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污染的后果篇1
关键词：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十报告中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为我国在21世纪从海洋大国转变为海洋强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我国海洋开发的脚步逐渐加快，与此同时，因为人类经济活动给海洋环境带来严重污染的事件屡有发生，海洋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因海洋环境污染引起的侵权责任案件也常有发生，民事领域的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责任越来越受重视，而且有成为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主要救济途径的趋势，而从目前情况看，我国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律制度还亟待完善。
一、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概述
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环境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必须具备的条件。作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一种，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类似，符合环境污染责任构成要件的要求。但目前，关于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我国理论界有不同观点。
有学者主张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要件表现在四个方面，即（1）损害事实；（2）损害行为的违法性；（3）损害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这种观点忽视了环境污染侵权的特殊性；随着无过错原则的运用与发展，由于环境污染侵权具有其特有的属性，有学者提出了两要件说，即损害事实及损害事实与污染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是作为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此外，还有学者主张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损害事实及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即三要件说。从现实情况出发，笔者认为，“三要件”的观点较为妥当。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应由以下三要件构成：污染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
二、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
实施了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是海洋环境侵权责任主体的必要条件之一。一切侵权法律关系都是以法律主体实施侵权行为为前提，否则责任主体也无从谈起。
该行为既可以是违法性污染损害行为，也可能是非违法性污染损害行为。根据《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及无过错责任原理，笔者认为作为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要件的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不必具有违法性。
（一）排除行为违法性
行为违法性，即行为人对应当履行的义务的违反，如违反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律规范等。对于“行为违法性”的问题，法律之间存在矛盾，理论界观点也并不完全不统一。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有学者以此为依据，认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必须具有行为违法性，即行为对现行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违反。
从环境污染与侵害的特点与事实状态看，随着实践的发展，由于法律与标准固有的滞后性、特定时期的历史局限性及一定时期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某些符合标准的排污行为，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或者在特定条件的综合作用下，也可能引起海洋环境污染。对于这种“合法排污”、“达标排污”行为，如果依据行为违法性原理，那么环境污染侵权者则可以环境污染行为的合法性为理由，规避自己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从而导致因海洋环境污染受损害方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行为的合法性不应成为免除侵权责任的绝对理由。
新《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第三款中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此规定没有规定关于违法性的要求。新《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还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与此相对应，《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此规定也明确表明，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承担，不限于对违法性的要求。
综上所述，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只要造成损害事实，无论致害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行为是否违法，都应承担法律责任。由于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以及全社会治理和改善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为确保权益受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排除行为违法性将得到更广泛的适用。
（二）排除违法性的特殊情况
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排除违法性”是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突破和发展。但是在海洋环境污染侵权中，如果不区分情况，将一个民事主体的合法行为一概而论的被认定为侵权，让行为者对损害承担民事责任是欠妥当的，会使得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生产、生活的行为人缺失安全感，也有违禁止事后法的原则。在承认“排除行为违法性”的前提下，如果行为者的行为符合所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规定，虽然造成了损害后果，也应考虑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保障合法行为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者的合法权益。
1.海洋环境污染的发生，行为符合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规定却造成了污染的后果，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对待，由行为人，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责任单位承担各自的责任。
2.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或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因此，对于因不可抗力或完全的意外因素等导致的海洋环境污染，应当由因合法行为造成海洋污染侵权损害者与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基金或海洋环境保险给予受害人以救济。
三、损害事实
海洋污染的后果篇2
一、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结症
海洋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后，政府会采取措施，对相关责任人实施惩罚。惩罚通常都重点立足于解决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却缺乏对受影响居民的损害补偿。即使居民获得了相应补偿，也因没有具体的补偿措施而缺乏公平性，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我国现有的环境污染治理模式是“先污染后付费”，污染的集体或个人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是以金钱补偿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损害。这导致了污染者缺乏责任意识，降低了污染补偿的效率，拖延了救济时间，使海洋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给海洋环境乃至整个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笔者通过分析我国工业废水污染的现状，发现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补偿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污染损害评估标准不明确，公平性缺失。工业废水污染对海洋环境的影响程度是追究污染责任者所应承担责任的重要依据。工业废水污染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一方面，污染物进入海洋后，造成海洋环境的破坏，使海水富营养化，对海洋生物的繁衍和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也产生了诸如浒苔等很多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污染物也间接的影响着人们正常的生活，危害人类健康。近年来，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人心，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实现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跨越，沿海居民越来越重视滩涂养殖，从以前的养鱼、虾、蟹到养殖更具有经济价值、具有观赏性的水生动植物。这些养殖业的发展，使水产市场更加繁荣，同时增加了养殖户的经济收入，丰富了人民群众的饮食生活，也给一部分人创造了就业机会。①然而我国近几年发生的海洋环境污染现象切断了部分以海产养殖为生的居民的物质来源，对居民产生影响。由于工业废水污染为海洋环境带来的损害无法直接衡量，导致了工业废水污染没有明确的补偿标准，居民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补偿，造成各地的补偿规定不统一，缺乏公平性。
第二，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影响管理成效。政府在污染损害补偿工作中属于监督者和管理者，同时也是海洋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对海洋环境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机构，即环保、海事、渔业等环境保护部门，各部门对各自负责的水域进行分工管理。根据规定，各地环境保护局定期汇报污染排放情况，同时，中国环境总站也每年至少两次报污染源排放情况，每年应不少于两次，以便政府及环保部门及时对环境问题进行处理，并受害居民的损失。该规定使政府定期掌握污染情况，以便及时作出应对措施，并方便查看整改效果。但各地的环境保护部门报告频率极低，并未按照规定报告，这反映出政府部门对海洋污染的重视程度不足、监督力度不强，且监测结果缺乏第三方的监督的问题。同时，地方政府官员私吞补偿款的现象日益增多，本应获得补偿款的居民无法得到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可见，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缺乏统一的监督机构，政府部门忽略了本应承担的监管失责的责任，忽略了作为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另外，在工业废水污染治理中，主要污染责任者都执行“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使排污者产生错误的意识，认为排污是应享有的权利，付费就是承担的责任。因此，排污者并没有关注污染后对国家和社会的补偿问题，在排污时无所顾忌，使得海洋环境污染更为严重。而政府在宣传海洋环境保护时注重强调减少排污，并没有强调造成污染的主要责任者在整个损害补偿中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在海洋污染损害追究责任时，排污者相互推诿。另一方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潜伏性强，周期长，“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使得海洋环境问题出现时责任主体不明确，无法对主要责任者进行处罚。
第三，污染处罚力度小，影响补偿进程。我国先后通过了《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陆源污染物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中都对海洋污染防治进行了规范。《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了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或单位应缴纳罚款，这虽然使得环境污染补偿有法可循，但却缺乏相应的强制措施，忽略了责任者若并未按规定缴纳罚款，相关责任人是否承担的法律责任的问题。此外，《民法通则》中也有关于海洋环境污染补偿的相关规定，其中并非所有的海洋环境污染行为都应承担责任，这就使得一些不法分子钻漏洞，通过私人方式用远低于法律规定的赔偿金额补偿当地居民，逃避相关环境主管部门的问责。②大部分的法律或规定仅明确了原则性的海洋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但却缺少具体的赔偿措施，法律或规定的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的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措施较为模糊，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罚过轻。海洋环境污染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但大多数海洋污染造成的损害仅通过缴纳罚金即可免责，罚金的数额远不能弥补对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只有造成严重损害的，才予以刑事处罚，使得补偿缺乏强制性。
二、解决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工业废水污染使居民的利益造成了损失，也使我国在补偿问题上陷入困境，除了在法制方面的滞后外，与我国长期以来对海洋权益的漠视也有很大关系。只有建立健全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使全社会形成爱护海洋环境的环保观念，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笔者认为，针对现阶段我国在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应立足于法律、政府监管等几方面。在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和应急方面，我国政府的基本应对措施已初步成型，但在保障成果方面还存在着不足。政府应真正做到有效管理，提高管理成效，同时认清自己是间接责任者，做好污染损害的补偿问题，保障沿海居民的利益，从而保证沿海经济与海洋环境的和谐发展。本文致力于探究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机制，重点探讨如何在发展的同时兼顾海洋环境保护，发现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完善海洋环境污染补偿机制，着力于解决我国海洋污染事件频繁发生，却得不到妥善处理的问题。
(一)建立对工业废水污染的影响评价制度海洋环境管理部门应建立完善的污染影响评价制度，首先应明确评估主体，可以是当地的环保局或政府委托的具备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其次应确定评估对象，重点评估对象主要包括渔场、自然保护区、海滨游乐园、养殖区等;最后要确定评估依据以及评估的重点项目，重点项目可包括生物资源损害、主要污染面积等方面，评估依据应以并以污染物的浓度增量为准。另外，也应充分利用学校以及有相关技术的社会团体或组织等进行污染检测，最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明确主要排污者的责任条款。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不易评估，且缺乏严格的标准，因此没有具体的补偿措施。部分省市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以此细化评价标准，形成完善的评估制度。如山东省颁布了以损失数量为标准的补偿措施，即对本辖区海洋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额不足1000万元的，应由设区的财政部门直接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相关赔偿要求;造成1000公顷损失的，需缴纳2亿元补偿费。此类规定较为详细，标准明确，使补偿有章可循。
(二)加强对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的监督管理力度工业废水污染事件的频繁发生，既有污染者的直接责任，也存在政府监管不力的间接责任。在保证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的同时，应加强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行政监督，确保补偿真正落到实处。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这不仅取决于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持者和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在发挥其经济职能和文化、社会职能的同时，也是社会运行的监管者。在社会危机发生的同时，既要发挥它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也要负责事件的预防，在污染补偿方面最能体现政府的监管预防职能。政府应明确定位，不仅要做好污染的预防、监管工作，还应意识到作为间接责任者的定位。政府作为监督者和管理者，应发挥好作用，防止海洋污染事件的扩展，以免影响沿海居民的生活，使居民利益受损。为了确保补偿工作的进行，不仅需要加强内部监督，也要加强外部监督。政府应注重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我国由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很少，且大都进行公益服务，缺乏政策倡导型的组织。而大部分群众所熟知的组织，如青联、妇联、残联、中国贸促会等，都是半官方社会组织，具有政府背景。由此可见，我国缺少能够真正站在公众立场上表达意愿的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在海洋环境污染频繁发生，却得不到妥善处理时，应发挥其应有作用。因此，政府应支持和引导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在决策的过程中接纳非营利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并为其提供资金、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并鼓励其在污染赔偿方面提供意见和建议，做好指导工作。我国现阶段海洋环境污染处理办法是“先污染，后付费”模式，即当排污违反法律规定时，将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罚款处罚。这种处罚方式是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后才采取措施，罚款的金额远不能弥补对海洋环境造成的灾难性破坏，补偿也不到位。因此，在海洋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应形成一种新型的模式———先付费后污染，也可称为“优先赔付”。在“优先赔付”的前提下，污染者先向政府缴纳排污的费用，获得政府颁发的排污许可证，其中明确规定排污的限度，并派遣专业人员监督，当排污达到限度是时则不再允许其继续排污。排污者事先缴纳的费用则作为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金，作为政府清理污染的费用以及利益相关居民的补偿。这种“优先赔付”的模式不仅能够减少污染损害，保护海洋环境，也能对受到污染损害的居民提供补偿。
海洋污染的后果篇3
我国海洋环境问题及指标体系研究进展
海洋经济的涵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海洋空间为活动场所的经济活动;二是以海洋资源的利用为对象的经济活动。按照海洋与经济活动的关联程度不同,海洋经济可以分为三个层面:(1)狭义的海洋经济,是指包括开发和利用海洋的丰富资源、海洋的广袤水体以及海洋的广阔空间的经济活动的总称;(2)广义的海洋经济,是狭义海洋经济的延伸,指为开发和利用海洋而产生的相关产业;(3)泛义的海洋经济,不仅包括上述两个层面,还包括海岛陆域的经济活动(海岛经济)、海岸带的陆域经济活动和河海体系中的内河经济(沿海经济)。
(一)海洋环境问题
关于海洋环境问题的研究,我国经历了起步阶段、初步形成阶段和逐步完善阶段。
1.起步阶段。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海洋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了严重破坏。一方面,陆地的农业和工业生产排放出大量的污染物,尤其是工业废水的处理手段还非常欠缺,直接排放到海洋中,给海洋造成严重污染;另一方面,海水养殖、海洋石油开采等形成的污染,造成海水水质恶化,近海生物资源受到严重破坏。为此,海洋的环境保护问题引起了我国海洋管理部门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此时关于海洋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海洋环境污染的来源和治理措施、海洋环境保护和评估、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方面。如孟伟和张淑珍以水环境中的深圳湾为例,提出了开发海洋物理环境容量的意义,指出有机污染物(主要指CoD)的物理环境容量主要受海域水动力条件的制约[2];倪轩认为,世界各国沿岸海域遭受日益严重的污染,最主要的原因是沿海工业和海洋事业的发展带来的海洋污染物的增多,这不仅使得海洋的自净能力几乎丧失,给海洋生物资源带来巨大灾难,而且更严重的是人类的健康也面临极大威胁[3]。
2.初步形成阶段。由于海洋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海洋环境的研究成果显着增多,主要的研究方向有:渔业环境污染治理和保护、海平面变化及影响、海洋灾害的危害和防治、海洋环境保护和治理对策、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研究成果包括:巴登在分析海洋领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评述了海洋污染的现状和未来走势,运用生物地球化学行为和生态毒理学方法研究了海洋污染问题[4](p45-103);陈亚瞿认为,渔业的发展受到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污染物排放加剧的危害,造成很多江、河、湖、海的渔业水域遭污染,对人类健康造成巨大威胁[5];王伟洁和吴长江认为,山东省渔业资源丰富,品种繁多,但是由于污染源的大量增加,渔业发展的水域环境质量显着下降,渔业生态环境污染严重,渔业生产受到了挑战[6];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的杜碧兰等提出了海平面上升的恶果,认为如果海平面上升30厘米,长江三角洲及江苏和浙江沿岸大概5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将被淹没[7](p5-20);翁盛深以汕头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要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加大对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的保护力度[8]。
3.逐步完善阶段。21世纪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受到了学者们的更广泛关注,主要的研究领域有: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环境质量评价、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对策、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特殊生物品种及区域的分类保护。主要研究成果有:王斌提出了我国海洋及海岸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肯定了国家相关部门在管理国家海洋事务、监督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做出的重要工作[9];徐祥民和马英杰认为,海洋特殊区域是海洋环境和资源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包括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渔业水域、重点海域、海滨风景名胜区、海洋生态示范区等,并建立了一整套海洋特殊区域的保护体系,对特殊海域进行分类、集中整治和保护[10];韩永伟、高吉喜等以珠江三角洲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敏感性的过程中,提出了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改变珠江三角洲生态环境恶化现状、保护渔业资源和濒危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具体措施[11];高振会提出在未来的海洋经济发展中,海洋技术和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的重要性[12];王美珍以环杭州湾为研究对象,认为环杭州湾产业带的发展对海洋环境的影响非常大,应该抓住环杭州湾沿海经济发展的机遇,进行可持续的海洋经济发展[13]。
(二)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对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方面的定量分析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在这些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评价,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有:陈可文在《中国海洋经济学》一书中建立了海洋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3个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资源环境子系统。其中,关注海洋经济的资源环境的发展是该指标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其资源环境系统包含的变量有:自然资源存量、海洋污染排放、海洋污染带来的损失、海洋灾害带来的损失等指标[14](p59-138)。张德贤等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中建立了海洋经济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5个子系统:海洋经济子系统、海洋资源子系统、海洋环境子系统、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子系统、社会发展子系统。其中,海洋资源与环境子系统主要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工业污水达标排放率、海洋污染面积比重、海岸倾倒数量等指标[15](p12-60)。韩增林和刘桂春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定量分析》中建立了海洋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含4个子系统,分别为海洋资源承载能力、海洋资源发展能力、海洋环境承载力和保护能力以及智力支持系统。该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建立模型,共包括5个层次共48个指标。其中,海洋环境承载力和保护能力子系统包括的指标变量为:单位海域面积废水排放强度、单位海域面积固体废弃物倾倒强度、滨海海域的水质质量指数、赤潮发生的年频率、海域内年原油泄漏量、海洋环境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海洋水体环境质量标准、海洋水体污染物背景值、人均海洋环保费用、海域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例、入海废水排放达标率、海洋环境保护法规数目、省级以上海洋保护区数目等[16]。
冯晓波等在《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实证研究》一文中建立的指标体系包含4个子系统:海洋产业发展能力、海洋科技综合能力、海洋资源利用能力和海洋环境承载保护能力。该体系共包括4层16个指标,其中重点考虑了海洋环境承载力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制约,海洋环境承载保护能力包括的指标变量有:工业废水处理、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海洋自然保护区个数、滨海观测台站等指标[17]。狄乾斌和韩增林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一文中建立了包含海洋资源环境子系统、海洋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发展子系统的指标体系。其中海洋资源环境子系统中包括资源总量、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三个方面;海洋经济子系统中包括经济增长和经济质量两个方面;社会发展子系统中包括人口增长、生活质量、科技潜力三个方面。该指标体系共包括28个指标[18]。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关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而针对海洋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建立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因此,本文将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改进目前研究的不足,建立一套我国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希望通过该体系的设计,使该指标体系具有实用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并能够具体用于指导我国海洋经济的环境改善,用于政府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的环境政策制定和实施。
我国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海洋污染的后果篇4
主要入海污染物来源分析
环渤海近海主要污染物来源于陆上和海上两个方面，其中陆源污染物是渤海污染的主要来源。陆地污染源主要有工业废水、城镇生活污水、携带农药和化肥的入海径流、沿海油田排污等。海上污染源主要有船舶排污、海上平台排污、油轮泄漏、近岸水产养殖废水和海上的倾废等。
1陆源污染物仍是环渤海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
在入海的污染物中，陆源污染物占污染物总量的80％以上。据统计渤海沿岸有217个排污口，渤海每年承受着来自陆地28亿t污水和70万t余污染物，接纳的污染物占整个中国海域接纳污染物的近一半。2009年，对渤海沿岸的100个排污口进行检测，发现渤海沿岸排污口超标排放现象严重。75％的监测排污口存在超标排放现象，超标排放污染物主要为悬浮物、BoD5、总磷和CoDCr。在20个重点监测的排污口中，73％的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不能满足海洋功能区要求，其中劣于国家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占到40％。2009年监测的渤海主要河流入海污染物为CoDCr、油类、氨氮、磷酸盐、重金属等，其入海总量为94万t［2］。环渤海地区入海污水总量中，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基本持平。沿海城市的生活污水和进入河流的农药化肥等流失也成为陆源污染的重要来源。
2大气沉降物是渤海污染来源之一
近20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大气沉降是许多自然物质和污染物质从大陆输送到海洋的重要途径。在某些沿海区域，经由大气输入的若干痕量物质的总量几乎相当于河流的输入量，有的甚至更多［4］。2009年，国家海洋局在大连海域、青岛海域、长江口海域和珠江口海域4个重点海域继续开展大气污染物监测。分别代表了中国四大海域近海的大气环境质量状况。评价结果显示，大连海域大气中铜、铅和总悬浮颗粒物沉降通量无明显变化趋势，镉沉降通量呈下降趋势。2010年，在渤海区域开展了大气污染物湿沉降通量的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渤海无机氮湿沉降以硝酸盐为主，无机氮湿沉降通量最高值出现在蓬莱监测站，重金属铜和铅的湿沉降通量最高值出现在塘沽监测站［1］。
3海水养殖是环渤海污染的重要来源
近年来，随着海水养殖规模的扩大，使得局部海水溶解态和悬浮态物质输出大大增加。2009年，渤海海洋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仅为75％。其中海水增养殖区中，36％的海域面积未达到功能区水质要求，无机氮和化学需氧量等海水富营养化指标是海水中主要污染要素［2］。国内外学者对海水养殖进行的研究表明海水养殖对近海环境的影响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氮、磷的排放，造成局部水域水体富营养化；抗生素和药物的使用对养殖区海水造成污染；一些野生种群栖息地遭到破坏，野生物种的生存和繁衍受到干扰，减少了生物多样性［5］。海水养殖对海水污染的程度取决于养殖系统的强度，其中包括养殖的生物种类、养殖密度、投喂状况等。此外海水的盐度、温度以及生长的不同阶段等因素也会影响废物的产生和排放。
4海洋运输及采油平台溢油污染日益突出
海洋石油污染可分为突发性污染和慢性污染。突发性污染包括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泄漏、井喷事故和油轮事故，慢性污染有港口和船舶的作业含油污水排放、工业民用废水排放、含油沉积岩遭侵蚀后渗出等。1997—2009年，辽东湾和莱州湾近岸海域沉积物中石油类污染物的含量显著上升［1］。2009年，在渤海共发现4起油污染事件［2］。2010年7月16日，大连新港发生输油管道爆炸，大连市环保部门在附近海域设置了7个监测点采集样本，结果显示，除一个点符合海水水质二级标准外，其他6个点均超过海水水质二级标准，石油类最大值超标16．5倍。其中较重污染面积达到50km2，主要集中在近海区域，并已开始影响大连湾及附近海域海水水质。从海洋生态多样性保护的角度来看，油污的危害不容忽视，油膜凝聚浮在水面上是海洋生态环境的长期杀手［6］。首先，不透明的油膜降低了光的通透性，使受污染海域藻类的光合作用受到严重影响，其结果一方面使海洋产氧量减少（据估计，海洋藻类光合作用所放出的氧气占全球产氧量的1／4）；另一方面，藻类生长不良也影响和制约了海洋动物的生长和繁殖，从而对整个海洋生态系统发生影响。此外，海面浮油内的一些有毒物质会进入海洋生物的食物链，从而富集到人体内，对人们健康造成危害。
5海洋垃圾也是环渤海近海污染重要原因
根据所处位置不同可以分为海面漂浮垃圾、海滩垃圾和海底垃圾3类。海洋垃圾不仅造成视觉上的污染，还能威胁航行安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有着致命的影响。海洋垃圾污染是由人类活动导致。2010年监测结果显示，70％的海滩垃圾和59％的海面漂浮垃圾来源于人类海岸活动［1］。
近年来环渤海污染的发展趋势分析
根据近10年国家海洋局的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的数据资料，针对渤海近海污染的发展变化趋势作了分析。渤海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逐年扩大，严重污染海域的面积也在增加。主要污染区域在近海，尤其在渤海湾、辽东湾和莱州湾三大海湾，渤海中心区基本未受污染。2002年严重污染区域主要集中在辽东湾的营口市附近的近海海域，主要污染物是无机氮、磷酸盐、铅和汞，渤海湾和莱州湾海水环境良好。2004年严重污染海域主要集中在渤海湾黄骅市附近海域，莱州湾开始出现较为严重的污染，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2007年莱州湾严重污染区域扩大，成为三大海湾中污染最为严重的区域。2009年渤海污染较2007年有一定的控制开始好转，三大海湾近海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2010年的污染区域比2009年有所增加，可能与2010年7月16日重大溢油事故有关。最近两年采取了相应治理措施，污染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海水质量逐渐得到好转。环渤海区近海营养盐含量偏高且有每年递增的趋势，而且水体中氮磷比例失衡，大部分地区水域无机氮超四类海水水质标准，以致影响到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生物群落结构。近年来，环渤海各省市近海的无机氮含量变化状况如图1所示。由图1可见，河北近海水质较好，无机氮含量呈递减的趋势；天津近海水域无机氮污染最为严重，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07年已超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山东河北近海水体中无机氮含量也出现不同程度的超标。赤潮也是环渤海近海最突出的环境问题之一。其特点是：发生时间逐渐提早，发生次数逐年增多，发生范围逐年扩大，危害程度也日渐严重，仅次于东海。渤海水体富营养化海区面积约占渤海总面积的20％，其中赤潮发生主要集中在鲅鱼圈—辽河口、锦州湾、秦皇岛、曹妃甸、天津—黄骅及黄河口等近岸海域［7］。笔者统计了2002—2010年的渤海赤潮的发生次数和赤潮面积（表1），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渤海赤潮次数增多，范围扩大。从2004年开始逐渐得到控制，有逐年减轻的趋势，近两年来赤潮发展程度又有所加重，因此渤海赤潮形势依然严峻，其主要原因是海水水体中营养盐含量严重超标、氮磷比例失衡。
防治措施
1开展渤海污染源的监测与风险评价
由于海洋污染范围较广，持续时间长，来源较为复杂，因此需要全面展开渤海立体监测工作。重点开展对污染源的监测与普查、海水交换与污染物质交换过程监测、污染物时空变化监测等工作。定期开展对一些可能造成近海水体污染的关键途径或区域如入海江河、陆源排污口、养殖区、油气田区和倾废区等时空变化监测。通过监测了解渤海的污染现状，摸清了污染源，初步掌握了污染物入海量。为下一步开展渤海环境容量研究、制定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提供依据。此外，应加强对污染源的风险评价和预警，利用统计学毒理学等学科知识，估算生物与人体健康可能危害的概率和程度，在充分保护生物和人体健康的原则下选择合理的防治措施来开展污染治理［8］。
2加强对陆源污染物入海的监管力度
治理渤海污染的关键是切断污染源或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工业和生活的污水要集中处理，集中排放，尽量降低污染程度。首要的问题是对工业废水和污染物排放的监管。不仅着眼于对工矿企业排污口的排放标准进行严格管理，还要注重工业生产的全过程，改进生产工艺和技术，设计出更加合理的生产方案，从根本上减少废物的产生。还应关掉一批污染严重项目，淘汰和关闭一批技术落后、污染严重、浪费资源的企业，整治一批违法排污单位，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总量［9］。城市生活污染物的合理处理利用便可以变废为宝，将部分生活垃圾转化为能源再利用，尽量减少公害和污染。无法再利用的垃圾可以选择填埋法或焚烧法进行处理，以减少向海洋排放。
3进一步加强海洋倾废和海洋工程管理
为此应严格执行海洋倾废许可证制度，规范倾倒审批；开展倾废船舶实时监视监控试点工作，实现海洋倾废全程监管。对批准的倾倒区和放油区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对排放量和排放标准进行严格把关，全面实现排海污染物的制度化、目标化、定量化。对石油平台进行实时监控，全面提高对溢油污染事件的监控能力。
4加强海水养殖污染控制
针对现在海水养殖中种种不合理因素，应提倡无公害养殖、生态养殖、集约化养殖，通过科学的分析确定海水养殖密度、养殖结构，饵料搭配、使用药物等问题。通过实施各种养殖水域的生态修复工程，逐步控制海水养殖污染。此外，还可以通过推广工厂化养殖循环水利用技术来控制海水养殖的污染。可以配备新的环保设备对养殖的海水进行过滤杀菌、降解氨氮物质、加氧等一系列处理，养殖池只需添加少量新水，即可循环再利用。这样既可节约水资源和煤电资源，又可减少养殖废水排放，降低海水养殖污染，提高养殖效率。应当鼓励科研工作者多做一些相关的实验研究，设计出更好的海水养殖方法，提高养殖废水处理率，逐步控制无机氮、磷酸盐等主要污染物要求达标排放。
海洋污染的后果篇5
关键词：海洋环境污染犯罪，刑事法律规范，船舶污染
一、保护海洋环境的现实需要
21世纪海洋污染事件的频频高发与越来越严重，宣告了我国当前以民事和行政法律规范为主导的海洋资源保护机制的失败。从国际社会看，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起，不断有相关国际公约出现。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解决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专门的刑事立法，而我国有着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各种海洋资源丰富，近年海洋污染也很严重。因此我们有必要重视海洋环境污染刑事立法的相关研究。
由于海洋环境污染涉及的污染源种类过多，无法一一展开论述，本文仅就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展开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至2005年，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集中着中国40%的人口、50%的大中城市，并创造出了全国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经济发展表象的背后，不容忽视的是严峻的环境问题。在国际贸易中，货物运输手段仍然是以海运为主，频繁的海上运输使得中国沿海港口的航线尤为密集，油轮进出频繁，海洋环境面临巨大的压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岸水域海水质量持续下降，溢油事故时有发生，石油污染以及其他油类污染成为中国近海海域最主要的污染源，因此，海洋资源的刑法保护必要而且迫切，但我国关于保护海洋环境的相关刑事法律规范却有诸多欠缺之处。
二、相关刑事法律规范的欠缺
目前我国参加的涉及船舶污染的国际公约有《73/78防污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响应和合作公约》；涉及船舶污染的我国国内法律有《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船舶载运散装油类安全与防污染监督管理办法》；我国现有刑事法律规范中涉及船舶污染的相关规定有刑法典第三百三十八条，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相关的司法解释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从上述法律体系中可以看出，在防范突发性海上溢油方面中国的法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层次上都有所欠缺。为有效解决发生于本国领海之内的突发性溢油事故，还必须加强石油污染的相关刑事法律规范的确立。但为了使海洋环境污染刑事法律规范的制定合理、科学，我们还需研究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构成自身的特殊性。
三、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构成有其特殊性
根据我国刑法传统理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
本罪的构成要件是：
（1）本罪的客体是国家环境保护制度、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
（2）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之行为引起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这里，环境污染事故是指因环境污染而导致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
（3）本罪的主体法律上没有限制性规定，自然人或单位均可成为本罪主体。
（4）本罪的主观方面为过失。①
海洋环境污染罪在犯罪构成方面有其独有特点
（1）客体方面表现为海洋环境污染罪不仅侵犯了国家环境保护制度、公司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同时还侵犯了海洋环境的系统平衡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延续。以及国家的长远战略。
（2）客观方面表现为特定的行为对海洋环境的生态平衡造成了威胁，即不要求危害事实的发生。并非必须直接具体的被害人和有害结果发生时才构成危害环境罪；如果违反环境保护法律的行为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大量的物质财富造成了威胁，同样构成海洋环境污染罪。理由如下。其一，从刑罚的目的看，当今社会较为认可的刑法"二元论"，即对犯罪分子施以刑罚既是处于报应，又是处于预防。如果刑事立法只处罚实害犯或情节犯，则只能起到惩罚犯罪的目的；如果刑事立法处罚将环境和生态安全置于危险状态的人，则更有助于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满足刑罚目的"二元论"的要求。②其二，污染环境犯罪自身发生的机理所决定，污染环境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缺乏一种明确的表面联系，且危害结果的出现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处罚危险犯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三我国刑法中的危险犯规定已初见端倪，将危险犯引入环境刑法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如《刑法》第339条第1款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③其四，确立环境犯罪之危险犯是环境立法的价值取向由"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转变的必然要求。由此体现在现代环境刑事立法中，一方面对严重危害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利益的环境犯罪行为仍应运用刑事手段予以有效规制；另一方面更应承认环境所具有的独立价值，将那些对环境形成潜在威胁的、虽尚未出现明显危害后果但可能出现严重污染、破坏环境后果的行为也纳入环境刑法调整的范围。那么，环境犯罪的犯罪形态，不仅包括实害犯和行为犯，而且包括危险犯，这样，这样既适应了环境立法的价值取向由"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转变的客观需要，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同时，又有利于环境刑事立法中"预防为主原则的贯彻、"保护环境"目的的实现，可谓一举多得。其五，规定环境犯罪危险犯是立法逻辑的要求。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规定了行为犯。对于环境犯罪行为犯而言，只要实施危害环境犯罪的行为，无需其他任何结果即构成犯罪，而危险犯则不仅要求实施危害环境犯罪的行为，而且要求这种危害行为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才构成犯罪既遂。应该说环境犯罪危险犯要求的危险性程度要比行为犯高。既然作为危险程度低的行为犯在立法中有所体现，那么危险性程度更高的危险犯更应规定。④其六，危险犯的规定，既可修正行为犯的不足，有可防止结果犯的滞后，是积极，合理有效和有效的措施。如果规定行为犯过多，则失之过宽。而只处罚结果犯则失之过窄。立法规定危险犯就可弥补二者的不足，有效地防止环境犯罪的发生。⑤
（3）一般而言，无罪过即无犯罪及刑事责任，犯罪的成立需要罪过。但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特殊性，为弥补对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损害，惩罚此类犯罪海洋环境污染罪的成立仅仅以过错责任为依据已不足严格控制由于现代化生产建设高速发展所引起的对环境空前加剧的严重危害有必要采取无过错责任，即有权利用环境的法人和行为人，有义务保证该行为不危害环境，一旦发生危害就应当承担其相应的责任，直至刑事责任。在以后的刑事立法当中可以参考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例将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立法当中。
注释：
①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赵秉志执行主编：《刑法学》，649-65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②参见陈靖：《对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的思考》，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
③参见王玉洁：《犯罪构成的重塑--污染环境犯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5）.
④参见蒋香兰：《环境犯罪基本理论问题研究》，279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海洋污染的后果篇6
作者简介：马丹（1984-），女，汉族，天津人，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海洋环境监测。e-mail:md00000@gmail.com
（农业部渔业环境及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天津300221）
摘要：对2012年10月至2013年10月期间，在渤海湾天津海域采集的毛蚶（Scapharcasubcrenata）、菲律宾蛤仔（Ruditapesphilippinarum）、缢蛏(Sinonovaculaconstricta)、脉红螺(Rapanavenosa)、文蛤(meretrixmeretrix)、牡蛎(ostreacucullata)、四角蛤蜊(mactraveneriformis)和扁玉螺(neveritadidyma)等常见贝类样品生物类、石油类、重金属污染状况进行调查及初步评价。结果表明，化学污染因子石油烃、Cu、Zn、pb、Cd、Hg、无机as均有残存，生物污染因子粪大肠菌群、腹泻性贝类毒素也均有检出，但含量值较低。总体来看渤海湾天津海域常见贝体没有受到明显污染。
关键词：渤海湾；贝类；重金属；石油类
渤海湾是中国三大海湾之一，天津近岸海域更是高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地区，处于渤海湾西北部，海岸线南起歧口，北至涧河口，长达153km，管理海域面积2500km2，其中滩涂面积2500km2[1]。集中了海洋化工、港口、滩涂养殖、浅海油气矿产资源开发、旅游、盐业等多种经济作业，每年大量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和浅海养殖废水等经北塘和大沽两大主要排污口排入渤海湾，导致环境逐渐恶化。海洋贝类由于其特殊的栖息环境和生活特性及对海洋环境中化学、生物毒素的耐受力和富集能力，因此常被作为海洋环境的指示生物。近年来，为了更全面有效地保护海洋环境，国内外大量的研究重心都转移到对海洋生物体质量的调查[2-4]，海洋生物监测也成为全球海洋污染监测的重要手段。本文对毛蚶、脉红螺、菲律宾蛤仔、四角蛤蜊等[5]8种渤海湾天津海域常见捕捞贝类的污染因子进行检测分析，多方面了解近岸海域水质及沉积物状况，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积累数据。
1材料与方法
1.1样品采集和预处理
2012年10月至2013年10月期间，在渤海湾天津海域采集贝类样品，共采集了毛蚶(Scapharcasubcrenata)、菲律宾蛤仔(Ruditapesphilippinarum)、缢蛏(Sinonovaculaconstricta)、脉红螺(Rapanavenosa)、文蛤(meretrixmeretrix)、牡蛎(ostreacucullata)、四角蛤蜊(mactraveneriformis)和扁玉螺(neveritadidyma)共8种贝类56份样品(表1)。贝类样品用现场海水冲洗沥净后放入容器中，加冰封存至实验室，即时检测。
1.2测定方法
根据GB18421-2001海洋生物质量[6]，分别对贝类样品的石油烃、重金属、生物类等污染因子进行检测，具体项目及方法见表2。
表2检测项目及方法
1.3评价方法
1.3.1单因子污染指数法
ii=Ci/Sij
式中ii表示i测项的污染指数（单因子污染指数的计算值），Ci表示i测项的浓度值或指标值，Sij表示i测项的j类生物质量标准值。根据HY/t078-2005海洋生物质量监测技术规程[10]中规定，以单因子污染指数1.0作为该因子是否对生物产生污染的基本分界线，小于0.5为生物未受该因子污染，0.5～1.0之间为生物受到该因子污染，大于1.0表明生物已受到该因子污染。
1.3.2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
式中：i综为综合污染指数，iimax为污染物单项污染指数中的最大值，为单因子指数平均值。经过内梅罗公式计算出综合污染指数，将不同贝类样品的各种污染单因子综合成一个整体数据。
2结果与评价
2.1结果
全部56份贝类检测样品中化学因子，石油烃含量范围为0.338～55.837mg/kg，平均含量为17.365mg/kg，其中螠蛏中石油烃的含量明显高于其他种类。Cu的含量范围为未检出～39.82mg/kg，平均含量为5.90mg/kg，其中毛蚶中Cu的含量最少，而牡蛎的含量最高。Zn的含量范围为6.96～79.34mg/kg，平均含量为17.77mg/kg，其中脉红螺的平均含量最高。pb的含量范围为未检出～0.4328mg/kg，平均含量为0.1404mg/kg，其中含量最高和最低值都出现在牡蛎中，但种间平均含量最高的样品为螠蛏。Cd的含量范围为0.0869～2.7910mg/kg，平均含量为0?3118mg/kg，其中含量最高值及种间平均含量最高值都出现在毛蚶中。Hg的含量范围为0?00165～0.03547mg/kg，平均含量为0.0117mg/kg，其中平均含量最低的贝种为脉红螺，最高的为文蛤。无机as的含量范围为0.0577～0?6531mg/kg，平均含量为0.2593mg/kg，其中四角蛤蜊和文蛤含量都相对较高，而螠蛏的平均值含量最低。生物因子中，粪大肠菌群总提污染水平不高，仅检出一例腹泻性贝毒阳性，其他样品腹泻性贝毒及麻痹性贝毒均为阴性未检出（表3）。
表3渤海湾天津海域贝类污染检测结果mg/kg
2.2分析评价
由于生物类因子腹泻性贝毒及麻痹性贝毒绝大部分样品没有检出，故不参与数值分析。
按照GB18421-2001海洋生物质量[6]中规定，“海洋生物质量按照海域的使用功能和环境保护的目标划分为三类：第一类适用于海洋渔业水域、海水养殖区、海洋自然保护区、与人类食用直接有关的工业用水区；第二类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滨海风景旅游区；第三类适用于港口水域和海洋开发作业区。”本文单因子评价采用第二类标准值（表4）。
表4贝类样品污染单因子指数、内梅罗指数
根据HYt078-2005海洋生物质量监测技术规程[10]中规定，以单因子污染指数1.0作为该因子是否对生物产生污染的基本分界线，小于0?5为生物未受该因子污染，0.5～1.0之间为生物受到该因子污染，大于1.0表明生物已受到该因子污染。由第二类标准值单因子分析的数据做出直观图（图1）显示，虽然每种污染因子均有检出，但大部分样品污染因子均低于第二类标准值，没有数据出现在重污染区域，说明受到污染的情况并不严重。重点数据已在图中标注出，其中石油烃、Zn各有两种贝类达到污染范围，Cu有一种贝类达到污染范围。
图1单因子分析数据直观图
石油烃对海水贝类的危害很大，对贝类种群的重量和存活率有明显的负相关[11]，还可抑制海洋双壳贝类的免疫力，增加疾病的易感性[12]。重金属的浓度含量若超出贝体代谢需求，则会减弱贝体内相关的酶活性，从而影响贝类呼吸代谢，导致其失活[13]。
以全部样品分类各污染因子平均值计算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pb、Cd、Hg、无机as及粪大肠菌群未受到污染，石油烃中毛蚶、螠蛏贝种受到轻微污染，Cu中牡蛎受到轻微污染，Zn中脉红螺、牡蛎受到轻污染，分别占全部被检测贝种数的25%、12.5%、25%。石油烃污染因子最高值出现在螠蛏中，脉红螺的平均含量最低；Cu的最高值出现在牡蛎中，数值达到0.792，也是本次调查全部污染因子的最高值；Zn的最高值同样出现在牡蛎中，最低值为四角蛤蜊。8种检测污染状况从重到轻依次为Zn＞石油烃＞Cu＞Cd＞Hg＞粪大肠菌群＞pb＞无机as（图2）。8种渤海湾天津海域调查的常见贝类中，牡蛎受到的污染因子最多，为Cu、Zn两项，占单因子分析项目的25%，毛蚶、螠蛏、脉红螺分别只受到石油烃或Zn的一项污染，占单因子分析项目贝种数的12.5%。按总体各污染单因子指数加权排序为牡蛎＞脉红螺＞扁玉螺＞毛蚶＞菲律宾蛤仔＞螠蛏＞文蛤＞四角蛤蜊。由于内梅罗指数是特别考虑了污染最严重的因子，在加权过程中避免了权系数中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较加权算数法排序更具代表性，也最能够说明各种类贝体的总体污染程度，内梅罗指数排序为牡蛎＞脉红螺＞螠蛏＞毛蚶＞扁玉螺＞菲律宾蛤仔＞文蛤＞四角蛤蜊（图3）。
图2不同污染因子比较
图3不同贝种污染程度比较
3结论
从测定结果可看出，在被调查的渤海湾天津海域常见贝类样品中，化学污染因子石油烃、Cu、Zn、pb、Cd、Hg、无机as均有残存，平均值依次为17.365mg/kg、5.896mg/kg、17.769mg/kg、0?140mg/kg、0.312mg/kg、0.012mg/kg、0.259mg/kg。生物污染因子粪大肠菌群、腹泻性贝类毒素也均有检出，但含量值较低，说明没有受到明显污染。麻痹性贝类毒素没有检出，扇贝是麻痹性毒素检出的高频贝种，其他贝种相对较少，但本次调查样品中没有采集到扇贝，也是麻痹性贝毒阴性结果的原因之一。
由单因子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大部分样品污染因子均低于第二类标准值，没有样品达到严重污染值，说明受到污染的情况并不严重。样品中被检测污染因子总含量从多到少依次为Zn＞石油烃＞Cu＞Cd＞Hg＞粪大肠菌群＞pb＞无机as。这也与曾经对渤海湾天津海域水环境及沉积物调查结果相一致[14]。各贝种综合污染内梅罗指数排序为牡蛎＞脉红螺＞螠蛏＞毛蚶＞扁玉螺＞菲律宾蛤仔＞文蛤＞四角蛤蜊。牡蛎中Zn、Cu含量相对其他贝种均较高，与大连[15]、浙江[16]等地的调查结果相同，除了生态环境的影响外，说明牡蛎对该两种重金属具有较强的富集能力。
总体来看，渤海湾天津海域常见贝类没有受到化学因子及生物因子的严重污染，但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危机意识不能松懈，每年例行对海洋环境的常规化学分析方法监测只能测出其“微分值”，而对生物体的检测却能测出其“积分值”，所以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海洋生物体的持续监测，方能全方面的促进海洋环境保护及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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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的后果篇7
关键词：海洋溢油海洋污染海洋保护
1.海洋溢油对海洋环境的危害
海洋溢油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是海洋环境污染的主要体现，是石油污染环境的常见原因。石油污染海洋的具体情况与表现是多样的。有的海洋溢油是由于在海洋油气开发等海洋工程中的溢油，例如2011年的蓬莱溢油事件。有的海洋溢油是由于是船舶溢油造成的，例如2002年“塔斯曼海”轮海洋溢油就是因为船舶在海洋航行中发生碰撞造成的石油泄漏。有的海洋溢油是由于陆源造成的石油泄漏，例如2010年大连的港口石油输油管爆炸造成的石油泄漏。石油污染海洋的原因也是复杂的，有的是因为海洋工程责任事故造成的溢油，或者是由于违章作业造成的溢油，有的是由于突发自然灾害造成的溢油。2011年的蓬莱溢油事件，被国家海洋局认定为是生产责任事故造成的海洋溢油。
石油污染海洋环境，其危害表现在对海水水质的污染、对海洋生物以及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对海洋渔业的破坏以及对海水养殖业的破坏。石油污染造成的损失即包括对海洋渔业、海洋养殖业等海洋经济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也包括清理海洋油污、封堵溢油点等措施所支出的费用，还包括未来恢复海洋生态所需要的投入。海洋生态的恢复需要更长的时间，石油污染对海洋环境的实际危害往往也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完全体现出来的。
在近年我国发生的石油污染海洋环境事件中，2011年的蓬莱溢油事件是典型的事例。根据国家海洋局的信息，我们可以了解蓬莱溢油的初步情况。尽管在最初的有关信息中，存在着信息不完整、不全面的问题，也能够初步反映出此次事件所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基本情况。蓬莱溢油事件的危害，首先在于造成我国渤海海洋水质以及海洋生态的损害，其次还在于造成对海洋渔业及沿海养殖业的损害。溢油事件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害的具体情况，将随着事态的发展与处理的进程而逐渐清晰。随着对蓬莱溢油事件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害调查的深入，溢油事件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害情况会更加准确。
2.海洋溢油污染问题的法律规制及其完善
因海洋溢油对海洋环境的巨大危害，依法治理海洋溢油问题就成为保护海洋环境的关键。国际社会以及有关国家在依法治理海洋溢油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关海洋溢油污染的国际公约主要有：1954年《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1969年《对公海上发生油污事故进行干涉的国际公约》，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美国在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方面，1990年美国制定了《油污法》，作为治理海洋石油污染问题的重要法律。
我国治理海洋溢油污染问题的法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海洋溢油污染以及海洋生态保护的规定不够具体，法律对溢油污染环境的处罚力度不够。我国关于海洋石油污染的法律主要有：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1999年修订后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法规主要有1983年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2006年的《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在《环境保护法》中，没有对海洋溢油污染问题做出任何规定。《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内容涉及海洋溢油应急计划、海洋生物与海洋事态系统、海洋渔业与养殖业、海洋工程中的油污处置等方面。其中的有关海洋溢油污染问题的规定很笼统，例如该法虽然规定了国家主管部门有权对破坏海洋生态的责任人提出损害赔偿，但损害赔偿的范围与内容却不清楚。在溢油污染海洋环境的处罚规定上，《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对破坏海洋生态的罚款最高为10元，对海洋石油勘探开发中污染海洋环境的罚款最高为20万元。这样的罚款规定过低，不能够达到处罚的目的。破坏海洋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失，在亿元以上的常见，海洋生态的恢复期又很长，仅罚款10万元，无济于事。海洋工程造成溢油污染的罚款规定也太低，对大公司也不痛不痒。因此，我国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在溢油污染方面应当予以完善。
在未来的有关海洋环境保护法律的修订中，一方面，要加大对包括海洋溢油污染问题的法律治理的力度，既要完善有关法律制度中的内容，加大对污染海洋环境的处罚力度，又要加强行业环境执法工作以及及其对海洋环境执法者的法律责任，要在立法与执法上同时加强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另一方面要做好有关法律之间的协调，既要做到《环境保护法》与《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专门涉及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规定海洋溢油污染、海洋生态保护等内容，又要注意这些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专门法律与国家基本法律之间的协调与统一，特别是做好与民事诉讼法的统一。在当前修订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要体现出海洋环境保护领域的特殊诉讼问题，特别是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特别问题。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项目号HeUCF2012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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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海洋污染的后果篇8
笔者曾对新中国刑法典颁布实施以来的案例进行检索，尚未检索到因海上环境污染包括油污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而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本文拟从渤海蓬莱19-3油田溢油事件、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对两国油污治理作比较分析。
（一）中美海上油污治理典型案例对比分析
2011年6月发生的渤海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中，据国家海洋局统计的数字显示，总溢油量达7070吨，溢油污染海域6200平方公里，给河北、辽宁、山东和天津三省一市渔民、生态环境造成重大损失，对渤海湾海洋环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该案被国务院定性为迄今为止中国最为严重的海洋生态事故和漏油事故的溢油案。2012年，国家海洋局与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签订《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补偿协议》，后者分别就渔业损失和海洋生态损失赔偿13.5亿元（其中10亿元赔偿渔民损失，3.5亿注入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基金）和16.83亿元交海洋局负责管理，司法机关未追究任何单位及个人的刑事责任。2010年4月20日，位于墨西哥湾麦肯多油井的“深水地平线”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发生爆炸，溢油油井漏油状态持续近3个月，2亿余加仑石油溢入墨西哥湾。油污对美国和墨西哥部分州的海洋环境、渔业和旅游业造成严重影响。该事件为美国海域发生的历史上最严重的油污事件。英国石油公司为此支付了45亿美元的刑事罚款（美国政府曾以追究英国石油公司主管的刑事责任迫使其更换总裁），最终以付出413亿美元的代价解决了漏油事件。通过上述两个案例的对比，不难发现两国在处理重大海上油污事件中的不同途径和实际效果。美国的油污处理法律程序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油污对国家以及对周边海域生态环境、公民的经济损失；而我国至今尚未建立健全的海上油污的刑事责任追究体制，不仅影响到海上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效果和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而且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法治形象，让一些部门或企业宁愿以承受行政处罚而不愿去对受污染的海洋生态环境进行治理。2015年7月21日，我国首个以社会组织（即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为原告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案在青岛海事法院立案，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对损害的渤海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并恢复至溢油事故前的海洋生态环境状况。该案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国家有关部门乃至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对海上生态环境治理的漠视。
（二）对海上油污刑事责任追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发展趋势
随着国际社会对海洋生态环境权益的重视，各国加大了对该领域违法行为的刑事处罚力度。近三十年来，国际海事组织、欧盟、美国等通过相关立法构建了相对完善的海洋污染管理体系，并且建立了包括刑事处罚在内的严格配套机制。随着立法的推进，相关的案例也逐渐增多起来，如国际海事组织2007年通过的《海上刑事法案——各国立法准则草案》，达成了组织成员国应当通过明确的国内立法确定对海上犯罪行为的管辖权，尽可能取消在管辖、逮捕、证据搜集、拘留、引渡、审讯、有罪裁定以及合理量刑方面的法律空白或不统一的共识；欧盟2005年通过的《船舶造成污染及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法令》，对故意排放或者故意、粗心或严重疏忽而造成油污的相关各方（包括船级社），都要给予刑事处罚和相关制裁；美国的《清洁水源法》（theCleanwateract）等对水污染的刑事处罚作出规定，不论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违反污水管理规定、违反报告和记录义务、违反排放管理规定、违反预处理标准等情形，将被追究刑事责任，美国埃克森公司的巨型油轮“瓦尔代兹”号海上触礁污染事故，该轮船长和埃克森公司均受到刑事处罚；欧洲对造成海上油污的“eRiKa”和“pReStiGe”号油轮的船长给予监禁的刑事处罚；“taSmanSpiRit”号轮在巴基斯坦因搁浅导致船舶倾覆，原油泄漏造成海上污染。2名船长和6名船员因此被刑事。
二、我国海上油污责任入刑之困境分析
我国海上油污责任入刑难，有其立法缺陷、执法困境、审判管辖权困境等原因。
（一）刑事立法之惑
环境保护立法最初按照保护国有企业的目的制定，立法者认为对国有企业罚款等于政府买单，行政处罚金额额度低，更无对环境污染企业及领导人员的刑事责任追究的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的加快，原有的立法思想尤其“重陆上轻海洋”的环境污染治理思想，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更不能很好地适应国际社会发展尤其发达国家的海上环境治理理念。国内企业无论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往往受眼前经济利益的驱动，而置社会公共利益、环境生态保护于不顾，对环境污染责任和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侵害置若罔闻。尽管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做了较大幅度修改，但该条的修改及司法解释对环境污染犯罪的规定仍有明显不足：一是刑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释以陆上污染为立法旨意，并未把包括油污在内的海上污染纳入“严重污染环境”情形，从刑法的罪刑法定理论以及禁止类推的理论，亦不能将该刑法条文和司法解释直接扩大适用于海上油污污染领域；二是未明确“有害物质”的适用范围，更没有对油污中的油类作出相关的界定；三是涉海刑事问题不恰当地按照陆上一般刑法问题处理，存在混乱和不合理的现象，将使海上刑法与陆上刑法“趋同化”，其结果是海上犯罪“泛罪化”。因此，有关陆上立法与司法解释的本意，没有包括和调整海上油污污染纳入污染环境罪的意图。综上所述，在刑事立法方面，无论《刑法（修正案八）》第338条规定还是其司法解释的规定，都将严重的海上油污污染排除在刑法处罚范围之外。
（二）海上执法之乱
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和海洋环境污染处理实务，我国在处理包括海上油污在内的海上污染事故时，实行“五龙闹海”的管理模式，即根据污染事故发生的海域，分别由环保部门、国家海洋管理部门、海事行政部门、渔业行政部门、军队环保部门进行执法处理。环境保护部门负责防治陆源污染物和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对海洋污染损害、海洋倾倒废弃物等的环境保护工作，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辖港区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非渔业、非军事船舶及外国籍船舶造成的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和调查处理，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渔港渔业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该规定看似分工明确，但实务中并非如此，如输油管道爆炸而发生海上油污事故，极易导致渔港、沿海港口、海洋专属经济区等多个海域或辖区的污染，多头管理、无序管理的困境显而易见。2013年6月9日的《国家海洋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以下简称《编制规定》）对此作了一定调整，明确农业部组织国家海洋局等拟订保护海洋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的政策制度，组织开展海洋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国家海洋局负责执法检查；此外，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也有权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职责。笔者认为，该规定为国务院部门改革的方案，应为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位阶低于《海洋环境保护法》，该规范性文件关于渔业行政部门、农业部及国家海洋局的职责分工，不能对抗《海洋环境保护法》关于渔业行政部门、国家海洋局等职责分工的规定。这与我国政府提出的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的改革思想背道而驰。但《编制规定》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海上执法“多龙治海”的局面。面对一个海上污染案件，最早介入的往往是环境行政保护部门或者海事行政部门，执法部门实行“统一监督管理、分工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实行逐级上报的原则。然而，海上油污事故具有突发性、易扩散和迁移等特殊性，逐级上报和对污染形势的判断分析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待转送至刑事侦查机关，会延误油污事故最佳处理时机。此外，海上污染刑事责任追究的量刑依据以及刑事司法鉴定机构缺失。如《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GB/t21678-2008)》、《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规定》等不同的法律、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作为油污民事案件赔偿依据，对油污损害的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差异较大。同时，我国尚未建立权威的与油污刑事案件相关的专门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也未在刑事司法鉴定中设置环境鉴定的种类，若采用不同的监测和评估办法，易导致油污刑事责任量刑出现混乱，进而影响司法审判的权威和公正。
（三）审判管辖权困境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管辖一般划分为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所指管辖权限于法院的立案管辖权。由于海洋受季风影响较大且流动频繁的特点，海上油污的迁移及扩散不受沿海国确定的管辖水域的限制，因此，一起海上油污污染事故尽管可能不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由于受洋流等影响，该污染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后果却会直接作用于我国管辖海域，并对我国海域的海洋生态环境权益造成严重侵害，因此污染责任者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法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海洋环境保护法》和《刑法》皆规定了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域外效力，确定了我国的管辖权。然而，海上油污的管辖权冲突会在有管辖权的国家之间产生，该种管辖权冲突，也可能因一国立法规定油污责任追究刑事责任，而另一国家立法不追究刑事责任而产生。此外，一国内部不同法院之间的管辖权也存在冲突问题。首先，油污随着海水的流动，如洋流从大连、烟台或青岛等沿海地区，漂流至连云港乃至上海等沿海地区，从行为后果而言，由此产生不同地方法院的管辖权冲突。其次，专门法院与地方法院之间的管辖权冲突。当前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提出海上污染犯罪的管辖权收归海事法院、不再由地方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建议。
三、我国海上油污责任入刑的可行性分析
（一）完善油污刑事立法
为提高海上油污污染违法行为的打击、震慑力度，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在油污刑事责任追究方面，有必要加快我国海上油污的刑事立法，具体建议如下：一是结合相关国际公约以及欧盟《关于船源污染和对违规行为引入刑事惩罚的指令》、美国《1990年油污法案》等规定，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对海上污染的油类进行界定，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明确。就海上油污污染的油类，结合现行的国际公约来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提及海洋污染油污的种类，《1996年油类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国际公约》是指“适用于非油船溢出的用于或打算用于操作或推进船舶的燃料油、油及其残余物”，《1971年设置赔偿油类污染损害国际基金的国际公约》是指“油类”应限于持久性烃类矿物油、原油和燃料油，以及《2001年船用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公约适用于非油船溢出的用于或打算用于操作或推进船舶的燃料油、油及其残余物”。美国的《1990年油污法案》将油类限定为任何形式和任何种类的石油、燃油、油类废弃物和油混合物等。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7月1日施行的《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油类”是指烃类矿物油及其残余物，限于装载于船上作为货物运输的持久性货油、装载用于本船运行的持久性和非持久性燃油，不包括装载于船上作为货物运输的非持久性货油。另外，《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5条规定的“油类”是指“任何类型的油及其炼制品，油性混合物是指任何含有油份的混合物”，由于易挥发的油类对海洋污染极小甚至没有污染危害，因此该法没有明确把易挥发性的油类排除在外，欠缺科学性。鉴于上述油类具有易沉淀或悬浮于海水中且不易挥发的特征，其危害性巨大，影响严重，海洋生物如鱼虾类、红树林、珊瑚礁等多种类型的生态系统急剧减少，生态平衡失调，自然灾害加剧。笔者认为，可以将我国油污刑事责任的油类限制于持久性烃类矿物油、原油、燃料油润、滑油及其残余物、油类混合物等对海上造成持久性、不易挥发的污染油类，该种界定更能反映出油污的海上生态污染的危害性。二是专门设立污染海洋罪或者将海上油污犯罪明确归入污染环境罪，对油污犯罪的入刑予以明确。污染海洋罪所侵害的直接法益为海洋环境生态安全，海上油污犯罪具有多发性、流动性、跨区域性等特征，刑事犯罪的证据使用和犯罪起刑点都不宜直接援引陆地上的刑事法律规范，增设污染海洋罪可以完善刑事立法的不足。设参照其他国家如英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国的做法，增设该罪名也有利于加强我国的犯罪的司法管辖和司法合作。从我国《立法法》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无权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创设一项独立的罪名，但允许通过司法解释对《刑法》第338条内容进行解释，把油污种类及危害范围进行界定，由此把严重的油污责任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尽管当前我国司法解释饱受诟病，但该种操作方式不失为一种简便易行的方式。
（二）整合海上执法力量
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我国面对一起严重的海上油污情形，往往形成多部门管理的局面，却易造成各部门之间的扯皮推诿，都去管理却都难以管理的窘境。值得欣慰的是，国务院的《编制规定》明确国家海洋局主要职能为海洋综合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建设，海警队伍为海上维权执法主要力量。从《编制规定》可以看出，我国部门机构改革将国家海洋局及其中国海监、公安部边防海警、农业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等四支队伍整合为中国海警，我国海警队伍是集行政执法、刑事侦查于一体的法律主体。但在这些职能中，未能把海上环境行政执法权及刑事侦查权交于我国海警，实际仍实行各自执法区域的管辖权，如对港口（军港等除外）的污染处理由海事行政部门负责，船舶漏油污染导致渔业造成损害的由海事行政部门与渔业部门联合执法处置，渔港的油污污染由渔业行政部门执法管理，军舰的油污污染由军队环保部门处理。笔者认为，有必要借鉴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管理模式和做法，扩大我国海警的海上执法权限，赋予其独立行使海上环境污染的行政执法权及刑事侦查权，不再赋予环保部门、海事部门、渔业执法部门等执法机关的上述权力。根据《美国联邦法典》第14条规定，美国海岸警卫队主要负责美国沿海水域、航道的执法、水上安全、遇难船只及飞机的救助、污染控制等任务，以及协助美国海军维护国防安全的武装力量，集军队、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等职权于一身，其武器装备和人员配备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国当前海警队伍与美国海岸警卫队相比较而言，海警队伍职责仍欠明确、执法人员专业性等方面远逊于美国海岸警卫队。笔者建议，将我国海上环境行政执法权及刑事侦查权统一赋予我国海警，不再针对具体的管辖区域而由不同的部门管辖，即打破原有的格局，重新组合各部门执法人员队伍，组成统一强大的海警队伍，充分吸收精通国际法尤其海洋法等法学专家组成海洋维权专家智囊团，加强海上一线执法专业人员的培训，并在海警队伍中再分列海上环境执法队伍，对我国海域进行统一执法。这样可以提高我国海上环境污染的刑事执法效率，克服海上调查取证中部门之间互相推诿的现状。
（三）统一司法管辖权，海上油污犯罪统一交由海事法院管辖
如上文所述，海上油污犯罪具有涉外性强、易扩散、危害持久性强、环境检测难等特点，审理该类案件，要求法官具有很强的法学素养。该类案件不仅对国际法尤其海洋法、国际航运相关公约、海洋污染及评估等领域精通，同时要求承办法官具有对船舶、海上钻井平台等海上实务领域的阅历，唯此才能胜任该类案件的审理工作。我国地方法院审理海事刑事案件的局限性大，对航运技术性和国际性标准难以把握，对涉嫌犯罪案件的认定和移送也面临较大阻力，海上犯罪的立法与司法缺位导致以罚代刑、有案不移的行业顽疾，并由此遭受海洋邻国的欺扰。因此，将该类刑事案件交由我国地方法院审理，难以承担重任。因此，海上油污犯罪统一交由海事法院审判管辖，符合海事法院受理案件的专业优势，亦具有法律正当性。笔者认为，我国在整合海上执法力量的同时，成立市级海事检察院或者在市级的检察院内部设立海事犯罪公诉处，负责涉海犯罪案件的移送工作，或者由受害人直接向海事法院提起刑事自诉，由海事法院进行审理，而不再交由地方法院审理。同时，在海事法院内部设立海事犯罪审判庭，实现海事犯罪从侦查、提起公诉至审判的一整套完整体系，从而理顺海上油污污染的刑事追究责任脉络。要实现上述目标，则有必要对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干规定》等进行修改，增加海事法院受理海上油污犯罪案件的受案范围。
四、结论
海洋污染的后果篇9
关键词：康菲漏油事件；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6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4-0091-03
引言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合作开发的渤海湾蓬莱19-3号油田B平台、C平台于2011年6月4日发生重大漏油事故（简称“康菲漏油事件”）。在超过半年的时间内，渤海被污染的海域从最初的16平方公里蔓延到超过6200平方公里。受此影响，渤海或许再也找不回昔日深邃的清澈。康菲作为作业方，将溢油事件造成的严重污染事故瞒报近一个月，2011年9月1日，在国家海洋局责令康菲“三停”（停注、停钻、停产）后仍然有油花溢出。康菲一而再再而三懈怠敷衍，在信息披露上遮遮掩掩，在事故处理上弄虚作假，无视环境破坏的傲慢态度让中国公众怒不可遏。事故发生以来，渤海湾沿岸上百家水产养殖户遭受的损失超过十亿元，当索赔事宜提上议程，渔民们却发现困难重重。不仅存在取证、定损、开销等各种困难，法律和行政方面的阻力也较为明显。康菲漏油事件暴露出我国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一、康菲漏油事件暴露出我国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
1.海洋环境保护意识淡薄。我国长期存在“重陆轻海”的思想，公民海洋保护意识薄弱，环保维权意识普遍不高。在此次康菲漏油事件中，除了直接损失惨重的个体养殖户外，几乎所有附近的渔业公司为了公司业绩而集体声称“没有受到影响”，完全将环保之事至于经济效益之下，对维权索赔闭口不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入大量实力雄厚的外资并给予其“超国民待遇”，但由于我们对这些跨国公司监管不到位，当出现问题时，面对强势的跨国公司，各级政府部门往往都推诿避让，疏于执法。从政府到公民，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对环境维权态度淡漠，使得康菲漏油事件持续很长时间而没有得到及时控制。
2.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不完善，处罚力度不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污染环境侵权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1]据此，康菲漏油事件发生后，康菲应就是否给渔民造成损失而自证清白，但是需由我国确定污染造成损失的程度。尽管国家海洋局在2007年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2008年国家农业部制定了国家标准《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但这些标准存在诸多模糊地带，所以，如何确定污染范围、如何具体量化和评估损失、索赔多少却并非易事。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于1982年颁布，其中第85条规定：违法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是我国法律条例中所规定的最重的处罚。这样的法律规定明显太过陈旧，对污染损害责任者没什么威慑力，与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英国石油公司（以下简称Bp）赔付的400亿美元相比，实在不值一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者的违规成本太低，这是造成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3.政府监管机制缺失，执法效率低下。渤海湾漏油事件前后持续半年多时间，受害方维权进程缓慢，暴露出我国政府部门工作效率低下、监管不力及执法不力。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在这次事件中，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是直接管辖单位，应代表国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向事故责任方提出索赔诉讼。但是据了解，国家海洋局接到康菲石油公司的事故报告后并没有及时披露漏油信息。官方说法是想先了解情况，是否堵漏，漏油现状如何，需等确认具体污染程度后再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污染面积越来越大，许多水产养殖户并不清楚大量鱼苗参苗的死亡是与海底漏油有关，依然继续投放，最终致使养殖户总损失超过10亿元。[2]
此外，漏油事件所造成的我国海洋生态食物链污染最终会影响到我国的食品安全，这涉及卫生、质量监督和工商等部门的主要职责，由这些部门提讼当然更为合适，但是这些部门也是缄口不提。原因就在于目前我国海洋管理呈现出“九龙治水”的局面，管理者包括海洋、渔业、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农业部、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其间缺乏协调合作，监管效率低下，没有落到实处。一旦发生污染事件很容易出现相互扯皮推诿的局面。
二、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处理经验
2010年4月21日，美国墨西哥湾发生重大漏油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石油泄漏事故，引起世人高度关注。美国凭借其完善的法律制度对英国石油公司展开了刑事和民事司法调查，最终使其赔偿超过400亿美元，英国石油公司付出巨大代价。
1.美国在处理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时所遵循的法律依据。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是一起发生在一国领域内的跨国环境侵权事件。不仅涉及到美国的环境，由于油污随着洋流移动还会影响到加拿大和墨西哥甚至南美洲一些国家的海域，而且作业方不只是英国石油公司，其参股的还有日本三井物业等多家跨国公司。在这种大规模的跨国环境污染案件中，对污染者的追索赔偿不只依据美国国内法体系，还参考了相关国际法。
在国内法层面上，对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侵权诉讼中，美国《石油污染法》、《清洁水法》是主要裁判的依据。美国1990年的《石油污染法》扩大了石油污染的赔偿范围和标准：船舶（包括海上钻井平台）和相关设施负有责任的所有者、作业者和其他主体，应对漏油负责。该法广泛包含了各种受损害的客体，不仅要求英国石油公司对因环境破坏造成的企业和个人的财产损失、政府收入减少进行赔偿，还要求对额外的消防、安全和健康等公共服务费用进行赔偿，而恢复受损自然资源的费用则以修复费用计量而不是当前市价计量，同时允许受害人和相关团体依据其他制定法，向责任者索赔以及政府对责任人的刑事处罚。[3]此外，对于《石油污染法》中关于责任限额设定在7500万美元的这一条文，在其中的1004条第3款第1项的规定也有所补充：负责方的以下行为具有排除责任限额的效果：（1）重大过失或故意不当行为；（2）违反适用的联邦安全、构造或操作规则。据此，对于这一损失远远超出7500万美元的石油泄漏事故的索赔就有法可依。美国《清洁水法》311（33U.S.C.1321）条款也规定：“……发生石油泄漏事故的设施的所有者和运行者应承担严格责任……。”[4]依照严格责任原则，受侵害方只需要证明侵害方的行为与自身受到的侵害有因果联系即可认定责任。根据此法，美国及当地民众作为受侵害方只需提供由于英国石油公司的错误行为，造成了漏油事件这样一个结果，就可以向英国石油公司索赔。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弱势受害民众的利益和防治环境污染。英国石油公司除了承担美国《石油污染法》、《清洁水法》等法律规定的强制责任外，还要面对众多的私人索赔以及特定行业或群体的集团诉讼。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后，已有渔民、租船船长、承运人、饭店、度假村经营者及当地居民提起集体诉讼，要求赔偿其业务或生计损失。除了《石油污染法》和《清洁水法》，美国依据1980年《广泛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中遵循“谁污染谁负担”的基本原则，实行“可追溯的、严格的和连带多方的”责任，由此所涉及的责任人不仅有污染制造者，还可能会牵扯到项目以往的所有者甚至母公司的经理及股东。[5]
在国际法层面上，美国依据《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1984年和1992年议定书之规定：当某一事件在一个或若干个缔约国的领土包括领海中造成油污损害，或已在上述领土包括领海中采取了防止或减轻油污损害的预防措施时，索赔诉讼可在上述一个或若干个缔约国法院发起。还有199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1971年《建立油污损害赔偿国际基金公约》，都为采用诉讼手段解决石油污染事件提供了可靠的程序保障。尽管追究英国石油公司的环境刑事责任并不可能恢复已受破坏的环境或者减轻当地居民的痛苦及损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处罚的力度与公正性，不仅给污染者一个沉痛的教训，也给世人一个警示。
2.美国政府的行政举措。历史上处理类似污染的实践表明，处理进程的缓慢使得受害者通过传统司法途径追索赔偿的努力不仅艰难，还往往陷入“迟来正义”的僵局，而行政力量与司法制度的结合将会使索赔行动更有效率。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后10天，美国政府就确认英国石油公司为事故责任方，应承担一切清污工作和可能的花费。美国政府处理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行政举措包括：
第一，建立应急预案。事故发生后，美国迅速成立了由l6个联邦政府部门组成的漏油应急反应指挥中心“RestoretheGulf”，总体负责应对危机，并且每个州政府都建立了地区意外事故应急预案（简称aCp），这是对已有应急制度的进一步强化，该项预案在应对溢油事故中起了联系所有利益相关方的作用，在有效协调各方力量的同时及时按照当地情况迅速调配物资。[6]
第二，加强政府监管。在政府的督促下，不到两个月，英国石油公司设立了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事故发生当天，奥巴马政府就要求调查机构30天之内拿出事故调查报告。事故发生后，美国政府重建了联邦海底钻探监管体系，增加了监管预算与培训，并提高监管标准以跟得上近海钻探领域的技术进步。另外，政府组织技术专家编写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油污清理技术导则用以指导清污工作的有效进行，同时加强对环境的监控工作，为以后研究提供数据基础。[7]
第三，发动群众力量。美国民众有着强烈的环保意识，政府广泛调动了社会公众力量参与事故处理，如征集商业船只或雇佣当地居民驾驶自有渔船进行出海清污或者救灾货物运输工作等。
三、我国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的对策
美国政府在应对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时所采取的策略、做法值得借鉴。我们必须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加大力度。
1.增强海洋环境保护意识。政府作为海洋环保工作的领导者，需加强海洋管理的主动性，把海洋环境保护纳入重要的管理议程。各级政府要认识到海洋环境保护对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大力进行保护海洋环境的宣传教育，营造保护海洋环境的氛围，提高公众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权益维护意识，使公众认识到“海洋存亡，匹夫有责”。同时实施“海洋保护从娃娃抓起”工程，加强对青少年的海洋环保引导教育，确保海洋环境保护后继有人。要帮助企业转变固有的“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利益”的观念，明确海洋环境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依托，只有保护海洋才能更好地利用海洋。[8]
2.完善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我国的《海洋法》已经实施了近22年，在此期间，海洋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表明旧的法律已经不能适应海洋环境保护的需求，亟需完善。第一，扩大环境污染法律范围并放宽诉讼条件。要允许政府、公众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作为诉讼单位，并且允许受害区域居民提起集体诉讼，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受害者的权益。第二，加大环境污染的处罚力度。（下转第95页）（上接第92页）古语有云：“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可以借鉴美国《石油污染法》提高最高罚款金额，可以有条例补充特殊情形，罚款金额上不封顶。这样才能让潜在的海洋环境污染者有所忌惮。第三，要求海洋开发公司缴纳生态风险基金。政府需认识到海上作业活动的风险性，提前做好应对事故准备，如提出污染标准，要求海洋开发公司预先缴纳生态风险基金等。一旦事故发生，可以预先提取基金进行污染处理工作，以免酿成更大的损失。
3.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的日常监管。海洋生态环境监管工作必须做到事前控制，严加防范。由于海上作业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风险的特点，在海洋开发中政府相关部门的日常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加强对海上作业活动的约束及对企业行为的监督，提高风险应对能力。要调整我国目前的海洋管理体制，明确“九龙治水”中“九龙”各自的职责所在。要通过定期与不定期检查，实时控制海上作业情况。另外，可设立专门的海洋监管机构，加强国家对海洋管理的监控与指导。[9]
4.提高应对海洋环境污染事件的能力。建立海洋环境事故应急体系，包括解决此类事故的法律制度，抢救、协调机制，行政力量的运用，各种社会资源的调度等。同时加紧研发处理海洋环境污染的新技术和监管技术，以跟得上海洋作业活动的发展。[10]通过司法与行政力量的结合以提高污染事件的处理效率。
参考文献：
[1]王社坤,陈若英,王成.康菲漏油事件的法律追问[n].光明日报，2011-09-22.
[2]养殖户损失约13亿，康菲自称未收到索赔要求[eB/oL].新华网，201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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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的后果篇10
接近傍晚，渔民王春洋（化名）拉起早晨放入海中的笼状捕鱼网。轻飘飘的感觉再次让他失望：15米长的“地笼”只捕到2斤左右的光子鱼和米虾。
“这片海就这些玩意儿。”他将小鱼小虾胡乱抓进一个破脸盆，“污染严重的时候，连这个也难捕到。”
小清河是山东省内的一条大型河流，也是2010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之中，全国范围内重点监测的20余条入海河流之一。50岁的羊口镇近海渔民协会会长孙效宝说，光子鱼和米虾原本是很低等的水产，过去人们都不怎么吃，但它们耐污染，还少量存活在小清河入海口。
这天是8月28日，距离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已近三个月。对于生活在渤海沿岸的很多渔民和水产养殖户而言，溢油事故无疑让他们担心。
孙效宝说，去年同期一艘240匹马力的渔船在一个航时（约五天）内的捕获产量为十七八万斤，而今年仅有七八万斤。渔船亏损已成事实，悲观情绪正在渔民中蔓延。
但从事渤海保护的人士知道，更严重的其实是来自陆地的污染。渤海是中国惟一的内海，黄河、辽河、海河三大水系40多河流，携带着GDp汹涌增长伴生的高污染，在过去30多年里不停注入渤海。渤海已成为一个垃圾桶，五分之一以上海水均被污染。
渤海面积仅7.7万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8米，在浩瀚大洋之中只是一只“小海盆”。水体交换缓慢，污染易，治理难。此次海洋溢油，不过是在渤海病躯之上增加了一根稻草。
19世纪著名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将海洋视为“人类生存的最后一条退路”。渤海堪称中国北方的生命之海，而这条“退路”正被辗出千沟万壑；倘若再有不慎，生命之海或遭灭顶之灾。
海纳百污
2005年，渤海约有14％的海水被污染。到了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22％。9000多年来一直秀美动人的渤海，变为如今污秽不堪的模样，仅仅用了30多年
9000多年来一直秀美动人的渤海，变为如今污秽不堪的模样，仅用了30多年。
翻开《2008年渤海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春、夏、秋三幅污染海域分布示意图让人心情压抑――整个渤海近岸，除了河北秦皇岛南、北戴河和大连附近少量海岸线，其余海岸线完全被污染线圈住。
2005年，渤海约有14％的海水被污染。到了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22％。经过近年来的治理，渤海劣四类海水面积从2007年的峰值6120平方公里开始下降，但2010年再次抬升至3220平方公里。其中，天津市海域95％以上为劣四类海水――劣四类水是指被严重污染的海水，其特征为“有一般令人厌恶和感到不快的色、臭、味”。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原副厅长、巡视员王诗成指出，渤海绝大部分污染区域为近岸区，即包括渔业区、旅游区和自然保护区在内的海洋重要功能区。
污染还容易导致富营养化，恶果之一是赤潮频发。在河北昌黎县，今年5月下旬发生了大面积“微微鞭毛藻”赤潮，直至7月上旬才消退。这是该县海域连续三年出现赤潮，当地的扇贝苗也因此出现生长停滞和高死亡率的情况。
到底是什么污染了渤海？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编制组组长夏青在接受采访时直指，污染80％源于陆地。
在中国现代工业发展进程中，渤海发挥了“海纳百污”的作用。小清河的故事或许就是沉重的注释。
8月28日，财新《新世纪》记者乘渔船从羊口镇出发，沿小清河顺流而下10余公里，抵达入海口处。小清河和渤海口呈略混浊的黄色，在太阳下波光粼粼，肉眼看不到明显的污染。
但开船的本地渔民王春洋说：“别被小清河现在这个样子骗了，河和海看上去不脏，是因为2006年、2007年治理过一轮，建了许多污水处理厂。1995年至2006年，你坐船经过的这段小清河以及入海口河水，是全黑的。”
“那个黑色绝对像酱油，老抽比不上，但肯定有五毛钱一袋的那种普通酱油那么黑！”他作了一个掩鼻的动作，“水又臭，又腥，开船有时会头疼。”
王诗成提供的材料显示，2003年小清河水质监测结果中，仅河流源头的睦里庄断面是三类水，其余马鞍山、五柳闸、羊口等15个断面均为劣五类水。
根据国家海洋局相关公报，这条发源于济南郊区、全长237公里、流域总人口1000余万的河流，2010年带入渤海的污染物中，共有11.3万吨CoD（化学需氧量，是衡量水体有机污染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编者注）、252吨氨氮、128吨总磷、500吨石油类污染物、655吨重金属和5吨砷。
这个数据与2006年小清河带入渤海的污染物总量基本相当。当地知情人士说，虽然新建的污水处理厂削减了不少污染物，但不少企业扩大了生产规模。
山东省环保局负责人曾对当地媒体透露，小清河难治，主要原因是排污大户均为省内“响当当的大企业”，不少还是上市公司。无论主流还是支流，造纸和化工等行业的大企业星罗棋布。
像小清河这样的中大型入渤海河流，约有45条。它们分处海河、黄河、辽河三大流域，每一条都是程度不同的小清河。此外，渤海沿岸拥有成千上万的排污口。山东、天津、河北、辽宁三省一市均在环渤海海岸上建立众多工业区，入驻企业多为高污染企业。
面对中国快速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负外部性即污染，渤海被迫照单收纳。
海洋荒漠
在莱州湾，接近三分之二的海洋生物品种灭绝；而那些尚未灭绝的品种，种群数量也呈几何级锐减
王诗成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因为年复一年的超标排污，小清河入海口处相当面积的渤海区域日渐荒漠化，2002年前后已成死海。
回忆起从前的小清河口生态，羊口镇近海渔民协会会长孙效宝百感交集。上世纪80年代前，小清河还是清澈的，羊口人喝水就用桶在小清河里提。小清河入海口方圆二三十海里是渤海的一个重要鱼类产卵场，渔民只需开一匹18马力的小渔船，花上一个航时，用最普通的拖网，就能捕到五六万斤水产。一年不分淡旺季，船船都能满载而归。
“这些水产，当然不是破光子鱼，一船水产至少有十几个品种，有时二十多个品种。捕得最多的是个头二两大的渤海大对虾，半斤左右重的梭子蟹，烟卷那么长的黄河口面鱼，还有昌鱼……只捕贵重的鱼，那时什么毛蛤，根本没人捕，也没人吃。”
讲述这些往事时，他感觉像是一场梦。“那时，有七八个别村的村支书上船来打工。北京、天津、上海等国内城市收购商，甚至日本、韩国客商都等在港口边抢海货……”
之后20多年间，羊口人的美梦被上游的污染吞噬。他们的自来水水源地一再向陆地深处推移。能捕到的小清河海货也日渐变少。水黑了，鱼少了，客商走了，羊口没落了。
到了2002年前后，小清河口几乎无鱼可捕，渔民被迫变卖小马力船，购入大马力船驶离河口捕鱼。一个航时下来只能捕到几箱鱼，鱼虾的个头也变小了。目前，该镇拥有200多艘远海捕鱼船，但渔民们悲哀地发现，整个渤海也没有多少鱼了。
包括王诗成在内的多位海洋专家认为，渤海正在日渐荒漠化――所谓海洋荒漠化，是指海洋生态环境被基本破坏，大部分生物消失甚至没有生物，相当于死海。
上世纪80年代，渤海三湾――山东的莱州湾、天津的渤海湾以及辽宁的辽东湾，尚是中国的黄金海洋渔场，有鱼盆、虾盆及聚宝盆之称，海产品产量占全中国海产的40％强。此外，渤海充当了黄海、东海相当品种水生动物的产卵场，但近年来鱼虾难觅。
王诗成说，在莱州湾，接近三分之二的海洋生物品种灭绝；那些尚未灭绝的品种，种群数量也呈几何级锐减。
他举例说，上世纪70年代整个渤海年产野生对虾4万吨，仅莱州湾就1.6万吨。但从1993年开始，渤海对虾就形不成虾汛了，最少的时候野生对虾年产仅800吨。近几年，渤海对虾年产回升至几千吨，主要是沿海各省人工培育放流的对虾。
在劫难逃
黄河是渤海最重要的入海河流，由于用水量一再增长，入海径流量锐减，导致渤海盐度升高，严重破坏鱼类产卵场和海洋生物生存环境
现有的中国经济模式下，未来一段时期入渤污染物还将继续增加。
实际上，渤海虽经多年治理，陆源排污依然超标严重。2008年，海洋部门共监测陆源入渤海排污口96个，结果超标排放率为82％，其中山东省超标率高达96％。
而且，即使成千上万个排污口全部达标，仍然可能导致渤海严重污染。
王诗成说，环保部门对污水入海提出要达标排放，但他们所用的标准是陆地标准。如钢铁、印刷、造纸等行业各有其排放标准。海洋部门考虑的则是海水水质，按一、二、三、四类水划分海水标准。因此，排放入海的污水即便按陆地标准达标，水质也只能达到是海水二类（较清洁）和三类（轻度污染）。
“要让渤海干净，只以陆地标准来要求是不行的。这样的结果是，环保部门认为污水排放情形越来越好，海洋部门却发现海水越来越差。”
专家们的另一个担忧，是渤海入海径流量锐减。夏青说，此现象导致渤海盐度升高，海洋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黄河是渤海最重要的入海河流，入渤径流量占全渤海淡水来量的四分之三。但其入渤径流量已由1959年的500余亿立方米，锐减至2008年的200多亿立方米，减少了一半以上。根本原因，在于北方人口和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间快速增长，用水量一再增加。
在这种背景下，渤海底部的大部分低盐区变成了高盐区。而低盐区面积的消失，会严重破坏鱼类产卵场和海洋生物生存环境。
此外，渤海海水的氮磷比严重失调。2008年，渤海海水的氮磷比为67，而渤海湾底部、莱州湾底部、辽宁近岸的氮磷比甚至高达200以上。一般认为，氮磷比超过50，会造成生态恶化。
更多的坏消息是，渤海沿岸城市近年来在海边新建众多工业区和港口，渤海海岸线和近海湿地被肆意破坏。
碧海行动告吹
“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实行五年，高调开场，最后不了了之
中国政府部门关注渤海问题久矣。最近十余年，最著名的治理方案当属原国家环保总局主导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
2001年9月，国务院批复“渤海碧海行动计划”，这也是中国在国家层面上首次推出全面治理渤海污染的计划。此前，环渤海的三省一市仅对渤海污染有零星治理。
根据该计划，至2005年初步控制渤海污染，缓减生态破坏；至2010年，渤海环境初步改善，生态破坏得到有效控制；至2015年，渤海环境好转，生态系统改善。
碧海计划的核心，是关停环渤海区域的不达标排放企业，采取建污水处理厂等环保设施，大力削减陆源污染物排放入海。从2001年至2005年，原国家环保总局联合三省一市，投资各种项目近300个，资耗300多亿元。在此期间，环保系统高层屡屡对媒体释放利好，称渤海污染初步控制，对计划抱有信心。
然而，在国家海洋局的海洋环境公报中，渤海污染仍在加剧，生态仍在恶化。
2006年8月，由国务院召集的渤海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坦承，渤海污染物入海总量居高不下，污染面积扩大，赤潮频繁出现，重大污染事故时有发生。
此次会议，事实上宣布了碧海行动计划的失败。“以后没人喊停，也没人说继续实施，这个计划反正就是不了了之了。”一位知情的业内人士说。
多位专家分析说，环保部门当初过多考虑陆地，忽视了海洋，而陆地上达标排放的水实际上仍是污水。此外，即便按照陆地排放标准，2001年至今沿海排污口和入海河流的超标排放率也始终居高不下，多在70％以上。
当然，一位业内专家认为，不应否定碧海行动积极的一面。放到今天，陆源污染仍是渤海问题的“牛耳”，环保部门当年的思路并没有错。但问题是，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控制陆源污染事实上非环保部门一己之力可为。
渤海管理体制有“九龙闹水”之说，牵涉九个部委。例如，除了企业在向渤海排污，还有建设部旗下的市政排污和污水处理厂建设，农业部范围内的农业面源污染，水利部管辖的陆上河流污染、滩涂治理等。部门之间彼此推诿等情形并不少见。
夏青表示，中国政府部门在渤海治理上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如今的共识是渤海环境问题是一个立体式的问题，从山顶到河流，从陆地到海洋的一揽子环境问题应予系统看待。解决渤海治污问题一定需要九部委合力，不能只靠环保或海洋部门。
渤海十字路口
一边是渤海污染治理，一边是污染和生态破坏。治理非常艰难，其速度能否赶上污染的速度还很难说
碧海行动黯然出局，取而代之的是《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下称总体规划）。2006年8月那次国务院会议之后，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联合海洋、环保、水利、农业、财政等九部委，以及沿渤海三省一市共同编制总体规划。
2008年初，这一规划颁布。总体规划编制组组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夏青说，总体规划的思路是陆海统筹，合力治污。“这种做法已被称为渤海经验，中国近岸四海的‘十二五规划’都是类似思路。”当然，渤海治污的决定性前提仍是陆上流域治理，“陆上水清之日，才是渤海变清之时”。
与碧海行动相比，总体规划更加务实。它没有设定治污时间表，也没有设定具体目标。“一定要注意，总体规划没有设立明确的目标，没说到某年就达到多么美好的目标。”夏青解释，一是必须承认陆上污染源确实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治理好；二是各部委的数据对不上；三是对氮、磷等污染源治理还没有找到明确有效的办法。
对于总体规划，各方专家多认为其质量较高，但普遍怀疑各部门之间争利避事，难以真正合作，“九龙闹水”局面再现并非不可能。
“你可以想像，一边是污染和生态破坏将继续，另一边是渤海污染治理。但治理非常艰难，其速度能否赶上污染的速度，还很难说。”一位海洋专家如此表达他的悲观。
事实上，仅从技术角度看，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渤海能够恢复昔日海碧水清、鱼虾成群的情形。日本和北欧国家都曾经历工业高污染时期，前者的濑户内海和后者的北海均受到过严重污染，差不多到了鱼虾灭绝的境地，经过治理后均恢复了良好的生态。
当然，王诗成认为，渤海治理比濑户内海要难，后者面积约为渤海三分之一，并且海水比渤海深，与外海交换能力比渤海好；此外，日本国土狭小，陆源污染没有渤海这么复杂。
在西方国家的环境治理范例中，几乎都离不开恰当的环境法规和严格的执法。正因为此，近年来不少学者呼吁为渤海立法。
夏青则认为，为渤海立法是好的想法，却并非渤海治理的关键。在法治观念不强的背景下，一部法律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多位学者指出，行动也好，规划也罢，抑或立法，对渤海治污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关键在于，当政者是否痛下决心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牺牲一些经济速度来保护环境。否则只会沦为庸医抓药，一服没用再换一服。