，这种恶性循环正损害着曲阳石雕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曲阳石雕面临大规模、小产值的困境
大规模、小产值是曲阳石雕目前的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曲阳石雕企业以产值数十万元的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居多，数量虽众，但实力不强，石雕产业集群尚未形成；二是曲阳石雕多为来料加工，利润的大头被设计者和经销商拿走。曲阳石雕总体是：工艺靠世代流传，管理靠自己琢磨，市场靠别人开发，产品创新能力、开发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都很有限。
（三）曲阳石雕从业人员文化素质偏低，存在人才瓶颈
曲阳石雕匠人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部级工艺美术大师极少，从事石雕行业的农民占大多数，他们大都只能充当石雕匠人，成不了石雕艺术家。曲阳石雕艺人在设计上没有实力，作为省级贫困县的曲阳，很难引进外地的知名雕刻人才。
二、河北曲阳石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美术高校的意义
（一）高校是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传承的重要途径
地方文化传承大多经历过封闭半封闭模式阶段，传承方式主要为家族式教育、民间师徒式传习或以文化交流为主的社会教育。对于曲阳石雕而言，青年人不愿学习和从事这项技艺，老一代曲阳石雕艺人的石雕技艺传承后继乏人。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高校，学校教育就成为传播石雕技艺的重要阵地。
（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今社会，文化已经深深融入经济之中，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物质产品都包含著文化因素和文化内涵，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原发性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量，曲阳石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将曲阳石雕技艺通过河北高校教育传承和开发，有利于促进曲阳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高等院校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就河北省艺术院校教育自身的内在发展而言，曲阳石雕地处河北省境内，对于省内艺术院校雕塑专业及其相关专业有得天独厚的的优势，曲阳石雕艺术本身就是雕塑艺术中的瑰宝，艺术院校雕塑专业教育中将石雕作为一门技艺课程传承下来，不仅有利于学生个人的发展，而且对于学校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河北省高校美术院系参与曲阳石雕非遗保护工作的优势
河北省艺术高校结合省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河北省目前共有艺术院系高校50余所，分布在全省11个市区，具有独到的优势：把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课程纳入到整体的教学体系当中，学生通过学习能掌握石雕雕刻技巧，有完善自身艺术水平和传承作用；高校教师参与，有利于将实践转化为理论，相关专家、教师具有很强的挖掘、整理等基础实践工作转化成理论研究的能力，并对研究对象加以继承和发展，所以理论研究正是高校的优势所在；曲阳石雕是河北省的艺术瑰宝，对于它的开发与保护，本省艺术院校有直接的便利条件，也容易掌握相关非遗项目的真实历史和现状的资料信息，以及对此项非遗的理解和认知，当地高校都具有明显的地域优势。
本文为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课题来源：河北省教育厅，课题名称：河北曲阳石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高校美术院系传承与开发研究，项目编号：SZ128013
非遗传承的困难篇10
〔关键词〕湖南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文化空间
湖南人民在长久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创造了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内容丰富，体现了湖南区域乃至江南一带传统的审美与价值观念，也凝聚了这一地区深厚的传统文化精髓。然而，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大量湖南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得到保护性开发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尤其是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文化艺术门类的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多年依靠口头传承、言传身教，大多处于人存即存、人亡艺亡、人去歌息等境况，对湖南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十分不利。而当前的保护与传承措施往往流于形式和眼前，缺乏从理论高度和长远考虑出发的视角。为此，本文拟以文化空间为视角重新探讨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引起人们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深入思考。
一、文化空间视角的提出
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掀起了全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对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和政府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依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如何保护、如何传承，尤其是以什么样的原则、立场、理论进行保护与传承，一直是相关部门、学者研究和探讨的热点问题。他们吸收了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哲学、地理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及成果，从自身学术关注与追求出发，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地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给予了丰富且有价值的论述。其中，从国外研究引入的文化空间理论视角颇受学术界重视。[1]
在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即是“文化空间”，它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关键概念。其内涵指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具有特殊价值的事物的集中体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展示的集中场所，也是举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活动的特定时间。有的学者将文化空间提升至人类学的概念范畴，认为它是人类文化有规律性表达的地方。无论对文化空间的定义如何展开――是从地理上亦或是从抽象上，它都离不开四大关键要素，即象征、价值、符号与记忆。
在文化领域，象征是文化的一项基本内容，是文化独特性表现的意象载体。一个特定的文化空间至少有一个核心象征，它是该空间中所有成员认同的意识基础。至于象征到底有什么物化表现，其实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是否有象征，这种象征是否关系到整个文化空间的演替、兴废或变革。与象征紧密关联的另一个要素是价值。文化空间中的价值是所有成员的精神创造与积淀，对文化空间内的行为方式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价值的缺失，意味着文化空间将在不协调中陷入混乱。所以，对文化空间的保护同时也是对价值的保护，它与象征一起构成了文化空间的核心价值体系。如果说象征和价值是文化空间的抽象表达，那么符号就是文化空间最为形象和直接的表达了。诸如民族歌舞、服饰、饮食、建筑等都是文化空间中反映文化特性的符号。它是象征及价值的外在物化，也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最直接的工作对象。文化空间与文化本身一样，是历史与集体记忆的产物。记忆既是文化空间生生不息的动力，也是文化传承的主要内容。由象征、价值、符号与记忆构成的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领域的前沿理论研究对象，因而也是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的重要研究视角。
二、即有文化空间：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湖南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底蕴深厚、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独具风味。据不完全统计，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项目有近三万个，其中，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项目占据了一半以上，形成了湖南区域独特的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2]
（一）音乐文化空间。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反映民族价值、精神、力量、意志、幻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作为多民族聚居之地，从来不乏优秀的音乐文化资源。湖南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新化的山歌、麻山的锣鼓、桑植的民歌、澧水的号子、苗族和土家族的民歌等等。举例而言，在湖南湘西的苗寨，民歌有“五腔十调”之说，每种腔调都有不同的演唱方法和技巧，都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空间符号。“五腔十调”所表达的喜悦、悲伤、平和等情绪既是民族集体或个人情感的象征，也是对音乐的价值赋予。苗寨的山歌和湖南其他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是人们在长久的社会实践和艺术沉淀并传承下来的，是集体或个人历史记忆的一项艺术单元。
（二）舞蹈文化空间。湖南境内各个民族都拥有象征各自生活、风俗、劳动习惯的传统舞蹈。在邵阳、怀化、永州等地区，不论婚丧嫁娶，还是赛会迎神，亦或是农闲时节，舞蹈已经深入人们的“骨髓”，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湖南的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瑶族的长鼓舞、张家界的高花灯、苗族的芦笙舞、土家族的摆手舞、汉族的龙舞和狮舞等等。举例而言，土家族的摆手舞充分展现了这一古老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舞蹈动作象征刀耕火种、民族迁徙、捕鱼狩猎、传说神话、古代战事等广泛的社会历史内容。而土家族的另一项传统舞蹈――茅古斯舞，更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舞蹈”和“中国民族舞蹈的源头”。这种舞蹈记忆的历史传承在当今诸多研究者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充分证明了这一特定文化空间存在的悠久而深厚的底蕴。
（三）戏剧文化空间。湖南的地方戏剧历来都是中华戏剧艺林中的一朵瑰丽奇葩，花鼓戏、花灯戏、武陵戏、苗剧、湘剧等长期绽放于中国剧坛。举例而言，邵阳的布袋戏，集戏剧、木偶、表演等技艺于一身，具有新奇、精致而不失神秘的艺术魅力。而邵阳一带的苗戏和侗戏以其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色彩成为我国民族戏剧文化中的独立品种。这两种少数民族戏剧综合了说唱和歌舞艺术，不仅承载了苗族和侗族的传统文化与审美情趣，还象征着两族人民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乐生意识，成为两族人民绝不会遗忘的历史文化记忆。
（四）曲艺文化空间。湖南的曲艺文化与其他中华传统曲艺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民间歌唱艺术及口头文学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型和成熟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而湖南的曲艺形式可谓种类繁多，已知流传过和现存的湖南曲艺种类就超过三十种。湖南的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长沙的弹词、常德的丝弦、瑶族的谈笑等等。举例而言，湖南四大曲种之一的长沙弹词，以长沙方言为语言符号，以塑造人物故事为艺术主题，靠艺人的自弹自唱来反映长沙人民的生活习俗和价值观念，具有几乎与长沙城一样悠久、鲜明的历史文化记忆。
三、挤压文化空间：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困境
尽管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种类繁多、魅力无穷，但不可否认，其文化空间正在因多种原因遭受挤压、面临挑战，从而不同程度影响了不同种类的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3]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护措施多，实际履责少。当前，湖南境内各市县区对于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普查、申报等工作都比较重视，但这些工作往往不具有持续性和系统性。当普查和申报结束，相关工作机构即被撤并，工作人员也大多返回到原来的本职工作中去。根据调查走访的结果，很多相关机构办公室要么没人上班，要么只在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室内空空如也，更有甚者连专门的办公场所都没有。如此，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研究人员、从业人员的研究与职业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对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也只能停留在文件中，不能很好地得到执行。
（二）传承有困难，状态无改善。对于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在受保护的平台上能获得定期的、有计划的演出是保障生存、实现传承的基本手段。然而，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出既缺少平台，又缺少计划，它往往只有在应邀参与红白事演出的过程中才能与人们见面。此外，由于湖南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众多表现形式都是以古老声腔或简单舞姿为载体，很难吸引年轻人拜师学艺。而年长的艺人们也很少以此为生，往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务农或经商上方能保证家庭经济来源。在湖南，除了那些最有代表性或影响力比较大的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外，很少有艺人能获得相关生活补贴。缺少基本生活保障，让实际负责传承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人们难以安下心来表演和传承，更不会去深入思考这一文化遗产的未来。例如前文提到的邵阳布袋戏，目前获得正式承认的传承人只有一位，这项文化遗产不得不面临断代甚至灭绝的窘境。
（三）矛盾未厘清，原味渐消散。多年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一直是一个矛盾的话题。不少学者认为，遗产是祖先留给后人的，后人对此能做的只有保管好它，并把它原封不动交给下一代。但现实的情况是，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现代科技和现代意识的作用下被创造、包装和发展。例如湖南的花鼓戏，有着近两百年的历史，早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表演模式和艺术记忆。而现在当人们一提到要保护和传承花鼓戏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去创新发展花鼓戏以适应所谓“时代的要求”。如此一来，著名花鼓戏《刘海砍樵》中的“胡大姐”在很多演出场合要么打扮得时尚靓丽，要么穿着艳丽妩媚，原本勤劳智慧、朴素善良的胡大姐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被艺术新潮流包装得五光十色的新人物，“遗产”失去了它原本的底蕴和韵味。
四、拓展文化空间：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面对上述问题和困境，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迫在眉睫，只有站在文化空间的理论高度，以扩展文化空间为切入点，才能为这一保护与传承提供尽量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4]
（一）注重文化空间整体保护。包括湖南在内，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存在一个误区，即将关注点集中在单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客观割裂了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从而忽略了它们共生共存的文化空间。湖南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同样存在这一误区，既缺乏历史纵向的联系，又缺乏空间横向的串联。例如湘西不同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文化从来不存在时空上的绝对隔绝和独立，而是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它们的象征意义、价值观念、艺术符号、集体记忆等多有相似之处。既如此，对这类遗产的保护就不能各自为阵，而要将它们放在一个大的文化空间背景下加以对待，保护它们共同的象征、价值、符号和记忆。
（二）融入文化空间生产观念。关于文化空间的生产观念是欧洲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贡献之一。其核心内容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要坚守传统、保护古旧固然值得提倡，但绝不能无所作为，必须通过文化产品的生产传递传统文化的观念和价值，使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物或承载物得以继续存在。这也是目前国际上在文化空间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受到广泛认可的保护理论模型。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空间的生产并非要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来面目，它更多偏向于文化的复制，既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延续性和观念延续性，又扩大新的、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湖南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融入文化空间生产观念，就是要将诸如苗寨歌舞、侗族戏剧等带出偏远的深山，通过新兴的媒体宣传手段原汁原味复制给更多的人欣赏，让他们在了解中接受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韵味的熏陶，在接受与熏陶中自觉保护和传承这一遗产。
（三）扩大文化空间传承需求。正如前文所言，传承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物质动力，也就缺乏人才资源。有鉴于此，要尽量开拓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要广泛调研和认真研究原有文化空间中的原住民和新开拓文化空间中的现代人，他们对于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渴求和生活质量要求。单纯注重物质、经济要求和利益是不能为传承提供不竭动力的，只有在加大宣传和复制力度的同时充分获得文化空间内人们的反馈信息，才能及时了解和把握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所处的空间环境，进而有的放矢采取补救或助推措施。例如对长沙弹词的传承，绝不缺乏会说长沙方言的年轻艺人，需要思索的是，如何满足他们的要求，将他们吸引到合适的艺术学校教育体系中，有规律、有计划、有目标地传承该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面临保护与传承困境的现实情况下，有必要站在文化空间的理论视角下，认真审视不同文化表演形式的象征、价值、符号与记忆要素，注重整体保护、融入生产观念、扩大传承需求，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做出表率。[5]
参考文献：
[1]顾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2-43.
[2]刘鸣泰.湖湘文化大观[m].长沙：岳麓出版社，2003：1-3.
[3]孙文辉.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9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