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文化制度篇1
为进一步准确把握我市社区文化活动的动态，广泛收集社区文化活动的信息，激励社区文化指导员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满足社区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制定本制度。
1、积极了解、收集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活动信息，掌握社区文化活动特点、队伍现状等。
2、每月月底前填报信息反馈表，真实反映社区文化需求及存在问题、意见和建议。
3、文化指导员应及时向社区传达区、市重大文化活动、赛事等信息，并根据社区需求给予必要的指导。
4、各级文化指导员进社区工作领导机构对社区文化活动信息要及时进行汇总、分析，并研究确定服务内容和工作措施。
文化指导员进社区活动考核制度
文化指导员考核制度是文化指导员进社区工作的重要部分，是一项基础性管理工作，是激励文化指导员积极努力地开展工作、促进文化指导员队伍素质提高的重要方法。
1、实行月度考勤制度，重点考核文化指导员《信息反馈表》的上报、参加会议活动和当月工作开展情况等。
2、实行年度考核制度，对工作业绩显著、工作表现突出的文化指导员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不能履行职能的文化指导员给予批评，直至取消文化指导员资格。
3、考核重点检查信息反馈制度的执行情况、工作职责的履行情况、社区文化活动开展情况、社区文化团队建设情况等内容。
4、实行文化指导员工作评议制度，由区文化指导员进社区工作领导机构负责定期征求社区领导、居民对文化指导员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个人，提出工作要求。
5、实行市、区（市）分级管理考核制度，考核工作以县市区文化部门为主体，按要求实施。市文化指导员进社区工作领导机构负责对县市区工作的督促检查以及重点示范社区工作的开展。
文化指导员进社区活动工作制度
为进一步促进镇江市社区文化工作的全面发展，将文化指导员进社区工作推向新的层次，全面调动全体文化指导员工作积极性，特制定有关工作制度：
1、接受文化指导员进社区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的领导，妥善处理好本职工作与社区文化指导工作的矛盾，认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2、在社区的领导下，协助组织开展各类社区文化活动。每月到社区指导不少于0.5个工作日，要根据社区的需求，做好服务指导工作，做好文字记录备案。
3、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每半年召开一次各县市区参加的文化指导员进社区工作交流推进会议。
4、积极创造条件协助社区组建社区文化活动团队，建立健全团队的管理制度和活动计划。
5、配合社区努力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一年中必须为文艺团队排演文艺节目1—2个、组织各类活动1—2场次，并积极为社区文化活动出谋划策。
社区文化制度篇2
【关键词】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现状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与经济社会双转型的发展时期。文化作为城市发展最突出的标志，研究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文化①，而与快速城镇化相伴生的却是对文化意义的忽视②。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单位办社会逐步演化为社区办社会，“社区”在城市中的地位发生变化，肩负起更重要的时代责任；同时不同阶层、地域、职业和文化背景的人在社区中集聚、碰撞和摩擦。毋庸置疑，社区文化作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最基层③，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对于解决新时期新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基础较好，历程较长，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与新时期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文章选取天津中心城区的17个城市社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以期能摸清基本情况，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为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提供思路和参考。
调查与设计
为保证调查研究的客观性与全面性，以社区区位、规模大小、发展与成熟程度、居民形态四个因素为评判标准，笔者选取了天津中心城区的17个城市社区为调查研究的案例。关注社区文化活动的季节性特点，调研于2013年4～10月分三个阶段实施。2013年4～5月是第一阶段，主要采用实地勘察的方法，进行预调研和基础摸底工作。2013年6～9月是第二阶段，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鉴于社区文化内涵的抽象性，采取了随机发放并面对面辅导填写的方式，使得问卷的有效性达到百分之百，根据社区规模与成熟度的不同，分别发放50、70和80份问卷。2013年10月是第三阶段，采用“质性研究”中深度访谈的方法，本着很强的目的性与针对性，选取了20位社区居民和10位社区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在社区居民的选择上兼顾了文化活动骨干、积极分子和一般居民，共获得30份有效访谈样本。
笔者设计了分别面向居民与管理人员的两套问卷，问卷以单选题和多选题为主。针对管理人员的问卷共有18题，分为个人基本情况、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认知、评价与诉求3个部分。面向居民的问卷设计有40道题，涉及到居民的基本情况，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参与和认知、评价及诉求，对物质文化设施的使用、评价与诉求，对制度文化的了解与评价，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5个部分。
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
精神文化层面。精神文化是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精髓，指根植于内心的心理意识、信仰和价值观，以及外化的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等④，归并为两个方面：心理层面的价值观念文化与表征层面的行为活动文化。
一方面，心理层面的价值观念文化。笔者从居民文化程度、、认知水平、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从问卷分析看，天津城市社区居民整体文化水平较高，以高中和大学学历为主，分别占到了33.4%和49.8%。大部分社区居民无，由于民族构成的特点，在回族集聚的社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占一定比例。居民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认知有着普遍性和局限性并存的矛盾和特征，居民对城市社区文化及建设普遍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但对社区文化建设的理解又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体系和功能作用的认知比较片面。
居民对社区有一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表明天津市近年来社区文化建设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邻里之间的相熟度和交往性不高，社区荣誉感和主人翁意识不强。而且在调研中还发现，成熟、环境好、设施完善的社区，其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强，而人员构成复杂、较新、环境差的社区相反。
另一方面，表征层面的行为活动文化。行为活动主要表征通常是社区文化活动，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发展的历史悠久，但是类型单一、内容老套，各社区之间雷同、复制，特色不突出，根据社区特点和居民需求组织的文化活动很少。据实地调查和居委会访谈结果整理，大部分社区的文化活动首先以歌舞活动为主，其次是一些固定的节日演出或慰问活动，这也是导致社区文化活动居民满意度与参与度低的重要原因，有很多居民有良好的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期望，但是却很少或不愿意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对于已经开展的各类文化活动，社区居民的满意度都不高。
物质文化层面。物质文化作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物质载体和硬件设施，在给社区文化活动提供场所的同时，更是城市社区文化直观、具体的表现，可分为物质设施文化和物质环境文化两个方面。⑤
一是物质设施文化，即城市社区文化活动实施的设施和场所。各社区都有一些基本物质文化设施的配置，如广场、健身器材、活动室、宣传栏等，但各个社区差异较大，共性问题也非常突出，数量少、面积小、后期维护脱节、更新缓慢，室外场所和设施的使用率相对较高；室内场所和设施使用率普遍较低。就室外场所与设施而言，数量与面积都存在大的缺口与使用率低下并存的矛盾，一方面是数量少、面积小的问题非常突出，而另一方面却是使用率并不高，甚至因长期不用而残破不堪。。而室内场所与设施，除了数量与面积上的硬伤之外，开放时间短、开放度不高是最突出的问题，很多社区的室内设施和场所形同虚设，居民很难接近和使用，反映出室内文化设施建设和宣传工作的薄弱。
二是物质环境文化，可以直接体现一个社区的文化特色、水平以及居民素质，表征为城市社区的建筑风格与色彩，小区的景观和绿化，以及各项环境设施与小品的设计、使用和维护状态等。物质环境文化的水平主要受前期规划建设和后期管理维护两个因素的影响，整体来看，新建设社区的前期规划建设水平要整体高于建成年代早的社区；而从后期管理维护角度而言，物业管理的有无、管理水平的高低是关键因素。综合调研的17个社区，建筑形式多样，但是色彩和风格都不能体现城市特色，维护管理跟不上，很多建成时间不长的社区外表也因风吹日晒而显得十分陈旧。在景观绿化与环境小品上也相对比较传统，没有考虑社区人群构成特征；几乎每个小区都存在私搭乱建现象，有的社区绿地、环境设施和小品的破坏还非常严重，居民对社区物质环境文化的满意度不高。
制度文化层面。制度文化作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顺利而持续开展的约束和保障，可分为规章规范以及组织机构与人员配置两方面。⑥
一是组织机构单一、人员配置薄弱。目前天津各城市社区的文化活动主要由居委会负责组织进行，物业起辅助作用，个别社区有业主委员会起一定的协调作用。很少有驻区（外）单位（机构）参与进来。各社区均设有文化专员的职位，或是文卫兼管，也有文卫与其它方面负责相合并的，但是文化专员的专业特长堪忧；社区都有一些居民文艺骨干，有比较固定的文化活动团队；但是专业文化人才短缺，几乎没有社区与专业文艺团体建立长期的对口联系，另外所有的社区都缺少文化活动的专业志愿者。
二是制度庞杂、针对性不强、宣讲不够。所有社区的各项制度、规章、规范都很健全，内容庞杂；但是缺乏特色，缺少针对自身的制度建设，绝大多数社区自主制度建设不积极，特别是几乎没有专门社区文化建设的制度；而且制度的形式化严重，宣讲不够，对社区居民的约束力极低，社区居民对社区制度的关注度和评价较低。
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转变观念，加强认知。通过实地调查研究，笔者体会到观念和认知是影响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首要因素。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功能和作用的认知不够深刻、比较片面，不能从其对居民个体、社区和城市发展的作用机制和深层动力进行理解。在观念上重表面轻实效，最突出的如制度建设，所有社区的各项公约、制度、组织健全，但实施成效弱；物质层面，各社区都积极进行基本物质设施的配置，但是其利用与开放情况却不尽如人意；精神层面，主要组织一些例行的文化活动，参与人员固定化、核心化。
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强认知。只有正确认知社区文化建设的功能和内容体系，才能树立建设社区文化的正确目的，采取有效措施，发挥社区管理人员、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一方面，强化对社区文化建设功能的理解。社区文化具有多位一体的功能，从微观上讲，对居民个体具有娱乐、教育和塑造功能；从中观上讲，具有对社区进行规范、协调乃至融合的功能；从宏观的角度看，可以起到城市的文化传承、城市稳定和和谐的作用，因此其功能的深远意义在于其对城市发展所起的深层次作用。
另一方面，提高对社区文化建设内容体系的认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体系是多层面的严密组成，与广义文化的内涵相对应，包括核心内容―精神文化层面、物质载体―物质文化层面和制度保障―制度文化层面，各层面互相制约，缺一不可，忽视任一方面的建设都会影响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效果。
明确地位，确立主体。制约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文化建设在社区建设中的地位不明确，城市社区居民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不明确。
其一，明确文化建设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灵魂和核心地位。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很多社区对文化建设形式上很重视，但是行为上支持的力度较弱；社区文化建设在有些社区中处境尴尬而矛盾，拔得高却落点低，提得多却做得少，务虚不务实的状况比较普遍；很多社区重物质空间环境改善而轻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显然不能满足社区发展的基本概念。
其二，确立社区居民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构成主体，理应且必须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处于中心地位，而目前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远未建立，政府、社区组织处于整个社区文化建设的主体核心地位，社区居民被边缘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缺乏，社区观念淡漠，对自身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缺乏认知；另一方是社区文化建设方面的低透明度，造成了很多居民对社区文化建设的方法、内容、参与缺乏了解，这种参与主体的尴尬性造成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效果不明显、文化建设活动虚假繁荣、文化建设的普及性差。⑦
摸清现状，以评促建。调研过程中，大多数社区管理机构都反映出了对物质文化设施的迫切需求，其次是社区文化资源的匮乏。笔者在访谈中得知社区中有大量有文化特长的居民存在，有很多文化资源可以挖掘。而评估则是解决这种矛盾的有效手段，通过建立科学、合理、完善的评估体系，以评促建。
首先，以评估为契机，对社区内外可利用、可挖掘的文化资源进行摸底、调查工作。重在人才资源的发掘，对社区内部有文化特长和一定文化造诣的居民个体进行调查、建档，同时摸清区外可供利用的艺术家个人、团体或志愿者的情况，建立合作关系；摸清社区内外的物质文化资源，明确社区内的物质文化设施水平和环境水平，积极开拓社区周边可供利用的物质文化资源。其次，以评估为契机，提升、改造社区的物质文化设施和环境水平，丰富文化活动类型，提升文化服务水平。最后，以评估为契机，找出差距，站准位置并注重挖掘特色。目前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雷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差，而且各社区的亚文化特色不突出，各社区一定要立足自身优势，挖掘特色资源，注重在传统文化传承的基础上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
完善机制，拓宽渠道。建设运行机制不合理与资金缺乏是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面临的共性问题。就运行机制而言，目前的文化建设行为基本上是在政府倡导下自上而下进行的，导致社区管理机构很忙，社区文化活动流于形式、浮于表面。而专项资金缺乏确实是一个难题，目前的文化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上级拨付，且额度有限，资金不落实，各项文化活动的组织、物质设施的配置与日常维护都难以实现。
一方面，完善工作运行机制。作为基层文化建设，培育社区文化自下而上的建设力量，充分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提高社区管理人员的工资待遇和福利保障，调动其工作热情；建立文化人才培养机制，定期对社区管理队伍和社区文艺骨干进行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能力。
另一方面，拓宽筹资渠道。改变目前单一的文化建设资金来源，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努力拓展资金渠道，积极吸纳社会及居民赞助，力争建立“三位一体”的以政府支持为主、市场化运作筹资为辅、社会及居民赞助为补充的资金筹措系统，适时建立社区文化建设基金，实现自我循环和良性发展。
（作者分别为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讲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天津市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C12025）
【注释】
①刘士林：“关于城市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现代城市研究》，2013年第4期，第35～37页。
②柏巍，刘昆轶：“城市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策略探索―以上海静安区为例”，《现代城市研究》，2011年第6期，第66～72页。
③郑萍：“文化民生视野下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1年第18期（11），第115～118页。
④杨贵华：“重塑社区文化，提升社区共同体的文化维系力”，《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5期（3），第92～98页。
社区文化制度篇3
1.社区文化设施建设发展不平衡。由于社区领导的重视程度和经济投入不同，社区文化设施建设表现出较大的地域不平衡性。新旧小区的文化设施差异大，活动难以开展，一些社区自筹资金建起的文化设施，由于缺乏后继的经费保障，也是形同虚设，远远不能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
2.社区文化建设经费投入不足。尽管街道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但调查结果显示，经费不足仍是影响和制约社区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由于尚未把社区文化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缺乏硬性指标保障，导致社区的文化经费投入处于空白状态，造成社区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开展缺乏经常性、持续性。
3.社区文化建设长效管理机制未建立。一些社区尽管有图书室和活动室，但缺乏专人管理，导致图书破烂残缺、缺三少四、球台缺网少拍，影响了文体活动的正常开展。还有很多文化活动的创意很好，但是“一阵风”就过去了，未能形成制度化、常态化。
4.社区基层文化工作者匮乏。基层文化工作者是社区文化活动开展的基础。但目前，仍有部分社区文化专干空缺，技能培训等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加之基层文化工作者老龄化严重，虽有工作的热情，但无法满足工作的需要，文化工作者整体素质亟待提高。
5.社区居民对文化活动参与热情不高。社区文化作为一种群众性文化活动具有娱乐休闲和宣传教化双重功能。除提高社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外，更有促进居民间交往、强化社区的凝聚力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作用。
6.社区文化活动参与群体比较单一。目前社区在组织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时，70％以上是老年群体和下岗、失业人员，他们多数属于文化发展的“弱势群体”，而社区文化的“强势群体”（在职中青年和学生）参与的并不多，造成社区文化活动参与群体单一，难以形成强劲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二、加强社区文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1.建立多元化社区文化建设的投入机制。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对区域整体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政府应有计划地加大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老旧小区的投入力度。统筹社区文化建设的经费需求，制定持续发展的社区文化投入机制，确保社区文化经费的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
2.加强对社区文化的制度化管理。在社区文化建设中，要加强政策引领，制定切实可行的社区文化发展规划，出台统一的文化工作制度，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推进社区文化建设的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进程，真正做到社区文化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提高资源利用率，为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完备的保障。
3.完善社区文化网络。以社区基层文化为龙头，以街道、社区以及驻区企事业单位为阵地，利用文化大篷车、社区文化节、社区影院、社区廉政文化大讲堂等载体引导群众广泛参与，开展公益与有偿相结合的文化演出及各类教育培训，使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修养和不同情趣爱好的群众能各展其长，各得其乐。
4.加强文化工作者队伍建设。社区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一支精干的工作队伍。而要培养和造就一支精干团队离不开定期的专业培训。
社区文化制度篇4
ス丶词：社区治理；离退休党员；社区制度；民间组织；社区文化
ブ型挤掷嗪:D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5-0044-05
收稿日期：2008－08－17
作者简介：
陈建中（1949－），男，浙江杭州人，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副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功能性结构趋向合理分化。对离退休党员的组织设置，也随着单位制的式微，由一以贯之的单位管理模式向属地化社区型转变。
ダ胪诵莸吃苯社区，以整体素质优势带来了社区治理的资源规模和人才存量，从群体特征分析，这种具有驱动力和促进作用的人群可称为“群众结晶”［1］（p46）。但同时，离退休党员是个动态增长并趋向老龄化的群体，在原体制内形成的“单位习性”制约着对社会化管理的转型适应；他们在社会身份与社会利益群体分化同质的趋势下，会产生由“单位人”转换为“社会人”的压力输入和心理变化问题。于是，探讨社区治理背景下的离退休党员管理模式，使他们的政治生命和自然生命同存共续，也使社区治理创新，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オヒ弧⒋葱吕胪诵莸吃弊橹方式和活动方式，推动社区党建融入社区治理
オド缜是国家与社会的链接。社区治理，是一种实现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多元参与，在对话和沟通中形成良性互动、诉诸公共利益，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反映出公民利益诉求的大规模增长，许多国外政党也把社区作为政党摄取政治资源的重要途径，丝毫不懈怠地在社区争取选民、吸引民众有限的政治参与、乃至发展党员。例如，英国工党党员必须在社区中扎下根［2］，新加坡的社居委工作人员多数是人民行动党的党员，绝大多数的议员是该党社区支部书记［3］。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社区工作与政党的社会工具性相吻合，与党员的责任义务和历史使命相契合。有人认为社区治理与党建无关，那是“忽视了党建也是社会，即没有从社会学角度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党建。”［4］(p256）但若党在社区仍然保持原有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也不可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领导。因此，要利用离退休党员纳入社会化管理的契机，创新社区党建与社会工作相结合的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
ナ紫龋要使离退休党员对社区管理产生心理认同，重构主体意识和心灵归属感。一是要有亲和力的组织关系接转。接转双方党组织和离退休党员座谈，社区干部及时家访都是不可或缺的程序。二是优化党组织设置。按照有利于党员分类管理、发挥作用和方便就近的原则，以职业特点、生活方式、兴趣爱好为纽带，设置“同事”型党组织、功能性党组织、居住相对集中的楼道党组织等。三是丰富组织生活内容和提高组织生活质量。党组织活动要从一般的政治活动扩展到维权领域、对党员开展生活服务和社会参与服务。通过参加制定党员行为规范、党务公开等制度，确保离退休党员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テ浯危通过动员、激励、组织和创造机会，提高离退休党员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度。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何况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是党员的权利，也是他们再社会化的切入点，如果离退休生活无所事事，孤独、失落、社会隔绝将是身心健康的杀手。因此，社区要多方面提供舞台，引导他们“夕阳增辉”：一是在公益活动中踊跃参加“党员志愿岗”。参与社区的治安巡逻、“邻里守望”、“楼道管家”、结对帮扶等。二是成为优秀的社区工作者。参选居委会、业主委员会、老年协会、各类志愿者组织负责人以及居民代表等；受聘为政策法规宣传员、民事纠纷调解员、环境卫生劝导员、计划生育指导员等。总之，离退休党员有为社会服务的强烈愿望，群众也很喜欢这样的“好人加能人”,他们是社区志愿者的主体，对社区的特点、需要和不足知根知底，能够推动社区自治有的放矢地健康发展。
ピ俅危要深度开发离退休党员的潜能。毛里齐奥•科塔认为“政党还具有一种集体的身份：它唤起了一种传统、一种精神，一种‘我们的感受’――这些东西本质上就值得珍惜并必须加以维护”［5］(p50）。而且，离退休党员占社区党员的比例最大，因此，要将他们中身体健康有领导能力的同志吸纳到社区各级负责机构中来，让熟悉党务的同志担任“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指导员和管理流动党员的联络员。建立“专题”类党组织，例如，教育青少年和矫治“问题青少年”的“关心下一代讲师团”，化解矛盾纠纷、倡导社区新风的“邻里公德评判团”。激发他们对电脑的兴趣，形成“互联网虚拟”型党组织。在网站中设置支部在线等特色栏目，开展离退休党员喜闻乐见的网络主题活动。确定流动党员网络“上线日”，解决他们中因兼职、探亲带来的教育管理难题。把社区基层党组织全部联入局域网，分享彼此的经验，以“网络民主”延伸民主评议的空间，改变传统党建工作的分散性和相对封闭性。同时，党建网站开通便民服务台和“爱心传递”网，使党群沟通和社区治理随着社区党组织网络化覆盖而跨上新台阶。
オザ、支持离退休党员多维度参与社区民间组织，优化多元合作的社区治理格局
オス际经验表明，社会治理经由社区治理［6］。而社区治理是建立在基层民主之上的公共管理，民众有权探寻一种对环境和社会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国的社区治理体制必然要放弃传统的垂直“管制”模式，向自治型转变，构建起政府、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之间水平式的交流、协商、合作互动的新关系。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通行的社区自治是社区业主大会投票表决制，去年我国宁波市社区居委会实行了直选［7］。但总体上看，现代社区的主要功能――社区公民的塑造和社区草根性的自治自助，是不够的。其中，社区的离退休党员政治参与程度偏低和参与渠道单一，也制约了社区治理。
バ商民主是实现社区自治的最佳途径，“在这种形式中，公民参与机会的不断增多被认为是可能的和备受期望的。”［8］(p102）戴维•米勒认为理想中的民主必须满足三个核心条件：包容性、理性和合法性［8］(p140）。根据我国国情，离退休党员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丰富的社会阅历，是具有“协商理性”的群体，加上在社区有户籍、业主等多种身份，能综合代表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参与达成的决策更具有社会正义性。
ゲ唤鋈绱耍在社区的凝聚、整合、推动公民社会发展中，离退休党员是具有较高政治素养的一个群体，应该充分挖掘和利用他们蕴涵的政治资源、管理资源，支持他们参与决策、执行或监督社区的公共事务，有利于社会治理无缝隙地过渡到国家治理，形成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节约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成本。
ゼ于强行政与弱社区错位以及市场失灵，需要社团为纽带来协助调节，“它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9］，成为社区发展的新主体。十七大报告提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因此，要支持离退休党员多维度参与社区民间组织。他们需要各种组织归属，参与政府组织和上级党组织的事件，可以看作是垂直参与；他们自主地活跃在社区，创造新的联系纽带，可以看作是水平参与。民间组织有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能够克服参与者认识的局限与民主包容性之问的张力，离退休党员可以在晚霞理事会、老年协会一类“透气”设置中舒缓心态，解决失落感、爱发牢骚等离退休综合症，学习以民主的方式生活和处理问题，培养一种有关个人价值和胜任能力的感觉，创立一个有爱心、可持续的社群。同时，增强离退休党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组织能力，其示范和辐射作用能够激发社区民间组织的内生力量，是推动基层民主和群众自治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
ブ凑党在社区拥有更多的社会组织支持，有利于领导社会治理。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把一些新组织改造成为政党维系社会整合的组织，相继成立了许多社区机构［10］(p226），这对于避免社会的碎片化是极为重要的。离退休党员活跃了社区民间组织，并且与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以及社区工青妇群众组织的互动，显示了社区自治主体的多元化。这需要有一个主导性的、有效的政治力量来协调和推动，而能全面覆盖社区的，只有党组织。新公共治理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必须按照条块结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的原则，建立健全社区工作协调机制和社区综合治理机制。离退休党员在社区的认同程度较高，这种把公民自主结社与发挥离退休党员表率作用相结合的方式，不是动员式而是自主式向社会组织输入能量和渗透党的影响，扩大了党的工作覆盖面。
ネ晟频纳缜治理要使服务成为合作治理中的核心伦理价值。“社区工作最终是关于社会正义的事业，尽管它也是关于民主的事业”［10］。要优化为老服务，使离退休党员养老安老，同时以系列化服务把社区居民都包容进来，处理好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关系，形成凝聚党员与凝聚群众相结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一是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市、区、街道和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社区公共产品的投入；工会要完善退休职工维权和帮困救助工作机制；劳动保障局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解决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中的具体问题；民政局要进一步加快社区老年服务设施和服务网络建设；社区要了解离退休党员家庭住址和家庭情况，加强在生病住院和重大节日时必访的规范服务。二是完善党内关怀帮扶机制，把对离退休党员的教育、管理渗透到服务之中。建立党员互助基金和开发社区保安、保绿、保洁等公益性岗位，解决提前退休党员的再就业问题；对年迈体衰的党员，实行相当于荣誉党员的关照。三是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开设社区老年护理院与康复病区；开展家庭巡诊、精神卫生和临终关怀等基本医疗服务。四是构建“社区共同体”。把社区所在地的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很好地“组织”起来，实现资源整合与共享。例如，在企业离退休党员集中居住的社区，如果企业不再问津会损害他们的情感纽带而产生负面情绪。因此，要以协议形式建立企业的继续关怀机制，坚持企业与社区党组织联席会议制度，提倡企业选配离退休或在职的党务干部到社区任职，给社区提供离退休党员活动设施、活动经费等支持。
ハ匀唬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将一些公共事务交由社区民间组织来处理，是实现有限政府的有效举措。社区民间组织能够提供家政服务、心理咨询、政策法律咨询等多样化产品服务。政府应采取“项目委托”、“购买服务”等方式调动民间组织积极性；由于离退休党员广泛参与社区民间组织，也开发了离退休党员丰富的自治资源，使社区服务效率更佳、政府行政成本更低。
オト、完善离退休党员社会化管理制度保障，促进社区制度需求与政府制度供给均衡
オド缜是有效的治理城市基层社会的制度安排，但在实践中，存在相关制度的缺失，制度供给不足是限制离退休党员参与公共事务和待遇受损的主要原因。发展政治学认为：“无论是无制度的参与还是无参与的制度均不可取，因为前者无政治稳定，后者无政治发展”［12］(p345），而社区承接行政事务职能的路径依赖，会影响新制度的导入。
ド缜治理要通过制度的创设，降低交易成本。“制度框架能增加逃避义务的风险，增强互利合作的习惯”［13］(p11）。而政府往往根据自身的政治需要来供给社区制度，这就导致政府制度供给与社区居民需求的非均衡状态，使得社区自治权利为政府行政权力所吞噬。因此，必须避免“行政化”倾向，对社区实施柔性管理。首要是加强信息管理系统建设，为政府、社区、居民三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引导公民以积极、理性的心态主动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使各种利益诉求进入政策议程，最终由公共政策予以回应。从共产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角度看，离退休党员可以组成全方位的社区信息网络队伍，也可以在他们当中聘请信息员，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治理偏差，促进社区制度需求与政府制度供给的均衡。
ド浦尉褪鞘构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14］。完全排斥政府的社区自治是行不通的，所以，多元社区治理是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的对接，是政府依法行政与居民依法自治的互动。
ヒ匀宋本的施政理念在于构建服务型政府，当然要关照社区制度的需求，而且要有具体的服务政策的制订和资金投入。以杭州市为例，政府设立企业退休人员管理服务中心等专职机构，出台系列文件，坚持“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夯实“有人干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有场所做事”的服务基础。给社区聘用专职管理服务员，配备离退休人员服务保障专用面包车，每年较大幅度地提高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经费和节日慰问费。中国特色的社区自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仍以杭州市为例，市委办公厅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创建标准的社区党建活动阵地，配备社区公职化党务工作者。市、区和街道供给社区的政策都把离退休党员作为考虑重点，社区党委还主动与民政、财政、卫生等部门和原离退休单位沟通协调，切实落实好离退休党员各项待遇。
ネ晟频纳缁嶂卫碛Ω醚裢怀錾缁峁正的社会政策。我们恰恰在社区治理中存在制度，行政事业单位的离退休党员还没有实行属地管理，改革后社会保障制度分轨，企业退休职工的待遇只有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的一半左右，这是社区产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从长远看，党整合社会的基础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化是大势所趋，党组织的社区化有利于将来按选区比例民主选举代表时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树立社会建党思想，构建全体离退休党员社会化管理的党建工作新格局，应该考虑建立在全体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的制度设计架构上。
ス菇ê托成缁峋鸵合理调节阶层利益关系，积极引导阶层心理融合，以免体制内的利益诉求转变为体制外的利益冲突。中共十七大将“老有所养”作为民生工程载入工作报告，在社区的困难群体主要还是企业退休老人，其中离退休党员往往是群体政治参与和利益博弈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党不仅是其成员工具性利益的来源，而且也是表达性利益的来源”［5］(p50）。因此，在制度保障和供给中，只有切实重视和关心离退休党员的政治生态、社会心态和福利待遇，才能使社区成为党和政府整合社会、动员社会，实现有效领导的重要平台。
オニ摹⒎⒒由缜文化建设中离退休党员的“主角”作用，在文化轨道维系社会整合
オド缜是异质性社会共同体，生活着不同文化、政治和经济背景的居民，由于价值取向、道德追求和思想活动的差异，会出现纠纷、等问题，显露社区治理的脆弱，必须开展社区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多元社会意识，增进社区居民对根本利益一致性的认识。社区党建从重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和做好离退休党员思想政治工作的角度，针对少数离退休党员的理想淡化、道德退化、风气低俗化现象，也必须占领社区文化建设的主阵地。
ネ时，社区文化是建设社区居民精神家园、改善人居生活环境和提高社区治理能力的有效方式。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社区治理通过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可以对某些公共资源系统成功地实现适度的开发与调适。”［15］(p10）社区需要开发与调适的最大公共资源是文化，关注文化也意味着关注人们社会化的方式，它们构成了社区组织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ド缜面临人口图式与党员构成老龄化的挑战，在配置社区教育和文体活动资源时，要支持离退休党员追求丰富多彩生活和多方面价值的实现。由于离退休党员是学习型社区的标杆，再学习是他们与时代同步、再社会化和心理调适的切入点，因此在建立社区学院时，要开办老年大学；由于离退休党员要有各种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动，因此建立社区文化队伍，必须有“夕阳红”一类的文艺团体；由于离退休党员喜欢健身锻炼延缓衰老，因此，社区要努力开展娱乐型体育活动，普及社区全民健身设施要增设适合老年人特点的健身设施。
ト宋木神是社会治理的灵魂。从社区居民的生活品味和邻里关系的协调到确立现代公民观，提升公共意识、环保意识、参与意识和文化素养，都是社区人文环境的组成部分。然而，有的社区文化参与率不高、参与目标层次低；离退休党员缺乏活动平台，作用边缘化。当政府依赖行政来推进社区文化时，居民往往“用脚投票”。这是由于“在社会中被低估和边缘化的人们会形成联合行动的阻力”，“只能在一个更强调民主的社会里鼓励人们的参与。”［16］(p63）
ケ收咴诤贾菔薪汀社区调研时发现，离退休党员联手社区“在职党员联络站”打造多层次多形态的社区文化综合体，形成了高参与度社区。一是尊重地方文化特色，社区越剧票友组团演出，使社区文化向品牌化发展。二是开发多元文化资源，有6支以离退休党员为主体的文体团队，既自娱自乐，又巡回表演和参加市区比赛，扩大了社区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三是人人参与，举办以弘扬邻里和睦为主题的“邻居节”、纳凉晚会、文化艺术节、社区运动会和“五好文明家庭”评选等活动，给居民提供合作、互动和归属感的载体。四是美化、绿化社区的空间景观，创造既安全方便又优雅舒适的生活环境，展示出社区的文化品位。五是充分利用社区网站推动社区文化的共享和共建，以及通过网络论坛培育公民意识与协商民主的政治文化。江汀社区这种充满活力的文化，是持续提升生活品质的动态刻画。
ヒ虼耍建设社区文化要抓住离退休党员这支最活跃的主力队伍，他们丰富的工作经验、组织能力和对文娱活动的偏好，可以成为社区文化教员、志愿者和党的社会活动家。他们赋闲后，把精力转移到旅游参观、歌咏演出、书画摄影、健身休闲等活动上。实质上是用健康的生活情趣、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高尚的道德情操诠释党员先进性，用这种率性的文化表达来展现身份与政治理想的一致性，从而在社区创造一种新的社会语境与话语体系。社区还要经常组织他们参观“城市新变化”和各种展览，感受社会脉搏；时常组织青少年和老同志之间慰问与革命传统教育的互动，使离退休党员在关心下一代中得到快乐和尊重，提升荣誉感。总之，社区文化活动让离退休党员“亮身份、亮形象、亮风采”；社区文化建设促使社区治理实现资源最佳配置，从而在文化轨道进一步维系社会整合。
ゲ慰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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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文化制度篇5
我国对于社区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是，由于理论界对社区文化的研究角度不同，故而对社区文化的含义也有不同的界定，目前仍然莫衷一是。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人们所创造、孕育、形成的人文环境、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总和。”[1]也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指的是特定社会区域当中人们各方面的行为所构成的文化生态系统。它既包括这一区域内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包括该区域内社会成员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生活习俗、审美方式、娱乐时尚等。”[2]
对社区文化的认识，学术界的很多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要从理论上全面把握社区文化，笔者认为应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广义的社区文化是指社区居民在特定的区域内，经过长期实践而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它对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行为方式以及人格理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甚至制约着当地经济、政治的发展；狭义的社区文化是指社区文化现象的集成，即社区居民在特定区域内长期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有一定特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群体意识等文化现象。将广义和狭义的理解结合起来，才能揭示出社区文化的全面内涵。
由此可以看出：社区文化包含物质生活条件、精神风貌、生活规范和社区团体、组织等四项基本内容，其中社区文化的物质生活条件指的是经过社区人改造的自然环境和创造出的一切物质财富。它主要包括社区内的文化设施及文化场所：文化活动室、图书馆、人文景观、公园、市政建设设施等，还有居民所用的服装、用具、一切生活用品等都属于社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它们的存在与使用无一不凝聚着社区人的智慧与价值观念，包含有深刻的文化特色；精神风貌则是通过社区群众的文化活动长期培养形成的人们的价值观念、人生观、审美观、艺术修养、生活情趣、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实际上，精神风貌是城市社区文化中最活跃的因素，是社区开展积极向上的创建性文化活动的力量之源，它植根于每一个社区人的内心世界，并左右着社区居民生活的目标和生活方式的形成；社区生活规范既包括保证社区各种群众文化活动正常进行所建立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也包括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等行为规范。它是社区人总体价值观的外在表现；而社区团体、组织则主要是指实现各种关系的结构实体，它是社区其他文化的存在基础和保证。如家庭、学校、社区企业、居民委员会、妇女团体及其他非政府性组织、团体等。这些组织是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双重结合。社区文化的四个基本构成要素各有特点而又相辅相成，共同实现社区文化在社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二、社区文化的形成是时展的必然
社区文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其形成和发展不仅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样也是我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需要。
（一）社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社区实际上是一种城市行政区划管理机构，承担着综合的行政管理职能。在这种社区管理体制下，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只能通过其所在的工作单位或者居民委员会来参与社会事务及社会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社会个体对单位的严重依附性，个体的自主性严重缺失。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用人制度的改革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过去社会成员固定“从一而终”的组织管理体制被打破，人们的自主性加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人”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人”转变，原有的职工自动离职或被剥离，相当一部分进入“三资企业”、民营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这使得原来的“单位人”离开单位管辖与监护而进入社区。与此同时，大批的流动人口和退休人员也相继涌入社区。无论他们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他们已经成为社区人员，也就是成为了“社区人”。这些人成份复杂，需求不一，而要满足他们的要求，特别是精神需求，就不可忽视社区文化的作用。在新的形势下，大力发展社区文化，不仅能够很好地满足“社区人”的精神需求，培养他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一种有利于价值观念整合的“心理社区”，而且也会为社区建设本身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因此，社区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社区文化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城市现代化一般应具备以下十大特征，即城市的社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环境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居住方式现代化和人本身的现代化等。这10个方面共同体现现代化城市的基本特点，通过分析不难发现，这10个基本特征又几乎都与城市文化建设密切相关，因为要发展现代化城市，就必须要有一定的产业作支撑。没有产业的支持，城市就无法发展，更谈不上城市的现代化。在过去，城市发展主要是依托重工业，但发展此类工业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能源，破坏生态平衡。现代城市欲依靠重工业来维系其自身发展已经变得十分困难。实践证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城市文化的发展则是以城市社区为依托的，从而形成了社区文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文化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它已经成为城市现代化发展的灵魂。
（三）社区文化的不断推进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的需要
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城市社区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居民超越了单纯追求物质享受的需求，转而更多地寻求精神生活的满足；另一方面，“社区人”成分的复杂化、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外来文化的不断引进、交融，要求社区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具备包容性，要呈现出多样化特色。毫无疑问，在未来的年代里，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不同文化之间会不断地进行相互冲突、相互渗透，将愈加会增强社区文化的复杂程度。因此，如何面对这些新情况，构建有利于社区发展的社区文化，给社区建设提出了新挑战。
三、社区文化在社区里设中的作用
社区文化是社区全方位的文化，在社区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区文化营造“社区精神”
一定的社区文化，在一定时期内，总会强调特定的文化理念，从而规范和影响社区群众的行为模式，并排斥其所否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它一方面不断鼓励社区群众与现实之间以及社区群众之间的相互协调；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引导人们追求高尚的理想和目标。这样，社区成员在长期的交往中逐步形成了共同的理想目标、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信仰和归属感，即形成了某一种共同的“社区精神”。
1.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
社区文化总是要倡导社会所认定的积极的价值观、人生观和行为方式，并能对社区内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给予解决与导向，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陶冶、美化人们的心灵，抵制不健康的文化，不断提升社区群众的文化品位，引导人们自觉追求真、善、美的东西。
2.有利于增进社区群众之间的感情，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到来，整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工作强度加大，使人们之间的交往范围打破了过去封闭的“单位人”界限，成了开放的“社会人”，也使得联系人们的各种因素相对减少，人们各自忙忙碌碌。八小时的工作忙碌之外，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社区度过，因此，如何增进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了解就成为社区群众交往的一个难题。而社区文化的群众性活动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它成为增进社区居民之间、各类组织之间相互联系、加深了解、沟通关系的精神纽带，易于把社区群众吸引在一起，创造和谐、友善、互助的人际关系。
3.有助于增强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社区通过组织老年、青年、少年、残疾人等不同形式的演出活动，尤其是代表本社区外出演出，不仅会大大吸引社区不同成员的积极参与，而且在社区集体演出活动中还会增强对本社区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增强其对社区的强烈归属感。通常，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越强，就越能够意识到自己作为社区成员的权利和义务，进而越加喜爱和参与社区文化活动。
4.有利于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社区文化以其最活跃、最生动、最具吸引力、最易于为人们接受的生活方式满足了广大社区群众的精神需求。尤其是现代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的工作紧张程度和精神压力随之增大，需要精神上给予调剂，而社区文化恰恰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和情感需要。在共同理解的心里空间内，人与人之间情感交融、心灵沟通，个体化的人格融入社区整体，个体与群体的统一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个体成员的精神和情感体验，而且创造了共同的“社区精神”。
（二）社区文化为“社区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社区综合竞争力”体现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它以新的发展观为基础。要增强“社区综合竞争力”不能单单理解为提升社区的经济增长能力，而应理解为社区经济、文化、自然的持续、协调地发展。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小约瑟夫·S·奈(Josephs.nye.Jn）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可以分为确实力和软实力两种形态。软实力与确实力同等重要。他说：“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建立一种机制，并且其他国家愿意按照它所希望的方式限制自己的行为，那么将减少使用确实力而带来的代价。”[3]一个社区同样如此，其“综合竞争力”的提升，软实力即社区文化的作用非常关键。
1.为“社区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提供精神动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普遍关注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人们普遍认识到：一个脱离文化背景的发展是没有灵魂的发展。文化可以通过对社会制度构成要件的指导，实现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优化，以此为“社区综合竞争力”提供精神动力。
2.为“社区综合竞争力”的提高提供智力支持
创新是一个社区进步的灵魂，也是社区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在当今知识经济和科技信息全球化大趋势面前，一个社区“综合竞争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区人口整体的受教育水平，取决于社区群众综合素质的高低。
1935年，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初，舒尔茨等经济学家将“人力资本”的质量因素引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中。舒尔茨认为，在当代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投资发挥着比“物质资本”更重要的作用，它们的规模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前提和基础。而“人力资本”的体现力在于人们的综合文化素质、科技创新能力。
3.为“社区综合竞争力”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
社区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文化娱乐业、影视及影像制品业、新闻出版业、文化旅游业以及一些与文化相关的美食、美容、时装、休闲等产业。它不仅为社区创造出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能够极大地提高一个社区的文化品位。例如，美国的文化名城洛杉矶，靠“迪斯尼乐园”和“好莱坞城”形成了惊人的文化旅游和影视及影像制品业，既创造出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也提升了洛杉矶世界文化名城的品位。据统计，美国400家最富有的公司中有1/4是文化产业，日本的娱乐业产值仅次于汽车工业。
4.社区文化是“社区综合竞争力”发展的象征
一个社区的综合发展的形象是外在面目与内在精神本质的有机统一，是历史文化的沉淀与现实文化交融的结果。对于一个社区而言，社区文化就是该社区的气质和灵魂，一流的社区文化塑造一流的社区形象。比如，在上海黄埔旅游文化节中，商业购物、美食品尝、文化娱乐、风光游览浑然一体，无论是中外的游客还是服务人员，都在参与中获得了美好的乐趣，使人们在购物、美食、观光中体验文化的高品味。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树立了黄浦区的美好形象，而且也提高了上海在国际大都市中的竞争地位。
（三）社区文化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
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是一个具有基础性、系统性和层次性的大概念，不仅体现了一个社区全体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道德风貌、精神状态、健康等人文状况，而且还反映着一个社区的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智力水平。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受教育程度、道德水准、精神状态、健康状况和创新能力等。这几个方面形成一个综合的统一体，共同反映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状况。只有全面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才能不断推动社区建设向前发展，而要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水平，就不能忽视社区文化的重要作用。
社区文化在提高社区居民综合素质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的教育功能上。社区文化教育除了学校教育和专业教育外，还有社会性自我教育。它主要通过不断向社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潜移默化的渗透方式来实现。社区文化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和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例如，传播科技文化知识、开设服装设计、烹调、缝纫、文艺、健身、机修等培训班，这不仅可以提高社区居民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水平，而且还可以使其在活动中学到各种技能。同时，在社区，各种各样的国家大政方针、法律法规的宣传活动和群众性的自娱自乐活动等都可以使居民在精神上得到慰籍，在思想和道德上受到砺炼与提升。另外，社区的医疗、卫生保健等知识宣传、服务活动有助于增强社区居民的卫生保健意识，有助于他们身体素质的提高。总之，社区文化在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建立社区“理想家园”的社区文化基础
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是以科学美好的“理想家园”为目标的。这种“理想家园”包括三项主要内容：法制化管理、良好的治安和美好舒适的绿色环境。
1.社区法制化管理以社区文化为背景
要科学地管理社区，既要在社区居民中灌输一种以法制规则为基础的文化，建立法制，又要创立一套维护社区稳定发展的道德体系，以营造社区文明环境。
法制化管理对于社区的发展至关重要。法制已经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不仅塑造了现代一大批发达成熟的国际大都市，而且还培育出了有礼貌、讲公德、文化素养较高的大都市公民。原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指出，任何法律制度的严峻考验，在于是否能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国家之间产生社会秩序和精神意义，能否适应特定城市的需求。他认为，只有有了严密的法律，才能产生井然的社会秩序。新加坡正是由于建立了以法治国的方略，加强了对城市环境卫生、市政的法制化、科学化的管理，并且开展了以“忠、孝、仁、义、爱、礼、廉、耻”为主要内容的八德教育，将法制宣传与伦理道德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使新加坡成为了环境优美、秩序文明的国际大都市。
2.社区文化成为影响社区治安的深层次因素
搞好社区治安工作，保证社区居民群众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是社区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除了依靠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外，发挥社区文化的作用，必不可少。
社区文化是建立社区良好关系的精神纽带。良好的社区关系有利于增进居民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了解、相互约束，有利于减少摩擦、减少犯罪。
社区文化也有利于增强社区居民的责任感，社区责任感是社区成员个人对社区的关心，是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关怀、相互爱护、相互帮助的一种心理，它形成社区群众的防范之网。
社区治安主体的构成除了社区成员之外，还包括工厂、学校、机关、商店和各类组织及部门。他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协调、合理分工，构成共同的预防系统。那么，是什么将这些人和组织结合在一起，达成共同防范的共识的呢？是社区文化，是社区文化孕育出的一种对社区共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可见，社区文化作为影响社区治安的因素，其作用是独特的、无法替代的。
3.“绿色文化”打造“绿色社区”
绿色环境是现代文明社区的重要标志。进入21世纪以来，“绿色文化”已成为日益成熟的全人类文化。“绿色文化”倡导正确的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活方式，引导人们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消费文化。“绿色社区”正是以“绿色文化”为背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基础，来营造以“理想家园”为目标的生活方式。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绿色社区”的主旨。当今社会人们普遍关注的“以人为本”，应该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其核心内容。将其片面理解为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和个人享乐至上的庸俗狭隘的观念。其结果既破坏自然的生态平衡，也破坏作为社会的社区生态平衡。因此，所谓的“以人为本”就是，既要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又要关心和营造一个仿造甚至优于自然的社区环境。
同样，社区文化也有利于打造现代“绿色社区”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不仅仅是简单的社区物业升值和资金投入的市场行为，更重要的是要打造一个利于社区长期发展的，展示未来和希望的生活模式；它以适度的消费文化观念指导社区对土地、水、人文等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以侧重于精神文化消费的发展趋势作为未来消费的重点。正确认识社区文化在社区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是我们进行社区文化建设的前提，探寻社区文化建设的方略是我们搞好社区文化建设的关键。
四、社区文化建设的方略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改革的推进，社区文化建设已经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我国社区文化建设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社区居民参与缺乏主动性；二是社区文化建设缺乏经费，这也是目前制约社区文化建设的一个普遍存在的影响因素；三是社区文化建设对政府依赖性大，社会化参与程度低；四是社区文化建设队伍整体水平低；五是社区文化建设管理的制度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我国社区文化建设的步伐，要想很好地建设我国的社区文化，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统揽全局，不断开拓。社区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包括方方面面，这里只是试图从总体上探讨社区文化的建设方略：
（一）把握好社区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1.社区文化建设要“以人为本”
社区文化建设要“以人为本”，这里主要指的是要把社区文化建设真正作为社区内广大居民群众的一项事业来抓，正确引导广大居民群众真心诚意地关心和参与社区的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广大社区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社区群众的主体性得以发挥。为此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确立社区群众个人有自主选择和自我发展权利的思想，把满足社区群众的各方面需求作为开展社区各项文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因为社区文化的服务对象只能是社区内的广大居民群众，这是今后社区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二是要把对“人——社区群众”的整体塑造作为社区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始终贯穿于社区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并通过丰富多彩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着重解决居民群众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需求问题，致力于不断提升社区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三是不断推进城市社区的各项制度文化和组织文化的建设，营造积极向上的社区文化环境，培养社区居民的友爱、平等、和谐、参与、协作的社区文化价值观念，完善规范社区文化生活的各项管理制度；四是确定判断社区文化建设工作好坏的客观标准，那就是社区居民群众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检验，都要看是否有利于提高社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是否有利于提高社区人民群众的精神品位，是否有利于提高社区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社区文化制度篇6
【关键词】油田；社区；文化建设；队伍；和谐发展
社区文化作为胜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和谐社区的灵魂，建设和谐社区需要文化作支撑。油田社区与城市社区相比具有特殊性，仍属于企业。因此，随着油田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油田社区要实现和谐、稳定、科学发展，就必须要适应新形势，顺应企业发展规律，尽快建立起具有行业特色的社区文化。近年来，胜南社区积极适应社会发展和居民需求的变化，以文化立社区，以和谐促发展，保稳定，通过社区文化“软实力”推动和促进了和谐社区建设。培育社区精神，着力构建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文化体系，以小区文化、广场文化、家庭文化等不同层面的文化建设为重点的文化体系建设促进了社区的和谐健康发展。本文就如何建设有自身特点的基层社区文化，促进小区发展为出发点展开论述。
1加强社区文化形态建设，体现社区文化的人文关怀
社区物质形态文化是指社区各种文化设施的总和，主要包括以居民生活环境、社区容貌、文化阵地、社区标识等内容。建设以精神文化为核心的社区文化离不开物质文化的建设，物质文化的建设和精神文化的建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物质文化可体现社区精神风貌，因此应重视社区物质文化环境的建设。社区文化建设始终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公平正义，真正使“人人享受文化”这一人文理念转换为职工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多种文化形式。社区所有文化活动，始终根据职工群众的实际需求，确立活动的着眼点，在活动内容上充分尊重个体差异，充分调动职工群众参与，鼓励基层的首创精神。在服务特殊群体的文化需求上实施倾斜政策，代表和维护弱势群体的文化权益，使更多的弱势群体感受到人文关怀。
2把握社区文化的基本内涵，探索社区文化建设的新定位
社区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在整个社区文化中，社区精神文化是最具核心意义，是社区文化的灵魂。社区文化的建设就是要利用社区的文化资源满足社区居民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取得更高质量的社区居民生活。文化是“魂”，文化是“根”。社区着眼于从实践这个层面上研究推进社区文化建设：一是树立新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和谐文化建设观和人文理念，用这些新的理念来指导社区文化活动的组织和开展；二是找准新定位，把社区文化的目标锁定在倡导精神、理顺情绪、服务需求、营造环境上；三是探索新模式，，即针对社区的文化形态、资源优势、人文特色，重点培植、总结和谐社区文化示范性工作的模式；四是建立新机制，在完善和谐社区建设运行体系的前提下，围绕资源、环境、阵地等方面建立相应的制度。
3.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优美的社区人文环境
提出：“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提高文明程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营造社区良好的人文环境应不断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要以“硬化、净化、绿化、美化、亮化”为目标，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整洁优美，治安状况良好，生活便利、舒适、人际关系和谐的高标准现代化社区。胜南社区加大了对文化阵地建设的投入，努力扭转文化阵地设施薄弱的状况。一是社区文化广场的建设。社区通过加强老区改造、新区配套设施建设，不断扩增文化广场的面积。以文化广场为依托的各种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二是室内文化设施的建设。图书室、阅览室、文体室、健康教育室、职工之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单独活动到集体活动。三是社区网络教育平台的建设。社区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积极开办网上学校，随时随地为职工群众提供学习内容，使职工群众的学习交流更为方便，文化信息的传播互动更加快捷。
4不断丰富群众文化活动内涵，营造共建和谐的良好氛围
社区文化活动是丰富职工居民思想感情，陶冶情操，增强社区凝聚力的重要形式。要使社区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必须充分挖掘社区文化资源，兴办社区文化事业。组织开展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注意把居民群众的热爱文体活动的积极性保护好、发挥好，并有意识地加以正确引导，从而提高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和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立足群众需求，以活动为载体，推进社区文化的繁荣发展。构建社区文化，需要最大限度地整合各方面的力量，集聚各种资源优势来推动，实现资源共享。胜南社区在积极挖掘文化智力资源的基础上，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驻共建、促进和谐”的原则，大力营造团结协作的合力。一是主动加强与主营单位密切联系，注重发挥驻地单位的阵地作用。二是加强与地方政府沟通融合，良性互动。三是充分利用社区文化场所资源，开展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使不同文化修养及情趣爱好的群众都能各展其长、各得其乐。
5共建共享完善社区文化管理机制，推进社区文化建设
完善社区工作运行机制、完善文化资源共享机制、探索社区新型的财力机制等社区文化建设管理机制。胜南社区从实际出发，制定了符合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创建目标和规划，把社区文化分为观念形态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物质形态文化三个层次，从安全文化、班组文化、青工文化、老年文化等方面构筑起完整的社区文化体系。设计制作社区标志。明确任务，制定措施，将文化理念渗透、融入具体的规章制度中，贯穿于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坚持从社区生产实践中总结提炼具有文化特征的理念和精神，进一步构建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社区文化理念。
6结论
社区文化制度篇7
关键词：社区建设；社区管理；社区特色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2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4）02-0030-07
“社区”的概念最早出于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1887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一书，是指同质人组成的、关系亲密、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团体。20世纪初，美国人罗密斯将德文“社区”英译为Community，其中含有公社、团体、共同体等意思。后来，美国社会学家帕克等人又赋予社区以地域性含义，使社区概念更加全面。1933年，燕京大学一些青年学生在翻译帕克的社会学论文集时，将Community译成中文“社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定意义的含义。在现代社会学中，社区的定义有上百种，但具有倾向性的意见是指“地区性的生活共同体”。中国有一句俗话：“窥一斑而见全豹”，如果将社区比喻为“一斑”，那么一个国家或地区就是“全豹”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是社会的组织和“细胞”，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管理机制创新问题，其落脚点就在于社区管理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从而把社区管理机制创新问题提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详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从而将农村社区建设纳入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对社区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利的重要方式。”要求各地“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社区管理是社会管理的基础，也是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搞好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就必须搞好社区管理机制创新。
一、社区管理机制创新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社区已经成为社会利益关系的交汇点、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和各种社会群体矛盾的聚焦点。特别是在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社区既是一个开放的小社会，也是市场经济变化的晴雨表，社区管理必须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不断更新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才能推进现代社区建设健康发展，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区管理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由于受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一些领导干部的管理理念长期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喜欢“发号施令”，希望“一呼百应”，经常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由，以从大局出发为借口，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来处理辖区内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这种做法从表面上看似乎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可能埋下更严重的隐患。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社区管理理念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各级领导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管理理念，加快“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努力改变政府施政中长期存在的重权力轻责任、重管理轻服务的现象，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推动各级政府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转变，从行政手段管理向科学化公共治理转变。特别是基层干部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的需要，不断更新社会管理理念，密切联系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实际，以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为导向，努力推进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同时，要树立“民生为先、高效便民、公平正义”的理念，筑牢“执政为民”的思想基础，以正确的政绩观检验社区管理的工作成效，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另外，还要顺应时势发展要求，不断优化和完善社区管理机构，理顺社会服务管理机制，规范创新社会管理制度，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使社区管理工作成效更多地惠及普通民众。正如所指出：“社会管理实际上就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社区因其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以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区管理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社区固然是一个小集体、小单位，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社区管理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的理念，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各级领导干部在社区管理中要始终不渝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社区管理的头等大事就是服务于经济发展，发展是解决社区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就无法解决社区内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无法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所以，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深入研究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处理好经济规模与经济结构、经济数量与经济质量、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相互关系，实现发展、改革、稳定三者的辩证统一，促进社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另一方面，要以是否推动科学发展作为检验社区管理成效的评判标准。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尊重客观规律，讲究工作方法，坚持改革创新，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努力工作，力求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2]。实现社区管理科学发展，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把党的科学理论与社区管理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扎扎实实地推动社区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区管理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理念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也是社区管理科学化的基本要求。一是现代社区管理必须树立全局观念。在社区管理中必须要有大局意识，树立大局观念，善于谋全局、抓大事，解决社区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的发展问题。同时，社区管理要坚持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善于从全局的角度出发，把握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围绕全局的发展目标，卓有成效地开展社区管理，推动社区各项工作的全面落实与发展。二是现代社区管理必须树立长远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区管理，要充分认识到长远利益的重要性，坚持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理念，无论是做决策、看问题，还是做规划、干事情，都要以长远利益为重，立足当前，面向未来，描绘远景，稳步前进。但强调当前利益必须服从于长远利益，并不是以牺牲当前利益为代价，当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发生矛盾时，要以实现当前利益为前提，权衡利弊、统筹兼顾，实现两者利益的最优化。三是现代社区管理必须树立双赢的理念。社区管理机制创新，要求统筹全局、兼顾各方，即在顾全大局的同时，兼顾局部的利益，实现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双赢。当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必须两者兼顾，既要考虑整体利益，又要兼顾个人利益。只有社区整体得到了发展，居民家庭才有发展的空间，只有兼顾居民的个人利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社区建设的全面发展，实现社区与居民的和谐共赢。
二、社区管理机制创新必须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计划经济年代的单位制被彻底打破，人们逐渐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化，社会管理模式也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转变，城乡居民的社会生活中心已由单位向居住地转移，不同利益群体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在社区交集，社区成为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的集中地。所以，建立以社区为单位的社会管理体系，畅通居民的诉求渠道，以直观高效的方式将问题和矛盾化解在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建立科学社会管理格局的必然要求。创新社区社会管理机制、完善社区管理制度和提高社区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已成为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正如指出的：“加强和创新社区管理，对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要抓住重点，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破解各种难题，努力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力争早日建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机制。”[1]
（一）要创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现代社区管理格局
由于历史原因和传统习惯，各级政府在社区管理中仍然肩负着主要管理者的责任。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社区管理责任不断弱化，但在目前情况下政府的主导作用仍然是其他社会组织无法替代的。所以，政府在社区管理中还应发挥以下三方面的作用。一要充分发挥政府在社区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党的十报告指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利的重要方式。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各级党委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定并组织实施有关的法律法规、公共政策及宏观规划，切实做好组织推动、政策支持、综合协调、服务引导，不断完善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分工协作机制，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进一步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推进社区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二要正确处理政府主导作用与社区管理主体作用的关系。政府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强化统筹规划、政策指导、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而社区管理主体作用侧重于强调人民群众在社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既是社区建设的直接受益者，又是推进社区建设的基本力量，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让社区居民充分参与到社区各项规划和建设方案制定、实施和修正的整个过程，才能做到群策群力、共同推动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三要健全党务政务公开机制。在社区管理中要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四要创新网格化管理机制。按照“公共服务进社区、社区事务进网格”的原则，把社区工作细化分解到每一个网格内，实行“管理到门口，服务到家庭”的网格化管理机制，及时了解掌握重点部位、群众意见、居民需求等情况，提早将矛盾化解在网格内。
（二）着力创新社区综合治理的管理机制
社区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构建和谐社区，而现代社区又是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各种利益纵横交错、十分复杂，不同阶层的人价值观悬殊，加上现代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性大，社区治安问题日趋严重，综合治理任务十分繁重。所以，社区管理必须长期不懈地抓好社区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工作。一要着力创新化解矛盾的工作机制和工作体系。化解各种矛盾是社区管理的经常性工作，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性工作，社区管理机制创新要不断建立和完善化解矛盾的工作机制，把化解社会矛盾工作纳入党政“一把手”工作日程，将工作责任落实到部门、落实到机构、落实到人头，形成“党政主导、部门联动、调防并重、专兼结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使社区调解工作担当起建设和谐社会的新主角，并努力推动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化解的一体化、常态化、规范化，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基础性、源头性、根本性问题。二要着力创新排查整治机制。在社区管理工作中，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社会突出问题的大排查、大整治，制定并完善各种突出问题排查整治的工作方案，组建维持社会稳定的督导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检查督导，确保各项突出问题排查整治措施在基层得到落实。三要着力创新治安防控机制。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是社区管理中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在社区管理中要实施社会治安等级预警制度、“两抢一盗”案件挂牌督破制度，把治安防控问题解决在基层，特别要遏制刑事犯罪和“两抢一盗”犯罪的高发势头，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同时，要坚持“打防并举，重在防范”原则，统筹规划，分步实施，逐步建立起以公安机关为主体，以路面、社区、单位三道防线为基础的立体化治安防控网络。四要着力创新社区矫正机制。现代社区内人员繁杂，流动性大，不但有普通常住居民，也有犯罪前科和刑满释放人员，还有流动的各种特殊群体。所以，社区的矫正工作非常重要，各社区要根据需要建立矫正机构，不断规范社区矫正工作流程，着力构建以户籍地管理为主，区、街、社区三级联动的社区矫正工作新框架，探索和规范工作流程和矫正方法，提高社区矫正的工作效果，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和常态化轨道。同时，要关心特殊人群的就业和生活出路问题，做好社区的社会救助工作，使他们感觉到社会的温暖，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五要着力创新人口管理机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流动人口大增，传统的人口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社区人口管理机制要积极探索“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新模式，采取政府出资、财政拨款、综治管理、社区使用的方式，完善以信息化为手段、居住证为纽带、出租房为平台、用工单位为重点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动态化工作格局，让流动人口在求职务工、法律援助、社会保险、住房贷款、购车报牌、子女教育等方面享有与当地市民同样的待遇。六要着力创新社会稳控机制。在社区管理中要注重发挥公安、国安、610办等有关部门的职能作用，认真抓好反的基础性工作，严密防范、严厉打击“”等组织的捣乱破坏，加大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加强互联网监督管控，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管得住，控得紧”，确保本社区不发生危害国家安全、损害人民利益、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七是着力创新平安建设机制。创建平安社区是社区管理的重要内容，要采取“目标管理，排名问责，规范运作，持续提升”等措施，建立健全平安创建的“责任考核机制、日常运作机制、典型引导机制、挂钩帮扶机制”，全面开展“平安企业”、“平安市场”、“平安校园”、“平安医院”、“平安文化市场”、“平安市场”、“平安道路”、“平安边界”、“平安海域”、“平安景区”、“平安金融”等系列平安创建活动，形成“强化领导、滚动管理、上下联动、整体推进、拓展提升”的平安建设工作格局，推进社区的平安建设，构建和谐社区。
（三）努力创建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社区管理工作机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区居民成分日趋复杂，了解社情民意，解决日常事务，成为社区管理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所以，必须不断建立和完善社情民意调查工作机制。一要建立社区“百姓档案”。社区管理必须熟悉本辖区的社情民意，提倡社区干部进百家门、建百家档、排百家忧、帮百家富，掌握本辖区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家庭的有关信息，特别是弱势群体、百姓诉求、外来人口和安全隐患等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及时解决，不留后遗症。二要建立社区信息库和信息网络。一方面，要组建社区信息员队伍或“民情队伍”。有条件的社区应每幢居民楼、每个小区或每个村民小组都配备一名退休人员，组成群众工作义务信息员队伍，上情下达，通报社情，了解群众需求，及时解决突出问题。另一方面，要发挥“五老”调解化解矛盾的作用，探索建立和推行以老党员、老干部、老劳模、老教师、老复员退伍军人为主体的“群众评理会”制度，着力提高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水平。同时，还可以尝试建立民间“道德法庭”，作为法律和行政管理的补充，通过舆论、风俗习惯和个人威望等道德舆论力量，多方面解决家庭纠纷和邻里矛盾。三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政府要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和分类救助为基础、以专项救助相配套、以临时救济为补充和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救助体系，确保对困难家庭的救助和帮助。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劳动保障就业机制，落实就业服务政策，拓宽就业渠道，提供就业咨询、再就业培训和就业岗位信息服务等措施，使有就业愿望的下岗失业人员得到充分就业。同时，要重视社区医疗体系建设，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鼓励社区办医。另外，社区还要做好帮扶工作，建立以政府资助为主，社会广泛参与为辅的帮扶机制，制定和落实各项帮扶政策，确保残疾人在教育、医疗、康复、就业和社会参与等方面与健康人享有同等的权利。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机制方面，要建立透明公开、民主评议、发扬民主和居民共同参与的各种机制，让广大居民有知情权、参与权，以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社区管理与建设的积极性。四要不断提高社区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一方面要加强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兴办各类服务行业。如建设社区服务中心、服务站点，为居民提供劳动就业、医疗保健、计划生育、老幼托管、扶残助残、娱乐健身以及科技服务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多方面的服务。另一方面要优化社区服务结构，健全服务功能。要根据居民的不同需求，设立多层面的服务内容，不断提高社区服务管理水平。五要盘活现有社区资源，实现资源共享。要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驻共建、促进发展”原则，强化社区各机关单位和居民家庭的共建和资源共享意识，以共同需求和共同目标为纽带，充分挖掘、整合、开发、利用、激活社区的各类资源，实现服务资源共享、服务设施同建、服务项目联办、服务活动合搞，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资源的共享程度。六要建立健全社会应急管理体系。目前我国社区应急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是由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负责，群众大多是被动配合，且百姓对社会应急事件缺乏了解，缺少防范知识。因此，应当将社区应急管理列入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建立起科学有效的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减少和避免突发事件给社区安全和居民生活造成的意外危害。
三、社区特色文化建设和社区文化管理机制创新社区文化建设是衡量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现代化程度和民族文化教育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提高社区文化建设水平，繁荣社区文化，促进我国社区文化建设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现代社区文化建设，必须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创建新的文化管理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社区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一）制定社区文化建设规划，抓好社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社区文化建设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社区发展的重要动力。一方面，要对社区文化建设进行统筹规划。现阶段我国社区文化建设要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的社区文化发展规律，制定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社区文化建设规划，明确社区文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完善社区文化建设的财政投入机制、人才保障机制和文化设施使用与管理机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履行社区文化建设的责任与义务，统筹部署宣传、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教育、科技、卫生等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作协等人民团体在社区文化建设方面所承担的工作责任，并从政策、资金、制度上推动社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具有社区特色、业务精、素质高的社区文化骨干队伍。一要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素质高、作风正的要求，建设一支以业余骨干为主、专业人员为辅的社区文化辅导员队伍，定期开展专业培训，增强社区文化骨干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二要经常性地组织文化骨干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组织指导社区文化活动，增强社区文化建设的生机与活力。三要充分发挥辖区内各单位文化人才集聚的优势，将社区内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的文化骨干融入社区文化人才队伍，提升社区文化人才队伍的整体水平。鼓励高校、院团的文化人才深入社区，开展社区文化交流，组织和参与社区的文化活动，丰富社区文化活动内容，提高社区文化活动质量。四要大力培育文化志愿者队伍，充分发挥共青团、高校、行业协会、民间组织的作用，加强社区文化志愿者队伍的招募选拔、组织管理、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志愿者队伍服务社区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促进社区文化人才队伍的健康发展。
（二）加强社区文化阵地建设，丰富社区文化活动内容
一方面，要加大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采取扩建、改建和新建等办法，加快推进社区文化中心、文化广场、文化活动室、文化站等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健全、高效实用的社区文化设施网络，用活用好用足现有文化设施资源，提高社区文化设施的使用效率和社会效益，防止社区文化活动场所变成封建迷信、、色情、等低俗文化和有害文化的传播基地。同时，要倡导社区内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向社区居民开放文化设施，实现文化设施资源共享。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在社区文化活动中，要坚持贴近社区实际、贴近百姓生活，开展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社区文化活动。要充分考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乡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有机结合，从文化娱乐、健身休闲、环境美化、科技普及、艺术培训等方面充实社区文化内容，以歌舞音乐、说唱弹奏、琴棋书画、体育竞技等多种形式进行社区文化交流与传播，引导社区内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家庭自觉参与社区文化活动，保持社区文化活动旺盛的生命力，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
（三）打造社区特色文化，推动社区文化服务创新
社区文化建设要根据自身的条件，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社区文化，不断创新社区文化服务项目，提高社区文化服务水平。一要积极开展社区特色文化建设。要根据区位优势和辖区内机关单位、学校、企业、社团和居民的文化优势，举办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开展社区特色文化创建活动，不断推出有品位、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社区、生态社区、园林社区、科普社区、音乐社区、茶文化社区等。要注重保护乡土文明和不同社区文化的多样性，传承传统人际和谐的文化基因，保护优美的自然风景和文化遗址，吸纳现代文明所倡导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先进价值理念，破除各种陋习和不文明行为。另外，还要从社区自身的自然文化资源出发，培育各具特色的社区文化，提高社区的文明程度。二要加强社区文化交流。要组织国内外文化艺术团体到社区交流，开展高雅艺术、经典艺术进社区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欣赏水平，提升社区的文化品位。三要大力发展网络文化。现代社会网络文化已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新型文化，社区网络文化要以信息化为基础，搭建社区文化信息服务平台，传播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让社区文化信息化服务融入社区居民生活之中。四要积极开展主流文化宣传活动。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媒体，设立社区文化建设专题栏目，及时报道社区文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和典型经验，介绍国内外社区文化建设的做法和发展趋势，反映社区居民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要求和心声，探索社区文化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模式，增强社区居民文化追求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人人关心、支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还要充分利用电子技术、网络技术、远程通讯技术等现代化科技手段，开展社区文化教育宣传活动，实现各级社团组织与社区居民的信息交流与互动，增强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效果。五要积极开展社区文化共建活动。要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驻共建、促进发展”的原则，强化社区各单位和居民的文化共建共享意识，不断丰富社区文体活动，营造文化和谐新局面。如开展红歌大家唱、军民联欢会、社区艺术节和居民运动会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促进各机关单位和社区居民的文化交流与交往，丰富社区文化生活。
（四）打造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流文化，重塑社区居民的“生活伦理”和“社区精神”
积极向上的社区文化是社区健康发展的保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区文化建设，着力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并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同时，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引导人们明礼守法、尊重科学、诚信友爱、平等互助，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另外，还要经常性地开展群众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塑造良好的社区风尚。二要加强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积极推动群团组织工作社区化，集合会员单位的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力量，共同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特别是社区党组织要牵头、引导和组织本社区的党员积极参与社区各项文化活动，更好地为社区文化建设服务。三要搭建有利于形成社区精神的公共空间，努力创建社区精神，并将其渗透到社区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领域，使广大居民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改进和修正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缩小社区居民的价值观差异，使辖区内居民拥有共同的、体现社区核心凝聚力的“社区精神”。四要利用公共文体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形成社区的公共空间，满足居民经常、就近、有选择的精神文化需求，便于沟通交流、互助合作，以增强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五要通过发展社区组织、设置活动载体、讨论制定制度规则，培养和增强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和民主法治精神，有力维护社区的和谐稳定，使社区居民感受和享受到生活便利和人际和谐所带来的幸福感，在居民日常交流与交往之中增进友谊，团结互助。
参考文献：
社区文化制度篇8
【关键词】社区建设管理体制创新
【作者简介】蔡天新，中共福建省莆田市委党校教授、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共党史、近现代史、现代化建设等。
社区是社会的组织和“细胞”，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单元，是社会的一个缩影。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计划经济年代的单位制已经被彻底打破，人们逐渐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化，社会管理模式也从传统上的“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转变，城乡居民的社会生活重心已由单位向居住地转移，从而使不同利益的群体和不同的社会阶层在社区形成交集，社区成为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的集中地。所以，建立以社区为单位的社会管理体系，畅通居民的诉求渠道，以直观高效的方式将问题和矛盾化解在基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建立科学社会管理格局的必然要求。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对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要抓住重点，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破解各种难题，努力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力争早日建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机制。”[1]如何创新社区社会管理机制、完善社区管理制度和提高社区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已成为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
一、中国社区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必须更新管理理念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完善，中国社区已经成为社会利益关系的交汇点、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和各种社会群体矛盾的聚焦点。特别是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社区既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也是市场经济变化的晴雨表，社区管理必须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不断更新管理理念，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推进现代社区健康发展。
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由于受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一些领导干部喜欢“发号施令”，希望“一呼百应”，经常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由，以大局出发为借口，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来处理社区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这种做法从表面上看似乎矛盾得到了解决，但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可能埋下更深的隐患。所以，在现代社区管理中，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管理理念，树立“民生为先、高效便民、公平正义”的理念，筑牢“执政为民”思想基础，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使社区社会管理工作成效更多惠及普通民众。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社会管理实际上就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社区因其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以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2]
其次，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管理理念。社区虽然是一个小集体、小单位，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所以，社区管理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发展、改革、稳定三者的辩证统一，促进社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再次，社区管理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理念。一是社区管理必须树立全局观念。在社区管理中必须要有大局意识，树立大局观念，善于谋全局、抓大事，解决社区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的发展问题。要坚持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善于从全局角度出发，把握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围绕全局的发展目标，卓有成效地开展社区管理，推动社区各项工作的全面落实与发展。二是社区管理必须树立长远观念。要充分认识到长远利益的重要性，坚持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理念，无论是作决策、看问题，还是做规划、干事情，都要以长远利益为重，立足当前，面向未来，描绘远景，稳步前进。三是社区管理必须树立双赢的理念。要处理好局部与全局、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各得其所，和谐发展，实现经济社会事业的同步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全面发展、教育卫生事业的均衡发展。
二、中国社区管理机制创新的关键在于创建新型社会管理机制
首先，要创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区管理格局。一要正确处理政府主导作用与社区管理主体作用的关系。政府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强化统筹规划、政策指导、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而社区管理主体作用侧重于强调人民群众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因为他们既是社区建设的直接受益者，又是推进社区建设的基本力量。所以，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让社区居民充分参与到社区各项规划和建设方案制定、实施和修正的过程中来，群策群力，共同推动社区管理工作的健康发展。二要健全党务政务公开机制。在社区管理中要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要创新网格化管理机制。按照“公共服务进社区、社区事务进网格”的原则，把社区工作细化分解到每一个网格内，实行“管理到门口，服务到家庭”的网格化管理机制，及时了解掌握重点部位、群众意见、居民需求等情况，提早将矛盾纠纷化解在网格内。
其次，着力创新社区综合治理的管理机制。现代社区是各种矛盾的集合点，社区治安问题尤其严重，综合治理任务十分繁重。一要着力创新化解矛盾机制。要把化解社会矛盾纳入党政“一把手”工程，将工作责任落实到部门、落实到机构、落实到人头，形成“党政主导、部门联动、调防并重、专兼结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使社区的调解工作担当起和谐社会的新主角，努力推动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化解的一体化、常态化、规范化，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基础性、源头性、根本性问题。二要着力创新排查整治机制。要高度重视社会突出问题的大排查、大整治活动，制定并完善各种突出问题排查整治的工作方案，组建维持社会稳定的督导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检查督导，确保各项突出问题排查整治措施在基层得到落实。三要着力创新治安防控机制。要实施社会治安等级预警制度、“两抢一盗”案件挂牌督破制度，把治安防控问题解决在基层，遏制刑事犯罪特别是“两抢一盗”犯罪的高发势头，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同时，要坚持“打防并举，重在防范”原则，统筹规划，分步实施，逐步建立起以公安机关为主体，以路面、社区、单位三道防线为基础的立体化治安防控网络。四要着力创新社区矫正机制。社区人员繁杂，不但有普通常住居民，也有刑满释放人员，还有流动人口和各种特殊群体。所以，社区的矫正工作非常重要，各社区要根据需要建立矫正机构，不断规范社区矫正工作流程，着力构建以户籍地管理为主，区、街、社区三级联动的社区矫正工作新框架，探索规范工作流程和矫正方法，提高社区矫正的工作效果，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和常态化轨道。同时，要关心特殊人群的就业和生活出路问题，做好特殊人群的社会救助工作，让他们感觉到社会的温暖，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五要着力创新人口管理机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流动人口大增，传统的人口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社区人口管理机制要积极探索创新“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模式，采取政府出资、财政拨款、综治管理、社区使用的方式，完善以信息化为手段、居住证为纽带、出租房为平台、用工单位为重点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动态化工作格局，让流动人口在求职务工、法律援助、社会保险、住房贷款、购车报牌、子女教育等方面享有与当地市民同样的待遇。六要着力创新社会稳控机制。要认真抓好反基础性工作，严密防范、严厉打击“”等组织的捣乱破坏，加大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加强互联网监督管控，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管得住，控得紧”，确保本社区不发生危害国家安全、损害人民利益、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七是着力创新平安建设机制。创建平安社区是社区管理的重要内容，要采取“目标管理，排名问责，规范运作，持续提升”的有力措施，建立健全平安创建的责任考核机制、日常运作机制、典型引导机制、挂钩帮扶机制，全面开展“平安企业”、“平安市场”、“平安校园”等系列平安创建活动，形成“强化领导、滚动管理、上下联动、整体推进、拓展提升”的平安建设工作格局，推进社区的平安建设。
再次，努力创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社区社会管理工作机制。一要建立“百姓档案”。社区管理首先必须熟悉本辖区的社情民意，要提倡社区干部进百家门、建百家档、排百家忧、帮百家富，掌握本辖区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家庭的有关信息，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百姓诉求、外来人口和安全隐患等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及时解决，不留后遗症。二要建立社区信息库和信息网络，调解矛盾。要组建社区信息员队伍或“民情队伍”，组成群众工作义务信息员队伍，上情下达，通报社情，了解群众需求，及时解决突出问题。要发挥“五老”调解化解矛盾的作用，探索建立和推行以老党员、老干部、老劳模、老教师、老复员退伍军人“五老”人员为主体的“群众评理会”制度，着力提高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水平。可以尝试建立民间“道德法庭”，作为法律和行政管理的补充，通过舆论、风俗习惯和个人威望等道德舆论力量，多方面解决家庭纠纷和邻里矛盾。三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政府要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和分类救助为基础、以专项救助相配套、以临时救济为补充和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救助体系，确保对困难家庭的救助和帮助。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劳动保障就业机制，落实就业服务政策，拓宽就业渠道，提供就业咨询、再就业培训和就业岗位信息服务等措施，使有就业愿望的下岗失业人员得到充分就业。同时，还要做好帮扶工作，建立政府资助为主，社会广泛参与为辅的帮扶机制，制定和落实各项帮扶政策，确保残疾人在教育、医疗、康复、就业和社会参与方面与健康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四要不断提高社区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一方面，要加强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兴办各类服务行业。如建设社区服务中心、服务站点，为居民提供劳动就业、医疗保健、计划生育、老幼托管、扶残助残、娱乐健身以及政策、法律、科技等多方面的服务。另一方面，要优化社区服务结构，健全服务功能。要根据居民的不同需求，设立多层面的服务内容，不断提高社区服务管理水平。五要建立社会应急管理体系。将应急管理列入社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建立起科学有效的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减少和避免突发事件给社区造成的意外损失。
三、必须重视社区特色文化建设和社区文化管理机制创新
社区文化建设是衡量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现代化程度和民族文化教育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搞好现代社区文化建设，必须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创建新的文化管理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社区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首先，要制定社区文化建设规划，抓好社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一要对社区文化建设进行统筹规划。要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的社区文化发展规律，制定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社区文化建设规划，明确社区文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完善社区文化建设的财政投入机制和人才保障机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履行社区文化建设的责任与义务，统筹部署宣传、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教育、科技、卫生等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作协等人民团体在社区文化建设方面所承担的工作，并从政策、资金、制度上推动社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二要大力培育具有社区特色、业务精、素质高的社区文化骨干队伍。要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素质高、作风正的要求，建设一支以业余骨干为主、专业人员为辅的社区文化辅导员队伍，定期开展专业培训，增强社区文化骨干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同时，要经常性地组织文化骨干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组织指导社区文化活动，增强社区文化建设的生机与活力。三要充分发挥辖区内各单位文化人才集聚的优势，将社区内机关、企业、学校和事业单位的文化骨干融入社区文化人才队伍，提升社区文化人才队伍的整体水平。鼓励高校、院团的文化人才深入社区，开展社区文化志愿服务，组织和参与社区的文化活动，增强社区文化活动的吸引力。四要大力培育文化志愿者队伍，充分发挥共青团、高校、行业协会、民间组织的作用，加强社区文化志愿者队伍的招募选拔、组织管理、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志愿者队伍服务社区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促进社区文化人才队伍的健康发展。
其次，加强社区文化阵地建设，丰富社区文化活动内容。一方面，要加大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采取扩建、改建和新建等办法，加快推进以社区文化中心、文化广场、文化活动室、文化站等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健全、高效实用的社区文化设施网络，用活用好用足现有文化设施资源，提高社区文化设施的使用效率和社会效益，防止社区文化活动场所变成封建迷信、、色情、等低俗文化和有害文化的传播基地。同时，要倡导社区内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区居民开放文化设施，实现文化设施资源共享。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在社区文化活动中，要坚持贴近社区实际、贴近居民生活，开展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社区文化活动。同时，要充分考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乡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有机结合，从文化娱乐、健身休闲、环境美化、科技普及、艺术培训等方面充实社区文化内容，以歌舞音乐、说唱弹奏、琴棋书画、体育竞技等多种形式进行社区文化交流与传播，引导社区内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家庭自觉参与社区文化活动，保持社区文化活动旺盛的生命力，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
第三，要打造社区特色文化，推动社区文化服务创新。一要积极开展社区特色文化建设。要根据区位优势和辖区内机关单位、学校、企业、社团和居民的文化优势，举办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开展社区特色文化创建活动，不断推出有品位、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社区、生态社区、园林社区、科普社区、茶文化社区等。同时，还要注重保护乡土文明和不同社区文化的多样性，传承传统人际和谐的文化基因，保护优美的自然风景和文化遗址，吸纳现代文明所倡导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先进价值理念，破除各种陋习和不文明行为。另外，要从每个社区自身的自然文化资源出发，培育各具特色的社区文化，提高社区的文明程度。二要加强社区文化交流。要组织国内外文化艺术团体到社区交流，开展高雅艺术、经典艺术进社区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欣赏水平，提升社区的文化品位。三要大力支持发展网络文化。要以信息化为基础，搭建社区文化信息服务平台，传播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让社区文化信息化服务融入社区居民生活。四要积极开展主流文化宣传活动。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媒体，设立社区文化建设专题栏目，及时报道社区文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和典型经验，介绍国内外社区文化建设的做法和发展趋势，反映社区居民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要求和心声，探索社区文化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模式，增强社区居民文化追求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人人关心、支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五要积极开展文化共建活动。要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驻共建、促进发展”原则，强化社区各单位和居民的文化共建共享意识，不断丰富社区文体活动，营造文化和谐新局面。如开展红歌大家唱、军民联欢会、社区居民艺术节和居民运动会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促进各机关单位和社会群体的文化交流与交往，丰富社区文化生活。
第四，打造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流文化，重塑社区居民的“生活伦理”和“社区精神”。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社区文化建设。要着力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机融入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并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同时，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引导人们明礼守法、尊重科学、诚信友爱、平等互助，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另外，还要经常性地开展群众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塑造良好的社区风尚。二要搭建有利于形成社区精神的公共空间。现代社区人员成分复杂，价值观差异很大，要努力创建社区精神，并将其渗透到社区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领域，使广大居民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改进和修正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使辖区内居民拥有共同的、体现社区核心凝聚力的“社区精神”。三要利用公共文体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形成社区的公共空间，满足居民经常、就近、有选择的精神文化需求，便于沟通交流、互助合作，以增强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同时，还要通过发展社区组织，设置活动载体，讨论制定制度规则，培养和增强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和民主法治精神，有力维护社区的和谐稳定，使社区居民感受和享受到生活便利和人际和谐所带来的幸福感，使居民在日常交流与交往中增进友谊，团结互助。
总之，社区管理是现代社会管理的基础，社区管理机制创新是中国社会管理制度改革的关键。在经济主体多元化社会结构中，政府的社区管理职能将不断弱化，而居民自治与管理的主体作用将不断增强。只有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不断创新社区管理机制，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才能促进中国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
社区文化制度篇9
论文摘要：制度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外影响企业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运用分析叙事法和比较法，对东西部民营经济发展起步比较早的温州和临夏地区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在传统社会非正式制度、社会关系网络与传统经营模式之间的相互选择机制。西部地区企业成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地方非正式制度属于强势制度，一些尚未实现的潜在收益不能对非正式制度选择产生激励，难以形成企业成长的社会资本，很难实现原有经营模式的转变。在特殊地区，技术变迁应该先于制度变迁，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应该实行相机而动的跟进策略。
中国的改革实践中，经济的增长快于传统的经济中心地区，如广东对于中国，温州对于浙江。计划经济时期，温州位于浙江省南部沿海贫困地区，改革后，在没有国家投资条件下，依靠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制鞋、制衣、打火机、低压电器等领域发展出了许多“制造中心”，形成了产业聚集，成就了“浙商”经济。
临夏位于甘肃省中部黄河上游地区，是以回族为主的回族自治州，素有“小麦加”之称。长期以来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比较低。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费孝通先生誉之为“东有温州，西有河州(临夏)”。但是，临夏非公经济的发展轨迹与全国呈现逆向运行态势，如表1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在全国非公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背景下，临夏的非公经济发展却停滞不前。
对此现象，有人提出以温州为样本发展临夏的非公经济。“温州模式”是否可以模仿?马津龙、朱康对、张仁寿、蔡克骄等认识到，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绝不仅仅是一个特定区域的经济现象，更是特定区域具有特定文化特征的人的现象，温州经济是温州人经济。
本文试图从两个地区非正式制度差异，非正式制度与经济活动的依存关系，地域性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分析西部企业成长乏力的问题所在。
一、两个地区的非正式制度差异
康芒斯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可能影响或限制集体行动，进而影响经济的运转。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他把博弈规则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诺思通过对制度演进的分析，论证出不同制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强调产权安排等正式规则的重要性。他进一步认识到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是缓慢的，认为借鉴新的正式规则只有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变迁相结合，制度变迁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青木昌彦从博弈论角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所谓的“共有信念”涵盖了正规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可维系性说明制度在一定的经济活动中具有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
1.临夏地区非正式制度特征
临夏地区非正式制度的特征，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闭塞所存在大量中国传统习俗;二是伊斯兰文化与当地经济相结合所产生的生活禁忌习俗等社会特征。
邹东涛指出，在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西部地区，由于现代化发展的历程短暂和传统势力的强大，存在基于“群体文化氛围”下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临夏社会深居内陆，地理空间形成该地区接受外部先进文化的影响小，穆斯林群体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与中国西部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相叠加，地方文化保守的一面得到放大。它影响到穆斯林群体的经济活动方式和范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经济活动。
临夏的非正式制度更主要体现在回族习惯法，它产生于本民族的历史发展，通过口头、行为和心理进行传播和继承，主要是靠民族内部成员对该规范的普遍认可，具有形成的自发性、运作的内控性。川诚如回族学者白寿彝先生所言:“对回族来说，伊斯兰教……不只表现在宗教思想上、宗教活动上，而且表现在社会生活上、家庭生活上。宗教文化在临夏不仅是一种宗教形式，也有世俗活动，直接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中。
哈正利分析，“从历史时间顺序上来看，回族形成晚于伊斯兰教的形成，这使伊斯兰教发挥其影响成为可能。同时其影响的发挥使回族文化颇具宗教性。”回族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中，属于“历史最短”而“文化最高”的民族之一。以传播伊斯兰教为宗旨的经堂教育更是将其规范化、模式化，在西北地区拥有受到严格宗教活动训练且具有极强伊斯兰文化意识的中国穆斯林群体。
临夏地区特殊的文化结构，导致地区经济社会活动中伊斯兰习惯法非正式制度处于强势制度，它具有固化传统、维系旧习惯长期存在的功能。临夏非正式制度的认识，可以从两个视角分析，一是穆斯林群体伊斯兰文化的强烈自觉意识;二是空间经济活动所形成的农牧经济、商贩经济和地区传统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锁定，在制度选择活动中面临“囚徒困境”难题。
2.温州非正式制度特征
温州地区非正式制度的特征，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浙东文化传承所形成的社会资本;二是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所受外部经济社会的影响。
金祥荣对温州模式的研究指出:“一旦某种行为约束为人们所普遍认可并内化到自身的价值观体系时，便成为经济当事人自发行为的引擎，形成一种持久的内在激励因素。在温州，文化动因是解释温州较全国其他地区率先推进制度变迁的基石之一。浙江学者研究，温州文化不同于传统的中国主流大陆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特征，温州一面临海、三面临江，与内地联系的交通条件恶劣，自身陆地资源的短缺铸就了地方文化的海洋文化色彩。永嘉学派的功利主义哲学观的历史积淀对温州人的商品经济意识的崛起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历史上的中央王朝的“海禁”政策挤压，闽南移民所固有的海商精神，形成了温州地域文化敢于冒险积极进取的精神，重商主义倾向渗透在血液里。金祥荣指出，“温州域内特有的‘功利主义’商业文化传统与传统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一旦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刚性有所松动，便会寻找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形成对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背离’，这是温州推行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地区都属于中国传统经济社会边缘地区，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在地域经济社会活动中具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诱导因素。关键问题是，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能否在特定时间、空间寻求到获利机会，诱导其突破外部的、自身的传统思想惯性约束，实现企业的成长。
二、非正式制度变迁、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
1.临夏的非正式制度变迁与企业成长
空间经济上，临夏地区处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及农业和牧业两个经济地带的交汇地区，位于古丝绸之路、汉藏贸易商道和走西口商道的结合地带，在唐宋以来造就了茶马互市商贸经济繁荣。由于整个地区生态条件比较差，地貌丘陵沟壑纵横，气候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严酷，加上过度的人口增长，区域文化具有从事商贸经济的传统，临夏商贩在西北有“河州鬼”的绰号折射出临夏商业活动的影子，这里的民间商业活动在计划经济时也一直没有间断，临夏的三甲集在西北有“小香港”之称。
改革开放以来，临夏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发展轨迹，呈现出“高开低走”的态势，特别是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完善，市场信息的传递加快，市场准人资格的不断开放，临夏没能形成早发优势，没有突破自身原有的经营模式，使其在适应市场环境、管理体制深刻变化时，表现为企业数量增加缓慢，就业人口下滑。1980年全州有企业0.19万户，从业人员2.63万人，平均每个企业从业人员规模不足14人。1990企业数量增长到2.08万户，从业人员为10.58万人，平均每个企业从业人员规模下降到5人多一点。90年代以后，企业增长数量和从业人员出现增长缓慢甚至下滑的态势。1990年企业数量有2.08万户，1995年增长到2.51万户，达到最高，以后一直处于下滑状况，2002年为1.40万户，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1990-1998平均企业从业人员规模一直维持在5~6人左右。
临夏民营经济的发展轨迹与全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逆向运行，印证出西部地区企业成长和民营经济发展的资本(特别是社会资本)的贫乏。究其原因，地方非正式制度自我变迁缺乏内在激励，没能形成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
非正式制度一般包括传统、习俗、道德、意识形态等。临夏地区的社会变迁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整个社会整体制度安排与地方非正式制度的维系系统的祸合程度高低，以及它们所发挥的效率;二是原有社会传统等非正式制度的惯性，及其与正式制度安排博弈模式和制度变迁路径选择问题。
在以临夏为代表的西北地区穆斯林社会，当地以农牧经济为主的经济社会、临夏商人小商贩经济和传统的伊斯兰非正式制度相互激励，产生了原有经济模式和非正式制度进一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温床(见图1)，也造成了经济社会面临社会变迁时，制度选择上的“囚徒困境”难题。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证了、群体行为选择模式与一个地区经济活动模式之间的关系。中国穆斯林的经济活动模式根植于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特殊性，衡量一个穆斯林对信仰虔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是否能够格守伊斯兰教的各种禁忌，伊斯兰教的各种禁忌一直延续到各种饮食禁忌。中国回族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交汇地带，与其说是商贸经济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一种根植于伊斯兰信仰的文化选择。虔诚的穆斯林将建立一个清真寺作为一个人一生重要的功课，回民多围绕清真寺而居，一个清真寺就形成一处“教坊”，“教坊”集伊斯兰文化功能和穆斯林群体经济功能为一体。临夏地区建立在伊斯兰信仰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结构，体现出对内的开放性和对外的封闭性、对内的传统倾向和对外的现代追求并存。伊斯兰禁忌约束下的关系网络的封闭性，既维系着穆斯林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又对其它群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清真寺、教坊和穆斯林社会传统习俗维持着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延续，导致穆斯林的群体利益在很多时候超越个体的自身利益，内在制度变迁的阻力比较大。官方的正式制度，或者由于和地方非正式制度的匹配性较低，或是由于操作技术上的问题，对该地传统社会资本的价值发掘不够，没能够诱导其实现向现代社会变迁。
2.温州非正式制度变迁与企业成长
金祥荣指出，“温州模式”的制度变迁是追求政治成本最小化的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这种变迁的初始动力既有经济空间的便利，也有地域文化的推动，而后者是关键性的因素。福山提出文化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他认为文化“包含了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双重意义”，并可以分为“有关理性的文化”(起源于由理性选择所形成的传统或习惯)与“无关理性的文化”(起源于由伦理规范所确立的传统或习惯)。特定地区的文化传统以及在这种传统影响下形成的现实社会伦理，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温州地区的滨海地理环境和耕地稀缺的资源结构，经济活动向海洋发展成为必然的选择。温州具有移民的传统，历史上福建人的迁人和近代温州人向国外的移民，不仅将其经济活动与外部(特别是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而且培养了“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承包飞机的个人，出现了第一条地方集资修建的铁路。在改革开放后，不仅中国大陆的各个角落有“温州城”、“温州村”，就是在欧美的许多温州人聚居地方也出现了“温州街”。温州具有崇尚加工的传统，号称“百工之乡”，历史上海上商业活动和近代的通商活动，造就了对市场的敏感性，海外移民和改革开放后的行商活动，在了解国内外市场信息方面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这一点很像19世纪初期的英国工商业对市场和国际形势变化信息的掌握优先于政府的情况，也和当时一样，产生于民间的商业活动和工业加工活动互相激励，推动了企业的成长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典型的例子是，专业市场的发展和中小企业族群发展的互相促进，推动商业和制造业共同发展。
温州地区亚文化，从南宋“永嘉学派”叶适提出“功利与仁义并存”，到明清之际的浙东学派黄宗羲等人，一脉相承地强调经世致用，对儒家正统思想重义轻利、重农抑商价值观念进行修正，加上近代西学东渐的影响，重商主义精神成为社会群体的共识，而商业活动的成功更加强化了这一观念。这一价值观念在中国虽然很长时间受到正式制度的压制，但是它一直顽强地生存着，一旦外部条件宽松就显示出强大的商业力量。改革开放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重商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是其内在的动力。(见图2)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地区商业活动规则和组织模式，在深层次受特定文化结构(尤其是亚文化)的影响，地区文化、非正式制度的差异造成他们对新制度规则的认知和理性识别的差异，造就了两个地区商业活动不同的发展轨迹。
三、结论与启示
对两个地区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温州和临夏地区亚文化都具有重商主义精神;计划经济时期都一直保持着地下私人经济，在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起步都比较早;都获得了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温州企业快速成长，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临夏则止步不前，主要是两个地区经济社会系统的差异，产生这一差异的根本性原因是非正式制度的差异。
温州经济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实用主义原则下，温州人积极进取，跨越国内外的商业活动和移民活动，在全球的温州商人和大量在温州打工的外地人，构筑了基于地缘、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商业网络，使其可以同外界实现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这些推动了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推动了企业成长和地区经济发展。临夏地区经济社会系统处于半封闭半开放状态，由于历史原因，临夏穆斯林的民族自我意识非常强烈，它和外界的交换不是很充分，穆斯林生活禁忌约束导致他们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汉藏交汇地区，而这一地区经济主要以传统经济为主，它所获得的信息、物质和能量必然受到限制，因而自身在技术、制度上都很难突破对传统商贩经济的依赖。单调的商贩活动和地区农牧经济，在缺乏外力作用的条件下，本地区有限的力量很难产生突破性的活动，经济社会变化十分缓慢。
这两个地区的差异，在某一点上可以代表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系统的差异，对西部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1一个地区企业的成长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相互激励的结果
谢富胜、乔兆刚指出，由于非正式制度处于文化的最深层次，因而变化最慢，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变化速度悬殊过大，就有可能产生剧烈的文化冲突。
改革初期，私人微观经济主体原有的重商主义精神，使两个地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起步快、思想转变早的优势，激励他们最先进人当时限制繁杂的市场，获得了市场经济进人的早发优势。当时的短缺经济和某些领域实行的双轨制，为其早期商业资金积累提供了市场空间。在中国放权让利改革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安排下，地方政府成为具有“准竞争性组织”，温州政府“挂户经营”、“股份合作制”、“民营企业建立党支部”等地方征收制度安排，为民营经济的发展铺路搭桥，企业成长也带来了地方财政收人增长。财政“分灶吃饭”使温州市预算内地方财政收人超过中央财政收人。
临夏地区穆斯林一般遵守传统宗教文化，传统上不愿意从事借贷金融活动，私人相互之间的合作契约达成成本比较高，难以建立合作经济，绝大多数依靠自身的积累发展企业，就是家族化经营也是阶段性的经营模式，更不用说出现南存辉革“正泰”家族化经营命形式的企业组织变革。当地穆斯林虔诚的，使得建筑寺院、朝拜活动消耗了一部分经济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社会发展的资金积累。加之，当地商贩经济活动很多是现金交易，政府获取的收益有限，导致地方财政恶化加剧，商业活动、公共服务没能建立相互之间的激励关系。
2.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企业成长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条件
道格拉斯·诺斯将非正式制度作为一个影响人类活动的社会资源予以重视，指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他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是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资本存量、物品与劳务产出即收人分配之间的过滤器。”认为人类社会商业活动的控制结构差不多是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习俗来确定的。兰诺维特提出，企业的发展嵌人在一定社会资本中。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提出弱关系是传递信息的有效桥梁。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指出，“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许多社会资本具有的公共物品特征是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最基本的差别。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
孔径源认为非正式制度安排有助于缩减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新的意识形态有助于节约认识世界和处理相互关系的费用。唐寿宁认为在传统社会，合约的达成建立于长期交往活动的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熟识人”社会)，因此传统的惯例和规范对这些法律无法予以规制，“行为的”或隐含的非正规合约就具有较大的约束作用。这种非正规合约在非正规市场中进行的交易活动是可以带来效率增进的制度调整的。
临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既有西部地区的区域文化系统特征，也有小地域文化的非系统特征。临夏地区特有的文化、非正式制度导致它陷人传统社会制度与传统商业模式的相互锁定，表现为虽然有商贸活动，但不能形成市场经济;虽然地区文化拥有商业传统，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第一批民营企业，但企业成长困难。
3.信息化是诱导地区非正式制度变迁和企业成长的重要途径
从对两个地区企业成长差异比较分析可知，培养现代商业精神是西部企业成长的关键。
雍少宏从现代化视野指出:“回族文化心理又有先天保守的一面，这种传统的心理状态，影响了回族对异文化中合理要素的认可与吸纳，不利于回族群体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国际化的大趋势，甚至会影响回族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回族群体心理具有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双重特性。传统性构成了回族群体文化心理的内核，现代性构成了回族群体文化心理的外壳;传统性是回族群体的精神支柱，现代性是回族群体适应现实生活的必然选择;传统性主要表现在回族的活动之中，现代性主要表现在经济活动和追求知识的过程之中。
临夏地区不同于其他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它具有传统的商业意识、吃苦耐劳精神和市场竞争意识，长期的商贸经济积累出一定的商业经验和商业网络资源。由于传统的非正式制度约束，临夏商人缺乏开放的观念，没能够像温州人一样，突破地域限制，在更加广泛的空间上组织经济要素，实现企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长期困守在商贸经济的活动中，形成小农经济和商贸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
社区文化制度篇10
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对促进经济提升、构建和谐社区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等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一）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既繁荣当地经济社会又改善居民物质条件
社区文化是某一区域内发达程度和文明程度的具体标志。它影响人们的沟通方式、思想意识和行动习惯的形成和发展，更深层次的是对本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同时，社区文化建设作为文化产业不可或缺的部分，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8万亿,对当年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为5.5%。第三产业就业弹性在三次产业中最高，存在较大的吸纳就业的潜力。总体来说，社区文化作为社区建设的核心部分，重视流动人口参与文化建设对社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也有利于流动人口物质生活改善。具体来说，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其效益。一方面，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从改革开放至今，流动人口的数量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而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往往产生更大消费能力。管理好、环境好的社区环境是招商引资的前提条件，增加了周围入驻企业的认同感。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为增加自身收入提供了更多机会。譬如，流动人口即可通过政府授权、组织支持的前提，以个人性质去开展营利性文化获取一定的利润。另外，提供岗位给未就业的、有特长的流动人口在文化组织中全职就业，也可以利用闲时为文化活动中兼职服务来增加个人的收入。
（二）在参与中分享社区文化成果，感受到社区的人文关怀，有利于构建和谐社区
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其目的也是增强流动人口的认同感和幸福感。好的社会发展充分体现在人民的心理体会和内心幸福感。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将会真正融入现代城市新型“邻里互动模式”——彼此更加熟悉，有困难彼此帮助，有共同的事情一起承担责任，感受到“根”的温暖，增加了社区的和谐氛围。随着社区的人文关怀，流动人口行为的转变体现在三个方面。生活习惯方面，改变了大量时间足不出户或者网络虚拟世界的习惯，促进流动人口之间、各类社区之间彼此融合，加深邻里关系。社区治安方面，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有利于消除人际心理隔阂，减少社会犯罪概率，形成更为安全的、诚信的、和谐的社会环境。社会风气方面，利于减少享乐主义、物欲主义的不良风气，利于纠正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价值观念，促进传播积极向上、互帮互助的正能量，促进发展人文素养、和谐温暖的新型社区。
（三）参与实现文化交流与传承，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很大程度上，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是依靠每个社区文化建设来完成的。流动人口的参与才能真正地满足他们最急切的、最需要的、最深入的精神需求，这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字就是“大”。这个“大”的标注有六个层面的含义：凝聚能力要“强”、发展门类要“全”、实力规模要“大”、环境氛围要“活”、覆盖范围要“广”、文化特色要“显”。凝聚建设社区文化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途径，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正好与六个层面的要求相一致。其一，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增强了社区的人文关怀，其社区氛围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其二，人口类型主要是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之分，本地居民参与社区文建设已经发展较为成熟，流动人口参与完善了社区文化文建设的活动内容。其三，社区建设进程离不开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参与增强社区文化建设实力规模。其四，流动人口的参与感受到了对社区的归宿感和认同感，有利于增强社区的和谐。其五，从不同层面开展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不仅加快某个社区的建设，而且增强了地区与地区间社区文化建设，推动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其六，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激活了更多建设渠道，充分挖掘了人资潜力，整合了社会资源，增强了社区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色。
二、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基于一个案例
根据查阅的资料和平时的直观调查了解，笔者初步判断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状况差异很大，在一些地方表现不容乐观。为了深入研究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真实状况，笔者选择红光镇作为研究的样本。在网上查阅红光镇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对红光镇部分领导进行了走访调查，现场参与和感受了红光镇一些社区文化建设活动，也随机采访了一些流动人口，对四川省郫县红光镇个别社区组织的文化活动进行了观摩。四川省郫县红光镇地处川西平原腹心地带，东邻犀浦镇，南邻成都高新区，西邻郫筒镇，北接团结镇、三道堰镇。镇域土地面积31.23平方公里，其中城市规划区面积18.53平方公里，耕地1.45万亩。合兴、金土、金仪、铁门、高店5个社区，下设67个居民小组，68个村民小组。2012年末，辖区总人口8.5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5.9万人（不含6所大中专院校），城镇化率71.1%，另有流动人口4.8万人。人口出生率13.05‰，人口自然增加率4.17‰，人口密度2722人/km2。在社区文化建设方面，四川省郫县红光镇取得显著的进步。例如，“三下乡”、“温暖红光”、“公园1号”杯社区优秀节目展等系列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也吸引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加入。但是，结合以郫县红光镇部分社区的流动人口参与现状作为个案和研究其他文献资料进行对比，就目前全国大多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而言，主要存在主观意识不强、群体覆盖面窄、缺乏经费保障、缺乏制度保障、缺乏领导力和组织力等方面的困难与问题。
（一）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的主观意识不强
流动人口不清楚如何着手参与社区文化的人文关怀，自然很难对社区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大多工作收入不太稳定，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只能将心思放在挣钱维持生存。因此，他们难以将社区的好坏与自身利益相联系，将自己与社区之间处于一种分离的、被动的状态，社区参与的主观意识比较消极。
（二）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流动人口群体覆盖面窄
倾向融入社区文化活动的流动人群中，大多是离退休人员和儿童。年轻人更愿意参与看电影、电脑游戏、网上冲浪等社交方式，参与社区文化意识远远不够。调查显示：50岁以上的占66.5%，其中60岁以上的占35.1%，而35岁以下的仅占4.6%，36-49岁的占25.9%。没有很好的社区活动内容，流动人口参与的热情就无法高涨。
（三）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缺乏经费保障
政府投入社区文化建设大多都是参照本地居民，社会组织的赞助也不多。流动人口自身的经济收入不宽裕，没有更多能力去购买精神产品。物质条件的贫困，伴随着精神文化的贫瘠。最终，真正分配到流动人口的人均经费就少之又少了，引导流动人口融入社区文化建设难度非同一般。
（四）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缺乏制度保障
流动人口的参与没有合理的制度保障，参与权益无法保证，参与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没有相应制度保障，社区文化建设也是盲目的，社区文化的秩序混乱也难以规范，反而增加了社会管理问题。
（五）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缺乏领导力和组织力
部分政府部门认为流动人口参与属于文化组织的事，领导更多只是沟通协调，不需要直接参与管理。同时，政府认为经济发展是硬性工作要求，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是软性工作任务。因此，抱着侥幸心理和走着形式主义，没有更好地管理和引导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更加举步维艰。
三、促进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共享文化建设成果
就目前而言，当务之急是改善流动人口参与现状，建立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激励机制、服务与参与机制、经费机制、组织机制、领导机制等，创造和共享社区文化建设文明成果。换句话说，就是要引导和管理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产生高效、高质的社区文化，主要有以下五大解决措施：
（一）健全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激励机制，改变社区活动形式单一的现状，加强主观参与意识
提高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热情，需要宣传教育的方式来改造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最终加强流动人口参与意识。其一，共建公共文化宝库，塑造全民人文涵养。建立公共图书馆和文化展厅，为社区居民提供学习、工作、生活提供有效资源。其二，利用知识讲座、广场电影等手段，让广大流动人口心灵和意识得到熏陶。其三，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明新风。将道德模范、好人好事变创出相应的文艺版本或段子，通过投影播放、多种形式的文艺表演，营造社区高尚、和谐的文化氛围。
（二）优化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服务与参与机制，构建和培养文化主流部队和支流部队，扩大社区文化建设的群体覆盖面
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普及程度，关键是优秀的人才队伍和参与方式问题。其一，重视有资历、有能力的社区服务人才，列入编制计划，解决流动人口就业后顾之忧，建立科学的职称认证，扩大专业型社区文化建设队伍。其二，通过政府、企事业单位联合支持并鼓励社区文化建设爱好者参与，降低参与门槛，设置多渠道、全方位的参与方式，奖励为社区文化建设做出贡献的人员。创建更多的社区文化建设平台给思想健康、素质较高的团队组织，去传播社会正能量。淡化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分，让他们自觉成为文化活动带动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最终达到雅俗共赏、文明共享的和谐局面。
（三）制定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经费机制，让流动人口参与不再流于计划
解决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经费问题，其具体建议：其一，政府支持方式创新。加入民生问卷调查、网络意愿投票等方式，制定相应法律法规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赞助其社区文化事业。利用“项目贴息”和“年终分红”等方式引入社会资金，对其企事业单位进行推广宣传，提升其公益形象。政企合作、资本融合是解决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首选途径，克服文化投资主体单一问题，释放文化产业活力。其二，抓住创业机遇，解决资金难题。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总理指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仅让大量的有梦想的人有了创业的良机，也为社区文化建设提供了更多经济基础。制定相应创业政策，鼓励和支持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稳定就业、鼓励创业是解决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经费问题的重要途径。
（四）完善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组织机制，优化参与保障制度，保障流动人口参与权益
任何社会活动顺利进行都是以制度保障为前提，流动人口参与保障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解决。其一，规范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提高社区生活质量。通过办理居住证，以宣传教育的方式，让流动人口意识积极配合人口管理是一种利于社会和谐，提升社区生活质量，改善社区治安管理的重要途径。其二，社区组织创新。通过社区公告栏、网络、广播电视等渠道通知信息，建立起与社区生活居民间互动平台，让包含流动人口在内的广大居民参与决策发言或旁听。其三，自发组织创新。在国内外成熟的社区组织的学习借鉴下，建立有效的自发组织成为推动社区文化建设的不可或缺的潜能力量。例如，日本文部省“法定”的“社会教育团体”pta（parentsteachersassocia⁃tion）(家长教师协会)，是家长们按照地区组织起来的，学校教师自愿参加的组织，会长由家长担任，会员缴纳会费。
（五）加强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领导机制，流动人口参与计划在政府组织管理下更加有序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